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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作者：关河五十州
内容简介
 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超大、耗时超长的一次军阀混战。它也是在北伐后新军阀间问鼎中原的终极逐鹿之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走向。在这段堪称民国版的春秋演义中，各色人物、各路豪强纷纷登台亮相，国民党军政界数得上号的大佬名宿都赤膊上阵。种种机谋权变、纵横捭阖，各种势力分化组合令人目不暇接。借此战役蒋介石虽取得了名义上的对全中国的支配权，但中国的整体国防力量遭受了严重削弱，国民党内部派别纷争依然剧烈，这使中国在日后面临日本侵略时，不得不吞下由此酿成的苦果。 本书作者在掌握了大量独家史料的基础上，以耳目一新的表现手法和叙述方式重现了这段光怪陆离的历史。其中，对各种机谋运用的解读入木三分，对时局的分析见解独到。同时把各色人物性格表现刻画得淋漓尽致，比如阎锡山的精于算计，新桂系的志大才疏，冯玉祥的外宽内忌，张学良的作壁上观。尤其是对蒋介石何以能在一开始并不占优，甚至是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最终胜出，其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策略的运用，识人用人的独到之处等方面都给予了颇为精彩的评说。 

第一章 关键时刻
当蒋介石又一次处于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在南昌迎来了黄郛。
黄郛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李宗仁那时在蒋介石手下任江左军总指挥，他经常可以在司令部内见到许多陌生面孔。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张群，另一个就是黄郛。
初次见到黄郛，对方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
黄郛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辛亥革命时，蒋、黄一起参加过光复上海之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虽然黄郛是老同盟会员，但从未加入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任何党派，不仅如此，黄郛后来还在北洋政府迭任过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来，武昌和九江的舆论对黄郛大加排斥似乎并不冤枉。
当然了，只要蒋介石出面说话，其他人再啰唆和不满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张群已经在总司令部做了总参议，但黄郛并未被授予任何职务，那他来南昌干什么？
<h2>万全之策</h2>
事实上，黄郛一直都与蒋介石有着比较密切的书信往来，并且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开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南昌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均视之为敌，好听点说他是“拥兵自重”，难听点就直接指责为“新军阀”。另外，蒋介石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也不足。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时一共有八个军，其中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跟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而且蒋介石还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实仅有第一军第一师。显然，当时的蒋介石要想问鼎中原，难度着实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过，所以才会在日记中写道：“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
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出一个万全之策，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说：“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
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邀其南下，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
思虑再三，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渡过难关。他首先途经上海，通过和自己的故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接着，在张群陪同下，他又来到南昌，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共底于成”的策略。
“共底于成”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事、社会人心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离俄清党”。
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他说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导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
黄郛的意思是，蒋介石只有改变“联俄联共”的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进而问鼎中原。
黄郛的这一番宏论，对蒋介石而言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着手开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备。
其时，中共羽翼未丰，手上连枪杆子都没有，相对而言，“清党”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离俄”。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在广东再度崛起，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黄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如今鸟尽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谈何容易。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这就是从清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策略。
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为支持对象，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黄郛的分析，“中国两个邻居（指日本和苏联）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局面。
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工作，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在黄郛的牵线搭桥下，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行会晤，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并将断绝这种关系。他告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这一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愈发激化，也更加坚定了他“表明态度”的决心。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天便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宁案”），英美两国以在宁侨民遭到北伐军的侵犯和劫掠为由，下令在长江上停泊的军舰对南京城实施炮击。
日本在“宁案”中也有损失，但日本政府禁止其军舰开炮。据说日本舰队司令在军舰驶回上海后即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由于奉令不准开炮，以致海军保护侨民不周，这让他无面目再见国人。
日本政府在“宁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与之前对蒋介石达成的谅解有很大关系。当时一般舆论对“宁案”的解读，大多归结为列强对北伐军的挑衅，也有说北伐军部分士兵违纪，或者是北洋军乔装后故意嫁祸北伐军。
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他立即向蒋介石进行了传达。
“宁案”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一场重大考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有一天晚上，黄郛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临行还特别关照家人带上铺盖，准备万一时间太晚，就留宿于蒋介石处。
黄郛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抓住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在外交上争取日本的支持和英美的谅解。蒋介石表示完全认同，他对黄郛说：“膺白兄，现在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h2>信任已成力量之人</h2>
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
币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所有锋芒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
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然不是蒋介石和它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
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介石马上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行动。4月11日，他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周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至此，宁汉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
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5月31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东的南面门户徐州。
不过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
6月10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及十几万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可以说他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边，哪一边的胜算就更大。
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军。
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
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
现在没有什么比把冯玉祥拉过来更重要了，但问题是汪精卫已经走在了前面，何况蒋介石与冯玉祥又素无交往，两人甚至从没有见过面，就算是要给对方送金赠银，都不知道该从哪个渠道着手。
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资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
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清末时就担任混成旅旅长，但他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
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和冯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大——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迭任要职，还出版过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统军事教育，但却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滦州起义，用当时南方流行的话来说，即“很爱国”。
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好感。
黄郛经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从这句名言中的“宏”出发，他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交友观和用人观，这就是他曾向蒋介石提出的“任方面”。
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绩。
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
<h2>精诚所至</h2>
黄郛在北方军政界拥有很高地位。冯玉祥对他也很关注，尤其对黄郛出版的“一战”专著极为欣赏，曾买了数百本让部下阅读。这些部下中有人后来见过黄郛，竟然还能背得出书中的几段警句。
黄郛后来经人介绍正式与冯玉祥相识。当时冯玉祥正以陆军检阅使的身份率部驻扎北京南苑，他邀请黄郛定期去南苑军营，为他本人及其营以上军官讲授军事学，以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从北平到南苑，一个小时车程即可到达，但那段道路崎岖不平，黄郛向有胃病，来回两个小时颠簸下来，经常捂着肚子叫痛，并且许久都说不出话来。
尽管家人多次劝他告假，然而黄郛仍坚持不懈，他说：“这个集团可能是为北方工作的唯一同志，彼此必须认识了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让他们）多认识本国及世界形势，或者可以少误国事。”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黄、冯关系日益密切，两人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有一次黄郛讲演结束，请冯玉祥指派一些部属到家里吃顿便饭。虽然请的是晚饭，但客人们很早就从南苑赶来北京，并且转述了冯玉祥关照的话：“黄先生（黄郛）不是空闲着的人，他为爱国肯来指导我们，北京城里有地位的人谁还会像他那样？你们早点去，谢谢他。”
黄郛的工夫没有白费。就在他和冯玉祥结交的那一年，冯玉祥朝“已成力量之人”更进了一步。当年美国《每周评论》发起民意测验，在“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中，冯玉祥得票仅次于孙中山，名列第二，超过了他的上司、直系首脑吴佩孚。
眼见“首都革命”的时机逐渐成熟，黄、冯经过多次密谋，决定发起政变。通过政变，冯玉祥罢黜了“贿选总统”曹锟，解散了声名狼藉的“猪仔国会”，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以实际行动将自己从北洋系统中割裂开来。
很多时候，政治家的私人情谊也是难得的宝贵资源。虽然“首都革命”形成的局面并没能维持太久，但黄郛却因此与冯玉祥建立起较为深厚的信任关系。这一点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南京政府的国民党要员，不管老的还是新的，与冯玉祥的关系都不深。
在武汉政府已向冯玉祥投去“甘辞厚饵”的情况下，黄郛出面稍一斡旋，冯玉祥就答应蒋介石的邀请，到徐州与其见面。
1927年6月19日晨，蒋介石沿陇海线专车西上，在郝寨车站欢迎冯玉祥。一时间，郝寨车站的站台上冠盖如云，众人都屏息以待，静候着那个传说中的重要人物到来。
等了很久，西面才传来数声汽笛，一列火车缓缓驶进了月台。
军乐队赶紧奏起欢迎曲，按序排立在月台上的蒋介石等人也急忙整肃衣冠，并纷纷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前面的车厢是“花车”，也就是有豪华装饰的高级车厢，里面有卧室、起居间和饭厅。大家认为这一定是冯玉祥坐的，但是左瞧右瞧，发现全是冯玉祥的文武随员，唯独不见冯玉祥本人的影子。这些随员见月台上的人伸首窥探，便知道是在找他们的老大，遂用手指了指后面的车厢。
大家一齐向后走去。令人诧异的是，后面的车厢并非客车车厢，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以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里面既无窗户也无桌椅。
等铁皮车驶近了，只见一个布衣敝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向着众人招手，原来他就是冯玉祥。
车停了，众人一拥上前，逐一与冯玉祥握手寒暄。蒋介石等将领均佩剑着冠，衣着鲜亮，而冯玉祥穿的是一套粗布军服，且腰束布带，足踏布鞋，二者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
这是蒋、冯第一次见面。老冯当时眼中的老蒋是这个样子：四十岁左右，整个人瘦瘦的，两只眼睛都凹了进去，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
虽然彼此都觉得对方的形象有些别扭，可是由于前面做了铺垫，会晤的气氛还是不错的。冯玉祥抵徐后，下榻在花园饭店。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
趁谈得高兴，蒋介石便提出来，希望冯玉祥能帮他们打武汉。冯玉祥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请求，先前汪精卫也是这一套，当然是反过来，让他帮武汉打南京。
在已经收了汪精卫好处的前提下，冯玉祥决定两不得罪，谁也不打。他对蒋介石说：“若是我们自己打起来，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又何以对得住中国的人民！不论如何，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你们自己打。我恳求你们是共同北伐，先打倒我们的敌人，这是重要的事。”
第二天，南京政府的一批文官、元老也专车抵徐，参加与冯玉祥的会商。会商过程中，冯玉祥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一方面竭力赞同北伐，另一方面在宁汉对立上力主“调解”，并且说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分共”，国民党内部不能再进行自相残杀了。
蒋介石至此不再提及让冯玉祥打武汉的要求。晚宴上，冯玉祥一语惊人：“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集会！”
<h2>紫气东来</h2>
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来又赴苏联考察，这让他在北方军人中几成异类。张作霖和吴佩孚都说：“南方的‘赤化头子（南赤）’是蒋介石，北方的‘赤化头子（北赤）’是冯玉祥。”
冯玉祥的惊人之语即出此典。他由“南赤、北赤”开始借题发挥：“我们哪里赤呢？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子，决不像张吴（张作霖、吴佩孚）两个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
有蒋介石“师爷”之称的吴稚晖心领神会，立即呼应道：“今天这里是紫气东来！”
6月21日，蒋介石拿来拟好的一份电报稿给冯玉祥看。冯玉祥看后无异议，便与蒋介石共同在电稿上签了名，这就是“马日通电”（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
“马日通电”出自于黄郛手笔。黄郛自始至终参加了徐州会谈，他起草的这份通电有两个内容最为重要，其一是要武汉政府早日送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其二是呼吁宁汉合流，共同进行北伐。
生意场上，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蒋介石为“马日通电”付出的代价是，允诺每月拨助冯玉祥军费两百万元，并预请冯玉祥将来任军政部长之职。
冯玉祥从徐州返回郑州后，即将“马日通电”发出。武汉政府顿时陷入孤立和被动，汪精卫曾经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以“左派领袖”的面目与蒋介石进行抗衡，如今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宣布“和平分共”。
宁汉合流，但未能合作。吃了亏的汪精卫以“在夹攻中奋斗”为口号，派张发奎率粤军“东征”，武汉政府也准备随之东迁。为了抵抗“东征”，蒋介石将徐州前线的主力部队全部调回南京进行防御，结果造成徐州空虚，被孙传芳趁机予以攻占。
有人建议缩短战线，退守淮河，但蒋介石认为徐州乃战略要地，放弃徐州，势必助长北洋政府和武汉的气焰。他调来嫡系的第一军两师，亲自指挥对徐州发起反攻。
出师时，蒋介石誓言说，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可是事与愿违，不但徐州没有打下，而且败得很惨。
徐州反攻战的失败，让蒋介石认识到不搞定武汉就无法分身北伐。于是他召来负责前线指挥的何应钦和白崇禧，商量西征讨汉事宜，不料白崇禧却不愿服从命令，而主张与武汉讲和。
蒋介石闻言非常生气，他愤然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讲和好了。”
白崇禧话一出口，就让老蒋栽了个悬梁的大筋斗：“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又说：“总司令太辛苦了，应当休息休息，让我们试试看吧！”
蒋介石立刻意识到白崇禧并非出言无意，实际上是在“逼宫”。
“逼宫”不是偶然的，这是新桂系蓄谋已久的一次突袭行动。新桂系的“新”，乃是相对于已被他们扫荡清除的老桂系而言。在这支崛起于广西的新兴地方军事集团中，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居一、二把手的位置，时人也常以“李白”并称。
“李白”的桂军第七军在北伐军中占据八分之一，蒋介石对他们不能不重视。李宗仁可以时常出入于总司令部，见蒋介石从来无须预先约定。他们谈话有时是为了公事接洽，有时只是一般的聊天。有一天李宗仁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和他闲聊时，蒋介石突然问他：“你今年几岁了？”李宗仁回答：“三十七岁。”蒋介石便说：“我大你四岁，我和你换帖。”
所谓换帖，也就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李宗仁连忙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也不应再讲旧的那一套哇！”
蒋介石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蒋介石说着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兰谱。
李宗仁又推辞：“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一边说，一边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
蒋介石站了起来：“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他抢上两步，把兰谱塞入了李宗仁的军服口袋，并叮嘱李宗仁也写一份给他。
李宗仁回去之后，把蒋介石所写的兰谱拿出来一看，上面除了一般兰谱所共有的生辰八字，以及一般如兄如弟的例行文字外，还有蒋介石自己撰写的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蒋介石写完誓词，郑重签上“蒋中正”三字，另外附有“妻陈洁如”四字。
<h2>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h2>
换兰谱，拜把子，甚至结为儿女亲家，只是当时南北双方要人拉近彼此关系的习惯做法。新桂系不是这样，他们强调的是团体，从李宗仁到白崇禧，再到留守广西的三把手黄绍竑，三人都没有金兰结盟，所以李宗仁本身对与蒋介石结拜这件事并不是很热心，除了老婆外，也没向任何一个人提及。
然而蒋介石却是认真的。他对李宗仁说：“你要写个帖子给我呀！”过些日子又继续追问：“帖子写好了没有？”李宗仁被搞得很难为情，实在推托不了，他便支吾着说不知道如何写法。蒋介石想了想说：“那你就照我给的那种方式写吧。”
蒋介石如此一说，李宗仁也就真这么做了，而且竟然一字不改地把蒋介石的四句誓词又照抄了上去，只是署名改为“李宗仁，妻郭德洁”。
白崇禧也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赏识。白崇禧原在第七军任参谋长，蒋介石筹组北伐军司令部时，就提议把白崇禧调升司令部参谋长。他找李宗仁商议，李宗仁还颇觉意外，说：“恐怕健生（白崇禧）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蒋介石则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最后内部探讨下来，决定由资历较深的李济深担任参谋总长，由白崇禧担任副总参谋长。李济深在广州留守，其职权由白崇禧代行，所以北伐期间，军中仍呼白崇禧为“参谋长”。
新桂系与蒋介石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四一二”前后，北伐军除留守广东的一个军外，其余开到前线的七个军大部分都反对蒋介石，倾向于武汉政府，只有新桂系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站在蒋介石一边。这种情况连老外都很清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前，上海工部局日报就曾有过这样的报道：“据准确之观察，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帮助蒋介石。”
从蒋介石最有力的支持者，逆转成为最迫切的反对者。旁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从北伐一开始，这一阴影就已经留在了当事者心中。
当初，李宗仁曾要求把桂军编成两个军，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只允许他编成一个军，也就是第七军，并且没有在财政、军需方面给予任何补助，第七军的装备、给养完全由广西自行解决。
如果说这是因为广东政府本来就如同空架子，没有很厚的底子作为支撑，尚情有可原外，下面发生的事就很容易让“李白”感到不快了——广东政府从苏联运来一批军火，包括步枪一万多支、重机关枪一百挺，李宗仁几经交涉，蒋介石也只肯分给第七军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四挺，其余的大部分为第一军所有。
北伐之初，“李白”尽管对此不满，但他们作为地方军队，需要在蒋介石的北伐革命大旗下谋求发展，所以暂时只能把怨气放在肚子里，对蒋敢怒不敢言。
其实蒋介石那时候也是有苦说不出。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他必须经常让自己的嫡系部队承担最艰难的作战任务，否则就难以调动桂军、湘军、粤军等其他非嫡系部队。在武昌久攻不下时，他甚至对刘峙等亲信部属说出了“虽至全军覆没，积尸累邱，亦非所恤”一类的狠话。
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能够让蒋介石获得非嫡系部队及其派系的应有尊重，反而在作战不利时，还得蒙受各方指摘。与此同时，蒋军在战斗中受到的严重削弱，又使其难以得到快速发展。蒋介石在日记中大叫撞天屈：“我忠勇将士死亡过半，牺牲程度如此之大，而反受人讥刺，中正（蒋介石名中正）之罪尚能自赎乎？”
相比之下，其他非嫡系部队的发展倒大大超过了蒋军，其中桂军就由一个军变成了两个军（第七军和第十九军）。随着羽翼渐丰，“李白”开始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
到这个时候，蒋介石对“李白”的重用，便有了新的解读。在“李白”看来，蒋表面上信任他们，实质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指挥第七军，就连蒋让白崇禧当副总参谋长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
白崇禧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私心重，偏爱第一军，容易引起其他各军的不满，由此引起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处理，这个参谋长很不好当。
白崇禧还说到，老蒋为人刻薄，事情不论大小都要由蒋一个人决定，他作为参谋长每走一步都必须向上请示。在这方面，蒋、白确实常有冲突和矛盾，比如有一次北伐军在江西缴了孙传芳部队的三万多支步枪，白崇禧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打算将这批枪支分发给各军，以补充他们在作战中的损失。
蒋介石没有作声，过后白崇禧却还是自作主张地将枪支分发了出去。蒋介石当然很不高兴，认为白此举是为了讨好各军，以树立个人的威信。在同一些国民党元老谈话时，曾说白崇禧“办事越出他的职权范围”。
其实就算没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李白”也不会甘于久居人下。毕竟桃园结义也罢，千里马、伯乐也好，与团体利益一比，分量都轻了。
新桂系反攻的架势已经摆好，蒋介石在徐州反击战后的不利处境，则正好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集中发难的机会。
<h2>这还不是兵变吗？</h2>
白崇禧要往老蒋眼里插棒槌，这根棒槌搁不搁得住，就看旁边的何应钦如何反应了。
何应钦时任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在所谓的“黄埔系”中，俨然蒋、何并称，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从黄埔时期开始，蒋、何就有了默契合作，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尤其在第一次东征的棉湖之役中，当蒋介石的指挥部被包围时，何应钦曾亲自督队冲锋，挽救危局。那一天后来还被蒋介石定为他和何应钦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在此之前，何应钦对蒋介石一直是言听计从，蒋介石对何应钦也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之感。如今遭到白崇禧的“逼宫”，蒋介石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何应钦身上，他希望何应钦赶紧站起来，即便不扇白崇禧一个漏风掌，起码也得让对方噎到话都说不出来。
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应钦居然一声不吭，对老上司的求助暗示视若不见。
蒋介石的脑袋顿时蒙了，他气得当场拂袖而起：“好，好，我这就走罢。”
回到寓所后，蒋介石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达半小时之久。第一军虽然被称为他的嫡系部队，但实际上该军只有刘峙一个师算是绝对忠诚于蒋，其他两个师都不太靠得住，如果身为军长的何应钦再不表示支持，确实就完蛋了。
直到此时，蒋介石仍然不愿相信，在自己再次遭到“包围”，政治生命即将面临覆亡危险的时候，何应钦真的会见死不救。
考虑再三，他传来侍卫长：“你打电话请敬之（何应钦字敬之）来！”
何应钦接到电话后随即赶到蒋介石的寓所。蒋介石尽量用很亲切的语调问他：“敬之，你以为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的提议如何？”
何应钦回答道：“在当前形势之下，我也只能同意他们的建议。”说完，就返身告辞而去。
蒋介石把何应钦看成左右手，可是何应钦却有另外一番想法。他自认与白崇禧私交甚厚，不愿轻易与之翻脸，而且以他的眼光来看，徐州新败，南京政府腹背受敌，这种情况下，若再与武汉交锋也确实不智。
显然，今日之鲍叔已非昨日之鲍叔，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失望和愤怒。
见蒋介石已完全落于下风，南京政府的军人都纷纷站到了新桂系一边，有人甚至说：“不管长衫佬（指吴稚晖等文官）赞成与否，我们主张与武汉合作。”
为了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蒋介石想到以辞职相威胁。“师爷”吴稚晖则赶紧召集在宁要员开会，要动员大家对蒋介石进行挽留。
会上，吴稚晖首先发言，不外乎是目前正在北伐，蒋介石又担负北伐的军事主责，所以绝不可以辞职云云。他刚刚坐下，何应钦就站起来说：“总司令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
接着白崇禧也站起来发言：“革命是大家的事，总司令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
相对来说，李宗仁的话算是比较客气：“请总司令自决去处。”不过他的实际意思其实和何、白并无不同。
吴稚晖仍想站起来替蒋介石说上几句，有人从背后伸手拉了他一把，用嘴对着他的耳朵低语道：“这还不是兵变吗？你不要老命啦？”
“兵变”的一个明显迹象是，在召开会议之前，李宗仁已经把第七军部署在了南京以西，同时又联络反蒋的周凤岐，让后者派部队进入南京外围，从而对南京城形成了包围。
蒋介石明白大势已去，只好主动表白，说他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会议遂不欢而散。
8月13日，在“李白”的逼迫下，蒋介石通电下野。刚刚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的黄郛与蒋介石共进退，几天后也宣布引退。
<h2>能忍人所不能忍</h2>
蒋介石下台后，冯玉祥连电宁汉双方调解，汪精卫也表示论事不论人。宁汉对立的局面松弛了不少，于是李宗仁决定前往武汉商谈宁汉合作事宜。
这时孙传芳已陈重兵于江北。北洋军在浦口隔江炮轰南京，炮声终日不绝。李宗仁所乘的“决川”舰无法在下关江面停泊，他们乘夜间跑到下关上游约二十里的江面，以芦苇为掩护，才得以安全登船。
8月22日黎明，“决川”驶近安庆江面。晨光熹微中，李宗仁发现长江南北堤岸上分布着许多武汉方面的部队。过安庆时，两岸的唐生智部队更多，不仅岸上有络绎不绝的步兵，江面上也出现了载运辎重及火炮的运输船只。
安庆连同整个安徽在内，早就被新桂系视为俎上之肉，但因为徐州失守，第一、七军均调驻南京，安庆附近并无驻兵，武汉部队占据安庆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部队并不属于原先“东征”的张发奎。张发奎因追击南昌起义军已经跑到广东去了，现在占领安庆的是唐生智。
李宗仁对此自然极不满意。在庐山会谈时，他特地强调了沿途所见的情形，并坚决要求唐生智停止东进。
李宗仁讲完后，汪精卫便说：“德邻同志（李宗仁字德邻）的报告已十分详尽，所说各点也极合情合理，希望大家研究……”他把目光移向唐生智：“孟潇兄（唐生智字孟潇），你能否考虑把东下的部队暂时停在安庆呢？”
唐生智回头看了一下汪精卫，接着又把视线转移到李宗仁的脸上，最后斩钉截铁地说：“我的部队绝不能在安庆停止……至少要开到芜湖！”
与蒋介石的不怒自威相比，汪精卫比较有亲和力，谈话过程中风度翩翩，彬彬有礼，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同时他的口才也十分了得，语言简练清晰，层次分明，很少有废话，每次演说的记录不需删改，便是一篇好文章。据说当时的青年人初次见到汪精卫，很少有不被他折服的。
可是乱世之中，亲和力也是需要实力依托的，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汪精卫不掌兵权，张发奎曾是他依赖的主要骨干力量，张发奎一走，他就只能依恃唐生智。唐生智当场不给面子，让他十分尴尬，连平常口惹悬河的舌头也变得不好使了。
见汪精卫一声不吭，两手搓个不停。众人只好把目光都集中在李宗仁和唐生智身上，李宗仁停了半晌才说：“孟潇兄，你的军队如果开到芜湖一带，江南军心、民心都要惶惑不安，江北的敌人也必乘机渡江啊！”
唐生智把两眼一瞪：“我可不管这些！”
李宗仁不得已而求其次：“那你的军队能不能在安庆暂停一下呢？”
唐生智摇摇头：“安庆没有粮食能供给大军所用，我军必须到芜湖！”
李宗仁又建议唐生智把兵北调到巢湖，说芜湖只是米市，巢湖才是真正的鱼米之乡，而且这样还可以北上截断津浦路，与南京方面形成呼应。
要让唐生智把即将到嘴的肥肉给吐出来，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唐生智板着个死人脸，一字不饶地说：“李同志（指李宗仁）说的话不可靠，……我有我的计划，别人用不着管！”
唐生智执掌的是湖南湘军。在依附广东革命军之前，他被吴佩孚逐出长沙，并准备自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退。李宗仁已先一步在革命军阵营中“入伙”，接到唐生智的求援电后，他立即派援兵将吴佩孚阻遏于衡阳。
按照李宗仁的说法，他因担心桂军的力量独力难支，又积极促成了援唐北伐。不仅如此，唐生智能够在刚刚“入伙”的时候就担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也有李宗仁的一份推荐之功。
李宗仁后来回忆初次见面的情景，他还记得那时的唐生智身材高大，留一撇北洋军人常爱留的八字胡，一上来就和他握手言欢，谈笑风生，并且还说要报答他。
时间过去并不是很久，唐生智那可爱的八字胡还在，但人却变了。当然不是现在才变，自打攻入武汉起，李宗仁就感觉到了。
随着湘军实力的恢复和扩大，唐生智开始变得不可一世，并隐隐然以清末曾国藩的后继者自居。因为桂军起自于从前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唐生智便以“老长毛”呼之，还称两湖、三江一带加入桂军的新兵为“新长毛”。到武汉政府预备“东征”，唐生智更是以“打倒老长毛”来号召部属。
加上这次庐山会谈中唐生智表现出的蛮横态度，李宗仁得出的结论是，他已经彻底翻脸不认人了。
想想这小子以前为吴佩孚所败，穷途末路时，对我是何等地卑躬屈节、摇尾乞怜啊！一旦羽毛丰满，便立刻反噬，实在可恶至极！
猴子拉稀，小人儿也会坏肠子，李宗仁对唐生智愤恨不已，但他并没有当场发作。在广西，李宗仁能被公认为新桂系老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认为他“器量宽宏，能忍人所不能忍”。说白了，也就是比一般人更善于打利害算盘，知道什么时候得夹着尾巴，不轻易干有损于自己利益的傻事。
见唐生智不肯相让，李宗仁强压胸中一口恶气，不再与之争执。在他的要求下，汪精卫另派谭延闿、孙科随其回宁，以便显示“宁汉之间误会已冰释”。
<h2>宝刀未老</h2>
李宗仁一行乘舟东返，在到达芜湖江面时，突然有数十艘帆船从上游急驶而来。船上的人分排就座，一看就是孙传芳的北洋军，其中离得最近的一艘帆船仅仅只相隔二十米。
李宗仁以作战勇敢顽强著称，人送外号“李铁牛”。面对意外状况的出现，他丝毫不惧，反而还在甲板上大声喊道：“你们是敌人，赶快缴械！”
对方的那艘帆船一声不响，直到两船距离拉近至七八米，一个连长模样的人才一跃而起。只见他从船夫手中抢过竹篙，然后高高举起，想用竹篙一头的铁钩来钩“决川”的船沿，与此同时，他还招呼自己的士兵：“冲锋，登船！”
千钧一发之际，李宗仁大声向卫士们下令：“这是敌人，快开枪！”
李宗仁的警卫排全部配备驳壳枪，立即与北洋军展开短距离的隔船互射。一时间，烟雾弥漫，弹药横飞。
李宗仁和孙科、谭延闿原来都站在船侧的走廊甲板上，此时赶紧避入舱房。孙科、谭延闿一文一武，孙科是个纯粹政客，吓得满地躲子弹。谭延闿任第二军军长，长期督领湘军，且少年时即喜骑射，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他和李宗仁一道凭窗观战，见有一名副官枪法不准，老是打不中，就对那副官说：“你把驳壳枪给我！”
谭延闿年近五十，却宝刀未老，接过驳壳枪后弹无虚发，迎面冲过来的敌船竟然被他打得人仰船翻。
这时归“李白”指挥的陈调元正驻军芜湖，闻讯也派了一个机枪连前来援助。北洋军队虽然船多，但火力被完全压制，最后有的沉没，有的逃回岸边，一场水上枪战宣告结束。
李宗仁把庐山会谈的情形简要地跟陈调元说了一下，陈调元也告诉李宗仁，唐生智确有东下迹象。两人分手后，陈调元果然接到唐生智的一封信，信中让陈调元把芜湖让开，不要阻止他东下之路，以免“误会而发生意外”。
陈调元发来的电报，让“李白”又气又急，但他们还是告诉陈调元，如果唐生智真的逼近芜湖，就立即率部向南撤退，避免与之发生冲突。
“李白”已经顾不得跟唐生智计较了。因为他们正面临着比芜湖遇险更为惊心动魄的形势——孙传芳从龙潭南渡，直逼南京。
孙传芳的部队素来能战，是北伐军的头号大敌。此次孙传芳又效仿项羽的“破釜沉舟”，亲自在龙潭督战，因此其攻势极猛。相比之下，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自蒋介石下野后，士气和斗志都受到很大影响，负责防守南京的第一军各部禁不住北洋军的猛烈冲击，几乎到了溃不成军的程度，而因为通信断绝，何应钦又无法通知和指挥沪杭线的其他部队。
当防守部队溃退至南京城外时，城郊也同时出现了孙传芳的便衣队。南京城内闻风震动，一片混乱，政府机关、党部、报馆纷纷将招牌取下，国民党的相关人员随时准备在城破前逃往汤山。谭延闿、孙科同样惶惶不安，他们一个晚上给李宗仁打了几次电话，向他探询前方战况。
谭延闿在芜湖遇险时尚如英雄出世，此时也颇有些后悔随李宗仁来到南京，他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你莫不是要把我们请到南京来当俘虏哇？”
当时南京军事实际由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共同负责。白崇禧因筹军饷已去了上海，李宗仁见情形危急，连忙前去第一军指挥部寻找何应钦。
民初的南京只有一条马路，其余街道都不能通汽车。当李宗仁乘汽车到达总指挥部所在的巷口时，发现那里人声嘈杂，行李堆得满巷都是，似乎正在做撤退的准备。
<h2>何婆婆</h2>
看见李宗仁到来，指挥部人员均让路敬礼。李宗仁问道：“你们的总指挥呢？”众人齐声回答：“在里面，在里面。”
李宗仁走进指挥部，却见何应钦正在办公室内吩咐参谋整理文件和行囊。他忍不住叫道：“何敬公（何应钦字敬之）！为什么搬行李出发呢？”
何应钦一抬头，看见是李宗仁，脸上便现出了忸怩不安的神态：“德公，这样早！我原打算就到你那里去辞行，我要出城收容部队。”
李宗仁是在子弹中泡大的，这点虚招哪里瞒得了他：“现在战局这样紧急，收容部队应由师长负责，何须总指挥亲自出马？况且你行李都捆绑好了，人员全都集合在巷子里，这不是准备出发开拔了吗？”
何应钦见搪塞不过去，只好摊牌：“你看，我的军队不能打了，我怎么办呢？总司令下野之后，军心涣散，他们不打，我有什么办法？”
李宗仁哪里肯放他走：“首都（指南京）存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事！”
何应钦一脸苦相：“德邻兄，我的军队打不得了呀！”
李宗仁顿时声色俱厉：“敬公，你真要走，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何应钦见李宗仁脸色都变了，赶紧说：“你要我不走，我不走就是了。你要我怎么办？”
李宗仁把心一横：“你的军队不能打，让我的军队来打，好吗？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绝不能离开南京！在这紧要关头，你一走，必然影响民心军心，南京就守不住了……你快叫他们把东西搬回总指挥部来。”
何应钦在军中有“何婆婆”之名，常给人不够刚猛的印象，但若有人从旁施压，亦肯拼死坚持，过去棉湖之役就是如此。见李宗仁如此坚决，他马上吩咐自己的副官：“不走了，不走了。叫他们搬回来。”随后便与李宗仁同车赶往军委会，一起商讨如何发起反攻。
此时一个巧合帮了他们大忙。原来白崇禧在从上海返宁途中，被阻于无锡、镇江之间，正好可就地调动沪杭路的第一军向龙潭反攻，以此形成了对孙传芳东西夹攻之势。
由于和南京的有线电话已被破坏，随身又未携带无线电器材，白崇禧便在无锡车站使用车站电话联络上海，再由上海方面用无线电转发南京。
接到白崇禧夹击孙传芳于龙潭的电报，李宗仁、何应钦不禁精神大振。此时军委会在南京尚存有七八百万发子弹，由何应钦负责保管，必须他下条子，才可领用。李宗仁便问何应钦：“现在我第七军、十九军缺乏子弹，出击之前，能否请你补充一点子弹呢？”
何应钦很谨慎地问道：“你要多少呢？”
李宗仁报了个数：“六十万发！”
何应钦皱着眉头：“德公，太多了。”
李宗仁和蒋介石一样，打仗时都是不算经济账的，何况南京战局又已经如此紧张。他对何应钦说：“你预备发给我多少呢？总是拿出去打敌人的呀！”
何应钦笑了笑：“我看，三十万发，三十万发。”
李宗仁对“何婆婆”抠抠唆唆的小气劲颇不以为然，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但也不便再与之争执，就说：“好了，好了，就三十万发吧！”
白崇禧率第一军出乎意料的夹攻，令北洋军腹背受敌，战局顿时为之大变。孙传芳的“破釜沉舟”带有很大的冒险性质，必须一击而胜才能取得成功，现在被夹在中间，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加上缺乏补给，最终只落得个一败涂地、全军覆灭的下场。
龙潭之役是北伐战争中最激烈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次战役。白崇禧在这一战役中被认为居功至伟，谭延闿在设宴慰劳作战将领时，曾亲笔写一副对联送给白崇禧，联曰：“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
实际上，“李白”能在龙潭之役中大获全胜，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种种巧合，也可以解释成是天亡孙传芳或者北洋，其中谈不上有什么了不得的战略战术。
除了运气使然之外，当然还得靠硬拼。拼士气、拼武器、拼后援，成为当时国内正规战的一个普遍特点，以“李白”为代表的新桂系本身敢拼能拼，是他们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
“李白”因龙潭之役而身价大涨，心也随之变得更大了。他们曾打出过“反蒋拥汪”的旗号，但当通过庐山之行，发现汪精卫连手握重兵的唐生智都驾驭不了时，便不再把他放在眼里。
<h2>泥菩萨</h2>
9月5日，汪精卫偕武汉政府要员自武汉抵达南京。当天街上便贴反汪的不署名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
汪精卫岂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欢迎会上，他当面质问李宗仁：“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汪先生，谁敢贴标语骂你呢？”李宗仁做一脸无辜状，“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汪精卫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李宗仁居然还能继续劝导：“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驻中央，继续领导。”
汪精卫可没有李宗仁所说的那种“淡然处之”的涵养，在南京稍一逗留，便前往上海租界。汪精卫毕竟拥有政治号召力，他一走，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都纷纷去了上海。
中国的玩政治，跟美国选总统完全是两码事，说穿了，要诀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拉人站队。李宗仁自身在国民党内无根基，拉人方面比较弱，他便着意与谭延闿、孙科等人结交。谭、孙虽然是原武汉政府的官员，但两人并非汪系官员，现在见李宗仁这么把他们当回事，也就乐得拉着他一道去上海开开眼界。
这时的上海冠盖云集，从中央执监委到西山派，能来的都来了，只有蒋介石因为仍在和汪精卫闹意见，所以没有出席。
开了几天谈话会后，各方决定合组“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领导机构，同时宁汉政府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政府成员。
特委会主要由沪、宁、汉三部分委员组成。宁汉是蒋汪两系的人物，所谓沪是指整个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以张继为首，包括林森、邹鲁等人，他们都是同盟会时代的老人，且均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持有异议。孙中山去世后，这些元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集议，主张坚决反共，从而与当时以容共为号召的蒋汪相对抗，由此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简称西山派）。
由于涉及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继承问题，西山派与蒋汪都矛盾极深，这甚至已经超出了反共容共的范围。即便后来宁汉分裂，宁方已经“清党”，蒋介石对这一派别的态度仍无丝毫改变，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经常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西山派也一样对蒋汪始终保持着敌视的态度。张继公开说，蒋汪都曾与共产党合作过，都是有罪的人，不能让他们参加特委会和未来的南京政府。
在上海，李宗仁和西山派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李宗仁有枪杆子，但缺政治资源，亟须这些“年高德劭的老同志”推上一把，于是便称赞对方“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
西山派的人见新桂系声势日隆，又与蒋汪不对付，也存心拉拢。在素昧平生的情况下，这些老头子就处处对李宗仁表示好感。
双方一拍即合，里外一吆喝，对汪精卫展开夹攻。他们紧紧抓住汪精卫在宁汉对立中“反共过迟”的把柄，对汪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攻击和谩骂。汪精卫有苦难言，被迫一再声明：“及时引退，听候处分。”
9月15日，特委会召开成立大会，会议由谭延闿主持，张继做政治报告。会议同时任命了一批国府政务委员和军委会委员。
虽然汪精卫也被任命为国府政务常委，但他失去了控制权，而且宁、汉两派在特委会中的名额也均不占有优势。汪精卫为此大失所望，遂以患病为由拒绝加入特委会，之后动身离开上海。汪系人士亦随之离开了京沪。
特委会和军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新桂系大权独揽。南京政府表面由谭延闿、李烈钧主持，实际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李白”的意旨。军委会的情形也差不多，这个军事指挥机构一共有三个常委，分别是程潜、何应钦、白崇禧。程潜虽位列常委之首，但他的老部队早就被蒋介石解除，新部队又不受重视，“李白”不过是利用他的老招牌来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何应钦与白崇禧的私谊不错，又有帮助“李白”“逼宫”、合力促成龙潭大捷的功劳，然而因为他终究不是新桂系团体的成员，所以“李白”也始终不把他当自己人对待。
何应钦当然有理由表示不满，可是凭他的那点能力和心眼，要独自与新桂系抗衡，也是件不可能的事。在军委会，何应钦的处境和程潜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无权过问具体事务的“泥菩萨”。
<h2>栽赃陷害</h2>
一场角逐下来，蒋汪两败俱伤，以“李白”为代表的新桂系势力从此开始抬头，这让唐生智感到了压力。
唐生智曾趁“李白”苦战龙潭，无暇分身之际而占领芜湖。龙潭战役后，他知道“李白”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就派叶琪出使南京，声言他绝不放弃安徽。
李宗仁告诉叶琪，唐生智如不让出安徽，兵争将在所难免。叶琪说，唐生智连安徽省主席都任命好了，省政府也已经在安庆办公很久，所以最多只能答应让出芜湖，不会放弃安庆。那意思，放弃安庆不是单纯地盘的问题，而是还涉及个人面子——如果“李白”坚持要把安徽全都收过去，“唐总司令将不惜以武力周旋”。
“唐总司令”真是太不明事理了。经过龙潭之役，李、白、何的部队损失很大，一时难以补充，这是他预料得到的。他没料到的是，另外还有两个人和他过不去。这两个人的加盟，在弥补南京革命军损失的同时，又令对方如虎添翼。
两个人，一个是谭延闿，一个是程潜。谭、程历史上都担任过湘军总司令，是湖南军政界的老前辈，后来在湘军内斗中被逐出湘，才率部“来粤就食”。按照唐生智原先的设想，谭、程都是湖南人，纵然不帮他的忙，至少也不会和他为难。
可是唐生智想错了。都是湖南人怎么了？大家还都是中国人呢！帮忙抑或为难，跟哪里人没关系，跟你以前表现怎样，对人家做过什么极有关系。
唐生智这个人，只要一得意，屁股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摆。谭、程在湖南时都和他打过仗，也都对他印象不佳。当初听到援唐北伐，谭延闿就不起劲，他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
老谭是翰林出身，久历官场，讲话一般都留有分寸。程潜就没有他这么含蓄了，而且对唐生智余怒犹存：“唐生智那小子能加入革命？他以前依靠北洋军阀打我们，现在吴佩孚打他，还要我们去救他？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不迟。”
谭、程都是有部队的人，一个是第二军军长，一个是第六军军长，在最初参与北伐的八个军中都各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兵固然没有唐生智的部队精悍能战，可若与新桂系合为一处，那就不容小觑了。
除此之外，汪精卫及其所代表政治派系的分崩离析，也让唐生智失去了所能借重的政治势力。实际上，无论军、政哪一方面，唐生智都没有一点可以与“李白”“周旋”的把握。
退一万步说，就算唐生智愿意吐出安徽，基于过去的积怨，“李白”肯不肯放过他还是个问题，何况他还舍不得吐呢。
民国纷争犹如春秋演义，要么不打仗，打仗就得师出有名。说唐生智抢了自己地盘，或者骂自己“老长毛”之类，很难上得了台面，要想上台面，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栽赃陷害！
南方人眼里的坏人是北洋，若是唐生智与孙传芳有一腿，自然他也就成了坏人。“李白”便说唐生智与孙传芳互相勾结，意图夹攻南京政府于京、沪、杭三角地带。他们为此编了个段子：唐生智在听到孙传芳兵败龙潭的消息后，曾顿足叹息，痛骂孙传芳，说你为什么不等我的部队到达南京，然后再渡江发动攻势？你妄图“先入关者为王”，是自招覆灭，祸有应得！
作为实物证据，“李白”还举出，在龙潭之役后，南京革命军缴获了孙传芳的秘密文件，里面载有“友军唐生智部自上游夹击南京”的字样。
不管唐生智承不承认，反正这盆脏水是泼他脑袋上了。10月19日，“李白”联合谭延闿、程潜，发起西征讨唐的战役。因为程潜是军委会名义上的第一常委，加上唐生智的根据地又在湖南，所以在“李白”操纵下，程潜便被任命为西征军总指挥。
西征的准备行动非常隐秘，所有部署都以北伐为掩护悄悄进行，部队也都是黑夜渡江，以避开侦探的耳目，唐生智对此毫无察觉。
唐生智派出的特使叶琪虽属湘军，但他是广西人，且与“李白”等都是广西陆军小学的同学，所以“李白”待之甚厚。其间叶琪住在第七军军长，同时也是他的同乡兼亲戚的夏威家里，李宗仁特地关照夏威：“你可别把军事机密泄露给叶琪呀！”夏威笑道：“这种军国大事如何能泄露呢？”夏威终日带着叶琪游山玩水，叶琪对“李白”发兵的事也毫不知情。
到西征军正式发起进攻，已用不着对叶琪保密了。叶琪知晓后勃然大怒，说你们要打唐生智可以，但不应该瞒着我。他要求按照“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原则，立刻放他回武汉。
李宗仁把人情做到底，将叶琪送到下关，同时他也乘轮西上，到前方去指挥西征军。两人都要乘船出发，只是心境和目的大有不同，这一番握手道别的情景倒也颇有意思。
<h2>问问再说</h2>
唐生智的部队号称百团，但基干主力实际只有三个军，其余大多是临时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战斗力并不强。同时，这三个可供指挥的军又都分别集中在安庆、芜湖、武汉，每座城市驻一个军，成了一条长蛇阵，力量很分散，并不利于作战。西征军势如破竹，为时不足一月，便已攻至武汉城下。
其实唐生智本来有更好的选择。早在蒋介石遭到“李白”“逼宫”时，黄郛和蒋百里就曾到汉口找过唐生智。他们认为，以当时军事人物所拥有的影响力而论，蒋介石、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可谓并驾齐驱。既然蒋与桂已有意见，黄郛建议唐生智与蒋合作，然后以蒋、唐合作为中心，再联合阎、冯，这样，新桂系就不敢动了。
蒋百里也向唐生智强调了与蒋介石合作的重要性，甚至还说：“你们可以拜把子嘛！”
那个时候，唐生智谁都看不起，无论蒋还是桂，遂一口回绝。
黄郛来汉口，当然是替蒋介石说话。与之稍有不同的是，蒋百里主要还是为唐生智着想。作为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兵学家，蒋百里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唐生智就读于保定军校第一期，在校时学习成绩优异，是蒋百里的得意门生。
眼见得唐生智终于被新桂系一步步逼至绝境。蒋百里又重新联络已从日本归国，即将准备复出的蒋介石，蒋介石表示仍愿意与唐生智合作，并授之以计：能打垮新桂系就打，否则按兵不动，并退回湖南，经济上可由他负责接济。
唐生智的部队以湘军为主体，收缩至湖南后，他们既有熟悉地形之利，又能相对地集中力量，至少守住湖南是有可能的。要说有问题，其实也就是经济会遭遇困难，过去唐生智遇到军费不足的情况，都得靠湖北、安徽两省的税收接济。
在蒋介石已经承诺由他补贴银子的情况下，蒋百里感到这是帮助唐生智摆脱困境的一条上上之选，因此急忙托人转告唐生智。
没想到一番好意却并没有能够得到爱徒的理解。唐生智认为，蒋、桂以后终究要发生冲突，如果他同蒋合作，桂一看情势不对，也可能会迅速改变立场，转而与蒋合作，那还不如回到先前的状态呢。
唐生智的说法可以说有道理，也可以说毫无道理。民国交战，本来就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但这种分合也都会依条件维持一段时间。蒋既答应跟唐生智合作，只要不出现太大的意外，不见得就会马上抛下自己的合作伙伴，否则于情于理都不太讲得通。
唐生智实际上还是看不惯蒋介石，不想跟他合作。第一次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会议，着重讨论军队整编问题，唐生智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认为蒋介石持论不公，私心很重，从此就对蒋心怀不满。
在唐生智的心目中，他是把自己和蒋、桂放在一个盘子里的，所谓三足鼎立。按照他的算计，如果他不下野，就会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他不出所料地被桂打垮，那么他将和桂两败俱伤，占便宜的是蒋介石。第二种，发生奇迹，新桂系被他打垮，但唐、桂还是两败俱伤，占便宜的仍然是蒋介石。第三种，蒋、桂合起来打他，那他唐生智就可能万劫不复了。
为了不让这三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发生，唐生智下决心离开部队，通电下野。当然他的下野跟老蒋一样，都是暂时离开，没有打算从此洗手不干。
无论湘军还是桂军，维系首领与军队关系的，都不是什么“革命”，而是私人感情。说穿了，就是首领与各层面军官们的利益关系。因为军官们都知道，只有提拔自己的大头头在，他们的利益和位置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唐生智估计，至少两三年内，他的湘军不会出问题，也就是说两三年后等他回来，那些军官大部分还在，他仍然可以掌握住这支军队。
唐生智在江湖上摸爬滚打多年，早就练就了一套生存技能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决心既下，他立即做出部署：自己东渡日本，部队退回湖南。
这时唐生智得到情报，说程潜与张国威、何键有联系。张国威是第八军第一师师长，何键是第三十五军军长，先前他还被唐生智任命为安徽省主席，两人所掌握的部队都是湘军主力。有人建议将张、何一齐杀掉。唐生智回答道：“不要把部队搞散了。目前不必操之过急，先找他们来问问再说。”
对程潜联系何键、张国威，唐生智并不感到特别意外。毕竟大家都是湖南小同乡，程潜又主湘多年，过去与何、张都有些旧关系，来打招呼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奇怪。他要确定的是，何、张是否真的已变了心，若果真有了异动，再杀头也不迟。
在乘船离开武汉的当天晚上，唐生智把三个主力军的军长李品仙、何键、刘兴叫到自己的公馆，对他们说自己将去日本，部队“暂时撤回湖南，把湖南搞好”，今后的问题由三人负责商量。
正在谈话的时候，张国威也应召走了进来，并报告了对军队布置的情况。见何键、张国威都在，唐生智就把他们与程潜有联系的事提了一下。
何键与张国威是同乡兼同学，都毕业自保定三期步科，两人同时在部队见习，又同时靠搞地方游击队起家。不同的是，何键在那一期步科中年龄最大，城府最深，相对而言，张国威则头脑简单，心胸狭窄。听唐生智提到程潜，何键情知不妙，顿时吓得浑身发抖，唐生智问什么他答什么，不敢有丝毫隐瞒。张国威却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程潜委任他当第八军军长的事也继续瞒着不说。
唐生智见状，便让张国威退出了，其他人继续讨论。
张国威是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的部下，但平时却不大听从李品仙的指挥。这时李品仙被触动了情绪，便痛哭流涕地说自己反正也指挥不动这个张国威，不如和唐生智一起下野出洋（出国）的好。何键和张国威在被唐生智收编时就有很深矛盾，如今牵扯到程潜的事，为了帮自己解脱，也连忙插嘴说：“我们的部队向来很好。部队不听指挥，那还行吗？”
唐生智本来已暗暗做出判断，即何键无反心，可不予处分，而张国威则有意谋反，罪在不赦。何键的落井下石，更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他马上让副官再把张国威叫回来。
<h2>对外的装饰品</h2>
张国威已经去旅馆准备睡觉。副官来叫，他也不想想叫他去干什么，便不假思索地重返唐公馆。
唐生智当着几个人的面，说了一堆大家今后要搞好团结，如此才有办法之类的套话，接着便宣布散会。将领们纷纷下楼，张国威正想跟着下去，突然被唐生智叫住：“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张国威遵命留了下来，没想到唐生智又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
张国威一个人傻傻地走向楼梯。刚到楼梯口，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就领着几个士兵从他的身后冒了出来，这些人不由分说，拿一根绳子套住张国威的脖子。张国威竭力挣扎，但寡不敌众，被强按在了地上。
张国威这时始知大祸临头，在地上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啊……”然而求饶已经晚了，他被拖进了唐公馆隔壁的一栋房子里。
李品仙等人尚离去不远，闻声急忙回来探视，只见张国威已被勒毙于地，其状惨不忍睹。李品仙后来与人谈及此事，依然一个劲地摇头叹息，似乎余悸尚存。
晚上十一点，唐生智乘着日本轮船，带着“不久我还要回来”的豪言走了。他走后，李品仙、何键、刘兴又在汉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商量今后怎么办。
李品仙是广西人；何键虽是湖南人，但他的活动能力较强，商量下来，便由这二人负责政治，也就是在政治方面与新桂系联系，刘兴负责军事。可是这种分工其实不抵什么用，李品仙、何键联系了一下，毫无头绪，于是他们只得按原计划撤往湖南。
西征军占领武汉后，唐生智所组的湖北省政府自然无形解体。原来主持省政府的孔庚、李书城与程潜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私交很好，程潜又发现新桂系主要强在军事，党政组织方面却没有什么办法，便有意留用这些官员。他在汉口发表演说，提道：“此次西征系讨伐唐生智个人，至于湖北的党部和政府，都是受中央命令所组织的，仍应照常供职。”
这时南京政府已发表程潜为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就是湘鄂两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原湖北教育厅厅长李汉俊、财政厅长詹大悲等人本已准备逃往日本，听到程潜有如此表态，便又回到汉口日本租界，打算复职。
程潜是以南京政府也就是中央的观点来处置事务。新桂系可不是这么想，他们认为两湖是他们的，得由他们说了算。程潜的讲话令新桂系诸将十分不满，“闻之大愤”，尤其鄂籍的胡宗铎、陶钧更是如此。
随着新桂系势力的扩大，毕业于保定军校的白崇禧开始鼓吹保定同学大团结，希图在新桂系中另拉出一支以他为首的“保定系”，以巩固其地位。胡宗铎、陶钧都是保定生，且都较为勇猛善战，由此受到白崇禧的特别赏识。李宗仁则因为胡、陶在西征中颇有战功，又是湖北人，为了加以笼络，也对他们比较放纵。
在程潜就职并讲话之后，陶钧公然扬言：“我又不是哪个的儿子，我们打出的天下由他们坐吗？还是推胡军长（胡宗铎）做湖北省主席，着手组织省政府。”
胡宗铎自己更是急不可耐，有一次当面对李宗仁说：“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
李宗仁笑着回答：“你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什么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张军民分治的，我曾有机会一手掌握全省军民两政大权，而我还预先表示不干，竭力婉辞呢！你应该向我学习……”
军民分治起自于袁世凯时期，表面意思是尊重民意，军人不干涉政治。依李宗仁所言，他和白崇禧、黄绍竑作为现役军官，都曾立誓不当广西省长。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象，广西省政说到底还是李、白、黄从中摆布。省长之类的职务在李宗仁等人的眼里，更像是一件对外的装饰品。
<h2>屠户</h2>
胡宗铎对李宗仁讲的那一套可谓心领神会。他马上致电南京政府，保荐他相中的张知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并主持所有湖北党务。
胡宗铎身为“李白”手下的一个军长，居然能保荐新的省主席，这令很多人惊骇不已。张知本原本只是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自己认为能在新省府中当个民政厅长或高等法院院长就不错了，做梦也没想到因为和新桂系的关系，居然能得到省主席的高位。
“李白”随后保荐胡、陶分别担任湖北清乡督办、会办，另外还任命他们为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副司令。这样胡、陶拿张知本做挡箭牌，却得以在幕后操纵了湖北的一切军政要务。
胡、陶性情粗暴，特别是陶钧，更以杀人如麻著称，过去作战行军，遇有士兵落伍，他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枪，这让李宗仁都觉得有些不近人情。新桂系刚入武汉时，正逢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为声援纱厂女工进行游行，陶钧便派兵包围中山大学，抓捕了许多学生。当军法官拿着其中二十三名学生的名单送审时，陶钧看都没看，就在名单上画了个大圈，然后写上“一律枪决”。军法官提醒他，一次杀这么多的学生会失去人心，对还未在湖北站住脚跟的新桂系不利。陶钧想了想，又写上“二十岁以上均判处死刑”。九名学生就这样命丧黄泉。
武汉一度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聚集地，继汪精卫宣布“分共”之后，他们再次成为新桂系屠戮的重点。有一次军法官将一份包含有期徒刑的名单交给胡、陶审阅，陶钧批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八个字，然后大笔一挥，将名单上的所有名字都画入圈中，连军法官的名字也随手被圈了进去。军法官一看大惊失色，急忙提醒陶钧，陶钧便在名单上批道：“法官无罪，不杀”。
过去盛传，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句话其实不是蒋介石说的，而是陶钧的发明，原话是：“宁误杀一千，不跑落一个。”
新桂系占领湖北期间，汉口刑场、武昌刑场上男女被杀者，一次达到二三十个之多，其中除了党人和学生外，不乏一般无辜百姓。胡、陶也因草菅人命而被鄂人称为“屠户”。
在新桂系的极端残杀政策下，前湖北省政府成员亦在劫难逃，李汉俊、詹大悲均被逮捕。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曾与北方的李大钊齐名，为教育界知名人士，而且他早已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詹大悲则是辛亥首义元勋，他参加辛亥革命时，新桂系的一帮人都还不知道在哪里。
程潜闻讯急忙前去保释，但晚了一步，李汉俊、詹大悲在被逮捕后不经任何审讯，数小时内就被枪决了。
孔庚、李书城也被抓了起来，只是慑于二人年老资望高，还有利用价值，才没有被立即处死。
程潜为人比较拘谨，平时不大表示意见，但愤懑之下，也忍不住通过与记者谈话进行抨击：“今日之国民党，已臭不可闻也。”
程潜的锋芒所指，自然是新桂系，不过因为西征还没有结束，退入湖南的唐部尚未得到清除，才使得他与新桂系的矛盾没有全面爆发出来。
1928年1月，西征军分成两个纵队，由程潜和白崇禧分别率领，程潜担任名义上的统帅，经鄂南进攻湘北。
湘军本来在湘北还能抵挡几下，但将领们心不齐，其中何键私心最重，为保存实力，他把自己的部队由汉口一直开到湘西，并一路抢先撤退，避免与追兵接触。李品仙、刘兴独木难支，也被迫放弃长沙，撤往湘西、湘南。
湘西、湘南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兵马，粮饷很快发生了极大困难。唐生智对此倒也有过考虑，离开武汉之前，他曾把湖北榷运局长叫来，问对方局里有多少现款。
榷运局是民初官盐的专卖专运机构，通常也是军头们筹集军饷的主要来源地。被称为周老四的榷运局长在唐生智的逼问下，道出局里还有一百多万元现款。唐生智便要求他把这些现款全部交给退入湖南的部队做军费。
唐生智一走，周老四乘着兵荒马乱，跑到长沙买房子、讨姨太太去了，部队一个子也没能拿到手。
计穷之际，在何键的同意下，曾出使南京的叶琪与夏威取得联系，代表湘军向新桂系罢战求和。新桂系虽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湘军各部一直避战，老是跟他们兜圈子，因此之故，战事一时也看不到立即予以解决的希望。在此情况下，“李白”自然乐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通过夏、叶做出保证：对于退入湘境的唐部三个军，都保留建制，不予编散。
唐部最终被扩编成四个军，军长分别是李品仙、叶琪、廖磊、何键。前面三位都是广西人，很容易就取得了新桂系的包容；何键虽不是广西人，但首倡向新桂系求和，又曾多方面对“李白”示好、靠拢，所以也给留下了一个位置。最倒霉的是刘兴，他被认为忠于唐生智而遭到排挤，被迫离开了部队。
改编后，李品仙、叶琪、廖磊三军随白崇禧参加北伐，只有何键得以留驻湖南，归程潜指挥。
<h2>拥蒋抑桂</h2>
何键是个善于多方应付的圆滑角色，自他在湖南军政界崭露头角起，便秉持“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政治哲学，巧妙周旋于湘军各派之间。谭延闿、程潜不齿于唐生智，但对何键的印象都很好。
程潜自己的部队实力较弱，他对何键的部队相当重视，而何键也利用同乡和旧属关系，对程潜表示竭诚拥护。当时程潜已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在他的举荐下，何键得以出任清乡会办。
程潜本身还兼有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之责，经常要赴武汉处理政务。清乡督办署的事，他几无暇过问，基本上全部交给何键主持，这样何键在湖南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取得了部分实权。
程潜认为自己是兼管两湖的中央大员，可是新桂系却一如既往地认定两湖是他们打出的天下，好处不能让外人得，二者之间的矛盾很快便重新爆发出来。
此时白崇禧已到平汉路上指挥北伐，李宗仁来到武汉，他用以控制两湖的组织机构是武汉政治分会。
政治分会只是“临时性政治机关”，而并非中央政府以下真正的二级机关。新桂系联合西山派成立特委会时，曾下令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李白”西征讨唐，更指责唐生智“盗用武汉政治分会名义，窃据两湖”。
事过境迁，李宗仁不仅允许武汉政治分会继续存在，而且他也要靠这个名义来“窃据两湖”了。
通过控制湖北省府，新桂系已把湖北的税收全部装进了自个儿腰包，可是李宗仁又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一再口头或派人向程潜“疏通”，要求由政治分会财政处对湖南的烟、酒、盐等税收进行直接征收。
程潜当然不同意。此时李宗仁认为两湖地盘已经到手，程潜这个老招牌已无利用的必要，于是便趁对方来汉开会之际，将其予以扣留，另由鲁涤平主湘。
新桂系以拙劣的政治手法翻云覆雨，其旁若无人、不可一世的气焰必然引起各方侧目。蒋、汪曾经势同水火，但这时也决定联合起来。汪精卫自广东专程赴沪，与蒋介石作了一系列会谈，讨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可能性，以便打破当时新桂系专权的局面。
蒋、汪首先约集国民党在沪部分委员开了一个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并达成了一项重要决议，规定南京特委会在决定重大事项时，必须取得预备会议的同意。毫无疑问，这是对新桂系权力的一种限制，李宗仁、白崇禧立即发出通电表示反对，说四中全会必须到作为首都的南京去开，上海租界所开的预备会议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价值。
按照“李白”的真实想法，这四中全会最好永远都不要开，让他们控制的南京特委会和武汉政治分会一直维持下去。可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只能给政敌们出难题。
“李白”坚持要到南京开会，是因为当时南京只有新桂系的少量部队，他们预料蒋、汪必不敢冒险来开会。
“李白”自己的政治手段不高明，就以为人家也一样，殊不知蒋、汪特别是蒋，在这方面要比他们高出好几个段位。蒋介石探知南京卫戍司令贺耀祖正在津浦线上指挥北伐，便让贺耀祖的军校同学给他写信，约其赴沪商谈。
贺耀祖原来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不深，但他对新桂系大肆揽权和扩张地盘的做法十分不满，接信后立即决定“拥蒋抑桂”。为谨慎起见，他分别探询了刘峙、顾祝同的态度。刘、顾都是第一军的核心将领，也都是蒋介石的铁杆亲信，二人对贺耀祖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并催促他迅速行动。
贺耀祖于是率领自己的部队返回南京，在打发新桂系留京的部队开赴汉口后，重新部署了卫戍事宜。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与蒋介石进行了秘密会谈。
根据会谈结果，贺耀祖在南京向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发表了一个通电，希望他们速来南京开会。“李白”狂妄自大，事先也想不到贺耀祖敢行此大事，等他们发现时，已无法阻止全会的召开。
<h2>明争暗斗</h2>
蒋介石此番卷土重来，在北方得到了冯玉祥、阎锡山的共同支持。早在蒋介石从日本回国之前，冯玉祥便把一份拟好的电报稿发给阎锡山：“我愿意请蒋介石回国来，不只请他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我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也愿意归他指挥，你喜欢不喜欢？”
论历史，阎锡山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比蒋介石还要早，但他有别于蒋介石等人之处，在于其政治立场一直随时局在变化。特别是在南方革命军陷入低潮的阶段，他曾一度退出国民党，附从于北洋，后来虽然重新与南方建立了联络，但因畏于奉军仍迟迟不敢明白地表示态度。
直到革命军在龙潭战役中取得大捷，阎锡山终于认识到北洋政府的垮台只在顷刻之间，这才坚定了加入南方阵营的决心。和冯玉祥一样，他也非常清楚蒋介石的分量和价值，知道和这样的南方实力派人物结盟意味着什么，因此在看到冯玉祥的电报后，便立即复电，表示愿意共同署名。
冯玉祥、阎锡山的支持，刘峙、顾祝同、贺耀祖等人的拥戴，令蒋介石十分高兴，现在让他不满的就只剩下了那位曾经视之为嫡系亲信，可是在“逼宫”中又态度暧昧的何应钦。
蒋介石怀疑：这小子对我复出一点都不热情，莫非是铁了心要和我分道扬镳啦？
他让人给南京的李仲公写信：“介公有事请兄来沪一谈。”收到信件后，李仲公迅即赶到蒋介石位于上海法租界的临时住处。
李仲公曾做过蒋介石的文案，同时与何应钦的私谊又不错，能够在蒋介石、何应钦之间沟通关系。蒋介石问他：“你见了敬之没有？”
李仲公回答：“敬之已来沪，但还未见着。”
蒋介石的口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现在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阎百川（阎锡山字百川）对我的拥戴电已经发出，我准备即日入京，为什么他还不发？你去问他，他在打什么主意！”
李仲公听后赶紧替何应钦解释：“没有别的，这正说明敬之在政治感觉上的迟钝，我这就去催他将拥戴电立刻发出。”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说：“好。”
李仲公就去找何应钦。他先择蒋介石的话中不算难听的部分复述了一遍，然后说：“他专等第一军将领们的拥戴电入京，冯阎都发了，你为什么还不发？”
何应钦回答道：“我就不像他那一套独裁专制的作风。第一军发拥戴电，我得先问一问经扶（刘峙字经扶）、墨三（顾祝同字墨三）等前方将领，他们的复电还没有到，所以暂时没有发。”
李仲公一听急了：“他上次因为健生（白崇禧）逼他走，而你未曾支持他，已经对你不满。你再这样做，岂不更增加了他对你的疑心？黄埔军和你都是他的灵魂，你现在却说发拥戴电还要征求将领们的意见。这样的理由，怎么好拿去回复他？我看，你今天必须把电报发出才好，否则……”
李仲公没有把话说下去，但何应钦已经听得很明白了。他很不自然地说：“好吧，那就请你代我拟一电好了。”
何应钦的拥戴电发表后，蒋介石在复出上更操胜算，各派围绕全会召开而展开的明争暗斗也越加激烈。截至1928年1月底，已有二十余位中委抵宁，其中李宗仁和蒋介石因为各有自己一套打算，是到南京最早的两个人。
就在会议召开前，一直拥汪的张发奎发动了反对李济深和新桂系的广州事变。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共借机在广州举行起义，虽然张发奎是直接祸首，但事情牵连到了汪精卫。
新桂系岂肯吃这哑巴亏，他们立即以南京政府的名义，下令讨伐张发奎，通缉汪精卫。汪精卫在上海受到了警察的严密监视，不得不在一个漆黑之夜，冒着黄浦江上空的飘雪，秘密登上一艘货轮前往法国。
汪退出，蒋犹在。2月4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得以顺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蒋系人马不仅收复失地，而且最大范围拓展了领地：蒋介石除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外，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
“李白”真是缺少算计。汪精卫不出局，凭他的政治能量，至少可以和蒋在政权、党权上争一争选票。等到汪精卫退出竞赛，党权、政权、军权全都落到了蒋的手里。
按照全会决议，蒋、冯、阎、桂（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的部队先后进行了改编，即第一、二、三、四集团军。蒋介石（兼任，何应钦代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出任四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其余不属于这四个集团军战斗序列的部队，则由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指挥。
会议开罢，蒋介石启程前往徐州。此时何应钦和李仲公都尚在南京，一天上午，陈立夫忽然给李仲公带来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拆开一看，上面写着：“请兄即来徐州一谈，伯群兄（王伯群）能来更好。”
陈立夫告诉李仲公，说有一节专车在浦口车站等着，希望他们能立刻上车。李仲公又惊又疑，忙问蒋介石找他们有什么事。陈立夫推说不知道，但李仲公猜到准跟何应钦有关，便去找王伯群商量。
王伯群时任交通部部长，是何应钦的大舅子，当时正生病卧床休息。两人说着话的工夫，何应钦的夫人惊慌失措地打来电话：“不好啦！不知什么缘故，我们住宅的卫队都撤走啦！”
王伯群问自己的妹妹：“敬之呢？”对方回答：“出城打猎去了，已派人去叫。”
不一会儿，何应钦气急败坏地来了，开口便说：“老蒋对我究竟是什么意思？”
<h2>杀威棒</h2>
听何应钦讲完前因后果，李仲公和王伯群才知道，原来蒋介石昨天晚上就到了徐州，而且在不通知何应钦的情况下，便撤去了他身上的第一路军总指挥等本兼各职，只调其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过去蒋介石将白崇禧由第七军参谋长调任北伐军参谋长，那叫提升，何应钦这个自然只能是降职了。何应钦又羞又恼，说：“我的面子丢尽了，不管怎样，我决不就职，听候他的发落好了！”
李仲公宽慰道：“不用急，我看不要紧。即使他对你有些疑心，你同他毕竟有一段深厚的历史，而他又是一个重感情重利害的人，他既然叫我同伯群到徐州去，那么只要和他做一番解释，想来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说到这里，李仲公话锋一转：“不过，他的脾气你也知道，爱之加膝，恶之坠渊，是说得出做得到的。”
在平时的谈话中，李仲公曾经试探过何应钦，问何应钦有没有把黄埔系完全掌握在手里的把握，何应钦老实作答，说自己没有这种能力。于是他这时便郑重地劝告何应钦：“你要同他斗，是斗不赢他的。他对你猜疑和最不放心的地方，不外乎是你和桂系的关系，你今后务必处理好。”
何应钦觉得李仲公言之有理。他叹了口气，说他可以“屈就”参谋长一职，但希望能让他休一个短假，以便到上海去治病。
李仲公知道何应钦很要面子，便说：“只要你肯当参谋长，一切的话就好说了。”
他转过身问王伯群去不去徐州，王伯群说去不了。何应钦只能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李仲公身上，对他说：“就这样吧，望你替我周旋。”
第二天早晨，李仲公乘车到达徐州，蒋介石委派的副官已在车站迎候。到蒋介石的临时行营后，蒋介石问李仲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来时见过敬之（何应钦）吗？”
在得知李仲公已与何应钦见过面后，他又问：“敬之讲些什么？我调他做参谋长，他就不就？”
李仲公连忙说：“他痛自引咎，一切唯总司令之命是听，如何不就。”
蒋介石点点头：“这就好，这就好。”接着他对李仲公说：“你去告诉敬之，不要打错主意。上次白健生逼我，如果他说一句话，我又何至于下台。他要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没有我蒋中正，决不会有何应钦。他怕白崇禧，难道就不怕我蒋中正吗？”
蒋介石越说越激动：“这次的拥戴电，他竟然迟迟不发，到底是何居心？现在桂系向北方大肆宣传，说我已不能掌握黄埔军队，能掌握的只有何应钦。他这样做，是不是故意替桂系撑腰，坍我的台，叫我对北方怎样说话？所以，我就来前方试试看，看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
蒋介石还说：“没有我就没有他（指何应钦），他必须知道。”这句话他重复强调了几次，之后又大吼一声：“叫他滚出洋去罢，看我离了他行不行！”
李仲公听了，对蒋介石在“逼宫”中所受的刺激有了更深体会，也明白蒋介石对何应钦已不仅仅止于猜疑，而是已痛恨到了极点。这次“入壁夺符”，讲穿了就是要在调动三军之前，对何应钦动用杀威棒。
李仲公把已准备好的一些话拿出来，替何应钦做解释、打掩护，无非还是说何应钦不懂政治、头脑简单、行动迟缓之类，并一再申明：“敬之跟随你多年，他的个性你当然知道，他对你确是忠诚不贰的。”
见蒋介石仍然怒气难消，李仲公就用了一个比喻，说何应钦好像是蒋介石的双臂。双臂的一举一动，本来是应该听头脑指挥的，但当头脑命令双臂同时动，并在一定的时间内朝着一定的方向，达到一定的距离时，双臂未必能达到要求——很可能，动是动了，但只动了一臂或者两臂动得极慢，甚至有时迷失方向乱动起来。
李仲公以此论证何应钦其实对蒋完全听命，只是因为“才庸性缓”，所以在蒋看来，才会有不听指挥甚至异动的嫌疑，并担保何应钦“不会有异动，更不敢有异心”。
蒋介石阴云密布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看来李仲公的比喻还是得到了他的认同：“好，好，既然这样，你回去告诉他，我因离开部队时间久，第一军的军风军纪已日渐废弛，他可以先到上海休养一下，等我把部队整理好，成立第一集团军，还是叫他回来随我北伐。”
蒋介石提笔唰唰地给何应钦写了一封长达二十多页的信函，让李仲公交给何应钦，还说：“敬之对政治认识不清，你须同伯群多帮助他才好。”
在李仲公上车回宁前，蒋介石忽然又让副官把原函要了回去，仅交代口头转述，这在当时曾令李仲公颇为不解。
<h2>耻辱与残酷</h2>
蒋介石的信从黄埔建军讲起，历数他和何应钦在东征等役中患难与共的过程，并说到“我是准备以总理交付我的责任交付你的……”，语言非常亲切动人。
当然他也没忘记继续给何应钦敲警钟，让他与新桂系保持距离：“桂系野心甚炽，不恤破坏党国团结，在各派系间进行挑拨离间，妄图收渔人之利。”
何应钦听李仲公转述后，转嗔为喜，除遵令就任参谋长外，又请了两个月的假到上海住了一段时间。果然，不出一个月，蒋介石即将他召回南京听用。
不过“逼宫”给蒋介石造成的余悸仍未完全消除。尽管信的末尾曾有“我不能常在前方，待我将部队整理就绪，仍然请你回来统率”之语，但他并没有马上把兵权交给何应钦。这也正是蒋介石临时起意，把信从李仲公手中要回的主要原因。
被杀威棒打了屁股之后，何应钦更加小心谨慎。后来他虽出任军政部长的要职，但连任用一个营长都要签请蒋介石批示，对于黄埔学生的进退，若无蒋直接领导的“黄埔同学会”签呈，也不敢擅自做主。至于军界以外的所谓党国大计，更是自动消失，绝不再随便开口。“何婆婆”之名，从此算是坐实了。
在“何婆婆”就范的同时，被蒋介石称为“野心甚炽”的新桂系则继续给他唱反调。李宗仁一再滞留南京，拒绝前往武汉就职集团军司令，第四集团军也就迟迟成立不起来。
蒋介石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北方冯、阎特别是冯的关系。他亲自从南京来到郑州，与冯玉祥再次见面，还预先托人告诉冯玉祥，说想同对方换帖做盟兄弟。
冯玉祥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很好。”于是蒋介石亲笔写了帖子，冯玉祥也写了帖子。两人见面后交换帖子，并互相拜了四拜，就此成了把兄弟。
有了冯玉祥这个把兄弟撑腰，蒋介石不再顾虑李宗仁肯不肯上阵。4月5日，他在徐州誓师北伐。之后一声令下，蒋、冯、阎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向奉军发起进攻。北伐军所到之处，奉军节节败退。
第二次北伐从一开始就注定胜券在握。对蒋介石来说，唯一需要担心的其实是列强的干涉，尤其将成为北伐主战场的山东至华北一带，一直是日本极力扩张势力的地区。
蒋介石在下野期间，为了试探日本政府今后的对华政策，曾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过秘密会谈。会谈中，蒋介石发现，只要他一提到“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的时候，田中的脸色就变了。
蒋介石曾期望日本能像当初支持他“离俄清党”一样，继续支持他实施北伐，但这次会谈结束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必将妨碍我北伐之行动，以防止中国之统一。”
5月1日，蒋介石率北伐军克复济南，已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的黄郛也应召来到济南。
两天后的上午，济南城内忽然枪声四起，黄郛所住的津浦路局办公处被驻济南的日军包围，子弹嗖嗖地飞进来。
黄郛上到二楼，用日语朝楼下的日本兵高声喊：“我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要动武！”日军这才停止开枪。
黄郛乘汽车前往蒋介石所住的督办公署，但那里也不安全，于是又把总部移往一个叫党家庄的小火车站。
这就是“济南惨案”（即“济案”）。据事后中方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国军民共被日军打死打伤四千七百余人，蔡公时等十余名外交人员也遭到残杀。身为外交部长的黄郛对日军的野蛮行径深感震惊，他说：“日本人没有当我们中国人是人，这种耻辱与残酷，不仅自己从来没有受过，恐怕在历史上都不曾有过。”
“济案”发生时，冯玉祥的专车已抵泰安车站。蒋介石让人给他打电报说：“不要来了！”老冯倒很有点把兄弟的义气，当即复电：“愈有危险，我愈要去。”
蒋、冯会合后，与黄郛等人聚集在党家庄的一所清真寺外面。大家坐在草地上，商量应付之策。蒋介石问冯玉祥在这种情形下该怎么办。冯玉祥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革命力量先把这地方的日本人俘虏了再说！至于说出什么大事，我觉得革命就是大事，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h2>生平未有之伤心事</h2>
冯玉祥说得很解气，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黄郛在冷静下来之后，判断“济案”绝非偶然，实际是日本干涉中国的一个信号，也是其阻止北伐的明确表示。如果革命军此时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不仅会使准备已久且胜利在望的北伐功败垂成，而且会迅速激化中日矛盾，导致中日提前开战。
黄郛向蒋介石建议暂时不与日军直接对抗，绕道济南继续北伐，之后再想办法如何对付日本人。
黄郛的想法道出了蒋介石的心声，他决定接受黄郛的建议。冯玉祥听后表示同意，对蒋介石说：“你有那种忍耐力我也赞成。”
随后，蒋介石改变了单一的军前交涉方式，令黄郛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方进行谈判。
民国年间，凡在对外交涉中喊打喊杀者总是能引起拥护和喝彩，比如老冯的“俘虏了再说”，谈判则会让主张者声誉受损，而且很容易招致国人的攻击。盖因外交本身就包含着妥协和忍让，而缺乏实力基础的弱国所需付出的妥协和忍让往往更多。
蒋介石虽同意交涉，却也很害怕因此损害自己“北伐英雄”的威名和形象。他电告黄郛，让黄郛以个人名义与日方谈判，而不要再用他“蒋介石”的名义。
同是把兄弟，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之间实际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政治结盟，黄郛与蒋介石就不同了，他们的确有早期革命党人身上常见的那种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至少黄郛终其一生，都在实践自己在兰谱中的誓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因为在济案谈判中替蒋介石分忧担“丑”，黄郛个人饱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并被舆论迅速定格为“亲日派”。他在电报中向蒋介石诉苦道：“反对派攻击外交，集中个人，甚觉困难。”
至5月中旬，黄郛基本确定了解决“济案”的各条具体办法。之后，他准备到前线去与蒋介石商量，不料形势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
5月19日，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商讨继续北伐和对日交涉事宜。说到快要成功的北伐，大家都笑。说到对日交涉，都发愁。蒋介石叹了口气对冯玉祥说：“膺白（黄郛）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
冯玉祥趁势建议：“何不任命王正廷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让他与日本人交涉？”
蒋介石知道王正廷是冯玉祥的幕府中人。为了拉拢冯玉祥继续北伐，同时也为了确保自己在北伐即将大功告成之际，不因“亲日”而被新桂系等政敌所攻击，他决定采纳冯玉祥的意见。
第二天，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蒋介石致电黄郛，让对方“暂行辞职，并望从速”。
黄郛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他免职。后来他在给张群的一封信中写道：“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实令我没齿不能忘。”
悲愤交加之下，黄郛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本兼各职。
同为蒋介石的幕僚，蒋介石视张群为部下，对黄郛则相当尊敬，平时见面都称黄郛为二兄，黄郛的夫人为二嫂，绝不以普通宾客相待。见义兄真的发了火，蒋介石也慌了，他连忙给黄郛发去电报，一面解释情况，一面劝黄郛以大局为重，不可一并辞去兼职。担心电报说服不了，蒋介石又让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出面，致电黄郛慰留。
黄郛的个性与何应钦等人有很大不同，属于外柔内刚型，一旦做出决定，绝不轻易动摇，而且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始终不肯加入国民党，仅靠私人关系帮蒋做事，本身也说明，对何应钦适用的一套在他身上并不能够奏效。
黄郛自此离开政坛，带着妻女到莫干山隐居去了。后来济案解决，他的朋友曾向黄郛提出，可以由这位朋友出面，请蒋介石在济案纪念周上加以申明，以免后世不明真相，仍然将“济案”的全部罪责扣在他一个人头上。
这时蒋介石的地位已经相对稳定，无论是对当初“丢马保车”的内疚，抑或出于此后敦请黄郛出山的需要，他都会愿意这么做，但是黄郛认为“恐妨碍国家，妨碍介石地位，主张不必”，没有接受朋友的好意。
作为蒋氏幕府中最具战略眼光的首席幕僚，黄郛不仅在决定蒋介石沉浮的关键时刻多次起到化险为夷的作用，而且在自己归隐之前，还为蒋介石推荐了另一位不可多得的谋略之士。正是在后者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可能在波谲云诡的民国权斗中涉过新的险滩。

第二章 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
第二次北伐开始后，李宗仁及其新桂系迟迟没有动静。外界纷纷传言，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成见仍然相当深，所以才采取了这样敬而远之的态度。
李宗仁越是如此，蒋介石在公开场合越要表现自己的不计前嫌和宽宏大度。他多次派辛亥元老、北伐军司令部顾问吴忠信前来劝说。最后一次，吴忠信对李宗仁说：“你如不就职，蒋先生说他就不能继续北伐了。”
看看面子也挣得差不多了，再作态下去，就怕北伐的功劳簿上只有蒋、冯、阎的名字。李宗仁也就来了个见好就收：“吴先生，蒋总司令既把事情说得如此严重，那我不敢再推辞，只有遵命去就职了。”
在冯、阎就职一个多月后，李宗仁在汉口宣誓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同时就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第四集团军原定于4月底在武汉乘车北上，但因为车少轨坏，运输困难，遂改由白崇禧率部先期北上。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运输，白崇禧到达石家庄，在那里，他见到了阎锡山。
阎锡山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民国军政界有许多名人都出自于日本士官学校，比如蔡锷、蒋百里、程潜、赵恒惕，这些人一看就是矫健、精干之辈。白崇禧以为阎锡山也和他们一样，没有想到对方却是一个身穿棉衣裤、棉鞋，留两撇小胡子的“老朽”。
其实阎锡山当年也不过四十五岁，只是面相显老。谈话时，他讲一口山西五台的方言，不仅难懂，而且声音又很小，白崇禧听得十分吃力。
当白崇禧告诉他，自己的部队即将陆续抵达时，阎锡山高兴异常，他对白崇禧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又说：“如果西北军不撤退，我不会着急的。”
<h2>一点脾气都没有</h2>
第二次北伐进入中期阶段后，阎锡山的晋军各部会攻冀中，在方顺桥一带与奉军展开激战。方顺桥为保定门户，一旦失守，保定即暴露于冀中平原，将导致四面受敌，奉军因此往方顺桥一线调集了大量兵力，形成了对晋军的压倒性优势。
危急时刻，阎锡山把卫队旅和宪兵营都拉上了火线，并连连致电冯玉祥，请他派位于方顺桥东南方向的韩复榘部紧急支援。
韩复榘对面已无强敌，本可兼程而进，他本人也答应支援，然而冯玉祥却以津浦线方面另有需要为由，把韩部给调走了，仅留少数骑兵在前线进行警戒。
韩部撤离后，晋军右翼顿失屏障，阎锡山用于进攻方顺桥的部队险遭奉军合围。发现形势危急，阎锡山电促冯玉祥迅速北上解围。孰料冯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其驻扎于京汉线上的部队：“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自前进者，亦枪决！”
西北军不进不退，为的却是要报复阎锡山。原来几年前，冯玉祥在南口战败西撤，阎锡山曾应吴佩孚、张作霖之请，陈兵晋北，从后路进行袭击，让西北军受到了不小损失。
南口战役时，冯、阎并未站在一条战线上，阎锡山联冯还是讨冯，其实都无可厚非。现在大家已经联合北伐，冯玉祥居然还要利用这一机会来公报私仇，就显得太过分了，因此连白崇禧都为之不平，认为“冯玉祥完全是不讲信义的人”。
桂军先头部队的赴援，令晋军转危为安。至5月下旬，西北军、桂军均已进入河北境内，阎、冯、桂三路北伐大军开始向北京齐头并进。当奉军的侦察机发现南方仅装载援军的火车就达到百余列时，张作霖深感力不能敌，遂被迫离京出关，结果又在皇姑屯遭到日本关东军的暗杀。
6月上旬，北伐军占领平、津。这时全国除东北外，形式上已具备统一雏形。15日，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同时昭告天下：“中国之统一，因全国人民奋斗与牺牲，正告完成。”
北伐和统一曾是蒋介石的第一要务。可是随着这一目标的逐渐瓜熟蒂落，他不仅没有能够因此松口气，反而更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首先是地盘的分配。第二次北伐本以蒋冯结盟为开端。这种结盟当时对双方来说都是互利的：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拥戴，不但在军事上增加了声势，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提高了蒋的个人声望。同样的，蒋介石仅手中那块中央政府的金字招牌，就让冯玉祥觉得，只要与之靠拢，一切困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蒋冯的关系也确实比较密切。两人在北伐进行的过程中多次会面，并且每次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北伐功成，冯为了表示对蒋的拥戴，甚至提出要在郑州为蒋铸造铜像，最后在左右的劝阻下才未付诸实施。蒋对冯也是推崇备至，屡屡夸赞西北军一路披坚执锐，斩关夺隘，为北伐立下了赫赫战功。蒋的“师爷”吴稚晖有一次给冯玉祥发电报，更是称誉冯“一柱擎天，唯公有焉”。
按照蒋冯之间曾经这么亲密的关系，在地盘分配上，似乎蒋介石更有理由倾向于冯，但在与阎锡山会面后，蒋介石马上改变了主意。
就在这次会面中，阎锡山讲起了冯玉祥如何在方顺桥战役中公报私仇，拒不援助晋军的事，言下不胜唏嘘。末了又说：“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有吃过冯的亏？”
蒋介石先前已经从白崇禧那里知道了方顺桥战役的经过，阎锡山旧事重提，让他的后背顿起凉意。西北军的实力他是知道的，一旦有了更多更好的地盘，那他们的势力岂不是发展得更快，将来更难以控制？
阎锡山的意思也很清楚，冯玉祥倒戈之名可谓如雷贯耳。有评论者甚至说，在冯玉祥崛起的十余年间，国内掌兵符的大帅，皆畏其如虎，打仗时，他们最怕的不是冯玉祥畏战后退，而是冯主动要求“精诚合作”或“效命自驱”！
冯玉祥的反叛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他勤于叛，善于叛，也乐于叛，凡此种种，其印象已深入国人之脑髓。面对这样一位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的“倒戈将军”，你老蒋能保证自己的运气会比他以前的那些倒霉上司更好吗？
经过一番计议，蒋介石决定将山东、河南、青海、陕西、甘肃、宁夏六省分给冯玉祥，将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北平、天津分给阎锡山。这些地盘中，税收比较丰厚的当属山东、河北以及平津两市。冯玉祥虽得到了山东，但当时山东的胶东和济南都仍在日军的占领控制之下，乃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份，远不如河北、平津。
估计冯玉祥可能不会同意，蒋介石又把北平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给了冯，依靠这两个“肥缺”位置，冯每月可多收入约二十万元。蒋介石希望以此来平衡冯的心理，但为慎重起见，在正式做出决定之前，他还是专门征求了冯玉祥的意见。让他想不到的是，冯玉祥的姿态特别高，说一切以蒋的意旨为意旨，怎么分都可以。
老冯这么可爱，反倒弄得老蒋一点脾气都没有了。他连忙跟老冯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分配——从地盘大小来看，西北军有六个省，不少了；晋军只有四个省，不算多。
至于平津两地，那里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应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酿成第二个济案。老蒋说老冯你性情刚直，不宜于外交折冲，所以只能把它们交给老阎去应付了。言下之意，还是为老冯着想。
老冯诺诺连声：好的，没问题，你怎么安排都行。
可是老蒋一走，老冯就骂开了娘。
<h2>表演本领</h2>
冯玉祥长期局促于西北苦寒之地，早就有了向外发展的打算。他曾对人说过：“我们连个海口也没有，要向国外购买一些武器装备，真是太不方便。”
在北伐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冯玉祥十分卖力，他让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等部进兵河北，直取平津。鹿钟麟和韩复榘都是河北人，鹿钟麟在“首都革命”后那两年一直代表冯玉祥统治着北平，他们都抱着打回老家，取得地盘的迫切期望，也说明冯玉祥早就有了将这些地方收入囊中的打算。
老冯以为，西北军在打退奉军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最大，就算不论他和蒋介石的那点兄弟交情，单单论功行赏，也应该把河北、平、津分配到自己名下。
结果老蒋的分配方案令他大失所望。可是不同意你就说不同意好了，老冯这人却还有个特点，在地盘、金钱之类比较“俗”的问题上，他向来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就怕别人说他是争权夺利。
以后冯玉祥在河南新乡给部队讲话，提出“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的口号，既是说漂亮话，也是发牢骚。其实他内心对蒋介石和阎锡山已极度不满，自然也再不会有给蒋介石铸像的闲情逸致了。
6月中旬，蒋介石电邀李、冯、阎到北平举行善后会议，冯玉祥便以生病为由，复电不来参加，并让其驻汉口的代表向李宗仁进行解释，希望对他原谅，实际是想探测李宗仁对善后会议的态度。
“李白”分到的地盘是广西、湖南、湖北、汉口。他们对此也十分不满，认为自己不是没有参加北伐，却未能从北方分得寸地，更没有能够拿到可从外国购买军火的出海口，乃是蒋介石从中作祟。
此时北伐刚刚结束，“李白”都还不太好意思跳出来公然争夺或吵闹，不仅如此，李宗仁还特意表现出来了一点高姿态，他一边派人到新乡去对冯玉祥进行慰问，一边给冯玉祥发电：“深盼冯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则公私两利，实国家之幸。”
冯玉祥一看李宗仁铁定与会，也怕不去开会要丢掉点什么，遂复电：“我兄如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弟当扶病奉陪末座。”
7月上旬，同道北上的蒋介石、李宗仁在郑州与“扶病”而来的冯玉祥会合。这时候的老冯已经是满面红光，脸上看不到丝毫病容。
可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冯却又频频咳嗽。李宗仁望其人，听其声，便知道他是假咳嗽，于是就用膝盖碰了碰坐在他身旁的李济深。
散席后，李宗仁问李济深：“你看冯先生在害病吗？”李济深微笑道：“他在扮戏！”
第二天，一行人乘车抵达北平郊外的长辛店，阎锡山、白崇禧等人早就在车站迎接。这是李宗仁和阎锡山第一次见面。除了和白崇禧一样，觉得阎锡山“皮肤黧黑，长相看老，说一口极重的山西土音”外，李宗仁还对此人得出了另外一个印象：态度深沉，寡言鲜笑，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与冯玉祥粗放的外表，形成了鲜明对比。
阎锡山士官学校的学历依然引起了李宗仁的兴趣。李宗仁曾听阎的同学程潜说过，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的成绩其实一般，加上平时装扮又土里土气，当时谁也没看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不料回国之后却渐露峥嵘，成了整个士官系中混得最好的人物。
7月6日，大家齐赴北平香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蒋介石任主祭，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襄祭。四人行礼已毕，然后打开棺材盖，瞻仰孙中山的遗容。
这时蒋介石忽然扶着棺材哭了起来，冯、阎二人也频频擦泪，“状至哀伤”。
只有老李一个人木然肃立，并未落泪，而且他觉得其他三人都太过矫情，他本人没有这种表演本领。
民国地质学家丁文江和“李白”都很熟。他对“李白”的看法是，李宗仁比较忠厚，没有一句假话；白崇禧相当狡黠，没有一句真话。钱昌照也认同这一看法。
不过要说哭泣的三个人都是在装样子，也并不尽然。至少蒋介石的痛哭是有一些真情的，四人中以他跟随孙中山的时间最长，孙中山留给他的政治遗产也最多。再想到，如今虽然好不容易完成了北伐，可周围还是群雄环伺，难题成堆，当事者的心情确实是五味杂陈，一旦抚今思昔，难怪要“热泪如丝”了。
后面一大堆人里面，看不惯蒋介石的大有人在，有人已在嘀嘀咕咕地开骂：“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
冯阎李开始劝蒋不要再哭，这一劝不要紧，蒋哭得更厉害了。一些人不耐烦起来：“叫他哭吧，我们走了！”
蒋介石这才勉强止住哭声。孙中山的棺材盖被盖下，一场各怀心事的哭灵宣告结束。
<h2>神仙会</h2>
祭告典礼只是一个必要仪式，大家齐集北平，主要还是为了开善后会议，而善后会议的议程之一，乃是会商东北问题。
蒋介石的幕僚、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在一年前提出过一个“分治合作”理论，主张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分立的地方政府在政治、军事、财政上保有自主地位。蒋介石又考虑到北伐军若出兵东北，日军必然又要像“济案”那样加以阻挠，于是便倾向于将“分治合作”理论运用于东北，这就有了改旗易帜。
改旗易帜简单说来就是将东北政府的五色旗改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表示归顺中央，但实际仍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召开善后会议之前，蒋介石特派吴铁城等人到东北进行了改旗易帜的游说。
张作霖被暗杀后，张学良子继父业，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从此开启了东北的张学良时代。张学良自知凭实力难以与北伐军抗衡，同时也认识到仅凭东北一隅无法抵抗日本人的入侵，只有通过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牵制日本，因此很快就接受了改旗易帜，并派代表到北平做进一步接洽。
有人认为，东北易帜乃中央与地方势力妥协的产物，是一种不成熟的国家统一。北伐军高层在对此展开讨论时，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冯、阎和奉系之间有宿怨，同时又都有分割东北之心，两人便力主在东北辄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的情况下，继续向关外发动进攻。
与他们相反，新桂系的根据地位于南方，桂军也主要都是南方人，不耐严寒。李宗仁估计即使顺利拿下东北，他也沾不得多少光，那里必然是冯阎的天下，所以主张对东北停止用兵。
蒋介石早就打定主意要实行东北易帜，不过因为要在会上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结果导致东北代表在北平待了十几天还没能得到接见。其间这些代表不但常收到恐吓信，还被人用言辞进行羞辱，感觉自己好像亡国奴一样，十分难堪。为了以退为进，他们放出风声，称如果再无说法，就将离开北平。
李宗仁听到后，即告之蒋介石，蒋介石于是顺势派员前去与东北代表晤谈。这样东北易帜的方案终于得以确定下来，以后奉军也就被改称为东北军。
东北问题虽然费了周折，但还不算过于棘手，最难的其实是善后会议的另一个议程，那就是裁兵。
至第二次北伐取得胜利，属于国民革命军方面的部队计有四个集团军和李济深的第八路军，约三百个师，合计兵额二百二十万以上。每年军费需八点七亿元，可是中央财政只能拨付二点一亿元，其中有将近六亿元的缺额。
浩繁的军费开支，足以令中央财政濒于崩溃。此前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财政经济会议上，便有代表提交裁兵案，认为应先削减超过五分之一的军费，在压缩军费的基础上，达到减少兵额的目的。
诸侯们虽然都无法公开对裁兵表示反对，但他们的抵触情绪显而易见。时任第十一军军长的陈铭枢有意在投蒋后弃武从政，为此极力以裁兵主张游说各方。他跟李宗仁谈，李宗仁笑他是傻子，并且郑重地对他说：“当今治天下，非我们军人不可，‘长衫客’（指文官）是不行的。”
之后，陈铭枢又到北平见白崇禧。白崇禧与李宗仁一个鼻孔出气，而且其气焰之盛，甚至让陈铭枢都不敢当着他的面说出“裁兵”两个字。
蒋介石很清楚裁兵之难。早在举行祭告典礼的那一天，他就在即席讲话中强调“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先给众人打了一剂预防针。
7月11日，蒋介石在北平西郊汤山召集善后会议。他首先讲话，说了一通缩减军队，服从命令的大道理。他刚刚说完，李济深就站起来说：“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都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办法，万万要不得。”
李济深是广西人，虽然他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属于新桂系，但却一直是新桂系的扶植者和同盟者。他的这一番含沙射影，显然是暗指蒋介石要以裁兵为借口，故意削弱其他诸侯包括新桂系的兵力，壮大自己的势力。
李济深还说：“像现在北伐的革命军队没有饷，反而派了许多人暗中去收编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反革命的军队，这是顶不妥当的事。”这些话又是针对蒋介石射来的机枪子弹，因为蒋军里有好多是收编自北洋的“杂牌军”。蒋介石听得坐立不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善后会议没有制定详细的议事细则，更没有预定提出讨论的大政方针，形式上只是一个座谈会，蒋介石无法以主持者的身份硬性施压。他的那几位靠嘴巴吃饭的谋士幕僚，比如吴稚晖、戴季陶，赶紧拍马上阵，为自己的幕主帮腔掩饰。
虽然第一天有了一点交锋的火药味，但总体而言，气氛还是比较和谐的。因为是座谈会，大部分时间里，与会者都是在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地瞎侃一通，反正也没人追究对错和结果。吴稚晖最擅长此类插科打诨，他颇有些乐在其中似的说：“好在国民党惯于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这样的会议当然无伤大雅。”
预计可能会比较紧张的善后会议开成了“神仙会”，会上和风细雨、融融一堂，会下社交饮宴、联络情感。
<h2>喜剧段子</h2>
所有与会者中，蒋介石大概是最忙的。他听说一帮北洋遗老正在天津大连活动，且段祺瑞也身居其间，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段祺瑞下达了一纸通缉令。
李宗仁向来认为有枪杆子的才能成事。他很天真地问蒋介石，段祺瑞虽为前北洋巨头，可如今两手空空，在天津都隐居了五年，何必再通缉如此老朽？
这样的问题就显示出了蒋与李的差距。蒋介石告诉他，通缉段祺瑞并不是真的要把他抓起来，为的只是打击段祺瑞的威信——说白了，吓吓这老头子，同时杀鸡儆猴，免得给咱们捣乱。
过了没多久，段祺瑞就致函蒋介石，否认参与了活动，遗老们的背后串联也逐渐销声匿迹。
打击别人的同时，最好还能抬高自己。
蒋介石到日本留学，本是奔着士官学校去的，但当时规定，中国学生先要在振武学校毕业，然后在日本的基层部队见习，最后才能进入士官学校。蒋介石已经进入了见习期，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放下学业回国，所以最高学历也就止步于振武学堂。
现在蒋介石出了名，士官学生同学会的负责人便主动上门化缘。蒋介石也乐得给自己添些光彩，便以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的身份，向同学会捐款五万元。
一些货真价实，但在国内混得较一般的士官生对此不满，跑来质问同学会负责人：哪里出来这么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
负责人回答得理直气壮：人家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
当然，发生在蒋介石身上的事尚算不上可乐，要说滑稽，再滑稽都滑稽不过冯玉祥。
老冯一直有一套独特的行事方式和标准，可谓是“老要癫狂少要稳”的典型。早在徐州蒋、冯初次会晤时，他站在铁皮车门口招手的那个镜头，已经让人瞠目结舌。接着到济案党家庄会商时，老冯又有惊人之举：原来一群人席地而坐，但他突然从草地上爬起来，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就径直走到马路边，帮一个过路的车夫推车上坡！
这回是老冯做东宴请大家，包括蒋、阎、李、白在内，赴宴的有百余名中央要员。酒酣耳热之际，忽然又有百余名大小职员和工友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全都排着队走进了餐厅前的天井。
与宴者不知道这些人究竟为何事而来，不免相顾愕然。等不速之客们在天井里站定，老冯起立讲话，他说：“我冯玉祥在民国十三年将清废帝溥仪赶出了故宫，外界谣传都说我冯某曾乘机偷窃故宫财宝。刚才进来的这一批人，都是在故宫内做事的人，知道溥仪出宫的情形最为详细。”
接着他大声向天井内喊道：“你们都是在故宫做事很久的人。你们照直说，宣统（指溥仪）出宫时，我冯玉祥偷过东西没有？”
站在天井中的人一齐回答：“我们都知道冯总司令没有偷东西！”
老冯的声音越发洪亮，他又大声问道：“你们说话诚实不诚实？”
“证人”们再次回答：“我们说话是诚实的！”
老冯于是转身向各位宾官行一鞠躬礼，然后说：“诸位现在已知道我冯玉祥并未偷过故宫宝物吧？”
众人哄堂大笑，感觉比看一场喜剧段子还过瘾。
老冯演完捧腹的喜剧，就轮到老蒋来演严肃的正剧了。在善后会议的最后两天，蒋介石突然提出“军事整理案”和“军事意见书”，会场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这次蒋介石用“编遣”代替了大家都不愿听的“裁兵”。“裁兵”听上去是一刀切，所有人都得平均割肉，“编遣”则不同，它是有选择性地进行改编，其中有亏有赚。蒋介石说，他计划将各个集团军质量较好的部队挑出来，分别编成五十个师（东北除外），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其余老弱则予以淘汰遣散，以节省国库开支。
冯、阎、李、白防来防去的是“裁兵”，未料到平地里又冒出“编遣”，缺乏心理准备，自然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理由来加以反对，因此最初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众人开始陆陆续续发言，其中白崇禧提出了“裁兵”“编遣”之外的另一个主张。
白崇禧在北方的部队系以李品仙、廖磊的湘军为主力，再配以少数桂军编成。他本欲同阎锡山争夺平、津，但阎锡山先到先得，把平、津的大大小小机关都占据了，行政、财政、税收、交通一把抓，凡是白崇禧推荐的人，阎锡山一个不用，使他根本无法染指华北事务。
白崇禧也一度想过率部回师武汉。回师武汉无论走平汉路，或津浦路转陇海路再转平汉路，都得经过河南、山东，这两省都是冯玉祥的地盘，要经过就得冯玉祥同意。白曾派代表见冯，请求让路，可是冯玉祥的态度模棱两可，始终不做肯定答复。
白崇禧人称小诸葛，花样最多。在既不能夺取平津，对回师武汉又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他决定另辟蹊径。
这时新疆正好发生内乱，省长被刺身亡，白崇禧便在会上引述了这一事件，认为新疆鞭长莫及，较难治理，而他是一个穆斯林，自愿率部移戍西北，塞边垦荒，为推行兵工政策做示范。
小诸葛固然聪明绝顶，座中诸人也绝非笨蛋，都知道白崇禧戍边新疆是假，以此躲避“编遣”，顺便再捞一块固定地盘是真。先前对分到手的地盘，李宗仁嫌小，冯玉祥嫌穷，都不满意，也都想借机调整。现在一看白崇禧带了头，他们二位不管有口才还是没口才，都哗啦啦地说一大堆，反正都是要找出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以便从“五十个师”的大蛋糕上切出最多的份额。
自始至终，有一个人都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不主张自己的意见。
这个人是阎锡山。
<h2>钱鬼子</h2>
阎锡山能从学生时代的“成绩一般，土里土气，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混到士官系中无人能出其右，自然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地方。在公众印象中，他身上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精明、会算计。
阎锡山的父亲是小商人，山西人称“钱鬼子”，属于能把算盘珠子拨拉到啪啪作响的那种。阎锡山从小随父亲在钱铺做学徒，耳濡目染之中也成了“钱鬼子”，日后当他把这种精打细算的商人手段应用到政治场中时，便开始一路过关斩将，乃至无往而不利。
老阎的地盘原来仅有山西，现在发展到冀、察、绥三省和平、津两市，在他看来就是大赚特赚了。虽然他也面临着被“编遣”的危险，有可能会亏掉一些，但还不至于把前面赚来的本钱全亏掉，因此他就犯不着像冯、李、白那样猴急猴急。
阎锡山不作声，蒋介石总算是轻松了那么一点。其他几个人的发言，白崇禧要带兵远戍，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他发展成为中央无法控制的又一股地方势力，加上西北又是冯玉祥的地盘，也不会容别人擅闯，所以便提出：“兵工计划先从导淮做起，然后冗兵移边垦荒，充实国防。”
你要去新疆不是不行，不过有那心，不如先就近改造一下淮河再说。
堵住白崇禧的嘴后，蒋介石对冯、李的要求也未一概否决。他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编遣计划，让阎、冯、李共同签名，说这只是原则大纲，具体怎么编遣可以到南京再商量。
阎锡山在会上一直对蒋表现得唯唯诺诺，态度十分恭顺，当即便在计划书上签名。冯、李见状，也只好跟着在上面签了字。
会后，蒋、冯、李、白相继南下。冯玉祥对南下胸有成竹，离平的时候，还坚邀阎锡山做伴同行。阎锡山则强调自己兼任着平津卫戍司令，负有卫戍平津的责任，不能说走就走，必须稍作停留。
如何对付蒋介石，已成为冯、阎、李内部共同的热点话题。先前在与高级将领和幕僚纵论天下大事时，阎锡山甚至设想到日后与蒋兵戎相见的情景，认为自己不一定就打不过蒋：“汉阳兵工厂只能制造轻武器，我们还能制造炮兵用的重武器。”
当然，不到迫不得已，阎锡山绝不会傻到挽起袖子主动去跟蒋介石打肉搏战，更何况，蒋介石要修理的又不是他一个人，为什么要上赶着冲到前面去呢？对此，他有一个极为精辟的分析：“蒋介石虽占据江南，但他的内部很不稳固，如汪精卫等恨蒋的人很多，李宗仁、白崇禧更是恨他。”
阎锡山估计李、冯、白这一去，十有八九会与蒋介石发生争执，他不愿掺和进去，更不愿替这些人火中取栗，而且凭他老阎多年混迹江湖的经验，遇到这种事切不可抢先，如此才能确保自己前后都有退路。
在阎锡山承诺，至多耽搁一天即行动身之后，冯玉祥才离开北平。第二天，他得知，阎锡山也从北平出发了。
冯玉祥对此仍不放心，他沿途不断用电话联络，听说对方的专车向南开来，方肯继续前进。
冯玉祥坚决要拉着阎锡山南下，自然是因为后者在善后会议上表现暧昧。这就好像赌桌上的三个赌徒，在前面的牌局中，两个输了，一个赢了，赢了的那位就想赶紧拔脚走人，输的注定不会乐意，人家还想在下面的牌局中把输掉的钱再捞回来呢。
更何况，南下是要合起伙来向老蒋争取利益，这种情况下，多个人就多张同老蒋交锋的嘴啊！
令冯玉祥想不到的是，阎锡山的鬼点子更多。专车往南开不假，但在开过石家庄进入河南境内时，突然又折返石家庄，随后回到了阎的山西老巢。
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阎锡山的解释是：因父亲患急病，故中途折回，俟父亲病好即去南京。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反对的理由，也是阎锡山再次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告诉幕僚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到南京开编遣会议，我若顺着冯、李说话，必取怨于蒋，会开不成不算，我还得罪了蒋。若顺着蒋说，又必取怨于冯、李，反正是两面不讨好。与其这样，不如等他们闹成分裂之局时我再去，那时双方都需要我，我就好了。”
冯玉祥身上常被人贴上标签，谓之“伪善终日，欺世盗名”，蒋介石虽然没那么矫揉造作，但也一向以忠孝仁爱作为标榜。大家都争着当“为人至孝”的大孝子，当然也不能阻止别人尽孝。
一直以来，阎锡山的优势都是心计，他跟冯玩的是心计，跟蒋玩的也是心计。他颇有几分自得地说：“袁世凯是最厉害不过的，我都应付过去了，蒋介石不如袁世凯多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可以说既希望阎锡山来南京，又怕阎锡山来南京。正如阎锡山所预计的，如果他与冯、李联合起来跟蒋斗，蒋是非常头疼的。
现在阎锡山虽然迟迟其行，但即便李、冯联手，其能量也不在小。蒋介石担心：南京会议会不会像善后会议那样无果而终呢？
<h2>柳暗花明</h2>
从北伐结束的那一天起，让蒋介石感到寝食难安的，就不再是“北洋军阀”，而恰恰是身边这些曾经的“革命同志”。冯、阎、桂这三路诸侯均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无论在地盘和兵力上，都处于前所未有的鼎盛期，也均具备对抗中央的实力。相比之下，蒋介石所谓的中央却控制不了多大的实际区域，数来数去，不过苏、浙、闽、赣、皖五省和宁沪两市，政令不出东南。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古往今来，这种腿比腰粗，趾与腿齐，外强内弱的状况都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忧患，蒋介石又怎能等闲视之，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没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打又打不过，说又说不得。
就在蒋介石苦思良策而不能得的时候，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面呈一计，顿时让他有眼前一亮、柳暗花明的感觉。
熊式辉说的是：削藩。
“削藩”一词源于西汉文景时期。当时的情况也是枝强干弱，诸侯王纷纷坐大，御史大夫晁错遂向汉景帝上书，“患诸侯疆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这就是著名的“削藩策”。
一语唤醒梦中人，蒋介石认为“削藩策”正合自己的心意。再一问，原来此计并非出自于熊式辉本人，而是由一个叫杨永泰的人所提出。
听到杨永泰的名字，蒋介石的内心大受触动，因为这是义兄黄郛曾在他面前提及过的一个人。
过去黄郛给蒋介石出谋划策，在“任方面”之外，还建议要“储才”。所谓“储才”，也就是广招人才。黄郛说，旧时政治家都极重幕僚，但到了民国，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诸党派，几乎全都是紧筑樊篱，“人才更分彼此而显得空虚”。
针对人才不足的状况，黄郛感到既忧虑又着急。他认为，新式政治家面对的挑战和变化比旧时还要严峻广泛，只有引入各种智囊，才能弥补政治家在精力、经验和知识等方面所可能出现的欠缺。
关于“储才”，黄郛最初只是贡献原则，并没有保举特别的人选。后来他随蒋介石一道复出，出任外交部长，才向蒋介石推荐了钱昌照。
钱昌照是黄郛的连襟，此人在经济学、教育学等方面造诣很深。由于黄郛的关系，他一入幕就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幕中地位与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并驾齐驱。当时陈立夫管党和政，钱昌照就管经济、外交和教育，凡有关经济、外交、教育方面的文件，他都有权代蒋批阅。
蒋介石是军人，缺乏国际知识，钱昌照就每天给他讲国际上发生的大事，让蒋介石逐渐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了了解。同样因为军人的身份，蒋介石之前与知识界少有渊源，而民国时的大知识分子又大多清高，用权势和金钱都不一定能搞定。也是在钱昌照的努力撮合下，蒋介石开始频频和一些大知识分子见面或邀请对方为他讲学，这样他在知识界、舆论界的声誉便渐渐好了起来，人们都说蒋介石“好学、接近学者、起用文人执政”。
钱昌照在蒋氏幕府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他的专长主要是经济，蒋介石一直感到帐中还缺乏一位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佐政之才。在复出准备第二次北伐期间，有一次与黄郛闲谈，他便要求黄郛放弃其他职务，直接进入幕府辅佐自己。
黄郛那时候就感到蒋介石与冯玉祥在政治上意见不合，日后势必引起内争，而自己与冯玉祥私交深厚，如果身处中枢，会引起冯玉祥的不满，因此决定举贤自代。
他对蒋介石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我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我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
杨畅卿就是杨永泰，畅卿是他的字。
<h2>海内奇才</h2>
杨永泰系秀才出身，不仅有比较好的传统文化底子，还接受过系统的西方近代教育，十多年身居官场的经验，更让他练就了一套“既擅文事，又长武备，既懂立法，又懂行政”的本事。在北洋政府时代，他曾是一位极为活跃的风云人物，黄郛长期在北方军政界活动，对此非常清楚。
杨永泰的苦恼之处在于，尽管他踌躇满志，才华横溢，但一直怀才不遇。当然，他的怀才不遇，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怪他自己缺乏恒心和眼光。
杨永泰最早也曾投奔过孙中山。孙中山内定让他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厅长，但当他认识到，孙中山其实没有实力，只是个空架子，财政厅也是既无权又无财时，便不仅不愿再出任，还跟着别人一起在背后开口闭口地骂孙中山是“孙大炮”。他的这种投机态度，引起了孙中山周围的国民党人，包括胡汉民等人的极度反感。
护法时代，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确实不过是西南实力派诸侯的一块御用招牌，他们几时不需要了，就可以一脚踢开。这一点杨永泰倒是看得一点不差，在护法军政府完结后，他转投了西南实力派。
然而好景不长，西南实力派也垮了台。杨永泰自知在广州无法立足，又北上投奔北洋政府，并在曹锟的国会里出任参议院议员。
哪知道曹锟家的议员还是做不长久，一个“首都革命”，令“猪仔国会”顿时解体。无奈之下，杨永泰只得离开北京，到上海做了寓公。
就在蒋介石下野的那段时间里，杨永泰看准时机，向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白崇禧上了一份万言书，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对现时政治的主张，并希望能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新桂系所用。
如果“李白”识才用才，杨永泰极可能为新桂系跃上政坛最高峰助一臂之力。在看过万言书后，“李白”也对其中深刻的政治见解表示赞赏，然而他们对杨永泰的态度却是不予理睬，也就是“然其言，不用其人”。
究其实，是“李白”十分鄙视杨永泰的为人，认为这样一个投靠过北洋，投靠过孙中山，又投靠过西南诸侯的幕客，在政治上是靠不住的，完全不值得吸纳！
对杨永泰，胡汉民等国民党的政坛老手是知道的，蒋介石一度带兵打仗，在南方政坛上也只是个后起之秀，在黄郛郑重予以推荐之前，他虽然也听别人说起过这个人，但并不是很了解。现在见黄郛将杨永泰说得如此高明，他有些半信半疑，加上忙于北伐，也就没再顾得上理会这位“海内奇才”。
黄郛素知蒋介石的秉性，同时杨永泰的特殊经历，也让他认识到若操之过急，反而会阻碍杨永泰的进阶之路。之后他便将杨永泰、钱昌照召入外交部，一边让二人参襄机要，一边准备寻找新的机会予以举荐。“济案”发生时，杨永泰、钱昌照都随黄郛在济南经历了风波，只是蒋介石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他们。
黄郛辞去外交部长一职后，按照民国时的传统，作为黄的亲信随从，杨、钱也只能辞职离开外交部。半年后，钱昌照由张群介绍，正式进入蒋介石的幕府，得以大展宏图，而在此之前，杨永泰已经在为接近蒋介石暗暗进行设计。
他首先在交通部王伯群手下谋了个顾问的职位，通过向王伯群（时任交通部部长）、李仲公（时任交通部次长）等人打听蒋介石的起居住行等情况，以便揣摩蒋介石的心理。在此基础上，他才写出建议书，然后经好友熊式辉之手，向蒋介石条陈时事。可以说，“削藩策”能够让蒋介石眼前一亮并拍案叫好，绝不是偶然的。
杨永泰的这种进身方法，在中国历代权臣传记中都可以找到影子。例如《唐书》中就记载李林甫：“结纳近臣，察帝动静，故奏对皆称旨。”李林甫在历史上是以奸相的面目出现的，此类方法也被许多人认为过于投机取巧，但在实际运用中它又确实是有效的。
在经历被“李白”拒之门外等诸多挫折之后，杨永泰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见解高不高明是一回事，别人能不能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再能干的谋士，再厉害的谋略，也只有在符合幕主需要，能够解对方燃眉之急的情况下，才能引起应有的注意和重视。
<h2>杯酒释兵权</h2>
前有黄郛的极力推荐，后有“削藩策”的横空出世，让蒋介石对杨永泰刮目相看。他问熊式辉：“熊司令，此人何在？”
熊式辉连忙答道：“此人正在我的警备司令部内做客。校长若要召见此人的话，我明天便派车把他送来。”
“不，我马上要见！你带我去你的司令部。”蒋介石已经急不可耐。
见蒋介石对杨永泰如此感兴趣，熊式辉既为老朋友从此能够有机会出头而高兴，又不免有些担心。他小心翼翼地提醒蒋介石：“总司令，杨永泰的过去您计较吗？”
蒋介石回答得很爽快：“我也了解他的经历，但过去的事，我不计较，只要他今后跟我好好干就行了！”
命运终于向杨永泰露出了笑容，这是他长久以来非常期待的一刻。看到蒋介石亲自莅临，杨永泰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很礼貌地向对方行了个鞠躬礼：“畅卿拜见蒋总司令。”
蒋介石马上拉住杨永泰的手：“吾辈革命，备感艰辛，求贤若渴。今日与杨先生相见，望先生施展管仲、诸葛之才，以贡献国民革命。”
杨永泰何等机敏，当即表明心迹：“我奋斗半生，今日始得一见明君。总司令知遇之恩，日后我当肝脑涂地，以报于您。”
双方寒暄后在客厅落座。蒋介石很谦虚地说道：“杨先生对今日天下大事有何高见，我蒋某在此洗耳恭听。”
杨永泰落魄了许多年，屡受各类幕主的冷落，现在蒋介石不仅“御驾亲临”，而且如此不耻下问，真让他有受宠若惊之感，因此立刻施展平生所学，开始纵论滔滔。
蒋介石听完之后，犹如看到太阳照进屋子里，心里这个亮堂：那些曾经让他一想到就睡不着觉的难题，竟然在杨永泰的“削藩策”中都一一得到了答案。
原来黄郛没有夸大，对面坐着的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佐政奇才！
蒋介石马上决定破格重用杨永泰，但却遭到了对方的婉言谢绝：“中国问题艰巨，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以一书生微薄之力，难担此重任，恐误党国大事。”
人才流动也必须符合奇货可居的价值原理。想当年刘备访贤，诸葛亮若是在他登门时就巴巴地一口答应，那就跌份了，在刘备心目中的光环也势必要黯淡不少。杨永泰时年已经四十八岁，这可能是他毕生最后一次创业机会，从他为入幕所做的种种努力来看，他的决心就是不入蒋幕便罢，一入就要为蒋所重用。
果不其然，杨永泰这种不卑不亢、半推半就的态度，对蒋介石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他也像刘备遇到诸葛孔明那样，拿出三顾茅庐的姿态，诚恳请求杨永泰能够辅佐自己。
等到杨永泰终于答应出山，蒋介石问他：“畅卿打算任何职比较理想？”
杨永泰深明“无功不受禄”的古训，他知道自己初入蒋幕，在未立寸功的情况下，若贸然接受高官，容易引起其他人的不服，于是便说：“听凭司令安排，我只想贡献，不图职位高低。”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那好，那好，你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身份随我左右，日后我亏待不了你。”
杨永泰入幕之后，非常用心尽力，遇到具体问题总要预备两三套解决方案。善后会议只是一个对诸侯进行“火力试探”的初步方案，以探测李、冯、阎的不同态度和胃口。紧接着的五中全会作为第二套方案推出，为的是调虎离山，便于各个击破。
8月8日，五中全会在南京正式揭幕，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长。与此同时，蒋介石发表政府任命，任命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三人长住南京，共商国是。
三顶乌纱帽都来自于杨永泰的建议，这叫“杯酒释兵权”。
<h2>得意忘形</h2>
蒋、冯、阎、李之中，以冯的西北军部队最多，当然需要裁掉的兵也最多，所以给他的乌纱帽也最大。蒋介石和杨永泰都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冯玉祥在裁兵中带个头。
给官帽的同时，蒋介石也没忘记动用他的情商，极力弥合因为地盘问题而与冯玉祥之间产生的裂痕，为此他还特地邀请冯玉祥到南京的汤山去泡温泉。
蒋介石在汤山有专用温泉别墅，名为“陶庐”。老冯去那一看，第一印象就是“布置得好极了”，院子里有各种花草，厨房里还预备着点心和饭食，什么时候去吃都可以。
“陶庐”门外有宪兵站岗，这地方不但普通百姓和小官进不去，就是与蒋介石没有私谊的大官也不能入内，冯玉祥能够受邀，算是给了他一个天大的面子。
泡完温泉，两人从池子里爬出来，蒋介石突发感慨：“（他们）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中了。”
这里蒋介石说的都是新桂系，分别指北平的白崇禧、广东的李济深、上海的张定璠、武汉的胡宗铎。其中张定璠现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他在北伐时期是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上海市长的职务也系白崇禧一手保荐。
听到蒋介石能够对着自己说出如此的体己话，老冯十分激动，他当即站在老蒋的立场上，慷慨激昂地说道：“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能装下全国人，当全世界的领袖肚子里就要能装下全世界的人。只要你时时刻刻在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下功夫，又能实际做出来，无论他们占领哪里，无论他们拿了哪里，都是你的膀臂，都是你的兄弟，也都是为你做事的，何必顾虑这些呢？”
其实蒋介石说到新桂系的“野心”，只是为了向冯玉祥倒倒苦水，好拉近双方的距离，他可没耐心听别人讲大道理，尤其是出自于老冯这样的“土包子”之口。偏偏老冯又是个“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打从军政部长的乌纱帽戴上的那天起，他便过起了下命令的瘾，往往今天令蒋介石，明天令李宗仁。像这样“当面指教”蒋介石，在他看来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眼见老冯越说越起劲，蒋介石赶紧转移话题：“没有什么。”
又有一次，蒋氏夫妇来看冯玉祥。冯的副官说冯不见客，蒋介石一个“你们不要管”，便直接闯入屋内，走上了楼梯。
蒋介石送给冯玉祥一棵很长的人参，又邀他出去吃野餐。短时间内，蒋、冯仿佛又回到了当初换谱做兄弟的时候。
看看时机差不多了，蒋介石宣布正式召开编遣会议。他再次重申，全国除东北外一共编五十个师，各集团军自己研究，看编多少合适。编遣会议也相应分成非正式会议和正式会议，非正式会议主要用于交换意见，作出提案后再在正式会议上进行讨论。
这时候的老冯在“李白”等其他派系看来，早已经得意忘形。他不会再与别人一起合斗老蒋了，而只想超越众人，独自登上权益的最高峰。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他主张精兵原则，并提出了四项编遣标准，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有战功者编，无战功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
这些标准除了“革命性”那条过于主观，难以掌握外，其他几乎都是在为西北军量身定做，以此来衡量，西北军应编的占大多数，应遣的只占极少数。
何应钦当即问道：“那么你打算编多少？”冯玉祥大言不惭地回答：“多少还不敢说，在四个集团军里总该占第一位吧。”
众人哗然。蒋介石也极为失望，他是要让冯玉祥带头裁自己，可不是带头保自己裁别人。于是便很不高兴地哼了一声：“那你提个方案吧！”
老蒋的表情让老冯幡然醒悟：这样只顾着自己确实不好，以后谁还肯和你一块愉快地玩耍？
回去后，老冯真的又拟了一个方案。这次他没敢再把自己放第一位，而是与蒋介石拉平了，同时又把阎李及其他杂牌继续压低。
过了几天，开第二次非正式会议，冯玉祥将他的方案公布于众：西北军和蒋军各编十二个师，桂军和晋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
蒋介石听了自然还是不满意，“李白”和其他人也不甘心。于是蒋介石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就把冯的方案搁置起来。
在老冯看来，这就是最佳方案，也是他在编遣过程中可以容忍的极限，当下不管方案会不会通过，就今日一电令，明日一电令，自顾自地在西北军内部裁并起来。
以后又陆陆续续开了几次非正式会议，与会者话不投机，争吵不休，离主题也越来越远，几乎酿成僵局。
<h2>有赚无赔</h2>
打破僵局的希望，逐渐被放在了迟迟未能与会的阎锡山身上。蒋介石给阎发去让他担任内政部长的电报，并询问他父亲的病情，意思是催促他尽快赴京。
阎锡山首先回电称不能在南京供职，仅保荐心腹赵戴文出任内政部次长，以代理部务。阎锡山此举令白崇禧拍案叫绝，称为“阅历深，见得远”，而不像冯玉祥“近视眼，不度德，不量力”。
接着，针对蒋介石让他尽速与会的要求，他又编了一套谎话，说是在老父生病期间，他一直亲自服侍汤药，现在虽然父亲的病刚刚好了一些，可他自己却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了，所以还是不能立刻赴京。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体确实虚了，阎锡山还真的将家搬到太原崛围山休养去了。
对蒋介石急于通过编遣会议毕其功于一役的情绪，阎锡山看得一清二楚。他有些不屑地对亲信幕僚说：“蒋介石这人器量狭小，排除异己，遇事操之过急，终不能成大事。”
在各方函电交促下，阎锡山一直拖到编遣会议中期才前往南京。南京的军政大佬们无不翘首以待——蒋介石应付不了冯、李，指望他能从中转圜，而“李白”见冯玉祥与蒋似乎靠得很紧，惧怕蒋、冯真的合作起来，也期盼阎锡山加入他们的阵营，以便增加声势，共同对付老蒋。
骤然升高又如此集中的期望值，使得阎锡山未来南京之前就造成一种气氛，好像只要他一来南京，关于编遣问题的一切症结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当阎锡山的专车到达南京时，他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欢迎，充分证明这次的投机生意又是有赚无赔。
阎锡山到南京的当天晚上，即派晋军总参议周玳到白崇禧处拜访，以便摸一摸这次编遣会议的底。一见面，周玳就问白崇禧：“你们近来做了些什么？”
白崇禧哈哈大笑：“我们还能做出什么成绩？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倒是大做特做。他的口不大，肚子却很大，还想侵占我们的地盘呢！”
白崇禧接着讲了冯玉祥在南京这段时间的言行，并讥笑冯玉祥：“他现在第一步想捧蒋、拉蒋，消灭三、四集团军，将来有机会再把蒋推倒，他好独霸中国。他不想蒋介石是个大流氓，在上海交易所里闯荡过多年，哪里像曹三爷（指曹锟）一样容他摆布。”
白崇禧对周玳说：“你瞧着吧，不久他（冯玉祥）就会吃亏的，你们老总对他怎么样？我想，因为方顺桥那段故事，对他的印象不会太好吧？”
周玳急忙回应：“我们老总对冯这个人十分清楚，方顺桥的事他当然不会忘记。不过他看出老蒋的目的是想各个击破，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因此对于冯焕章还想拉他一把，免得唇亡齿寒。”
白崇禧在方顺桥战役中曾经爽爽快快地帮过晋军的大忙，虽然双方在争夺平、津地盘上有矛盾，但表面上仍客客气气。周玳问白崇禧，既然冯玉祥已经提了方案，为什么你们不也跟着提一个方案？
白崇禧回答，和蒋介石共事，就是画上个“龙天表”也等于零，所以索性不提了。
“龙天表”是道教中法师焚化的一种符箓，大致相当于送给神仙的私密信件，白崇禧以此表示跟蒋介石之间没什么可谈的。
夜访结束后，周玳把白崇禧的话详详细细地转告给阎锡山。他建议：“冯焕章准备了提案，咱们也应该准备个提案，以免临时措手不及。”
阎锡山老谋深算：“不必着急。等老蒋叫咱们提的时候再提，也还不迟。”
过了三四天，何应钦来见阎锡山。谈到编遣会议，他也特别谈到冯玉祥的提案，并且如阎锡山所料提出了请求：“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
何应钦还说：“蒋先生的意思，是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好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
“中央区”是给谁用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看来蒋介石也把阎锡山当成了可倚仗的对象。阎锡山考虑片刻，不敢马上答应，便说：“我可以准备个提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
何应钦走后，阎锡山召集周玳等幕僚研究提案内容。此时他想到对“中央区”还是得表个态，毕竟这个话要让蒋介石自己说，确实有些难以出口。
北伐之后，阎锡山实际成为地方诸侯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不仅不想真的和“李白”搞在一起，跑去触老蒋的龙须，甚至于还要依靠老蒋做后台，力保平、津。
因为有可能跟阎锡山争夺平、津的，其实正是白崇禧。白崇禧老是赖在华北，让阎锡山时时有芒刺在背之感，对这个小诸葛，他既不能得罪，可也绝不肯让对方占到什么便宜。
一份考虑周全的阎提案就此出笼。
<h2>羊肉馒头没得吃</h2>
几天之后，编遣会议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当天出席列席的所有人员都坐在主席台下，只有蒋介石一个人高高地坐在台上。他在会议致辞中说：“我们的军队既不用对外，就应尽量缩编，该编者编，该遣者遣。至于按照什么标准，本人没有成见，大家可以从长计议。”
接着他让何应钦将冯、阎的提案都读了一遍。冯提案已不新鲜，大家注意听的是阎提案。阎提案：蒋军、西北军各编十个师，晋军、桂军各编八个师，其他杂牌部队编六到八个师。最后剩下的六到八个师待编名额，可以由中央处理。
阎提案可以说是得罪一家，讨好大家。蒋介石的“中央区”有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觉得自己在兵额上跟冯玉祥相差不大，心理也能够平衡。于是在随后的发言中，多数人赞成阎提案，反对冯提案。
蒋介石很高兴：“既是大家赞成阎总司令的提案，那么原则上就采用这个提案。我的意思，在中央编遣区之外，再加上东北编遣区。”
会场上沉默了三四分钟，冯玉祥突然放开喉咙喊道：“咱们刚刚打完仗，军队还没有复员，似乎应该缓口气再进行编遣。”
蒋介石对此缺乏思想准备，顿时语塞。看到蒋介石一副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在座的吴稚晖急忙接过话茬，引经据典地大谈古今中外的治国之道，借此开导冯玉祥：既然已经通过了编遣的决议，就不能再拖下去。
吴稚晖的嘴功是有名的，即便临场发挥，也能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足以让老蒋缓过劲来，并想出应对之策。他哼哼了两声：“对，对，编遣也并不是即刻就进行，不过我们可以先成立一个机构。我们这个会只要讨论如何把机构组织起来，就算达成了任务。”
蒋介石打算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委员会里还要设一个管理财务的经理组，组长则由阎锡山担任。阎锡山听后沉默片刻，答道：“好吧，我一定勉为其难。”
“勉为其难”的背后，是满载而归的喜悦。经理组组长的油水有多厚，谁都清楚，这也是老蒋给阎提案的回报。
老冯瞧在眼里，心里这个窝囊劲就别提了，正是“羊肉馒头没得吃，空教惹得一身臊”。
会议结束，老冯两眼喷火，怒容满面地走出了会场。一回到寓所，就对幕僚说：“咱们的裁并电报以后不要再发了。”
这时候西北军已经自行裁并了八九个师，幕僚有些不明所以，只听冯玉祥气呼呼地说道：“人的十个指头不是一般齐，削长补短，削足就履，总不是办法。”
第二天继续开会，冯玉祥称病不再赴会，只派代表参加。在与会者陆续到达会场而蒋介石还没有露面时，白崇禧开玩笑似的对阎锡山说：“经理组是个花钱的事，你当心左右为难。”阎锡山还没答话，冯玉祥的代表便含酸带醋地揶揄道：“百川先生（阎锡山）有办法。”
当天蒋介石在会上公布了他的一个新想法，即将每个集团军作为一个编遣区，每区设一个编遣主任委员，但集团军司令不再兼任，而另由集团军司令挑选下次一级的人员担任。
蒋介石自己选定了何应钦，冯玉祥的代表选鹿钟麟，阎锡山选周玳。轮到李宗仁，他停了好一阵，才说选白崇禧。
之后，蒋介石照例又说了许多官样套话。台下，“李白”等人一个个犯困打盹儿，只有阎锡山毕恭毕敬，心领神会般的默默静听。
接下来有两天休会时间。蒋介石便派孔祥熙代表他前去慰问“生病”的冯玉祥。
冯玉祥年少时想当传令教习，曾经四年如一日地练习喊口令，结果练出了一副惊人的大嗓门，他的声音隔着老远都能听见。就在孔祥熙走进院子时，还听到冯玉祥在和许多人说话，但一进屋，却看到冯玉祥倒在床上，盖两张棉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
孔祥熙上去摸摸他的头，发现他又没有发烧，可见不是真病。至此，冯玉祥得了“心病”的说法便流传开来。
作为堂堂一个集团军总司令、有影响力的地方诸侯，跑到京城来装病自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可是老话说得好，“一日不识羞，十日不挨饿”，只有脸皮足够厚才能吃饱饭，这可是他老冯多年在江湖上摸爬滚打才总结出来的经验。
老冯的态度很明白地摆在那里：既然你老蒋不够意思，让我阴沟里都翻了船，那我还有什么义务再陪你玩？
蒋介石十分不悦，晚上他请阎锡山去吃饭，当着阎的面，就表示出对冯玉祥的极度不满。
对冯是不满，对阎则是赞赏。蒋、阎二人一直闲聊到晚上十一点，阎锡山才含笑回到自己的寓所。
在南京城里，阎锡山真正成了一块热腾腾的香饽饽。接下来，老蒋又单独找他商讨了好几次，征求他的意见，并研究如何才能把会开好。
阎锡山一边极力表示拥护编遣会议，一边劝蒋不可操之过急，他还答应会去劝说冯、李不要固执己见。蒋介石对此甚为满意。
李宗仁和冯玉祥那边也一个不肯落下，他们或亲自或派人，上门劝说阎锡山反对编遣会议。阎锡山则对他们说这不是好办法，若是操之过急，弄成僵局，蒋固然不爽，于他们冯、阎、李也很不利，还是应该徐图良策才行。冯、李虽不以为然，可表面上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
阎锡山左右逢源，好不得意，他高兴地对周玳说：“咱们迟来的办法是做对了。”
<h2>耍赖最方便</h2>
重新开会，蒋介石为了强调编遣的重要性，特地提到了日本军制。当时日本是征兵制，中国还是募兵制。老蒋认为，这是中国士兵素质不如日本士兵的主要原因，“募来的士兵都是一些无赖、流氓、土匪”。
蒋介石刚刚说完，冯玉祥的代表就抢白道：“一般军队素质不好，因为是拉来的壮丁，没有经过选择。我们第二集团军便不是如此。”据他说，西北军都是先由各县征集，再经中下级军官选拔，剔出一半较差的，剩下来的人还要由冯玉祥和其他高级军官一一验看，不合格的人仍然要继续剔除。
“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严格选拔出来的，所以绝不是无赖、流氓、土匪。”冯玉祥的代表话中带刺，说得很不客气，显然是有备而来。
蒋介石猝不及防，十分尴尬，会场也陷入了沉寂，没有人出来搭腔。幸亏阎锡山见势不好，急忙站起来打了个圆场，才没有陷入僵局。
冯玉祥的搅和，让蒋介石很是恼火。虽然会场上制度很严，没有出席证的人员一律不得入场，同时也不许新闻记者前来旁听，但列席的军政人员不少，总是要维持些起码的体面才好。
明知冯玉祥是装病，蒋介石也不得不当成真的一样对待。除安排阎锡山前去探视外，他自己更是两度偕夫人宋美龄上门慰问，在希望对方不要借机闹事的同时，也想重新弥合双方的裂痕。
由于冯玉祥对会议持抵制态度，编遣会议已很难取得重大进展。白崇禧等人推举阎锡山出面，以阴历除夕将至为由，要求离开南京。
眼见众人都无心议事，蒋介石只好宣布：“那么咱们就休会，我给你们预备专车。”
阎锡山、白崇禧都走了，冯玉祥找来谋士张钫商量今后怎么办。
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一个编遣会议把各人的真心假面全都暴露得清清楚楚。冯玉祥认为自己和老蒋大概是尿不到一块儿去了，但今后最有可能斗得跟俩乌眼鸡似的人，绝不会是他和老蒋，而只会是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
蒋桂暗斗，预示着内战将起。冯玉祥打算学习阎锡山，暂时避开这个旋涡。
冯玉祥的幕僚大多出身行伍，缺乏新型政治理念。张钫毕业于保定军校，是冯氏幕僚中眼界较宽的一个。他就此建议冯玉祥回西北整军经武，“三年不问国事”。换句话说，就是不参加关外乒乒乓乓的打斗，先用三年时间休养生息，“保持西北一片净土”。等有机会再出关问事，到时西北军兵强马壮，若争霸中原，不由得什么老蒋、老阎、老李不服，所谓“风声所树，一切事自然迎刃而解”。
计是好计，关键是眼下如何脱身。冯玉祥在和张钫计议后，想到两个办法：一是借个名义出国；二是直接返回自己的军队。
如果要求出国，蒋介石必然不会同意，毕竟冯头上还套着一个军政部长的官帽。如果要返回军中，以现在这种蒋、冯已经形同破裂的关系，估计老蒋不仅不会答应，还会加重疑虑。
思来想去，冯玉祥还是觉得耍赖最方便。于是他便以不告而别的方式突然离开了南京，直到渡过长江后，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信请假，理由是：养病。
当蒋介石得到消息时，冯玉祥已经在数百里之外了。
曾被外界寄予极大希望的编遣会议就此无疾而终，除了热闹热闹大家的眼睛，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蒋介石对此嗟叹不已，说：“各省分离分子所控制的军队系抗命不奉命，仍为新政府未能解决之严重问题。”
冯阎李，只有李宗仁还留在南京上班。这是因为新桂系跟冯阎不同，其地盘皆另外有人掌控——两广有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有胡宗铎、陶钧，就连北方的唐山、山海关还有一个白崇禧。这些地方，李宗仁都用不着亲自坐镇，非但如此，他长住京师，还能起到打听内幕并暗中掌控的作用。
编遣会议是冯玉祥第一个搞砸的，也让蒋介石对冯玉祥有了新的认识，只是以蒋军彼时的实力，实在奈何西北军不得。冯玉祥离开南京后，老蒋便想缓和与李宗仁的关系，用蒋、桂联手的方式来合力对付冯玉祥。
李宗仁固然不乐意冯玉祥，但比之于冯玉祥，他更不喜欢的恰恰是老蒋，因此他不但不肯接受这一建议，还反过来劝老蒋要对冯玉祥“感之以德”，说假如老蒋肯这样做，冯玉祥“必能接受中央的领导”。
蒋介石哼了一声：“冯玉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吗？”
李宗仁说服从不服众是一回事，能不能对付是另外一回事：“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十余万，他下面的每一个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应付了。”
接着，李宗仁又打了个比喻，说冯玉祥今日的作用，就像穿制钱的绳子一样。有绳子在，制钱一提即起，如果绳子断了，钱便会撒一地，再捡起来就麻烦了。
知道李宗仁不愿合作，蒋介石只能知难而退。这时的新桂系势力自岭南横贯长江，蜿蜒以至燕蓟，宛如一条长蛇一样俯瞰华东，处于全盛时代的他们确实不需要，也不屑于看老蒋的脸色。
正因为势力发展过快，其实从很早开始，新桂系就有些找不到北了。
<h2>借力打力</h2>
当初，为了与李宗仁携手北上参加善后会议，蒋介石曾在武汉绕了一圈。在李宗仁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新桂系位于两湖的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均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借故不肯出席，给老蒋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
第二天，蒋介石循例检阅驻汉部队。在他做了简单训话后，身为阅兵总指挥官的胡宗铎突然站到阅兵台前，提高嗓门，说：“北伐军在进展期中，中央政府政潮迭起，致影响军事，屡受波折。”
蒋介石固然心中不快，但也只好装成没事人一样，暂时隐忍不发。
编遣会议召开前后，看到老蒋在对付诸侯方面似乎仍然力有不逮，新桂系又在两湖掀起了新的风浪。
两湖中的湖南系广西门户，且是鄂桂通道，新桂系要巩固后方，势必将湖南政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过去“李白”以程潜主湘，固是迫于形势，以后软禁程潜，由鲁涤平继任，其实也出于权宜之计。
鲁涤平是湖南人，为谭延闿的嫡系，他所率领的第二军，其前身就是谭延闿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代表着中央政府的利益，作为其嫡系，鲁涤平的立场自然也比较接近中央。新桂系始终持反蒋态度，这时候的反蒋也就是反谭，反谭也就是反鲁。他们能够用鲁涤平主湘，仅仅是因为此前已连续扳倒了唐生智、程潜，如果再以外籍人继任湖南省主席，恐招致湘人的公愤和反弹。
对于鲁涤平，新桂系只视之为一个暂时过渡的角色。在鲁被发表主湘的次日，叶琪请他吃饭，席间他屡次宣扬“李白”的“威德”，意在窥察鲁涤平的态度。
鲁涤平不知对方究竟用意何在，神色略带惶恐，表示不敢就职。叶琪又劝他放手去干，并推荐自己的人协助其工作，实际上是安插“内线”，对鲁涤平实施监视。
鲁涤平不是不明白叶琪的用心所在，但回湘后，仍委任叶琪的“内线”为湖南省政府军务科长。不但如此，叶琪每次来长沙，他必定都要亲自到车站迎送。
叶琪以前做过鲁涤平的部属，鲁任团长时，他是连长；鲁任师长时，他是团长。对一个老部属极尽奉承讨好，在民国那种氛围下并不多见，也很容易惹人笑话。
鲁涤平当然不是真的愿意这么做，而是不敢不这么做。因为叶琪跟夏威关系密切，夏威遇到事情必要先跟他商量，可谓言听计从。夏威时任第七军军长，乃是新桂系在两湖的实力派，鲁涤平深知，叶琪可能几句话就能决定自己的去留。
新桂系在两湖已经嚣张到了何种程度，而鲁涤平对他们又害怕到了何等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鲁涤平主湘后，照例兼任湖南清乡督办，仍以何键蝉联清乡会办。以前程潜主湘时，湖南事务多交给何键主持，自己很少过问。鲁涤平继任后，表面上虽然萧规曹随，但已明显不同于程潜。程潜那时候是认为自己兼管两湖，他经常要往武汉跑，湖南这边想忙也忙不过来，而鲁涤平只有湖南可归他管，何键管多了，就等于和他争权一般。
清乡督办署是掌握湖南省地方武装的枢纽。鲁涤平想要独揽督办署的大权，可是因为初次打理湘政，他对于湖南的军政情形颇为生疏，而何键对湘事摸索日久，心中有数，结果鲁涤平还是只能将督办署交由何键主持。
何键随着羽翼渐丰，也感到湖南有鲁，自己在湖南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始终只能屈居于“会办”这样一个助手的地位。如果他想完全掌握湖南的地方政权，则非驱鲁不可。
何键为人深沉，平时喜怒不形于色，鲁涤平同样不是那种喜欢咋咋呼呼的人。两人尽管从一开始就同床异梦，并且猜忌防范之心日甚一日，然而彼此仍虚于周旋，没有爆发过任何剧烈冲突。
从何键方面来说，单靠他自己来驱鲁，是一件很不现实的事。他得借力打力，而这个能借到的力就是新桂系。新桂系此时虽然还没有公开喊出反鲁的口号，但忌鲁驱鲁之心，与何键并无差别。
新桂系在鄂将领多为保定生，何键也是保定生，这是没进过保定军校大门的鲁涤平无法相比的。何键便利用这一优势，与新桂系中的“湖北派”拉上关系。
何键并非新桂系主湘的理想人选，但他们认为何键是保定军校同学，较之亲南京政府的鲁涤平毕竟要好一些。“李白”以下将领均认为有拉何制鲁的必要，叶琪在与人闲谈时说：“湖南这个地方要抓住，鲁胖子（指鲁涤平）想过主席的瘾，让他过过瘾。以后的事就要靠何芸樵（何键字芸樵）了。”
弄清新桂系的意图后，何键便时常赴汉，与“湖北派”加强联系。同时，他对清乡督办署的事务也抓得更牢，已达到完全一手包办的程度，鲁涤平几乎无从过问。
一次，叶琪由鄂来湘，鲁涤平设宴招待，宴席上他对同桌的人说：“湖南的事，只要芸樵先生肯替我帮忙，是大有可为的。”不安之状溢于言表。
<h2>汉口之约</h2>
一山难容二虎，鲁涤平开始苦寻反制何键的办法。此时湘赣边区的红军力量正日益壮大，于是他向南京政府建议，由湘赣两省进行“会剿”。根据鲁涤平的提议，南京政府批准设立湘鄂“会剿”总指挥部，任命鲁涤平为湘赣“会剿”总指挥，何键为副总指挥。
鲁涤平一面致电南京政府，请辞总指挥职务，以何键代替；一面向省务会议提议裁撤清乡督办署，并将督办署的全部人员移至“会剿”总指挥部。
如此一来，何键不仅被剥夺了督办署的实权，而且在他带兵到江西“剿共”之后，也实际被赶出了湖南。
何键为人圆滑，尽管吃了这么大一个哑巴亏，他也没有立即与鲁涤平闹翻：你说撤督办署就撤督办署；你说让我去江西，就去江西。
背地里，何键与新桂系靠得愈加紧密。他除以报告湖南事项为名，到武汉面谒李宗仁外，还在胡宗铎的陪同下，到北京拜见白崇禧，以此得到了新桂系两位老大的首肯。
当“湖北派”表示要何键担负湖南全部责任时，他便趁势说道：“责任是愿负的，但职权有限，万一力不从心，为之奈何？”
“湖北派”马上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胡宗铎拍着胸脯说帮忙帮到底，还说：“鲁咏安（鲁涤平字咏安），由我与煦苍（夏威字煦苍）、翠微（叶琪字翠微）来共同对付他。芸兄（何键）可置身事外，暂作壁上观。不过湖南问题，需要你回湘后及早妥作安排。”
何键心领神会，遂安安心心地到江西萍乡就职，同时集中兵力，做好了应变倒鲁的准备。
编遣会议结束后，“李白”侦知，蒋介石已决定撤销各地的政治分会。自老蒋复出，新桂系就丧失了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他们所唯一能依赖的合法组织是武汉政治分会，一旦政治分会被撤销，用以罢免鲁涤平的工具就没有了。
正好蒋介石此时离开南京，回到了家乡浙江奉化。新桂系决定抓住时机，先发制人。李宗仁不再回武汉，而是来往于宁沪之间。除窥伺各方面的动静外，他主要还是为了装出一副好整以暇的态度，以便在事变后，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在减轻责任的同时，为自己预留说话的余地。白崇禧也跟冯玉祥学，装病住进了医院。
随后，在“湖北派”的邀约下，何键到岳阳与叶琪商量倒鲁的军事配合行动。1929年2月19日，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撤免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改由何键继任。鲁涤平被免职的理由和以前给程潜的罪名大同小异，说他“把持税收，‘剿匪’不力，重征盐厘，有渎军纪”。
当天晚上，胡宗铎电告何键：“汉口之约，今日实现。”
第二天，叶琪、李明瑞、杨腾辉所部按计划分路南下。何键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跑回自己位于湖南醴陵的部队驻防地，坐等鲁涤平下台。
北有阎锡山，南有何键，都是善于多方应付的聪明人，对事也常常会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为了防止出现鲁桂交兵，相持不下的尴尬结果，他一边借口要竟“剿匪”全功，不肯贸然登台，一边特地打电话告诉鲁涤平：“鄂方有军车南开，请预为准备。”
对鲁涤平来说，何键的两面派式预警已为时太晚——因为桂军调动极其机密，连鲁涤平派驻武汉的联络参谋事先都被完全蒙在鼓里，未能提早向长沙发送电报。等桂军的军车越过汩罗江，接近鲁部防线时，鲁涤平才接到相应报告。
叶琪此前每次来长沙，鲁涤平都把他哄得跟个大爷似的，现在突然翻脸，自己也觉得不太近人情。行军途中，他给安插于鲁涤平身边的“内线”发去急电，要此人劝鲁涤平速离长沙。“内线”给鲁涤平一讲，鲁涤平大吃一惊，赶紧让他乘专车前去与叶琪接洽，并且说他愿意自动辞职，请桂军不要开入长沙。
“内线”马上在鲁涤平的宅邸打电话，向铁路局要车，得到的回答却是铁路上军车太多，专车已开不出去。
21日，见桂军兵临长沙，鲁涤平乘坐外国轮船，由九江转赴南京，跟蒋介石、谭延闿诉苦抹眼泪去了。
在鲁涤平的部队撤退时，何键还暗为掩护，让其从容撤离湖南，以此表示自己置身事外，同时给日后与鲁涤平见面留下余地。
<h2>水浒的世界</h2>
鲁案（又称湖南事变）毫无疑问是新桂系对中央政府，也是对蒋介石权威的一次严重挑衅。武汉政治分会尽管还没有被撤销，但相关条例明确规定，这一机构无权任免该区域内的人员。桂军兵至长沙，更是违背了编遣委员会关于各部队应静候检阅，不得擅自调动的决议。
惊闻鲁案爆发，蒋介石忙从奉化赶回南京。在听鲁涤平讲述完事变的经过后，他大为气愤，认为新桂系擅自撤换中央所任命的封疆大吏，形同造反。
李宗仁自知理亏，在蒋介石返回南京的当天，即电呈南京政府，说：“虽事前并不知情，但职责所在，亦应请予处分。”之后他推托患了眼疾，跑到上海租界的医院里躲了起来。
蒋介石在南京发表的谈话中，还提到新桂系此举，“没有给谭院长留面子”。的确，看到自己的嫡系丧魂落魄地跑回南京，身为行政院长的谭延闿与蒋介石一样对新桂系极为不满。
另一个让谭延闿感到不高兴的人是何键。尽管何键在事变中给自己留了余地，可这如何能瞒得过大半辈子都在官场上厮混的谭延闿？从鲁涤平的哭诉中，谭延闿完全能够判断出何键就是倒鲁行动的主谋者之一，以及在这次事变中担当了怎样两面讨好的圆滑角色。他对人说：“何键被桂系牢笼，不能自拔，想趁此机会捞取政治资本，也是实情，但以后再想两面讨好，那是做不到的。”
鲁案后，南京政府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难题。根据法理，武汉政治分会的任免是非法的，何键当然也不能主湘，可现在的问题是木已成舟，如果对何键的新职务贸然加以否认，不仅可能使湖南局面更加陷入僵局，而且必然会将何键进一步推向新桂系一边。
正因如此，当鲁涤平手下的一些幕僚愤愤不平，纷纷对何键展开攻击时，谭延闿又选择了缄默不言。他和蒋介石商量一致的结果，还是要暂时稳住何键，以防湖南再次出现动荡。2月27日，南京中央会议做出决议，派何键暂行代理湖南省主席（不久便正式督湘）。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其主力部队集中至安徽境内，积极准备以武力解决盘踞在长江上游的桂军，而桂军也不甘示弱地摆出了一副决斗架势。
看到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鲁案，李宗仁遂请辞国民政府委员职，白崇禧也称病请辞前敌总指挥职。
当然，这只是一种姿态，或者说是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进行要挟的手段。在新桂系内部，早已通过秘密带信、传发密电等方式对军事方案展开讨论。
在新桂系的三巨头中，“李白”都以军事指挥见长，偏重于攻，唯有黄绍竑以政略见长，被称为新桂系的“阴谋家”，偏重于守。黄绍竑认为不能急于同蒋介石开火，他主张把桂系主力控制在粤汉线上，必要时不惜放弃武汉和北平。这样至少可以确实控制住广东和湖南，达到进可战、退可守的目的。
白崇禧却认为黄绍竑的战略过于消极。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新桂系由广州到武汉、北平的热烘烘局面就自己垮掉了。他计划派自己在唐山的“桂系湘军”（指唐生智旧部）徐州直趋浦口，而以武汉的“桂系鄂军”（指胡宗铎、陶钧两部）顺长江东下直取南京。
白崇禧的观点得到了胡、陶的支持。李宗仁见状，便也站到了白、胡、陶一边。
“李白”不肯舍弃尺土寸地，当然是缘于对自身实力的评估，但同时也是因为得到了冯玉祥的许诺。
西北军的兵力超过蒋、桂中的任何一家，可以说冯玉祥选择跟谁合作，谁就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蒋、桂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双方都竭力与冯玉祥套近乎，一时信使往来，颇为频繁。最后，李宗仁派出的代表抢先一步得以在河南拜见冯玉祥，并带去了“李白”的意见，称老蒋要以编遣的名义压迫冯桂两军，现在“李白”决定倒蒋，约冯一同行动。
蒋、李曾是结义兄弟，可是一转眼也就翻了脸。李宗仁为此大发感慨，说兰谱中的话真不可靠，所谓的“亲如兄弟、同生共死”转瞬间就会变成“兵戎相见、你死我活”，无怪乎“政治是最污浊的东西”。他指的当然是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但实际上对他们这些身在政治场和利益圈中的人们而言，不过彼此彼此。
蒋、冯的关系也是一样，昨天还是山盟海誓，第二天就可能谁都不认识谁。老蒋把河北和平、津给了阎锡山，已经让老冯相当不快，后来在编遣会议中结成的恩仇，更令老冯视蒋为敌。
在离开南京时，老冯曾有一个不参加蒋桂之争，回大西北整军经武的计划，但这个计划需要有能静下来读老子庄子的心，而外面的世界却是水浒的世界，那个热闹与喧嚣，他又如何有这等定力？
各方面代表一活动，冯玉祥就逐渐改变了原先不加入内战的计划。他告诉李宗仁的代表：“烦请转告李总司令，我一定和他合作打蒋，但调动军队需要时间，希望他发动后能撑持两周，我就可以出兵响应。”
冯玉祥开始进行反蒋准备。谋士张钫劝他不要理会李宗仁，还是按计划速速西去，冯玉祥则复电说：内战将起，奈何奈何。
有了冯玉祥的承诺，“李白”信心大增，这也成为他们不屑于收缩兵力的一个重要理由。
从来新桂系内部的大事都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共同商量，然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过去三人的意见一般都是一致的，很少出现争执，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重大分歧。
见“李白”坚持己见，黄也就不好再加以反对了。包括黄绍竑在内，三个人当时都不知道，从这时候起，失败的阴影已经开始紧紧地笼罩于他们的头顶。
<h2>八抬大轿</h2>
在杨永泰的“削藩策”中，他将南方的新桂系视为一股，北方的冯、阎视为另一股，称这两股力量都足以与蒋争霸天下。
冯、阎、桂一旦实现大联合，对蒋政权就意味着灭顶之灾，杨永泰论述道：“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结冯、阎，则南京无法立足。”
在编遣会议草草收场，表明“政治削藩”希望渺茫的情况下，杨永泰转而主张在冯阎桂联手之前，逐一进行“武力削藩”，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新桂系。鲁案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和理由。
即便抛开冯、阎，对当时的蒋介石而言，要想用军事手段单独消灭新桂系，似乎也是一个很难达成的目标。桂军从南到北，从两广到两湖，再到山海关，战线长达千里，已经形成了可以互相配合，彼此呼应的“一字长蛇阵”，蒋军不攻便罢，一攻很可能成为对方的“腹中之食”。
显然，若想仅靠打仗来解决新桂系，胜负难有定数。杨永泰的办法是武力进攻和政治分化相结合，对新桂系分散在各地的势力予以各个击破。
他首先把目光盯在了广东，所用之术是“收买陈铭枢、陈济棠，以缚虎之势，扣留李济深于广州”。
陈铭枢早就投入了老蒋的阵营，陈济棠也与南京政府暗通款曲，但广东的关键人物并不是二陈，而是李济深。李济深在两广拥有过人的威望，陈铭枢、陈济棠等广东将领多为其旧部，就算他人不在广东，只要能够继续发号施令，二陈仍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正好国民党三大即将在南京开幕，各地代表纷纷赴京。李济深本来也应率代表与会，但处于这种敏感时刻，还要不要到南京去，他颇费踌躇。躲在上海法租界的李宗仁希望李济深能以广东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新桂系，不愿他为蒋所谋，所以也力劝其不要赴会，并预言李济深到南京只会凶多吉少。
见李济深犹豫不决，徘徊不进，蒋介石决定派吴稚晖到广州迎接。
在蒋氏幕府，吴稚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是孙中山的同辈人，当他名满天下，以反清革命家、国民党元老、教育家的形象跻身于民国政坛的时候，蒋介石还是一个小学生，两人年龄相差居然有二十二岁之多。
仅看两人过去的履历和年龄差距，似乎更应该是蒋介石给吴稚晖牵马坠镫才是。当然，如果说吴稚晖想借助蒋介石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之梦，这倒也可以理解，可实际情况是，吴稚晖并没有什么做官的瘾，其人生信条为“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他担任过的最长时间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常委，除此之外，并没有在南京政府当过大官，连蒋介石内定他为监察院院长，都被他一口拒绝了。
有人觉得蒋介石坏，宁死也不肯做蒋介石的官，吴稚晖是完全相反，他满心满眼都觉得蒋介石好，就连坏的都是好的。在吴稚晖看来，自己不做官的好处之一，也是能更好地为蒋介石奔走呐喊。他曾一再说：“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过问国事，帮蒋先生说话，不是比在南京政府里任职的人说话更方便吗？”
与陈布雷等“文胆”不同，吴稚晖的本事主要不是笔，而是嘴。蒋介石让他到广州去拉李济深，老头子立即赶赴广州。去了之后，便不顾鞍马劳顿，喋喋不休地跟李济深讲起了务必要赴南京开会的道理。
吴稚晖与李济深本是儿女亲家，这种关系加上吴稚晖那张锋利的嘴，终于让李济深招架不住，答应动身北上。
3月11日，李济深率一批代表抵沪。这时全会还没开幕，李济深暂时不来南京也无不可，但蒋介石又向他发出邀请，请他来南京居中调停中央政府与“李白”的矛盾。
李宗仁见状，再次劝李济深千万不可去南京，否则必被扣留无疑，到时广东必陷，广西也会随之失去援助。听完他的分析后，李济深觉得很有道理，当即说，自己决不去南京。
李济深不来，蒋介石自有办法，他让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四元老出马，要求即便用八抬大轿，也非得把李济深抬到南京来不可。
张静江等人对此事都不太热心，只有吴稚晖特别能体谅蒋介石，在劝李入南京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活跃。一到上海，四老就前去拜访李宗仁，同时约李济深来李宗仁的寓所谈话。吴稚晖代表四老对李济深说：“蒋先生命我们四人来劝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入南京面谈，请任公不要推辞。”
李济深当然不敢贸然答应，他说：“蒋先生对我素有成见，此次烦请诸位来请，更说明其中有问题。蒋先生能保证我入南京后的安全吗？”
吴稚晖立即回答：“我们来沪之前，便曾和蒋先生谈到任潮入南京后的安全问题。蒋先生表示，他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失去自由，但是如果任潮不去南京，中央便一定要对武汉用兵！”
<h2>三路并进</h2>
即使有了蒋介石的“人格担保”，李宗仁也坚持不让李济深去南京——你蒋介石不是要调解吗？可以，就在上海调解好了。
他对吴稚晖说：“中央如有诚意和平解决，则在上海谈判和在南京谈判，究竟有何区别？必要时，蒋先生自己也未尝不可屈尊来沪。至于蒋先生以人格担保一层，像蒋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你们又何必骗任潮去上当呢？”
吴稚晖对在上海谈判不予考虑：“只有任潮去南京，才可消弭兵祸。”
眼看蒋介石的信用得不到对方的承认，吴稚晖把自个儿都给撂上了桌：“如果蒋先生不顾人格，自食其言，我便当着蒋先生的面，在墙上碰死。”
李宗仁并不相让：“稚老，慢说你没有自杀的勇气，纵使你自杀了，战争还是免不了的。”
接下来，任吴稚晖说破了嘴，李宗仁只当是两片瓢，惹得吴稚晖暴跳如雷，跳着脚大喊：“我们不管了，我们不管了！你们有的是枪杆，你们去打好了！”
四老与二李的谈话足足持续了两天之久，第二天更是从上午十一点一直谈到半夜十二点，但结果都是不欢而散。让吴稚晖特别来气的是，李宗仁始终以李济深的保护人自居，一再阻止其赴京，这使得他真恨不能上前捶李宗仁两拳才好。
突破口还是在李济深自己身上。经常出入南京政府的钱昌照对二李有一个基本评价：李宗仁比较忠厚；李济深不仅比李宗仁更老实忠厚，而且心肠较软，容易因轻信于人而受骗上当。
李济深以前就因为相信汪精卫而吃过苦头，在吴稚晖的软硬兼施下，他的态度最后又软了下来。他告诉李宗仁：“我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京一行。”
李济深不顾李宗仁的劝告，从上海来到南京。最初，蒋介石倒没有像李宗仁所说的那样，立即翻脸不认人，李济深也得以与蔡元培一起，对鲁案提出调查报告。
李济深与新桂系形同一体，当然只会向着“李白”说话。这份由他主导的调查报告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办法，即以李宗仁“因公留京，事前并未与闻”为由，免去李宗仁的责任和处分。至于板子，则打在了张知本、胡宗铎等人身上。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蔡、李的报告，做出决议，宣布免去张知本、胡宗铎等人的职务。
鲁案到此似乎就可以了结了，但蒋介石显然对“三一三决议”并不满意。他所满意的也许只有一点，那就是李济深已身陷南京，并受到了秘密监视！
设法困住乃至于诱捕李济深，只是杨永泰各个击破策略的一部分。他的整个计划是粤、汉、津三路并进，使新桂系的“一字长蛇阵”首尾不能相顾。
杨永泰建议蒋介石：用新桂系的政敌俞作柏来拆李宗仁的台，同时让唐生智收回旧部，以进逼白崇禧。
俞作柏当年在广西与李、白、黄等人共同打天下，此人恃才傲物，自称为“广西的蒋介石”。他不但不屑白崇禧，甚至于连自己的顶头上司李宗仁都看不起，曾经对人说：“把一只狗甚至一只猫扶上树是可以的，但一头猪无论你怎么扶，它还是上不了树。”话里的“猪”隐喻的就是李宗仁。
对这样的刺头，“李白”自然难以容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俞作柏感到在新桂系里站不住脚，就自动辞去本兼各职，到香港做寓公去了。
作为新桂系中最先分裂出去的头目，俞作柏虽然已无兵权，但对桂军仍有一定影响力，尤其是现任第七军第一师长李明瑞是他的表弟，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奉蒋介石之命，杨永泰手持他的亲笔信，秘密来到香港找到俞作柏。除了那封信件外，他还向俞作柏赠送巨款，并且许诺：“如果俞将军能够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桂成功，中央将委你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由你决定。”
<h2>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h2>
钱昌照与杨永泰同为蒋介石的幕僚，然而钱昌照对杨永泰却素无好感，他认为杨永泰喜欢搞权术，不够光明磊落。事实上，钱、杨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大不同。后来有一次杨永泰曾半开玩笑地对黄郛说：“乙藜（钱昌照字乙藜）真傻，蒋先生对他很信任，而他就是不在蒋先生左右安排耳目。”
归根结底，钱昌照搞的是经济，杨永泰搞的是政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古到今，政治领域就没有完全光明一说，如果连权术都不会，充其量也就是个书生而已。
如何亲近知识界，蒋介石要靠书生钱昌照，而在如何搞阴谋诡计方面，政客杨永泰则当仁不让。
俞作柏接受了杨永泰带来的巨款，答应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在杨永泰陪同俞作柏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委任俞为上将参议，并决定由杨永泰协助他到汉口，与李明瑞进行秘密接触。
新桂系在武汉的基本部队，为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和陶钧的第十八军。其中，第七军为桂军老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九军都是后来收编的。
在早期的老桂军中，夏威、胡宗铎并列，称为“夏胡”，对胡宗铎当军长，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只有陶钧是由旅长越格提拔上来的，而资历比陶钧更深，战功也更高的李明瑞等人却未能得到提拔，他们的内心自然极为不满。
而后，“李白”又搞“鄂人治鄂”，放纵胡、陶把持湖北军政大权，“夏胡”一变而为“胡、陶”，夏威反倒处于若有若无的地位。
陶钧为人骄横，升任军长后即抢得湖北收入最大的禁烟局；胡宗铎也不甘人后，将榷运局搂于怀中。两局的收入，除归入胡、陶私囊外，其余大部分留给十八军、十九军使用，导致这两支新部队的生活反优于第七军。
由于待遇不平等，在第七军中爆发了“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愤慨情绪，李明瑞等人向军长夏威诉苦，要求夏威向胡、陶交涉，可是夏威却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
桂鄂不合，让俞作柏的汉口之行非常顺利。通过李明瑞的居中牵线，俞作柏与杨腾辉等第七军干部秘密会晤，相约时机一到，即采取共同行动。
天津策反几乎与武汉策反同时进行。唐生智的部属借着以军队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三大的机会，来南京拜见蒋介石，表示“桂系湘军”对蒋竭诚拥护，并希望中央仍派唐生智对他们进行指挥。
蒋介石此时已派人和从日本归来、正寓居于上海的唐生智联系，让他去天津接收“桂系湘军”，同时承诺一旦唐生智完全掌握部队，便给予名义。
3月20日，蒋介石接到报告，证实两路策反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加上李济深又虎入牢笼，在南京受到秘密监视。基于这些情况，他认定解决新桂系已有确切把握，于是便在三大上发表了对付新桂系的意见，并且怒气冲冲地说：“中央对地方，只有法令，无所谓条件；只有命令，绝无调停的可能。”
这意味着“三一三决议”被蒋介石完全推翻，他要对新桂系动武了。
在此之前，李济深也察知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颇有悔不当初之感。他的幕僚想秘密和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接洽，派一艘法国军舰到下关来把他接出去，但李济深在已遭到密探监视和跟踪的情况下，生怕自己还未到江岸就被暗杀，所以只能放弃这一出逃计划。
3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宴请李济深，宴席之上，即以“勾结桂系，拥兵自护”为名，将李济深公开软禁于南京汤山官员招待所。
老蒋不顾“人格”、背弃诺言的举动，令原先在上海做过保证的四老全都目瞪口呆。蔡元培一怒之下，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张静江与蒋介石是结拜弟兄，私下只称蒋为“老三”，他气得顿足大骂：“老三太不给我们面子了，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
最尴尬的是吴稚晖。到了这个地步，你要让他真的“在墙上碰死”，他也做不到，不过令人称道的是，他没有装聋作哑，或一溜了之，而是抱着铺盖卷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并让人带话给蒋介石：“我要陪任潮兄（李济深）在一起，你要宰他，就把我也宰了！任潮不获释，我就不出去！”
张静江、李石曾出于内疚之情，也常去汤山看望和抚慰李济深。这些对改变李济深本人的现实处境都不无帮助，但要想让他获释，老蒋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3月26日，国民党三大通过决议，宣布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犯了“叛党乱国罪”，决定予以撤职查办以及“永远开除党籍”。第二天，蒋介石又亲自发布了“为讨伐李宗仁等布告将士”的文告。
在被三大定罪的前一天，李宗仁在上海市长张定璠的协助下，秘密离沪经香港到达广州。他那里前脚一步，后面张定璠就因此被蒋介石撤掉了职务。
广东方面，虽然李济深的旧部第八路军中还有人为其鸣冤，但掌握广东军政实权的陈铭枢、陈济棠早已与蒋介石达成了妥协。3月30日，二陈发出通电，声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使，粤省之财，皆粤人卖儿贴妇之膏血，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
李宗仁在广东无法立足，不过二陈对他尚算客气，没有立即翻脸不认人，当李宗仁表示想去武汉时，陈济棠还为他提供了飞机。倒霉的是，那些天春雨连绵，飞机无法起飞，李宗仁只得暂时回到广西，也相应失去了坐镇武汉直接进行指挥的可能。

第三章 仇敌满天下
武汉是蒋介石要攻取的重点之一。杨永泰曾建议，要破新桂系的“一字长蛇阵”，必须先击首腹后斩尾，也就是先解决武汉、平津的桂军，而后再直捣新桂系的广西老巢。
然而即便有了那么多有利于蒋的趋势，蒋、桂位于长江中游部队的实力仍然不相上下。除此之外，“李白”还有另外一个希冀，那就是冯玉祥已答应出兵相助。从现实情况来看，只要西北军南下响应，新桂系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令“李白”感到意外和不安的是，蒋桂开战后，西北军不但没有依约南下，反而还向后撤退了。当时冯部大将孙良诚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有一天夜里，他突然让部下在两小时之内把行李备好，准备由泰安撤退。部下不明其意，问道：“这是什么道理？是不是由北南下直驱浦口、南京，驱蒋下台呢？”孙良诚回答：“我接到冯总司令的密令，叫我们往开封方向撤退，内幕我不知道。”
西北军中搞不清状况的人还有很多。有人直接问冯玉祥：“这一次撤退的战略意义何在？”冯玉祥一面握起拳头做缩回来再打出去的姿势，一面说：“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又有人请他预测一下这次蒋桂战争的结果，冯玉祥说：“他们是势均力敌，总要看上一个月至两个月才有分晓。”
冯玉祥的真实意图是要坐山观虎斗，坐看战局发展而从中渔利。他固然恨蒋，欲借此机会反蒋；但另一方面又垂涎于新桂系所控制的地盘，打算一旦“李白”力竭或者落败，就趁机将河北夺过来，以便使河南与湖北连成一片，达到既控制长江形势，又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为了“一举而得两虎”，冯玉祥暂时实施回缩战略，他将孙良诚部作为预备队集中到豫西一带，将韩复榘部布置在京汉路南段，以便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后发力。
<h2>眼前一黑</h2>
“李白”不知道冯玉祥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作为“李白”的对手，蒋介石也是又惊又疑，非常害怕西北军联合新桂系夹攻自己。为防不测，他除调动所有可以使用的正规部队外，还将正在肄业的中央军校第六期学生编入作战序列，其中一部分直接到前线作战；另一部分发给实弹，做保卫南京的准备。
继李宗仁的代表之后，蒋介石的代表也拜见了冯玉祥。西北军总司令部内盛传，代表带来了蒋的三个条件：冯玉祥任行政院院长；要孙良诚继续回山东当主席，同时青岛特别市亦归西北军接收；由冯在湖北、安徽两省中任选一省作为西北军的地盘。
作为回报，冯玉祥必须通电声讨新桂系，出兵湖北。冯玉祥听后告诉蒋介石的代表：“论公论私，都不能让你们独任其艰，我出十三万兵力相援，怎么样？”
代表高高兴兴地回去复命。见冯玉祥已经表态，蒋介石立即改订战斗序列，临时任命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向武汉进攻。他自己也乘舰由南京至九江，亲自指挥嫡系部队向鄂东进攻。
哪知道冯玉祥嘴上答应得好，实际仍是虚与委蛇，不但没有发出一个字的讨桂通电，韩复榘部也奉命止步不前。说来说去，他还是舍不得放弃他那坐山观虎斗的妙想，就想尽量拖延时间以等待蒋、桂两败俱伤。
当时蒋、桂在长江中游的兵力配备大体相当，蒋军虽然人数上稍多几个团，但论战斗力，桂军却还要强上一些。3月30日，蒋介石在九江下达总攻击令，但只是虚张声势，各部前进很迟缓，都不敢冒险猛进。
然而当蒋军进入鄂东境内时，桂军也始终没怎么抵抗，众人对此颇为不解。由于李宗仁无法亲自到武汉指挥作战，桂军在军事上主要由胡宗铎、陶钧主持，当有幕僚表示担忧时，陶钧说：“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引敌深入。敌军攻坚，伤亡必大，可一鼓而歼灭之。军事我们很有把握，你不必担心。”
胡宗铎代替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更是对着幕僚摆出了一副用兵如神的姿态，说：“将来武汉附近听到炮声隆隆，是打得很好听的。请你转告亲朋和一般市民，不要惊慌，没有危险，结束很快。”
胡、陶之所以敢于“引敌深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蒋桂战争酝酿之初，他们就耗费两百多万元，在鄂东前线打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二人认为，凭借这一深沟高垒和强兵猛将的组合，不愁蒋军不伤亡惨重，到时他们再率部一冲，自然就能够“一鼓而歼灭之”。
3月31日，胡宗铎已做好到蒋军兵败，新桂系重新入主南京中央政府的准备。他认为：“这次战事很快就可以结束，打到九江就没有战事了，我们乘船东下，一帆风顺到南京，不会像上次那样吃苦（指北伐时期）。”
胡宗铎叫来自己的幕僚：“我打算明天出发，想约你同行。到南京后，关于政治党务，还是要你帮我布置布置，在作战中途也有一些大文章要请你大笔一挥！”
4月1日晨，胡宗铎正要出发，却见夏威拿着文件跑了进来，并且招手让胡宗铎到卧室密谈。
听夏威讲完事情经过，胡宗铎顿时眼前一黑。
按照胡宗铎的计划，第十九军防正面，第十八军防右翼，第七军防左翼。由于夏威本人患扁桃腺炎住院治疗，无法到职指挥，第七军临时由李明瑞统带，这给武汉策反中蓄谋已久的兵变创造了一个绝佳机会。
第七军出发之前，李明瑞就在汉口密约团长以上多名将领，商定全军开至前线后，即发动兵变。为免不测，李明瑞这时候还不敢说是要投蒋，只说是反对胡、陶，因此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到达鄂东前线后，俞作柏与李明瑞取得直接联络，约定立即行动。当天黄昏时分，李明瑞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训话，他说：“北洋军阀虽然被打倒了，但是现在又有新军阀起来了，比如蒋介石、胡宗铎、陶钧等人就是。”
接着他列举了蒋、胡、陶的罪状，当然重点讲的是胡、陶如何把持湖北地盘，横征暴敛的种种事实，特别强调“我们的官兵，在北伐各次战役中出生入死，现在倒落得个食不饱、衣不暖，连按月领饷都成问题的地步”。
第七军本是第十八军和第十九军的母体，可是在“桂系鄂军”吃香喝辣的同时，第七军却在军饷被服的补给等方面饱受歧视，甚至连军装都发不出。大家早就对此愤懑不已，那真是“提起心头火，咬碎口中牙”，李明瑞的讲话立刻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共鸣。
李明瑞说，胡、陶把第七军摆到最前沿，等于是让第七军给他们做挡箭牌、牺牲品，完全不值当——“现在蒋介石的军队向武汉打来了，我们的内部又有胡、陶的军阀部队，即使我们打败了蒋介石，还不是为胡、陶他们这些新军阀造机会？结果我们还是吃亏的！”
见众人频频点头称是，李明瑞决定绕至主题：“现在我的意见是这样，把我们的部队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不参加这一场肮脏的战争，听他们两方面的新军阀自己去拼吧。等到他们打到筋疲力尽的时候，不管哪方面打赢，我们再把他们消灭。我的意见，大家看看怎样？”
李明瑞这么一问，大多数军官都举手高喊“同意”。有几名军官是李宗仁、白崇禧、夏威的亲信，他们内心虽然不同意，但在多数人都赞成的氛围下，也只好被迫跟着举了手。
统一意见后，李明瑞即集结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西北移动。等夏威得到消息时，李明瑞、杨腾辉早已率部撤至孝感了。
<h2>丢了西瓜捡芝麻</h2>
事已至此，胡宗铎问夏威打算怎么办。夏威知道自己责任非小，连忙说：“我还是出发到前方去吧。”胡宗铎尚有些犹疑：“你的喉痛怎样，去得吗？”
夏威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喉痛：“不要紧，我决定还是去的好。”
去往前线的专车上，有不明真相的人还在兴高采烈，高谈阔论，说：“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兼而有之，是胜利的先兆。”
胡宗铎越听越郁闷，已全无平时狠拍胸口的那股牛气；夏威更是一言不发，情绪极度低落。
突如其来的内部兵变动摇了桂军的整个军事计划。胡、夏到达前线后，立即召集陶钧等人开军事会议，众人研究至深夜，最后决定变守势为攻势，冒险向蒋军出击。
不料天亮后，胡宗铎又接到报告，称李明瑞、杨腾辉贴出了“打倒胡、陶”“再不为湖北人打仗”等标语。这种情况下，如果十八军、十九军继续出击，第七军极有可能抄袭他们的后路，到时“桂系鄂军”就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为了不白送枪支”，胡宗铎、夏威、陶钧只得率部向鄂西退却。撤退途中，夏威压力很大，接连几天都吃不下饭。直到他的亲信所带的几个团跑回来，表示愿意继续服从他的指挥，夏威这才吃了一碗饭，并且说：“老子拼到一兵一卒还是要拼的。”
当胡、夏、陶不战而退出武汉时，他们连李宗仁的行李都一道遗失了，其中也包括李宗仁那张跟蒋介石做盟兄弟时的交换帖子。白崇禧在北方同样狼狈不堪，这位以花样多、点子多著称的小诸葛，其弱点正在一个“小”字上面。他的精明能干往往都只限于一定范围，做事也总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大处不算小处算——舍不得放弃武汉，结果武汉的军队丢了个一干二净；舍不得放弃平津，又导致在势单力孤、久居客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住自己的部队。
白崇禧名义下共有两支改编部队，一支属北方部队，驻于北平的西苑和南苑；另一支就是“桂系湘军”，驻于河北唐山，他自己的总指挥部则设在北平城内。
在发现北方部队不可靠，甚至有可能将自己抓了送蒋之后，白崇禧被迫由北平出走，前往唐山开平，住进了廖磊的寓所。
蒋桂开战前后，各方来电都汇集至开平，白崇禧经常通宵不睡，以制定决策和批阅来电。他不睡，译电员自然也无法休息，一连十几天都是如此。
当蒋军向武汉进逼的时候，白崇禧一边抓紧联络冯玉祥，一边准备率李品仙、廖磊两军回救武汉。可是长江战事结束之快出乎预料，冯玉祥在震惊之余，赶紧放下悠悠然垂钓的心情，匆匆忙忙地发了一个讨桂通电。
世情如纸，只有锦上添花，哪有雪中送炭？冯玉祥的通电一发，便意味着“桂系湘军”回救武汉的路被彻底截断了，与此同时，白崇禧对军队的掌控能力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桂系湘军”所属的两师官兵大部分为湖南人，西征之役中被新桂系收编乃是出于不得已，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内心里都盼着自己的老长官唐生智回归。
为了切实消化这支部队，白崇禧一面撤换湘籍军官，用新桂系成员替代；一面对最上面几个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头头加以笼络，尤其待廖磊甚厚，引为心腹。廖磊对白崇禧也知恩图报。蒋桂开战后，白崇禧日理万机，廖磊怕他身体顶不住，每晚都让自己的太太蒸制人参或高丽参，送给白进行滋补。
可是新换上来的军官却不给白崇禧争气，除了死要钱“不关饷”（即不发军饷）外，还排除异己，任用私人，惹得官兵恨之入骨，盼唐生智回归之心反而更加迫切。李品仙、廖磊等人虽然和白崇禧的关系很好，可是中下级官兵不听调遣，他们也只能随波逐流。
<h2>上兵伐谋</h2>
随着武汉桂军的迅速失败，外界纷传新桂系即将垮台，唐生智回归有望。湘军官兵为之暗自欢喜，跃跃欲试，有的部队已经集合官兵，公开宣布反对新桂系。一时之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贴到了开平至平、津的列车车厢上。
看到内部反对他的浪潮如此高涨，白崇禧惊慌失措，生怕再也走不出去。还幸亏廖磊不忘旧情，亲自将他护送到塘沽坐上了出逃的轮船。
事有凑巧，唐生智搭乘同一艘轮船到达塘沽。两人一个上船，一个下船，只是没有正面碰头而已。
为了验证自己在老部队中的影响力，唐生智下船后没有直接去唐山，而是在天津住了几天。李品仙等旅团长以上的军官闻讯，纷纷赶到天津迎接，即便自己不能亲自来的，也都派了代表。
廖磊因为与白崇禧的那段关系遭到唐生智的冷落，在求见一面而不可得的情况下，被迫挂冠而去。他觉得非常冤枉，临走前对着李品仙痛哭流涕地解释道：“我是始终拥护老长官的，我保住团体，没有更换过一个人，总算对得起老长官。我对白健生（白崇禧）只是碍于同乡情面，不能不应付他一下。我原想向老长官说明我的苦衷，今既不见谅，只得离开。”
唐生智对待被其视为已经“变心”的部下，向来冷酷无情，这一点在当初处理张国威事件中已显见无遗。尽管廖磊在他的复出之路上确实并未设置过多障碍，可仍然遭到了扫地出门的下场。
在展示威风，扫除异己之后，唐生智才在人们的前呼后拥中前往唐山。蒋介石最初还顾虑唐生智离开部队已久，怕他掌握不住，至此终于放下心来，随即任命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
4月5日，在闻知桂军也已经撤出武汉的情况下，蒋介石亲率一个团乘军舰抵达汉口。当他进驻武汉时，各攻击部队居然都还落在后面。
自第一次北伐以来，蒋介石所经历的大小阵仗无数，但几乎没有一个不需要经过激烈拼杀，这让他非常伤神：仗打输了，免不了受到各方指摘，甚至被迫下野；而即便是打赢了，在嫡系部队已遭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同样会地位不稳。
蒋桂战争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个崭新同时也极为成功的开始。他采取杨永泰的谋略，第一次将军事进攻与政治分化相结合，从而做到了“一兵不出而定北平”以及“兵不血刃而定武汉”。请问，还有什么结果会比这个更圆满更令人满意的呢？
蒋介石心情愉悦，他在汉口大摆庆功宴，把中校以上的军官都找去会餐，而且会的还不是一般的餐——是极为时髦，好多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西餐。
吃完第一个凉菜，蒋介石站起发言，他说：“此次讨桂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我们事先有策略、有计划、有办法，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兵不血刃就占据了南北两大都会——北平和武汉呢？”
对首先率部到达武汉，蒋介石也颇为自得：“以后只要绝对服从本主席，革命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就拿这一次来说吧，敌人已经退光了，你们还没有进到武汉，行动太迟缓了。今后作战再不能像这个样子。”
训完话，蒋介石现场示范了一下“本主席”的绝招，也就是教授众人吃西餐的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对在公众场合最喜欢装一本正经的老蒋来说，此举殊为难得，其欢喜若狂的样子毕露无遗。
会餐结束，他仍然意犹未尽，又带着参加会餐的人渡江游览黄鹤楼，并合影留念。
“上兵伐谋”让蒋介石尝到了甜头，两天后，他决定双管齐下，一面对桂军进行追击，一面对胡、陶实施招抚。
这时胡、陶的“桂系鄂军”尚有四个师以上的兵力，夏威手下也有好几个团，因此李品仙、白崇禧仍希望他们能通过力战，渡江取道湘西回广西。
曾几何时，胡宗铎、陶钧、夏威都被李宗仁夸为“革命军中第一流的战将”，但驻扎武汉的那段时光，在极短时间内就让他们成为了骄奢淫逸的典型。其中夏威沉迷于女色，大有乐不思蜀之概，对部队不管不问。胡宗铎抽上了鸦片，整天“吞云吐雾，不亦乐乎”。陶钧把持着禁烟局犹嫌不足，又借“清乡”之名，到处捞钱。
上梁不正下梁歪，桂军的中下级军官也大多狂嫖滥赌，军中卖枪和克扣粮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每当夕阳西下，汉口法租界的旅馆里就挤满了疯狂聚赌和寻花问柳的军官，兵痞们借酒闹事的大小乱子由此层出不穷。
贪污腐败使得桂军早已军心涣散，士无斗志，“桂系鄂军”尤甚。力战不是空口说白话，是需要拿性命去拼的，夏威等人虽然一度信誓旦旦，可哪里代替得了他们的色厉内荏。很快，胡、陶、夏便决定接洽投降，并联名向蒋介石发出通电：“个人进退实无问题，但使数万久战部属有托，则感赐多矣！”
此后，宋子文接洽了一艘英国军舰，将胡、陶、夏送至香港做寓公，余部被缴械改编，“李白”曾经盛极一时的第四集团军主力就这样冰消烟散了。
<h2>生存之道</h2>
除湖北外，湖南原本也被新桂系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桂军刚刚放弃武汉西撤，何键便派代表往武汉迎蒋，之后又趁机收编了叶琪的部队。新桂系很鄙夷何键的两面派做法，叶琪称：“我上了芸樵（何键）的当。”因为何键两肩下削，李宗仁更是借此对他进行讥讽：“芸樵无肩膀。”
鄙夷归鄙夷，有一点不能不认，那就是置身乱世之中，要想活得长久一些，两面派常常是最好的生存之道。
新桂系曾经辉煌一时，自然是不屑于骑墙的，可蒋桂战争这一跤也足以摔得他们心胆俱裂。当李宗仁、白崇禧以光杆之身逃回广西时，盛极一时的桂军居然只剩下黄绍竑留守广西地方的三个师了。
新桂系三巨头内心的懊丧和恼怒自不待言，白崇禧更是按捺不住，暴跳如雷，他主张用剩下的这三个师集中攻打广东，以便在占领广州后扭转反蒋的不利局面。
黄绍竑认为，在新桂系全面落败的情况下，如此孤注一掷过于冒险。无奈“李白”已经输红了眼，二人不顾一切地想要翻本，他们坚持广东方面还有不少忠于李济深的人，如果不及早帮助这些人把反蒋的旗帜树起来，此辈迟早会被消灭干净。
这是新桂系内部第二次出现重大分歧。黄绍竑再次处于票数上的劣势地位，当然他要坚决反对也是可以的，只是那样的话，新桂系内部就将面临分裂的危险，因此，尽管黄绍竑内心很矛盾，但他仍然服从了“李白”。
李、白、黄随后做出分工，李宗仁负责到香港联络各方，白崇禧指挥军事，黄绍竑则继续留守广西。
桂军攻粤，换来的又是一场大败。此时，何键奉蒋介石的命令进入广西境内讨桂，尽管桂军新败，但何键的湘军仍不是对手，被打得一败涂地，余部仓皇逃回湖南。
可是随后杀来的李明瑞、杨腾辉两师就不那么好对付了，对方也是老桂军，而且还是老桂军中的精华部分。白崇禧、黄绍竑见势难抵挡，被迫逃出广西，由越南而至香港，与李宗仁会合。
难兄难弟又聚到了一块儿，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手中甚至连一个兵也没有了。
在蒋桂战争中，搞投机的其实不止何键一个，冯玉祥做的也是这种生意，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以湘军战前那么微不足道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何键不仅得以总揽湖南军政大权，其部队还得到扩编以及蒋介石的军费资助。冯玉祥的实力绝非何键能比，可他却偏偏把好端端的生意给搞砸了。
归根结底，老冯做投机生意的心是有的，然而他的手眼身法步还差着不少火候。
韩复榘处于最前沿，对战局观察得很清楚。在武汉桂军突然遭遇失败时，他就准备直扑武汉，不管老蒋事后答不答应，先把湖北地盘占了再说。可是老冯还想再等等，为此把韩复榘大骂一顿，说他“太不懂事”，接着便命令他向北撤退。
真到武汉桂军迅速瓦解的时候，战事也结束了。老冯虽然补发了一个马后炮式的讨桂通电，可是老蒋已经不愿意再兑现原先的那几个条件了。
老冯苦就苦在，他一个子没得不说，还把蒋桂双方都给得罪了，两边都认为他做事无诚意，老冯本来就不咋样的诚信记录这下更加让人不忍卒看。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滋味可不好受。老冯把账全都算到了老蒋头上，决计出兵倒蒋。1929年夏天，他下令山东、河南驻军一律西撤，集中在河南西部及陕西境内待命。
西北军从陕、甘、宁、青，一直摆到豫、鲁，战线长达几千公里，一旦开战，马上就会有与人搏斗时，直伸双臂却无法用力的感觉。桂军败于蒋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不肯收缩集中兵力，从而导致被各个击破，一溃千里。冯玉祥看在眼里，又如何能不吸取教训。
更何况，蒋桂战争改变了整个中原战场的形势，蒋军今非昔比，不是轻轻一推就能倒掉的了，开练前一定得摆好架势才行。为此，冯玉祥决定沿用老思路，先把两臂收回来，然后再打出去，以确保到时能发挥出足够的力道。这也就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
另外，在过去的南口战役中，西北军曾吃过晋军抄袭后路的大亏。如今晋军依旧布防于黄河北岸，随时可能乘西北军南下时，再从后攻袭，从而使得西北军腹背受敌。冯玉祥这次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在把队伍摆好后，压迫阎锡山表明态度，让他一同反蒋——同意固然好，要是不同意，就先打山西，再打蒋介石！
冯玉祥此议一出，便遭到了谋士张钫的反对。早在冯玉祥决定介入蒋桂之争时，张钫就不同意，见冯玉祥这次不仅又要反蒋，还要放弃河南、山东，他更是大摇其头。在给冯玉祥的电报中，他说：“不见敌而放弃两省之土地人民，政略、战略均有损失。”
张钫坚持三年整军计划不能放弃：“退处西北，三年整军，不问国事，言犹在耳，时未三月，计划全盘改变，窃所不解。”
张钫与冯玉祥来往六七次电报，进了许多忠言，但冯玉祥都听不进去。
张钫是谋士，冯玉祥就算不喜欢听他的话，也知道要给对方留足脸面。反过来，对于那些被他“视之如匹夫”的战将，他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在华阴召开的西北军将领会议上，韩复榘大着胆子询问冯玉祥：“敌人未曾压迫我们，为什么要撤退呢？”冯玉祥不但不说明撤退的原因，反而怒气冲冲地斥骂韩复榘：“小孩子懂得什么，要你退你就退。”
散会后，韩复榘在路上碰到了另一名西北军将领刘汝明。谈话中，韩复榘提起华阴开会的情况，称受到了冯的责骂，并且眼泪汪汪地说：“我要开小差不干了！”
刘汝明当即予以安慰，之后在华阴向冯玉祥进行了报告。冯玉祥听后，只认为韩复榘是一时的气话，并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他想给韩复榘打个电话问问情况，没打通，也就算了。
然而韩复榘说的绝不是气话，他是真的要爆发了！
<h2>栗栗自危</h2>
韩复榘是冯玉祥当混成旅旅长时的营长。那时冯部下有中下级军官十三人，除了韩复榘外，比较知名的还有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石友三等。这十三人都是军中的活跃分子，遇到有事，常常越过本方长官而直接找冯，冯也喜欢直接指挥他们，以便更好地控制最基层的部队。因此之故，十三人在冯面前炙手可热，被冯视为嫡系亲信，时称“十三太保”。
韩复榘等“十三太保”由士兵而升军官，由中低级军官而升至高级将领，以后大多显山露水，甚至成为一方诸侯，都与冯玉祥擅长练兵和能够不拘一格地挑拔将才有关。
冯玉祥很懂得士兵的心理。他的挎包里常带着剃头刀、剪刀、修脚刀，到军营查访时，看到士兵中有头发长得长的，便立刻找来脸盆盛好水，亲自给士兵剃头洗头。他还会让士兵脱掉鞋袜，看脚指甲是否长了，长的话也亲自予以修剪。
一传十，十传百，冯玉祥关心士卒的名声便由此建立起来。但凡他到部队驻地视察，当地市容和军队焕然一新，街上溜达的零星军人也随之减少，甚至于因公外出的官兵都穿戴得整整齐齐。
如果说练兵是冯的特长，那么用将则是冯的软胁。有冯玉祥的老部下评论他对部将的态度：“冯先生出身寒微，以‘战将’脱颖而出，故始终于能战之将，爱之而不重之，视之如匹夫焉。”
“匹夫”就是冯玉祥对部将的定位。对这些“匹夫”所提意见，哪怕是正确的建议，他往往都不屑一顾，以“不懂事”“小孩子见解”等等大家长的语气加以斥责。
北伐前一段时间，韩复榘的部队一直没能拿到薪饷。冯玉祥承诺北伐成功后便予以补发，北伐结束，韩复榘想起了这件事，就写了封信让人带给冯玉祥。信上说：“几年来，大家生活都够苦的，高级将领们都是老先生（冯玉祥）一手培育的，虽然没有什么闲话，而许多下级官兵，都随总司令（冯玉祥）不久，长此不发饷，恐怕不好维持，请求总司令补发一下欠饷。”
冯玉祥看过之后，顿时脸色通红，把信一摔，大声对信使说：“你们一共有多少人，发给你们的钱还少吗？”
冯玉祥所说的钱是他发给韩复榘的“维持费”，而韩复榘信里讲的却是以前欠发的薪饷，并不是一回事。北伐后，冯玉祥有了更多的地盘，也就相应有了更多的钱，但他手里一有钱，便拿去扩充军队，自然不可能再补发欠饷。
面对冯玉祥的蛮横无理，信使除了连声答应“是，是”，不敢有任何反驳。回去之后，他也不敢说出冯玉祥发火的事，只能报告韩复榘：“总司令说，目前经济困难，补发欠饷一时不易办到。”
在“十三太保”中，韩复榘、石友三是自认遭到冯玉祥另眼相看的两个人。缘于南口战役时，晋军腰击西北军，韩、石于穷途末路之中，不得不暂时投降阎锡山，靠山西供给粮饷，以资维持。后来冯玉祥东山再起，声言对韩、石不予追究，但彼此在精神上始终存在着隔阂。
北伐之役，韩、石出力不小，尤其在克复平津的过程中，韩复榘第一个率部进入了北平。可是冯玉祥却对他们的战功只字不提，只对孙良诚一味表扬提拔，称孙为常胜将军，称孙所带的部队为铁军。冯玉祥这样的做法，让韩、石很是不满。
孙良诚首先被保荐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虽然也被发表为河南省主席，然而又穷又苦的河南如何能够与山东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冯玉祥又将韩身上所兼任的二十师师长给开了缺，另由石敬亭接任。
石敬亭时任西北军参谋长，冯玉祥对他十分看重和信任。石敬亭治军极为严格，接任二十师师长后，他不仅将师部里韩复榘的亲信大部予以撤换，还在集合部队训话时，痛骂该师纪律不好，说：“韩复榘把你们二十师带成土匪了。”
韩复榘由此认为，冯调任他为河南省主席，不是像对待孙良诚等人那样论功行赏和予以重用，而只是作为撤销他兵权的一个手段。石敬亭的一系列言行，更令他在伤心之余，还加上了愤恨和反感。
<h2>金钱也不是万能的</h2>
河南省主席本由冯玉祥兼任，韩复榘当主席后，各厅厅长都还是冯兼主席时期的原班人马，他们直接给冯办事，一个也不能随便撤换，所以实际上韩复榘只是当了一个没多大职权的空头主席。
韩复榘其实有一定的地方治理才能，可是在既理不了政，又管不了军的情况下，他也只好索性丢开省府之事不问，整日以嫖赌玩乐自遣。
应该说，韩复榘的所作所为在民国年间并不算太离谱，但冯玉祥严禁部属嫖赌玩乐，即便高级将领也是如此。他在知道韩的行为之后极为震怒，便在官兵大集会的时候，大骂嫖赌玩乐之人，其实就是暗指韩复榘。韩复榘也在会场上，自然甚为难堪。
骂，那还是轻的。对这些自己一手从士兵提拔起来的将领，冯玉祥仍与对待一般士兵一样，见面叫名字，从没有叫号的，而且动不动就罚跪。当初西北军将领宋哲元驻军南苑，因为上课迟到，就曾被冯玉祥责打了好几十军棍。
冯玉祥每每以此自鸣得意，常在人前夸耀：“张作霖、吴佩孚对于高级将领，是用赌博、妓女来联络。我对高级将领点名，点到谁，谁就立正答‘有’，像普通士兵一样，严肃敬事，一丝不苟。用这一点来比较，可知谁胜谁败了。”
有一次，冯玉祥下令韩复榘把手中最精锐的手枪队调来洛阳做警卫。韩复榘不愿意，冯玉祥把他叫到洛阳，当着面大发雷霆：“你现在当了主席，很威风了，在家里有人守卫，出门有人保驾，你们都不管我了。好啦，我这里没有人守卫，你给我站岗去！”
韩复榘堂堂一省主席，然而敢怒不敢言，只得老老实实地走到冯的司令部门外，站了两个多钟头的岗。后来经过一些人再三求情，冯玉祥方肯罢休。
石友三比韩复榘更不济。冯玉祥再怎么对韩复榘苛严，还把自兼的河南省主席给了他，就连被韩、石认为从没有带过兵，也没有立过战功的石敬亭都曾代理过山东省主席，而石友三根本都没能摸着省主席的大门在哪里。石友三对此十分气懑，常常对人大发牢骚。
韩、石都认为自己有投降晋军的一段历史，无论怎么卖力气也不会在西北军中有什么前途，冯玉祥也一定会找种种机会来为难他们。
北伐的时候大家集中精力，一致对付北洋，彼此都顾不到这些事情，韩、石的疑惧心理还不太突出。到北伐战事停止以后，韩、石不仅未能得到他们认为应得的封赏，还不断遭到冯玉祥的羞辱，两人就此有了鸟尽弓藏的感觉，整天心怀不安，栗栗自危。
编遣会议结束后，冯玉祥由南京跑回河南开封。当时韩复榘和石友三都在开封，一听到冯玉祥将回开封的消息，韩复榘就托词赴许昌考察，石友三也跟着溜之大吉。冯玉祥下车时，没有见到韩、石去接，就问左右：“韩主席为什么没有来？”副官说：“韩主席到许昌考察去了。”又问石友三，答复是石友三去了郑州。
冯玉祥明知韩、石有意躲避，随后便一言不发，脸色很是难看。第二天，他在河南省府召集军政人员讲话，公开说：“现在许多军政高级人员，生活全都很腐化，吸烟、喝酒、打牌还不算，有的人打了几个胜仗，自己以为了不起，就你弄个唱戏的，他弄个说书的……”韩复榘在河南娶了一个戏剧演员为妾，冯玉祥说“弄个唱戏的”，无疑就是对他进行不留情面的讽刺挖苦。
省府里有许多人是韩复榘的亲信，马上就把冯的话转告给韩复榘。韩复榘听后五味杂陈，十分难堪。
西北军内部的这一矛盾被杨永泰所知悉。早在蒋桂战争爆发时，他就提出，在以军事方法解决桂的同时，应以经济方法瓦解冯。具体而言，就是要以重金收买韩复榘、石友三。
韩、石需要“重金”吗，当然需要，但金钱也不是万能的，它还得再搭配一点冯玉祥身上所没有的东西。
蒋桂战争中，冯玉祥一着失算，让蒋军抢先攻占武汉。蒋介石到达汉口后，即令韩复榘停止进兵，但同时又召他见面。
这次见面，带着夫人同行的韩复榘受到蒋氏夫妇的盛情款待。席间蒋介石对韩复榘推崇备至，一再呼向方兄（韩复榘字向方）而不称其名，并且说：“现在北伐成功，正宜努力建设，不应再有内战。今后如再有称兵叛乱之事，中央还要借重向方兄出兵戡乱。”
韩复榘立刻被震到了，倒不是因为那番和平戡乱的大道理，而是蒋介石对他的极力褒奖和一口一个“向方兄”。韩复榘向来见冯，冯总是连名带姓地叫他，不但毫不客气，还不断给他碰钉子，让他难堪。
冯玉祥牛吧？当然牛，可是跟蒋介石比呢，人家可是国家领袖！一个国家领袖如此恭维你、高看你，这是怎样一种情怀？
韩复榘顿时受宠若惊，又是感激，又是高兴，当即站起来说道：“复榘一介武夫，蒙钧座不弃，今后愿躬率所部，以效驰驱。”
蒋介石听了一边说好，一边与韩复榘握手。临别之时，又送了韩复榘十万元。
与韩复榘会面后，蒋介石接着派钱大钧赴襄阳慰劳石友三，送给他三十万元。
应该说，蒋介石送给韩、石的钱还算不什么“重金”，尤其对于韩复榘，你要说靠这十万元就能让他如何如何，甚至背叛冯玉祥这样的西北军大佬，那也把韩某看得太不值钱了。
可是有了情感搭配，效果就完全不同了。与蒋介石的武汉会面，为韩复榘带头叛冯播下了种子，而冯玉祥在华阴军事会议上对韩的当众责骂，则让这颗种子最终发出了芽，结出了果。
<h2>老江湖</h2>
华阴会议结束后，韩复榘马上赶往陕州（今陕县），前去掌握自己的基本部队二十师。石敬亭此时已经离职，二十师师部里韩的亲信虽然大多已被撤换，但旅长以下的军官并没有太大变动，这些人仍效忠于韩。
韩复榘把二十师拉至洛阳，然后集合讲话。在他看来，西撤既不利于军，也不利于民：“豫陕两省连年旱灾，百姓全没吃的，这次大军西撤，人马众多，将如何维持生活呢？总司令命令将陇海铁路沿线的粮食全部查封西运，河南的百姓又吃什么呢？”
韩复榘对席地而坐的官兵们说：“我们打了几年的仗，官兵伤的伤，亡的亡，受的罪不小，我看不能再打了。我要主张和平，才由陕州回来。你们想一想，愿意跟着我走的，蹲着别动，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站起来走，我决不勉强。”
等了一会儿，谁也没有动弹。于是韩复榘就说：“好，全都愿意跟着我，那我们就一齐走！”
5月22日，韩复榘由洛阳发出“养”电，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电文中有“关西同胞，大半粮尽，大兵西退，其何以堪”这样的话。第二天他又给蒋介石发去两个“梗”电，表示拥蒋。
在“养”电中，包括韩复榘在内，总计有旅长以上十二名西北军将官列名其上。这些人除石友三、马鸿逵、庞炳勋与韩复榘有所联系外，其他人全都蒙在鼓里，名字是韩复榘给代列上去的，为的是壮大声势。
韩、石是结盟兄弟，且因为同病相怜，所以两人关系非常密切。不过他们在性格上又有着很大差异，韩复榘为人胆大敢干；石友三则比较胆小多疑。石的行动差不多都是唯韩马首是瞻，韩不动，石就不动；韩一动，石也会举旗一致行动。见韩带头首倡，石友三立即率部从南阳驻地赶来郑州与韩会合。
马鸿逵的总部正好撤至洛阳。韩复榘派参谋长带话过去，说：“我们的队伍从前都是经由西北打出潼关的，西北地方的穷困，我们亲身经历过，现在又要退往西北，军队岂不都要饿死？”又说：“你又不是冯的嫡系，打起仗来，先得牺牲你，不如我们回师郑州，再作良图。”
马鸿逵急忙召集幕僚商议。幕僚认为：“不可背冯，况且老都统（指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西北回族元老）现在潼关和冯玉祥在一起，如随韩东开，岂不要连累老都统吗？”
马鸿逵为人胆小，在这一点上跟石友三有相似之差。他左右为难：“如不随韩，恐被其解决。”眼泪鼻涕地哭了一场之后，还是决定随韩东开。
庞炳勋和马鸿逵一样，都不是冯玉祥的嫡系，所以也在韩复榘的拉拢范围之内。之前韩复榘曾对庞炳勋进行试探，当着他的面，庞炳勋痛哭流涕，说：“总司令排外，我的部队打过多少次硬仗，损失很大，硬是不给一点补充。总司令待人不公平，我们有如孤哀子，没人管……”
韩复榘觉得比较靠谱，一边百般安慰，一边在心里把庞炳勋列为了自己的同盟军，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行动计划差点就栽在了庞炳勋手里。
庞炳勋打仗时瘸了一条腿，外号“庞瘸子”。这是个老江湖，素来机诈过人，他朝着韩复榘掉几滴眼泪，骂上两句，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并没有拿韩当亲人朋友的意思，更不能说明他有了反冯之心。
几年前韩复榘曾扣留庞部所缴枪支，庞炳勋对此一直怀恨在心，现在见韩复榘真的要叛冯，马上便翻了脸。韩复榘屡次和他打电话联系，他都拒不接听，同时又在洛阳东面的黑石关构筑工事，以拦截韩部东进郑州。
黑石关地形险要，是韩部东进的要道，不打通黑石关，许多列车都无法通过。韩复榘又气又急，大骂“庞瘸子不是东西”“反复无常，（说的话）尽是假的，非揍他不可”，但是他把一个旅都打光了，也没能把黑石关给拿下来。
由于东面受到庞炳勋的截击，西面又受到孙良诚的追击，韩部已溃不成军。无奈之下，韩复榘只得带着残部离开铁路，绕道逃往郑州，与石友三会合。
虽然韩、石被打了一记闷棍，但他们的起事，无疑还是给蒋介石帮了大忙。
发现西北军突然西撤，蒋介石估计冯玉祥是要对付他，可是又摸不清对方的底细，尤其搞不清楚冯玉祥为什么不先动手而急急往西撤兵。就在他手忙脚乱、六神无主的时候，忽然接到了韩复榘的电报，顿有如梦初醒、喜出望外之感。
接到“梗”电的当天，蒋介石就复电予以嘉奖，规定所有驻陕甘部队今后概归韩复榘指挥，并委任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此外，韩、石还得到了现款五百万元（一说为一千万元）的犒赏。
<h2>三寸不烂之舌</h2>
韩复榘发表反冯通电时，冯玉祥正在华阴与高级幕僚们议论军事。他谈到南口战役时，由张之江、鹿钟麟两位大将进行指挥，结果二将意见不和，导致全军瓦解，有的弃械逃亡，有的投靠晋军。讲到此处，冯玉祥颇为自信地断言：“这次由我主持，就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了。”
话没说完，韩、石倒戈投蒋的报告就到了。冯玉祥最初还不太相信，等消息得到证实，他如同是晴天里听到了一声霹雳，顿时变得面色苍白，神情颓丧，随后便绝望地说：“这样一来，整个讨蒋计划就全完了。”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
冯玉祥经常会当着众将士哭，甚至还满地打滚，但那不过是一种表演。唯有这一次，他是真伤了心，身上的家长威风也被一扫而空。
在被韩、石打乱阵脚的情况下，西北军已无心应战，不久便全部渡过黄河，退入潼关自守。退入潼关后，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冯玉祥仍未缓过劲来，开始日夜哭泣，不停地咒骂自己，还打自己的嘴巴。他恨韩、恨石，恨马、恨所有背叛自己的人，不过最恨之入骨的依旧是这一切的祸端——蒋介石。
5月25日，南京政府发出讨伐冯玉祥的命令。阎锡山投蒋所好，对蒋介石表示愿做调停人，以息争端。在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后，阎锡山即由太原致电冯玉祥，劝冯下野出洋（出国），并表示自己愿意全程陪同。同时他还让冯玉祥将军队交由中央，听候编遣，以避免“整个的党变成破碎，统一之国形成分裂”。
此时的冯玉祥连对那些未参与倒戈的部将都失去了信心，更不敢想象要统率西北军单独与蒋军作战，当然他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地盘出洋。想来想去，只有下野一个办法，接到阎的电报后不久，冯玉祥就选择了通电下野。
下野电是发了，可是肚子里的那口怨气尚未找到出处。冯玉祥再三考虑：自己既然不能够单挑老蒋，为什么不能找人合作呢？
曾经有力量对抗蒋介石的几大诸侯，李宗仁、白崇禧已亡命香港，只剩下了阎锡山。
冯、阎曾经是一报还一报的冤家。南口战役，阎袭击了冯，于是冯便在方顺桥之役中报复了阎。到编遣会议召开，阎又利用冯与蒋、李的矛盾，让冯翻了一次船，间接报了方顺桥的一箭之仇。
编遣会议结束后，阎锡山深知得罪了冯玉祥，北返时，都不敢从内陆经过冯的地盘，也就是山东和河南。为此，阎锡山秘密让人在上海包了一艘轮船，他先化装乘火车到上海，从海上在天津登岸，然后再由天津返回太原。
不过两个循环过去，若冯无意就编遣会议上的事继续报复阎，双方也就算暂时结清了账，尤其到这个时候，对冯而言，相互取暖比彼此寻仇来得更迫切，也更重要。他对此感触极深，曾说：“以前我们各干各的，所以被他（指蒋介石）各个击破，以后要好好地联合。”
冯玉祥以邓哲熙等幕僚为使，前往太原拜见阎锡山，约其共同倒蒋。
阎锡山此时只想靠做调停人向蒋介石邀好。冯玉祥虽然发了下野电，但没有离开自己的地盘和部队，无异于“假下野”。只有让冯“真下野”，他阎锡山才算立了大功一件。
老老实实地说自己并无倒蒋之心，那邓哲熙可能掉转屁股就走了。阎锡山如此精明的人，当然不会做这种傻事，在与邓哲熙谈话时，他故意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其核心意思是约冯过黄河到晋面谈。
如果能把冯玉祥骗到山西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但阎锡山也知道冯玉祥不会那么容易上当，也不可能轻离自己的老巢。
果然，在邓哲熙等人回去复命后，冯玉祥又让邓哲熙再到太原去找阎，并当面告诉邓哲熙：“只要阎能够共同反蒋，除去不能应允亲自到山西这一个条件以外，其余条件都可以接受。”
邓哲熙领命由潼关渡黄河，刚到对岸的风陵渡，就与阎锡山派来的李书城不期而遇。
李书城并不是阎锡山的人，他是唐生智的总参议。唐生智与新桂系势不两立，对蒋介石也从没有好感。在蒋桂战争中，他虽因蒋而得以重整旧部，再度崛起，但彼此都清楚，那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背地里，唐生智常有反蒋之心。
李书城与阎锡山是士官学校的同学，唐生智命他做客于太原，为的是代表他与阎锡山商谈反蒋之策，然而这时候老阎的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并无任何造反的想法，李书城只得暂时收起这一念头。
闲谈中，李书城听晋军将领孙楚等人谈起，冯玉祥虽然已通电下野，却没有接受阎的劝告，无意出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李书城与冯玉祥本有历史渊源，“首都革命”的时候，他在黄郛的摄政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从此与冯玉祥相识。由于李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还曾出任黄兴的参谋长，所以冯玉祥也向来对他都很尊敬。
当着孙楚的面，李书城夸下海口，说如果阎真的下决心与冯共同出洋，他愿意以阎代表的身份出使冯方，并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打动冯玉祥。
<h2>单刀赴会</h2>
孙楚立即把李书城的话报告给阎锡山。阎锡山一听大喜，第二天就派汽车送李书城启程上路。
在风陵渡巧遇之后，邓哲熙将冯玉祥不能考虑赴晋的意思向李书城复述了一遍。李书城听了，就说你邓哲熙也不用再去太原了，不如前面带路，陪我一道去见见你们总司令。
冯玉祥正处于伤心愁苦之际，见李书城远道而来看望他，自然表示欢迎。两人促膝交谈，李书城从冯玉祥如今最为痛恨的老蒋身上展开了话题：“蒋自打垮李宗仁以后，在排除异己方面更见毒辣，唐生智和两广方面，连阎锡山在内，都想反蒋。”
冯玉祥乐意听的，就是这个，但是李书城聊到这里的时候，话锋一转，又说到“唐生智对你素有恶感”。
唐生智反感冯玉祥这件事，说起来令人啼笑皆非。有一次报上误载蒋百里是冯玉祥的参谋长，冯部加以否认。否认当然是必要的，可是冯玉祥的幕府缺乏政经人才，出面否认的人不知蒋百里的分量有多重，又不会说话，言辞之间很不客气，这让蒋百里非常生气。
蒋百里是唐生智的恩师，唐生智对他极为尊重，除了在与蒋介石合作等少数问题上达不成默契外，其他大多言听计从。一看冯玉祥居然不把自己的老师放在眼里，他也就对冯玉祥极端厌恶。
与唐生智结下的这个梁子，是冯玉祥完全想不到的，只是现在再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了。李书城告诉他：“唐一定要先打垮你，才反蒋。”
冯玉祥发愁的正是这个，他找不到帮手：唐生智和阎锡山都不是没有反蒋之心，可眼下还不想和他一起干。
李书城因势利导：“目下桂系新败之余，蒋的气焰正盛，你要反蒋，没有帮手，形势对你不利。况且韩、石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无异是自己的亲子弟，竟至突然叛变，如果马上兴兵反蒋的话，那你就不能不考虑对自己军队的把握问题了。”
李书城的话句句触中冯玉祥的心病。他眼巴巴地望着李书城，希望“先生教我”。
李书城说：“我看阎的为人尚称诚实，他现在约你一道出洋（即出国），你何不趁此机会，躲闪一下，和他出洋走走，我也可以陪你们同去。”
绕了一大圈，终于绕到了主题。
要出洋的话，军队怎么办？这可是几乎和自己性命一样重要的东西。
李书城让冯玉祥放心：“你出国后，把军队交给将领，力量还是整个的，蒋绝不敢打他们。”
出洋不光是玩，李书城告诉冯玉祥，还有附带的不少好处：“你在军事上威望很高，但在政治方面还需要树立威信。你在国外与外国的政治家往来接触，取些联络，有时对国内发表一些政治评论，借此提高声望。”
李书城预言：“不出半年，国内反蒋之战必起，那时你回到国内，重新掌握自己的军队，其他反蒋的势力一定会推重你。你振臂一呼，蒋介石非垮不可。”
古书中说，俗世有三张嘴最厉害：秀才口，骂遍四方；和尚口，吃遍四方；媒婆口，传遍四方。
民国犹如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擅长于合纵连横的辩士说客如云，他们靠嘴吃饭，成天就练嘴皮子功夫，可谓把“秀才口”“和尚口”“媒婆口”三张口的厉害之处都集合到了一块儿。李书城正是此中高手，他的话犹如饥时饭、渴时浆，深深打动了冯玉祥，搔着了冯玉祥的痒处。
遥想当年西北军在南口战败，众人全都心中无主、前途茫茫的时候，正是因为冯玉祥到苏联去了一趟，才给离乱不堪的部队带回了大量军火和重新崛起的信心。那是冯玉祥攀向另一个事业高峰的起点，当时听到他从苏联兼程赶回的消息，部将们全都一个个悲喜交集，很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就好像良家忠厚子弟受了欺负，一朝见了父兄的面，就不免悲从中来一样。这些部将里面，有孙连仲、孙良诚、宋哲元、刘汝明，当然也有韩复榘、石友三……
与李书城谈话之后，冯玉祥热血沸腾，马上张罗着要亲自前往太原。
对冯玉祥这个决定，冯的部下多不赞成。他们一再向冯进言，认为阎锡山老奸巨滑，诡计多端，万万不可轻信。冯玉祥则认为除此之外别无良策，纵可能出现意外，亦不能不冒险一行。
直到冯玉祥登车准备启程，陕西民政厅长邓长耀还站到汽车前力谏拦阻：“总司令是全军首脑，不宜轻往。如有必要，可另派代表前往商洽，千万不要亲自出马。”
冯玉祥对他说：“大哥不必过虑。请问什么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您且看我这次单刀赴会，谅他老阎也不敢对我怎样。”说完，下车把邓长耀拉到道旁，握手道别。
<h2>每一步都设定了价码</h2>
6月21日，冯玉祥携妻带女，跟着李书城来到了太原。阎锡山见李书城竟然真把冯玉祥拉到了山西，不由得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冯玉祥和阎锡山过去也拜过把子，哥儿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阎锡山对冯玉祥百般安慰，发誓会与冯合作到底。过后，他专门在晋祠为冯玉祥安排了“晋祠行馆”居住。“晋祠行馆”是一个叫江瀚的山西大学文科教授住过的房子，又名“江氏花园”，其实只是一座平房四合院，不过休养闲居倒是挺适宜的。
阎锡山每隔三五天就会去“江氏花园”看望冯玉祥。知道冯对反蒋感兴趣，他会与冯商谈反蒋的办法，同时也允许冯的部下前来探望，甚至于其他地方的反蒋代表如果要见冯，也不阻拦。那段时间，连冯的部下都觉得阎对冯礼遇极优，是很够朋友的。
阎锡山从来不肯做亏本买卖，他的付出都得有代价才行。冯玉祥一到太原，他就把这作为自己的“调停之功”报告给蒋介石，并说自己之所以留冯于太原，是为了设法对其进行劝导，使之不得逞兵作乱，以尊中央，而维和平。
接到报告后，蒋介石很快给予回报，不仅给予台阶，让阎锡山暂时不要出洋，而且还派他为西北宣慰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
阎有阎的算盘，冯有冯的计较。住在晋祠期间，但凡见到前来拜访的客人，冯玉祥总是首先露出一副自怨自艾的表情，说：“我从前以为我做别的事不行，练兵还是行的。在今日看起来，我练兵也失败了。”
他让阎锡山给他请了几个老师，教授经济学和书画，还自撰自书了一副对联，曰：“家居好山好水地，人在不夷不惠间。”
退隐山林，不问世事，这当然不是冯玉祥的真实想法。发现阎锡山确实够意思，没有把他“献俘”于蒋，而且两人也不必马上出洋后，老冯又开始琢磨起如何倒蒋的事。
晋祠位于太原附近，又是风景名胜区，用于闲居自然不错，但要是开什么秘密军事会议，或者接见各地反蒋代表之类，就很容易引人注意。于是冯玉祥便提出要换个地方住。
阎锡山也顾虑蒋介石“派到太原来的侦探不少，一举一动，很难保密，故不可不慎”。阎锡山的老家在五台县河边村，那里距离太原很近，只有一百公里左右的路程，乘汽车来往，仅需两三个小时。阎锡山平时常住河边村，有事才来太原，事毕再回去。河边村附近有一个地方叫西会，阎锡山正在那里新修别墅，于是就准备把冯玉祥的住所换到西会。
两人说走就走。按照当时报纸的报道，冯玉祥自晋祠、阎锡山自太原出发，前往五台游览，实际上就是去的西会。
在冯、阎动身的前两天，阎锡山提早派人到河边村，向老父阎书堂打了招呼。河边村与外界都通有汽车，冯、阎到达的那一天，阎书堂亲自来到汽车站迎接，并请冯玉祥到家里休息。冯玉祥忙说：“老太爷迎接，玉祥不敢当，与百川约好今天先到西会，容改日玉祥登门拜见老伯！”
阎书堂是当地的富商大贾，也见过很多达官贵人。冯玉祥的装扮让他很是惊异，临分手时，他还拉着冯玉祥的半截大衣，脸上全是难以置信的表情：“你就穿这衣裳？”
冯玉祥素来爱以艰苦朴素示人，到西会一看，发现别墅富丽堂皇，显然不合他的口味。更重要的是，别墅还没有全部竣工，完工的部分也湿墙湿屋，并不适于居住。
冯玉祥觉得不满意，阎锡山就继续派人勘察，最后决定将冯的住所定在西会东南的建安村徐宅。
住所安定后，冯玉祥提出要接见张培梅。张培梅是阎的部下，当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张培梅曾奉阎命出兵石家庄，算是间接帮过冯玉祥的忙，冯玉祥因此认为张培梅是和他共过患难的朋友。
见到张培梅，冯玉祥开门见山，说他到建安村乃是为了开会，现在既然已住了下来，正可以开个会。冯玉祥的意思是让张培梅给阎锡山传个话，两人在建安村开几次秘密会议，订出军事计划，他好早点回潼关去准备对蒋作战。
张培梅敷衍说他前来建安村，只是朋友之间的相聚，他不能向阎锡山传达这些话，但是回去之后，还是一五一十地向阎锡山做了报告。
冯玉祥要反蒋，冯玉祥要回去，如何回应，这是阎锡山必须要加以考虑的。
继第一次编遣会议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编遣会议，也叫编遣实施会议。几个编遣区均由编遣主任出席会议，阎锡山那边是周玳。会议闭幕当天，蒋介石约周玳吃晚饭，闲谈时问周玳：“你觉得冯玉祥这个人怎样？”周玳说：“我很恨他。”
蒋介石问为什么。周玳便又提到了北伐时的方顺桥战役，并且说：“（冯玉祥）大有搞垮晋军而独占华北之意，其用心是十分恶毒的，所以我恨透了他。”
蒋介石听完后表示非常认同，说：“这人向来如此，实在要不得。”
从蒋介石与周玳的闲谈中，阎锡山看出了蒋介石必欲去冯的决心。
宁得罪冯，不得罪蒋，是阎锡山自第一次编遣会议以来就秉持的原则。至少是目前，他不会联合冯反蒋，也不会放冯回去。
当然得罪不能白得罪。商人本色的阎锡山每一步都设定了价码，晋祠是晋祠的价码，建安村是建安村的价码，如今冯玉祥蠢蠢欲动，反蒋之心不死，又到了要进一步得罪的时候，先前老蒋开出的价码可就不太符合市场需要了。
主意一定，阎锡山开始准备出洋的服装用具，好像他和冯玉祥真要联袂出洋了。之后，他给蒋介石发去一份电报，请蒋介石准其偕同冯玉祥一道出洋考察。
发完电报，阎锡山便以出洋前必须检查身体为由，住进了北平的德国医院。
<h2>随行就市</h2>
阎锡山以退为进，为的是显示自己在华北的影响力和重要作用。蒋介石虽然明知对方是在演戏，但也不能不上台配合。接到电报，他连忙带着吴稚晖等人亲赴北平与阎见面，对阎进行极力挽留，要他留下来负责，只让冯玉祥一人出洋。蒋介石还拨付了二十万元作为冯出洋的费用，让阎锡山转交给冯玉祥。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阎锡山心满意足，终于接受了蒋介石的慰留。一场双方都演得特别认真的戏剧宣告落幕。
发现冯玉祥奇货可居，阎锡山立即改变了对冯玉祥的态度，自此不再与冯商谈反蒋，亦不与之见面。
不过阎锡山也并没有像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送冯出洋。他这么做，当然还是为了挟冯以自重，继续拿来赚取利益。
冯玉祥所住的建安村一带全部变成禁区，沿途的卖票汽车也一律停驶。村子周围还驻有阎锡山的卫队旅，由旅长杜春沂亲自监视冯的行动，实际上已将他软禁起来。
冯玉祥提出要见阎锡山，阎锡山总是托词回避。冯玉祥便径直乘汽车驶出村外，声称要到太原找阎。杜春沂拦不住，只好跪在车前，哀求冯不要出村。
怒不可遏的冯玉祥置之不理，仍然让司机继续往前开。杜春沂见势不好，急忙打电话给沿途驻军，让他们在公路上挖一条壕沟，再放一些木栅栏。冯车开到半途便无法通过障碍，只得又折返回来。
发生这件事后，阎锡山进一步加强了对冯玉祥的看管，冯住处的房前、房后、房顶上皆有卫队旅士兵把守。凡去建安村的人员都要受到便衣特务、警官的反复盘问和检查，然后由他们领着越过壕沟、木栏，再换乘特备汽车驶往建安村。据说这些汽车司机全部由阎锡山亲自指挥，每天都必须向阎报告情况。
冯玉祥深感自己受了阎锡山的欺骗和愚弄，内心十分愤慨，与人谈话时经常流露出郁闷之情。可是他又不知道如何才能逃出牢笼，虽然也曾想过只身潜回潼关，但凭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要想化装瞒过重重叠叠的岗哨，显然非常困难。
冯玉祥的私人医生倒是在身材样貌上和他有几分相似之处，如果将冯玉祥扮成医生的模样混出去，或许也有几分出逃的可能性，然而随侍的邓哲熙又认为过于冒险，劝阻冯玉祥千万不可造次。
和冯玉祥住在一起的，还有李书城。李书城说动冯玉祥来晋，本意并不是真的要他和阎一起出洋，而是要促成冯、阎、唐联合反蒋。现在阎锡山对冯玉祥如此，他感到很是不安，每天打坐习静，表示一定要在建安村住下去，与冯玉祥一同“坐监”。
见实在无法走出建安村，冯玉祥只得下达手谕，任命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为代总司令。手谕由前来看望冯玉祥的幕僚秘密带至潼关，总算缓解了西北军群龙无首的纷乱局面。
落到这个地步，老冯算是窝心到了头，阎锡山则从中大获其利——蒋介石派张群等人携带大量资金到山西活动，要求阎锡山送冯出洋，或至少不要容纳他在山西避难。
阎锡山随行就市，南京代表的来头越大，老蒋给的代价越高，他对冯的看管越紧。只有在南京代表离开后，对冯的看管才会稍松一些。
就像在第一次编遣会议时那样，阎锡山又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待遇。除了蒋介石的代表外，上海的反蒋团体、新桂系、西北军都纷纷派代表进入太原，力图促进冯阎合作反蒋。
为此，阎锡山特地配了两套人马，一套专门接待拥蒋代表，另一套专门接待反蒋代表；接见地点也不相同，拥蒋代表在太原公开招待，反蒋代表在河边村招待，比较秘密。
所有来晋代表与各自幕主间都有频繁的电报往来。这些电报统统由阎锡山的行营电务处函电课所掌握，被称为“外电”，也就是阎集团之外的电报。
函电课每天不断把“外电”抄件送交电务组进行破译。通过破译的“外电”，阎锡山不向外派驻代表，就能了解到各方面的内幕，并有针对性地筹谋对策。同时，各方面的代表有什么要求，打着什么算盘，由于事先已经看到了电报，也能做到心中有数，应付阙如。
对拥蒋代表，特别是南京来人，主要是表示竭诚拥蒋。对反蒋代表，阎锡山上来一般会先痛骂南京政府：“南京贪污浪费，宋美龄穿一双袜子都要花二十几元，穷奢极欲，真骇人听闻。”
看起来好像随时都要揭竿而起，可是他还有自己的苦衷：“现在第二集团军（西北军）和第四集团军（桂军）先后被蒋介石击败了，仅仅我第三集团军（晋军）还作为完整的革命势力存在着，假若再不谨慎，又为蒋介石所乘，我一人失败不足惜，但整个革命势力就不存在了！”
阎锡山让代表们转告自己的幕主：“我决不拥护贪污政府，不过我不能轻动，须要到革命紧要关头，才能有所动作。否则，稍不谨慎，就可能被蒋介石先发制人。”
反蒋代表由此很难捉摸阎锡山的态度，你说他不反蒋吧，他骂南京是贪污政府。你说他反蒋吧，他又不肯下决心有所动作。总之是好人一定要当，得罪金主的事情则坚决不做。
阎锡山稳坐钓鱼台，把生意做到日进斗金、红红火火，这时的西北军却不但骤失核心权威，而且还陷入了韩复榘倒戈时曾预料过的经济困境。宋哲元等人既痛恨阎扣冯以向蒋讨好的市侩手段，又需要解决实际存在的经济困难，因此决定恢复与南京政府的往来。
西北军本来也算是朝中有人。鹿钟麟一直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在南京代理军政事务。他是那种做谁的下级都能得到欢心的人物，原因就是他除了能无条件完成幕主交代的任务外，还能在外在表现上做出绝对服从的样子。
冯玉祥的规矩，接他电话一定要立正。西北军的一众高级将领，如韩复榘、宋哲元等人都不能免俗，但他们都是在开始讲话和讲话结束时立正一下，以虚应故事。鹿钟麟则不然，每次接到冯的电话，都是全程立正，通话不结束绝不敢“稍息”。大庭广众之下，他的所有动作都能做到分毫不差，就像冯玉祥真的站在他面前一样，这一点最让冯玉祥感到舒服。
鹿钟麟在蒋介石面前亦如是。蒋介石召见他，话才刚刚出口，鹿钟麟就会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唰地来一个立正。老蒋跟他交谈，半数以上的话都是“请稍息谈话”“稍息”。
不管军政部长还是军政次长，都不过是个有职无权的橡皮图章，老蒋也想趁西北军失去中心人物的机会，对西北军进行分化，于是就让这位表面上对他俯首帖耳的家伙正式接替了冯的军政部长一职。
西北军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由此趋于缓和。宋哲元派他的参谋长去拜见蒋介石，弄到了一些补给。蒋介石也先后派于右任等人赴西安，对西北军进行宣慰和点验。
见此情景，阎锡山大为不安。归根结底，他能把买卖做得跟铁桶一般，全是因蒋、冯势不两立，他可以从中起到中介作用，一旦西北军直接和蒋接近，也就没他这个二道贩子什么事了。
必须得换个活法了。
<h2>白捡了一个大便宜</h2>
在地方诸侯中，阎锡山曾是最顺从蒋介石的一个，起码表面上看来是如此，但是如今他也有了真真切切的反蒋之心。
他的这种情绪从与老蒋在北平会面时就已经开始触发。那一次，老蒋会的不光是老阎，还同时将张学良召了过去——注意，是秘密的，完全瞒着他阎锡山。蒋张密谈后，张学良就匆匆返回了沈阳。
北平曾是张学良父子的地盘，在这里搞一些神神鬼鬼的勾当，你们想干什么？阎锡山为此大动肝火，他对左右说：“蒋介石与张学良会面，不知都干了些什么？他们行动诡秘，不叫我知道，其中必无好意。看样子，蒋是要来对付我们了。”
有生意可做，这些尚可忍耐，到了无生意的时候，就得计较计较了。阎锡山认为，有必要让老蒋再次认识一下他在华北不可或缺的地位。
某个中秋之夜，阎锡山难得地来到建安村。他主动找冯玉祥谈心，称自己终于下了联合反蒋的决心，但是希望冯玉祥能命令宋哲元先行发动，他随即再举兵响应。
冯玉祥信以为真，于是便给宋哲元写了一封亲笔信。10月10日，宋哲元、石敬亭等西北军将领自潼关发出讨蒋通电，推阎锡山为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为副司令，宋哲元为代总司令，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
自二次北伐起，冯玉祥领第二集团军，阎锡山领第三集团军，外界习惯都称为“冯阎”，代语为“马二”“门三”。阎锡山未动一兵一卒，只是多做了几次生意，多拨了几回算盘，就在声誉上成功地超过了冯玉祥，“冯阎”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阎冯”。
问题是“阎冯”在名号上并没有完全商妥。潼关所贴出的布告，最早一种写的国民军总司令仍是冯玉祥，后来冯玉祥让人发电给宋哲元，才列阎锡山为首。就是这一疏漏，让阎锡山很不高兴，也就未马上出兵响应。
有人评价说，冯玉祥的外交“手段拙笨”，但也有人认为阎锡山是块皮糖，太“难缠”，毕竟人家电报上已经发了，而且接着也更正了过来，又何必如此在意细节呢。
不在意，那就不是阎锡山了。在西北军出兵潼关后，蒋介石一面下令缉拿宋哲元、孙良诚；一面派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由北平至太原与阎锡山进行会晤。
何成浚与阎锡山是陆士同学。当着这位老同学的面，阎锡山把事情推了个一干二净，他说他向以拥护中央、和平统一为志，宋哲元等人起兵造反，他一定尽力制止。
何成浚弄清阎锡山并没有如通电中所说起兵反蒋，且冯玉祥仍在其监控范围之内，便马上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称冯部叛乱，“只要解决其骁将一、二部，战事即可解决”。
杨永泰在“削藩策”中，主张以经济方法瓦解冯，以军事方法解决桂，对阎则建议以政治方法加以安置。所谓政治方法，实际上就是尽可能地给阎锡山封官加爵。在此紧要关头，为了更好地稳住阎锡山，蒋介石很大气地送了他一顶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帽子——陆海空军总司令是蒋自己，副司令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几天后，阎锡山高高兴兴地在太原通电就职，等于又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就职当天，他在报纸上发表致宋哲元电，力辟“冯阎合作”的谣传，还声明他当初“除不妨害贵军觅食外，绝无其他承认”。
获悉阎锡山背信弃诺，冯玉祥急得跳脚。春秋时吴楚相争，楚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乞援，连哭七天。冯玉祥学习申包胥，几天都不吃饭，“绝食曾效秦庭哭”。
阎锡山不为所动。看看就算饿死了也无济于事，冯玉祥又想回西北军进行指挥，可阎锡山哪里肯放。
获取必须要有代价，不能让客户白掏银子，这套商业伦理早已在阎锡山的脑海深处根深蒂固。他知道蒋介石让他做陆海空军副司令，除了不让他支援西北军外，还有看住冯玉祥的用意。
为了防止冯玉祥乘带来的汽车冲出防护线，阎锡山特地乘夜间雷雨之际，派人将建安村通往外面的桥梁炸毁。虽然炸毁了桥梁，但桥下的河水有时很浅，甚至没有水，并不妨碍汽车通行。于是阎锡山又在那里添驻部队，多设了一道关卡。
阎锡山要的是坐收渔翁之利，当然不会把事情完全做绝。建安村附近有一座紫金山，阎锡山在紫金山设了一座电台，允许冯玉祥通过无线电指挥军事。
蒋介石察觉后，让阎锡山进行查剿。阎锡山并没有真的查，只是另外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以后冯玉祥向西北军发电报，都改由山西军用电信局代为传达，该局先通过用电话念密码的方式，将相关内容报送至风陵渡口的一座村庄，再由驻扎该村的西北军人员电传前线。
<h2>因退却而战败</h2>
阎锡山违背承诺，不出兵响应，固然影响了西北军的士气，可是要解决它的“骁将一、二部”，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关的西北军如同下山猛虎，势不可当。这时候的蒋军已经是堂而皇之的中央军了，但最初投入作战的几支中央军，如徐庭瑶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二师等部，没多长时间就被西北军给打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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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负责防堵西北军的还有唐生智的部队，也就是第五路军。因蒋介石已对唐生智联络阎锡山的事有所耳闻，故一直把唐生智留在南京，不肯放他回部队，此时唐的下属便接连电请蒋介石派唐生智回来指挥作战，差不多每隔一天就要发一份电报。眼见前线形势急如星火，蒋介石只得将唐生智放回郑州。
唐生智此前曾趁冯玉祥被软禁于太原，西北军群龙无首之际，派参议到西安游说，要宋哲元拥戴他为领袖，以共同倒蒋，结果遭到了宋哲元的拒绝。这次他一回郑州，即将第五路军全线压上。
蒋介石随后也带着总部参谋长熊式辉等人赶到郑州，他打电话到前线，说要与唐生智见个面。唐生智让蒋再等一天，因为当晚第五路军还在进行攻击。他与蒋约定，一旦攻击得手，即赶去郑州与之见面。
是役，第五路军发起猛烈冲击，西北军不支溃败。当唐生智回到郑州时，蒋介石一见到他就上前热烈拥抱，并称赞备至。
这一战让蒋介石见识到了唐生智作为蒋百里的得意门生、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在军事指挥上拥有的能力和水平。他有心加以重用，知道唐生智与阎锡山有往来，就对唐生智说：“我们南方人性情直率，尤其是你很直率。北方人最阴险，特别是阎锡山、冯玉祥，阴险万分，你无论如何搞他不过。”
蒋介石当场下达手令，命令所有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全部归唐生智指挥。他还在手令中写道：“孟潇（唐生智字孟潇）有军事天才，我不及他，你们都要听他的指挥。听他的指挥，也就等于听我的指挥一样。”
西北军溃败，并不仅仅是因为唐部特别能打，或者唐生智在指挥上有超常发挥。更大一部分原因是在冯玉祥缺席的情况下，西北军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指挥核心，将领们全都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
宋哲元虽是代总司令，但他的实力却远不如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孙良诚，而孙良诚也自恃得到冯玉祥的宠信，不服从宋哲元的调遣。宋哲元指挥不了孙良诚，只得亲赴前线督战，同时屡屡用密电跟对方说好话：“（此战）如不成功，欲为平民而不可得，望吾弟努力苦撑。”
作战过程中，孙良诚的一部分军队被中央军包围，撤不下来。孙良诚想了一计，他派人假装与中央军接洽投降，并表示愿意逼迫宋哲元也投降，实际是想借此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
可是对于如此重大的决策，孙良诚事前却未与宋哲元商量，更没有向上报告。宋哲元得到情报，还以为孙良诚真要投降，赶紧下令全军撤往潼关。
这一撤不要紧，官兵们都以为前方已经完全失利，撤退马上变成了溃退，孙良诚部队亦失去斗志，损失很是惨重。一位西北军顾问对此长叹不已：“别的部队因战败而退却，而西北军则因退却而战败。”
情急之下，宋哲元想到了石敬亭。因被认为在韩、石叛变中负有一定责任，石敬亭此时已辞去参谋长一职，仅出任后方总司令，但他跟随冯玉祥时间较长，在西北军中仍具有一定的声望。
宋哲元一面在潼关收容溃兵；一面给石敬亭发去急电，要他速来潼关会商应对之策。待石敬亭赶到潼关后，宋哲元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孙良诚倒戈相向，我们该怎么办？”
石敬亭听后，认为孙良诚不像是要叛冯降蒋的样子，先前宋哲元得到的情报可能只是出于误会，因此向宋哲元建议：“我先邀他来潼关开会，他如果肯来，就不是叛变，万一不来，再想办法。”
宋哲元点头称是，于是石敬亭就给孙良诚发去了一份电报。孙良诚接到电报，很快就带着少数卫队乘汽车赶回潼关。一见宋哲元，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拍着桌子大骂：“你下令全部撤入关内，是有意置我部于死地！现在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请问今后怎么补充，怎么抵挡敌人？”
宋哲元被骂得张口结舌，作声不得。石敬亭赶紧居中调停，劝孙良诚：“绍云（孙良诚字绍云）兄不必生气，这不过是彼此的一时误会，些微损失，何足介意。况且大敌当前，兄弟何能反目？”
石敬亭又承诺对孙良诚的损失进行补充，甚至于把自己的一部分队伍拨出来给他。孙良诚有了台阶可下，这才冷笑作罢。
将领不和导致前线兵败的消息传至建安村，令冯玉祥大为沮丧。他后来痛责宋哲元、孙良诚，说：“你们作战，互不支援，部队撤退，各不相谋，只是带着部队拼命地向潼关一个老鼠洞里钻，怎能不垮？”
事已至此，他也只能“泪尽而继之以血”地亲笔起草电报稿，劝慰宋、孙等固守潼关，并询问道：“我军此次转进，哲元、良诚定有意见，如何，盼复！”
宋、孙当然不肯承认是因为双方关系不和谐才导致了失败，因此在复电中说：“哲元即良诚，良诚即哲元，我两人毫无意见！”
冯玉祥还不放心，又写了一封指示宋哲元要团结其他西北军将领的亲笔信，让专使薛笃弼带至陕州前线。薛笃弼到达陕州时，街上已充斥着从洛阳退下来的散兵游勇，而且满街都张贴着“欢迎冯总司令”“冯总司令马上就回来了”的大幅标语。
薛笃弼感到很是奇怪，因为前两天他离开建安村时，那里仍被严密封锁，冯玉祥根本出不来，而且也没有说要回来，何以会有这样的标语？
细想之后，终于明白了，这是因为部队溃败，所以宋、孙才故意放出冯要回来的假消息，以安定军心。
显然，此时最重要的已不是如何加强团结，而是要守住陕州，防止追兵涌入潼关。冯玉祥急电宁夏省主席吉鸿昌出兵增援。吉鸿昌正在宁夏剿匪，接到电报后，提出后方空虚，须留一部兵力驻守宁夏。冯玉祥再发一电：“吉总指挥所部悉数开往前线，勿在宁夏逗留一人也！”
就在众人翘首以盼吉鸿昌到来的时候，宋哲元得到情报，说是蒋介石已委任吉鸿昌为讨逆军总指挥，而且马鸿逵等人还发去了贺电。
孙良诚刚刚排除“叛徒”的嫌疑，吉鸿昌又加入了进来。这支救兵还要不要用，宋哲元犯起了嘀咕。
石敬亭与吉鸿昌关系甚笃，认为吉鸿昌和孙良诚一样，也不至于投蒋。吉鸿昌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他亲自设宴为对方洗尘，席间试探道：“据报蒋已发表老弟为讨逆军总指挥，马鸿逵等人都有贺电到陕。老弟如果要走这条路，你我至交，不妨直说，我马上可以把我的军队全交给你用，助你成就大事。”
吉鸿昌听罢即刻起立说：“您尽管放心，鸿昌生为西北军的人，死为西北军的鬼，决不能出卖团体，投靠蒋贼！蒋蓄意破坏我们的团体，奈我不为利用，也是枉费心机。我明天早晨就率部开赴前线增援，先打垮唐生智，以表心迹。”
石敬亭闻之大喜：“老弟果能如此，真是团体之幸。现在天气已冷，我这里存有冯先生的一件猞猁皮大衣，尺寸太大，我挑不起，愿借花献佛，转赠老弟。”说罢，他即命副官取来大衣送给吉鸿昌。
次日早晨，吉鸿昌不负所托，率部驰往陕州前线增援，潼关一度紧张的局面这才得以化解。
<h2>从没有忘记来捣捣乱</h2>
中国历史上，雄主欲在乱世中平定天下，一般可走两种途径：一种是曹操式的，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另一种是朱元璋式的，所谓“缓称王”。
两种各有利弊，蒋介石选择的是前一种，这使得他在天然拥有法理优势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可以说，从北伐结束起，蒋介石就已经陷入了仇敌满天下的局面，不单单冯、阎这样的大诸侯不断制造麻烦，就连一些刚刚形成气候的小诸侯也从没有忘记来捣捣乱。
在蒋桂战争中，俞作柏协助蒋介石，策反李明瑞阵前叛桂，接着又南攻广西，迫使白崇禧、黄绍竑亡命异域。桂系既倒，蒋介石践诺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
可是俞作柏驱桂只不过是借此来取得广西地盘，从而打开另一政治局面，并非真心拥戴蒋介石。在觉得自己已能控制住广西局面后，俞作柏便决定与正在海外掀起反蒋运动的汪精卫合作，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
俞作柏要掀老蒋的桌子，但结果自己刚站起来，屁股下面坐的椅子就先被别人给搬了——不仅新桂系旧将吕焕炎、曾在武汉与他们一同倒戈附蒋的杨腾辉先后举起叛旗，就连李明瑞的心腹将领黄权也抡刀砍了过来。
广西局势转变之快，完全出乎俞作柏的意料。蒋介石趁势下令免去他和李明瑞的本兼各职，分别以吕焕炎、杨腾辉替换，同时命令陈济棠调兵由广东进入广西，会同吕、杨等部向南宁进逼。
众叛亲离下，俞作柏、李明瑞所能控制的兵力仅剩下了两个团，已无力与各方力量抗衡。俞作柏只得走上被他推翻的白崇禧、黄绍竑所走过的老路，取道越南赴香港，而李明瑞则去了百色，所部也改编为红军。
俞、李垮台后，黄权投向吕焕炎一边，杨腾辉为另一边，双方在声望和实力上均无控制广西局势的把握。杨腾辉电请吕焕炎到南宁主持全省事务，吕则复电给杨，照样请杨到南宁主持军事和编遣事宜，但两人互相猜忌，彼此都不敢到南宁来。
杨腾辉感到与其受制于吕焕炎，不如仍请新桂系三巨头回来主持，遂派人到香港欢迎李、白、黄回桂。黄绍竑率先潜回广西，以“大广西”的一套思想对黄权等人进行游说，从而取得了除吕焕炎外，广西将领对李、白、黄的一致拥护。紧接着，李宗仁、白崇禧先后回到南宁，新桂系得以重掌广西残局。
居港期间，李宗仁对蒋桂战争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桂军那么能打，军事上不存在多大问题，之所以失败，还是因为没有政治靠山替他们撑腰。想来想去，当时能在国民党政坛上与蒋一战的，只有“党国元老”汪精卫，新桂系若不拥汪出来倒蒋，未来绝无成功希望。
正好汪精卫也在四处收罗反蒋武装，他给李宗仁发来电报，提出尽弃前嫌，重新合作反蒋，并表示张发奎的第四军可归李指挥，以联合进攻广东。
汪、桂一拍即合。李宗仁当即组织“护党救国军”，他自任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张发奎虽听从汪精卫的要求与桂军合作，但他并不甘心充任李的部下，因此没要任何名义，仍然是当他的第四军军长。以后两军在一起作战时就被合称为“桂张军”。
蒋介石得报，赶紧让新近投奔他的石友三抽调军队南下援粤。蒋介石本希望石部的南下，能为解救广东局势助一臂之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举不仅没有给广东那边帮上什么忙，还差点让自己遭遇阴沟里翻船的厄运。
<h2>幺二三</h2>
西北军将领公开场合或着戎装，或穿长袍，西装革履的人少之又少。石友三就属于极少数的“西装革履”，他的孤僻和不合群由此可见一斑。
非常之人往往能行非常之事。韩复榘、石友三同样是反叛冯玉祥，但韩更多是出于不得志；石却是在骨子里就有反叛的基因。
西北军里的人背后给石友三起了个绰号，唤为“石幺三”或“幺二三”。此典出自北方赌博时的场面，赌徒在掷色子时，通常都会在一旁叫喊，希望出现某个点数，叫作赶点。所有点数里面，“幺二三”是最小的点数，如果庄家掷出这种点数，对家就不用再掷了，可以直接赢钱。
一个奔着“幺二三”来的赌徒，在掷出这个点数之前，会看着色子不断变化。人们以此来形容石友三的反复多变，所谓“石幺三”，就是石友三的谐音和“幺二三”的简称。
西北军将领从内部叛出，多少都会背负心理压力，韩复榘就是如此。他把反叛主要归因于石敬亭的逼迫，在集合官兵讲话时，几次提起：“西北军有石敬亭在，就没有我们的饭吃。”还说道：“我的离冯，是石敬亭逼的。”都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包袱。
与韩复榘不同，石友三毫无类似的压力感。他的口头禅是“老哥们儿”，凡属西北军的人，无一不为石友三口中的“老哥们儿”。某次，石友三与友人一起喝酒，喝到酣处，友人跟他开玩笑：“你总是亲热地称你那些同僚是‘老哥们儿’，可为什么又要对这些‘老哥们儿’时叛时降呢？”
石友三脸不变色心不跳：“泥菩萨碰了头，还得叮当乱响，老哥们儿说不好，就揍一场，那还值得稀奇吗？揍完了，气一出，谁赢都是一样，反正大家都是老哥们儿嘛。赢一把，输一把，又算得了个球？”
石友三首次投蒋，算是掷了个“幺二三”。蒋介石不仅封其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还另外委任他为安徽省主席。这让从未得到过属于自己的地盘的石友三来说，可算是喜从天降。
接到蒋介石要他抽兵南下的命令时，石友三尚未在安徽正式就职。他可不想在还没能过上瘾的情况下，就扔下即将到手的地盘出去给老蒋打工，也不太愿意分自己的兵，就故意发电报过去，请求准许他全军南下。
石友三的意思，老蒋需要他屯守安徽，断然不会同意这一请求，那就可以顺水推舟赖着不去了。谁知此举恰得其反，不发电报，老蒋还只是持试试看的想法，你石友三能抽就抽，抽多少都随你。电报发过去，老蒋会错了意，真以为石友三积极性高涨，欲到前线去为他立功，居然来了个复电照准！
这下轮到石友三进退两难，大伤脑筋了，不得已，他只得率部南下。按照蒋介石规定的运兵方法和路线，石部须先由浦口分乘木船到上海，然后再乘海船前往广东。当他们到达浦口车站时，汪精卫派来的使节邓粹英前来拜见，并极力游说石友三反蒋。
邓粹英翻动唇舌，煞有介事地说：“蒋很可能利用你军全在船上的机会，中途各个消灭。”
浦口的木船每艘都载不了多少人，船与船之间的距离也拉得很长，一旦遇到突发事件相互之间很难照应。若是蒋军真的要动用海军逐个消灭，石部完全无法抵抗。
如果邓粹英面对的是其他人，这套说辞未必会起到太大作用，因为不管它听起来多么有道理，毕竟都只是阴谋论，邓粹英也提供不出任何有力证据来加以证实。可是“石幺三”不一样，反叛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只要有一丝威胁到自己的可能，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动这个念头。
<h2>一身冷汗</h2>
石友三个高清瘦，面容削长，其相貌不似通常所见的军中莽汉，倒更像是一位中学的学生领袖。只有在说话时，那一口一个“八代祖宗”“兔崽子”才会泄露本色。
虽然粗鄙少文，在西北军这个“粗人天地”中也不甚得志，但石友三的志向却不小。有好友劝他改一改朝秦暮楚的毛病，他先喟然叹道：“算啦算啦，打从穿上二尺半（指军装）这一天，就没打算能活着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总算咱石友三命大，没死个不明不白。事到如今，能多活一天，就算咱多赚了一笔。”
要说这些话还都不算太离谱，离谱的是下面这一句：“有一天，造化大，能做个几天主席，海陆空军总司令，那还不都是咱祖上的德性？”
原来石友三连老蒋的交椅都惦记着。现在加上邓粹英的一番挑拨，他便决定造老蒋的反。
石部的数十门大炮被排列在浦口江岸，对准南京就是一顿乱轰，同时石友三还派便衣队潜入南京城内乘势扰乱。
蒋介石根本就没料到石友三会来这一手，事先没有任何防备，南京城内也只有一个团多一点的宪兵以及黄埔军校的数千学生，根本无力招架。炮声中，南京政府各部院纷纷迁逃，城内乱成一团。
眼看着石友三就要一鼓作气攻进南京城，但这厮在喜好掷“幺二三”以及好高骛远的同时，却又有着另外一个毛病，那就是胆子特小，不敢做大事。炮轰南京后，他不是继续进攻，而是北撤退入河南，依韩复榘为食去了。
虽然广东方面未能从石友三那里得到援兵，但因事前蒋介石已察觉张发奎有回师攻粤的计划，提早就让何应钦率部到广东协助陈济棠，并在广州外围打造了坚固防线。桂张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面对守军的深沟高垒难有进展。李宗仁见状，只得将桂张军全部撤回广西。
饶是最终转危为安，蒋介石也已被石友三给吓出了一身冷汗。这石友三炮轰南京不说，在北撤河南途中，还缴了沿途驻军的枪械，津浦线的车皮也被他搂草打兔子全部带走，着实可恶至极。
石友三避入的河南乃是韩复榘的地盘。自韩复榘叛冯投蒋之后，蒋介石不但继续保持了他河南省主席的地位，而且还赠送大宗款项和大批武器，韩复榘由此得以扩充兵力，所部由数千人发展到三万多人。
韩复榘属于那种“一次失了节，以后再也不想守贞”的人。不管蒋介石如何待他，他始终对这个新主子抱着极强的防范心理。投蒋之初，他就想把石友三、马鸿逵两部都拉在一起，以结成一个足以自保的军事集团，只是蒋介石棋高一着，封官许地时就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韩复榘的意图这才未能得逞。
韩复榘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基本上是听调不听宣。南京军政部为防止韩部暗中扩充，要求点名发饷，但韩复榘却坚决拒绝，一定要统一领取，自行分配。此外，在军政设施和人事问题上，也是独断独行，并不完全按照南京政府的命令行事。甚至，韩复榘还暗中对蒋介石以外的实力派进行多方拉拢，在北平、东北、山东、河北都派有代表，随时准备依风向而动。
对这些情况，蒋介石多有耳闻，只是鉴于时局动荡，以及进一步分化西北军的需要，不得不暂时予以容忍，但是涉嫌反叛就不一样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韩、石关系密切，早在石友三炮轰南京时，蒋介石就认定韩复榘可能参与了这次叛乱，为此特地给身在郑州的唐生智发去一份密电，大意是：据报韩复榘不稳，他来郑州会你时，希予以扣留。所遗河南省主席一职，由你兼代。
唐生智收到密电不久，南京军需署署长俞飞鹏奉蒋命，亲自将一部分弹药和军费押送郑州，送给唐生智作为对付韩复榘之用。
随后，韩复榘果然由开封来到郑州。两人见面时，卫士都留在了外面，唐生智如果要予以扣留或擒拿，简直易如反掌。
寒暄已毕，唐生智突然对韩复榘说：“石友三已经动起来啦，你拿他怎么样？”
当初韩、石、马一同叛冯投蒋，之后韩复榘驻河南，马鸿逵驻徐州，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三人之间订有密约，结成了三角军事政治同盟。加之韩、石关系密切，所以之后石才会投韩，韩也甘于冒风险予以收纳，但这并不表明韩复榘会和石友三一起叛蒋，事先他对石友三反叛的事也一无所知。
听唐生智说完，韩复榘随口便答了一句：“我有什么办法呢？”唐生智见状，就把蒋介石的那份密电给掏了出来。韩复榘接过一看，脸色陡变，顿时双膝一软就跪在了唐生智面前，连声哀求：“请总司令救命！”
唐生智一边将他扶起一边说：“你怕什么！如果我要为难你，会把这个密电给你看吗？”
原来唐生智这时也正要反蒋，所以根本不想执行蒋介石的密令。
蒋冯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有心重用唐生智，对他说：“汉卿（张学良字汉卿）是东北边防军事长官，将来你就担任西北边防军事长官，负起建设西北的责任。”
屯兵西北，曾是白崇禧极力谋求而不可得的权利。蒋介石打算让唐生智坐镇西北，并将徐源泉、杨虎城甚至于蒋鼎文、杨杰等中央军部队都交由他指挥。
唐生智当时却不以为然地说：“建设西北嘛，我看起码是三十年后的事。”
蒋介石见没能打动唐生智，又准备请唐生智帮他训练中央军：“如果不去西北，我们就重新训练军队，德国顾问已经找来了，就请你负这个责任。”
唐生智仍未置可否。蒋介石最后表示：“你希望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有机会到外国去走一趟也可以。”
蒋介石却不知道，唐生智真正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取彼而自代。
<h2>绕不过去的一道坎</h2>
石友三的心大，唐生智的心也不小。只不过石友三多少有点自说自话的味道，唐生智却拥有与雄心壮志相匹配的足够资本。
当然了，相信自己有能力坐天下的人绝不止一个。唐生智能够始终不渝地惦记着老蒋的龙椅，除了平生所受到的军事教育、多年征战的军事履历和指挥能力给其信心外，还有着他所认为的天助神佑作为支撑。
民国时候的打仗就跟出海打鱼一样，谁都不知道出去了是满载而归，还是葬身鱼腹。唐生智历经战事，眼见同辈之人伤亡过半，触景生情处，也不免常有兔死狐悲、空虚寂寥之感。有一年他乘在省城开会之际，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去听人讲经说法，一听之后，令他大为惊异。
唐生智并不是“石幺三”那种土包子军人，一般胡吹乱道的星相、巫师根本就看不上，而当天主持说法的人也确非等闲之辈。此人是一名居士（即在家的佛教徒），名叫顾伯叙，从小学儒，十九岁开始学道，两年后又转而学佛，对儒道释均有自己的研究和造诣。
与顾伯叙见面详谈后，唐生智颇有相见恨晚之感。顾伯叙主张“入山门不言俗，出山门不言道”，这让唐生智在战争内外有了新的心理支撑，从此他不仅决定自己持斋礼佛，还拜顾伯叙为师，称为“顾老师”。顾伯叙则以唐生智为护法（指保护佛法的人），两人相约，唐不再找第二个老师，顾也不再找第二个护法。
自北伐开始，唐生智就定期请顾伯叙去军队布道，据说他的第八军官兵都曾由顾摩顶受戒，因此称为佛教军。唐生智曾希望顾伯叙直接出来做官，在对方坚辞不就的情况下，便采取了留在幕中，有事请教的方式。顾伯叙亦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他从不主动参与军事政治活动，任何情况下唐生智不来找他，他就绝不去找唐。
顾伯叙的声音非常洪亮，辩论说理，滔滔不绝，他还喜欢讲笑话，加上身材较胖，平时看上去不似佛教徒，倒更像一个名士派的风流人士。当时社会上对他也有各种传言，有说他行径反常的；有说他拥有六房姨太太的；有说他酒量奇好，一次能喝白兰地两大瓶的；还有说他身为佛教徒，却每天宰鸭杀鸡，且只吃鸡鸭内脏的。
李宗仁听到的有关顾伯叙的八卦更为不堪，说顾伯叙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乃是一个十足的酒肉和尚。至于顾伯叙有多大神通，李宗仁也根本不信。虽然李品仙等人称“顾老师”有时的确很灵验，连唐生智家里的琐碎事务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李宗仁认为，顾伯叙可能就是一个能干的侦探，一个包打听而已。
两人同在北伐军营时，李宗仁曾饶有兴致地缠着唐生智，让唐生智给他介绍“顾老师”一见。唐生智是何等聪明之人，一听就知道李宗仁不信这一套，只是拿来开心而已，便选择了笑而不答。
李宗仁不会了解顾伯叙的重要性。唐生智如果只想看个手相，测个风水，他就不会一直把顾伯叙留在身边。事实上，顾伯叙不仅是唐生智的精神导师，还能在一些唐生智本身尚把握不定的地方给他打气。
昔在长沙，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检阅唐生智的第八军。当他骑马从军乐队前经过时，其坐骑受到号声惊吓，突然拔足狂奔，将老蒋从背上甩了下来。
对于蒋介石阅兵堕马事件，顾伯叙的解释是“蒋总司令将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将来蒋氏失败，继起者或者就是他唐生智也未可知。那时，顾伯叙已经看出，唐生智今后要想成就霸业，蒋介石将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若不把老蒋打掉，他的幕主兼护法就只有认命给人打工的份了。
有福之人人服侍，无福之人服侍人。唐生智自视极高，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不愿意服侍别人的，包括老蒋。顾伯叙所起作用，不过是通过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暗示，来进一步强化这种心理。
既然佛都说了，自己最有可能取蒋而代之，唐生智便一直存有觊觎老蒋之心，别说给蒋做部下，就是同殿称臣他都不愿意。这也是当初蒋百里极力戏说他联蒋而遭到拒绝的内在原因之一。
被新桂系击败并被迫下野，无疑让唐生智沮丧过一阵，但是复出后顺利掌握旧部，并在蒋冯之战中令蒋介石都刮目相看，又让唐生智的自信心像气球一样膨胀开来。
唐生智曾经扬言，要先打垮冯，才反蒋。蒋冯之战虽然并没有能够让冯玉祥垮掉，但也已经打得西北军不敢出潼关了，于是接下来，他便布置起了反蒋这件头等大事。
<h2>偏向虎山行</h2>
为了回应当年的老蒋阅兵堕马事件，唐生智将自己部队的编号恢复为老第八军。在内部召开反蒋会议时，他强调：“非常的事，应有非常的动作。”
众将中，唯有第五十一师师长龚浩对反蒋持有异议。他认为唐生智过去在武汉附汪反蒋，到这次被蒋介石起用，相距还不到一年。尤其是唐生智在蒋冯之战中的表现得到蒋介石认可后，蒋对他更为重视，可以说是要什么给什么。这种情况下，还要扯出反旗，就显得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了。
龚浩主张韬光养晦，继续投于老蒋麾下，借蒋的力量来壮大自己。无奈唐生智主意已定，对龚浩的建议不予采纳。
碰壁之后，龚浩又转而劝唐生智快干，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唐生智仍不接受，他指着地图，很生气地对龚浩说：“你不看路程好远吗？”
龚浩十分失望，此后便常常不穿军装穿长袍，消极情绪溢于言表。
不顾军中有识之士的反对，唐生智开始用慢火细炖的办法来酝酿反蒋。他没想到的是炖着炖着，却让冒冒失失的石友三给抢了先，在没有任何征兆和铺垫的情况下，浦口反蒋的炮声居然就响在了他前面。
再不上场，风头就全是别人的了，唐生智按捺不住，决定马上动手。老蒋发来扣留韩复榘的密令，他在拒绝执行的同时，还准备借此机会将韩复榘也拉下水。
被吓得战战兢兢的韩复榘从唐生智那里听到了一句令他十分意外的话：“不要怕，今后我们一起来反蒋吧！”
韩复榘急忙说：“我以后绝对服从总司令，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929年12月，唐生智在郑州通电反蒋。包括韩复榘在内，列名通电者共有阎锡山、何键等二十多位。与韩复榘反冯时，被列在通电上的大多数人事先毫不知情不同，唐生智这份通电上的人，是他在酝酿期内“炖”出来的，其中大多数人都联系过，也都在反蒋上表了态。
冯玉祥与唐生智不睦。不过事前双方已达成协议，唐生智单独倒蒋，西北军则待着不动，也不攻击唐部。冯玉祥为此特地指示宋哲元、孙良诚等人：“河南境内皆属友军，我军万勿反攻。”
通电反蒋的二十多人里面，最重要的自非阎锡山莫属。这次他之所以能够答应唐生智反蒋，缘于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又有了新的发展。
自从兼任平津卫戍司令后，阎锡山即将平津两市税款留为己用。接着宋子文到了北平，要划分国税和地税。宋的要求名正言顺，阎锡山不能反对，只得应允将平津税收机关的晋方人员全部撤出，但他同时向宋子文提出，今后平津卫戍部队的薪饷也应由财政部拨付，山西方面不能承担。
宋子文答应照办，可是实行了一个月就停了。阎锡山觉得自己吃了亏，便又以北伐时期山西省银行曾垫付三千万元作为军费为由，申请发行省公债三千万元以资弥补。
报告打到南京，蒋介石不同意，山西的三千万元就此打了水漂。阎锡山一辈子最注重在经济上打算盘，无论是谁，但凡多占了他一分钱的便宜，他都会恨之入骨，更不用说三千万这样一笔巨款了。有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把桌子一拍，说：“我很后悔北伐时垫此巨款，这件事咱们做错了！现在蒋不敢用兵来打我们，只有从经济上来困死咱们。”
那段时间，蒋介石在南方整垮新桂系，在北方小虐西北军，足以令人望而生畏。阎锡山则觉得即便为了他那打水漂的三千万，也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必要。
阎锡山平生最得意的是与袁世凯打交道。他对人说：“中国人我最怕的是袁世凯，因为他是最聪明、最凶恶的一个家伙。他把辛亥时期的都督不是杀掉，就是赶走，而我却能够把袁世凯应付过去。以前我以为蒋介石还可以相处，不料他这样排除异己，现在居然逼到我的头上来了。”
此时阎锡山在北方的声望已全面超越冯玉祥等人。各方代表纷至沓来，里面有酝酿反蒋的，也有探听消息的，有国民党的，也有北洋的。
吴佩孚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份情报，说蒋介石想排除异己，造成清一色的蒋家天下。蒋排除异己的顺序是，首先消灭西北军；其次消灭“五台山大王”（指阎锡山）；最后消灭关外的“胡子军”（指张学良的东北军）。吴佩孚在情报上亲笔批了几个字“来源甚确，请百川（阎锡山）注意”，然后让代表带到山西交给阎锡山。
不管情报真假，吴佩孚欲借反蒋之机复出，阎锡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吴佩孚毕竟已经失势，在政治场中，失势人物也就只能担当个包打听之类的角色，不可能得到太多的重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北洋军人就不是阎锡山能随便小觑的了。
<h2>难得的机会</h2>
蒋、张北平密谈，曾引起阎锡山的百般猜忌，并成为他怂恿西北军发动反蒋战争的诱因之一。可是事实上，在这之前，阎、张就已经有过秘密接触。
在阎、张接触中，张学良并没有亲自跟阎锡山面谈，他派的是代表。张学良通过代表传话，说他年轻无知，对关内事不知该如何应付，而阎锡山是他的父执（父亲的朋友），所以请求阎锡山对他进行指导。
这分明就是反蒋的表示，只是没有明言而已。
自东北易帜以来，张学良一直持“拥护中央统一”政策，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以反蒋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他与蒋介石之间发生的龃龉主要来自“中东路事件”。
自1929年夏季开始，中苏因中东铁路的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启衅之初，蒋介石为了表示对张学良的支持，允诺可出兵十万，拨付军费数百万，这使张学良下决心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态度，之后东北军便与苏军在东北边境展开了一系列军事冲突，史称中苏同江之战。
蒋介石曾答应援助张学良，可是因为中途发生了蒋冯战争，使得他无暇再兼顾东北，致使一兵未出，一文未拨。东北军独立与苏军作战数月，终遭惨败，张学良被迫派代表与苏方签订了“伯力协定”。
“伯力协定”不仅使得中东路的控制权重回苏军之手，而且还把黑瞎子岛割让了出去，内容甫一公布，就被舆论认为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由于“伯力协定”只是东北政府的单方面行为，事前并未得到过南京中央政府的许可，所以张学良派代表莫德惠晋谒蒋介石，要求中央在对苏外交上进行授权，实际就是希望南京政府尽快对该条约予以承认。
蒋介石在骨子里是一个民族意识极强的人，而且又自居为全国领袖，哪肯为此背负骂名，莫德惠便“以统一问题相威胁”。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莫德惠见识不明，称就算南京政府授权他去苏联交涉，事情也未必能得到全部解决。
张学良怪蒋介石出尔反尔，关键时候不能出手相助。蒋介石则认为是张学良自己不争气，打仗打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东北内政腐败，用度繁杂，冗员过多，还不如他老子张作霖的北洋政府时期。试问，以这样的见识、性情和水平，又怎能不被日苏所欺凌？
阎锡山所认为的蒋、张北平密谈，其实就是在一些类似问题上进行磋商和协调，与阎锡山没有半点关系，而对于处于这一敏感时刻的张学良来说，产生联阎压蒋的念头也一点不让人感到奇怪。
阎锡山何其老练，见张学良那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自然也不会把题目点明。他对东北代表说：“汉卿（张学良）如有困难，我一定竭力相助。将来晋奉双方如有结合必要，我们可以共同努力。请告汉卿，可以放手做去。”
到反蒋已成公共话题，各方反蒋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连吴佩孚都派人来山西向阎锡山示好的时候，张学良便也选择了向阎锡山靠拢。他派秘书长王树翰来晋进言，说他再也不愿受南京压迫，希望阎锡山能率领国人共同倒蒋。
阎锡山气定神闲地回复道：“我再三考虑，对蒋本人，深感到拥之不足，倒之可惜。就是说，蒋之作风，殊不足以使人拥戴，但因倒他而影响了国家的大好形势，又未免可惜。”
冯玉祥、李宗仁、唐生智、吴佩孚、张学良……不管面对哪一方面派来的反蒋代表，阎锡山翻来覆去的托词，不是“拥之不足，倒之可惜”之类的废话，就是说时机尚不成熟，须看情况再定。
一般人不清楚阎锡山的真实想法，都认为他还是不敢倒蒋，以致坐失良机。
谨慎小心当然是一方面，但阎锡山所谓不成熟的含义，其实主要指的还不是倒蒋。按照他的估计，有了西北军、晋军，再加上总数约为二十万人的各类杂牌军，至少把蒋介石打到长江以南不成问题，再加上东北军又做了愿意参加反蒋的表示，倒蒋还是有把握的。
没把握的恰恰是倒蒋后的善后问题。阎锡山认为倒蒋之后，他会理所当然地成为老大，那么善后问题就全要由自己来处理了。蒋介石在善后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和难堪，他是亲眼看到的，仅一个军队编遣，就差点要了老蒋的命，若是换成他上，会不会也成众矢之的呢？
显然，蒋介石倒掉之后，如果他在善后问题上也处理不当，前途同样不堪设想。阎锡山夜以继日地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从秋天研究到冬天，始终没能想出一个稳妥的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唐生智找上了门。他派顾问袁华选出使太原，请阎锡山支持他反蒋，并提出愿意拥护阎锡山出来做领袖。
阎锡山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能错失，也就不管什么善后不善后，先行答应下来。
倒是李书华对阎锡山多了一个心眼。他鉴于之前阎对冯反复无常的事实，与袁华选商定，要求阎锡山代拟反蒋通电，以此坚定双方的盟信。阎锡山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还准备送给唐生智五十万元军费，并已开好支票只等银行兑付。
有了阎锡山等人的倾力加盟，唐生智很乐观地认为，只要发出这一通电，光气势就能把蒋介石给压倒，可能不待他出兵，老蒋就会乖乖地自动下台。于是发出通电后，他就开始在家里静候佳音。
当时南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冯、阎，谁也没有想到被蒋介石如此器重的唐生智会首先从内部发难。南京政府内部颇显慌乱，各方都认为，只要阎、冯通电响应，蒋介石就只有下野一途了。蒋介石自己也认为事已至此，进退只能取决于阎，因此在唐生智发出通电的当天，他就赶紧派赵戴文回晋，以便劝说阎锡山“拥护中央”。
赵戴文是阎锡山的五台老乡，早在阎锡山做革命党人的时候，他就跟着阎一起打江山，资格非常老，是阎之外的山西第二号人物。当初蒋介石将阎锡山封为内政部部长，但阎锡山不愿被调虎离山，于是就保荐赵戴文为内政部次长，并以次长身份在南京代理部务。
蒋桂战争后，蒋介石为了酬谢阎锡山，对阎保举到南京政府去的人员都一律给予了重要职位。赵戴文先是升任内政部部长，接着又被提升为监察院院长。
赵戴文做着蒋介石的官，但心是完全向着他的老乡兼幕主阎锡山的。这位有着几十年儒学沉淀的老幕僚曾经公开承认，他与阎之间是“君臣关系”。这次回晋，既是受蒋介石所托，更是出于维护阎锡山利益的需要。
<h2>又溜了号</h2>
赵戴文到达太原时，在车站与蒋介石的驻晋代表方本仁不期而遇。方本仁已在阎锡山那里碰了壁，只得离晋赴平，不过这并没有动摇赵戴文斡旋时局的决心。
见到阎锡山后，赵戴文极力向他阐述联唐倒蒋的有害无益，并且对阎锡山说：你若反蒋，我便出家（当和尚）！
阎锡山幕府中，贾景德、赵丕廉皆属反蒋派，主张联唐倒蒋。赵戴文对他们破口大骂，甚至说要派宪兵把他们抓起来。赵戴文拥蒋的态度如此坚决明显，令方本仁十分感动，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次陇（赵戴文字次陇），眷顾大局者。有伊在此，可保大局无虞。”
冯玉祥听说后，忙派薛笃弼前去太原，向赵戴文陈述联唐倒蒋的必要。赵戴文不听则已，一听怒气勃发，他当即从座椅上站起来，把一只细瓷茶杯连碟带盖猛掷于地，大声斥责：“你们要害蒙（五台方言，‘我’之意）阎百川哩。”
见老爷子在房内走来走去，怒气难消，薛笃弼赶紧解释道：“冯意无他，为的是阎先生。”
赵戴文根本就不想听：“打了唐生智再说！”
薛笃弼不敢再说下去，只得回建安村向冯玉祥复命。他给驻扎潼关的宋哲元、孙良诚发去电报：“此间自赵次陇归来，政局陡变，由联唐变为反唐，由反蒋变为拥蒋。”末了又说：“总之，阎对时局尚和缓，次陇说话太露骨，望诸兄妥慎应付为幸。”
冯玉祥给西北军发电报，都要先送阎锡山审阅，由他批“发”或“扣”，甚至篡改电文。通过这种方法，阎锡山更便于在某些方面支配西北军的行动。
看到薛笃弼的这份电报后，阎锡山立即批了一个“扣”字，也就是留住不发。他还另外大写两字“次陇”，意即可将电报交给赵戴文看看。
其实在赵戴文回晋之前，阎锡山已处于懊恼之中。联唐倒蒋，本来说好是让阎锡山领衔，可是到正式发通电时，唐生智一看，这么多人跟着反蒋，想想造反的事已经是缸里掷色子，没跑儿了，便又临时变卦，把领衔人换成了自己，声称“统兵三十万，倡导和平”，俨然以最高统帅自居。在郑州张贴的标语上，也只说“尊重阎先生”，而没有表示拥阎。
老阎是何等样人，那是长处掐，短处捏，能算计到不行的主。一看唐生智居然来这一手，马上把支票收了回去。虽然方本仁在他那里碰过钉子，但阎锡山反蒋的态度也已经出现动摇。
赵戴文此行回晋，除了一张嘴巴外，还带来了蒋介石抛出的若干优惠条件。这让老阎甚为动心，于是就坡下驴地改变了主意。
获悉赵戴文回晋已有成果，蒋介石乃致电阎锡山，说：“弟德薄能鲜，致有今日，不知吾兄将何以教我？”
阎锡山立即复电，以戡乱自任，并且说他并不是对蒋没有一点意见，但他原本的想法是党争由党人解决，国事由国人解决，武力只居于缓冲地位，唐生智曲解了他的本意。
和蒋桂战争时一样，阎锡山又溜了号。冯玉祥深知阎锡山此举，对唐生智的反蒋行动意味着什么，他不顾一切地准备乘汽车偕随员前往太原，以对阎锡山进行劝说。
负责看守的卫队旅旅长杜春沂连忙打电话请示阎锡山。阎锡山下达命令，要求予以阻止，无论如何不能让冯玉祥来太原。
杜春沂紧急集合卫队，将冯玉祥和他的汽车围了个密不透风。冯玉祥走不出去，他时而痛哭，时而大骂，甚至怒斥：“杜春沂，你把我枪毙了吧！”
冯玉祥还把他来晋的经过，以及这次与唐生智代表接洽的内幕全盘端了出来，给卫士们做了一番生动的报告，然后说：“我要到太原问问他（指阎锡山），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冯口才了得，尤其在普通士兵当中非常有亲和力，当然晋军不是西北军，没有被他一煽动就跟着跑的道理。可这也把杜春沂给紧张坏了，他使出浑身解数，亲自指挥警卫人员各显其能：有举枪做威胁的，有下跪苦苦哀求的，还有卧倒于汽车旁，举着手枪对准开车司机的。
双方从上午八九点一直缠磨到下午两三点，直到冯玉祥的文学老师王瑚出来劝解，冯玉祥才怏怏回到村里。
第二天，阎锡山派人到建安村，对冯玉祥进行抚慰式拜访，但在拥蒋讨唐的问题上却拒绝做出任何让步。
<h2>轻剑即是轻人</h2>
自古好手不敌双拳，双拳不如四手。虽然阎锡山临时变卦，但通电上还有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军头，若是他们都出兵讨蒋，阵势也是够吓人的。
只是当蒋介石按照名单一个个发电报前去确认时，却发现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此事，均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拥护中央”。向来谨小慎微、首鼠两端的何键是如此，就连最后拉来的韩复榘也是一样。
不错，在郑州的时候，唐生智对韩复榘等于有救命之恩，韩复榘也曾当着面对唐生智说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并不等于韩某真的肯冒着杀头的危险跟着造反，这是两码事，一搭归一搭。
发现唐生智放走韩复榘后，蒋介石也改变了态度，不但未对韩复榘收纳石友三一事进行追究，而且还派人给韩复榘送去了一笔款项，对他加以安抚，告诉他：不用怕，只要你没有反我的心，一切好说。
韩复榘毕竟不是“石幺三”那样叛变已成习惯、乃至不知轻重的货色，自己几斤几量他还是掂得出来的。蒋介石既已放他一马，他哪里还愿意再跟着唐生智出来瞎折腾。
原本以为能掀起一场集体倒戈的风暴，结果却只能演一场孤孤单单的独角戏，唐生智的心里这才忐忑起来。他的嫡系部队不过才两万人，诈称三十万，是把通电上列名的军头们都算上了，甚至西北军也包括了进去。为此，西北军的人私下还曾表示不满，说：“唐生智妄自尊大，竟然把我们西北军也算作他的军队。”
用区区两万人讨蒋，唐生智深感毫无胜算，无奈通电已经发出，想收也收不回来，事到如今，只好硬着头皮干了。
顾伯叙向唐生智建议：“如今武汉空虚，何不回师武汉，生擒蒋介石，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顾伯叙对形势看得还是很准的。当时武汉并无重兵，蒋介石则正在平汉线的一辆专列上指挥作战，若唐部一鼓作气打过去，克复武汉重镇不说，蒋介石也势必会束手被擒。
唐生智依言指挥部队沿平汉线南下，向豫南的确山挺进，直逼武汉。
武汉果然十分空虚，听到唐部南下，城内人心浮动，各机关人员都把行李搬上轮船，准备向南京撤退。蒋介石的专列上警卫不多，也因此变得手忙脚乱，慌乱不堪。
如果不是一场罕见的大雪骤然降临，“蒋总司令”可能真的就要倒在“第八军这一关”了。
雪来得非常蹊跷。下雪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信阳以北，恰好就是蒋唐作战的前线，同时雪也非常大，据当地农民说，几十年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有的地方已经厚及于腰。由于到处都是雪，蒋唐两边的前线士兵不约而同地都把身穿的棉大衣翻过来——棉大衣里面是白布做的，打仗时可以作为士兵的保护色。
天降大雪，寒冷异常，唐生智在用兵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他询问顾伯叙的意见，顾伯叙说，不如等到黄道吉日再开战。这实际上就是等天气转暖一点再打的意思，但经“顾老师”之口说出来，自然更有利于安定军心。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天时变化只是让蒋介石的被动局面缓和了一些而已，一旦唐部缓过劲来，武汉方面的中央军仍然招架不住。
一股奇兵的突袭，令所有剧情都得到了改变。奇兵是杨虎城的部队。杨虎城原来也是西北军的将领，当然是和马鸿逵一样的杂牌，不过他的胆子比马鸿逵、石友三之辈要大得多，见冯玉祥势头转弱，便打算跟着蒋介石干。
杨虎城的基本政治倾向偏左，幕僚中有很多是原来武汉政府的人，他们自然反对杨虎城投蒋。杨虎城则说：“凡是新旧军阀都是反革命。蒋是反革命，冯也是反革命，脱离这个反革命，归降那个反革命，都是一样的。投蒋后，可以利用其地位，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后到西北的机会多些（杨虎城为陕籍）。”
在冯玉祥令西北军西撤时，杨虎城便趁机与冯玉祥决裂，率部投向蒋介石。此时冯玉祥正因韩、石反叛而伤神，对杨虎城这个杂牌也就更兼顾不上了。
杨部驻于河南南阳，属唐生智指挥。在唐生智的反蒋通电上，杨虎城也名列其中，当然作为杂牌部队，唐生智在杨虎城身上下的功夫自然不会有对阎锡山等人那么多。
轻剑即是轻人，杨虎城对此很是不满，他说：“唐孟潇太看不起人了！我革命的时候，他还是北洋军阀的小喽啰。对蒋介石造反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至少他应当事前和我商量商量，他这样搞太看不起人了！”
在到底跟谁干这个问题上，杨虎城一如既往地实际：“我跟蒋是杂牌，跟他唐孟潇也是杂牌，他们双方都是军阀，没有什么优劣之分。”
随后杨虎城便通过他驻南京的办事处，向蒋方澄清自己有造反的意图，但是他并没有通电否认，所以唐生智便以为杨虎城即便不站在己方，至少也不会与自己作对。
就在唐部因雪停止进兵的时候，杨虎城突然对其位于驻马店的前进指挥所发动了袭击。驻马店的驻军很少，当他们发现杨部由南阳向驻马店移动时，还以为是友军，连抵抗都没有抵抗，就轻而易举地让杨部给端了老巢。
唐生智与顾伯叙正在围炉赏雪，闻知杨部不战而入，两人急忙乘乱逃出，情形甚为狼狈。
驻马店处于唐部的中腰位置，中腰一断，唐部前后方便失掉了联系，局面立刻被动起来。
看到唐生智的失败命运已无可挽回，周围的大小诸侯纷纷趁火打劫。先是阎锡山举兵讨唐，抄袭唐部后路，令其腹背受敌。接着韩复榘等人也加入进来，并联名致电唐生智，劝他解甲出洋。
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唐生智又用拆字的方法来预卜吉凶。他最后挑出一个“道”字，道者，“首领要走”也。于是他决定通电下野，并用一种不无怨尤的语气回复韩复榘：“今日之事，非弟一人之意，现各方既已翻异，弟又何必固执。”
唐生智认为自己落到这样的地步，乃是“天时不利”以及“人谋不臧”。天时不用多说了，没有那场诡异的大雪，很可能唐部已拿下武汉，甚至于活捉蒋介石。
人谋则可以说是唐生智的政治智商严重不足。当他宣布起兵时，连南京城里的官员们都觉得纳闷，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在蒋冯战争爆发之初，或者是西北军尚未战败时与其联合，而一定要到西北军既败，南京政府已应付裕如的时候再跑出来招惹是非。
退一步讲，即便蒋冯战争那个机遇错过了，难道不会再等下一个适当时机吗？
蒋唐战争期间，唐生智每次给蒋介石发电报，仍然自称“职”。胡汉民遂把唐生智和石友三这两个奇葩联系到一起，写下两句打油诗：“造反犹称职，称兵不渡江。”
通电下野后，唐生智即化装逃往天津，重新踏上流亡之路。只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掌握旧部的机会了——蒋介石下令对唐部就地缴械遣散，“第八军”从此成为历史。
从唐山复出，到郑州通电反蒋，仅仅十个月时间，这位曾经的“军事天才”就已如流星一般地坠落深谷。

第四章 一石掀起千层浪
阎锡山有心反蒋不假，但就算是反蒋，在他眼中也是一桩生意。当然这是一桩投资特别巨大，风险也特别巨大的生意，弄得好，可能盆满钵满；弄得不好，也可能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所以阎锡山时时都要权衡其中的损益利弊。像唐生智那样，毫无拥戴他的表示，完全是一副自己要做首领的做派，那就别说投资了，根本连声援的价值都没有。
冯玉祥这边，离谈拢也总差那么几步。当时在建安村与太原城之间奔走，极力鼓吹冯、阎联合倒蒋的，主要是李书城和王鸿一。李书城在唐生智倒蒋失败后，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冯、阎身上。王鸿一乃山东名士，平生喜谈王霸之术，讲起类似话题也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二人为冯、阎设计的愿景是，阎锡山主政，冯玉祥主军，汪精卫主党，在北平另组新政府，最后消灭蒋政权。
应该说，阎锡山对这一框架基本还是认可的，但他却舍不得放弃冯玉祥这一筹码。因为他认为如果把冯玉祥放在身边，至少可进行操纵，若纵虎归山，以后就难以控制了，特别是不能保证西北军不借机进行报复。
阎锡山不放冯玉祥，联手就无从谈起。被软禁中的冯玉祥对此又气又恨，但他知道现在还不到真正跟阎锡山翻脸的时候，只有先把阎拉下水，自己才有出路。至于和阎的这笔账，以后再算不迟——打倒了蒋，回过头再来收拾阎，就要容易多了。
为了把阎锡山拉下水，冯玉祥想到了要用一个人，定一条计。
<h2>仇则不共戴天</h2>
冯玉祥想到的这个人就是鹿钟麟。
冯玉祥向来爱战将而不重战将，但他对所谓儒将则是既爱又重。西北军中有两个公认的“儒将”，一个是宋哲元；另一个就是鹿钟麟。宋哲元在用人行事方面也都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冯玉祥，所以很得冯玉祥的欢心，可惜他自己运气不好，在蒋冯战争中因与孙良诚不和，打了败仗，几乎把陕西都丢掉了。
宋哲元没法再用了，得用鹿钟麟。鹿钟麟长相忠厚老实，然而城府极深，为人处世“外方而内圆”。内圆，其实就是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侍尧则吠桀，侍桀则吠尧”。外方，上面不能做的，他也能做，而且还可以为上面遮掩。
在模仿冯玉祥方面，鹿钟麟比宋哲元更胜一筹，几乎能做到天衣无缝，其伪善与矫揉造作的功夫，“与冯焕章（冯玉祥）先生如出一辙”。
你可以就此说鹿钟麟“无男儿骨格”。可是冯玉祥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幕僚，因为只有这样，才不怕他趁机坐大，同时对自己的所有决策也能做到无条件绝对服从。至于什么眼光啦，点子啦，个性啦，都在其次。
冯玉祥对鹿钟麟的欣赏认可程度，甚至超过了石敬亭等西北军中公认的有识之士。韩、石叛逃后，他对身边的很多谋士、部将，包括石敬亭都失去了信任，唯有鹿钟麟始终被他引为身边最理想的羽翼人才。
冯玉祥这样的用人方式，也常常被外界拿来津津乐道。有人用嘲讽的语气评论说，冯玉祥有识人之能，故“能用鹿伯瑞（鹿钟麟字伯瑞）为其爪牙，补其不足”。
鹿钟麟在蒋冯战争刚刚爆发时就已经“离职潜逃”，去了天津租界。乘发生蒋唐战争，蒋介石、阎锡山的注意力转移之机，冯玉祥密召鹿钟麟来建安村面谈。
鹿钟麟得信后，立即化装由天津至太原再转往建安谒冯。冯玉祥亲笔在一本《三国演义》上用米汤书写了手谕，下令免去宋哲元所兼的代理总司令，让鹿钟麟接替，同时授以远交近攻之计，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设法对付阎，能够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更好，千万勿以我为念，而且只有你们这样做，我才能够有办法。”
冯玉祥已经想清楚了，只有把阎锡山逼到绝路，才能彻底改变这个生意人的立场和态度，就算阎锡山仍然执迷不悟，那要是假劝真唱，拿下山西，也是大赚了一笔。为此，他将不惜与他曾经无比痛恨的蒋介石、韩复榘、石友三建立暂时的战略联盟。
鹿钟麟奉命回陕后，按照冯玉祥的手谕提出新口号：“拥护中央，开发西北。”随即，他就派代表密赴南京拜见何应钦。代表出发时对联蒋反阎还有些心理障碍，鹿钟麟对这位代表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
出于分化西北军内部的一贯目标，何应钦一见鹿钟麟所派代表，马上便对鹿表示好感，希望他掌好西北军的舵，不要上冯玉祥的当。
从冯玉祥被诳至山西开始，太原就成了倒蒋派活动的中心，各地代表来往之密集，已经到了宾馆都住不下的地步。南京政府看在眼里，对阎锡山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做法极度反感和警惕。现在鹿钟麟表示愿意联合起来共同倒阎，何应钦很是赞成，他承诺说：“只要西北军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
一与南京拉上关系，鹿钟麟即召集众将商讨。大家一致认为，西北军必须以西北为根据地，但是如不除掉阎锡山，不把山西拿到手，则西北军就要永远受威胁，而一旦西北军占领山西，就可立于进可战、退可守的有利战略地位。
冯玉祥制定联蒋讨阎之策，有一半目的是想逼阎反蒋，到将领们这里可就不太一样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想的都没这么深这么远。他们对阎锡山恨之入骨，是真的要除掉阎锡山和想拿下山西！
在鹿钟麟等人看来，晋军力量不大，而且长于守、短于攻，西北军在进攻山西时，只要避免打攻坚战，胜算还是很大的。
要避免打攻坚战，就要尽量采取突袭方式。阎锡山对西北军一向有所提防，靠西北军自己突袭比较困难，但若是韩复榘就不一样了。现在的韩属于蒋系将领，又受阎锡山指挥，参加讨唐之战，阎的警惕性必然不会那么高。这正是冯玉祥指示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的原因所在。
可是因为反叛的事，西北军与韩、石之间已产生了很深的裂痕，现在一下子要联合他们，人家会干吗？
冯玉祥不能不有所考虑。薛笃弼见状，便提出了一个建议。
<h2>一箭双雕</h2>
依照韩复榘一直挂在嘴边的说法，他和石友三之所以叛变，并非反冯，乃是因为与石敬亭有隙，才被逼上梁山，走了投蒋这么一条独木桥。薛笃弼认为，既然症结出在石敬亭身上，只要免去石敬亭的本兼各职，请他离开西北军，即可将韩、石召回。
冯玉祥急于施计而行，也没有多加思量，就采纳了薛笃弼的建议。他随即给石敬亭写去了一封密信，说：“吾弟热爱团体，兄所深知。今为召还韩、石，不得不请吾弟权且休息一时，以后另有重用。”
石敬亭收到密信后，不跳不骂，心平气和地离开了西北军。
在蒋冯战争后期，若没有石敬亭力挽狂澜，西北军将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西北亦可能不保，他对西北军实有大功。冯玉祥之举引起很多议论，有人说：“忠贞不贰的免职，叛变投降的召还，像这样倒行逆施，怎能不丧失人心呢？”
韩复榘叛变乃多种因素所诱发，石敬亭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更多的是一种借口，他和石友三当然不会就此重回西北军。不过他们对联合西北军一起打阎却很有兴趣。
对老蒋授意唐生智抓捕自己那件事，韩复榘一直心怀恐惧，他一方面积极进攻唐生智，以图重新获取蒋介石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在考虑重新投奔一个主子。
冯玉祥那里是无论如何不会回去了，北伐前韩复榘和石友三曾投降阎锡山，于是韩复榘便打起了阎锡山的主意。宣布讨唐之前，他专门派人去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拥戴之意，阎锡山也派来亲信杨爱源等人到开封与韩联络。
杨爱源对韩复榘说，蒋介石为人奸诈，把持中央，排除异己，只有北方人团结在一起，共同维持华北局面，今后才有办法。
韩复榘也装出很坦率很诚恳的样子，竭力为自己过去的变节行为洗白：“我之所以离冯投蒋，完全是石敬亭逼的。他在冯的面前搬弄是非，冯对我越来越怀疑。去年在华阴，冯命我过河压迫你们共同讨蒋，我当时提出异议，几乎被冯枪毙。这都是石敬亭的把戏。我惹不起他，只有躲开他。”
扯完这些陈年老账，他又对杨爱源的话做出回应：“至于蒋介石的阴狠毒辣，我又何尝不知道。如果百公（阎锡山）出来主持华北大局，我是竭诚拥护的。现在河南境内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没有一定的主意，郑州防务现在在第三路（即韩部）的手里，最好请百公来一趟，大家商量一下，即能解决一切问题。”
杨爱源回晋复命，阎锡山当即拨给韩复榘手提机枪五百挺、军饷四十万元，接着便出兵河南，他自己也亲赴郑州督师。
韩复榘存心叛蒋投阎，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阎锡山是吃个鸡蛋还得挑四四方方的人，他对韩复榘这种名声不太好的“二五仔”实在提不起多大兴趣，而且也不愿冒险突然反蒋，之所以又给钱又给枪，不过是为出兵河南买张门票而已。
韩复榘一个劲儿地抛媚眼，但阎锡山却给他打闷葫芦，见了面总是开口闭口拥护中央。
韩复榘还算是个率直快语之人，不太善于虚与委蛇的一套。在认为阎锡山不够诚实，纯属拿废话搪塞自己后，他立刻感到上了当，对阎锡山怀恨在心——用杨虎城的话来说，就是跟谁都是做杂牌，难道跟你阎老西儿（阎锡山的绰号）做杂牌就香一些？摆什么臭架子！
石友三也积极参与了打阎计划。他本来也曾派代表来太原联系反蒋，负责接待的赵丕廉见石部经济困难，未经请示，即答应提供一百万到两百万元的经费。阎锡山知道后勃然大怒，坚决不予承认。石友三自然恨阎之心更切。
正当韩、石商量如何对付阎锡山的时候，鹿钟麟所派来使正好到达开封。韩复榘问明来意，并得知石敬亭已离开西北军后，不由得抚掌大乐：“好极了，我们正计划着捉老西儿呢。”
韩、石都觉得应该把阎锡山给扣起来，并且认为这是一箭双雕、两全其美的好事：除了能博得老蒋的欢心外，还能以阎为人质，通过以阎换冯，在昔日的西北军伙伴面前挣回一点脸面，取得一些谅解。
韩复榘说：“冯先生在山西很受气，我把阎扣起来，请他放冯先生。他一日不放冯，我一日不放他，他尽管不放冯，我尽管不放阎。”
<h2>不赏而诛</h2>
韩、石跃跃欲试，阎锡山却仍被蒙在鼓里。当他在专车上指挥韩复榘等人断唐部后路时，幕僚突然发现韩复榘卫队人员的数量剧增，怀疑韩复榘有非常举动，于是急忙劝其北返，以免遭暗算。
阎锡山本来也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到郑州后，他就派人常驻电报电话局，检查往来电报并偷听电话。起初，监听电话的人并没有得到什么风吹草动，阎锡山也就没有把幕僚的话放在心上。
1930年1月14日，蒋介石的代表何成浚、方本仁与韩复榘会商扣阎一事。正巧另外一个杂牌将领王金钰也在阎锡山那里没捞到好处，同样预谋扣阎以献蒋，他给韩复榘打电话商量，韩复榘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
更巧的是，阎锡山的幕僚孔繁蔚与王金钰乃莫逆之交，他在王金钰那里打牌，出来小便时就正好听到了这段对话。
无心人说话，只怕有心人来听。孔繁蔚听得汗毛倒竖，急忙找了个借口，溜到专车上去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闻悉，即命副官告诉韩方接待人员：“总司令要安静休息，有事再叫你们。”
接着副官就去跟车站的人讲，说阎命他回去取要紧的东西。车站人员不知就里，便用车头挂了一辆铁闷子车。阎锡山换上便服，携赵戴文、孔繁蔚等人钻进这辆车里，然后星夜出奔新乡，再由豫返晋。
第二天一早，有人才慌慌张张跑来向韩复榘报告：“阎锡山不知为了什么事，昨晚十二点多忽然化装逃走了。”
韩复榘听后甚为愕然，但是不管怎样，事情做也做了。回开封后，他便公开对僚属说：“我要扣阎老西儿的事，你们大概都听说了。因为冯先生在山西受尽了委屈，这次我本想把老西儿扣住，要求他放出冯先生，否则我也不放他，以此报旧日冯对我的恩情。”
说到此处，韩复榘长叹一声：“不料事机不密，让他一下子跑掉了，全怪我说话不留神，真是可惜得很。”
蒋、韩之谋只是你知我知，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脱险后的阎锡山没有傻到嚷嚷得全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他对外宣布离开郑州的原因是：“即日返晋一行，料理晋钞兑现事宜。”同时撤回了原驻郑州的晋军。
事件没有发生之前，阎锡山一直以为自己在算计着蒋介石，没有想到蒋介石也会算计他。这一突发事件完全打乱了他的阵脚。
阎锡山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倒蒋的问题。他认为历代统治者在感觉坐稳江山后，都很少能保全其同事及其功臣。蒋介石平定了唐生智之乱，江山比过去更稳当了，可是作为他的功臣，处境却比以前更危险了——要不然自己助蒋平乱，本有大功，为什么蒋介石反而不赏而诛呢？
生意只有是在没有人身危险的情况下，才能笃悠悠地做起来，现在连生意人的安全都无保障，如何再计较来计较去？阎锡山咬着牙要倒蒋，并且认定，只要能够倒蒋，一切在所不计，诸如善后、收拾烂摊子之类的事暂时也可不予考虑。
阎锡山的幕僚中本有两派，以赵戴文为主的拥蒋派是多数，但赵戴文等人已经回了南京，留在太原的，除军人外，只有贾景德、赵丕廉、梁航标。贾景德、赵丕廉从辅佐幕主当国家元首出发，一贯主张反蒋，尤其贾景德向来都是反蒋的绝对支持者。这三人中，只有梁汝舟持拥蒋态度，因此颇有孤掌难鸣之感。
梁汝舟系阎行营办公处处长，电务组就是他的下属机构，电务组所破译的“外电”除他和阎锡山外，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足见其地位之重要以及阎对他的信任。正是由于身份特殊，梁汝舟在是否要由自己直谏的问题上比较犹豫。后来他发现徐永昌与他意见一致，便有意通过徐永昌向阎陈述，可是徐永昌说他是军人，不便主动说话，还是希望梁汝舟本人设法多进言。
梁汝舟只好鼓足勇气，向阎锡山阐述其间的个人利害关系。他认为在唐生智覆灭后，南京政府内部较以前更为团结，说明国内的反蒋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过去大家研究的都是如何倒蒋，现在好了，连能否迫使蒋介石自动下野都成了问题。梁汝舟分析说，若贸然发动军事倒蒋，无论胜败，阎锡山都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败了的话，将无枝可栖；即便侥幸成功，也是玉石俱焚，不堪设想。
梁汝舟建议阎锡山，趁此助蒋平乱之机，以最大诚意协助南京政府整编西北军、晋军，然后心甘情愿地辅助蒋介石。这样蒋成则阎有功，蒋败则阎可顺理成章地继任大统。“到那时，您虽欲逃避，亦不可得，何必于此时和他角力以争呢？”
梁汝舟的一番话显然打动了阎锡山。过了良久，他突然问道：“你说我交出军权后，蒋能容我吗？”
<h2>真人面前讲不了假话</h2>
功臣就算交出兵符，人头也会很快落地，这是古代历史书上最常见的记述。阎锡山怕就怕一旦交出“最大诚意”，蒋介石正好给他胸口上来一颗子弹。
梁汝舟曾被喻为“三晋奇材，秀容拔萃”，对历史也很有研究。他说中国古代皇帝那样残杀功臣，都是为了在自己行将老去时，为子孙顺利继位铺平道路。现在蒋介石年富力强，对功臣自有驾驭之法，又何必加以杀戮呢？说到子孙继位，时代毕竟不同了，蒋介石再没脑子，也不至于像袁世凯那样干出恢复帝制的蠢事来吧，而他如果因为这个杀戮功臣，更是匪夷所思。
阎锡山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几天之后，他又对梁汝舟说，自己的精神有些异常，心里感到烦躁，看见茶樽酒杯就想摔。他还说，这种情形只在辛亥革命前发生过一次，革命爆发后才恢复正常。
阎锡山的思绪已经凌乱了。他明知继续反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可是如果中止反蒋，前景真的有梁汝舟描绘得那么好吗？
“削藩”的道理，蒋清楚，阎也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伐时代的四个集团军大佬，只要有一人坐庄，其他三人的日子就注定不会好过。如今冯、李都失势了，阎能明显地感觉到蒋的矛头已经指向他，即使他不反蒋，蒋也不会容许他的势力继续存在下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阎锡山不能不考虑。那就是历年来各方面的反蒋活动，其实背后都有他的影子，其中的内幕老蒋完全明白，也迟早会和他清算这笔账。郑州遇险便是先兆。
阎锡山只要一想起郑州的那一幕，就不能不全身打一个寒战。危险哪，若不是王金钰正好给韩复榘打电话，孔繁蔚又正好出来小便，自己的一条小命离见阎王爷也许就只差一层玻璃纸了。
凌乱来凌乱去，阎锡山还是决定反蒋，而反蒋就要准备打仗。晋军将领绝大多数是阎锡山所一手提拔，而且全都对阎唯命是从，基本上是阎锡山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左右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只有时任河北省主席的徐永昌不同，他虽然也是山西人，但系来自客军，同时其人非常有头脑和主见，与一般的晋军将领截然不同，其一言一行对山西军政界的影响都很大。
阎锡山主要还是怕徐永昌不同意反蒋，他派人到北平给徐永昌带话：“阎先生教我密告于你，我们要准备与中央摊牌，恐怕有战事，要你去打仗。请您把自己的公私事都安置一下，阴历年过后，即先回太原一趟。”
这是徐永昌第一次听到阎锡山要反蒋。接着，阎锡山为了避免外人注意，又特意让周玳代发电报，邀徐永昌来太原开会。
徐永昌接到电报后很快赶到太原。他先到周玳家中，一见面就问：“有何要事相商？”
周玳还跟他打哑谜：“你猜。”徐永昌脱口而出：“打蒋。”
在周玳予以确证后，徐永昌直接坦露了自己的观点：“对国家说来，刚刚打完仗，不应再打了。对总司令（指阎锡山）说来，也不利于打仗。”
徐永昌说，要是不打仗，人人还会像现在这样，争着来吹捧阎锡山，当他是爷爷。可如果打起来，这些人一定又都要向阎要这要那，阎为人又很吝啬，哪能予以满足？得不到满足，人们就会反过来恨他，于是爷爷就变成了孙子。
真人面前讲不了假话，打仗是一掷千金的豪赌。徐永昌很清楚阎锡山的性格缺陷及其弱点，他知道他的“总司令”根本就不能打仗。
如果徐永昌这话让贾景德听到了，对方一定会这样反驳：又不是只有我们晋军打蒋，不还有冯玉祥和西北军吗？
徐永昌原在国民三军，对冯玉祥的认识最为深刻。他以为，冯玉祥在语言和外表都竭力装好人，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手段也很是毒辣。比如冯玉祥平时惯用痛哭流涕的办法来迷惑人，拉近与别人的距离，可是只要有了利害上的冲突，不管亲疏，都会遭其暗算，“多少人都吃过他的亏”。
当初，冯玉祥自统的是国民一军，徐永昌曾亲眼见到他用缴械的方式，将跟着他走的国民二军予以吞并。徐永昌没有跟着跑，才未上冯的当。
以性格而言，阎锡山只适于守财，冯玉祥则更利于打劫。徐永昌知道他的野心非常大，也知道冯玉祥常在背后骂阎锡山“窝囊废”。这样的合作者，能够让人放心吗？
西北军对阎和山西的敌意那就更不用说了：冯玉祥已经被软禁了好几个月，哪有不恨之理。至于其部下，更是恨阎恨得不得了。比如鹿钟麟就常常说要先打阎再打蒋。
无论个人品质，还是双方关系，徐永昌都不认为这种联盟有多么可靠。要是双方协同对蒋作战，到了紧要关头，一旦冯玉祥出什么新花样，阎锡山必然会落得倒蒋不成，反吃大亏的下场。
<h2>有哪一个靠得住</h2>
即便徐永昌觉得西北军不可靠，估计贾景德也不会就此服输：“总司令”只是起登高一呼的作用，我们的同盟军多了，除了冯玉祥，还有李宗仁、白崇禧、刘文辉，乃至韩复榘、石友三、唐生智，哪一个不反蒋？
对这些“同盟军”，徐永昌同样觉得没有多少相助的价值和作用。说“李白”吧，虽然他们已在广西重夺政权，可是桂军实力与鼎盛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能不能打到武汉都很成问题，加上南北相隔如此之远，实在很难起到相互呼应的作用。
刘文辉是川军首领，这时势头也很猛，并且很早就开始派使入晋，与阎锡山商议共同反蒋。问题是四川连自己内部都没能统一，川军也从来没有走出过蜀中，刘文辉究竟拿什么东西来联合反蒋呢？
接着是韩、石，且不说二人起码表面上已投蒋，在郑州还预备对阎下手。就算他们又重新打出反蒋旗帜，以二人已经臭掉的名声，徐永昌也料定，“再过二三年，社会上就没有这两人的声音了”。
对于唐生智等人，徐永昌更是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唐生智已毫无实力，简直提都不用提。至于其他林林总总的杂牌军头或者说客，都不过是一些没找到饭主满处游飞的家伙，到处诳人骗钱而已，有哪一个靠得住？
徐永昌很恳切地对周玳说：“如果打起来，这个重担子就全要由咱们担起来，你看这个仗怎么打？我希望开会时你要力主不打。”
当天下午三点，阎锡山将徐永昌召至自己的机要室。徐永昌得知张学良已派代表来太原签字。
如果张学良肯联阎反蒋，徐永昌倒是觉得比其他同盟军都靠谱一些，因此他忙问张学良派来的代表是谁。得到的答复是邹鲁。
邹鲁是西山派成员，当然是反蒋的，可是徐永昌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跟张学良有什么很深的关系，怎么能代表张学良签字呢？换成张学良的秘书长王树翰还差不多！
面对徐永昌的质疑，阎锡山嗫嚅着说：“此一时之志同，即可以道合，用不着有何深交。”说着他又反问徐永昌对反蒋的看法。
徐永昌说：“第一不要走打仗的途径；第二你如一定要打仗，不要与我商量作战的事，不要用我作指挥官。”
阎锡山听了很是不悦：“要你回来就是和你研究怎样打仗，就是要你指挥战事。你这样说，是不是你认为打仗必败？”
徐永昌直言不讳：“张汉卿（张学良）如来合作，胜败似未可知，否则必败！”
阎锡山听了半晌不语，在屋里绕了好一会儿圈子。他转而说只是要准备打仗，不一定就要打仗，如果徐永昌等将领有决心做出最后倒蒋的表示，仅需一个通电，不用打仗，老蒋也只好乖乖下野。
赵戴文已回太原，也参加了机要室谈话。此老头脑一向清楚冷静，对阎锡山的反蒋企图也绝不赞成，但是他刚刚与阎锡山一起经历过郑州之险，又在南京政府担当要职，说话便有些吞吞吐吐，态度不像先前那样坚决。
谈话无果而终。当晚十点，阎锡山秘密召开将领会议。他首先把蒋介石想用经济手段扼杀晋军的情况叙述了一番，接着说：“蒋介石实在逼得我们无路可走。现在各方面的代表都愿意倒蒋，我也有这个意思。次辰（徐永昌字次辰）你看怎样？”
徐永昌回答说：“我一来就和子梁（周玳字子梁）研究，这仗打不得。我并不是怕打仗，但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接着，他当着众将的面，将对周玳说过的不能打仗的理由又重新叙述了一遍。
通过机要室谈话，阎锡山其实已经知道了徐永昌的态度，他只是不甘心而已。沉默几分钟后，他说：“次辰，你说的也对，但是蒋逼得咱们没办法呀！”
徐永昌规劝道：“咱们可以另想不打仗就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阎锡山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道：“次辰，我倒想出一个不打仗的办法——只有我出洋。”
徐永昌觉得这个主意不妥，问：“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阎锡山回答：“这容易，你们可先对付蒋，如果他逼得你们实在没有办法，你们可以投降他。”
徐永昌听了脸色全变：“总司令，你要这样说，你说打，咱就打吧。把我的话取消。”
阎锡山见状又道：“次辰，你不要着急，咱们慢慢再商量。”
第二天早晨，徐永昌找到周玳：“我看老总已经下了决心。你也不要再提了（指主张不打蒋）。”
<h2>自行车国手</h2>
如果说冯玉祥有识人之能，阎锡山则有留人之技。自徐永昌投奔山西后，阎锡山始终没有要求对方取消国民三军的番号，并且还说：“与有人格的人做朋友，是光荣的。”也就是说他与冯玉祥不同，从人格上对这位部下非常尊重。
士为知己者死。尽管徐永昌并不同意阎锡山的意见，但出于三年多来的公谊私交，他也不能不挺身而出，为阎担负作战事宜。
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接下来徐永昌就希望研究一下如何打。可是让他感到烦闷不已的是，阎锡山天天研究的还是打不打。
有一天，徐永昌忍不住对阎锡山说：“我说你不要打仗，你非要打不可。我说你不要与我商量作战的事，你一定要让我做指挥官。现在我已答应做指挥官了，你要研究怎么打可以找我，若研究打不打，我已说定不可以打，你就不要再跟我研究这个了。”
阎锡山嘴上答应着，可还是天天要来找徐永昌研究打不打。徐永昌都快要被他给逼疯了。每次一谈完这事，就跟害场病一样，过了段时候，徐永昌还真的生了胃病。
就在阎锡山仍纠结于打不打的时候，自编遣会议开始就引发的军队编遣问题重又喧腾起来。大家都知道，第一集团军即中央军，可是蒋介石却要求把第一集团军与中央分开计算，再外加一个中央区，算成两个单位。
别人才一个单位，还要削减，你有两个单位，还要扩大。这成了助饷之外，引发中央和地方冲突的最大原因。
可是当初这样的编遣方法，正是阎锡山自己在会上提出来的，如今他又不能否认，只能眼泪倒回去往肚里流。
哥流的不是泪，是血呀。正好阎锡山已起倒蒋之念，便趁势与蒋介石展开笔战。2月10日和13日，他两次致电蒋介石，主张戡乱不如止乱，并要蒋礼让为国，和他同时下野出洋，以弭争端——以前我糊涂我错了，我都认，可如果你糊涂你错了，也得认！
对于这种突袭式逼宫，蒋介石经历过多次，早就练就了一套金钟罩似的心理素质。他立即复电予以驳斥：“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滔之时。”
一石掀起千层浪。随着蒋阎分歧的公开化，南京为之震动，各种谣言纷传。蒋系的政客幕僚都赶紧拿起笔杆应战，除胡汉民、谭延闿等发电报对阎锡山进行责备外，吴稚晖也亲自出马，给阎锡山发去了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
吴稚晖说阎锡山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什么戡乱不如止乱，什么下野出洋，都是虚的。“党国破碎，责在戎首”，明说吧，你就是阴谋发动战争的主谋，再不悬崖勒马可就危险了！
蒋阎正式撕破脸，乃是冯玉祥最乐意看到的。冯玉祥观察到了阎锡山态度上的变化，他派秘书嘱告鹿钟麟等人：“阎对我方抱留有余地之合作。”还说：“你们闹得越厉害，我在此越平安。”
得到冯玉祥的指示后，鹿钟麟即在报上刊登消息，说他愿意按照编遣方案缩编部队，只请南京政府发放西北善后公债两千四百万元。暗中，他派代表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代表熊式辉洽谈真正的条件。
当时中央和地方关于编遣的另一个公开性争议是，二、三、四集团军，也就是西北军、晋军、桂军，愿意按比例裁兵，但是他们希望在裁兵的同时，由南京政府提供一部分军饷。蒋介石则认为各诸侯都有自己的固定地盘，中央也从中收不到税，所以不能助饷。
为了更好地争取鹿钟麟，熊式辉除要求西北军编成十师外，还许诺这十师的军饷由中央关发，鹿钟麟本人还可担任与张学良相等的职务，条件就是让西北军通电反冯。
冯玉祥能够重用鹿钟麟，就是料定鹿钟麟不敢背叛他。西方谚语中将上谀下傲之徒称为“自行车选手”：为了减轻上方的压力，选手要尽量作折腰状，同时为增加车行速度，又必须双腿踢蹬如狂。
鹿钟麟不只是“自行车选手”，他还可以被称为是“自行车国手”。此人对上卑恭顺从，对下高傲苛峻，西北军中人，十之八九都对他抱有微词。显然，如果鹿钟麟要想脱离冯玉祥独自搞一套，别说黄袍加身了，可能连性命都堪忧。
鹿钟麟自然不敢答应熊式辉提出的条件，只能说“西北军官既就中央新职，反冯通电似可不必”。蒋介石那边也认准了，只要你不发反冯通电，官帽有价，绝不免费奉送。
蒋介石和西北军一度势不两立，但现在大家毕竟可以谈条件了。倒是曾经关系不错的蒋阎之间却越搞越僵，双方开始互相攻讦，电报措辞也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
在短短十八天内，阎、蒋围绕“治党治国的原则”“统一之方式”“国民党三全大会之评价”，往来电文达到二十一封，平均每天就有一封。阎锡山提出要“党人治党，国人治国”，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而蒋介石则坚持军队“惟党国之命是从”，“若割据称兵，实为内乱”，中央“惟有讨贼戡乱之一途”。
随着阎蒋笔战进入白热化，阎锡山作为反蒋核心的重要性也愈加突显。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别，从老牌的西山派，再到新晋的改组派，均从平津频频发出函电，敦促阎锡山领导反蒋，新桂系和各路杂牌军头也分别派代表到太原劝驾。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军。鹿钟麟等全体将领一面暗中和南京政府谈编遣的条件，一面推庞炳勋为总代表到太原拥阎。仍被软禁的建安村的冯玉祥更表示，只要阎锡山肯领导反蒋，自己唯命是从，愿竭诚拥护阎为全国军政领袖。
在笔战中被蒋介石弄得脸面全无的阎锡山由衷地感到高兴：泰山虽高，尚有天山，寰海之外，还有渤海，你蒋介石有什么了不起，看到全国上下对我的支持和拥护没？
就在阎锡山自我安慰的时候，一封有关西北军的密报送到了他的案头。
<h2>快来了</h2>
自郑州突袭失败后，冯玉祥、鹿钟麟并未放弃原来逼阎反蒋或者直接拿下山西的计划，同时仍与韩复榘、石友三保持着密切联系。
蒋阎笔战期间，韩复榘派代表来太原观察形势，代表向他报告：“冯先生（冯玉祥）仍在建安村，每日由晋方送以鸡鸭等好食。”韩复榘认为这都是前期逼阎带来的好处，对倒阎信心更足，他致电鹿钟麟：“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永远不会太平。”
鹿钟麟对韩复榘的态度大加称赞，并且在复电中说：“我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听弟指挥。”
对于联合攻打山西，韩复榘表现积极，石友三也不惶多让。因为他认为可以伺机取得一块自己的地盘，免得再跟个乞丐一样找韩复榘讨饭吃。
鹿、韩、石共同商定：“韩、石会攻天津，我军（指西北军）相机进袭太原。”按照这一办法，石友三已经开始移动部队。
所有这些往来电报均被阎锡山的电务组截获并译出，并密报给了阎锡山，阎锡山闻之大惊失色。
冯玉祥在太原的代表不知道这件事。薛笃弼、邓哲熙仍在到处活动，和晋方要员们会商冯、阎合作反蒋的办法。有一名要员实在忍不住，突然极为愤慨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还谈什么合作？你们卖的是什么假药？再谈下去，你们西北军就占了太原了！”
薛笃弼等人听了非常诧异，连忙追问究竟。那位要员气呼呼地说：“你们还是回建安村问冯玉祥吧！”
代表回到建安村后，冯玉祥一听，就知道逼阎反蒋的计划已经到了冲刺阶段：懒驴终于要被逼得上磨了。
他让薛笃弼直接面见阎锡山，并带话给阎锡山：“第一，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第二，我同阎先生在反蒋的问题上会合作到底。第三，事态紧急，请阎先生相信我，放我回去，我去说服他们（指鹿、韩、石）。”
冯玉祥还说：“现在他们已向山西出兵了。如不相信我，顶多就算我带领他们打山西，而我冯玉祥绝不是那样背信弃义的人。”
冯玉祥的信用早就不知贬值到哪个角落里去了。问题不在于冯玉祥的信用，而在于阎锡山已无路可走：各方代表都在太原谋划反蒋活动，且一致对他表示拥护，如果他再不迟迟表明反蒋态度，一旦西北军真的联合起来向山西发动进攻，他将陷于十分不利的地步。
2月26日，阎锡山亲自到建安村拜会冯玉祥。那时阎已很久都对冯避而不见，这次见面不免又要大演苦情戏。两人抱头痛哭了一番，一如冯玉祥刚刚到山西时候的情景。
冯、阎在室内密谈了两三个小时，随后共进午餐。吃完饭还来了个歃血为盟，在李书城、王鸿一等人的见证下，二人誓言：“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
阎锡山临走时，约定后天早上八点再来建安村一趟，将冯玉祥迎至太原。
眼看反蒋一事木已成舟，徐永昌的心情极为沉重。在贾景德公馆，他看到庞炳勋、薛笃弼等西北军的说客仍在不停地怂恿贾景德，让贾景德鼓动阎锡山迅速反蒋。
冯玉祥裹挟着阎锡山反蒋，山西必然失败，西北军也讨不着好，这是徐永昌的基本认识。他对庞炳勋说：“你们是成功了。你们本来是没有办法，现在则有了办法，不过你们将三集团拖下水，结果必是弄得一齐没办法为止。”
庞炳勋“矮黑而陋”，其外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传》中的宋江，但论气度格局，却与宋公明相去甚远。他对徐永昌的话似懂非懂，也没有徐永昌那种大格局和大视野，一时既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只好嘿嘿一笑，算把尴尬场面应付了过去。
2月28日，是阎锡山说好要迎冯回太原的日子，但上午八点就快到了，阎锡山仍迟迟没有现身。冯玉祥有些急了，他问晋方驻建安村的接待人员：“阎总司令怎么不来？你打电话问问！”
接待人员打过电话，告诉冯玉祥：“已经起身，快来了。”
当天，冯玉祥被阎锡山迎至太原。贾景德、徐永昌、周玳、庞炳勋以及各方面代表都出城迎接。
冯玉祥被招待在太原的另一名胜区傅公祠居住。下午，阎、冯与各军代表会议，会上一致公推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冯、阎一起商讨了共同打蒋的计划，阎锡山又将预先拟好的讨蒋通电文稿念给冯玉祥听，征求对方的意见。冯玉祥听罢奋然而起，拍案连呼：“痛快呀！痛快呀！这真是一篇理直气壮的好文章。”
在潼关的鹿钟麟等人收到消息后还是不太放心，他们致电西北军在太原的代表：“日来谣传纷纷，有谓冯公已出洋者，有谓已遭不测者，军心摇动堪虞。”
鹿钟麟希望阎锡山能将冯玉祥送至潼关，或至少让冯在风陵渡照个相，以证明确实已获得人身自由。冯玉祥让代表复电：“这话暂不必说。”
不是冯玉祥不想回潼关，是阎锡山还不肯放人：一则冯玉祥本身的信用成问题，他怕冯回陕后不忘前嫌，对山西进行变本加厉的报复。二则他还想在蒋进一步施压时，再利用冯玉祥做做戏。
<h2>覆水难收</h2>
只要阎不让步，蒋就会继续施压，而蒋阎笔战也就不可能从弥漫的硝烟中挣脱出去。
3月1日，南京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开幕。全会做出决议，特派张继、赵戴文等人到山西对阎锡山进行责问，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过脑子的乱发议论，还是真的要起兵谋叛？
蒋介石则指责阎锡山出尔反尔：是你自己说要和冯玉祥一道出洋的，最后是你出洋了，还是冯出洋了？编遣会议的提案可是你拿出来的，到底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通电各地党部，更是大揭阎锡山的老底：“阎锡山阴险诈伪，不顾信义，所辖兵力又极薄弱，自觉捣乱之不足，反叛之事难成，于是不惜骗出冯玉祥以增其厚其反动声势。阎自谓与冯相携出洋，不过遮掩听闻而已。”
阎锡山不肯相让。3月3日，他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南京政府分别发出“江电”，声称：“主张未蒙鉴纳，请开去本兼各职。”
两天后，阎锡山又演起了“携同出洋”的老把戏。在向南京发去的“歌电”中，他说：“此次主张国是，原为止乱，何忍因止乱而起乱。锡山同焕章即行出洋，以明初志。”
为了一个“携同出洋”，蒋介石不知道已经吃了多少亏，甚至对这个词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极度气恼之下，他给韩复榘、石友三发去秘密的“鱼电”：“特派韩复榘为北路挺进军总指挥，石友三为副总指挥，克日向平津进发。”
被截获并破译的“鱼电”又落到了阎锡山手里，阎锡山在上面批了“次陇”二字，让人送给赵戴文看。赵戴文看后哑口无言。
“携同出洋”连一点点宣传的价值都没有了，而蒋阎关系也已恶化至无可挽救，但问题是阎锡山对放冯回陕仍意犹未决。这让冯玉祥的近侍、幕僚们十分焦急，一夕商谈后，他们公推薛笃弼前去催促询问。
薛笃弼到贾公馆拜访贾景德，痛陈冯玉祥必须回军之利以及不回军之害。他还向贾景德表示，自己是山西人，父母妻女都在山西，如果阎锡山肯放冯玉祥渡河回陕，他愿意留在山西做人质，冯玉祥的夫人也可以不随冯回去。
磋商至午夜，贾景德答应向阎锡山进行传达。
第二天早上，薛笃弼到傅公祠见冯玉祥。冯玉祥对他说：“我除倒蒋外没有第二条路，我只为国，绝不因私害公。可请煜如（贾景德字煜如）转告百川（阎锡山），请他千万放心，我是真诚拥护他的。”
薛笃弼听了，又赶紧把这些话捎给贾景德。
阎锡山听贾景德讲完这些情况后，终于下决心释放冯玉祥。赵戴文问道：“你一定要放他？”阎锡山带着一种无奈的语气作答：“不放他，二集团就跑了。”
赵戴文知道覆水难收，遂掩面大哭而去。
在冯玉祥临行前一天，阎锡山用看似极为诚恳的态度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反蒋，使大哥受到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
行家莫提犁把话，冯、阎都是假客气方面的能手，冯玉祥知道对方的这套检讨和请罪只是前奏，下面必有真意。果然，阎锡山接着说道：“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
他还慷慨许诺：“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此心耿耿，唯天可表。”
阎锡山当场送给冯玉祥现款五十万元、手提机枪两百挺、面粉两千袋，作为欢送的礼物。对于阎锡山而言，这样的诚意倒也足得要溢出来了。
说来说去，还不就怕我打你，放心，我不打你就是了。此时的冯玉祥归心似箭，他慨然表示，对于以往的事确无芥蒂，此后彼此一心一德，共同倒蒋。
3月8日晚，明月当空，周玳把傅公祠的警卫和服役人员集合到偏僻地方做冗长训话。本来人们还要为冯玉祥送行，但他害怕夜长梦多，便趁此机会循着墙影走出门外，然后乘着事先预备好的汽车驰往潼关——阎锡山也颇做得出，他还真把冯玉祥的妻女作为人质给留在了太原。
<h2>一言堂</h2>
得知冯玉祥将返回潼关，鹿钟麟等人的心态极为复杂，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老长官脱离牢笼，西北军残局总算有核心负责了，忧的是随着冯玉祥这个“强势婆婆”回归，驱阎取晋的秘密方案很可能将成为泡影。
冯玉祥和鹿钟麟见面时，首先问鹿钟麟：“今后应该怎么办？”鹿钟麟小心翼翼地回答：“我们打算整顿内部，养精蓄锐，坐以待时。”
冯玉祥听了就把联阎打蒋的计划说了一遍。忧的事情果然出现了，鹿钟麟暗暗叫苦，便推托说此事关系重大，最好要跟大家商量一下，通个气。
第二天，冯玉祥召开师长以上将领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了联阎打蒋的决心，并且说：“我同阎先生生死与共，合作到底，我们一定要整军东进，打倒蒋介石。”
与会将领中除一名师长主张讨蒋外，其余人在思想上都扭不过弯来，他们认为西北军屡次吃阎锡山的亏，受阎锡山的骗，如果不把阎锡山打倒，西北军在西北就难以发展。
尽管这么多人有意见，但没有一个敢说出来。所谓商量、通气，到最后仍是冯玉祥的一言堂。
当然开完会发牢骚是另外一回事。孙良诚在会后就对别人说：“我看先生（冯玉祥）一点觉悟也没有，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受阎老西儿的害，为什么还要和他一起干？”
宋哲元等人的态度要和缓一点，但也认为西北军新败之后，元气未复，需要一个时期的休整，不宜马上打蒋。
一句话，西北军将领普遍恨阎不恨蒋，冯玉祥在软禁期间设计的联蒋驱阎计划已接近于弄假成真了。另外，大家通过过去的经验，也都掌握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个性。一般而言，冯玉祥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是个外行；阎锡山则活像一个钱铺老板，只会算小账，不能成大事。由此可以推测，联阎打蒋纵然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没有办法。
鹿钟麟的幕僚干脆对鹿说：“应坚持拉蒋倒阎，除去肘腋之患！”
他的理由是，如果冯玉祥与阎锡山合作，就算是侥幸胜了，蒋介石可以在退到江南后凭险固守，冯阎联军连长江都过不了。同时，在联合对付的目标暂时消失之后，冯、阎之间一定又会出问题，结果西北军仍然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等于白忙活了一场。
打胜仗还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不幸打了败仗，那就更加不堪设想了，到那时，西北军甚至想求得退据关中以自保的局面亦不可得。
鹿钟麟觉得幕僚的话很对，可是看到冯玉祥的决心那么大，这位“自行车国手”又不敢明确提“拉蒋倒阎”的话，怕挨冯的训。他只能将“拉蒋倒阎”下降为“不拉蒋不联阎”，并在向冯玉祥请示时，拐弯抹角地提出来：“我军可控制在郑州、开封及西南地区，坐观蒋、阎鹬蚌相争。”
冯玉祥不以为然：“我们应从大处着眼，决不能因阎踩了我一脚，我就要踢他一腿。联阎既成事实，就要共同倒蒋。”
冯玉祥的气量其实也没有他说的这么大。有一次召见驻宁夏的将领彭国桢，他问对方：“你们知道我这两年在什么地方吗？”
彭国桢回答：“我们知道总司令在太原。”
冯玉祥又问：“你们知道我在那里究竟是做客，还是做囚？”
未等彭国桢答复，他就自问自答道：“我在那里是做囚而不是做客！一个囚犯怎么能和一个执行囚禁的人做朋友呢？你看，将来该怎么办？”
彭国桢说：“没有关系，等咱们打完了蒋介石，回头再去揍阎老西儿。”
冯玉祥点头赞许，认为深得己心。他也拿这一套来教导其他仍然心存疑虑的将领：“蒋介石是我们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必须联合阎锡山打倒蒋介石，等到蒋介石被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
<h2>骂战</h2>
与西北军将领对联阎打蒋普遍存在抵触情绪相一致，冯玉祥的幕府中也以倒阎派为多数。倒阎派认为：“阎言万不可信。阎若反蒋，必在危害我军之后，总座（指冯玉祥）往事，可为痛哭！”
有一天，冯玉祥召谋士张文穆到潼关谈话，询问他对时局实际就是倒蒋的看法。张文穆进言：“现在的时机还未成熟，不宜劳师动众，操切从事。”
当时陕甘两省连年遭灾，旱荒不断，饿殍遍野。张文穆主张应首先设法救灾，以纾民困。他还建议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通过修筑公路、开采矿藏、兴修水利、设立工厂等途径，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
张文穆预计，只需一两年的时间，西北便能缓过劲来，到时如果倒蒋，则胜算更大。同时，他也有着与晋军徐永昌一样的想法，即倒蒋必须联合国内一切反蒋势力和中间势力，尤其不能忘记联合关外的张学良。
冯玉祥听完含笑道：“张先生所说甚好，可是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说到胡匪儿子（指张学良），何足介意。将来北京新政府成立后，给东北方面一两个阁员就行了。您且看我，不出一个月，就能直抵浦口，活捉蒋贼。”
见冯玉祥听不进逆耳之言，张文穆只好说：“但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最好是迅速胜利，早日结束战事。万一旷日持久，就怕东北方面起而乘其敝，终属可虑。”
冯玉祥不以为意，连连说：“张先生不必过虑，张先生不必过虑。”
自此，西北军不再与南京政府就编遣问题进行明里暗里的谈判，反蒋态度昭然若揭。
冯玉祥回到潼关后，他的谋士刘骥作为常驻代表，负责与阎锡山接头，并每天向冯报告各方情况，使用的密码本为“菊密”。实际上，“菊密”早就被阎锡山的电务组所破译，但冯玉祥和刘骥并不知晓。
刘骥在太原拟就讨蒋通电，他随即给冯玉祥发电，请“阅后由潼关太原两地同时拍发”。电报被电务组提前拿到后，梁汝舟按照阎锡山的意思，将“太原两地”抹去，改成“有线无线”四个字，这样全文就变成了“阅后由潼关有线无线同时拍发”。电务组则据此重改电码，然后发给了冯玉祥。
阎锡山卖弄机巧，在仍想给自己留后路的同时，又有意为冯玉祥招仇恨。果然，潼关的讨蒋通电一发，蒋阎笔战马上延伸至蒋冯笔战。
3月13日，吴稚晖致电冯玉祥，称冯虚悬爱民之志，实质不过做了阎锡山的傀儡，同时劝他摒除干戈，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投入建设——你有这闲工夫闹事，多救济一下大西北的灾民吧！
冯玉祥接电后大怒，他自认熟读《三国》，又嫌幕僚写的文章太过文雅含蓄，便亲自执笔，用《三国》中诸葛亮骂死王朗的笔体，草拟了一封复电。
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老冯游戏笔墨，写来甚是酣畅淋漓，在他的想象当中，吴稚晖一读之后必然会气满胸膛，然后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
可惜的是，吴稚晖的脸皮并不像王朗那样吹弹即破，也就不可能发生被骂死的情况，反过来，老冯自己倒很快就被动起来。
在蒋氏幕府，吴稚晖素有“疯狗”和“妖怪”之称，他与张布雷等笔杆子不同，笔战其实不是他的真正强项，他最擅长的还是打嘴仗，“放屁”乃是他的口头禅。冯玉祥亲自上阵来吵嘴，恰好点燃了他急欲喷发的肾上腺素。
吴稚晖先是提笔起草一封复电，将正在得意扬扬中的冯玉祥一顿臭骂。于是，起初讲究论经据典的笔战迅速发展成以人身攻击为主的骂战，“老少年”在其中如鱼得水，好不惬意。
在吴稚晖的诸多“骂作”中，有一篇名为“从东说到西”的文章最为有名。在这篇大作中，他从东到西，将参与反蒋的三个大人物冯、阎、汪全都拎出来骂了个遍——
冯玉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不要东张西望，说的就是你。你还不要会错了意，你虽有曹操的野心，可注定取得不了曹操一般的功业。你问我这是为什么，简单，因为你是“草包出身”！
阎锡山：治世的村中魈，乱世的狐狸精。我给你算过命，你终有一天会被观音姐姐摄入净瓶之中！
汪精卫：治世的好阿囝，乱世的泥公仔。别看你自诩什么党的领袖，没用，成不了多大的气候，最后只会跌进汤罐里，越弄越糟！
……
<h2>总有一个投对的</h2>
在“被观音姐姐摄入净瓶”之前，自然谁都不甘心就范。冯玉祥一离开太原，阎锡山就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已将冯送回潼关，以后凡涉及冯的事请和冯直接电商，他本人不再负从中调解之责。
为了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阎锡山紧接着又发了一份伪称要下野的通电。通电一发，西北军将领、晋军将领便先后联名发电，坚决对阎锡山进行挽留，并表示愿追随阎奋斗到底。包括西北军、晋军、张桂军在内的国内57名将领更联名通电，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要他还政于民，化干戈为玉帛。
这是一次人气的大测试，蒋介石所面临的局势突然变得相当不利。蒋介石急忙再派方本仁、何成浚、吴铁城到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
何成浚首先找到周玳，对他说：“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再有战事。”周玳早有所备，他根据阎锡山交代的意思回答：“只要发清平津卫戍部队的欠饷，并且保证以后按月发放，同时解决山西省发行公债的问题，我可保证不会发生战事，不然就很悬了。”
何成浚等人又去找阎锡山，阎锡山也如此说了一番。
都到了这个时候，阎锡山的生意人本色依然不变，他记挂的还是钱的事。何成浚等三人见状，就给蒋介石发去电报，并由吴铁城回南京向蒋介石当面进行报告。
吴铁城回南京后给太原发来电报：“委座承认这些条件，可能会照办。”
方本仁、何成浚把电报送给阎锡山看，阎锡山看过之后仍满腹狐疑：什么叫“可能”？得“一定”！让蒋介石亲自打个电报过来才能算数。
过了几天，蒋介石按照要求发来电报，但电报上却没有对此做确切答复。阎锡山十分生气，说：“蒋介石毫无一点诚意。”
方、何知道阎锡山对蒋不满，赶紧说：“我们回去再与委座谈谈这个问题，看看情况。”
方、何一走，劝阎打蒋的各方代表们便又活跃起来，其中以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和新桂系的代表潘宜之怂恿最力。
周玳深恐阎锡山上了这些人的当，劝谏他说：“你不要听这些人的话，冯这人极不可靠，你忘了方顺桥的事吗？这仗是打不得的。”
阎锡山听了摇摇头：“你不能老是看过去。要知道蒋介石几次要收拾冯，冯对蒋恨极了。现在要是和我共同打蒋，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他一定会竭尽全力。”
阎锡山认为，自潼关首发讨蒋通电后，冯玉祥在反蒋上已无退路，不太可能再变卦了。
对于今后如何拿捏冯玉祥，他也显得成竹在胸：“（冯玉祥）好贪眼前的小利，只要我们在物质上能满足他的欲望，哪能再生半途捣乱之心呢？他固然很狡猾，打完蒋以后可能会捣乱，但他是个老粗，没有远见。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你不必多虑。”
包括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内，各方反蒋实力派的兵力加一起，要比蒋介石的兵力大一倍有余，阎锡山据此认为准能打垮蒋介石。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把这些实力派都拉拢到一块儿。
韩复榘、石友三是谁都想要的。在正式表明立场之前，这哥儿俩就预先进行了商量，商量下来，认为蒋阎的势力都很雄厚，胜负难料，为将来计，两人应各投一方。这样无论蒋阎之间谁胜谁败，两人中间总有一个投对的，到时仍能互相接济。
韩复榘厌恶阎锡山，选择拥蒋，石友三也不喜欢阎锡山，可是因为浦口之变，他更怕蒋介石不容，所以还是选择了拥阎。
石友三派代表来太原联系。阎锡山认为石部实力相当雄厚，而且军队驻扎地河南新乡又正当要冲，若关系处理不好，将来打蒋会有不小的障碍，于是就派赵丕廉去与石友三洽谈。
以前赵丕廉曾许诺给石友三提供资金，可因没有得到阎锡山的同意，事后又被推翻了。这次他多了个心眼，特地就此向阎锡山请示。阎锡山给了句话：“石如要款，你可斟酌答应。”
赵丕廉认为这是放权让自己看着办的意思，便高高兴兴地去了。
洽谈结果很好，石友三提出打蒋的代价是八十万元，赵丕廉觉得这个价格尚在尺寸上，不算离谱，就当场应允下来。
谁知赵丕廉回晋复命时一谈到许诺的这笔钱，阎锡山的脸就拉了下来，他很不高兴地对正好也在场的周玳说：“咱们的代表一到外边就做起皇帝来了。”并斥责赵丕廉：“你先回去吧！”
阎锡山是嫌给石友三的钱太多了。过了几天，他怕石友三有变，又派别的代表与石友三联系。
石友三对此很生气，但是韩复榘派人对他说：“你已与蒋决裂，就不能再和阎翻脸了。你还是应该派个代表去见阎，商量打蒋的事要紧。”
石友三听了认为有理，这才勉强与阎恢复联系。按照双方重新商洽的结果，“开拔费”由八十万元降至五十万元，阎委任石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外，并将山东省主席许给了他。
除石友三外，阎锡山另外还以河南省主席、安徽省主席等未来虚拟的官帽为饵，拉拢了万选才、孙殿英等其他杂牌军头入伙。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张学良，那个曾经被蒋、冯、阎、李逼到关外，如今却足以左右南北情势的人。
<h2>举足轻重之势</h2>
阎锡山所谓邹鲁代表张学良签字一事，虽然只是一厢情愿，但整桩事情倒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子虚乌有。
论政治远见，阎锡山比冯玉祥要强多了，他可不认为“胡匪儿子”不用介意，而且也了解张学良举足轻重的实力。早在与蒋介石发生笔战之前，阎锡山就让邹鲁携带一封电报稿去沈阳，以征询张学良的意见，而这封电报稿就是阎要蒋礼让为国，和他同时下野出洋的那封通电。
鉴于张学良与蒋介石所起争执，主要来自对苏交涉，阎锡山还答应，一旦将来组织起反蒋政府，外交部长可由张学良推荐。
可是直到通电发出，邹鲁别说征求意见，根本连张学良的面都没能见着。
阎锡山只记得蒋、张由对苏交涉引起了纷争，其实那段故事早就已经翻篇了。蒋介石岂能不知道东北军对现实政治的重要性，除了在日记中发泄发泄外，他并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开罪张学良，反而能迁就便迁就，能妥协就妥协。
在与张学良的使节莫德惠谈话，并在日记中发了一通牢骚后，他马上就给张学良发了一封长电，以很委婉的语调阐述了中央在对苏问题上的办法及用意，并在文末嘱咐张学良推荐赴苏代表以及外交部次长人选。
早在杨永泰的“削藩策”中，就强调要用外交方法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除了在北平密谈中对张学良进行积极拉拢外，又在1929年冬派吴铁城赴东北，对东北军政高层进行宣抚。
吴铁城不是首次来东北，东北易帜就是他的杰作，也是他一生最引为自豪、最为骄傲的经历。当年他曾遍访东北各地，并在长春车站发表名言：“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那时正是东北人心惶惶之时，吴铁城的低姿态和好口才立即博得了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东北军政界的好感。
再赴东北，吴铁城主要就是为了抚平东北军在中苏同江之战中所受到的委屈。当年南京政府首颁青天白日勋章，用以奖励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有功军职人员。吴铁城代表南京政府，将第一号到六号勋章分别颁发给了张学良等六名东北军将领。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敌意由此少了很多，不过他仍希望与阎锡山站在同一阵线，以便在对蒋问题上处于主动和有利的位置。蒋唐战争期间，张学良曾和阎锡山一起发出联名通电，宣布拥护中央统一。
蒋唐战争结束后，当张学良认识到蒋介石的力量已经加强，而阎锡山的威信反而降低了时，曾对亲信说：“以后不可再轻言反蒋。”
从这时候起，张学良开始有意识地在蒋、阎之间选择不偏不倚的立场。蒋阎关系的破裂，对他而言绝对是个利好消息，他乐得不参与其中，以造成举足轻重之势。这就是他迟迟不肯接见邹鲁的主因。
闻知邹鲁不得其门而入，阎锡山又派梁汝舟出使东北，并且对他说：“中止反蒋，对各方面牵制掣肘甚多。冯先生（冯玉祥）昨日派人来说，反蒋是正义，不能以利害定行止。我看你还是去沈阳走一趟吧。如能使东北加入反蒋行列，则希望大些。”
梁汝舟回复：“我的意见，义不容隐而不言，至于最后决定，当然是您的事。既然决定继续反蒋，我就起身赴沈阳，并以迅速为好。”
邹鲁只是不为南京政府所容、到处游说的一个无主政客，梁汝舟却是阎锡山身边的要人，可直接代表阎锡山的意志。张学良自然不能再简单地将这位山西来使拒之门外。他接见了梁汝舟，并且说：“我在东北的处境，非常困难，我不能支配老前辈，而老前辈却可影响我。反蒋之举，需要开一次会，如能说服大家，就可决定。”
张学良所说的老前辈，是指和他父亲张作霖同一辈的东北军元老，如张作相、杨宇霆、万福麟、汤玉麟。之前，杨宇霆因被主所忌，已遭到诛杀，张学良以此树立了自己的统治权威，但由于他上台系得到了“辅相”张作相等人的支持，因此仍非常尊重张作相等元老派的意见。
过了几天，张学良来到梁汝舟下榻的寓所，对他说：“我很抱歉，老者们通不过，经我一再争执，决定采取善意的中立。就是对蒋先生这一战争，东北决定中立，但对阎先生，我们要加上‘善意’两字。请思转达阎先生多加原谅为感。”
话说得这个份上，梁汝舟不可能再勉强人家，只得动身返晋。
梁汝舟成为蒋、阎双方代表中第一位抵达沈阳并得以与张学良会晤的人。五天后，南方的方本仁才奉蒋命来到沈阳。
<h2>主张公道</h2>
方本仁曾是北洋政府旧人，做过江西督军，传说和张作霖还有金兰之谊。方本仁自然是要劝说张学良拒阎拥蒋，但因为已被梁汝舟捷足先登，此行收效不大。
蒋、阎发生笔战时，张学良采取的方式是通电呼吁和平。蒋、阎都给张学良发了复电，阎锡山在复电中说：“我主张戡乱不如止乱，正是为呼吁和平。”蒋介石则声明他与阎锡山并非私人意见之争，而是关系党国存亡的统一与分裂之争。
虽然张学良在通电中没有明显偏向于任何一方，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电文中却把蒋、阎同等看待，称为“介、百二公”。显然，这就是张学良所说的实际偏向于阎方的“善意中立”。蒋介石因此在复电中专门叮嘱张学良要仗义执言，促阎悔悟。
正是看到张学良在态度上的这种微妙差别，阎锡山又增强了拉张的信心。阎锡山对张学良的估计是，张学良是少年派，子承父统的威力还相当大，这个年轻人不太容易抓住。不过张学良在关外因受到日本的控制和威胁而头疼，因此也一直有向关内发展的趋向。
张学良要向关内发展，首先要进入的区域便是华北。阎锡山认为，如果他提出关外东北各省和关内黄河沿岸各省实行统一合作，一定可以引起张学良的兴趣。因为东北华北统一合作，并不就意味着反对南京政府，而是可以视为“反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同样张学良也不需要动用东北的兵力，从他的立场和利益考虑，应该可以接受。
阎锡山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之道，其中之一就是“主张公道”。所谓“公道”，按照他的解释，就是要大家为公，取人所长，补己所短，共同解决问题。不管到哪里讲话，他张口闭口总是“主张公道”或“主持公道”。口头如此，公文上也最喜欢用这四个字，甚至后来出师南下的晋军士兵都戴着“主持公道”的袖章，因此有人将阎锡山戏称为“主张公道的将军”。
阎锡山用以抓住张学良的办法，就是首先由阎领衔，冯、张副署，共同发表一份通电。这份拟好的电稿发至沈阳后，阎锡山对周玳说：“张汉卿（张学良）可能会同意照办。此电如由沈阳发出，力量就大得多了。张如能参加打蒋，那么我们就既无后顾之忧，还能增加一股很大的生力军。”
在阎锡山看来，要是张学良能参加打蒋自然是最好的，退而求其次，只要他能采取“主张公道”的态度，站在阎、冯一边说话，就可以解决一大半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见方本仁、何成浚在阎处铩羽而归，又改派赵戴文持自己写给阎锡山的亲笔信，由南京赴太原，再度对阎锡山进行劝说。
有兵刃的气壮，无家伙的胆虚。有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赵戴文此行威风了不少。他一到太原，立即见阎，并且声色俱厉地对阎说：“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
阎锡山忸怩着说：“次陇，你干吗发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谈。关于讨蒋的事，是大家的意见。”
还没等阎锡山说完，赵戴文就打断了他的话：“委座（指蒋介石）率军北伐，业已成功；统一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
阎锡山尚未能回过神来，贾景德和薛笃弼恰好来到了阎府。这二位并不知道赵戴文回晋，只是有事找阎，没承想一进门就撞上了怒气冲冲的黑煞神。
贾景德虽然平时也雄论滔滔，但正所谓“蓝靛染白布，一物降一物”，他怕就怕遇上赵戴文。过去十多年，赵戴文都住在阎锡山的督军署里，结果贾景德就不敢踏进督军署半步。贾、阎商谈，只能利用一条仅通两人的电话以交换意见。
作为阎的主要幕僚，赵、贾应该说对阎都无二心，但在拥蒋还是讨蒋问题上，态度泾渭分明。赵戴文是明知阎不是蒋的对手，不愿阎因触龙须而遭不测之祸，贾景德则一心想着要辅佐阎成为国家元首。因此之故，两人更不相能，几乎到了有你无我，有赵无贾的程度。
一看到贾景德，赵戴文便气势汹汹地拿手杖指着他说：“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拿手杖打你的头！”
贾、薛见势不妙，急忙落荒而逃。逐走冤家对头后，赵戴文更加精神抖擞，他接着规劝阎锡山：“委座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
<h2>荒唐啊荒唐</h2>
自第一次编遣会议起，赵戴文已在南京待了一年多，他了解蒋介石的实力：“他（蒋介石）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可这些人不是乌合之众吗？他们见利则争，见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吗？”
赵戴文对赶集似的跑来太原的说客最为不屑：“你看，来太原劝你的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这不是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
给赵戴文这么一敲打，阎锡山讨蒋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准确地说，是被吓住了。他随即电告张学良暂时不要发布讨蒋通电。
对于要不要列名于三人联衔的讨蒋通电，特别是还要由关外发出，张学良也正处于犹豫彷徨之中。他固然不肯冒险，可是如果冯、阎真的停止反蒋，就怕面前的跷跷板失去平衡，自己在与蒋的关系上重新处于不利位置。
恰在左右为难之际，阎锡山来了这么一个电报，让张学良心里更加没底。他不知道阎锡山究竟在捣什么鬼，难道蒋阎又和解了？
张学良的秘书长王树翰奉命到太原察看动静，并重申张学良对国事息事宁人的主张，以便万一蒋阎真的和解，好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结果王树翰去了一看，居然是这么一回事：一心要做反蒋领袖的阎锡山被人几句话就给吓尿了！
荒唐啊荒唐，最荒唐的不是别的，是阎锡山竟然还在《山西日报》上发表谈话，说：“我听了赵次陇的话，才大彻大悟。”
张学良闻报，便顺势复电阎锡山，称这份联衔电稿尚有需要商酌的地方，因此不必急行，等彼此酌定后再如何如何。
晋军将领在惊疑不定的同时，也都为“总司令”的窝囊之举感到脸上无光。周玳跑去问阎锡山：“这是干什么？”阎锡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被吓尿了，勉强找了个理由说：“这是缓兵之计，是应付省党部的。省党部见报，必然告诉蒋，这就会稳住他的心，不再做积极准备。”
周玳听了，知道阎锡山这么说是纯粹为了给自个儿遮脸，就不便再问下去了。
徐永昌看到阎锡山将谈话登报后，也急匆匆地找到周玳，一见面就说：“赵次陇实在误了阎的大事！”
徐永昌和赵戴文的意见原来的确是完全一致，但那还是在放冯玉祥回陕，或者说决定打不打之前。现在冯玉祥已经回陕，蒋阎也已经决裂，“打不打”早就变成了“如何打”，这时怎能再轻易动摇决心？
赵戴文虽然大多数时候头脑都很清醒，但作为一个文人本质的政客，有时亦不乏腐儒之见。在徐永昌看来，蒋介石派赵戴文回晋，不是不知道阎锡山起兵在即，已难以勒住缰绳，他是故意安排了一场阴谋：先以造反的罪名吓住赵戴文，再通过赵戴文吓住阎锡山，这样无论阎锡山最终出兵与否，最后对内对外的威信都将一落千丈。
除了影响威信外，徐永昌料定，在蒋阎决裂之后，蒋介石必然已抱定一劳永逸地消灭阎、冯、李等各大实力派的决心。若是山西方面就此软下来，让蒋介石得寸进尺，各个击破，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过河的卒子难回头。到了这个阶段，徐永昌表现得义无反顾。他对周玳说：“我看现在打起来，纵然败了，还可以退守山西。如果在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讲和也容易，况且我们不一定失败。他（指阎锡山）为什么不在这些方面多考虑考虑呢？我是新媳妇，不好说话，还是由你力谏才好。”
周玳作为代表，向阎锡山陈述了徐永昌及各将领的意见。阎锡山听后深为动容，随即召徐永昌入府进行详细商讨。
各方面代表闻知因为赵戴文来晋，阎锡山在讨蒋上又产生动摇，也纷至沓来，对阎进行游说。
这个攻击赵戴文：“赵次老是一个十足的书生，蒋介石表面上对他恭维备至，连走路都予以照顾，如出门口和上下台阶，蒋介石必亲自扶持，赵次老受宠若惊，早就迷糊了。他不晓得这是蒋介石惯于使用的虚伪手段，所以他对蒋也就忠心耿耿了。”
那个让阎锡山放宽心：“蒋的内部情况，决不是铁桶子，除了少数嫡系之外，都是同床异梦。至于那些杂牌军队，更不会为他卖死命，千万不要再犹豫。”
阎锡山至此才拿定了讨蒋的最后决心。他对王树翰这样解释：“前电所以暂行缓发，系因赵次陇（赵戴文）由南京返太原，劝我慎重行事，不得不略加考虑，但我反蒋已具决心，必须照前进行，所以仍请汉卿（张学良）支持。”
你以为讨蒋是儿戏吗？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张学良认为阎锡山对他缺乏尊重，纯粹在耍他玩，因此内心十分不满。针对阎锡山“照前进行”的要求，他没有做出任何肯定的答复，只表示他本人决不参加内战。
联络张学良的大事，就这样让赵戴文给贻误了。阎锡山悔恨交加：“唉，次陇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这时来，太不利了！太不利了！”
<h2>一片大好</h2>
蒋介石派赵戴文回晋，虽未能改变山西联冯讨蒋的结果，但却为他自身在拉张的竞赛中争取到了时间和空隙。方本仁在2月底再到沈阳，自此一直到东北军入关，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他始终驻于关外，除负责搜集北方情报外，也从未放弃对张学良进行拥蒋的游说。
此时蒋氏幕府中已产生出一个观点，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张学良。在这一观点上，吴铁城和杨永泰基本一致，吴铁城凭借两赴东北的经验，更认为如果像方本仁那样，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去打动东北君臣是不够的。
3月中旬，吴铁城第三次奉命前往沈阳。这一次，他是在花钱方面得到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同意后才成行的。一到沈阳，吴铁城并不急于对张学良进行说项，而是整日在所下榻的饭店里与东北军政要员们欢宴赌博。
东北军政界赌博之风十分盛行，上至张学良，下至一般官员，几乎没有人不打麻将、玩牌九，而且赌资不小。吴铁城与张学良的重要幕僚顾维钧、汤尔和等人一起搓麻将，输赢常在数千元之巨。
吴铁城是麻将桌上的高手，也常常是当仁不让的赢家。如果那天他赢了钱，除留下五百元作为酒宴开支及赏钱外，其余全部退还；而一旦输了，则痛快掏腰包付账。
有一次吴铁城举行宴会招待东北要员，一共开了十几桌。饭后打麻将，他在每张桌子的四个抽屉里各放两万元，给要员们做赌资，输赢在所不计。
吴铁城和方本仁，一个花钱，一个动嘴，加上阎锡山自身在讨蒋上的前后反复，使得张学良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从对阎“善意中立”慢慢转向完全中立。
一股规模空前的反蒋浪潮在中原大地上呈迅速蔓延之势。自阎锡山发出讨蒋通电后，各方反蒋将领立即联合发表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南宁同时宣布就职。随即阎、冯一再电催张学良就副总司令职，但张坚守中立，未予理会。
当战火铺开，河南成为反蒋联军第一个要杀入的区域。之前冯玉祥多次联络韩复榘，希望韩复榘能够一道参加他的联阎反蒋行动。
韩复榘则已抱定了反阎拥蒋的念头。在致冯玉祥的密电中，他列举了阎锡山过去对不起西北军的种种旧事，说明自己为什么在郑州会有“扣阎之举”，言辞之中，仍对那次突袭的失手表示惋惜：“惜事机不秘，致阎走脱。”
韩复榘坚持“如若讨阎，愿为前锋”，但如果是附冯打蒋，他是绝不愿意干的。与此同时，他又不想与西北军作战，除了多少有些顾念旧情外，怕部下倒戈投冯是主要原因。为此他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开至山东境内抵御晋军。
蒋介石认为韩复榘是一员悍将，部队的战斗力也很强，以此在山东抵挡晋军应该是合适的，于是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事实证明韩复榘并不是杞人忧天，他在率兵东撤时，麾下一个骑兵师乘机脱离队伍，回归了西北军。
随着韩复榘东撤，河南空虚，西北军兵不血刃，顺利进占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
至4月中旬，全国反蒋形势可谓是一片大好。阎、冯的几大盟友，南方的新桂系虽然受到广东粤军的牵制，但在讨蒋上已做好了军事准备，说出发就能出发。汪精卫则给予了阎、冯极大的政治支持，明确同意在讨蒋上与阎、冯进行合作，共襄盛举。
只有东北的张学良还没什么动静，不过也答应可以将武器弹药卖给阎、冯。这表明只要形势一直好下去，东北军入兵讨蒋绝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阎、冯由此信心大增。有人在太原写了一首诗，用以描述阎锡山的心情：漫多晋北望江南，云气盘空剑气酣！云里乱穿关外月，几时飞过太行山？
冯玉祥同样激情澎湃，他对幕僚说：“这次行动，我们在军事上有压倒性优势，政治上我们是得道多助，蒋介石是失道寡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h2>先入关中者为王</h2>
阎、冯一致认为大举讨蒋的时机已经成熟，接下来瓜熟蒂落，就应该积极准备进攻了。5月1日，两人会于新乡，之后又同车抵达郑州。
到郑州的第二天，阎锡山即举行军事会议，确定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进攻目标，分三路发动进攻，其中晋军主攻陇海线、津浦线，西北军主攻平汉线。
会后，有幕僚对冯玉祥说：“看情形，晋军意在包打徐州，长驱南下，抢先占领南京，借以树立阎的威信。”
在很多人心目中，晋军善于打防守战，对于大兵团的进攻作战却缺乏经验，之所以要包下陇海、津浦两线，只不过是想“先入关中者为王”罢了。
不过冯玉祥没有计较，他对幕僚说：“那好极了，就怕他们包不了，那时再看我们的。”
自第一次编遣会议以来，这是阎、冯最齐心的时候。之前，西北军驻天津的代表经太原返回潼关，沿途见到山西省国民党党部刷的许多旧标语仍然残留着，比如“打倒西北叛逆宋哲元、孙良诚、石敬亭”等，于是便给刘骥发去电报，请他转告山西方面予以除去。
这份电报被山西电务组截获。尽管山西省、县的国民党党部早就被查封解散，但阎锡山看到电报后仍然很重视，他当即限令各县县长在三天内将旧标语洗刷干净，尤其是对公路两旁、车站附近等显要地段更要派专人督办，绝对不准再留下痕迹。
等到刘骥去找阎锡山交涉时，事情早就被处理得妥妥帖帖。
5月6日，郑州会议结束，阎锡山返回太原，冯玉祥亦回洛阳。
临行前阎锡山对冯玉祥说：“大哥这里有什么困难，请随时吩咐，不要客气，我一定竭力办理。二、三方面军是一家人，我希望做到有苦共尝，有福同享。”
阎锡山的合作态度让冯玉祥十分满意，对前途也表现得越来越乐观。一回到洛阳，他便把西北军主力集中起来，举行阅兵誓师。近代史上著名的中原大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阅兵过程中，冯玉祥率领作为阅兵官的将领们骑马绕场一周，对以营为方队的各部进行检阅。某部军容较为整齐，引得众人纷纷勒马赞叹：西北军所处环境艰苦，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
冯玉祥听到后立即下马，高声问营长在哪里。营长听见呼喊，也赶紧下马驱前行礼。冯玉祥握着他的手说：“老兄弟，辛苦了！”营长按照上级通知的措辞回答：“为民服务，不辛苦！”
接着，冯玉祥回头让随从人员拿出一条俄国毛毯、一只金壳手表，作为奖品赠送给这位营长。此谓树标兵以励斗志。
阅兵已毕，轮到主帅训话。冯玉祥让孙殿英先讲，孙殿英推托不过，只得开腔道：“我是孙奎元哪（孙殿英的名字，殿英是他的字）！这个名字大家大概不常听说，孙殿英大家比较常听说，在河南最响的名字是孙老殿！”
一说“孙殿英”“孙老殿”，台下有很多人耳熟——这不是那谁，盗东陵的盗墓贼吗？
果然，台上的人应承了：“我在东陵偷过皇上家的坟！”
孙殿英原属蒋介石旗下，新近刚刚加入反蒋联军。对于那段“鬼吹灯”的经历，他不仅没有丝毫羞赧之色，还从中就势牵出了叛蒋讨蒋的理由：“我在慈禧太后的坟里，弄出她枕头里的一个翡翠西瓜，一双珍珠鞋。宋美龄听说后（想要这些东西），便许给我装备新武器的一个混成旅，但是东西骗走后，什么也不给（我）。”
孙殿英俨然以下层可怜人自居：“大家想想，我是偷坟劫墓的贼小子，她骗了我还有人味吗？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倒！”
在这里，孙殿英把因果完全颠倒了。实际上，是东陵案发后，他自己主动把翡翠西瓜和珍珠鞋拿出来，四处打点贿送，以求逃脱罪责。现在加入反蒋阵营，跟什么宋美龄骗他也没丁点关系，而纯粹只是出于杂牌们“顺风草、见风倒”的势利本性。
孙殿英固然难登大雅之堂，可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现在只要谁肯跟着他一道拿菜刀去砍老蒋，冯玉祥都愿意吸收和接纳。
轮到冯玉祥讲话了。冯玉祥体格比一般人都更胖大魁梧，站在讲台上十分醒目。当然，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出了名的大嗓门，面对十几万人讲话，根本就不用麦克风：“铁喇叭不如我的肉喇叭！”
如何煽动士兵的情绪，冯玉祥比“盗墓贼”孙殿英要内行得多。他讲到此次出征的意义时，着力强调打倒蒋介石不仅是为解决西北人民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救中国——此间的逻辑关系就是蒋介石乃卖国贼，打倒卖国贼自然就是救中国。
说到最后，冯玉祥先把双臂前伸，然后按扇形方向，上下颤动着从队伍的一侧移动到另外一侧，嘴里高呼：“咳！咳！咳！”不知情的人乍一看，还以为是军队里负责布道的洋牧师呢。
<h2>打蒋就是一切</h2>
阎、冯发动中原大战时，孙连仲的部队分驻于甘肃、宁夏和青海，孙连仲本人也不太愿意与中央军作战。接到冯玉祥要求全军东下的命令后，孙连仲起初还想留下一些兵力以控制西北局面，冯玉祥坚决要求他把全部兵力调出来，在电令中甚至还说出了“胜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同归于尽”这样的话。
孙连仲见状，不敢违令，只好将兵力全部东调。
什么时候得用力气，就是这时候得用力气，而且是全力。历次反蒋，以这一次老冯下的决心最大，铆的劲最足。西北军的总兵力一共二十六万余，被他一个不少地动员到了前线，真正是到了砸锅卖铁、破釜沉舟的地步。
对此时的冯玉祥来说，打蒋就是一切，谁挡着这条道，谁该死。
早在蒋冯战争时，谋士张钫因多次进言，坚持休养生息，反对仓促讨蒋，从而引起了冯玉祥的不满和猜忌，遂被冷落一旁。直到韩复榘、石友三倒戈，冯玉祥有所感悟，对张钫的态度才有所缓和。
从山西回到潼关后，张钫从冯玉祥那里接到一个差事，让他劝韩、石及地方有关方面参加讨蒋。如果是鹿钟麟那样的乖觉之辈，幕主说煤是白的，他不说是黑的；幕主说太阳从西边出，他绝不说从东边出。抑或是薛笃弼、邓哲熙之类纯靠嘴皮子混饭吃的说客，替幕主拉人乃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既然幕主吩咐下来，岂有不去之理。
偏偏张钫是个有头脑有见识的，且禀性忠直，无论自身处于何种境地，都不会认同太阳从西边出这样的谬论。他从大局出发，不顾冯玉祥已对自己产生了成见和看法，再次去电劝谏：“去春西去，今春东来，旌旗所指，民心惶惑，意若大战将临，大难即至，人心如此，公意若何？”
说完真实的民心民意，张钫又提到了退处西北的计划：“公如登陇，我愿追随，否则不敢苟同。公如不察，与阎合作，必贻后悔。”
劝冯玉祥休养生息的幕僚并不是只有张钫一人，另一位谋士张文穆也提出过相同的意见，但张文穆不敢犯颜，在憋宝似的憋了几句大实话之后，一看冯玉祥神色不对，马上就知难而退，转而祝冯玉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
张钫的话最直接、最坦率也最容易得罪人，他甚至还在电文中写道：“秦豫荒旱为灾，民不聊生，军食何来？”冯玉祥看到这些话后，认为张钫是在有意动摇军心，不仅不听忠谏，反而勃然大怒。
张钫体察民情，也愿意帮着百姓说话。冯玉祥派孙良诚率部乘车前往河南作战，部队与难民争车，以致发生冲突。张钫见此情景，连忙致电冯玉祥，让他约束军队，以恤灾黎。
冯玉祥一收到电报便跳了起来：这是在败坏我的军誉，阻挠我到河南的大计，杀！
一说杀，马上就有人头落地。冯玉祥的军法官萧楚材支持张钫的见解，并且对冯玉祥的举动也曾有所批评。冯玉祥派人将萧楚材予以逮捕，未经审讯，即活埋于开封。
处决萧楚材的同时，冯玉祥给前敌司令官鹿钟麟下达了一道密令，让鹿钟麟在郑州就地逮捕张钫。
此时西北确如张钫所言，灾民流离，嗷嗷待哺，各处救援西北的运粮车络绎于道，张钫正在郑州负责接收赈粮车。
在将赈粮分拨于灾民后，尚不知情的张钫前往西北军前敌司令部拜访鹿钟麟。鹿钟麟看到张钫后，脸上露出了惊骇之色，马上说他现在要接见外国人，让张钫先到里屋坐一会儿，稍等再谈。
张钫进屋后见到了同为幕僚的秦德纯，而秦德纯的态度也和平时不同。虽然想不到事情会那么严重，但张钫此时已有所警觉，他对秦德纯说：“我要找秘书长王钊志谈谈。”
王钊志一来，张钫就试探着说自己将去洛阳见冯玉祥。王钊志为人老实，说：“这样做好极了，老朋友一见面，啥闲话都完了。”
张钫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全明白了。他对王钊志说：“瑞伯（鹿钟麟字瑞伯）会外宾完了还在等我，有话要谈，谈完我就开车到洛阳去。”
与王钊志握手辞别，张钫即从别的院子绕出门去，乘汽车逃往开封。
发现张钫逃走后，手枪旅旅长吉星文派兵对郑州火车站以及张钫所住旅馆进行包围搜查，但一无所获，只得回去向鹿钟麟报告。
鹿钟麟让吉星文坐下来研究，结果研究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研究出一个结论和方案——张钫在西北军中有一定声望，而且在冯玉祥回潼关之前，鹿钟麟自己对讨蒋也存有异议，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他内心里不同意对张钫下毒手，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好让对方逃脱。
<h2>潘多拉魔盒</h2>
驻军开封的杂牌军将领万选才过去曾是张钫的部下，刚刚才被阎、冯授以河南省主席。他告诉从郑州逃回来的张钫：“您这次去郑州真是危险极了，冯不原谅您，要逮捕您，回来就不要紧了。过两天孙殿英要来，我俩会到洛阳去向冯疏通。”
虽然万选才这么说，但对张钫而言，危险仍如影随形。这时他仍未忘记自己身负赈济灾民之责，经过两昼夜不眠不休的努力，在将救济款和存储的粮食全部发放到灾民手中后，他才乘卡车离开开封。
张钫先登泰山，继而打算由青岛转赴天津蛰居，并从此闭门谢客。可是他下泰山的那天晚上，却被驻军山东的马鸿逵知道了。马鸿逵乃西北军旧人，知道张钫曾是冯玉祥帐下的重要谋士，因此一边向蒋介石和韩复榘报告，一边把张钫“请”至济南。
中原大战的潘多拉魔盒一打开，不仅冯、阎红了眼，蒋介石也几近失态。在汉口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并且不时挥舞着拳头，一副声色俱厉的表情。与会者从他的训话中不时能听到“杀、杀、杀”的字眼，那情形，就好像老蒋自己也正持矛持戟，在战场上冲杀一样。
从会场上走出来，将领们相视愕然，神情极度不安，显然他们也都被蒋介石的情绪给感染得不轻。
自接受杨永泰“削藩策”后，蒋介石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可以说从来就没断过，但哪一次挑战也没中原大战来得这么剧烈和严峻，其心情之紧张与惶恐可以想见。
听说张钫在济南，蒋介石大喜过望，连忙让韩复榘等人去对张钫进行劝说，约其至徐州一晤。
张钫本不愿再过问时事，可惜这已经不是他能决定的了。到济南后，他得知，自己在开封的家已被冯玉祥查抄，和他有关系的军政人员多被捕杀，老母也被迫自陕西入晋逃往天津。
冯玉祥斩尽杀绝、诛连九族的举动，无疑把张钫逼上了梁山。蒋介石对他则是另外一种态度，在济南的蒋系军政人员，从韩复榘起，都在蒋介石的要求下，逐一前来拜访说好话，要张钫去徐州。
有人讥讽蒋介石有用人之量，所以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虽然才能平庸，却也能被拿来充关羽、张飞、赵云，而根本想不到替换更强的新人。不过话说回来，蒋之用人尤其是使用政治型幕僚，确有冯、阎不及之处，起码人家是知道哪一种谋士有真材实料，而且也肯拿出三顾茅庐般的诚心诚意。
张钫一来无路可走，二来盛情难却，遂应约前往徐州。
5月8日，张钫在徐州蒋介石的专车上与蒋见面。蒋介石说他要讨伐冯、阎，即日起兵，并且马上和张钫商讨起了作战计划。
张钫虽早就被冯玉祥排斥于决策层之外，但对旧部万选才的情况非常了解。当谈到万部固守的归德城时，他告诉蒋介石，归德现由万选才的部将万殿尊防守，万殿尊最不禁打，一攻即下，不过以后当中央军前进至兰封时，就很难通过了。
听张钫说完这句话，蒋介石拿起地图正准备察看，刘峙、杨杰等将领幕僚入帐。张钫一见，便很自觉地退了出去。
当天日落时，蒋介石统兵西进，向反蒋联军发起进攻。
<h2>银弹外交</h2>
中原大战的整个形势是，陇海线位于全局中央，津浦、平汉是其左右两翼。蒋介石认为，陇海线的得失胜负，对战局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不仅亲自对这一战场进行指挥，而且把主要兵力都用在了这一方面，手下能打一些的将领及其中央军精锐部队几乎全部部署其间。
按照郑州会议的决议，阎、冯在战略目标上曾将徐州与武汉同等看待，即陇海、平汉两线兼顾，但在两边幕僚的建议下，最后决定将战略重心集中于徐州。起初由晋军单独主打陇海线的计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调整为晋军、西北军共同主打陇海线。
阎、冯任命徐永昌、鹿钟麟为陇海线的前敌指挥官，所使用部队包括晋军的三个主力军以及西北军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在各自体系中都是战斗力较强的劲旅。
战略可以随时调整，距离却不能任意加以改变。在战争初期，西北军除孙良诚、宋哲元、庞炳勋等部驻于关中平原，离陇海路较近外，其他大多东调不易：张维玺、刘汝明驻于陕南，沿途需经过山岳地带，行程艰难，而且还受到襄樊一带中央军的牵制；孙连仲更是远在甘、宁、青，全靠徒步行军，要到达陇海战场需花费更多的时间。
与之相比，蒋介石掌握着铁路和航运等主要交通线，军运便捷，短时间内便可将兵力集中于陇海战场。
冯、阎经过磋商，决定采用败中取胜之计，即在西北军全部到达陇海线之前，先以晋军、杂牌军为主打。其中，作为杂牌军三大主力的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又用在晋军之前，分三路向徐州搜索前进。若行动顺利，自当按计划直取徐州；若遭遇挫败，三部抵敌不住，则诱敌深入，撤至晋军两翼，此谓“先计败”。之后等西北军赶到陇海线，便合兵一处，对中央军实施两翼包抄，此谓“后计胜”。
5月11日，中央军与陇海线上的万选才、孙殿英开始大规模交战。万选才所部对外号称十万，其实只有五六万人，战斗力不济。孙殿英仅有近万人，打起仗来更差劲。激战几天后，万、孙两军渐渐不支，于是只得按照“先计败”的预定计划节节后退，其中万部退至归德，孙部退至亳州。
张钫说万殿尊不禁打，蒋介石便决定把刚刚训练好的教导第一师（以下简称教一师）拉上去试试身手。
蒋唐战争之前，蒋介石曾邀唐生智帮他重新训练中央军，还说已找来了德国顾问。事实上，早在第一次编遣会议召开时，蒋介石身边就已经有了德国顾问。即便是开会期间，他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让德国顾问给他上一节军事课。
后来随着蒋桂战争结束，蒋介石的地盘和税收都有了大幅增长，其建军条件也是“鸟枪换炮，越吹越壮”，最让他感到得意的就是建立了教一师。
教一师是蒋介石按照德军制式，并聘请德国顾问进行训练的第一支新型部队。该师共辖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工兵营，新兵多为由江苏各县征来的青年壮丁，装备的武器则全部从德国购进。
当时国内的步兵建制通常是一营四连，但教一师是一营三连，三连之外再配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小炮排。所谓小炮，乃是平射曲射两用步兵炮，或者是高射平射两用机关炮，其威力要超过迫击炮，而在一般部队，一个营里别说配置德国小炮，能有两门迫击炮可用，就得向上磕头烧高香了。
教一师不仅装备优良，而且官兵的待遇也比其他部队要好，军官穿呢子军服，士兵穿黄卡其布军服，一看排场就不一样。
可是漂亮和实用并不能完全画等号。归德之战是攻城战，也就是搬着云梯不顾性命地往上爬的那种。教一师官兵均缺乏实战经验，打这类硬仗、恶仗，远不及那些成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职业老兵，结果攻了半天也攻不下来。
教一师攻城不下，蒋介石只得另谋他法。
作战期间，杨永泰一直随军参赞。他的“削藩策”可概括为“四法对四军”，即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以政治方法应对阎锡山的晋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桂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依靠“四法对四军”，蒋介石先后度过了编遣会议、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等一系列危机。
现在这套谋略里面有的东西仍然适用，比如那个“以经济方法瓦解西北军”。只不过杨永泰又重新进行了引申，名之为“银弹外交”。
归德城内设有孙殿英的军官学校，该校校长为黄埔一期生，蒋介石派人与这名校长和另外一名黄埔出身的教官进行了联络。两人作为内应，打开归德大门，把教一师放入城内。
万部在撤退出城后又遭到教一师的伏击，部队大半被缴械，万殿尊本人也被俘虏。
闻知部将折戟，身在开封的万选才急忙将防务交由晋军，星夜赶到前线进行督战。途中他路过刘茂恩军部驻地，于是决定先见一见刘茂恩。
刘茂恩是附属于晋军的杂牌，归晋军直接指挥，但在部队部署位置上，万部位于战列部队之前，刘部位于战列部队之中，万选才觉得既来前方督战，便有必要跟刘茂恩打声招呼。
万选才和刘茂恩并不陌生，他们曾经是一道打江山的哥们儿。
<h2>你为什么这样消极</h2>
早在辛亥革命时，张钫在陕西振臂一呼，率部出潼关讨伐清军。彼时刘茂恩的哥哥刘镇华乃张钫的手下，后来刘镇华独立发展，下面才有了万选才和刘茂恩。也就是说，若追溯起来，他们这些人都是由张钫带出来的，张钫是他们的“师公”。
刘镇华在清末时中过秀才，是个正统思想很浓的人。他认为蒋介石把持中央，“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后一定能成功，因此虽为杂牌，然而拥蒋之心坚决。这使得刘氏兄弟在蒋冯战争中站到了蒋介石一边。
万选才则是土匪出身，他虽由刘镇华收编，但一直对刘氏兄弟心怀不满，原因是刘镇华在军需、人事及作战任务的分配上，对他的弟弟刘茂恩多有偏袒。
感到在刘部无发展空间，万选才便趁蒋冯战争的空隙叛刘投冯。刘氏兄弟猝不及防，在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情况下，只得暂时投阎自保。
刘部是杂牌。杂牌就跟孤儿一样，虽然看似到处都可以找到养父、养母，但你不是人家亲生的，得到的待遇就完全不同，尤其阎锡山素以悭吝著称，做他的杂牌就更为不易。
自从投阎后，刘部一直处于“饥寒交迫，困难万状”的境地。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冰雪载地，而刘部还穿着单衣，一夜之间竟冻死了三十七人。刘茂恩请阎锡山发给棉衣，得到的复电却是“库无存储，无衣可发”。
无可奈何之下，刘茂恩给基层官兵下令，要他们只要感到寒冷，就随时集合跑步，以御寒意。从此无论昼夜，刘部军营都可以听到跑步声、唱歌声和“一二三四”的口号声。
伙食方面，刘部能得到的标准也只是不饿死就好，士兵每天就着食盐吃小米，连用于下饭的青菜都没有，于是一个个都变得面黄肌瘦。
刘部在蒋介石那里是做杂牌，在阎锡山这里也是做杂牌。可同是做杂牌，有官有钱的蒋介石比阎锡山还是要大方得多，起码不会用“蚊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肉”的一套办法来克扣他们，棉衣和吃饭的钱总是有的。
如果不是阎锡山看得紧，刘氏兄弟早就跑回去找蒋介石了。在他们内心里，更是依旧认定蒋介石才是“真命天子”，有机会一定还要拥蒋。
当中原大战刚开始露出苗头时，刘镇华就曾奔走调停，希望阎、冯不要反蒋。最后发现于事无补，为避开这个是非旋涡，刘镇华决定出洋考察，只留下刘茂恩控制军队。
阎锡山决定要联冯打蒋了，才开始找刘茂恩谈心，并问他有没有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北方各将领讨蒋通电。
刘茂恩当然看到过，但是他回答说他近来根本就不读报，自然什么消息也不知道。
阎锡山感到很是惊奇：“为什么你连报纸都不看？”
刘茂恩说：“报告副总司令（蒋介石委任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我不敢欺骗你，可以说我每天都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阎锡山更加奇怪：“你为什么这样消极？”
刘茂恩：“因为看到我所带的这群饥军，太可怜了！”接着，他便趁势讲起本部挨饿受冻的窘境，并且强调他们已经很久没能从太原方面领到军饷了。
阎锡山听得明白，这是向他讨要军饷的，便敷衍道：“这种情形我根本不知道，今后自当想法。”
阎锡山的意思是要刘茂恩发一个电报，以响应将领们的讨蒋通电。刘茂恩很不情愿，但嘴上也只能胡乱答应，正好阎锡山派他到陇海前线，他便把发响应电的事给支吾了过去。
“银弹外交”的“银弹”并不是乱扔的，得看人，如果对方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要投奔你的迹象，扔了也是白扔。正是因为看出刘茂恩意有所动，所以蒋介石才通过大将陈诚，以保定同学的关系，携重金前去对刘茂恩进行游说。
这一颗“银弹”扔过去可谓是正逢其时，立即得到了刘茂恩的响应。刘茂恩随即派人间道赴南京，向蒋介石报告部队近况，请示今后机宜。
派出去的人尚未回来，却来了一个万选才。虽然内心不免有些忐忑，但为避免打草惊蛇，刘茂恩还是硬着头皮前往迎接。
一见面，刘茂恩首先问道：“你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么早？”当得知万选才系因前方战事不利，不得不星夜赶来督战时，他的一颗心才落了地。
万选才有抽鸦片的嗜好，趁其吞云吐雾之际，刘茂恩将话题慢慢地引入眼下时局，意在对万选才的态度与趋向进行观察。
<h2>天意</h2>
万、刘的对话，鲜明地体现出当时各杂牌军头对形势的不同看法——
刘茂恩问：“你看此次阎、冯与中央对抗，将来胜负谁属？”
万选才答：“胜败因素很多，很难确定，若按一般情形而论，胜利定属阎、冯。”
刘茂恩又问：“阎、冯胜利的条件是什么？”
万选才说，若从兵力上比较，阎、冯的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而蒋介石所指挥的中央军，最多也不过四五十万。
刘茂恩显然不相信，但万选才有万选才的算法。按照他的估计，晋军约有三十万人以上，西北军也有四十万，他万选才、孙殿英、石友三等杂牌军加一块亦在二十万以上，如此，正好是百万以上。
可蒋介石不也有杂牌军吗？万选才动用春秋笔法把这个环节给去掉了，他的理由是：“蒋的部队虽然在名义上很多，但是很多省份都反对他，不仅不会出兵帮他打仗，反而还要牵制他的很多军队，尤其四川、云南、贵州等边远省份，不出兵来打他，已经是好的了，哪还有出兵帮他的呢？”
刘茂恩不便反驳：“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胜利条件？”
万选才说：还有。
晋军、西北军在自家地盘里自然是正牌，但对于南京政府来说又是杂牌。他们“一向受到中央歧视，军中怨气沸腾”，特别是西北军，一直吃不饱，穿不暖，更是“怒气冲天”。相比之下，中央军待遇优厚，士兵生活安定，且以正统自居，难免产生一种骄气。
在万选才看来，前者怨怒，遂有必死决心；后者骄傲，则厌战而无斗志。
说到这里，万选才忽然反问刘茂恩：“你对这场战争胜败谁属的看法如何？”
当时刘茂恩因不明虚实，身边只带了一个随从，而万选才的随员警卫却有满满两卡车五六十人。刘茂恩哪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经反复催促，才迟疑着说道：“你一定要我讲，我只好讲，但不管说得对不对，你可不要取笑我。”
投阎之前，万选才与刘茂恩地位相当，甚至因刘镇华的缘故，无形中还低刘茂恩一头。如今却不同，万选才和冯、阎的关系更为接近，还被封为河南省主席，他就有些瞧不起刘茂恩，相应也没有原来那么防范。
刘茂恩欲言又止，万选才还真以为对方是出于见识所限而不敢议论，于是很大方地一挥手：“咱们兄弟，多少年来都是无话不谈。你说得对不对，我还会笑你吗？请你快说好了。”
发现万选才确无疑心和戒备，刘茂恩也想趁机说动对方一道投蒋，开始侃侃而谈：“依我不成熟的看法，与你有点不同。胜败的因素，实在太多。”
刘茂恩举出了蒋介石必胜的三大条件，首当其冲者，就是刘氏兄弟一直念念不忘的正统观。
中央军出兵作战，打的旗号是讨伐叛逆，维护国家统一。你甭说合不合理，至少人家站在他那位上，做这些都理所当然，名正言顺。阎、冯则不然，不管他们如何数落南京的罪状，只要一出兵，就有了动摇国本、称兵作乱的罪名，舆论上极其不利。
在前面的作战中，中央军确实暴露出了中看不中用、实战经验欠缺等弱点，但各部指挥统一，行动一致。阎、冯各有领袖，双方全系利害结合，各为其利而避其害，部队形同散沙，哪里还谈得上团结，指挥上更不可能做到灵活机变。
举完两个条件，刘茂恩又举了最后一个条件：天意。
万选才笑了：“你还讲迷信吗？”
其实刘茂恩说的天意并非卜卦算命，而是指民心，也就是张钫、张文穆等有识之士屡次提及的“民乱迭起，民灾频仍，人民望治之心久矣”。
万选才听了若有所思，时而频频颔首，时而手摸烟枪，默然无语，看得出他也认为刘茂恩说的不无道理。
刘茂恩见状，大起胆子，以质问的语气对万选才说：“去年春末，总指挥（刘镇华）曾对咱俩说过几句话，你还记得吗？”
<h2>一不做，二不休</h2>
那还是蒋冯战争的时候，刘镇华做反冯动员，他对万选才、刘茂恩说：“四集团（李宗仁）之事刚了，二集团（冯玉祥）之变又接踵而来，长此以往，国家前途何堪设想？其不亡国可乎？你们记着，我们永远只有一条路，就是跟着中央走，我们只有一条心，就是保国保民的心。这也就是做人的道理。”
万选才突然恍然大悟：“你不要再往下讲。你的意思我已明白了，是不是想叫我到中央去？”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万选才说：“你想得太天真。我已同老蒋打了这么多天，他还会饶我吗？”
刘茂恩以为万选才已经心动，赶快说：“此次变乱，罪在阎、冯，其余多系被动，中央绝能原谅。倘若能够率队而往（指投蒋），中央只有欢迎，怎肯再加罪责？”
与刘茂恩认为阎锡山刻薄寡恩，时时想离开不同，万选才从冯、阎那里得到的好处更多一些，纵然蒋不加罪，对眼前的待遇也颇有恋恋不舍之情。他对刘茂恩说：“冯、阎对我不薄，给我做了主席。我如果背叛他（阎锡山），不唯不义，也太对不起他。”
万选才不提“主席”还好，一提刘茂恩就是一肚子气：不都是杂牌吗？就因为你万选才早投了冯、阎，便弄了个主席当，而我刘茂恩就只配挨饿受冻，临到要打仗了，才临时敷衍几句？
刘茂恩很激动地说：“正因为他（阎锡山）给你做主席，就该揍他！你仔细想想，阎、冯部下，文武人才有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派你们石、万、孙三个做省主席？”
为什么？摆明是不信任哪，“怕你们在后方捣乱，故以高官来笼络你们，使你们在前方与中央拼命、对销实力，以减弱他们敌人的力量。”
刘茂恩预言万选才的主席交椅一定坐不长久：“若中央败退，你的军队就得向前推进，这个位置就再也不会给你了。如你被中央军打败，他会说你作战不力或擅自后退，然后解除你的武装，绳之以法，这个主席自然也随之丢掉了。”
当然，更不妙的还有一种——“你被中央消灭”。到那时，“他更是乐得解除内顾之忧，这时主席还是你的吗？”
刘茂恩一股劲地往坏里说，希望说到万选才彻底改变主意，“当机立断，速与中央联系”。与此同时，他也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将自己与蒋介石已暗中通好的事情泄露出来。
不仅如此，为了麻痹对方，刘茂恩还特意装出很恳切的神情对万选才说：“你要到中央去的时候，千万要把我带过去，并请中央把咱的部队编在一起，使我能追随大哥，永不分离。”
万选才就此以为刘茂恩只是跟他讲讲体己话，便也和盘托出了内心所想：“你的看法也很有道理，不过绝不是那么简单。老弟还不知道，我与孙殿英、石友三之间早已定有密约，只要阎、冯危害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我们就一致对付他们。”
刘茂恩见状，连忙附和：“你们的秘密结合，为什么不早一点说出来？害得我替你瞎操心。”
看来，万选才无论如何不会舍得丢弃他那个省主席的宝座，也绝不会轻易投蒋。刘茂恩下定决心，他假装上厕所，在厕所里写了一张给部将武庭麟的字条，令武庭麟在路上将万选才予以扣押。
写好之后，他喊随从送手纸，趁此机会把字条塞给了随从，并让随从前去送信。
约二十分钟后，随从返回。刘茂恩又说要去解手了，万选才觉得奇怪：“你不是刚解手回来吗，怎么还要去？”
答道：“腹泻。”
按照刘茂恩先前的吩咐，随从装作倚门咳嗽，将回执偷偷交给刘茂恩。刘茂恩在厕所里展开一看，上面写着“遵命办理”四个字。
等刘茂恩再回到屋中时，万选才起身告辞。刘茂恩担心武庭麟那边还没准备好，就以鸦片可以止泻为由，将万选才的鸦片要过去吸了一会儿，然后才任由万选才乘车而去。
万选才一走，就在公路上被武庭麟逮个正着，刘茂恩随即宣布反阎投蒋。万部不仅失去首领，而且背后还被捅了一刀，只得全线溃退。在亳州的孙殿英由此孤悬一隅，与友军失去了联系。
刘茂恩一不做，二不休，又向驻地附近的晋军发起进攻，晋军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也纷纷朝兰封一线溃退。
反蒋联军想靠“先计败”来取得“后计胜”。可是还没等西北军赶到陇海线，他们的计划就失败了——包括一个晋军炮兵团在内，联军损失的兵力高达三万多人，而且士气也受到很大影响。
<h2>烫手哇</h2>
“银弹外交”打开胜利之门，中央军由此士气大振。蒋介石亲往归德督战，指挥刘峙的第二军团向兰封发动猛烈进攻，希望能够一鼓作气，趁西北军尚未赶到，把陇海线正面的晋军完全击垮。
不料与晋军的作战很不顺利。第一天，第二军团就伤亡了五六千人，而且见不到敌踪。
蒋介石闻报很是吃惊，他想起张钫曾说过兰封难以通过的话，便给陇海铁路局局长发电，要求立刻派车将张钫送来归德。
等张钫赶到归德时，蒋介石恰好已返回徐州，他就径直去前线找刘峙了解情况。
据刘峙介绍，两日来该部死伤已逾万人，可还是搜索不出晋军的主力所在。更严重的是，“火力从三方面射来，进退都要有重大损失，敌人若趁此时机反攻，我们就万分危险”。
张钫长在北方，对兰封地区的地理非常熟悉。兰封一带河堤重重，沙岗连亘，南北百里柳墩密布，最适合用来掩护。晋军又向来善于打防守战，这就是中央军不见敌踪而伤亡很重的原因。
张钫向刘峙献计：“停止前进，退后十里布防。”
地形宜守不宜攻，对双方来说都是如此。张钫估计，只要中央军后退布防，晋军亦不敢轻易发动进攻。
这时蒋介石来了电话，说已到归德，并命令刘峙马上将张钫送来见面。
见到张钫后，蒋介石开口即问：“兰封为什么这样难攻，你在前方是如何与经扶（刘峙字经扶）商谈的？”
张钫复述了一遍，蒋介石听了给刘峙打去电话：“你就按照伯英兄（张钫字伯英）所谈的办法即刻办理。部队今夜要全部转入新阵地。”
陇海战场的形势就此稳定下来，双方由一攻一守变成了两军对垒的胶着状态。
正在这时，孙殿英派人前来接洽，称愿意投降。蒋介石便派张钫前去进行招抚。
归于蒋氏幕府之初，张钫只答应从旁帮忙策划，不愿担任名义，然而蒋介石仍任命他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并让他在归德组织省政府。
那时河南全省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只有六七个县，所谓河南省主席，亦不过是挂一块招牌，但这也表明了蒋介石的器重，毕竟张钫还没来几天，以前的身份又是敌方谋士。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虽然明知此行不无危险，张钫仍无可推辞地踏上了去亳州的行程。
张钫到亳州后，孙殿英称平汉路上所运货物和友人还未到，需迟几天表明态度，让张钫再等等。实际上，他和万选才一样，都不想投蒋，只是因为亳州处于中央军的左后方，又是孤军，为缓敌待援，才想出了这么一个拖延时间的招。
张钫只身犯险，倒让孙殿英被动起来。阎锡山和冯玉祥都有代表驻于亳州，发现张钫到了亳州，两边的代表立刻向阎、冯进行了报告。冯玉祥让孙殿英把张钫解送郑州，条件是赏银三十万。阎锡山则要孙殿英将张钫解送到晋，他愿出的赏银虽没冯玉祥多，但也喊出了二十万的高价。
阎锡山的电务组给力，蒋介石的无线电系统也不是吃干饭的，阎、冯的无线电消息均被其截获。于是蒋介石也致电孙殿英：你既请张钫前去做客，就不应卖友，希望即日将张放回。
阎、冯不是都出了价吗？蒋介石干脆把他们两方的赏格加一块，一口价，五十万！
钱谁不喜欢，何况是曾经的盗墓贼孙殿英，问题是这钱并不好拿，烫手哇，而且拿哪家的都是。孙殿英左右为难，对张钫开玩笑说：“你老就在这里多住几天吧。现在票价越来越高，你放心，我不会卖你，我将来还可以多多分润哩！”
除了蒋、阎、冯，鹿钟麟也跑来凑热闹。他给孙殿英发来电报：“闻张伯英（张钫）到兄处，张是兄之老长官，又是侠义之士，兄千万不能献长官以邀功，但也不可将他放走。彼去则无异添了十万敌人。”
鹿钟麟让孙殿英不要把张钫交给蒋、阎、冯中的任何一方，只是扣住不放，并要孙殿英转告张钫：“如果我们战胜，我们两人赠送你二十万元，送你出洋游历。蒋介石如战胜，你自有事做。你实立于不败之地，请静以俟之。”
孙殿英拿着鹿钟麟的电报给张钫看。张钫自然一心想的都是如何脱身，他对孙殿英说：“你们大家为我计划得很好，但是这种办法于你是不是有利，你也应该考虑一下。”
不管张钫怎么说，孙殿英仍然觉得鹿钟麟的办法不错，到底还是不肯放他离开。
<h2>犯上这件事</h2>
孙殿英虽处于中央军的后方，但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对中央军已构不成威胁。蒋介石不但不攻孙殿英，对石友三等部也没有用什么兵力去打，而仅仅是采取监视态度。他所需要操心的还是如何从正面攻下兰封，毕竟不能老这么对垒着呀。
在对兰封的地理特点和晋军主阵地的位置进行初步了解的基础上，蒋介石集中刘峙师、顾祝同师、陈继承师、陈诚师、蒋鼎文师等雄厚兵力，向陇海正面的晋军防线展开了潮水般的进攻。
这时阎锡山也把预备使用在津浦线的一个军调来增援，并且宣布谁肯打仗就优先给谁补充，从而使得敢打仗的部队在建制上始终能保持充实完整。
按照中央军的编制，一个师就相当于晋军一个军，所以中央军在兵员数量上仍占有优势，但即便这样，仍难以撼动对方阵地。
晋军在北伐前就有善守之名。他们的防御阵地布置严密，凡有利的地形都用上了，所编织的步兵火力网可以直射、斜射、侧射，从多个方向对敌军进行阻击。
除了阵地设计巧妙外，晋军步兵的防守还依赖于手榴弹。这些手榴弹系山西兵工厂为防御战和山地战而特制，俗称“地瓜”，其个头比一般手榴弹要大，爆炸时范围又细又宽，而且很少会瞎火，有人戏称它是“又干又脆，一炸粉碎”。
晋军平时就很注重手榴弹的投掷训练，官兵投弹技术普遍较好，这使得晋军手榴弹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机步枪。
山西兵工厂不仅制造大量“地瓜”，还能够独立生产山炮、迫击炮和炮弹。作战时，晋军炮兵分散配置，集中射击，对步兵火力起到了很大的协同作用。
见正面攻坚不利，蒋介石下令陈诚由陇海路南侧挺进，沿晋军右翼进行迂回。
侧翼迂回的战术在最大程度上削弱了晋军的优势，转而发挥出中央军的长处。中央军的步兵武器相对优良，尤其是轻重机枪较多，轻机枪平均每连达到九挺。当时的轻机枪是新式武器，晋军、西北军都缺乏轻机枪，好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轻机枪是什么模样。在步兵第一线，只要听到轻机枪的声音，基本就可以判定该方向作战的部队为中央军。重机枪方面，中央军可装备至营以上，平均每个步兵营有六挺，而且弹药充足。同时，经过规范化训练的中央军部队，一般来说射击技术都很不错。
所有这些长处在陈诚师身上表现明显。陈诚师出击后进展很快，使得晋军侧后受到极大威胁。
发现情况紧急，冯玉祥不得不在后续西北军主力尚未赶到的情况下，让控制在郑州，原本只作为机动预备队使用的孙良诚部提早投入战斗，同时派吉鸿昌协同孙良诚，在杞县对陈诚展开侧击。
在冯玉祥返回潼关之前，吉鸿昌本已下狱。原因是他不但不听从鹿钟麟的命令，还自称“开发西北总指挥”，并印成名片到处散发。每遇到一个西北军将领，吉鸿昌都要先递名片，然后阐述一番“开发西北，安定民生”“反对内战，枪口决不向内”之类的言论。
这类言论若由张钫等谋士向冯玉祥进谏，尚属职责范围，然而出于吉鸿昌之口，又是在冯玉祥尚未回归的情况之下，便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是对团体的背叛和挑衅。
宋哲元、孙良诚等人共同密议，认为吉鸿昌为人狂妄、桀骜不驯，实在难以驾驭，弄得不好，陕西地盘沦于此人之手也说不定，于是便请鹿钟麟将其收捕法办。
鹿钟麟即借召吉鸿昌来潼关开会之机，扣押了吉鸿昌，解除了他的兵权。
正在此时，冯玉祥恰好回到潼关，鹿钟麟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冯玉祥有一个特点，如果下下级绕过下级向他报告或对他负责，他总是特别高兴，并视之为掌握基层部队的独门绝技。吉鸿昌等人都是通过种方式由士兵一级级爬上来的，有人戏称：“冯先生相信只有自己亲自孵出来的鸡娃才会下蛋。”
吉鸿昌犯上这件事，如果犯的是他冯玉祥，那他绝不会手软，可吉鸿昌犯的不是鹿钟麟吗？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等将领们散去，冯玉祥把吉鸿昌叫来，一见面就揍了他两拳，骂道：“你这小子，我不在家，谁的话你也不听！”
一般人做出这种举动，表明已愤怒至极，那个挨了打骂的下级基本上也就可以拿着铺盖卷滚蛋回家了。可冯玉祥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有一个副官长因“纳妓”与“滥赌”，触犯了军令，曾被冯责打了数十军棍，然而打过之后没几天，冯玉祥又突然下令，将这名副官长提拔为经理处长。
由于知道冯玉祥有这种“规矩”，西北军中颇有些求官逐利之徒，整天巴望着老冯的军棍能打到他们的屁股上去呢。
犯上作乱性质严重，非“纳妓”“滥赌”可比，当然不能升吉鸿昌的官。冯玉祥另有计较，他随手写了一张“高级副官室”的字条，对吉鸿昌说：“把这条子贴在你住房的门口，跟我来当副官。”
不久，冯玉祥便让吉鸿昌官复原职，率原部开来河南作战。
冯玉祥此举，令其他西北军将领极为不满，可又无可奈何。孙良诚就在背后发牢骚说：“好不容易才把吉鸿昌拿掉，现在冯先生又恢复了他的师长职。将来如何，冯先生自然会知道。”
还有人说得更直白：“总司令一回来就让他官复原职，将来遇变，必成祸水。”
<h2>好险哪</h2>
不管怎样，吉鸿昌在战场上的表现确实无可挑剔。他号称“吉大胆”，一口大刀片舞得虎虎生风，手下的大刀队更是如狼似虎，猛不可当。
陈诚师的官兵就怕大刀片，一看到大刀，抱着脑袋就往回跑。吉鸿昌趁势举刀大吼：“兄弟们，杀呀！不关饷、不扰民的铁军，一定能打过关饷扰民的公子少爷豆腐兵啊！”
在西北军中，同样经常被冯玉祥夸赞为“铁军”的还有孙良诚部。在这两支“铁军”的猛攻下，陈诚师遭遇很大挫折，几度被围。幸亏该部武器优良，靠轻机枪组成的炽盛火力才得以突围而出。
蒋军射术尚可，但劈刺技术很差，除陈诚师外，其他部队也被打得节节后退。有的一线部队甚至还没打，就被突然跃出来的吉鸿昌大刀队给吓退了。有的部队则靠拆毁民房筑成地下堡垒，才勉强挡住吉鸿昌等部的凌厉攻势。
反蒋联军中，以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展最快，但是两翼的晋军却前进迟缓，大大拖了西北军的后腿。鹿钟麟要求晋军积极配合进攻，徐永昌对此叫苦不迭：“我们的军队你还不知道吗？叫他们守在一个地方，倒是有些办法。要是叫他们一往直前地进攻，那就不能和西北军比了。”
抛开步兵武器，陇海线上的作战双方各有优势，阎锡山有炮兵，冯玉祥有骑兵，蒋介石则有空军。
当时中国国内拥有飞机的一共只有两家，除了蒋军就是东北军。蒋军一共拥有大小飞机五六十架，分布于东西战场。蒋介石夺取归德后，为了便于对西北军、晋军进行监视，同时也为了给己方的指挥和通信联络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情报，就在归德部署了一个临时航空班。
临时航空班的飞行员主要由飞行教官和学生组成，所驾驶飞机为无武装的英国教练机。这种飞机需要的机场面积很小，随便找一块平地就可降落。
就在兰封正面激战之际，冯玉祥派郑大章的骑兵部队对归德机场实施了偷袭。5月31日晚，郑部骑兵疾驰八十余里，将归德机场予以破坏，共烧毁十二架飞机，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五十余人。
对蒋军而言，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行动组织者对归德方面的情况能够做到完全掌握，蒋介石的损失还将远远不止于此，因为他的专车就停在机场附近的柳河车站内！
那天午夜，专车上熟睡的所有人都被枪声和爆炸声惊醒了。看到飞机场上空火光冲天，蒋介石连忙下令开车，但因为没有准备，火车头与他们坐的车厢不在一起，没法开。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急得大叫：“火车头呢？”
专车上只有一个特务营，共两百多名卫兵，车站上又没有其他军队，万一骑兵到达车站，蒋介石就有束手被擒的可能。
见情况紧急，蒋介石连通常从不离身的黑色披风也顾不上披，便带着几名卫士跳下火车，然后往东急奔，一直跑到六七里地外的一座村庄才停下脚步。
郑部在破坏机场后，也曾打算往车站方向突进，但机场到车站这个方向已被密集的火力封锁，加上机场周围围着带刺的铁丝网，骑兵们发动几次冲击都冲不过去，只得原路返回。
孙良诚也是突袭行动的组织者之一。他日后一提起这件事就叹气，说真是便宜了老蒋，如果当时分开来，一部袭击飞机场，一部去烧火车捉老蒋，估计这两个任务会同时完成。
得知险情解除，蒋介石专车上的人都长吁了一口气：“好险哪！”蒋介石在庆幸之余还非常生气，因为他之前曾特地指示负责归德外围防御的顾祝同，让对方提防西北军用大刀队实施袭击。
现在大刀队变成了骑兵部队，可道理是一样的，西北军袭击成功，就说明顾祝同有失职之处。蒋介石把顾祝同叫过去，骂了他一个狗血喷头。自此，顾祝同更加小心翼翼，每当师部移动，总是要千叮咛万嘱咐，就怕夜间再遭到西北军的偷袭。
激战十余天，中央军在陇海线上已全线动摇，不得不继续向后撤退。
蒋介石集重兵于陇海线，本欲一锤定音，不料一波三折，仅有的胜利和进展居然都是靠“银弹”给搞定的，实在令人汗颜。南京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不无担心地问蒋介石：“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将来何以善其后呢？”
蒋介石听后愤然作色。他是一个毅力和韧劲都很强的人，虽然蒋军包括教导师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颇让他失望，但他并没有因此流露出丝毫颓唐的神情。
口袋里的法宝又不是只有一件，这件不行不会用另一件吗？蒋介石十分自信地对质疑者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

第五章 大玩家
在对中原大战进行准备的阶段，蒋介石估计阎、冯不会在平汉线上投入主力，而只会抽出一支精兵南下襄阳，以威胁武汉。按照这一预估，他决定将第三军团部署于襄阳。
第三军团是一个杂牌军的混编军团，部队编号五花八门，但没有一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团的三大主力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也跟反蒋联军的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相仿，都是靠吃几家饭、穿几家衣一路混过来的。
蒋介石之所以要将第三军团用于平汉线，固然是出于战略考量，但同时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其嫡系部队的数量远远比不上反蒋联军，在将主力部署于陇海线和津浦线之后，剩下能编入平汉线作战序列的部队，也就只能是清一色的杂牌了。
蒋介石希望这些他通过给官给钱的方式拉来的杂牌，能在平汉线上帮他挡住反蒋联军的南下之师，以保证他在其他两个战场上能一举奠定胜局。为此，在中原大战即将爆发之际，他曾专门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并在会上对第三军团的杂牌将领们作了一番铿锵激越的训话。
<h2>混世诀窍</h2>
作战的关键是什么？对于这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蒋介石给出的答案是：多杀人！
蒋介石说你们在战场上只要记着多杀就行，不要怕没有弹药，打完了我可以立即给你们补充——枪械弹药库里有的是，既可以自己制造，也可以向外国购买。
在军事学上，这叫作大量杀伤敌方有生力量。蒋介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战事。他还说：“如果能够杀伤他一团的兵员，他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补充训练完成，直至投入战场。三个月时间，这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你们必须注意！”
当说到“杀伤”这两个字时，蒋介石还特别加重了语气。
散会后，将领们便三三两两地走到街上去吃饭。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几个人进了一家饭店的饭厅，大家把皮包放下来，拉开椅子坐下，彼此相视一笑，原来的紧张气氛顿时烟消云散。
众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王金钰首先说：“老总（指蒋介石）今天的精神很好，对战事也满有信心，我看这一仗不会失败的。”
徐源泉接过他的话茬：“是的。不过老总的说法我觉得太露骨了。打仗嘛，本来就是杀人的事情，为什么还要那么说？”
说完之后，徐源泉将在座的人都扫了一眼：“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回去对部队不好那样传达，太残忍了。”
王金钰深表赞同：“是啊，我们打的是内战，杀的都是中国人。老总今天的讲话，不像是‘国家最高领袖’对内作战的说法。敌人的兵员同样是中国老百姓。我想，我们不能这样传达下去。”
其他人也都点头慨叹：“太不像‘国家最高领袖’了。”
徐源泉、王金钰包括在座的几位，平时没有一个是吃斋念佛的善菩萨，也都无缘参加外战，讲穿了，大家都是靠打内战才打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他们在背后如此议论“国家最高领袖”，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觉得“杀伤”两个字太过血腥气或不愿参加内战。
杂牌部队就像是岩缝中长出的野草，能活到今天，都得有一点自己的混世诀窍。这些诀窍中有两点比较关键：一是时时刻刻都要保存实力；二是根据时势需要，随时随地“择良木而栖”。
蒋介石发表那通杀气腾腾的训话，毫无疑问是想驱使杂牌们不惜血本地为他卖命，可这也正好触犯了杂牌军“保存实力”的禁忌，难怪要引起不满。
事实上，在中原大战初期，阎、冯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些杂牌军的拉拢。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杂牌军头也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脚踏两条船的打算，他们均与阎、冯保持着信使往还，同时对战场形势抱着观望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人肯为老蒋出死力打硬仗？
蒋介石对此其实了然于心。他的参谋处在阵中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冯逆（冯玉祥）对王金钰、徐源泉等勾结煽惑，但奸谋迄未得逞。”
“奸谋迄未得逞”，不等于没有得逞的可能性，而且就算他们不倒戈相向，若是始终出工不出力，给你来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也够麻烦的。
于是，如何驾驭控制这些杂牌军队，使其不被对方所收买利用，而为自己效命疆场，便成为蒋介石在战争之初就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事情最后归结到究竟由谁来当第三军团的总指挥，蒋介石决定选择何成浚。
何成浚是湖北人，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辛亥起就领兵打仗，但军事指挥能力并不算出众，以致还让蒋介石产生了鄂籍将领都不善于打仗的印象，并下达手谕：“选将，慎用鄂人！”
何成浚考取过文秀才，并在张之洞经办的书院肄业，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并被保送至日本留学。按照这一金光闪闪的履历，他至少也能混成一个“儒将”，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何成浚不爱读书，也从不研究稍微深刻一些的时政问题，甚至他连看报刊都是走马观花，泛泛而过。
不读书，肚里自然就无货。据何成浚曾经的幕僚回忆，他竟然从未见何成浚能够在公众场合发表一篇有条有理的演说。
为将一般，为政似乎也只能在及格线上下徘徊。何成浚长时间在湖北任职，并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因此最喜欢别人称他为“湖北家长”，然而他在湖北也没有做出过太多让人称道的政绩。
众所周知，蒋介石比阎、冯更重视政治型幕僚的选用，幕府中高手云集，且不说黄郛、杨永泰的深谋远虑，钱昌照、张群在政经、外交方面的专业才能，就是陈布雷的笔、吴稚晖的嘴，也足以让一般人望而却步。
在这个圈子里，何成浚若是真的一无所能，早就靠边站了。他能够始终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正是缘于有一套人所不及的特殊本领。
<h2>孟尝君之风</h2>
民国初年，天津人孙洪伊在北方政界颇有影响。后来他加入了同盟会后，通过罗致一部分人而形成一派力量，称为“小孙派”，与南方孙中山的“大孙派”比肩而立。
把孙洪伊拉进同盟会的就是何成浚。何成浚因此在同盟会内名声大噪，并受到黄兴等人的信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军政部部长，何成浚是陆军部副官长。
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他超常的社交能力逐渐为人所熟知。何家经常住有闲人，他不仅招待食宿，有时还给点零用钱或帮助介绍工作，人称有“孟尝君之风”。除了慷慨疏财外，何成浚对上门之客都是求见必见，热情招待。
一传十，十传百，各地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的成分非常复杂，有革命党人，也有湖北同乡、各路军人、政客、失意书生、党混子，乃至上门寻求帮助的普通老百姓。
何成浚虽不可能做到有求必应，但他从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总是尽力而为：来找事做的，就安排工作，即便一时没法安排的，也招待食宿，临走时再赠送路费。
何成浚每个月用在这方面的开支都不少，除了公家开支外，有时帮他招待客人的助手也得贴进去很大一部分薪水。
从蒋桂战争起，何成浚便利用他在社交方面的影响力和才能，南来北往地帮蒋介石“跑外交”。不过他最主要的成就并不是做说客，而是对杂牌军进行拉拢和策反。
民国年间，由于诸侯割据与时局变动过于迅速，杂牌军在数量上相当可观。一些杂牌军头看到蒋介石的力量越来越大，想投奔过来，倚为靠山，可是他们又听说蒋介石为人狠辣、奸险多变，怕吃亏或被蒋介石吞并，这时候何成浚就能在中间起到一个搭桥担保的作用。
何成浚的经历显赫。清末秀才、老同盟会员、早期士官生、黄兴的老部下兼老同事、辛亥革命元勋，这些头衔拣任何一个出来，都够炫耀上半天，更是那些资历较浅的杂牌小军头们所不能望其项背且为之肃然起敬的。
如果有谁说何成浚配不上“军事家”这一称号，那你就太较真儿了。要知道并不是每个“军事家”都是战神级别，而且何成浚吹起他的革命往事、军事韬略也同样是纵论滔滔，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
除了“老革命”“军事家”外，何成浚可谓是中外皆通，讲国外，给你来日本的明治维新；讲国内，秀才出身的他对于士大夫圈子的一套周旋应付手法更是极其娴熟。这些都足以令那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老粗军人为之倾倒，且自惭形秽。
当然，让人敬是一回事，让人亲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蒋老总”，很多人都敬他畏他怕他，但是亲近他的杂牌军头却委实不多。
说起来，年轻时候的蒋介石也倜傥过风流过浪荡过，只是中年以后才开始学曾国藩写日记，并且变得越来越像个清教徒。中原大战期间，为了拉近和马鸿逵等杂牌军头的距离，他曾邀上刘峙等人与马鸿逵打麻将。麻将桌上，蒋介石输给马鸿逵三四万元，马鸿逵又输给了刘峙，于是蒋介石对刘峙说：“经扶（刘峙），你给拨下账好了。”那三四万元就这样抵销掉了。
蒋介石要亲近马鸿逵的目的达到了，可是这种亲近其实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因为人家一看这做派，就知道你老蒋不是真正的赌徒——麻将桌上无父子，更无上级与部下，哪有让人抵销的道理？
何成浚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大玩家，不仅对于三教九流、吃喝嫖赌行行皆通、样样出色，而且玩得很认真，绝不会像蒋介石那样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敷衍。
<h2>“战略物资”</h2>
有一年夏天，何成浚和时任汉口特别市市长的刘文岛等人在汉口俱乐部赌博，玩摇骰子押单双。刘文岛当庄家，何成浚下注。何成浚那天的运气不好，还没赌一会儿，就输了几万元。之后他看准一宝（即押宝），在“双”上押回了两万元，其他人也纷纷在“双”上押注。
这个赌博游戏的道具包括酒杯、碟子和骰子。骰子放在碟子上，用被称为“宝盖”的酒杯盖着，如果摇过之后，骰子的点数显示是“双”，那么作为庄家的刘文岛就输了；反之则赢。
刘文岛很精明，他怀疑这一宝可能就是“双”，不敢贸然揭宝，便要将“双”卖出，可是因为赌注太大，无人应买。于是，刘文岛就宣布这一宝作废重摇。
作废重摇本是赌博中允许的，但是赌桌上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凡作废的宝，不能打开宝盖，必须接着再摇，让众人重新下注。
不管这一宝是“单”还是“双”，就成了永远的谜。刘文岛太想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是错了，他不顾规矩，伸手将“宝盖”揭了开来。
大家一看，果然是个“双”。
何成浚平时在钱财方面非常大度，输赢对他来说无所谓，但刘文岛这一举动让他非常生气，当场说了声：“不玩了！”便甩手而去。
何成浚对于玩是很认真的，绝不苟且。那些杂牌军头有的出身行伍，有的出身土匪，有的属于三教九流，讲江湖义气，有的嗜好鸦片，热衷吃喝嫖赌，但他们无一例外都不仅引何成浚为同道，而且视其为老手。
肃然起敬之余，军头们转而乐于和何成浚亲近，反正是大家一起玩嘛，何分彼此？
为蒋介石拉拢杂牌，何成浚还有一个独特优势，那就是他和蒋介石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老蒋尚未发迹时，两人曾一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买卖，算得上是一道吃过、喝过、玩过、乐过的老朋友。
何成浚或许无真知，但大事不糊涂。他这一辈子，一没有办过军校，二没有当过军事教官，三没有训练过军队，更没有说建立属于个人的军政小组织或单独成立军队了。
他曾对人说过：“我一生当过几次总指挥，但我手里实际没有兵权，如果我直接带兵，蒋介石就不会相信我。”
由于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同时蒋介石也不像阎锡山在给官给钱方面缩手缩脚，所以何成浚就敢于替蒋当家，他去拉拢杂牌的时候，腰包里都装满空白委任状和钱，只要事情能谈妥，要官给官，要钱给钱。
后来到了抗战，军统局有个专职搞策反的处长，他认为何成浚是策反方面的老前辈，便特地前来求教。何成浚对他的策反经验毫不隐讳：“搞策反工作就要大量用钱。我在天津搞策反，不知用了多少钱，如果蒋介石要清查我的账，恐怕我的脑袋都保不住。”
当时国民党内有三个官员都擅长奔走拉拢和周旋应付，除了何成浚外，尚有陈调元、刘镇华。何成浚字雪竹，陈调元字雪喧，刘镇华字雪亚，人称“三雪”，但以何成浚在杂牌中的号召力最大。
对杂牌们来说，何成浚近乎等于一种信用的保证。有的军头说：“只要何雪公（何成浚）说一句话，我们就过来。”有的说：“我们只认你何雪公。”
有一个何成浚招抚过来的旧式军人，听说老蒋要召见他，也不知是福是祸，心中十分害怕，就打电话给何成浚说：“我要求先见了你，再去见委员长，万一出了事，我死了也甘心。”
蒋介石委任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真不需要考虑来考虑去，因为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好的人选了，而且军团里的很多大小杂牌军头本来也是由何成浚给收编过来的。
第三军团总指挥部设于漯河车站，何成浚就在由武汉开来的一列专车上办公。漯河是豫南粮食集中市场，商业相当发达，各种物资供应非常齐备，但这些都是土货，何成浚看不上眼，他所需要的日用品全都是从汉口运来的：不但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高级烟酒样样俱全，而且还有四川、云南及印度的大烟。
如果仅仅为了个人享受，何成浚没必要搞得这么铺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日用品实际上是他指挥作战时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或者说“战略手段”。
以上仅属初级。何成浚专门从汉口调来一批中外名厨，日夜制作各种各样的点心和筵席，流水般地用于招待所有杂牌军头。就“战略物资”而言，这算中级。
最高级也可以说威力最大的“战略物资”，是成批从汉口搜罗来的高级妓女。何成浚一面将这些高级妓女乱点鸳鸯谱式地分配给各个将领（他自己也不例外），一面在漯河街上一所相当宽大的四合院里布置了一所陈设考究的“军人之家”。然后他就和将领们各自带着妓女住进院子，并且每天在院子里吃喝吸赌。
这是其他那些洁身自好或自命清高的高层官僚绝对做不到的，但人家何成浚不在乎：说好要一起愉快地玩耍嘛！
战争期间，只要能帮他哄好杂牌，蒋介石也同样视而不见。他以后搞“新生活运动”，专跟黄赌毒作对，那都是在自觉屁股已经坐稳，暂时无人能对之构成威胁的情况下。
负责向漯河供应“战略物资”的大员，就是蒋介石的兵站总监俞飞鹏。俞飞鹏由于擅长赌博，还是各个赌局的组织者。他和何成浚一拍一档，配合十分默契。
何成浚既是收编杂牌的能手，又是统驭杂牌的内行，用蒋介石在公文中最喜欢使用的一句话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酒桌前的杯盘狼藉，赌博台上的吆五喝六，烟灯旁的吞云吐雾，乃至和身边妓女们的嬉笑谑浪，都不过是他用以交好这批难以应付的杂牌军头，并最终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使之服服帖帖的专用手段。
冯玉祥也派人收买平汉线方面的杂牌军头，但都在何成浚面前败下阵来。徐源泉收到冯玉祥送来的一份委任状，上填“第十八路军总指挥”，他马上将这份委任状交给何成浚，再由何成浚转交蒋介石。事隔不久，蒋介石便委任徐源泉为“讨逆军第十六路军总指挥”。
<h2>紧箍咒</h2>
中原大战之初，冯玉祥一共组织了五路部队，其中四路分别由陕西、甘肃、宁夏等地陆续向河南进发，以参与陇海线战事，只有张维玺部一路负责平汉线。
张维玺部后以张维玺为总司令，改称为南路军。南路军由陕西汉中府东进，与何成浚第三军团在许昌附近进行交战。
杂牌军装备较差，战斗力也不强，加上杨虎城等或是冯玉祥旧部，或与冯玉祥有联系，都不肯主动出战，所以导致第三军团在交战过程中屡屡受挫，几乎没胜过一仗，而张维玺也一直处于主动地位。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为缓解陇海战场的不利局势，又要何成浚从平汉线抽调一部分军队去兰封前线进行增援。
蒋介石的命令毫无疑问会让第三军团的处境雪上加霜，留在平汉线上的各杂牌军也势必要承担比以前更重更难的作战任务。这些将领平时对于蒋介石就牢骚满腹，心怀怨望，对于这一部署自然都不乐意接受。
何成浚刚宣布完命令，众将便都一个个地叫起了撞天屈。他们先是诉说自己的兵力如何单薄，编制如何不足，继而埋怨待遇如何不公，苦乐如何不均，最后便把所有锋芒都集中到了“蒋老总”身上，讲到激动处，还有人开口谩骂起来。一时间，事态变得极其紧张和严重。
在这一过程中，何成浚始终一言不发，慢条斯理地在大烟灯旁边烧着烟泡，并不时从嘴里吐出一口一口的烟圈，一副悠然自得甚至是事不关己的表情。
等到众人都发泄得差不多了，何成浚才从烟榻上坐起来说话。人们都以为他会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装腔作势地教训上两句，不料“何雪公”却对大家表示了“诚恳的同情”，而且居然也发起了牢骚。他感慨万端地说：“你们太不了解蒋老总的为人了，你们所说的那些事情根本算不了什么。”
何成浚又诉说起了他的革命往事。不过这回重点不是炫耀，而是诉苦——
知道不？我当年跟孙中山闹革命，跟黄兴做部下，跟陈其美（蒋介石的义兄）做朋友的时候，“蒋老总”不过是一拎包小弟，他不知道多奉承我呢！
后来？后来我和“蒋老总”一道闯上海滩，玩股票，逛妓院。嗨，那时的“蒋老总”一文不名，还骗过我的钱哩。当然，我是不会跟他计较这些的。
再后来？就到北伐啦，我帮“蒋老总”打天下，不说功劳，苦劳数数都一大堆。
在滔滔不绝地复述完这些历史后，何成浚以“不胜感慨系之”的口吻说：“蒋介石今天当了领袖了，可是他对得起谁？”
不是有军头忍不住已经骂了老蒋吗？何成浚也顺势将老蒋大骂一通，而且表现得比将领们更加痛心疾首和淋漓尽致。
何成浚的“同病相怜”和“惺惺相惜”，让众将犹如服了一剂清凉剂，那个轻松和愉快，起初那种沉重、紧张的情绪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何成浚接着一声招呼，周围立刻酒肴杂陈，美女环列，“军人之家”的欢乐时光又降临了。
眼见都已吃饱喝足，何成浚这才把手一挥，让妓女和仆从退下，和众人商量起正经的，也就是怎样分担部队被抽调后的空缺。
他不讲任何大道理，只有一句话：“军人嘛，打仗就是唯一的职业，不管到哪里都得打仗，否则就会没有饭吃。”
话虽不多却意味深长，老粗们一听就懂：你们骂也骂了，吃也吃了，玩也玩了，都没关系，接下来就得干事了，不然哪个主子也不可能赏饭，更别指望刚才的那些美女佳肴了。
有八卦相生，便有五行相克，有孙悟空，便有紧箍咒。何成浚就是杂牌们自觉自愿戴在头上，最后想脱又脱不掉的紧箍咒。
面面相觑之后，众将除了接受了“何总指挥”的命令，也再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h2>飞机与乌鸦</h2>
在中原大战中，杨永泰建议蒋介石采取“双弹战术”对付反蒋联军。双弹者，一为“银弹”；一为“空弹”。所谓“空弹”，就是用空军对反蒋联军进行威慑，达到从心理上动摇和瓦解对方的目的。
驻于漯河的蒋军航空第三队不仅担任西线的侦察轰炸任务，还协同陆军攻击驻守许昌的樊钟秀部。樊钟秀在西北军中亦属杂牌，其特点是“兵无纪律，官有积习，不能打仗”。在南路军序列中，樊部被作为前锋，但樊钟秀在到达许昌后，便开始拥兵自固，勒马不前。
樊钟秀以前跟西北军打过仗，冯玉祥对他并不信任，把樊部放在最前面，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眼见樊钟秀不肯往前推进，冯玉祥也不敢将张维玺的南路军主力置于樊部之前，就怕樊钟秀反戈相向。樊钟秀一看张维玺不上，也正好有理由取巧不进。
于是平汉线上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虽然南路军占尽场面优势，但双方却没有大战，仅有小规模的接触，而其障碍所在，其实就是多了一个樊钟秀。
樊钟秀成了南路军中名副其实的鸡肋——张维玺的其他部队既不敢出其前，又不愿留其后，只好跟随樊部一道与第三军团“对峙”。其实如果他们抛开樊部，直接挥戈南下，汉口可能早就拿下来了。
徐永昌讽刺说，南路军在平汉线上与其说是与敌军对峙，不如说是与友军对峙更恰当。
樊部避开了地面作战，但避不开空中打击。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遭到飞机的数次轰炸，损伤尚在其次，更主要的还是官兵以前从未见过飞机，突然看到一种空中大鸟竟然会朝他们俯冲投弹，个个惊恐万状，士气亦为之动摇。
冯玉祥知道后亲临视察，并在对樊部的集中训话中打了个比方：“你们看到的飞机与乌鸦，哪个多？”
众人回答：“乌鸦多。”
冯玉祥又问：“乌鸦小便时，有没有尿到你们头上？”
众人哄笑：“从来没有过。”
冯玉祥由此得出结论：“既然这样，那么当飞机投弹时，能命中你们的机会就更少了。”
众人一想似乎很有道理，于是都欢呼起来，对飞机轰炸的恐惧心理大减。
6月4日，航空第三队再次对樊部实施轰炸，樊部官兵遂以“飞机与乌鸦”理论作为精神武器，连躲都不屑于躲了。
结果可想而知，樊部被炸得死伤过半，樊钟秀也被当场炸死——冯玉祥的比方听起来很有趣，不过他或许忘了，乌鸦不会特意朝人的脑袋上撒尿，可飞机炸弹却是专门奔着人堆人群去的。
在“空弹”的支援下，第三军团在地面作战中也取得进展，他们不仅完全占领许昌车站，而且还对许昌城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许昌守军十分恐慌，冯玉祥闻讯，急忙再赴许昌视察，以安定军心，同时从陇海线抽调孙连仲、张自忠等部驰援许昌。
第三军团进攻许昌，使西北军受到牵制，对改变整个中原战场的局势起到了很大作用。晋军方面就认为冯玉祥抽兵陇海是个不折不扣的败着：“冯玉祥不分轻重缓急，东西兼顾，致失陇海方面主力战的胜机，殊为可惜。”
与冯玉祥东西兼顾不一样，蒋介石始终将陇海置于平汉之上。除了从平汉线抽调援兵外，他还将教导师（包括教导一师、教导二师、教导三师）等部队全部增加过来，这使得中央军终于稳住了阵脚，陇海战场也再次形成对峙之势。
在西北军增兵平汉线的同时，南方的张桂军紧密配合，起兵攻入了湖南。
蒋桂战争后期，“湖南王”何键附蒋讨桂，想到广西境内去打个秋风，最后却被杀得大败。从那时候起，何键就知道桂军不好惹，于是他又开始脚踏两只船，暗中与新桂系联系起来。
蒋介石知道后十分生气。有一天，他把何键的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张慕先叫过去，让左右拿出一张电报给张慕先看。
张慕先一看，原来是何键拍给“李白”的电报。还没等他看完，蒋介石就已愤然作色，拍案大骂：“芸樵暗中捣鬼，中央已经截收了他发给“李白”的电报，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告诉芸樵，要他放明白点！”
张慕先吓得默然无言。几分钟后，见蒋介石的脸色稍缓，他才为自己幕主进行解释，无非是强调“何主席”处境困难，不得不与“李白”虚与委蛇，并且说如果何键与“李白”的关系搞得太僵，“他们（指“李白”）就会勾结边区散匪，从中捣乱，徒然贻患地方”。
蒋介石听后就再没有说别的话。
收到张慕先的电报，何键深感不安，便趁蒋介石到武汉之便，亲自赴汉谒蒋。这一次，他除了报告湖南军政情况外，还把湖南地处粤、桂门户，他只能灵活应付，但拥护中央之志决不动摇之类的话又详细阐述了一遍。
蒋介石也怕把何键给逼急了，真的跑到“李白”一边去，便当面对何键表示了谅解，同意他“灵活应付”。
此后，何键在联系新桂系方面便不再躲躲藏藏。他对此自鸣得意，经常对人说：“我是联络西南，拥护中央。”
可是到了中原大战，何键就得意不起来了，张桂军攻入湖南，等于逼着他表态：你究竟是联络西南，还是拥护中央，只能二选一！
<h2>热脸碰上的全是冷屁股</h2>
面对紧张局势，何键如同热锅里的蚂蚁，急得团团乱转。
他把幕僚找来商量，一名幕僚对他说：“我们反正要靠一方的，靠桂系不如靠蒋。当前桂、张、阎、冯反蒋的声势虽然很大，但他们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不会同心协作，将来结果如何，很难预料。”
何键认为言之有理，当即说：“李宗仁、白崇禧太不给我面子了，硬卡着我的脖子要我投降，这样我不干，我要打。”
可悲的是，要打还打不过。湘军被张桂军一直赶到衡阳，然后衡阳又失守了，长沙眼看亦将不保。
对于还要不要死守长沙，湘军内部争论激烈。一派说长沙乃省会重地，如果丢了，将来责任担当不起。另一派则主张放弃长沙，等蒋介石所派的援兵到达后再进行反攻。
何键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最终决定放弃长沙。6月5日，张桂军占领长沙，三天后又进占岳州。
这是张桂军气势最盛的时候。按照预定计划，他们将直取武汉，最后与冯、阎会师于中原。可是就在张桂军准备向湖北推进的时候，阎、冯却给李宗仁和张发奎发来了一封电报，称“本军”（指晋军和西北军）已与蒋军血战数月，行将获得胜利，武汉是“本军”给养之地，如“贵军”（指张桂军）先到，请向下游发展，共同会师南京，驱逐蒋介石。
究竟是会师武汉，还是会师南京，这可是一个关系着战略方向的大问题。李宗仁和张发奎不免心生踌躇，动作也变得迟疑起来，而黄绍竑率领的断后部队又没能按时跟上，使得前后部队出现了严重脱节。
趁此机会，蒋介石急调陈铭枢麾下的蒋光鼐、蔡廷锴部（又称蒋蔡军）出韶关入湘。蒋蔡军一入湘就占领衡阳，从而截断了张桂军的后路。
为消除后方隐患，张桂军主力只得退出长沙，回师衡阳，这就给南方战事增加了许多新的变数。
阎、冯（其实主要是冯）未入武汉就把武汉当成“本军给养之地”，自然是认为在他集重兵于平汉线后，打垮第三军团将易如反掌。事实也的确如此。6月10日，冯玉祥下令在平汉线上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仅两昼夜，第三军团就已被打得摇摇晃晃，露出了自己杂牌军团的虚弱本色。
再有毅力和韧劲的人，如果老是吃败仗，也会心虚。蒋介石亦不例外，在平汉线受挫，陇海线又无转机的情况下，他开始运用缓兵之计划，从幕后策动“和平运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致电汪精卫，建议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分歧，但是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
“和平运动”的另一调解人是张学良。与阎、冯忙得已经顾不上联系张学良不同，蒋介石不管仗打得有多激烈，都从未忘记要不遗余力地对张学良进行拉拢。
当时的东北在经历中苏同江之战后，兵疲民困，加上政府腐败，理财无方，导致经济十分萎靡。东北有较强的军工业体系，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曾表示可向阎、冯出售武器弹药，为的就是要以弹换钱，缓解东北面临的经济危机。
东北武器的售价较日本要高，以步枪而论，日本三八大盖每支二十五元，东北方面的开价是其一倍以上。太原本身也有兵工厂，阎锡山便不愿意再向东北购买，而吴铁城则力主向东北订购武器，在他的建议下，南京政府先后向东北订购了十万支步枪。
阎锡山算的是经济账，吴铁城算的是政治账，订购十万支步枪，就等于送了二百五十万元给张学良，默默地支持了东北财政。都说中苏同江之战中，是中央有负于张学良，现在也算是把这笔账给偿清了，张学良的心里能不舒坦吗？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两方交战之时，第三方肯源源不断把武器出售给其中一方，也相对地表示支持该方。方本仁就通过东北向南京出售武器枪弹这件事，断定张学良决不会与阎、冯合作。
从这时候起，张学良虽然表面上仍维持中立，但在内心里确实已明显倾向于南京。6月3日是张学良的三十岁生日，东北各军政要员齐聚沈阳为其祝寿。张学良趁便召集众人开会，以商讨应付时局的办法。会上意见分成三派：一派以张作相为主，主张保境安民，不与任何一方合作；一派以王树翰为主，主张与南京合作；剩下的则是唯张学良之命是从的少壮派，也就是于学忠这些人。
因为内部意见不一，张学良颇感举棋不定。恰在此时，恰好李石曾以祝寿专使的身份到达沈阳，以促请张学良居中调停。
与李石曾进行晤谈后，张学良马上致电阎、冯，提出将郑州、开封一带划作缓冲区，立即停战。至于阎、冯呼吁的政见公开，可以“委诸国民共同研究，以备中央采用”。
蒋介石已经做出了让步，可是反蒋阵营在军事上正处于全面占优的时候，正所谓“拉口子要见血，刨树木要见根”，没有人肯轻易就这么放过他。
一通呼吁下来，“和平运动”的热脸碰上的全是冷屁股。在这片古老而坚硬的土地上，历来只回荡着一个真理，那就是枪杆子里见输赢，其他说什么都白搭。
李石曾沈阳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即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请张学良出兵助蒋。
会商后，双方达成初步共识。在张作相等人不赞成出兵的前提下，张学良准备亲率四个嫡系师和于学忠部入关。蒋方则同意先汇款两百万元，给予东北作为出兵费用，同时协助解决奉票的金融问题。
自“中东路事件”以来，奉票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虽然东北发行了补助奉票的“现大洋票”，但财政仍有匮乏之虞。如果东北再出兵入关，关外金融可能会立生险情。
钱款汇出的第二天，李石曾即偕同张学良的代表胡若愚赴沪。胡若愚南下，对外宣称是为了替张学良答谢送寿礼者，并且准备在上海就医治病，但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东北金融问题。
在李石曾的陪同下，胡若愚与财政部长宋子文进行了洽商，宋子文同意帮助稳定住奉票。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致电李石曾，要他转告张学良，奉票的稳定绝没有问题。
<h2>陷阱</h2>
请张学良出兵相助的同时，蒋介石自己也在摩拳擦掌，连做梦都指望着他的部队精锐能有上佳表现。
打仗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进化的过程。跟晋军打仗，让蒋军认识到了阵地的作用，于是他们的阵地也变得讲究起来。
豫东平原上每隔三五里就有一处村寨，凡是蒋军占据的村寨，都用交通壕相连。轻重机枪就布置在交通壕交叉的地方，用于进行斜射和侧射，从而加强了火力网的严密程度和杀伤力。
坚强的阵地，加上相对精良的步兵武器和准确的枪法，这样的防线似乎应该坚不可摧才是，但当西北军扑上来的时候，它忽然就不起作用了。
你不是火力强吗？人家避开白天，晚上偷袭。
至6月上旬，预定参加陇海线作战的西北军主力已有相当一部分到达指定位置。如果仅仅只看装备，西北军简直就不配跟晋军、蒋军同处一个战场：士兵没有背包，仅有一卷夹有铁铲的棉被，然后背后再插一把大刀，机枪大炮等重武器在西北军中更是极少能够见到。
可是西北军的厉害之处，恰恰就体现在这些装束寒酸可怜的士兵身上。
冯玉祥以善于练兵著称，对士兵的训练极其严格，而且特别注重夜战、劈刺、摸爬等方面的特战训练。在西北军里，大刀被置于与步枪差不多同样重要的位置，几乎人手一把，因此他们的劈刺术其实就是指刀术。西北军士兵没有不会耍大刀的，夜战近战时多用大刀进行格斗。
摸爬技术是西北军的另一个绝活。在北京南苑驻军时，石敬亭曾按照冯玉祥的要求，下令各部队在营房外筑成连绵不断的假山，官兵每天早起后就围着营房“跑”假山——注意，不是爬，而是跑。先是徒手跑，然后是全副武装地跑，并且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不间断。
因为有这样的训练基础，西北军在摸寨子时便变得驾轻就熟，士兵们搭人梯上高墙，在交通壕之间纵横来去如履平地一般，往往蒋军的哨兵还未察觉到，对方已经提着刀悄无声息地摸进来了。
蒋军驻扎的寨子，前面小一些的，或驻连部，或驻营部；后面大一些的，或驻旅部，或驻师部。西北军一般都是先解决这些指挥机关，然后迅速撤掉。到了白天，当西北军的主力部队发动冲锋时，寨子里无人指挥的士兵便只能整营、整连地垮下来。
西北军中又有一类特种部队，即所谓的手枪队、手枪营、手枪旅，兵员每人配备三大件，即手枪、大刀、马枪。这些特种部队士兵的刀术和夜战技术都特别强，他们精通四式拳、四式刀、四式枪等拳脚刀枪功夫，手眼身法十分灵活，而且夜袭时专摸大据点，连带四周小据点，有时一晚上就能摸掉四五个。
蒋军刚刚才在晋军身上找到了一点感觉，很快又被西北军给吓住了。官兵们普遍产生恐惧心理，士气也大为低落，乃至于上级不下死命令，就没有人敢做主动出击的尝试。
蒋介石对此感到气急败坏，他在给刘峙、蒋鼎文和陈诚等人的信中说：“我军始终诱人来攻，而并不反攻一次，不惟逆焰日张，而且为革命军人之羞也……观近日各将士恐怖之心，忧兵力不足之念，使中正为之悲愤，何我革命军人之精神竟至不振如此耶？”
为了振作“革命军人之精神”，写完信不久，蒋介石便在陇海线上策动了新的攻势。他集中刘峙、蒋鼎文、陈诚各部及教导师三万余人，在炮兵的配合下，计划来个釜底抽薪，绕道对开封实施奇袭。
行动开始很顺利。根据飞机侦察，奇袭部队所需要经过的区域兵力空虚，估计原来的守兵都已经被调到平汉线上去了。于是蒋介石便命令各部长驱直入，向开封大胆挺进。
可是这其实是一个早已布好的陷阱。
<h2>偷鸡不成蚀把米</h2>
此前，第三军团在平汉线遭遇惨败，军团总指挥何成浚下达了撤往漯河以南的命令。从许昌到漯河距离不短，最远的部队要走六十多公里。下面的参谋和各旅团长都觉得不可理解，认为即便要撤，也没必要撤这么远——敌前做长距离撤退，等于自行崩溃，如果西北军乘胜追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然而令人奇怪的却是西北军并没有进行追击，第三军团因此出人意料地在撤退中取得了成功，各部既没有损失辎重骡马，也没有减员。庆幸之余，人们纷纷议论：“第三军团糊里糊涂地撤退，真是莫名其妙；冯玉祥军不追击，更是莫名其妙。”
第三军团的人感到莫名其妙，南路军的将领也在跺脚。他们认为这正是一个乘胜追击的大好时机，不需要用很大的兵力，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效果，放弃了极其可惜。
放弃追击正是冯玉祥本人的决定。他认为，在张桂军已退出长沙的情况下，西北军纵然打到武汉，对张桂军也起不了支援作用，反而有可能因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而陷入被动——中央军主力在陇海而不在平汉，一旦从豫东发动进攻，西北军势必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处境。
第三军团，不过是一些缺乏战斗力的杂牌嘛，遭此挫败，短时间内更不敢北上。我正好可集结重兵于豫东，痛痛快快地打上一仗，给蒋军主力以歼灭性打击，这才是解决战局的上策哩。
抱着这一如意算盘，冯玉祥采取了新的战略，即对豫南的第三军团仅采取监视的办法，而对豫东的中央军精锐给予狠狠的重创。
在击溃第三军团后，冯玉祥即命令张维玺的南路军停止向南追击，只要能够与第三军团相持于漯河一线即可，同时将孙连仲、张自忠调回豫东。
蒋介石发动新攻势之际，正是冯玉祥将兵力从平汉线上抽出之时。后者将计就计，命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迅速后撤，以便给对手造成可乘虚捣隙的假象。
发现蒋介石中计，冯玉祥即采取“正面截堵，两侧包击歼敌”的策略，下令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从正面堵击，自平汉线调回的孙连仲、张自忠从右翼兜抄，晋军从左翼堵击，孙殿英在后方进行扰乱，从而对蒋军形成一个四面包围的口袋阵势。
接到冯玉祥的密令，各军大为振奋。负责在晋军、西北军之间进行联络的张樾亭更是欣喜于色，说：“蒋介石执行这个强袭开封的打算，用的都是他的基干精锐部队。只要我们协同努力，联系密切，别让他跑了，定能将其消灭。”
如果不是一封神秘电文的到来，中原大战这场活幕剧确实可以宣告落幕了。
蒋介石并不是从中原大战开始才实施“银弹外交”的。事实上，在大战前，他就已经对西北军里的通信译电员进行收买并发展了内线。
那封至关重要的密电就来自内线之手。看了密电，蒋介石才知道冯玉祥不仅已将孙连仲、张自忠从平汉线调回，而且还给他设了“口袋阵”，不由得大惊失色。
为了解救这场危机，他再次亲临柳河车站坐镇指挥，一面改变部署，下令出击部队撤退，一面急调平汉线的上官云相师，并限其三个日夜到达陇海前线。
上官云相原系孙传芳麾下悍将，在杂牌军中属于战斗力比较强的。中原大战之前，蒋、阎、冯都对他进行了争取。上官云相说他本属北方部队，似乎应该站在阎、冯一方才对，但在他困顿的日子里，阎、冯对他却没有一点照应。比较起来，蒋尚能相容，又代表中央政府，所以决定跟着蒋走。
上官师到达陇海线后，被用于攻击“口袋阵”的两侧，特别是晋军一侧，从而使出击部队获得了很大的突围空隙。
尽管如此，原有的出击部队也已被截成数段，损失较为惨重，其中损失最大的，是担负掩护任务的教导二师。教导二师由张治中任师长，其装备和待遇与教导一师相仿，但作战能力都是一样薄弱，因此经常遭受友军的讥笑和谩骂，被说成是好看不好吃的废物。
吉鸿昌派敢死队发起冲锋，敢死队先投手榴弹，再用大刀砍杀，把教导二师打了个落花流水。当时豫东正下着大雨，到处都是沼泽泥泞，教导师官兵急于奔逃，身上穿的呢子衣变成了“泥子衣”，脚上的大皮鞋也变成了“高靿马靴”。
奇袭行动偷鸡不成蚀把米，而精心培养的教导师又如此不给自己长脸，蒋介石真是被郁闷坏了。他只得继续下达严令，用火车紧急向陇海线抢运援兵。
第十二师是从后方赴援的部队之一。由于军运频繁，车辆调度很慢，每次只能运一个团。各团一到柳河，就马上被蒋介石派往了前线最紧急的地方，最后师长金汉鼎身边仅剩下炮兵营、工兵营等特种部队。蒋介石在召见他时一开口就问：“你的工兵营能打仗吗？”
工兵营的主要任务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所以金汉鼎觉得蒋介石问的这个问题很怪异，便顺口答道：“很能战。”
蒋介石立即下令将工兵营派上第一线。
由于撤退和赴援及时，反蒋联军并没有能够大量歼灭对方，除重创了教导二师等少数部队外，只截获了百余辆汽车和一些辎重。中央军实力仍在，而且经过调整部署，加强工事，又打造了一道坚固阵线，双方重新形成对峙之势。
这次中央军奇袭行动的失败，还影响到了其他方面。东北军出兵助蒋本来已经水到渠成，不料在6月中旬召开的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出兵入关的提案又遭到了否决，反对者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央军在陇海线失利了。
长驻关外的方本仁、吴铁城闻听这一消息，均不胜诧异。在前线指挥的蒋介石自然更是沮丧万分。一名将领在谒见蒋介石的过程中，发现老蒋满面怒容，而且地上有许多瓷器碎片。出了门后，他赶紧问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委员长心情不畅，是何原因？”
侍从副官回答：“（蒋介石）一看到或听到前方战况不利的消息，经常用骂人和砸器物来撒气。地下是茶杯碎片，刚砸的。”
<h2>监军</h2>
与尚能形成对峙局面的陇海、平汉线相比，蒋军在津浦线上还要吃紧。
中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几乎把蒋军主力全都投入到了陇海线上，其他两条线便只能靠杂牌军团勉力支撑，平汉线靠的是第三军团，津浦线靠的是第一军团。
尽管中原大战前特别是石友三叛蒋后，蒋介石对韩复榘多有猜忌，甚至一度动过将其拿下的念头，但是之后韩复榘站在蒋的立场上讨唐、反阎，又重新获得了蒋的信任。
在徐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委任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并且对他说：“今后关于山东方面的军政事务，即请向方兄（韩复榘字向方）全权处理。”
接受任命时，韩复榘一方面感激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感到责任重大。第一军团除他的部队外，只有陈调元、刘珍年、马鸿逵三部人马可供调遣，其中刘珍年部驻于鲁西，指挥起来并不方便。韩复榘还听说刘珍年与阎锡山早有勾结，就怕刘部不仅帮不上忙，反而从背后倒戈。
见韩复榘面有难色，蒋介石对之慰勉有加，说他可以保证刘部不会出问题，同时正式委任蒋伯诚为军事联络员，对韩复榘予以协助。
蒋伯诚原是蒋介石的幕僚，后一直在蒋、韩之间担任联络。此人城府较深，善于揣摸别人的心理。进入韩部前，他了解到韩复榘性格倔犟，遇事吃软不吃硬，于是便投其所好，整天陪着韩复榘吃喝玩乐，并且处处表现出很贴心的样子。
韩复榘本质上是个粗人，头脑比较简单，想不到很深很复杂的东西。随着与蒋伯诚相处的时日渐长，慢慢地韩复榘就把蒋伯诚当成了自己人，对他极为倚重，决定什么事也都不背着他。
因为这个缘故，蒋伯诚可以随时向蒋介石汇报韩复榘的真实情况，实际上起到了监军的作用。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肯给予韩复榘极大权利和充分信任，也与之有一定关联。
就在陇海线爆发激战的时候，石友三首先开始对鲁西发动进攻，蒋介石把陈调元、马鸿逵都集中到鲁西参与作战，整个第一军团只剩下韩复榘部在鲁北抵御晋军，防务上十分空虚。韩复榘电请将陈调元部调回鲁北协防，但蒋介石没有同意，只答应一旦鲁西形势好转，即让陈、马两部归还第一军团建制。
一个军团支持津浦线，现在变成了一支孤旅独撑津浦线，韩复榘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在通过蒋伯诚了解韩复榘的心理状况后，蒋介石特派曹浩森前去给韩复榘疏通打气。
曹浩森原为西北军总参谋长，第一次编遣会议时期，曾在南京政府出任军政部陆军署署长，后随冯玉祥弃职而去。直到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于建安村，他深感前途渺茫，便又跑到南京寻找出路。
蒋介石听说曹浩森到了南京，不但没有责备，还亲自召见，重新任命他为陆军署署长。曹浩森感激涕零，从此便加入蒋氏幕府。
曹浩森对韩复榘说：“蒋总司令对向方兄（韩复榘）确实很倚重。这次阎、冯的联合，内中矛盾很深，我看他们决不会成事。”
作为曾经的上下级，曹浩森比别人更清楚韩复榘的性格脾气，这人一向直来直去，不喜欢听虚头巴脑的空话套话，因此他很快就转入了那些一眼就看得到的实在话题。
“晋军的作战能力，我想你是清楚的（西北军内部一向对晋军的作战能力不屑一顾），希望向方兄好好地干一下，将来山东还不是你的吗？比河南就好多了。还有一点，少云兄（马鸿逵字少云）也不愿和西北军作战，将来北调，我看不成问题。”
曹浩森的意思很明确，只要韩复榘守住了山东，以后山东省主席铁定就是他的，而山东之富足自非河南可比。
韩复榘听完后心花怒放，本来积蓄在心底的那一堆牢骚和怯意也随之烟消云散。他当即对曹浩森说：“没有什么意见，浩森兄是我们的老参谋长，今后诸事请帮忙，并盼不客气的请教，我无不遵从。请报告总司令一切都没有问题。”
<h2>闹腾</h2>
晋军在津浦线上的军事开始时系由阎锡山亲自指挥。他将傅作义部等六个军，外加一个炮兵团编为第四路军，沿津浦线南下，准备渡黄河夺取济南。
晋军刚刚进入山东境内之时，恰逢各大反蒋派别的代表集中于北方，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进行酝酿。阎锡山向来重政治经济胜过军事，于是便匆忙离开了行营。津浦线战事遂由行营主任傅作义代替指挥。
傅作义和韩复榘先在位于济南西北的禹城发生激战。韩复榘亲自乘铁甲车到前方督战，并指挥手枪团实施攻击。晋军不支溃退，此后傅作义变更方略，转为由两翼绕道渡河。
晋军有六个军，韩复榘只有一个军，为了分兵到东西两翼阻敌，兵力开始变得严重不足。蒋伯诚建议韩复榘索性放弃黄河北岸，集中兵力到南岸消灭已过河的晋军。韩复榘没有同意，蒋伯诚只好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请示。
蒋介石支持了蒋伯诚的见解，同时接受韩复榘的请求，调马鸿逵部北上进驻泰安，以巩固韩部后方。
韩复榘虽依言将人马全部撤回南岸，并拆卸了黄河铁桥，但为时已晚，从两翼渡河的晋军已经源源不断地涌向济南。韩复榘急忙动用其主力展书堂旅，在归德镇进行扼要防守。
归德乃晋军进占济南的必经之路，它的左边是黄河，右边是山地，中间仅有六七里的平地，地形十分险要。展旅又事先在这一带构筑了坚固工事，所挖出的战壕、外壕深宽各达一丈有余，防守上很是严密，以至于晋军使用了百余门火炮和数个主力团都未能拿下。
傅作义下令重新制订作战方案，对步炮协同的战术也做了进一步修改。第二天早晨，展旅尚在睡梦之中，便遭到猛烈炮击。晋军在半小时之内，向其阵地连续发射了两千余发炮弹，展旅的许多指挥机关和机关枪阵地都被摧毁。
此后乘炮击未停，晋军第一线步兵以烟雾为掩护发起冲锋。他们将成捆的谷草投入外壕，将外壕填成平地，然后一层一层地越过外壕，冲入主阵地内部。
归德镇遂落入晋军之手。韩复榘接到这一消息十分震惊，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两手也一直在发颤。
在济南失去屏障的情况下，韩复榘被迫弃城而逃，退往胶东，与此同时，马鸿逵也放弃泰安，向兖州撤退。
当济南战事处于紧张之际，南方的拉张活动曾经出现过一波小高潮：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由张群将相关委任状和印信送至沈阳。张学良也一度考虑是否要就任该职，已分别电询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人。
可是因为晋军攻陷了济南，张学良又像以前一样改变初衷，重新对出关助蒋抱起了谨慎态度。
反蒋联军在军事上进入了最被外界看好的时期，政治宣传自然也得紧紧跟上。为了加强宣传效果，阎幕府的政宣班子改动了北伐时期传唱的“国民革命歌”。原歌中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前两句被他们改为“打倒老蒋，打倒老蒋”，成了“打倒老蒋，打倒老蒋，除军阀，除军阀。”
改动后的歌词写在一张接一张的标语上，然后贴在原先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阎南下讨伐蒋军阀宣言”旁边。各校学生都被要求学唱这首改动后的歌曲，以制造气氛，加大声势。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晋军中还有一首自创的反蒋歌，听起来更是壮怀激烈：“前进，前进，大军都出娘子关，会师中原入武汉，不怕死，不偷生，打倒蒋介石，扑灭反革命！”
中原大战前，在山西公开的宣传口径中，蒋介石代表着中央政府，是革命分子，为什么他突然又变成了要被打倒和扑灭的反革命，谁也解释不清楚。晋军下层官兵对于为什么要打仗，更是糊里糊涂，倒是各种传说盛行：“蒋介石专横独断排除异己；宋美龄每天用牛奶洗澡，鞋子上一颗珠子就值几千元，因此要打倒他……”说的人信口开河，听的人莫名其妙，不过也没有人会去认真理会其中的真假是非。
别说普通人，其实就连冯玉祥自己，除了一些空洞的宣传口号外，也讲不出什么政治大道理。他这个人喜动不喜静，而且向来只注重军事，对党务、政务兴趣不大，自中原大战开始以后，便一心在前线抓军事，党务、政务等事宜完全交由阎锡山主持。
阎锡山与冯玉祥恰恰相反。他对军事不上心，平时就喜欢思考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每天早上起来，就一个人到花园里漫步沉思，且神情动作相当投入：时而微笑，时而一手攀着柳枝，一手撑腰，低头作冥想状，时而撒手即走。
阎锡山也很注意听别人谈政经类的话题，凡是听到感兴趣的素材，他都会拿到自己头脑里，重新制造成自己的东西。
时人对老阎的评价是“优于考虑，缓于判断，长于静如处子，而短于奔如脱兔”。不过即使是这样，老阎也快被纷拥而至的政客们给急出病来了。
“活跃”如果用另外两个字来代替，就是“闹腾”。原来最闹腾的地方是太原，当时有两个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别之间的争吵十分激烈。其中一个是西山派。这个派别其实已经分化，张继、林森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在南京政府当了高官，他们和谭延闿等人一样，屁股早就挪到蒋介石一边去了。之后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邹鲁、谢持。
另一个就是所谓的改组派，代表人物为陈公博、王法勤。该派主张改组国民党，并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
两派都与老蒋有着深仇大恨。西山派因反对国共合作，首先在国民党二大上遭到重击，邹鲁、谢持被永远开除党籍，迫使他们只好躲到上海自己搞了一个二届中央（简称“沪二届”）。
到了国民党三大，百分之八十的会议代表都由蒋介石所指派，西山派、改组派当中，除了汪精卫等两人外，没有一个人当选。由于对三大的合法性表示质疑，改组派的多数人被开除党籍，汪精卫也遭到书面警告。汪精卫、改组派因此与南京政府彻底决裂，并开始积极策动反蒋。
尽管改组派、西山派在倒蒋的最终目的上完全一致，并且都认为有必要通过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来成立反蒋政府，但在到底该由谁来召集会议这个关键点上，两派却产生了尖锐对立。
<h2>大家的马儿大家骑</h2>
改组派反三大，不反二大，包括陈公博在内，本身就都在二届中央里面。他们认为国民党二届中央是合法的领导，新的会议应由二届中央来召集。
邹鲁等人则说，西山派在上海也有二届中央，要召集的话，应由两个二届中央（即“汪二届”和“沪二届”）联合召集才对。那意思很明白，大家的马儿大家骑，反蒋这座庙就是个“大家的马儿大家骑”的地方，要热闹大伙儿一起热闹。
陈公博嗤之以鼻：说你胖，还真喘上了。你那个自己张罗的二届中央是合法的吗？非法的！
他认为，改组派之所以要倒蒋，就缘于蒋所操纵的三大没有合法性。如今邹鲁居然要让“非法中央党部”来召集会议，这不是也违法了吗？以违法伐违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结果只会自坏法统，徒授老蒋以口实。
比之于汪精卫等元老，陈公博属于国民党内的青年一辈，但其政治能量却着实惊人。这位北大毕业生曾是中共一大代表，接着脱离中共，又迅速得到汪精卫的信任和支持。短短几个月内，便以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党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一举跃入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陈公博年少得志，常有觑天下如无物之感。他在参观晋祠的贞观古碑后，写下一首七绝：“虎步龙行天日姿，中原争霸尽凡儿。我来剔鲜扪残碣，碧水青山吊晋祠。”
在陈公博的眼里，即便蒋、阎、冯之流都属“凡儿”，你们这几个西山派的老朽又算得了什么？
可是偏偏邹鲁、谢持也都是倔强到底的老毒物。陈公博、王法勤有新精神和新朝气，他们就摆老资格和老派头，总之就是不肯让步，甚至说即便反蒋大事不成，也决不放弃“沪二届”。
两派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已经达到了势同水火、相互倾轧的地步。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住在一起，于是在太原时，西山派便住山西大饭店，改组派住傅公祠。
阎锡山、冯玉祥和其他方面都希望能说和这两派，以便尽早成立反蒋政府。有一次，薛笃弼借看望客人之名，到傅公祠去拜访陈公博、王法勤，劝说他们牺牲成见，顾全大局，也就是反蒋第一，不要过分在意其他细节。
居中调解本是世上一件难事，轻轻一句话都可能把人给得罪透了。改组派在意的就是细节，薛笃弼却说细节不重要，王法勤一听勃然大怒，站起来举拳就要揍薛笃弼，幸亏被旁人给拦住了。这个时候，陈公博坐在一旁看报，一声不响，但显然也很恼火。
其他方面代表也有想对西山派进行劝解的。有人在会议上对邹鲁说：“如果你们私下在上海产生的二届中委，也要同正式的二届中委相提并论，那么，党内的其他派别、秘密产生的小组织很多，各有各的中委，岂不也可以提出来算一份吗？”
邹鲁听后很不高兴，不仅不接受对方的意见，而且以后只要见到这个提意见的人便予以冷面相对。
改组派和西山派在太原的协商最终以破裂告终，陈公博、王法勤负气离晋赴平。两派争吵的战场也随即迁至北平，双方人员在北平的报纸上互相进行攻击甚至谩骂。由于担心事态扩大，北平警备司令、警察局长还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各报尽量不要登载此类消息。
当时在太原的还有各军事代表的组织。他们害怕因此耽误反蒋政府的成立，于是纷纷建议在北平召开军事代表会议，通过军事代表会议来产生政府。
国民党向来以党治政，政府要从党里面产生，不然在合法性上就会大打折扣。阎锡山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不同意军事代表的意见，而主张等汪精卫北上，弥合两派分歧后再说，为此哪怕缓组政府。
在阎锡山这里碰了壁后，各派又去潼关找冯玉祥，冯玉祥与阎锡山在想法上惊人地一致：望汪早日北来。
自1927年宁汉分裂起，汪精卫在国民党政坛角逐中就陷入了屡斗屡败的恶性循环，直至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他因遭到新桂系的排挤而被迫流亡海外。
不过汪精卫在国内的政治声誉并没有从此落到谷底。他本人也没有放弃与蒋介石的争斗，从1929年至1930年，他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号召，先后发表了《怎样树立民主政治》《论约法》《论以党治军》等一系列文章，并提出“于党恢复民主集权，扶植民主势力”的口号。
汪精卫逐渐被看成是一个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个人独裁的精神领袖，乃至改组派和许多反蒋派别都要以拥汪为旗帜，才觉得能立得住脚。1929年9月间，改组派终于把这尊大菩萨从法国搬回了香港。
自那一年被迫出国，汪精卫就一再鼓动他的追随者“要用十二分勇气，来战胜这些困难与障碍”，要“忍受这些失败与怨恨”。他还曾用诗一般的语言为众人打气：“悬在我们的面前，宛如大海茫茫狂风骇浪之中一个放出光明的灯塔。”
汪精卫在香港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名义，向反蒋和有可能反蒋的力量颁发了委任状。除一、二路总司令留给阎、冯外，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何键、李宗仁分别被委任为三至八路“护党救国军”总司令。
一时之间，从南至北的反蒋武装“俨有气吞河岳之势”。其后爆发的蒋张（张发奎）之战、蒋唐（唐生智）之战、蒋石（石友三）之战，在政治上都以拥汪为旗帜。可惜的是，这些军事反蒋行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现实似乎始终和汪精卫过不去。在中原大战开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悬在他面前的始终不是什么“光明的灯塔”，而是一系列如陈公博所说的“苦笑录”。
汪精卫只能继续等待与蒋介石一决雌雄的时机。他译述雨果的共和史诗，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共和之神从指麾，百难千灾总不辞。若云共和在天路，便当与子冲云去。”
阎、冯与蒋介石的兵戎相见，终于让汪精卫在无奈苦笑之后，眼前又见“光明的灯塔”。
<h2>钥匙</h2>
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皆为文人政客，在军事上没有本钱，固然需要依靠阎、冯等军事实力派撑腰。反过来，阎、冯要想在政治合法性和声势上与蒋争锋，也非找汪不可。
冯玉祥喜欢的是军事，对政治不太懂，对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歧，他更加搞不清楚，但是政治有多么重要，他是知道的。想当年他好不容易发动“首都革命”，却被段祺瑞、张作霖抢了果实，总结教训，就是自己缺乏一定的政治主张以及明确的政治纲领之故。
国民党虽然松散，毕竟还有一个三民主义，比冯玉祥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些救国救民的空洞口号要强得多，而要想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比汪精卫这个国民党元老更好使的了。另外，汪精卫一直积极反蒋，冯玉祥对汪也素有好感，因此他主张请汪北上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中原大战的帷幕一拉开，冯玉祥首先派代表到港向汪精卫致意，说以前各方面反蒋都是各自为政，步骤也不统一，结果被蒋介石各个击破。现在不同了，阎、冯在北方合作，李宗仁也在南方响应，反蒋联军的兵力已远远超过蒋介石的中央军。
军事不需要汪精卫操心，冯玉祥只想请他赶快到北平主持大计，以便在党政方面摆出堂堂正正的阵容，在声势和号召力方面压倒蒋介石。
汪精卫听后大为兴奋：“焕章先生（冯玉祥）的威望和军事力量，一定能够打倒蒋介石，我们精诚合作，誓共始终。”
过了几天，阎锡山的迎汪代表也到达香港。汪精卫设宴招待阎、冯的代表，同时准备动身启程，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发生了刘茂恩投蒋事件，阎、冯在陇海线上的军事计划被完全打乱。汪精卫闻讯很是沮丧，对于何时北行，也未再做明确表示。
汪精卫不到北平，那两派就依旧吵得像锅粥。各军代表对此已经有些忍无可忍：都是一群俩肩膀扛一张嘴，只会吹牛的货，少了你们，难道我们就不干事了？
他们促请阎锡山另外采取直接办法产生政府，以便对付外交和进行筹款，同时声明他们并非不尊重“党”，而是“党”自身闹僵了，怪不得别人。
阎锡山虽然仍坚持按秩序进行，“政生于党，党务未决，政无由产”。可是面对西山派和改组派那总也解不开的死结，他也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一直反对讨蒋的赵戴文眼见大势所趋，也开始在讨蒋上为幕主排忧解难。在阎锡山幕府中，冀贡泉一向颇有见的，赵戴文就特地把冀贡泉约至阎锡山的“督军府”进行商谈。
阎锡山首先问冀贡泉：“你对于现在的局势如何看法？”
冀贡泉答道：“没有留意，说不上来。”
赵戴文对冀贡泉说：“育堂（冀贡泉字育堂），你不要认为没有骑上虎背，咱们都在虎背上哩。有什么意见说吧，蒙（五台方言，‘我们的’之意）总司令要听听你的话，约你来正是为此。”
冀贡泉见状便不再绕弯子：“军事我不知道，政治我也知道得不多，提不出啥意见来。我感觉到的是旗帜问题。”
冀贡泉说，不管是挂共产党的红旗，还是挂北洋的五色旗，总得有个明显旗帜，“这有没有讨论和决定？这是我的书生之见”。
终于说到点子上了。赵戴文立刻接过话茬：“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是搬来了箱子，没有取得钥匙。”
其实阎锡山和反蒋派别对于树旗问题已不知讨论过多少次，从太原到北平，可以说一路就没停过。
有些人建议阎锡山在北洋和国民党之外，再重开一个局面，也就是领头再建一个新党或政治派别。阎锡山则知难而退，他认为，连孙中山生前都没“箍得拢”（即掌握得住）国民党，他姓阎的何德何能，就敢插手其中？
西山派则另想了一个损招。他们计划运动北洋遗老段祺瑞参加国民党，让段祺瑞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拿孙中山的政治资本来树立新帜，同时以阎锡山为副，作为军事资本。
段祺瑞是个自信心非常强的人，从来就没相信过什么三民主义。阎锡山知道段祺瑞不会理会，于是只能对这些异想天开的政客一笑置之。
打旗，还得打国民党的旗。赵戴文一语道出了阎锡山的想法：“我们就确定用现在的青天白日旗不行吗？大家都有同盟会或国民党的关系，只是要能组成个政府。”
阎锡山把他那著名的“主张公道”也套用到了举旗问题上。他认为应本着“公道”之心，让各派都能参与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党部会议中来，而且范围越扩大越好，最好是把凡不站在蒋介石一边的人都收拢进来。
阎锡山倡导将会议开成“扩大会议”，他现在为此头疼的就是西山派和改组派总谈不到一起，而且“愈商议纠纷越多，（会议）闹不起来”。
冀贡泉因为在太原有职务，没有像其他幕僚那样跟随阎锡山到北平去，所以对两派在北平明争暗斗的情况不了解。阎锡山就让赵丕廉给他介绍了一下经过。
冀贡泉听完后略一思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我们方面，是否表示了对于组织一个联合机构有足够的诚意？”
此次掀起反蒋联合大行动，国民党除拥蒋者外，各派代表都到了山西的势力范围太原和北平。在冀贡泉看来，这不能说大家没有联合起来的愿望，举行扩大会议之所以迟迟没有进展，症结也并不在此处。
冀贡泉随后得出的结论让在座诸人都感到十分惊讶：事态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恰恰出于山西自己身上，是山西举棋不定，诚意不够，从而自设了障碍。
阎锡山坐不住了，他质问冀贡泉：“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我们诚意不够？”
冀贡泉说：“这次发动，山西方面显然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其他人都要唯山西马首是瞻。以结婚来比喻，男女双方都到了，成不成是不是媒人要负点儿轻重的责任？”
众人笑了起来，又都觉得冀贡泉话糙理不糙，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要害问题。
山西方面怎样才能显示主动，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呢？
冀贡泉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名叫覃振，系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当年可与孙中山称兄道弟，乃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元老，亦是持反蒋态度的西山会议派成员之一。
覃振与邹鲁、谢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于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国民党内部其他派别并不反对。覃振长居北平，冀贡泉建议邀他出山，以联合各派，斡旋促成扩大会议，同时也借此向外界表达出山西希望扩大会议能够开成功的最大诚意。
犹如荒漠中见到了绿洲，阎锡山眼前一亮，立即同意了冀贡泉的建议。
<h2>青年革命家</h2>
阎锡山其实并不是不认识覃振，他们两人都是辛亥以前的老同盟会员，只是辛亥后就一直没有来往。现在如果阎锡山只是单纯地向覃振发去邀请书，免不了给人“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感觉。大家一致商定，由冀贡泉作为阎的专使，专门到北平礼聘覃振。
冀贡泉替阎锡山起草了一封亲笔信，到北平后即将这封信交给覃振。覃振受邀后欣然出马，答应出力斡旋。
身在香港的汪精卫听闻两派矛盾，也已多次电示陈公博等人“宜牺牲成见，勿以一二人之私影响党的前途”。在汪精卫的压力下，陈公博被迫做出让步，提出由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委员组成扩大会议，但仍拒绝西山派的“沪二届”加入进来。
一般人只看到“汪二届”和“沪二届”依然水火不容，覃振还看到了一个新的破绽，那就是如果集合三届于一炉，就等于承认了蒋记三届中央的合法性。
覃振挖空心思，提出了一个新的折中方案：不合三届于一炉，而将一、二、三届的“革命分子”集中到一起。
西山派在二届、三届上都没份，但一届有份，有些人既属一届，又属“沪二届”，如此既避开了“汪二届”和“沪二届”之间的矛盾，又在最大程度上容纳了国民党内的反蒋分子。
覃振将方案电告汪精卫，汪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各派即以此为基础继续展开会谈磋商，冀贡泉则和赵丕廉代表阎锡山，从旁以第三者的立场和姿态进行协调。
民国的新闻界相对自由，四处打探和采访内幕消息的记者群集如云。各派也差不多都有自己的通讯社，单单阎锡山就有两三个。过去西山派、改组派之所以越搞越水火不容，乃至到了决裂的程度，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各通讯社唯恐天下不乱，以至煽风点火，滥发稿件，亦是其中之一。
冀贡泉到北平后就注意了这一点。他同赵丕廉约定，凡有关扩大会议的消息，一律由两人控制起来，经他们同意发表的消息才能发表，自家的通讯社也一视同仁。
各派磋商期间，北平的报纸上几乎看不到什么有关扩大会议以及任何冲突的消息。处于这种相对安静平和的氛围之中，政客们相对而言也更客观冷静一些，不至于弄到谁都不肯妥协和让步的程度。
在最后一次磋商中，各派终于达成共识，同意按覃振所提方案行事，争吵多时而不得结果的问题至此告一段落。
各派联名发电，征询汪精卫的意见。汪精卫不仅赞成，而且正式将随后要召开的会议定名为“扩大会议”。
这时反蒋联军继续取得节节胜利，军事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成立反蒋政府来进行号召。6月18日，阎锡山致电汪精卫，表示党务问题一切听从汪的主张，“望速北上，一切问题，立即解决”。
汪精卫的答复却是：“适患肝炎。”
患肝炎只是一个托词，汪精卫其实另有难言之隐——蒋介石的根基在南京，汪精卫的根基则在广州，他在寄望于阎、冯有所作为的同时，更期盼张桂军能在南方取胜，他好在广州就近开府。
可是张桂军很不争气。白崇禧、张发奎在衡阳城下打了个大败仗，被蒋光鼐、蔡廷锴的蒋蔡军揍了个鼻青脸肿。张部几乎全军覆灭，所部只剩下几千人，连军建制都编不起来了。桂军也损失大半，一蹶不振，暂时失去了往外发展的能力。
在广州开府无望的情况下，汪精卫的“肝炎”也好了，不再对北上推三阻四。当阎、冯再度联名致电汪精卫促其北上时，汪精卫一口答应下来。
7月15日，汪精卫从香港启程。1924年，孙中山受冯玉祥之邀北上，时任孙中山秘书的汪精卫一路陪同，由香港赴日本长崎，再转赴天津至北平。六年后，他不厌其烦，继续遵循了这一行程路线，以示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继承人。
汪精卫的身价确实不低。轮船一到塘沽港，便受到了陈公博等四十余人的隆重欢迎。岸边军乐齐鸣，士兵举枪致贺。
离船登岸当天，汪精卫身着灰色西装，脚穿白皮鞋，头戴黄色头盔帽，不时露出笑容，显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
《大公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说，（汪精卫）“除双颊略现清瘦外，其余与民十三（即1924年）随中山先生北来时无少异，自其精神及礼质上言，固仍一青年革命家也”。
阎、冯为汪精卫北上提供了严密的防卫措施。在由塘沽至天津途中，铁路沿线每隔数十米，就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水面上还有小炮艇进行配合警戒。行人若无天津警备司令部所派发证件，一律不准在附近逗留。
到了天津车站，更由天津公安局特务主任率特务员贴身保护。车站上每隔五丈设两名警察，十丈设一名宪兵。在车站欢迎汪精卫的人员也必须持有统一证件：一个临时的蓝色符号，上面盖有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印章。
汪精卫本人对此次北上也表现得踌躇满志。在赴天津途中，他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称自己对党务与政务的主张，与阎、冯趋于一致。同时他认为，蒋介石要对国内两年来发生的战争负责，应该自行辞职，以谢国人。
<h2>僵住了</h2>
不到山穷水尽，蒋介石当然不会自行辞职，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在此之前，陇海线上的作战双方也都寸步不让，不过焦点已逐渐移至孙殿英所驻守的亳州。
蒋介石虽未陷入冯玉祥的“口袋阵”，但经过那一劫，却让他意识到了孙殿英在侧背所构成的潜在威胁。他一面继续遣使到亳州对孙殿英进行游说，一面派第三军军长王均进攻亳州。
王均起初以为孙部不过是乌合之众，未等蒋介石正式下达进攻命令，便率部独攻亳州。未料孙部守城很有一套，士兵们凭借投掷手榴弹，使得第三军不仅没能攻下亳州，还受到了很大损失。蒋介石知道后来电申斥：“自由行动，轻进轻退……纵使弹药堆积如山，亦不够该军消耗。”
不久，王均奉蒋命再攻亳州。蒋介石专门调拨给他四门榴弹炮，加上该军原有的大炮，在城外一字排开，对亳州城实施炮击。可是这次炮击对城内目标的破坏程度十分有限，随后投入进攻的步兵也士气不振，进攻行动又失败了。
之后王均便采取了长围久困的办法。航空第三队也参与助攻，飞机每天都要对亳州轰炸好几次，亳州城北门被炸得浓烟滚滚，火光一片。
从5月到7月，亳州被围了整整两个月。孙殿英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向阎、冯救援。阎、冯回电说：“援军即去助兄攻蚌取皖。”阎、冯每天都有类似内容的电文发到亳州，可是最近的援军尚在六百里之外，远水难解近渴。
孙殿英当时有四种选择，只是他对任何一种选择都没有把握：战，力量薄弱，难以奏功；守，缺乏援兵，恐难持久；降，利害关切，顾虑太多；走，四面封锁，无路可走。
战、守、降、走四个字在孙殿英的脑袋里盘旋了很长时间。有一天，他特地将软禁于城中的张钫约至家里谈了一夜，经过一番权衡，到午夜三点，他终于下决心投降，同时释放张钫。
拂晓六点，孙殿英让人将张钫送出了城。张钫进入城外的王均军营后，马上向蒋介石进行了报告。
蒋介石没有忘记之前关于拿五十万元换张钫的承诺。他派指挥空军的毛邦初亲自驾机，先带十万元现款前往亳州，并让毛邦初捎话过来：“前方款项不够，容飞徐（徐州）再取四十万元交给殿英，以践将张（张钫）放回即给五十万元的诺言，表明决不失信，然后再谈其他问题。”
上午十点半，毛邦初在城外军营下机，正好孙殿英也派人来到城外。原来在张钫出城两个小时后，孙殿英就接到了冯玉祥发来的电报，得知孙连仲将率四个师星夜增援，当晚已到达鹿邑，预计明天早晨就可以抵达亳州。
张钫将毛邦初带来的十万元交给来人，请对方即刻回城，商定办法再来磋商，同时他也暗自庆幸，多亏了那两个小时，要不然孙殿英就不会这么痛快地放他出城了。
孙连仲率重兵来援的消息令围城部队大为紧张。王均的第三军共有三个师，除王均自己统领的第十师有些战斗力外，其他两个师的战斗力都不算强。
张钫一边向蒋介石报告，一边请毛邦初到鹿邑一带进行侦察。毛邦初立即驾机实施高空侦察，他在鹿邑至亳州间没有看到军队踪迹，但在降低飞行高度后，就发现路边两旁的田地中存在人足马蹄的痕迹，痕迹很宽，说明部队数量不少，同时树林中隐隐约约也有人马在走动。
第二天，孙连仲果然率大军杀到，且来势凶猛，孙殿英则自城内进行接应。亳州西南由此解围，孙连仲、孙殿英当晚成功会师，但城北、城东的蒋军仍在进行抵抗。
第三天，二孙计划自夜半发动进攻，对这两面的蒋军实施夹击。孙殿英在城内等待孙连仲发出进攻信号，然而一直等到拂晓都无结果，天亮后城外的援兵更是变得踪影皆无，一问才知道孙连仲居然率部向西撤退了。
孙殿英闻听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乘汽车追至鹿邑，质问孙连仲为何来去飘忽，撤退了连声招呼都不打。孙连仲未予置辩，他将一份命令交给孙殿英。
孙殿英接过一看，顿时表情也僵住了，那正是“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缩不进”。只见命令上写着：“速退太康、杞县之线，万勿通知殿英，切切。”
别说孙连仲执行命令时一头雾水，就连孙殿英看了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冯玉祥为何做此决定。
<h2>把肠子都悔青了</h2>
孙殿英如今的处境极其尴尬：刚刚准备投蒋吧，援兵来了；以为可以解围了吧，援兵又跑了；再投蒋既不可，蒋若再攻，自身又独木难支。
我这是前世烧了什么断头香，怎么这么倒霉？
梦想中的安徽省主席看来是当不成了，只有舍去亳州的地盘，保全实力才是上策。计议已定，孙殿英恳求孙连仲在鹿邑再多待一天，为他全军退出亳州提供掩护。
这个人情孙连仲不能不给。于是孙殿英又赶回亳州，组织部队对蒋军实施了一次佯攻，然后趁天黑出城往鹿邑追赶孙连仲去了。
天一亮，亳州绅士即欢迎蒋军入城。王均喜出望外，他向蒋介石报告：“二孙西走，亳州克复。”
其时谁都搞不明白二孙为什么要撤，事后才弄清楚是冯玉祥中了蒋介石的反间计——张钫一出亳州，蒋介石就故意四处散播消息，说孙殿英业已投降。冯玉祥信以为真，他唯恐孙连仲吃亏，才发去了那份电文。
得知孙殿英其实并未投降，并且已和孙连仲合兵一处，冯玉祥简直把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失去了也还可以再夺回来，而且以二孙合成一股的实力，攻下亳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冯玉祥的原计划是令孙连仲先解亳州之围，接着再会同孙殿英由亳州长驱东进，直取蚌埠、宿县，以截断蒋军后路。如今只要增加一个夺取亳州的步骤，计划仍可照常实施。
冯玉祥令鹿钟麟进驻太康，指挥二孙实施这一行动，可是却遭到了二孙的反对。
孙殿英在亳州被困过久，亟须休整。孙连仲数月以来辗转行军、长途作战，同样面临着士兵过于疲劳和部队损失重大的窘境。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亳州离津浦线较远，二孙若深入敌后，弹药和粮草的补给将变得非常困难。
西北军长期驻防于贫瘠的陕甘宁青等省，从来也没有发过十足的军饷，弹药给养一向都很紧张。因为任务紧急，运输不便，开往前线部队的所需弹药主要靠士兵随身携带，平均每支步枪的配备子弹不足百粒。
行军路上常常发生这样的笑话：前边士兵的布制子弹袋破了，一排步枪子弹漏出来掉在了地上，后边士兵拾到自己装了起来。前边丢了子弹的士兵知道后向他索要，不给，于是两边就吵起来。
阎锡山在战前曾承诺会对西北军的给养予以全力支持。刚开始他尚能说到做到，但到了后来不仅数量变少，而且还不及时。西北军的军费由此越来越紧张，前后行军作战几个月，上至师长，下至兵夫，不分级别，一律只发给每人十元银币，并通令全军：“勉筹巨款，以示体恤。”
中原大战爆发时，似乎天公也被这些彼此打来打去的武夫们给激怒了。西北军一进入洛阳就开始干旱，到了夏收季节，河南全境更是遍遭冰雹袭击，已熟的小麦还没来得及收割就被砸倒在了地里。官兵们拿着那可怜巴巴的十元银币都很难买到吃的，有时甚至连咸菜糠米也找不到。
要是晋军的待遇也差不多，大家同甘共苦，倒也不去说它了。问题是晋军按月发饷，给养充足，还发有罐头食品。西北军士兵一看到晋军扔掉的空罐头，就大骂阎锡山不止。
如果说生活待遇方面尚能容忍，枪支弹药和其他军事器材对于打仗而言，却是绝对不能或缺的，偏偏山西在这方面的供给更为苛刻，渐渐已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这也越来越影响到西北军的作战效率，比如一直驰骋于蒋军后方的郑大章骑兵部队，特别需要配备无线电讯的联络，可是却始终领不到一架无线电台，要不然他们对蒋军的威胁将会更大。
自进入陇海战场后，经过几次战役的消耗，孙连仲部的弹药已所剩无几，兵员伤亡又未能及时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孤军深入确实很危险。
鹿钟麟向冯玉祥报告上述问题，冯玉祥亦无法解决，他只好打消原议，令孙连仲、孙殿英撤至柘城、太康。
阎锡山正借召开扩大会议之机，在北平“摆下诸仙大阵”。北方的“落伍军人和退休政客”一个个都成了“三山五岳的英雄”，孙殿英虽失去亳州，但因为撤退迅速，部队毫无损失，自然又是英雄中的英雄。
赵戴文出面设宴欢迎孙殿英，陈公博和晋军将领商震作即席讲话，对孙殿英推崇备至。陈公博说：“我以前以为孙殿英先生是个三头六臂的人，现在一见，才知道是个白面书生。”
商震过去招安过孙殿英，两人有历史关系，评价起来也就有了一点叙旧的味道。他说：“我当年就认识孙殿英同志。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勇敢善战，有正义感。”
“孙殿英同志”是个大麻子脸，识字不多，哪里像白面书生？说到打仗，同是杂牌将领，孙殿英还远不如石友三。只是众人现在都要拉拢他出力，所以才不嫌肉麻地纷纷加以恭维。
汪精卫和覃振也出席了欢迎宴会。陈公博和商震是吹捧“反蒋英雄”；覃振则在私下大讲宋美龄的坊间笑话，从另一个侧面来贬低老蒋。听覃振讲得津津有味，坐在对面的汪精卫含笑不语，怡悦之情溢于言表。
<h2>一误再误</h2>
实际上，当时前线的不少人都认为，亳州解围相当失败，乃是典型的一误再误：孙殿英部由皖北撤往豫东，为蒋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因而得以抽出兵力转用于其他方面，这是一误；奇袭蚌埠、宿县，在战略上是动摇津浦、陇海两路军事的重要步骤，本是一招出奇制胜的妙招，可惜又中途变卦，这是再误。
“一误”可以说是冯玉祥上了老蒋的当，但“再误”则只能归咎于阎锡山对西北军支持不够，以致功亏一篑。
中原大战初期，北平的小报上刊登了一幅漫画，上面画了三个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阎锡山，一个是冯玉祥，每个人的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件东西：蒋的左手拿着“钱”，右手拿着“官”，表示谁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加官晋爵；阎的左手拿着算盘，右手拿着账本，表示凡事都要为自己盘算；冯的左手拿着个窝头，右手拿着把大刀，表示只能穷拼。
冯玉祥在听人讲起这件事后，笑着说：“真缺德！”
当时众人都把它当成笑话听，可是随着战事的延续，笑话渐渐就变成了现实——蒋介石的“银弹战术”其实就是靠“钱”和“官”在起作用，以后冯玉祥还将有更多部属因禁不住这种诱惑而叛冯投蒋；阎锡山一贯持“保本主义”，答应承担西北军的弹药粮秣，之后又自食其言；冯玉祥连窝窝头都快啃没了，拿着大刀的手也越来越乏力。
阎锡山并不只是在陇海线上“误”，事实上，他在津浦线早就犯下了大错。
早在傅作义攻下济南，战事极其顺利之际，阎锡山突然决定下达一纸命令，委任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为第四路总指挥，率领两个军参加津浦线作战，并以张荫梧为二、四路军总指挥，傅作义为副总指挥。
当时很多人都对此觉得莫名其妙，认为如此任命对战事只有弊大于利：张荫梧和傅作义关系不睦，素来势同水火，这在山西军政界乃是公开的秘密。
周玳问阎锡山：“那方面（指津浦线）原有行营主任指挥作战，现在又派张荫梧为二、四路军总指挥，究竟谁指挥谁呢？这不是添麻烦吗？”
阎锡山回答：“我有多年的经验，你不要管，就下令吧！”周玳猜测阎锡山这么做，一定另有作用，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其实阎锡山的用意不是别的，就是以张荫梧来监视和牵制傅作义。事情起因是张荫梧给阎锡山发来密电，告了傅作义一个黑状：“张学良和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人在北戴河开会时，傅作义秘密参加了这个会议，请注意。”
张荫梧到达济南后，阎锡山发给前线的给养、弹药等都责成张荫梧分配。不久，傅作义就来电说，张荫梧不发给他弹药，没法打仗。张荫梧也来电指责傅作义，说傅作义不听指挥。
两人相互攻讦，大闹意见，致使部队无法向前继续推进。周玳知道后，急忙对阎锡山说：“津浦线方面，我们是主攻。济南攻下以后，应当乘胜急速南攻才对。他们这样争吵，导致战事迟滞不进，如何是好？”
阎锡山既不愿放弃对傅作义的监视，又不想离开北平或太原，他采取的办法，是派参谋处长辜仁发带着他的银质私章到前线替他指挥。
辜仁发到达前线后，傅作义还听指挥，说怎么指挥就怎么打。可是张荫梧桀骜不驯，不听指挥，当着辜仁发的面只一味说傅作义如何如何不好，却始终不一起研究战事。
辜仁发只好强调，他来是为了代阎锡山指挥作战，而不是听关于傅作义的坏话。张荫梧一听更不买账了，他说傅作义不听他的指挥，这个样子不能打仗，就是阎锡山本人亲自来，他也要跟阎锡山讲讲理。
两人大吵一顿。阎锡山以为，张荫梧、傅作义看到他的私章就犹如看到令箭一般，哪敢不服从指挥，谁知他严重高估了自己的权威，没有人把他那枚小小的私章当回事。
辜仁发指挥不动张荫梧，第二天就跑回后方复命。
阎锡山见状，又让周玳去济南指挥。周玳叫苦道：“辜仁发比我精明能干得多，他都指挥不了，我如何能行？”
阎锡山坚持说：“他（指辜仁发）的威望不够，你去了他们不敢不听。”
周玳无法推辞，但又不想如辜仁发那样灰溜溜地被赶回来，就向阎锡山建议：“张、傅两人既已水火，不能协同作战，不如把两人分开。正好韩复榘已向胶济路方面东撤，我军如南下进攻，颇有后顾之忧，不如令傅率重兵南攻，令张率本部东进，将韩复榘逐下海去。”
阎锡山同意按此方案执行。周玳即前往济南和张荫梧面商，张荫梧答应照办，但又在周玳所定的分兵方案上，多要走了一个军。
周玳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便打电话通知傅作义率部南进。因此前傅、张相争，晋军未能及时地乘胜追击，马鸿逵等部已退入曲阜、兖州据守。傅作义便下令对这两座城池展开围攻。
周玳的方案只是无法之法，其实并未让傅部在给养上得到根本改善，再加上官佐贪污，使得军用品不敷使用。
攻城期间，正值大伏天，山东大雨连绵，但很多部队根本没有防雨设备，有的纵然有也不顶用，军鞋在雨地里穿一天底子就破了，士兵们只好赤脚行军打仗。傅部的粮食供应不足，只能就地征集，可是征粮又不给钱，自然遭到老百姓的反对，很难征集到足够的粮食。
粮食不够吃，“料面”倒有的是。中原大战前，山西已二十多年未遭兵灾，百姓称得上安居乐业，同时吸大烟和“料面”（海洛因的俗称）的陋习在山西又一直盛行，从普通家庭妇女到军队里的士兵，很多人有此嗜好。
山东人说：“阎锡山的队伍，每人带有两支枪、一支炮，枪是步枪、大烟枪，炮是高射炮（将海洛因放在烟卷中仰面吸食，称为高射炮）。”当地还流传一个笑话，说点“高射炮”时，须拿烟卷裹上“料面”，可是因为一连下了几天雨，“料面”受潮，火柴也点不着，结果晋军士兵个个困于毒瘾，无力作战。
一方面是部队战斗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傅作义在感到阎锡山对自己不信任后，也不免泄气。虽然晋军还不至于仗仗皆败，但从此以后没打过什么好仗却是可以肯定的。
在傅作义的指挥下，攻城部队曾几度攀上曲阜的城墙，不过都被打了下来，以至于一连损失了两个团仍无法得手。
周玳的分兵方案还极大地削弱了晋军的南下力量。由于兵力不够，傅作义在用主力部队攻城的同时，只能以保安纵队等部掩护其侧翼。
保安纵队是中原大战前阎锡山匆匆扩建的新兵部队，为了掩饰备战的企图，才命名为“保安纵队”。士兵大多是从绥察两省和山西雁北等灾区招募来的灾民，年龄大的已经五十多岁，年龄小的仅有十二三岁。这些人入伍时个个面黄肌瘦、步履蹒跚，且都披着无面的白板破羊皮袄，有的下身还裹着破麻袋一类的东西，连条遮羞的裤子都没有。当地人戏称为“皮袄队”。
保安纵队所发的武器都是一些老掉牙的“老套筒”，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有。子弹更是少得可怜，每人只配给十发。虽说战前已训练了半年，但士兵们不仅未进行过一次实弹训练，甚至连一般的制式教练都没有完成。
山西晋商遍天下，山东境内也有许多晋商。他们看到这些子弟兵所携带的破旧武器，都感到既疑惑又惊诧：“你们带的家伙连此地红枪会都不如，去山里打仗，行吗？”
行与不行，也就是上来凑个数而已。保安纵队扼守的是一座石山，上面光秃秃的，一棵树木也没有。本来计划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但他们并没有配带镐锹一类的工具，老套筒上连刺刀都没有，加上附近的老百姓早已逃避一空，也无从搜借，于是他们只好把部队散摆在山脊上，借以虚张声势。
这种空城计骗鱼腩部队可以，若用来骗经验丰富的精锐部队，那就是自己找罪受。很快，保安纵队便明白了这个道理。
<h2>触犯了众怒</h2>
先前老蒋只专注于陇海线，指望仅靠韩复榘等几支杂牌部队就拖住晋军、石友三，但在韩复榘兵退胶东，马鸿逵也迭电告急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从陇海线上抽出部队用以援鲁。
陈诚师首先到达津浦线。发现傅部侧翼薄弱，陈诚没有去曲阜正面应援，而是由左翼迂回，在悄悄接近保安纵队的阵地后，突然发起攻击。
陈诚师装备着轻机枪，轻机枪一扫，暴露在石山的守军便慌了手脚，他们的老枪旧弹不是打不响就是卡壳拉不开栓。几个老兵投出几枚“地瓜”手榴弹，试图稳住阵脚，但也不顶用，其他人都在没命地向后奔逃。
保安纵队的指挥官们严令据山死守，不得再退，并亲临阵地督战，然而部队还是兵无斗志，没人肯打死仗。只见退下来的兵被赶上去，赶上去后又退下来，反复多次，最后依然是一窝蜂地向后溃退，一退便无法收拾。
由于侧背受到威胁，傅作义被迫将进攻曲阜的正面部队也撤了下来。进攻兖州的晋军也放弃攻城，加入了溃逃的行列。陈诚则会同马鸿逵等部，分路进行追击。
晋军在溃逃时也未忘记自己的嗜好。一名犯了瘾的副团长让人前拉后推，哼哼嗨嗨地大声呻吟，实在熬不住，就让士兵围拢过来，帮他堵着风吸“料面”，一边吸还一边大叫：“我是不走了，让我死在这里吧！免得活受罪。”不过才四十里山路，这伙人竟然走了十四个小时。
晋军的后续增援部队一面堵截收容，一面节节设防。为了扫清视野，迟滞中央军的前进，他们将遍地将要成熟的玉米、高粱、谷子等秋庄稼从根部踏倒，踩编成辫子式的纵横交错的障碍物。结果沿途两百余里青翠茂密的青纱帐，顷刻之间全都变成了铺满田野的“大地毯”。
山东为孔孟之乡，曲阜存有孔庙、孔林等遗迹，过去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战乱年代，各路兵马大多会选择绕城而过，但晋军却执意要攻下此城，这件事早已触犯了众怒。现在看到他们又如此暴殄天物，当地农民不由得愤而发起反击。
手持刀矛的红枪会从四面八方扑过来，争相拦截收缴溃兵的武器。这些由农民组成的红枪会员在气势上比溃兵们要足得多，跟在后面穷追不舍，即便一个人对付十几个溃兵的围攻，仍然叫喊跳跃毫不示弱，反正一句话，不把武器留下，就别想走人。当晋军各部三三两两地跑回后方时，不少人已成了徒手兵。
陈诚等人乘一时之兴，并不敢远追，之后他们就停留在距晋军前沿阵地较远的防守线上，以待大军集中。
在此次津浦线作战中，陈诚部最为卖力，也实际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其表现之优异，比蒋介石一直精心打造的教导师要好出许多。
原先蒋介石认为在他嫡系部队中，只有第一师比较有战斗力，现在又添了一个陈诚师，这令他有一种无意中捡拾到珍宝般的欣喜。事后陈诚部被扩编为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成为第十八军的基本骨架，陈诚被破格提拔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
中原大战前，陈诚的职务还只是代师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升至军长，这在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是最特殊的。
<h2>我退一寸，人进一丈</h2>
晋军在津浦线上面临着危机，亟须将胶济线上的张荫梧调过来，或至少调一部分过来，这是很多人都能看清的事实，然而阎锡山、张荫梧却计不及此。
韩复榘退出济南后，济南商会会长马良替阎锡山奔走，跑去对韩复榘说：“阎总司令绝不计前嫌，如果双方息争，山东商民同深感戴。”
韩复榘此时不便得罪马良，便说：“我很感激老先生的好意。现在只要人家不打我，我保证也不去打人，请先转告对方停止进攻，我绝对尊重民意。”
韩复榘虽有此表示，但并没有和马良谈妥息兵言和的具体办法，马良心里无底，也就未再请示阎锡山。
实际上韩复榘说的是真话。他所避居的胶东一带土匪很多，这些土匪又大多已被阎锡山委任为别动队，这使韩部面临着前有狼后有虎的困境。韩复榘曾一再对幕僚们说：“咱们能打就打，不能打就上山当土匪。”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晋军不打韩复榘，韩复榘决不敢主动打晋军，更何况阎锡山派来的代表仍驻于韩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复榘颇为复杂的心态。
冯玉祥、石友三与韩复榘有历史关系，他们也接连给韩发电，要韩表明态度，共同讨蒋。
讨蒋与息兵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韩复榘自然不肯轻易表态，他和蒋伯诚商量，希望能通过蒋伯诚催促蒋介石尽快在津浦路上发起大规模反攻。
蒋伯诚很同情韩复榘的处境，几次代韩向蒋告急，说明韩“度日如年”，如果再不发动反攻，就没法支持了。与此同时，他又为韩复榘出主意，让韩给冯、石发电，先是说“（讨蒋之事）待与阎总司令妥商后再行宣布”，接着又说“俟领得本月份饷项即行发动”。
蒋伯诚想用缓兵之计来让晋军停止进攻，可是这一招并未能够奏效。张荫梧一心要拿下韩复榘，以便与傅作义争功，其他一概不理，他一边继续从正面发动猛攻，一边亲率大部人马从北面绕攻韩部后方。
韩部兵力单薄，难以应付，只得继续向后撤退。撤退过程中，韩部既要挡住步步紧逼的晋军，又要随时击退各路土匪，弄得手忙脚乱，以致未能在预定的防线稳住阵脚，部队损失很大。
韩复榘意气消沉，颇有山穷水尽之感，不禁又流露出放弃胶济线，到沂蒙山区当土匪的念头，为此还发了一份下野通电，电称“煮豆燃萁，摘瓜抢蔓，我退一寸，人进一丈”。
蒋伯诚见状很是恐慌，他把韩部的三个师长找来共同商议。众人一致认为，韩复榘此时发出这份下野通电不但不能缓和局势，反而会招致晋军的乘势进逼。
商量下来，决定由三师长联名发出挽留韩复榘的通电，以挽回下野通电对军心士气的影响。之后，三师长又一起去向韩复榘阐述意见，并向韩保证会固守现有阵地，一直等到援兵到来和津浦线发动反攻。
见手下仍愿意继续坚持下去，韩复榘心定了不少，遂表示：“大家的意见，我也同意。好吧，咱们就撑撑看。”
天时地利在这个时候帮了韩复榘一个大忙。山东半岛的河流有两个特点：一是平行的河流多；二是所有河流都是从南向北横向流入渤海。加之大雨不断，河水猛涨，晋军在前进时受到不少阻碍，步伐便不知不觉地慢了下来。
在增援津浦线的同时，蒋介石仍未完全放弃在陇海线上决胜负的初衷。他决定接受陆海空军总参谋长杨杰的建议，向反蒋联军实施锥形的“中央突破”，以期打开缺口，取得主动地位。
民国时国内有两大军事理论家：一个是蒋百里；另一个就是杨杰。论理论造诣，蒋百里要胜过杨杰，但在实际的军事指挥上却未能有太大成就。杨杰曾评价说：“蒋（蒋百里）通好几国文字，勤学苦练，古今中外战法懂得很多，惟所遇非人，未能大露头角。”
概而言之，杨杰认为蒋百里无出色战绩，与其本人无关，与跟错了幕主有关。
杨杰是蒋介石在振武学校的校友，不过他后来又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是该校中国留学生班第三期学生。从陆大毕业回国后，杨杰先为程潜所器重，接着又受知于蒋介石。“择明主而事之”，成了他觉得自己的成就有可能超越蒋百里的重要依据。
杨杰才气纵横，每以姜尚、孔明自拟。中原大战开始没多久，有人请教他对于当前形势的看法，他说：“阎、冯之间以及阎、冯与其他各派之间，各怀鬼胎，意见不一，政治上是脆弱的。”
至于军事方面，杨杰认为：“阎军、冯军在给养上有差别，很难同心协作，结果是要失败的，但也不是一两个月所能了局，可能要打一两场恶战才能解决。”
这些意见都体现了杨杰不同一般的军事眼光和智慧。蒋介石对杨杰也十分器重，不仅采纳其计，而且将制订作战计划的任务也全部交给了他。
早在日本陆军大学就读期间，杨杰就以图上战术和应用战术作业见长。日本陆军大学有一种名叫野外参谋旅行的教学形式，也就是指挥演习，杨杰曾被指定为野外参谋旅行的统裁官和演习师长。班里同学，谁演参谋长，谁演旅团长，谁演骑、炮、工指挥官，都由杨杰负责分配。
知道“中央突破”乃是在幕主面前体现自身价值的绝佳机会，杨杰遂也拿出平生所学，不仅拿出了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还操刀为各部队制定了明确的作战任务和作战线路图，后者连对第一线和第二线部队的动作要求都讲得非常详细。
杨杰的作战计划看上去精美绝伦，但总攻还是失败了，特别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失败的原因恰恰就出在他的计划上。
<h2>杨大炮</h2>
外界流传着很多关于杨杰在日本求学的逸事——
全球兵学界悬赏征求解答一道战术难题，最后是杨杰解答了。陆军大学的日本同学们惊羡不已，有人还要用皮尺量他的头，认为他的头脑特别发达。
由于学习成绩实在太好，日本老教官劝杨杰加入日本国籍，还要把女儿许配给他，但被他以需要努力钻研军事、富国强兵为由，予以拒绝。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正准备收拾行囊回国，杨杰突然接到了日本天皇要求召见的通知。在华贵的接见大厅里，他彬彬有礼地回答了天皇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最后天皇说：“以你优异的学业，朕打算留你在日本军界任职，不知意下如何？”
杨杰自然是深明大义，他委婉而坚决地予以了拒绝：“回禀陛下，学生蒙国家器重被派来贵国求学，安敢弃国而他留？学生去向，当由国家而定。”
……
所有这些逸事的第一传播者都是杨杰自己。除此之外，他私下最乐于讲述的，还有在北伐和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种种事迹。
据杨杰说，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由于无法挽回颓势，曾九次电邀他北上问计。有一次，他陪同蒋介石驻于柳河车站，忽有飞机从高空来电，称：“漯河西北方向发现敌军一个骑兵大集团，正在向车站疾进中。”
蒋介石听报异常惊慌，忙问杨杰应当如何处置。杨杰回答说：“现在没有工夫详细说明，只要立即告诉站上，将列车的两头各安一个机车。”
那天下午两三点的时候，郑大章的骑兵军在车站附近出现了。杨杰知道敌众我寡，不能力战，就命令安好机头的列车向北急开，开至二三十里后，又向南开，如此南北往返二三次。骑兵跟着列车跑，跑来跑去，跑得精疲力竭。郑大章在无可奈何之下，便派兵去烧归德飞机场了。
归德机场上的轰炸机已经起飞，本来是要向敌军骑兵投弹的，但没有找到目标，只得返回原地。按照空军原则，轰炸机降落前，必须中途把炸弹扔掉，以免降落时发生爆炸事故。杨杰在得知郑大章要烧机场后，便不准飞机卸下炸弹。
当骑兵们焚烧机场时，飞机上存留的九枚炸弹被先后引爆，声震如雷，硝烟弥漫。郑部以为遭伏，慌作一团，杨杰趁机令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率特务营下车发起冲锋，终于击退了郑大章的骑兵军。
听到敌军退却，老蒋转忧为乐，笑着对杨杰说：“耿光（杨杰字耿光），不是你在此，我们一定当了俘虏了。”
这个故事与“蒋介石柳河遇险”以及“郑大章火烧归德机场”高度重合，但细节上却有相当大的出入，而且除了蒋介石曾两次出场外，并没有其他人可提供旁证——其实蒋介石的出场，也只是像陆大故事中的日本教官和天皇一样，用以衬托男主的英明神武而已。
很多人都不相信杨杰的话，说他只会吹牛，因此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杨大炮”。
如果只是个人爱好，喜欢吹牛倒也算不上是什么绝对的坏事。左宗棠没发迹前，不是还吹嘘他在船上把十几个水盗都打得落花流水吗？
不幸的是，杨杰把他这种浮夸的毛病也带进了参谋业务之中。他所做的作战计划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全都是闭门造车的结果，与现实情况完全对不上号。
西北军可不光是会舞大刀片，事实上，他们在土木作业方面的技能水平也很高。
<h2>谁也不打谁</h2>
1922年至1923年，在冬季最冷的时候，冯玉祥曾在南苑举行了全军夜间挖战壕比赛。当时地面冻土厚达四五寸，而且还严禁用火烤化冻土，在这种情况下用大镐凿土，就像碰到石头上一样，不能凿进半分。
最后全军士兵都把练操用的铁杠打成扁头凿土，有人手腕都被震伤溃烂了。比赛过程中，因工负伤的官兵多达数百人。
在陇海战场上，西北军各部不论行程远近，每天到达驻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挖外壕，以挖至三丈宽两丈深为标准。各部自营长以下，除伙夫及专勤人员之外，一律要参加挖壕，而且谁先完成土方，谁才能先去吃饭睡觉。第二天不管外壕暂时用得上用不上，部队照常行军。
当蒋军攻到西北军阵地前沿时，发现对方的前沿战壕又深又宽，根本冲不过去。可部队上去之后又不能随便撤退，于是只好在壕边趴下，就地弄个沙堆挡住头部，然后一直熬到天黑再撤下来。
因为给养跟不上，西北军后来主动从原阵地上撤退了。即便在这种无阻击的情况下，蒋军也折腾了三个多小时，才得以越过西北军所筑的这道战壕。
对晋军的一侧的突破同样因计划制订机械、缺少变通而遭遇挫折。阎锡山将控制在郑州的两个炮兵团调去增援，加上原有的七个炮兵团，九个炮兵团三百二十四门大炮齐轰，蒋军连人家的阵地边沿都无法接近。
“中央突破”行动的失败令蒋军元气大伤，有的旅只剩下一千六百人，仅合正常编制的一个团。同时因向津浦线抽调部队的缘故，陇海线上的兵力变得愈加单薄，部队重新分配防线时，就算是一千多人的旅也需承担十五公里的防线。
旅长领到防守任务后去向师长报告，两人相对泪下，师长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上面命令我们守，不能不守。至于守得住守不住，再说吧！”
还好，蒋军本来最怕的西北军也打惨了，加上给养不足，也没有多少主动进攻的动力。双方在陇海线上不再比谁打得最狠，而是比谁挖的工事最深最宽，最适宜于躲避敌方的枪炮子弹。
深沟高垒之下，前线官兵大多已丧失斗志。以蒋军为例，每逢蒋介石下达攻击命令，各部总是只派出少数部队敷衍了事，然后做些假报告，捏造些假的伤亡数字。
陇海线上，枪炮声依然整天响个不停，但谁也不打谁，都是拿来骗骗高层大官们的。时间一久，对阵双方竟然还交起朋友，互相来往起来。
蒋军樊崧甫旅的对面是西北军赵登禹师。有一天，赵师向樊旅阵地派来一个士兵代表，此人上身一丝不挂，下身也只穿一条短裤，赤脚草鞋，手拎一只篮子，隔得老远就喊：“不要开枪，你看我没带武器，我送一篮面给你们吃。”
旅长樊崧甫在电话里听到汇报后，让部下将这名士兵代表接进阵地，并尽量用好酒好饭招待。
之后樊旅仿效赵师，派士兵着同样装束，拎一篮大米，老远就朝对方喊：“不要开枪，送大米来给你们吃。”赵登禹闻讯，也下令款待樊旅的士兵代表。
自此前沿官兵往来频繁，甚至约定进攻时互相通知，朝天放枪。某次樊旅奉命派一个连进攻赵师阵地，少数人到达了外壕边沿，其中一个士兵受伤跌进了壕里，另外三个士兵跳下去救他。这时赵师中有人喊“打打打”，马上就有人说：“他们大头儿争天下，管我们小兵什么事，不要打，让他们把伤兵抬回去吧。”于是樊旅的四个兵都得以安全返回。
对这一情况，蒋军的师旅长都知道，但又都假装不知。蒋介石三番两次下达的总攻击命令因此全都沦为空谈，各部扭股儿糖似的谁也不肯向前，这让蒋介石十分沮丧。
人的毅力和意志不是钢筋水泥混凝土，一旦到达容忍的极限，一样还是绷不住。蒋介石终于绷不住了，他下令后方辎重先行后撤，准备全线总退却。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的幕僚张群曾告诉晋军将领，说如果当时晋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乘势出击猛攻，蒋军马上就会崩溃。
这当然属于马后炮，彼时晋军和西北军都没有想到对手会准备总退却，也没有主动发起进攻的任何计划。
就在蒋介石欲乘车撤回后方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看完电报，蒋介石喜形于色，对幕僚们说：“下车！下车！”
张群急忙问什么事，蒋介石说：“局势大有转机，你看看这个电报。”
<h2>定海神针</h2>
石友三所部有三四万人，且战斗力较强，在反蒋联军的杂牌部队中属于一流档次。为了对他进行笼络，让石友三在攻取山东时多卖些力气，阎锡山便发表他为山东省主席。
不料晋军很快就靠自己的力量拿下了济南，这下阎锡山又后悔了，觉得自己是做了一桩亏本生意。他暗中派人在济南一带拉拢当地的青红帮，准备将来给石友三捣乱，让石友三的省主席当不成。不仅如此，他还派人在河南石部的后方进行破坏，阻碍石友三收税和拉壮丁。
除了暗的一手外，阎锡山还有明的一套。按理，山东的地方官员都应由石友三委任，起码表面上要让他核准一下，可是晋军在进入山东之后，每占领一个县，除民政外，其他所有机关要职包括县长和税务局长在内，全都由阎锡山亲自委任，尤其是财税方面，一分钱也不许石友三过问。
石友三十分不快。当时阎锡山对石部提供的补给，也像对西北军一样，起初还算及时，以后是屡要不来，最后就变成了千呼不应。石友三借题发挥，对着部下们大发脾气，说：“大敌当前，危急存亡之秋，竟这样不关心我们。才回婆家尚且如此，将来还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阎锡山要当恶婆婆，石友三也就顺理成章地做起了坏媳妇，战事稍遇阻碍，他本人就常驻开封，不愿再上前线了。
石友三不但负进攻鲁西之责，还掩护着陇海线上反蒋联军的左翼，他打仗如此不上心，无疑让担任前线指挥的徐永昌、鹿钟麟等人十分头疼。徐永昌认为，阎锡山不能善待石友三，其实与冯玉祥不放心樊钟秀一样，都是因小失大，导致战事不能成功的典型例子。
后来听到阎锡山正在北平酝酿未来政府的人选，石友三觉得既然山东省主席已名存实亡，不如到北平政府里去谋个差事，于是就向阎锡山提出要一个军政部长的职位。
阎锡山不同意。周玳从旁进谏：“正在打仗的时候，应当满足他的要求。如果不想要他，打完仗再说。”
小马倒嫌路窄，这说的仅仅是政治，在军事领域，石友三不仅不是小马，还是悍马，千万得罪不起。可是周玳能看到的，阎锡山却看不出来，他还在为授石以山东省主席那件事后悔呢，哪肯再轻易答应让石友三入阁。
在与汪精卫磋商时，他特地强调：“石友三反复无常，贪得无厌，又是一个粗人。如果把军政部长给了他，也太不拿政府当一回事了，别人还怎么干？”
阎锡山的话又传到了石友三的耳朵里。旧恨添新仇，石友三顿时勃然大怒，他立刻让前线部队停止作战，以静观时局变化。
石友三素有“倒戈将军”之称，他先叛冯投蒋，接着又叛蒋投阎，在倒戈事业上已属二进宫。从来有了一、二，就不会在乎三，背弃阎锡山在石友三看来不会有任何心理障碍。
他需要考虑的只是弃了阎锡山后再投谁。因浦口事变中炮轰南京，蒋是不能投的，投冯的话，又受不了过去那种给人当孙子似的拘束和委屈。石的幕僚中有几个人是东北籍，就劝石友三投靠张学良。石友三是吉林人，乡土观念也相当浓厚，于是立即表示同意。
随后，石友三便给张学良发去一份密电，大意是阎锡山狡猾无信，排斥友军，万难与之共图大事，他愿意率部北上，听张学良的指挥，共同打阎。
石友三的密电恰好被蒋介石的电讯机构所截译，蒋介石在专车上收阅的正是这份电报。
原先蒋介石虽移兵津浦线，只是救一时之缓急，对在津浦线上决胜负并无充分信心和把握，其原因不外是顾忌鲁西石友三以及鲁北晋军的实力甚强。
现在好了，石友三打定主意要反戈相向。至于鲁北晋军，蒋介石通过情报分析注意到，津浦线上仅有傅作义指挥的一个军，兵力严重不足。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前线将官的指挥权限划分上又存在着很大问题：傅作义主打津浦线，可他只是前敌副总指挥，张荫梧才是总指挥。
这两个因素都导致傅部行动迟缓，无法给陆续调至津浦线的蒋军援兵以有力打击。
津浦线不仅可攻，也必攻，因为它还关系着张学良出兵与否。在张群、吴铁城的一再催促下，张学良曾经口头表示：如果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
决定战局的，既不是陇海线，也不是平汉线，而是津浦线。津浦线才是中原大战的定海神针！
意识到这一点后，蒋介石马上决定改变总退却的计划，他要紧紧抓住机会，重新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

第六章 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
在曾经群情沮丧的陇海前线，蒋介石召集将领们开会，说明情况，要求各部队坚持苦撑，以等待战局的进一步好转，同时他下令将阵地向后收缩。
阵地收缩后，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继陈诚师后，又大批抽出重兵投入津浦线，其中包括教导一师、教导三师、第一师等部，在蒋军里都属于主力部队。
除此之外，蒋介石另从湖北调李蕴珩部参加胶济线作战，从广东约请的第十九路军（即“蒋蔡军”）这时也准备用于津浦线的反攻。
蒋介石的电信机构为老蒋立下汗马功劳，阎锡山的电务组亦不是吃素的，石友三给张学良的密电、蒋介石和十九路军的往返电报均被其截译。
石友三走到这一步，已是积重难返，无法补救，引起阎锡山充分重视的是十九路军的北上增援。十九路军具备着北伐时期“铁军”第四军的骨血，其战斗力之强，从在衡阳击溃张桂军就可窥见一斑。闻听十九路军北上，沿途的蒋军各部官兵无不面有喜色，士气为之大振。
阎锡山坐不住了，他对这一消息感到十分焦急，并且认识到必须速战速决，在十九路军到达指定位置前，就将津浦线上的蒋军予以击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鉴于傅作义已经在津浦线受挫，阎锡山没有把握独自搞定这件事，必须借助于冯玉祥。阎、冯的结合本来就是一场错误的“婚姻”。从冯玉祥开始，大多数西北军将领都对阎锡山心怀忌恨，认为他“为人柔奸欺诈，乃是多年为人所公认的大滑头”。如果冯玉祥不是受了韩、石倒戈等事件的刺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与阎抱团取暖。之后两人虽然结成了暂时的联盟，但仍旧貌合神离、各怀异心。
从来的“政治夫妻”，都是“势孤则暂时相顾，力充则互争雄长”。现在阎锡山“势孤”了，想到冯玉祥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在和周玳商谈一番后，阎锡山亲自写了一封长达十余页的信，并准备了五十万元现款和大量弹药、面粉，让周玳一并带去给冯玉祥，以便敦请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在陇海线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
<h2>子鱼论战</h2>
在兰封以西的罗王车站，周玳见到了冯玉祥。周玳先是透露了十九路军即将北援的消息，接着说：“若是一直这样相互对峙，旷日持久，殊非良策。”
周玳建议冯玉祥，趁蒋军各部全力北调，后方异常空虚之机，从陇海线抽调六个至十个团的有力部队，组成大纵队，并以孙殿英为前导，向徐州实行大迂回，以抄袭蒋军后路。
周玳预计，如果西北军、晋军能够按照这种办法在陇海、津浦两线实施协同进攻的话，“敌军必然受挫，我军趁势进取徐州，直捣南京，纵然不能活捉蒋介石，也可以隔江而治，平分天下”。
周玳没有想到，冯玉祥看了阎锡山写的信，又听了他的话，竟然泪如雨下，哭了。
冯玉祥的部下对此场景大多见怪不怪，更有甚者还会争相仿效，唯晋军中难得见到这种奇景，周玳一时不知所措。
冯玉祥梨花带雨般地哭了好几分钟，才对周玳说：“百川老弟（阎锡山）不知道我后方的部队都是新兵吗？这些青年未受锻炼，若令其突攻徐州，是谓‘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是白白叫他们送死吗？”
之后不管周玳如何再三解释发动攻势的必要性，冯玉祥都置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
冯玉祥到底在想什么，也许从他的幕僚的私下谈话中可以看出端倪。当周玳带着钱物弹药来到兰封时，幕僚们便悄悄议论开了，说：“阎锡山就是会‘急来抱佛脚’，他要早些时候送来这些东西，孙连仲不就打到蚌埠了吗？津浦线哪里会沦落到今天这样的情况。”
幕僚们认为，阎锡山之所以在械弹粮饷的供应上“拖后腿”，是因为自知晋军力弱，又不愿意力量更强的西北军率先拿下徐州，取得胜利。冯玉祥起初对这些说法还表示不同意，说阎对他是真诚的合作，可是冯的气量其实也不大，很快他就和幕僚们有了一样的感觉，说：“阎百川（阎锡山）这个葫芦里不知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第二天，正好蒋军的飞机前来轰炸，冯玉祥便借机躲了起来。周玳找冯的副官长，说想和冯玉祥继续商谈。副官长推托说冯的去处很多，他也不清楚冯到底去了哪里，没法找。
周玳等了一天，都没有见到冯玉祥，只好回去复命。经过兰封时，他向正在兰封指挥作战的徐永昌谈了见冯的情形。徐永昌向来都对冯玉祥抱不信任态度，听了之后更是连连跺脚：“冯现在又动了野心，万顺桥撤兵的把戏可为前车之鉴，今后没有好戏唱了。请你回去赶紧在黄河铁桥上铺好木板，并多架设浮桥吧（意即做撤回山西的准备）！”
阎锡山的另一员大将杨爱源也在兰封。他认为事情并没有徐永昌说的那么严重，因为“冯一向要打蒋，现在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他却借新兵之名，不听阎的话，其中必有原因”。
杨爱源估计到，应该是冯玉祥对阎锡山提供的补给不满意，周玳身兼兵站总监之职，虽然在物资调拨上实际做不了主，但也连带着让冯玉祥不满意，所以才对周玳推托支吾，乃至躲着不肯见面。
他问对西北军内部情况较为熟悉的张樾亭有什么办法，并想让张樾亭到罗王去找冯玉祥再好好谈一谈。
张樾亭有些为难：“周（周玳）是总司令的总参议兼兵站总监，他去都不行，我人微言轻更不行啦。”
杨爱源说：“不，你与周大不相同，你与冯有旧关系（张樾亭曾在西北军任职），周子良（周玳字子良）如何能比得上你呢？你去说话比我们都方便，事关重大，你就去吧。”
张樾亭无法推托，只得硬着头皮来到罗王。见到冯玉祥后，他报告了中央军从陇海线大量调兵以及津浦线方面晋军的被动情况，再次说明，陇海线方面的西北军和晋军发动联合进攻，将中央军击败，乘胜攻占徐州和进捣南京的时机已经到了。
冯玉祥旧调重弹：“你不知道我们的部队都是新兵吗？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这不是白白送死吗？”
冯玉祥说的“不教而战”典出《论语》，张樾亭有备而来，他也从古史中找到了一个可以为我所用的典故。
春秋时，宋楚交战，宋襄公非要等对方摆好阵势再打，结果被楚军打得一败涂地。国人责备他，他还不服气，于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子鱼便批评道：“明耻教战，求杀敌也。”
子鱼的意思是，打仗就是要杀敌，只有不怕死敢杀敌才能制胜，怕死不敢杀敌者必败。作为三军指挥，不仅不能太讲求仁慈之道，还要多教导士兵，让他们知道退缩就是耻辱，鼓动他们奋勇向前。
张樾亭还举例说，西北军中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等部都是由新兵扩编而成的，但都很有战斗力，证明西北军的新兵因为受过专门的训练，在战场上既不怕死，又善打仗。
一说到西北军的新兵也如何如何厉害，老冯顿时就得意起来。其实孔老夫子的话，他本来就不太相信，不过是拿来搪塞而已，他真正信的就是“子鱼论战”的一套。
冯玉祥话锋一转：“你看，阎锡山亲率晋军基干八个军，有十几万人，可是要靠他打到徐州，恐怕也不可能。”
如果冯玉祥面前坐着的是周玳，这话怎么听怎么刺耳，但张樾亭是个曾经在西北军中混过的人，他知道西北军内部对晋军有多么不屑，于是马上顺着冯玉祥的意思答道：“不可能是必定的，但是（我们西北军）不能坐失战胜之机啊！”
<h2>心有余而力不足</h2>
不知不觉中，张樾亭已经把自己的立场转移到了西北军方面，为冯玉祥考虑起了得失。
“若坐失战胜之机，跟着就会来败势。现在蒋介石将精锐近十万人集中到津浦线上，比晋军强大，晋军如何能敌得过？蒋的作战原则是各个击破，一旦他击破晋军，必然会乘胜转过头来，在陇海线方面打我们。那时候（西北军）要战胜蒋军就困难了。”
一番话说得冯玉祥哑口无言。他开始问张樾亭对陇海方面作战有何意见，张樾亭讲了许多。谈话结束时，冯玉祥说：“你回去，有事再来。”
尽管冯玉祥并没有当场明确表态要在陇海线发动攻势，但显然已有意这么做。张樾亭摸清了冯玉祥的底牌，一回兰封即告诉徐源泉，事情有戏，“不过还要再撑撑劲，我们如能找一位有力的人，促请冯出兵，或有可能，当然总司令（阎锡山）还要充分适时地对冯军进行补给”。
杨爱源随即给阎锡山发去密电，报告了张樾亭希望办理的两件事。
因为听周玳说冯玉祥不愿进攻，阎锡山愁上加愁，收到杨爱源的密电后，他才感到眼前一亮。当时汪精卫正在石家庄与他商讨扩大会议的问题，于是阎锡山便趁此机会，请汪精卫这位“有力的人”来出面促成此事，同时他还向冯玉祥竭力保证，只要西北军发起攻击，给养方面一定不会耽误。
有了台阶和保证，冯玉祥不再推三阻四、扭扭捏捏。8月上旬，他制订了一份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的作战计划，石友三也被算成其中的一路，任务是出晋军右翼进攻柳河。
作战计划以密令的形式发至晋军前敌司令部。杨爱源一看便犯起了嘀咕，他对张樾亭说：“石这人是个名利之徒，反复无常，说变就变。现在叫他攻柳河，不正经干还是小事，万一他步刘茂恩的后尘，那我们左侧就危险了。”
石友三虽然发了那么一份密电给张学良，但毕竟还没有公开举起反旗，阎锡山也不敢把这件事曝光出来，怕的就是在这关键时刻，石友三真的“步刘茂恩的后尘”。因此之故，杨爱源并不知道密电的事，他只是认为对石友三不能不防。
杨爱源问张樾亭与石友三熟不熟。张樾亭回答不但熟，而且可以随便说笑话。
杨爱源马上说：“那好，请你到石处去一趟，以我们关怀其给养为名，侦其行，察其言，观其色，探询其意向，同时顺便到刘春荣处问问他的给养如何。回来后我们再研究一下，以防万一。”
刘春荣部也是反蒋联军中的杂牌军，在此次攻势中负责协助石友三。杨爱源料到石友三、刘春荣之辈平时在供给上都是一肚子怨气，现在需要他们出力了，就不能不改变一下服务态度。
果然，张樾亭到石友三的司令部去一问。石友三直言不讳：“要么是有吃的，没打的（指武器弹药）；要么是有打的，没吃的。不能适时供给。”
张樾亭答应回兰封后，即报告徐永昌、杨爱源，让他们给阎锡山发电报，以便及时供应。
接着张樾亭试探着问石友三：“你这回攻打柳河是率全部人马吧？”
石友三回答：“留一部守原阵地，加强工事，以备万一退回来扼守。”
杨爱源、张樾亭早就猜到石友三不会“正经干”，石友三的回答并不算出人意料，但张樾亭仍心有不甘，遂鼓动石友三：“你攻敌右侧背柳河，闻蒋介石已到柳河指挥，若能活捉蒋，是全局的胜利，你的声威将震动全国。”
石友三来了一句：“心有余而力不足。”张樾亭急忙说：“晋军和刘春荣可以策应你。”
当着张樾亭的面，石友三毫不客气：“刘部力小，晋军势弱，不能依赖。”
张樾亭无法辩驳，只得说：“你单独制胜，声威更大。”
石友三对这些哄小孩子的伎俩丝毫不感兴趣：“你快回去，叫徐、杨将我部给养充分准备好，我就要出动了。”
临分手时，张樾亭提出了他最关心也最敏感的话题：“你可别变。”
石友三笑了：“哪能老变呢！”
辞别石友三，张樾亭又到了刘春荣处。问他给养如何，刘春荣回答：“有时够，有时不够。”
张樾亭答应上报后予以补足，同时叮嘱他：“这次石友三率部攻柳河，关系全局，希望你与他妥切联系，努力策应。”
刘春荣说：“尽力而为。”
<h2>不用拳击而用五指</h2>
回到兰封，张樾亭将经过情形向杨爱源进行了汇报。杨爱源说：“从石友三的言行和态度来看，对我们很不高兴，可是对你还不错。刘春荣对我们的供应也不满意，他的态度与这次进攻会很有关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张樾亭坦言：“石友三正经打不正经打，我不能保证；他变不变，我也不能保证。”
不过他认为刘春荣的问题反倒不大。
刘春荣的部队也不少，作战时，他一般都是把一个团放在前面充样子，另外七八个团则在后面进行训练，其实并不与蒋军交战，前方也少有战事。徐永昌曾派人前去视察，视察的人在说到刘部训练如何之勤，军容如何之盛时，对着徐永昌耳语：“又一冯焕章（冯玉祥），行将看其异军突起也。”
徐永昌戏谑地说：“恐其只能异，而不能突起也。”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倒戈将军”。徐永昌了解刘春荣，知道这位杂牌军头向来都喜欢取巧观望，并非现在才如此，而且他也害怕蒋介石对他玩“先拉、后吃”的一套，叛阎投蒋的可能性很小。
张樾亭的看法与徐永昌相似，他告诉杨爱源：“刘没有什么，适时予以足够补给，总司令（阎锡山）与之妥切联系，时加慰勉，就可以啦。”
二人重新分析了冯玉祥的作战计划。按照计划，晋军右翼为孙良诚、吉鸿昌，显然右翼不会有危险，于是他们决定侧重注意石友三所在的左翼，为此专门调集了两万余人到这一侧作为预备队，名义上是协助石友三、刘春荣攻柳河，实际亦有防止石友三哗变的用意。
料理了晋军这一茬，杨、张又研究起冯玉祥的整体部署。他们发现，冯玉祥这次攻击以“胜败在此一举”为主旨，确实是已经全力以赴，七路进攻部队中，除孙殿英一路较差一些外，其余皆为西北军和晋军的精锐部队。
什么东西都怕细琢磨，尤其是打仗这种关乎生死存亡的事情，纵使你力大如牛，还得心细如发。张樾亭经过仔细推敲，认为冯玉祥兵分七路的做法值得商榷：“攻击蒋军阵地不分重点，分散平均使用兵力。”
经过前几个阶段的相持对峙，中央军的阵地工事也已经非常坚固，张樾亭指出：“不用拳击而用五指，想戳穿敌人固守的坚固阵地，在一般情况下很不容易，而且时值雨季，万一遇上连绵大雨，河水泛滥，就更困难了。”
他主张：“应该进行重点突破，以柳河为第一。我们须注意这一点，可否请徐总司令（徐永昌）直接与冯谈谈。”
徐永昌对冯玉祥有看法，战前就反对打蒋联冯，自然不会愿意向冯玉祥说这些话。至于冯玉祥方面，也对徐永昌当年投晋不满，就算是徐永昌肯说，也不会听得进去。考虑到这些因素，杨爱源就建议张樾亭直接给冯玉祥写信阐述看法。
冯玉祥在军事上个性很强，对于自己制订的作战计划，一向不肯割爱，不愿放手。张樾亭跟随冯玉祥的时间虽不算多，但深知他这个毛病，所以认为光写信无效。
在杨爱源的坚持下，张樾亭还是写了一封信派人给冯玉祥送去。之后果然石沉大海，再无回音。
对于打仗这件事，如果冯玉祥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他就不叫冯玉祥了。在布置这次总攻的时候，冯玉祥就对整个战局做了一番梳理，他认为主要战场和过去没有什么差别，仍然是陇海线第一，津浦线第二，平汉线第三。
徐州作为陇海、津浦两线的枢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要点。如果能将徐州攻下，津、陇两路即可联成一气。西北军与晋军会师徐州，乘胜南下后，影响所及，平汉线的那支杂牌军团也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到时纵不能全取天下，最低限度，大江以北也不会再有中央军的立足之地。
如同作战计划中所显现出来的，冯玉祥对这一战役下了最大决心，除在平汉线控制一定兵力外，所有兵力都被他使用到了陇海线方面，以期一鼓作气地攻下徐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h2>多米诺骨牌</h2>
8月6日，冯玉祥在陇海线上发动全线总攻，时称“八月攻势”，其攻击重点并非柳河，而是宁陵。
攻势发起时，中央军在宁陵方面的很多主力部队已被调去津浦线，填补空白的多为新练部队，缺乏阵地战经验，遭到猛烈进攻后，稍遇挫折，就因不能沉着应战而溃退下去。
旗开得胜，不由得北方的政客们不欣喜。8月7日，虽然冯玉祥、阎锡山均因指挥军事而双双缺席，但扩大会议仍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得以正式召开。会议选举汪精卫等七人为中央常委，汪精卫同时出任组织部秘书主任。经过一番酸甜苦辣的争斗，这位常常自称“生平不识畏惧”的“革命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党魁之席。
第二天，改组派又在北平中山公园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举办了欢迎会。大会主持人在致辞中称，汪精卫的到来，“如同增加我们前线二十万兵力”。
当年孙中山从欧洲带来了革命精神。致辞中说，汪精卫这次到北平与之相仿，“也是带来革命的精神”，“汪先生到了以后，倒蒋问题即可解决，国民革命即可完成”。
汪精卫北上以及扩大会议的召开，虽然没有主持人说得那么玄乎，但至少在精神上对反蒋阵营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就在会议开幕之日，太原张灯结彩，学生提灯游行，以示庆祝。人人都认为蒋介石必定失败，南京政府必定垮台，由扩大会议产生的新政府也必定会有一番新气象和新作为。
阎、冯极力拉汪并促成扩大会议，是因为知道军事无法脱离政治。不过归根结底，军事仍是第一位的，若无战场上的胜利，一切皆无从谈起，这也是阎、冯不得不缺席他们企盼已久的扩大会议的主要原因。
8月上旬，青纱帐已布满田野，对面都不能见人，十分有利于西北军发挥其擅长夜袭近战的特点。可是正当西北军浩浩荡荡，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蒋军阵地扑来时，滂沱大雨突然不期而至。
连日大雨令河渠暴涨。部队冒险争渡，往往才走到半途，就被洪水所淹没。一时之间，枪炮雷雨震撼之声与士兵喊叫呼救之声混杂一片，真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且最奇特的事情是，炮响则雨来，声停则雨止。
西北军中，孙良诚、吉鸿昌部一向最被看好，也因为过于瞩目，蒋介石特地将从平汉线上调来的上官云相配置在了孙、吉对面。上官云相部虽是杂牌军，却很能打仗，一直凭借坚固阵地死守，加上连日大雨，孙、吉整日挣扎在泥泞之中，以致进展缓慢。
上官云相久经战阵，善于用兵。就在孙良诚部一度要有所突破时，他主动利用天时，率部星夜掘土作为胸墙，然后引河水入壕，成功阻止了孙部的进攻。
设若冯玉祥能听取张樾亭的建议，集中兵力在一个点上发动进攻，即便两个上官云相也守不住阵地，但兵已分出，没法再收拢，冯玉祥只得提前动用本来作为预备队的宋哲元部，以协同孙、吉作战。
在“八月攻势”中，阎锡山并没有敢在给养上加以克扣，卡西北军脖子的恰恰是他们自己。西北军的运输工具大多是原始的民间大车：以四个木车轮托一个古战车式的木槽，前边用几头牲畜拉。一个驭手负责赶车，车后两侧还要再跟两个人，这两个人手持木橛，一旦大车转弯，就要用木橛帮忙，以保证后面的车轮能顺利转动。
这种大车在晴天还凑合，到了遍地泥水的环境下便寸步难行。宋哲元上去后，不但没有能给孙、吉帮上大忙，还加重了运输的负担，弄得补给更加不济。
西北军中不断出现断粮的情况，即便运到的粮食也以霉湿腐烂者居多，这大大影响了西北军的战斗力。上官云相则抖擞精神，以一敌三，就是不肯稍作退让。
本来冯玉祥还布置了一支骑兵，也就是郑大章骑兵集团。他想用骑兵来袭扰蒋军后方，甚至重演一把奇袭归德飞机场的好戏，但这一计划也因为大雨不停，骑兵行动受到阻碍而泡了汤。
依靠上官云相的突出表现和雨季的帮忙，蒋军终于在宁陵一线挡住了西北军的攻势。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上官云相以杂牌军将领的身份，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视。
在西北军对宁陵方面发起猛烈进攻的同时，晋军和石友三部也兵进柳河，柳河外防线的多处要点已遭突破。柳河、归德均岌岌可危，而蒋介石在柳河已基本无兵可调，只有附近的两个营可用于防守。
鉴于情形危急，蒋介石一面分电各将领务必守住各自据守的城池，并宣布敌军来攻时能固守不失者，即官升两级，赏银五万元；一面在柳河召开军事会议，准备从陇海正面及归德以南退却，以缩短战线。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总参谋长杨杰认为在敌人攻势正猛的情况下撤退极为不利，还是应继续苦撑数日，视情况的发展，再寻找退却的有利时机。
“杨大炮”虽短于实际操作，但他就和三国时的那个马谡一样，宏观视角和战略眼光并不差。曾在西北军担任过总参谋长的曹浩森支持了杨杰的观点，他提出冯玉祥作战向来都崇尚稳扎稳打，没有十分把握，决不能冒险深入。
二人都建议蒋介石把柳河附近的那两个营加上去进行重点突击，俟稳住阵线后，再根据形势变化做新的部署。
被当成宝贝一样的两个营原属教导一师，它们被从教导一师抽出来后，一直担任蒋介石司令部的临时外围警戒任务。两营中有一个营还是自动步枪营，营的每个连都拥有四十挺轻机枪，火力相当猛。
参加会议的陈调元见状，也自告奋勇，愿意率所部同时发起反攻，以分晋军兵力，确保陇海线正面无虞。蒋介石听罢，这才决定中止退却计划。
石友三参加“八月攻势”，本来就只想来走个过场，从晋军那里混点补给，遭到蒋军的反攻后，即以部队精疲力竭为借口，撤守原阵地。刘春荣一看石友三溜之大吉，马上有样学样，将部队撤回了原阵地。
如同打多米诺骨牌一样，晋军见石友三、刘春荣撤退，左翼露出了一个大空当，也不敢再往前进攻了。
在宁陵以北、归德以西，蒋军与反蒋联军重新形成了胶着状态，只不过蒋军阵地已被迫由原来的直线变成了直角。
这已是双方第三次在陇海线形成对峙局面。对于此次功败垂成，西北军和晋军两边互相埋怨。西北军认为晋军在总攻击令下达之后，前进迟滞，无法与陇海线以南的西北军形成密切配合，说到底还是不愿意西北军先拿下徐州。说到难过处，冯玉祥简直痛心到了极点：“阎百川（阎锡山）这个老弟真不是好东西。”
晋军则以为，冯玉祥固执己见，不将最有力的部队使用于柳河，却用于洪水泛滥、行动不便、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的宁陵，可谓是“以有用之师，用之于无用之地”。
按照晋军方面的意见，如果当初冯玉祥肯将西北军主力用以柳河，石友三攻至柳河边缘便不致退回，晋军也不致停止追击。要是双方再进一步，乘胜联手向归德进攻，则宁陵以北、归德以西的蒋军必然会被全部围歼，陇海战事将胜利在握。
杨爱源恨恨连声：“冯玉祥不分轻重，只顾自己，不顾友军，私心太大，这样的队伍，就应了徐次宸（徐永昌字次宸）所说的‘以后没有好戏唱了’。”
与前两次形成对峙不同的是，这次反蒋联军特别是津浦晋军所面临的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和危险。
<h2>冷板凳</h2>
在津浦中央军即将发起反攻的前夕，南北双方的拉张活动都进入了极其关键的时刻。
阎锡山打算派薛笃弼、贾景德出使沈阳，与张学良商谈组织北平政府的方案。正值葫芦岛建港工程举行开工典礼，张学良便以主持典礼为由，前往葫芦岛“休养身体”，此后在葫芦岛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对薛、贾避而不见。薛、贾请示直接去葫芦岛谒见，张学良告诉他们“岛上一切十分不便”，仍然拒绝接见。
葫芦岛是看人打发的，对冯、阎的代表自然是“十分不便”，对蒋介石的代表张群、方本仁、吴铁城却是再便利不过了，后面这三位一直陪同在张学良身边，尤其张群和吴铁城，忙着和张学良一道“砌长城”还来不及！
山西方面曾经最早向沈阳派去代表（梁汝舟），还获得了“善意中立”那样一个好的开局，可惜的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如今沈阳早已没有他们可待的地儿了。
蒋介石在拉张上投入的本钱绝非阎锡山可比。蒋氏幕府中凡擅长交际，或与东北要员关系较好的幕僚几乎都先后被派往沈阳：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甚至何成浚在担任第三军团总指挥之前，也曾随方本仁到沈阳去客串了一把。
这些负责拉张的幕僚只要开口，蒋介石是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委任状给委任状，真正是到了不惜一切代价的程度。张群在赴沈阳之前，恰值银行休假，不能提出现金作为活动经费。在上海的中国银行总部便致电沈阳分行，允许张群到沈阳后，可以随时支用款项。
从沈阳到葫芦岛，张群、吴铁城几乎每晚都要和张学良玩上八圈麻将。大家搓搓打打，相处得十分融洽。张学良虽然在麻将桌上不会明确表示什么，但是却会经常把薛、贾在沈阳的活动情况告诉他的牌友。
薛、贾固然吃的也是策士这碗饭，逞起苏秦、张仪之舌，也非寻常人可比，可是要论这种曲线外交的功夫，却只能相形见绌、甘拜下风。况且就算会玩麻将，薛、贾也只敢赢，不敢输——阎锡山给的钱少，若是输光了，他们可能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
在沈阳这块地面上，不会搓麻将和送钱，谁也不会答理你，更不可能得到一点有价值的信息。囊悭术钝的这两个“老实头”只有傻乎乎地坐等张学良从葫芦岛返回沈阳，真是望穿秋水，度日如年。由于经费实在有限，他们还不敢久住沈阳，在坐了几天冷板凳之后，只能空手而归。
过了不久，张学良总算给阎锡山发来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他说要是你们的兵在平汉线打出武胜关，在津浦线打过蚌埠，东北一定响应。
此时西北军距离武胜关还很远，晋军在津浦线上别说打过蚌埠，就算想保住济南也面临着困难。张学良提出的响应条件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阎锡山收到电报后只能付以一笑，说：“（如果仗打得这么顺）何必还要他表示？都打了胜仗了，谁都会那样做。”
在太原听到这一消息的人都议论起来。大家都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原来阎锡山给薛、贾等代表用于打点的钱很少，只有两千多元，那点钱就连张学良的门房都糊弄不过去，而蒋介石的代表们却可以无限制地花钱。他们认为，张学良毕竟是一个花花公子，敌方挥金如土，己方却在那里土头土脑地办事，这是绝对不行的，因此劝阎锡山放开手脚，也尽量满足张学良的胃口。
张学良是一个单纯的“花花公子”吗？也许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会得出这一印象，可是阎锡山说，你们错了！
东北军中元老派曾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张学良在父亲猝然去世的情况下，能够诛杀杨宇霆等人，成为东北军新的军事领袖，仅凭这一点，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就判定张学良“断非花花公子，他是能够打军事算盘的”。
在云集太原的各个党派中，青年党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青年党有不少人在东北，其中也有一些跟张学良有过接触。据青年党首领常燕生说，虽然人们经常只能在烟榻、舞场、赌台见到张学良，但张学良实际就在这一片乌烟瘴气的环境中细心考察问题。
常燕生还说：“张学良不像老阎这样神秘。他与青年人只要相处得好，就会把话匣子打开来与你谈心。他说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日本问题，日本这些家伙与他有杀父之仇，除了日本问题使他感到非常困难以外，别的问题他总有办法解决。”
常燕生得出的结论与阎锡山有惊人的一致之处：“这样看来，他（指张学良）是很自负的，我们不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花花公子’。”
正是瞅准张学良别有怀抱这一点，阎锡山在遣使无效的情况下，开始另辟秘密管道，直接结纳张作相。张作相是杨宇霆之后，东北军“老派”（即元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对与蒋合作一直持反对态度。他曾说：“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过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老派”是东北军内部各派系中最为守旧的一派。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就属于“老派”，他与张作相持相同观点：“东北若与蒋介石合作，简直是拱手让人。”其他像万福麟、汤玉麟等人也支持这种主张。
7月下旬，张学良再度就是否要出任南京委派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与张作相等元老相商。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三人皆劝张学良应继续“保持中立”“随机观变”。万福麟还写了一封长电，表示东北如能中立最好，万不得已时，“则与其接近中央，莫如接近西北”。
不花钱也不一定就办不成事，只要你具备足够的头脑。这一回合，阎锡山虽然未能将张学良争取过来，但至少让张学良继续保持中立的目的是达到了。
<h2>重陷危机</h2>
常燕生在评论不应该把张学良看成是一个花花公子的同时，还做出了另外一个预言：“（张学良）很有机智，老阎斗不过他。”
尽管张学良以内部意见无法统合为由，依旧没有就任蒋介石给的职务，也不肯干干脆脆地出兵助蒋，不过他却为蒋介石取胜山东提供了一项极大的便利。
蒋介石计划派李蕴珩部由海路登陆青岛，以协助韩复榘夹击胶济线晋军。当时青岛地区为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所控制，登陆青岛必须获得其同意。在蒋介石的请求下，张学良下令沈鸿烈大开方便之门，准许中央军停靠青岛码头登陆并加以掩护。
这实际上已是一种变相的出兵助蒋。因为北方的近海海域都由东北海军控制着，只要得到东北海军的帮助，蒋介石一样能派兵从天津登陆，阎锡山的后方将大为动摇。
7月31日，中央军在津浦线发动全线总攻。对于正面进攻，晋军在后援的助力下尚能支持，但当十九路军突然从后路抄袭而来时，便再也招架不住了。
傅作义见无法抵御，只得下令后撤。晋军后方有一条大汶河，原来是一条干涸的河，但适值大雨，山洪暴发，河水很快就涨了上来。各部被迫争着从河上的铁桥通过，桥小人多，徒涉时淹死了不少人。后来为了防止中央军追击，傅作义下令炸掉铁桥，有些部队又被堵在了对岸。
傅作义以一个独立旅守泰安，欲挡住进泰山的隘口。不料十九路军充分发挥它行动迅速、出其不意的特点，置泰安城于不顾，越过泰山东麓，经一天激战，攻下了济南东南面的中宫镇。
在津浦线发起总攻的同时，韩复榘协同李蕴珩部、刘珍年部由胶济线发起反击。张荫梧败退至济南，他和傅作义一看十九路军已逼到了家门口，于是急传口令，仓皇渡河北逃。
黄河的泺口大铁桥成为晋军北逃的唯一通道，大家你抢我夺，都希望能迅速过河逃命。由于蒋军的飞机反复俯冲投弹，一列火车被当场炸毁，然后堵在了桥当中，铁轨两边的人行踏板则已失落多块，人马拥挤，使得桥上的秩序乱到了极点。
有的部队鉴于过桥太难，就用民船抢渡，结果由于载重过量，许多船沉到了河底，晋军官兵失足落水者难以计数，河面上到处可见向下游漂去的浮尸，其状惨不忍睹。
8月15日，蒋军完全占领济南。之后所有残留在南岸的晋军见过河无望，都陆续向蒋军缴械投降。
张学良曾经说过，只要蒋军能攻下济南，他就会出兵助蒋。就在蒋介石让门客们催促张学良兑现诺言的时候，一桩突发事件使他的拉张计划又重陷危机。
此前由于张学良在出兵助蒋问题上一直犹豫反复，迄无结果，蒋介石开始另辟路线，通过其他关系对东北军中下层军官进行拉拢。
他先后三次让人带信给驻于山海关的东北军大将于学忠，希望于学忠能举兵西向进攻阎、冯，同时表示于学忠想在华北得到什么样的地位，他均可答应。
于学忠不是东北人，他先后效命于吴佩孚、冯玉祥，后来才投至张氏父子麾下。不过张学良对他非常器重，于学忠也由此成为东北军少壮派的重要成员及张学良的心腹干将，外人轻易无法拉拢。接到蒋介石的信后，于学忠一边将原信送给张学良看，一边回信蒋介石，说明自己只唯张学良之命是从。
在于学忠面前碰壁后，蒋介石又让何成浚继续想办法。何成浚过去在华北时曾委任其下属陶敦礼为临榆税务局局长。陶敦礼后来出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按其资历，本不屑于担任这样一个芝麻绿豆的地方小官，之所以肯就此职，就是为了伺机对驻军临榆一带的东北军马廷福旅进行策动。
马廷福向自己的上级于学忠透露此事，意在旁敲侧击，劝于学忠同他一道行动，结果遭到了于学忠的拒绝：“东北系统待我们不薄，我们行事为人，应以忠义为重，绝不可如此行动。”
接到何成浚的命令后，陶敦礼向马廷福开出了给予两百万元、马部扩编为三个师、马廷福本人升任军长的条件，其中的一百万元已提前汇入沈阳中国银行。
马廷福乘着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奉榆火车又正好不通的机会，决定率部向西进军。他带着团长孟百孚、安福魁等人来找于学忠，仍要于学忠和他们一道起事，安福魁还声色俱厉地说：“现在谁要是不干，就把他这么着。”说着，做出了砍头的手势。
于学忠见情况紧急，一边让他们稍缓行动，一边暗中向张学良进行了报告。
张学良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表现出了不同于“花花公子”的另一面，他闻报后态度镇定，毫无惊慌之色，还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马廷福即将叛乱，我不相信。”
于学忠以为张学良真的不相信马廷福会叛乱，赶紧说：“事急矣，不可不防！”
张学良这才道出了他的隐忧：“马廷福如果真的受人愚弄，有此行动，我个人的安危事小，而暴露东北军的内部不团结、不一致，贻人耻笑事大。”
接着，他果断采纳于学忠的建议，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马廷福、孟百孚、安福魁以及陶敦礼等人全部予以扣押。
事情见诸报端后，从平津到上海，均盛传“马廷福事件”完全由蒋介石所主使。受此影响，原本已倾向于蒋介石的张学良在对待南北双方的态度上突然发生转变。外界甚至认为蒋、张已经正式决裂，东北必定会加入讨蒋行列。
就连蒋介石本人也曾判断“奉张反叛之心渐见矣”。他在日记中感叹，张学良和阎、冯其实并没太大区别，“北方军阀政客，其不欲使国家统一，而割据自私之心，传统相陈，不能破除”。
<h2>对牛弹琴</h2>
蒋、张生隙，自然为阎、汪乘虚而入创造了机会。既然阎锡山已多次遭遇挫折，这次就轮到了汪精卫。恰值张学良又去北戴河“休养身体”，汪精卫就派幕僚郭泰祺以避暑为名，前去北戴河刺探情况。
郭泰祺早期在北洋政府任职，与张学良的幕僚顾维钧认识。顾维钧也在北戴河，他赞成汪精卫再派人来和张学良洽谈，并答应到时予以引见。
汪精卫决定派覃振、陈公博前往。汪精卫很清楚张学良的实力，早在他身在香港的时候，就给陈公博写了一封介绍信，让陈公博乘便去拜访张学良。当时外界都报道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汪精卫则说张学良这个人贪玩是贪玩，但脾气还算直爽，而陈公博也是个爽快人，他认为两人见面交谈后或许会很投机也说不定。
陈公博那时候整天忙于跟西山派的人吵架，一直无暇分身。后来汪精卫到了北平，时间是有了，可是当看到薛笃弼、贾景德在沈阳吃了闭门羹之后，陈公博想想自己也是一介名流、国民党内的青年精英，岂肯再去丢这份脸。
现在情况有变，又听郭泰祺说那里的人事没有沈阳复杂，陈公博便硬着头皮决定随覃振一道去做说客。
当覃、陈抵达北戴河时，看到在车站迎接他们的，除了郭泰祺外，还有张学良的代表胡若愚。郭泰祺以一种喜滋滋的口吻告诉他们，张群和吴铁城都跟着张学良来到了北戴河，不过张学良始终都没有和这二人深谈，看样子，张学良纵使不助阎，也决不会助蒋。
情况似乎比预料中还要可喜得多。按照计划，顾维钧打算次日在自己的别墅里请张学良和英国公使吃饭，饭后打麻将，他让覃、陈、郭晚上十点在别墅见面。
第二天晚上，覃、陈、郭如约而至。这时英国公使刚走，客厅里已经在为打麻将布局。趁着这一空隙，陈公博、覃振、郭泰祺，再加上张学良、顾维钧，站在厅外的走廊里谈起了话。
张学良好玩，谁跟他谈正事都只能像海绵一样挤出这么一点空，这也是覃、陈、郭能够对张学良游说成功的唯一机会。
覃、陈、郭三人之中，郭泰祺主要负责敲边鼓，不大说话，陈公博年纪轻，也不便多发言，担任游说主力军的是覃振。
覃振以《战国策》的口吻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说到他这次来见张学良，不但是要救中国，还要救张学良本人。
可惜覃老弄错了对象。张学良既不把这个所谓的“救中国”放在眼里，更不需要别人拯救。他说他姓张的不会听从任何人的游说，他父亲把东四省交给他，他就只管东四省的事，凡是对东四省有利的事他就做，否则免谈。
说了一会儿，张学良便起身告辞，说要入内解手。众人等了好久，他才出来，解释说是因为夫人闹肚子疼，他得照顾她。
其实都不是。后来陈公博才听人说，张学良吸毒，是吗啡针瘾发了，得让副官给他打了针以后才能出来继续谈话。
覃振的那些话，或许对张口闭口救中国的冯玉祥有作用，碰上喜欢听人讲政治经济的阎锡山，也可能会坐下来认真倾听，但对于谈几分钟就得打一剂吗啡针的张学良而言，几乎等同于对牛弹琴。
陈公博见状干脆单刀直入：“汉卿先生（张学良）的意思我很明白，但东四省是没有办法中立的。今日战事已成僵持的局面，我以为你不帮助阎，帮助蒋也是一个办法。”
“公博先生，你的意见很好，但无论如何，我非从长考虑不行。”张学良果然如汪精卫所说是个爽快人，陈公博出人意料的坦白终于让他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客厅里已再三催促张学良入场，谈话只得宣告结束。陈公博随众人走进客厅，只见里面珠光宝气，无数夫人小姐已经兴高采烈地在方城中鏖战起来。
陈公博是个事业型的人，要不然也不会年纪轻轻就在国民党内居于高位。他平时就不好玩，国内所有的避暑胜地，除了牯岭因公去过两三天外，其他都没有去过，北戴河也是第一次来。说到打麻将更是不擅此道，仅仅和张学良等人摸了四圈后，他就跑回旅馆睡觉去了。
到底是不惯过夜生活的，陈公博还由此得了重感冒，第二天在床上躺了一天，第三天便赶回北平。
一行人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可是如果照直这样说，不免会动摇己方的军心士气。于是就由覃振出面，在对记者谈话中指出，张学良认为北方的主张公正光明，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对南京则因“马廷福事件”而增加了恶感。
汪精卫在对天津《大公报》驻平记者谈话时也说：“张汉卿（张学良）以北方表示好感，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
张学良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由郭泰祺带回，这封信也被汪精卫作为张学良对北方示好的证据。他说：“郭复初（郭泰祺字复初）并携张致余亲笔信归来，本人对张感想极佳。”
北方政客们闻讯，自然一片欢呼雀跃，张群和吴铁城也因此愁闷了好几天，但知晓内幕的陈公博却断言，张学良将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变其中立态度。
<h2>放出了大招</h2>
你可以说张学良无政治上的大智慧，可是他绝不缺乏一个生存有道的诸侯所必须具备的聪明机智。他肯接见覃、陈，又不明确表态，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对蒋施压，以便获取更多的利益和筹码而已。早在“马廷福事件”发生时，他就对于学忠说：“蒋介石这种做法太不应当，但我仍要以国内的大团结为重，不计私怨。”
到南北代表齐集北戴河，关外的张作相怕张学良拿不定主意，曾致张学良一电，大意是说应该坚守原来的中立态度，“勿为甘言所动，勿为威武所屈”。其实张学良完全不需要别人这样叮嘱，他心里自有一杆秤，在给张作相的复电中，他说：“名分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
蒋介石很清楚对方的要价，他或亲自给张学良发电报，或通过何成浚、方本仁、张群、吴铁城等人，对“马廷福事件”再三进行解释，说明自己虽希望张学良出兵助己之心甚切，但绝不会背着张学良策动其部下，那都是陶敦礼这种“极愚妄者”才会做出来的事。
蒋介石还放出了大招：继委任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后，将平津地区以及黄河以北也完全交由张学良节制。
为此，蒋介石亲飞济南，召集将领们开会，下令各军不过黄河，以便把北岸军事留给张学良去处置。
张学良时年刚刚三十岁，在这样的年纪就跻身中央要津，成为中国仅次于蒋介石的军政第二把手，本来就是件了不得的事。如今又能扩大东北地盘，将势力扩展至华北，无论是为个人计还是为东北计，都不能不令其怦然心动。
蒋、张尽释前嫌。不过张学良这个“白相人”的胃口，早已经被关内那三个认真得像头牛的家伙给宠坏了。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还要继续观望，直到瓜熟蒂落，直到蒋、阎、冯被迫向他割出更多的肉来。
蒋军奉令不过黄河南岸，北岸的晋军则因为损失惨重，也无力发动反攻，两军隔河形成对峙。
津浦线、胶济线战事结束时，蒋介石虽将所有山东军政事务都交由韩复榘全权处理，在政治报告中也称“韩总指挥复榘深明大义”，但对是否要实现当初的诺言，发表韩为山东省主席，仍有些踌躇不决。
蒋介石是怕韩复榘仍与冯玉祥、石友三藕断丝连。最后曹浩森竭力为韩陈情，认为既然有言在先，就不应反悔，韩复榘这才如愿以偿地得以主鲁。
中央军在津浦线的反攻取得胜利，反蒋联军在陇海线上的“八月攻势”却以失败告终，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原大战的转折点。从这时候起，蒋介石便将津浦线上的大部分精锐部队分别调至平汉、陇海两线作战。
平汉线原由何成浚第三军团负责，该军团有三大主力，分别是王金钰、徐源泉、杨虎城。王金钰部包括上官云相师和郝梦龄师，自第三军团撤退至漯河后，王金钰本人就托病请辞，到莫干山休养去了，他的职位由上官云相升任，所属的两个师也都增援了陇海线战场。
除去王金钰，平汉线的主力就只剩下了徐源泉和杨虎城。杨虎城部驻于南阳，在前线打仗的实际只有徐源泉一家。蒋介石于是决定将第三军团移至平汉线以东地区，另由蒋军接管正面作战任务。
在津浦线获得的成功，让蒋介石尝到了甜头，使他在战略上决定将大战之初的“先难后易”改为“先易后难”，即先解决平汉线，再考虑陇海线。
蒋军的进攻重点随之被移到了平汉线。这回蒋介石不再用菜刀，他要用斧头来砍翻平汉线上的南路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对陇海线反蒋联军的后方形成威胁，进而截断西北军的退路，到时陇海线亦能不攻自破。
两把“斧头”，分别是蒋鼎文师和赵观涛师。蒋军共分为甲、乙、丙三种师，三个师的兵员依次递增，其中丙种师两个团，乙种师四个团，甲种师最多，按一师三旅、一旅三团进行编制，有九个团。蒋、赵部均为甲种师，不仅兵员充足，而且训练有素，武器装备也比西北军要好。两师一到平汉线，即对许昌展开进攻。
张维玺的南路军在西北军中虽不是最精锐的部队，但一样具备着西北军能打和敢打硬仗的特点，先前因为碍着一个樊钟秀，部队束手束脚，以致进展不大。现在见中央军威逼过来，身上所潜藏的凶猛之气得到激发，反而能够屡挫强敌。
交战过程中，张维玺打电话给绰号“王虎”的旅长王赞亭，下令他率部偷袭蒋鼎文师驻地。出发前，王旅官兵一律脱下白衬衣，并将之扎在脖子上，以识别敌我。深夜十二点，当他们摸到距蒋师阵地二十多米处时，每人向阵地投出两枚手榴弹，将对方炸得乱成一团，随后便趁机用大刀砍杀。
夜袭战歼灭了蒋师一旅主力。张维玺得知后报告冯玉祥，冯玉祥又通报全军嘉奖，后来天津的《大公报》也刊登了这一消息。
<h2>依计而行</h2>
斧头碰到钉子上，卷了刃。如此结果，颇令蒋介石尴尬，他这时又想到了“削藩策”中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的策略，于是决定继续派人对西北军内部进行分化。
派谁去呢，这个人既要对西北军的情况熟悉了解，又要在北方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起到一呼即应的效果。
不用去另借锣敲，眼前就有现成的钟可敲，张钫不就是最适合的人选吗？只是张钫在经历亳州之险后，就有了引退之意，并曾想乘车去上海养病，是蒋介石让人中途在车站截住，又硬请回来的。
为了打消张钫退隐的念头，蒋介石便托劭力子等几个张钫的友人前去进行劝说。劭力子对张钫说：“战事胶着不能解决，实为国家之患，地方人民都受其害。”
说完大义，劭力子又强调张钫纵使隐退，但只要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取胜，一样不会放过他，“你纵然不放一枪，冯也不会对你原谅”。
无论公谊还是私恨，张钫似乎都别无选择，照劭力子的话说，只能“本着辛亥革命的精神，为国家效劳”。
张钫考虑之后，答应从命，但要求蒋介石必须满足自己提出来的两个条件。
张钫所提的两个条件，一是让蒋介石为他准备大宗款项和子弹，且由他自由支配；二是变更战略，准备在豫西、豫南实施游击战。
蒋介石眉头都没皱一下，就全部答应下来，张钫这才向蒋介石献计，谓如何如何采取行动。
他推断冯玉祥为人多疑，即使听到风声，也会因犹豫不定而无法在第一时间内采取正确的对策。等到他这边部署既定，就算冯玉祥知道该怎么办了，面对颓势也已无法挽救。
只要西北军崩溃，收复中原便指日可待。这一前景正是蒋介石所期待的，他当即任命张钫为第二十路总指挥，授权其依计而行，并再次承诺，张钫所需军饷和弹药，电要即发，决不迟误。
蒋、张都认为，计划要确保成功，必须“秘密而且迅速，使敌人措手不及，才能奏效”。第二天，张钫就乘飞机前往漯河，为了保密，仅带了一名随员。
张钫到漯河，对外声称是设立河南省府办事处，以履行河南省主席的职责，暗中却派人到西北军所属的各个杂牌军中去做分化收买工作。
在平汉战场上，从一开始，冯玉祥就把依附于他的杂牌军置于外围，不到万不得已，自己的主力部队始终都缩在里面，不肯拿出来牺牲。杂牌将领早就与冯貌合神离，加之给养困难，张钫把军饷、弹药一拿出来，没有多少人能抗拒这种诱惑。
从豫南的万选才旧部、樊钟秀旧部，到豫西的那些亦兵亦匪的各类杂色部队，均手到擒来，一一收编，西北军的外围防线由此开始逐渐瓦解。
外围一旦得手，张钫便按照预定计划，抽调部队到豫西、豫南实施游击战。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一两周内完成，冯玉祥果然如张钫所说的那样，起初犹豫彷徨，等到要想办法加以阻止时，局面已经变得难以收拾。
前线的军事形势窘迫，后方的政治活动也不如意。本来阎锡山曾想靠汪精卫的帮助，以扩大会议的名义，在北平搞出一个声势浩大的阵营，可惜汪精卫虽然写起文章字字珠玑，谈起问题也天花乱坠，但做起实事来却问题多多，而且汪本身的号召力也还嫌不够，从而导致扩大会议的热度和对外界的吸引力一直呈下降趋势。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汪精卫反过来也觉得阎锡山太过刁滑，很难抓住。据说汪、冯曾在某处进行了单独会谈，汪以国民党军事领袖许冯，冯则对汪说：“汪先生当然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
按照这种说法，汪精卫有意绕过阎锡山，以西北军为军事本钱与蒋对抗，为此他还在得到冯玉祥同意的前提下，专门派了一些改组派人员到西北军中去做工作。
不管传说到底是真是假，阎、汪都不再对扩大会议寄予很大希望，而想专靠军事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只有负责具体事务的人还在继续较真，比如冀贡泉。
<h2>关外的风向</h2>
在扩大会议的开幕式上，与会者选出了七人常委，但名单公布之后，南方的唐绍仪和东北的张学良都未有接受或不接受的表示。
唐绍仪乃北洋和国民党的双重元老，选他只是借其名望，有没有其实并无所谓。张学良就不同了，这尊菩萨是不能缺位的。这时正好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应邀来到北平，他们都是公认的张学良身边要人，与张学良的关系非常接近。冀贡泉便想到，只要能把这三人拉进内阁当部长，就可以在实质上看成是张学良接受了阎锡山对他的委任。
冀贡泉将这一设想向阎锡山进行了报告，并在阎允许的情况下，在阎公馆宴请了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
不久阎锡山和赵戴文回太原商讨成立政府的事，冀贡泉则作为阎的代表继续留在北平，以照应扩大会议的一干事宜。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车站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刻到车站去进行谈话。
电话是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和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打来的。二人正在去往东北的途中，列车就要东开了，他们说想在车上同冀贡泉讲几句要紧话。
冀贡泉感到非常吃惊：不是马上就要成立政府了吗？薛、贾这时候跑东北去干吗，而且行色又是如此匆匆？
等冀贡泉赶到车站，听薛、贾一讲，方才知道原委。
原来这就是太原商讨的结果。阎锡山已经做出最后决定：暂不组织政府，而先由薛、贾出关去请张学良共商大事，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后再组织政府。
吃惊立刻变成了失望，冀贡泉就好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当即表示反对，认为薛、贾出关毫无意义和价值。
张学良会因为薛、贾出关相请，就答应入关合作吗？怎么可能，要知道蒋介石也在派人请他倒阎、捉冯、赶汪呢！
冀贡泉说：“小张（指张学良）正处于两难关头，你们（出关）顶好的结果，就是把扩大会议停滞起来！”
最坏的结果呢，只会适得其反，“小张先你们入关”，不过不是助阎，而是助蒋。
冀贡泉劝薛、贾给太原发电报，阐述自己的这一意见，但薛、贾表示阎锡山决心已定，不便再多此一举。
冀贡泉自受邀组织扩大会议以来，投入了极大热情和精力。预感到扩大会议将因此停滞，他不由得悲愤交加，当场很生气地对薛、贾说：“去吧！我将‘见君之出而不见君之入也’！”
其实就算薛、贾给太原发电，阎锡山也注定不会改变主意了。他的一位幕僚告诉别人：“老总认为当前的任务完全要靠军事。军事不是靠硬打，关外的风向好不好，关系成败很大。”
由于拉拢张学良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山西方面都对此感到非常紧张。阎锡山虽然嘴上说只要张学良能够继续保持中立，“主张公道”，不转方向即可，也不一定要参加反蒋战局，但心中已十分焦虑不安。
薛、贾常出入于阎总部，自然能感受得到这种氛围，所思所想也就与冀贡泉出现了很大区别。概言之，扩大会议是次要的，组织政府也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军事失败用政治挽救”，是探知“关外的风向”并使这个风向有利于阎方。
此前薛、贾已分别在阎锡山、冯玉祥那里得到了明确指示，来北平后又深夜谒见了汪精卫。汪精卫当时已经入睡，但仍从床上爬起来接见并与薛、贾谈了很长时间，看得出他同样对出关请张十分关切。这种情况下，薛、贾又怎么可能再掉头转帆呢？
薛、贾原本准备出关，但是一打听，张学良又到北戴河休养去了，二人只好同去北戴河。
这次张学良倒没有让他们吃闭门羹。薛、贾在到达北戴河的当天黄昏，就前去拜访张学良。张学良也还算客气，在二人代表阎、冯问好后，同样问了阎、冯好。
接着薛、贾递上阎锡山亲笔写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蒋介石专横自私，排除异己，要救国必须倒蒋”。之后他们按照阎锡山的交代，对张学良展开游说：“蒋介石不是个好人，他利用你的时候就用种种手段拉拢你，到用不着你的时候就过河拆桥，一脚踢开。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就是例子……”
在薛、贾鼓动唇舌的时候，张学良始终精神萎靡，闭着眼睛在打瞌睡。眼见实在谈不下去，薛、贾只得告辞回旅馆去了。
<h2>大事不妙</h2>
都已经快到水落石出的时候了，任何冠冕堂皇的说辞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也难怪张学良要打瞌睡了。
8月30日，张学良启程返回沈阳。薛、贾紧随而至，不过沈阳方面无人接待，连旅馆都是他们自己找的。
现在薛、贾手上还有一份合作办法。这是他们借以打动张学良的最后希望，同时也是阎锡山能够拿出来的最后一点资本。
阎锡山固然有抠门的毛病，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的是，到中原大战中后期，老阎确实已经力不从心了。
既要负担晋军，又要负担西北军和其他杂牌军，可怜阎府也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如此浩繁的军用开支，早就令他捉襟见肘，叫苦不迭。战争期间，阎锡山曾发行战时赋税通用券，也曾打算以富贺银矿、井陉煤矿为担保，向日本、美国借款，这些都是为了缓解其财政困窘的状况。
阎锡山坚持张学良并不是只知道死要钱的“花花公子”，因此无须像蒋介石那样挥金如土，但实际上他也没有钱去东北烧香上供。
乌纱帽早就抛出去了，奈何对方不屑一顾，张作相那条路子又不牢靠，最后剩下的办法便只有让出地盘了。
在合作办法中，阎锡山明确表示愿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永久让与东北，晋军撤回石家庄，与西北军共守郑州、洛阳。
阎锡山向来锱铢必较，精于计算，可谓“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现在轮到他在自己身上剥金刮漆，那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合作办法的条文末尾，阎锡山特地添了这么一句话：“一心一德，共同救国，相见以诚，信守不谕。”
次日早晨，薛、贾带着合作办法前去少帅府拜张。这是薛笃弼第一次光临少帅府，只见大门口刀枪林立，警卫森严，客厅里富丽堂皇，陈设豪华，为其一生所未见。过了一会儿，张学良从楼上走下来接见他们。贾景德把合作办法拿了出来，张学良略一过目，就把文件放在了茶几上。
没有想象中的喜形于色，更没有点头或者摇头的表示，只是普通地应酬了几句，张学良便表示今后将由秘书长王树翰负责接洽，随后端茶送客。
王树翰负责接洽，彼此也无法深谈，这让薛、贾十分苦恼。隔了一天，王树翰请薛、贾到他家吃饭。吃完饭后，又留二人打牌。贾景德对打牌搓麻将还比较在行，唯薛笃弼不擅此道，然而为了能在牌局结束时与王树翰谈正事，他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勉强应付。
从太原启程时，阎锡山发给贾景德旅费一千元，冯玉祥发给薛笃弼旅费五百元，经费紧张得很，所以薛笃弼在打牌的过程中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就怕把他的费用全部输掉，连粥都喝不上或者连家都回不去。
幸好，输是输了，没有大输，否则薛笃弼非得当场晕倒不可。
好不容易熬到牌局结束，薛、贾终于得以和王树翰谈论时局，他们希望从对方那里知道张学良对合作的态度，可王树翰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令薛、贾完全摸不着头脑。
薛、贾在沈阳几乎是两眼一抹黑，薛笃弼一个人都不认识，贾景德的消息还灵通一点，当他们打听到，蒋介石的代表已携巨款前来活动时，两人都感到了大事不妙。
他们的消息已经迟了。在此之前，李石曾就已会晤张学良，两人再度商谈了东北军的出兵条件。张学良以“金融吃紧、兑现纷来”为由，要求南京政府除即付五百万元作为军费外，再借公债一千万元，用以整理奉票及偿付铁路外债。
蒋介石接到李石曾发来的电报后，照旧不打一点折扣地全部应承下来，同时电请财政部长宋子文予以筹措。
南京虽得到东南财团的支持，但宋子文在前线所需军费同样浩繁的情况下，要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尤其是一千万公债，也让他感到十分难办。
见宋子文在复电中有所怨言，蒋介石批示道，如果不给这一千万公债，怕就怕张学良在出兵问题上又生借口，所以“请兄忍痛筹付，勉过此关为盼”。
<h2>有锡天下乱</h2>
你可以说蒋介石花钱没有概念，但是只要考虑到一旦平定天下，银子就不愁没有出处，他的这些大手大脚又无疑都是正确的。毕竟军事胜利决定一切，打赢了仗，一切皆有，打输了仗，万般皆空，而在中原大战持久不决的情况下，能够决定战争胜败的又只会是张学良，谁赢谁输可都只取决于他的一句话啊！
能答应的全部答应，不能答应的“忍痛”也要想办法答应。不久以后，蒋介石又承诺张学良，东北军只要入关，驻平津部队的薪饷也由中央负担。
阎锡山让张学良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也同样授予了这项官衔，而且含金量比阎锡山的还要大得多。
除了封官，蒋介石还许了一堆愿。他早就表示：“北方诸事托汉卿（张学良）全权处理”“黄河北岸军事，皆交汉卿全权处理”；北方官员以后都可由东北系统的人担任；平津中央直属各机关，均由“汉卿”先行派人接收，俟时局稍定，再行荐员由中央委任；允许“汉卿”参与中央政府人事权，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不是想过过官瘾吗，没问题，他们均可由“汉卿”保荐，进入中央政府出任要职，内政部、参谋部部长亦如是……
孰优孰劣，即便傻瓜都看得出来，何况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聪明机智。
随着东北方面消息的沉寂，聚集北平的政客们都消沉起来，会虽然还经常开，但赴会的人却日见其少。一些人甚至认定阎、冯、汪的事业已经陷于失败：军事既遭极大挫折，政治上又一无主张，一个政府折腾了数月都成立不起来。
眼见得再等下去将有散伙的可能，阎锡山只得放弃了“在张学良同意的前提下组织政府”的计划。9月1日，北平国民政府宣布成立。成立当天，张学良即婉拒出任国府委员，同时召回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不让他们加入北平政府。不过张学良却又保荐并且同意王家桢、胡若愚等东北系人马进入南京政府，并分别出任外交部次长、青岛市长等职。
事已至此，阎锡山只能指望张学良既不助己，也不助蒋，继续在关外保持中立，然而他在陇海线的大将杨爱源很快就送来了一个让他倍感失望的答案。
杨爱源探听到的消息的是，张学良准备率部进入山海关，而且就是要帮助蒋介石发动进攻。考虑到蒋介石已调集大部兵力于陇海、平汉两线，杨爱源深感情势危急，他对张樾亭等人说：“与其被击溃而退，不如先整师而退，撤据山西以自固，另外良图。”
张樾亭表示赞成：“对，战不胜就要退，保存实力，有本钱才能做买卖。”
杨爱源让人拟稿，并用特密电向阎锡山进行报告。
9月6日，蒋介石一面任命刘峙为陇海线总指挥，何成浚为平汉线总指挥，以郑州为目标在两线发起总攻，与此同时，他将平汉线以西的游击战转为运动战，组织多个纵队，分途向登封、洛阳挺进。
因为张钫的策反，西北军由杂牌组成的外围防线已经提前瓦解，加之蒋军士气高涨，与反蒋联军的情形相比，正好是一上一下、一正一反。总攻发起后，孙殿英、孙连仲便相继落败后撤，登封、洛阳方面也警报频传，张维玺鉴于两翼均遭威胁，不得不撤出许昌。
冯玉祥虽然不想在平汉线上大动干戈，但许昌失守超出了他的心理底线，于是急派冯治安率部增援。
蒋介石发动的这一波攻势倒替阎锡山下了决心。他一边给徐永昌、杨爱源下达密令，让二人做好向黄河以北撤退的准备，一边抱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似的心理，匆匆忙忙地在北平披上了黄袍。
在民国时代的要人中，存在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文化层次越高的人反而越容易“迷信”。仅以蒋、冯、阎、李四人为例，冯玉祥和李宗仁都没怎么认真上过学，冯玉祥虽然号称“基督将军”，但他对基督教的诚意显然没法跟信仰佛教的唐生智比，而李宗仁更是对这些东西一概免疫。
蒋、阎则不同，说起来他们都是留日学生，然而“迷信”思想却根深蒂固。在南京参加第一次编遣会议时，有一天适值放假休会，阎锡山让周玳陪他穿着便服一道去游无锡。无锡有座锡山，恰好与阎锡山的名字相同。阎锡山听说后，便兴高采烈地带着周玳一道前去游玩。
上了山，他忽然问周玳：“这里名叫锡山，为何没有锡呢？”
周玳哪里知道，于是他就向在旁闲步的一位老人打听：“老先生，这里叫锡山，却为什么没有锡呢？”
老人是当地人，随口解答道：“这里有句老话，‘有锡天下乱，无锡天下安’。”
阎锡山听罢，没有和老人做任何寒暄，就扯着周玳往山下跑。不但那位老人目瞪口呆，就连周玳也感到他举止反常，十分诧异。
过后周玳才想通，是一句“有锡天下乱，无锡天下安”犯了阎锡山的名讳，让他备受刺激。
迷信，迷信，人不迷于时事，又如何会信？
中原大战仿佛就正好对应着这一魔咒。作为中原大战的主要发起者，事是阎锡山挑起来的，自然是“有锡天下乱”，但他绝不希望得到“无锡天下安”这样一个结果。
为什么就不能是“无蒋天下安”呢？
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正式就任北平国民政府主席。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就职，就是为了取好兆头，取其谐音“久久”，寓长治久安之意，亦表示阎某人今天是身登九五了。
由于时间上有四个“九”，北平政府也被称为“四九小朝廷”。有人打趣说，阎锡山其实是弄巧成拙，四九合起来是三十六，俗话说“三十六着，走为上着”，这哪里是什么吉时吉日，分明晦气得很哪。
<h2>逐客令</h2>
说晦气，晦气就跟着屁股来了，杨爱源所探听到的那个最坏的消息即将从天而降。
9月10日，张学良召开东北高级干部会议商讨时局。张学良在会上首先发言，从这番发言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其实对时局有着非常清醒和犀利的认识。
“老派”以阎、冯毕竟是北洋系统的旧人为由，极力主张宁愿联阎、冯也不联蒋，张学良说你们以为阎、冯是什么好东西？——“‘先大元帅’（指张作霖）当初入关与北伐军作战，请阎锡山与我们合作，并承诺我们绝不干预山西事务。阎锡山当时答应得很好，但为时不久，即将‘先大元帅’派往山西的使者扣留，并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
张学良还提到，当年奉军大将韩麟春赴山西游说阎锡山，就是因为阎锡山的失信而气愤病死的。
说起当年恨事，张学良虽不至于到“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的程度，但愤懑之情也已溢于言表。他认为冯玉祥的为人和阎锡山差不多，一向都反复无常，从前北洋系统的覆灭，这二人应负其责。
你们是不是现在都觉得阎、冯可怜？活该，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就算抛开历史旧怨、派系归属不提，张学良也不觉得把赌注押在阎、冯身上会给东北带来实际利益：“最近阎、冯的军队已退至黄河北岸，中央军已攻下济南，退一步说，即便阎、冯事如有成，他们也一定会决裂，而且以国民革命军系统而言，阎、冯本为国民党的一部分，事成之后还是会将东北摒于局外。”
至于扩大会议，张学良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在他看来，改组派和西山派从来都是互相诋毁和谩骂，即便一时结合，将来也势成水火，难有作为。
骂完阎、冯，张学良也没放过蒋。他说蒋介石与东北并无历史上的特殊关系，而且亦“一具有阴谋的野心家”，从“马廷福事件”就可以看出蒋的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
总之，阎、冯、蒋没有一个是好人，全是坏蛋。东北方面何去何从，不是看好人坏人，而是应该看倒向哪一边更有利于东北利益。张学良的意见是，在“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的旗号下出兵助蒋。
张学良讲完，张作相、张景惠等元老照旧持一贯论调，说什么保境安民，不过问关内事乃是张作霖临死前留下的政治遗言，应予遵循云云。与以往常作尊重元老的姿态不同，这次张学良表现得极不耐烦，说你们要是这样，我唯有辞职不干，接着便愤而退席。
顾维钧、王树翰、万福麟等人赶紧从旁协调缓冲，又把张学良请进会场。张作相也连忙对张学良让步：“你是司令长官，你有不得已的苦衷，可以不遵守大元帅（指张作霖）的遗言。我和叙五（张景惠字叙五）为大元帅的部属，更可以放弃主张。你不必生我的气，由你做主好了。”
其实自杨宇霆被张学良诛杀后，所谓“老派”已无力量，东北军实是张学良所主导的少壮派的天下，张学良做任何决策，并不真的要看这帮老家伙的脸色行事。
张学良决心既定，东北四省的国民党员即致电南京中央党部，称参加扩大会议的人都是“军阀余孽，失意政客，野心党痞，不逞之徒”。
在未正式表明态度之前，张学良对驻于沈阳的薛笃弼、贾景德尚能表面敷衍，虚与委蛇，到了这个时候就要下逐客令了。王树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告诉薛、贾：“汉帅（张学良）将通电请各方罢兵，以纾民困，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东北军即日入关，拥护中央，嘱告你们回去。”
薛、贾听了之后犹如天灵盖里被浇了一桶冰水，虽然他们事前已预料到大事不好，但没有想到变化会如此之快。第二天早晨，两人即丧魂落魄地乘火车离开了沈阳。
<h2>目瞪口呆</h2>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呼吁和平，希望息争，“静候中央措置”。由于这份电报的言辞较为隐晦，甚至赵戴文都还以为张学良仅主和平，并无他意，尚可与之接洽转圜。只有阎锡山心知肚明，反正也做好了撤退的打算，便当即拍发了一份倒填日期的电文，表示他在张学良呼吁和平之前，就已经准备退避三舍。
见到阎锡山的电文，正在北平主持扩大会议的汪精卫感到莫名其妙，连忙让冀贡泉致电阎、冯询问究竟。当天深夜，他得到了“巧电”的全文，匆匆读过之后，他也没有注意到其中“静候中央措置”一句的分量，因此同样幻想张学良不致出兵。
第二天，汪精卫给张学良发去“皓电”，提出四项党政问题与张商量，说如果张学良真心谋和平，应该先把这四项问题解决了再说。
“皓电”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到了傍晚，汪精卫才得知，东北军已经动员，不由得大惊失色。
事实上，张学良在发表“巧电”的前一天，就已经在内部发布了进军关内的动员令。发表“巧电”的当天，他还在对天津《大公报》驻沈阳特派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而双方绝对的胜负，似均无大希望……故余不得已而被迫出兵干涉”。
张学良明白地告诉记者，他的政治立场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之下，但也不完全与南京政府吻合，系“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
自9月20日开始，东北军每隔三小时就发一列运兵车入关。这已是东北军历史上第四次入关，由于东北军将领尤其是“老派”将领多为土匪出身，部队军纪较差，所以以往三次入关，这支“胡子军”给关内的印象一直都不佳。
此次入关，张学良有了在华北站稳脚跟的打算，便有意改变东北军的这一形象。在东北军出发前，他对率部出征的于学忠说：“我们这次入关，乃是为了倡导和平，促成统一。我把一切事情都交付给你听，你要往漂亮去做。我先问问你，你想怎样做？”
于学忠了解张学良的心思。他说如果东北军只前进到河北、察哈尔为止，完全可以做到一枪不放；如果还想要更多的地盘，则山西指日可下，并不用费太多的军力。但这样做，一者会得罪很多的人，二者难免不为蒋介石所忌。
张学良认为于学忠考虑得很周全，当即同意采用一枪不放的办法进兵关内。
于学忠和晋军前敌总指挥徐永昌是同学，在行军途中，他就让人带信给徐永昌，说明自己是和平接收，决不用兵。此后东北军每至一地，就先期通知晋军让出防地，以避冲突，而晋军也只好以阎锡山主张“礼让为国”和退避三舍为由先期撤退。
晋军陆续撤退后，于学忠率部于9月21日到达天津。获悉东北军大兵压境，齐聚北平参加扩大会议的政客们被惊得目瞪口呆。有人埋怨“老派”真是不济，以致张学良被一众“佻达急利之徒”所包围，有人认为张学良出兵，暴露了其“花花公子”的本来面目——北平的八大胡同、三海、中山公园、前门戏院，哪一处不是张学良及其左右日思夜想的？
当然还有人一语道破机关：张学良只动兵而不至于用兵，轻而易举间就能将华北收于囊下，他为什么不干？
让众人稍感安心的是，入关东北军系由于学忠率领。大家都知道于学忠跟徐永昌有同学关系，北平的治安又由兼任河北省主席的徐永昌所掌握。据此推断，于学忠应该不会逼迫过甚，至少一齐再开个会，商量一下怎么办还有时间。
这时北平政府只有阎锡山草草就任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其余各部一概未能成立——处于如此颓势下，除了那些特别想过官瘾的糊涂虫，稍微明智一些的，你就算是三顾茅庐，用八抬大轿去请，人家还高卧不敢就聘哩。
阎锡山尚在石家庄坐镇，汪精卫便牵头在北平怀仁堂临时开会进行商议。他首先表示要去山西，其他人听了都随声附和，于是便决定先撤石家庄然后再转太原。
阎锡山得知后来电表示欢迎。这让大家的心里又好受了许多，以为既有太原可以落脚，总不至于做“小张”的阶下囚了。
阎锡山拨来一笔款子，汪精卫给每人分发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不愿登车西逃的都可以各奔前程。会议一结束，人们便开始倾箱倒箧，搬取各种文件和器物。怀仁堂内人影幢幢，慌乱之状，颇有几分《红楼梦》中宁国府被查抄时的味道。
几经周折，弄到了一辆晋军的军需列车，大家将三十箱党部文卷装上车，之后乘车南逃。行至半途，冯玉祥派来的代表邓哲熙上了车。邓哲熙劝他们返回北平，并且说前方军事情况很好，后方不可轻易动摇。
众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汪精卫等六名扩大会议的上层人物仍然继续南下，以便与阎、冯晤商下一步的办法，而赵戴文等十余人则随邓哲熙折回北平，对外宣称阎、冯即将回平组织政府。
第二天早晨，薛笃弼、贾景德自东北到达北平。从他们嘴里，赵戴文、邓哲熙等人才知道张学良这回是动了真格的，北平决非可以久留之地，于是又慌慌张张地撤出北平，乘车前往石家庄与汪精卫会合。

第七章 一抹残阳万里城
张学良出兵入关，把整个反蒋阵营都逼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担任反蒋联军总参谋长的刘骥特地向冯玉祥呈献上中下三策，并且恳切地说：“冯先生，我希望你取上策，万不得已才取中策，而下策是绝不能采取的。”
刘骥的下策是破釜沉舟，在郑州外围和蒋介石决一死战——即便冯玉祥想采取此计，他也已经有心无力，所以刘骥多虑了。
刘骥极力推荐上策，即在军事、政治已处于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避免和蒋介石决战，迅速退入潼关，励精图治，东山再起。问题是冯玉祥并不甘心如此了局，他仍想用背城借一的办法来挽回军事上的颓势。
这样就只能取刘骥认为万不得已的中策了：以郑州为中心和蒋介石再打一仗，胜则乘机追击，败则迅速西退。
光靠西北军决战郑州，冯玉祥自己其实也无胜算，他把希望寄托在阎锡山身上，希望阎锡山能够抽调有力部队到河南。在他看来，张学良虽然举兵入关，但自己实力尚存，只要阎锡山能跟他一起坚持到底，局势仍有扭转的可能。
<h2>致命杀着</h2>
冯玉祥一面将宋哲元撤到洛阳一带，以确保从郑州到潼关这一交通线的完全，一面缩短平汉、陇海两路防线，将大部兵力集中在郑州外围，准备在晋军的协助下与中央军展开决战。
在派邓哲熙劝汪精卫等人保持镇定和返回北平的同时，冯玉祥已经派幕僚张允荣前去谒见阎锡山，陈说继续打下去的理由，并请阎锡山抽兵河南。
阎锡山还想把南岸的晋军都撤到北岸去呢，哪里肯再反向为之。他接见张允荣时态度消沉，连声说道：“不好办，不好办，仗是不能打了。”
张允荣询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他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说：“退到山西再说罢。”
张允荣还想继续说下去，阎锡山即岔开话题。眼见话不投机，张允荣只得悻悻而归。
直到在阎锡山那里碰了钉子，冯玉祥才感到郑州决战是多么不切实际，但等他想弃中策取上策，把军队移到陇海线西段时，已经来不及了。
蒋介石的致命杀着并不是正面进攻，而是依张钫之计，截断西北军的西归之路。在平汉线以西，他安排各挺进纵队取洛阳、占潼关，为的就是这个目的。
杨虎城部亦是挺进纵队中的一支。因为曾是西北军旧将，冯玉祥一直在拉杨虎城，这在当时早已不是秘密。何成浚率部撤退漯河后，主要也就是做杨虎城的工作。他把杨虎城安排在漯河的“军人之家”，天天喝酒玩耍，关系日渐融洽。
中央军取胜于津浦线，让所有跟随蒋介石的杂牌将领松了口气，暂时都收起了三心二意的投机念头。杨虎城对自己的部下说：“这一次我们的生意做成功了。冯玉祥是个单干户，而且树敌过多，他一定会失败。”
杨虎城一直想在西北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在得到蒋介石授命后，即下令部队进攻龙门、洛阳、潼关乃至直达西安。杨部有三个旅、两个特务团，还有配合作战的别动队，在各挺进纵队中属于实力较强的一支。同时，杨虎城还从大革命时期的武汉政治部以及农民运动组织者中收纳了许多人作为他的政治干部，这些人曾在河南组织过农民运动，在当地颇有群众基础，从而使得杨部在进军途中得到了河南当地民团和农民的不少协助。
负责防守郑州至潼关一线的宋哲元兵微将寡，手下仅有葛运隆、赵登禹两个师，无力抵挡杨虎城等部的冲击。早在9月17日，也就是张学良发表“巧电”的前一天，杨虎城便一马当先地攻破了洛阳附近的龙门天险。
龙门既破，沿陇海线西撤已不可能，西北军也就仅剩下了过黄河、退豫北一途。
<h2>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h2>
扩大会议的人员在石家庄会合后，委员们和相关人员都已先行撤往太原，汪精卫和陈公博因为还要等阎锡山制订新的军事计划，所以暂时只能停留在石家庄。
观察局势，虽然晋军正在从山东平津撤退，但只要西北军在陇海线上还站得稳，反蒋阵营尚不至于全盘崩溃。汪精卫向陈公博提议，说不如趁此机会到郑州去一趟，见见冯玉祥。
于是汪、陈在到达石家庄的第三天便乘着专车前往郑州。火车白天无法进入郑州车站，原因是每天都有中央军的飞机前来轰炸，要进站的话，必须算好时间，在黑白交接之时到达。
晨光微亮，专车通过黄河铁桥，随后进入郑州车站。在那里，冯玉祥已派汽车到站相接。
陈公博年纪轻，此前与冯玉祥素未谋面，有关于对方的点滴，都是来自各种传闻——有人说他冬天穿着大兵的衣服，可是里面却套着狐皮；有人说他请客好用粗米白菜，客人走后却大嚼鱼翅；有人说他在南京当军政部长时，放着政府提供的华丽汽车不坐，却和士兵一同挤货车；有人说他对手下的高级军官毫不客气，动不动就打军棍和罚跪。
这些传闻让陈公博对冯玉祥留下了一种特别古怪而且模糊的印象，由于前后反差太大，他甚至无法在脑子里准确地描绘出一幅关于冯玉祥的个人图画来。
当然陈公博与冯玉祥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过交接。1927年，冯玉祥有意与蒋介石联合北伐，那时陈公博是蒋的门客，冯玉祥就派人给他送来了一件老羊皮袍料。
后来陈公博离开蒋介石，跟着汪精卫到武汉去了，也就是在武汉的时候，他对冯玉祥的印象开始变差了。
陈公博早就听说冯玉祥治军很严，西北军的所有文武部属都要穿布衣，早上还要上早操，即便年纪再老，也不准缺了这堂课。可是他在武汉所看到的却是，冯玉祥的代表每次来汉，无不大嫖大赌，冯玉祥的参谋长到了这个花花世界，同样是每天晚上都要在华商总会俱乐部打麻将赌博，而且赌得还不小，都是五百元一底的麻将局。
陈公博由此断定，冯玉祥在公开场合再怎么亲民和善于练兵，最终仍不免于败。道理很简单，水至清则无鱼，你制定的规矩太违背人性常理，部下根本没法做到，他们只有通过作伪来糊弄你，这种作伪一旦人人仿效并形成风气，迟早会导致全军崩溃。
现在军事上全靠冯玉祥支撑大局了。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部队会崩溃吗？这些都是陈公博迫切想知道和了解的。
和传说没有太大差别，冯玉祥果然以简陋示人，他的司令部设在离城墙不远的一间破庙中，他自己住在另一间小破庙的神廊里。几个人见面后，便只能在神像面前促膝而谈，天一亮，又同去墙边的一座棚厂内吃油条和稀饭。
中央军飞机轰炸的时间每天都是固定的，一般是早上八点和下午两点。到了上午八点，飞机真的来了。那时国内还没有防空哨的概念，只是前沿阵地见飞机经过，给城里打个电话，然后城墙上站岗的哨兵看到飞机飞近，再长吹一声哨子，就算发出空袭警报了。
西北军包括整个北方也没有高射炮，在飞机进入郑州上空后，一两门野炮对着天空乱轰一阵便对付了过去。
不过在陈公博看来，飞机远非决战的最有效武器。他了解了一下，中央军飞机的轰炸目标集中于郑州车站，但投的都是小炸弹，乃至于炸了一个多月，郑州车站都未受到损伤，只有几列货车被炸毁。
轰炸结束，一行人从防空洞里走出，到草棚去吃午饭。陈公博特地留意了一下，发现桌上摆着一盘炖鸡、一盘猪肉、一盘蔬菜、两盘馒头，此外还有几个小碟。虽然并不丰盛，可也绝不像传言中所说的请客只用粗米白菜。
饭后到草地上散步，西北军的一位宣传处长告诉陈公博，冯玉祥吃饭一向如此，有没有客，饭菜都是这几样，外界宣传冯玉祥恶衣恶食，确实是过于夸大了。
看来冯玉祥的平常起居，倒还不是太出乎人情，陈公博对冯玉祥的看法至此有所改变。当然，冯玉祥治军过于严厉，以及陈公博在汉口的所见所闻又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它们将来会对西北军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危害，现在还无人能够预知。
<h2>大事不好了</h2>
要认真说来，飞机轰炸对反蒋联军的威胁，还远不如那些窝里反的杂牌军将领。
访完冯玉祥，汪精卫和陈公博又在回石家庄的途中顺道去看了石友三。早在8月底，得知张学良将派兵入关，石友三就致电张学良，表示“即行撤兵北上，服从东北，愿效前驱”，随后便擅自放弃阵地，率部北撤新乡等地。
石友三原来负责在陇海线上掩护反蒋联军的左翼，他一声不响地往后一撤，留下了一个大空隙，使得西北军和晋军差点被中蒋军“包饺子”。石某如此逍遥，阎、冯却还不敢拿他怎样，就怕把他给惹急了，真的造起反来。汪精卫和陈公博之前乘车经过新乡时，亦有此体会：从石家庄至新乡一线，几乎没有多少军队，如果石友三把专车拦截下来，他俩立刻就会成为俘虏。
拜访石友三实乃冒险之举，可又不得不做。当时阎、冯两军中都传说石友三已和张学良发生关系，阎锡山便再三恳请汪精卫顺路去看望石友三，希望借着汪精卫的面子，使石友三不好意思把这一残破之局搅得更残更乱。郑州会晤，冯玉祥也赞成这么做，于是汪、陈便在郑州车站预先给石友三打了个电话，准备车至新乡时见个面。
在汪、陈之前，薛笃弼和贾景德在南逃途中也曾在火车上碰到过石友三。石友三满脸骄气，看到他们也爱理不理。薛、贾气得不行，贾景德还写了一首名为《异军突起》的诗，以发泄胸中的愤懑。
石友三过去在浦口反蒋中，曾与汪精卫有过联系，并打过拥汪的旗号，所以他对待汪精卫不像对待薛、贾那样骄横无礼。汪精卫的专车一到新乡，他就亲自跑到车站来与之会晤。
汪精卫把石友三拉进车厢，对他说尽好话，并且说如果他的军队真的需要整理，退至新乡亦无不可，假使阎、冯因此产生什么误会，自己可以替他解释。石友三顺水推舟，解释自己实无反意，之所以撤至新乡，只是因为部队经过几次作战，亟须补充，可是阎、冯又不体谅他的困难。
交谈结束，几个人到车站上去散步。车站上站着石友三的士兵，这些士兵穿着新军装，军帽很高，样式与阎、冯迥然不同。
陈公博以为那是法国式军帽，甫一开口，旁边就有人低声说：“不是，不是，那是东北军的式样，也就是模仿日军的式样。”
谁还会怀疑石友三和张学良没有勾搭在一起？连军装都换了！陈公博的心里透过一阵凉意，他感到反蒋联军的前景更加不容乐观了。
回到石家庄，阎锡山已经把他的新军事计划拿了出来。此时陇海线的西北军、杂牌军，加上从山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收拾残余还有五十多万人马。阎锡山打算在放弃河南的前提下，将这股力量集中于河北，先把东北军驱逐出关，然后再据黄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
阎锡山征求汪精卫等人的意见，陈公博以为不易实行。从晋军在山东平津的“退避三舍”中，他就看出晋军已失去了斗志，至于陇海线上的杂牌军态度如何，只要瞧瞧石友三的样子也足以令人心冷大半。
西北军曾是希望所在，虽然郑州会晤的情况比想象中要好一些，但随后发生的一幕证明内部问题也非常严重。那一天，刘骥正好来石家庄，汪精卫有意无意地对他说：“我想军事或者要更坏下去，我们如果把扩大会议解散，或者使军人方面容易应付也未可知。”
“我很赞成汪先生的主张，因为军事恐怕没有大的希望。”刘骥不假思索地说道。
陈公博在旁边听见了，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刘骥是西北军参谋长，他在汪精卫面前这样说，纵使不代表所有西北军的意见，至少也可以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
西北军军心已变，晋军失去斗志，杂牌军又不足恃，陈公博的眼前飘过了戏剧中打败仗的将领常念的五字道白：“大事不好了！”
可是除了新军事计划，也再没有其他高明之见了。汪阎讨论了很久，觉得只能这么办。
事情必须通知冯玉祥，怕来往电报说不清楚，阎锡山想请汪精卫、陈公博再次南下郑州，他也陪同前往。
专车刚过邢台，有人前来报告，说石友三的部队已自由行动，一部分已东向斜出大名，似乎正与东北军联系接洽。阎锡山闻言变色，他认为如果消息确实的话，此行经过新乡时必定凶多吉少，弄得不好就会成为石友三的俘虏。
踌躇片刻，阎锡山把专车分成两半，自己挂一个小机车北返，却要汪、陈继续南行。
阎锡山怕做俘虏，汪、陈也怕，但两人别无选择，只好仗着都是文人，又与石友三有过那么一点关系，大着胆子硬闯险关。
还算幸运，一路无人截道为难。天色微蒙之时，专车终于抵达了黄河铁桥。
这已是他们在三天之内两过黄河。毫无睡意的陈公博透过车窗，看到河面上有一两只水鸟正在上下低飞，不由得触景生情，遂赋诗一首：“四野奔流遍甲戈，两番深夜渡黄河。雄心渐似秋水淡，欲化闲鸥逐逝波。”
<h2>流亡大夫</h2>
郑州，还是在那座破庙里。听汪精卫说明来意，冯玉祥对新军事计划表示完全赞成。
这回倒是汪精卫有些犹疑起来：“这事办起来，恐怕会有许多困难吧？”
“事虽困难，势在必办！”冯玉祥回答得斩钉截铁。
在西撤路断之后，有人曾向冯玉祥献计，说不如乘晋军已全部出晋之机，索性开入山西境内，从而使得晋、陕联成一气，这样仍可在西北形成一个局面。
冯玉祥既没有立即采纳，也没有明确否决。他倒不是说不忍心抢合作伙伴的地盘和饭碗，而是觉得还有必要拉老阎继续作战，此事不宜操之过急。
按照阎锡山的新军事计划，西北军立足河北，进可击败东北军，换来战局转机，退可鸠占鹊巢，拿老阎的家当自己的家。对于早晚都要撤到黄河以北的冯玉祥来说，真是何乐而不为。
原则敲定，剩下来的细节就不是文人需要考虑的，那是武人的事。中午，冯玉祥、汪精卫休息睡午觉，陈公博跑到参谋室和西北军的几个幕僚一边吸烟一边闲聊。
这些幕僚认为反蒋联军在军事上已经无望，即便据河自守也难以挽救整个局势。问到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有人主张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有人建议索性与张学良接洽，让对方给收编了算了。
陈公博感到特别心惊的倒不是幕僚们会有这些想法，而是他们在谈论时毫不避讳，说明类似话题在西北军中早已经公开。
当初汪精卫、张发奎发动反对新桂系的广州事变，当事变临近失败时，陈公博也曾目睹几乎与此一模一样的场面。有过经验，他就知道西北军内部军心动摇已到了何种程度，看来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吃过晚饭，形势似乎更加紧张，一会儿有人报告南面已有一个团的中央军冲进防线，一会儿又有情报说黄河铁桥附近出现了百余土匪。冯玉祥到底久经沙场，显得颇为镇静，他先是把地图摊在地上，和几个幕僚点着蜡烛商议，接着又到棚子里打军用电话：“喂，那边有些小子冲进来，你们赶快派一营人去堵住。”
在冯玉祥打电话的时候，陈公博看到他的嘴角一直挂着笑容，显然他对这种指挥方式驾轻就熟且怡然自得。
挂掉军用电话，冯玉祥催促汪精卫、陈公博早点动身回石家庄。陈公博也已经从别的渠道证实，黄河铁桥附近出现的百余“土匪”其实是中央军的便衣队，这表明南岸失守已进入了倒计时。
北返时，汪、陈再不敢中途停留。他们回到石家庄后，随即便转赴太原。
在汪、陈抵达太原之前，扩大会议的人员还未到齐，一切政治活动几乎都陷于停顿。不过政客们倒也没有亏待自己，他们白天吃“全羊席”，喝汾酒，晚上就到山西大戏院去听梆子戏。
山西人对这些“流亡大夫”没有好感。在一场戏中，一名丑角就讽刺阎老西引进大批外来人员，以至于吃穷了山西，连醋都喝光了。台上的观众看了拼命鼓掌，政客们则啼笑皆非，尴尬莫名。
山西人的排外意识与阎锡山的管治有很大关系。有人曾到太原图书馆和宣传机关里去查过，发现要想找到一份外省的报刊都非常困难。阎锡山用这种封锁政策来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以便使老百姓耳聋眼瞎，乃至于只知他阎老西，而不知其他。
封锁政策固然有利于阎锡山成为山西的土皇帝，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其实并没有做好称雄天下的准备，瞎打瞎撞的结果，只能是“有锡天下乱”。
阎锡山手下也有一批搞政治的，他们认为改组派等派系无能无力，所以只能跑到山西来寄人篱下。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当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抵达太原时，有人便在欢迎人群中大喊“打倒改组派”的口号。陈公博将之总结为：恰如囚在笼内的一群雄鸡，大家都走了背运，却依然还要相啄。
虽然甫一下轿就被喝了倒彩，但汪精卫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又再次祭出“民主政治”的旗帜，把大家集中在傅公祠开会，准备像孙中山当年那样搞一个临时约法出来。
可是政客们最后的努力并未能给前线带来任何利好。阎、冯还没来得及将陇海线的军队全部撤到黄河北岸，陈公博曾经担心过的事便突然爆发了：吉鸿昌率部投蒋！
<h2>连锁反应</h2>
吉鸿昌在豫东作战时，还担任着孙良诚部队的副总指挥，他和孙良诚手下的几个师长梁冠英、张印湘的关系都不错。他这一投蒋，不仅令郑州南面的门户大开，而且引起连锁反应——张印湘首先与吉合作，受编为吉鸿昌“讨逆军第二十二路”的军长，梁冠英虽没有马上随吉鸿昌行动，不过也隐隐流露出了消极的情绪。
原先冯玉祥仍试图在渡过黄河之前给予蒋军以沉重打击，但吉鸿昌投蒋使他的设想完全落空。此时他才急急忙忙地下令各部渡过黄河向北退却，但平汉线的张维玺南路军已在新郑一带被重重包围。在遭到近一个月的围困之后，该部十多万官兵全部缴械投降。据说这还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全军缴械事件。
鹿钟麟在接到冯玉祥迅即北撤的命令后，即将他位于郑州的总部撤至郑州，同时派梁冠英部负责保护黄河铁桥，以掩护大部队过河。
晋军、西北军这么多部队需要过河，若组织不当，难免会重演当初晋军在泺口大铁桥自相践踏的惨剧。幸好陇海线的指挥官中还有一个徐永昌。
民国以降，军人素质不一，诸如孙殿英一类的大盗、石友三一类的朝三暮四之徒固然很多，但亦不乏道德修养很高的君子。徐永昌在率部撤退时，亲自监督士兵将过去借商会的钱款送还。有人说，都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钱，留着犒赏士兵不是更好吗？徐永昌摇摇头：“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犒赏士兵，我只知道借别人的钱不能不还。”
撤退前夕，徐永昌就有言在先，说只要愿意北撤的部队，不管何军何部，有一支不退过黄河以北的，晋军决不过河。到了晋军、西北军都争相北撤的时候，他又答应鹿钟麟，让西北军先渡黄河，晋军后继，并为之提供掩护。
张樾亭站在晋军的立场上，对此表示不解，他说：“敌人进攻甚猛，撤退稍迟，损失必大，敌再尾追，势必混乱，掩护的责任恐难做到。”
徐永昌一语惊人：“我们如抢先渡河，危险更大！”
他分析说，由于为西北军提供的给养不足，西北军官兵异口同声，都把责任推到晋军头上，对晋军怨恨很深。现在西北军正在黄河铁桥附近撤退，若两军争渡，很容易发生相互攻击的事件。一旦中央军乘此围歼，晋军、西北军都有全军覆灭之虞。
徐永昌素来行事缜密。开战之初，他就让阎锡山给他预备几百艘民船，阎锡山觉得诧异，徐永昌解释说在河南作战，不能不留后路，万一战事不利，光一座黄河铁桥是不够用的，还得用民船摆渡。阎锡山随即引起重视，并特地交代周玳置办。到了这个时候，那几百艘民船也就都派上了用场，既避免与西北军争抢铁桥通道，又为己方顺利过河提供了保障。
10月3日，上官云相攻入开封。郑州外围的中央军各部也愈逼愈近，郑州城内已能隐隐听到炮声。
当晚，徐永昌到达郑州，第二天上午即前去拜见冯玉祥。冯玉祥已搬到城北，住在一座野外帐篷里。此前他刚刚会见完吉鸿昌派来的代表，吉鸿昌让代表告诉自己曾经的老大：“你看我现在与蒋介石联络，是要做赤壁大战的黄盖，机会一到，即将蒋介石与你们生擒过来。”
冯玉祥把这番话讲给徐永昌听，并且说：“现在局势尚大有可为，郑州附近还可以守一个时期，仗还可以打下去。”
说到军费拮据，冯玉祥又说：“郑州可以派房捐，一派房捐就是钱，我们还要好好待一个时期。”
其实冯玉祥本人并不是真的这么想。当天，阎锡山、汪精卫都秘密来到郑州与其会晤。在共同商定联合发表实行停战的通电后，冯玉祥在下午第一个过黄河，阎、汪亦于晚间离郑北返。
10月6日，中央军进占郑州。西北军负责殿后的梁冠英接洽归降，被蒋介石发表为“讨逆军第二十五路总指挥”。梁冠英部是孙良诚的核心主力，梁冠英一降，孙良诚总部的手枪团也跟着受编，所谓西北军的“铁军”从此不复存在。
随着西北军投降的投降，缴械的缴械，阎锡山的新军事计划已无成功实施的可能。与此同时，冯玉祥也再没有足够的实力攻占山西，打通陕、晋了。
<h2>哪壶不开提哪壶</h2>
都知道反蒋联军会垮，但垮得如此迅速，还是令人分外吃惊。
民国初期，河南有一个叫岳维峻的督军，手下号称有七十余万兵。岳督军的实力不可谓不强，但在与其他诸侯的鏖战中，不出两个星期，他那七十余万的队伍便烟消云散，岳维峻自己也成了光杆司令。陈公博当时看到这一消息时还感到极为骇异，以为即便这七十余万人都不抵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让别人砍，两个星期也砍不完。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身为文人的陈公博才明白什么叫军心离散不可收拾，什么叫兵败如山倒，也领悟到了《史记》所记载的垓下之战中，项羽的部卒为什么会在听到楚歌后一夜散尽。
原来它们中的每一个故事都不是神话，都是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真实历史！
眼看中原战事已接近尾声，为了能够迅速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蒋介石决定以“宽大”态度对待善后问题。10月上旬，受蒋介石之托，与西北军孰有历史渊源的马福祥、张之江来到河南，与鹿钟麟商洽收拾西北军的办法。
马、张代表蒋介石，提出对华北的军事可以一了百了，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鹿钟麟代表冯玉祥，列举了三个条件，除了同意冯玉祥下野外，另要求由鹿负责将西北军残部改编为十个师，分别以豫西及陕甘两省为驻防区域。当然，这不是白让你编的，得拨三百万编遣费过来。
若是放在战前，冯玉祥、鹿钟麟或许还能再把蒋介石当成冤大头宰上一刀，可到了如今这个境地，那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老蒋已经胜券在握，他岂能允许西北军这个团体继续存在下去并和他作对？换句话说，人家可以不在乎拿出三百万，但他要的是把西北军化整为零，逐步为己所用，或者干脆一个个地予以消灭，一了百了。
谈判者的想法南辕北辙，根本找不到共同点，结果可想而知，双方虽然几经磋商，仍然毫无成效。蒋介石见冯玉祥不肯就范，便派兵继续向潼关发动进攻，以求彻底阻断冯玉祥退至西北收拾残局的希望。
比之于西北军，晋军各部相对比较团结。蒋介石一时无法将他们拆得一块一块的，便只能首先要求阎锡山下野。阎锡山和冯玉祥一样，都不肯下野，为此他想到了要联络张学良。
在反蒋联军刚刚溃败的时候，阎锡山曾经对张学良极度痛恨，也做好了与之决一死战的准备。孰料张学良却公开表示，他受蒋介石之托出兵解决黄河以北纠纷，只为安定北方，并不想侵扰山西。
就和当初发的“巧电”一样，张学良此语给阎锡山造成了不小的错觉。阎锡山为避免下野，又打起了与张学良合作的主意，于是便派赵戴文等人到东北接洽。
阎锡山以算盘打得精著称，可是在中原大战中，比他更精的是张学良。这位刚刚崛起，令人刮目相看的东北少帅绝不是对染指山西没有兴趣，而是希望“往漂亮去做”，不费一枪一弹就达到全取华北的目的。偏偏阎锡山不知趣，硬要缠上来，张学良只好跟南京方面打招呼，让蒋介石来整治他。
蒋介石立即给阎锡山发去一份电报，措辞相当不客气：“你快走，否则轰炸。”
发现阎锡山赖着死活不肯走，蒋介石果然说到做到，天天派飞机对太原进行轰炸，以后甚至连河边村都没放过。
飞机轰炸使得太原市面更加萧条，白天街上基本看不到人，只有掌灯以后才有人出来做买卖。金融也因之更显混乱，天津《大公报》太原通讯报道：“山西票骤跌至每一百元换三百二十元，开未有之纪录。”
经济困顿在令太原市民不堪其苦的同时，也让扩大会议的人深受威胁。许多人北上时拖儿带女，又穿着单薄的衣服，在萧瑟的秋风中不免有“九月寒衣待剪裁”的惶恐。
当初阎锡山将扩大会议移至太原，本意仍是指望“军事失败用政治挽救”，但事与愿违，扩大会议不仅对阻止军事溃败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还反过来沦为了政治上的累赘和经济上的包袱。阎锡山人还在石家庄，汪精卫也不好意思单独为这件事去烦他，只好自掏腰包，给扩大会议的人每人赠送了五十元，以聊表雪中送炭之意。
汪精卫此举，固然让大家很是感激，可实际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一些人初步得出教训，认为继续跟着汪精卫或反蒋都没有出路，今后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投降蒋介石，要么当共产党——后来确实有人投到蒋介石幕府，也有人参加了共产党。
作为改组派中仅次于精神领袖汪精卫的二号首领，陈公博能够深切感受到组织内部的这种动荡不安。有一天在山西大饭店的客厅里，他碰到了李宗仁的代表卢蔚乾，卢蔚乾问他：“衮衮诸公，有何妙计安天下呢？”陈公博苦笑作答：“怕不是衮衮诸公吧？”
卢蔚乾当即口占一绝：“诸公衮衮策升平，滚滚黄河骇浪惊。早识老西不中用，问君何事客并城。”
<h2>封建残余的小脚</h2>
“老西”不中用，老冯更尴尬。他现在是西行北上都无路可走——西行之路被杨虎城切断，北上之路又被石友三所截住，耐人寻味的是，杨虎城、石友三还都是他的旧将。
只能入晋了。在西北军分崩离析之前，以什么样的方式入晋，冯玉祥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反正你老阎不让进，我就打你。如今西北军残部实力有限，没准“打”字还没说出口，倒先让别人给灭了。
正是“前程如黑漆，暗中摸不出”，冯玉祥一路上都沉默寡言，心情抑郁。到得山西边境的晋城，他让人传话给城头，希望能大开方便之门。
晋城驻扎着晋军一个旅，旅长听说冯玉祥率部入晋，准备派兵阻击。县长认为事关重大，便劝旅长不要轻举妄动，他自己则率全县官民和士绅代表出城迎接。
阎锡山闻讯发来电报，要求不让西北军入晋，但为时已晚。既然已经进来了，老阎也就只好做个顺水人情，同意退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暂时驻扎于晋城，冯玉祥本人及其总部人员则可由娘子关入太原居住。
冯玉祥到娘子关后，与阎锡山、汪精卫在车站进行了会谈，协商善后问题。冯、阎都不肯下野，也不愿接受蒋介石提出来的条件，同时，张学良又根本不可能与他们“合作”。三人商量一番的结果，只能据娘子关以自守，看看时局变化再说。
第二天，陈公博陪着汪精卫返回太原。汪精卫这么一回来不打紧，却把和他同住一家饭店的麦焕章给急坏了。
麦焕章也是李宗仁的代表，曾留学法国，本人喜好女色。倒霉的是因为和汪精卫住一起，以汪之级别，饭店门口自然要设警卫，这就限制了他选花征艳，为此十分苦闷。正好汪精卫去了娘子关，警卫撤了，麦焕章以为汪精卫这一去，起码得有好几天不会回来，于是就放心大胆地招了一个小脚土娼前来伴宿。
他没想到汪精卫如此快就返回。汪回来，门卫就要重设，土娼也就不能出去了。无奈之下，麦焕章只好从外面将房门锁上，索性把土娼关在屋里。
麦焕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在干着什么勾当。卢蔚乾和他一起去见汪精卫，碰巧覃振也在坐，覃振就笑着问他：“麦先生，你那位贵相知还在房里吗？”
麦焕章大窘，一时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作答。大家都哄笑起来，连向来正经八百的汪精卫也忍不住笑了。
卢蔚乾问麦焕章：“你为什么爱上了一个小脚女人呢？”麦焕章倒也回答得振振有词：“你要知道我在巴黎和本国各大城市所搞的大足女子不知多少。到这个偏僻所在，封建残余的小脚也别有风味。”
才笑完麦焕章，这边大名鼎鼎的陈公博居然也“出事”了。
广东人陈树人无任何派系背景，但他与改组派的关系较为密切。这一天他带着老婆到戏院去听梆子戏，看到陈公博也在，而且样子非常投入。直到十点，陈树人夫妇离场回家，陈公博还没有走。
陈公博和汪精卫一样，私生活都比较严谨，不是麦焕章那样连“封建残余的小脚”都觉得别有风味的家伙。“公博捧戏子，真是奇迹”，陈树人马上把这件事传播开来，说陈公博既如此捧那位戏子，想来对方必定出色，大家不妨随兴去看看。
一传十，十传百，山西中央党部来了个空营而出，全都去“一睹芳容”了。
改组派的山西籍干部讨论了一下，认为值此危难之际，不应该捧女戏子，而且“公博同志”又是本组织内部有头有角的人物，还应更检点一些才是。
有两个人被大家推举出来，前去对陈公博进行劝告。陈公博得知来意却哈哈大笑，说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h2>党员心思乱如麻</h2>
陈公博属于层次比较高的文人，在上海、香港等城市都见过世面。在他眼里，太原差不多是一个“荒凉的堡垒，古典的庙宇”，梆子戏之类地方戏曲当然也不会有多少欣赏的价值，更谈不上捧戏子了。可问题是晚上在太原无事可干，外地的报刊又找不到，就只能靠看戏打发光阴。
那一次陈树人离开戏院时，他本来也恹恹欲睡，但想到一个人回饭店还不是睡觉，于是便继续熬了下去。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管陈公博如何辩解，他捧戏子这件事都已经在太原城里传得沸沸扬扬。人们都在争相打听陈公博所捧的女戏子究竟是谁。
因为那个女戏子并不是梆子戏里的名角，所以海报上都不刊登她的名字，但仍有好事之徒打听得出，其人艺名叫粉菊花，真名叫郭艳霞。郭艳霞由此一炮而红，都说她颇有姿色，唱腔清脆，色艺俱佳，一时观众趋之若鹜，连覃振、卢蔚乾都慕名跑去观赏。覃振听完戏还吟了一首诗：“慢道香君情义重，桃花扇影总堪嗟。”
反蒋势力落败的颓唐之状，或许能与南明挂上一点钩，但要是说郭艳霞就是“桃花扇”里的李香君，陈公博怕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的。过了一个星期，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也到了太原。陈璧君对郭艳霞特有兴趣，一定要撺掇着陈公博带她去看。陈公博实在拗她不过，只好说如果陈璧君想看，他可以出钱请客，但亲身奉陪就免了。
陈璧君觉得这个条件不错：“好，这也使得。”她还很为陈公博着想：“我主要看她漂亮不漂亮。如果漂亮，传传谣言，倒还值得，倘若不漂亮的话，那倒太冤枉了。”
陈公博果真出钱买票，订了两间包厢请陈璧君等人看戏。晚上，陈璧君看完戏回来，从陈公博的房间经过时，就拍起了他的门：“公博，你真冤枉了。那个戏子不是不漂亮，而是太不漂亮。手臂全是黑的，黑得像起了鱼鳞！”
听陈璧君这么说，赋“香君诗”的覃振不信，他想办法把郭艳霞找到山西大饭店见面。近距离一看，手臂上还真是全黑的。原来郭艳霞本无丽质，在戏班中也原为下等角色，出名之前每天都要烧菜煮饭给别人吃哩。
扩大会议的秘书马小进是广东人，在公余之暇专好作打油诗以自娱。他和陈公博混得很熟，便信手写了一首咏郭艳霞的诗，诗曰：“国事真是丢那妈（‘丢那妈’为广东口语，骂人的话，意同于‘他妈的’），党员心思乱如麻。从来不喝山西醋，今日喜看粉菊花。”
马小进写了一打的打油诗，没有一首能流传开来，独有这一首却不胫而走。只是作者被张冠李戴，成了陈公博……
陈公博虽然确实没有捧女戏子之心，但其情绪之消沉却一窥即知。他和麦焕章恰好代表了民国时期有志于改良政治的两种人：一种如麦焕章，张口闭口反封建，但私生活中连小脚女人都不肯放过；还有一种如陈公博，有理想有主张，奈何在中国这片大陆上，起决定作用的从来不是文人或政客，而是军人。
说来说去，要想局势有所转机，还是得靠军人。陈树人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他画了一幅晋祠周柏，画中柏树倾斜，水流其下，可谓韵味天成。画好之后，题诗者甚众，冯玉祥亦题一绝云：“大树苍翠数千载，虽然倾斜诚大观。饱经世间冷暖事，能耐风霜不畏寒。”
有人说冯玉祥写的都是“丘八诗”，不值一看，但他题画的这一绝其实还挺有气势和意境。为了“能耐风霜不畏寒”，10月8日，冯玉祥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共商下一步策略。
两人认为，既然蒋介石坚持要他们下野，梗着脖子死顶终究不是良策，不如先做点表面功夫，假装依允了再说。于是他们发出声明，声称要出国暂避，各自的军政事务方面则分别委托给鹿钟麟和徐永昌。之后，冯去晋城，阎回太原，对事务进行交接。
西北军得以退到黄河以北的残部，分别由孙连仲、张自忠、刘骥直接统带，其中孙连仲驻于豫北的焦作，驻于晋城的为张自忠、刘骥两部。在冯玉祥未来晋城之前，张自忠和刘骥已经商妥，两部合编成一个军，刘骥任军长，张自忠任副军长。责任分工上，张自忠负实际责任，刘骥则负责在外面接洽军队的改编和对各方面的联络。
冯玉祥到晋城，对外宣称是要在交代事务后出国远游，可实际上却没有一点要当甩手掌柜的意思。他仍然希望掌握这部分残余的军队，然后带到西北去谋出路，同时还有意继续扶植孙良诚统领各军。
在不报请冯玉祥的情况下，张自忠和刘骥就自行决定合编，摆明就是要另立门户。更何况孙良诚此时已无一兵一卒，谁又能服气让他来指挥自己呢？
<h2>进退两难</h2>
冯玉祥遭到抵制后，立刻认识到张自忠、刘骥是要抛开他来抓军队。他赶紧求助于尚在焦作逗留的鹿钟麟，并亲自发去电报：“所有前后方部队均归予指挥，盼弟即日来晋城共商今后办法。”
自从与马福祥、张之江商洽失败后，鹿钟麟就预感到西北军前景不妙，要像以往那样做到左右逢源已不可能了。眼下且不说冯玉祥不肯放权，就是放权，到山西去做客军，过寄人篱下的苦日子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比如当山西方面试探孙连仲是否愿意入晋时，孙连仲就回答得很直接：“不客气地说，谁肯上山西受穷困去？反正我的队伍是不去。”
孙连仲另有打算，他派人到济南，通过韩复榘的关系去了山东。就连冯玉祥的卫队旅，也不愿退往山西，而宁愿随孙部一道行动。
作为“自行车国手”的鹿钟麟当然是最识时务的。他看到越来越没有希望，于是一边打电报给冯玉祥，说他即日将骑马前往晋城，一边又对外宣称要派人前往沈阳去与张学良交涉。实际上他却秘密地搭乘秦德纯的专车去了天津。
刘骥闻讯心灰意冷，便也以到太原见徐永昌为借口，向冯玉祥请假，到天津躲了起来。
冯玉祥掌握不住张自忠，只好寄望于留在陕西的宋哲元、刘郁芬撑住局面。在西北军的将领中，宋哲元对冯玉祥应该说还是比较忠心的。他在洛阳时，收到过蒋介石空投的一张委任状，上面授命他为第二十四路总指挥，宋哲元看过之后就把委任状给撕掉了。
以后宋哲元率残部退至潼关，冯玉祥电令他和刘郁芬坚守潼关待援。刘郁芬原系甘肃省主席，宋哲元是陕西省主席，在宋哲元率部参加中原大战时，冯玉祥又调任刘郁芬为陕西省主席。
主陕当然比主甘要好得多。刘郁芬见宋哲元回到潼关，怕他回西安抢自个儿的交椅，于是急电旧属孙连仲回陕，并暗中约定由刘郁芬主陕，孙连仲主甘。
为了达到强孙弱宋的目的，刘郁芬曾用大卡车给孙连仲送去棉军衣一万套、棉鞋一万双、现款十万元，而仅发给宋哲元两百件棉风衣和两千元钱。
实际上，中央军早将陇海线西段截成数段，孙连仲无法通过，以后也就渡黄河到豫北去了，刘郁芬输送给孙部的物资丝毫无助于潼关防守。
宋部撤至潼关时已经疲惫不堪，无力应战，宋哲元因此商请刘郁芬派兵来潼关接防，以便将部队撤至后方整顿补充，待稍事休整后，再来潼关换防。可是刘郁芬因为不愿意让宋哲元来西安，就借口部队不能调动，拒绝了宋的要求，同时也没有采取帮助宋哲元防守潼关的任何措施。
刘、宋关系由此严重恶化。恰在此时，冯玉祥又给宋哲元发来电报，说：“闻吾弟处亦有不稳之说。”
冯玉祥意有所指，所谓“不稳”明显是认为宋哲元有可能要步吉鸿昌、梁冠英等叛将的后尘。宋哲元看完电报后便伤心地哭了起来，说：“强敌当前，刘既见拒，冯又见疑，真使我进退两难。只有披发入山，以谢团体。”
入夜之后，宋哲元即秘密带领数名幕僚和三百余名手枪队员，潜行渡河到了山西。当时山西方面有人主张阻宋入境，已经代阎锡山处理军政事务的徐永昌提出不但不要阻挠，还应妥为接济，“我们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战，现在理应收容人家，俾其共存”。
10月26日，在宋哲元逃往山西的第二天早晨，杨虎城部探悉了这一情况，于是马上西进，结果未遭任何抵抗，便得以安然进驻潼关。
宋哲元不会回西安了，可杨虎城也打到家门口了。刘郁芬对此毫无准备，急忙以视察渭北公路为名逃往山西。
刘郁芬一到渭北，就被当地民团给包围了。杨虎城的部下赵寿山闻报，派员与刘接洽，同意在交出武器的前提下，派兵保护他去山西。刘郁芬等人不得已将武器全部交出，这才得以渡过黄河。
进入山西境内后，有人劝刘郁芬去见冯玉祥，刘郁芬哪里还敢再去触碰老冯的霉头。对方劝之再三，他怫然变色：“大哥如再相强，我就只有自裁！”
无人无枪的刘郁芬先是选择了和鹿钟麟、刘骥一样的道路——到天津做寓公。后来又不甘寂寞地投靠了蒋介石，在南京做了一名军事参议。
听到杨虎城占领西安的消息，冯玉祥这才完全陷入绝望，不得不离开军队前往太原晋祠隐居。在他身后，那支他曾经惨淡经营达二十余年的军队也随之发出了如冰山崩裂般支离破碎的声音。
有熟读三国的好事者如此评论冯玉祥：“其人貌似刘备，才如孙权，而志比董卓，诈如吕布，然运只袁绍耳。”
<h2>离别</h2>
阎锡山的疑心不像冯玉祥那样重，事务说交出去也就交出去了，但他仍不肯离开自己盘踞长达二十年的老巢。他打算继续指挥晋军固守娘子关，到实在守不住时，就退陕西、走宁夏。
就算老阎仍有“能耐风霜不畏寒”的精神头，他的军队能不能做到还是两回事。晋军士兵都舒服惯了，中原大战中远征河南、山东已令他们叫苦不迭，再要背井离乡、千里裹粮，事实上绝不可能。况且西北又以贫困著称，西北军这次之所以会在大战末期崩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害怕重回陕甘。
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太原民间的支持率也在下降。虽然地面尚无兵火，但中央军飞机的轰炸已经让老百姓感受到了恐惧——其中有两次轰炸都伤到了人。大家都希望阎锡山早日离开太原，以免民众遭受池鱼之殃。
内外夹攻之下，阎锡山终于坚持不住了。某天一大早，他把徐永昌叫过去，对他说：“看来我是非走不可，否则无办法。”随即又问徐永昌，对应付眼前局面有何办法。
这时候的张学良已在沈阳正式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并在南京与蒋介石会晤。会晤时，蒋介石再次宣布将黄河以北的事务全部交给张学良料理，蒋、张关系由此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张学良声称会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华北问题。徐永昌据此判断，山西方面即便无法与张学良进行合作，但对方也不会骤然对山西动用刀兵。
万一东北军真的打山西怎么办？徐永昌过去有与张学良作战的经验，他认为张的部队不足虑，亦不足畏。
阎锡山不能说徐永昌的主张没有道理。不过他还是建议向蒋介石和张学良同时派去代表，或至少向南京派去代表，“这是万不可少的做法”。
徐永昌却哪边都不肯派代表，认为既然已经打了败仗，再派代表很丢脸，而且也不知道该让代表说什么。
阎锡山见徐永昌连南京都不愿派去代表，顿时就急了，说：“是不是你不想应付这一局面？”
为了说服徐永昌，他特地引述了一段周文王遭难脱险的典故：“文王拘于羑里，是用策略脱身的，你最小限度也应当有个策略以保残局。我看你最好还是向双方派代表，如果能派不派，能做不做，简直是要坐待其坏。”
徐永昌听完后仍然不以为然，阎锡山为此愁眉不展。两人对坐良久，都说不出话来。
其实时局恰如徐永昌所分析的，蒋军不会过黄河，张学良又一意取巧，如果阎锡山派去代表，反而可能正中张学良的下怀，他又可以像耍薛笃弼、贾景德那样把山西耍得团团转了。倒是徐永昌的不卑不亢让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感到难办，生怕将山西逼得过急，从而骤生剧变，在华北引起连锁反应。
一番商议后，蒋、张提出了新的和平条件，表示只要阎锡山下野，山西全省可以保全，对山西军队也不会进行分割。
山西和晋军都是阎锡山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他当然求之不得。于是阎锡山立即正式给蒋介石发出电报，承诺会于12月1日经石家庄赴津，然后乘轮船出国。这一行止路线与日期也同时电告驻北平的张学良。
此时汪精卫、陈公博等人还在太原开约法会议，并且已经完成了约法草案。10月27日，扩大会议在太原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约法和宣言。次日，该约法和宣言即以扩大会议的名义予以发表。
在宣言中，汪精卫指责蒋介石歪曲了孙中山以党治国之义，假党治以行个人独裁，结果“人民呻吟憔悴于虐政之下，而国家分崩离析之祸，遂再见于今”。
给蒋介石戴的这些帽子中，起码个人独裁是不冤枉的，那所谓的“削藩策”可不就是封建帝王们曾搞过的吗？在汪精卫等人看来，制定约法就是为了以民主的精神来限制蒋介石的专制。可问题是到了这种境地，又靠谁来执行和监督约法呢？
随着山西代表络绎前往北平，太原显然已非政客们的久留之地。汪精卫决定将扩大会议移至天津，在他们离晋之前，阎锡山专门从山西省银行拨出纸币一百万元，作为扩大会议移津后的秘密活动经费。
阎锡山所表现出的难得的慷慨大方，更加重了人们离别时的感伤。继冯玉祥之后，汪精卫亦在“晋祠周柏”上题诗，只不过情绪已大为低落：“枕流端为听寒泉，别有虬枝接上天。此树得毋通卧佛，沉沉一睡二千年。”
11月1日，汪精卫等人改装易服，星夜潜离太原，经大同、北平转赴天津。途经雁门关时，面对古长城的残垣废墟，汪精卫感慨万千，遂赋诗一首：“一抹残阳万里城，更无木叶作秋声。谁知猎猎西风里，鸿雁南来我北行。”
汪精卫终究没有能够逃过历次和蒋斗法无一得胜的厄运，也没有从一落败就暂时丧失斗志的规律中摆脱出来。他在天津发表宣言，声称“愿作在野派”。陈公博对此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也很充足：以中国的现状，南京怎么可能容纳在野派？
报纸上很快就登出了汪、陈破裂的电讯。陈公博随即离开天津，奔赴香港。陈公博前脚一走，汪精卫便按照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在天津发表声明，宣布解散改组派，之后他便乘船经长崎转赴香港。
至此，喧闹一时的扩大会议也随着中原大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呈现在旅人们眼前的依旧是茫茫黑夜、滚滚波涛，依旧是古老磨盘上周而复始的一个又一个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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