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伯罗奔尼撒战争 作者:唐纳德·卡根 内容简介 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近三十年里,古典世界被一场冲突撕扯得四分五裂,那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其历史背景之下,这场战争的戏剧性、决定性和毁灭性可以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希腊人同室操戈:一方是雅典人,他们拥有辉煌的殖民帝国、民主制与政治权利的丰富传统,以及光辉璀璨的文化成就;一方是军国主义、寡头统治的斯巴达。这场战争带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残暴时代,一度管束着希腊战争行为的粗糙法则也遭到悍然违背,致使生命和财产受到极大损失,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大大激化,希腊政治向民主制发展的趋势遭到逆转。曾经奠定了希腊文明基础的习惯、体制、信仰和约束无不土崩瓦解。 引言 前5世纪的后30年中,雅典帝国与斯巴达联盟进行了一场可怕而残酷的战争,永远地改变了希腊世界及其文明。就在这场战争爆发的仅仅50年前,希腊人在斯巴达和雅典的领导下,同仇敌忾,打退了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进攻,将波斯的陆海军逐出欧洲,并从波斯手中收复小亚细亚沿海的一些希腊城邦,从而保全了自己的独立。 这场令世人震惊的胜利在希腊开启了一个发展、繁荣和自信的骄傲年代。雅典强盛起来,人口增多,建立了一个殖民帝国,获得了财富和荣耀。雅典年轻的民主制逐渐成熟,哪怕是最低微的公民也能参与政治,获取机遇和政治权力。雅典新颖的民主政体继续在其他希腊城邦生根发芽。同时,这也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文化繁荣的黄金时代,其独创性和丰富程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无与伦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这样的戏剧诗人将悲剧与喜剧提升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水平。建筑和雕塑大师们设计建造了雅典卫城上的帕提农神庙和其他建筑,以及位于奥林匹亚和整个希腊世界各地的诸多精美建筑,强有力地影响了西方艺术的发展轨迹,其影响至今仍然清晰可辨。阿那克萨哥拉和德谟克利特等自然哲学家借助纯粹的理性去探索和理解物质世界,而普罗泰格拉和苏格拉底等伦理与政治哲学的先驱则在人类事务领域做了相同的探索。希波克拉底及其学派在医学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希罗多德则创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历史编纂学。 伯罗奔尼撒战争令这个辉煌时期戛然而止,而且亲身参与战争的人们也认为它是一个关键的大转折。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他在战争爆发后便开始记录其历史,因为他相信:
这场战争的规模和重要性将远远超过此前的所有战争。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雅典和斯巴达双方当时都处于最佳战备状态,方方面面都已经蓄势待发,并且其他希腊人也加入了两大阵营中的一方,有的立即参加,有的正在打算加入。因为这是曾经震撼了希腊人的最宏大的动荡,还影响到了一些蛮族,或者我们可以说,影响了人类的很大一部分。(1.1.2)从前5世纪希腊人的视角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确是一场世界大战,对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激化了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使希腊各城邦内部四分五裂,各城邦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极不稳定,最终削弱了它们抵御外敌的能力。战争还逆转了希腊政治向民主制发展的趋势。雅典如日中天、春风得意的时候,它的民主政体对其他城邦有着磁铁一般的吸引力,但雅典的失败对希腊的政治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性影响,将希腊推向了寡头统治的方向。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残暴也是史无前例的,一度管束着希腊战争行为的粗糙法则遭到悍然违背,文明与野蛮之间脆弱的分界线被突破了。随着战事延续,愤怒、挫折和对复仇的渴望变得愈加强烈,导致残忍暴行一再升级:战俘遭到摧残和屠戮,或被扔进深坑里饥渴至死,或因日晒雨淋、严寒酷暑而死,或被投入大海溺死。成群结队的袭掠者杀害无辜婴孩,整座城市被踏平,男人遭到杀戮,妇女和儿童被变卖为奴。在克基拉岛(今称科孚岛)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引发了内战,胜利者屠杀其同胞竟达一周之久:“儿子被父亲杀死。苦苦哀求饶命的人被从祭坛拖走或者被杀死在祭坛上。”(3.81.5) 随着暴力冲突的扩散,作为文明生活基础的习惯、体制、信仰和约束都土崩瓦解。人们变得凶残好斗,词语的含义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鲁莽的蛮勇现在被认为是忠诚盟友的勇敢;审慎的犹豫被当作似是而非的怯懦;克制被看作缺乏男性气概。”宗教丧失了约束人的力量,“但用冠冕堂皇的花言巧语来达成罪恶目标的做法,却得到颂扬”。真理和荣誉灰飞烟灭,“社会分裂成若干阵营,任何人都不敢信任自己的伙伴”(3.82.1,8;3.83.1)。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让修昔底德尖刻地评论道,战争“是一个凶暴的教师,让大多数人的品格都堕落到当前的这种状态”(3.82.2)。 尽管伯罗奔尼撒战争在2400年前就宣告结束,但它仍然令后世每一个时代的读者心醉神迷。曾有作家用伯罗奔尼撒战争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常见的做法是用它来解释一战的起因。但在冷战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冷战主宰了20世纪的下半叶,并且像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将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都有自己的强大领袖。将帅、外交官、政治家和学者都曾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与北约和华约之间的竞争做比照。 但是,250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它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是很难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这场战争的最主要资料是生活在那个时期并亲身参加战争的修昔底德所撰写的史书。他的作品被非常公正地评为史书编撰的杰作,并且阐发了很多关于战争性质、国际关系和大众心理的睿智观点,因而受到仰慕。它还被认为是历史学研究和政治哲学的基石。但说到底,它不是一部令人完全满意的战争史,它能够给予我们的教训也有所欠缺。它最明显的缺点是不完整,写到战争结束的七年前就戛然而止。要想了解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必须依赖那些才华远远比不上修昔底德、对战争没有多少第一手知识(或根本没有第一手知识)的作家。至少,为了理解战争的结局,我们需要现代史学家进行规模合适的分析叙述。 但即便是对于修昔底德写到的时期,现代读者若想全面理解其复杂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意义,也需要对修昔底德的文本做一番解释。近两个世纪里人们发现并研究了其他古代作家的著作和当时的碑铭文献,这已经填补了一些空白,而且有时还对修昔底德讲的故事提出了质疑。最后,若要撰写一部令人满意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们还需要对修昔底德本人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他的头脑超乎寻常、极具独创性,比古典时期的任何其他史学家都更注重史实和客观性。但我们不能忘记,他毕竟是肉体凡胎,有着人类的情感和弱点。他的希腊文原著常常高度精练和佶屈聱牙,所以任何翻译都必然是一种阐释。他本人也是战争的参与者,这对他的判断产生了影响,我们必须审慎地评估这种影响。若是简单接受他的诠释而不做批判,就会很有局限性,就像全盘接受温斯顿·丘吉尔的历史著作以及他对两次世界大战(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理解一样。 本书是一部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的意图是满足21世纪读者的需求。它以我的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主要以学术界为受众)为基础,但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创作一部可读性强的单卷本叙述史,能够让大众读者从中获得乐趣和智慧,毕竟有很多人研究这场战争是为了获得一些教益。我尽量避免将这场战争中的事件与后世事件做比较(尽管很多这样的比较常跃入我的脑海),因为我希望给出的是流畅连贯的叙述,让读者们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四卷本付梓多年之后,我之所以创作了本书,是因为我比以往更加坚信,伯罗奔尼撒战争有着强大的张力。它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人类悲剧,讲述了一个伟大帝国的兴衰沉浮、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人类历史中智慧与机遇的交互作用、卓越的个人和广大的群众(他们受到自然与命运的局限,也互相约束)在决定历史走向时扮演的角色。我也希望展示这一点: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能够给予我们智慧,教导我们去理解人类在战争、瘟疫、内乱的巨大压力之下会做出何种行为,以及领导人的潜力和他们必然受到的局限。
高尚的精神和高雅的演讲格调,没有蛊惑人心的政客演说家的粗俗和奸诈花招;他表情庄重,从来不会纵情大笑,仪态富有尊严,服饰得体有节,他说话的时候不受任何情感的影响;他的嗓音控制得当,非常平稳;还有其他此类的特点,令听众肃然起敬。(Plutarch,Pericles 5)这些品质使他赢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而他的民主政策和其他演说技能使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坚定拥护。他非同一般的品格帮助他在三十多年间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使他成为战争爆发前雅典最强大的政治领导人。 在这个时期,他似乎每年都当选为将军。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他不曾拥有超过其他将军的正式权力,也不曾试图改变民主政体。他仍然受到宪法规定的细致审查的约束,每次要采取行动都必须先在公开而不受控制的公民大会上得到投票批准。伯里克利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地为自己的计划获取支持,而且有的时候他的政敌会说服公民大会投票反对他的意愿。但是,战争前夜的雅典政府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政府,由其首席公民领导。但如果像修昔底德那样说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正在变成首席公民的独裁统治,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该时期的雅典在每个方面都算得上真正的民主国家。但在引发战争的危机时期,在制定战略时,以及一直到战争的第二年,雅典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遵从他们伟大领袖的意见。
他们(雅典人)具有革命性,能够快速制订计划并实施;而你们(斯巴达人)墨守成规,不曾有过任何创新发明,而且你们行动起来的时候,总是半途而废。他们的勇敢大胆超过了他们的能力,冒险到了愚蠢的地步,在危险中还乐观向上;而你们的习惯是做事不超过自己的力量范围,对自己最有把握的判断也不信任,悲观地以为自己遇到任何危险都会完蛋…… 只有对他们来说,想要什么,马上就能实现,因为他们制订计划之后,会特别迅速地执行。就这样,他们一生都冒着风险……因为他们认为,与痛苦的活动相比,安宁的和平更不堪忍受。……他们的本性就是自己不愿意安享和平,也不肯让别人安生。(1.70.2-9)不管这些慷慨陈词多么有效,对雅典和斯巴达的两方面比较的确是夸大其词的。如果斯巴达人真的像科林斯人描述的那样迟钝、懒惰,怎么可能建立起自己的伟大联盟?又怎么可能以盟主身份领导希腊人战胜波斯人呢?另外,雅典完全遵守了《三十年和约》的条款和精神。科林斯人自己其实也承认这一点,毕竟在萨摩斯叛乱的时候是科林斯人约束了自己的盟邦。雅典在近一年中令人不安的行为显然是对科林斯近期行动的反应,科林斯人对这一点讳莫如深。 科林斯人以威胁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斯巴达人必须援助波提狄亚和科林斯的其他盟邦,并入侵阿提卡,“否则你们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和亲戚,将他们出卖给最凶残的敌人,也会让我们当中其余的人转投其他联盟”(1.71.4)。这个威胁是空洞无力的——因为没有其他联盟可以转投——但由于斯巴达的安全和生活方式依赖于联盟的完整性,所以哪怕是关于背叛的一点点暗示都会让斯巴达大为警醒。 下一位发言者是雅典使团的一名成员。据修昔底德说,此人“碰巧在斯巴达,因为他之前在处理别的事务”(1.72.1)。我们不知道“别的事务”究竟是什么,这显然只是个让雅典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借口。伯里克利和雅典人不愿意派遣一名官方发言人去斯巴达回答大家的抱怨,因为那样就等于承认斯巴达有权批判雅典人的行为,而和约规定分歧应当由仲裁解决。但他们希望阻止斯巴达听信其盟邦的论点,还希望阐明雅典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得力量的,并向大家证明雅典的力量是何等强大、多么令人生畏。雅典使者指出,雅典帝国的扩张是出于恐惧、荣耀及合理的自身利益要求,斯巴达人应当很理解这些东西。他的语调不卑不亢,没有安抚对方的意思,而是非常公事公办。他发言结束时,坚持要求双方严格遵守和约:一切分歧都应当通过仲裁解决。如果斯巴达人拒绝仲裁,“你们带着大家走向战争,我们将努力向那些挑起战争的人复仇”(1.78.5)。 雅典使者的发言是故意挑衅,刻意要激怒斯巴达人,促使其违背誓言、开启战争吗?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它以为获得和平的唯一办法是安抚怒火,用一团和气的方式解释分歧并做出让步。但有的时候,阻止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威慑对方,展现己方的力量、自信与决心。这种策略如果能给对方一个体面的台阶下,比如为斯巴达人提供仲裁选项,就会特别有效。至少最可靠的同时代亲历者告诉我们,此时雅典人还不希望发生战争:“他们想明确地展示自己城市的力量,使那些年纪较长的人记起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并且告诉年纪较轻的人所不知道的东西。雅典人认为,听了他们的论点后,斯巴达人会倾向于和平,而非战争。”(1.72.1) 考虑到斯巴达国王一般对战争与和平的决策很有影响力,雅典人的策略似乎特别合理。前432年,斯巴达唯一一位掌权的国王是阿希达穆斯二世,他是伯里克利的私人朋友,“一个以睿智和审慎闻名的人”(1.79.2),他很快就会表达对武装冲突的反对。外邦人发言之后,斯巴达人全都离开了会场。尽管公民大会敌视雅典,并自信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打败雅典,但阿希达穆斯二世不敢苟同。他坚持认为,雅典的实力比斯巴达习惯面对的那种力量要强,而且性质完全不同。雅典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市,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是一个海洋帝国,拥有制海权,它能够打一场斯巴达人闻所未闻的战争。阿希达穆斯二世告诉大家,他担心“这场战争会一直打到我们儿女的时代”(1.81.6)。不能简单地提议接受雅典人的建议。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温和的替代方案:斯巴达人应当姑且满足于发表正式的投诉;与此同时,他们应当为谈判破裂的局面做准备,准备迎接实际上可能发生的那种类型的战争,也就是说,他们应当从蛮族(主要指波斯人)和其他希腊人那里寻求船只支援。如果雅典人妥协,斯巴达就不采取任何行动。如果雅典人不妥协,那么两三年之后,在斯巴达人准备更充分的时候再开战也不迟。 不足为奇的是,国王的提议遭到了科林斯人、其他怨恨雅典城邦的人以及急于采取行动的斯巴达人的反对。他们相信,要挽救波提狄亚,务必火速行动起来。尤其是科林斯人想要的不是解决纠纷,而是自由行动、一劳永逸地消灭克基拉;他们还想向雅典人复仇,甚至打算消灭雅典帝国,斯巴达的主战派也同意这个目标。将过去五十年里的一些事件,如克基拉、波提狄亚和墨伽拉的事件综合起来考虑,大多数斯巴达人似乎相信科林斯人描述的画面:雅典人的傲慢令人不堪忍受,他们的实力日益增长,对其他人构成了威胁。 好战的斯巴达监察官斯提尼拉伊达发出的简短而直言不讳的回应非常有代表性:
我不理解雅典人的长篇大论。他们自吹自擂,但也不否认,他们损害了我们的盟邦和伯罗奔尼撒的利益……其他人或许有很多金钱、船只和马匹,但我们拥有优秀的盟友,我们不能把盟友出卖给雅典人。我们也不应当屈服于法庭或言辞的裁判,因为伤害我们的不是言辞。我们应当调动全部力量,快速向敌人复仇。我们受到了极大冤屈,任何人都不要说我们需要时间慢慢斟酌;那些打算伤害我们的人倒是要多花点时间,好好想想。那么,斯巴达人,用无损于斯巴达荣耀的方式,投票支持战争吧!不要让雅典人发展得更强大,不要背叛你们的盟友!让我们在诸神佑助下,出征讨伐那些伤害我们的人!(1.86.1-5)监察官声称无法判断辩论中哪一方的呼声更高,但“希望通过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使斯巴达人更加渴望战争”,于是要求分组表决。表决结果是,多数人认为雅典人违背了和约;这实际上是要求开战的表决。 斯巴达人此时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不能指望从战争中获得什么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也没有受到任何直接的伤害和挑衅。那么,他们为什么决定打一场可能会非常漫长而艰难的战争,并且面对的是一个有着独特优势的强大敌人?正常情况下非常保守、主张和平的斯巴达多数派(在谨慎而德高望重的阿希达穆斯二世的领导下)被什么打败了?修昔底德相信,斯巴达人投票选择战争,不是因为他们被盟邦的论点说服了,“而是因为他们担心雅典人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看到,希腊的大部分已经落在了雅典人手里”(1.88)。他对战争起因的一般解释是:“我认为,战争真正的起因——不过很少被人提及——是雅典人实力的壮大,这让斯巴达人心生恐惧,迫使他们选择战争。”(1.23.6) 但事实上,雅典的实力在签订和约与西波塔战役之间的十几年里并没有增长,而且雅典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侵略性的。即便是科林斯人,也早在前440年就承认这一点。雅典实力唯一的增长是前433年与克基拉的结盟,而且这次结盟也是为了对付科林斯的行动,况且科林斯是不顾斯巴达的反对而悍然行动的。证据很明显,雅典人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并非心甘情愿,而且是防御性的,目标仅仅是阻止科林斯人极大地改变国际力量平衡。 但在危机中,人们会因为害怕未来的威胁而受到影响。斯巴达人也是这样,他们看到“雅典人的力量开始彰显出来,并影响斯巴达的盟邦”,大为震惊。“然后这种局势变得难以忍受了,斯巴达人决定必须尽其所能,无比坚定地消灭雅典人的力量,打响这场战争。”(1.118.2)修昔底德解释战争起因的上述三个版本全都支持他对主宰国际关系的根本动机——恐惧、荣耀和利益——的分析。斯巴达人最深层次的利益要求他们维护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完整,以及他们对联盟的领导权。他们担心,雅典人的实力和影响越来越强,会继续骚扰斯巴达的盟邦,最终导致这些盟邦放弃斯巴达联盟、开始全力自卫,于是联盟就瓦解了,斯巴达的霸权也就垮台了。斯巴达人的荣耀和自我认识不仅取决于盟邦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可,还依赖于他们独特政体的维持,而这个政体的安全则依靠上述因素,即恐惧、荣耀和利益。斯巴达人创建联盟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因此,为了维护这个同盟,他们愿意冒战争的巨大风险。要这么做,就意味着维护盟邦的利益,即便这些利益威胁到斯巴达人自己的安全。这并非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这种局面:一个联盟的领袖被势力较小的盟邦牵制,不得不去采纳自己原本不会采纳的政策。 根据公民大会的决定,斯巴达监察官要求召开斯巴达联盟会议,对战争问题做正式投票。直到8月,各盟邦才聚集起来,而且也不是全都来开会了;我们估计那些没有前来开会的盟邦并不赞成此次会议的目标。在到会的盟邦中,大多数(但不是绝对多数,这与修昔底德记载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情况不同)盟邦支持战争。因此,不是所有盟邦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战争师出有名,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会很轻松或者必胜无疑,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是必须的。 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完全可以立刻发动入侵,在向波提狄亚人许诺仅仅几个月后就兑现诺言。这样的入侵准备起来很简单,只需要几周时间,而且9月和10月的天气也有利于作战;如果雅典人不肯迎战,也可以破坏他们的财产。虽然雅典的粮食早已收割完毕,但还有足够时间去破坏雅典城墙外的葡萄园、橄榄园和农庄。如果雅典人像斯巴达人预计的那样渴望交战,那么在9月入侵阿提卡就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计划。 但是,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在此期间,斯巴达人派了三个使团去雅典,其中至少有一个确实致力于避免战争。过了很久之后,武装冲突才正式爆发,而且斯巴达人继续努力进行谈判,这说明在辩论的激情消退之后,阿希达穆斯二世谨慎而冷静的论点产生了效果,斯巴达人的情绪恢复为惯常的保守。或许还有机会避免战争。
诸位不要以为,你们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投入战争。他们特别要求我们撤销墨伽拉禁运,声称这样就可以避免战争。诸位不要前思后想,不要顾虑,不要责备自己为了小事而打仗。因为这“小事”能够确认和考验你们的决心。如果你们现在让步,他们会马上要求你们做出更大的让步,因为你们胆战心惊地做出了第一个让步。(1.140.5)很多斯巴达人,以及一些雅典人,一定很难理解,雅典为什么要因为墨伽拉禁运这样的小事而投入战争。雅典这么做算是师出有名吗?目前的纠纷实际上只对当事人双方(雅典和墨伽拉)显得重要。如果雅典满足了斯巴达的唯一一条不可磋商的要求(结束墨伽拉禁运),实际上也不会对雅典造成什么物质上或战略上的影响。如果雅典人撤销了墨伽拉禁运,危机说不定就避免了,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就可能使和平得以延续。斯巴达在这件事情上背叛了科林斯,肯定会导致这两个国家关系冷淡或者引发一场严重的对立,使斯巴达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科林斯,而不是雅典。伯罗奔尼撒半岛或许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就像过去发生的那样。但长期和平将得到维护,所有国家极有可能会满足于现状。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斯巴达有一个至少有五十年历史的派系,始终嫉妒和猜忌雅典人,并且对雅典帝国深怀敌意。雅典人的让步或许能让大多数斯巴达人在一段时间内放下心来,但斯巴达的反雅典派系始终是一支破坏性力量。如果雅典在前431年让步,或许只能让斯巴达人更加冥顽不灵,于是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虽然这些考虑是伯里克利最为重视的,但他的决定也建立在他设计的战略基础之上。战略与战术不同,不仅仅是军事计划。各民族和领袖在别无他途的时候会运用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相信自己设计的战略可以帮助他们借助武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在战争爆发之前,不同的战略会对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决策将决定是否会爆发战争。前432/前431年的危机中,斯巴达和雅典选择的战略都在不经意间推动了战争的爆发。 希腊各城邦通常的作战方式是,一个步兵方阵开进敌境,与敌人的步兵方阵交锋。两军厮杀一番,使问题争端在一天之内解决。由于斯巴达的陆军实力比雅典强得多,所以斯巴达人有理由相信,如果两国以惯常的方式作战,斯巴达必胜无疑。大多数斯巴达人也毫不怀疑,战争的打法一定是这个样子。斯巴达人确信,假如雅典人采取了不同的战法,那么只要对雅典领土加以袭掠和破坏,一年、两年或三年之后,必然会促使雅典人前来决战或者投降。在战争开始时,斯巴达人以及其他希腊人都确信,这种简单的攻势战略必然能带来快速的、无疑的胜利。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将要打一场漫长、艰难、代价高昂而且前途未卜的战争(雅典人和阿希达穆斯二世都努力劝说斯巴达人,战争的确会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们的行动或许就不同了。 但是,伯里克利设计了一种新颖的战略。正是由于雅典力量的特殊性质和宏大规模,这种战略才能奏效。雅典的海军使雅典人能够主宰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为雅典人提供金钱,他们可以用金钱来维持自己的海上霸权,以及通过贸易和收购来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资。尽管阿提卡的土地和庄稼很容易遭到破坏,但伯里克利建造了连接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的港口、海军基地的长墙,于是雅典几乎变成了一个岛屿。当时希腊的攻城战术还很落后,这些长墙只要有人防守就几乎是不可攻破的,所以雅典人可以撤退到墙内,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生活;而斯巴达人没有办法攻击他们,更不可能打败他们。 伯里克利在世的时候,雅典一直执行他的这种战略。它在根本上是防御性的,尽管包含有限的进攻性元素。他相信,“如果雅典人不动声色,照管好自己的舰队,在战时不要企图扩张自己的帝国(因为那样会让他们的城市陷入危险),他们就能胜利”(2.65.7)。因此,雅典人应当拒绝在陆地上交战,放弃自己的乡村,撤到城墙之内。不管斯巴达人怎么破坏他们的田地,都不会有什么效果。与此同时,雅典海军将向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地区发动一系列袭掠,这不是为了给敌人造成严重伤害,而仅仅是骚扰敌人,令其苦恼,让他们尝尝滋味,知道如果雅典人愿意的话,能够给他们造成怎样的打击。海军袭掠的目标既是向斯巴达人及其盟邦证明,他们没有力量打败雅典;也是从心理上拖垮敌人,而不是用武力或物资优势打败敌人。斯巴达联盟是个松散的组织,其内部存在着天然裂痕,比如在代价高昂的争斗中,那些较脆弱的沿海国家和较安全的内陆国家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浮现出来。伯罗奔尼撒人很快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赢不了的,于是两国就可以通过谈判缔结和平。斯巴达的主战派会丧失公信力,自前446/前44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和平的较为理智的派系就会掌权。然后,雅典就能期望一个更稳定的和平年代。由于敌人认识到自己没有办法取胜,这样的和平会更可靠。 这个计划比步兵方阵对抗的传统战法更适合雅典,但它的确有着严重缺陷,而且雅典人依赖于这个计划,也是伯里克利的威慑外交策略失败的原因之一。它的第一个缺陷是,它在根本上难以令人信服。后来的事实证明,伯里克利的确能够说服雅典人采纳他的计划,并且在他担任雅典领导人期间,始终坚持这个计划,但很少有斯巴达人,甚至很少有希腊人,在亲眼看到它实施之前相信它是可行的。比如,敌人会在城墙下羞辱雅典人,漫骂他们是懦夫。雅典人不得不忍耐这些。忍受这种屈辱意味着违背了整个希腊文化理念,因为英雄的希腊传统将英勇作战奉为希腊美德的巅峰。而且,大多数雅典人居住在乡村,他们将不得不躲在城墙后,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摧毁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果树和葡萄藤、洗劫和焚烧他们的家园。任何有哪怕是一点点反抗机会的希腊人都不会愿意干瞪眼看着。就在十多年前,雅典人还选择了出城作战,而不是允许敌人如此放肆。 伯里克利计划的第二个缺陷是,很难说服雅典人以此种战略投入战争,一旦战争开始,就更难让雅典人坚持这种战略。斯巴达人入侵的时候,雅典人“沮丧而愤怒,因为他们不得不拋弃一直属于他们的家园和神庙、古老城邦的祖先遗物,并且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就等同于每个人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家”(2.16.2)。在入侵者逼近城市的时候,许多雅典人,尤其是青年男子,坚持要求出城应战,狂怒地反对伯里克利,“因为他不率领他们出城作战,于是他们将自己的所有苦难都怪罪于他”(2.21.3)。最后,伯里克利不得不运用他的特殊影响力来阻止公民大会的召开,“因为他害怕,一旦群众聚集起来,就会酿成大错,被愤怒冲昏头脑,感情用事,而不是用他们的理智”(2.22.1)。 除了伯里克利,没有任何人能够劝服雅典人,让他们采纳这样的计划并坚持下去。他已经六十五岁了,如果危机快速平息下去,但在他死后复燃,那么这种战略就不可能实施了;而如果不使用这种战略,雅典必败无疑。或许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伯里克利在外交政策上才愈发固执。 伯里克利计划还有另外一个缺陷。乍看上去,它的手段似乎特别合适:因为雅典的目标是防御性的,所以它的战略也应当是防御性的。但由于最理想的结局是通过威慑来避免战争,所以防御性的计划并不合适。威慑的目的是让敌人非常害怕,不敢打仗,而伯里克利的战略并不能让斯巴达人恐惧。例如,如果雅典人拒绝正面交锋,那么斯巴达人唯一的成本就是进驻阿提卡一个月左右并开展大规模破坏行动的开销。如果雅典军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除非他们在那里建造要塞并长期驻守,否则就无法造成多少破坏。如果他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造要塞,就会被敌人包围并因断粮而屈服。如果他们在海岸上建造要塞,就可能被孤立起来,无法对敌境造成任何破坏。而斯巴达人要对付他们并不困难,代价也不大。更有洞察力的人或许能预见到,假以时日,雅典人至少可以通过袭掠沿海国家并阻滞其贸易活动,对其造成相当程度的破坏,而斯巴达无力保护它们。因此,斯巴达对联盟的领导权会受到损害,有的国家也许会叛变,这对斯巴达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但很少有人拥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能够看到晦暗不明的未来中竟有这样的前景。 如果雅典人能设计出这样的计划(袭掠沿海国家并破坏其贸易,打击斯巴达的领导权)并预见到这样的结局,他们或许就根本不会选择战争了,但伯里克利没有想到这样的办法。他的威慑外交策略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令人信服的进攻性威胁,因此有着很大缺陷,必然会失败。 如果伯里克利相信自己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攻势来威慑敌人,进而避免战争,那么他或许就不会对墨伽拉实施禁运,或者在斯巴达人要求他撤销禁运的时候就满足他们,并接受未来出现麻烦的风险。但伯里克利确信自己的防御性战略一定会胜利,所以他坚定不移。他说服了雅典人,在给斯巴达人的最终回复中使用了他自己的措辞:“雅典人绝不接受别人的颐指气使,但他们愿意根据和约,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仲裁来解决争端。”(1.145.1)
你们每天看到自己城邦的力量,必然会对它无比热爱。你们理解了它的伟大,那么想一想,创建这座伟大城邦的人们是多么勇敢和正直。行动时刻到来时,你们会知道需要做什么。如果他们的努力曾有失败,他们至少也会下定决心,永远用自己的勇气捍卫他们的城邦,并为它呈上最美丽的供奉。因为他们为集体福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2.43.1-2)他许诺,烈士会获得不朽。他解释道,那些为雅典战斗而牺牲的人:
为集体的福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为自己赢得了不朽的颂扬和最高贵的坟墓,不是他们的躯体所安息的坟墓,而是他们的荣耀将永垂青史,永远激励人们的言辞和行为。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名人的墓地;纪念他们的不仅有他们家乡纪念碑上的铭文,其他国度的人们即便不曾用文字记录,也会通过记忆来缅怀他们。他们的精神远远胜过他们的躯体,能够在每一个人心中永存。现在你们应当以他们为榜样;你们知道,幸福需要自由,而自由需要勇气。那么,不要在战争危险前畏缩!(2.43.2-4)
当世的光辉和未来的荣耀会永垂青史。你们可以预知,你们将拥有高尚的未来和心安理得的当下,你们会用现今的热情来获得这两样东西,所以请不要派遣信使到斯巴达人那里,不要让他们知道,你们在为当今的磨难而痛苦。(2.64.6)
风吹起来的时候,原先已经非常拥挤的伯罗奔尼撒船只愈发乱作一团,这既是由于风力的作用,也是由于小船(这些轻型船只不是战船,被安排在防御圈当中,以便对其加以保护)制造的混乱。一艘船与另一艘相撞,人们努力用木杆将它们分开,互相呼喊和提醒,大声咒骂。所以,他们既听不见指挥官的命令,也听不见船长的叫嚷。最后,缺乏经验的桨手无法在很高的波涛中控制自己的船桨。就在这时,弗尔米奥发出讯号,雅典人发动了攻击。首先他们击沉了一名将军的船,然后消灭了所有与他们交战的敌船,将敌军打得落花流水,没有一艘船能够自卫,全都狼狈地逃往阿开亚的帕特雷和代米。(2.84.3)雅典人俘虏了12艘战船及其大部分船员,建立了胜利纪念碑,然后返回纳夫帕克托斯。在基伦尼,幸存的伯罗奔尼撒人遇到了从斯特拉图斯败退的克涅姆斯。伯罗奔尼撒人第一次两柄登陆攻势以耻辱的失败告终了。 伯罗奔尼撒舰队被兵力不如自己的雅典人击溃的消息让斯巴达人目瞪口呆。他们责怪指挥官们,尤其是克涅姆斯,酿成了大祸。作为海军司令,克涅姆斯必须为整个战役负责。为了处理问题,他们给他派去了三位“顾问”,其中包括闯劲十足的伯拉西达,并命令克涅姆斯努力作战,“不要被几艘船从海上赶走”(2.85.3)。 与此同时,弗尔米奥派遣了一名信使前往雅典,宣布自己的胜利,并请求增援。公民大会却给出了一个奇怪的回答:他们派出了20艘战船的增援部队,却命令它先去占领克里特岛上的基多尼亚,这与去往弗尔米奥驻地的最快捷路线相比,向南偏离太远。在这个时间开辟一个新战场似乎很奇怪,但雅典人一定是希望斯巴达的克里特岛盟友制造麻烦,以便分散斯巴达人的兵力。雅典的这个时机选择也不是随便做出的,因为克里特岛有人邀请他们去攻打基多尼亚,对这个邀请必须立刻接受或拒绝。尽管雅典人在克里特岛的努力失败了,并且此次行动说到底也许是个错误,但我们不能说这个决定是荒唐的,况且其代价也不大。即便如此,雅典人为什么仅仅给弗尔米奥送去了20艘战船?即便加上了这20艘船,弗尔米奥的兵力仍然远逊于敌人,何况雅典此时拥有很多战船,完全可以向纳夫帕克托斯派去一支更大的舰队,并同时向克里特岛派去另一支舰队。最合理的解释是雅典仍然受到人员和资金匮乏的限制。 在纳夫帕克托斯,弗尔米奥仍然只有20艘船,却要面对斯巴达人的77艘船。这一次,伯罗奔尼撒舰队没有重步兵的负担,急于求战,而且指挥官也比前一次战役更娴熟有力、更足智多谋。他们从厄利斯的基伦尼出发,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北岸向东航行,直到在潘诺姆斯(科林斯湾最狭窄的地段)与步兵会合。 伯罗奔尼撒舰队的兵力差不多是弗尔米奥的四倍,如果弗尔米奥拒绝迎战,伯罗奔尼撒舰队就可以自由西进,打破雅典的封锁线并将弗尔米奥舰队堵死在纳夫帕克托斯。那么雅典的海上霸主形象就幻灭了,它那些蠢蠢欲动的臣属也许会起来造反。但弗尔米奥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停泊在安提赖昂姆,即科林斯湾最狭窄处以西不远的地方,与瑞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只隔了不到1英里的距离。 在一周的时间里,两军隔着狭窄的海面怒目而视。雅典人没有首先发难的动机,因为他们的力量远逊于敌军,而且他们必须防守纳夫帕克托斯(雅典在科林斯湾的基地)。于是斯巴达人主动起来,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北岸向东行驶。他们奔向纳夫帕克托斯,右翼是他们最好的20艘战船。弗尔米奥别无选择,只能紧跟上去,返回海湾较狭窄的部分。他前进的时候,美塞尼亚人(雅典人的盟友,居住在纳夫帕克托斯)的重步兵在陆地上跟随行进。斯巴达人看到雅典战船沿着北岸以一字长蛇阵匆匆前进,于是掉转过来,将其中9艘雅典战船切断,并把它们驱赶到岸边。此时,雅典人还剩11艘战船可以与伯罗奔尼撒人的20艘精锐战船对抗。即便雅典人能够打败这些敌船,或者从其手中溜走,也还需要对付余下的57艘敌船。灾祸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11艘雅典战船利用自己的高速度从敌人身侧冲过。它们抵达了纳夫帕克托斯,在那里摆开阵势,船首向外,准备迎战很快就要抵达的优势敌人。最后1艘雅典战船还在入港的过程中,伯罗奔尼撒人穷追不舍,已经开始高奏凯歌。正好有1艘商船停在纳夫帕克托斯外海的深水区。就是因为它的存在,战局发生了惊人的逆转。最后落单的那艘雅典战船没有奔向纳夫帕克托斯的安全处,而是转了四分之三圈,利用停泊在那里的商船保护自己暴露的侧翼,然后猛撞最前面的那艘追击它的敌船,将它撞沉了。伯罗奔尼撒人原以为必胜无疑,现在却陷入了混乱。由于他们不熟悉水文状况,有的战船搁浅了。其他船上的人看到这般景象大吃一惊,于是将船桨插入水中以便让船停下来,等待其他战船。这是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它们在机动灵活的敌人面前一动不动、枯坐等死。 其余的雅典战船被这意想不到的逆转大大鼓舞了,冲了上去,攻击敌人,尽管敌人的数量仍然是他们的两倍。这时伯罗奔尼撒人已经丧失了斗志,逃往潘诺姆斯,拋弃了他们之前俘获的9艘雅典战船中的8艘,自己还损失了6艘。双方都建立了胜利纪念碑,但很显然雅典才是胜利者。雅典人保全了自己的舰队、纳夫帕克托斯的基地和海上的自由行动。伯罗奔尼撒人害怕雅典的增援部队,于是狼狈地败退了。雅典的增援部队果然很快就从克里特岛赶来了,虽然没有赶上参战,但足以震慑敌军,令其不敢再次进攻。 如果弗尔米奥在此役中被打败,雅典人就不得不放弃纳夫帕克托斯,于是就再也不能阻碍科林斯和其他伯罗奔尼撒国家与西方的贸易了。如果雅典人在海战中失败,还会极大地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并鼓励敌人开展更大胆的海上行动。那样的话,雅典帝国内部就可能发生叛乱,波斯国王也可能加入斯巴达那边。因此难怪雅典人如此热忱地爱戴弗尔米奥,在卫城竖立了纪念他的雕像。他去世后,雅典人还将他安葬在通往学院的路边的国家公墓,让他在伯里克利墓旁长眠。
如果你们全力支持我们,你们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盟邦:它拥有强大的海军,而你们最需要的就是海军。你们将雅典人的盟邦吸引到自己的阵营,就能更轻松地打败雅典人;因为在你们援助我们之后,大家都会更勇敢,更敢于反叛雅典。因此,你们也能避免受到不支持反叛雅典人士的指责。如果你们更公开地表现出自己的解放者角色,就肯定能胜利。(3.13.5-7)伯罗奔尼撒联盟立即接纳了米蒂利尼人,斯巴达人命令各盟邦在科林斯地峡集结,准备入侵阿提卡。斯巴达人自己则准备将他们的船只从陆路拖过地峡,进入萨龙湾,以便海陆并进、攻打雅典。但是,各盟邦“集结的动作很迟缓,因为他们正在收割庄稼,不愿意打仗”(3.15.2)。 在这场危机中,雅典人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正是这种决心和精神让他们保全了自由,开辟出了一个大帝国。尽管他们有40艘战船正在封锁莱斯博斯岛,但还是投入了100艘三列桨座战船的舰队,像战争第一年那样去袭掠伯罗奔尼撒半岛。这种展现自信和力量的大胆行为让雅典的资源几乎到了告罄的边缘。除了通常的来自下层阶级的桨手外,这一次他们还动用了一般仅作为重步兵作战的中层阶级;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还强征了常住雅典的外邦人担当桨手。这些船员的素质比不上弗尔米奥麾下的将士,但斯巴达人还是会因为前429年的失败而心惊胆寒。 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处随意登陆,以展示自己的力量,让斯巴达人相信,米蒂利尼人夸大了雅典的弱势。于是斯巴达人放弃了进攻,回家了。米蒂利尼人和他们在莱斯博斯岛上的支持者不得不再一次独自面对雅典人。 没了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帮助,他们未能攻占米西姆纳,只能满足于加强对臣属城邦安提萨、皮拉和爱里苏斯的控制,于是莱斯博斯岛的形势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但斯巴达的退却让雅典人决定施加更大压力,他们派遣帕基斯将军率领1000名重步兵前往米蒂利尼。帕基斯在米蒂利尼周围建造了一堵围墙,从海陆两面将它封锁起来。围城和封锁不仅能保护米西姆纳,或许还能迫使米蒂利尼投降。 米蒂利尼围城战于这年初冬正式开始,它对雅典资源的消耗超过了伯里克利在战争开始时所做的预估。到前428/前427年冬天,可用的储备资金已经不到1000塔兰同。财政危机迫在眉睫,一点喘息之机也没有了。 于是,雅典人采纳了两项伯里克利当初公开宣布的计划中未曾包含的特别措施。前428年夏末,他们要求各盟邦缴纳更多贡金。在正常缴纳贡金期限的前几个月,他们就派了12艘战船去收缴新评估出来的税金。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收缴了多少钱,但雅典人在卡里亚遇到了抵抗,吕西克利斯将军为了收缴新税而丧命。 即便提高赋税和加强收缴工作,也满足不了雅典的财政需求。随着米蒂利尼围城战的展开,雅典对金钱的需求飙升起来。于是,雅典人决定采取一项绝望的方案:“由于围城战需要资金,他们自己首次征收了直接税,税额为200塔兰同。”(3.19.1)不管修昔底德说的“首次”是历史上首次,还是本次战争期间首次,雅典都很久没有征收过直接税了。现代的纳税人或许会感到奇怪,其实自文明诞生以来的大多数人都会难以理解;但希腊各城邦的公民憎恨直接税,认为它侵犯了个人自主权,并侵害了他们的财产所有权,毕竟他们的自由就建立在财产之上。新的征税对有产阶级(包括自耕农,而自耕农是陆军重步兵的主干)的打击特别大,直接税的负担完全落在他们肩上。 向盟邦增加税收是一种危险的策略,可能引发叛乱,从而破坏雅典力量的根基;向公民征收直接税则会降低人民对战争的热情。不足为奇的是,伯里克利在公开讨论雅典资源时从来没有提及这些应急手段,但我们没有理由说,前428年的这两项措施完全是克里昂及其派系的主意。雅典在海陆两面面临危机,帝国内部也存在叛乱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鼓舞雅典人做出如此巨大努力的人,一定主要是雅典的将军们,包括尼基阿斯和帕基斯等人。他们和克里昂及其支持者一样清楚地认识到,雅典的安全取决于尽快镇压米蒂利尼叛乱,防止它扩散到帝国全境、耗尽雅典的国库资源。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不是出于政党政治或阶级斗争,而是出于爱国主义精神,目的是应对紧急情况。 在这期间,斯巴达人也没有忽略莱斯博斯岛上的局势发展。冬末,他们秘密地将一名斯巴达使者萨莱苏斯派往米蒂利尼,去告诉当地的叛乱者,原计划于前428年展开的两栖作战将于前427年实施。斯巴达人将入侵阿提卡,并派遣40艘战船前往米蒂利尼(指挥官是斯巴达人阿尔基达斯)。这个好消息让米蒂利尼叛军大受鼓舞,他们决心坚守下去;萨莱苏斯将留在米蒂利尼,负责协调岛上的行动。 冬天快要过去了,雅典人面临着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危机。他们必须镇压一个强大盟邦的叛乱,同时他们自己的土地也面临着入侵的危险。他们必须快速行动,因为像波提狄亚围城战那样漫长的战争可能最终会耗尽他们的储备资金、剥夺他们的防御能力。
他们百般戒备,因为他们害怕发生反对现行秩序的革命,因为他们在基西拉岛上遭受的灾难非常严重且出乎意料。皮洛斯和基西拉岛被占领了。他们四面受敌,战局发展既迅捷又难以防备……在军事上,他们变得比以往更加胆怯,因为他们卷入了一场海战,他们的日常战备无法帮助他们应付战局,而且在这陌生的战场上他们的敌手是雅典人,而雅典人屡战屡胜。与此同时,斯巴达人遭到的意外灾祸如此之多,在如此之短的时期内接踵而至,令他们心惊胆寒。他们担心像基西拉岛上那样的灾难,也许会再一次降临。所以,他们不再大胆地投入战斗,觉得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好结果。他们没有自信,而这是由于他们之前很少尝到败绩的滋味。(4.55)随后,雅典人进攻了泰里亚(在基努利亚地区)。这是斯巴达和阿尔戈斯的边境地带,长期以来一直是两国冲突的根源;有些史学家说它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萨斯-洛林。斯巴达人将这座城镇交给了埃吉那人(埃吉那人在战争开始时被雅典人从其故国岛屿驱逐了出去)。斯巴达人和埃吉那人一起在海边建造一座要塞的时候,雅典舰队杀来了。若是斯巴达人坚决抵抗,或许能阻止雅典人登陆,但斯巴达人斗志涣散。雅典人未遇到任何抵抗,径直冲进泰里亚,烧毁了城市,掠夺了战利品,杀死许多埃吉那人,并抓了许多俘虏,其中包括来自基西拉岛的难民。雅典人将这些基西拉人分散羁押到爱琴海诸岛,但将所有的埃吉那人处死,“因为他们在过去始终是雅典的敌人”(4.57,5)。战争令宿怨愈发激化,现在又增添了这么一桩战争暴行。
总的来讲,我们是邻居,一起居住在这片被大海环绕的土地上,并被称为西西里人。我设想当局势需要时,我们便去打仗;我们之间通过共同磋商来达成和平。但如果我们聪明的话,当外邦人入侵时,我们应当一致对外。因为如果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城邦受到伤害,那么所有城邦都会处于威胁之中。我们再也不应当召唤外邦人来当盟友或者调停者。如果我们停止召唤外邦人,在当前对西西里岛就有两个好处:摆脱雅典人和结束我们的内战。至于未来,我们将在一个自由国家里生活,不像现在这样受到外界的威胁。(4.64.3-5)赫莫克拉提斯的讲话常被认为是真诚而无私的,是在呼吁集体的福祉,但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动机。毕竟,如果西西里岛上较弱的希腊城邦承诺不再寻求希腊大陆上强国的支援,那么最大的受益者是叙拉古。另外,在前424年,叙拉古是西西里岛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的国家,它受到雅典的威胁。赫莫克拉提斯后来的所作所为也让我们怀疑他的诚实。前415年,为了抵抗雅典人的入侵,他敦促叙拉古人寻求外界援助,不仅向科林斯和斯巴达这样的希腊城邦求援,甚至还向迦太基求援。他还敦促西西里人加入伯罗奔尼撒人反对雅典人的战争,尽管那时雅典人已经被逐出西西里岛了。 但在前424年,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的西西里人在杰拉听信了赫莫克拉提斯的雄辩,再加上叙拉古将摩根提那割让给卡马里纳以展示自己的信誉,于是大家同意以现状为基础缔结和平协约。雅典人在西西里岛的盟友将此事告知雅典人,并邀请他们加入协约。雅典人在西西里岛没有基地,自己的盟友又不愿意继续作战,而且雅典人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征服该岛,于是他们接受了和平,起航回家。 雅典的几位将军或许对这个结局感到满意,因为他们的使命就是保护雅典在西西里岛的盟友,阻止叙拉古控制整个西西里岛,或许还有调查在当地获益的前景。杰拉的大会可以说是达成了雅典人的所有目标。但返回雅典之后,这些将军很快遭到起诉,罪名是在接受了敌人的贿赂后撤军,而他们原本可以征服西西里岛。失败的指挥官常常受到这样的指控;即便那些得胜的指挥官,若是被认为没有获得完整的胜利,也会遭到指控。几位将军可能的确从西西里岛的朋友那里收了一些礼物,但没有他们受贿的证据。不过,他们仍然全都被定了罪:索福克勒斯和皮索多鲁斯被流放,欧律墨冬被罚款。修昔底德对此案的解释如下:“由于雅典人此时正春风得意,他们认为自己的一切行动都会顺利成功,不管他们的力量充足与否,不管任务是轻松还是困难,都一定会胜利。他们之所以这样自信,是因为他们在之前的大多数行动中都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这给了他们希望和力量。”(4.65.4) 到前424年,在皮洛斯和斯法克特里亚岛、迈萨纳半岛和基西拉岛的胜利之后,雅典人比以往有了更高的期望,或许的确抱有一种不现实的乐观主义,但他们确实有理由对将军们的表现不满意。毕竟,前427年以20艘战船第一次远征西西里岛的行动阻止了叙拉古人得胜,占领了墨西拿,赢得了西西里岛上希腊人和土著西库尔人的支持,并让这些岛民热情高涨,以至于他们派遣使者到雅典请求更多的援助。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前424年雅典人为什么自信只需要再投入40艘战船就能快速结束西西里岛战争,并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当将军们告诉雅典人,西西里岛战争已经按照“西西里岛的命运由西西里人掌控”的原则结束了(这毕竟是叙拉古一位主要贵族政治家的口号),而且雅典人实际上是被盟友请出去的时候,雅典人必然是万般震惊。雅典人完全有理由怀疑赫莫克拉提斯的口号不过是幌子,掩盖着“西西里岛的命运由叙拉古人掌控”的真相。雅典人也有理由担心西西里岛会在一个对雅典之敌友好的多利亚人国家的领导下实现统一。他们也有理由怀疑以前20艘战船就差一点征服西西里岛,现在60艘战船怎么可能把它丢掉了! 事实上,索福克勒斯、欧律墨冬和皮索多鲁斯表现出的积极主动精神极少,取得的成绩也极少。他们在皮洛斯有所耽搁,让来自克基拉岛的斯巴达舰队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到西西里岛又太晚,没有办法取得多少成果,因为他们被迫参与持续了几乎整个夏季的对斯法克特里亚岛的封锁。他们若是更警醒些,就能尽早在西西里岛登陆,极大地影响战局。在这样令人失望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将这些军官免职。但在这件事中,雅典人的反应并非缺乏理智,而是有些过分理智了。
想想吧,战友们, (和平曾给)我们带来的千般喜悦; 很久以前她赋予我们的 舒适与安逸的生活; 无花果与橄榄,葡萄酒和桃金娘, 香甜的、烘干的果脯, 一排排沁人心脾的紫罗兰, 心在渴望, 那些我们曾经拥有的愉悦, 战友们,和平又回来了, 载歌载舞,迎接她吧!(571?581) 尼基阿斯是主和派的卓越领袖,他的军事成就和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的虔敬使他在雅典颇得民心。世人都知道他倡导和平,而他对战俘的仁慈也赢得了斯巴达人的信任,所以尼基阿斯应当是最理想的谈判者。但雅典人继续抵制和谈,或许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局势将很快转为对己方有利。于是斯巴达人冒险赌了一把,以促进和谈。将近初春时,“斯巴达人进行了初步的准备工作”,似乎要在阿提卡建造一座永久性要塞,以迫使雅典人“更趋向于倾听”(5.17.2)。在恐惧和愤怒之下,雅典人完全可能处死手里的俘虏,使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灭,但斯巴达人的虚张声势奏效了。雅典人终于同意按照恢复战前状态的基本原则缔结和约,但底比斯将保有普拉蒂亚,雅典将保有尼萨亚及位于希腊西部的、原属于科林斯的索利安姆和阿纳克托里翁。
斯巴达人在击溃敌军的其他部分、杀死许多人之后,转向一千名精锐的阿尔戈斯人。斯巴达人以优势兵力将其包围,希望全歼。阿尔戈斯精锐部队虽然兵力逊于敌人,却非常勇敢。斯巴达人的国王在前排作战,不顾危险,他想把这些阿尔戈斯人斩尽杀绝,因为他急于兑现自己对同胞的诺言——成就伟大功业来补偿之前的耻辱。但是,他没有被允许实现自己的心愿。因为斯巴达人法拉克斯(国王的顾问之一)在斯巴达享有极高声望,他命令国王放阿尔戈斯精锐部队一条生路,不要冒险与这些已经穷途末路、被命运抛弃的亡命之徒斯杀。于是国王在压迫之下,遵照法拉克斯的判断,允许这些阿尔戈斯人逃跑。(12.79.6-7)顾问法拉克斯显然已经着眼未来,考虑了此次战役的政治影响。大多数普通的民主派阿尔戈斯人逃跑了,如果斯巴达全歼阿尔戈斯贵族精英人士的话,阿尔戈斯将来一定会记恨在心,继续与其他民主制国家结盟。然而,如果阿尔戈斯贵族精英在反斯巴达政策破产后得以回国,他们就能控制城市,并将它拉到斯巴达联盟中,对敌人的联盟施加致命打击。一心报复、缺乏经验的阿基斯二世决心要恢复自己的荣誉,所以在激战正酣时无法预见这一点。事实证明,斯巴达人给他指派顾问的决定是非常明智的。
光辉血统的意义重大。 一个人可以学习,却仍然昏聩无能, 东摇西晃,始终步履蹒跚, 他的头脑粗陋, 吸收了一千种美德的碎片。(Nemea 3.40-42) 只有天生睿智的人才能理解:
我臂弯下的 箭筒里 有许多锋利的箭。 它们对理智者发言; 大多数人需要译员。 睿智的人凭借血统便懂得许多事情; 粗陋的人需要被教导。 他们什么都说。他们无聊地喋喋不休, 像乌鸦,与宙斯的圣鸟形成对比。(Olympia 2.83-88) 在被这种思想塑造的人看来,即便说得好听些,民主制也是愚蠢的,它也可能变得不公正和不道德。前5世纪20年代一位佚名作者(常被称为“老寡头派”)写的小册子《雅典政制》揭示了一些雅典人在战争期间的不满情绪。“至于雅典人的政制,我不会赞扬他们选择了这种政制,因为他们这么做就是将大部分权力交给了粗鄙民众,而非善人。”(1.1)那些安全而有薪水的职位给了群众;那些危险的职位,如将军和骑兵指挥官,则由选举产生,给了“最有资格的人’(Constitutions of the Athenians 1.3)。 “老寡头派”这样的人的愿望是,他们的国家能成为一个“欧诺弥亚”。这是斯巴达人给他们的政体取的名字,品达也用这个说法来称呼科林斯的寡头政权。在这样的政体下,最优秀和最有资格的人制定法律,好人惩罚坏人;好人“不会允许疯子出席议事会或者在公民大会发言。但由于这些好的措施,人们当然会陷入奴役”(1.9)。作者希望群众通过奋斗来保持民主制这种“恶政”,因为这对他们有好处。“但任何更愿意居住在寡头制城市而不是民主制城市的人,就要做好变得不道德的准备,因为他们知道,坏人在民主制城市比在寡头制城市更容易潜伏、不引人注意”(2.19)。不足为奇的是,抱有这种信仰的人将把推翻民主制视为道德义务。
“帕拉鲁斯”号(两艘承担特殊任务的快船之一)于夜间抵达了雅典,宣布了灾难的消息。比雷埃夫斯发出的哀号穿过长墙,传到了城市,噩耗被口口相传,这一夜无人入眠。他们不仅为那些被杀的人哭泣,更为自己哭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一定会遭受他们向米洛斯人施加的那种命运(米洛斯人是来自斯巴达的殖民者,雅典人攻下米洛斯城后屠杀和奴役了那里的居民),以及他们向希斯提亚人、斯基奧涅人、托伦涅人、埃吉那人和其他很多希腊人强加的命运。(Hellenica 2.2.3)阿哥斯波塔米战役中雅典战俘的命运只会让雅典人愈发坚信,投降只会带来死亡、奴役或者至少是流放,于是他们选择抵抗到底。公民大会投票决定采取一切措施来保卫城市。雅典人为不可避免的围城战做了准备。 在海峡,吕山德很快就恢复了控制权,于是屠杀停止了。他向与雅典结盟的城邦提出了合理的条件,这些城邦不再抵抗、举手投降。他甚至允许在这些城邦的雅典驻军和官员安全离开,条件是他们只能返回雅典。这个姿态表面上对雅典人有好处,而实际上是一个狡猾的策略:吕山德知道雅典城固若金汤,不能强攻,因此只能长期围困;他希望城内饥饿的人数越多越好,以便缩短城市坚持的时间。为了这个目的,他还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拜占庭和迦克墩驻扎了军队,并下令对任何向雅典输送粮食的人格杀勿论。 他在这两座城市做的安排是一个模板,并打算在他控制的所有地方都建立这样的体制。他在这两座城市派驻军队,由总督指挥。“总督的人选不是根据贵族出身或财富,他让自己政治派系的人和那些与他有私交的人掌权,他还让他们负责奖惩。”(Plutarch,Lysander,13.4)不管在何地,他总是将民主制政府推翻,代之以由他的党羽组成的寡头制政府,这些政府往往包括所谓的“十人委员会”,都由他的亲信组成。没过多久,“希腊人的解放者”就开始从他控制的城市收缴贡金了,斯巴达政府批准了所有这些安排。 随后,吕山德航行到爱琴海,占领了雅典帝国的许多城市。只有萨摩斯岛反抗他。在那里,统治城邦的民主派对雅典忠心耿耿,杀死了贵族反对派人士,并准备抵抗斯巴达的围攻。吕山德留下40艘船攻打萨摩斯岛,然后率领150艘战船奔向阿提卡。途中,他将米洛斯人和埃吉那人(他们此前被雅典人逐出了家园)重新安置到他们自己的岛屿。如果解放者的角色对吕山德的个人事业无害的话,他也不会拒绝扮演这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