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作者：大卫·阿米蒂奇 内容简介 内战的时代或许已经结束，但过去的几十年里它又在世界各地频频爆发，巴尔干、卢旺达、布隆迪、索马里、斯里兰卡、叙利亚内战正逐渐成为人类颇为广泛、颇具破坏性且独具特色的有组织的武装暴力形式。如何定义这些形式的暴力，关系到政治、军事、经济和人道援助、国际法立法执法等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整个世界格局和全球人类的命运。正如作者所言：当今的时代要求我们正面地直视内战。 我们以为我们了解内战，但它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有着漫长而歧义纷出的历史，从罗马共和国到早期现代欧洲，一直到当代。对内战的定义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内战之为内战，取决于谁是统治者谁是反叛者，谁是战胜者谁是战败者，谁是当事者谁是局外人。称一场冲突为内战，可以由外部力量是置身事中还是作壁上观而判定从美国革命到伊拉克战争，核心的观点都是随着视角的变化而变化。 关于战争的研究，历来不乏名家名作，可对于内战，则乏善可陈。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空白，并尽力弥补了这一缺憾。他搜集了过去2000年里关于内战观念的争论历史，并选取了三个时间点地中海时期、欧罗巴时期和全球化时期，采用长期视角，展示了内战的起源、转变及其当代状况。第一个时期是在古代罗马，第二个时期是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第三个时期是自19世纪中期至今。 导言 直面内战 1945年后，欧洲、北美以及其他类似的经济体，如澳大利亚和日本，经历了所谓的“长期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与国之间非战状态的时期堪称近现代史上最长。此前最平静的时期，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克里米亚战争（1815—1853），然后是从1871年的普法战争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少在欧洲是如此。虽然有“冷战”的阴影笼罩，但是，近代北半球国家之间的和平持续时间比上次长了20多年。[1]最新的全球趋势依然令人欢欣鼓舞。最新的数据表明，2015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仅发生了一起——印度和巴基斯坦，伤亡仅约30人。在此前的2014年，也仅有一次冲突。[2]尽管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涉事件和中国南海的岛屿争端，但是“长期和平”看上去似乎正在不断延伸并扩展至全球范围。 然而，我们这个时代也并非一帆风顺。[3]这个世界依然充满暴力。2015年，从阿富汗到也门，全球发生了40多起武装冲突，这还不包括恐怖主义、暴动或其他形式的“非对称”战争，即非政府武装力量攻击政府或其居民。原来的基地组织和现在的伊斯兰国，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将战火引到了城市街头，从曼哈顿到孟买，从悉尼到布鲁塞尔。尽管国与国之间事实上可能处于和平状态，但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冲突让人民难以产生安全感，何况很多人清楚战争就发生在他们的国境内。“长期和平”被一个黑暗的阴影笼罩着——内战。 20世纪90年代早期，“历史终结论”的拥护者们坚信，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将会席卷全球，带领全人类走向贸易繁荣和人权受保障的未来。持有这种信念的人认为民主的和平时期将会出现。据他们所称，一个民主政体是不会向另一个民主政体发动战争的，因此，他们坚信，随着民主制度的广泛传播，世界和平将会随之到来。这些人的信条建立在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理论之上，而康德的理论则源自欧洲启蒙运动中关于获得持久和平的可能性的论述。[4]当然康德并不是一派天真的，他讽刺地提到，一位荷兰酒馆老板在其酒馆标语牌上写着“永久和平”几个字，而旁边挂着一幅画着墓地的画。这暗示着只有死亡的长眠才是真正的永久和平。然而，康德也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并非“空洞的理念”，而是一项“正逐渐解决，并不断靠近其目标的任务”。[5]在康德有生之年，永久和平并没有变得更唾手可得——康德于1804年2月逝世，在他死后仅10个月，伟大的将军和帝国缔造者拿破仑获得加冕，成为皇帝，并在接下来的10年对世界造成威胁。尽管如此，在20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依然大胆地相信，也许人类终于已经跨越了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阶段，在人性中“天使的一面”的带领下，我们也许最终可以实现康德的梦想，能够“战胜战争”。[6]但是，死亡和破坏一直环绕着我们，因而我们所感受到的和平，可能更像是墓地里的那种。然而，最近有一种冲突超越了其他任何形式的冲突，它导致了更多的死亡。这不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内战。 内战正逐渐成为人类最广泛、最具破坏性以及最具有特色的有组织的武装暴力形式。“冷战”之后的几十年间，内战的爆发呈现出极其明显的上升趋势。自1989年以来，在任何时期都平均有20起国家内部战争——这大概是1816—1989年全球每年平均战争数量的10倍。自1945年以来，大概有2 500万人在战斗中死亡。这个数字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死亡人数的一半，而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受伤的、流离失所的和死去的平民，更不用谈在战争中受疾病和营养不良折磨的人了。内战中物质和经济的消耗同样惊人。在关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分析中，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战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以及必然受其影响的生产效率，被浪费的资源，军队的花费，疾病和犯罪行为的蔓延，还有邻国经济的破坏。那么这一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内战的平均价位大概是每年1 230亿美元。这相当于每年北半球对南半球经济援助的数额。正因为如此，内战被称为“倒退的发展”。[7] 发生在国家内部的战争持续的时间更长——大约比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持续时间长4倍。20世纪下半叶的国内战争，持续时间大体上是20世纪上半叶的3倍。这些战争还比其他战争更容易重复爆发，因为“一次内战最具可能性的遗产就是下一次内战”，确实，在过去10年中的几乎每一次内战都是既往的重演。[8]内战看起来总是不成比例地集中发生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尤其是那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科利耶（Paul Collier）称他们为“最贫穷的10亿人”。[9]如果说自1945年以来，发达国家享受了长久的和平，那么全球其他广大地区的人口则经受了同样长时期的磨难。位于奥斯陆的内战研究中心也在其网页上强调了这些显著的特征，同时提到：“然而，内战却比国家间的战争更少受到关注和研究。”[10]内战似乎会像贫穷一样一直伴随着我们，而且只要它继续存在，它将会更多地影响到世界上贫穷的人口。 然而，内战不应该一直作为一个鲜被探究的领域。正如很多人指出的，内战缺乏系统的理论，也似乎很难对其进行归纳总结。目前也尚未出现一部以“论内战”为标题的巨著，使其可以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抑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论革命》媲美。的确，如我们所见，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几乎没有提及内战，而阿伦特回归原始的主张及其反现代的理念，使得她将内战与战争的话题完全抛弃了。在1993年，战后德国诗人及政治评论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注意到“没有一种关于内战的有用理论存在”。[11]后来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也提出“世界上有专门研究战争的战争学，也有专门研究和平的和平学，却唯独没有专门研究内战的内战学”。[12]类似的感叹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我并非旨在提供一个全面的关于内战的理论，而且我也无法弥补那些缺失的研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能做的只是揭示出我们现有不满情绪的根源，去解释为什么我们对内战如此困惑以及为什么我们拒绝直视它。 当今的时代要求我们正面地直视内战。从1648年到1945年，这300年构成了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时代。过去的60年，则是一个国家内部战争的时代。[13]这确实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冲突方式最显著的变化。根据一项被广泛引用的数据，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有259场冲突上升到了战争的程度，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国家内部冲突。自1989年以来，世界上仅有5%的战争是爆发于国家之间的。我们只需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抑或发生在卢旺达、布隆迪、莫桑比克、索马里、尼加拉瓜以及斯里兰卡的战争，就能意识到近年来的内部冲突是多么的血腥，更别提冲突之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更糟糕的是，内战并不会仅仅停留在“内部”太久。2015年，全球有50起内部冲突，其中有20起——从阿富汗到也门，是所谓的“国际化内战”，即有邻国军事力量参战或外部势力干预。[14]内战并不在乎边境线在哪里。冲突让人们为了寻求安全而背井离乡，所以内战确实经常让一个国家山河破碎。因内战而失去家园的人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尤其是在2012年的叙利亚冲突中产生的500万难民。这些难民的困境引发了难民危机，因而中东、北非和欧洲的格局在未来几十年里将被重塑。随之而来的是安全和稳定将遭到挑战，这一切呈现了一个清晰的事实：这个世界并不和平，充满内战。 *** 战争就是地狱，美国内战时期的将军威廉·特古塞·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如是说。可以肯定的是，唯一比战争更糟的是内战。[15]关于这点，几个世纪以来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相较于对外战争，内战造成的破坏性更大。在公元1世纪，罗马内战发生之后，城市成为废墟，田野被荒废，以及贫民流离失所，诗人卢坎（Lucan）看了这一切之后，写道：“没有任何一支来自外国的剑可以刺得这么深，只有本国臣民的双手才可以造成如此深的创伤。”内战就像政治机体上的一种疾病，将其由内而外地损坏。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评论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他告诫过读者：“真相在于，一场外国战争，远不如一场像疾病一样的内战来得危险。”内战不仅危险，而且会导致道德沦丧。1922年，在爱尔兰内战前夕，一位年长的牧师说道：“与外国人的战争会激发一个国家最好的最崇高的精神和品质，而内战，只会激发出人性中的卑鄙和丑恶。”[16]而且即使战斗已经结束，也会留下不可愈合的创伤。在1947年，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 S. Eliot）说道：“我怀疑所有那些重大的内战是否真的有结束的一天。” [17]1970年，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一次对西班牙的访问中曾说过：“所有的战争都是不好的……但是内战尤其不可原谅。在内战中，两边的战壕里趴着的都是同胞，战争的结束也并不会自然地带来和平。”[18] 内战毫无疑问是不人道的，但是因其存在的广泛性和持久性，有些人觉得它是我们人性中的一部分。正如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所说的：“动物会打架，但是不会发动战争。只有人类——作为高级灵长类中独特的一员，会大规模地、深思熟虑地并且激情澎湃地去毁灭其同类。”人类能够对自己的近邻采取暴力行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概括人类的特点呢？同时也耻辱地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习惯区分开来。采用职业化的军队，并且遵循战争的法则，这种正式的战争是一种近现代出现的新事物。而在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更原始的、更持久的非人道的存在形式——内战。“内战并非仅仅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恩岑斯伯格总结道，“内战是一切集体性冲突的主要形式。”[19] 恩岑斯伯格写这些话的时候，非洲和巴尔干地区正在发生种族冲突，而1992年4月和5月间洛杉矶爆发的暴动也刚过去不久——暴动的缘由是，前一年殴打黑人骑车者的一位白人警察被无罪释放。当时，在世界各个大洲及不同城市，正值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暴力不断爆发的高峰时期。这一切似乎是为了向我们重新确认，人类最丑恶的一面有多么普遍，以及作为内战参与者是我们逃不掉的命运。恩岑斯伯格认为内战一直伴随着人类，而我们不能责怪他的这一主观断定。许多世界上最古老的神话——《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的黑天（Krishna）与阿周那（Arjuna），希伯来《圣经》中的该隐（Cain）与亚伯（Abel），希腊神话中的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和波吕尼刻斯（Polynices）和罗马神话中的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穆斯（Remus）——都涉及团体的内部矛盾，尤其是自相残杀的情节，在某种意义上暗示我们这种行为具有广泛的基础。[20]这些神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内部冲突中的情感方面，但是神话传说的悠久历史并不能说明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内战作为所有人类冲突中最具破坏性以及最具扩展性的形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公元1世纪，罗马内战的最高峰时期，17—46岁的罗马男性公民大约有1/4加入了战争。[21] 1 700年后，英国在1640年内战中死去的人口，就其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可能比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还要大。[22]美国南北战争中死去的人数，就其占当时总人口的比例而言，也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还要大：美国南北双方大约有75万人死于内战，如果按照今天的美国人口基数来看，这相当于有750万美国人死亡。[23]这种规模的杀戮，无数家庭灭门绝户，无数社区支离破碎，国家的面目被重新塑造。同时在后来几百年中，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伤疤。 然而，将内战视为人性的一部分的这种看法——将其视为我们的一种特性，而不是缺点，我们必须要谨慎对待。因为这种看法将我们带入了一种命运，人类将永远遭受内战折磨，永远也到达不了康德理想中的永久和平。为了打破那种认为人类注定无法获得永久和平，而将困于无止境内战的观念，我将引入历史学工具来直面其挑战。在本书中，我将会说明，内战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无法解释的。我还会论证，内战这一现象符合历史的概念[1]，内战始于罗马共和国，从其令人焦虑的起源，到充满争议的现在，以及可以遇见的肯定和现在一样令人费解和富有争议的未来。它有自身的历史过程，有一个可辨别的开端，也会有一个也许目前尚不清楚的结尾。历史地对待它，将会展示出它内在的不确定性，而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内战具有永久性和持续性。我的目标是展现给大家看，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人类自己会去瓦解它；人类精神世界里所珍视的，只要用同等程度的努力，就能将其弃如敝屣。 我的目标不仅是挖掘、整理出内战的历史，而更在于指出，在塑造我们如何看待世界这个问题上，内战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尽管内战具有相当的破坏性，但在历史进程中，从理论上说，它还是具有生产性的。若没有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我们的民主制、政治、权力、革命、国际法、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全球化等等——这里仅仅是列举了几个，都会变成和如今不一样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它们包含的意义会远不如目前丰富。[24]关于内战的经验——试图去理解它，改善它，甚至是阻止它发生——都曾帮助我们并至今依然在持续帮助我们，塑造且充实我们对于共同体、权力和主权的理解。内战源于深刻而致命的分裂，但也暴露出交战双方的个体身份和共同性。我们将一场战争称为“内战”，就是承认其交战双方同属于一个群体：他们的相互关系并非外国人而是同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德国法学思想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评论道：“内战具有某种令人惊骇的属性”，“它是兄弟阋墙之战，因为它发生在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内部……也因为交战双方都同样坚决地否定这个共同体”。[25]这是我们对内战恐惧的根源，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它的作用，在内战的对抗中，它促进了对共同性的认识，并且让我们以敌为镜，看清自己。 内战是如此自相矛盾又有着丰富的内涵，因为尚未有哪个时期，对内战的定义是能令每个人都满意的，或者是在使用中不造成争议和分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内战的概念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境下来探讨和争论的。然而，下定义总会是一种限制。理解某一事物，即意味着将它从相似的事物中区分出来，而这通常就是，要将它的独特性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一旦我们知道了它的独特性，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规律性、持续性和区别在哪里，从而建立起我们对它的理解。 当涉及政治观念时，定义所带来的问题变得尤其尖锐。我们构建出一些名称，以此来号召我们的朋友并且打击敌人。同时我们也要为新的现象命名，既要能准确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对它的体验如何——也要有助于让别人获得同样的理解。当我们试图对类似“内战”这样的词汇命名时，在给它下定义的那一刻，政治因素就浮现出来了。是什么让内战成为“内”战，而不是“外”战？其中的不同之处将会永远引发争吵。又是什么让我们将暴力认定为“战争”呢？战争会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而一连串的小冲突并不会。仅仅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就要求至少在某些方面进行一定的修正：比如什么是“内”（什么不是“内”）？什么可以算是战争（什么不算战争）？要断定什么是一场内战，什么不是，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这一战争类别被创造出来之前，要谈论其中的区别是难以想象的。 内战并不仅仅是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这个词的使用本身往往就是战争参与者之间冲突的源头。当权政府总是将内战视为反叛者或者非法势力对现有权威的反抗，特别是当这些反抗失败以后。克拉伦登伯爵（The Earl of Clarendon，1609—1674）带有保皇倾向地记述了英国17世纪中期的动乱，并将其命名为《英国叛乱和内战史》（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1702—1704）。这样就完全剥夺了叛乱者的任何合法性。[26]出于同样的原因，一本长达70卷的《叛乱战争》（The War of the Rebellion）出版于1880—1901年，这是美国官方对于美国“内战”的阐述，而此书很显然是为了否定战败的“叛乱者”的立场。[27]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内战中获胜的一方，往往喜欢将他们的抗争记载为“革命”，比如，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这种对立的话语使用起来非常容易：“我”是一个革命者，“你”是一个叛乱分子，“他们”正在打一场内战。 如今的我们，有幸生活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内战对于我们更多的是一种记忆或者隐喻，而非真实的生活经历。内战现在多是以历史剧和科幻游戏的方式出现，更严肃一些的场合则是在政治辩论中和政党之间的权力角斗中。比如，在1988年，美国的国会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就曾说美国的政治犹如一场内战：“就像格兰特将军在夏洛之役之后意识到这是一场内战一样，左翼政党内心深处明白，只有一方得势壮大，另一方才会淹没于历史之中。”所以金里奇随后做出了相应的战略部署：“这场战斗必须按照与真正的内战相符合的规模、持久性和残酷性来进行。虽然我们有幸生于这个国家，内战是以投票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在战场上进行，然而内战就是内战。”[28]来看更为近期的例子，在2015年11月“达伊沙”恐怖分子袭击巴黎之后，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就斥责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是在试图发动内战。他说，“我们国家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极右翼势力，那基本上意味着挑起分歧，而这种分歧可能导致内战。另一种选择是共和国及其价值观，它们将会把我们凝聚和团结在一起。”[29]正当我写作本书之时，不同国家的党派内部，都因为政党政治的不稳定性而引发了挑起“内战”的指责，比如在美国共和党中，英国的工党中，以及整个巴西充满火药味的政治精英群体中。放眼全世界，民主政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更接近“内战”。 内战无处不在。它存在于新闻标题中和战场上，在人们的心中和脑海里，也存在于对过去内战的回忆和纪念中。一些国家认为他们从没有发生过内战，而另一些国家则将内战视为他们最重要的一部分，比如美国。还有一些国家，比如伊拉克，国际上普遍认为是长期处在内战中的。知悉历史的好处，或者说不遗忘历史带来的诅咒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轻易而频繁地使用内战这个名词，而内战作为一种战争，从来不像使用这个词所时所看起来的那样稳定和透明。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将内战同其他类型的战争区分开来呢？尤其是当许多内部冲突扩张到国界之外，或者是引入外部的势力加入进来之时。就如1990年在利比亚、卢旺达所发生的情况，以及更近期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情况那样。这些战争可否被视为“内”战呢？——从战争必须发生在一个共同体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反叛集团中加入了跨国势力，比如基地组织，或者有意挑战世界现有政治秩序，宣称自己意图建立超国家组织，就如伊斯兰国或达伊沙追求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帝国那样。内战以如此多的多样性——民族纠纷战争、分裂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为了继承权而引发的战争——遍布历史和全世界，并且当现实情况使得我们无法将一个地区的具体暴力事件放入更大的集体行动中来分析，那么，是否每一场内战真的都是同一种类中的样本呢？[30]在全球“新型”战争的大背景下，我们能否将具体的内战从中区分出来？[31]简单地说，什么才是内战？ 任何像内战这样复杂的观念，都有着多重的历史。历史学家展示出来的，既可以是引导我们得到现有思想观念的曲折道路，也可以是那些不曾被我们选择的路径。关于这个过程，人文学科领域有一个时髦的词，叫“知识谱系”（intellectual genealogy）。与追溯家族谱系类似，这套方法是沿着历史逆流而上，追寻源头，对于盘根错节的历史中那些偏僻的小路永远保持开放的探索心态。但是它和追溯家谱也有很重要的区别。[32]对族谱的研究强化了延续性：谁是谁的后代，谁是谁的父亲。而且如果说建立家族谱系的目标是增强自我确定性，知识谱系则鼓励怀疑精神和谦虚的品质。它追寻破裂与断层，向人类展示我们的现状仅是偶然得之，并非必然的出现，是多重选择的结果，而非刻意设计所得，是依情况而定，因此是暂时且充满变数的。“当我们对一个概念进行溯源时，”一位倡导知识谱系方法的大师说道，“我们也许会发现该概念在早期使用中的不同含义，因此我们也就获得了一种方式，即将现在的含义与早期的含义进行批判性地比照。”[33] 这种概念谱系法的发明者是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在他的著作《论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1887）中，他指出：“所有现存的事物，不管它的起源是什么，总是不断地被那些掌握权柄的人改头换面，根据他们的需要加以歪曲。”尼采试图解释一个观念为什么会出现，它曾经起到过什么作用，权力是如何允许它存在的，以及当最原始的意图已不复存在之后，它最初所具备的特点中，有哪些被一直保留。[34]作为一门学科，哲学研究的是由复杂语言写成的层层含义。尼采是一名出色的古典学者，他十分清楚哲学的重要性，他把哲学的工具运用于观念分析和实践中。他的结论曾一度非常简明而严厉：“所有对全过程进行了符号式地压缩的概念都逃避定义；只有那些没有历史的概念才能够被定义。”[35]也就是说，历史的重量可能被极大地压缩在一个特定的概念中，而积聚其中的复杂性无法被清除。也没有哪个拥有历史的事物，特别是具有一定深刻性和争议性的事物，能够被精确定义而且获得所有人的一致认可。 尼采没有选用内战作为例子，但是内战是他的观点的有力地佐证。（毕竟，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有这样的标题：“Eine Streitschrift”，即激烈抨击，或者按字面意思翻译为“冲突写作”。）只有忽略历史的多重性，才有可能定义内战。因为历史表明，内战并没有一个稳定的身份，也没有一个被一致认可的定义。在几百年间，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概念，内战在许多不同的语境下，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被不断地重新解释、重新发展。它看起来或许是描述性的，但它有着严密的规范性，所表达的价值取向和含义远远超过任何稳定的定义。 在哲学家眼中，内战正是属于那类典型的具有争议和疑惑的术语。因为“关于如何合理地使用这一类术语的讨论，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无尽的争执”。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从概念的使用到具体的案例，有太多可得，亦有太多可失。还因为——如同艺术、民主制度、公正等其他广受挑战的概念一样——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就包含了价值判断。那是一件艺术品吗？这是民主的政治系统吗？程序是否公正？任何使用这些术语的人，都应该感知到自己可能会卷入一场争执，因为这些术语都有着显赫的名声。[36]同时，使用者也应该知道，对这些概念的使用“都应该放入历史情境中去理解，因为每个概念都是历史的延续并且是无止境的”，而“那些有分歧的释义都是受限于历史传承”，但是“永远不要排除未来将会产生争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37] 在这种思路下，对于内战的概念最有效的批判性反思，就需要追溯很长的一段历史，自1989年或者1945年往上追溯几个世纪才行。然而，这一方法和大多数现有的内战研究相背离。因为内战课题一直被某些学科所主导，而这些学科主要是聚焦于较短的时间段。“冷战”结束后，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内战的高潮”。[38]研究经济发展，特别是研究非洲地区的经济学家，将内战单独列出，作为该地区经济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内战课题也吸引了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生，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参与者已消失不见。1989年之后，民族纠纷的显著增多，发生的地区遍布全世界，从巴尔干地区到非洲之角。这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想要去探究引起内部争斗的各种原因。[39]社会科学研究者通常只研究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争端。因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建立的冲突数据项目是这些学者使用的主要标准化数据库之一，而这个数据库只收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地方冲突数据。[40]一些学者使用了更为广泛的战争数据库（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该项目创建于密歇根大学，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拓宽了他们的视野。该数据库收录的战争数据始于1816年。[41]但是鲜有人将内战置于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在“长时段”的视野下对其进行比较研究。[42] 作为历史学家，他们对此没有贡献。他们——我应该说我们——倾向于研究具体的冲突：英国内战、美国内战、西班牙内战。我们很少把内战视为跨越时间和地区的一连串现象。我们更喜欢重新建构具体历史事件的独特性，而不是去发现暗藏的规律和模式。[43]大多数历史学家仅仅集中进行短时段的研究，以自然生命长度为限，几年或几十年的跨度，极少有超过100年的时间，这些绝不是巧合，对此他们一直都感到很满意。然而近来，有许多人开始重新回到历史大图景的研究中。“长时段”的视野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青睐，在解释当代一些最紧迫的问题——气候变化、不平等和全球治理危机——时未能将其运用，而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以前。[44]作为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长时段”的视角对于研究过去2 000年中的内战，具有关键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什么处于危险之中，什么依然是问题所在。 我将本书称为“观念中的历史”，以此来与早已存在的“观念的历史”相区分。[45]后者是一部重大概念的传记，注重于将跨越不同时代的一些重大概念进行重建，这些概念包括自然、浪漫主义、存在巨链等。这种做法是将它们当作可以独立于其使用者之外而存在的鲜活的观念，为它们书写各自的传记。但是后来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观念继承了一些柏拉图式的特质，超越于世俗的人类生活。该观点的出现使得一些严谨的思想史学家不再信奉“观念的历史”，因此导致了对重大概念缺乏历史性的理解。直到最近，他们——不过，我应该再次说“我们”——才重新鼓起勇气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建立更精妙、更复杂的“观念中的历史”。某些概念，例如快乐与天分，宽容与常识，绝对权力与民主制度，等等，如今正在重新成为研究的焦点。[46]本书加入了这些新的历史研究潮流，即在西方及全球多重历史情境的争论中，研究一个关键的观念。书中这个观念的起源是非常具有罗马特色的，而不是更早的希腊特色。很多源自罗马传统的观念都形成了现代政治语汇，在这些语汇中，有许多是当代语汇中存在时间最长的观念，包括自由、帝国、财产以及内战。[47] 这种历史研究中的“观念”，并不是游离于我们世界的观念，更不是存在于一个理想主义的王国，偶尔才进入世俗世界的观念。它们是在不同的时期被反复讨论和不断塑造的焦点问题，而且每一次的讨论都是有意识的——或者至少是可以被证明的——和之前的以及之后的讨论相互联系。即使假设条件不断地改变，这些“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有着同样的名字，因而可以被连接起来。同时通过与过去对话，以及偶尔与未来对话，积累了许多含义并以此保持联系。内战，正是观念中的历史的一个绝佳例子。 *** 我搜集内战过去2 000年的争论历史，不是为了系统地介绍内战，更多的是为了揭示内战的症状。我不是要展现完整的历史，也不是要梳理出一个全面的内战思想史。让多位历史学家来共同书写一部多卷本巨著是完全有可能的，将每一场可能会被当代或后世研究者视为内战的冲突，都收录其中，最终组成一部无所不包的全方位作品。但是，真的会有人想看这样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吗？[48]为了吸引读者们的兴趣，我的关注点经过了更为精确的筛选。我选取了三个时间点，分别是地中海时期、欧罗巴时期和全球化时期。我采用长期视角，来展示内战的起源、转变及其当代应用。第一个时期是在古代罗马，第二个时期是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第三个时期是自19世纪中期至今。其他的内战史也能够且应该被书写。然而在这2 000年中，内战是如何演变的，本书是第一次对其进行尝试性的描述。 如此长的时间跨度确实限制了我对空间的覆盖能力。在世界上的主要文化中，我所知道的在特定群体中的暴力传统至少有4个，当然也还有一些是我不了解的。第一个是希腊的“党争”（stasis），字面意思是“站立”或者“采取某种立场”。它和派系斗争、不和以及内部纷争相联系。[49]我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谈到了它，但仅仅是为了凸显第二个传统的重要性。第二个传统就是罗马关于“内战”（bellum civile）这个表述的形成。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爱尔兰语、德语、俄语以及许多其他的语言中，表达内战的词语都是罗马语的仿造，或者是接近仿造：civil war, guerra civile, guerra civile, guerra civil, Bu?rgerkrieg, Cogadh Cathartha,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grazhdanskaya voyna）。俄语中的这个词来自德语，德语又是翻译自罗曼语和英语。这些词中均有两个元素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们知道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些词的共同词根就是“公民”：一场“内战”就是一场“公民的战争”或者“发生在公民之间的战争”。所有这些词背后的源头，就是拉丁语的名词civis。根据这个词，又演化出形容词civil，对应的拉丁语中civillis，还演化出其他非常重要的词civility（意为“礼貌”）和civilization（意为“文明”）。 第三个传统来自阿拉伯世界，叫作“伊斯兰内战”（fitna），是指各种无政府状态、混乱、分歧、党派分裂，尤其是指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教旨的根本性分歧。因此这个词包含的意义中有一部分与上文的罗曼语单词相同。[50]最后，中文也有关于“内战”的概念，即“内部战争”或nei zhan（写作“内战”）。在日语中同样可以见到这个词（naisen，內戰）[51]。据我所知，并没有人试图去重新建构这些长时期的传统。因为时间跨度长，所以试图将任何其他概念与这些传统相比较，都成为不可能。然而，我还是认为，通过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以及全世界的律师、学者和激进分子对西方内战概念的运用，塑造了全球关于内战的讨论。 通过追溯几个世纪内的罗马内战概念的传统，关于该词含义，我发现了三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在18世纪晚期，彼时正是需要将内战同其他类型的暴力和更具颠覆性的政治动乱——革命相区分。第二个转折点是19世纪中期，当时人们试图从法理学上确定内战的定义。这个时间点绝非巧合，至少对美国人来说是如此，因为刚好是著名的美国内战时期（1861—1865）。第三个转折点出现在“冷战”后期，在这个代理人战争和去殖民化的时代，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决定为内战下一个定义，用来帮助他们分析全球的冲突。由于这层层叠叠的历史，我们对于内战的含义及其在当代冲突中的使用感到困惑。但是我认为，也只有借助历史的帮助，才能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它的含义会如此具有争议性。 以美国内战作为分水岭，至少是在19世纪之前，人们对内战的理解是将其视作现象的集合，而它的连续性塑造了历史——虽然未必是令人欣慰的历史，但内战的缺席或许对未来是一件好事。由于时代久远和不同地区对内战记录的差别，以及担心本国内战的历史会重演，内战的历史和记忆通常会被改变。我们只有通过了解内战中发生了什么，才能理解内战的受害者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至于他们担心内战会再次发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这种恐惧。追溯历史最好的方法就是语言。正如我们所见，内战是一个大有分歧的现象，因为它载有厚重的历史，又只能通过富有争议的语言来讨论它。内战的含义所产生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的含义，都是“长时段”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为了更好地叙述，我将本书分成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由两章组成。 第一部分，“从罗马启航”，追溯了内战的含义在自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这600年中的变化。我认为，罗马人关于内战的讨论——它的起源、它的规范定义以及如何辨别它外在的特征和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对定义内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所有的内战研究源于罗马，而不是源自更早的雅典或修昔底德的世界。那时对社会内部战争的理解是大不相同的。罗马内战本身就包含了对内战的不同解释，也显示了在罗马历史上关于内战的发生地存在各种不一致的说法。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现代早期的岔路口”，将会展现16—18世纪的欧洲。罗马对内战的解释和叙述，为欧洲的思想者们形成内战的概念提供了素材。然而，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有两个概念群——内战和革命，开始渐行渐远，甚至被有意地置于对立面。这两个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和政治含义：前者是向后看的、解构的、递减的，后者是指向未来的、提供发展可能性的、递增的。成功的内战往往因此被“重新包装”为革命，而革命者往往会否认与内战有关。[52]但是事情永远都不会如此简单，正如我们所见，进入20世纪之后，这两者会一直互相交织和渗透。 本书的第三部分叫作“通往现代之路”。在这一部分，我梳理了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至当今时代的内战概念遗产。19世纪对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试图将战争置于法律的框架内，想以此改变内战的残酷性。在当今时代，将内战文明化依然是国际法律群体的目标。 对内战担忧的根源，以及内战对现今的国际人权法造成的紧张对立，是我最后一章的讨论主题。在这一章中，我叙述了整个20世纪内战遍布全球的发展历程。在这个时期，共同体的边界受到来自“内”战的侵扰，因为内战正在突破国家或帝国的物理边界而席卷全球。也许我们可以从各种世界性的思想体系中——这些思想认为，所有的人类战争都是内战——找到内战扩张的根源。[53]然而，这种扩张的冲击与20世纪自“冷战”以来的社科学者们所致力的目标相抵触，他们希望能够为内战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概念，从而让我们看到，内战必将消亡。 正如我在结语“关于内战的话”中写到的那样，过去所有关于内战的定义和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渗透进各种国际组织、新闻机构和学术讨论的知识基因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什么是内战，什么不是内战，有着许多困惑。从罗马共和国时期一路沉淀下来的概念历史，在加入了现代法律和社会科学的语言之后，又增添了新的层次，使得它更加复杂难懂。在结论中，我认为关于内战历史的各种争论，将会继续生成新的未来。如何用历史给予我们的知识来武装自己，面对这些未来，将会影响到全球上万甚至是上百万人的命运——这些人也通常是最脆弱、最不幸的人。要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首先要将目光投向2 000年前的历史，去了解内战在罗马共和国的起源。 [1] 本书中“概念”一词的英文为conception，而idea均译为“观念”。——译者注 第一章 发明内战

罗马传统

内战并不是一个等待我们去发现的自然客观事实。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可以大约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其历史已经超过2 000年。罗马人并不是第一个遭遇内部冲突的民族，但他们是首个经历内战的民族。作为首个定义“内战”，即发生在公民之间的战争的民族，他们十分理解这个政治术语所隐含的令人痛苦的冲突，即公民之间的冲突升级为战争。在其大部分的历史里，这些要素都是内战概念的核心。 构建了“内”（civil），再把它不情愿地、自相矛盾地却又不可避免地跟“战”的观念联系起来，罗马人创造了一个不稳定的、可裂变的混合物——“内战”（civil war），至今困扰着我们。这个词的发明者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他——肯定是位男性，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把两个独立的观念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爆炸性混合物。此前，罗马没有人这么做过。 希腊人对于战争有清晰的认知——他们称为“争斗”（polemos），后来多种现代语言由此衍生出了“好斗的”（polemical）这个词。但希腊人对发生在内部的战争的看法与罗马人完全不同。[1]这并不是说罗马人和希腊人对于内部冲突的定义有着不可逾越的分歧。罗马的作家有时会把他们的政治分歧起源归结于那些从希腊输入的概念，比如“民主”。[2]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罗马继承者们，其中最有名的是塞勒斯特（又译“撒路斯提乌斯”），可以说他“与修昔底德齐名”（另一位罗马编年史家如此称赞他）。[3]公元1世纪时，用希腊语写作的罗马历史学家们很自然地运用希腊语中的术语来描述罗马的内战。[4]尽管存在这些联系，罗马人依然确定他们正在经历不一样的事情，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名词来定义它：内战，或者拉丁语中的bellum civile。 就罗马人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包含了某些具体的要素。它必须是武装冲突，有正义的目的，以及为了抵御外敌。仅仅是侵略还算不上战争，因为它几乎不可能是正义的。个体的暴力行为也称不上战争，因为它不受罗马战争法律的约束。从定义上说，罗马的敌人（hostis）都是他们不熟悉的群体，要么从罗马之外而来，要么至少是有罗马公民之外的群体：罗马人与奴隶发生过战争，比如伟大领袖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在地中海曾与海盗交战；还在边境上与帕提亚人、迦太基人交战过。“内战”的不同之处在于，与敌人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认为是亲人——战场对面是自己的同胞。这样的状况让罗马人对于战争的标准定义土崩瓦解。敌人不再是他人，而是同胞。这样的战争很难被视为正义的战争，因为它明显与正义战争的概念相冲突，后者的敌人明确，自卫是其正当理由。 由此产生的内战观念是格外自相矛盾的：一场不可能是战争的战争，对手并不是真正的敌人。在罗马内战的舆论战场上，论战双方都大肆宣扬他们参战的正当性以赢得支持，同时也为了把冲突融入对战争的传统理解中，即为了正义。[5]之所以称其为“内战”，是沿袭了罗马人用交战的对手来命名战争的惯例。[6]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比如欧洲的“拿破仑战争”，英国的“祖鲁战争”“布尔战争”和“毛利战争”。[7]这个传统未能延续到我们生活的时代；即使在美国，也很少有人会把美国南北战争称为“林肯先生的战争”，也没有人将海湾战争称为“萨达姆战争”。在西方，我们后来通常用战争发生地来为战争命名，于是有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第一次、第二次海湾战争，还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这并不是说罗马人完全没考虑过战争地点的因素，而是他们更习惯于从人的角度来命名战争。他们用这种方式将公元前3—前2世纪与迦太基人的三次战争命名为“布匿战争”——迦太基人是腓尼基人的后代，罗马称其为“布匿”。而在公元前112—前105年，与北非的朱古达国王之间的战争则被称为“朱古达战争”。从公元前91—前89年，因公民权利是否要扩展至整个半岛的问题，罗马与各盟国产生过争执；总的来说，这些争执被称为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类似的，镇压奴隶起义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公元前71年发生在西西里岛的斯巴达克斯战争，被称为奴隶战争。[8]后来，这些词语都被间或提及，例如在美洲革命期间，作家们把美洲的英国殖民者起义比喻为同盟者战争，还有在19世纪初，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就曾提及奴隶战争的威胁。但以上这些，都没有像“内战”一样深入人心。 罗马人最初也并不愿意接受内战这个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使用这个词汇时都充满恐惧。他们认为这个观念是新奇且令人不安的，而我们至今仍很难想象内战这个观念在一开始为何如此令人畏惧。一个研究罗马传统的学者曾提到：“在英语中，‘内战’这个词已经没有了罗马语境中的那种自相矛盾的意味。”纳税（ciues）与不纳税（non-ciues）的区别是决定地位、义务和权利的关键性因素，在罗马人创造内战这个观念之前，这一点并不清晰。因而只留下了一些如今几乎无法辨认的恐怖词源。[9] 对于罗马人来说，内战颠覆了城市文明。罗马历史上存在着一种持久的、令人不安的压力，表明了内战与文明本身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罗马共和国和早期帝国时期，冲突经常出现，由此编制了罗马的公共生活。因此，罗马人煞费苦心地解释内战的起因。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事件之间的联系，并将其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火山喷发后可能会处于休眠状态，但并不确定它是否会再次喷发。从这个角度看，罗马的历史似乎就是由一系列内战及其间短暂的平静组成。这些创造出一个关于文明的叙述——事实上是一系列的叙述——在此之中，非常容易发生内战，甚至被内战诅咒，且持续数个世纪，因而让人们对现代早期欧洲和现代欧洲的内战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这里，我们应该问一下，在罗马人发明内战这个说法之前，关于内部冲突的观念是什么？罗马人有两个地方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古希腊城邦的历史和自己早期的历史中，一直追溯到罗马城的建立。在希腊历史中，特别是雅典的历史，罗马人会发现看起来像内战的事件，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事件与自己的动荡相同。他们也不能在早期的罗马时代找到内战的观念，尽管他们能够发现一些根源——即道德原因，更多的时候是非道德的原因，导致了可能是罗马最具破坏性的革新。在对内战长期原因的分析中，涌现了一系列历史叙述，以解释现在和预测未来。所有的这些叙述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因此备受争议。想知道为什么，让我们先看看希腊和罗马历史上的内部冲突。 *** 内战的概念随着对文明和战争本身的不同理解而改变。在关于内战的大部分历史上，内战都与城市的观念密切相关。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如果我们回顾西方的文明和政治思想，就可以得知，紧密联系的社区经验即我们所说的城市为人类建立复杂、高度有序的组织提供了直接基础。对希腊人来说，城市是城邦（polis）——即亚里士多德等人所描述的自给自足的社区范式，从城邦这个名字中，我们可以得出“政治”（politics）这个词。就希腊的后继者罗马人而言，城市就是公民共同体（civitas），是公民（cives）所居住的社区，每当我们使用“公民”“礼仪”和“文明”这些词之时，总是会联想到公民共同体。[10]在过去2 000年里，城市一直是内战的舞台，顾名思义，城市公民之间的争斗正是城市居民之间的争斗，而这一切并非巧合。[11]内战是公民之间的斗争，但是也经常发生在城市之间，现实和想象中均是如此。 对于古典思想家来说，城市既是形而下的地理位置，也是形而上的空间——例如，边界之内的雅典或罗马。在这个协作与和平的区域，人类得以在法治下培养人性。由于一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刻意隔离了非理性、野蛮和兽性的威胁，因此，它日益远离了野蛮带来的危险。[12]当这些野蛮与非理性的恶魔重现时，总是以暴力的形式打破文明的藩篱。这就是为什么古往今来有关内战的描述总是反映出野蛮与兽性，充满了血腥。 关于政治，希腊人认为和谐统一高于一切，至少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来看是这样的。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记载的，苏格拉底问道：“对于一个城邦来说，还有什么比分裂更恶的吗？又还有什么比团结更善的吗？”[13]这是柏拉图对理想城邦观点的核心，其中个体灵魂的平衡反映了政治本身内部元素的理想平衡。因而，如果和谐是最大的善，那么分裂将是最大的罪恶。 希腊人将分裂城邦的恶称为“党争”（stasis）。正如罗马的内战概念一样，党争是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的。党争这个词是“争吵”的词根，它的字面意思是停止运动；然而，另一个意义是“地位”或“立场”，因此，意味着在政治争端中的立场。[14]（它甚至还可以表示让人保持耐心待在一个地方，而且“党争”这个词在现代希腊语中依然使用，是公共汽车站的意思。）但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是与城邦理念相关的含义，即最基本和最自然的社会中所必备的条件。党争意味着政治立场的敌对和分裂，还有破坏政治团结和组织的共同目标，因此成为内讧、党派之争的代名词，与后来的内战十分接近——虽然接近，但事实上并非相同的含义。对于雅典人来说，政治实际上是解决和代替党争的方法——政治是一种统治艺术，是公民荣誉和职位的分配机制，是免去流血冲突而进行公共利益管理的一种手段。 对希腊人来说，党争是一种精神思想，而不是一种实质性的反抗。它可能导致战争，甚至引发战争，但它本身并不是实际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意味着我们所称的对峙或僵局，并没有实质的侵略或战斗。[15]希腊人从来没有用任何形容词来解释党争，因而没有对那些在内部分裂中站在对立立场的人进行政治或法律上的定义。简而言之，它不是“公民性”的，也不一定意味着“战争”的存在。 然而，希腊人却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斗争：城邦内部的分裂和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战争。他们没有系统地对待这个区别，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有意义的。例如，在柏拉图《理想国》的虚构对话中，苏格拉底告诉他的对话者格劳孔，那些理想城市辩护的人应该重视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区别，前者友好而开明，后者敌对而封闭；如果希腊人与希腊人作战，他们不会像与野蛮人作战时那样摧毁土地或烧毁房屋。因此，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边界也是两种冲突之间的边界——一种是希腊内部的冲突，一种是与外界的冲突。根据柏拉图的说法，“友好与亲族”之间的冲突被称为派系斗争或希腊语中的“党争”；与“异族和外族”的冲突反而是战争，或者是争斗。[16]同样地，在柏拉图最后的著作《法律篇》（The Laws）中，雅典人——一个似乎体现柏拉图观点的角色——质疑道，当面对外界战争的威胁时，建立城邦的人是否愿意继续管理城邦：“他会不会更重视城邦内不时发生的内战？就是我们所说的‘党争’——是任何人都不愿在自己的城邦里看到的一种斗争。”雅典人继续将“党争”和外部战争进行对比：“‘党争’是最危险的战争……而另一种……我们与外部异族人因不和而发生的战争，是更为温和的。”[17] 古希腊人也提到了“内战”（stasis emphylos），是指有血缘和亲属关系的城邦之间的内讧或分裂，phylos是家庭或家族的意思。尽管所指的含义不同于后来罗马的概念，但他们用“战争”（polemos）一词来表达最危险的不和，甚至是内部的争端。当冲突发生在城邦内部时，他们称之为一场家族战争，或者“内部战争”（emphylios polemos）。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拜占庭历史学家会用这个词来描述帝国内部的武装冲突，虽然他们很少将其应用在与基督徒的争论中，但到了13、14世纪，它已经失去了严格的文化或种族意义。[18]这个表达同样延续到了现代希腊语中，例如用来描述1944—1949年希腊的分裂冲突。[19] 城邦的观念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正如我们所知，柏拉图明确地界定了希腊人的内部战争和希腊人对野蛮人的战争是不同的。希腊人的内部战争本质上是一个大家族的内部冲突，比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笔下所记载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以及他们各自的盟友之间的战争。[20]这模糊了后来罗马人所说的内战——这里是指那些发生在同一个政治体内的战争——和国家或城市之间的战争的区别。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式的观察，希腊人“认为一切希腊人内部争端都是他们自身的一种‘党争’状态，更拒绝将其视为战争”。[21]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中有关于古希腊“党争”的记载。这是在公元前427年发生的科基拉(即爱奥尼亚群岛中的科孚岛）革命中的一个事件，许多现代评论家将这一事件作为内战最原始的案例。修昔底德提到，在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中，科基拉改变了立场，转向支持雅典人；经过4年的斗争，一些科基拉的俘虏被送回他们的家乡，他们煽动起义，并说服城邦恢复与科林斯早期的联盟。与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外交产生分歧后，科基拉内部出现了政治分裂，支持平民统治的亲雅典民主派和支持与科林斯联盟的寡头之间存在着严重对立。 在被释放的俘虏中有一部分间谍，他们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瓦解科基拉与雅典的联盟，但最终未能说服科基拉的议会。而后，他们又试图把民主党领袖培西亚斯（Peithias）推上被告席，指控他使科基拉受到雅典的奴役。此举也失败了。当培西亚斯对这些指控者发出反击时，他们杀死了培西亚斯及他的60个盟友。寡头们暂时战胜了民主党，只是在一艘科林斯的船舰到来之后，一场令人不安的休战引发了公开的党派斗争。 科基拉的两个党派分别占领了不同的地区，外国城市之间的战争激起了他们的内部矛盾，引发了冲突。他们都承诺解放奴隶希望以此来稳固城市中奴隶们的支持。民主党派受到雅典的支持，占据上风，获得了奴隶的支持。科林斯和雅典舰队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当雅典一支更大的舰队到达时，战争就被引爆了。与此同时，民主党派发起了一场恐怖统治，这在后来成为政治颠覆和破坏既定秩序的历史代名词。正如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于1629年翻译修昔底德的经典著作中所提到的：“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死亡形式……父亲杀死儿子；有人被拖出寺庙，然后被残忍地杀害；有人被监禁在巴克斯神庙，然后在神庙中死去。这场叛乱是如此的残酷。”[22]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所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版本中并没有“内战”这一说法；事实上，直到19世纪的译本中，这些词才变成修昔底德的术语。[23]修昔底德把党争描绘成一种在希腊城市中蔓延的疾病。[24]在战争时期，这些分裂的社区比和平时期更容易受到党争影响：“战争使得人们不再拥有富足的日常必需品，它是最暴力的控制者，同时也激发了众多人对现状的激情。”这种疾病的症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邪恶的行为没有被谴责，反而是被称赞。法律被无视，各党派在他们所统治的地区无法无天。誓言被打破。欺诈、不诚实和复仇盛行，犯罪变成了一种值得骄傲的行为，而不再是耻辱。“已经被赋予某种意义的名词含义被随意更改”：愚勇成了勇气的代名词，谦虚被称为懦弱，而智慧被形容成懒惰。的确，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我们可以在霍布斯的译本中读道：“这就是在他们叛乱时，他们在整个希腊所实行的各种罪恶统治。”[25] 在探讨“党争”这个问题时，修昔底德一直是将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与科基拉的冲突区分开来的。他的叙述对后来的内战理论家有很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阐述了外部战争的压力如何加剧了内部的分裂，但他在调查那些相互联系的原因时，却未能区分这两种形式的暴力。战争是城市和他们的统治者，指挥军队或海军对抗敌人的活动。存在严重分歧的派系之间在城邦内发生的斗争或党争，并非正式的军事对垒，而且经常只是一场就地取材的攻击，就像在科基拉革命早期，妇女们向寡头投掷屋顶的瓦片来进行攻击。[26]不同的党派都在为夺取城市控制权而斗争，就像他们后来在罗马所做的那样，但在希腊的案例中，并未出现合法性问题的争议。 在修昔底德的描述中，城邦中的道德沦丧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所有的正义都被粉碎，道德标准不再适用时，正义与否就没有必要争论了。希腊的暴力规模也远不及后来罗马内战中军队的规模，后者部署了所有的军团，不仅是一个城市，而是整个行省都被卷入其中。罗马冲突的规模之大以及他们所争夺的地区之广，对希腊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只有当冲突越过了城市的边界，它才成为内战，即城市公民之间的战争吞没了整座城市，无法得到控制。在修昔底德的时代，希腊人并没有遭受这一层次上或说这一程度上的痛苦。[27] 此外，在希腊的党争中，各党派都没有将彼此视为正式的敌人。但他们也没有将对手纳入在公民的范畴内，而罗马人定义内部冲突的依据正是公民身份。英国散文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于1844年指出：“许多作家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称为……伟大的希腊内战，‘内部！’——可能的确如此，但前提是希腊各联邦有一个共同服从的中央机构。”[28]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的团结，无论是在法制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都不可能存在公认的公民身份。如果没有公民身份的概念，公民之间就不会有“战争”，即没有“内战”。正如修昔底德作品的最新最权威的英译本中所提到的：“关于‘党争’最为常见的翻译是‘内战’，而这一翻译似乎是不合时宜的，用来形容这种规模的冲突并不合适。”[29]基于这些原因，尽管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希腊人的“党争”并不等同于罗马人的“内战”。 每一种内战的概念都是自相矛盾的。希腊人的悖论与罗马人所面对的有所不同。在假设种族和基因统一的前提下，修昔底德将“党争”描绘成所有希腊人共同经历的痛苦，且“只要人的本性不变”，希腊的所有城邦就注定被分裂。[30]这样一个关于党派的构想至少有一个可取之处，那就是可以让一个城邦充分整合，以应对挑战。抛开政治和法律不论，希腊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因为所有公民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因此，城市中所存在的问题是世袭的问题，而不是后来出现的夺取地位的问题，因此不需要像罗马那样，从法律和政治上来界定分裂。[31]按照这种方式，希腊人设想了家族内部或者城邦内部的战争，这里可以将城邦理解为家族的聚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内部战争（oikeois polemos）。[32]希腊人无法形而上学地理解城邦内部的战争；对他们来说，这就像是在与自己交战。 罗马人很清楚，自己的内部冲突是不同的——与希腊人所遭受的一切相比——他们所经历的是如此恐怖。希腊人从未提到过政治战争，即内部战争，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罗马人独自承担了发明内战的罪恶感，并且学习了如何讲述自己的内战以及确定其历史含义。罗马人在为他们的内部冲突问题寻求答案时，并未去回顾希腊的冲突历史，因为他们可以在自己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中找到答案。那段历史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暴力：谋杀与暗杀，动乱与叛乱，阴谋与起义——包含了内战之外的其他种种暴乱。[33]这些早期的骚乱大多发生在公民身上，但没有上升到战争的程度。[34]因此，出现了一种观点，强调内战不仅是罗马所特有的，而且在历史上也是完全崭新的。 罗马神话揭示了罗马是如何从杀戮中诞生的。事实上，自相残杀成了内战中非人性冲突的重要隐喻。传说罗马城的建立者，罗慕路斯与雷穆斯兄弟，曾因在何处建立新城市而争吵，然后又为如何创造一套新的王室制度来统治新城市而发生争执。因为他们是双胞胎，谁都不愿意把优先权让给对方。根据罗马早期的历史学家李维（Livy）的转述，最常见的版本是，罗慕路斯因雷穆斯嘲笑了他的主张而杀死了雷穆斯，“因此成为唯一的君主，并用自己的名字为这座城市命名”：罗马（Rome）即来源于罗慕路斯（Romulus）。[35]诗人卢坎用史诗记录了恺撒与庞培的战争，即《内战记》（De bello civili），他在诗中写道：“罗马的第一道城墙被互相残杀的兄弟的鲜血所浸染。”[36]这个故事很明显是一个神话，但是，它出现在后来的罗马内战叙述中，“显著地揭示了罗马人对这一问题的巨大关注”，而这一原始术语中所暗含的恐怖因素发人深省。[37] 对罗马的历史学家和诗人来说，在公元前5世纪初，罗马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位君主塔克文·苏佩布（Tarquinius Superbus）被驱逐，似乎一定程度上洗雪了立国之耻。在没有暴力流血的情况下，罗马的王政时代被推翻，血腥的城市重新建成为共和国（res publica），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人民的事务，或者是说所有公民享有的共同财富。[38]罗马即将成为李维所说的“和平与战争中的自由国家”，一个“服从于法律而不是男人”的政治社会。只有当公民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时，公民才是真正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取决于共和国本身的自由。[39] 自由和法治的罗马共和国可能只存在于理论中，现实还远远谈不上和平与安宁。例如，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那些出身卑微的平民，为了争取政治上的平等，与那些古老血统的贵族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被称为“平民与贵族的斗争”（Conflict of the Orders）。[40]后来的现代世界正是继承了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些关于社会和阶级冲突的关键名词，即“阶级”（classis）“贵族”“平民”以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那些通过生产来为共和国做出贡献的人或者说“无产者”（proles）。这些都是罗马生活中的艺术术语，许久之后，这些术语在其他语言中出现，尤其是通过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著作得以传播。这位研究19世纪社会内部冲突的专家，曾是一位古典历史的学者，对罗马政治动乱史有特别的研究。[41] 罗马贵族控制了街头黑帮，并且可以从他们的附属邦和门客那里私募民兵。自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之死开始，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充满了可怕的杀戮。公元前133年，出于政治目的，一群愤怒的暴徒杀害了300名格拉古的支持者，并为了羞辱格拉古而将其尸体扔进台伯河。在公元2世纪早期，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哀叹道：“自反对君主制以来，据说这是罗马内乱第一次以流血及公民的牺牲而告终。”这可能是第一次，但不会是最后一次。公元前121年，提比略的弟弟、保民官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被杀死，他遭到了斩首，他的头骨被灌满了熔融的铅，他的无头尸体也被扔进了河里。[42] 所有这些谋杀都是“民事”行为，因为均是发生在个体公民身上，没有一起可以被称为“战争”。只有事后来看，罗马历史学家才能将这些事件归结为全面内战的征兆，预示了后来所发生的那些臭名昭著的流血事件，即一个世纪后，公元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被暗杀，以及在那之后的一年里，西塞罗被处死。在公元2世纪，历史学家阿庇安（Appian，约95—约165）用希腊语写下了过去5个多世纪的罗马历史，以下是其中的摘录：
在罗马，平民和元老院经常因法案的通过和债务的取消而意见不一，或者在选举以及土地分配问题上产生矛盾，但是从未爆发过内部暴乱事件……没有人会将刀剑带入议会，也没有哪个罗马人被罗马人杀害，直到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因提交了改革法案而被刺死，他成了罗马内乱牺牲的第一人。
在阿庇安用希腊语写成的这部史书中，关于这场内乱——他所使用的词是“党争”（stasis），依然不是“内战”（civil war）。[43]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回顾阿庇安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一方面看到了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的内部冲突与希腊内乱的区别，另一方面也看到了罗马早期的原始暴力。最初，在公共场所是可以拔剑的；这标志着门槛的跨越，公民之间的和平遭到破坏。但这依然是人际威胁，个体威胁个体，并不涉及集体行动，也没有破坏罗马法律在公民生活和军事纪律之间实现的微妙平衡。阿庇安认为，内战是野心和不公导致的，会削弱共和国，直到更大的冲突将罗马分裂：“共和国发生了公开起义，大批军队以暴力反抗他们的祖国……如果一方先占领了罗马，另一方名义上是对他们的敌人发动战争，但实际上是对他们的祖国发动战争：他们攻击自己的祖国，将它当作一座敌人的城市。”这不是某种仇恨的再现，而是一件令人恐惧的新事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人民对人民的战争，因此，最终出现了内战。[44] 根据定义，在共和国范围内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内部”的，因为它发生在公民之间。拉丁语中的“公民”（civilis）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成为罗马法律和政治领域中被高度使用的一个术语。“内战”这个词甚至有可能是仿照“公民法”（ius civile）一词或是“民法”（civil law）一词而产生的，民法是用来管理政治共同体或共和国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与管理外国人或罗马人与外来者关系的“民族法则”（即国际法，ius gentium）是有区别的。罗马人只对罗马共和国边界之外的敌人——外敌——发动战争。[45]罗马内部的治安官和在外的军官所拥有的权力形式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忽略二者的不同，将军事统治的形式引入城市管理中，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公民，这是对共和国最大的背叛和亵渎。这一罪行极其恶劣，足以解释为什么罗马人在明确内战定义的问题上显得如此犹豫以及在“内战”一词被发明很久之后，罗马人依然不愿意使用它。[46] 内战是一场对抗亲密敌人的斗争：事实上，是反对那些根本不应该被当作敌人的人。公民享有被民法保护的权利——即使说并非所有的公民都能获得共和国的公职和荣誉，这一点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已显示出来，但公民依然是唯一有资格获得共和国公职和荣誉的群体。他们还有义务加入军团以保卫共和国。[47]公民权，或者说公民的权利，无论在法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明确的，而他们相应地义务则是保卫罗马不受敌人侵犯。内战推翻了所有这些确定性。这无异于将一个友好的共和国转变为一个敌对的竞技场，是一种入侵苍白文明的敌意。又是什么让“内战”这个令人不安的新名词写入了罗马的政治辞典？简而言之，就是一系列对罗马本身的新威胁。 *** 根据普遍的共识，公元前88年，执政官卢修斯·科尼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带领军队进军罗马城，是罗马内战的开端。苏拉也因此打破了罗马执政官或军事指挥官的终极禁忌。他之所以能成为罗马的独裁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同盟者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以意大利为首的罗马同盟成员要求平等，特别是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但遭到了罗马的拒绝。公元前90年，受挫的同盟者开始反抗并试图独立，最终在这场为期两年的战役中被镇压。然而，在那时，罗马政府不情愿地授予了大多数同盟城市公民资格，只是他们的选票在罗马议会中无足轻重。公元前88年，保民官（Tribune）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Publius Sulpicius Rufus）向元老院提交了一份法案试图延长同盟者的公民权期限。新执政官苏拉结束了对同盟国的扫荡行动后归来，并宣布该法案是非法的。愤怒的苏尔皮基乌斯转向另一个罗马的军事指挥官，苏拉的对手——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这导致了随后一系列的爆炸性事件，并最终促使苏拉进军罗马。为感谢马略的支持，苏尔皮基乌斯承诺给他丰厚的回报，即在与本都（Persian）国王米特里达梯（Mithridates）的战争中，罗马军队的军事指挥权，这一指挥权能够提供荣誉、胜利以及大量掠夺战利品的机会。然而，因为该指挥权已经被许诺给了苏拉，所以罗马两名最伟大的将军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48] 作为内战历史上的先锋，苏拉并不愿意他的军队与罗马闹翻。当他和他的追随者试图阻止苏尔皮基乌斯的法案通过时，苏尔皮基乌斯带领众徒在城市街道上发起暴动；据传，苏尔皮基乌斯有3 000名剑士听命于他。在一场激烈的对抗之后，苏拉成功逃走了，并误入马略家避难。在那里苏拉或许和他的对手进行了谈判，随后出于安全的考虑撤出了罗马。虽然苏尔皮基乌斯本人未出席，但他的法案还是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并且他还公布了之前的秘密计划，将对抗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的军队指挥权转交给马略。 如果苏拉接受这些安排，他将面临政治前途和个人的毁灭，于是他向他的部队寻求支持，描述了他所受到的不公待遇。他似乎没有打算对苏尔皮基乌斯或马略采取军事行动，但效忠他的士兵催促他采取行动。与此同时，他手下的贵族军官们万分惊恐，纷纷弃他而去。为他占卜的人认为一切都有好的预兆。当时，苏拉梦见一位女神给了他一个霹雳，并告诉他要以此去打击他的敌人。在这些吉祥的征兆和士兵的鼓舞下，苏拉带领军队发动了历史上第一次罗马进军。然而，这只是个开始。 元老院派使节与苏拉的亲信接触；事实上，他们几乎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力量来对抗苏拉。当元老院三次派特使来质疑苏拉的意图时，他回答说，他是要从暴君手中解放祖国，暗示自己采取的是防御行动，因此可以被理解为正义行为。40年后，尤利乌斯·恺撒带领军队渡过卢比孔河向罗马进攻时，也提出同样的言论。[49] 当苏拉的军队离罗马只有不到5英里时，元老院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来努力阻止苏拉的进军。苏拉承诺要暂缓进攻，但还是派出了一支队伍继续向前。当那支队伍进入罗马时，他们遭到了平民党的猛烈抵抗，平民党用犹如冰雹般的石头和瓦片攻击他们，一直持续到苏拉进城接管一切。苏尔皮基乌斯和马略试图将他们的追随者召集起来反对苏拉，但是苏拉率军穿过罗马广场并占领了国会大厦。第二天，当苏拉被要求解释他的行为时，他再次回答说，他是用执政官的权力来保卫共和国，抵御共和国的敌人。很快他就正式宣布苏尔皮基乌斯、马略（已经逃去了非洲），还有他们的10名亲信为共和国公敌（hostes publici），因此他们成了共和国的逃犯。然而，苏尔皮基乌斯被抓获并被处死。若非如此，苏拉的这场政变是没有流血的，因为双方都努力地阻止罗马城中士兵和公民之间的冲突发生。 尽管苏拉的政变没有太多的杀戮，但它显然是罗马命运的转折点。这次事件的直接影响并不是灾难性的。只有等到苏拉后来成为独裁者——这是一个在非常时期被赋予紧急权力的有任期规定的职位，但任期被苏拉延长了——我们才能看出他最初这一行动是标志着罗马内部暴力循环的开始。直到公元前27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创建罗马帝国，内乱才得以结束。 苏拉并没有打算采取类似军事接管共和国的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在罗马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把军队带进罗马城的人，而且史无前例地，像对待外敌一般对待他的对手。虽然苏拉约束军队，但军队留在了罗马城，这毫无疑问是令人生畏的，他最终推翻了苏尔皮基乌斯提出的法案。当他达到目的时，他就撤军了，把罗马留给了两个新当选的执政官，盖乌斯·屋大维乌斯（Gnaeus Octavius）和路奇乌斯·柯尔涅里乌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不久之后，在如何对待刚被授予选举权的意大利人的问题上，两位执政官发生了冲突。他们的追随者大打出手，然后暴力迅速升级，屋大维乌斯杀害了一些新公民，而秦纳离开了罗马，试图寻求军事支持来解决他的政治问题。 元老院宣布秦纳为公敌（hostis），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二次公民被冠以罗马敌人之名。秦纳与马略结成联盟，带领军队包围了罗马。元老院再次派出了特使，就像第一次受到军事威胁时一样。而后历史重现，一名执政官和一名指挥官在军队的支持下重新掌权，次年，马略与秦纳共同担任执政官，而苏拉被宣布为共和国公敌，并与马略对立。 于是，这两个宿敌之间的另一场大对决就上演了——被认为是罗马的第二场内战。公元前85年，苏拉在希腊写信给元老院，叙述他代表罗马所取得的胜利，并发誓要向他的敌人复仇。这绝不是虚张声势。他拒绝承认将他称为公敌的声明，并坚信自己在与米特里达梯国王的战争中拥有正当的军队指挥权。然而苏拉的对手很清楚，他正在计划带领军队返回罗马。 在与元老院谈判失败后，公元前83年的春天，苏拉开始了他的进攻，很快克拉苏和庞培就加入了他的行列。没过多久，年仅24岁的庞培就在非洲取得了一场胜利。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苏拉和他的部下逐渐向罗马前进，当他到达罗马时，他的敌人都已不在了。苏拉当权之后，颁布了一系列的禁令，他的反对者们被处决或驱逐，而他们的子孙也被剥夺了公职。苏拉再次成为独裁者。 苏拉为了自身目的而声称拥有紧急权力，这让他在罗马和罗马的继承者眼中，成了军事领袖的勇敢化身，后来的军事领袖从尤利乌斯·恺撒到18个世纪之后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均属于这一形象。苏拉正是那个向人类提出了内战这一战争形式，以及让罗马人能够定义内战特征的人。正如阿庇安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当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在罗马广场遇到苏拉时，“在罗马政敌之间发生了斗争，不是打着公民纠纷的幌子，而是伴随着号角，赤裸裸地发动了一场军事意义上的战争，这在罗马是第一次……这种情况下，内乱的过程是：从对抗和争执升级到谋杀，然后从谋杀再到全面战争；这是一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队，也是第一支将自己的祖国当作敌对势力而进行攻击的军队”。[50]那一刻，标志着实质意义上的内战的到来，而不再只是一个观念。 为何苏拉的行动有如此重大的影响，阿庇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塑造了后人对内战的理解。阿庇安运用典型的希腊式分析来展开他的叙述，根据法律、债务、土地分配以及选举权等，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被划分为平民和贵族。阿庇安解释道，尽管如此恶语相向，但双方从未打起来，比如，与公元前491年叛变将军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跟罗马的敌人结盟并攻打罗马这一事件相比，他们最激烈的冲突也不值一提。 对于阿庇安以及大多数其他罗马评论家来说，区分内战与其他内部动乱的标准是，是否使用武器以及是否适用战争规则。当以苏拉和马略为首的“各党派用军事力量来对抗彼此，并将祖国的领土视为争夺的战利品”，内战才是真正的开始了。[51]号角和军事准则是内战明显的标志，而采用的手段是常规战争，最终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控制共和国。总之，这些都是内战与混乱、纠纷，或煽动叛乱相区分的特殊标志。 罗马人引入的两种内战元素，与后来的概念有相似之处。第一个观念是，战争发生在单个政治体的边界内。就罗马的情况而言，罗马政治体本身一直在扩张，从罗马城到意大利半岛，然后向外延伸到地中海地区，罗马公民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内战重复上演，而它所定义的政治体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将会看到“全球内战”（global civil war）的概念。罗马人还提出，在一场内战中，至少应该有两个竞争党派，其中一个党派在这个政治体中拥有合法地位。在关于内战的语言中，以及罗马历史学家们的数本关于内战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因素。他们的著述无论是用拉丁语还是希腊语写作，都是在试图解释和理解罗马共和国的系列灾难。 内战，无论是作为共和国不能摆脱的一个诅咒，还是作为用恢复君主制来治愈共和国弊病的良药，它都可以用来定义罗马文明的历史。在拉丁西方世界的罗马继承人，可以在罗马文献资料库中，找到关于内战的事例和被描绘出的内战景象，而通过这些，他们可以意识到自身的内部问题。罗马为世界留下的遗产不仅仅包括圆柱和神殿、罗马竞技场和水道、法律和拉丁语，其中最持久、最令人不安的是内战本身。的确，在过去1 500多年的时间里，内战总是被人戴着“罗马式有色眼镜”来审视。 第二章 回忆内战

罗马愿景

“遗忘是对抗内战的最佳防御手段。”罗马的演说家和历史学家提图斯·拉比努斯（Titus Labienus）这么认为。[1]我们现在可以用大众心理学的语言来解释，这可以称为压抑：试图通过故意失忆来抑制痛苦的记忆。但是，因为压抑通常与创伤有关，所以将这种记忆深入到潜意识中需要巨大的能量，而且也不可能无止境地一直这么做。即使是那些尽力避免谈论内战的罗马人，也能够在那些关于罗马的著作和演讲中不断重温内战。只是他们同时代的人和后继者几乎无法避免使用源自罗马的内战术语。 对许多罗马人来说，内战仍然是一场不敢道出其名字的战争。因为这种大规模冲突的痛苦记忆，“内战”这个词必须谨慎对待，如果要谈及的话也应该尽量少说。这种谨慎，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内战中的勇士和历史学家尤利乌斯·恺撒。在被世人简单地称为“内战记”的这一著作中，恺撒叙述了他与庞培的权力斗争。恺撒的另外一个作品，是讲述征服高卢的战争，一共7卷，即我们现在所知的《高卢战记》，这部著作既是记载战役的史记，又是自传，还是恺撒的自我辩白。《高卢战记》后续几卷的开头都未完成，事实上是写作中止了，历史由此变得模糊不清，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恺撒本人并没有将这场战役称为“内战”。“内战”这个标题仅出现在后来的手稿中，这对一个作者来说是十分不寻常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做法。其实，恺撒尽其所能地避免在文中使用这个词。在《高卢战记》仅存的3卷中，“内战”这个词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出现在原稿已损坏的一段中，当时恺撒军中的士兵有些焦虑不安，还可能被蒙蔽了，恺撒借那些士兵之口说出这个词，来表达士兵们巨大的恐惧；另外一次，是他自己偶尔回想起来，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与庞培的斗争。[2] 公元前60年，恺撒与庞培曾为了对抗他们在元老院的共同敌人，采取短暂的权宜之策，而结成联盟，在公元前59年，又因庞培娶了恺撒的女儿朱莉娅，这一同盟得到了加强。他们的政治联盟还包括第三个人，即马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所以他们被称为“前三头同盟”（the first triumvirate），即三个男人（viri）共同统治罗马。在恺撒和庞培进行联姻的同年，恺撒当选了执政官。罗马的执政官是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政治官，是管理共和国和领导军队的最高首长，共有两位，每年选举一次。任职期间，恺撒在罗马附近的山南高卢（Cisalpine Gaul）担任了5年总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确保元老院不会对他就任执政官期间的行为进行起诉。在公元前56年，庞培和克拉苏也接到了类似的5年总督任命，而后，又通过立法将恺撒在高卢的权力延长至公元前50年。 当朱莉娅和克拉苏两人相继去世之后，恺撒的支持者以他的名义在罗马运筹帷幄，庞培的追随者同样如此。元老院投票决定恺撒和庞培都应该放弃他们的任命，此时危机爆发了。他们两个均未放弃各自的权力。在伦图卢斯（Lentulus）担任执政官之后，他推翻了保民官——安东尼（Antony）和卡西乌斯（Cassius），他们本来有权力保全恺撒的职权。而后，元老院宣布共和国进入紧急状态从而“使得共和国不受任何侵害”。这导致了恺撒向罗马进军。恺撒极力否认他和他的军队的行为是对罗马同胞的侵犯。像其他罗马军事指挥官一样，他坚持自己是正义的，并解释说自己的行为是纯粹的防御策略。他坚持认为，真正的罪犯是元老院中的一个强大少数派，他们曾密谋剥夺他的执政官权职，这违反了罗马宪法：
我并非带着不良意图离开了我的行省，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侵犯，并且要恢复保民官的职位，即已经被逐出了罗马的保民官，为了给予他们应有的尊严，为了解放自己以及保卫罗马人民，使他们免受那个小党派的压迫。[3]
上面所提到的恺撒“离开行省”，这个行为是罗马为后来的内战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之一。公元前49年1月，恺撒率领他的军队渡过了被视为高卢边境的河流，然后他宣布自己为军事指挥官以及拥有罗马的执政权，这是法律所禁止的。那条狭窄的河流的名字被载入史册：卢比孔河。如今提到“越过卢比孔河”意思就是指危险的、迅速的以及无法改变的政治决定。[4] 罗马共和国曾将战争区域严格控制在国境之外，以保持国内的和平氛围，而恺撒的这一行为将战争带入了共和国境内，打破了军队与平民之间的界限。罗马记忆的守护者——罗马的历史学家和诗人，对于这一事件有各种不同版本的叙述。据普鲁塔克和阿庇安说，恺撒派了一个小分队潜入了一个小城镇，是位于卢比孔河以南10英里处的阿里米努姆（Ariminum），即现在的里米尼（Rimini）。然后，他在晚餐的时候借口离席，悄悄地乘坐一辆马车离开了，只有一小群随从跟着。在黄昏时分，恺撒陷入了沉思，他站在河边有些犹豫，然后向他的随从说出了他的迟疑。根据阿庇安的描述，恺撒当时说道：“我的朋友们，如果我不越过这条河，这将会是我不幸的开端，但如果我跨过了这条河，又将会是所有人不幸的开端。”很快他像着了魔一样，飞速渡过了河，像一个工于心计的大胆赌徒一般，说出了被后世所周知的一句话：“木已成舟，事成定局！”[5] 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为这个场景加上了以下这一幕，一个迷人又神秘的吹奏管乐的女人，从恺撒的士兵手中抢了一把小号，然后越过了河流，并在对岸召唤恺撒的军队。卢坎同样在这个场景中加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极度忧伤、衣衫凌乱，正是当时罗马的化身，而她发出的警告让这位将军感到害怕：“如果你的到来是合法的，如果你是一位公民，那么你只能到此为止。”但是在卢坎的书中，恺撒对自己的行动的严重性有充分了解并决定放手一搏：“在此，我放弃和平并违反法律；命运，正是我所追随的。现在，跟条约说再见吧；我对条约的遵守已经够久了；如今，让战争成为我们的裁判。”[6]因而，后来的艺术家们在描述这一场景时，都要去选择是否将这位奇特的管乐手以及悲痛欲绝的罗马形象加入描述中。[7]恺撒本人对这些没有任何记录。 关于恺撒的一系列事件，在第三人称视角的版本中，将军和他的军团就像拥有魔法一样，突然神奇地出现在阿里米努姆。但没有提到过关于过河的问题或有任何苦恼的讨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恺撒认为越过边境是罗马或他自己命运的关键。也没有什么不祥之兆，在这一版本的戏剧里，除了恺撒本人，没有其他角色，对于这一事件的描述仅仅是：“在了解士兵的意愿后，他带领第13军团去了阿里米努姆，在那里碰到了为避难前来投靠他的保民官。”[8]在元老院的人眼中，以及后世大部分人的判断中，恺撒曾“宣布内战，而民众所认为的背负武器渡过卢比孔河的将军们会被地狱众神诅咒，恺撒对此鄙夷不屑”。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在1819年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期间曾口述恺撒的历史，从他的口述中能够得知，这位恺撒的忠实崇拜者十分赞同上述判断。[9] 当谈到内战，恺撒可以说是否认内战的始祖。然而他的伟大对手，法学家、政治家以及哲学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对此却并不避讳。西塞罗因以下三点而闻名于世：第一，他是所知的最早使用“内战”这个术语的作家，尽管他像恺撒本人那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少说出这个词。公元前66—前49年，在他诸多的著作和演讲中，这个词只出现过两次。[10]第二，他让我们看到，对内战的概念与对其他有组织的武装威胁之间的界限，罗马人的理解是如此地不确定。第三，他提供的证据表明，罗马人认为自己的内部斗争与他们所崇拜的希腊人的内乱截然不同。 公元前66年，西塞罗在一次演讲中首次说出了“内战”这个词。他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发表了这个演讲，而23年之后他被处决，他的头和手正是被钉在了这个讲坛之上。在这篇演讲中，他对一项提案进行了辩护，这项提案要求将对抗罗马在小亚细亚最危险的敌人——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的军事指挥权交由格涅乌斯·庞培（Gnaeus Pompeius）将军或者说小庞培，即为后人所熟知的恺撒的主要对手庞培。西塞罗指出，在这场正义之战中，罗马的荣耀、荣誉和帝国的未来都岌岌可危，然后，他请求他的听众想象一下，罗马需要怎样一位将军来带领罗马取得胜利，那应该是一个拥有军事经验、能力、权威和运气的人。还有谁比庞培更具有这些素质，更适合这个位置呢？他是一个年少有为的年轻将军，在18岁时他就第一次担任了主帅。在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战场，在接下来的20年里，罗马人将会面临的每一个新的敌人，他都曾与之战斗过：
如果国家的命运不依赖于他，难以想象战争将以一种怎样的面目出现？内战、非洲、阿尔卑斯北部、西班牙(一场平民与好战部落之间的战争）、奴隶战争、海上战争，这些战争和敌人，无论是在性质还是地点上都有所不同，他不仅参与了这些战争，而且也最终亲手结束了它们——所有这些都表明，没有什么军事经验是他所不熟悉的。[11]
因征服北非、西班牙和高卢的叛军，以及其他两场战争的军事胜利，在20多岁时，庞培就继他心中的英雄亚历山大大帝之后，赢得了“伟大”（Magnus）的称号。他在西西里轻易地消灭了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的残军；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横扫地中海地区的海盗，这场战役令人震惊；公元前82年同样在西西里战胜了格涅乌斯·帕皮里乌斯·卡尔波（Gnaeus Papirius Carbo）；以及公元前77年，在埃特鲁斯坎（Etruria）战胜了的马库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斯（Marcus Aemilius Lepidus）。[12]>除了对奴隶和海盗的战争之外，其他的这些战争都是针对或者部分针对本国的同胞。“内战”是罗马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很难将其与外部战争区分开来。 当西塞罗为庞培辩护时，他提到了“内战”，说明这个词已经是通用词了。虽然历史记录显示他是最早运用这个词的人，但很显然他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他在列举庞培所参与的战争时，也暗含了战争和敌人的级别是有所不同的；最令人厌恶的是海盗和奴隶，而最难打败的是罗马公民。因此，西塞罗让他的听众坚信，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的“内战”中取得胜利是庞培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即使这些战争为人所不齿。毕竟，西塞罗当时是作为庞培党派的一员而发表的演讲；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听众肯定会把他所提及的“内战”看作与战胜罗马外敌及内部威胁相提并论的事情。所以，“内战”刚被发明就又被重新定义了：最初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恐怖，但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难以明确的概念；可能是变成这样一个概念，从本质上看，如果说它不具备价值或值得称赞的，那么至少是一个展现勇气和军事才能的场合。 这有点儿微妙；正如卢坎所说的，内战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这也是大多数罗马评论家所赞同的。[13]罗马的凯旋式是授予取得对外战争胜利的将领的荣誉——至少传统上是这样。得胜的军队欢呼他们的将领为“凯旋将军”（imperator）；然后将领请求元老院批准一系列的感恩仪式；元老院则会授予将领一次正式的凯旋式。历史学家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在公元1世纪写道：“在此前的共和国内战中，即使有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因此而取得‘凯旋将军’的称号却从来没有过，而且也不会有感恩仪式，或凯旋的欢迎仪式和战车游行，因为这样的胜利是战胜了国内的同胞而不是外族，所以被认为是令人悲痛的，即使它是有必要的。”[14]然而，庞培在非洲和西班牙的胜利获得了凯旋式，这些战争“事实上是内战”，而恺撒后来收获的一连串凯旋式，均是为了庆祝他战胜了他的敌人——既包括公民也包括外族——高卢、埃及、本都以及非洲，还有庞培的儿子，明显违背了内战中没有胜利者这一禁忌。[15]最终，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击败了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后，他也举行了一场凯旋式——这是代表他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之后所取得的凯旋式。这些不同类型的战争之间的界限仍然是漏洞百出，具有很多争议；而胜利者的正义逻辑会为其定义，也仅仅存在于共和国晚期，在那些压制了“公民”这个元素的战争中。[16] 罗马人认为，对比希腊和罗马城建立之初的历史，他们的内战经历是不同寻常的。希腊的内乱缺乏组织性和战争性，把罗马共和国的内部暴乱看作希腊内乱基础上的一种创新，这是一种奇怪的以弱为荣的心理。西塞罗当然是认可这点的。在公元前44年，恺撒被暗杀之前，这位元老院议员为了给他唯一的儿子马库斯提一些忠告，写了一封长信，然后离开罗马前往雅典继续深造。这封长信就是被后世所熟知的《论义务》（公元前43年），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诛弑暴君这一含蓄论点；在书中，西塞罗指出了希腊和罗马对内乱的不同理解。他引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的观点，来说明遵循公共利益的必要性，并提醒马库斯要当心罗马共和国分裂为民主党和贵族党。西塞罗接着指出，虽然希腊人内部确实有诸多争端，但罗马的分裂在规模、形式和名义上都是截然不同的。罗马人所遭受的不仅仅是动乱——希腊人称为“党争”的那种暴乱——还有更糟糕、更新颖的东西：“被诅咒的内战”（pestifera bella civilia）。任何一个正直而勇敢的公民都会避开和谴责内战。[17]尽管如此，罗马最终还是会发明内战。 *** 罗马的演说家、诗人和历史学家都想竭力弄清楚共和国陷入正式武装冲突的过程。他们讨论内战的责任问题，寻找罗马公民道德衰落的迹象。特别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内战在表面的平静期过后将会重演，他们被这一观点惊呆了。最后，他们给后世读者留下的是一种历史愿景，即尽管历史充满着挑战伦理、令人震惊且反复出现的现象，然而这正是文明矛盾的标志，甚至是文明（civilization，这是后来才出现的术语）本身。通过这一切可以看出，对罗马人民自身和未来的时代来说，罗马人成了内战记忆的守护者。 提图斯·拉比努斯在建议将内战遗忘（oblivio）时暗示到，记住内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有了记忆，就会有煽动激情和重新点燃内战的危险。从罗马人在内战史上的第一次尝试中，我们就可以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这是源自恺撒的同伴——盖尤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的观点。根据演说家昆体良（Quintilian）的评价，波利奥是一个“全能型的人”；他是一个作家、政治家以及资助人（资助的诗人包括贺拉斯和维吉尔），他还创建了罗马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在公元前49年，他曾与恺撒并肩战斗，所以他拥有写作内战史的权威。事实上，当恺撒痛苦地站在卢比孔河边时，他正站在恺撒旁边，而后与其并肩作战。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杀之后，波利奥当选为执政官，随后在公元前39或前38年他获得了一次凯旋式。不久，波利奥辞去公职，像其他退隐的罗马政治家一样转向了文学，将此作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我们可以从贺拉斯写给他的颂诗中了解他作品的主旨：
内部动乱始于 执政官梅特路斯 内战的原因，内战的邪恶，还有内战的方式 命运的游戏，致命的友谊 如此伟大，那铠甲 因未得到救赎的血而污迹斑斑—— 一切充斥着骰子游戏般的危险—— 正是你所面对的一切，而火焰被踏灭 灰烬依然在燃烧。[18]
作为恺撒的支持者，在恺撒被谋杀的阴影下工作，毫无疑问波利奥是认为还没有为死去的将军复仇（所以贺拉斯写道，“那铠甲/因未得到救赎的血而污迹斑斑”）。因此，他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光复运动。恺撒越过卢比孔河时，他已经知道一切都将像一场赌博；或者用那句被世人认为是出自恺撒之口的名言来说，“木已成舟”。通过回顾恺撒的格言，贺拉斯巧妙地将恺撒的决定与波利奥的危险任务（“一切充斥着骰子游戏般的危险”）结合起来。最大的危险在于记忆之火的延续。即使这种记忆之火只是一小团，也可能会变成具有破坏性的东西，冒烟的火山总是更容易喷发。内战爆发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讨论内战史就像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从公元前1世纪80年代开始到公元1世纪60年代，在这超过一个世纪的罗马历史中，内战不断地在爆发。苏拉与马略之间的第一次内战是在公元前88—前87年，而这也导致了他们在公元前82—前81年之间的第二次冲突。20年后，公元前63年，苏拉战争中的贫困退伍老兵支持了元老院议员喀提林（Catiline）企图控制这座城市的阴谋。西塞罗本是这场阴谋的谋害对象之一，但他察觉到了危险，并发表演说，对喀提林进行政治指控，从而击败了这个共和国的敌人。大约又过了20年，恺撒发动了内战，拉开了一场断断续续的武装暴乱的序幕，首先被吞噬的是罗马，然后是意大利半岛，最后是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埃及。在这一系列战争中，恺撒和庞培的追随者及其后代因双方存在分歧一直在战斗，最终，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海战中，屋大维战胜了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结束了双方的争战。公元前27年，屋大维被加封为“奥古斯都”，成为皇帝。这一系列内战得以结束。之后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又为内战埋下了另一颗种子。 屋大维的加封为罗马带来了暂时的喘息之机，这个时代被赞颂为和平与稳定的“奥古斯都”时代。公元14年，屋大维去世，在随后几十年里，出现了内战的写作热潮，随后，内战又一次爆发了。那些反对罗马帝国元首制的人，对共和国无比怀念，将其视为没有腐败、公共利益得到保护的美好时代。然而，对其他人来说，恺撒大帝和奥古斯都大帝之前的岁月已经逐渐消逝了。“即使是在那些大部分出生在内战时期的老人中：又有多少还记得共和国呢？”塔西陀（Tacitus）在《编年史》（Annals）一书中感叹道。这本书所叙述的正是奥古斯都统治时代末期的罗马生活；由此看来，暴政是内战的另一种延续。[19]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提比略皇帝（Tiberius）统治时期，关于内战的叙述比罗马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塔西陀的著作是少数保存至今的史书之一；大多数作品都像波利奥的著作那样均已佚失，包括塞内卡（Seneca the Elder）和历史学家奥鲁斯·克莱穆提乌斯·科尔都斯（Aulus Cremutius Cordus）的作品，后者曾在公元25年被指控叛国罪，据说是因为他书写了早前内部冲突的历史从而被认为是煽动了内战。[20] 在尼禄统治时期，卢坎写下了他的史诗《内战记》（公元60—65年），叙述了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斗争，是另外一团记忆之火。这是一部矛盾的史诗，虽然是在皇帝的资助下完成的，但对帝国之前的岁月充满了怀旧之情，当时的罗马共和国即使受到了内战的冲击，依然生机勃勃。卢坎回顾了一个世纪前的内乱冲突，设想了一个习惯了人类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宇宙，而天堂因地球上的灾难而颤抖。[21] 卢坎的意象力量、共和主义倾向以及他对亲密朋友之间的暴力冲突的生动再现，让他注定成为所有罗马诗人中最受赞赏的一位，从4世纪到19世纪早期，在这近1 500年中，他的史诗所拥有的读者是最多的。[22]在12世纪，《内战记》被翻译成古爱尔兰语。[23]到13世纪，这部史诗的手稿被传到了冰岛，并且与撒路斯提乌斯的《朱古达战争》和《喀提林阴谋》部分章节相融合，组成了一篇散文式的概要，最后构成了一部罗马传奇（Rómverja Saga），这就是冰岛版本的罗马历史，讲述了罗马的动乱、阴谋和内战。[24]14世纪早期的诗人但丁称卢坎是“大诗人卢坎”；而到14世纪晚期，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称其为“伟大的诗人、大卢坎”。[25]还有荷兰学者、“自然法之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他同时也是《内战记》的学术编辑，认为卢坎正是那个“热爱自由的诗人”。[26]他的名气随着欧洲内战的发生而起起伏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6世纪和17世纪，他为理解历史上和当代的暴力冲突提供了关键性的材料，然而在19世纪他的名声有所下降，但到了20世纪晚期他又迎来了新的读者。 与卢坎一样受尼禄皇帝资助的作家中，有一位提图斯·佩特洛尼乌斯·阿比特（Titus Petronius Arbiter，约公元27—66年），他是政治家、诗人，还是顶级的美食家，著有《萨蒂利卡》（The Satyricon）一书。这篇闻名于世的诗描绘了在一个虚构的晚宴上，一位虚构的诗人尤摩尔浦斯朗诵了一首关于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内战的诗。尤摩尔浦斯声称内战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主题”，也许与《埃涅阿斯纪》（Aeneid）——维吉尔本人都称之为“大作”——一样重要。[27] 卢坎和佩特洛尼乌斯最终都被尼禄逼迫自杀。在公元69年，尼禄皇帝也死了。内战的战火在“四帝之年”（伽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和韦帕芗）又重燃了。这些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战争不会是最后的罗马内战——据一些统计显示，这些内战一直持续到了公元4世纪，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特别容易发生这种冲突，但是这些冲突为罗马历史的叙述带来了一个高峰。回顾历史，这种类型的冲突变得清晰起来。“罗马帝国在尼禄倒台后甚至是在奥古斯都之后的暴政时期就爆发了内战，难道我不应该从这些内战中推导出罗马帝国的衰落吗？”在18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完成他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后，对自己发出了这样的反问，然后回答：“啊！我应该。”[28] 罗马人和他们的后人非但没有将内战抛弃、遗忘，反而不停地提起和回顾。内战就变得既难以言喻又无法避免，直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似乎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谈论了，因为内战永远不会消失。卢坎的《内战记》中有一个角色哀叹道：“痛苦降临，人们又将再次忍受”，“未来将是战争的延续，这就是内战的结果”。[29]创作罗马内战史的书是没有止境的。40年后，塔西陀在《历史》（Histories,约109）一书中，对“四帝之年”的描写效仿了卢坎的这首诗。习惯讲希腊语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写了一系列希腊和罗马名人传记，而他笔下的罗马名人代表包括，格拉古兄弟和后来的内战勇士马略、苏拉、恺撒、庞培和安东尼（约100—125）。同样的这几年里，另一位用希腊文写作的历史学家阿庇安，撰写了一本保存至今的史书《罗马史》（Roman History，约145—165），其中有一个部分的标题为“内战”。这些史学家都试图撰写一部内战通史，旨在叙述从苏拉到屋大维的所有罗马内战。 弗罗鲁斯（Florus）那本广为流传的《罗马史纲要》（Epitome of Roman History，约117—138，或161—169)，虽然没有上述那些著作那么详细，但是时间跨度更长。书中阐述了在罗慕路斯之后的7个世纪，罗马充斥着不同类型的无休止的战争：对外战争、奴隶战争、同盟者战争和内战。尽管只有对外战争才被视为正义的，弗罗鲁斯还是刻意模糊了其他几个类型的战争之间的界限，比如，同盟者战争实质上是一场内战，因为曾经与罗马结盟的盟友“在意大利境内发动叛乱所犯下的罪行，与公民在自己城市内部叛乱是一样的”。此外，他把奴隶战争描述为最不光彩的战争，并且刻意将其与马略和苏拉之间的战争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罗马最大的不幸。公民与公民在罗马广场进行斗争，他们就好像是竞技场里的角斗士——“最低级的人类”。为了给这个混淆不清的分类正名，弗罗鲁斯追溯了恺撒和庞培之间战争的扩展和延续，即从罗马城向外扩展至意大利，再延续到罗马帝国。[30] 从恺撒到奥古斯丁，大约近5个世纪里，罗马历史学家都在大胆地努力探索他们文明中的这个最大诅咒。[31]他们绞尽脑汁思索内战的起因。罗马的每一场内战是因什么而起？罗马共和国是否存在什么根本性的缺陷而导致了内战的爆发？发生了如此多的内战，原因让他们深深担忧。其中是否有更深层次的逻辑？他们试图从这些苦难中总结经验。是否存在一种理想的共和国形式，可以避免内战？或者说罗马文明本身的基础结构使得这类灾难注定会不断重现。在北非历史学家、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创作《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413—426）时，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至今仍是研究罗马内战史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但是先让我们聚焦在他的一些前辈身上。 当时的罗马人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得出了一些生动但又令人不安的教训，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教训被不断地重复和学习。内战并非单独发生的，而是集体出现的。内战留下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因为后世要求复仇并产生分歧，这些首先会分裂罗马城，然后就是包括地中海及其他地区的整个罗马帝国。塔西佗在描述公元1世纪的动乱时，开头写道：“我所谈到的历史充满了灾难，有可怕的斗争，因叛乱而分裂，甚至是在和平时期都充斥着野蛮的行径。先后有4个皇帝死于刀剑之下；发生了3次内战，对外战争则更多，而两者往往是同时发生的。”[32]因此，虽然内战的目的是控制城市，但要与对外战争相区分并不容易，内战的影响波及整个罗马世界，后来又吸引了来自整个帝国的参与者。 罗马公民权的授予范围越广，内战的范围也就越广。弗罗鲁斯认为：“恺撒和庞培的暴力，犹如洪水和烈火，在整个罗马城蔓延，波及意大利、各个部落、各个种族，最后是整个帝国，以至于不能肯定地将之称为内战，甚至也不是一个同盟者战争或对外战争，不过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包含上述所有性质的战争——甚至比战争更糟糕。”[33]弗罗鲁斯在这里与卢坎《内战记》的开篇相呼应，对于罗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焦虑，他给出了经典的总结：
在横跨厄玛提亚平原的所有战争中，它比内战更恶劣， 我们为犯罪的合法性而歌颂，而这个强大的民族 手执胜利之剑刺向自己， 手足兵戎相见，而暴政的契约一旦被打破， 因普遍的罪行， 与动荡世界的所有力量发生的冲突， 充满敌意的规则与标准规则相抗衡， 战鹰对抗和标枪飞掷。 啊，公民们，这是多么的疯狂啊！[34]
如果说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战争“比内战更恶劣”，那是因为这是发生在两个联姻的人之间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家族战争（“手足兵戎相见”），而不仅仅是公民之间的战争。[35]这场战争的结果与之后历史中的一句话产生了共鸣：1643年，英国议会的上将威廉·沃勒爵士（Sir William Waller）在形容英格兰共和国的动乱时说道，这是“没有敌人的战争”。作为家族和同胞之间的冲突，这场战争充满了痛苦，因为它是为政治权力而战，并有权力定义共和国的成员。[36]从这方面理解，作为对价值观的一种考验，内战是必要的、自然的斗争，它既可怕又无法避免。 内战确实是战争，就像第一场被认定为内战的战争一样，即苏拉之战，它有全套的旗帜和武器，并伴随着隆隆的鼓声和悠长的号角。随后内战吞噬了整个罗马和地中海地区：公元前48年，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战役法萨罗之战（Battle of Pharsalus）发生在位于希腊北部的厄玛提亚平原，因而卢坎的史诗由此衍生出另一个名字：《法沙利亚》（Pharsalia）。如果地理上的边界缺乏固定性，那么概念上的边界则更加易变。西塞罗以及其他人试图分辨的不同战争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看起来就像是因为努力而使得从其他形式的冲突中区分出内战变得更困难。就像一些不可动摇的自然力量一样，内战不再遵从共和国的边界，从广度上说，它显示出具有世界性的潜力，因此变得更具破坏性。正是这种特征，使得对内战的理解变得如此迫切，也让人们很难去描述和定义内战。 *** 罗马历史上所有的内战史学家都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从何时开始他们的叙述。即使是关于恺撒的历史，也并非从越过卢比孔河开始的；其他诗人和历史学家则进一步寻找共和国内部问题的根源。解释内战反复发生为何如此困难，贺拉斯写给波利奥的诗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提到了“执政官梅特路斯”，然而，大约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60年期间就有11位执政官名叫梅特路斯。根据大多数罗马历史学家的说法，贺拉斯可能指的是公元前60年在任的那位梅特路斯，也就是恺撒、庞培和克拉苏首次结成联盟的那一年。然而，他所指的也可能是另一个梅特路斯，即公元前123年的执政官。这一年，盖约·格拉古当选保民官，两年后他被谋杀，他的首级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斩下。那么，如果贺拉斯所提到的是第一个梅特路斯，则说明波利奥的历史仅比恺撒越过卢比孔河早20年。但是，如果他是指第二个，那就表明在看待分裂罗马和让公民陷入互相争斗的这些问题上，波利奥更具远见卓识。[37]整个罗马民族的历史都有可能因这种的选择而被影响。 对内战进行短期的阐述可能会得出内战是偶然的，不太可能会反复出现。长远地看待内战，则会将冲突放入整个罗马历史中，去探寻内战的深层原因，甚至是从道德罪责方面寻找导致破坏性暴乱的原因。有些人认为，在罗马建城之初，罗慕路斯谋杀了他自己的兄弟，当时问题就已经涌现，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整个城市都犯下了罪行，但是都被忽视了”。[38]公元前39年，后三头同盟带来了短暂而不安的和平时期，而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末，贺拉斯向他的罗马同胞们问道，为什么想要拔出刚刚入鞘的剑？又为何会如此疯狂，不是因为征服其他民族——比如迦太基人和不列颠人而流血牺牲，却宁愿选择亲手毁灭自己的民族？可能只有一种解释——这座城市被杀害兄弟的原罪诅咒了：
为什么要疯狂地加入一场邪恶的战争？ 你的剑已入鞘， 现在又为何要将它们拔出？ ……是残酷的命运驱使着 罗马人，当雷穆斯的无辜鲜血 流淌在大地， 残杀兄弟的罪行——是对后代的诅咒，甚至包括尚未出生的后人。[39]
在贺拉斯写这首诗之时，罗马已经历了两代人的内战。罗慕路斯谋杀了他的兄弟，这被用来讽喻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分裂：“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永久的冲突。”[40]于是又回溯到了罗马内部斗争的起源——“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格拉古兄弟时期的分裂和内战。这本血腥的家谱给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年多后，贺拉斯另一首诗确认了这点。这首诗是在哀叹后三头同盟与庞培的儿子塞克斯都·庞培（Sextus Pompey）之间的分裂：“被内战折磨的第二代/罗马正在衰落，被强权摧毁。”“（似乎）这座城市，还有我们这失去教义的一代，注定要被再次毁灭。” [41]贺拉斯继续说道，想要躲开罗马的原始诅咒，唯一的方法就是避开罗马本身。事实上，逃避，而不是遗忘，可能是内战诅咒的唯一补救办法。 但是，如果说在罗马早期历史中，罗马内部冲突的根源并未如此根深蒂固呢？撒路斯提乌斯在叙述公元前63—前62年的喀提林阴谋时，他还将这座城市巨大命运转变的原因归于道德上的衰败，这是罗马发展所产生的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公元前146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之后，随即出现了腐败。撒路斯提乌斯认为，在此之前也有“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斗争”，但他们只为美德与荣誉而战。在布匿战争胜利之后，贪婪和野心使“命运变得残酷，一切变得混乱”。苏拉之所以能够征服罗马是因为他在亚洲战争中获得了大量战利品，用来收买士兵，取得他们衷心。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内战和腐败是齐头并进的，削弱了罗马的道德力量，直到喀提林试图追随苏拉的脚步，在那些“渴望内战”的堕落士兵帮助下，企图推翻共和国。[42]在撒路斯提乌斯其他著作中，他重申了这一说法；罗马最早的纷争源于人性的缺陷以及人们对自由、荣耀和权力的渴望，但是直到迦太基沦陷之后，内乱的罪恶才盛行，平民和贵族之间开始公开发生冲突：“这种方式很明显是为了挑战更多对手，（而）随后出现了许多骚乱、叛乱，最后是内战。”[43] 大多数罗马历史学家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社会冲突的源头，即公元前2世纪[1]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两兄弟的改革。格拉古兄弟将罗马政治团体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党派[44]，显然是受到他们的导师——来自库迈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布洛修斯（Blossius）的影响，结果是这两位罗马学生发现，这种划分为这座城市走向内战打下了致命的基础。西塞罗、维莱里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 Paterculus）、阿庇安以及弗罗鲁斯均认为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被谋杀是罗马的第一次致命分裂。瓦尔罗则认为公元前121年弟弟盖约·格拉古的死才是关键，并说道：盖约“将公民分裂为两派，这是内乱的起源”。（公元前44年）塔西佗在《历史》中写道，这两位保民官所面临的问题是“内战的审判”。[45]正如西塞罗所指出的，那些支持贵族的人（贵族派）和那些支持平民的人（平民派）之间的分化，为罗马共和国撒下了背叛与不和的种子。[46]当然，这些解释并不矛盾；将它们串联起来，可以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鼓舞着后来的历史学家，例如奥古斯丁，对罗马的致命缺陷做出自己的解释。 事实上，在罗马历史的典籍中，对内战的各种分析并没有太大的分歧。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神话是罗马城内乱冲突的最根本原因。从撒路斯提乌斯对迦太基战争之后的奢侈和腐败的道德批判，可以了解内乱的先决条件。西塞罗和其他学者追溯格拉古兄弟领导时期的罗马内部分歧，可以看出这种分歧是引起彻底的派系斗争和更大的政治分裂的原因，这一切最终导致了罗马公民拿起武器与自己的同胞对抗。 这正是一个序列变成一个循环的过程。分析解释变成了理由依据。而那些独立的事件演变成了深入到罗马过去——罗马建城之初——的历史叙述，并给罗马的未来投下了阴影，在政治紧张的时刻又再次兴起。遵从此种模式，在“四帝之年”时期伽尔巴被杀后，塔西陀如此描述平民的焦虑情绪：“他们记起了内战，以及多少次这座城市被占领，还有对意大利的毁灭性破坏，对行省的掠夺，法萨罗、菲利比、佩鲁西亚和穆提那战争，这些名字都是因灾难而闻名。”[47]内战的循环会一次又一次的上演：有间接描写内战的作品，例如斯塔提乌斯的史诗《底比斯战纪》（Thebaid，公元92年），这首诗以公元1世纪的罗马内战为背景，讲述了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兄弟之间的原始斗争，他们在底比斯相互残杀；[48]还有直接描述内战的作品，以罗马历史为背景来讲述内战，比如塔西佗和弗罗鲁斯——后来的内战历史著作，更是包括了美国和法国革命在内的直到18世纪的内战史。 到目前为止，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此书的基督版本是最全面地叙述了罗马人的内战倾向。公元410年蛮族入侵罗马之后，他撰写了这部神学和历史的杰作，从公元413年到426年，一共创作了22卷。这部书的诸多目的之一就是解释罗马衰落的原因。基督教声称其原因是新的宗教出现：如果能够平抚异教徒信奉的神，罗马城就可以击退其入侵者。奥古斯丁指出，罗马帝国的道德败坏和分裂倾向早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他以此来反驳基督教削弱了罗马的指控，认为并非基督教让罗马在哥特人的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他将罗马衰落的原因归于罗马内战史学家们所提出的那一系列事件。但是此处有一个明显的悖论。难道罗马不是一个施行救赎的工具吗？不论它的帝国在何处，都会将福音传播到已知的世界？那么，在这座城市被洗劫的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神圣的目的，就像在早期建城时一样？奥古斯丁跟随他前辈的脚步，追溯罗马城的道德历史，从建城之初到随后的一系列动荡和自我破坏，直至帝国的灭亡。野蛮人的愤怒或外来入侵者的征服所带来的恐惧，怎能与公民互相残杀的恐惧相比呢？ 奥古斯丁在罗马文学方面受到了全面的教育，也曾在米兰担任修辞学教师，他深受其益。在年轻的时候，米兰是帝国的文化都会。他沉浸在西塞罗、撒路斯提乌斯和维吉尔的作品中，并且阅读了许多李维所著的罗马历史书籍，这些书如今都已经佚失了。[49]他的博学使他能够编撰一部关于罗马内乱的通史，时间跨度包括了自罗慕路斯与雷穆斯起——他们的自相残杀“表明了世俗城市内部分裂所能达到的程度”——到奥古斯丁自己所在的时代。如果他能证明，罗马的道德沦丧早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基督教就不会是罗马帝国衰落和覆灭的原因。撒路斯提乌斯提供了奥古斯丁所需要的证据。“在他的书中，他讲述了（在击败迦太基之后的）繁荣所带来的道德败坏最终导致了内战。”从格拉古兄弟到苏拉，罗马的分裂“不断发展直至内战”，而这座城市的众神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他们；事实上，神自身有时也会煽动公民互相攻击，为他们的纷争提供借口。奥古斯丁讽刺地说，罗马人为和谐女神康考迪亚（Concord）建造了一座神庙，“但康考迪亚抛弃了他们，纷争女神狄斯科耳狄亚（Discord）统治着他们，甚至使他们陷入内战”。[50] 奥古斯丁对罗马异教的描述是“恶魔的世界，甚至比恶魔更邪恶，因为内乱的存在”，是一系列“内部的不和谐，更确切地说是野蛮”。他哀叹道：“同盟者战争、奴隶战争，还有内战！这些战争让罗马人流了多少鲜血，又让多少个意大利被彻底摧毁？”他与弗罗鲁斯一样，将罗马历史描述成一连串的战争，每一场战争都建立在前一场所遗留的道德问题之上，从而动摇了共和国的基础。休战期间的流血程度不亚于战争本身，因为在苏拉的第一次胜利之后，“和平要通过残酷的战争和征服所取得”。马略和苏拉之间的第一次内战，导致了罗马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其他内部战争，直到奥古斯都的出现。据奥古斯丁的记载，在这位内战勇士统治时期，耶稣诞生了：“只是这些战争早在基督降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连串的原因使得一种罪行与另一种罪行联系在一起。”[51] 在写作《上帝之城》期间，奥古斯丁鼓动一位移居北非的西班牙牧师保罗修斯·奥罗修（Paulus Orosius）来从事“反对异教徒”的历史工作，以此回击野蛮人对罗马的洗劫。奥罗修的《反异教徒历史七书》（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417—418）是真正的通史，跨越了5 618年的时间，从世界的诞生到作者自己的时代。这位牧师把罗马内战放入更长的历史中来考察，即人类有时间记载以来[52]，所遭受的犯罪、战争和自然灾害，正如他的先辈们——早期的罗马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奥罗修对罗马内战逐一进行了追溯。他认为“弑父”行为以及家族内部的自相残杀是内战中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至少从波斯人时代开始就是如此。他们“打了一场内战，确切地说不仅仅是一场内战”——卢坎的观点再次出现了！在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阿尔塔薛西斯和小居鲁士因争夺王位而同室操戈。关于罗马内战史的时间线，奥罗修遵循了传统史学的年表，认为内战是从苏拉开始，但他将内战视为一个延续到他自己所在时代的循环。奥古斯丁认为最糟糕的战争只发生在异教徒之间，而不是异教徒与基督徒之间，所以在这一点上，奥罗修与其产生了分歧。奥罗修认为把内战称为“反对盟友的战争更为精确，不过如果称之为内战的话，那么这将会是我们的优势”——也就是说，那是对基督徒有利的，他的这一论断是在回应那些声称当代没有此类“内部”战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基督胜利而战，受人称颂，并被基督教义所宽恕：“今天所谓的内战是温和而仁慈的，或者说是镇压而不是战争，这点谁会怀疑呢？”[53]奥古斯丁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奥罗修，似乎对这位追随者所写的史书感到失望。奥罗修持有一个乐观的观点，认为罗马帝国是上帝选择传播基督教的工具，且在未来将继续承担这个责任。[54]直到奥古斯丁完成《上帝之城》时，他都坚持一个观点，即严格区分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也就是居住在世俗之城（the Earthly City,象征着罗马）的人们和上帝之城（the Heavenly City）的信徒之间的区别。奥古斯丁提醒读者，罗马人不断地找理由来互相争斗，对整个罗马世界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影响：“帝国的疆土之广导致了更恶劣的战争爆发，即同盟者战争和内战。由此看来，人类就显得更加悲惨，无论是因为战争本身，还是说为了最终的和平而战斗，或者因为不断存在的恐惧，冲突都将再次开始。”与其他城市相对比，上帝之城是一座公民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的城市，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55] *** 从恺撒到奥古斯丁，罗马内战的经典著作，出现了三种经久不衰并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叙述。第一个可以称为共和国的故事；它描绘了从罗马根源所迸发出的不断重现的无休止内战，并同情罗马共和国提倡的无私公民价值观。根据罗马历史记载，要想彻底的“文明”（civilized），就很容易发生内战；而且仅经历一场内战似乎不可能，因为随着罗马文明的延续，内战就会不可避免地持续。接着是关于罗马帝国的叙述，遵循了同样的叙事轨迹，但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内战是政体的一种顽症，它只有一种治愈方法：恢复君主制或推行皇帝制。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诞生结束了这个故事。讲希腊语的历史学家阿庇安写道：“由此，罗马的政体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内乱，最终实现了统一和元首政制。”到16世纪晚期，阿庇安著作的英文翻译者对此表示赞同：“这明显说明了，人民的共和政体必须让位，君主政体开始盛行。”[56]最后，是关于基督教的叙述，内战是这个城市或共和国一直遭受的罪恶，内战的目的是致力于世俗的世界，而不是上帝的荣耀。世俗世界是自我毁灭的根源，可以肯定它最终都不能成为救赎的工具。所有这些叙述都被应用到后来的政治和军事动乱中，跨越整个欧洲和后来所有的帝国，直到18世纪。 通过罗马的演说家、诗人和历史学家的描述，人们能够确认内战的概念是什么，参战者是如何战斗的，以及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通过阅读这些经典文本，读者将能够理解自己国家从罗马继承下来的内部权力斗争。当他们在中学和大学里学习拉丁语时，就会了解到内战的含义，因此毫无疑问，只要有机会，这些观点就会灌输到他们的思想之中。他们受到卢坎的启发，创作诗歌，又受撒路斯提乌斯、塔西陀以及其他罗马内战编年史学者的影响，编撰了自己的历史。17世纪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包括胡果·格劳秀斯、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都采用了罗马式的话语来讨论主权与叛国、叛乱与革命。在这些讨论中，传统的内战观念首次被考验，但这也只不过是将与古代先辈们的对话继续进行下去而已。只要罗马的诗人和历史学家还被世人铭记，遗忘就不可能成为对抗内战的一种可行手段。 [1] 原文写的是公元前1世纪（in the first century b.c.e.），但格拉古兄弟改革的时间实际上是公元前2世纪。——译者注 第三章 非内部的内战

17世纪

欧洲和美洲的教育机构将罗马人对内战的描述流传下来，成了经典传统的核心，他们用词汇和故事来教育后代，并以此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即使不是每次都能奏效。1642年英国第一次内战刚开始的时候，托马斯·霍布斯曾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著名事迹和格言，不是因为理性而受到赞扬，而是因为他们的伟大，以及被人们所谴责的那些狼性元素；还有在历史的洪流中，人们对过去几个世纪里各种人物的记忆及他们的公共行为的记忆。”[1]1629年，霍布斯通过翻译修昔底德的作品开始了他的出版生涯；1670年——此时离他去世的1679年很近了，他创作了一部英格兰内战史作品，一定程度上是按照罗马人的模型进行创作的。尽管他对学习古典文化的政治影响深表怀疑，比如他认为希腊和罗马的共和思想是英格兰困境的根源之一——霍布斯就像他同时代的人一样，深受罗马内战炮火的影响。 内战的炮火不会也不能被遗忘。罗马的作家，从西塞罗和恺撒到卢坎和奥古斯丁，只要他们继续出现在书本里，就会继续被阅读和模仿。在15世纪和16世纪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时期，古典学复兴，学生们，尤其是男孩，从拉丁语课本中学习诗歌和修辞学。在学习历史和哲学之余，他们还阅读恺撒、撒路斯提乌斯、塔西佗和西塞罗的著作。虽然同样的文本不会连续地使用，但4世纪的奥古斯丁在北非学习过的许多作品，1 000年后仍被世人熟知，在斯特拉特福德河畔文法学校学习的年轻的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对这些作品同样熟悉。[2]研究内战的罗马作家的声誉与欧洲内部冲突是否盛行密切相关。1450—1700年，这些历史学家的著作印刷量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希腊前辈，以至于在古典历史学的十大畅销书中有5部是内战史的作品。撒路斯提乌斯的两部历史著作是最经常被重印的文本，其次是恺撒、塔西佗和弗罗鲁斯的作品。[3] 虽然现在他已经被遗忘了，但弗罗鲁斯曾是中学和大学课程的中流砥柱，塑造了几代年轻学者对罗马历史的看法，而有些人注定要对罗马历史进行批判。[4]在童年时期，霍布斯应该就读过弗罗鲁斯的著作《罗马史纲要》，他在1608年以及17世纪30年代，分别为年轻贵族威廉·卡文迪许二世和威廉·卡文迪许三世授课，当时就是将此书作为教科书；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自己创作的关于英格兰17世纪中叶动乱史的著作《比希莫斯》（Behemoth），称为英国内战的“缩影”。[5]1622年，牛津大学创设第一个历史教授的职位时，主要任务是讲授弗罗鲁斯。（该职位的第一个教授德高里·惠尔可能对此过分热心了，经过了8年并做了154次讲座后，作为历史学家，他依然没有出版他的第一本书。）[6]1636年，根据牛津的新规定，所有的本科生每周都要参加两次关于弗罗鲁斯的讲座；17世纪50年代，约翰·洛克在牛津大学学的课程也是与弗罗鲁斯有关。[7]弗罗鲁斯著作的版本几乎一直在不断更新，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减慢，与他相伴的是另一位公元4世纪的历史学家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在18世纪30年代，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苏格兰的学校学习时，就曾研究过他的史学著作。[8] 在欧洲之外，人们如何认知冲突也受到了罗马内战历史的影响。例如，有大量证据表明，在西班牙被征服后，一系列带有明显罗马色彩的内战在美洲上演。在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秘鲁出现了两位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和迪亚哥·德·阿尔玛格罗（Diego de Almagro），曾经的朋友变成死敌之后，他们为了争夺战利品而开战，诱捕对方的亲人和追随者。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西班牙历史学家冈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阿古斯廷·德·萨拉特（Agustín de Zárate）和佩德罗·西扎·德莱昂（Pedro Cieza de León）在叙述皮萨罗和阿尔玛格罗的斗争、他们的西班牙军队和土著盟友时，所采用的很多术语都来自撒路斯提乌斯、普鲁塔克、李维和卢坎。受卢坎的影响，奥维耶多形容“这场战争比内战更糟糕，像地狱般恐怖”，德莱昂则强烈地指出：“最令人害怕的、最残酷的战争是内战。”[9]几十年后，在17世纪早期，当地历史学家印加·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在他创作的秘鲁历史的第二卷中同样讲述了“皮萨罗和阿尔玛格罗之间发生的内战”。[10]虽然欧洲人通常不会使用内战这个词来描述美洲土著民族的争端，但是他们显然将内战输出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内战已经成为他们文明的标志。无论如何，文明意味着有能力——同时也是宿命般地容易发生——内战。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罗马内战是那些最有创造性的政治思想和文学的灵感来源。在《论李维》（Discourses on Livy，约1517）中，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剖析了罗马的混乱，为自己的时代寻找经验教训。蒙田则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来叙述16世纪晚期的法国内战：“内战有一点比其他战争更糟糕，它让我们每个人都互相防备。”[11]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戏剧《巴黎大屠杀》（The Massacre at Paris，约1592）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法国动乱的影响。内战主题是莎士比亚所有作品的中心，从他的罗马戏剧《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1599）、《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1606—1607），到他的英国历史剧，包括《约翰王》（King John），特别是《亨利六世》（Henry VI）三部曲和《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均是如此。[12]但是，17世纪最流行的英语悲剧并不是莎士比亚的著作——不是《哈姆雷特》，不是《李尔王》，也不是《麦克白》，而是本·琼森的《喀提林》（Catiline，1611），这是根据撒路斯提乌斯对喀提林阴谋的叙述而改编的。[13] 卢坎创作的关于恺撒与庞培之间的罗马内战史诗，为后来的内战创作提供了一个特别灵活的模板。例如，在16世纪90年代，英国诗人萨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1562—1619），为15世纪的英国王位争夺战——“玫瑰战争”谱写了一篇史诗：《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的内战》（The First Fowre Bookes of the Civile Wars Between the Two Houses of Lancaster and Yorke，1595）。当莎士比亚引用丹尼尔的诗来写理查德二世时，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显然也是卢坎的拥趸（反过来，丹尼尔也在1609年剽窃了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来为他的诗歌做修订）。[14] 丹尼尔在讲述这个所谓的“我们的上一次”（意思是最新的）“英格兰公民战争”时，他的叙述形式在很多细节上与卢坎一致。熟悉他的读者从这首诗开头的句子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罗马模式对他的影响：
我为内战歌唱，动荡啊！破坏啊！ 伟大的国度迎来了血腥的内斗： 民众为外国的战利品欢呼而骄傲， 征服的手伸向了自己的同胞： 亲人反目成仇，兄弟阋墙， 举着相似旗帜的两军对立： 士兵手持弓箭，将军头戴皇冠，一触即发， 都假装是正义，但所有的正义全都已被抛诸脑后。[15]
卢坎的标枪变成了英国的弓箭，帝王之鹰变成了现在的“皇冠”。卢坎笔下这部关于恺撒和庞培扩张及自我毁灭的不朽史诗，被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军队换一种方式重演了。 在现代早期的英格兰，卢坎是“共和主义想象力的代表诗人”。当时的英格兰有一部分人对君主制是联邦最佳制度的观点表示怀疑，卢坎的诗歌极大地激励了他们，以及后来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内战中支持议会反对国王的人。[16]在这些战争爆发前的50年里，诗人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亚瑟·戈吉斯（Arthur Gorges，？—1625）和托马斯·梅（Thomas May，约1596—1650）都翻译过卢坎的《内战记》，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内容。[17]梅扩展了卢坎留下的十卷本，使其涵盖了恺撒的余生，随后不久，他开始撰写第一部关于英格兰内战的史学作品，他将英格兰内战称为“一场远不止内部冲突的战争”，与卢坎遥相呼应。[18]甚至还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共和制的支持者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的《失乐园》只写了10卷，而不像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那样写12卷，这是对卢坎致敬。[19]“内战诗歌”不断增加，这些作品都可以被看作其中的一部分。内战诗歌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反复出现的修辞、形象和主题。[20] 然而，卢坎的作品并不仅仅属于那些像弥尔顿一样批判甚至敌视君主政体的人。在17世纪英国王权统治的捍卫者中，有一位罗伯特·菲尔默爵士（Sir Robert Filmer，1588—1653），他的著作《父权制》（Patriarcha，1680）的封面引用了卢坎的话，用来警示无限制自由的危险，两年后，在霍布斯的《贝希莫特》（Behemoth）第一版的封面也引用了卢坎这位罗马诗人的开场白。[21]在18世纪，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1755）以及论述永恒和平的论文（1761）中引用了卢坎的话，此时卢坎再次作为共和制的象征出现。[22]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有其他例子，据说国民自卫军的剑上也镌刻着卢坎的诗。[23]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是卢坎在19世纪的最后一批仰慕者。此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对于诗人的兴趣才出现显著回升。尽管如此，在这大约1 800年的时间里，从世人对卢坎的兴趣变迁可以追踪罗马内战思想的传播轨迹。 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激烈争论，在17世纪和18世纪，书籍是否制造了革命，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内战成就了写作。[24]卢坎以及他的早期现代模仿者认为，现在是过去斗争的产物，而未来则可能从“血腥的内斗”和“动荡破坏”的演变中出现。
内讧，最令人恐惧， 内讧，让儿子割断父亲的喉咙， 朋友分道扬镳，兄弟反目， 烧杀抢夺，盗贼肆掠， 罗马曾经历过，德意志也曾尝试过， 而往往，荒芜了这高贵的国土。[25]
在17世纪的英国，越来越倾向于去回顾以前的内战，来进行参考并据此预测其可能后果。到17世纪30年代，欧洲的历史，特别是英国的历史，似乎是建立在对罗马人的原始争论之上，只是欧洲有其自身的特点，复杂的内部冲突倍增。罗马的历史学家和诗人保留下了对苏拉与马略、庞培与恺撒的战争记忆，而更近代的历史，尤其是北欧的历史，也延续了早期的记忆。在17世纪四五十年代，有大量的著作是关于过去的内战，其中很多是翻译作品，既有罗马内战，也有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内战，这些作品的出版，帮助了英国人理解他们自身的困境。 早期的欧洲人认为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是，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在欧洲各地战争冲突的爆发达到了高潮，而这些冲突似乎遵循了罗马内战的模式。[26]仅英格兰就经历了13世纪的贵族同盟战争，15世纪的玫瑰战争，以及17世纪中期的内战。还有，在15世纪发生了意大利内战，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宗教战争以及荷兰在16世纪晚期反抗西班牙王室的战争。根据1657年胡果·格劳秀斯死后出版的一篇文章所述，他认为将荷兰反抗西班牙的战争“称为同盟者战争或联邦战争并无不妥，称为内战可能不合适”。[27] 1640—1641年，英国宪法危机爆发并演变成全国性的武装冲突，而在荷兰和法国的内战，以及13世纪、15世纪的英国内战中都能看到这种冲突。举一个著名的例子，英国格洛斯特市的历史学家约翰·科贝特（John Corbet）就曾宣称1645年造成的影响比之前的冲突还要更大：
当代的冲突超越了贵族同盟战争期间的冲突，也超越了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那些单调乏味的争吵，因为这些冲突是在更高的原则下进行的，有更高贵的目的，且产生的影响更广泛。[28]
内战史作品开始激增。蒙茅斯伯爵在玫瑰战争期间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乔瓦尼·弗朗西斯科·比昂迪（Giovanni Francesco Biondi）的《英格兰内战史》（History of the Civill Warres of England，1641）。恩里科·达维拉（Enrico Davila）的《法兰西内战史》（Historie of the Civill Warres of France）是一部塔西佗文风的著作，此书的英文版在1647年首次出现，18世纪末期美国副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用匿名的方式对这本书进行了犀利辛辣的评判。[29]保皇派诗人理查德·范肖（Richard Fanshawe）在1648年翻译了瓜里尼（Battista Guarini）的《 忠实的牧羊人》（Il pastor fido），与此同时，他还对罗马的长期内战进行了简短的论述，并呈交给威尔士亲王查尔斯，在文中他肯定了罗马对不同战争类型的区分——同盟者战争、奴隶战争（他称之为“叛乱”）以及阴谋，比如喀提林阴谋；他十分赞同将这些类型的冲突称为“真正的内战”。[30]在1650年，罗伯特·斯塔皮尔顿爵士（Sir Robert Stapylton）出版了法米亚诺·斯特拉达（Famiano Strada）的作品《低地国家战争史》（History of the Low-Countrey Warres）的译本，1652年桑多瓦尔（Sandoval）写的关于16世纪初西班牙内战史的著作出现了英文版本，推荐这本书的人持有一个观点：任何读过英国贵族同盟战争历史的人都不会对法国的宗教战争感到奇怪，同理可推，任何熟悉一个世纪前西班牙历史的人也不会对英国的困境感到惊讶。[31] 所有这些作品都证实了英国“非内部内战”在大历史模式里的地位。[32]据说，查理一世在看了达维拉的书后，对他的反对者评论道：“事实是，在译者用笔墨进行记录之前，他们早已用剑和英国人的血镌刻了这段历史。”[33]这些出版物的种类之多——古典和现代；英国和欧洲大陆——显示出现有的历史模型范围已经远超共和时期的罗马以及中世纪贵族同盟战争时期的英格兰。[34] *** 在早期现代的欧洲，对内战的讨论可能是始于诗歌和历史，这与危机中的中世纪人们所接受的人文教育方向相符合，但在17世纪，内战主题的讨论主要是在法律和民间科学领域——即我们现在所称的政治学和法学。在这些讨论中，同样地，罗马人的观念为辩论设定了先决条件。例如，1604年，胡果·格劳秀斯曾表明战争本身既非正义也非不正义，这是借鉴了罗马的法律思想。但这不是一个规范性的术语，而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只是表示“对武装对手采取武装处决”。一件事情的本质原因决定了是否正义：以伤害他人为目的的控诉，从定义上说就是不公正的，或者说不正确；而如果是为了完成一件正确的事，那么这可能就是正义的。格劳秀斯把战争分为两种：公开的和私人的，前者是由国家意志发动的，剩下其他的则属于私人的战争。[35]他对公众战争的定义是以原始形式出现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增加了进一步的限定条件：“公众战争可以是‘对内的’（针对同一国家的一部分）或‘对外的’（针对其他国家）。所谓的‘盟友之战’是对外战争的一种。”[36] 格劳秀斯在另一个后记中补充道，私人的战争可以是对内的也可以是对外的，但是他没有阐述缺乏公共权力参与的内战意义何在。对于战利品是否可以据为己有这个现实问题，他进行了更清晰的阐述：像任何其他合法的方式那样，在内战中可以公正地获取战利品。在这里，他是在回应他的对手，特别是16世纪的西班牙法律作家费尔南多·巴斯克斯·德·门查卡（Fernando Vázquez de Menchaca，1512—1569），后者认为在内战中不能拿走战利品。这是为了防止在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中发生掠夺，因为在门查卡眼中，每一场这样的战争都是内战。格劳秀斯不认可这种说法：“谁会默认基督徒之间的战争是内战呢？这就好像在说整个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国家。”[37]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再次出现了，类似有关联邦或共同体的范围的争论——无论是基督教、欧洲、地区还是全球——在该范围内部的战争都可能被称为“内战”。尽管如此，对于格劳秀斯来说，无论战争是对内还是对外，是基督徒之间还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这些都与攫取战利品的合法性无关；其合法性完全取决于战争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 格劳秀斯在他的重要著作《战争与和平法》（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1625）中写下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最广泛和最持久的回答，内战不是他的主要范畴。他对以下三种战争进行了关键性的区分：
最普遍和最有必要的战争的划分是这样的：一个战争要么是私人战争，要么是公共战争，要么是两者混合；参战双方均是公共权力的是公共战争。参战双方均是个体的则是私人战争。参战一方是公共权力、另一方是个体的则是混合战争。[38]
格劳秀斯坚决地反对私人战争，认为它会将一个“国家拖入危险的困境和血腥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太高，因此他援引了普鲁塔克和西塞罗的智慧语录，即使面对一个篡位者：“比起不得不臣服于非法政府，内战还要更糟糕……任何和平都优于内战。”[39]这种保守的观点后来招致了卢梭的鄙视，他认为格劳秀斯不过是一个暴政和奴隶制的捍卫者。[40] 格劳秀斯的整本书都在致力于论证战争可以是正义的，只要是基于合理的自卫。但他没有回答一个棘手的问题：一场内战，无论是私人战争还是混合战争，战争双方是否可以都是正义的——但是总有一方先发起攻击，那么双方怎么能都声称自己是在自卫？对于格劳秀斯的后继者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需要确定哪一方是合法的公共权力，这一方因此就获得了法律权威可以镇压私人叛乱。 在使用自然法的语言方面，格劳秀斯最严谨的接班人（及批判者）是英国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民间科学学者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根据霍布斯的观点，公民哲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混乱和内战；以及避免任何民间政府的建立”（《利维坦》，1651）。[41]霍布斯认为格劳秀斯仅仅是抽象地解释战争与和平的法则是不够的；还有必要了解战争为什么会发生。霍布斯把原因归结为缺乏理解。正如他在《论物体》（De Corpore，1655）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人类本可以避免的灾难，全部都是由战争引起的，而且主要是内战；因为内战产生了屠杀、孤独以及物质的匮乏……因此，内战产生的原因是，世界上只有很少的人能充分理解公民生活的规则，人们往往既不知道战争的原因，也不知道和平的原因”，因“缺乏道德科学而发动内战”。霍布斯肩负起了向他的同胞进行哲学教育的责任，这种哲学可以将他们从这些严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42] 对霍布斯来说，内部权威机构建成之后的关键任务就是确保公民的和平。在他的第一本政治著作《论公民》（De Cive）中，他将和平消极地定义为“没有战争”，把战争定义为是一个“用言语和行动清晰地表达出想通过武力来竞争的时代”。[43]除了国家之间的战争，霍布斯又定义了两种形式的冲突：内战，以及个体在自然状态下的竞争。根据定义，内战只有在建立了公民共同体（civitas）之后才能存在。在此之前，当“人们处在非公民社会时（可称之为自然状态），战争无非是所有人对抗所有人。在这种战争中，每个人对所有的东西都具有权利”。[44]无组织的个体可能会与盟友（socii）达成协议，那么这种个体之间的冲突可能是一场同盟战争，但肯定不是内战。没有战鼓，没有号角，没有规则，因为没有军队，没有将领，当然也没有正式的武装公民，也没有任何公民社会的元素，无论是明确的还是装饰性的。霍布斯笔下那些著名的个体与个体的战争根本不是内战。 霍布斯认为，内战是在公共权力分裂时产生的。正如他在1645年向他的学生德文郡伯爵三世威廉·卡文迪许（William Cavendish）解释的那样：“经验告诉我们，精神力量与世俗力量之间的分歧开始多于任何其他事物之间的分歧，这就是基督教世界内战产生的原因。”[45]这在当时可能是正确的（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中，这一点对于创造统一主权动机的论述，特别重要），但其实这只是一个基本现象的偶然结果。霍布斯在《论公民》中写道：“联邦的主权……一直都存在并被行使，叛乱和内战时期除外；那种情况下，主权被一分为二”——或者说，在一个国家里创造出一个分立并存的双头联邦，这一论述是霍布斯回忆起弗罗鲁斯曾经引用格拉古兄弟的统治而得出的。任何形式的派系斗争，都是造成这种主权分裂最大的原因，尤其是当“他们试图通过武力来获得他们无法用言语或计谋所得到的东西”时，内战就此诞生了。派系实际上就像一个“国中国”（civitas in civitate）。如果一位君主在他的国家里容忍派系的存在，无异于是“允许敌人进入家门”。[46]最终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一场公民互相为敌的战争，用罗马的术语来说，真正的内战。 1647年，霍布斯出版了《论公民》的第二版，也是传播更广泛的版本，当时的英格兰已经长期陷入他所说的“国家灾难中”。[47]这个危机的关键时刻正好也是查理一世在1649年1月被检察官定罪的时刻。[48]他的首要罪名是叛国罪。然而，最近一位历史学家指出，查理一世和议会同时声称代表主权政府，此时，“什么是叛国，以及如何进行相应的惩罚，完全是一个由党派判断的问题”。[49]的确，要让一位合法的君主接受审判，就必须重新界定主权，进而界定叛国的对象是指背叛议会而不是背叛皇权。[50]只有扭转视角，才有可能证明国王是在发动反人民的战争。根据定义，这场战争是内战，因为战争是发生在联邦内部且针对本国公民。 1649年1月6日，议会通过了“建立高等法院审判国王的法案”。查理一世被指控主要犯有两个“重大叛国罪”，首先是“通过邪恶的设计，试图完全颠覆这个国家自古以来的根本法律和自由，并……试图引入一个专制暴虐的政府”；其次，“除了使用邪恶的手段和方式来实现这个设计，他还诉诸火与剑，在国土上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来对抗议会和国家，将国家拖入泥潭，公共财政被耗尽，贸易中断，成千上万的人被残杀，还有无数其他的罪行”。[51]专制政府是目的，“残酷战争”是手段。但是，这种罪行究竟触犯了什么法律，以至于要接受审判甚至被处决呢？ 在1649年1月之前，王权不可能对自己的臣民宣战；它可以对叛乱分子进行防御，但是从法律角度来看，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是不可思议的。乃至于在王权宣布自己代表主权之前，下议院不得不修改叛国法。1649年1月4日，残缺议会（Rump Parliament）宣布自己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不过早在1月1日议会就已经宣称：“按照国家的基本法律，当下英国国王犯了叛国罪，他是在向议会和英格兰王国宣战。”[52]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自14世纪以来的英国法律，彼时的罪行清单中还包括对国王宣战。这个叛国的定义起源于罗马，最初见于罗马法律的文摘中，对这个定义的阐述是，在没有皇帝的命令的情况下发动战争。[53]因此，根据定义，哪个机构拥有发动战争的合法权力即意味着拥有主权。 正是在这场辩论之后，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正式阐述了关于主权的一般理论。主权到底归属于单个人还是一个集体，虽然霍布斯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但他在对抗主权的问题上却没有留下任何讨论空间。无论主权是如何构成的，对霍布斯来说，主权的构成不是内战的备选项，而是公民社会外部战争的备选项：
显而易见的是，当不存在共同的权力使得人们保持敬畏时，他们身处的状态就是战争；这种战争，属于每个人，同时也对抗每个人。战争，并不一定意味着发生战斗；而是在这段时间里，用战斗来一决高下的意愿被充分理解……所以战争的本质并不在于实际的打斗，而在于被清楚认知的军事部署，与此相反的说法，无论何时都不可信。剩下的其他时间就是“和平”。[54]
主权的建立是为了保障和平、防止战争。任何主权分割都会导致“共同权力”的混淆和争论。因此，维护主权权利的不可分割至关重要，包括“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宣战、媾和的权利，享有共同财富的权利”。“因为，”霍布斯说道，“除非事先发生了这种分割，否则就不会出现分裂成敌对阵容的情形。如果英格兰绝大部分人当初没有接受一种看法，将这些权力在国王、上院、下院之间加以分割，人民便绝不会分裂并陷入内战。”他在《利维坦》的第18章中写道：“人类的事情绝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而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对全体人民普遍发生的最大不利跟伴随内战而来的惨状和可怕的灾难相比起来，或者跟那种无人统治、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的掠夺与复仇之手的紊乱状态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55]这种状况标志着主权解体，并回归到自然状态，那种状态下的生活可能是孤独的、贫穷的、令人厌恶的、残酷的以及短暂的。从这个意义上，对霍布斯来说内战确实是一个矛盾体，尽管他被当时的观点束缚住了，阐述了一个没有共识的时代——究竟是谁或者什么东西构成了人民的共同权力。 霍布斯出生于1588年，那一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远征，他的寿命很长，几乎经历了17世纪英格兰的所有困难时期，他也能够在去世之前——霍布斯于1679年去世——参与“排斥法案”运动，该运动旨在阻止信奉天主教的约克公爵詹姆斯继承英国王位。[56]然而，他得活满整整一个世纪，才能目睹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并阅读约翰·洛克的《政府论》，该书写于“排斥法案”运动开始之时，后来又被修改并在1689年出版，此书是为了“确立我们伟大重建者——国王威廉的王位宝座……并向世界为英格兰人民正名”。[57]当查理一世在白厅附近被处决时，洛克还是威斯敏斯特学校的一名学生。[58]他对于内战史的兴趣与日俱增，从罗马的长期内战到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内战，他的父亲当时是议会一方的成员。在洛克的一生中，他能够阅读到印加·加尔西拉索关于秘鲁内战史的著作，达维拉和斯特拉达的具有塔西佗文风的历史著述，以及关于荷兰起义的许多作品，还有弗罗鲁斯、卢坎和恺撒的评论副本，以及其他有关内战的著作。[59]然而，他在《政府论》关于暴政及应对暴政的合法措施的论述，呼应了在审判中对暴君查理一世的指控。 洛克否认自然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他认为这种状态是“对另一个人的生命有沉着的、确定的企图，而不是出自一时的意气用事”，因此，他的观点从方向和内容上都与霍布斯截然不同。[60]找不到证据显示洛克是在专门回应霍布斯。他对于“内战”唯一的阐述表明他的政治理论与霍布斯和格劳秀斯的理论相去甚远。然而，对前面提到的格劳秀斯说过的一段话洛克进行过回应：“但是，如果那些认为我的假设（反抗暴君的权利）会造成叛乱的人的意思是，让人民知道，他们可以无须服从……因此认为这一学说既对世界和平有这种危害性，就是不可容许的。如果他们抱这样的看法，那么，他们也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说，老实人不可以反抗强盗或海贼，因为这会引起纷乱或流血。”人类进入公民社会是为了摆脱自然状态；然而，一旦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那么最大的安全威胁，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气，也不是外敌，而是他们的统治者非法使用武力，面对这种情况做出反抗并无不妥：因为这些规则，“破坏了人民所奉立的而非其他任何人所能奉立的权威，并使用了一种未经人民授予的权力，这样，他们实际上造成了战争状态，即没有权力根据的强力状态……因此，既然他们使自己与推选他们作为和平的保护者和保卫者的人们处于战争状态，他们真正是罪加一等的叛乱者。”[61]这里最令人关注的是查理一世的儿子，约克公爵詹姆斯；在“排斥法案”危机期间，洛克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担心斯图亚特专制主义复辟，又重新回到从1641年开始的内战循环。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洛克进入了长期对于内战性质和意义的讨论，承继了17世纪早期格劳秀斯和霍布斯的事业。 洛克对内战的理解正是格劳秀斯所说的“混合”战争，一边是“公共权力”，但是人民代表权威而不是统治者。因此，这永远都不会是一种双方都具有正义性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甚至比霍布斯还要激进，对罗马将国境之内、公民之间发生的战争称为内战的这个传统进行了否认。对于洛克来说，内战导致共和国的灭亡，公民社会的崩溃——文明的退出——直到合法权威得以恢复。洛克明确地表达，这样的恢复是发生在1688年，他将其称为“教皇制和奴隶制给我们送来了奥兰治亲王”——也就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1]奥兰治的威廉亲王。在著名的没有流血冲突的“光荣革命”中，他与妻子玛丽一起登上王位。[62] 洛克是否会认为“光荣革命”是17世纪英国的最后一次内战，甚至不是内战呢？这似乎不太可能。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内战或中世纪及现代欧洲早期的内战不同，“光荣革命”是相对短暂的，迅速得到了解决，且未再次发生。最近历史学家把“光荣革命”看作没有先例的英国内战：“在1688年确实没有内战，没有战斗，也就是说，几乎没有流血事件，不像1642—1646年那样武装暴力频繁爆发。”如果说“光荣革命”是“第四次”英国内战，那么，按传统的观点，其他三次发生在1641—1649年之间，而发生在1688年的最后几个月的“光荣革命”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63]“光荣革命”可能是结束一切内战的英国内战：这场派系斗争中，双方都有军队，但没有领土，没有任何军事冲突（至少在英国土地上是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在流血冲突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把权力从一个党派转移到另一个党派：这可能是一个发生在“公民内部”的事件，但不是一场战争。 与洛克同时代的英国贵族、共和主义思想家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1623—1683）对内战不可避免这种观点颇为不屑。西德尼，和霍布斯、洛克一样，一直积极地参与“排斥法案”运动，但是他从政治反抗理论转向了实践，并于1683年因参与了反对国王的阴谋而被处决。他可能认为这样的阴谋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与君主政权所带来的更大冲突相比，这种阴谋更可取。在他死后才出版的论文《论政府》（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1698）中，他写道：“所有的君主制国家都受到内战的折磨”，“但是，共和制国家没有那么多内战的困扰”。事实上，正如他那一章的标题所写的那样：“相较于君主制，共和政府不易受内部混乱的影响；越能巧妙地管理内乱，就越容易恢复。”在他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君主制下的继承人和继承权存在着破坏性分歧，而非君主制度没有受到这种困扰。[64] 西德尼通过对历史上所有暴力骚乱的详细分析来展示这一区别：国王统治下的以色列，君主制的波斯王国、罗马、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例如，在法国，王位继承权引起了“多次革命”，就像在罗马一样，“一场内战的结束是另一场内战的开始”。似乎他觉得地中海和北欧的证据不足以说服他的读者，于是，西德尼总结了自诺曼征服以来一系列血洗英格兰的内战。他写道：“同样都是内战，但英国的悲剧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从“征服者威廉”死后的继位之争到都铎王朝的纷争，在这5个世纪里，英国的历史似乎陷入了无止境的争端。[65] 西德尼显然深受罗马的历史学家及其效仿者的影响。正如他早先在《宫廷仪轨》（Court Maxims，1664—1665）中所指出的那样，争夺皇室继承权的战争十分凶残：“毫无疑问，对此，英格兰、法国和佛兰德斯都是见证者，在这三个国家，这些战争造成的流血和死亡，远超残酷的马略与苏拉、恺撒与庞培的战争，以及从王政时代到恺撒王朝，罗马发生的所有其他战争。”难道所有这些历史还不够？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还需要什么来阐明正是君主制孕育了战争，共和制带来和平？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认为，“自由国家”“厌倦了内部冲突，于是寻求君主制作为他们的栖身之港”，这既荒谬也很危险：“那我们也可以认为死亡比活着更好，因为所有人都试图延长生命，但最终还是难免一死。陷入分裂的自由国家最终实行了君主制，这只能说明君主制意味着毫无生机。”[66] 通过区分罗马内战与罗马的其他战争，西德尼阐明了内战的意义：他认为，“内战”这个名字“被荒谬地应用于奴隶和角斗士的战争；因为角斗士也是奴隶，而内战只能发生在由公民社会的公民之际，奴隶并不是公民。同盟战争的参战者是自由人，也不是公民；因此他们之间的战争也不能称为内战”。[67]西德尼的前辈们及同时代人援引罗马历史来证明，共和政府直接导致了无政府状态和社会的不稳定。西德尼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所有的君主制国家都受到内战的折磨……但是，共和制国家没有那么多内战的困扰。”[68] 罗马共和国——既没有皇帝也没有国王统治罗马人的时期——是西德尼的观点的最佳例证。17世纪20年代末，保皇派罗伯特·菲尔默爵士（Sir Robert Filmer）在《父权论》（Patriarcha）一书中阐述了关于“平民政府的瑕疵”，西德尼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反驳。菲尔默描绘了一个动荡而短命的罗马“民主”：从罗马的最后一位君主塔克文·苏佩布（Tarquinius Superbus）被驱逐到恺撒大帝的崛起仅仅过了480年。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叛乱，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破坏性“内战”：“同盟者战争显然是内部的；奴隶战争及角斗士起义；马略和苏拉的战争，喀提林阴谋，恺撒与庞培之战，后三头同盟奥古斯都、雷必达和安东尼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让罗马的街头血流成河。”弗罗鲁斯认为罗马最伟大的成就——扩大了帝国疆域——是“民主政府”带来的成果，而菲尔默不赞同：“即使在那个时代，世界因罗马在海外的胜利惊叹时，国内公民被屠杀的悲剧应该受到同情，包括来自那些被罗马征服的敌人的同情。”罗马在继续扩张，这些战争也仍在继续，而罗马公民将征服异国的武器对准了自己的同胞，直到“内部分裂最终使得政府回归到君主制”。[69] 为了证明君主制的必要性和共和制的不稳定性，在叙述共和制下的内战时，为了附和奥古斯都提出的君主制保障了和平的论断，菲尔默将其转换为对君主制更有利的叙述。西德尼对菲尔默的反驳同样是具有争议的。他赞同撒路斯提乌斯所说的，帝国的战利品就像是一种使政治体系瘫痪的疾病：“当伟大帝国的战利品被用来装饰私人房屋时，想要维护公民的平等，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却是极其困难的。”[70]并不是因为坚持共和制导致了罗马的煽动叛乱及最终的内战；相反，恰恰是因为偏离共和制造成的。也不是因为没有君主使得公民挑起了战争，而是因为有敌人的存在。无论如何，罗马思想家认为，西德尼而不是菲尔默对共和国战争中所面对的敌人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内战只能由公民社会的成员发起”：对于内战冲突，这是一种惯用的罗马式理解。 *** 如果说罗马的内战史作家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内战一旦开始就可能会继续下去。西德尼曾警告：“企图寻求一个政府能够避免任何内战、骚乱和煽动叛乱，那是徒劳的”，“这种幸运我们这辈子是没法指望了，只能等下辈子”。[71]看来，作为罗马的后继者，逐渐崛起的欧洲诸国均无法摆脱罗马式的战争暴力，以及对这种暴力的罗马式理解。内战是文明的显著标志之一，因为没有城市或国家就没有文明，于是被内战分裂成了注定的命运。1734年，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在反思罗马帝国盛衰的原因时，为这个困境做出了解释：“罗马征服世界的同时，暗藏的战争正在其内部进行：就像火山一样，一旦遇到一些可燃物质，瞬间就会喷发。”[72]直到18世纪末甚至将来，这都是罗马内战历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教训。 从那个时期开始，欧洲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叙述，同样包括一连串的政治动乱，也是将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却具备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可能性。在这种历史视野中，一系列的革命取代内战构成了现代解放运动核心，而这场运动不同于那些注定会发生的内乱纷争，它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开始，贯穿了之后的整个历史。这个创新性的叙述自带遗忘功能。新生的革命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压制内战的记忆，然后用更具建设性、更具希望和前瞻性的事物将其取而代之。正如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19世纪法国哲学家西奥多·约夫里埃（Théodore Jouffroy，1796—1842）所说的那样：“欧洲的内战已经结束了。”[73]唯有忽略内战和革命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两个概念之间的诸多重叠，革命的希望才能得以延续。但罗马人的内战概念不会悄悄地逝去；实际上，革命时代同样是内战时代。 [1] 原文是James II’s brother-in-law，意思是“詹姆斯二世的姐/妹夫”，但历史上奥兰治亲王威廉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故此纠正。——译者注 第四章 革命时代的内战

18世纪

区分内战和革命，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础前提。传统的观点认为，革命有着崇高的理想，抱有变革的希望，而内战却是带着卑鄙动机的无意义暴力。这种观点起源于18世纪晚期，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代，此时革命的概念刚刚出现。即使是在1989年东欧剧变，以及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以后，这种观念也依然在持续，一直到我们如今的时代。比如，2013年11月，《卫报》发表了一篇访谈，采访的对象是一位叙利亚商人，他因为自己的祖国正在发生危机，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了土耳其。他沉痛地说起，那些反对叙利亚总统巴尔沙·阿萨德（Bashar al-Assad）者所抱持的崇高理想——自由、一定的平等，还有保护伊斯兰，都已经被教派间的暴力，各种民兵组织、圣战组织（jihadis），以及与外国人的斗争所取代了。“这已经不再是反抗当权政府的革命了，这是一场内战。”[1] 表面上看，将革命和内战的概念相区分，理由确实很充分。内战通常被视为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带来的只有痛苦和灾难；而革命则被认为是创新和进步的肥沃土壤。内战让人联想到古老的怨恨和彻底的分歧，而革命则指向一个开放、发展的未来。以此类推，内战通常受到时代和地域的局限，它一般发生在特定时期内的某个国家或团体中。[2]与之形成对比，革命似乎具有蔓延性，当它发生时会遍布世界各地，至少在现代世界是如此。因此，在不断进步的人类自由过程中，某种意义上，革命定义了现代世界。但是，至少从共产主义事业在东欧和苏联受挫之后开始，当我们看待革命的时候，越来越无法忽视与之相随的巨大暴力和灾难。因此，在1989年之后，对于高尚革命的研究急剧下降，而关于野蛮内战的研究却呈现繁荣之势。这揭开了一个被掩盖的真相：伟大的现代革命的核心是内战。 这让人难以接受。传统观点认为内战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枯萎和坍塌，而革命则是人类精神的实现和进步。一股如此现代的、创新的以及进步的力量，居然来自那股古老的、传统的、退步的力量，这的确令人沮丧。这并不代表，革命没有产生新的事物。正如1963年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写道：“准确地说，在现代之前，革命是不存在的。革命是最新近的重大现代政治题材之一。”她将革命与其他类型的战争——包括内战——进行了对比，而她认为“内战是历史记载中最古老的现象之一”。[3] 革命和内战之间的对立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根据德国杰出的政治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的观点，革命“作为和内战对立的概念”出现于18世纪。在18世纪初，这两种表达是“不可互换的，但并不互相排斥”。在16、17世纪，欧洲各种具有破坏性的宗教冲突都与内战相联系，所以，启蒙运动时期的人们期望在未来能够避免内战这种灾难。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几乎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教育、道德、法律、政治、科学，还有宗教领域——革命都是最先进、最有益的转变的代名词。而启蒙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让非理性的、原始的、具有破坏性的内战之野草无法再找到生存的土壤，最终枯萎消亡。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所编辑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1751—1765），是对启蒙哲学的伟大汇总，但其中没有收录“内战”（guerre civile）这一词条，这个虽小但是非常重要的信号，告诉我们这两位启蒙运动者认为，他们的时代已经成功地根除了内战的问题。[4]这种对消除内战的渴望，同时也流露出深谋远虑的革命鼓吹计划。于是，在18世纪晚期，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相对尖锐的二元对立局面。如科塞雷克所总结的：“在很多方面，‘内战’的含义变成了无意义的循环反复，而革命开创了新局面。”[5] 但是一切都需要时间。到此，我们也应该清楚，现代革命者自认为所书写的是政治改革篇章——呈现了全新的面貌，而事实上很明显只是历史学家笔下的罗马内战的重写。这个新的脚本，与旧的一样，是意志的表现。它也会在主权问题上产生争议，也会被历史重演的恐惧所笼罩。同样的，在17、18世纪，对罗马内乱的概述催生了新的欧洲历史写作门派。这种新的写作方式，将具体某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描述成一种“革命”，即他们的侵略经历，君主制下王位继承权的争夺，以及内战。[6] 罗马人及其继承者将具体的内部斗争与宏大的叙事联系起来，认定内战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一系列毁灭性性事件。君主派和支持帝国的学者，都会将独裁统治描写成缓解日益增加的恐惧的良方。暴力动乱导致国家权力更替的故事，一直都是欧洲历史学家的写作主题，只是历史学家对这些故事进行了改造。作为革命历史，跨越了几个世纪，然后，一点一点地抹去内战的阴影。最终，革命的现代身份被重新创造出来，而内战只是它不受待见的前史，必须将其极力掩埋，但却无法真正摆脱掉。 17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重新构建了一系列颠覆性的“革命”，他们还将这种革命范式运用到罗马历史的叙述中——从早期王政时代，到共和国时期再到罗马帝国，包括了几个世纪的罗马历史。[7]例如，英国神职人员劳伦斯·埃查德（Laurence Echard，1672—1730）所著的《罗马史》（The Roman History from the Building of the City to the Perfect Settlement of the Empire by Augustus C?sar，1695及以后）就是遵循了这种思路，并且他还运用同样的思路翻译了法国学者皮埃尔·约瑟夫·德奥尔良（Pierre Joseph d’Orléans）的著作《斯图尔特王朝的英格兰革命史，1603—1699》（The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s in England Under the Family of the Stuarts, from the Year 1603 to 1690，1722）。与此同时，历史学家维托（Vertot）在完成他的畅销作品《罗马共和国的革命史》（Histoire des révolutions arrivées dans 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1719及以后）之后，延续这一风格创作了之后的葡萄牙和瑞典的“革命”史。[8]其他效仿者则会仔细剖析欧洲历史中以及更广阔的欧亚历史中的所有革命。综观这一流派的写作，内战始终被列入革命的篇章中，但是革命在概念上却没有和内战相区分。并且，在欧洲，“革命”成了对亚洲暴力动乱的标准称呼，包括1644年中国明朝的灭亡。直到18世纪末期，欧洲人不再将亚洲的动乱称为“革命”。他们小心翼翼地保留这个词，因为他们要把“革命”一词用在自己的政治变革上。[9] 那时，当代欧洲思想家至少可以区分三种形式的内战：大概可以被称为“继承者”“超分裂主义”和“分裂主义”。“继承者”内战是君主制政体中更容易发生的罪恶。阿尔杰农·西德尼以及其他许多人就曾毫不留情地指出，自中世纪起，“继承者”内战就像瘟疫一样一直笼罩着君权，其源头就是对欧洲王位继承权的争夺。在1680年——当时，在不列颠和爱尔兰，两个斯图尔特家族正在争夺三个王国的王位继承权——西德尼写道，这种继承权的斗争就像罗马内战一样。它们是重复发生的，并且可能永远不会结束，因为他们是源于君主制的本质：“君主的暴政，和其他人渴望掌权的野心”，就意味着“一场内战的结束，就是另一场内战的开始”。[10]这是罗马内战的循环模式，转移到了后罗马时代的世界中，既包括君主制政体，也包括共和制政体。 “超分裂主义”的内战，是指对立的党派争夺同一片领地的主权。这正如罗马隐喻中所描绘的，同一个国家分裂成两派，而他们都试图取代对方。罗马人及其继承者都十分清楚，分歧本身并不是这一类型内战的主要特点。内战中的双方——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下国家统治者和反抗者——“至少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两套分裂的体系，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才是这一类型的主要特点。 [11]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而非事实。然而，起源于18世纪中期的内战的法律构建，将会对法国和美国革命期间的争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于19世纪的国际法领域也会有积极的作用，但这是后话了。 “分裂主义”内战，产生于18世纪后期，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现象。分裂，诚然也曾是罗马时期的一个内战类别。但当时的含义与后来截然不同。分别在公元前494年、前449年和前287年，罗马的底层阶级——平民——发起了暴动并且撤退到了城外。这被称为“平民撤离运动”，但最后并没有发展成为内战，而且这些运动的发生时间，远远早于罗马人将公民内部冲突称为战争的时期。“分裂”在现代的含义，更多是指一个政治团体试图脱离本来的政治权威的控制，以获得独立身份。或者用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12]18世纪晚期之前有过几个这样的先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6世纪80年代荷兰对西班牙君主的反抗；只有在1776年，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成功地从帝国独立出去之后，这种类型才变得更常见，并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因此，美国人民为内战提供了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概念，并且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被全世界效仿。 *** 瑞士学者艾莫尔·德·瓦特尔（Emer de Vattel，1714—1767）是阐释内战的现代含义的伟大开创者。现在的人们多半不知道，他除了是一名学者以外，更是整整100年中最具影响力的法学思想家。他出生于瑞士的纳沙泰尔，立志要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他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用当代的语言来说，是国家和自然法则，即起源于罗马法律和哲学的知识传统，研究如何用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来统治国家和个人的行为。瓦特尔的主要作品《万民法》（The Law of Nations，1758）[1]是一部全面而简明的著作，总结了适用于国家行为的自然法则。这部著作让他在德雷斯顿的萨克森获得公职，也确立了他作为伟大法学权威的地位。更不用说托马斯·杰斐逊及其他人在1776年起草美国《独立宣言》时，正是参考了此书。 瓦特尔这本《万民法》，虽然讨论了广阔范围内的自然法则，而不局限于国家行为，但他写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法。在美国革命时期，它对于美国的建立者来说，就是一本国际行为圣经。该书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几十年以后，激励了拉丁美洲和南欧的革命运动。而且直到19世纪30年代，它都是一本常见的案头书。无论是在图书馆看，还是在律师、政客、行政官员的书桌上都能发现这本书。瓦特尔在写作中融合了现实主义和道德考量，因此这本书如此受欢迎。首先，他坚定地在自然法则的伦理框架内写作，然后又展现了对国际政治事务的理解。同时又涉猎广泛，无所不包，无论哪种观点都可以在书中找到例证，无论是投降派还是抵抗派，殖民主义者还是反殖民主义者。他巧妙地将现有的理论和传统结合，同时在国际行为规则缺失或不明确的问题上，进行解释和构建。内战只是他所涉及的其中一个课题。他首次将内战置于国际法则之内，这一创造性做法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瓦特尔在写作时，有意识地采用了17世纪思想家们的传统，很多人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比如胡果·格劳秀斯、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从洛克身上，他学会了采用谨慎克制的态度来对待非正义的统治者。“我们很少见过像尼禄这样的暴君，”他曾写道。他还继承了霍布斯的关于建立自由与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理论。格劳秀斯则让他对定义战争及相关法律的制定产生了兴趣——包括发动战争的正义性（严格地说，是jus ad bellum，意为发动战争的权利），还有战争中的行为规则（被称为jus en bello，意为战争中的权利）。瓦特尔本人对战争的定义是：“我们诉诸武力以维护权力的状态。”不过，瓦特尔并不同意格劳秀斯关于私人战争的观点，他认为并没有所谓的私人战争，与让——雅克·卢梭4年后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所写的一样——“公开战争……发生在国家之间或者元首之间，以公共权力为名，并在公共权力的指挥下进行”，将战争限定在了国家之内。[13]表面上看，瓦特尔的定义将反对元首或者“公共权力”的叛乱分子排除在合法交战方之外。但是他的关键性创新在于，他认为他们可以成为合法的交战方。这就为以下两方面开辟了道路：第一，在内部冲突中，战争法则的适应；第二，潜在的激进主义，即外部力量可以干涉其他主权国家的事务。 瓦特尔的讨论始于一个“备受争议”的课题，即主权国家是否应当运用战争法则来对待叛乱者。对此，其中一个考量方法是靠经验；让一个国家陷入痛苦的骚乱有许多不同的类型，有喧闹的“骚乱”，有更暴力的“煽动性叛乱”，还有挑战主权权威的整个城市或者行省的“叛乱”。在瓦特尔看来，以上这些都不能算是合法的，他认为：“如果恶行不是完全难以容忍的话……每个公民都应该耐心地忍受它。”除非这种恶行是非正义的，“如果恶行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存在着巨大而明显的压迫，”那么反抗就是正当的。[14]这也是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表达的观点；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中心论点，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还援引了1649年对查理一世的控诉书中的语言——“发动残忍、违背人性的战争”。还有一段是美国《独立宣言》最终版本的删除部分，其中，杰斐逊指控乔治三世鼓励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在此基础上，杰斐逊以与查理一世相同的罪名——“发动了违背人性的残忍战争”，把奴隶运送到大洋另一端，剥夺了非洲人民的自由——对他进行控诉。乔治三世发动的是“如此残酷的战争”，针对的是“遥远的无辜人民，这些人从未冒犯过他”，所以，殖民地人民——这里是指非洲人民——有正当理由脱离他的统治。[15] 但是，如果说政府本身的行为令人无法忍受，而导致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呢？在这里，瓦特尔为内战做出了一个突破性的定义：“当一个党派在君主制国家内部形成，并不再服从君权的统治，而且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去反对它，——又或者，当一个共和国内部出现两股对立的势力，以武力相向，那么这就是一场内战。”在这一定义中，拥有正当性的叛乱与一般的叛乱相区分；如果反对者的理由是正当的，那么君主（或者共和国的分裂主权）对反对者就必须发动正式战争：“约定俗成地，任何发生在同一个政治社会成员之间的战争，都可以称为‘内战’”。[16] 随后，瓦特尔又回到了关于内战的一个最明显的悖论上：对分裂的理解能够提高共同意识。内战中的双方，因分裂而成为带有敌意的不同派别，但同时，他们也会意识到对方是“同一个政治团体”的一部分。因为分裂“致使国家内部产生两股独立的力量，互相视对方为敌，拒绝承认有任何相同点”并且“变成了两个团体，从而分化成为两个社会”（瓦特尔完全没有考虑超过两股势力参与内战的情况）。从这些鲜明的分裂事实中，瓦特尔做出了创新推断，“对立双方有无法调和的矛盾，无法达成一致，而不得不采用武力解决。他们就像是处在相同困境的两个国家”。这意味着，如果争端的双方是两个独立体，即事实上是两个国家，那么就适用国际法则，一场“内战”因此变成了国际战争。如果反叛者有正当的理由并且诉诸武力，那么当权者就应当以战争之法则对待他们。那么此时，单一的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冲突也就成了“一场国家对国家的公共战争”，因此不再受国家内部的法律约束。[17] 但是，由谁来判断，内战的条件是否得到了满足呢？瓦特尔提出的转变司法权限和视角，将会对外部力量产生惊人的作用。在正常条件下，一个主权国家的完整性是不容侵犯的，没有哪个外部权力可以干涉其内部事务。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已经一分为二，那么外部力量就可以介入，比如以调解的方式，从而重建和平。如果这条路失败了，瓦特尔继续说道：“那么外部力量可以选择他们认为是正义的一方，给予支持，或者回应该方的请求。”这与他们在国际战争中所做的一样。 [18] 这个观点为外部干预提供了依据，无论是基于人道主义还是其他因素，这种干预取决于外部力量对于他国内部事务的判断。 [19] 在近代欧洲历史上，英国的“光荣革命”是符合瓦特尔的内战定义的重要例证。瓦特尔写道：“在1688年，英国人民抱怨詹姆斯二世，而这种抱怨是正当的”，然后英国人民向荷兰寻求帮助，继位之前的奥兰治亲王威廉给予了适当的帮助。因为反抗是正义的，所以英国人民和詹姆斯二世的君主统治成了“截然不同的力量”，威廉三世的干预因此是合法的：“无论何时，如果问题严重到发生一场内战的程度，那么外部力量就可以进行干预，选择认为正义的一方予以帮助。” [20] 在1758年，这还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观点；其真正意义是在瓦特尔死后的革命中，才完全表现出来。 *** 1775年4月，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打响，同年6月又发生了邦克山战役，不久之后，出生于荷兰的地图绘制员和勘探员伯纳德·罗曼斯（Bernard Romans，1720—1784）公布了一幅马萨诸塞州的地图，并讽刺为“美国内战[2]位置图”。[21]在此之前的几个礼拜，他提议他的客户购买这份即将出版的“展示了不幸的北美内战的详细位置图”。其中，包含了波士顿的详细地图以及“内阁军队的”战斗线路细节图。[22]罗曼斯同情殖民地人民的诉求，以工程师和部队指挥官的身份参加战斗，几年后，他才出版了被占领后的波士顿的地图。罗曼斯似乎还嫌自己的立场不够鲜明，他又把自己在1775年绘制的地图献给了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当时的大陆会议主席，而且当时汉考克的住所被英军占领了，罗曼斯也绘制在了地图上。罗曼斯最负盛名的作品是《东西佛罗里达简明自然史》（Concise Natural History of East and West Florida，1775）。但在后来的冲突中，他又于1778—1782年出版了另外一部历史著作，叙述了16世纪的荷兰独立战争，并说这是一面“给美国人民的适当且及时的镜子”。[23] 他将地图命名为“美国内战位置图”，其用意也许并不明显。这肯定是一场革命，而不是一场内战？否则，又有哪个战争的定义可以解释导致了1775年战役的那一系列事件呢？传统的观点拒绝将美国的“革命”称为一场内战。 [24] 对于这点，后来的美国历史学家和美国人民，当然有很多原因可以列举。最明显的原因当然是，不希望与后来发生在1861—1865年的具有更强分裂性的美国内战相混淆。到了19世纪中期，将一场战争称为“内战”，就至少暗含了用现代军队发动的大型战斗，并且进行大规模的杀戮，整个社会都卷入战争——事实上是一场全面战争。相比之下，美国革命的军事交火，是小规模的，纵然有伤亡，但没有大范围地影响到整个社会，平民所遭受的暴力并不像在其他战争中——比如说在法国大革命中那样严重。因此，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美国革命是更具凝聚力的，而非分裂性的，整个社会广泛团结支持独立这一事业。在这种思路下，美国革命是自我身份认同一致的美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他们看到了自己和英国人的不同，并寻求民族自决权，作为他们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补偿。“任何正确的或是自然的事，都渴望分离，”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17—1809）在1776年1月这样写道，“被杀害的人的鲜血，自然之声的呜咽，都在诉说着，是时候分离了。”[25] 如果说在美国民族主义革命史上，美国革命被视为一场分裂危机的话，近期的历史学家则将之视为一场融合的危机，即认为美国革命是因大西洋两岸的英国臣民之间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引发的。既是因为和法国的战争压力，也是因为沟通的增强促进了彼此的联系，以及快速发展的跨大西洋经济，促使北美殖民地人民和英国人民在整个18世纪的进程中，联系越来越紧密。在“七年战争”——英国和法国激烈地争夺在北美和南亚的帝国统治权——的影响下，英国议会提出了殖民地自己负责其国防开支的主张，同时因为战争时期的赤字增加，而出台了一系列增加税收的措施，从而激发了北美殖民地的强烈反抗。由此引发的争议导致了帝国的分裂，不仅是在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也在殖民地内部参与了反抗斗争和那些没有参与反抗的人之间。参与了反抗斗争的人主要来自北美东海岸的13个英国殖民地，而没有参与反抗的有新斯科舍、魁北克和英属加勒比等。一个分裂的帝国，就是公民之间的战争——内战——的战场。[26] 至于革命的说法，对近代历史学家已经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他们开始考虑将美国革命视为一场内战。当大批英国士兵登陆北美，之后的作战具有全面战争的特点，战斗中有将领、号角和规则（正如罗马人可能注意到的那样）。这场战争特别令人揪心的地方，则在于作战双方是有亲缘关系的人，而不是毫无关系的外国人。不少地方性的冲突发生在严重分化的殖民地之间，比如纽约和南卡罗来纳州。这些冲突也分裂了家族和更广大的民众——支持殖民地反抗英国的人，被称为爱国者，而支持英国王室的是效忠者。虽然效忠者的种族和其他的政治观点可能多种多样，但至少都保留了对王室的忠诚。他们包括了英国的殖民地定居者，美国印第安人，比如切罗基人和莫霍克人，还有大约2万奴隶，他们在战争中跨越英方界限而脱离了奴隶主，成为自由人。最准确的估计是，效忠者中的白种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20%，即在1783年战争结束时，大约有50万殖民地人保持对英国国王的效忠。其中大约有6万人，以及1.5万名奴隶，离开美国流散到了世界各地，比如加拿大、佛罗里达州的东部和西部地区、巴哈马群岛、塞拉利昂、英属印度和澳大利亚。事实上，就比例而言，英属北美参加战争的人数和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作战人数差不多。[27] 一位研究大西洋世界的美国革命史的权威历史学家总结道：“那么这就既是一场内战，也是一场革命。”[28] 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英帝国危机中，内战并不是第一个被使用的罗马术语。一开始，另一个名词也被考虑到了：同盟者战争。但是这个词牵扯到与宗主国的关系以及同盟者被视为完整公民的权利。例如，在1766年，一位驻伦敦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代理人威廉·博兰（William Bollan，死于1776年），控诉英国的牧师们“似乎很享受鲜血……对发动一场社会战争颇有兴致。因此在侥幸逃脱了敌人的利剑之后，我们要用自己的剑来毁灭我们自己”。博兰的指控中其实带着来自罗马历史的警告，“罗马在鼎盛繁华时期，被同盟者战争带到了废墟的边缘。这是由于它拒绝与同盟者讨论罗马公民权而导致的”。如果大不列颠也同样地拒绝把完整的公民权利赋予帝国内的“同盟者”，是否会遭到相同的命运？[29]10年之后，一位持反对意见的英国牧师和宣传册创作者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1723—1791），在这场英国大西洋地区的政治争论中，写了一篇被广泛传播和重印的评论文章，他同样回顾了罗马同盟者与后来发生的战争的联系，他们对平等权利的诉求、罗马的断然拒绝和后来的灾难。“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战争爆发了，其结局是罗马共和国的覆灭。”他也想知道，如果英国也拒绝赋予帝国内的“同盟者”平等权利，是否也会遭受同样的灾难？[30] 将这场跨大西洋冲突视为同盟者战争，最著名的分析来自那部具有革命性争议的大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斯密并非普莱斯和博兰这样的危言耸听之人，但是他确实引用了罗马在同盟者战争中的过迟反应，来作为对当时问题的一个可行解决方案：
当罗马共和国日趋衰微的时候，负有防御国家扩大帝国重任的罗马同盟国，都要求享有与罗马市民所享的同样特权。在共和国拒绝它们的要求时，内战就爆发了。在这样的战争中，罗马将此种特权，一个一个地给予大部分同盟国，而且按它们的独立程度给予……假若对要脱离联盟的各殖民地，英国都许其按所纳国税的比例选举代表，而且由于纳税而允其自由贸易……那么各殖民地领导人物，就有了一种夺取重要地位的新方法，以及一个新的更迷人的野心对象了。 [31]
当《国富论》在1776年秋面世的时候，美国在那年的7月就已经宣布独立。斯密提出建立一个允许北美殖民地代表参加的议会的建议，来得太迟了。任何一种同盟的解决方案都不太可能被双方采纳，因为出现了一种理念，认为大西洋两岸的英国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代表权，而将美国革命视为一场同盟者战争的观点也随着这种理念消失了。 将这次跨大西洋冲突视为“同盟者战争”，暗示着在大西洋西岸的英国居民和居住在英国本土的居民，享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是不同的。他们是“同盟者”（或者如罗马人所说的，是socii），但不是一样的公民（fellow cives）。[32]这在内战的语义中，则表示所有的参战者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并且同属一个相同的政治共同体，他们是平等的成员。这个政治共同体就是大不列颠大西洋帝国，它甚至比罗马地中海帝国的鼎盛时期还要更广阔。如果不将其视为政治共同体的话，那么就会强化这样一种看法，即战争一直笼罩着英国，而北美殖民地早在1776年7月4日之前的数月甚至数年，就已决意要脱离帝国宣布独立。回到罗马的例子中，正是在内部分裂和崩溃的时刻，共同体的界限和同盟之间的争议，变得格外明显。 1775年4月，当英国军队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对殖民地的武装力量开火之后，当时的评论员们就开始毫无顾忌地使用“内战”一词了。在1775年4月24日，罗得岛的一家报纸，名为《纽波特水星报》（The Newport Mercury），注意到军队的加入使得这场冲突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一个邪恶的内阁采取血腥措施，以及一支常备军做好了执行命令的充分准备，美国的内战就此拉开了序幕。它必将成为历史上重要的一页。”[33]1775—1776年的其他作者也将其称为“内战”“对北美的内战”（a civil war with America），或“美洲内战”（American civil war）。[34]在1780年，一部小说《爱玛·科波特，或者，内战的苦难》（Emma Corbett, or, The miseries of civil war）面世了。据说是受到在美国发生的“一些近期事情”的启发，通过家庭的分裂和性别认同的困惑与伪装来表达内战带来的痛苦。[35]50年之后，民族主义者将此番抗争定义为美国人民的民族自决运动，后来又称之为“内战”，对此，美国的小说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带有后见之明地进行了思考：
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分歧，虽然严格地说不是一场家族争吵，但也有许多内战所具备的特点。虽然美国从来都没有在宪法上完全归属于英国，但是两国人民都共同效忠于同一个国王。美国人民以一个国家的身份，背弃效忠的誓言，而英国人选择维护他们的统治，重新恢复国王对美国的主权，在这场冲突中，内部纷争的大部分特征都得以体现。 [36]
将之称为“内战”，无论是美国的内战还是其他意义上的内战，至少是将这场冲突看成是英国之前内战的后续，（至少根据某些定义）从英国“光荣革命”之前的三场内战——分别是1642—1645、1648—1649、1649—1651，追溯到中世纪，就像潘恩所认为的那样。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还将这场跨大西洋内战看作17、18世纪一系列“英国革命”的一部分。[37] 1775年7月，也就是伯纳德·罗曼斯的“美国内战位置图”出版同月，大陆会议发表了第一份宣言，这几乎比那份更有名的美国《独立宣言》整整早了一年。它同样也是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本宣言……（意在）明确阐述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为武力反抗英国正名。会议的成员也试图向“朋友们和帝国的其他成员”保证，“我们并不希望瓦解这个联合体，它在我们中间愉快地存续了如此长的时间，我们也真诚地希望能恢复它之前的辉煌”。他们如此陈述的目标是：“在合理的条件下取得和解，从而使帝国从内战的灾难中解脱出来。”[38]1775年7月的这份宣言和橄榄枝请愿书一同呈交给了乔治三世，请求与殖民地人民进行和解。但是这两份文件到达的时候，英国政府已经察觉到了此次冲突的关键性变化。诺斯勋爵（Lord North）在1775年7月26日向国王乔治三世写道：“这场战争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程度，务必要将其视为一场对外战争。”[39]在1775年8月，乔治三世宣布美洲大陆殖民地处在公开反叛的状态，因而不再受到他的保护；1775年12月，英国国会通过立法确认了国王的声明。于是，帝国内部斗争转化为外部冲突，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反抗者成为第一个需要面对这种困境的群体。 1776年1月，托马斯·潘恩在费城完成了《常识》的写作，这本具有煽动性的小册子，公开提出了美国独立的问题，他在册子的最后章节使用了“按照国际惯例”这样的字眼。他评论说，只有在独立以后，才能让调解人促进美国和英国的和平谈判。没有独立就无法获得外部同盟者。不宣布独立，造反的指控就会一直存在。而且，“发表一个宣言，把它分送给各外国政府”是至关重要的；而“各国政府的惯例是对我们不利的，这种情况并将永远持续，直到我们通过独立而与其他国家并列为止”。[40]想要成为大英帝国之外的合法武装力量，而不是其内部的叛乱分子，美洲殖民地必须自己转变为符合国际社会规则的实体。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拥有宣战权并与其他国家缔结条约。如此，第一次美国内战将会结束，而第一次英美战争则会拉开序幕。 潘恩通过回顾内战的历史，来论证他为什么支持美国脱离大不列颠而独立。他读到了阿尔杰农·西德尼对罗马内战的重新解释，西德尼认为非世袭制政府更能有效地维护和平。潘恩对共和制的偏爱，与他所称的“赞成世袭制的人曾经提出过的似乎是最言之有理的辩解”形成鲜明对比，他的言论和一个世纪前的西德尼极其相似。他写道，拥护君主制的传统观点认为，君主制“保全国家，不致发生内战。假如这一点是正确的话，那倒是很有分量；但实际上这却是曾对人类进行欺骗的最无耻的谎言。英国的全部历史都否认这样的事实：自诺曼征服以来，有30个国王和两个幼王相继统治了这个混乱的王国，在这段时期中，至少发生过8次内战和19次叛乱（包括‘光荣革命’在内）。所以，它非但不是对和平有贡献，而且是不利于和平，并破坏了和平所依赖的基础……简单地说，君主世袭制将整个世界（并非某个特定的国家）置于鲜血与灰烬之中”。[41] 潘恩在反君主制的论证过程中，所做的数字统计值得一提。我们不清楚玫瑰战争时期他统计了多少次内战，又或者是囊括了几次发生在17世纪中期的纷争，以及他是如何区分内战和叛乱的。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把“光荣革命”也列入了英国的内战之中。1688—1689年，一年之间有两位君主，詹姆斯二世和威廉三世（以及他的配偶玛丽），所以比起塔西陀在《历史》一书中记载的“四帝之年”，大约只有一半那么糟糕。对于潘恩来说，“光荣革命”只不过是另外一次因继承权之争而引发的国家动荡，为了确立君权让公民互相敌对。消除内战的方法，并不像那些拥护奥古斯都的作家们及其后继者所坚信的那样，要建立君主制，而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君主的政府。[42]美国《独立宣言》切断了英国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国王之间的联系，宣布这个前殖民地独立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暗含的内战解决方案。 在1776年7月，美国《独立宣言》公开向“公正的世界”陈述了一些事实，以证明“我们这些联合的殖民地是而且有权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我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43]在《独立宣言》的拥护者眼中，英国是国际冲突的一方，而美利坚合众国——包含数个州，则是另一方。他们双方不再属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他们的居民也不再是同胞，所以不是阿尔杰农·西德尼所说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中的共同成员。同样，美国战争也不再是潘恩所认为的自1066年以来英国的第九次内战。 美国《独立宣言》向欧洲的大国们宣布，美国开放贸易以及做好了结盟的准备。并且，独立宣言所使用的语言是符合当代法律规范的，直接取自瓦特尔的《万民法》。瓦特尔倡导沿用自然法则的传统，以外部主权来确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立性，他是欧洲第一个如此提倡的法学家。 [44]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75年把最新版瓦特尔的《万民法》一书交给了大陆会议。“因为一个新崛起的国家，所面临的处境，使得它必须从国际法中寻找建议。”[45]“自由而独立”是瓦特尔对一个国家独特的且不断重复的描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也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从而确保在美国人民反抗英国时，能得到“地球上各国”的承认。同样被引用的还有瓦特尔的论述（源于洛克），他说道，骆驼的背早已被“长时期的虐待和篡夺”压垮。这不仅为北美殖民地起来反抗英国提供了合理的理由，也为其脱离英国提供了合理性。[46]于是，一个早期现代典型的地方性税收暴动变成了英国的内战，继而变成了“美国战争”（the American War）。 在当时的年代，帝国主义革命等同于内战，将帝国内部的叛乱转变为合法外部冲突，是美国反叛者所面临的一个问题。[47]从内部冲突变成外部冲突，因此，所涉及的规则和制裁标准，就由国家内部法律变成了战争法和国际法。例如，在1812年，当何塞·玛利亚·科斯（José María Cos）因新西班牙的叛乱而面临来自王室的指控时，她“通过强调新西班牙和西班牙合法的平等性，以及将两者的关系置于国际法和战争法的约束中，就把一场发生在兄弟和同胞之间的战争转化成了一场独立战争”。后来，在1816年，阿根廷的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也发出类似的抗议：“我们的敌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将我们视为造反者，而如果我们宣布自己是附庸国，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话，没有人会帮助我们。”这与托马斯·潘恩40年前的论述几乎完全一样。[48] 在这些所有的冲突中，独立——从瓦特尔所积极支持的意义上来说，即争取不受外界力量干预的自治——其实只是解决帝国危机的诸多方法中的一种。在多数情况下，它不是第一选择，但经常是最后一种选择。美国殖民地人民选择了它，从南到北，他们为了主权而斗争。在北半球的数个国家，它们从帝国到独立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如墨西哥和巴西，是从帝国到另一个帝国）的转变中，从没有顺利而不受阻碍。一部分原因是，主权的法律和政治来源是广泛多样的。与其说主权是司法确定性的来源，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激烈争论点，因为在北美殖民地，帝国，而非国家，才是共同体的形态，正是在这个共同体中，爆发了所谓的“革命时代”的内战。与罗马所发生的一样，正是在内部分裂与瓦解之时，政治共同体的界限和同盟之间的争议，变得格外的明显。 *** 这里有一个绝佳的例子，可以展现革命与内战互相隐含的特点，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一场带有内战的革命。历史学家们精确地将法国发生的现代革命的具体年份定为1789年。这是因为，他们解释道，“革命的概念被革命化了”。它的创新之处在于，这一年“法国人想到了一条激进的与过去决裂之路，通过人们有意识的行动，一个全新的时刻开启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和转变，将会无限地影响未来”。[49]在1789年以前，革命通常被视为无法避免的自然的杰作，就如预先设定好的星象运行周期，又如永恒且不断会发生的人类行为。[50]在霍布斯关于英国内战的谈话中，有一个形象，是个大怪物，它很精辟地总结了1649—1660年英国的大事件：“我观察到这场革命有一个圆形的轨迹，最高权力从上一代国王（查理一世）到他的儿子（查理二世），传到两个篡位夺权的父子（奥利弗·克伦威尔和理查德·克伦威尔）手上。”这是一场反复的革命，而不是颠覆的革命。[51] 自1789年之后，革命由复数变成了单数。革命由之前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且不受人们控制的，变成了自觉的、有计划的和可以重复发生的行为。革命从偶然事件变成了人类的有意为之。在共同的大胆想象中，革命不可逆转地变得政治化，主要包括（并不限于）权力和主权分配的根本变化。在1789年之后几年中，革命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权威，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暴力就是合法的。将这些特点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1789年写成的现代政治蓝本”。这份蓝本被设计出来，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内战退出历史中心舞台，而让新的演员粉墨登场。[52] 这些元素一起赋予了革命一个新的内涵，即革命是一个可以重新塑造世界的过程。罗马历史叙述中把内战作为冲动的、反复发生的事件。与之对比，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观念，反映了18世纪晚期一个更大的新思想运动，这场运动带领革命远离重复发生的历史预期。[53] “每一场革命，”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Fran?ois Furet）写道，“特别是法国大革命，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是历史的新起点。”按照这种逻辑，每一场革命的独特性都说明了它的普遍性，这是一个悖论。[54] 自1789年革命篇章的奏响，现代革命在世界舞台上开始不断上演。后来的革命都会根据其具体目标而做出一些改变，每一次登场都加入了自己的特色。它们的演绎，总会借鉴前一次革命的台词、动作、象征和戏服。这种借鉴往往会限制演员们的表现，就如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中的经典评论：“这样路德（Luther）戴上了圣保罗（Apostle Paul）的面具，1789—1841年的大革命也把自己装扮成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进行拙劣的模仿，而1789年则是继承了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55]但他们还是一贯地为其努力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每次试图抛弃旧的传统，都会产生一个新的传统。如此，自1789年往后，一个有意识地不断积累的革命素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红线。[3] 因为革命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名声，在任何革命的中心寻找内战的踪迹，似乎完全是“反革命”的。革命的反对者通常通过批评它的暴力性和破坏性，以此否认革命的合法性。但是任何试图推翻现有社会和经济秩序的行为都会有暴力，关于这点，没有什么变革可以使之合理化。因为如今内战被赋予了退步的含义，把它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似乎会弱化革命的解放意义和开启新未来的潜力。但是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创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即使是1789年最初的那些革命者，也将目光投向了罗马时期。之后的革命则是从1789年的革命中寻找灵感。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像美国的革命那样，是一个分裂脱离的过程。它也不是一个关于继承权的争夺，因为对波旁家族继承法国国王之位并不存在任何异议——有异议的是，合法统治权是应该在一个皇帝的手中，还是在国家的手中。那么，根据瓦特尔的定义，这可以说是一场超分裂主义内战吗？巴士底狱被攻破之后，法国在某个时刻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两个国家，彼此是在争夺最高领导权吗？当时，有一位持赞同此观点的学者，他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这位出生于爱尔兰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他的政治评论和在英国议会的演说而闻名。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但是他和托马斯·潘恩一样，支持美国独立运动。他也同样支持其他受压迫人们的反抗事业，比如爱尔兰和印度。然而在英国议会就法国革命的进程和后果进行辩论的时候，他却成了一个持怀疑态度的预言家和非常激进的反对者。 伯克不仅同意潘恩的看法，认同美国革命的内在正义性，而且也认同他关于英国“光荣革命”是一场内战的看法。在《常识》一书中，潘恩提醒他的殖民主义读者，君主制内在隐含着战争倾向，他甚至长篇大论地讲述自1066年以来的内战，包括“光荣革命”在内，希望能让那些对英国帝制自鸣得意的读者清醒过来。但是，伯克对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的描述角度，则是维护君主制以及皇室执政的合法性，甚至还包括皇室成员的生命不应该被革命所剥夺。在他的《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中，他尖酸地写道：“废除国王的庆典”——
即使有也很少是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就是一场战争，而且不符合宪法。法律在武力中不能发声，当无法继续维护和平时，法庭与和平一同倒下。1688年的革命是通过一场正义的战争得来的，在所有的战争里，尤其是在内战中，这是唯一正义的战争。只有对于将战争视为必要的人们，战争才是正义的（Justa bella quibus necessaria）。 [56]
为什么伯克会视“光荣革命”为内战呢？也许是因为，他是以爱尔兰人的身份在写作，而不是作为一名英国政治家。爱尔兰人的身份让他想起了詹姆斯二世和威廉三世在他的土地上发动的武力冲突，以及对家乡造成的深远影响。（1690年的博因河战役中威廉三世获胜，至今北爱尔兰的新教教徒们依然每年会举行纪念活动。）在这种想法下，两年后的他认为“光荣革命”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征服，这并不是夸奖的说法”。[57]他又或许是记起了英国革命的另外一面，在拥有武力和英国内部的支持者为后盾的前提下，外部的继承人进入英国要求继承王位。他毫无疑问同意瓦特尔的看法，认为威廉三世是正义地介入英国事务，来帮助英国人民，而英国人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正需要他伸出援手。英格兰，也许还有大不列颠的其他王国，分裂的程度已经到了处在一场内战的状态了。只有忍受着暴君压迫的人民，才是唯一的正义方。因此，代表人民介入战争的威廉三世进行的是正义之战。伯克称，无论如何，1688年所发生的是一个例外，无法被复制。推翻一位君主无法用法律来规范，也无法按照权利来决定。这是一个关于武装的必要性的问题，因此是战争。又因为参与的双方属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所以按照定义来看就是内战。 鉴于他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可以看出在伯克对“光荣革命”的论述背后暗藏着一个历史脉络，一直延伸到瓦特尔并连接着古罗马时代。那句在段末他所引用的话，“Justa bella quibus necessaria”，意思就是只有对于将战争视为必要的人们，战争才是正义的。这句话来自李维《罗马史》中的著名争论，罗马的敌人以罗马人民拒绝了和平友好的提议为借口而发动了侵略战争。伯克或许记得李维的话，不过他一定也记得瓦特尔在《万民法》中也引用过这句话。在书中，瓦特尔的设想是，在一些情况下，外国可以带着正义的理由入侵一个国家。可是如果入侵者不接受该国的投降，那么正义的天平将会倒向被入侵的一方。“此时他的不友善举动就是非正义的……也可以受到正义的反抗。”借用了李维所说的话之后，瓦特尔直接引用了相当长的段落来作为总结。[58]虽然瓦特尔书中具体的情境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是伯克知道，作者的意图是关于将战争正义化的理论，所以也可以适用于一个国家被内战一分为二的情况。 伯克抗拒革命这个词，他眼见了法国在1789年之后分裂成两个对立的国家，一方打着国王的旗号，一方以人民的名义，双方都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最高权力。他采用了“最新的和最好的《万民法》版本，以及他偏好的人的证词”——瓦特尔曾将外部力量介入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合法化——来进行他的分析。[59]还有，早在1791年，伯克宣称英国可以——也确实应该——介入法国的事务，站在法国国王及其支持者这一边。他明确地引用了瓦特尔的话来说明“在这种状态下（即国家分裂的状态），根据国际法则，英国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其中”。[60]“革命的”法国正处在内战状态，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它实际上是两个国家，英国可以自由地判断哪一方具有正义性。瓦特尔认为，当外部仲裁机构缺席的时候，关于谁是正义的一方可以由人们自由地决定。 关于外国势力介入他国内战的讨论，在瓦特尔的概括之后，伯克也加入进来。这场讨论提醒我们，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并不能完全与国际冲突相区分。内战中一方的胜败，或许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的帮助和承认，而这种干预，可能轻易地激化不友好因素而导致外部战争，跨越内战国的国界，造成区域性政治影响。可以肯定的是，瓦特尔不愿意让自己的“格言”被滥用，“导致对它的使用就意味着获得了使用阴谋诡计的特许权，从而破坏国家对内部平静”，但是此种理性的论述，可能轻易成为任何一个介入行为的依据，只要将革命重新定义为内战就可以了。[61] 虽然这对于掌权的统治者来说很具有安抚性，但正因为这样，伊曼努尔·康德在他的《永久和平论》中将瓦特尔归为“廉价的安慰者们”，这些人鼓吹自然法则，以务实的道德准则鼓励非道德的政治行为。然而，关于外国介入，康德设定了更为严格的条件，这可能就来源于瓦特尔：
如果一个国家，因内在分歧而分成两派，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是独立的并且应该领导整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国力量介入，给予其中一方援助，就不能参照被介入国的宪法来指控介入行为（因为这是独裁行为）。但只要内部冲突没有达到特别严峻的程度，这种外部的介入就是对该国人民权利的侵犯。因为人民有权不依靠任何人来解决他们内部的冲突。因此这样就会成为一桩丑闻，并且让所有的自治国家感到不安全。 [62]
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这样的理论依然会是永久战争的通行证，而不是永久和平。在康德写了上述文章的一年之后，伯克在他的《论弑君的和平》（1796）中论述道，法国那些鼓吹大众主权的人，已经将他们的“武装教义”置于整个欧洲的对立面了。对于雅各宾派来说，这些不断发生的冲突，“在本质上，对其对象来说……是内战，他们也是如此对待这类冲突的……一边是欧洲古老的、有道德的政治党派，另一边是狂热的、野心勃勃的无神论教派，这意味着要改变一切”。[63]伯克相信，现在所有的国家都会感到不安全。因为一开始的革命已经突变成了内战，这场内战一开始是限于法国国内，可是很快整个欧洲人民都卷入其中。 *** 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是不带有同情心的。他将革命和内战合并的观点，是有意要降低革命者的合法性，而不是要在两个范畴不清楚之处，做出什么巧妙的历史学解释。很奇怪，他确实预见了一些近代的革命史学家，他们将革命看成多层次的内战，例如在法国的恐怖统治时期，法国西部的旺代省在1793—1795年对反革命行动的军事镇压，造成了15万人死亡。 [64] 更遗憾的是，这场社会政治大动乱会决定未来革命的走向。同时，它也充分地证明了一种关于内战的暗示——内战“是一种常见的集体暴力行为，它点燃了革命的怒火，如果它又与半宗教性的国外战争相交织的话，就更是如此了”。[65]根据一位法国革命史的权威历史学家的说法，每一次革命都不是“一场独立战争”，都可能被认为是一场内战。[66] 革命爆发在其他某些环境下，或者其他意识形态下，一直被视为叛乱、起义或者内战。确实，革命成功的一个明确标志，就是事后重新包装整段历史。这可以在短时期内快速发生，比如18世纪70年代跨越大西洋的英美冲突，当时很多人称之为“英国内战”和“美国内战”，甚至是“美国革命”—1776年10月，在南卡罗来纳州首席大法官的一次演讲中，这种叫法首次出现。但直到1779年，在大陆会议发布的《对美国革命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中才正式地出现。[67]重新包装历史的行为也可能缓慢地发生。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 Guizot）在1826年才首次将17世纪中期英国的危机称为“英国革命”，他解释说：“如果法国革命从未发生，人们也很难理解英国革命，这两者是类比的关系。”[68] 要从这些困惑的现象中发现革命的现代脚本，我们需要警惕革命者所遵循的内战脚本，因为革命者遵循它，随后又试图否认和淡化它的影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道：“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69]仅仅20多年以后，在《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1871）中，马克思评论道，法国政府和普鲁士联手是多么保守的行为啊，普鲁士刚刚才在1871年打败法国，粉碎了巴黎公社。他说：“旧社会所能做的最具英雄气概的行为，就是发动国家间的战争。而现在，这被证明只不过是政府的欺骗行为，意在转移阶级矛盾罢了。而一旦阶级矛盾发展成为内战，就立即被抛在一边。”[70]列宁则在细致地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战争论》之后，于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至少还会有三种战争形式继续存在：民族主义的自决战争，资本主义打压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还有内战。[71] 作为“全球内战中的职业革命家”，列宁可能会继续认为被压迫者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获得解放。 [72] 对于欧洲以外的人们来说，战争是打败帝国主义、获得民族解放的工具；任何其他的观点，都是欧洲大国主义思想的表现。社会主义并不能消除战争，它的胜利也不是一瞬间发生的，或者是普及全球的。要击败资本主义需要很多次的斗争。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无法脱离战争的范围之前，它将会与内战联系在一起。“接受阶级斗争的人不可能不接受内战，因为这是每个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某些情况下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是阶级斗争持续发展和深化的结果。以往的每一次伟大革命都证实了这点。” [73] 回顾俄国革命，约瑟夫·斯大林也会同意列宁的分析：“无产阶级在1917年获得政权的方式，是内战。”[74]对于革命的参与者来说，内战是评价现代“革命”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不可或缺的因素。正是因为这种看法，我们在追溯现代革命的历史谱系时，应该认真考虑这样一种假设，即革命只是内战这个“属”下面的一个“种”。[75] [1] 清朝时，林则徐曾命人翻译瓦特尔的这部著作，中文版取名为“各国律例”，但是，如今的学术引用中大多译为“万民法”，因此本书采用此译法。——译者注 [2] 这里是指北美独立战争。——译者注 [3] 红线（scarlet thread）在《圣经》中出现过数次，多数时候代表基督的血和庇护，此处不是宗教意义的表达，而是政治意义的。——译者注 第五章 内战文明化

19世纪

1863年11月19日，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在军人国家公墓的致辞，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一次演说。林肯将他的每个词都精确地放在了恰当的位置上：当时正好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87周年，林肯在“伟大的战场”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进行了这次演说，因此也被称为葛底斯堡演说。
87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大陆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共和国。她孕育于自由之中，并且献身于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理想。如今我们卷入了一场伟大的内战，这考验着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之中并献身于上述理想的国家，能否存续下去。[1]
那天，林肯振聋发聩的慷慨陈词，以及罕见的言简意赅，激起了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文献——除美国《独立宣言》本身和《美国宪法》以外——都更多的评论。他将正在进行的战斗描述为：战士们倒在了“伟大的内战”的葛底斯堡战场上，这段最为令人心寒[2]，除此之外，几乎全文的272个词都经过了仔细的斟酌。这场演说我们也许很熟悉，甚至有点太熟悉了，但是那些词的意思，可能并不是第一眼所看到的意思。 林肯不可能知道，这会是美国大地上所发生过的代价最大的战争，而他的这次演说刚好是在中间点上。这场战争开始于两年半以前，即1861年4月，南部联盟炮轰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特堡。战斗还要进行几乎同样长的时间才会结束，直到1865年4月，南部联盟的将军罗伯特·李（Robert E. Lee）在阿波马托克斯郡府投降。然而，敌对情绪却远远还没有结束。[3]这场战争无论是伤亡人数、双方付出的代价和所冒的风险，还是对夹在中间的非裔美国人和更广阔的世界来说，确实可以称得上巨大。不管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参与者还是旁观者，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坚持统一者还是南部联盟支持者，没有谁会否认这一点。但是在当时，林肯将这场冲突称为“内战”，是不如现在这么肯定的。因为，现在我们是处于联邦最终胜利的成果之中。 仅在葛底斯堡演说的6个月之前，联邦军收到了《第100号通令》（General Orders No. 100），这是战时军队的行为守则，由出生于普鲁士的美国律师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1798—1872）起草。这部守则并非在传统的国际战争情境下写出来的，但是它依然带有传统战争和内战的特色。其中关于“内战”的定义，更加说明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瓦特尔在一个世纪以前为这类法律描述留下了一个难题。利伯的上司，联邦军的总参谋长（也是国际法律师）亨利·韦格·哈勒克（Henry Wager Halleck，1815—1872）后来接过了这个难题，驳斥了瓦特尔的观点。利伯对内战的思想遗产毫无疑问是模棱两可的：这部守则将继续适用于美国军队内部，而且将会为20世纪国际人权法打下基础。但是，他对于内战的定义是矛盾的，并且无法适用于眼下的问题。而且这也与林肯对“伟大内战”的含蓄理解不相容，林肯的演说发表于战争期间，随后成为阐述内战与分裂关系的典范。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使用内战一词不可能不带任何政治意图或者意识形态色彩。在革命时代之后，内战应该是一个不具有合法性的冲突形式了，它是一场历史倒退，退回到了帝王统治的混乱状态，或者说是罗马共和国的不稳定状态重现——现代启蒙已经将这个古老的诅咒解除了。但有些人不这么认为。比如，18世纪中期法国共和党人马布里（abbé de Mably，1709—1785）在他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Citizen，1758）中有一位英国“老爷”，令人震惊地声称“内战有时也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它可以像手术一样将坏死的肢体截掉，使其不至于影响到政治的整体。[4]早期的西班牙自由政治家胡安·罗密欧·阿尔普恩特（Juan Romero Alpuente，1762—1835）也在演讲中有类似的言论，他说“内战是上天赐予的礼物”，给国家一次新生的机会——这一论断回荡在西班牙的历史当中，并且在20世纪西班牙内战中得以体现。[5]1830年法国政治家、回忆录作家、男爵夏多布里昂（the baron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也曾嘲笑过那些“人性的爱慕者，将武装冲突区分成不同的种类，一听见内战就要晕过去——‘同胞相残呀！兄弟、父子之间兵戈相见！’这些当然无疑是悲惨的，但是一个民族往往能够在内部的不和中变得更强大，甚至获得新生”。[6]也许依然只是对于将它视为必要的人来说，内战才是正义的。但是现在更要紧的问题是，谁来决定它是否有必要，以及什么时候才会被称为内战。 如果说内战还没有过时，那么它也可能是不合时宜的，没有被规范。不同的时代对于许多其他现象都有着系统化的方法，而对内战的思考没能跟上这个节奏。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之间，由革命的内战所引起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使得这方面的理论缺乏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在司法方面，需要建立一个框架对它进行规范并使之文明化。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内战主要是历史学家和诗人在书写，而没有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学家。[7]内战对战争最基本的定义也形成了一些挑战，因为现代战争的定义是发生在已经建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而非发生在其内部的冲突。让——雅克·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1762）中给出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定义：“战争……不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每个国家……都只能有另外的国家，而不是个人，作为它的敌人。”换句话说，个人无法成为国家的敌人，“因为他们仅仅是碰巧成为敌人，在战争中，他们不是作为个人，也不是公民，而是作为士兵”。[8]在这种观点下，内战根本不能算是“战争”，因为交战方并不仅限于国家，作战者也不都是士兵，他们是受最高权力命令的合法战斗者。 关于现代战争的最伟大著作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32），然而这本书中从没提到内战。[9]正如前文提到过的，没有一本关于战争、战略的书是以“论内战”为题的，甚至没有可以和毛泽东或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关于游击队的论述相提并论的。[10]克劳塞维茨在战争理论方面的当代对手安东尼·亨利·约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1779—1869），他是一位在法国军队中服役过的瑞士军官，他确实承认内战和宗教战争的存在。但是他又说：“要给这样的战争写下一些信条是荒谬的。”这是因为他视这些战争为“观念”的战争，或者说意识形态的战争。这样的战争要比政策导致的战争更具破坏性和残酷性，因为它们更不理性。[11]这样的倾向使得《日内瓦公约》（1864）无法适用于内战：“毫无疑问，国际法并不适用于内战”，一位公约的起草者，古斯塔夫·穆瓦尼耶（Gustave Moynier）在1870年如是说。[12]林肯和利伯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去做约米尼和穆瓦尼耶原本认为不可能的事：通过将国际法应用于内战，为内战中的行为建立一些信条和准则，从而将内战置于文明之中。 *** 林肯将美国发生的冲突称为“一场伟大的内战”，如我们所说的，即使是在1863年也是受到质疑的。因为这样做，就预设了联邦对于南部联盟行为的解读，确定了战斗的双方是来自并且仍属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美利坚合众国。这一标签也同时强调了战争中将会威胁到什么：国家的完整性，宪法的不可侵犯性，以及单方面退出联邦的非法性。在1865年以后再使用“内战”一词则意味着，这种解读的胜利，以及联邦致力于保护的一些原则被广泛接受了。这个结论来之不易，而且这个词将依然会是摩擦产生的源头，一直到进入20世纪。但是，试图为美国历史上这场大灾难更名，那将会是徒劳。同时也会因为挑战了“内战”一词的逻辑，而在道德上被视为不可接受，在内战的观念史中，频繁地表达出分歧暗示了统一，分裂承认了共同性。这种矛盾在北美冲突中显得尤为尖锐，因为这场冲突已经成为测试各地分裂主义内战合法性的判例。 就联邦的支持者而言，如西德尼所说，这不是一场同胞之间或者同一个“文明社会”里的成员之间的战争。这是一次分裂主义者的内战，目的是要争取脱离的权利，并且发起一系列行动来从联邦中分离出去。从联邦的视角来看，这就并不是国家内的冲突，而是国家之间的冲突；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在一个共同体范围内的战争。南部联盟认为他们退出联邦是在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并且相信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联合——美利坚联盟国。这个新的政府有权利作为一个独立的政体，处理自己的事务，包括军事防卫。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根据联邦和林肯的逻辑，南部联盟的脱离变成了“叛乱”之举，这场平乱之战被称为“内战”。然而林肯自己使用“叛乱”一词的频率，是使用“内战”的6倍之多。[13]大的历史背景或许可以解释其中的原因。 “内战”一词的含义，在19世纪中期受到了格外的压力。在这个时期，全球联系变得更加密切，这使得“内”战所暗含的古老界限变得毫无意义。在葛底斯堡演说的18个月前，法国小说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在其著名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中有一个核心人物，他在一个世界主义的世界里，思考内战含义的变化。（雨果非常仰慕林肯。在1865年林肯遇刺之后，雨果还发起了一项捐款，打造了一块纪念性的奖牌，而后送到了林肯遗孀玛丽·林肯的手上，以纪念这位在那场伟大的内战中的最大受害者。[14]）《悲惨世界》被翻译成英文，1862年迅速在纽约上市，第二年，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市就也可以见到了。罗得岛的一家报纸曾轻蔑地评价道：“对那些镇压奴隶主叛乱的人来说，这本书几乎是他们的唯一的新鲜文学粮食。”[15] 把雨果的著作读上几百页，林肯同时代的人们就可以在马吕斯·彭眉胥（Marius Pontmercy）那里读到关于内战的反思，他是一位曾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的贵族老兵的儿子。（马吕斯这个名字让人想起罗马第一次内战中苏拉的对手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并不是碰巧或者随便起的。）[1]当马吕斯走向巴黎的防御工事，准备和波旁王朝的军队作战时，他知道：“他将参与战争，步入战场，这个他将要步入的战场，是街道，而他将参与的战争，是内战！”这个想法让他不禁颤抖，他想知道英雄气概的父亲会怎么看待他的行为，当他对该话题表达哲学层次上的怀疑时：
内战？这意味着什么？难道还有什么外战吗？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不都是兄弟之间的战争吗？战争的性质只取决于它的目的。无所谓外战，也无所谓内战。战争只有非正义和正义之分……仅仅是在用以扼杀人权、进步、理智、文明、真理的战争才是耻辱，剑也才是凶器。内战或外战，都可以是不义的，都可以称为犯罪。[16]
小说中这部分情节的背景是1832年，但是彭眉胥的沉思反映了雨果对于内战与其他冲突的模糊边界的理解。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在“伟大的人类家庭”（借用一下林肯的用语）中，任何内战和外战的区别都开始瓦解了。[17] 美国内战爆发于一个依赖棉花和奴隶贸易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它的后果影响到了加勒比海地区、欧洲、埃及和南亚。[18]它发生在19世纪中期，正值全球暴力冲突激增之时。这一时期以两次最为血腥的战争为代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以及秘鲁和玻利维亚联合起来对抗智利的南太平洋战争（1879—1884）。除此之外，还包括了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印度的叛乱或称1857年之乱、墨西哥的改革战争（1858—1861）、日本的戊辰战争（1868—1869）、普法战争（1870—1871）、西班牙第三次卡洛斯战争（1872—1879）。[19]18世纪中期以来，帝国主义的复兴导致了各种独立运动、革命运动以及内战。通常结果是，一些小国脱离大国或帝国而独立，虽然它们最初的目标也许并非如此。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内战是这一系列重要动乱中的最后一个。[20] 内战带来的暴力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是最佳解决方案。从16世纪80年代的荷兰叛乱到美国革命，从1861年开始的美国内战到1991年南斯拉夫的战争，分裂总是导致内战。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一个群体，因自决权受到压制而感到愤怒，通过独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与之相应的是，原有的国家强调领土的完整性，以及对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主权，于是，用强制性暴力抵制该群体的诉求。分离——试图建立新的国家，因此导致内战——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武装冲突。可以肯定的是，确实存在一些和平的分离过程。比如1905年挪威脱离瑞典，1944年冰岛脱离丹麦，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脱离，2006年黑山脱离塞尔维亚共和国，但这些都是特例。[21] 历史的逻辑如此无可挑剔，正如它如此坚决一样：分裂引起内战，而同时，内战也一直都是分裂最可能导致的结果。根据最新最全面的记录显示，自1816年到2001年这段时期，全世界发生了484场战争，其中有296起被标注为“内战”，其中又有109起是为了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不是去控制一个已有的国家。因而，“分裂主义”类型的冲突占过去两个世纪中所有战争的1/5，并在内战的总数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一类型的冲突最容易发生在“塑造现代世界格局的两种体制的变革时期”，即帝国扩张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尤其是在去殖民地化之后。而且，这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表明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将会出现一个戏剧性高峰”，而“在独立之后的头两年里发生内战的概率，是独立后的其他时期的5倍”。[22]在这种“长时段”的视角下，美国革命显得十分典型，而美国内战则显得不正常，当然这是因为它的延迟而不是因为它的暴力程度。 *** 全球内战时期引出了一个问题，在19世纪到20世纪经常反复出现，其后果也延伸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问题就是：是否有可能将内战文明化？当然没有什么能减轻内战带来的创伤：政治共同体的分裂，家族的痛苦，亲属的死亡，对一切再次发生的恐惧，对胜利和失败都感到耻辱，等等。尽管永久和平的希望日渐消退，依然有一些证据表明，战争虽不能被消除，但可以被约束。自17世纪以来，欧洲大国和他们在美国的后裔，一直致力于规范冲突行为，将其置于法律约束中。然而，非欧洲人民的待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一努力带来了一个具有危害性的副作用，就是造成了区别对待的鸿沟，一部分人被人道地对待，另一部分则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而后者甚至不被当作人来看待。文明与不文明的界限、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的边界正好与这个差别相吻合。 就法律而言，内战是一回事，而国家之间的战争又是另外一回事。只要各国在自己的边界内采取行动，就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对待叛乱分子，将之视为罪犯或交战国。19世纪中期欧洲战事的惨状，促使了1863年红十字会的成立，这是对非人道战争的最著名的人道主义回应，但即使是这个机构，最初也把内战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在讨论建立相应的机构去帮助伤员的第二次会议上，成立委员会决定去除“在内战中不考虑采取任何行动”的条文，但是保留决定是否采取行动的权力。[23]同样，1864年最早的《日内瓦公约》并没有明确将内战参与者包括在其保障范围内，虽然在10年之后，红十字组织的建立者和公约的制定者对此都有了新的想法。[24] 在他们改变想法之前，问题依然是如何将内战置于新兴的法律框架之内。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给出了一个答案。在美国内战爆发前夜，他用内战干预案例来阐释文明和野蛮的边界；而在战争中，他重新界定了野蛮世界，并将南部联盟划入其中。在《简论不干预》（A Few Words on Non-Intervention，1859）中，他认为世界分为能够自我保护的主权国家，即“在同一个社区中的平等国家，比如基督教的欧洲”，以及“另外一些社会进步程度低的国家”，即受制于大不列颠帝国的民族。据此，他将英国的道德责任做了地理划分。仅仅是从一个世纪前开始，欧洲各帝国在全球范围内快速领先，而当时，瓦特尔正在论述“这个具有分歧的问题……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正义性，去参与或者选择支持内战中的一方，或者处于战争状态的其中一方：而主要的是，这种行为能合理地帮助他国为了自由而战斗的人民吗？”穆勒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外界势力的介入是合法的——如果是为了推翻一个外国统治，而不是一个本土政府，并且当“一场内战已经持续得太久，双方势均力敌，没有快速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那么外部势力就应该介入来结束冲突局面。[25] 这些条件极大地束缚了瓦特尔所提出的干预可能性。但是穆勒认为它们既符合当代实践，也符合国际道德标准。在这个基础上，穆勒强烈地支持英国在美国内战中保持中立，并且同样强烈地反对向南部联盟妥协让步。“一个宣称以匈奴王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的思想为宪法基础的政府”，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和平，他们所要的是“使用战争来保护其他的人类免受暴君的非正义统治，以战争来追求胜利，证明他们观点的正确性和正义性。因此这是他们自己的战争，是他们自由选择之后所进行的战争，这通常是他们重生的方式”。虽然穆勒的想法并不能将干预战争合理化，但他还是将这场战争视为解放400万被奴役的人们的圣战，这些人没有同意脱离联邦，他们“作为人，享有人的权利”。[26] 正如穆勒所知，现代国际秩序有两大基石，它们互不相容。第一个是主权不可侵犯，或者说是主权独立。它确保每个国家在其国界内拥有主权和司法权限，外界不得干涉。第二个则是人权必须得到尊重，而国际社会有权代表那些想行使权利或者权利遭到侵犯的人们出面干预。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清晰地阐述了这两大原则，但是它们有着更深的渊源。事实上，瓦特尔也许是第一个把它们放在一起论述的人。在他反复谈到的关于国家（states）的公理——虽然他用的是法语，类似于“民族”（nations）一词，认为国家是“自由且独立”的。[27]后来这些词都不知不觉地出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宣告这个前殖民地现在是“自由且独立”的了。同时也肯定了人人生而平等并且天然拥有反抗的权利。北美独立战争的早期阶段显示，这两大原则可以是分开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被认为是导致内战爆发的导火索。 自1776年以来，世界上几个可见的规律之一，是任何国家宣布独立后，都将抵制其人口或者领土的任何部分也宣布独立的企图。新的分裂主义者援引同样的原则，然而，即使是同一语言，同样来自原来那份《独立宣言》，也不会被接受。比如，1860年12月，南卡罗来纳州通过了一份脱离联邦的宣言，其中有这样的部分：
南卡罗来纳州，已经重新获得了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的地位，即作为独立的单独国家，享有完整的发动战争的权利，缔结和平，结成联盟，建立商业往来，并且可以做其他任何独立国家有权利做的事。[28]
（南卡罗来纳州的宣言，和其他南部联盟各州的宣言一样，刻意不提人人生而平等和所有人类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仅仅集中谈论国家的权利。） 对于援引原来的美国《独立宣言》而宣称独立的州，联邦回应这种挑战的唯一方式就是军事行动：战争。1861年7月4日，在林肯对国会的讲话中，他谈到邦联军三个月前对萨姆特堡的进攻，很明显，这不仅是向美国更是向“全人类呈现一个问题：一个合法的宪制共和国，或者民主国家——一个民有、民治的政府，面对本国内部的敌人时，是否能够维护其领土完整”。通过先发制人的进攻，南部联盟让自己的选择变成了“要么立即解散，要么血光相见”。然而林肯拒绝他的敌人将其行为称为退出联邦，他用反证法嘲讽他们是“所谓退出的诸州”，并拒绝认可他们的“立场符合宪法——是合法且和平的”。他继续推理道，如果我们认可他们的退出是符合宪法的，那么南部联盟的诸州应该在他们自己的宪法中保留退出的权利，即使是以自我毁灭为代价。“退出的原则即是分裂，没有哪个政府会容忍这一点。”[29] 林肯认为，在美国的例子中，退出和内战的发生既有连续性，也有偶然性——连续性表现在，南卡罗来纳州以及其他南部联盟州要求退出联邦，迫使联邦要维护其完整性；因为在美国国境内采取了武装行动来回应南部联盟，才导致了国内战争。两者关联的偶然性则在于，如果南部联盟各州没有强调其退出联邦的权利，也就不会有正式的敌对：无退出，无内战。对于林肯来说，这些联系既不是偶然的，也并非美国所独有。这些不可避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国家，或者“人类大家庭”中的任何成员身上，他们的国家身份是建立在领土完整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有幸看到林肯之后150多年的世界历史，其中还目睹了民族国家数量激增的过程，我们因此不可避免地将林肯视为一位伟大的奴隶解放者和平民政府的领导者，更将他视为国家主权的捍卫者。 林肯知道，“脱离”一词几乎与其指代的行为一样，和宪法秩序不能兼容。1861年，他甚至在国会坚称南部联盟退出联邦的行为并不是脱离而是叛乱。这是林肯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强调其中的分别并非他一人的看法：“起初看来，将南部目前的行为称为‘脱离’还是‘叛乱’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同。然而，南部联盟各州心里却非常清楚其中的区别。一开始，他们就知道，只要他们的行动中有任何暗含违背法律的名目，就不可能将此叛国行为发展到任何大的规模。”因此，相应地，他接着说，南部联盟“将叛乱裹上糖衣”，狡辩称脱离是宪法许可的，因此才得以成功地“毒害了公众的头脑30年”。[30] 如果脱离政府是双方达成一致的，那就是合法的，对此，林肯是赞同的；不然，“没有哪个州，可以仅凭其自己的意愿，就合法地脱离联邦……如此达成的表决和法令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任何州或州内破坏美国主权的行为，即是叛乱或者革命，视情况而定”。[31]当代关于“脱离”的法学讨论中有一个最紧迫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国际法是否承认一套支持这一行为的规范，林肯显然并没有被这个问题困扰。[32]他含蓄地假定国际法并不认可这种规范，并且坚持认为这种主张与美国的宪政不相容。正如他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讲到的那样，宪法体制的基础原则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从地球上消失。”这一原则必须得到维护，即使以一巨大的内战为代价，来让意欲自立门户的诸州留在联邦内。[33] *** 在萨姆特堡被袭击的几个礼拜之内，各方——南方和北方，美国和外国，就都已经知道美国境内爆发了战争。[34]但是有争论的问题是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又该用什么样的规则来约束它的行为。在南部联盟支持者的眼中，林肯总统早在1861年4月就已经对此下了判断。那时他下令将切萨皮克湾到里奥格兰德的港口全部封锁，理由是南部联盟发动了“一场反对美国政府的暴动”。这意味着，联邦军可以扣押中立的船只，不让它们为南方提供物资，理由是他们在战争中非法地为敌方提供物资。[35] 1863年2月，最高法院审理了4个案件，被统称为战利品案（Prize Cases），分别是来自纽约、波士顿和佛罗里达州西礁岛的上诉案件。案件的原告提出，封锁命令以及随后根据战利品法分发被截获的4条船上的战利品，这是将战争法用于没有发生战争的地方，因此这样的法令并不能实施。法庭要决断的问题是，战争的状态是否存在，以及林肯总统对该法令的调用是否合理。1863年3月，大法官罗伯特·格里尔（Robert Grier）在代表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所写的意见中提到，他被政府的律师说服，认为确实存在战争状态。将南部联盟的行为称作一次“暴动”并不能否认这一事实，没有正式宣战也不能阻止政府将对手视为交战方：“内战总是起于反对原有政府主权的暴动。一次内战从来不会庄严地宣战，它是不小心成为内战的——人员数量、军事力量和发起组织的人推动它继续下去。”总统不得不认真面对这次冲突“表面所呈现出来的形式，而不能等着国会来给它正式施洗并赐名”。但是格里尔本人毫不犹豫地将之称为“最大的内战”。[36] *** 瓦特尔对内战的划时代定义暗藏于格里尔的判断之中，尽管他没有遵照瓦特尔关于后果的分析。内战何时爆发，又是什么让大家确定在一个国家的土地上有两个交战的国家，对此，瓦特尔提供了事实性的描述。战争的存在对于所有人来说都非常清晰：通过参与者的“人数、力量和组织”来判断。并不需要正式宣战，但是一旦可以肯定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么国内法就不再适用了。相应地，国际法和战争法就应该开始起作用。[37] 美国陆军军官亨利·哈勒克（Henry Halleck）在其《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1861）中花了大量篇幅来攻击瓦特尔关于内战的观点，彼时正是美国内战冲突的早期阶段。他的观点非常实际，不仅能运用到当前的实况中，而且亦可以由此升华。他同意瓦特尔，认为交战双方应当按照战争法来对待对方。但是瓦特尔认为，外国势力可以将交战双方看成是两个独立国家，并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支持正义的一方，而哈勒克对此并不赞同：“这样的行为将会是对主权和独立性的侵犯。”他说：“当一个省的独立在事实上已经建立”，甚至早在原有的政府给予认可之前就已经独立，外国势力也许会认可“一个反叛省的主权和独立……”显然，他在说此话时想到了美国革命。（在此基础上，早在英国根据1783年《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的独立之前，法国和其他国家就已经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外交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但是，他依然强烈地谴责瓦特尔关于“外国可以参与邻国内战”的观点。这是对造成国际混乱的特许，“因为它会导致对他国内政的无限制干涉”。[38] 在这场争论中，很多情况下都取决于内战到底指的是什么。哈勒克后来在其著作中为内战给出了事实性和历史性的定义。他的定义与他所说的（约米尼的观点）“观念的战争”有所不同——不管这些是不是“政治战争”，例如法国大革命，又或者是不是宗教战争，比如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战争”——同样，与民族解放战争及反抗压迫的战争也是不同的。[39]他的第一个定义是“继承者”式的，即仅限于“继承者”类型的战争，不管是君主制下还是共和体制下，“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部分，发起对抗性的行动，比如英国的玫瑰战争、法国的宗教战争、意大利归尔甫派与吉伯林派（Guelphs and Ghibellines）的战争，还有墨西哥和南美洲的小党派发起的战争”。他又接着说，内战还可以包括“暴动和革命”，特别是当这类冲突中涉及不同派别的争夺或者意图改朝换代时——这也是我早先提到的“超分裂主义”内战。但是，“单纯的叛乱分子……被视为这条准则的例外。因为每个政府都会以自己的法律来对待反抗其权威的人”。用全套的国际法保护叛乱组织，承认它们的合法主权，“既不公正，又会侮辱叛乱者所反抗的原国家”。[40]因此，根据哈勒克的观点，叛乱和内战是完全不同的事物。那么在美国的1861年和1863年及其以后，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美国境内发生的到底是一场叛乱还是一场内战？ 不同观点的冲突不仅对政治人物来说是一个问题，对军事指挥者来说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特别是在联邦军队方面。联邦军应当采用怎样的战争原则来对待叛乱者？战争法是否适用？那会不会形成这样的暗示，即这场战争确实是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这样一场非常规的冲突，是否可能有战斗法则来对其进行约束？如果一方视另一方为叛乱者或造反者，那么他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不法分子？他们的行为应该有所限制吗？而且，是内战还是国际战争又有什么关系呢？1861年，林肯的另一位顾问，来自马里兰州的反分裂者和宣传册设计者安娜·艾拉·卡罗尔（Anna Ella Carroll，1815—1894）以瓦特尔的观点反驳了上述这些问题：“这是一场内战，因此政府将会调动一切宪法所允许的力量来征服暴动的武装力量。不过，虽然它可以使用一切权力，但同时也有责任观察现有对待战争的方式。因为谨慎和人性的信条适用于其他战争，也适用于内战。”[41] 最高法院对战利品案的判决，最后的投票是5∶4，他们的观点存在深刻的分歧。这打开了定义内战和其他相关概念的法律大门，比如什么是叛乱和暴动，同时将“战争的惯例”适用于当前的情况。随之而来的是对定义内战的首次尝试，以回应几个世纪以来的争论和困惑。并非巧合，哈勒克是积极寻找律师定义内战的发起者，他本人是一位国际法律师和军队将领。受他雇用来从事这项细微工作的人就是弗朗西斯·利伯，此人对内战的法学意义思考之深和时间之长，可能胜过同时期的任何人。可惜，即使是他也觉得这个责任太过重大，也许结果仅是徒增困惑罢了。 利伯参加过滑铁卢战役（他被留在战场上等死），在移民美国之后，他成为美国第一位政治学教授。他的教书生涯始于南卡罗来纳大学，在那里他日渐被奴隶制度震惊，即使是在他自己的学校。1857年，他搬去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律和政治学。[42]让利伯名声大噪的是，他在1863年为美国联邦陆军所写的《第100号通令》，被称为“利伯守则”（Lieber Code）。在其中，利伯试图制定一些战争规则、守则因此而闻名于世，也成为《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的直接原型，奠定了现代战争法的根基。[43]利伯之所以有资格写这部守则，不仅仅是因为学术上的成就，还因为他的亲身经历，他在南方和北方都生活过，对他们的分歧有亲身的感受。他有三个儿子参加了这场战争，其中两个在联邦军中，一个在南部的邦联军中。在1861年他感慨道：“看看我的生活本身就是内战啊！”[44] 在起草这份守则之前，他花了很多年思考叛乱、革命特别是内战的问题。但是在这份工作的压力下，他被迫改变了他之前的定义。在他早期的一些笔记中，大概是1850年左右，他整理了许多词汇用来描述不同种类和程度的革命：造反、反抗、骚乱、暴动、煽动、叛乱等——其中还包括“脱离”和“内战”。[45]在同一时期，他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脱离联邦的问题，尤其是与南卡罗来纳州相关的问题，也是当时他生活和执教的地方。他对成功脱离联邦的可能性十分悲观：“没有和平脱离联邦的可能……理论上和非理论上，对的和不对的，联邦将会说：我们必须得把你们留在联邦内，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南方州的陷落，联邦必须维持下去。”[46]当然，在10年之后，一切果真如他所说。在区分不同的集体性反国家行为时，利伯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成功与否，或者说成功的可能性。“一个州可以反抗，可以反叛，而且如果反叛成功了，就会被称为革命。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脱离权是一回事，造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所说的成功的“反叛”例子，就是美国革命。在此过程中，“美国《独立宣言》促成了一个国家的诞生”，而在1776年7月4日以前，它仅仅是英国的殖民地。[47] 在南北战争的早期阶段，他就开始了苦苦思索内战的定义。战争开始几个月后，在1861年10月至1862年2月之间，他给哥伦比亚学院的学生做了几场名为“战争的惯例和法则”的演讲。他一开始就表明，他和在座的听众们都生活在“我们种族武力最盛行的时期”，更具体地说，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一场痛苦内战中，而且整个欧洲都在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我们生活在一个沉重的时代”。他间接地提到了其他的冲突，如克里米亚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显示出他意识到了19世纪中期是全球格外动荡的一个特殊时期。“这里的叛乱和中国的叛乱”，使得战争法和内战的相关性显得尤为紧迫，但并不清晰。他继承了像卢梭这样的思想家对战争的定义，认为战争是“政治团体”之间的争端，是非个人的；只有正式的参战者可以互为敌人。这使得他领悟到“战争”与内战的不同之处，这也是他写作守则之前，最近的一次尝试为内战定义：“在国际法中，当我们提到战争时，意思当然是国家或者政府之间的敌对状态，其他国家也同样知道这种状态。然而当我们说到内战时，所指的是一个政治社会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长期敌对状态。”[48] 利伯认为战争法也适用于内战，如同适用于“真正的战争和一般的冲突”（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一样。但是有一个前提，即要认识到国内法也同样对那些反对现有合法政府的人有效：
但是关于内战的麻烦之处在于，一方面叛乱者、暴动者除了是战争中的一方以外，还是造反的罪犯，因此理应受到合法政府的惩罚；但另一方面，人数甚众的暴动（如果不是人数众多也不会形成内战了）让惩罚变得不可能，并导致其罪行被赦免，尽管其造反罪行相对而言更为严重。
在这一点上，利伯没有像哈勒克在《国际法》中一样对内战和叛乱区分得那么清楚。一场内战会有“真正的战争和一般冲突”的特点，并且伴有国内警察参与镇压叛乱，但并不是所有的叛乱都能像一般的犯罪一样遭到处罚：“这是一个眼前利益的问题，而不是法律或是道德问题。”[49]如何跨越内战的双重属性——作为真正的战争行为和仅仅是犯罪行为，这是利伯没法解决的困境。他的演讲笔记中有一小部分是他对一些原则的思考，这为战争法应用于内战提供了一些基础，但是他并没有得出结论：“现在在内战中如何如何。”同样，在1862年末，利伯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短论文《游击队：关于战争的惯例和法则的思考》（Guerrilla Parties: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Laws and Usages of War），在文中，他故意不将“这些法律和惯例应用于眼下的内战来进行考量”。[50] 直到1862年的8月，因受亨利·哈勒克的邀请，利伯才向公众展示“关于战争的惯例和法则”的观点。哈勒克邀请他时，正值利伯的一个痛苦时刻。在他给哈勒克的回信中提到，他的儿子奥斯卡在威廉斯堡为南部邦联军作战之后，死在了弗吉尼亚的里士满。他满怀悲伤地写道：“内战，就这样叩响了我们的大门。”[51]他很快开始写一篇关于战争法的短文，对此他已经思考了一段时间——在哥伦比亚学院的演讲可能算是前期准备，而哈勒克的邀请以及家中的不幸又给他增添了动力。他对美国总法务官爱德华·贝茨（Edward Bates）坦言，他遇到的问题在于法律文献中缺乏权威性的先例。“内战是‘战争法’的作者们不太碰触的话题。历史上也没有和我们这场内战具有相同特点的内战。”他告诉贝茨，他只能依赖“常识的权威”。[52] 哈勒克和利伯的通信，恰恰展示了在这个令人忧心的时刻，常识所能提供的指导多么有限。利伯的文稿刻意没有对内战、骚乱、暴动和侵略做出区分，但是哈勒克要求在守则中对每一种都进行描述和刻画。战争尚未进入第二年，在1863年的2月，利伯交付了一版他认为是全面的守则手稿。一小部分人收到了这份手稿的打印版，以便对其做出注释和评价。其中一本保存至今，在上面哈勒克对战争法列表中的一个惊人缺失做了标注：“为了对时局更有助益，应当将内战和国家间的战争或者不同主权政府间的战争都纳入。”[53]利伯也许是故意不提内战，因为他已经察觉了提及内战将会遇到的困难，所以他想回避。然而在哈勒克的敦促下，他试图为华盛顿的政治领袖们提供一个精准的定义。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1863年3月，他在给哈勒克的信中写道：“我正在写关于内战和‘入侵’的四个部分，真是棘手的任务啊！”[54] 在纽约，利伯给他的学生提供了内战定义——“一个政治社会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长期敌对状态”，对于正式的法典编写来说，这实在是太不精确了，尤其在这部守则中。毕竟，关于内战及其相关的章节，是这部守则最重要的部分，会成为联邦军中的读者可以携带的徽章。那么，利伯是如何定义内战的呢？他根据具体的政治条件不同，将内战与“暴动”（insurrection）和“叛乱”（rebellion）做出了区分，在1863年的春天，他这样写道：
149. 暴动，是人们发动起来，用武力反抗他们的政府，或政府的一个部分，又或者是一项或多项法律，又或者是一名或多名政府官员。它可能只限于武装反抗，也可能有更大的目的。 150. 内战，是一个国家内两个或多个派系之间的战争，每一方都试图争夺对整个国家的掌控权，并且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才是合法政府。当叛乱的省或叛乱的部分地区与政府所在区域相邻，这个词有时也适用于叛乱战争。 151. 叛乱一词，适用于大规模的暴动。通常是指一国的合法政府，与该国的某些部分或省之间的战争，后者放弃了对该政府的忠诚并且意在建立自己的政府。[55]
1861年以来的现实情况显然塑造了利伯对这些概念的区分定义。“暴动”和“叛乱”的区别在于程度上的不同。后者接近于州际间的冲突，或者战争，特别是如果拥有“更大的目的”的话，比如放弃对政府的效忠而企图建立独立的政府——这就是一场自封的脱离运动，就像美利坚联盟国一样。[56] 利伯给出了两个关于内战的定义。一个是传统的，一个是更新的定义。第一个——“是一个国家内两个或多个派系之间的战争，每一方都试图争夺对整个国家的掌控权”——可以追溯到罗马的传统中，并且和我所说的“超分裂”模式互相对应。第二个定义——“当叛乱的省或叛乱的部分地区与政府所在区域相邻，这个词有时也适用于叛乱战争”，在法律上和历史上都没有先例。这是利伯自己创造的，专门为了眼前的情况而量身定制的。美国内战虽然是在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之间进行的，但是只有联邦方面想要恢复对全局的掌控，并且声称是整个国家的合法政府。南部联盟各州虽然声称与美国革命中叛乱的殖民地之间存在道德的连续性，但这意味着对联邦内的领土没有提出任何诉求。然而，在利伯建立的定义中，叛乱和内战的边界被打破了。其中一个（“叛乱战争”）有时也可以被描述成（“有的时候也用于指”）另一个，当各种条件都刚好满足的时候，即当“叛乱的省”毗邻“现有的政府”，当然就是指1863年联邦政府将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划入弗吉尼亚州境内。 利伯的第二个定义表明，内战根本不是一场内战，而是叛乱。这使得联邦的回应是有效的，因为美国的宪法提供了“镇压暴动”的手段，包括“万一发生叛乱”就可以取消“人身保护令”，在1861年，林肯总统（在利伯的建议和支持下）正是这么做的。战后，《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1868）提到“参与叛乱或者暴动”的人不符合就任公职的资格。[57]而且，如我们所看到的，官方对这场冲突的历史记载——其实应该叫作“叛乱之战”，更符合联邦对于这场战争的描述，即反抗一个合法政府的暴动。[58]但是，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利伯和林肯对这场战争的称呼都十分多样。通常是叫作“叛乱”，有时也称为“内战”，而利伯绞尽脑汁地努力对两者进行区分，对比之下，真是讽刺。 不管怎样，利伯的定义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正如研究这部守则的权威历史学家所写的：“当时这部文献立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在利伯将其寄到欧洲之后，1866—1896年，各种翻译和模仿之作遍布各地，从荷兰到俄罗斯随处可见。[59]后来，意大利也推出了一部类似的法典，两年之后，在1898年，美国又按照原版一字不变地重新发行了利伯守则，这次不是在内战的背景下，而是因为菲律宾的“暴动”。[60] 2001年9月发生恐怖袭击之后，美军依然在学习利伯守则；2007年，作为研究1901—1902年菲律宾群岛的“反游击战争的名作”，它又被重印。[61]自从这部守则面世以来，美国陆军就没有试图想要修改利伯关于内战的定义，而仅仅是在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之后，更新了一下守则的类目，包括了“不具备国际特征的武装冲突”。[62] 在这期间的许多年里，给这场分歧最大的战争命名一直都饱受争议。在战争期间，人们就无法对名称达成一致。尽管在早期阶段，南方人也曾称之为内战，但通常他们还是更喜欢称之为“大战”“为了独立而战的战争”甚至“革命”，显示了来自南方的白人奴隶主像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在早期为自决权进行斗争的延续。[63]同时，北方人将它称为“叛乱”“脱离联邦的战争”以及“内战”。在正式的对抗结束之后，其他的叫法才出现——“近期的战争”“最近的不愉快之事”等（一位勤奋的收集员收集了120个不同的叫法）。“州际之战”是战后出现的对这场战争的特指，在1899年，这个叫法忽然变得特别突出，因为邦联女儿联合会（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通过了一项决议，用它来代替内战、脱离联邦之战和叛乱之战的叫法。正如一位坚决的邦联妇女说的那样：“不能允许把州际之战称为内战。如果我们允许了这样的叫法，就等于承认了我们是一个国家，而不是我们声称的多个国家。”[64] 直到1907年，国会在讨论为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和美国内战的老兵提供退休金的一项议案时，国会才一致同意将这场战争正式命名为“内战”。一位民主党议员抗议说，这是一场“脱离战争”（War of Secession）：“它是一场为了获得脱离联邦的权利而进行的战争……在本质上它是叛乱，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内战，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完整的意义上，它是脱离战争。”一位密西西比州的议员也表达了类似的抗议：“它不是叛乱也不是内战，它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65]但是这些抗议，与其他对南方落败抱有同情的人一样，都是没有用的。“我们不会再听到叛乱战争、国家间的战争这样的叫法了，”一份华盛顿特区的报纸在辩论结束后的早晨这样写道，“巴特勒将军曾嘲讽地称之为‘近期那桩不愉快之事’，从此要被称为‘内战’。参议院昨天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66] 邦联女儿联合会还在不屈不挠地奔走，继续发起修改教科书的运动，并且促使国会认可“州际之战”的名称。其理由是“内战”最权威的定义是“共同国家”内的公民之间的战争，或者“同一国的公民”之间的战争等。然而现在，“整整4年里，我们拥有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完全不同的政府，我们作为美利坚联盟国而被国际社会周知。”[67]在对内战记忆的持久斗争中，这些努力仅是一小部分，并且对非裔美国人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对他们来说，内战是解放的推进器——“废奴战争”，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之语——是深刻的希望，也是同样深刻的失望之源头，但它依然是一件特别好的来自上帝的礼物。[68] *** 在内战（通过调解而达成的共识，在美国，这场冲突的名称已经被普遍接受了）期间，内战的范畴第一次在律师的权威定义下得到了确认。这肈始于弗朗西斯·利伯。他们是第一批具备这种能力的专业人士，以极其精确的决定性因素和以经验为基础，去定义不可能定义的概念。瓦特尔和哈勒克引领了将内战置于万民法（在哈勒克的时代，已经被称为国际法了）语境的思路，但利伯是第一位将内战与类似的“叛乱”和“暴动”等概念进行辨析的人。不管他抱怨过程有多辛苦，但结果如我们所见，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内战的含义，将会继续发展。人们试图控制这种增长，尤其是在“冷战”后的几年。但是一切都始于一个世纪之前，其发起者是一位几乎死在滑铁卢战役中的人。对利伯来说，欧洲战场的伤痛记忆与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造成的家国悲剧一样深重。 还有另一段历史会持续笼罩着美国内战的记忆，那就是罗马历史。从罗马叙事中提炼出来的关于内战天然的重复性，使得南北两方的支持者都去寻找与他们的斗争和战后状况相类似的历史事件。诗人和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就是其中一个。1865年4月9日，在复活节前一个周日，在他所作的纪念阿波马托克斯投降的诗篇中，他以否定的方式强调了罗马历史的重要性：
战鹰折翼， 但不是在恺撒的摇摆中； 不是我们所歌唱的罗马武器，征服了罗马， 就在法沙利亚那一天。 虽然叛徒加冕，长袍加身， 自由的服装却更盛大。 所有的人类都高兴看到， 格兰特和李将军结束了战争。[69]
引用了恺撒、庞培和卢坎的典故，梅尔维尔的诗句就像是在大规模杀戮时代为罗马式的内战定义写下的墓志铭。 1914年6月，在华盛顿特区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邦联女儿联合会为一块纪念南方战死烈士的纪念碑揭幕，这是延续了罗马的传统。纪念碑的底座上是美利坚联盟国的印章，并附上“献给我们逝去的英雄，来自邦联女儿联合会，胜利取悦诸神，但失败取悦了小加图”。[70]这句话出自卢坎《内战记》的第一部，而其中的矛盾心理是卢坎本人所有的。它暗示了在内战中不可能双方都是正义的，不管多么虚幻，但仍然有可能提供一些道德安慰，即使是对战败方来说。1862年5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在一封写给卡尔·马克思的信中同样说道，他觉得，南部联盟“忍受着在战场上战败的结果，但是用‘胜利取悦诸神’等说法来安慰自己”。[71]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国家公墓将这场战争称为“伟大的内战”，但在另一块埋葬美国人的土地上，它却通过罗马典故转化成失败原因的象征。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通往永久和平的进程中，必须走过一片充满内战的墓地。 [1] 苏拉的对手马略，与这里的马吕斯，英文都是写作Marius，但是中文的习惯译法不同。——译者注 第六章 内战的世界

20世纪

“伏尔泰曾说：‘所有的欧洲战争都是内战。’在20世纪，他的这个公式可以套用到全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因为通信的便利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所有的战斗都是公民间的战斗，不仅如此，还是兄弟间的战争。”[1]这些话来自海梅·托雷斯·博德（Jaime Torres Bodet，1902—1974），他是墨西哥学者、诗人和外交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担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第二任总干事。他于1949年说了上面这些话，当时，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刚成立不久，紧随1947—1948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包括印度独立和分治，以色列国的建立和第一次阿以冲突，还有《世界人权宣言》的公布，加上中国的革命，以及中东和东南亚地区涌现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这是一个关键性时期，与他同时代的德国流亡政治学学者西格蒙德·纽曼（Sigmund Neumann，1904—1962）称之为“革命的时代”和“国际的内战”。[2] 1949年10月24日，托雷斯·博德在巴黎的联合国日庆典上做的演讲，标题和内容都是“我们为什么而战”，这并非指4年前结束的全球军事战斗，而是另外的斗争——为和平而战。在这个场合，博德对于内战的情感要比他的学问更加饱满。尽管伏尔泰曾有过著名的论断，说欧洲“是一个伟大的共和国，被分割成了几个国家”，“它们都有共同的公共法律和政治上的原则，并且这些原则不为世界其他地方所知”，但是他并没有将此观点引申开来，认为欧洲发生的战争是内战。[3]这一步是由伏尔泰的前人、温文儒雅的法国大主教和政治评论家弗朗索瓦·芬奈伦（Fran?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1651—1715）迈出的。在他给一位年轻王子的著名建议《死亡对话》（Dialogues of the Dead，1712）中，他借书中角色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和平主义论点，建立在普遍人性的世界性原则之上：
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是人类互相残杀，互相伤害；一场战争耗时越久，就越有杀伤力；因此，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斗争，要比一些家庭反抗共和国要糟糕得多。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参与到战争中去，除非是最不得已的极端情况，那么我们只有起来击退敌人。[4]
这类战争不仅仅是内战，而可能像卢坎所说的，它们比内战还要更糟，因为更多人陷入其中。[5]这是内战的认识史中的众多悖论之一，随着整个世界对普遍人性有着更加相似的理解，那么国际战争甚至是全球性的战争就会变得更内部化。随着全世界同情心和相互联系的增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伤痛，而不是更多有保障的和平，这将会是一个无人料到的意外结果。[6]启蒙思想家，比如芬奈伦，相信欧洲文化的同质性，害怕所有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都会变成内战，因为它们发生在一个共同体的边界内，而且共同体内的居民彼此都认可对方的居民身份。在伊曼努尔·康德后来的“走向永久和平”的世界性权利概念中，互相认可的范围变成世界性的了，因为“（或窄或宽的）国家社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任何对权利的侵犯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被所有人感同身受”。[7] 欧洲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不断地处于战争状态，即“第二次百年战争”（1688—181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管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其帝国的殖民地，欧洲内战都表现得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同质性，且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有所差异。让——雅克·卢梭在他的《永久和平计划》（Project for Perpetual Peace，1761）中判断，欧洲大国间的战争是“更可悲的，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亲密……它们之间频繁的争执几乎和内战一样残酷”。[8]40年之后的1802年，在英法《亚眠和约》（Anglo-French Treaty of Amiens）的谈判过程中，传闻拿破仑曾对英国大臣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说：“欧洲，不包括土耳其，只不过是世界的一个省；当我们打仗，只不过是一场内战罢了。”[9]1866年，法国历史学家亨利·马丁（Henri Martin）认为欧洲内战没有结束的终点，对他来说，这些战争包括了当时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因为他将俄国也视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10]关于所有的欧洲战争都是内战的说法，在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中重新变得流行起来，通常认为这是源自拿破仑，人们在回忆他1802年的名言时就会提起来。[11] 20世纪下半叶，我们则会真正见识到内战的全球化，但不完全以托雷斯·博德和他在启蒙时期的前人所预见的那种形式。这个内战的新世界带着三种重叠的特征而出现。首先，内战现在被政府的智囊团重新包装成为“不具备国际特征的国家间冲突”（international conflict of a non-international character）而逐渐被纳入到国际组织的司法权限内，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纳入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范围内；但是在去殖民地化的进程中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的内部冲突中，又有一些修改。第二，和第一条密切相关，内战变得越来越普遍，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见到（尤其是非洲和亚洲，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原本平静的欧洲也可以见到），并且逐渐替代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成为世界上最普遍和广泛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形式。第三，内战爆发的社区——政体、城市或者人类共同性的领域——变得更宽泛了，直到“欧洲的内战”这一观念在本世纪被各种“全球内战”的概念取代。 与此同时，这个时代重大的跨国性冲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到21世纪初期的“全球反恐战争”，在政治和法律领域内通常都被视为内战。但是，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集中关注内战，对它进行分析、推断和定义。内战的观念中这些争论的细节从过去延续到现在，也很可能会延续到未来。 *** 在托雷斯·博德于1949年10月的演讲之前不久，一个旨在改变战争不断扩大的影响的人道主义会议，在1949年8月的日内瓦结束了其讨论。外交会议，如人们所知的那样，从各国选取代表集聚一堂，讨论修正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和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具体讨论的是战时平民的地位。许多与会代表想到的最紧迫问题是，如何将传统国际战争中对战斗人员的保护，延伸到“不具备国际特征的冲突中的受害者”身上；并不是所有代表一致认可这一做法。包括英国代表团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将国际法运用到国内争端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内战。）其他人则成功地反驳说“国家的权利并不能置于所有人道主义的考量之上”，因为“内战要比国际战争还要残酷”。这些商讨的结果就是《日内瓦公约》的共同条款第三条（1949），终于可以应用到准确地说叫“不具备国际特征的武装冲突”［后来被缩略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NIAC）］中去。[12] 1949年的讨论带来了共同条款第三条，这是源于1948年在斯德哥尔摩的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该委员会要求“敌对的各方都有义务”遵守现有的《日内瓦公约》，“不具备国际特征的武装冲突，尤其是内战、殖民地斗争或者宗教战争”都包括在内。在深入讨论之后，修改过的公约在1949年被送往日内瓦，其中省略了后面的修饰性条款，只强调“不具备国际特征的武装冲突”。这就成了此后国际律师和国际组织青睐的范式，尽管之前有反对声音认为它将会覆盖过于宽泛的一国之内的暴力行为：不仅是“内战”，而是国家的任何敌人，不管是合法的自由斗士，还是强盗，或者是普通的罪犯——任何参与到暴动或政变而不被视为战争的人，都将被包括进来。即使他们的行为在国内法中是违法的，他们也依然值得被《日内瓦公约》保护吗？[13]大部分内战都是“不具备国际特征的”的战争，然而只有一些“不具备国际特征的”战争是内战。试图在两个有所重合的类别之间划一条界线，将会一直产生争议和困惑，一直到今天。[14] 正如最后采用的那样，《日内瓦公约》共同条款第三条保持了最低限度的雄心壮志。它规定，平民和武装力量中不再是战斗人员的成员（比如负伤的或是生病的士兵），应当“在任何条件下都被人道地对待”；“负伤的和生病的人应当得到收容和照顾”；红十字会应当被允许对任何参与战斗的人提供救助；同时冲突的参与方应当付出努力，在战争中遵守《日内瓦公约》中的其他条款。[15]该条款提供了相当大的自由解释的空间，尤其是因为没有试图去精确定义“不具备国际特征的武装冲突”包括了哪些内容，从而避免了“过度包容和不够包容的危险”。结果是，它既不是特别宽泛，以至于要为一系列国内的警察行为（或者说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引发了这些行动）提供指导，也不是特别严格，以至于很多冲突被排除在其约束和改善之外。另一方面，它给予国家足够的自主裁量权去判断一场冲突是否跨越了叛乱的界限成为内战，进而国家可以自主决定，他们对待叛乱者的方式是否受到共同条款第三条和《日内瓦公约》其他条款的约束。这种自由度，对于有可能提出自决权要求的海外殖民地国家来说，尤其珍贵。对于葡萄牙来说就是如此，在1949年它“在全世界所有归属于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上，保留不采用第三条款规定的权利，因为它们也许会与葡萄牙的法律形成冲突”。[16] 共同条款第三条在1949年起草并得到通过，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的《日内瓦公约》在此前不久的冲突中暴露出的不足之处，例如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中，“非国际”的冲突发生频率增加，对于准确地使用公约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冷战”的代理人战争和帝国解体的废墟中，对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变得更加常见，掩盖了欧洲长期和平的光泽。这些压力导致了在1974—1977年对《日内瓦公约》的更新和修改。在这种背景下，国际法学会（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全球国际法律师的顶尖专业组织—1975年在德国城市威斯巴登会面，起草一份名为“内战中的不干预原则”的文件。这份《威斯巴登议定书》强调了“内战现象及其导致的痛苦的严重性”，并且表达了对于这类冲突的担忧，如果一方寻求外国的介入，另一方也很可能会采取类似的做法，那么事件就会升级为国际冲突。因此，他们呼吁外部力量不要干涉，除了提供人道主义、技术层面或者经济层面的救助等“不太可能对内战结果产生实质影响”的行为。在为不干预原则设立条件的过程中，该研究院简洁地将“内战”定义为“不具备国际特征，即在一国的领土上爆发的任何武装冲突”，可以包括旨在推翻政府的暴动，或者意图分裂出去，反对现有政府的行为，或者两个及两个以上团体在无政府时试图控制国家的行为。关键的是，《威斯巴登议定书》还限定了什么不算是内战。“地方性的骚乱或暴动”“国际界限隔开的政治实体间的武装冲突”，以及“去殖民地化过程中的冲突”都不算内战。[17] 这些讨论的结果是一套更详细的协定，其中第二份——《附加议定书II》（1977）——适用于具有非国际特征的冲突。《威斯巴登议定书》中的限定条件继续适用，因为《附加议定书II》中不包括骚乱和去殖民地化的战争，这些内容写在了《附加议定书I》中，这是首次将国际人道主义法则应用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第二附加议定书则将相关的保护和禁止的内容扩展到了内战，直到今天人道主义法的主要内容依然来源于它。[18]这些保护条款是否适用，取决于一场冲突是否“不具备国际特征”。如果一场冲突被认为是“国际的”，也就是发生在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那么《日内瓦公约》的全部内容都适用。如果“不具备国际特征”，它就被共同条款第三条和《附加议定书II》的内容所覆盖。[19]但是如果暴力并没有被认定是以上任何一种，也许它是一场暴动或者叛乱，那它就属于国内司法领域，因此由警察行动制约。在这些情况下，判断一场冲突是否“不具备国际特征”，即是否“内战”是至关重要的。 什么是内战，什么不是内战，这个问题的法律界限一直都保持着弹性和动态变化。[20]国际法学会接下来的一个重大决议，就是关于非国际的冲突（1999）在巴尔干战争过程中的反映：“考虑到在非国家实体之间的武装冲突正在日益增多，并且特别受民族、宗教或是种族方面的原因所驱动，”它们对平民造成后果尤其严重的伤害。国际法学会建议，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应该被应用于“国内的、发生在政府武装与一个或几个非国家实体之间的武装冲突，或者是几个非国家实体之间的冲突中”。[21]这个转变反映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简称“前南法庭”）的法理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该庭一直试图将国际人道主义法应用于内部冲突。 “前南法庭”曾于1996年裁定，1992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从国际战争变成了内战，当时前南斯拉夫共和国撤销了其对塞尔维亚族的支持。这一次转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被告、波斯尼亚战争的战犯杜斯克·塔迪其（Dusko Tadic）称该庭对其没有司法管辖权，因为国际刑事法庭所依据的法律仅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于是“前南法庭”1996年的判决在上诉时被推翻。但这揭示了对一场冲突做出内战的定义关系有多么重大——在这个案件中，它决定了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塔迪其是否必须为此负责。[22] “前南法庭”的上诉法庭在对塔迪其案件进行审判时，将利害关系说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要在武力冲突中保护平民，禁止强奸、折磨或者恶意破坏医院、教堂、博物馆以及私人财产，以及严禁在两国交火时使用会造成不必要伤害的武器？为什么当暴力“仅仅”发生在一国主权领土边界之内时，又不实施这些禁令，不提供同样的保护呢？[23]
过去10年中，基于之前一些机构的努力，比如红十字会，一些国际机构一直试图就这些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并将对传统战争的约束标准扩大到内战。[24] 2004年修改过的英国国防部手册中，关于军方人员的战争法部分，就将内战置于法律理论的战争范围内。[25]美国陆军2007年突破性的《反叛乱战地手册》，在写作中以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一些事件为参考，同样呼吁将《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款运用于叛乱中，并且认可“尽管叛乱可以在两国交战时同时发生，但通常它们是发生在一国内部”。[26] 然而，试图将内战带入文明范围内的努力，近期取得的效果却一直非常有限，令人沮丧。如“前南法庭”所描述的，无法“完整而机械地将战争法移植”到内战中去。除非所有冲突参与方同意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否则这也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前南法庭”还是为了理想的“移植”而建立了至关重要的一条原则：“凡是不人道的，即在国际战争中所禁止的，在内战中也必须被视为不人道、不被允许的。”[27]随着这一原则运用到法律中，世界也许就离内战的“文明化”更近一点。 但问题永远不会如此简单。就以2011—2012年的叙利亚为例，普通的叙利亚人明白在2011年整年以及2012年上半年围绕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争端，属于一场内战。但在叙利亚以外，相关的各方却认为这是有待商榷的。2011年12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Mark Toner）在被问到是否同意一位联合国官员将叙利亚现在的局势称为“内战”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我们认为在叙利亚的暴力应该停止，包括在所有的对立方之间。但是这并不能将两者等同，在我看来，使用‘内战’一词即带有这方面的暗示。”[28]至于阿萨德政府，它自然只能看到叛乱。反对方说他们是在反抗。同时，像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在干预与不干预之间互相竞争，威胁对方说要发起内战。[29]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深入到冲突中，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17 000多个生命逝去之后，直到2012年7月才做出结论，认为叙利亚的情况确实是“不具备国际特征的武装冲突”。[30]只有在这个结论之后，各方才能确定受到《日内瓦公约》相关条款的约束。[31]国际组织们不愿意将一场冲突称为内战，在21世纪变得非常普遍，因为有太多利益——政治的、军事的、法律的、民族的利益都取决于是否使用内战这个术语。因此，一套法律的协定被设计出来，旨在将内战中的行为人道主义化——将人道主义的限制条件引入内战，最小化人类牺牲，或许最终的结果是限制了国际参与者为此付出努力。要看这个矛盾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社会科学中内战是如何被对待的。 *** “当今天的社会科学变成思想史，一个几乎必然要被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科学研究了如此之多的主题，却少有关于暴力的政治混乱——内部战争的研究？”[32]在此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听到一个来自过去的人，从问题的源头跟他们诉说。想到这位参与者是在1963年与我们对话，是有点令人不安的，而且他还已经在等待一位思想史学家来确定他在相关领域的位置。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哈里·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1924—1999）教授提出的问题一直是十分有洞察力的。 艾克斯坦教授清楚地知道，学界早已对内战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即内战一无是处。相应地，内战曾是一个像灰姑娘般的研究对象，与其他所有的学科都不太具有相关性。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开始受到“冷战”的启发，后来是去殖民地化战争的激励，美国社会科学家——他们通常都受到来自兰德公司和其他类似的军事、学术结合的组织的支持——对笼统地被称为“内部战争”的课题大大增加了关注度。这一类别包括了从游击战到叛乱战争，再到内战、政变和革命的一切内容。[33]艾克斯坦教授的呼吁并没有如他所愿那样得到积极或热烈的响应。尽管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领导了一个对内部战争的研究团队，其中包括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甚至奇怪的历史学家，但进展依然很慢。在1970年，最早系统性研究此课题的一位学者不无惋惜地说：“关于内部战争的概念这个关键问题，还处在理论上的早期阶段，令人满意的有关内部战争的理论既没有被整理出来，也没有被重视。”[34] 在1968年春天，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在越战期间举办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听证会，名字叫“革命的本质”，含糊不清的内战含义在此时得到了公开展示。这些听证会由参议院议员J.威廉·富布莱特（J. William Fulbright）主持，并且传唤了有名望的学术界证人，包括著名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1898—1968）和他的年轻同事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1919—1986），后者是政治学者并在学习自由主义。在听证会的最后一天，一位年轻的普林斯顿政治学者约翰·麦卡利斯特（John T.Mc Alister），试图解释这种冲突有多么棘手，他指出，美国并不是在“打一场纯粹的内部事务相关的内战”，而是正在卷入“一场涉及所有越南人民的革命战争”。参议员富布莱特立刻就问，是否在革命战争和内战之间有明确的区别呢？麦卡利斯特认为是有的：“在内战中，包括我们自己的内战，参战的一方会有分裂出去的目标。在革命战争中，相反……主要的目标是团结……（并且）会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涉及要重新立宪以建立基础的政治秩序。”接下来在这两位南方人之间发生了一段奇怪的对话——富布莱特参议员来自阿肯色州，而麦卡利斯特来自南卡罗来那州——
主席：那么，以这个定义看，我们自己的州际之战是内战还是一次革命战争呢？ 麦卡利斯特博士：我会说它是一场内战。 主席：因为他们追求分离出去吗？ 麦卡利斯特博士：我们追求分离出去，对。 主席：我们追求分离出去。（笑）但是我们失败了。 麦卡利斯特博士：对。 主席：如果赢得了它，那么它从此以后就是一场革命战争？ 麦卡利斯特博士：对的。 主席：对吗？ 麦卡利斯特博士：对。 主席：好的。[35]
在民权运动时期，这种南方式的幽默也许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是它确实揭示了定义内战和革命一直存在的困惑，即使是在政治学者当中。 即使是哈佛大学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也都感到困惑。在1969年的春天，当时也是越战期间，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给本科生上了一门课叫“道德问题：国家和战争”。[36]两年后，他出版了《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这部著作被认为使英美政治哲学在20世纪晚期得到了复苏。但是众所周知，这部著作对国际正义缄口不谈。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的课程中，倒是直面这些在美国大学校园包括哈佛校园里盛行的问题。包括战争的伦理、征兵和非暴力反抗。对于正义战争的讨论——既包括战争的正义理由（jus ad bellum），也包括战争行为中的正义（jus in bello）——在他的课堂中占有很大的分量。罗尔斯把不同类型的战争进行区分，以便确定哪些原则可以最好地用于每种不同的情况。在他的课程中最开始的分类法里有9种类型：
1.发生在已经存在的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2.（社会正义的）内战，发生在国家或者共同体内部（法国大革命） 3.地区内的少数群体的脱离之战：美国内战 4.殖民地的脱离之战（脱离帝国）：阿尔及利亚战争；美国独立战争？ 5.干预战争（人道主义干预） 6.国家统一战争（玫瑰战争，都铎王朝） 7.帝国的征服之战（罗马战争） 8.圣战，宗教的或是世俗的 9.民族解放战争（在现在的意义上）；游击战[37]
罗尔斯的分类及其应用一样给人启发。内战要同国家间的战争以及脱离之战相区分，而脱离之战又被分为州内战争和反帝国主义的脱离运动。他暗示，内战只有当其目标是罗尔斯所说的“社会正义”之时，才是正义之战。“社会正义”即是，为全社会成员的福祉而进行全面的内部改革，如同1789年之后的法国那样。脱离之战也许被视为正义的，因为是为了解放一个被压迫的群体——例如，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少数群体，或者是一个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与当代国际法律师和政治学者一样，他也将内战与“民族解放战争”和游击战区分开来。[38] 罗尔斯的分类是明白易懂的，而他的例子就不那么清晰了。最开始，他也不太确定美国独立战争是属于哪一类脱离之战。在他的课程中，他将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都归于“少数群体的脱离之战”。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把这两次冲突相等同，虽然他刻意不将南北战争归为社会正义战争，这或许正反映了他不想将美国的爱国者等同于阿尔及利亚殖民地人民。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是欧洲移民在寻求脱离帝国，而不是原住民或者被奴役的人口。并且，他引用了西班牙内战作为社会正义内战的例子，而不是法国大革命。 后来在他的讲课中，他更详细地对战争的正义之理由做了讲解，并以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简论不干预》和越战作为他的参考，简单地审视了关于对一场内战进行干预是否可能具有正义性的问题。罗尔斯对于穆勒著作中所谓“令人烦恼”的缺陷颇有些轻蔑，他表示“这无法为我们对越南的干预正名”。因为穆勒为19世纪英国的干涉行为罗列的论点，没有一条可以放在今天美国对越南的政策上：“我们没有中立地介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我们也没有通过干预来帮助其人民推翻一个外国专制统治。”确实，罗尔斯总结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预行为只能是“在国际支持之下，保持中立……并且是基于明确的人道主义原因”。[39] 罗尔斯的这些课程中，内战至少在澄清人道主义干预的限制方面提供了暂时的帮助，对于阐明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的各种情况的不同之处也有所裨益。对于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来说，几年之后，当他试图定义他所说的“权力的物理属性”时，内战更是大有帮助。在巴黎著名的法兰西学院担任教职的每一年，福柯都要开设一门关于他正在做的研究的公开课。在1973年，他开设一门课程名叫“惩罚的社会”（La société punitive），这一主题将成为他对于现代权力体系概念的核心。如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许多欧美评论家一样，福柯发现内战“在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上，都是一个发展不完善的概念”，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分析都将内战视为他所说的“是意外的，是非正常的……理论上和实践中的畸形怪物”。[40]以特有的理论功底和史学方面的胆识，福柯提出，要了解权力，内战不是边缘的或不相关的主题，而是所有权力斗争的核心，因此他建议将内战从边缘拉回研究的中心。[41] 福柯在1973年的课堂上对内战所做的令人惊叹的论述，提出了与标准的历史记录截然相反的观点，非常富有启发性。第一，他认为内战不应该被视为霍布斯的《利维坦》中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福柯认为内战反而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的对立面。第二，他反驳了因为内战代表了权力的瓦解和分崩离析，就将内战视为权力的对立物的假定；他认为内战实际上是权力的完美典型，政治就是内战的另一种形式。第三，他认为，在欧洲从早期现代的宗教战争和专制君主的继承者战争向一个更加稳定的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内战并没有逐渐在欧洲消失。人类从未由内战时代向革命时代逐渐演变；内战反而一直是福柯所称的“规训社会”的基础特征，在“规训社会”中权力体系一直在塑造着人类。 在批评霍布斯和他的信徒们将内战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混为一谈时，福柯说道，这两者的区别其实大得不能再大了。在它们的特征上（一个是集体性的，一个是单独的），在它们的动机上，以及十分关键的，在它们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中，是国家建立起来的先决和必要条件，而内战标志着国家权力的崩塌，主权本身的解体。[42]内战的方向是抓住或者转移权力，因此“在权力的舞台上呈现出来”。它常伴权力左右，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得日常的权力行使都像是一次内战。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将克劳塞维茨著名的格言稍做改动来总结他的观点——虽然后者绝不会同意这种改动——“政治是内战的延续”。[43] 当罗尔斯和福柯专注于内战的理论时，社会科学家们，尤其是在美国，已经开始了一场将持续几十年的努力，来提出一个可操作的定义。创新的主要考验，来自密歇根大学的战争数据库。这是以经验为依据的社会科学，通过收集和分析自1816年以来的战争数据，来衡量全球冲突的最系统性的尝试。最开始，主要的工作集中于国家之间的战争，和之前研究冲突的其他项目一样，例如美国政治学者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的《战争研究》（A Study of War，1942）和古怪的英国气象学家刘易斯·弗里·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的《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1960）。[44]但是不能一直将内部战争从国际战争中分离出来，因为，正如战争数据库的牵头人所说的：“内战、叛乱以及外国干涉的新闻霸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闻头条，而且在当今国际上，它们扮演着和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同等重要的角色。”[45] *** 随着战争数据库将其研究的对象扩展到内部战争，其团队就需要发展出一套判断内战的标准——区分于其他类型的冲突——以帮助他们整理所收集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追溯到1815年的维也纳决议。他们追求一个数量上的定义，而非质量上的，以此来“将主观偏见最小化”，而且更关键的是，“促进一套数据库的建立”，在一片充斥着各种矛盾与不一致的定义的概念沼泽中，这是一种获取信息的手段。因此战争数据库所修订的内战定义，有许多分割点，一整套边界条件，一些从经验出发的标准，以及许多问题：
持续的军事战斗，主要发生在一国内部，至少造成每年1 000人死亡，使中央政府与叛乱力量斗争……因政府军对叛乱的镇压，使得叛乱方至少有5%的死亡率。[46]
这一“看似直接”的定义是用来让政治学者和其他人创建大量的数据库，以用来分析全世界不同时期的内战。[47]它也排除了许多有可能会干扰分析的冲突，因为它们不符合这个强制的定义。 这个定义的核心是以经验为依据的，而非实证的：参战人员和受害者也许认为他们正陷于内战中，但是在死亡人数达到1 000人之前，或者反政府武装至少杀死50个人之前，社会科学家们就可以说他们是错的，至少基于横向比较分析可以这么说。一场冲突必须是军事化的，以便同其他内部暴力事件相区别，比如骚乱和政变。它也仅仅是“主要发生在一国内部”，因为它还必须包括国际化的内战，即有外国势力参与的内战；年均死亡1 000人被认定为“大型”内战；必须要有两股势力（但是可能也只有两股势力），一方是已有的政府；并且必须是双方都军事化了，以和屠杀或种族清洗相区别。 这一定义中存在很多未解的困境。[48]最大的困境，当属它没有包括冲突的数量。考虑到“主要发生在一国内部”这一条件，即在一个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主权国家内部：这具体地规定了是指殖民地宗主国“内部”，非常刻意地将后殖民地时期的民族解放战争给排除在外了，正如当时的国际法协议中所做的那样。如同那些协议，这样的约定就意味着，像阿尔及利亚战争那样的冲突，以及更早的美国独立战争，都会被排除在内战之外。[49]第二个问题是，对“宗主国”的强调，不仅暗示了国家的存在，也暗示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规定的以边界来界定主权民族国家的存在；根据这些条件，在大约19世纪之前是不太可能会有内战的——更不用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了——因为几乎没有几个符合标准的国家能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认可。[50]没有统一的主权和外部的认可，似乎也就不可能有“公民共同体”，也就没有所谓的“内”战。 最后，许多冲突，至少被其参与者和外部观察者视为内战，比如，瑞士联邦1847年的单独同盟战争（Swiss Sonderbund War），将会被排除在外。单独同盟战争是历史上最短、最不血腥的战争——只持续了25天，最多造成93人死亡，然而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和现在，都被认为是一场内战。[51]同样，爱尔兰1922—1923年的内战也会被排除在外。这场战争中估计有540名亲条约方的士兵，和大约800名军队成员以及数目不详的共和党人死亡。[52]这个定义也不会包括北爱尔兰的冲突，因为其中死亡的人数在1969—2001年是大约3 500人，其中最高的年份1972年有479人死亡。确实，定义中要求达到的死亡人数1 000人一直到1974年4月才达到，这已经是冲突进行的第五年了。[53] 战争数据库所给出的这一定义，其本质上的争议性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时期变得非常突出。2007—2008年，此定义被用来证明在伊拉克境内既发生着一场内战，又没有内战。大量的关于其分类是否适用于实际情况的激烈反对意见纷至沓来。布什政府的代表和其他人，大部分是新保守派的军事策略专家和政治专家，否决了对这场冲突冠以内战之名。恐怖主义？叛乱？有可能。内战？绝不是。然后在2006年7月，耶鲁的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桑巴尼斯（Nicholas Sambanis）在《纽约时报》上宣布，根据标准的社会科学评判标准，伊拉克确实正在经历一场内战。[54]当年的晚些时候，无论在伊拉克境内还是境外，已经没有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有疑问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BBC的采访中说：“当黎巴嫩和其他地方发生冲突时，我们就称之为内战，而这个情况要更糟糕。”[55] 同时，美国的各种媒体，包括国家有线电视网（NBC）和一些报纸诸如《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都管伊拉克的冲突叫内战。[56]阿德尔·易卜拉欣（Adel Ibrahim），一位年轻的什叶派谢赫[1]告诉《纽约时报》：“你们需要告诉全世界，在伊拉克现在正发生着内战。这是一场粉碎一切的内战……我们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57]当土耳其当时的首相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被问到他是否认为伊拉克正在发生一场内战时，他回答道：“穆斯林因为对方属于不同的教派就互相残杀。这是一场内战，因为我无法给出任何其他的定义。”[58] 到2006年底，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12月份的调查，一半的美国人都同意这是内战。该调查显示：“有更多的美国人认为现在在伊拉克的动乱是内战，认为这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叛乱的人更少一些。”[59]几个月之后，英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一位分析师认为伊拉克发生的不是内战；事实上，有“好几个内战和叛乱，发生在不同的社区和组织之间”：什叶派与逊尼派，逊尼派与美国，什叶派和其他什叶派，逊尼派和其他逊尼派，库尔德人和非库尔德人，等等。[60]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2006年9月，斯坦福的政治学者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作为证人，在美国国会上表示，毫无疑问“可以把发生在伊拉克的杀戮——在三年之中轻松地超过三万人——置于与其他少有人会质疑其内战属性的战争比肩的地位（比如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危地马拉、秘鲁、哥伦比亚的内战）”。费伦将内战定义为“一场发生在有组织的团体之间的暴力冲突，目的在于获取中心权力或者对一个地区的控制权，或者改变政府的政策”。他认为发生在伊拉克的暴力冲突，符合这个模式。而且它的伤亡人数超过了一个非常高的门槛，让它可以与世界上1945年以后发生的那些内战相比较，例如发生在黎巴嫩、土耳其和波斯尼亚的内战。[61]这种比较有助于人们去想象，伊拉克的未来和那些驻扎在那里的联盟部队的未来将何去何从。结果是不乐观的：内战持续的时间比其他战争更长，平均有10年；它们的结束通常是因为一方或另一方的决定性军事胜利；在干预后仓促地撤离可能让情况更加恶化；当促成协议的外部力量离开之后，分享权力的协议通常转变为暴力。 费伦后来修正了伤亡的人数，将其增加到了6万人，使得“伊拉克成为1945年以来世界上年伤亡人数排名第九的内战”，并且表明，一切我们可以从之前的内战中学到的知识都表明，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作战计划是深刻地被误导了，并且非常有可能一败涂地。[62]这些是非常不乐观的预言，然而还有一个将其归为内战带来的负面效果。比较容易预见的是，有人同样坚定地认为这不符合伊拉克的实际情况[2]。2006年12月，伊拉克总理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毫不犹豫地拒绝将这场冲突视为内战，并且指责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将萨达姆·侯赛因视为一个有资格的交战对手是“往他脸上贴金”。费伦和其他人认为是清楚明白的，恰恰是对方极力否认的。[63] 如果想要反驳那些试图证明伊拉克存在内战的人，最有效的方法是用长期历史来证明。在2006年3月，保守派的伊朗记者阿米尔·塔赫里（Amir Taheri）发表了一篇短小但是涉及范围极广的文章，通篇都是历史上的反例。他否认修昔底德写了关于内战的内容，并且认为西塞罗是让该词流行起来的第一人。他将罗马关于内战的定义总结为几个主要特征：“内战是一伙罗马公民与另一伙罗马公民的斗争，没有涉及外国的武力干涉。”这一定义符合苏拉和马略、恺撒和庞培的战争，但是不符合罗马历史上的其他诸多动乱，比如斯巴达克斯起义。塔赫里从罗马的例子中推断出，内战“必须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战，而不是宗教或者种族的原因”，并且“冲突必须是有关对国家整体的控制，而不是企图将其分裂成为更小的单位”。这种严格的标准几乎否定了每一场被称为内战的战争作为内战的属性，包括美国的南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内战（1992—2002），除了俄罗斯、西班牙和黎巴嫩的战争之外。他的结论呢？“伊拉克不是在内战中”并且将一直保持这一状态，除非伊拉克国内的多个重合冲突集合成为两股对立的势力，展开争夺伊拉克国家的控制权斗争，并且没有外国的帮助和干预。[64] 同年的晚些时候，著名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和记者约翰·契甘爵士（Sir John Keegan）和美国评论家巴特尔·布尔（Bartle Bull）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但是更加全面一点的解释，来否定伊拉克的冲突作为内战的性质。要称任何一场冲突为“内战”，他们认为：“其必须是‘国内的’，且必须是‘战争’，而它的目标必须要么是获得要么是行使国家权力。”这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在一个国家之内，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口形成的有组织的战斗团体，使用武力要么去获取要么去保留对国境内整体上的政治权威。和塔赫里一样，契甘和布尔发现历史中内战是“非常罕见”的，并且他们只举出五例：英国内战（1642—1649）、美国内战（1861—1865）、俄国内战（1918—1921）、西班牙内战（1936—1939）以及黎巴嫩内战（1975—1990）。因为在伊拉克冲突中的各方力量都是零碎的，部分是由非伊拉克人组成，战斗的目标也具有矛盾性和模糊性，不像获取国家权力那样简单明了。契甘和布尔得出结论，伊拉克的问题并不能让它成为现代世界中的“第六个”内战。相反，他们建议：“伊拉克的动乱……更接近于一次政治军事方面的权力斗争。”他们也同意埃尔多安对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派系分歧的分析，说道：“还不如说伊斯兰教处在永久的内战中。”[65] 伊拉克政府和布什政府的代表们正式否认了伊拉克处于内战的说法。对于伊拉克政府来说，如果承认内战即意味着暗示它已失去权力。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来说，这一认定将会包括一系列战略上的可能后果。这可能意味着要决定哪一方，逊尼派或是什叶派，应该获得联盟的支持，就如同在一次寻求主导地位的内部冲突中选择押注哪一方一样。这也可能暗示着入侵者释放了派系间的敌意，之前找不到出口的敌意现在不断升级而失去控制。如果这样的不稳定状态持续下去，那么就需要更高级别的军队介入，以避免冲突扩散到伊拉克境外。另一种选择是，一个快速却无尊严的撤军也许是必要的，以免在当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因为外国力量的存在可能恶化形势，而非解决问题。 大卫·派顿（David Patten），一位来自美国驻巴格达第三步兵师的中士，他有哲学博士学位，曾在2007年夏天警告说：“提前撤军可能导致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造成一次原本并不存在的内战爆发。”他批评随意地谈论内战，除了装模作样之外，既不准确也少有助益。彼时正值民主党代表约翰·穆尔沙（John Murtha）于2006年1月宣布“我们正在伊拉克打一场内战”。还有伊拉克的前临时总理伊亚德·阿拉维（Ayad Allawi），在同年3月痛惜“如果这都不是内战，那只有上帝才知道内战是什么样”。然而，派顿警告说：“争论不应该关乎政治。准确性很重要。”[66] 派顿引用美国陆军1990年作战手册关于低强度冲突的部分：
内战：一场发生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战争；有5个标准让国际社会来认可这一状态——交战方必须控制着领土，有可以运转的政府，得到一定的国际认可，有可识别的常规武装力量，并且处于重大的军事行动中。[67]
这一定义用来区分内战与其他冲突的依据是，它们都比一般的非常规战争更有组织性、规模更大。然而，近期的内战中却很少双方控制着领土并且存有一个“可以运转的政府”，更不用说被国际认可了。这种分类只符合特定的并且相当罕见的内战情况，它更符合工业时代的州际战争的特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南北战争，而它很难算作20、21世纪大部分内战的典型范本。这一定义的用处因此也就相当具有局限性，更多地是为了观察家们，而不是美国陆军；即使对前者来说，在目前不对称的战争条件下，也不是很清楚该如何使用它。 派顿仅评价了这一定义中5项标准中的一项——交战方控制着领土——仅有这一项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满足的。当他采用梅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和大卫·辛格（David Singer）对内战的社会科学定义时，他发现“伊拉克仅仅在过去45年中，就经历了7次不同的内战”，与契甘和布尔所声称的自17世纪中期以来的整个现代历史中仅有5次内战，以及塔赫里所说的自罗马共和国以来仅有3次，大相径庭。[68] 所有这些试图精确定义内战的尝试都注定失败，也注定了只能提供虚幻的认识。原因很简单，在于内战是实质上有很多不同观点相互较量的概念。确实，即使将这两个字拆成“内”和“战”，它们都可以分别引来不同的观点，并在大部分社会科学的分析中，随着诸如地点、强度、持久性的具体情况改变而改变。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说在不同的定义中，内战的哪些特点是其最主要的特点，或者如何以一种前后一致的方式将其应用于具体的冲突中。要想做到精确地使用清晰的定义，结果只是无可避免地变得政治化。那些定义中的元素，以及它们的应用方式，一直是争议各方的原则性问题。内战的话题尤其如此——一个争议不断的概念及其组成元素。 *** 到20世纪，各种超国家社区的概念催生了大众的恐惧和一些敏锐的分析，即内战将会以地区、大陆甚至终极的星球级别爆发。随着对内战想象的限度不断扩展，人们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即内战的本身在其形式上正在变得更具跨国性，其影响也更具全球性。芬奈伦悲天悯人的世界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作家萨尔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德国画家弗兰茨·马可（Franz Marc）以及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那里都得到了迟来的响应。1914年9月，萨尔维米尼警告他的读者，他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关乎人民、阶级以及党派的“全球性内战”，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两个月后的1914年11月，马可第一次称这次战争为“欧洲内战”。[69] 1919年战后，凯恩斯充满遗憾地回忆由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俄国、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共同创造的文明中“一起繁荣……一起在战争中受到打击……也许会一起衰亡”于“这欧洲的内战”过程中。[70]这一说法在整个世纪都受到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欢迎，用来描述两次“世界”大战的连续性，至少在欧洲有这种连续性。[7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敌意的征兆导致了对“红与黑”之间“国际化的内战”的恐惧高涨，蔓延在整个欧洲。[72]战争爆发之后，根据印度马克思主义者罗易（M. N. Roy）在1941—1942年所写的，这次“具有国际性大规模的内战”提供了民族解放的机会。[73] 在20世纪晚期，一个类似的观点由右翼修正主义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提出来，对他来说，从1917年到1945年的整个时期是“欧洲的内战”时期，因为这是同一社区之内的斗争，这些斗争发生在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股对立的力量之间。[74]将整个世界大战的时期视作一场单独的内战，这样的描述也可以出乎意料地在某些精英群体那里找到拥趸，比如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把1914—1945年写作“欧洲内战”——实际上是一场文明的战争——在东亚又和“亚洲内战”相交。[75] 这种对内战观念的扩展，是“冷战”的结果。1962年1月，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在第二次国情咨文中说道，“冷战”本身即被称为“一场全球化的内战，分化并折磨了人类”。[76]两个月之后，1962年3月，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西班牙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列宁社会主义导致的“全世界革命阶级与敌人的内战”。[77]在施密特的例子中，扩展性的内战观念并不是“冷战”的遗留，而被他和他的追随者自1939年以来当作一种艺术化的术语，用来批评所有革命式世界主义的虚假，不管是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还是“目前的全球世界内战”（他在1950年如是说）。[78]美国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对这样的传统有更多认同感，在其1962年6月的《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中曾预言：“马上要爆发的战争并不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不是外在的两个国家实体之间的，而是作为一场国际化的内战发生在全世界的不被尊重和不被保护的城邦中。”[79]汉娜·阿伦特也同样支持这一说法。次年她在《论革命》中认为，20世纪见证了从战争和革命的相互连接关系中出现的一个全新现象，“一场世界大战，看起来像是革命的后果，一种遍布全球的内战，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被相当多的公众如此看待，并且有相当的合理性”。[80] “全球内战”，最近被用来表示跨国界的恐怖主义者如基地组织的游击队反对国家行动者的斗争，如美国和英国。在一些支持者的认识中，这一后“9·11”时代的用语指的是内部冲突的国际化，特别是在分化的伊斯兰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分歧投射到了世界范围。作为一个广义的对恐怖主义的暗喻，“全球内战”也被用来暗示一种对立各方之间的肆意斗争，不受任何传统战争形式所受的制约，一种退化到自然状态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形式，一种特殊种类的冲突，其中所有的边界，“内部的”和“外部的”，州际的和国际的，都统统被模糊了。[81]面对这种情况，批判理论家迈克尔·哈尔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2004年写道：“我们当代世界的特点是，有着一般性的永久的全球内战，持续地受到暴力威胁以至于民主制度被荒废。”[82]这就是内战作为施密特所说的“特例状态”：紧急状态是由一个集权的国家元首决定的，在这里法治可以被统治者的主观判断或者军事法所取代。“面对被称为‘全球内战’那势不可当的态势，”乔治·阿甘本在2005年写道，“在当代政治中，特例状态越来越表现得像主导的政府范例。”[83] 这种隐喻式的内战含义的扩展，带有过去内战含义的一些特征。例如，一个明确的社群，为了其中的主导权而起冲突，并且偏离于任何正常的政治或“文明”的轨道。“全球的”内战这个观念额外地带有普遍人性的含义，这个含义可以识别世界大都会那样一个社群中相互怀有敌意的公民之间爆发的冲突。从这些方面说，近期“全球的”内战的说法，其实是源自罗马的长期存在的内战观念强化版，只是后来被世界主义者在共情和视野方面拓宽和强化了。这样的“全球的”内战也许无法像其他冲突形式那样，被社会科学家们以那些可靠的方法进行分析。它也无法像其他不具备国际特点的战争那样，可以受到法律约束或者人道主义的改善。然而这一用语内在包含的复杂性，它从20世纪初带来的意识形态重量，以及有些人在使用时暗示的反伊斯兰教的含义，使得它成为一个在本质上广受争议的概念，就像“内战”这个定义本身一样。在这个方面，最近关于“全球的”内战的讨论可以被视为内战所引起的竞争性概念的强化。 全球内战这一观念因为跨国的恐怖主义盛行而被更频繁地使用。[84]这一恐怖的现象将战争一般的暴力带入了国内领域，最可怕的是带入了城市的街道上。例如2001年的纽约、2004年的马德里、2005年的伦敦、2014年的悉尼、2015年的巴黎和圣贝纳迪诺以及2016年的布鲁塞尔。袭击者通常被描述为他们所袭击的社会中的外部恶魔，即使当他们是本土出生或者是获得了该国家公民权的移民。因此和那些典型的构成“内”战或是公民间战争的互相抗衡的力量相比，他们并不被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同时，随着不规则的战争增多，更多有弹性的战争概念设计出来理解和挑战它们，这放松并扩展了内战的概念边界。最后，国家之间战争的长时期减少的趋势伴随着内部战争的增多——至少在全部有组织的暴力冲突中所占的比例是这样的——鼓励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在未来也许将会没有战争，而只有内战。[85]在21世纪，所有的战争也许都会是内战，但相较于托雷斯·博德在1949年所想象的，战争的原因可能会非常不同，意义会更加多维，并且会更加骇人。 [1] 赫（sheikh）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宗教领袖名称。——译者注 [2] 此处原文为there was equally adamant view that it did fit the facts in Iraq。前文说的是学者们将伊拉克冲突视为内战，所以此处应该是笔误，应为…didn’t fit the facts in Iraq，即也有一部分人不认为这是内战。下文说的就是伊拉克总理不承认这是内战。——译者注 结语 关于内战的话 如今，使用或者不使用“内战”这一标签的风险都非常大，政治的因素无法被排除在考量之外。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一旦我们了解更多关于内战的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与生俱来的印记，我们可以分辨出它不断增多的伤疤，我们还可以看到内战的伤口一直以来是多么敏感。我们关于内战的观念中传达了2 000年的伤痛，而这种痛苦一直到今天都在继续困扰我们的政治。 就如“种族灭绝”这样的词语一样，“内战”现在不仅有政治上的含义，还有法律上的，可以引发国际社会的行动。确实，因为内战和种族灭绝是两个本质上有很多争议的概念，又各有其法律效应，划分它俩的界限可能更有争议。[1]内战有如此多的面貌，又和恐怖、毁灭联系在一起，使用它的时候很难让人联想起任何美好。这种感觉深入这一词语的核心，形成一个悖论，甚至是一个矛盾。关于战争有什么是“文明的”[1]？“文明的”是一个形容词，表示温和善意的人类行为方式，比如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和非暴力反抗行为（civil disobedience），甚至是公务员（civil service）。从词源学上和语言学上来讲，它最接近的词是“礼貌”（civility）和“文明”（civilization）。战争不会把人们和平地团结到一起来，或者用非暴力的方式引导人们释放其精力。它涉及如此多的流血和牺牲，几乎与礼貌或者优雅绝缘。战争的黑暗面毫无疑问遮蔽了任何可以称得上是文明的东西的光芒。 一些人也许会说，这“仅仅”是语义学上的或者修辞上的，是简单地玩弄文字而不是关于生活或者死亡的事。另一种回应就是我在本书中一以贯之的方式：假设这些争论揭示了大量关于我们如何定义我们的社区、如何确认我们的敌人以及如何鼓励我们的盟友的方式。语言，是我们建构世界的方式；诚然，它并非唯一的方式，但是当我们试图说服对方同意我们的观点时，试图为我们的行为找到合理的理由时，试图影响外人或者自己的后代时，它们是我们和其他人类同胞对话的方式。但是说到战争，语言是被当作武器一样来使用的，无论是激热的战争中还是战场已经冷却之时：“关于战争的语言——甚至是战争的名字——确实可能非常有争议。”[2]而且没有任何其他战争形式，在名称上比内战更富有争议性。 “内战”这个词的使用或许取决于你是一个统治者还是叛乱者，是战胜方还是战败方，是一个已建立的政府还是一个利益相关的第三方。正如一位当代内战研究的领军学者所写的：“将一场冲突描述为内战，带有象征意义和政治含义。因为这个词既可以传达合法性也可以否认合法性。确实，对这个词的使用（或者不使用）都是冲突本身的一部分。”[3]或者，如托马斯·德·昆西更简洁的感叹一样：“关于内战的诡辩——是多么广泛！”[4]关于命名的争执可以在冲突结束后依然持续很长的时间。比如，用“内战”来描述意大利抵抗军和法西斯政府之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冲突，一直是有争议的，因为它意味着将两方视为旗鼓相当的力量。[5] 更近时期正在发生的冲突中，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许会回避支持某一方，或者认为这些战争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内，因为它们完全是“公民的”即内部的事务。这样的决定对于整个世界几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主要战争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例如，美国独立战争是仅仅对于北美殖民地人民来说才是一场革命吗？还是一场在大英帝国内部的内战？美国南北战争是一场发生于对等双方之间的战争，还是一次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发生的反叛？如果将卢旺达和波斯尼亚在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称为“内”战，是否就默许了整个世界不必为发生在一国边界之内的事情负责呢？将2003年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事称为“种族清洗”而不是内战，是不是就将它从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冲突变成了一个棘手的民族问题，因此就没有合理解决的希望了？[6] 如何归类会带来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后果。它可以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与死，而且他们通常是那些最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命运走向的人们。决定我们所看到的是否确实是一场内战，既可以为战争国家内部也为其外部的人们带来政治、军事、法律以及经济上的影响。正如我们所听说的，国际社会承认这样一场冲突的存在，也许动机是为了避免卷入进去：内战，有时候就是预设了这是某人自己的事，外人应该走开。反过来，这一标签也可以为干预行为进行授权——当一个国家政府垮台、人道危机出现时。[7]这种两极性既存在于动机中也存在于回应中，它们是内战概念矛盾性的一部分。 确定一场内场是否真的存在，也可能决定了战争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哪些规定可以适用，这既包括战争进行时，也包括战争结束后，当侵略者受到审判和战犯被确认之时。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同样重大的：来自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上百万美元的人道救助，取决于对成员国国内的战争是否使用“内战”这一标签。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靠你所见的内容识别出内战可能是不精确的、危险的和昂贵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确定内战的定义，并据此对每一个个案尽可能严格地予以定性。为内战下定义的压力通常与提供这一定义的政治风险成反比：要求精确的压力越高，精确性本身成为政治争议源头的概率就越大。 “内战”这个名字可以为在其他情况下被压制或谴责的暴力形式带来合法性。至少自19世纪以来，如果一国之内的暴力被称为“战争”，而不是叛乱或造反，那么战争的发动者有责任为战斗人员提供保护（也有责任惩罚违反战争法的人）。将一场冲突称为“战争”——即使是“内”战——能够带来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且可能随之带来各种外界的支持：经济、法律甚至军事上的援助。例如，回想一下在2011—2012年国际上认可了利比亚内战期间的国家过渡委员会。[8]虽然“内战”一词带有的历史联想也许压倒性地呈现出负面内容，但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它的法律和政治影响却是积极的。 现如今的内战概念中包含着一层又一层过去的含义，以及周围关于历史、政治、法律和社会科学的论述，它们也构成了独有的重要层次。从历史尤其是罗马历史中，我们明白了内战是重复发生的和连续的。在政治中，内战获得了与文明和主权、叛乱和革命的联系。在法律中，它引发了精确定义内战的努力，以及用法律协议来约束它的尝试。现代社会科学已开始仔细审视内战，将内战视为一个不断累积的全球现象，是时候对其进行整合并且可以对其原因和后果进行分析了。这些广泛的潮流在内战概念的洪流中，跨过了许多个世纪，但是也留下了不少断层和紊乱之处。内战成为一个如此备受争议的概念，是因为它可以竞争性地被使用，也因为它作为一个研究课题逐渐走红，尤其是法学思想家如瓦特尔和利伯，将它作为好战性的标志、干预的信号，或者人道主义法规的推进器。所有这些特点都伴随着内战一直到现在，其不断积累的过去以及关于它的争议的证据，到现在已经太过珍贵，我们对此不能再将就下去了。 内战是一个人类也许永远无法摆脱的继承物。我并不是说，人类天生就具有竞争性、贪婪以及好战，或者是说我们将永远保持社会自杀行为——将剑刺入自己腹部，如卢坎可能会描述的那样。相反，我的意思是说，内战是那种不可缺少的概念，一旦发明出来，就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可转移性。它从罗马扩散到世界各地，毫无困难并且没有失去一点它所积累的含义。这个希腊人无法理解的新观念，被罗马人用扣人心弦的历史叙述创造出来之后，到19世纪已经所向披靡。即使是革命性的改变，都无法挑战内战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地位，或许只是因为政治本身一直是内战的另一种形式，一种更温和的形式。以这种方式，这一观念获得了令人着迷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被发明的，而是被发现的。 历史学家在面对这样的力量时，能做什么呢？也许有两种方式可以回应。一种是试图恢复一些这个词被假设的核心含义，来减少其丰富的含义，使它变得更容易掌握。另一种方式，就是带着它所有的复杂含义重新建构它，来揭示它是如何获得如此多的意义。如我们在最近的关于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争的争论中所看到的，试图用一个单一的定义来限定内战，只会导致更多的复杂性和争论。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挖掘内战几个世纪以来不断累积的不同含义，看起来似乎会更好。抛弃第一种方法中虚幻的简单化，也许就能避免那无可避免的复杂结果。 一个哲学家、律师或者一个政治学者，在争论“内战”一词的时候也许只会陷入迷惑之中，而历史学家则会发现机会。所有关于内战的定义都必然具有情境性和冲突性。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发现一个更好的定义，让所有人都同意，而是去探索这些互相矛盾的定义来自何处，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从亲历者的经历中升起，那些在过去试图理解其含义的人又经历了什么。 内战首先是一种经历。参与者通常知道他们正身处其中，远早于国际组织来确定内战的存在。然而，它是一种通过语言和记忆折射出来的经历，也通过对过去不同地方发生的内战的记录，和对它们的思考、争论以及对其将再次发生的恐惧折射出来。它是一种被框定的经历（有些人或许会说是扭曲的经历），被内战的过去所有传承下来的概念遗产所框定的经历。一旦这个概念出现了，它就变得无法撤销，作为一面可以审视冲突的棱镜，也作为一个武器，人们可以就其重要性来进行争论。内战必须被放在那些被传承和争议的观念里来理解。就其含义进行的争论，将会使它的未来必定和它的过去一样，富有争议性和变革性。 [1] civil有“文明的”含义，也有“公民的”含义。“内战”一词取用的是“公民的”含义，而此处作者使用了“文明的”这个意思。——译者注 后记 俄罗斯有句苦涩的谚语：过去是难以捉摸的。每个历史学家都知道这是多么真实。什么是重要的历史事件，怎样的问题才值得进行学术研究，什么主题亟待探讨——这些问题都随着当今世界关注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只是一个巧合，比如过去和现在的某个相交时刻，就可以让历史学家找到正确的问题。这本书以一种巧合的方式开始，背景是关于内战意义的两场穿越时空的争论。 内战并不是我曾经期望的主题，更不是我想要花费时间钻研的主题。然而，在2006年末，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市的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工作。这座图书馆在洛杉矶南部仅20英里，正是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的发生地，但你永远无法从那些低矮的新古典建筑，它的世界级花园，或它著名的英国艺术收藏品中猜出它。在最具破坏性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时期，我的研究主题就已经浮现。然而，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在2006年10月至2007年1月期间，平均每月有3 000人——包括士兵和平民、伊拉克人和入侵者——在伊拉克的军事冲突中丧生。[1] 就在那期间，我从亨廷顿图书馆丰富的收藏品中发现了弗朗西斯·利伯的论文。至少在美国军事法律领域，利伯是最早系统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之一——敌方战斗人员的现状、俘虏的待遇，以及军事司法的规则。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发动“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问题成为头条新闻。当我研究利伯的信件和草稿时，我发现在应对内战的挑战时，过去和现在的处理方式非常不一致。在美国、伊拉克以及其他地方，大家对于当前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突性质的辩论开始白热化。19世纪中期利伯定义内战时的困惑，以及21世纪初将内战这个词应用在伊拉克的复杂性，我觉得两者就好像漫长的历史之旅的两个节点，连接着古罗马、近代和现在。 在亨廷顿图书馆顿悟的几周之后，又一次偶然的机会促使我去研究内战。2007年2月，我在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开始写作《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The Declaration of In 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这部书。当时的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家和前总统演讲撰稿人泰德·威德默（Ted Widmer）告诉我，他刚刚完成了一项关于美国向世界输出自由价值观的使命的工作。[2]弗朗西斯·利伯和伊拉克的辩论占据了我的脑海；我冷冷地告诉泰德，我们需要的不是美国输出自由的故事，而是一段更黑暗的历史，关于内战及其意义。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快速浏览完图书馆目录之后，我确信没有人重现过内战的故事。我决定，我必须为我的那部《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写一部续篇，在研究完国家的创建（statemaking）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国家分裂（state breaking）的历史。多年后以及经历了多场内战后，我最终写成了这部书——《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 每一本书都是协作的结果；协作的方式各有不同。本书是广泛对话、好运和多年来各个地方的友情馈赠的产物。我主要感谢的机构是亨廷顿图书馆，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和哈佛大学。如果没有我在2006—2007年在亨廷顿举办的梅隆研究项目，我就不会有写作本书的想法。因此，我首先要感谢罗伊·里奇（Roy Ritchie），他当时是图书馆的研究主任，虽然我的课题改变了，但他并未过多干预。 在贝尔法斯特和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发生了两件令人振奋的事情，它们形成了本书的写作框架。2010年5月，我提出了一个非常早期版本的论点，作为女王大学的怀尔斯系列讲座（the Wiles Lectures）内容。这对怀尔斯讲座的演讲者是既令人兴奋又充满挑战的：因为要“将演讲者的研究与文明通史联系起来”，“把对详细历史研究的更广泛影响的思考结果发表出来”。我非常感激当时的怀尔斯理事会成员——西恩·康诺利（Sean Connolly）、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大卫·海顿（David Hayton），尤其是已故的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感谢他们的诚挚邀请，感谢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机会，将内战的思想置于“文明通史”中。我也非常感谢我的部门主任利兹·科恩（Liz Cohen），他让我得以从职务中脱身，以便我能在特别忙的时候也可以写作和讲课。 也许作为怀尔斯演讲者的最大乐趣和特权就是有机会邀请一个学者小组，组织晚间研讨会，喝着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就一个论点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感谢邓肯·贝尔（Duncan Bell）、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迈克·布莱迪克（Mike Braddick）、迈克尔·霍普金森（Michael Hopkinson）、科林·基德（Colin Kidd）、简·奥米尔（Jane Ohlmeyer）、约西亚·奥斯本（Josiah Osborn）、珍妮弗·皮特（Jennifer Pitts）和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谢谢他们来贝尔法斯特并提供他们的建议，还有理查德·英格利什（Richard English）、彼得·格雷（Peter Gray）、已故的基思·杰弗瑞（Keith Jeffery）、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和克里斯·马什（Chris Marsh），他们来自女王大学的主队。大卫·海顿（David Hayton）作为历史和人类学学院的院长，在那个令人难忘的一周，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东道主。 5年后，在2015年4月，我向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tudies）主办的研讨会提交了一份手稿。衷心感谢加布里埃拉·布朗姆（Gabriella Blum）、达林·麦克马洪（Darrin Mc Mahon）、山姆·莫恩（Sam Moyn）、埃里克·尼尔森（Eric Nelson）、约翰·斯托弗（John Stauffer）、理查德·托马斯（Richard Thomas）、彼得·戈登（Peter Gordon）、詹姆斯·汉金斯（James Hankins）和吉姆·克洛彭伯格（Jim Kloppenberg），感谢他们无情的批评和友好的建议，并感谢约书亚·埃尔利希（Joshua Ehrlich）记录了讨论的内容。丹·卡彭特（Dan Carpenter）的慷慨支持和劳拉·唐纳森（Laura Donaldson）的组织能力对于研讨会的成功至关重要。几周后，在芝加哥大学的文化与社会学院举行了一场同样令人振奋的研讨会，对会上米歇尔·洛瑞（Michèle Lowrie）和约翰·麦考密克（John Mc Cormick）提供的反馈我也衷心表示感谢，还要感谢2016年6月在比勒菲尔德大学（Universit?t Bielefeld）讨论最终手稿的团队。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给予我的假期同样是完成这本书必不可少的。 我也有幸将我的部分论点介绍给世界各地的敏锐和有兴趣的听众。感谢邀请我讨论内战问题的诸位：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剑桥大学）、阿拉斯泰尔·贝拉尼（Alastair Bellany，罗格斯大学）、肯齐·博克（Kenzie Bok，剑桥大学）、伊娃·博泰拉·奥迪纳斯（Eva Botella Ordinas，哈佛——康普顿斯皇家学院）、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尼古拉·鲁宾斯坦讲座成员）、奈杰尔·鲍尔斯（Nigel Bowles，牛津大学约翰·艾略特爵士讲座成员）、查尔斯·克劳奇（Charles Crouch，萨凡纳州立大学）、唐·道尔（Don Doyle，查尔斯顿大学）、丹·埃德尔斯坦（Dan Edelstein，斯坦福大学）、远藤泰生（Yasuo Endo，东京大学）、劳拉·富登（Laura Frader，东北大学）、艾莉森·盖姆斯（Alison Games，乔治城大学）、瑞贝卡·戈茨（Rebecca Goetz，莱斯大学欧文·弗雷德里克·卡尔布讲座成员）、伊娃·马琳尼·奥斯坦纳和史蒂芬·施雷莱（Eva Marlene Hausteiner，Stefan Schlelein，柏林洪堡大学）、威尔·海（Will Hay，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拉斯·赫勒（Russ Heller，博伊西州立大学）、雅各布·胡贝尔和尼姆罗德·科夫纳（Jakob Huber，Nimrod Kovne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岩井润（圣学院大学）、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耶鲁大学）、克里斯蒂娜·克罗里（Christina Koulouri，雅典派迪昂政治经济大学）、艾莉森·拉克鲁瓦（Alison La Croix，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莫里斯与缪丽尔·富尔顿讲座成员）、乔纳森·里尔（Jonathan Lear，芝加哥大学）、桑迪·列文森（Sandy Levinson，德州大学法学院汤姆·西利讲座成员）、马泰斯·洛克（Matthijs Lok，阿姆斯特丹大学）、德克·摩西（Dirk Moses，欧洲大学学院）、帕纳约蒂斯·罗伊罗斯（Panagiotis Roilos，哈佛大学）、海伦娜·罗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纪念约翰·帕特里克·迪金斯讲座成员）、琼——保尔·茹比斯和尼尔·萨菲尔（Joan-Pau Rubiés and Neil Safier，亨廷顿图书馆）、凯瑟琳·索耶（Katherine Sawyer，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布莱恩·舍恩（Brian Schoen，俄亥俄大学科斯塔讲座成员）、哈维尔·费尔南德斯·塞巴斯蒂安（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亚历克斯·谢苗诺夫（Alex Semyonov，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埃里克·施劳特（Eric Slauter，芝加哥大学）、格伦达·斯卢伽（Glenda Sluga，悉尼大学）、考特尼·韦斯·史密斯（Courtney Weiss Smith，卫斯理大学）、彼得·斯泰西（Peter Stacey，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西蒙·斯特恩和安娜·苏（Simon Stern and Anna Su，多伦多大学法学院纪念凯瑟琳·贝克讲座成员）、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约克大学）、斯皮里宗·特格斯（Spyridon Tegos，克里特大学，雷西姆诺）、布鲁诺·特里布（Bruno Tribout，伦敦大学）、卢恰那·维勒斯·博阿斯（Luciana Villas B?as，里约热内卢大学）、克里斯·沃特斯（Chris Waters，普罗维登斯学院和威廉姆斯学院）、托马斯·威尔斯科伯（Thomas Welskopp，比勒菲尔德大学）、理查德·沃特莫尔（Richard Whatmore，萨塞克斯大学）, 卡罗琳·温特尔（Caroline Winterer，斯坦福大学）以及安吉拉·泽维尔（?ngela Xavier，里斯本大学）。 多年来，在许多其他信息交流方面，我很感激：克利夫·安多（Cliff Ando）、查尔斯·巴特利特（Charles Bartlett）、加里·贝斯（Gary Bass）、大卫·贝尔（David Bell）、皮特·博尔（Peter Bol）、汉娜·卡拉韦（Hannah Callaway）、伊丽莎白·克罗斯（Elizabeth Cross）、爱玛·登奇（Emma Dench）、伊恩·唐纳森（Ian Donaldson）、丹·埃德尔斯坦（Dan Edelstein）、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t）、菲利普·菲莱利（Philip Fileri）、胡安·弗朗西斯科·富恩特斯（Juan Francisco Fuentes）、迈克尔·盖耶（Michael Geyer）、尼农·格朗热（Ninon Grangé）、乔·古利（Jo Guldi）、伯纳德·哈考特（Bernard Harcourt）、乔·英尼斯（Jo Innes）、玛雅·杰森诺夫（Maya Jasanoff）、小若昂·费雷斯（Jo?o Feres Júnior）、丹尼尔·尤特（Daniel Jütte）、施卢蒂·卡佩拉（Shruti Kapila）、威利·卡里（Ville Kari）、罗宾·基拉（Robin Kiera）、克里什·库尔玛（Krishan Kumar）、卡斯滕·约尔克·（Carsten Hjort Lange）、尼古拉斯·麦克道尔（Nicholas Mc Dowell）、亚当·麦斯蒂安（Adam Mestyan）、桑卡尔·穆特（Sankar Muthu）、路易莎·奥德修斯（Louiza Odysseos）、安东尼·帕登（Anthony Pagden）、艾瑞卡·巴尼（Erika Pani）、约翰·波科克（John Pocock）、英格里德·珀内尔（Ingrid Purnell）、索菲·罗森菲尔德（Sophie Rosenfeld）、琼——保尔·茹比斯（Joan-Pau Rubiés）、尼克·萨科（Nick Sacco）、伊莱恩·斯卡里（Elaine Scarry）、鲍勃·施奈德（Rob Schneider）、米拉·西格博格（Mira Siegelberg）、佐尔坦·西蒙（Zoltan Simon）、埃米尔·辛普森（Emile Simpson）、朱莉亚·西撒（Giulia Sissa）、劳里·塔提汗（Lauri T?htinen）、乔治斯·瓦罗萨基斯（Georgios Varouxakis）、特德·威德默（Ted Widmer）、约翰·维特（John Witt）、苏珊·伍德沃（Susan Woodward）、菲利普·韦恩（Philip Wynn）、约翰·扎米托（John Zammito），还有安德鲁·齐默曼（Andrew Zimmerman）。我也要感谢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在关键时刻的鼓励，约书亚·伊顿（Joshua Eaton）仔细地阅读初稿，特别要感谢哈佛历史系无比优秀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珍妮特·哈奇（Janet Hatch）、安·考夫曼（Ann Kaufman）、埃琳娜·帕拉迪诺（Elena Palladino），还有金伯利·奥黑根（Kimberly O’Hagan），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能够在担任系主任的时候支撑下去。 我的经纪人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的坚定支持，还有怀利事务所的每一位成员，尤其是詹姆斯·普伦（James Pullen）和萨拉·查尔方特（Sarah Chalfant），他们受到了严酷的考验，我非常感激，同样还要感谢我的出版商给予的耐心——乔治·安德烈乌（George Andreou）、希瑟·麦卡勒姆（Heather Mc Callum）和莉利娅·莫里茨·施瓦茨（Lilia Moritz Schwarcz）。谢谢你们。 最后，真挚地感谢一路走来一直鼓励我的人们：艾莉森·巴什福德（Alison Bashford）、乔伊斯·卓别林（Joyce Chaplin）、格雷厄姆·厄尔斯（Graham Earles）、安德鲁·菲茨莫里斯（Andrew Fitzmaurice）、斯黛拉·格瓦斯（Stella Ghervas）、艾琳·吉鲁里（Eileen Gillooly）、皮特·戈登（Peter Gordon）、吉姆·克罗彭博格（Jim Kloppenberg）、埃里克·尼尔森（Eric Nelson）、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 我把这本书献给两位坚定的朋友和鼓舞人心的历史学家，他们在我完成手稿时去世了。他们的遗产将永存。 注释

导言 直面内战

[1]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ecur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Long Peace ,214—45;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Mandelbaum, Dawn of Peace in Europe; Howard, The Invention of Peace and the Reinvention of War; Sheehan,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2] Melander, Pettersson, and Themnér, Organized Violence, 1989—2015;Ptt d Wllt eerssonanaenseen,“Armed Conflicts 1946—2014,.” [3] Braumoeller, “Is War Disappearing?”; Newman, “Conflict Research and the‘Decline’ of Civil War”; Sarkees, “Patterns of Civil Wa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4] Ghervas, “La paix par le droit, ciment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 [5] Immanuel Kant, “Toward Perpetual Peace” (1795), in Practical Philosophy,trans. Gregor, 317, 351. [6] Goldstein, Winning the War on War; Pinker,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7] hironaka, Neverending Wars, 4–5; Paul Collier, Lisa Chauvet, and H?vard Hagre,“The Security Challenge in Conflict-Prone Countries,” in Global Crises, Global Solutions, ed. Lomborg, 72, 99 (quoted); Skaperdas et al., Costs of Violence;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Dunne, “Armed Conflicts”;Hoeffler,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8] Collier, Wars, Guns, and Votes, 139 (quoted); Collier, Hoeffler, and S?derbom,“On the Duration of Civil War”; Fearon, “Why Do Some Civil Wars Last So Much Longer Than Others?”; Walter, “Does Conflict Beget Conflict?”;Hironaka, Neverending Wars, 1, 50;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57. [9] Collier, Bottom Billion; Rice, Graff, and Lewis, Poverty and Civil War. [10] Mission statement,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ivil War,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http://www.prio.org/Programmes /Extensions/Centre-for-the-Study-of Civil-War/About/. [11] Enzensberger, Civil War, 12. [12] Agamben, Stasis, trans. Heron, 2. Compare Grangé, Oublier la guerre civile?, 7:“il est vrai que la guerre civile est occultée par les traités politiques”; Kissane,Nations Torn Asunder, 3: “There has been,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no systematic treatise on civil war.” [13] Mason, “Evolution of Theory on Civil War and Revolution,” 63– 66. [14] Melander, Petersson, and Wallensteen, “Organized Violence, 1989—2015,” 730;Gleditsch,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Civil War”; Checkel, Transnational Dynamics of Civil War. [15] Mayer, Furies, 323 (“If war is hell, then civil war belongs to hell’s deepest and most infernal regions”); Kalyvas,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52–53. [16] Lucan, Bellum civile (1.31–32), in Lucan, Civil War, trans. Braund, 3– 4; Michel de Montaigne, “Of Bad Meanes Emploied to a Good End” (Essais, 2.23), in Essays Written in French by Michael Lord of Montaigne, trans. Florio, 384;Frank Aiken, Aug. 3, 1922, quoted in Hopkinson, Green Against Green, 273. [17] Eliot, Milton, 3. [18] De Gaulle, quoted in Mara?on Moya, “El general De Gaulle, en Toledo” (“Todas las guerras son malas … Pero las guerras civiles, en las que en ambas trincheras hay hermanos, son imperdonables, porque la paz no nace cuando la guerra termina”). [19] Enzensberger, Civil War, trans. Spence and Chalmers, 11. [20]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Giraldo Ramírez, El rastro de Caín; Jacoby,Bloodlust; Esposito, Terms of the Political, 123–34. As Bill Kissane notes, the term for civil war in modern Hebrew approximates to “war between brothers.”Kissane, Nations Torn Asunder, 7. [21] Osgood, Caesar’s Legacy, 3, citing 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509 –12. [22] Braddick, God’s Fury, England’s Fire, xii. [23] Faust,“Numbers on Top of Numbers,”997; Faust,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xi. Neely, Civil War and the Limits of Destruction, 208–16. 此篇文章批判了这个数据，但是Hacker在其文章“Census-Based Count of the Civil War Dead”中将死亡数据修改成620 000—750 000，较有说服力。 [24]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21– 60. [25] Clarendon, 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 Begun in the Year 1641. [26] Schmitt, Ex Captivitate Salus, 56 (“Der Bürgerkrieg hat etwas besonders Grausames. Er ist ein Bruderkrieg, weil er innerhalb einer gemeinsamen…politischen Einheit … geführt wird, und weil beide k?mpfenden Seiten diese gemeinsame Einheit gleichzeitig absolut behaupten und absolut verneinen”). [27] U.S. Department of War, War of the Rebellion. [28] Gingrich, quoted in Stauffer, “Civility, Civil Society, and Civil Wars,” 88. [29] “Pour Valls, le FN peut conduire à la‘ guerre civile,’” Le Monde, Dec. 11, 2015: “Il y a deux options pour notre pays. Il y a une option qui est celle de l’extrême droite qui, au fond, pr?ne la pision. Cette pision peut conduire à la guerre civile et il y a une autre vision qui est celle de la République et des valeurs, qui est le rassemblement.” [30] Brass, Theft of an Idol, 3–20; Kalyvas, “Ontology of ‘Political Violence’”;Kalyvas, “Promises and Pitfalls of an Emerging Research Program”; Kissane and Sitter, “Ideas in Conflict.” [31] Kaldor, New and Old Wars; Kalyvas, “‘New’ and ‘Old’ Civil Wars”;Münkler, New Wars. [32] Geuss, “Nietzsche and Genealogy”; Bevir, “What Is Genealogy?” [33] Skinner, “Genealogy of the Modern State,” 325. [34]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51. [35] Ibid., 53 (my emphasis). [36] Gallie,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Collier, Hidalgo, and Maciuceanu,“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37] Gallie, preface to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8–9. [38] Kalyvas, “Civil Wars,” 417. [39] For helpful overviews, see Sambanis, “Review of Recent Advanc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the Literature on Civil War”; Collier and Sambanis,Understanding Civil War; Blattman and Miguel, “Civil War.” [40] 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1948—present), http://www.pcr.uu.se/research/UCDP/. [41]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Small and Singer, Resort to Arms; Gleditsch, “Revised List of Wars Between and Within Independent States, 1816—2002”; Sarkees and Wayman, Resort to War; Reiter,Stam, and Horowitz, “Revised Look at Interstate Wars, 1816—2007.” [42] Dixon, “What Causes Civil Wars?,” 730; Lounsberry and Pearson, Civil Wars,viii; Newman, Understanding Civil Wars. [43] Though for a recent exception, spanning the centuries from ancient Rome to Afghanistan, see Armitage et al., “AHR Roundtable: Ending Civil Wars.” [44] Guldi and Armitage, History Manifesto; Armitage et al., “La longue durée en débat.” [45] Armitage, “What’s the Big Idea?”; Mc Mahon, “Return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Mc Mahon, Divine Fury, xiii. [46] Mc Mahon, Happiness; Mc Mahon, Divine Fury; Forst, Toleration in Conflict; Rosenfeld, Common Sense; Fitzmaurice, Sovereignty, Property, and Empire,1500—2000;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47] Fitzmaurice, Sovereignty, Property, and Empire, 1500—2000, 20; Dubos, Le mal extrême. [48] De Rouen and Heo, Civil Wars of the World. 这是一个更易于把握的主题概要。 [49] Manicas, “War, Stasis, and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Berent, “Stasis, or the Greek Invention of Politics.” [50] Gardet, “Fitna”; As-Sirri, Religi?s-politische Argumentation im fruhen Islam(610—685); Ayalon, “From Fitna to Thawra”; Martinez-Gross and Tixier du Mesnil, eds., “La fitna:Le désordre politique dans l’Islam médiéval.” [51] Similar terms for “internal war” are found in Finnish, Persian, and Turkish.Kissane, Nations Torn Asunder, 39. [52] Armitage, “Every Great Revolution Is a Civil War.” [53] Armitage, “Cosmopolitanism and Civil War.”

第一章 发明内战 罗马传统

[1] Loraux, Divided City, trans. Pache and Fort, 108. [2] Nicolet, Demokratia et aristokratia; Wiedemann, “Reflections of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in Latin Historical Writing,” 519. [3] “Aemulumque Thucydidis Sallustium”: Velleius Paterculus, Historiae 2.36.2;Scanlon, Influence of Thucydides on Sallust; Pelling,“ ‘Learning from That Violent Schoolmaster.’ ” [4] Botteri, “Sta?si.” [5] Clavadetscher-Thürlemann, ΠΟΛΕΜΟΣΔΙΚΑΙΣ und bellum iustum, 178–83;Wynn, Augustine on War and Military Service, 128–31. [6] Rosenberger, Bella et expeditiones. [7] Keenan, Wars Without End, 32. [8] Jal, La guerre civile a? Rom, 19–21; Urbainczyk, Slave Revolts in Antiquity,100 –115; Schiavone, Spartacus. [9] Robert Brown, “The Terms Bellum Sociale and Bellum Civile in the Late Republic,” 103. [10] 对罗马civitas的理解，详见Ando, Roman Social Imaginaries, 7–14。 [11] harvey, Rebel Cities; Hazan, History of the Barricade. [12] Brett, Changes of State. [13] Plato, Republic 462a—b, in Collected Dialogues, 701 (translation adapted). [14] Gehrke, Stasis. [15] Price, Thucydides and Internal War, 30–32. [16] Plato, Republic 470b—c, in Collected Dialogues, 709. [17] Plato, Laws 628b, 629d, in Collected Dialogues, 1229 (translation adapted),1231; Price, Thucydides and Internal War, 67–70. [18] Stouratis, “Byzantine War Against Christians”; Kyriakidis, “Idea of Civil War in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Century Byzantium.” [19] Panourgía, Dangerous Citizens, 81– 86. [20] Loraux, “Oikeios polemos.” [21] Plato, Republic 471e, in Collected Dialogues, 710. [22] Thucydides, Eight Book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re 3.81– 83, trans. Hobbes,187–90. 对“党争”的描述后面紧接的那部分，现在普遍认为是后补插叙。Fuks, “Thucydides and the Stasis in Corcyra”。 [23] 霍布斯是第一位将修昔底德的著作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者；而更早期的英文版 The Hystory Writtone by Thucidides the Athenyan of the Warre, Whiche Was Betwene the Peloponesians and the Athenyans, 是由Nicolls从Claude de Seysell的法文译著所翻译的。同样，避免了使用civil war这个词，替代的是civile dissention，cyvill seditions和cyvill battailles等词。17世纪20年代霍布斯进行翻译时的政治语境——完全不同于17世纪40年代的内战时期——参见Hoekstra, “Hobbes’s Thucydides,” 551–57; 现代对修昔底德的普遍理解，参见Harloe and Morley, eds., Thucydides and the Modern World。 [24] 修昔底德与现代医学，参见Price, Thucydides and Internal War, 14 –18, 以及他对“党争”与雅典瘟疫的叙述分析 (2.47–58), 参见Orwin, “Stasis and Plague”。 [25] Thucydides, Eight Book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re, trans. Hobbes, 198, 199(i.e., pp. 188, 189). 有关“党争”的语言历史，参见Loraux, “Thucydide et la sédition dans les mots”。 [26] Thucydides,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3.74, trans. Mynott,208. [27] 我非常感谢Richard Thomas强调了关于内战的空间维度这一重要观点，来与“党争”对比。 [28] Thomas De Quincey, “[‘Greece Under the Romans,’ draft]” ( Jan.–March 1844), in Works of Thomas De Quincey, 15:539 (foot-note). 感谢Jennifer Pitts在我写作这个段落时给我的提醒。 [29] Thucydides,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trans. Mynott, 212n1. [30] Thucydides, Eight Book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re, trans. Hobbes, 198 (i.e.,188). [31] Loraux, Divided City, 107– 8, 197–213; Ando, Law, Language, and Empire in the Roman Tradition, 3 – 4. [32] Thucydides,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4.64, trans. Mynott,273; Loraux, “Oikeios polemos.” [33] Brunt, 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 Lintott, Violence in Republican Rome. [34] 关于tumults和civil war的区别，参见Jal, “‘Tumultus’ et ‘bellum ciuile’ dans les Philippiques de Cicéron”; Grangé, “Tumultus et tumulto”。 [35] Livy, History of Rome 1.7, in Rise of Rome, trans. Luce, 10–11; Wiseman,Remus. [36] Lucan, Bellum civile 1.95, in Civil War, trans. Braund, 5; also quoted in Augustin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15.5, ed. and trans. Dyson, 640. [37] Beard, SPQR, 73–74. [38] res publica的含义，参见Lind, “Idea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Foundations of Roman Political Liberty”。 [39] Livy, History of Rome 2.1, in Rise of Rome, 71; Arena, Libertas and the Practice of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40] Raaflaub, Social Struggles in Archaic Rome. [41] 参见，例如Draper,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11–27 (on “dictatorship”);Lekas, Marx on Classical Antiquity; Bonnell, “‘A Very Valuable Book’: Karl Marx and Appian”。马克思对罗马内部冲突语言的使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42] Plutarch, “Tiberius and Gaius Gracchus,” in Roman Lives, trans. Waterfield,98–99, 113–14. [43] Appian, Civil Wars 1.1–2, trans. Carter, 1; Price, “Thucydidean Stasis and the Roman Empire in Appian’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44] Ibid. 1.1–2, trans. Carter, 1–2 (translation amended). [45] Jal, “‘Hostis (Publicus)’ dans la littérature latine de la fin de la République.” [46] Flower, “Rome’s First Civil War and the Fragility of Republican Culture,” 75 –78. [47] Sherwin-White, Roman Citizenship, 40, 264 – 67. [48] Keaveney, Sulla, 45–50; Seager, “Sulla.” [49] Raaflaub, “Caesar the Liberator?” [50] Appian, Civil Wars 1.59 – 60, trans. Carter, 32–33. [51] Ibid. 1.1, 1.55, trans. Carter,I,30.

第二章 回忆内战 罗马愿景

[1] 至少根据哲学家Seneca the Elder所保存下来的文本中的话: “Optima civilis belli defensio oblivio est.” Seneca, Controversiae 10.3.5, quoted in Gowing,Empire and Memory, 82. 近来历史学家Josiah Osgood建议就罗马而言，“最好的防御就是渐渐忘记”。Osgood, “Ending Civil War at Rome,” 1689. 更多请参见Flower, Art of Forgetting。 [2] Caesar, Civil War 2.29, 3.1, ed. and trans. Damon, 166, 192; Francis W. Kelsey, “Title of Caesar’s Work on the Gallic and Civil Wars,” 230; Batstone and Damon, Caesar’s “Civil War,” 8–9, 31–32; Brown, “The Terms Bellum Sociale and Bellum Civile in the Late Republic,” 113 –18. [3] Caesar, Civil War 1.22, ed. and trans. Damon, 35; Raaflaub, Dignitatis contentio. [4] 近期关于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著作，参见Wyke, Caesar, 66 – 89, 263 – 66。 [5] Appian, Civil Wars 2.35, trans. Carter, 88; Plutarch, Caesar 32, in Roman Lives, trans.Waterfield, 328–39. 这句名言通常都引用自Suetonius的拉丁语原文: “Iacta alea est.” Suetonius, The Deified Julius32, in Suetonius, trans. Rolfe, 1:76. [6] Suetonius, Deified Julius 31–32, in Suetonius, trans. Rolfe, 1:74 –77; Lucan,Bellum civile (1.190 –92, 225 –27), in Civil War, trans. Braund, 8, 9. [7] heuzé, “Comment peindre le passage du Rubicon?” [8] Caesar, Civil War 1.8, ed. and trans. Damon, 15. [9] Bonaparte, Précis des guerres de Jules César, 97–98 (“En passant le Rubicon,César avait déclaré la guerre civile et bravé les anathèmes prononcés contre les généraux qui passeraient en armes le Rubicon: ils étaient voués aux dieux infernaux”); Poignault, “Napoleon Ier et Napoleon III lecteurs de Jules César,”329 –36. [10] Brown, “Terms Bellum Sociale and Bellum Civile in the Late Re public,” 104. [11] Cicero, De imperio Cn. Pompei 28, in Political Speeches, trans. Berry, 119 (myemphasis). [12] Seager, Pompey the Great, 25 –36, 43 – 48. [13] Lucan, Bellum civile 1.12, in Civil War, trans. Braund, 3; Schmitt, Glossarium,32 (“Im Bürgerkrieg gibt es keinen Triumph”); Beard, Roman Triumph,123 –24, 303– 4. [14] 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 2.8.7, quoted in Lange,“Triumph and Civil War in the Late Republic,” 69 –70. [15] ?stenberg, “Veni Vidi Vici and Caesar’s Triumph,” 823. [16] Lange, “Triumph and Civil War in the Late Republic,” 74, 76 –78, 82–84. 更多参见Lange, Triumphs in the Age of Civil War。 [17] Cicero, De officiis1.85–86 (“apud Atheniensis magnae discordiae, in nostra re publica non solum seditiones sed etiam pestifera bella civilia”), in On Duties,86–87, quoting Plato, Republic 420b (translation adapted). [18] horace, Odes 2.1, in Complete Odes and Epodes, trans. West, 56; Mendell, “Epic of Asinius Pollio”; Henderson, Fighting for Rome, 108 –59. [19] Tacitus, Annals 1.3, quoted in Harriet I. Flower, Roman Republic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4 (“etiam senes plerique inter belli civilia nati: quotus quisque reliquus qui rem publicam vidisset”); Keitel,“Principate and Civil War in the Annals of Tacitus.” [20] Gowing, “ ‘Caesar Grabs My Pen,’ ” 250. [21] Masters, Poetry and Civil War in Lucan’s “Bellum Civile.” [22] 关于卢坎的历史，参见Asso, ed., Brill’s Companion to Lucan书中相关章节。 [23] Lucan, In Cath Catharda; Meyer, “Middle-Irish Version of the Pharsalia of Lucan.” [24] Rómverja Saga, ed. Helgadóttir. [25] Dante, Convivio 4.28.13 (“quello grande poeta Lucano”); Geoffrey Chaucer,The House of Fame 3.1499, quoted in Susanna Braund, introduction to Lucan,ed. Tesoriero, Muecke, and Neal, 2– 4. [26] Lucan, M. Annaei Lvcani Pharsalia; Grotius (“poeta phileleutheros”), quoted in Conte, Latin Literature, trans. Solodow, 451. [27] Petronius, Satyricon 118, in Satyricon, trans. Sullivan, 109 (“ingens opus”),109–22 (Eumolpus’s poem); Virgil, Aeneid 7.45 (“maius opus”). [28] “But,” Gibbon continued, “of what avail is tardy knowledge? Where error is irretrievable, repentance is useless.” Note from winter 1790—91, in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British Library shelf mark C.60.m.1; Bowersock, “Gibbon on Civil War and Rebellion in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29] Lucan, Bellum civile 1.223 –24, in Civil War, trans. Braund, 27. [30] Florus, Epitome 1.intro., 1.47.14, 2.3.18, 2.8.20, 2.13.4 –5, in Epitome of Roman History, trans. Foster, 5–7, 217, 233, 241, 267 (translations adapted). [31] henderson, Fighting for Rome, pts. 1, 4; Breed, Damon, and Rossi, Citizens of Discord. [32] “Trina bella civilia, plura externa, ac plerumque permixta.” Tacitus, Histories 1.2,in Histories, Books I–III, trans. Moore, 5 (translation adapted). [33] Florus, Epitome 2.13, in Epitome of Roman History, trans. Foster, 267(translation adapted). [34] Lucan, Bellum civile 1.1–8, in Civil War, trans. Braund, 3. [35] Nú?ez González, “On the Meaning of Bella Plus Quam Ciuilia (Lucan 1, 1).” [36] Lucan, Bellum civile 1.682, in Civil War, trans. Braund, 21; Waller to Sir Ralph Hopton, June 16, 1643 (O.S.), in Coate, Cornwall in the Great Civil War and Interregnum, 1642—1660, 77. [37] Woodman, “Poems to Historians.” [38] Augustin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3.6, 15.5, ed. and trans. Dyson, 99,639 – 40. [39] horace, Epodes 7, in Complete Odes and Epodes, trans. West, 11. [40] Wiseman, Remus, 143. [41] horace, Epodes 16, in Complete Odes and Epodes, trans. West, 18. [42] Sallust, The War with Catiline 16.4, in Sallust, trans. Rolfe, 17, 19, 27–28(“civile bellum exoptabant”) (translation adapted). [43] Sallust, fragments from Histories, bk. 1, frags. 8, 10, 12, in Fragments of the Histories, trans. Ramsey, 8 –13. [44] Varro, Di vita populi Romani, frag. 114, quoted in Wiseman, “Two-Headed State,” 26; see also Florus, Epitome 2.5.3, in Epitome of Roman History,trans. Foster, 228 (“iudiciaria lege Gracchi piserant populum Romanum et bicipitem ex una fecerant civitatem”). [45] Tacitus, Histories 2.38, in Tacitus, Histories, Books I–III, trans. Moore, 223(“temptamenta civilium bellorum”). [46] Cicero, De officiis1.86, in Cicero, On Duties, 86 – 87. [47] Tacitus, Histories 1.50, in Histories, Books I–III, trans. Moore, 85 (“repetita bellorum civilium memoria”) (translation adapted). [48] Braund, “Tale of Two Cities”; Mc Nelis, Statius’ Thebaid and the Poetics of Civil War. [49]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23 –25. [50] Augustin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15.5, 2.19, 2.22, 2.25, 3.25, ed.Dyson, 640, 73, 81, 87, 134. [51] Ibid., 3.23 (“illa mala… quae quanto interiora, tanto miseriora…discordiae civiles vel potius incivilies …; bella socialia, bella servilia, bella civilia quantum Romanum cruorem fuderunt, quantam Italiae vastationem desertionemque fecerunt!”), 3.28, 3.30, ed. Dyson, 132 (translation adapted), 137, 139. [52] Rohrbacher, Historians of Late Antiquity, 135– 49. [53] Orosius,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2.18.1, 5.22.6, 8, trans.Fear, 105, 253. [54] Ibid., 23–24. [55] Augustin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19.7, ed. Dyson, 929. [56] Appian, Civil Wars 1.6, trans. Carter, 4; Appian, Auncient Historie and Exquisite Chronicle of the Romane Warres, title page.

第三章 非内部的内战 17世纪

[1] hobbes, On the Citizen, ed. Tuck and Silverthorne, 4. [2] 关于莎士比亚对人道主义的观点，参见Armitage, Condren, and Fitzmaurice,Shakespeare and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Skinner, Forensic Shakespeare。 [3] Burke, “Survey of the Popularity of Ancient Historians, 1450—1700.” [4] Jensen, “Reading Floru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Jensen, Reading the Roman Republic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56–73. [5] Schuhmann, “Hobbes’s Concept of History,” 3– 4; Hobbes, Behemoth; or, The Long Parliament, 52. [6] Grafton, What Was History?, 194 – 95; see Wheare, Method and Order of Reading Both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Histories, trans. Bohun, 77–78, on “thebody of the Roman History … the Picture of which in Little is most Artfully drawn by our L. Annaeus Florus.” [7] Statutes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Codified in the Year 1636 Under the Authority of Archbishop Laud, 37. [8] Eutropius, Eutropii histori? roman? breviarum; Phillipson, Adam Smith, 18,plates 2–3. [9] Mac Cormack, On the Wings of Time, 15, 72, 76. [10] Garcilaso de la Vega, Historia general del Peru trata el descubrimiento del; y como lo ganaron los Espa?oles. [11] Montaigne, Essays Written in French by Michael Lord of Montaigne, trans.Florio, 547. [12] hadfield, Shakespeare and Republicanism, 103–29, has called this tetralogy“Shakespeare’s Pharsalia.” [13] Bentley, Shakespeare and Jonson, 1:112; Donaldson, “Talking with Ghosts:Ben Jonson and the English Civil War.” [14] Shakespeare’s Appian; Logan, “Daniel’s Civil Wars and Lucan’s Pharsalia”;Logan, “Lucan-Daniel-Shakespeare.” [15] Daniel, The First Fowre Bookes of the Civile Wars Between the Two Houses of Lancaster and Yorke, sig. B[i]r. [16] Norbrook, Writing the English Republic, 24. [17] Shapiro, “ ‘Metre Meete to Furnish Lucans Style’ ”; Gibson, “Civil War in 1614”; Norbrook, “Lucan, Thomas May, and the Creation of a Republican Literary Culture”; Norbrook, Writing the English Republic, 43–50. [18] May, History of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Which Began November the Third,MDCXL, sig. A3v; Pocock, “Thomas May and the Narrative of Civil War.” [19] Milton, Paradise Lost; Hale, “Paradise Lost”; Norbrook, Writing the English Republic, 438 – 67, 443. [20] Mc Dowell, “Towards a Poetics of Civil War,” 344. [21] Filmer, Patriarcha, title page, quoting Lucan, Bellum civile 3.145 – 46 (“Libertas…Populi, quem regna coercent / Libertate perit”); Hobbes, Behemoth: The History of the Causes of the Civil-Wars of England, title page, adapting Lucan,Bellum civile 1.1–2 (“Bella per Angliacos plusquam civilia campos, / Jusque datum sceleri loquiumur”); Hobbes, Behemoth; or, The Long Parliament, 90,92. [22] Jean-Jacques Rousseau, Extrait du projet de paix perpétuelle de monsieur l’abbé de Saint-Pierre, title page (quoting Lucan, Bellum civile 4.4–5); Rousseau,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in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 Gourevitch, 185 (quoting Lucan, Bellum civile 1.376 –78). [23] Lucan, Pharsale de M. A. Lucain, trans. Chasles and Greslou, 1:xvii (quoting Lucan, Bellum civile 4.579). [24] 参见，例如Mason, ed., The Darnton Debate。 [25] “Intestinae Simultates,” in Whitney, Choice of Emblemes and Other Devises, 7. [26] Seaward, “Clarendon, Tacitism, and the Civil Wars of Europe.” [27] Grotius, De Rebus Belgicis, 1. [28] Corbet, Historicall Relation of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Gloucester, sig. A2v. [29] Biondi, “Civill Warrs of England,” trans. Henry, Earl of Monmouth; Biondi, History of the Civill Warres of England, Betweene the Two Houses of Lancaster and Yorke, trans. Henry, Earl of Monmouth; Davila, Historie of the Civill Warres of France, trans. Cotterell and Aylesbury; Adams, Discourses on Davila. [30] Guarini, Il Pastor Fido, trans. Fanshawe, 303 –12. [31] Sandoval, Civil Wars of Spai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Charls the 5t,Emperor of Germanie and King. [32] Samuel Kem, The Messengers Preparation for an Address to the King (1644),quoted in Donagan, War in England, 1642—1649, 132; compare Robert Doughty, “Charge to the Tax Commissioners of South Erpingham, North Erpingham, North Greenhoe, and Hold Hundreds” (Feb. 1664), in Notebook of Robert Doughty, 1662—1665, 123: “our late uncivil civil wars.” [33] Davila,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s of France, trans. Cotterell and Aylesbury, sig.A2r. [34] Dugdale, Short View of the Late Troubles in England. Compare also Adamson,“Baronial Context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更多详情参见Adamson, Noble Revolt。 [35] Larrère, “Grotius et la distinction entre guerre privé et guerre publique.” [36] Grotius, 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 50 (“aut civile in partemeiusdem reipublicae: aut externum, in alius, cuius species est quod sociali dicitur”). 格劳秀斯关于罗马法的叙述，参见Straumann, Roman Law in the State of Nature。 [37] Grotius, 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 80 (“bella Christianorumesse civilia, quasi vero totius Christianus Orbis una sit republica”), referring to Vázquez de Menchaca, Controversiarum illustrium…libri tres. [38] Grotius,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1.3.1, 1:240. [39] Ibid., 1.4.19.1, 1:381, quoting Plutarch’s Life of Brutus and Cicero’s Second Philippic. [40]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1762), in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42– 43, 44 – 45. [41] hobbes, Leviathan, 3:850. [42] Thomas Hobbes, De Corpore 1.7, in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 190(“causa igitur belli civilis est, quod bellorum ac pacis causa ignoratur”), 191. [43] hobbes, On the Citizen 1.12, 29 –30. [44] Ibid., 11–12. [45] hobbes to Cavendish, July 1645, in Hobbes, Correspondence,1:120. [46] hobbes, On the Citizen, 82, 124 (“et bellum civile nascitur”), 149. [47] Ibid., 15. [48] 背景介绍，特别参见Kelsey, “Ordinance for the Trial of Charles I”; Kelsey,“Trial of Charles I”; Holmes, “Trial and Execution of Charles I”。 [49] Donagan, War in England, 1642—1649, 130. [50] Orr, “Juristic Foundation of Regicide.” [51] “An Act of the Commons of England Assembled in Parliament for Erecting a High Court of Justice, for the Trying and Judging of Charles Stuart, King of England” ( Jan. 6, 1649), in Acts and Ordinances of the Interregnum,1642—1660, ed. Firth and Rait, 1:1253 –54 (my emphasis). Heath, Chronicle of the Late Intestine War in the Three Kingdom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194 – 95, and “The Act Erecting a High Court of Justice for the King’s Trial” ( Jan. 6, 1649), in Gardine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25—1660, 357, have “civil war” in place of “cruel War,” but this is not attested in, for example, “An Ordinance of the Commons in England in Parliament Assembled with a List of the Commissioners & Officers of the Said Court by Them Elected” ( Jan. 3, 1649), British Library E.536(35), fol. 1r, or in[ John Nalson], A True Copy of the Journal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for the Tryal of K. Charles I, 2. [52]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6:107, 111, quoted in Orr, Treason and the State, 173. [53] Bauman, Crimen Maiestatis in the Roman Republic and Augustan Principate,271–77; Orr, Treason and the State, 12, 44 – 45 (referring to 25 Edward III, st. 5,c. 3); Digest 48.4.3. [54] hobbes, Leviathan, 2:192. [55] Ibid., 2:256, 274, 278, 282. [56] hobbes, “Questions Relative to Hereditary Right” (1679), in Writings on Common Law and Hereditary Right, 177– 78. [57]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37 (“The Preface”). [58] Woolhouse, Locke, 11. [59] 例如Harrison and Laslett, Library of John Locke, items 2, 561– 62, 927,1146 – 48, 1818 –19, 2792b, 3060。 [60]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278 (2nd Treatise, § 16). [61] Ibid., 416 –17 (2nd Treatise, §§ 227, 228). [62] Locke, “On Allegiance and the Revolution” (ca. April 1690), in Political Essays, 307. [63] Pocock, “Fourth English Civil War,” 153, 159. [64] Sidney, 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 198, 187– 89. [65] Ibid., 193, 196 – 99. [66] Sidney, Court Maxims, 20. [67] Sidney, 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 121. [68] Ibid., 198. [69] Filmer, Patriarcha, 54, 55–56, 57, 58. [70] Sidney, 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 120. [71] Ibid., 172. [72] Montesquieu, Reflections on the Cause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61; Bates, States of War, 160 – 64. [73] Jouffroy, Mélanges philosophiques par Théodore Jouffroy, 140 (“Les guerresciviles de l’Europe sont finies”).

第四章 革命时代的内战 18世纪

[1] Abdul-Ahad, “ ‘Syria Is Not a Revolution Any More.’ ” [2] Compare Viola, “Rivoluzione e guerra civile,” 24: “In un certo senso la rivoluzione sprovincializza la guerra civile.” [3] Arendt, On Revolution, 12. [4] 在Encyclopédie的“战争”这一词条中，同样没有提到Civil war［Guerre］。在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aise (1762)第四版中将Guerre civile,& guerre intestine定义为La guerre qui s’allume entre les peuples d’un mêmeétat。参见the ARTFL Project’s“Dictionnaires d’autrefois”。http://artflproject.uchicago.edu /content/dictionnaires-dautrefois. [5] Koselleck, “Historical Criteria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Revolution,” trans.Tribe, 47, 48, 49。revolution和civil war两个概念的连续性，参见Koselleck,Critique and Crisis, 160 – 61; Bulst et al., “Revolution, Rebellion, Aufruhr,Bürgerkrieg,” esp. 712 –14, 726 –27, 778 – 80。 [6]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294; Goulemot, Le règne de l’histoire, 127–56. [7] Echard, The Roman History from the Building of the City to the Perfect Settlement of the Empire by Augustus C?sar. [8] Vertot, Histoire de la conjuration de Portugal; Vertot, Histoire des révolutions de Suède où l’on voit les changemens qui sont arrivez; Vertot, Histoire des révolutions de Portugal. [9] Trakulhun, “Das Ende der Ming-Dynastie in China (1644).” [10] Sidney, 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 195 – 96. [11] Vattel, Law of Nations (1758), 3.18.293, ed. Kapossy and Whatmore, 645. [12] “A Declaration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General Congress Assembled” ( July 4, 1776), in Armitag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65. [13] Vattel, Law of Nations 1.4.51, 3.1.1–2, ed. Kapossy and Whatmore, 105, 469. [14] Ibid., 3.18.287, 290, ed. Kapossy and Whatmore, 641, 642. [15] “Thomas Jefferson’s ‘Original Rough Draft’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Armitag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61. [16] Vattel, Law of Nations 3.18.292, ed. Kapossy and Whatmore, 644 – 45. On Vattel’s doctrine of civil war, see Rech, Enemies of Mankind, 209 –13, 216 –20. [17] Vattel, Law of Nations 3.18.293, ed. Kapossy and Whatmore, 645. [18] Ibid., 3.18.295, ed. Kapossy and Whatmore, 648 – 49. [19] Zurbuchen, “Vattel’s ‘Law of Nations’ and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Pitts, “Intervention and Sovereign Equality.” [20] Vattel, Law of Nations 2.4.56, ed. Kapossy and Whatmore, 290 – 91. [21] Braund, “Bernard Romans.” [22] Romans, To the Hone. Jno. Hancock Esqre.; Romans, Philadelphia, July 12.1775. [23] Romans, Annals of the Troubles in the Netherlands. [24] Belcher, First American Civil War, is the exception that proves the rule. [25] Paine, Common Sense, in Collected Writings, 25. [26] O’Shaughnessy, Empire Divided; more generally, see Armitage, “First Atlantic Crisis.” [27] Lawson, “Anatomy of a Civil War”; Shy, People Numerous and Armed,183– 92; Wahrman, Making of the Modern Self, 223 –37, 239– 44; Simms, 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 593–600; Klooster, Revolutions in the Atlantic World,11– 44;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21–53. [28]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352. [29] Bollan,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Writing upon Public Affairs, Considered;with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Roman Imperial Laws Against Libels, 158 –59.关于Bollan对罗马史的运用，参见York, “Defining and Defending Colonial American Rights,” 213。 [30] Price,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 91. [31]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4.7.c, ed.Campbell and Skinner, 2:622. [32] Pocock,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English-Speaking Atlantic, 1760—1790,”256 –57. [33] Newport Mercury, April 24, 1775, quoted in Breen, American Insurgents,American Patriots, 281– 82. [34] Civil War; a Poem; Hartley, Substance of a Speech in Parliament, upon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esent Civil War with America, 19; Roebuck, Enquiry,Whether the Guilt of the Present Civil War in America, Ought to Be Imputed to Great Britain or America. [35] [Jackson], Emma Corbett; Wahrman, Making of the Modern Self, 243 – 44. [36] Cooper, introduction (1831) to Spy, 13; Larkin, “What Is a Loyalist?” [37] Pocock, Three British Revolutions, 1641, 1688, 1776. [38] “A Declaration…Seting Forth the Causes and Necessity of Taking Up Arms”( July 6, 1775), in Hutson, Decent Respect to the Opinions of Mankind, 96, 97(my emphasis). [39] Lord North to George III, July 26, 1775, quoted in Marshall, Making and Unmaking of Empires, 338. [40] Paine, Common Sense, in Collected Writings, 45 – 46. [41] Ibid., 18 –19. Compare Howell, Twelve Several Treatises, of the Late Revolutions in These Three Kingdomes, 118, where the total of “rebellions” since 1066 is given as “near upon a hundred.” [42] On Paine and the “republican turn” in 1776, see Nelson, Royalist Revolution,108–45. [43] “Declaration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General Congress Assembled” ( July 4, 1776), in Armitag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65, 170. [44] Beaulac, “Emer de Vattel and the Externalization of Sovereignty.” [45] Franklin to C. G. F. Dumas, Dec. 9, 1775, in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22:287. [46] Armitag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65, 166. [47] Lempérière, “Revolución, guerra civil, guerra de independencia en el mundo hispánico, 1808—1825”; Adelman, “Age of Imperial Revolutions”; Pani, “Ties Unbound”; Lucena Giraldo, Naciones de rebeldes; Pérez Vejo, Elegía criolla. [48] José María Cos, “Plan de Guerra” ( June 10, 1812), in Guedea, Textos insurgentes (1808—1821), 52–55; San Martín to Tomás Godoy Cruz, April 12,1816, quoted in John Lynch, San Martín, trans. Chaparro, 131. [49] Baker, “Revolution 1.0,” 189;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3,223. [50] Snow, “Concept of Revolu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Rachum,“Meaning of ‘Revolution’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1648—1660).” For an alternative view, see Harris, “Did the English Have a Script for Revolu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51] hobbes, Behemoth; or, The Long Parliament, 389. [52] Edelstein, “Do We Want a Revolution Without Revolution?”; compare Rey,“Révolution”; William H. Sewell Jr.,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 in Logics of History, 225 –70. [53] Vlassopoulos, “Acquiring (a) Historicity,” 166. [54] Furet, “The Revolutionary Catechism,” in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trans. Forster, 83. [55]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1), in Selected Writings,300. [56]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26 –27 (quoting Livy, Histories 9.1.10) (my emphasis). [57] Burke, Letter from the Right Hon. Edmund Burke, 41. [58] Vattel, Law of Nations 3.3.36, ed. Kapossy and Whatmore, 488. The fuller quotation reads, “Justu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a; et pia arma, quibus nulla nisi in armis relinquitur spes.” [59] Burke, “Speech on the Seizure and Confisc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n St.Eustatius” (May 14, 1781), in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1803, vol. 22, col. 231. [60] Burke, 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 in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207. [61] Vattel, Law of Nations 2.4.56, ed. Kapossy and Whatmore, 291; compare ibid.,3.16.253, ed. Kapossy and Whatmore, 627. [62] Kant, “Toward Perpetual Peace,”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ns. Gregor,319 –20; Hurrell, “Revisiting Kant and Intervention,” 198. [63] Burke, “First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 (Oct. 20, 1796), and Burke, “Second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 (1796), in Revolutionary War, 1794—1797, 187,267; Armitage, 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 163 – 69. [64] 参见，例如Martin, “Rivoluzione francese e guerra civile”; Martin, “La guerre civile”; Andress, Terror;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Révolution。 [65] Mayer, Furies, 4 – 5. [66] Serna, “Toute révolution est guerre d’indépendance.” [67] Drayton, Charge, on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2, 8, 15. [68] Guizot,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 depuis l’avènement de Charles Ier jusqu’a la restauration, 1:xvii: “Telle est enfin l’analogie des deux révolutions que la première n’e?t jamais été bien comprise si la seconde n’e?t éclaté.” [69] 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in Marx, Selected Writings, 230 (“den mehr oder minder versteckten Bürgerkrieg innerhalb der bestehenden Gesellschaft bis zu dem Punkt, wo er in eine offene Revolution ausbricht”);Balibar, “On the Aporias of Marxian Politics.” [70]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Marx and Engels,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22:158 (“und der bei Seite fleigt, sobald der Klassenkampf Bürgerkrieg auflodert”). [71] Lenin, Clausewitz’ Werk “Vom Kriege”; Hahlweg, “Lenin und Clausewitz.” [72] 这是Carl Schmitt的叙述。Schmitt, Theory of the Partisan, trans. Ulmen, 93. [73] Lenin [and Grigorii Zinoviev], The Military Programme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Sept. 1916), in Collected Works, 23:78. 关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小册子的语境，参见Nation, War on War, 80 – 83。 [74] Stalin (1928), quoted in Rieber, “Civil Wars in the Soviet Union,” 140. [75] Compare Eckstein, “On the Etiology of Internal Wars,” 133; Canal, “Guerra civil y contrarrevolución en la Europa del sur en el siglo XIX,” 46.

第五章 内战文明化 19世纪

[1] Lincoln,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Dedication of the Cemetery at Gettysburg”(Nov. 19, 1863), in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7:23. [2] 详情参见Wills, Lincoln at Gettysburg; Boritt, Gettysburg Gospel; and Johnson,Writing the Gettysburg Address, none of which treats the phrase “great civil war”。 [3] Cimbala and Miller,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Varon, Appomattox;Downs, After Appomattox. [4] Mably, Des droits et des devoirs du citoyen (1758), 62 – 63 (“la guerre civile est quelque foix un grand bien”). [5] “La guerra civil es un don de cielo,” quoted in Fuentes, “Guerra civil,” 609;Fuentes, “Belle époque,” 84 – 93. [6] Chateaubriand, Mémoires d’outretombe, 1358; Caron, Frères de sang, 153 – 57. [7] Compare Ranzato, “Evidence et invisibilité des guerres civiles”; Grangé, De la guerre civile; Grangé, Oublier la guerre civile?.社会理论中关于战争的研究，参见Joas and K?bl, War in Social Thought, 2。 [8] Rousseau, Social Contract, in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1.4.9, ed. Gourevitch, 46 – 47. 卢梭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是反驳胡果·格劳秀斯“private” war这个概念的，详见本书第三章。 [9] Clausewitz, On War. 在克劳塞维茨没有那么知名的著作“small war” (kleiner Krieg)中也简短提到了内战，参见Clausewitz, Clausewitz on Small War,trans. Daase and Davis, 121, 131, 163。 [10] Mao and Guevara, Guerrilla Warfare. [11] “Vouloir donner des maximes pour ces sortes de guerres serait absurde”:Jomini, Précis de l’art de la guerre, 1:85. 关于最近将内战置于规范理论中来叙述的尝试，更多参见Franco Restrepo, Guerras civiles; Fabre, Cosmopolitan War, 130 – 65。 [12] Moynier, étude sur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 pour l’amélioration du sort des militaires blessés dans les armées en campagne (1864 et 1868), 304 (“Nous neparlons pas, cela va sans dire, des guerres civiles; les lois internationales ne leur sont pas applicables.”) [13] In volumes 4 – 8 of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covering the period 1861 – 65, “rebellion” appears 340 times, “civil war” 64 times. http://quod.lib.umich.edu/l/lincoln/. [14] Gastineau, Histoire de la souscription populaire a la médaille Lincoln; Boritt,Neely, and Holzer, “European Image of Abraham Lincoln,” 161; Doyle, Cause of All Nations, 295 – 97. [15] hugo, Les Misérables (The Wretched): A Novel; Providence Evening Bulletin,May 25, 1885, quoted in Lebreton-Savigny, Victor Hugo et les Américains(1825—1885), 31 (translation corrected). 法语的Les Misérables于1862年3月底在布鲁塞尔上市，而巴黎是4月底上市的。 [16] hugo, Les Misérables: A Novel, trans. Wilbour, 4:164 – 65. [17] Laurent, “ ‘La guerre civile?’ ”; Caron, Frères de sang, 157 – 62. [18]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242 – 73. [19] Geyer and Bright, “Global Violence and Nationalizing Wars in Eurasia and America”; Bayly,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148 – 65; Platt,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20] Armitage et al., “Interchange.” [21] Pavkovi , Creating New States, 65 – 94. [22] Wimmer and Min,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 881 (quoted); Wimmer,Cederman, and Min, “Ethnic Politics and Armed Conflict”; Wimmer, Waves of War. [23] “Meeting of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Société Publique for the Relief of Wounded Combatants], held on March 17, 1863,” in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d Cross”: 67. [24] Boissier,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391 – 94; Siordet,“The Geneva Conventions and Civil War”; Sivakumaran, The Law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31 – 37. (此段中受益颇多。) [25] Mill, “A Few Words on Non-intervention,” in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21:120, 118, 121; Varouxakis, Liberty Abroad, 77 – 89. [26] Mill, “The Contest in America” (1862), in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21:140, 142, 138; Varouxakis, “‘Negrophilist’ Crusader.” [27] Pitts, “Intervention and Sovereign Equality.” [28] “Declaration of the Immediate Causes Which Induce and Justify the Secession of South Carolina from the Federal Union” (Dec. 20, 1860), in Journal of the Convention of the People of South Carolina, Held in 1860, 1861 and 1862,461 – 66 (my emphasis). [29] Lincoln, “Message to Congress in Special Session” ( July 4, 1861), in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4:426, 435, 436 (Lincoln’s emphases). [30] Ibid., 4:433. [31] Lincoln,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861), in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4:265.林肯最初使用treasonable而不是revolutionary。Ibid., 4:265n16. [32] Pavkovic , Creating New States, 221 – 40. [33] Lincoln,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Dedication of the Cemetery at Gettysburg,”in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7:23. [34] Wright, “American Civil War (1861—65),” 43. [35] Neff, Justice in Blue and Gray, 32 – 34. [36] The Prize Cases, 67 U.S. 635 (1863); Mc Ginty, Lincoln and the Court, 118 – 43;Lee and Ramsey, “Story of the Prize Cases”; Neff, Justice in Blue and Gray,20 – 29. [37] The Prize Cases, 67 U.S. 635 (1863), citing Vattel, Law of Nations 3.18.293, ed.Kapossy and Whatmore, 645. [38] halleck, International Law, 73 – 75. [39] 哈勒克还从约米尼那里衍生出wars of Islamism这个类别。哈勒克后来翻译了约米尼的Life of Napoleon。 [40] halleck, International Law, 332 – 33. [41] Carroll, War Powers of the General Government, 7–8, citing Vattel, Law of Nations 3.18.293. [42] Dyer, “Francis Lieber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Mack and Lesesne,Francis Lieber and the Culture of the Mind. [43] Baxter, “First Modern Codification of the Law of War”; Hartigan, Military Rules, Regulations, and the Code of War; Witt, Lincoln’s Code; Finkelman,“Francis Lieber and the Modern Law of War.” [44] Lieber to George Stillman Hillard, May 11, 1861, Lieber MSS, Henry E.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lif. (hereafter HEH), LI 2308. [45] Lieber, “[Notes on the] English and Ferench [sic] Revolutions” (ca. 1850),Lieber MSS, HEH LI 365. [46] Lieber, “Some Questions Answered–Secession–the Strength of Armies and Navys, &ca.” (ca. 1851), Lieber MSS, HEH LI 369. [47] Lieber, “[Remarks Regarding the Right of Secession]” (ca. 1851), Lieber MSS,HEH LI 368. [48] Lieber, “Twenty-Seven Definitions and Elementary Positions Concerning the Laws and Usages of War” (1861) and “Laws and Usages of War” (Oct.1861—Feb. 1862), Lieber MSS, Eisenhower Libra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box 2, items 15, 16 – 18. [49] Lieber, “Laws and Usages of War,” Lieber MS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box 2,item 17. contentio justa出自Alberico Gentili (1552—1608), 转引自Kennedy,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on International Law,91。 [50] Lieber, “Civil War,” Lieber MS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box 2, item 18;Lieber, Guerrilla Parties, 21; Witt, Lincoln’s Code, 193 – 96. [51] halleck to Lieber, Aug. 6, 1862; Lieber to Halleck, Aug. 9, 1862, Lieber MSS,HEH, LI 1646, 1758. [52] Lieber to Bates, Nov. 9, 1862, Lieber MSS, HEH, LI 852. [53] halleck, annotation to Lieber, Code for the Government of Armies in the Field,25 – [26], HEH, 243077. [54] Lieber to Halleck, March 4, 1863, Lieber MSS, HEH 1778; compare Lieber,[U.S. Field Order 100.] Section X. [55] Lieber, Instruc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34. [56] Neff, War and the Law of Nations, 256 – 57. [57] U.S. Constitution, article I, secs. 8 – 9; Fourteenth Amendment (1868), sec. 3. [58] 也可参见U.S. Naval War Records Office,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on and Confederate Navies in the war of the Rebellion。 [59] Witt, Lincoln’s Code, 340 – 45. [60] U.S. Department of War, Instruc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61] Ramsey, Masterpiece of Counterguerrilla Warfare, 119 – 41. [62] 比如Davis, Military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798; U.S. Department of War,Rules of Land Warfare; U.S. Department of War, Basic Field Manual; U.S.Department of the Army, Law of Land Warfare, 9。更多详情参见Kretchik, U.S.Army Doctrine。 [63] Compare Fleche, Revolution of 1861. [64] Coulter, “Name for the American War of 1861—1865,” 123, quoting Mildred Rutherford; Hoar, South’s Last Boys in Gray, 524 – 25 (estimating 120 names for the war); Musick, “War by Any Other Name”; Coski, “War Between the Names”; Manning and Rothman, “Name of War.” [65] Thomas M. Patterson, Congressional Record (Jan. 11, 1907), 944, in Record Group 94 (Office of the Adjutant General), Administrative Precedent File (“Frech File”), box 16, bundle 58, “Civil War,”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66] Congressional Record (Jan. 11, 1907), 944 – 49; clipping from unnamed Washington, D.C., newspaper, Jan. 12, 1907, “Frech File,” 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 D.C. [67] Coulter, “Name for the American War of 1861—1865,” 128 – 29; 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 Minutes of the Twenty-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 298. [68] Blight, Race and Reunion, 15, 300 – 337. [69] Melville, “The Surrender at Appomattox (April, 1865),” in Published Poems,100; Thomas, “‘My Brother Got Killed in the War,’ ” 301 – 3. [70] Lucan, Bellum civile 1.128, in Lucan, Civil War, trans. Braund, 6; Jacob,Testament to Union, 169; Malamud, “Auctoritas of Antiquity,” 310 – 11. [71] Engels to Marx, May 23, 1862,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trans.Dixon et al., 41:367.

第六章 内战的世界 20世纪

[1] Torres Bodet, “Why We Fight.”感谢Glenda Sluga为我提供这个参考。 [2] Neumann, “International Civil War,” 333, 350; Kunze, “Zweiter Drei?igj?hriger Krieg.” [3] Voltaire,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1756), quoted in Pagden, “Europe:Conceptualizing a Continent,” in The Idea of Europe: From Antiquity to the European Union, ed. Pagden, 37. [4] Fénelon, Fables and Dialogues of the Dead, 183; Bell, First Total War, 59. [5] Lucan, Bellum civile 1.1 – 2: “bella per Emathios plus quam civilian campos, /…canimus” (my emphases). [6] Armitage, “Cosmopolitanism and Civil War.” [7] Kant, “Toward Perpetual Peace,”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ns. Gregor, 330. [8] Rousseau, Project for Perpetual Peace, 9 (“presque la cruauté des guerres civiles”). [9] Bourrienne, Mémoires de M. de Bourrienne, ministre d’état, 5:207: “La Turquieexceptée, l’Europe n’est qu’une province du monde; quand nous battons, nous ne faisons que de la guerre civile.” [10] Martin, La Russie et l’Europe, 106: “Toutes les guerres entre Européens sont guerres civiles.” [11] 参见，例如G. K. Chesterton, in Hymans, Fort, and Rastoul, Pax mundi;Coudenhove-Kalergi, Europe Must Unite, title page。 [12] Diplomatic Con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War, Final Record of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of Geneva of 1949, 2B:325, 11; Sivakumaran, Law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30 – 31, 40. [13]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Seventeenth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Conference, Stockholm, August 1948: Report, 71; Pictet, Geneva Convention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unded and Sick in Armed Forces in the Field, 39 – 48. On the drafting of Common Article 3, see Moir, Law of Internal Armed Conflict,23 – 29. [14] 20世纪法律背景，详见Rougier, Les guerres civiles et le droit des gens; Siotis,Le droit de la guerre et les conflits armés d’un caractère non-international;Castrén, Civil War; La Haye, War Crimes in Internal Armed Conflicts; Solis,Law of Armed Conflict; Dinstein,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Moir, “Concept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15] Geneva Convention, Common Article 3, in Pictet, Geneva Convention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unded and Sick in Armed Forces in the Field, 37 – 38. [16] Sivakumaran, Law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163; Diplomatic Con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War, Final Record of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of Geneva of 1949, 1:351, quoted in ibid., 163.日内瓦会议关于殖民地的修改决议，参见Klose, “Colonial Testing Ground,” 108 – 11; Klose, Human Rights in the Shadow of Colonial Violence, trans. Geyer, 122 – 24。 [17]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in Civil Wars.” [18] Moir, Law of Internal Armed Conflict, 89 – 132; Sivakumaran, Law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49 – 92, 182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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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Ibid., 210 – 20; Henderson and Singer, “Civil War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1946—92,” 284 – 85. [47] Sambanis, “What Is Civil War? ”, 816. [48] 有关其他的讨论，参见Duvall, “Appraisal of the Methodological and Statistical Procedures of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Cramer, Civil War Is Not a Stupid Thing, 57 – 86; Vasquez, War Puzzle Revisited, 27 – 29。 [49] metropole和periphery的区别后来被战争研究所抛弃了，Sarkees and Wayman, Resort to War, 43, 47。 [50] 这个困境甚至阻碍了耶鲁政治学家Stathis Kalyvas提出更为实用的内战定义：“Armed combat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a recognized sovereign entity between parties subject to a common authority at the outset of the hostilities.”Kalyvas,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17 (my emphasis). [51] Remak, Very Civil War, 157. [52] hopkinson, Green Against Green, 272 – 73. [53] Sutton, Index of Deaths from the Conflict in Ireland, 1969—1993; Conflict Archive on the Internet, “Violence: Deaths During the Conflict.” [54] Sambanis, “It’s Official”; see also Toft, “Is It a Civil War, or Isn’t It?” [55] Annan, quoted in Cordesmann, Iraq’s Insurgency and the Road to Civil Conflict,2:393. [56] Lando, “By the Numbers, It’s Civil War.” [57] Wong, “Matter of Definition.” [58] Erdo an, quoted in Cordesmann, Iraq’s Insurgency and the Road to Civil Conflict,2:393. [59] Keeter, “Civil War.” [60] Stansfield, “Accepting Realities in Iraq.” [61] Fearon, “Testimony to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Iraq: Democracy or Civil War?’ ” [62] Fearon, “Iraq’s Civil War.” [63] Zavis, “Maliki Challenges ‘Civil War’ Label.” [64] Taheri, “There Is No Civil War in Iraq.” [65] Keegan and Bull, “What Is a Civil War?” [66] Patten, “Is Iraq in a Civil War?”: 32, 27. [67] U.S. Army Field Manual 100 – 20: Military Operations in Low Intensity Conflict,quoted in Patten, “Is Iraq in a Civil War?”: 28 [68] Patten, “Is Iraq in a Civil War?”: 29 (my emphasis). [69] “Piú che ad una guerra fra nazioni, noi assistiamo ad una mondiale guerra civile”: Salvemini, “Non abbiamo niente da dire” (Sept. 4, 1914), in Come siamo andati in Libia e altri scritti dal 1900 al 1915, 366; “… dieser Gro?kriegist ein europ?ischer Burgerkrieg, ein Krieg gegen der inneren, unsichtbaren Feind des europ?ischen Geistes”: Marc, “Das geheime Europa” (Nov. 1914),in Marc, Schriften, 165; Losurdo, War and Revolution, trans. Elliott, 82;Traverso, A ferro e fuoco, 29. [70] Keynes,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5. [71] Rusconi, Se cessiamo di essere una nazione, 101 – 21; Traverso, A ferroe fuoco;Traverso, “New Anti-Communism”; Cattani, “Europe as a Nation,” 8 – 9. [72] Friedrich, “International Civil War,” in Foreign Policy in the Making, 223 – 53;Losurdo, “Une catégorie centrale du révisionnisme.” [73] Roy, War and Revolution, 46 – 54, 83 – 91, 96, 108 – 9; Manjapra, M. N. Roy,128 – 29. [74] Nolte, Der europ?ische Burgerkrieg, 1917—1945; Nipperdey, Doering Manteuffel, and Thamer, Weltburgerkrieg der Ideologien; Bonnet, “Réflexions et jeux d’échelles autour de la notion de ‘guerre civile européenne.’ ”另一种方法，参见Payne, Civil War in Europe, 1904—1949。 [75]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4 – 5. [76] John F. Kennedy,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 11, 1962), in U.S. President(1961—1963: Kennedy),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John F. Kennedy, 2:9; Miller, 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Sovereignty, 15 – 16. [77] Schmitt, Theory of the Partisan, trans. Ulmen, 95. [78] Schmitt, Donoso Cortés in gesamteurop?ischer Interpretation, 7 (“dereurop?ische Bürgerkrieg von 1848…und der globale Weltbürgerkrieg der Gegenwart”), 18 – 19, 21, 85 – 86, 113 – 14; Schmitt, La guerre civile mondiale;Kesting, Geschichtsphilosophie und Weltburgerkrieg; Schnur, Revolution und Weltburgerkrieg; Portinaro, “L’epoca della guerra civile mondiale?”; Müller,Dangerous Mind, 104 – 15; Jouin, Le retour de la guerre juste, 269 – 90. [79]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Port Huron Statement, 27. [80] Arendt, On Revolution, 17; Bates, “On Revolutions in the Nuclear Age.” [81] Galli, Political Spaces and Global War (2001—2), trans. Fay, 171 – 72; H?rting,Global Civil War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Odysseos, “Violence After the State?”; Odysseos, “Liberalism’s War, Liberalism’s Order.” [82] hardt and Negri, Multitude, 341. [83]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trans. Attell, 2 – 3; see also Agamben, Stasis, trans. Heron, 24 (“The form that civil war has acquired today in world history is‘terrorism’… Terrorism is the ‘global civil war’ which time and again invests this or that zone of planetary space.”). [84] On the congruences, empirical and definitional, between “civil war” and“terrorism,” see Findley and Young, “Terrorism and Civil War.” [85] Jung, “Introduction: Towards Global Civil War?”

结语 关于内战的话

[1] Moses, “Civil War or Genocide?”; Rabinbach, “The Challenge of the Unprecedented.” [2] Lepore, Name of War, xv. [3] Kalyvas, “Civil Wars,” 416, where he notes it is “a phenomenon prone to serious semantic confusion, even contestation.” See also Waldmann, “Guerra civil”;Angstrom, “Towards a Typology of Internal Armed Conflict”; Sambanis, “What Is Civil War?”; Mundy, “Deconstructing Civil Wars”; González Calleja,Arbusti, and Pinto, “Guerre civili,” 34 – 42; González Calleja, Las guerras civiles, 34 – 78; Jack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81 – 83. [4] De Quincey, “[Fragments Relating to ‘Casuistry’]” (ca. 1839—43), in Works of Thomas De Quincey, 11:602. [5] Pavone, Civil War, 269 – 70. [6] Mamdani, “Politics of Naming”; Mamdani, Saviors and Survivors, 3 – 6. [7] Freedman, “What Makes a Civil War?” [8] Talmon, “Recognition of the Libyan 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

后记

[1] http://www.iraqbodycount.org/database/; United Nations Assistance Mission for Iraq, “Human Rights Report, 1 September–31 October 2006,” 4. [2] Ted Widmer, Ark of the Liberties: Ame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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