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与事 作者:熊卫民 内容简介 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中国科学界经历了哪些风雨苍黄与五味杂陈? 十六位科技知识分子于耄耋之年对中国当代历史集体发声。 不同身份、地位的历史见证者从各自角度回顾他们的私历史,思想的碰撞,观点的冲突,让历史鲜活而有温度 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终于圆了中国人的诺奖梦。为何建国66年才摘下科学桂冠?66年里,中国科学怎么了?中国科学家做了什么?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内容涉及广泛,中国科学界的大事小情均有涉及,尤其当事人说当时事,让读者从科技知识分子的角度认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历史,切身感受中国科学所遭遇的是是非非,理解当下中国科学遭遇困境的原因。 相比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人数更多,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也有很多五味杂陈的往事,还是许多国家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生产建设活动的关键当事人。但很少有科技知识分子来书写自己的故事。对科技知识分子进行访谈,系统记录他们的话语,是保存他们的经历、见闻和见识的最佳途径。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精选对邹承鲁、郑哲敏、施履吉等科学家以及对薛攀皋、罗登、李毓昌等科技管理者所做的比较适合大众阅读的近二十篇访谈,让科学家自己说话,重点介绍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科学界,是一本既具较高史料价值,又有很强可读性的口述史作品。 序言:远去的历史与鲜活的证词 十多年来,熊卫民教授投入极大的心力从事中国现当代口述科学史的工作。他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执着,孜孜不倦地追寻和打捞历史,总是能找到合适的访谈对象,让他们说出积淀在心中的故事,总是能挖掘出闻所未闻的史实,为读者揭开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这些年来,他完成和发表的口述科学史作品众多,堪称我国口述科学史的第一人。 读者现在见到的这部新著,是熊教授十余年来口述访谈的一些单篇作品的选集。其中所访谈的科学家,有郑哲敏、傅君诏、施履吉、沈善炯、邹承鲁、何祚庥、谈庆明、胡亚东等人。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较突出的学术成就,而且阅历丰富、个性鲜明,对人对事有独到的见解,能够言人所未言。他们个人的经历,也见证着中国科学的成长和曲折。这部书的访谈对象,还有巴延年、桂世茂、李毓昌、罗登、薛攀皋、宋振能等专职科技管理干部。他们虽然不如那些科学家知名,却是中国科技界不可或缺的一类人物。他们是不同时期共和国科技事业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他们与许多著名科学家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亲历了诸多重大事件。对于他们的访谈,常常能揭开很多尘封的往事。 这些作品,大都在不同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过,读者面虽然不算很广,但其中一些甫一发表就赢得了专业读者的好评。现在结集在一起,将一个个人物的经历,一个个单独的故事拼接起来,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科学界一些重要的、有典型意义的场景。即使普通读者看起来也会饶有兴味,而且令人深思。 现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一方面,现代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强大驱动力,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的发展又深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共产党人对此早有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科技事业,在短短的十多年内就建立起规模浩大的科学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基础科学到重大科技工程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但同时,科技事业也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事业一样,曾经遭受过严重的挫折,特别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因为知识分子政策的偏差,给包括科学家在内的许多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本书的大部分访谈对象,都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被卷入其中。作为亲历者,这些科学家和科技管理工作者回顾了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以及政治运动对科技工作的重大影响,从50年代初期的土改、“镇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等,到50年代中后期的批判胡适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以及60年代的“四清”运动,直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大时代的洪流中,他们俯仰沉浮,栉风沐雨,历尽沧桑。时过境迁,这些运动对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冲击和影响,却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书中科学家和科技管理工作者的回忆,为正在远去的历史留下了鲜活的证词。 拒绝遗忘,不仅因为那些运动在许多科学家个人生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还因为这独特的试验在世界科技史上的罕见,从中可以概见中国现代科技的兴衰得失及其因果。而对此,人们至今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大概这就是受访者和访谈者不顾老病、不辞辛劳地留住往事的原因之一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著名的“曹禺现象”,即一些知名的作者在1949年以后创造力突然消失,再也没有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与此相似,中国现代科学史上长期受诺奖情结的困扰,表明中国本土少有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世界第一流的重大科技成果。本书从科学家和科技管理工作者的角度,提供了一些典型的事例,像施履吉、沈善炯等先生的遭遇,为人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吸取历史教训,告别斗争哲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中国科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这基本上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的普遍共识了,尽管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旧思维的定式仍然多多少少存在着。 如果说政治运动对科技事业的影响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很快消退的话,那么科技体制中的一些问题存续的时间之长,影响面之广,就更值得探讨了。书中涉及的科学界的“领导权”问题,就是我国科技体制的一个基本问题,然而即使在经过科技体制改革30多年之后,不仅没有解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场合还更加突出了。 我国科学界的权力架构包括党的领导、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三个层面。“文革”以前,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主要特征,曾出现过“以党代政”、“以行政领导代替学术领导”等问题,给科技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如本书讲到的“大跃进”运动期间的一些突出事例,大概难以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吸取了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教训,力图要扭转这样的局面,但效果并不明显。最近30多年来,学术行政化代替了学术政治化,学术领导体系组织不健全,常常处于若有若无或沦为行政领导系统的附庸之境地。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时代却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当前科技界各种矛盾的一个焦点所在,然而人们对此似乎视若无睹,或者讳莫如深。 为什么通行的学术共同体的规则在我国科技界遭到扭曲或不起作用?对此薛攀皋先生指出:“应当尊重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让科研人员自主,让科学共同体自律,给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以充分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虚心学习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建立、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近代学术体制。”薛先生发自肺腑的经验之谈令人感慨。从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在50年代经历了以政治化为核心的重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还是没有建立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由于制度化建设的严重滞后,反而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以新的人治为特征的问题。因此,重塑学术共同体,仍然是中国科技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阅读这本书稿,重温那些科苑往事之余,拉杂写下以上这些感想,难免偏颇,只是给读者思考中国当代科学的历史和现实提起一些话头。 是为序。 王扬宗 2016年岁末 前言:在科学与政治之间 相比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人数更多,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也有很多五味杂陈的往事,还是许多国家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生产建设活动的关键当事人。但很少有科技知识分子来书写自己的故事。我们能在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中发现他们,可记者所做的报道常常只引用他们的只言片语,放入记者自行营造的语境中后,不免有曲解之嫌;作家在相关传记或报告文学中所创作的典型,又往往过于拔高,仿佛他们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相比而言,对科技知识分子进行访谈,系统记录他们的话语,恐怕是保存其经历、见闻和见识的最佳途径。 自2000年以来,为收集中国当代科技史的素材,我有意识的对科技知识分子开展了访谈工作。十多年下来,经我访谈过的科学家、教授或科研管理干部不下百位,整理成文的访谈稿,也有几十篇之多。承东方出版社陈卓先生青睐,现从中挑选十余篇史学价值较大、比较适合大众阅读的文章出来,集结成册。 本书主要介绍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和事。在前面几篇中,按所述主要事件的发生时间,分别介绍几位科学家的成才之路,或他们留学归来后筚路蓝缕开展科研工作的艰难历程。 郑哲敏院士回忆了他通过层层测试考取“扶轮社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过程,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与其他留美学子的交往,台湾方面以私人交往形式和大陆以组织形式对海外学子的争取,在回大陆、去台湾和留美国之间不同学子所做的选择,麦卡锡主义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影响,他艰难的回国旅程,绕道欧洲归国对他日后工作的影响等。其中,对不同学子在是否回归大陆问题上的考量的介绍,与在大众媒体上常见的宣传迥然不同。 作为科学家中的地下党员,傅君诏教授回国后相继在华北大学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重要高校担任实职领导,并直接向周恩来、康生等人汇报过工作,地位明显高于其他留学人员。关于科学家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他披露了惊人的史料。 施履吉院士思维敏锐,动手能力极强,留学美国时,被同学、老师公认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天才。可惜的是,花了几年时间、克服众多障碍回到祖国后,他却因与搞瞎指挥的行政人员发生冲突、受到一些老科学家的嫉恨、缺乏基本的科研条件、遭遇政治运动的冲击等原因,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略微发挥才能。虽然他仍能凭短期内取得的一些成果而当选为学部委员,可毕竟此时的他已经老了。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他还介绍了他对当年的“明星科学家”牛满江的批评。 饱经迫害的沈善炯院士对政治运动耿耿于怀。他介绍了在王仲良等领导的保护下,他间不容发地幸运通过“胡适批判”、“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以及王仲良调走后,他沦为“四清”运动打击对象的经历。蛮横批判所带来的精神刺激是如此的强烈,他的右眼一度基本失去视力。 邹承鲁院士回忆了他被日本鬼子从东北一路驱赶到西南,在轰炸中求学,一度从军远征印度、缅甸,然后退伍,考取英庚款出国留学,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领域取得多项重大成果的经历。他还对影响个人成才,尤其是影响中国科学健康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重点介绍了为维护科学尊严,他与政界、商界、科学界一些不端人员多次论战的经过。 接下来是科研管理干部和科学家对所在机构一些人和事的回顾。 范岱年教授亲历了中国科学院早期的不少大事。在访谈中,他介绍了他和许良英等“老浙大人”(尤其是地下党员)于20世纪50年代初调入中国科学院后,先在“整党”运动中参与“淘汰”丁瓒等地下党员,然后自己在“肃反”、“反右”等运动中也遭到“淘汰”的经过。 作为50年代中宣部科学处的重要成员,何祚庥院士接触过很多高层人物,了解不少内部信息,他对范岱年访谈的内容有重要补充,并顺便为自己在批判梁思成运动中的角色作了辩护。他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宣部科学处和中国科学院那些人和事的回忆,是中国科技体制历史研究的有趣史料。 巴延年书记、桂世茂秘书长介绍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学习苏联、“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四清”等政治运动和“神仙会”、“八字方针”等调整政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具体操作过程。他们的回忆不但可与沈善炯的口述相互印证,还展示出在铺天盖地的运动背景下,他们这些不乏疑虑但无力回天的科研管理干部的辛酸与无奈。 罗登先生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担任管理干部,他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朱洗,他和王仲良等在反右派运动中成功保护朱洗等人,以及随后自身遭到批判的经过。从他的回忆可以看出一些平和的中下层科研管理干部应对上级的“左”倾政策的方略,以及遭到“逆向淘汰”的过程。 谈庆明教授和李毓昌教授都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元老,谈的都是该所的人和事,因他们当年地位有别——谈为研究人员,李为管理干部——正好相互补充。谈先生回顾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创立(1956年)到扩张(1958年),从调整(1961)到“文革”早期的变迁历程。包括朱兆祥、林鸿荪帮助钱学森和钱伟长建所的贡献,钱学森、郭永怀的办所思想,“反右派”、“大跃进”、“除四害”、“超声波化”、“四清”等政治运动对力学所的冲击,爆炸力学学科在力学所的诞生,郑哲敏、钱寿易的学术贡献等。李先生重点回顾了力学所海外归国人员的经历,其中惊心动魄之处甚多,而他对钱学森入党自传、钱学森和党委领导冲突的介绍,读起来饶有趣味。 有“活字典”之誉的薛攀皋先生长期在中国科学院院部从事管理工作,从生物学部副主任的位置退下来后,他更是致力于深入研究他所亲历过的那些历史。本书收录了对他的四次访谈。第一、二篇分别介绍他亲历的1962年的广州会议、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均有独到视角,是研究这两次重要会议的宝贵史料。第三、四篇分别介绍他所了解的心理学科在中国、学术领导在中国科学院的坎坷历程,许多戏剧化的场景让人既好气又好笑。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前副主任宋振能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了近40年,“文革”期间仍然如此,他对1965—1976年的中国科学院的回忆,尤其是1972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回忆,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 曾任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的胡亚东研究员回忆了1977—1982年间他陪同钱三强、卢嘉锡、周培源等中国科学界的领导,到欧洲和美国多次访问、开会,和来自台湾地区和国际科学社团的代表磋商,克服政治阻碍,使海峡两岸的科学界同行得以共同加入国际科技社团、坐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访谈涉及海峡两岸的不少学界名流,其中,卢嘉锡院士的那些轶事尤其有趣。 最后一篇访谈的受访人是曾主持《科技导报》十余年的蔡德诚先生。因为替彭德怀辩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他主张媒体得有自己的风骨,他重点介绍了1990—1995年间钱学森四次向《科技导报》施压,或者说他四次顶住钱学森压力的经过。 需要说明的是,口述历史门槛虽低,但做好并不容易。不少人看不起口述历史工作,认为它不过是一个人说,另一个人记而已;记录者即使不是可有可无,那也可以随意替换。但实际发生的访谈,比这要复杂得多,访谈整理人往往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的记忆会逐渐模糊,很多事情会想不起来,且人都有私心,对外人难免会有戒心,所以,不但回忆录中会有错误或谎言,访谈稿中也可能出现误导,且容易流于肤浅。所以,一次成功的访谈,必然是良好合作的产物。不但需要记忆力、表达能力均强的亲历者作为受访人,还需要受过良好训练、有平等对谈能力的访谈整理人:他/她需要设计整个口述历史研究计划,选择和联络合适的历史当事人进行访谈,并在访谈前查阅大量的档案文献、准备众多细致的问题,在访谈中随机应变利用受访人的只言片语钩沉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有价值的史料,在访谈后通过加注的方式进行大量的补充、印证、甄别、文字加工工作,将访谈稿整理到既真又美(至少不丑)、值得向学术界推荐的水平。以上每一个步骤都有难度。为了说明这一点,本书还在访谈稿之后,附录了一篇介绍口述历史研究心得的文章。 鉴于留存前人骨灰的意义较小,作家王力雄曾提出建立“灵魂纪念馆”,专门保存人们口述的人生经历的设想。我很赞同这个建议,很愿意和同志者一道,继续为这类为国民存信史的功德无量的事业添砖加瓦。 最后,请允许我向帮助过我的人致谢。我要感谢我的受访人。接受访谈时,他们年轻的也有七十余岁,年长的已有九十余岁。为了准确地留住历史,多数人不辞劳苦地多次订正访谈稿。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其中,王作跃教授、王丽娜副教授和张志会副研究员在不同时间参与了部分访谈,李欣欣、樊玉娟、王丽娟帮我誊录了部分录音。我还要感谢樊洪业研究员、王扬宗教授和张藜教授,他们不但用自己管理的“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编撰与研究”、“中国科学院专项:中国科学院院史编撰和研究”等项目资助了我,还在课题组日常的讨论中给我提供了不少启发。刘晓副教授、章梅芳副教授、王勇忠博士等同事或同行,在拍照、讨论、核对人名等方面给我提供过帮助。刘钝教授、王扬宗教授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对全书结构和一些篇章提供了重要建议。 郑哲敏: 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受访人:郑哲敏院士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张志会 访谈时间:2010年11月16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力学研究所341室 郑哲敏院士(张志会2010年11月2日摄于郑院士办公室)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青年学子就有赴西方先进国家留学、向本国引入现代文明的风气,并掀起多轮出国留学的高潮。1937年日本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断了这一潮流。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众多莘莘学子又开始继续从西方引进真理的工作。因欧洲受战争破坏严重,日本除满目疮痍外还属敌国,他们大多选择去美国留学,总数超过5000人。几年过去,国共内战结束,他们渐次归国。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有1200余人回国。若不是美国政府设置了种种障碍,相关的数字还会高得多。这与20世纪80年代后大部分的留学人员选择滞留海外形成鲜明的对照。当年为什么会有许多学子选择回到中国大陆?那些没能回来的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归国的学子和滞留海外的学子后来各自的发展情况如何?对郑哲敏院士的访谈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郑哲敏,著名力学家,1924年生于山东济南,1947年在清华大学毕业,留校做论文指导教师钱伟长的助教,1948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1952年在钱学森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2月归国,先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1956年转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先后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等职,是中国爆炸力学的主要开拓者,著有《高能成形》、《相似理论与模化》等。因研究成绩卓著,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993年)、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1994年)。
我看,在我们科学组织领导工作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不够实事求是,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不够。比方说,我们的人力物力有限,国家对科学技术工作的要求非常迫切。但是我们还不能很好地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来安排工作,力量没有组织好,很分散。你搞一点,我搞一点,重复浪费很大。人才不配套,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仪器设备也不配套。有些“热门”课题,许多单位“一窝蜂”地去搞,而且互相封锁,不肯分工协作,结果谁都没有过关。陶铸作为东道主也讲了话,他同样要求大家畅所欲言,“把这三年‘大跃进’回顾一下,到底有多少错误,有多少正确”。为了营造一个提意见的气氛,他更是一开场就向科学家道歉。他说:“这几年我们搞了些瞎指挥。丁老(指丁颖)赞成多植,但不赞成植那么多,我们反而跟他作斗争,现在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已经做了三次检讨了。需要时还可以再做检讨。你们工作中的瞎指挥比我们少,我们做了许多蠢事情。”他坦率地承认,前些年,“我们对科学家的供应物资很少,精神鼓励又差,甚至虐待”,“我们的缺点是民主不够”。他还说:“工作有缺点会改的,我是有决心改的,党内许多同志也是有决心改的。” 在陶铸的带领下,一些领导人也做了自我批评。2月17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范长江在化学组的会议上说:
1960年在西安开的化学化工学会年会上,我对化学教学改革的问题,掌握上有片面性。当时超声波和管道化运动把高等学校的化学化工课程冲击得很厉害,许多教师感到照原样,课是教不下去了。因此都要求化学化工会讨论这个问题。我……没有按照“双百方针”办事……结果使黄子卿、傅鹰等几位不主张大改的人在会议过程中挨了批评,受了委屈……对此我负责,应向黄子卿、傅鹰先生等道歉。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也在会上做了检讨,其中心内容是自己不该支持宣传农民放亩产万斤的卫星。前些年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这件事。 3月5日上午,陈毅副总理讲话,转述周总理的意见,对少数“不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工作有毛病,起码是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喜欢乱扣帽子、乱整人、“比较恶劣”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要求他们“会后检查自己”。次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秘书长杜润生分别在生物组和物理组做了检讨。 张劲夫的检讨是我整理出来登到简报上的,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着重检讨了两个问题。第一,执行政策有片面性,没有把科学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划清楚,致使下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比如某些青年被错误地戴上“白专”帽子,微生物所曾错误地用“科学工作中两条路线道路斗争”的提法来批判老科学家(邓叔群)。中科院党组对这些偏差有责任。第二,工作中的浮夸和瞎指挥。在“大跃进”期间,党组不该给各研究所施加很大的压力。“胰岛素人工合成、有机半导体,组织大兵团作战,是浮夸风与瞎指挥的坏典型,院党组要直接负责。1960年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在北京地区是我亲自督战的,要各单位几天内改变面貌。这类事情很多,这些都是我们直接领导的。至于各所工作中的缺点,有的虽未直接过问,也应由我们负主要责任。” 他还对产生以上缺点和错误的原因进行了检查,将原因总结为“二无二不”:
二无,“无知识、无经验”……作为党的科学组织工作者……我们一度相信科学会超出常规,任意出奇迹,对自然现象本身固有规律重视不够…… 二不,是“不虚心、不民主”……如果说1958年的浮夸风、瞎指挥是由于无知识无经验,尚情有可原。1960年又重新犯,则是由于我们不虚心、不民主。如果我们向科学家很好虚心学习、商量,起码违反常识的事情是可以避免的。1960年重犯1958年的错误,教训是最沉痛的。我们决心改,请大家多帮助。张劲夫的检讨是比较深刻的,但也只敢局限在自己这个层次,未能言尽其意,真往根子上说,去追究更上层的责任。杜润生1955年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时,就曾和部长邓子恢一道,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到科学院后,他的院党组副书记职务在“大跃进”期间又被毛泽东的一句话给免掉了。此时的他更不敢说什么“大不敬”的言论。他在做检讨之前,首先为上层开脱了一番:
陈总讲话中,谈到科学工作中有些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就科学院的工作说,有许多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应该在院党组。不应该叫中央做检讨……工作中出了些问题,正是科学院党组没有很好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结果。然后,跟张劲夫一样,他主要检讨了科学院党组的瞎指挥行为。他将党组所犯错误归为如下几类:
1.我们自己出了些坏主意。如1958年5月间,“大跃进”时,中关村开跃进大会,实际上是用了摆擂台方法。会议是我发起的,从此助长了浮夸作风,说大话,说做不到的事情。物理所的“小太阳”也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2.学习别人的经验,不问具体情况乱搬…… 3.对下面的工作情况不明,一些不正确的做法,没有及时发现、纠正。有些甚至默许、支持…… 4.还有,没有很好体会与执行好党的政策……在中关村设“跃进擂台”一事,我可以下次再跟你详谈。在这里,只简单说两句。那个时候,各研究所都不得不上擂台说出自己的宏伟计划,想法一个比一个狂妄。物理所提出要制造“小太阳”,用它把祁连山、天山等处的冰川融化,进而使大西北的沙漠变成亿万亩良田。那个时候的中国科学家够浪漫吧!
昨天报告讲“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是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纪要整理出来后,会议秘书处没敢立即把它印到简报里,而是将其登入了油印的《情况反映》之中。后面这个材料是绝密的,只登极敏感的问题,发给聂荣臻、张劲夫、蒋南翔、韩光等少数几位会议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看。他们看了之后,大概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将其公开到简报之上。所以,这个2月17日的发言,我们到2月20日才看到。 简报一登,马上所有代表都知道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感触都太深了,现在马大猷先开了口,讨论就热烈了。有人说:地主劳动三年可以摘帽,我们都工作十多年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还戴在头上,什么时候才能摘掉?但这些话语没有被登到简报上。直到3月初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后,简报才开始又一次登这方面的意见。 周总理就是聂荣臻专门请来回答马大猷这个问题的。在3月2日的报告中,周总理说,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往往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过资产阶级乃至封建主义的教育,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因为这三个“根”,所以,“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建国后经过七年时间的自我改造,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和极大的进步,他自己在1956年,刘少奇主席、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的讲话中都承认和宣布过这一点。虽然最近几年进行过反右派等运动,但实际上,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一贯的,“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 可以说,周总理的讲话,基本重申了他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在表述上还略微有点退步。与会的科学家们一方面为获得了“劳动者”、“非党员同志”的称号而高兴,另一方面也觉得不“过瘾”。后一类观点在简报中有较多的反映。 稍后,陈毅副总理也到了会场。他肯定知道代表们的这些意见。所以,3月5日下午在科学工作会议上,3月6日在戏曲家会议上,陈毅又讲了这方面的问题。在周总理4日离开广州之前,陈毅已经把自己的讲话要点跟周总理说了。周总理也同意陈毅的提法。 陈毅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最激动人心的是下面这几段:
同志们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很满意,但有的同志说周总理没有明确脱帽子。那么我今天明确一下,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总理报告中讲得很清楚,是资产阶级出身,这几年有很大进步嘛……如果说一个科学队伍十二年还不能改变,说明共产党没有本领,社会主义不代表真理,对工作做了过低的估计。人是可以改变的,是能服从真理的。为旧社会服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为社会主义服务,怎么不承认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总理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联盟一部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三只脚。我们是三大部分之一,是国家的一只脚。在给知识分子脱帽的同时,陈毅副总理还向大家公开承认错误:“我们……相信了一亩地打十万斤,不听专家的话,做了蠢事”;“几年来连续几次大运动,是正确的,方针、目标是正确的,但具体方法上有毛病,国务院有责任”。他要求别的犯过错误的领导者也做检讨,并对那些喜欢教训人的领导者做了尖锐的批评:
现在还有人依旧以领导者的口吻讲话。知识分子最讨厌就是阿猫阿狗随便上台教训人……我们没有好多知识,不如科学家,没有什么好吹的。马列主义,你有多少?究竟有几斤?八斤、七斤?别狂妄,党没有给你权力教训人。都以胜利者、改造者自居,谁能接受?我是胜利者,你是俘虏,这种做法能团结谁?陈毅声音洪亮,富有儒将风度。他的报告很长,从国际形势(主要是谈如何反对美帝)和国内形势(还是肯定人民公社、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执行中有错误)讲起,最后讲知识分子问题,尤其是上面这些内容确实动人心弦。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真是掌声雷动。在讲完之后他还给大家鞠躬,给大家行脱帽加冕礼,更是让大家热泪盈眶。 后来讨论陈毅的讲话时,在小组会议上,有些科学家也是讲着讲着就哭了。大家真是舒心极了。这从简报和聂荣臻的总结报告上可以看出来:
有同志说,听了陈副总理的报告,确实是如坐春风,其乐也融融,一席话真说到了心底深处,福气不小……有同志说,胜食十斤人参……有同志说,听了报告后,像食了通心丸一样,心情无比舒畅。 会议基本解决了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与看法,解了疙瘩、脱了帽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大家很满意,我也很满意。……有人说会议出了气、通气、和气、争气和扬眉吐气。在会议的最后几天,大家才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会议最初的议题,也即讨论《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上来。大家对编制规划的方法提出初步意见,也初步提出一些重点研究项目。然后,聂荣臻讲了讲话,没对犯错误的原因做分析,就散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