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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
作者：李亚平
内容简介
 朱元璋定社稷，用白骨堆砌理想，善恶再评说，张居正治天下，在死棋局里博弈，生死两重天。从浩如烟波的文字历史资料中筛选出来大量不为历来的史家重视的情节，重新演绎正朔嬗变社稷更迭的故事，可谓举重若轻应该说这是近年来文史出版物中，一部可圈可点的佳作。 朱元璋所创建的大明帝国，将中国的帝制文化传统推到了极致，是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的集大成者。其对于中国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巨，以至于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见。在刻画朱元璋其人的容貌与作为上，相当传神。这里对相貌的描述，显然更接近未经艺术加工的那幅标准像。这两幅画所揭示出来的东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大明帝国的未来命运及其对于中国人集体性格的强力塑造，在这里，已经可以部分地窥见端倪。 

引子 大明帝国的命运走向
有两幅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朱元璋画像。据说，围绕着这两幅画像，曾经死过不少人。这副尊容，曾经被当时的人们称颂为龙形凤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明史》太祖本纪一）按照今天的眼光看去，朱元璋的长相如果不能说是丑陋，至少应该算是相当怪异了。
当时，为了给朱元璋画标准像，一些功底应该算是很不错的画家被召到宫廷。他们兢兢业业，以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专业水准，一丝不苟地照着皇帝本人的相貌画出——就是这副尊容——丝毫不敢走样。结果，这样的画家都被皇帝砍掉了脑袋。后来，一位聪明人悟出了其中道理，于是，对朱元璋的脸型加以较大规模的修饰，着力于眉目传神，侧重于理想表达，便有了这幅据称是不怒而威的皇帝像。朱元璋见了这幅与自己本来面目没有太大关系的画像后，十分欢喜，认为其“谀而不佞”，就是马屁拍得恰到好处的意思。于是，我们眼前这位经过呕心沥血、苦心加工、几乎凭空创作出来的慈眉善目的富贵老人，就成了朱元璋的标准像。那位善解人意的聪明人也受到了奖赏与表彰。
不过，今天的人们从史料中可以知道，这幅画画的基本不是事实。或者用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说：画中所描绘的内容和被描绘对象的实际存在之间，存在着较为巨大的差距。想象一下，一个不了解这两幅画的人，若突然被告之这上面画的是同一个人的话，他很有可能会丧失真实感，无法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
刘伯温是朱元璋的首席谋士——军师。此人精通阴阳数术象纬之学，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名气极大，被认为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神仙一流人物。
在《明史》中，他被朱元璋称为，“吾之子房”。一如在《史记》中，刘邦认为，有三个人在帮助自己打下大汉江山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是：萧何、韩信与张良，号称“汉初三杰”。子房就是这位张良的字。朱元璋将李善长、徐达和刘伯温看成是自己的三杰。
董宇峰、周实合著的《刘伯温》一书中，记载了一种说法，说是刘伯温第一次见到朱元璋时，曾在心中大吃一惊，深深为朱元璋那怪异的相貌所震撼——高额细眼，凹鼻阔唇，耳虽小廓却厚，颊虽突而颏硕；身长而背弓，腿长而膝弓，腰粗而肩窄，手阔而指细；行动如虾在水，声音则鹰鸣而猿啼。据说，刘伯温一见之下，便据相术得出结论：此人之相，兼具大贤之厚朴与大奸之残暴。结果，后来的朱元璋，果然以自己的行为，准确地证明了刘伯温所言之不虚。
对这段说辞，我们不必求证其是否出自虚构。即便是后人附会发挥的，却至少在刻画朱元璋其人的容貌与作为上，相当传神。这里对相貌的描述，显然更接近未经艺术加工的那幅标准像。
史家一般倾向于认为，由朱元璋所创建的大明帝国，将中国的帝制文化传统推到了极致，是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的集大成者。其对于中国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巨，以至于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见。
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同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如果我们同意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延续的话，那么，对于今日中国人生活影响最大的那一部分，很有可能就来自朱元璋的大明帝国，而不是后来的大清朝。
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对朱元璋与大明帝国了解的渐次加深，我们会发现，围绕朱元璋两幅画像所发生的故事，相当意味深长，具有宿命般的象征意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两幅画所揭示出来的东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明帝国的未来命运及其对中国人集体性格的强力塑造，在这里，已经可以窥见端倪。

第一章 朱元璋发迹：肉在口，跟我走
朱元璋祖籍沛县，与一千七百年前的汉高祖刘邦勉强可以攀上同乡。朱元璋与刘邦还有一样相同的地方，在中国所有创建大一统帝国的开国皇帝中，只有这两个人是彻底的平民出身，其他人则基本上是以豪门世族起家。这可能是刘邦对朱元璋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
与刘邦比较起来，朱元璋的出身更加卑微。刘邦起兵前，还有一个亭长的头衔。亭长是始于战国时期的一个官名。当时，在国与国之间的邻接地区设亭，置亭长，以备边事。秦统一六国之后，以十里为亭，设置亭长，负责管理乡村间十里方圆的治安警卫、过往人等，并治理民事，属于帝国最低一级的小吏。其管辖范围，可能略小于我们今天的乡镇。他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常常能够影响普通百姓们的祸福荣辱。因此，至少在百姓面前，他们可以神气十足。
比较起来，朱元璋则恰好是受帝国这些最基层干部管制的平头百姓。按照今天的概念，朱元璋的家庭成分应该是雇农，属于乡村赤贫阶级。他的祖先，几经逃荒流浪，到他父亲一代，方才定居在濠州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靠租佃耕种别人的土地为生。这个濠州，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县。公元1328年，即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这里。（《明史》太祖本纪1）
朱元璋父族一系世代务农，值得表彰的事迹不多。他的母族一系，特别是他的外祖父却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朱元璋的外祖父姓陈，早年曾经在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从军，并且参加了南宋与元朝铁骑的殊死一战——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是次大战，南宋宰相陆秀夫仗剑令自己的妻子儿女跳下大海，随后，背负六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就此宣告南宋帝国正式覆灭。激战之际，朱元璋的外祖父，这位陈氏老先生在血肉横飞中，被打落海中，在一团混乱下居然传奇般地被人救上岸，并历尽千辛万苦逃回了老家。此后，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与看风水为生，并且一口气活到九十九岁方才谢世。
按照时间推算，朱元璋出生时，距离那场大战过去了五十年。朱元璋童年甚至少年时，这位老人应该依然健在。这么一位见多识广的老战士，对于少年朱元璋的心智影响想必不会小。
朱元璋的母亲是陈家二姑娘，据说，此女自幼开朗大方，深得乃父喜爱。于是，饱经沧桑的老先生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历史掌故和各地风土人情。长大后，陈二娘能歌善舞，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常常大受欢迎。这些还不算重要。重要的是，生下朱元璋后，尽管家境千难万难，母亲还是勒着省着将他送进私塾，读了大约一年多将近两年的书。随后，生活实在艰难，为割草放牛、补贴家用而辍学。在母亲的教导下，朱元璋继续学完《百家姓》、《千字文》等发蒙读物，打下了文字根底。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位母亲，打开了他的眼界与心胸。
公元1344年，即元顺帝至正四年，淮河流域遭遇大旱、蝗灾与瘟疫，半月之间，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大哥与大哥的儿子先后死去。一个虽然贫穷但不无温馨的家庭，霎时变成人间地狱。
当时的情形极为悲惨，朱元璋与活下来的二哥身无分文，没有棺木，没有寿衣，没有墓地，兄弟二人用门板抬了草席裹着的亲人，走到村外的一个山坡下时，下起霹雳暴雨，抬着门板的绳子断了，二人躲雨并找人借绳子。结果，回来后大吃一惊地发现，山土崩塌，已经将亲人埋在一个新的山包之下。当时，为了得到一块立锥之地以便埋葬亲人，他们兄弟二人曾经苦苦哀求一个大户，遭到断然拒绝。此时，幸亏这块山坡地属于一个积德行善的人家，他们才就此千恩万谢地葬下亲人。
这段往事，对于朱元璋创巨痛深。以至于数十年后，他已经当了皇帝，然而每每触及此事，仍然号啕痛哭，不能自已。并且多年不许臣民为自己庆贺生日，原因是会令他想起父母死时的惨状。这一年，朱元璋十六岁。
不久，十里八乡之内，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光，朱元璋走投无路，出家做了和尚。在此后的八年佛门生活中，至少有三年以上，他是在云游四方、托钵化缘中度过的。这种和沿街乞讨差不多的生存方式，可能是观察人间冷暖、体会世态炎凉、领略人类各色嘴脸的最好方式。很久以后，朱元璋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经万分感慨地形容自己：“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具体遭遇，但其饥寒交迫、身体与心灵备受煎熬的情形却可见一斑。
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青春成长期的经历，于人类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古人似乎亦可作如是观。我们找不到更多资料证实朱元璋在此期间究竟遭遇了什么。当时的史料过于简略，朱元璋自己的回忆，则以形容居多，具体事例太少。后世的传记作品涉及此处时，或一笔带过，或多为想象。好在从古至今同类的事例堪称触目皆是，从这些事例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倘不是身陷绝境，一般人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其次，走上这条道路之后，将人逼上新的绝境的概率大大增加。
一个或许不需要怀疑的情形是，经历过这种残酷生存方式打磨的人，比较起来，更容易出现极端的情形。
由上述种种回到朱元璋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肯定在他心理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深藏于他的潜意识当中、终其一生都无法解开的心结。这是一个不能碰的死结，它不停地释放着巨大而可怕的能量。至高无上的皇权与帝国政治制度，则使这种能量变得无法阻挡，一路横扫过去，邪恶而且畅通无阻，令一切触及者必遭塌天大祸。
这可能是我们理解这位大明帝国开国皇帝诸多行为的背景与心理基础之一。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一再有机会看到，太多的帝国施政与此相关，太多的人为此稀里糊涂地丢掉了性命。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是为公元1352年。这一年，天下已然大乱。朱元璋二十四岁，投奔造反的郭子兴部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
四年后，即公元1356年，已经成为这支部队副元帅的朱元璋，率兵攻下集庆，更名应天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又过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创建大明帝国，建年号为洪武元年，将应天府改名为南京，此后六百多年一直叫到今天。这一年，朱元璋四十岁，是为洪武皇帝，史称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
描述朱元璋夺得天下的过程，是一件相当乏味的事情。与历朝历代遍地血腥和杀戮的改朝换代比较起来，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无论如何，一个身无分文的游方和尚也就是流浪汉，经过短短的十六年，便坐上大一统帝国的皇帝宝座，在这惊险的一跳中，总会有一些耐人寻味之处。
从秦朝末年的天下大乱开始，西汉末、东汉末、隋朝末年、唐朝末年，都曾经发生过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其间，小型起义与暴动不计其数。用一个肯定不够严谨的说法形容，这些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当时中央政权举措乖戾、人心丧尽、贪官污吏遍地横行的结果，就是所谓官逼民反的意思。元朝末年，除了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些特殊之处外，情况也大抵如此。
此时，谈论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的光荣与梦想，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他那些不成器的子孙们，肯定会令他的在天之灵痛心疾首。
当年，这位海洋般的大汗横刀立马，注视着中原万里江山时，他手下的大将别迭曾经仰天长啸，提议：杀光这些毫无用处的中原人，使那广袤土地变成丰美牧场，用来牧放征服世界所需要的战马。
如今，假如能够俯视这里发生的罪恶，成吉思汗的心头定会掠过阵阵悔恨，若知道这块土地能够让自己的子孙们腐烂堕落如斯，当初真就该听了那位勇猛战将的建议。以长生天恩赐给他们的手段与力量，这不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忽必烈还没有逝世时，那持续了近百年的狂风霹雳已经悄然停息，大元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从生机勃勃向腐烂发臭的衰退。讨论这一意味深长的过程是另一本书的任务，我们现在只要知道，几十年后，到元朝末年，就是朱元璋的时代，这个帝国几乎烂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就足够了。
此时，那总是站在他们一边的长生天似乎也已经厌烦，不再赐福给他们，而是频繁地降下天灾人祸。终于，大元帝国这匹百病缠身的老骆驼轰然倒地。最后压垮它的，肯定不是一根稻草，而是真正的泰山压顶。
翻检元帝国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下列两个由客观条件形成的心理因素可能对其施政产生了重要影响。
征服世界的赫赫武功，大约使这些蒙古族武士们很难不蔑视那些被征服的人们。既然能够在马背上打下天下，凭什么就不能在马背上治理之？从东海之滨到伏尔加河畔，那亿兆之民难道是跪在别人面前的吗？全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相当长时间里都不知华夏政治传统与儒家文化为何物的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诸如此类的古老智慧。在这些凶猛的战士眼里，那些满口之乎者也仁义道德的儒生们，既虚伪又没用，烦琐啰唆，令人无比厌烦——世界上居然有人将读书作为终身事业，而且还能据此专业做官？这样的事实，曾经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
其次，与其治下庞大的人口比较起来，蒙古族骑士的人口实在过于稀少，满打满算也才一百多万人口，哪怕加上那些早期臣服的色目人也是如此。不管他们多么凶猛，这种似乎被淹没了的情形与感觉都实在太不好，令人十分不安。何况在那潮水般的浸润下，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勇猛。
这些，可能构成了元帝国坚定地打压这种文化及其人民的理由。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的刻意打压，都可能使被打压者心悦诚服，从而也就找不到成功的先例。
据说，当时在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曾经流传着一个段子，很是曲折有致温文和婉地表达了这种情形。
明人陆容在他那本相当有名的著作《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个段子：
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下令汉人必须梳胡人亦即蒙古族的发式，穿蒙古族的衣服。有一次，他去太学视察，发现孔子及其圣子贤孙们的塑像还都是汉族样式，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全部将其改成蒙古族式。这令孔子的弟子子路大为恼火，立即动身到昊天上帝那里去投诉。上帝听完子路的苦恼后，“扑哧”一笑，开导他说：你怎么如此不识时务？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管我叫天，现在，连我的名字都被改了，叫腾吉理，我也只能答应他。此乃时势使然。别着急，小伙子，耐心点儿，肯定有一天会反过来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备感痛苦的人们开始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情形。
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所有中原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府”，“他们视中原人如奴隶，令人无法容忍”，致使在这个国家里，“经常有谋反的趋向”。后来，这些“谋反的趋向”，变成越来越多的敌对行动。关于这些行动的记载，则遍布于元帝国中后期的编年史册。到朱元璋的时代，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燃它的那一点星星之火。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宿命般的地理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着特别重大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尽管被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一种相当可耻的忽视，但它们真实地存在着。并且，事实上正是它们在我国古代社会整体塑造上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这两个因素——一个是裸露在北方的万里边防线，一个就是越来越黏稠混浊的黄河。
如今，在这些来自北方大草原的骑士们的心中和头脑里，一再出来发挥那梦魇般作用的，则是黄河。
从元代的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黄河决口的十数次记载。几万、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城镇村庄顿成“平地水二丈”的汪洋泽国，肥田沃土霎时沦为鱼鳖之域。公元1344年即元至正四年，在黄河又一次大决口，淹没河南、山东数州县后，帝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治河。这不是元帝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元史纪事本末》卷13，治河）
在做出治河的决定之前，帝国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反对一派认为：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聚众于此地治河，“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此种高论，显然只能出自缺少人文关怀的政治动物之口。不幸的是，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原因是那些遍地横行的贪官污吏们，已经不容许自己的政府施行此类善举德政。
果然，史料记载说，十七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集起来，开始这个造福社会的宏大工程后，“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也就是说，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管理者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只能得其余唾，由此引发的憎恨可以想见。
这种情形导致了两个结果——
其一，主持这次工程的贾鲁是一位优秀的水利专家，此次工程也堪称中国黄河治理史上的杰作。然而，因为上述原因，此人在中国民间传奇中变成了一个阴险、奸诈的恶棍，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虽然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其二，终于，星星之火被擦燃，干柴烈火刹那间腾空而起。
事情起因于治河工地上的一个怪异发现。
公元1351年，即元至正十一年四月底，在今天山东曹县西南黄陵岗工地上，民工们突然在河道底下挖出了一个独眼石头人，石人背部刻着一句话，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一石人的出现，与几年来流行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的一句童谣完全吻合：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此种手段，从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就在使用，到朱元璋的时代以及朱元璋后六百年的时间，仍然被人们甚至连手法都不变地在广泛使用着。其越用越烂却常用长鲜之功效，实令人目瞪口呆。中国历史一再证明该方式之屡试不爽，在人心浮动之际，其功效远胜过任何堂皇说教千万倍。
一时间，人心大骚动。
几天后，五月初三，河南颍州，也就是今天安徽省阜阳县白鹿庄发生了韩山童、杜遵道、刘福通等领导的白莲教暴动。是次暴动虽被镇压，其登高一呼之效应却也彰显无疑。几个月后，到该年八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已然烽烟四起。到第二年朱元璋投奔红巾军时，今日中国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差不多到处都可以看到头上包裹着红布的造反农民了。他们分属十数个甚至更多小山头，遥相呼应，势成燎原。此时，导致朱元璋等坐大一方的宏观因素，可能有下列四点：
其一，公元1260年忽必烈打败自己的弟弟、自称大可汗之后，构成蒙古大帝国的、远在中西亚地区的几个蒙古汗国并没有归服他的领导，甚至在理论上和名义上都是如此。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后，其势力范围也基本局限于以中国为主的远东地区。事实上，直到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他与他那些同宗兄弟间的冲突都没有停息。因此，长期以来，元帝国精锐的主力部队主要部署在北方与西北地区。这种情形，可能是红巾军能够在黄河以南四处蔓延的重要原因。
其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元帝国手握重权、重兵的权臣武将们相互攻伐内讧，极大削弱了这个政权的力量。
其三，帝国各级政府与军队已经腐烂，其曾经有过的排山倒海般的攻击力量早已无影无踪。当时，一位帝国大将，率领号称精锐的十数万大军开赴前线，镇压暴动。敌人的旌旗刚刚遥遥出现，此人便连呼“阿卜、阿卜”挥鞭策马而逃，导致大军溃散。阿卜阿卜，乃快走快走之意。宰相脱脱的弟弟率三十万精兵讨伐汝宁红巾军，军需钱粮堆积如山，后勤保障可谓充足。汝宁的治下在今天的河南省汝南一带。当日，汝宁城下，尚未交战，大军先发生夜惊。这位统帅上马就跑，一位地方官拉住他的马缰绳不让他走，他大叫：“难道我的命就不是命？”拔刀便砍，遂扬长而去。三十万大军就此星散。而此君逃回北京后，他的宰相哥哥向皇帝报告的是——汝宁大捷。
其四，刘福通领导的东系红巾军，在黄河以北地区一度声势浩大，曾经令帝国的心脏惊惶失措，狂跳不已。因此，他们承受了元帝国的主要打击力量，使南方红巾军得到了相对从容的环境。
值此八方烽火、群雄并立之际，朱元璋能够脱颖而出，并最终一统天下，其中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按照古人的总结，这些过人之处大体包括了最重要的谋略与用人，还有胆识、才干、心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运气等等。
上述诸方面，朱元璋在当时的割据群雄中，是做的最好的。这可能是他的帐下谋士群集猛将如云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读书人朱升给朱元璋的忠告。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朱元璋对此遵循不渝，生聚发展，埋头自强。从极度容易膨胀的国人心理考察，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
在此前后，割据群雄山头林立，其中最成气候、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是张士诚与陈友谅。张士诚所占据的地盘是东南——江浙膏腴之地，是当时乃至今天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号称天下最富；陈友谅占据的则是荆湖——即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大片土地，号称土地最广，国力最强。
朱元璋的绝大多数部下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希望先拿下张士诚，以便过上好日子。事实上，这种念头对朱元璋也有相当大的诱惑。但是朱元璋听从了谋士们的建议，张士诚富裕而不思进取，陈友谅凶悍而雄心勃勃，若先打张士诚，则陈友谅必定乘虚而入；若先打陈友谅，则张士诚可能坐山观虎斗。于是，朱元璋终于制定了一个相当具有眼光和魄力的战略规划，舍近在眼前、富裕而相对软弱的张士诚于不顾，先对付凶悍而强大的陈友谅。这表明此人善于克制自己的贪欲，不为蝇头小利所动，对对手肺腑和战略态势具有极强的洞察力。
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方略的正确。这样的战略头脑、眼光和气魄与其他那些目光短浅的草头王们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考察一下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之间的消长，可能有助于我们窥见大明帝国创立过程中的玄机。
其中，有一些中国特有的因素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因素中，一个现象相当引人注目，这就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江湖义气。
中国的江湖义气，在其早期，表现为侠义道所倡导的扶弱抑强、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行侠仗义行为。太史公笔下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那些重义轻生、“以武犯禁”的好汉，便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郭解。他们“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意思是说，这些人的行为虽然不符合正统亦即官方的行为规范，但是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对于自己作出的承诺，必定全力以赴地去做，不惜牺牲性命也要急人所难。而且，游侠们还有一个极令人钦佩的重要特点：施恩不图报。曾经被他们救过命的人当了大官之后，他们会远走他乡，终身不复相见。其格调着实令人赞叹。他们一诺千金，舍生取义，他们的故事每每一唱三叹回肠荡气，至今常常会让人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愿意改变自己、以便使社会相对公平一些的统治阶层注定会越来越不安地发现，这种令他们无比厌烦的江湖义气，正在逐渐由一种个体行为，转化为一种群体或者集体行为，而且，在日益组织化、制度化与意识形态化。
这相当可怕，却实在不难理解，其起因有时简单得惊人。其情形，正如我国古代那句著名格言所说：胸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这是《水浒传》出现后几百年间，人们读到打虎英雄武松在鸳鸯楼一口气杀掉十几口人，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相当痛快的原因。
于是，当这种不平积累出足够大的破坏性能量时，替天行道的梁山泊好汉便出现了，明教出现了，弥勒教出现了，白莲教出现了，青红帮、哥老会等等一一出现。它们的出现，常常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先声。一旦统治者应对失当，社会就将由此进入到一种暴烈的激荡之中。
到朱元璋的时代，江湖义气已经带有了浓厚的帮派、团伙色彩。其特点在于，立身处世只论交情，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而不问是非善恶。之所以会如此，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元末明初史料中，很容易找到答案。
叶子奇是元末明初与刘伯温、宋濂齐名的大学者。甚至有今人认为他的思想、见解远比刘、宋高明。在其著作《草木子》一书中，叶子奇告诉我们，当时的官吏完全不知廉耻为何物，想出了极多敲诈勒索的名目。比如——
部下第一次见上司要交“拜见钱”，没有理由也跟人索要钱财叫“撒花钱”，逢年过节需有“追节钱”，过生日时必收“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迎来送往叫“人情钱”，审计追账曰“赉发钱”，论诉是非曰“公事钱”；弄钱顺利叫作“得手”，得了美差叫“好地分”，补上好缺曰“好巢窟”。
叶子奇记载说，当时的人们已经将这些官吏看作衣冠禽兽，与土匪强盗等而视之。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监察、审计、司法、风纪部门都是维护这个社会健康秩序的最后一道关口，有如人体中的免疫系统，这一系统若失去效用，表明已经无药可救。据叶子奇记载，当时，监察、审计、司法、风纪部门的官员到下面去办案或处理问题时，其随从中常带有关于金银珠宝和财务方面的专家级私人顾问甚至司库。其职能是在第一时间检验被处理对象所奉献物资的品质、分量、成色与价值，以便为决策者们提供决策参考——这些各级官员们，在处理问题时，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与分寸，是需要上述那些数据作为依据的。从历史记载中判断，此种情形可能已经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普遍现象。
人类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个社会鼓励追逐利益，又缺少健康的秩序手段时，江湖义气甚至比它更坏的东西就会大行其道。届时，国家公器、权力与社会公共、公益事业全部以家族、帮派是否受益为前提。翻检我国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这种东西的出现常常表明该社会的道德与秩序底线已经被击穿，其发展已经没有限度，其社会后果一般都是极度的凶险。
事实上，读一读《水浒传》，再将此书与元末社会两相比较，我们会很容易看出，这样一部通篇描写社会黑暗景象与梁山泊好汉江湖义气的巨著，在此时出现，绝非偶然——梁山泊好汉的出现，与北宋王朝的覆灭之间脚跟着脚；而《水浒传》出现时，大元帝国已然天下大乱。
朱元璋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
他的行为方式，基本没有脱出这一历史背景所给出的条件。
朱元璋的江湖义气，在许多史料和传记作品中都有记载。
公元1949年以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以明史权威著称的吴晗先生，在其《朱元璋传》中，曾经对此绘声绘色地作过描述：
朱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有一次与同村的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一干小伙伴，在山上玩饿了，又找不到吃的，于是，朱元璋提议，将自己替人家放牧的一头花白小牛犊宰了来吃。大家欢呼雀跃，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们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一个人拍胸脯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想出的主意是：将吃剩下的小牛尾巴插进山上的一个石头缝里，然后告诉牛主人，说是小牛钻进石洞里，拉不出来了。最后，事情以朱元璋挨了一顿痛打并丢掉放牛的差事而告结束。
吴晗先生评论道，朱元璋虽然吃了苦头，丢了饭碗，“却由此深深得到伙伴们的信任，认为他敢作敢为，有事一身当，大家心甘情愿把他当作自己的头目”。这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误差，《明史》“徐达传”中说，比朱元璋小四岁的徐达，在朱元璋成为造反部队的部帅时，“往从之”，与朱元璋“一见语合”。如果此处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徐达应该是在参加红巾军之后才认识的朱元璋并且意气相投。由此看来，他似乎没有参加这次分吃小牛肉的恶作剧。
朱元璋投奔扯旗造反的红巾军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都保持和发扬了这个特点，这可能是他能够迅速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元璋识文断字，见多识广，机智果断，敢作敢为，轻财重义，而且打仗不怕死，这可能使他在基本上属于乌合之众的造反部队里相当引人注目。
为此，这支部队的大头目元帅郭子兴很是赏识他，才几个月时间，就将他提拔到了自己的亲兵卫队里担任小头目，并且很快亲自主婚，把自己的养女——就是后来名声很大的那位马皇后——嫁给了他。但是，使他能够真正团结起一批死党并得到死心塌地拥戴的，除了才干能力等因素，他的胆识与江湖义气所起的作用恐怕不小。
当时，在这一伙造反部队中，分成几个不相统属的山头，相互间时常发生摩擦与内讧。有一天，郭子兴一个人上街，撞上了冤家，结果被对方绑架后关进了地窖。他的所有亲信、亲属包括两个儿子都被吓坏了，纷纷躲藏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朱元璋是人们公认的郭子兴心腹，肯定也是被打击的对象。此时，他恰好领兵在外，躲过了此劫。得到消息后，出乎人们意料，朱元璋立即动身，准备返回去营救郭子兴。有人力劝他不要自投罗网，白白送死。朱元璋回答得大义凛然：“郭公有大恩于我，现今有难，我若只顾自己不去搭救，还能算个人吗？”结果，他回去后利用那几派之间的矛盾，又打又拉，竟然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派系残杀。朱元璋自己则爬墙上房，身蹈险地，最后纵身跳进地窖，砸烂枷锁，将郭子兴背将上来。在这次危机处理中，朱元璋表现得有勇有谋、有情义有担当，可圈可点。
后来，当郭子兴被其他造反好汉挤兑得很难受、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根据地投奔朱元璋时，朱元璋甚至将自己已经发展得实力很大的数万人马拱手交给他，然后一如既往地辅佐这位并不成器的末路英雄。幸亏不久后这位郭子兴一病不起，否则，后面的故事极有可能会演变得特别复杂。
朱元璋曾经做过一件事情，酷似当年李世民收服尉迟恭。
尉迟恭，字敬德，是一位传奇人物，中国民间神话中百邪不侵的两位门神之一。他曾经是李世民的敌人刘武周手下的一员猛将，归降李世民后很受重用。后来，与他一起投降的其他人反叛李世民。有人认为他也不可靠，劝李世民杀掉他。尉迟恭陷入惶恐不安之中。
这时，李世民把他请到自己的卧室，拿出一笔钱说：
“大丈夫相交以意气相许。如果你不想在这儿干了，这笔钱不多，权当是感谢你过去对我的帮助，咱们今后还是朋友；如果愿意留下来，我决不会做辜负你的事情。”
然后，解下佩剑扔到一边，就和尉迟恭在同一间卧室里呼呼大睡。
从此，尉迟恭死心塌地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并在玄武门事变中下死力帮助李世民，亲手杀掉了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成为凌烟阁上二十四位开国元勋之一。
朱元璋在打败一支曾经背弃他的部队后，俘获了数万名将士。这些人极度不安，害怕遭到报复。朱元璋下令在其中挑选了五百名勇猛壮士，担任自己的宿卫。当晚，星汉灿烂。朱元璋蒙头大睡，原有的警卫全部撤换成这五百人。灯火通明之中，这五百人静听着朱元璋鼾声大起，相当感佩。从此，全军死心塌地地冲锋陷阵，极大扩充了朱元璋的实力，并成为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基本队伍。
这种榜样性的江湖义气，其心理上的示范作用应该不可小觑。
有一个细节，透露出了许多信息，相当值得注意。
汤和比朱元璋大三岁，是当年一起分吃那只小花牛肉的小坏蛋之一。
《明史》记载说，汤和“幼有奇志”，村里的孩子们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时，他总是扮演指挥官的角色。这个情节和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的描述略有出入。在吴晗先生的笔下，相当细致地描写了朱元璋在游戏中扮演皇帝的过程。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描写是否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想想古代社会足可以灭族的十大恶罪名，当时的成年人是否敢于让孩子们玩这样的游戏很值得怀疑。倒是《明史》中骑马打仗的说法似乎更靠谱一些。
《明史》中说，汤和长大后“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沉敏多智数”。表明此人高大魁梧，换算成今天的尺度，其身高大约在一米九十以上，而且十分洒脱，富有谋略，沉着、敏捷、颇有才智。汤和比朱元璋更早投奔了红巾军，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汤和写信给朱元璋，劝诱这个游方和尚也来投奔了红巾军。当时，由于战功，汤和已经官居千户，但他对朱元璋却相当恭敬。史书记载说：朱元璋受到郭子兴的信任，从一个马弁迅速崛起为部帅后，军中诸将以同辈视之，没有人肯做小服低，唯独年龄与资历都胜过他的汤和，很是奉命唯谨地遵从他的约束与指挥。这使得朱元璋“甚悦之”，感觉特别愉快。
这种情形，显然不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我们找不到更多细节说明何以会如此。从常理推断，这种情形的原因，一定应该到朱元璋本人的素质、品性、才干、谋略中去寻找才对。
稍微用心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故事和朱元璋参加红巾军之后的一系列故事中，已经具备了古代江湖义气的全部要素和现代黑手党故事的一些最重要特点。朱元璋显然也具备了成为团伙老大的基本素质。翻一翻历朝历代史料，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攫取权力和利益的故事，大抵都是以这种“有肉大家吃，有事一身当”的动人情节开始的，但是其结局具有同样喜剧效果的却并不多。原因在于这种所谓义气之中，实际上包含着反人性的悲剧基因，这种基因与我国帝制文化传统中天性凶残的基因结合后，其果实通常都很难赏心悦目。
后来发生的一切，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这些分吃过小牛犊肉和后来在红巾军中受过朱元璋恩惠的伙计们，大多成为朱元璋武装集团中的重要战将，出生入死地跟着他打天下。据说，这种同乡人共有二十四位，其中一部分是和朱元璋一起“撒尿和泥”长大的。大明帝国建立后，他们全部成为帝国的开国元勋，享有崇高的荣誉、地位、权力与待遇。比朱元璋小四岁的徐达甚至成为这些武将中的首席功臣。最后，这些人除了早死的之外，只有一位中风后不停地淌口水的汤和算是逃脱了洪武皇帝的荼毒，其余无一善终，有的还死得极其悲惨。这些都是后话。
而在打江山的过程中，无论如何，朱元璋的舍生忘死、“有肉大家吃”的义气、才干及其对未来的预期，可能是相当多的好汉死心塌地跟着他的重要原因。

第二章 草莽英雄打江山，踩着白骨也要上
江湖义气这玩意儿，既不是争夺江山手段的全部，也不是朱元璋的专利。对于大凡想要建立自己班底、笼络人心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必用的基本手段而已。
朱元璋最重要的对手之一张士诚也是深谙个中三昧的老手。
张士诚是泰州地区的一个私盐贩子。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很难想象，从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开始，食盐这种基本民生用品就一直垄断在国家手里，由官府所专卖。由此，有效地培养起了一个专门从事食盐走私的行业。
贩卖私盐有利可图，却也相当危险。据史书记载，元明时期，制作精良的私盐价格在大多数时候只有粗糙的官盐价格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形下，私盐销售仍然有利可图。由此可见官府垄断经营的恶劣程度。
惟其如此，历代王朝对此控制得都很严酷。
唐代法律规定，走私食盐一石者，即处死刑。就是说，当时的一条人命相当于一百多斤食盐；到了五代十国时，则是不论多少，抓住就杀头，比今天惩治贩毒最严厉的国家还要吓人；宋代最宽厚，取消了走私食盐的死刑；元明清三个朝代则又一次规定，走私食盐而又拒捕者，处死。
根据短缺经济学理论，不必深入考究，一个国家用如此令人畏惧的刑罚垄断一种生活必需品时，导致的后果必定包含而又不限于如下数种：
——社会在此方面的整体停滞。
——官方强迫提供质次价高的恶劣产品与交易方式。
——培育出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
——走私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
——培养出与国家和社会为敌的、贪婪的力量与社会心理。
泰州白驹场盐丁张士诚就是在这种制度之下培养出来的一个私盐贩子。
泰州白驹场的治下在今天江苏大丰。公元1353年，即元至正十三年，张士诚三十二岁。史书记载他“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意思是，此人并不拿钱当回事，时常仗义疏财，因此相当得众人心。在官修正史《明史》中，也清楚记载了他在贩私盐时，遭受官吏与富豪欺凌侮辱的情形。使我们的上述说明，部分地得到了佐证。这一年正月，他与自己的几个弟弟和贩运私盐的一帮同伴，号称“十八兄弟”，杀掉当地为非作歹的官吏与富豪，起兵造反。
从时间上看，他比朱元璋投奔造反军还晚了一年，但其起点却比朱元璋高出许多。原因可能是在充满风险与变数的贩运私盐生涯中，张士诚早已建立起了自己的人马班底与组织网络。因此，他不像朱元璋那样，以投奔别人的造反部队当一个小兵开始，而是出手便自立门户，自成一派。
这些私盐贩子精明强悍，相互间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战斗力颇为可观。
当年五月，张士诚在攻破泰州、兴化等地之后，占领高邮，称周王，从而声威大震。结果，引来元帝国宰相脱脱亲率重军征剿。
这位脱脱宰相号称能文能武。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官修正史——堂皇二十四史中的《辽史》、《金史》和卷帙最为庞大繁杂的《宋史》，都是由此人主持修撰的。这样一位人物，应该算是有元一代最高决策层高官中，受华夏文明浸润颇深的一类了。在他的主持下，元帝国恢复科举取士、太庙祭祀，变更钞法，治理黄河，史称“更化”。脱脱在元朝称得上是少见的明白人。因此，在古今中外元明史学者的口中笔下，对此人常有褒赞，并认为他是元帝国最后的希望。然而，正是这位宰相的作为与命运——如前所述，就是这位宰相曾经为自己的弟弟谎报战功——准确地预示了大元帝国的不可救药与不配有更好的结局。
公元1352年，即元至正十二年九月，脱脱率军征剿徐州的红巾军。我们知道，徐州古称彭城，乃今天鲁、豫、皖、苏四省交汇处的第一繁华之地，人口常在数十万之间，为古今兵家必争之重镇。政府军队攻破城池后，作为整个国家行政首相的这位脱脱宰相，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屠城。
明正统《彭城志》记载说，此次屠城，徐州男女老幼无一幸免，以至于十六年过后，大明帝国宣告立国，这里依然是“白骨蔽地，草莽弥望”，残砖废瓦荒草萋萋中，出没着狐鼠豺兔。
时年二十四周岁的朱元璋，就是在这一年投奔了红巾军。
两年后，公元1354年，即元至正十四年，以血洗徐州之功晋升为太师的脱脱，再次率领百万大军征剿占据高邮的张士诚。史书记载其出师盛况云：“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
这场高邮大战昏天黑地地打了三个月，外城已被攻破，内城危在旦夕，张士诚弹尽粮绝，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件发生了。
脱脱宰相在前线领兵浴血奋战，即将大功告成。谁知，京城中有一位权贵很想要这个宰相权位，于是在皇帝面前控告脱脱。大意是说：天下盗贼蜂拥而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宰相不称职导致了人民的怨恨。只要罢免脱脱的宰相职位，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了。此时，皇帝以为叛乱真的已经平息，也有些担心脱脱功劳太大，不好安置。听了这个指控，正合寡意。于是立即下诏，指控脱脱师老糜财，下令罢职流放。皇帝的诏书中用语极为严厉，曰：若胆敢抗命，即时处死。
结果，事情变得完全无法收拾，诏书下达高邮前线时，数十万大军无不忿恨，哭声震天，一时间溃不成军，风流云散，其中大批士兵投奔了红巾军。张士诚虽然侥幸，但以高邮弹丸之地，能够与号称百万的国家正规军周旋、对抗三个多月，也足见其顽强凶悍了。
此后，续上了一口气的张士诚，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狂飙般席卷了东南沿海一带，今天江苏、浙江、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最富庶地区尽入张士诚手中。在当时，这里便号称东南膏腴之地，以“天下赋税尽出其半”而傲视宇内。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出于此地，这很有可能是那时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从庞杂的史料中判断，张士诚生性迟重却精明能干，沉默寡言而顽强机诈，重然诺，讲义气，而且对人慷慨大度，十分宽厚。
按照中国古代人甚至现代人的标准，这是一些很优秀的品质。这种品质可能是帮助他团结了一大批战友，从而打下这片基业的重要因素。
张士诚将大本营设置在苏州，建立起了割据一方的政权之后，对与自己一同起事的老弟兄相当够朋友讲义气。他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手握重兵或重权的高官大吏。同时，他对文人士大夫极其友善，对百姓也轻徭薄赋。同时，他还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因此，赢得治下相当广泛的支持。
这一点，曾经使朱元璋极为恼火，以至于当了皇帝后还抱怨说：“当初张士诚窃据江东，那儿的老百姓至今还称呼他为张王。我为天子，那帮家伙反而只叫我为老头儿。”因此，打下苏松地区后，朱元璋曾经有过“屠其民”的念头，就是要杀光苏州、松江一带的居民。后来，勉强改为向该地区征收比以前高出十余倍，最高达三十三倍的重税，以示惩戒。这是明代为什么苏松地区赋税特重的原因，也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埋下了特别意味深长的伏笔。此是后话。
既然如此，张士诚又是如何败在朱元璋手下的呢？其中，必定有比江湖义气更为重要的东西在发生作用。
有一种说法认为，张士诚是个有名的孝子，他的母亲也是一位享有广泛贤良名声的老太太。后来，朱元璋攻打苏州之前，曾经专门下令给前敌总指挥徐达，让他严格约束部下，不许惊动老太太在苏州的坟墓。到了公元1964年6月，苏州要扩建一所小学，发现这位老太太的墓仍然完整无损，表明朱元璋的命令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据说，这位老太太对张士诚家教极严，致使张士诚称王之后，有一段时间，“自奉甚俭”，就是说不近女色，不铺张奢侈，表现得很有气象。
对此，张士诚感觉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与他一同起事的那些老弟兄们的心情，却显得相当痛苦，以前做私盐贩子时，要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的窝囊气，如今，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踏着多少人的尸体打下了这片锦绣江山，弟兄们也都当上了大官——不是大臣，就是大将，可是却不能痛痛快快地享受荣华富贵醇酒妇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既然如此，要这江山和权力干什么用？
此时，如果张士诚告诉他们：“天下还没有拿到手，大敌当前，任重道远，弟兄们还需努力。”他们可能还会再拼一把。可惜，张士诚自己并没有这种打算。这位私盐贩子出身的好汉毕竟目光短浅了些。他对占据了中国最为繁华富裕的鱼米之乡极感满足，并没有争夺天下的雄心壮志。他很想保境安民，不愿再冒什么太大的风险。他甚至没弄明白，值此天下大乱之际，虎狼遍地，自己已然处身于不是吃人，就是被吃的境地，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者，此之谓也。他不知道，狼顾虎视之下，想单独保住自己的一方基业，从而长享富贵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张士诚可能还真就是这么想的，他的所有“基本国策”都是围绕着这种胸无大志的想法展开的。这种远大志向与战略眼光的缺失，甚至根本称不上是一种战略的战略，可能是张士诚屡屡错失良机，并最终栽在朱元璋手中的重要原因。须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元璋的形势与实力都曾经远远不如这位张士诚。
很难说，是江湖义气妨碍了张士诚的战略眼光与心胸，还是本来就缺少雄才大略，从而使他的江湖义气被推到极致，达到了一种名副其实滥用的程度。换个角度或许也可以说，如果当初起兵时他还有一些雄心的话，那么，如今在这温柔富贵乡里，也消磨得只剩下一些已经无用、反而有害的江湖义气了——尽管这份义气曾经帮助他达到了今日的辉煌。
有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恰能说明这一过程。
在张士诚“自奉甚俭”的日子里，他那些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们极为苦恼，他们很仗义，很希望与张士诚在有难同当之后，能够有福同享。于是，他们努力地想了很多主意，希望打开畅通无阻的道路，使张士诚、进而使他们自己能够痛快地享受生活。最后，据说他们想出了一个并没有多少新意，但对一个盛年男子来说却很难抗拒的主意：他们找来一位不但倾国倾城，而且善解人意的美貌风情女子，给张士诚布置了一个显然没有恶意的温柔圈套。结果，张士诚相当愉快地落入圈套。他那威严慈爱的高堂老母，在如今深深叠叠的庭院豪宅中，大约已经无法过分为难自己已经称王的儿子了。于是，一切都变成了既成事实。从此，张士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事实上，哪怕是纯粹虚构的都无所谓。因为，随后发生的一切反正都一样，构成了历史上无法改变的事实。
张士诚有三个弟弟。大弟士义已死，二弟士德有勇有谋，张士诚曾经把军国重任基本交给了这位弟弟。可惜，一次与朱元璋部队恶战，士德不幸战败被俘，他拒绝了朱元璋的劝降，并在监狱中带出密信给哥哥士诚，让他宁愿投降元朝廷，也要和朱元璋血战到底，最后绝食而死。张士诚的三弟张士信则是一个标准的花花公子，或者应该说，比花花公子还糟。二弟士德死后，张士诚居然就让这位差不多完全不成器的三弟当了丞相，自己则专心致志地躲进深宫里享受生活。
这位丞相处理军国大事时，看不出有多大的才干，而对于贪污受贿、昏天黑地地享乐却相当精通，而且还特别风雅。比如，此人纳娶的姬妾达百人以上，并教以天魔之舞。大约就是一个男人与一大帮女人脱光了衣服群歌群舞群交的胡舞。在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时，他都要携舞女歌姬同行，为的是品味诗酒唱和、丝竹歌舞之中，樯橹灰飞烟灭的意境。这种意境，与三国周郎“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境界比较起来，可是要更有诗情画意得多了。遗憾的是，此公主持的军事行动，不是错失良机，就是一败涂地，很难找到能够让他如此顾盼自雄的案例。即便如此，张士诚对自己的这位老弟仍然怜爱有加。
公平地说，张士诚并不只是对自己的弟弟才如此厚爱。事实上，他对那些跟随自己打天下的老弟兄们，基本都是义气深重。早在老母亲和士德死前，张士诚就已经不再亲历战阵，甚至不过问军国政务了。和后来那位创建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样，越姬风韵，吴娃柔美，张士诚可能越来越多地陶醉在那温柔富贵乡里，领略着生活的美好。否则，很难想象在近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整天在后宫里忙些什么？
于是，跟随他一同起事的弟兄们皆大欢喜。大家纷纷占良田，筑精舍，修园林，赏古玩，广蓄歌姬美妾。醇酒妇人，各得其所。一时间，仿佛天下大定，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哪怕真的打下了天下，出现此种情形都是国家的不祥之兆。
到后来，每逢战事，这些曾经刀头舔血的将军们，便谁也不愿披挂上阵，一定要邀取了官爵田宅、功名赏赐之后，方才怏怏而出。而且，即便是置身前敌，他们也时常要携娇载姬，欢歌宴舞，书称“以酒令作军令，以肉阵作军阵”。这样的军队，若还能打胜仗，倒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了。而且，打了败仗也没有关系。据说，只要他们回到张士诚面前，痛哭一番，诉说一下自己的烦恼与委屈，哪怕再丧师失地，张士诚也会很仗义地宽恕他们。于是，上下浑然无事，相当快乐。
对此，曾经有江南名士直截了当地对张士诚提出过批评。可惜，沉浸在轻歌曼舞之中的张士诚已经听不进去这些逆耳忠言了。
此时，他只喜欢听那些好听的、他愿意听的话。中国人习惯上将这一类言辞说成是阿谀逢迎，将喜欢讲此类言辞、做此类事情的人称为佞幸小人。从来没有见到什么人在文化与制度的层面上说明，何以在中国此类人士特别多，几乎遍地都是？翻开历史，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历朝历代，那些拥有权势的人物，都是一些真正的寄主，他们身边，通常都会蝇集蚁附、寄生着大批量的此类人形动物。其功能，在于时刻可以令权势者们通体舒泰、身心愉悦地进入一种飘飘然状态。于是，那些缺少才略智慧的权势者们，常常就此栽倒，成为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
事实上，这正是那些真正有见识的人们离张士诚远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水浒》的作者施耐庵素有才名，与张士诚是老乡，同样生长在泰州白驹场。张士诚多次想要将施耐庵网罗到自己的帐下，奈何这位施耐庵不情愿，最后不胜其烦，躲得远远的，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写他的梁山好汉。
当时，深得张士诚重用的三位重要人物分别叫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这三人小有才情，其最大的本事则如上述情形，即特别善于揣摩从而讨得张士诚的欢心，很是为人们所鄙夷。苏州城里传唱着一首民谣，歌曰：“张王做事业，专靠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可见当时张士诚麾下的官场与民间舆情的反差之大。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形常常是真正的不祥之兆，翻遍史书，极少见到由此导入良好结局的事例。可惜，张士诚和这三位得意忘形的宠臣全都浑然不觉。于是，他们的好日子也就仅仅只有几年时间。朱元璋灭了张士诚之后，专门下令将被俘的这三位宠臣腊制成肉干，悬挂在苏州城楼上，以此显示应天迎人。
公元1367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张士诚被俘。此前，这位盐枭出身的好汉在大势已去之际，忽然振作起来，拼死搏斗，然终究是大势已去。他的正室夫人将他所有娇妻美妾聚到一个香阁里，然后举火集体自焚。张士诚则不愿受辱，上吊自杀。结果，被救活后，押解到了南京。朱元璋的首席谋臣李善长主持审问，士诚不予理睬。李善长大声叱责，士诚轻蔑地告诉李善长，不必狗仗人势。激得李善长破口大骂。于是，朱元璋亲自提审，士诚依然不理不睬。
据说，朱元璋很平易地问他，如今兵败被俘，有何感想？士诚答曰：“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恼恨不已，将其处死，是年四十七岁。据说，直到今天，在苏州一代仍然流传着不少此人的故事。
这位好汉和当年的西楚霸王一样，至死也不认为除了天命之外，自己还应该反省点什么。事实上，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人的共同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今天，在我们身边的传媒上，充斥着类似的成功人士们。看看他们流星般从不可一世到烟消云散的兴衰史，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此的理解。
一般说来，成大事者须有相应恢弘的志向、器量与才略。张士诚显然不具备这种格局。这大约是他建立了割据政权之后，始终没能脱离江湖草莽黑社会式行为方式的主要原因。这位老大对跟随自己的三老四少很够意思，然而其局面也就到此为止了。既然如此，成为别人的阶下之囚，也就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值此天下大乱之际，还有另外一位风云人物。他的为人行事与张士诚大异其趣，却也相当了得。
他就是陈友谅。
陈友谅是湖北沔阳府玉沙县人，治下在今天的湖北省沔阳西南的沔城。此人出身渔家，从各种记载中判断，他懂经史，通武事，胆气豪壮。但是，种种情形表明，他很有可能属于那种艺不算很高胆子却极大，胆子虽然很大心并不细且很黑那一流人物。
元末天下大乱之后，陈友谅投奔到了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天完红巾军中，在丞相倪文俊部下做薄书掾，大概是主管总务簿册一类的小官。随后，逐渐以军功升任为元帅。听起来这个名头很吓人，当时却并不值钱。
元帅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官职名，春秋晋文公时，就已经称中军主将为元帅。唐初开始，元帅一般由皇子亲王担任，权任极重。后来的宋朝也沿袭了这种做法，大体上只有皇子才能出任号令一方的元帅之位。比如，北宋亡国的靖康之耻时，侥幸脱出的赵构，便被困在都城里的大哥宋钦宗任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到蒙古族建立了元朝时，大约是觉得这个汉语的官名很威风，于是，最开始在边疆地区，后来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元帅府或者分元帅府，成为一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公署。为此，元末大乱时，凡是拉起一竿子人马的人，哪怕是阿猫阿狗，只要手里握有百八十个人，便都会自称元帅，有壮胆吓人、自娱自乐的意思在里面。这种情形，和民国时期，手里有几只枪就会给自己任命一个“司令”，今天满大街都是“总裁”、“董事长”的意思差相仿佛。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位陈友谅不完全是虚张声势，他还真的掌握了一支有相当实力的部队。当时，天完国皇帝徐寿辉与丞相倪文俊合谋，把太师邹普胜排挤出了决策层。不久，这位丞相便大权独揽，露出不把天完皇帝放在眼里的模样。于是，皇帝徐寿辉准备重新起用邹普胜来制约倪文俊。倪文俊知道后，将自己一再提拔、如今已经独当一面的心腹陈友谅找来，商量着索性干掉徐寿辉，自己来做这个皇帝。
谁知，就在倪文俊设下圈套，发动兵变，天完皇帝已经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之际，陈友谅却突然临阵倒戈，以保驾勤王的名义，率精兵三下五除二便打跑并在后来干掉了倪文俊，将他手下的力量全部收编到了自己手上。陈友谅就此成为天完国皇帝之下的第一重臣，不但握有重权，而且握有重兵。
陈友谅虽然有保驾之功，但名义上相当冠冕堂皇，显然有悖于江湖道义。于是，后来便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
倪文俊召陈友谅在丞相府密议时，他的一个爱妾曾经出来招呼茶点。据说，当时已经三十多岁的陈友谅向来不近女色，因此颇受部下拥戴。谁知，见到这位女子后，陈友谅惊为天人，一时间目眩神迷而不能自己。此后一连数日神魂颠倒，不思茶饭。因此，才有了反戈一击之举。于是，兵变平息后，陈友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抢在前往丞相府抄家的兵丁之前，快马加鞭地赶到丞相府，将这位女子抢到了自己府上。后来，陈友谅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决战，兵败身死时，他的臣僚部下逃跑的逃跑，倒戈的倒戈，只有这一位女子为他自杀殉情。
这段传奇是否真实，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或许重要，对陈友谅来说却是一点都不重要，原因是此人号称“素怀大志”。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许多此类素怀大志的人士，一般都会把别人的脑袋看得很轻。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但在内心深处，“宁愿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则是他们永远最真实的信条。因此，这种人大多都很有点“笑骂由人，我自为之”的气概。他们行起事来，一般只看自己需要与否，并不在乎割下任何妨碍了他们利益的人们的脑袋。这种人在江湖上大多声名狼藉，很难存身，却常常可以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这可能是“行大事者不拘小节”、“无毒不丈夫”之类成语在中国官场与名利场上特别多的原因之一。
我们无法证明陈友谅不属于此类人士。
在这一点上，陈友谅与张士诚虽然大不相同，但一时间，似乎也是很成气候。
公元1359年，即元至正十九年九月，陈友谅在干掉倪文俊两年之后，再一次同室操戈，杀掉了天完红巾军最孚众望的重要将领赵普胜。
又过了八个月，公元1360年，即元至正二十年闰五月，他以向皇帝汇报军情的名义，安排一个卫士用铁锤击碎了徐寿辉的脑袋。
由此，陈友谅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汉，改年号为大义元年，以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为都城。当年，陈友谅四十岁。
认真说起来，徐寿辉不是一个富有才略的人。
我们知道，红巾军是以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等为基础杂糅混合发展起来的，主要以明王出世弥勒降生为号召。按照他们的教义，明王出世、弥勒下凡后，世间就会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田种，众生平等，天下太平。当时，相信这一说辞的民众相当多。他们起事时，如徐寿辉一系的红巾军，就在后背上大书一“佛”字，他们被告知这样就可以刀枪不入，无往而不胜。假如不幸被杀死，则是因为自己心不诚的缘故。中国历史上，此类梦呓性迷狂相当常见。在现象上看，此种情形的出现，常常与人民生活在某些方面变得艰难、无助、超出了他们理解与承受范围呈正相关的关系。就是说，二者之间是同比例消长的。
据说，徐寿辉之所以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并不是因为他具有才干和威信，而是因为长得魁伟不凡，威风凛凛，很有点儿天神也就是明王或弥勒下凡的味道，于是便被推举为领袖，并受到众人的爱戴。那个怪怪的国名——天完国，可能也是出自该混合宗教教义，大约有“天赐完美之国”的含义。
一个原本不入流的角色，就这样成了叱咤风云的天完国皇帝。
然而，这位天完国皇帝手下的几位大将却相当厉害，赵普胜就是其中之一。赵普胜，江湖人称“双刀赵”，假如用《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上的说法形容，大概可以说成是“双刀舞将起来，有万夫不挡之勇”。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富有韬略，在天完国创建的过程中，战功赫赫。因此，成为陈友谅图谋徐寿辉时所必须除掉的一个障碍，加上朱元璋不断派人散布谣言，于是，这位威望很高，且对天完皇帝忠心耿耿的将军，被陈友谅轻轻地安上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便杀掉了。
《明史》在评价陈友谅时，说他“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用今天的语言表述，此人很可能具有极强的组织与控制能力、好弄权术且狠辣。他不停地干坏事，其所作所为，距离一个“义”字，相去可谓远矣。然而，他却敢于把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义”，并且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各个派别的各路人马相当迅速地整合到自己麾下。由此，可以看出其枭雄的本事与特色。
公元1363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七月，爆发了历史上相当著名的鄱阳湖大战。这次大战，可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投入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水上大会战，也是陈友谅与朱元璋之间决定生死的大决战。大战中，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共为八十万人。其中，陈友谅投入六十万人，朱元璋投入二十万人。大战持续时间近四十天。是时，整个鄱阳湖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愁云惨雾之间，湖水为之色变。以至于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湖边的人们不敢捕食湖中的鱼虾鳖蟹。
陈友谅昔日作为所累积起来的恶果，在这次大会战中显露出来了。
先是除去倪文俊，并将赵普胜、徐寿辉杀死后，他们手下几员相当厉害的大将如丁普郎、傅友德等许多人陆续叛投朱元璋。傅友德后来成为朱元璋麾下独当一面、战功极为显赫、几乎百战百胜的将军。
而丁普郎则与邹普胜、赵普胜等人同是白莲教中“普”字辈的义气深重的兄弟。他对陈友谅极为愤恨，发誓要一命换一命，陈友谅必须用自己的脑袋作为背信弃义的代价。因此，在鄱阳湖大战中，这位丁普郎完全是一副不要命了的打法，意思很明白，就是只要能干掉陈友谅就行，自己死活无所谓。最后，此公身受十几处伤，仍然大呼杀贼而不退。《明史》记载说：“普郎身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意思是说，他血战到脑袋已经掉了，身体还直立着，双手操兵器，一副拼命打斗的架势，敌人大为惊骇，以为是战神下凡。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时代，一方前敌大将的如此战法，显然对交战双方的士气具有极大影响。
此时，陈友谅一方虽然人多势众，号称六十万，但在史书记载中，能够见到名字的、拼死作战的将领却只有陈友谅嫡系的一两员大将。那些被强力整合进来的人们，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
一场战役，双方人数相差悬殊，一方占有压倒优势，却一开打便成了一场胶着战，上述因素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胶着状态，恰恰是陈友谅应该极力避免的。因为与朱元璋准备得很不错的后勤补给比较起来，陈友谅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六十万大军，立即在茫茫鄱阳湖上显现出了组织与补给上的困难。
尤其糟糕的是，在双方胜败尚未分明的时刻，陈友谅部下的两员重要将领——左右金吾将军又先后率兵投到朱元璋的阵营。这可能使草莽气息颇重的“大汉”皇帝陈友谅顿时陷入了一种焦躁之中。于是，在随后的一次激战中，这位焦虑得已经失去镇定的皇帝掀开自己旗舰的帘障查看战况，结果，被一支不知发自谁人之手的箭矢一箭射中眼睛，并贯穿头颅，当场死亡。就这样，其统帅的六十万大军，在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数上绝对优势的情形下，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只有很少一部分跑回了大本营。建国仅仅三年的“大汉”国，不久便土崩瓦解。
从众多史料的记载来看，陈友谅雄心不小，胆量极大，而且也不乏以权术驾驭部下的能力。因此，很短时间里，便迅速整合出一个在割据群雄中土地面积最大、人口与兵力最多的“大汉”国，一时间相当咄咄逼人。
从投身造反开始，到自立为“大汉”皇帝，他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这种顺风顺水，可能造成了他极好的自我感觉，以为自己真的是天之骄子，天命所归。于是骄横自负，甚至在处理事关重大的军国大事时，都显得相当粗疏草率。
显然，此人综合素质中的重大缺陷，是导致其毁灭的致命伤。他似乎从来没有过谋定后动、事缓则圆的深谋远虑，做起事来，常常是跟着感觉走，事到临头先干了再说。很有点儿拿破仑“先投入行动，然后再见分晓”的气概。可惜，他不是拿破仑，他没有拿破仑的政治、军事天才，好运气也不会永远笼罩在他的头上。事实上，以我们今天特别常见的事例回望历史，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或者反过来说，以这些历史返观今日，许多用常情常理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便豁然开朗洞若观火。
鄱阳湖大战之前，陈友谅曾经两次率优势兵力叫板朱元璋，结果，全部由于他的寡谋躁动、大而无当而一败涂地。
取得这两次胜利之后，朱元璋曾经在军事上走过一着绝大的险棋。这一险着如果被对手拆破，将完全可能导致朱元璋全军覆灭死无葬身之地。后人也肯定会将其讽之为军事上的巨大战略错误。可是，倘若他行险成功，则会使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均获得相当大的战略纵深与回旋空间。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当时，红巾军分为东西两系，西系是徐寿辉所领导的天完国一系。东系则以韩林儿、刘福通为首，以复兴大宋为号召，国号就叫大宋，主要在今天的河南、山东等北方地区与元朝苦斗。朱元璋的部队至少在理论上、名义上是隶属于这一系红巾军的。事实上，正是由于东系红巾军的纠缠，元军无暇顾及，朱元璋们才有可能坐大。因此，东系红巾军承受了元军主力的主要攻击力，成为了朱元璋的北部屏障与防火墙。
即便如此，朱元璋在整个大势中占据的位置并不是很好。他以应天府即今日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东部与东南部有张士诚，西部与西南部有陈友谅。朱元璋时时处于两面夹攻的忧患之中。
此时，与西系红巾军一再内讧一样，东系红巾军也连续发生自相残杀事件，加上缺少正确而强有力的战略部署与指挥，一度相当强盛的东系红巾军，在元军的打击下日暮途穷。为此，朱元璋曾经彷徨观望了很久，甚至已经准备效仿张士诚的韬晦之计，即明里投降元朝廷，暗中保存实力。为此，他曾经多次与元朝廷和元军统帅眉来眼去。谁知，正在韩林儿与刘福通行将崩溃的时候，元朝廷内部也由于决策层内讧，导致最重要的领兵将领互相厮杀起来。朱元璋这才放弃了接受元朝廷招安封赏的计划。
然而，正在朱元璋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张士诚却突然发大军团团包围了韩林儿、刘福通所在的安丰，亦即今日之安徽寿县。刘福通一面苦苦支撑，一面派人飞赴南京，向朱元璋征兵解围。
朱元璋所走的重大险棋就发生在此时。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363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到三月间。朱元璋不顾他最重要谋臣刘伯温的极力反对，决定亲自率重兵救援安丰。他的理由是，失去安丰，南京就失去了屏障，救援安丰就等于保卫南京。而且，在朱元璋的部队里，人们还普遍将小明王韩林儿看作自己的教主与君上。刘伯温反对的理由则是，从政治上考虑，没有理由去救那个有名无实的“大宋”皇帝韩林儿，救他出来，反而平白给自己找来了个婆婆，今后很难处置；从军事上考虑，假如此时陈友谅乘虚而入，则腹背受敌进退失据，全军将立即陷入极其凶险的境地，实有不可测之祸。
朱元璋不听，执意率大军出发了。当时的情形，至少对于刘伯温来说，显得相当悲壮且令人绝望。
谁知，与朱元璋走出的险棋相比较，此时的陈友谅却走出了一步愚蠢得无以复加的、真正的臭棋。从而错过了仅有的一个机会。从此，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当此时，陈友谅已经基本完成了近乎孤注一掷的战争准备——征集了达六十万之众的庞大兵力，制造了至少一千艘以上的庞大战舰，筹集了充足的粮草军需。这时，假如他乘南京只有老弱病残守备的形势，出鄱阳湖口，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抵石头城的话，那么，朱元璋所率领的部队，将会没有任何选择，立即陷入前有强敌、后路又被更强大的敌人截断、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境地。
过去，陈友谅曾经试图联合张士诚按此方略夹击朱元璋，却由于张士诚拖泥带水，犹犹豫豫，表面老奸巨猾，实则目光短浅而夭折。张士诚的心理，很有可能和我们今天在商场上看到的一样，如果竞争对手主动提出联合起来做一件事，如果做这件事对自己有好处，但是对竞争对手也有好处的话，那就宁愿自己不要这个好处，也不能让对方得到好处。于是，我们时常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双方共同的竞争对手——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外国的——发展起来，再回过头来将他们各个击破。张士诚可能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两面夹击朱元璋，这是陈友谅做梦都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陈友谅却真的像一头蠢驴一样。
二月初二，安丰被围；
三月初一，朱元璋率大军救援；
三月十四日，被救出的小明王韩林儿下达制书表彰朱元璋的祖孙三代。
在前前后后长达一个半月时间里，陈友谅始终无所作为。
这时，从安丰回军的路上，朱元璋在情绪冲动之下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派徐达、常遇春率大军主力围攻属于张士诚的庐州，就是今天的安徽省会合肥市。结果，久攻不下，主力部队师老于坚城之下，进退两难。陈友谅对此同样视而不见。
等到四月初，陈友谅这时才开始动作了。他率领真正庞大无比的舰队浩浩荡荡、遮天蔽日地出发了。然而，方向却是完全相反的江西南昌。我们无法知道这厮到底是怎么想的，只能推测，其真实的意图大约不外如下几点：其一，北上之前，先要南下，拿下南昌，以解除后顾之忧；其二，南昌曾经是他的地盘，被他的手下投降后献给了朱元璋，他要惩治这几个家伙；其三，南昌当时叫洪都，曾经被改名为龙兴府，意思是真龙天子开基立业之地，他要把它夺回来以应“龙兴”之名。
然而，与上述时机比较起来，所有这一切理由显然全都不能称其为理由，哪怕再加上十条二十条类似不类似的理由也罢。但是陈友谅就这么干了，留下了一个让人完全一头雾水，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此后，陈友谅的大军在南昌孤城下一待就是八十五天。按照古人的说法，“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这八十五天时间里，一方面攻坚不下，已经足以将一支六十万人大军的粮草、士气消磨得差不多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则做完了自己想做的几乎所有事情。他安顿好了大将谢再兴叛变带来的麻烦，从从容容地改正错误——将徐达率领的、被拖在庐州城下达数月之久的主力部队撤回南京，做好战争准备；然后，从从容容地率领大军誓师出征，逆流而上，直入鄱阳湖。甚至还有史书记载说，在此期间，他令刘伯温做媒、自己亲自主婚，把徐达从进退两难的合肥城下召回南京举行婚礼，将该人心仪已久的一位女士嫁给了这位大将军做新娘。最后的结果是，朱元璋反断掉了坚城之下陈友谅的后路。从而，扭转了战略态势上的被动局面。
在亲自率兵救援安丰和以主力大军围攻庐州的长达几个月时间里，朱元璋与刘伯温始终处于焦虑之中，生怕陈友谅的大军从背后杀将出来，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然而，没有。陈友谅始终没有利用这一制敌于死地的良机，随着鄱阳湖大战的到来，注定他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就这样，由于陈友谅的愚不可及，朱元璋的冒险失误反而变成了极为高明的一着。与陈友谅的弑主自立比较起来，朱元璋的这一手显得特别深明大义。他占尽了政治上的好处，这种好处对他的帮助太大了，直到他站稳脚跟，最后将捏在自己手里已经失去作用的傀儡皇帝韩林儿沉入江底。
相形之下，刘伯温一心为朱元璋打算的主意，反倒被衬托出一种逢人之恶的、小家子气的阴暗气息来。
在此期间，张士诚的没出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打得昏天黑地、三十六天难解难分时，加上行军路上的时间，同样给这位张王留出了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而且在此之前的四月份里，还曾经发生过朱元璋手下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大将谢再兴率部叛投张士诚的事件。即便如此，这位张士诚却优哉游哉，似乎抱定了坐山观虎斗的宗旨，没有什么像样的作为。假如此刻他以自己所拥有的、无论如何都还不算弱的至少二三十万大军，出兵直捣近在咫尺的南京的话，后来的局势怎么发展就很难说了。
朱元璋与刘伯温曾经对此同样相当忧虑。
然而，虎狼就在咫尺之间，空虚的家园却平安无事，让人根本无法明白张士诚这厮究竟在想什么。事实表明，朱元璋与刘伯温的这种忧虑显然是高估了张士诚的智商与情商。此后，随着陈友谅的“樯橹灰飞烟灭”，原属“大汉”国的广大土地迅即落入朱元璋之手。张士诚立即陷入在这广大敌国土地的包围之下，变成了砧板上的肉，唯一的前途，就是等着人家拿刀来剁了。
张士诚的那位丞相弟弟张士信倒是至死都很风雅。
徐达率领大军包围了苏州城后，这位负责守城的大丞相命人在城头搭起帷帐，时不时在姬妾陪伴、诗酒唱和中，体味着笑对百万雄兵的快感。
公元1367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六月初七。这一天，对于张士信是个不折不扣的黑色日子。此日，苏州城已经被围困半年多了，全城异常困顿。他在帷幕里吃饭，餐后水果是一盘水蜜桃。他伸手拿起一个桃子刚要吃，突然一个飞炮打来，准准地在帷幕上炸响。硝烟散尽，人们发现丞相的脑袋整个被炸飞了。
心平气和地看，对于势焰熏天的这样一位风流丞相，就此风吹雨打去，可能是他最好的归宿。
从上面的事迹中，我们知道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们进行的是一场标准的中国式政治博弈。
这种博弈的名称，古人管它叫：逐鹿中原。
该游戏的规则是：不择手段。
其竞赛方法为：以暴力在肉体上消灭对手。
参加博弈的条件为：尽可能大的军事力量。
博弈的结果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博弈的筹码则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千百万将士百姓的累累尸骨，博取全中国的河山与人民。
中国人对在此游戏中胜出者的奖励，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所有国家和民族中最为慷慨的——一片万里锦绣江山从此将成为他一家一户的私有财产，凡生息在此土地上的人们全部成为这一家一户不折不扣的奴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
一模一样的博弈，在中国进行了至少两千几百年。于是我们知道了诸如刘汉、李唐、赵宋、朱明等等称谓。
二百七十六年之后，当朱元璋创建的大明帝国已经土崩瓦解，他的子孙、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已经吊死在景山的树下，那位打开天下第一雄关、导引清军铁骑杀向北京的吴三桂，还在自己讨伐李自成的檄文中，义正词严地写道：“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天下。”
时在公元1644年5月。
与此相映成趣的故事，则发生在广受国人爱戴的郑成功身上。
公元1659年，即清顺治十六年七月，郑成功率大军溯江而上，直薄石头城下。在南京仪凤门，郑成功与文武官员登岸遥祭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这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挥笔写下了《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诗。
诗曰：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教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翻检世界历史，我们知道：
——由此向前推十八年，即公元1641年，英国国会向国王查理一世提交了《大抗议书》，斥责国王的种种不法行为；
——由此向前推十七年，即公元1642年，英国革命轰然爆发，克伦威尔领导的国会军向国王及其军队宣战；
——由此向前推十年，即公元1649年，查理一世国王被送上断头台，英国人民宣布成立共和国。
列举出这样一个参照系，并不是为了以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诚如我们所知，任何历史都是在其当时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研究这些历史，也就只能将其放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进行，分析其形势与作为，以裨益于今日。若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古人，毫无疑问是可笑的，没有任何意义。
但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或许可以通过这个对比，注意到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实，当地球上另外一个世界里，发生着将国王交给人民审判并最终送上断头台这样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时，我们则在这一年——公元1644年，跪拜到了一个新的主子面前，诚惶诚恐山呼万岁。

第三章 解决“三农”问题 朱元璋的规矩有点多
如前所述，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一时间，英雄豪杰和流氓恶棍蜂拥而起，中国进入了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
中国人习惯于诗意地称呼这种情形为——逐鹿中原。
由于中国文化排除了众人分享这“鹿”的可能，因此，就必须有一个人要灭掉所有对手——这里所说的灭，通常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灭，即肉体上的消灭——独自俘获并享有这只“鹿”。这既是中国政治传统特别凶残一面的原因，却也真的是中国人特别幸运的时刻。因为，如果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人们立刻就会像被爹娘丢弃了的孩子，惶惶然于天下没有了主子，从而不知道自己应该向谁磕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活下去。中国社会则将就此进入军阀割据、混战的时代。
我们知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但凡这种时刻出现，都将意味着更深重的黑暗与灾难的降临，意味着一个人的脑袋可能还不如一个土豆值钱。
因此，那些不知踏着多少人的尸骨血肉走上龙椅的开国帝王，常常会受到热烈的爱戴、赞颂与尊崇。这也是那些赞颂的言辞和表现不管多么肉麻卑贱令人作呕，我们却很难将其一概看成是虚伪的原因。
公元1368年1月23日，即大明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消灭了主要的割据群雄，登基称帝，创立大明帝国，算是正式捕获了那只元失之“鹿”。从此，开始了大明帝国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直到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深夜，即公元1644年4月25日凌晨。当时，朱元璋的子孙——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与一位陪伴他的宦官，相对吊死在御花园的煤山寿皇亭。其地点在今天的北京景山公园里面。
据说，登基之前，朱元璋的心里充满了期待与忐忑。
一年前，朱元璋曾经派一员大将，准备将安置在滁州的“大宋”皇帝小明王韩林儿接到南京来。谁知，在长江瓜步渡口就是今天的江苏六合附近，一船人全部被翻沉于风大浪急的大江之中。当年，西楚霸王项羽曾经将义帝装在船里沉于江中，结果，给刘邦留下了号召天下讨伐项羽的口实。如今，所有护送小明王的随行官兵都可以证明，他们一路上如何恭谨护持，船翻后，这位大将如何奋不顾身地跳进隆冬时节的江水中抢救皇帝。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皇帝是被有意害死的，只能归结于上天的意志，归结于这位小明王并非真命天子。朱元璋表现痛心，他痛骂这位将军一顿，关了他几天有酒有肉的禁闭，然后将他发回前线去戴罪立功。
第二年，朱元璋将元至正二十七年即小明王龙凤十三年，改元称为吴元年。这一年，已经是公元1367年。
七月，随着张士诚的灰飞烟灭，李善长率群臣劝进，朱元璋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回答说：“若天命果然在我，何须汲汲惶惶？我曾笑话陈友谅，刚刚得到天下一角，就急吼吼地妄自称尊。我岂能步他的后尘？”
到了下半年，局势便显出大局已定的模样——割据群雄如浙江沿海一隅的方国珍、四川的明玉珍、福建的陈友定、广东的何真等，终于在坐井观天之际，迎来了将自己变成釜底游鱼的时刻。而北京——元大都京城里的大元帝国君臣，虽然已是日暮途穷，却也在一系列的内讧与自相残杀中，冲杀出了几位相当厉害的角色。这些人称得上是百战之将，相互之间乌眼鸡一般，但没有人愿意把江山拱手送给朱元璋。因此，北伐中原，拿下大都，取元而代之便成为朱元璋此阶段的战略核心。
此次北伐，朱元璋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确实显出了大战略家的水平。
当时，谋士如刘伯温，武将如常遇春都主张长驱直入，一举拿下北京。朱元璋大不以为然。在《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部署。
——北京百年之都，城池坚固。悬师深入，若师老于坚城之下，粮饷不继，而敌援兵四集，岂不进退失据？因此，要先取山东，撤其屏蔽，回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门户，则天下形势尽入股掌之中。此时元都势孤援绝，将不战而克。然后乘胜而西，大同、太原及关陇之地可席卷而下。
结果，正如此次领兵北伐的统帅徐达所说，此后的情形，与朱元璋的布置竟然“分毫不差”，一切都是按照朱元璋预料的那样发展的。
十二月十一日，李善长再次率领文武百官劝进。此时，朱元璋被形容成万民仰望的“红日方升”，是帮助上天抚育天地万物的上天之子，若不正大位，就无法满足天下臣民的心愿，臣子们将要以死相请。朱元璋很谦虚地拒绝了。他显然很清楚，这些臣子们，没有人会在此时此刻为此去死。第二天，李善长再一次率百官恳请，希望朱元璋能够为天下苍生百姓的利益着想，满足大家的要求，就出来当这个皇帝吧。终于，朱元璋“勉从舆情”，就是勉强答应舆论请求的意思，决定出来为天下造福。
此后，朱元璋的日子相当难熬。
原因是，举行登基大典的黄道吉日选在正月初四，然而从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便阴霾四布，下起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二十二日，朱元璋搬进新建的皇宫，并祷告上帝：如果我朱元璋可以做天下的主子，就请上帝神灵在初四那天降临，届时日朗天清；如果不可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
到大年初一这一天，雪虽然停了，天空却依然阴沉。初三日，朱元璋有些沉不住气了，下令百官戒慎戒惧、以诚敬恭谨之心侍奉上帝鬼神，不要惹神灵生气。结果，十数天风雪阴霾之后，正月初四一大早，竟然云开雾散，红日当空。只见蓝天丽日之下，彩旗白雪，把个六朝古都石头城装点得分外妖娆。
如此，表明上天正式批准他成为这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
是日，登基大典在庄严肃穆中顺利举行。
先是祭天大典。
在各种彩旗仪仗的导引下，于钟鼎鼓乐声中，朱元璋率众从皇宫浩浩荡荡直奔京都南郊的天地坛。那时，天地日月尚是同坛而祭。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分建于京城东西南北四方分时而祭，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天地坛第一层，南向东位供奉着昊天上帝，西位供奉着皇地神祇；第二层则为日、月之位；两侧东西分列供奉着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城隍之位。
祭仪第一项为迎神，又称燔柴祭，燔烧祭坛之上的木柴，将宝玉和牛羊猪三牲置于火上炙烤，令芳香直达天庭，意义在于恭请天地神灵前来参加此人间盛会。
然后，便是宣读祭天祝文。祝文大意是：以前，上天您派来的天命真人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在您恩赐给我的英贤们辅佐下，天下已然安定下来。大家都说没有主人，非得尊我为皇帝，我不敢推辞，所以现在敬告您，已经决定定天下之号为大明，建元洪武，恭请您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尚飨！就是请您享用祭品的意思。
下一步程序则是和上帝神灵一起享用祭品，正式的名称叫做饮福、受胙，就是饮祭酒，吃祭肉，表示接受上天的恩赐。
大典的最后一项仪式是送神，燃旺坛上大火，毕恭毕敬地凝神注视，将贡献给神灵的玉帛埋好。再拜顿首，祭天大典礼成。
然后是即位大典。
紧接着前面的祭天大典，皇帝要立即换上绣着日月山川与龙的衮服，又叫龙袍；戴上前毓平顶冠冕，就是眼前耷拉着十二串珠帘的那种怪帽子，所谓皇冠是也，在天地坛南面即皇帝位。
文武百官在左宰相李善长的率领下，北向行跪拜大礼，山呼万岁。此礼行过之后，朱元璋便正式成为大明帝国洪武皇帝。
即位大典之后是祭祖大典。
即位后的当今皇上，需率领皇家诸子手捧神主即写着祖宗名字的木牌，前往太庙祭告祖先，行祭祖大典。在这个典礼上，需要感谢祖先神灵的庇护，将四代祖先追尊为皇帝和皇后，向每位祖先奉上玉玺与玉册。程序是，由皇帝依次向各位祖先宣读玉册册文，然后奉献叩拜如仪。
据说，就是在这一次祭祖时，朱元璋恍惚中似乎看到了他的母亲前来受享，致使他神情激动地疾步前去迎接。宰相李善长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因为皇帝陛下的诚孝感通天地神灵所致。遂使皇帝感慨而满怀喜悦。
最后，皇帝需要驾临奉天殿，正式接受百官朝贺。
届时，由李善长率群臣跪拜，宣读贺表，群臣舞蹈扬尘再拜顿首。然后，由李善长代表皇帝册封马氏为皇后，朱标为太子，有关人员加封官爵，大家跪拜谢恩如仪。
至此，登基大典全部结束。（以上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此后，朱元璋以九五之尊，君临天下，凡三十一年。
平心而论，回望洪武这三十一年的岁月，实令人感慨万千。
朱元璋以自己的作为，让一切对他的评论根本无法在好、坏、善、恶这种伦理的层面上进行，也使中国人评价皇帝时惯用的诸如圣君、暴君、明君、昏君之类概念基本失去效用。原因在于，作为一位皇帝，此人的所作所为实在过于复杂。
有一种理论认为，评价政治与历史人物时，不能用善恶的标准，而必须用历史的标准。所谓历史的标准，就是说只看此人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其他均可不论，或顶多是次要因素。这种理论显然为政治人物为非作歹、不择手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和心理支持。幸亏此种理论不是出现在中国古代，否则，中国人所遭遇的苦难，大约会远远不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
不过，即便以此种理论衡量，我们还是无法截然判定，这位朱皇帝对中国历史究竟是推进了，还是促退了。原因仍然是此人的作为实在过于复杂，且不论依照上述理论能否作出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意义。
事实上，不管这位皇帝如何复杂，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和概念层面出发，而是将他作为一个人来打量，从人的层面来开始工作的话，或许我们的讨论反倒会更加接近事实。或者换句话说，这样做的结果，至少不会更加远离事实。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有过多年在社会最底层游走流浪的痛苦经历，历经十六年时间，他在血肉横飞之中，踏着无数人的尸骨，登上了皇帝至高无上的龙椅。这样的经历与位势落差，必定会投射到他的内心世界包括潜意识之中，这应该是我们理解这位大明帝国开国皇帝的行为、帝国各种制度建设和施政举措的重要参照。
我们知道，朱元璋在争夺天下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他就能够像一块特大号海绵，源源不断地从周围将有益的东西吸附到自己这里来。从李善长、刘伯温、宋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到那位来去飘忽的老儒朱升、名士叶兑、徽州硕儒唐仲实等，无一不是当时具有一流见识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此种人物均属珍稀资源——朱元璋成功地占有了这些资源。他们无不在日常事务或者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贡献着自己的学识和智慧，从而营养了朱元璋。
比较起来，当时的割据群雄甚至包括元帝国政府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此方面比朱元璋做得更好。
揆诸历史，中国人所特别津津乐道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常常就是以此为开端的。这种情形的确如滚雪球一样，能够带来众望所归、百川归海般的效应。其结果，一般会令那些自视过高、刚愎自用的顾盼自雄者很快被淘汰出局。
中国人习惯上把这种情形称之为虚怀若谷，礼贤下士，或者从善如流等等。是否具备此种德行，常常被知识分子们作为衡量“主上”是否有道、能否成气候、是不是一位具有识人巨眼之命世英主的重要标准。在赞美帝王的煌煌业绩与品德时，臣子们也时常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君主具有尧舜般的美好品德，哪怕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因此到后来，上述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拍马屁时的专用语，在相当长的世代里，被士大夫们以极高的频率使用着。
一个很难改变从而令人不解的事实是，我国的创业者们在理论上大多会认为应该这样做，但实际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少之又少。于是形成了另外一个可能相关的情形，能够做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相当难得的素质。上天不会让太多的人具备此种素质，否则，岂不要天下大乱？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学习过程。
到大明帝国建立起来以后，浸润于各类学者文人中的朱元璋，可以相当娴熟自如地引经据典，探讨历朝历代治乱、得失之道。而且到后来，他已经能够写作对仗工稳的骈体文，撰写的一些诗词辞赋也算得上中规中矩有模有样，可以炫耀于人了。譬如，封徐达为信国公的诰文就是他亲笔写制的，称“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太公韬略，当宏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廿四史札记》卷32，明祖文义，引《稗史汇编》）。
他那些充满个性与豪气的诗词也会令人印象深刻。
《示不惹庵》诗曰：
  <blockquote>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
  </blockquote>
《野卧》诗曰：
  <blockquote>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blockquote>
至于那首与黄巢异曲同工的《咏菊花》，就不仅仅是个性与豪气了。诗曰：
  <blockquote>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blockquote>
在这位皇帝的《御制文集》中，各体诗词有一百多首。为此，他相当得意，说：“我本野人，未曾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乎？”
显然，这位只读过两年私塾的放牛娃，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自己从草莽英雄到帝国君主的转变。当我们意识到这种转变是伴随着争夺天下的残酷厮杀一道完成的时候，理解朱元璋此后的所有表现，就应该不是特别困难了。
当了皇帝后的朱元璋，大体算是“自奉甚俭”，或许可以列入中国历史上最为克勤克俭的那一类帝王之中。
陈友谅垮台后，有人将他用过的一个饰满珍宝珠玉的镂金床送到朱元璋面前。和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打碎后蜀国君孟昶那七宝马桶一样，明太祖朱元璋也当即将这镂金床打碎。有一个侍臣在边上拍马屁，说：“陈友谅未富而骄，未贵而侈，乃其败亡之因。”朱元璋大不以为然，曰：“难道富贵了就可以骄侈吗？若有此心，富贵也保不住。戒慎戒惧地抑止骄奢淫逸，还怕做不好呢，何况放纵自己。”
据说，朱元璋曾经多次放声大哭，起因都是因为于锦衣玉食之际，想起了父母吃糠咽菜的悲惨时日。阴历九月十八是他的生日，按皇朝传统，皇帝的生日是为万寿节。照帝国仪礼制度，此日百官须在正殿举行朝贺，逢皇帝心情舒畅，还可以大吃一顿。朱元璋连续十多年拒绝行此典礼。大约不完全出自矫情。
修建皇宫时，朱元璋下令将所有雕琢奇丽之设计全部取消，取庄重简朴，少施彩绘。妃嫔住处的墙壁与屏风，全部画上耕织图；太子东宫画朱元璋生平事迹图；朱元璋自己起居办公之殿堂内，则工笔大书历代治平之典章格言。
宫廷内部的空地上，不建亭台楼阁，不治山水花木，大多辟为园圃，栽种应时蔬菜。朱元璋自己时常流连于此，看人们浇水施肥，锄草捉虫。有记载说，朱元璋的餐桌上多用蔬菜，饭菜种类不多，甚少饮酒。与他后世子孙一年一个人的伙食费，便相当于今日数千万元以上人民币的情形颇多不同。
登基称帝前不久，朱元璋曾带太子朱标来到南京郊外农民家中的茅草棚屋，让这个未来的接班人观察体会他们的生活，并告诫曰：“农民四季劳苦，粗衣恶食，国家之钱粮全靠他们供给。你要记住君主的责任，不可陷他们于饥寒。否则，于心何忍？”
温饱思淫欲。朱元璋好色，故事也不少，有时表现得狠毒而且恶劣。奈何笔者没有满足窥私欲的义务，故此按下不表。总体看，他的后宫大致平静。此人身体健壮，生理正常，因此，一口气生下四十二个龙子凤女。在数量上，居于大明帝国十六个皇帝之首。高于唐高祖李渊的四十一个，低于唐明皇李隆基的五十九个，低于宋徽宗赵佶的六十五个，也低于康熙皇帝的五十五个。在我国的高产皇帝中，肯定可以位居前列。
朱元璋的勤于政务在中国帝王中应属罕见。他高度热爱那些枯燥繁琐的行政事务，日复一日，乐此不疲，三十多年如一日，且不舍昼夜，从不觉乏味无聊。在三十一年时间里，这位皇帝除非生病，基本坚持每天两次上朝办公。早朝的时间冬夏不同，但大体上是在早晨四点钟前后就开始了。长年累月，寒冬酷暑，在没有空调暖气的古代，其辛苦可以想见。单是这股子劲头本身，就实在可以成为许多当代科学研究的典型案例。
《明太祖实录》和几种明人笔记中记载说，朱元璋时常沉浸在帝国事务之中，不论吃饭还是睡觉，但凡想起一件事，立即便要拿笔纸记录下来。若逢吃饭时，他通常将这些纸条别在衣服上。故而，他的衣服上常常会别着许多纸条，心情好时，他会戏称此衣为鹑衣，即破烂衣之意。
有一件常被人们引用的故事，说明了这皇帝当得有多烦——
有一天，朱元璋心烦意乱。原因是天降灾异，他诏求直言，就是希望大家坦率地给他提意见。有一位文臣上的折子足有一寸厚，朱元璋命人读给自己听，结果，读了一个多时辰，也就是现在的三个小时左右，还不知这位文臣想说什么。命人一数字数，已是一万六千三百多字。朱元璋急火攻心，命人将此文臣急急召来，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次日夜里，他又想起这个折子，便命人再读，直到一万六千五百字之后，此人要说的五件大事才渐露端倪。据说，这五件事有四件都颇有见地，共用了五百字予以表述。朱元璋长叹一声，说出了那句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古名言：“这些酸秀才，就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据说，第二天早朝，他还为此向那位被臭打的文臣道了歉。
朱元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务必要让农民尽心尽力地耕种土地，文人士大夫全心全意地奉行仁义道德，商人好好做买卖流通货物，工匠专心致志地提高自己的技艺。
粗粗看去，这种将国民划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令他们“各安其生”的理念毫无新鲜之处，在中国至少已经通行了两千年。然而，在具体实施中，朱元璋将自己对此的理解与理想灌注其中，再用战争年代形成的自信、威望与如今帝王的权势予以强力推行，事情立即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其影响，令此后六百年间的中国具有了大不同于以往世代的特色。
我们知道，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治国之道，今天人们不停谈到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则早就是我国历朝历代国家治理中的重中之重。至于“无农不稳”、“有粮不慌”之类的治国智慧，根本就是普通的生活常识。朱元璋在上述问题上均曾作出过极其富有创意的发挥。这些发挥，许多都称得上前无古人。其别出心裁之处，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朱元璋对于农民给予相当深切同情与关爱的事例极多，显示出此人对于解决当时的“三农”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五年，免征各地农民赋税的文告与诏令称得上连篇累牍。与此相关联，在各种场合的谈话、文告、诏令和对子孙教育中，朱元璋也曾无数次地表现了缓解农民疾苦的努力。由此判断，很难得出此人在这个问题上不真诚的结论。
此外，朱元璋制定的徭役制度相当先进，其核心，大体上是根据家财田产的多寡确定承担劳役的多少——富者多出，贫者少出甚至不出。颇有些当代税收累进制的味道。致使今天还有学者盛赞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公平世道。
如果说帝国之初实行的计丁授田、移民屯垦、奖励生产、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之类的政策在其他朝代也曾经实行过的话，朱元璋则是把自己指导下的乡村建设推到了极致，在某种时刻，会令人油然想起那遥远世代的梦想，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诗般优美的理想画卷。
作为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肯定相当透彻地了解，对于农民来说，官吏们的欺压鱼肉有多么可怕、多么如狼似虎。如果说在过去的岁月里，农民朱元璋曾经亲身领受过各级官吏的厉害的话，那么如今作为拥有四海的天子，他当然应该更加透彻地知道，只有农村安静，整个国家才会祥和。任何与农民过不去的举动，都可以看作是与他——朱家天子和朱家天下过不去。
可能就是基于此种认识，朱元璋才制定了那个著名的严禁官吏下乡、允许捉拿扰民官吏的政策。
这条世界历史上都很罕见的政策，确曾在当时得到过相当坚决的贯彻执行。
北平布政使司——后来永乐皇帝将帝国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所辖地区改为北直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其所辖的乐亭县农民赵罕辰，曾经率领三四十个农民将一帮县里的贪官污吏擒拿起来，押送到了首都。
事情的起因是乐亭县的主簿汪铎与县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一起，设计了一个“佥派徭役”的把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找由头，策划一个项目，然后把该项目与全县的发展进步、前途命运、人民幸福与否联系起来，于是，老百姓自然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实，就是巧立名目摊派敛钱的意思。他们规定，县民中凡想逃避此徭役者，必须每人交纳五匹绢的费用。我们需要知道，在当时，这五匹绢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按照官方银、绢、粮折价，五匹绢相当于大约六石米。当时，一个正七品知县的正式收入为每月七点五石米；而正九品县主簿收入则为每月五石米。结果，民怨沸腾之下，便发生了农民将八个官员捆绑起来押送京师的事件。
走到离县城四十里地的时候，这位县主簿汪铎央求赵罕辰：“我从十四岁开始寒窗苦读，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饶了我这一次，休坏我前程。”结果，他没有被饶过，还是被送到京师。朱元璋下令将其砍掉了脑袋。
在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续编》“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中，朱元璋还向全国通报表彰了“如诰擒恶受赏”的常熟县农民陈寿六。
江苏省常熟县的这位农民，率领自己的弟弟与外甥三人，捆绑了“害民甚众”的县吏顾英，到首都告御状。结果，受到皇帝大张旗鼓的支持。朱元璋嘉奖他能干，赏了他钞票二十锭，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一千多元人民币，三个人各赏两件衣服，免除他“杂泛差役三年”，并通报全国予以嘉奖。
在这篇旷世罕见的奇文中，朱元璋严厉警告说：若有敢于无事生非扰害陈寿六者，“族诛”——杀其全家；若有敢于捏造罪名诬陷陈寿六者，“族诛”——杀其全家。嗣后，陈寿六若有过失，只有皇帝朱元璋本人有权力审他。
最后，朱元璋发自内心地感叹道：“其陈寿六其不伟哉。”——这陈寿六难道不是很了不起吗！
有一次，山西和浙江两个州县的学政、教谕进京朝见。朱元璋问他们民间情形怎样？庄稼收成如何？这两个人是教育官员，在皇帝面前不敢信口开河，于是老老实实回答说：于民事所知不多。谁知，朱元璋拍案大怒，曰：哪有久居民间而不知民情世务的道理？立即下令将这两个倒霉蛋撤职，流放到了边疆。
开国之初，各地官员时常奏报祥瑞，礼部请求颁布祥瑞奏报办法。这是典型的中国式马屁。朱元璋相当不以为然，他的反应是：
“你们只谈祥瑞，不及灾异。殊不知灾异尤为重大。今后各地发生灾异，不论大小，地方官都要快马飞奏。”
朱元璋对于天降灾异相当重视。洪武元年，许多地方发生旱灾，并持续到了次年暮春时节。朱元璋诚惶诚恐，在父母亡灵面前祷告，说：绝不敢忘记父母当年吃草根树皮的苦难，愿与天下百姓共甘苦，率所有妻妾吃半个月草根粗米，以反省上天的谴责与惩罚，并为百姓祈福。
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天下大旱。朱元璋率所有王子，斋戒沐浴后，身穿素衣草鞋，步行到城外的岳渎坛，在烈日下曝晒三天。当晚，并不回宫，就地卧于草席之上而眠。第二天，再接着晒。届时，皇后率所有妃嫔下厨用野菜糙米制作斋戒之饮食。时值阳历六月的南京。据说，此次皇帝截然不同于海滨度假沙滩上的曝晒，确实感动了上帝，五天后，便下了一场透雨。
关于农民问题，朱元璋典型的谈话方式大体如下：
“昔日，在民间看到饥寒交迫的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心里常常会产生一种厌世的心情，恨不得能够马上替他们死了。战乱年代，见到这种情形时，也是同样心生恻然。如今，我代天治民，若天下还有流离失所的人，那就不但有悖于自己拯救百姓的愿望，也没有尽到代天的责任。你们务必要体会我的心情，好好安置那些贫苦无告的人，不可使天下还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人。”
倘若不是了解这位皇帝青少年时代曾经遭遇过的苦难，让人很难相信这位杀人如麻的皇帝还会有这样的情怀。类似的事例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或许的确是出自真心地在关心、保护着自己心爱的农民，他可能由衷地希望自己治下的农民能够过上安静富足的生活。
为此，他充满理想地精心设计了帝国最基层的乡村生活样式。
一切生活在帝国农村中的人们，都应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生产劳动，通过男耕女织的诚实劳动，交纳皇粮——向帝国财政贡献赋税并获取生活的来源，成为帝国忠实的良民。
那些游手好闲和无事生非者，则必须受到惩罚。
为此，帝国每一个乡村都要建设“旌善亭”与“申明亭”各一座。旌善亭用来表彰上述良民及其令人称道的善行义举，他们的名字和好人好事将被严肃认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激励人心之向善。申明亭则是处理村中纠纷的场所，举凡婚姻、财产、争占、失火、盗窃、骂人、斗殴、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六畜践食禾稼、亵渎神明等等，都要在此由年高望重者予以仲裁。审理仲裁中，老人可以酌情使用竹篦荆条等抽打案犯，但不许设置牢狱监禁。白天审问，晚上必须放回，第二天接着再审。那些行为不检者的名字及其坏人坏事，也将被一丝不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警醒后来者不要重蹈覆辙。
每年正月和十月，全国各地之乡村都要举行两次全体村民大会餐，名曰“乡饮”。届时，全体村民必须在进餐之前，聆听年高望重者发表训词报告和宣读朝廷最新颁布的法令文件，所有行为不轨者将在此受到批评教育。其中屡教不改及态度恶劣的人，将被宣布为“顽民”，扭送到县政府去，他甚至包括他的家属，都将被发配或者充军到边远地区。假如被推举出来主持这些工作的年高望重者，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上述职责，那么他们也可能受到惩罚，严重者将会被发配或者充军边疆。
皇帝规定，上述惩恶扬善暨乡村自治的过程，均不许政府官员干预。不论惩恶，还是扬善，官员的职责就是如实向皇帝报告。若地方政府官员敢于干预，则乡村主持者有权直接报告皇帝。那时，这个官员将会被一同治罪。这种双轨报告的机制，可能会使帝国各级官员们相对地收敛一些。
皇帝要求，全国每个村庄都要置鼓一面。凡到农忙时节，须指定专门人员于清晨五更时分擂鼓，令人们黎明即起，下田耕作。这个工作，一般由老人负责。懒惰不下田者，由老人督责。若老人没有尽职，导致懒汉生活困窘，从而铤而走险为非作歹被官府抓到了，则老人有罪，将受惩罚。
皇帝还要求每个乡村都要选派一位老人，每月六天，于暮霭四合时分，炊烟袅袅之际，在乡村街道上，摇着铜铃，大声朗诵宣讲皇帝亲自制定的六谕：
——要孝敬父母，要尊重尊长，要友爱邻里，要教育好子女，要安居乐业，不要为非作歹！
为了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朱元璋对他们的生产与生活做了相当细致入微的考虑与安排：
“如今天下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粮和当差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麻烦。因此，你们务必要用心打理自己的事情，以做到丰衣足食。每户务必要按照国家号令，依法栽种桑树、枣树、柿子树和棉花。这样，每年养蚕生产的丝绵，可以丰衣；枣、柿子可以卖钱，遇到歉收年景可以当粮食。此事对你们老百姓有好处，乡村里甲老人务必要经常监督检查。若胆敢违背，家迁化外——流放到边疆去。”
这是朱元璋的一个极其有名诏令的部分内容。
当时，帝国政府作出了详细规定，每家农户必须按照一定数量与比例栽种桑、枣、柿和棉花。其中，枣、柿是如何解决了农民的零花钱问题并在灾年帮助他们度过饥荒的，我们不得而知。从常识判断，想必还是能够发生作用的。而另外两项——桑与棉，则对我国经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与其他许多因素缠绵交织后演变而成的，其演化结果，许多都与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之所以产生这种南辕北辙的结果，可能是出自下列三个原因——
其一，朱元璋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对变幻莫测的汪洋大海心怀疑虑，基本或完全找不到感觉；
其二，与军事和政治领域不同，此人可能缺少经济上的洞察力与战略眼光，因此只能信守无商不奸之观念，坚持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
其三，割据浙江、福建一带的方国珍、陈友定残部逃入大海，并与日本浪人联手出没在东南沿海一线。
因此，朱元璋在宋、元时期极其繁荣的国际贸易上大踏步后退。他多次下达严厉的禁海令，其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叫作“寸板不许下海”。其令人畏惧之处，我们完全可以在上文中动不动就看到的“家迁化外”——全家流放边疆和“族诛”——杀其全家等等之中感受出来。结果，导致曾经给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高度繁荣、生机、活力与利益的国际贸易急遽萎缩，蜕变成了无论以今天的眼光，还是以当日的眼光，看来看去，怎么看都是高度扯淡的所谓“朝贡”贸易。中国人特别自豪的郑和下西洋，可能就与这种“朝贡”贸易干系甚深。
此后的发展，肯定会令朱元璋于九泉之下痛心疾首。
正如我们曾经谈到过和今后会不断看到的那样，皇家与官府的高度垄断及其“朝贡”贸易，果然在未来的岁月里，有效地培养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走私贸易。后来真正称得上富可敌国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只不过是这场走私加海盗狂潮到了晚期的受益者而已。而发生在他们父子之前、在大明帝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其著名的东南“倭寇”之乱，在某种意义上说，差不多就是——简直就是这种垄断和“朝贡”贸易的直接产物。讨论上述种种事迹，大约需要厚厚几大本博士论文，在此从略。
现在，我们只需知道，当一个本来应该是自然发育成长的东西，被缺少知识的政治权力强行介入之后，会演变得有多么面目全非乃至不可思议。而且，这种东西几乎是必然地要回过头来削弱介入者的力量，进而形成敌对力量，对培育出这个怪胎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本身形成巨大的杀伤力。
知道了这些，九泉之下的朱元璋大约会无论如何也闭不上眼睛。
然而，朱元璋此时大力倡导的种植桑树，却在后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不论是“朝贡”贸易还是走私贸易，丝绸在数量和价值两个方面，都成为广受国外用户欢迎的最大宗华夏物产之一，而行销世界。一百五六十年以后，到大明帝国后半叶，即徐阶、高拱、张居正主政的隆庆年间，帝国政府正式开放海禁。其后，以丝绸、陶瓷为主的中国出口贸易，包括官方、民间、走私贸易在内，一度横扫世界市场，甚至在数年之间，曾经将世界当年白银产量的一半以上吸纳到了中国。其受追捧的程度，有如今日美国之英特尔芯片。朱元璋虽不是始作俑者，确也着实功不可没。
或许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白银滚滚流入浪潮，才使得后来的大清王朝臣民有能力购买并消费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满船满船的鸦片，支付那一次次没完没了的战败赔款。以中国自己的白银矿藏及其产量，断无此之能力。
另外一项堪称德政的，则是棉花及其棉制品的大面积推广与使用。
早在南北朝时期，棉花就已经传入我国。但直到宋朝晚期，并没有广泛使用。从当时的资料中判断，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布衣，其实指的是麻布。当时，南方地区过冬，用丝绵袍御寒；北方则主要是用毛皮所制之裘衣。棉布轻暖温柔，优点颇多。但非本土所产，因此罕见使用者。到了宋朝末年，棉布制品可能比羔羊皮、狐狸皮都珍贵。以至于只有横行天下的成吉思汗、忽必烈这个级别的人才穿得上。而且破了以后，还要多次补缀。可见其珍视程度。
从《农桑辑要》中我们知道，元代中后期曾经在中西亚地区引进棉花种子试种，感觉不错，开始推广。于是有了广受人们尊敬的老婆婆——黄道婆。
棉花在我国的大面积推广种植得益于朱元璋的大力推动。从而，使棉制品这种王公贵族的奢侈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在造福国民的同时，一个没有想到的副产品，还舒缓了松江府人民的苦难。
松江府治下，在今日上海的松江县。当年松江府管辖的范围为两个县，比今日的县治要大。前面曾经说过，此地过去是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切齿痛恨张士诚治下人民对张士诚的支持，曾有过“屠其民”的念头，就是想杀光苏州、松江一带的百姓。后来想想不对，勉强放弃了这个想法，但还是有一块块垒，梗在胸口下不去。于是，改为向苏州、松江地区征收高额赋税。
宋朝绍兴年间，松江税粮只有十八万石，朱元璋时期一家伙增到了九十八万石，加上其他杂费，总计达到了一百二十多万石。当时，全国年税粮总计二千九百多万石，苏州一个府需要交纳的是二百九十万石左右，占全国的百分之十。松江虽然不到苏州的一半，但号称天下赋税最重之地。原因是苏州府管辖着七个县，松江府只辖两个县，从农田面积上看，松江只有苏州的四分之一。这样重的负担，仅靠土地种粮已经完全无法支撑。于是，心灵手巧的苏州人向生产丝绸发展，苏州成为全国的丝绸制品中心；聪明能干的松江人则向棉制品进军，“上供赋税，下给俯仰”，并进而形成了松江棉制品“衣被天下”的局面。
后来，我们在大明帝国军队装备清单上经常能够看到的“胖袄”一款，指的就是那肥大臃肿却温柔舒适的军用棉衣裤。
至此，朱元璋为我国乡村建设所倾注的心血，称得上是至矣尽矣。这可能是他虽然大批量杀人、却在当时与后世能够受到广泛赞誉的原因之一。
但是还不行。
作为农民，这些已经足够了，作为皇帝却还远远不够。朱元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走，终于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才叫皇帝的心思。
朱元璋在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引凭制度。这套制度将身份证、通行证、许可证、各种执照之类熔于一炉又分别打造，对于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活动方式及其范围作了严格甚至是严厉的规定，其管理可谓细致入微。
——商人有商引，无引以奸盗论处。
——贩盐有盐引，卖茶有茶引，无引以走私论，处死刑。
——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无官府发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奖，纵容者问罪。
——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
——人民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有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皆“迁之化外”——流放到边远地区，藏匿者同罪；对于此类人士，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若坐视不问，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连坐。
——百姓邻里必须互相“知丁知业”。就是说，凡成年男子，各人从事何种职业，每人现在何处高就、何地发财、何种营生，必须彼此知晓，否则人们可以以奸人——就是坏分子论处报官。
——农民则被要求“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就是说，农民只允许在一里地范围内活动，早出晚归。何时睡觉，何时起床，必须互相知道。此处透露出的信息，味道很糟，它是如此的乖戾不祥，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气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经广受讥讽的诸如“小脚侦缉队”者流的历史渊源。而若从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层面判断，“小脚侦缉队”之类，可能是由此导致的诸多丑陋罪恶里，最为轻微的一种。从此以后，太多让人笑不出来的东西，由此演变着，生发着，弥漫在大明帝国及其以后的岁月里。譬如锦衣卫、东厂等特务组织的大规模出现与泛滥，显然与此种思路，同出一炉。
于是，我们知道，事情开始变得不好玩儿了。
这个国家已经和牧歌、田园诗之类不沾边儿了。它根本就使整个国家底部演变成了一个大型集中营，活泼泼的社会变成了弹性甚少、具有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被分割成无数个独立单元，相互间本来就少的联系，又被强力掺进互相监视的关系因素，于是基本沦为生产与生殖机器。期待着其间还会有多少生机、活力与创造力，是为奢望。
就这样，朱元璋在大体完成对帝国社会底部形态理想化塑造的同时，也完成了他自己从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流浪汉——争夺天下之豪杰——帝国皇帝这样一个心理人格的塑造。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一再有机会看到，他的这种帝王人格塑造，还将在他对帝国社会中部与上部形态进行理想化塑造的过程中，惊心动魄地展开。与他已经做过的上述事情一样，其过程、结果和对后世中华民族的影响，至深且巨，创巨痛深。其许多方面，甚至到了今天，都令人无法不扼腕叹息。
这里所谓的帝国底部，如上所述，指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匠即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而言。诚如朱元璋曾经做过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每当社会动荡之际，这一部分人便自然成为动荡的载体。将他们牢牢钉死在土地、职业与有限的活动半径内，是帝国安详、宁静、和谐的前提与保障，也是朱家天下万世一统的前提与保障。这肯定是皇家最高利益之所在，也肯定是朱元璋的最高理想、出发点与目的地。
所谓朱元璋的帝王心理人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相当淋漓尽致地展开的。
事实上，此时，就如资本家是人格化了的资本一样，朱元璋其人也已经变成了人格化的帝王。我们曾经熟知的一切，诸如昔日的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流浪汉、造反者等等，已经全部退到了这位帝王的背后和心底，变成了一种背景，一种在暗中或者潜意识里发挥作用的因素。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盖此之谓也。
人格化的资本，必须按照资本的本性，寻求资本增值即利润的最大化，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资本家。因此，当我们面对这种人时，经常会惊异于人类情感在他们身上的缺失——真善美的一切对他们不发生作用，只有面对钞票图案时，他们才会两眼放光，一副色迷迷的表情。为了将这些钞票攫取到手，他们常常敢于冒上绞架的风险并不惜做出下贱的举动。用人性的标准，通常很难理解这一切；但若放在资本的性格之下，则立即可以大体了解此类人形经济动物。
同样，人格化的帝王，也必须按照帝王的逻辑，寻求皇家利益的最大化，否则他也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帝王。因此，应用人性的标准判断这些帝王时，通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形是：不是帝王，而是进行这种判断的人显得可笑无比。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自己的工作对象实际上已经距离人相去甚远。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句骂人的话：那个家伙，原来是好端端的一个人，一做了官儿有了点儿权——或者，一发财有了点儿钱——就不是人了。大体指的就是此种情形，完全可以从人格职业化的角度予以理解。
朱元璋对帝国底部形态的塑造，在其思想最深处，显然包含了对皇家利益最大化——帝国长治久安，皇家万世一统的深切追求。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朱元璋所做的努力称得上是不遗余力。
首先，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问题并不仅仅出在农民身上。还有比他们更重要的社会力量需要关注。这更重要的社会力量，由帝国的另外两个阶层构成。只有像搞定农民一样搞定了这两个阶层，高高在上的皇帝才能够将自己的阳光雨露洒向人间的芸芸众生，从而真正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
相对于生活在社会底部的农民，我们姑且把这两个阶层称呼为帝国的中部社会与上部社会。
所谓帝国中部社会，指的是传统上所说的士绅阶级，包括了城乡豪门富户、地主，和享有一定帝国特权的读书人。而所谓帝国的上部社会，则指的是占有了国家权力、社会公器的贵族及各级政府文武官员。用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定义，可以理解为帝国的下层士大夫和上层士大夫。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阶层之间关系复杂。譬如，官僚退休——当时的术语叫做“致仕”——回到家乡，就会变成当地的士绅，他们常常是真正的豪门富户；而士绅和读书人，经过荐举或者科举考试，经常一变成为官僚。假如他们触犯了皇帝或法律，可能沦入社会最底层；而底部社会的农民，又有可能经过寒窗苦读，进入士绅阶层，甚至成为官僚贵族皇亲国戚。由此可以知道，帝国内部存在着一种以皇权为中心的流动。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社会结构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状结构，广大的底部是农民，向上逐层缩小，依次为士绅、官僚，金字塔的顶部是皇亲国戚勋贵，塔尖上坐着半是神格半是人格的皇帝。在这个结构里，至少在人们有效地改变自己的身份之前，各个阶层之间一级压一级的等级就像我们一眼看上去那样分明而森严。
显然，这里的每个阶层都有他们各自需要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这是导致帝国内部充满冲突与搏杀的根源。
一般说来，生活在社会底部的人们，其利益诉求最简单，也最容易满足。有人曾经把他们比喻成马铃薯，从里到外都很相似，彼此间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大家都是土豆，然后被装进帝国这个大麻袋里，仰望着赐给他们阳光雨露的皇帝。他们追求的阳光雨露并不多，大凡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就可以了。哪怕仍然要承受官吏与大户的盘剥欺压，只要不是过分凶狠地无法忍受，他们就会对万岁爷充满感激之情。假如万岁爷竟然还会为他们撑腰做主，从而减轻了这种欺压，那简直就是圣人的世道，俨然就是盛世了。我们经常在各类官员们口中听到一句充满感慨的赞美：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太好了！此话真诚洋溢，大约就是缘此而发的。其中所包含的意味，深长已极。深究起来，令人寒彻肺腑骨髓。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九回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
邹吉甫是给大户人家守坟的佃户农民，有一次招待主人家公子喝酒，由乡下的水酒，引出了一大段话来。
邹吉甫道：“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都是薄的。我听我老爹说，当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足做出二十斤。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的，样样都变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来。我是扣准了米和水的分量，酿出的酒却还是这般寡淡无味。”
酒喝到后来，他心有不甘：“不瞒老爷说，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怜见，让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
最后，他感慨万千：“听人家说，洪武爷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
由此我们知道，这个阶层的追求大抵如斯。
因此，在帝国的政治博弈中，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恰如中国象棋里那些没有过河的卒子，基本处于时常被忽略不计的地位。他们真正发挥作用，只有在接近残局的时刻。届时，这些拱过了河的卒子，没有任何退路地横冲直撞，虽然锋芒所向，甚至可以把老将逼宫至死。但其最大的功能，时常是为别人扫清道路，制造条件，譬如丢卒保车之类。他们自己则绝少机会能够如朱元璋那般取而代之。
从过河卒子，到坐进深宫宝座的皇帝，朱元璋深知世事如棋。他太了解卒子们的功能、品性、追求和利益所在了。他会满足他们，同时也要将他们钉死在那里，永远不给他们拱过河去的机会。
如上所述，朱元璋对这个阶层的施为大抵如斯。
从上述事例中，或许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朱元璋搞定这个阶层的理想与努力，大致上应该算是成功了。

第四章 朱元璋执政：杀 杀 杀
另外两个阶层的事情就远没有如此简单。
南北朝时期，一个出身门阀世族、夺了别人皇位的家伙曾经讲，我当上皇帝，纯粹是天命人愿，关天下士大夫屁事？表明当时门阀世族是政治舞台上决定性的力量。经过隋唐和五代十国，世俗地主及读书人作为士大夫，逐步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中坚力量，白衣卿相走上前台。到了宋代，则已经有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说法。以天下为己任，位卑未敢忘忧国成为文人士子们的普遍抱负或说辞。我们已经永远无法知道这种说法会如何演变了。原因是它被一个力量所强力打断：来自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蒙古族铁骑。
经过元朝的短暂插曲之后，到了朱元璋的时代，他所面对的就是由世俗地主、豪门富户、读书人、帝国各级官吏所组成的这样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这支力量，时常被人们笼统地称为官僚士绅阶层——士大夫。
朱元璋对这些人的心理感受很有可能是极度复杂的。他们与农民不同。应该说，朱元璋对农民的所有作为中，有感情的成分在。这种感情，或者来自他自己的农民出身与经历，或者是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朱元璋深知推动帝国庞大国家机器转动的能源，来自农民与社会底层人民的血汗。侵害他们就是侵害帝国——皇家的利益。而在朱元璋搞定豪门富户与帝国官吏的过程中，我们则完全找不到感情的因素。或者如果说有感情的话，那也是一种深刻的戒备、憎恶与轻蔑。假如我们说朱元璋将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使他们变成了生产与生殖机器的话，其间毕竟还能看到若干温情与保护的成分在。而对官吏士绅们，则只能看到冷酷的利用与驱使，全然如同对待工具与奴仆。但凡这些工具与奴仆令他感到不顺手、不如意，或者感觉他们有可能成为分庭抗礼、威胁皇家利益的潜在力量时，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无情的诛杀。
推论起来，这种心态形成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总体上应该不外乎如下因素：
其一，朱元璋的早期经历，譬如为埋葬父母亲人苦苦乞求豪门富户，应该足以在他心灵深处，对为富不仁者埋下仇恨的种子。
其二，元帝国官吏的污浊腐烂，纲纪堕落，其糟蹋百姓从而导致天下大乱、社稷倾覆，给朱元璋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足够引起他对帝国官吏们的深刻防范、蔑视和以刚猛手段对付之。
其三，做游方和尚时，对人情世态冷暖炎凉——“心滚滚乎沸汤”的体验，争夺天下时的你死我活、血肉横飞、背叛、杀戮，别人对他与他对别人的种种阴谋，足以使他心如铁石，并对人性深处时时可能被外界诱惑激活的丑恶与黑暗，不再抱任何幻想。
其四，对任何可能形成分庭抗礼、从而对皇家利益朱家天下形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高度敏感与警觉。
其五，经过扫荡群雄拿下江山、极度庄严亦真亦幻的登基大典、无数文人武将士大夫三叩九拜热烈赞颂、传统文化一代代坚定而不容置疑的反复论证，足以使他和他的臣民们坚信，他就是上天选定的真命天子，他就是在“代天治民”。因此，维护皇家利益就是维护上天和国家的利益，执行自己的意志就是执行上天和国家的意志。从而，在视臣民如草芥包括荼毒那些开国功臣时，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负担与歉疚。
其六，从现象上判断，这位皇帝在他帝王生涯的中后期，很有可能已经患上了相当严重的心理变态或精神疾患，譬如迫害狂与被迫害狂之类。此类变态的一个特点——恰如朱元璋那样——可以高度理性地去执行那些杀人计划。
事实上，士绅与官吏这两个阶层的确与农民不同，他们不是一盘散沙，也不是被装进麻袋里的土豆。他们之间左右交错上下勾连，其利益之最大化常常需要在这种相互关系之中才能够实现。因此，四两拨千斤——将帝国国家公器的力量转化为他们自己的力量，就成为帝国官场常用长新的手段，从而，使他们变得能量极大。那些官官相护、官绅相护之类的形容，显然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们之间已经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后来浮沉仕途许多年的徐阶。这位享有广泛正面名声的帝国重臣，并非出身于大户人家。但是，当他担任了十数年相当于帝国副首相、首相的官职之后，其远离帝国首都的家族，已经成为当地拥有六万亩——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应该是四十万亩——土地并横行乡里的豪门大户。由此导致了他与那位比他名声还大的清官海瑞之间影响巨大的直接冲突。
除了道德教化之外，帝国政治文化缺少更有效的基因性机制，用来防止这种情形的出现，防止士绅变成土豪劣绅、官吏变成贪官污吏。于是，这种情形自然形成了一个无法医治的周期性顽疾，成为帝国那些具有政治善意的政治家们心头永久的痛与挥之不去的梦魇。因此，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历史时，我们才能够看到一个大体上相同的景象：任何一次天下大乱和改朝换代，都与豪门大户、贪官污吏大面积突破道德法纪底线的巧取豪夺、荼毒良善、贪婪兼并紧密相关。
这一切，可能是除了上述心理因素之外，大明帝国开国皇帝采用铁腕治理这个国家的根本原因。
这是一场真正旷日持久的战争，贯穿在朱元璋当皇帝的三十一年之中。当它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时，便深刻影响了当时与后代社会。
在这场战争中，朱元璋的杀伐决断、无所不用其极，称得上骇人听闻。而豪强富户和帝国官吏，则在这场古已有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中，充分体现了前仆后继的精神。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于是，多种因素绞合作用，于波诡云谲血雨腥风之中，注定了大明帝国诡异乖戾的命运。流风所至，令人扼腕叹息。
朱元璋扫荡豪门大户的工作，早在大明帝国建立之前，已经开始。
当年，刘邦定都长安之后，曾经把十万天下大户强制迁离本土，填实关中，是谓“强本弱末”之术。朱元璋效法之，于公元1367年，消灭张士诚政权后，立即将一大批苏州富民迁徙到他的老家凤阳。八年后，即洪武七年，朱元璋再次下令将十四万江南富户强制迁到凤阳，以填实帝国中都。
据说，正是这两次大规模迁徙，造就了凤阳的乞丐大军。
原因是，他们被强制迁徙时，只能带走金银细软，并不许随便离开迁移之地，其原有的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或被收归官有，或落入他人之手。从此，为了探亲扫墓，他们只能化装成乞丐，以逃荒要饭的名义，从凤阳流散到江南各地。久而久之，竟成习俗。那句歌咏凤阳好地方的花鼓戏词“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盖源出于此。其中滋味，相当悲凉。（赵翼《陔余丛考》卷41，“凤阳丐者”）
沈万三的故事，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朱元璋对这些豪门富户的态度。
此人名叫沈富，字仲荣，号称天下首富。在各种记载中，少见其人劣迹，大约是元代极为活跃的国际、国内贸易中的一位商业天才。由于人们搞不清此人是如何做到富可敌国的，于是便传说他手中有一个聚宝盆，可以源源不断地生聚财富。据说，帝国首都南京城的城墙、官府衙门、街道、桥梁有一半是该人捐资修建的。这使皇帝朱元璋的心里很不舒服。恰在此时，沈万三为了破财免灾，讨好朱元璋，便自说自话地提出申请，说是愿意再捐一大笔钱，供天子犒赏军队。结果，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朱元璋大怒，曰：一介平民，却要犒赏天子的部队，必是污长犯上的乱民，其罪当诛。后来，多亏那位马皇后讲情，认为人家送礼出钱，本是好意，不该杀头。且一介平民富可敌国，本身就是不吉不祥的事情，早晚会遭天谴。于是，皇帝终于开恩，免其死罪，将他全家迁徙充军到了云南。
此后，朱元璋还曾数次取天下富户填充到帝国首都南京。这种强制迁徙与性质有所不同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据说涉及人口，累计达到了至少百万人以上的规模。受到当代历史学者们的热烈赞颂。
与此同时，帝国实行了一项“粮长”制度。规定每一万石税粮为一个纳税区，由当地最富户担任粮长，负责税粮的催征输解。这是实行“许拿下乡官吏”之政策，割断了政府官员们假借税粮鱼肉百姓后的一个替代性方案。朱元璋为此项发明相当得意，说这是“以良民治良民”的高招，并且给予这些粮长们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优惠待遇，直至从中直接选拔帝国官员，甚至高级官员。以至于很多年后，大学者顾炎武还在他那本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说：“当时，父兄们经常教导子弟，做粮长比参加科举考试还好。”
谁知，一些有财有势的粮长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希望更快捷迅速地得到更大的财与势。他们想出的主意相当富有中国特色，比如，将自己及其亲友们应当缴纳的税粮，分摊到纳税区的众人头上；比如，除了该缴纳的正粮之外，再加上各种附加费，这些附加费的名目可以达到十八种之多，通常是正粮的数倍以上；比如，将收缴上来的税粮当作高利贷放出去，再对上申请延期交纳，等等。同时，辅之以临门吊打、拆屋揭瓦、逼卖家产等手段。表现出极高的智商水平和非道德勇气。
朱元璋对此类人物一般采取的措施就是杀之，并抄其家。在他的《大诰三编》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一次杀头抄家一百六十个粮长的记录。有一个号称浙江金华首富的杨姓粮长，放出狂话，说是皇帝征粮万石，不及他一个田庄的收入。结果，解粮进京时，朱元璋召见，问他：“粮食何在？”他回答说：“霎时便到。”朱元璋“哼”一声：“杀时便到吗？”立命拉出去砍头。消息传出，其家人四散而逃，家产被当地人抢掠一空。据说，有一次朱元璋梦见一百个无头之人跪在阶下。十天后，有一百个粮长解粮到京，恰好全部没有足额按期交纳。朱元璋下令格杀勿论。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曾经至少发起过六次大规模整肃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的运动。有学者认为，在这些大清洗中，大约有十万以上到十五万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被杀死。因此，有国内外学者将其称之为“有计划的屠杀”。
这些屠杀的情形不尽相同，其动机与目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的目标针对贪官污吏，如洪武四年的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洪武十九年的“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大约可以归入这一类。朱元璋习惯上将此类获罪者称为“不肖无福之徒”。
另一类则主要针对可能威胁他的皇位，或者可能威胁到他的继承人皇位的那些开国功臣们。这一类基本上属于政治谋杀。包括从洪武十三年一直绵延到洪武二十六年的“胡蓝党案”和洪武二十三年的“罪妄言者”。朱元璋将此类人称为“奸党”。
在针对第一类目标的战场上，朱元璋的胜利短暂而暧昧。
在打击这些所谓“不肖无福之徒”时，朱元璋显得随心所欲，但却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地扩大打击面，最好将那些豪门富户们攀扯进来，同时，不惜采用最为严酷的手段。
“空印案”几乎是当时人人皆知的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其缘起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相当简单，大意可以表述为：户部，即帝国最高财政机关，在每年审核各地例行财政报表时，要求严格，精确到了小数点以后的多少位数字，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进京时，携带了盖好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与中央机关核对过数字后，或者在遭受到刁难时，就地重填。当时没有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等，最远的省份来回一趟需要几个月时间，且不算时间、精力、花费等等，个中情形，相当苦恼。按理说，用这种报表是造不出有价证券来的，人们也很难靠这里的数字徇私舞弊。因此，此种做法已经普遍应用，为各方所默认接受。谁知，朱元璋偶然知道了这个情形后，认定自己发现了一个官员相互勾结、舞弊欺诈的滔天大案。于是，这位缺少财务知识的皇帝立即发雷霆之怒，下令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处死，副手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边疆。
当时，全国有十三个布政使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一百四十一个府，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一百九十二个州，相当于今天的小地级市和大县级市；一千零十三个县。这一千三百多个官员，不论良莠好坏，全部被杀掉。而且，是在有人已经向朱元璋解释清楚了个中缘由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结果，其中有一些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也稀里糊涂地被干掉了。比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时任山东济宁知府。此君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日三餐，有两餐以一盘素菜下饭。当地百姓则在他的任期内，号称富足。于是，百姓们不愿意这位知府调离，自发地作歌传唱挽留。歌曰：“使君勿去，我民父母。”结果，这么一个好官好人，此次却被朱元璋不由分说地杀死。二十多年后，他的儿子方孝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原因是，他不肯迎合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朱棣，结果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灭了十族的人物。此是后话。
“郭桓案”则号称是洪武朝最大的贪污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这位郭桓时任户部侍郎，相当于全国最高财政经济部门二把手。据说，在这个官员勾结舞弊的大贪污案件中，被贪污了的财物总计可以折合精米二千四百多万石。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税粮收入。
朱元璋要求对此案一追到底。就是说，要从中央部门开始，一级级地追查出所有犯罪终端。
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中央六个部和全国各地、各级的大部分官员被牵连进去。朱元璋自己说，此案“天下诸司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明史》的《刑法志》记载：自六部左右侍郎，即从中央六部每个部两位副部长开始的以下官员全部处死，全国各地各级官员处死者数万人。由于“寄赃遍天下”，所以，“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就是说，朱元璋毕其功于一役，将天下的贪官污吏和豪门大户一网打尽了。其中有多少冤魂怨鬼基本无从查考。
最后，为了化戾气为祥和，平息人们的怨恨与恐惧，朱元璋把办这个案子的专案负责人员也拿来杀了，并相当郑重其事地布告天下说：“我让他们除奸，谁知他们反而生奸，来扰害我民。这种人哪里可以纵容？今后再有这样的坏蛋，将不在赦免之列！”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如此大面积打击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即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就又有一百多人犯了贪赃害民之罪，闹得我们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也是一头雾水。他连连感叹说：“唉，唉！杀的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亲眼所见。怎么前边的尸体还没有挪开，后人就脚跟着脚地开始为非作歹了呢？人们难道都不拿法律当回事儿吗，如此前赴后继地贪赃枉法？吁！可谓之难教者欤，难禁者欤！”意思是——真称得上是难教育、难禁止呀！
按照帝国法律的正式规定，对于刑事犯罪者包括一切贪官污吏的惩罚，只能使用五种刑法：
笞——鞭打，杖——棍打，徒——监禁，流——流放，死——处死。
朱元璋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大约是杀人杀得手滑兴起的缘故，他索性完全踢开了这些规定，把我国历史上那些极富创意的杀人手段大多搬了出来。这是一些真正富有想象力和高度技术含量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大约会列入独一无二或绝无仅有之属。
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刷洗，将不断沸腾着的开水浇在人体上，然后用铁刷子刷，直到剩下一具骨骼；秤竿，用铁钩将人心窝钩住后吊起示众，直到风干；抽肠，于肛门处将人的肠子抽出，直到掏空内脏；锡蛇游，将熔化的锡水灌进人口，直到灌满腹腔，等等。
此外，为朱元璋最广泛推广使用的，则是剥皮实草。就是把人皮剥下来，将里面塞满草，然后放置在官衙门的办公桌旁。据说，当时，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的官衙门前，都有一个剥皮场和一个挑贪官人头的长竿，其核心理念是震慑那些心存贪渎之念的官吏。以至于一百五十多年后，当这个帝国基本烂透了时，那位以青天之名著称于中国史册的海瑞，还大声疾呼，希望恢复祖宗创立的以剥皮实草为主的刑法。
最后，朱元璋还愿意使用的杀人方法则是凌迟处死。这项技艺的核心之处，在于将人肉活剐了数千刀之后，还必须保证被剐者是活着的。在未来的时日里，我们将会有机会看到，朱元璋所开创的这个朝代崩溃之前不久，他的子孙是如何以此来对付袁崇焕——这位帝国忠心耿耿的捍卫者的。
从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著作中，罗列了凌迟、枭首示众——就是把头砍下来挂在高处示众、种诛——就是灭族、弃市——杀头等种种刑罚案件至少万例以上，其中许多都是成批处置的。徐祯卿在他那本著名的《翦胜野闻》中记载：朱元璋是否想要大批量杀人，有一个明显的信号。如果在朝堂之上，他把腰间的玉带按到肚皮底下，就预示着可能会有数目众多的官员人头落地；若他将玉带高系胸前，则大半会日暖风清。于是，满朝文武便随着这玉带的高低起伏，体验着人世的冷暖炎凉，感受着人生的喜怒哀乐。据说，当时的官员，许多人在早晨上朝之前，要和妻子诀别，并安排后事；若能活着回来，会举家庆贺，感谢上天的恩典。
在手段应用上，朱元璋算是达到了千古罕见的极致。他与帝国官吏阶层、豪门富户阶层的殊死搏斗，也真正达到了数千年来前无古人的程度。对此，朱元璋并不满意。他相当感慨，说：“我效法古人任用官吏，岂料，刚刚提拔起他们时，每一个人都忠诚且有原则，时间一长，一个个全都又奸又贪。我只能严明法纪，予以惩处。结果，能够善始善终的没有多少，家破人亡的很多。”由此，表明他对这场战争的结果相当困惑。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帮家伙到底犯了什么毛病，怎么连怀里揣着的官印都还没捂热，就急急忙忙地去贪赃枉法？前任官的人皮就在他们眼前的桌子边上，怎么就偏得到了刑场上才知道后悔？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消失了，一批批不熟悉的面孔也前赴后继地不见了。
总得有人给皇帝办事呀。
于是，在帝国官场上，出现了一道罕见的奇异风景，坐在台子后面审案的御史脚上，戴着镣铐，他本人已经被判了死刑；而另外衙门里面的大堂上，那位面无人色的堂皇大员，不久前，刚刚挨了皇帝的八十大棍。茹太素是明初相当有名的一位大臣，以忠厚正直为时人所敬重，官位最高时为正二品户部尚书，此人就是因为奏折写得太长而被朱元璋急急召来打屁股的那位。他就曾经被判罪后戴着镣铐上班办公，后来终于被朱元璋杀死。在《大诰三编》中，我们知道，这种为朱元璋所发明的崭新工作方式，叫作“戴罪办事”。戴，是已经被判刑的意思。当时，在各级政府机关里，这种戴罪办事的人，按照朱元璋的记录，有三百二十八人。不必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都可以想见其景象多么壮观。
此后，从明代开始直到今天，我们在诸多历史学家们的堂皇著作中，能够读到许多对于朱元璋澄清吏治的赞美。事实上，这些颂扬之词，除了表达出人们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之外，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扯淡。
原因在于下列两点：
其一，在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里，吏治的状况都是该政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与我国以往时代的吏治比较起来，作为人格化的帝王，朱元璋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仅仅是将传统思想与手段推到了极端处使用而已。这种情况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所蕴涵的政治智慧、政治空间、政治伦理道德资源已经萎缩枯竭，其山穷水尽之际，只剩下苟延残喘和回光返照。
其二，朱元璋死后，在他所开创的朝代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泛滥成灾的程度，不亚于任何时代最糟时的情形。由此，印证了上述结论。
假如一定要从朱元璋个人功过是非的角度进行判断的话，毋宁说，此人的作为，相当有效地展示了一点，在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下，帝王个人的心理、性格与能力可以使他做些什么和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揆诸史籍，其情形大抵如此。
而在针对另一类人的另外一个战场上，朱元璋则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
由于对象和目标的不同，朱元璋在打击那些可能威胁自己或者自己继承人皇位的人们时，表现得高度理性而审慎，层次分明又有条不紊，使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具有了政治谋杀的特点。
从朱元璋的一生行事判断，他对开国功臣们的猜忌，可能需要追溯战争年代那一系列背叛事件。
其中，邵荣、谢再兴叛变和他的亲侄子朱文正谋叛，应该起了重要作用。
邵荣勇猛善战且多智谋，是朱元璋早期最重要的战友与助手，在将近十年时间里，他都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人，地位甚至在徐达之上。关于此人为什么要叛乱，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我们只是能够看到不少史学家常常喜欢引用的一个说法，当他叛乱失败，被捉住后，朱元璋曾经与他相对喝酒。他愤愤不平地告诉朱元璋：“我们在外面拼死拼活，你却把我们的妻子老小拘在手里做人质，使我们骨肉分离，无法团聚，全为了你的一己私利。我这是不得已。”说完，潸然泪下。据说，朱元璋是在全军将士面前，与邵荣置酒洒泪而别，然后行刑将其杀死的。
还有一种说法，也不妨作为参照。这种说法认为，朱元璋曾经在邵荣领兵在外时，调戏并奸污了邵荣刚刚成年的女儿，从而促使邵荣发起叛乱。后来，朱元璋念邵荣没有在公开场合揭露此点，而放过了他的全家。这种说法，特别容易在讨厌朱元璋的人们那里得到响应。姑且存疑。
谢再兴则是另外一位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他的叛变显然与朱元璋颇有干系了。当时，谢再兴领兵镇守在外，朱元璋没有通过他，便自说自话把他的女儿做主嫁给了徐达，形同配给。虽然据说一对新人是两情相悦，但这种做法显然无法让做父亲的感觉愉快。不久，可能是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有人举报谢再兴的两个朋友走私，贩卖皮革等军用物资。朱元璋立即将此二人杀死。当时，江南早已进入潮湿闷热的黄梅天气，朱元璋派人把二人已经腐臭的脑袋，悬挂到了谢再兴的办公场所，同时，命派去做这件事的人夺了谢再兴的军权，从而，导致他率兵叛投张士诚。
前面说过，这次叛变发生在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前夕，假如陈友谅和张士诚能够把握好时机，后来的历史会如何发展就很难说了。
朱文正则是朱元璋的亲侄子，以大都督衔坐镇南昌。在决定生死的鄱阳湖大战之前，他以艰苦的南昌保卫战，立下了将陈友谅拖在南昌城下八十多天的大功。此人年轻，手握重权又立大功，于是，骄横异常。据说，他任意掠夺民间有姿色的妇女，淫逸无度，被人告到朱元璋那里。于是，朱元璋在论功行赏时，便没有给他赏赐。此后，他认为朱元璋赏罚不公而心怀怨恨，并一度在其他人的撺掇下准备谋叛。结果，又一次被人告发，导致朱元璋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南昌，朱文正仓促来迎，朱元璋斥骂说：“小子打算干什么？”将他带回，禁锢而死。
其他人姑且不论。这三位被他视作心腹甚至是其亲戚的人，起了这般心思，显然不能说朱元璋完全没有责任。从后来的情况看，他虽然没有过分为难这些人的遗属，然而，从此后的众多谈话与举动判断，他基本上还是把这些情形归结到了人性自私险恶、人心奸诈难测，根本经受不住外界的诱惑，从而不可信任上面去了。这是他维持自己心理平衡的需要，也应该是他必欲置那些昔日战友们于死地的心理动因。事实上，平心静气地观察与分析，具有朱元璋这样生命阅历的人，上述事件引起的如果不是这种心理反应，可能反倒是一件不真实、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了。
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爆发“胡惟庸奸党案”，到洪武二十三年，即公元1390年牵连杀死李善长等，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的“蓝玉奸党案”，朱元璋的政治谋杀缠绵持续了十多年，被卷进去杀死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大约有五万人上下。其中，有些人自有其取死之道，其罪大恶极，实属该杀，譬如朱亮祖。但更多的人则冤哉枉也，死得稀里糊涂不明不白。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类政治格言，在我国会特别多，使用频率会特别高的原因。
洪武三年，第一次大封开国元勋。共封六个公爵，二十九个侯爵。其中，李善长以开国第一功臣的文臣身份，受封公爵，其余公、侯则全部是武将。公爵的待遇是每年三千至五千石禄米，按照并不精确的折算，大约相当于今天三十五万至六十万元人民币的年薪；侯爵的待遇是每年九百至一千五百石禄米，大约相当于今天十二万至二十万元人民币的年薪。此外，还有一次性的赐府第，就是国家分配住房。由于国家尊严与观瞻所系，这些房屋的外观与质量在当时应属上乘。至于赏赐金银及绫罗绸缎等，数量可能不是很多。此外，公、侯们享有子孙世袭的免死铁卷，就是为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所谓免死牌。这种东西样子像瓦，铁质，上面镌刻着皇帝诏敕，底部刻写着本爵及其子孙免死的次数，字用镂金，相当漂亮。
从待遇上看，明初开国勋贵和文臣武将的收入，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一个朝代。
在纵向上比较，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成为安置功臣权贵的一个荣誉性职衔，其年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元人民币的样子，比明初至少高出了五六倍。明初宰相的收入，大约是在一千石米左右，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来自皇家的杂项收入，总体大约相当于今天年薪十至二十万元人民币。宋朝宰相的年薪则大约是一百八十万元到二百万元的样子。
从横向上比较，这些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与帮助他治天下的文武们，其待遇远低于仅凭血统便地位崇高的皇亲国戚。
当时，朱元璋的儿子们封亲王，其待遇是每年五万石禄米，加两万五千贯钞。钞是当时由中央政府发行的纸币，其价值跌宕起伏极大，专门写一本厚厚的博士论文，可能都写不清这些古代纸币的故事。按当时的情形，行情好时，这两万五千贯钞大约可以购买两万五千石禄米。公主和驸马的待遇则是每年两千石禄米。
当时，全国共有一千零一十三个县，正七品知县，年收入为九十石禄米。
由此可以算出，朱元璋的四十二个子女中，每一对子女的待遇，大约相当于十个最重要的开国元勋，相当于五六十个宰相；每十对子女，便相当于全国差不多全部县官收入的总和。
如此分配与收入的不公，在公开提倡不公的我国古代，可能也算得上是离谱了。后来，有人在谈到明代及其以后，贪官污吏的成长呈现特别繁盛的景象时，曾经将原因归结为官员们的薪酬太低。应该说，这既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但却可以看成是重要原因。想想看，当官员们不管如何荼毒下属和百姓，只要搞定上司，就可以荣华富贵时，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更多的理由，不使官员们变成上司面前的巴儿狗和下属与百姓们面前真正的恶狗。在此种情形之下，想让全国官员都像海瑞一样生活与做官，不啻于痴人说梦。不过，说起来，这可能确实是朱元璋的一个理想，也可能是明代社会显得特别七扭八歪的主要原因。
朱亮祖勇猛善战，是帝国第一批封赏的开国功臣，是为永嘉侯，享有侯爵的全部待遇。洪武十二年，即公元1379年，被朱元璋派遣去镇守广东。
此人除了能打仗之外，其他方面基本可以归于恶棍之列。他到广东之后，很快与当地的土豪恶霸们搅到一起，成了这帮家伙巧取豪夺、横行乡里的靠山。结果，与当地一位深受民众爱戴的县官道同发生冲突。
道同是蒙古族，属于真正的好官。我国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好官，他们一般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生性刚直宁折不弯，其二是真的从心里相信仁义道德，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道同就是这样一个人。据说，直到六百年后的今天，广东番禺一带民间，还有供奉道同牌位的说法，这可能是重要原因。大约也是为此，朱亮祖心里很是厌烦。
一次，道同将一帮欺行霸市、敲诈勒索的流氓当场抓住，然后，拴成一串在繁华商业区示众。朱亮祖出面请道同喝酒，为这帮坏蛋讲情。不管是论爵位，还是论级别，这位侯爷都比道同高出不止十级八级，算是给足了道同面子。谁知，道同很诚恳地希望朱亮祖不要为这帮子人渣坏了自己的名声和体面，没有买账。
第二天，朱亮祖亲自出马，当场打碎枷锁，释放了那一干人犯。后来又找机会，以礼仪不周的名义，把道同当众痛打了一顿。
当地一个罗姓富豪，看出这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便将自己美貌的妹妹送给朱亮祖做妾，外加不算菲薄的嫁妆。此后，成为侯爷小舅子的罗姓富豪便越发富豪起来。致使道同不断收到百姓求他为民作主的状子。其中大体包括诸如占人田宅、霸人妻女、强买强卖等等。道同忍无可忍，把侯爵的小舅子抓进了监狱。朱亮祖闻讯，立即派兵包围了县政府，并将该人犯——罗氏舅爷抢出。
就此，道同被挤在天职、天良与天敌之间，再无回旋余地。此后发生的一切，便是标准的中国式悲喜剧了——
道同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控告朱亮祖。而朱亮祖则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快马加鞭地将自己对道同的控告信，抢在道同之前，送到了皇帝手中。朱元璋看到朱亮祖的报告后，立即派人前去斩杀道同。几天后，道同的报告到了，朱元璋马上意识到其中有诈，命人飞骑追赶前面派出的使者并调道同入京。结果，朱亮祖早已安排专人，买通前一位使者，日夜兼程地赶到广东，在追赶的使者到来之前，杀死了道同。
随后，朱元璋下令锁拿朱亮祖父子进京。
公元1380年，即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三——之所以特别点出这个并不重要的日子，是因为此时帝国历史上著名的“胡惟庸奸党案”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前一年刚刚被派往广东的朱亮祖父子被押进午门。据说，此二人跪地膝行，就是用膝盖跪在地上走路，来到朱元璋面前后，“以头撞地”，口称罪该万死。朱元璋挥起鞭子就打，武士们也看出朱元璋要的是催命棍，于是，更加不遗余力。最后，据说朱元璋是亲眼看着这一对父子气绝身亡后，方才气咻咻地悻悻而去。
不知朱元璋的性情中，是否具有某种完美主义的倾向。其人一生行事，对于违犯法纪者基本是毫不容情。譬如，还是在战争年代，他手下大将胡大海手握重兵在外，他的直系亲属犯禁酒令被朱元璋抓住。当时，有人劝朱元璋手下留情，免得激出不可测之祸。朱元璋的反应是，宁愿胡大海叛逆，也决不能放纵，下令立即处死。开国后，有一个家伙“尚”公主——就是娶了朱元璋很喜爱的一个女儿。当时，凡是娶皇家公主的，都叫“尚”公主。大约是有所倚仗的缘故，这位得意忘形的驸马爷犯了走私枉法罪，朱元璋知道后，将跪在面前苦苦哀求的女儿痛斥一顿，然后，算是给他们夫妇留了体面，勒令该驸马必须自杀，并将同案人犯全部杀死，全不管女儿守寡与否。朱亮祖的例子则是一个典型，表明在这场政治战中，有一批人，确实是撞到他枪口之下的为非作歹者。
而绝大多数牺牲者，则可以肯定并非如此。
在鞭死朱亮祖时，“胡惟庸奸党案”的序幕已经拉开将近一年，此时，正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刻。
应该说，胡惟庸其人不是一个特别值得同情的人，但也很难归入大奸大恶之类。他很有才气，写得一手好文章，做事情干练机敏，不论多么棘手，皇帝交办的事情，都能办得干净利索，相当到位。因此，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颇受朱元璋信任和倚重，甚至相当长时间里一人独揽大权。即一个人当宰相，时称“独相”。
但史料中有一个情节，相当意味深长，朱元璋曾经就胡惟庸能否做宰相一事，征求过刘伯温的意见。显然，刘伯温不看好此人。他将胡惟庸形容成是一个喜欢撒欢尥蹶子的生牛犊子，认为让他驾辕，会把车弄翻。我们知道，刘伯温料事如神，是一位不亚于诸葛亮的神奇人物，朱元璋对他的意见一般都很看重。但是，这一次，刘伯温错了。
此后，朱元璋就当没有听过刘伯温劝告似的，接二连三地提拔胡惟庸，直到让他做了宰相。同时，纵容胡惟庸并自己亲自动手，三番五次地折磨刘伯温，使他完全陷入一种生不如死、如履薄冰的境地，很快便染病在身。
在非正式史料的描述中，谈到了一个故事。
在刘伯温战战兢兢地留在京师，不敢返回家乡去的日子里，朱元璋曾经赏赐给了刘伯温一个很美貌的侍姬。刘伯温知道这是来监视自己的，因此，特别小心翼翼。
当时，为了一个基本算不上过失，但皇帝认为是过失的事情，朱元璋下旨，令刘伯温将一篇无用的文书必须每天抄写一遍，以示惩罚。这实在无聊。时间一久，皇帝也不再提起此事，而且待刘伯温亲切如初了。六十五岁的老翁刘伯温也就不再抄写。而在此期间，那位美丽的女孩子，却真心爱慕上了这位老先生的人品才学，使老人凄怆苍凉的心境得到不小的慰藉。
谁知，很久以后，朱元璋突然下令，要检查太久之前给刘伯温留的家庭作业。刘伯温一下子懵了，他哪里可能拿得出来？这虽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但安上一个抗旨的大罪名却恰好合适。刘伯温惶恐无地，由此知道，皇帝这是想要自己死。
不料，那位聪颖的女子却比刘伯温更了解皇帝。她每天都在悄悄替刘伯温抄写，遂使刘伯温得以交卷。朱元璋相当失望，却在随手一翻之际，看出后面的字迹有异，询问之下，得知实情。皇帝没有表示什么，放过了刘伯温。
据记载，刘伯温晚年丧妻，对那位女子充满爱怜与感激。他离开皇宫，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向她报喜，没有注意一队轻骑兵风驰电掣般驶过身边。刘伯温到家时，便看到她倒在血泊中，已经气绝。
这段故事，深入人之情感最底层，催人泪下，可能出自时人或后人的附会或想象。不过，哪怕纯粹是传说或虚构，却可以相当传神地表达出人们对朱元璋的一个认识：此人做事情时，是可以埋下很深、很持久伏笔的。
随后，正式的史料便记载说，胡惟庸在朱元璋的暗示下，带着医生去给刘伯温看病。于是，刘伯温的肚子里很快长了个痞块。最后，在一种典型的慢性中毒症状中，辗转反侧，相当痛苦地死去了。
胡惟庸案发后，刘伯温被毒死一事，成为追究胡惟庸的一个由头。朱元璋在后来的各种谈话中也一再申明，刘伯温是死在胡惟庸的毒药之下。事实上，假如没有朱元璋的一再迫害，胡惟庸即便嫉恨刘伯温的品性、才干与威信，但他是否敢于并能够毒死刘伯温，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相映之下，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徐达背部生痈疽之后，据说，朱元璋曾经询问御医，此病最忌讳什么？御医答曰：“蒸鹅等发物。”不久，病情已经好转的徐达，收到了皇帝赏赐的蒸鹅。徐达当着颁赏来使的面，流着泪吃掉蒸鹅，几天后死去。
刘伯温的第二个错误是：帝国的车没有翻在胡惟庸手里，胡惟庸的车倒是翻在了朱元璋的手中，而且是同帝国根深蒂固的宰相制度一起翻掉。
这种情形，相当耐人寻味。
细细翻检当时的各种史料，除了演义的那些，导致胡惟庸翻车的理由，无非诸如大权独揽，拆阅臣民密封奏章，扣压不利于自己的报告，收受贿赂，排斥异己，拉帮结派，等等。大体上是一些可大可小的罪名，有些还是欲加之罪。仔细推敲起来，找不到需要大动干戈，以至于必须牵连进两万多人一起杀掉的理由。
胡惟庸手下的人曾经犯走私罪，并在闯关时殴打官吏。我们知道，朱元璋曾经为同类事情，不顾跪在面前苦苦哀求的女儿，终至杀死自己的驸马女婿。此时，他只杀掉犯事者本人，接受了胡惟庸自己不知情的解释。
胡惟庸的儿子是个恶少，属于在首都大街上可以横着走路的那种人。一天喝醉酒后，宰相公子真的在大街上横着走路，结果被一辆马车撞了。胡惟庸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人将驾车者杀死。朱元璋知道后，立即下令将胡惟庸的儿子逮捕，命其偿命。胡惟庸要求赔偿金钱赎出儿子性命，朱元璋不允。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他是完全可能连儿子带老子一起干掉的，但他未将胡惟庸怎么样。
朱元璋对于胡惟庸和李善长之间的交往，大约是一清二楚。据说，那件被朱元璋砸掉的雕龙金床，最开始是由一位名叫李彬的人交给胡惟庸，胡惟庸搬给李善长，又由李善长献给朱元璋的。胡惟庸与李善长关系相当密切，这可能是李善长在朱元璋面前提携举荐胡惟庸的原因之一。洪武元年，朱元璋来到开封，一方面视察北伐战况，一方面考察开封山川形势。这期间发生了李彬的贪渎舞弊案。这个案件在官修正史上记载得含混简约，实际上，可能是一件极其重要而典型的官场舞弊案。
李彬是中书省都事，属于帝国中级官员。其职责勉强可以类比为总理府副秘书长的样子。他是李善长的心腹。
有一种说法认为——
李善长搬进新宰相府以后，李彬则将老宰相府改造成了一个极其豪华的销魂销金窟，从张士诚及其文臣武将那里俘来的娇姬美眷，许多被填塞其中。张士信有一套著名的纯银雕制的床榻、桌椅、橱柜、屏风、隔扇等，也摆在此处。而且，这里的餐食酒菜，全是由帝国最好的厨师打理制作，被认为远胜皇宫御制。
如果将此只是当成声色娱乐场所，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般的有钱人根本迈不进此处大门。只有有钱、还有帝国官位品级、还有推荐人者，方能入内。那些在此消费过的人，可以自然获得推荐人资格。原因在于此处消费的特殊性质。
开国之初的大明帝国，对于嫖娼的帝国官员惩处极严，可能丢官，甚至丢掉脑袋。但在此处，口腹色相之欲，是必须享用的开胃小吃。然后，才能进入正式消费——就来者想要得到的帝国官职，洽谈价格，预交定金。
据说，中书省都事李彬最高可以答应为消费者运作的官职是宰相助理和六部尚书这个级别，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比中央部委长官还要高级的官职。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消费过的人可自然成为推荐人。因为，假如事情败露，李彬有宰相撑着，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自己的脑袋先掉，则大致是可以肯定的。据说此地每晚的成交额，大约在十五万到二十五万两白银。根据肯定不精确的折算，可能不应该低于一千五百万元人民币。由此，在当时的京城，广泛流传着大宰相府和小宰相府之说。
侦破此事的，就是那位被朱元璋称之为皇家恶狗之一的杨宪。当时，朱元璋远在开封。临行前，委托李善长与刘伯温共同负责京师事宜。李善长负责日常事务，刘伯温负责监察百官。于是，杨宪将此报告给了刘伯温，刘伯温决定搜查小宰相府。
当时，被抓住的李彬坚称此事全部是自己一人所为。官修正史上记载了李善长为此人所作的斡旋，虽然相当简略，也没有谈到其他人的作为，却也足以透露出李善长与此人的亲密关系。当时，甚至在朱元璋亲自从开封发来处死李彬的命令时，李善长还试图以天象的理由挽救李彬的性命。在刘伯温的坚持下，事情以李彬被杀掉告终。后来，杨宪死在李善长手里，而刘伯温则死在胡惟庸手中。除了朱元璋的因素之外，相当多的人们认为，李彬贪渎事件是双方交恶的导火索。
有一种推测，认为根本就是宰相李善长的大儿子与李彬合谋做下的这桩大买卖，否则，李彬断然没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而李善长也不会这样明目张胆、疏忽大意。从当时情形和李善长一生行事判断，这种推测很有可能是接近实际情况的。（上述关于李彬的故事，出自董宇峰、周实合著之《刘伯温》一书。此书可能有想象与虚构的成分。笔者没有证据，窃以为极有可能是最接近当时情形的推测。故姑引于此，并向二位先生致谢。——笔者注）
李善长、胡惟庸、刘伯温、杨宪诸人之间，关系复杂，在此没有必要展开叙述。但上述事项很有可能是一把钥匙，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大明帝国开国之初那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同时，我们需要知道，当时，帝国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几百万两白银。以朱元璋对人事关系的高度敏感，想要让他相信，只有李彬一个人就能够在帝国官场掀起涉及几百万两白银的丑闻来，恐怕是有些勉强的。不久后，他早早让李善长离开宰相之位，这件事或许是原因之一。甚至，这也可能是引发朱元璋后来一举端掉宰相制度的诱因之一。于是，就和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提拔使用密切相关了。
关于胡惟庸案发时的情形，各种说法很多。择其大者，可以注意下列两种完全不同的说辞：
按照《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说法，说是胡惟庸老家的旧宅井里，忽然长出竹笋，高出水面数尺。拍马屁的人们又说，他家三代祖坟上，夜晚火光烛天，是为大吉大利之兆。于是，胡惟庸开始想入非非。他儿子与马车的事情发生后，胡惟庸开始谋划造反。
到1380年，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报告朱元璋，说自己家里的水井冒出醴泉，就是甜蜜的美酒，请皇帝临幸。朱元璋答应了。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冲到皇帝的车马前面，激动地拉住马缰绳，舌头像被夹住似的急得说不出话来。朱元璋怒其不敬，左右乱棍齐下，几乎把他的右臂打断，差点打死。但此人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忍痛不退。朱元璋似有所悟，立即返回去，登上宫城观察，发现胡惟庸家里的墙道间，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即发羽林掩捕”之。
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
考之《明太祖文集》卷七，情形却又是另外一样。
这里说胡惟庸被捕，是在公元1379年，即洪武十二年九月。
当时，占城国——地在今天越南中部的一个城市国家，使臣前来朝贡。朱元璋不知道此事，于是大怒。胡惟庸和副宰相叩头谢罪，并把责任推给了礼部。礼部坚称已经报告中书省。朱元璋更为恼怒，连下敕书，说：“你们互相推卸责任，朕不聪明，不知道究竟谁该负责，所以囚省、部，一定要追究到底。”表明当时的两位宰相和礼部尚书，已经都被抓进监狱里去了。
这样一来，前一种说法便无从谈起了。
第二年正月初二，一个被抓进监狱的胡惟庸部下与亲密战友，突然揭发说，胡惟庸想要谋反。结果，牵连缠绵，雪团越滚越大。
正月初六，胡惟庸为首的一大批人及其家族便被全部杀死。
第二天，正月初七，朱元璋宣布进行一项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这项变革，在整个中国政治史上都堪称为一重大事件，这就是历时近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被正式废除。从而，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政治格局。
以此为由头，朱元璋对官吏队伍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大清洗。时间持续了十多年，死于此案的人数至少在两万人以上。
于是，以往一直有一种几乎是权威性的结论，认为“胡惟庸奸党案”是朱元璋为代表的君权与胡惟庸为代表的相权之间长期斗争，最后，君权大获全胜的结果。
从上述扑朔迷离、波诡云谲的情势看，这种说法可能是值得推敲的。
我们知道，在处理许多事情时，当朱元璋感到不快或不安，其杀伐决断常常间不容发。为什么在对胡惟庸的问题上却不是这样？
比如——
王文禄在《龙兴慈记》里记载：
常遇春是朱元璋最喜爱的猛将，民间传奇中，有许多此人神奇的作战故事。他家里有一个妒悍成性的夫人，致使常遇春根本不敢挨其他女人的边。朱元璋知道后，挑选了两个美貌侍姬送到常遇春府上侍奉。一天早晨，一位侍姬端洗脸水侍候常遇春，常遇春在该女子的手上摸了一把，说了句“好白的手”，便出门上朝公干。晚上，大将军回家后，他的妻子送给常遇春一个包装讲究的礼品盒，大将军打开一看，里面盛着那位女孩子的双手。常遇春魂飞魄散。如此对待皇帝赏赐的人，按照当时的法律，至少属于灭族的大不敬之罪。
随后，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常遇春心事重重的模样被朱元璋发现了，逼问缘由。常遇春不敢隐瞒，跪在地上，讲出了这件事情，请求朱元璋宽恕。朱元璋表示，这算不了什么，我再送你两个就是了。然后继续开会。其间，朱元璋在奉茶的侍卫耳边说了几句话。最后，每个与会的重要臣僚都收到了一个匣子，上面大书“悍妇之肉”四字。里面装着常遇春被肢解了的妻子。据说，常遇春的癫痫病就是此时落下的，他正值盛年便暴病而死，可能也与此颇有一些干系。
在《九朝谈纂》中还有一个记载。
徐达有两位正夫人，一位是张夫人，一位是谢夫人，就是朱元璋做主嫁给徐达的谢再兴之女。张夫人会武功，经常随丈夫出入战场，可能教养不是太好，说话不走脑子。大约属于在北京人嘴里会被称呼为“事儿妈”的那种女人。一次，做了皇后的朱元璋之妻马夫人，宴请那些文武功臣们的妻子。席间，马皇后说：“大家都是吃过苦的人，那时，哪里想到会有如今的好日子。”大家纷纷附和，说了不少逢迎拍马屁的喜庆话。谁知，首席武将功臣徐达的这位张氏夫人冷冷地接了一句：“都是穷过来的，如今我家可不如你家。”一时间，在场的人们全都傻了，谁都不知再说什么好。
这件事情不可能不传到朱元璋耳朵里。不久，有一次宫中举行宴会，招待重要臣僚。朱元璋来到徐达面前敬酒，敬酒词曰：“牝鸡司晨，家之不祥。我这杯酒是特意来祝贺你可以免去灭族之祸的。”徐达一头雾水，不知所言何谓。回家后才知道，自己的张氏夫人已经被皇帝派人来杀了。
朱元璋一生行事，为微小过失杀人，大抵如斯。为什么对胡惟庸偏不如此？须知，常遇春、徐达、刘伯温诸人的地位与威望全部远高过胡惟庸。
倒推回去九年，公元1371年，即洪武四年正月初二，春节第二天，李善长被朱元璋强迫退休。这一年，李善长五十八岁，从他一口气活到七十七岁还很硬朗的情形看，所谓“高龄”一说相当牵强。这位李善长曾经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萧何，是公认的帝国第一开国功臣，在军民中之声望不可谓不高。朱元璋偏偏在给予他崇高赞誉之后，不让他继续做宰相。同时，刘伯温的才干、品性与威信远在胡惟庸者流之上，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张良，朱元璋也同样不让他做宰相。朱元璋似乎打定主意，就是要将那个可能撒欢尥蹶子的胡惟庸扶上宰相高位。其中，或许有深意在焉。
废除宰相制度，为一千五百多年所未有。处理如此重大的事宜，假如是在胡惟庸案发时才临时起意，这未免把朱元璋的性情和谋略都看得过于简单儿戏了。
当年，他使用杨宪诸人开锦衣卫之先河时，曾经很明白地说出，这些人就是他养的几只恶狗，他要放出这些恶狗去替皇家看门、守院、咬人。尽管杨宪当时的表现和胡惟庸一样聪明伶俐，并且爬到了差不多是宰相助理的位置。最后，完成了他的使命时，还是被朱元璋送上刑场。
同样，对李善长，朱元璋能够隐忍十九年，直到洪武二十三年，才生拉硬扯地将已经七十七岁的李善长拉进胡惟庸奸党案，一举杀掉其全家七十多口人。
由此回望胡惟庸，如前所述，其人弄权行私的事例不算少，有些，朱元璋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以往的关键时刻，刘伯温多次为他指出命门所在，他相当了解刘伯温的本事。以他的心细如发和决不容眼睛里揉沙子的性情，应该不会对胡惟庸其人的作为和刘伯温如此清楚的提醒掉以轻心才对。
从朱元璋一生行事和众多文件书信中，我们知道，朱元璋是那种事无巨细，几乎无微不至的性格。然而，在如此长时间里，放手甚至是纵容胡惟庸，以至于一度容忍其为“独相”，其中一定隐藏着重大的理由。
因此，作出这样一个推断，或许不算特别冒昧：以李善长和刘伯温的功劳、威信与才干，假如他们在宰相的位置上，那么要想端掉宰相制度，其难度要大得多。因此，朱元璋很有可能就是要在宰相的位置上，放胡惟庸这么一个人。他需要这样一个权欲熏心、并可能利令智昏的人物，需要他替自己清除障碍，如消灭刘伯温。他还需要这个人，以其撒欢尥蹶子，为自己提供一举端掉宰相制度的理由。否则，位高望重的开国宰相李善长尚且可以轻轻搬开，十个胡惟庸可能都不需费此周张。
于是，所谓“胡蓝奸党案”是不是莫须有的冤案，已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从现在已经整理发现的资料看，其逻辑混乱、矛盾百出的情形，只能让人坚信一点，那就是，即便没有发生“胡蓝奸党案”，也会有其他的什么案。如果没有胡惟庸和蓝玉，也会有其他的什么人被拉出来顶缸。为了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必须有人被装进那心思细密、深谋远虑的天罗地网。否则，就有太多的事情，令我们无法解释圆满。
朱元璋的心思细密之处还表现在，当处理胡惟庸并端掉宰相制度时，他很小心地将李善长和一批武将们摘了出来。原因是李善长虽然与胡惟庸关系亲密，但此时威信尚存，且同情者亦多，因此将他放到了十年之后处置。同时，帝国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也不是打击武将的合适时机。因此，朱元璋用称得上是深情款款的语言，将李善长和深卷其中的几位将军开脱出来。
终于，公元1393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值帝国所有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不久，将帝国军事将领几乎一网打尽的“蓝玉奸党案”即告爆发。
从史料上看，这位蓝玉虽然百战功高，却远没有徐达之死那么令人同情。原因是此人的贪横恣肆与朱亮祖大约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有一个我们在电视剧中曾经看到过的细节，决定了此人难逃朱元璋之手：前一年年初，平定四川西部建昌地区叛乱时，朱元璋派蓝玉为领兵主将。出发前，他将蓝玉召到京城面授机宜。当时，蓝玉随身带了几员将军一同觐见。朱元璋要把密令单独授给蓝玉，便令其他人退出。谁知，连说了三遍，几位将军都一动不动。直到蓝玉挥了挥手，这几位将军方才退下。
这年四月二十五日，朱元璋三十九岁的皇太子朱标突然病死。至此，朱元璋在幼年丧母、中年丧妻之后，又遭受人生第三大不幸，老年丧子。这一年，朱元璋六十五岁。五个月后，九月十二日，朱元璋立朱标年仅十六岁的长子为皇太孙，作为皇位继承人。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朱元璋已经开始筹划对帝国武将们的清洗。他必须为比皇太子还要柔弱的皇太孙，清除掉来自朱家之外一切可能的威胁。
当年底，蓝玉平叛胜利，十二月班师回朝。转年正月初十左右，蓝玉回到南京。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人控告蓝玉谋反，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被当场逮捕。一天后，公元1393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朱元璋就下令将他处死了。到当年五月一日，朱元璋已经将京城各军府、卫所的中高级将领基本牵连进来杀光，并将自己亲自作序的蓝玉《逆臣录》公告天下。就这样，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将大约两万多需要干掉的人大体清除完毕。
胡惟庸一案结束后，颁布了一个《昭示奸党录》。谁知不久就有人为李善长公开辨冤，致使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今天已经无法看到。这份《逆臣录》同样可笑，它煞有介事地选录出近千人的口供，并记载着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前往蓝玉的公爵府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的故事。于是，这位曾经百战百胜的大将军，霎时间变成了一个不是弱智、就是脑子进水的阴谋造反者。
第二年，公元1394年，即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元璋将一位类似徐达的人物逼死，他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大将军、颍国公、太子太师傅友德。
从史书的记载上判断，这位傅友德作战勇猛，爱兵如子，深有谋略。据说，他平素沉默寡言，每临战事却常能身先士卒、出奇制胜，是故，其人身上的刀剑伤痕不下百余处。而且，此人在个人品行上也几乎无懈可击，相当自爱。因此，从一个普通的校级军官，一直成长为屈指可数的帝国开国功臣，为朱元璋册封的全部九个公爵之一。在史家笔下，对他的评价甚高。史书中也记载了许多这个人惊心动魄的作战故事。
他的死，同样惊心动魄。
傅友德有四个儿子，公认的仪表堂堂且聪慧过人，傅友德爱如性命。他的长子是朱元璋的女婿，尚寿春公主，为驸马。二儿子过继给了自己的弟弟，三儿子是皇宫卫队军官，最小的儿子则战死在沙场。因此，当时他有两个儿子，即驸马和皇宫卫队军官在他身边。他的小儿子战死时，傅友德悲痛欲绝。从此，对剩下的两个儿子倍加疼爱珍惜。当时，朝野中很多人都知道，大将军傅友德特别怜子。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朱元璋举行盛大宴会。谁都没有想到，大家刚刚坐定，朱元璋突然提出的话题是，傅友德担任宴会警卫的儿子简慢无礼。傅友德连忙站起来，打算赔罪。不料，朱元璋也立即站起，喝问道：“你站起来干什么？哪个让你站起来？”傅友德赶紧埋首坐下，不敢吭声。朱元璋下令说：“去把你的两个儿子叫来。”傅友德遵命向外走去。他刚刚走到门口，朱元璋的贴身卫士便赶来传旨：“带二人的首级来见！”随即，递给傅友德一把宝剑。
傅友德提着两个儿子的人头返回时，没有下跪，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呵斥道：“你怎么这样残忍？莫非是怨恨我吗？”傅友德大吼：“你不就是想要我们父子的人头吗？你不就是想要我遂你的心愿吗？”说完，横剑自刎而死。此时，距离蓝玉案爆发，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
朱元璋当即暴怒不已，下令除他自己的外孙之外，将傅友德全家查抄、流放到云南去。云南全省，正是傅友德带领大军收归大明帝国版图的。此时，朱元璋的女儿寿春公主已经去世。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了朱家的天下，朱元璋并不在乎把任何人推进火坑与地狱。并且，到蓝玉案之后，他已经索性不再费心为自己寻找借口了。
公元1395年，即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又是春节过后不久，冯胜被逼自杀。
对此，不必过多浪费笔墨了。我们只要知道，这位冯胜和傅友德一样，是朱元璋所封的全部九个公爵之一，而且是帝国建立之后第一批册封的六大公爵之一，就可以知道此人的战功与地位了。
可能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后遗症。马放南山后，这位本来是读书人出身的大将军、宋国公、太子太师却静不下来。他在书房里坐不住，不再能读得下去书，偏偏喜欢骑骏马在旷野奔腾驰骋。他在打谷场的地底下埋了许多个大腹小口的瓦瓮，然后，陶醉在那轱辘压上去时，所发出的类似铁马金鼓的“咚咚”声中。由此，在和自家的一个亲戚发生口角后，被该亲戚向朱元璋控告为私埋兵器。遂在朱元璋逼迫下自杀。距离傅友德自杀只过了两个月零几天。
到朱元璋死前，他所封的全部九个公爵，除病死者外，只有一个信国公汤和，得以善终。原因是，此人第一个交出兵权，且久患中风，除了不停地淌口水，已经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清楚了。
他所封的全部54个侯爵，在朱元璋死前，只有人们普遍认为最平庸、最没有威胁的两个还活在世上。
在上述一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朱元璋在解决我国农民问题、士绅阶级即豪门富户问题、官吏问题、文臣武将问题和宰相制度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全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极端。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不断看到——
朱元璋针对读书人所制定的、与以往具有极大差别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将“经义取士”推向极端，使我国知识分子终至形成了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式的心态与面目，直到公元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将皇帝的威权推向极端，并在未来的岁月里，逐渐演化出了我国古代的内阁——司礼监制度。从而，酿成了历史上最为僵硬且风险极大的政治制度，和最为严重的宦官弄权现象。
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在把军队与农民和农业生产相结合后，则将军队与国防建设推到了极端。
朱元璋所建立的锦衣卫，开大规模公开使用秘密警察之先河，将我国古代的特务制度推向了极端。
细细品味起来，这些极端的做法与制度建设，充满了高度的理想化色彩。从中完全可以看出朱元璋意图建立一个完美的朱家天下的真实努力。天下臣民和世间所有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理想。
朱元璋，至矣尽矣。
该做的，不该做的，朱元璋算是全部做尽做绝了。
从此，他所做的这一切，与他所订立的祖宗家法——《皇明祖训》一道，成为帝国传统，有如遗传基因，深植其子孙的每一个细胞，并宿命般地笼罩在大明帝国的上空。它们扭搅在一起，伴随着朱元璋很少考虑到的人性因素，在时间与空间中长久地膨胀，发酵，扭曲，演变。最后，在许多方面，走到了与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的方向。帝国从上到下，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致使这个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国家，如今就像一个被关闭了发动机又无人有权启动的庞然大物，静静地卧在世界的东方。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则仿佛被裹挟或绑架一般，大体丧失了创造的能力。
在此期间，文艺复兴照亮了欧洲中世纪黑沉沉的夜空，一架功能强大的发动机轰然起动，逐渐加速。世界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世界了。

第五章 “顽主”正德皇帝：睁着眼睛尿炕
时间，仿佛在凝固中悄悄滑过。
明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即公元1505年6月19日，帝国皇太子朱厚照即皇帝位，时年十四岁。定年号正德，是为正德皇帝，史又称明武宗。他既是大明帝国的第八位皇帝，又是帝国的第十位皇帝。
这八和十之间，着实包含了帝国的一段尴尬，包含了皇家的许多辛酸——
朱元璋死后，时年二十二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是大明王朝的第二位皇帝。“炆”这个字，在古代汉语中有用小火慢慢烹煮食物的意思。这位青年皇帝人如其名，全无乃祖之风范，和他的父亲——三十九岁就死去的皇太子朱标一样，是在儒家“仁者爱人”之类学说中泡大的。历史学家们时常用诸如“少见的仁柔皇帝”一类字眼来形容他。他力图效法西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以巩固中央政权。封为燕王的皇四叔朱棣，也效仿“七国之乱”时“清君侧”的口号，在藩国封地北平即今日之北京，发起“靖难之役”。
愣头愣脑的汉景帝，有一个父亲汉文帝留给他的千古名将周亚夫，那位飞将军李广也是在此时崭露头角的，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仅仅几个月便告平息。而饱读圣贤之书长大的建文帝朱允炆，尽管掌握了全国的资源，却除了几位教导他真心相信儒家理想的老师外，能打仗的将军让他的皇爷爷朱元璋已经杀光。他不懂、不会，也不知道怎样使用新生代将军们，去对付北平那一隅之地。
四年后，朱棣直捣南京，夺走了皇位，成为大明王朝的第三位皇帝。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众说纷纭，不必细说。
这位朱棣对付不肯赞同自己的皇家旧臣的手法，同样残酷。
方孝孺，是建文帝的老师，文名极大，时人号称没有了方孝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让他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他痛哭，声彻宫殿。朱棣告诉他：“我是在效法周公辅佐成王。”孝孺问：“成王在哪里？”朱棣说：“他把自己烧死了。”孝孺道：“那你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朱棣回答：“国家倚赖年长的人治理。”孝孺说：“那就应该立成王的弟弟为君。”朱棣走到孝孺身旁说：“这是我的家务事，先生不必太辛苦地操心啦。”然后，命左右拿纸笔给孝孺，让他起草文告。孝孺边哭边骂，曰：“死则死耳，诏书决不可写。”朱棣威胁道：“想死可没那么容易，你不想想自己的九族吗？”孝孺回答：“就算是十族，其奈我何？”
朱棣下令，用刀将孝孺的嘴一直切割到两只耳朵处，然后当着孝孺的面，杀死朱棣口中的方孝孺十族。
按照我国古代制度，企图造反是诛灭九族的罪名。这九族包括内容如下：
获罪者自己父亲一系的祖父母、父亲的兄弟姐妹、获罪者的堂兄弟姊妹及其所有子女等为四族；母亲一系的外祖父母、母亲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等为三族；妻子一系的父母和妻子的兄弟姐妹为两族。
灭十族则为永乐皇帝朱棣所发明，还包括了方孝孺的学生与朋友。共计牵连杀死八百七十三人。史书记载，当杀到方孝孺的小弟孝友时，孝孺看着他，泪流满面。孝友吟诗安慰哥哥。
其诗曰：
  <blockquote>
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blockquote>
铁铉是建文帝的兵部尚书。被捕后，背对着朱棣，不肯趋附。朱棣命人割下他的鼻子，煎熟后塞进他口中。朱棣问：“好吃吗？”铁铉回答：“忠臣孝子的肉，当然好吃。”朱棣命令将他凌迟处死，并下油锅炸成焦炭。（以上事见《明史纪事本末》卷18，“壬午殉难”）
史家估计，此次，朱棣牵连杀死不肯趋附的臣子及其家属，可能在万人以上。对于所有没有杀死的臣子妻子儿女，男性发遣为奴，女性则送入妓院。他的一个标准做法，是命每天由二十个健壮士兵轮奸一位女性，并每日轮换士兵。在阅读这位皇帝亲自为此下达的圣旨时，如果你不知道这是出自皇帝的手笔，定会怀疑那狠毒与奸恶的安排，应该来自最坏的恶棍加流氓的肚肠。
建文帝封为太子的大儿子，则被禁锢在一个没有门窗的房子里，每日只在一个碗口大的洞里递进去食品与水。五十多年后，此人被释放出来，已经成为一个全然不知鸡鸭猪狗为何物的废人。
当过四年皇帝的建文帝年号，也被朱棣一笔勾销，就当全然没有过这么一个人。建文帝四年由此变成了洪武三十五年。于是，在大明帝国的皇家与官方记载里就少了一位皇帝。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拨乱反正，恢复过来。
另外还少的一位皇帝，就和正德皇帝的曾祖父正统皇帝有关了。在这前后一段时间里，大明帝国皇家发生了不少事情，很闹。听上去没劲，讲起来也无聊。
帝国第三位皇帝朱棣死后，第四位洪熙皇帝仅仅在位不到一年就死掉了。此后，经过为期十年的第五位宣德皇帝，到第六位正统皇帝在位期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皇帝被蒙古族骑兵俘虏，皇弟由监国到即位，成为大明王朝的第七位皇帝——景泰皇帝。一年后，正统皇帝被释放回来。结果，当初，他被俘时，不太愿意受推举监国并做皇帝的弟弟，如今却已经做出了瘾头。过去的皇帝哥哥立即被如今的皇帝弟弟下令，软禁在南宫里，时间长达七年。然后，几个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家伙，帮助正统皇帝南宫复辟，将重病中的景泰皇帝赶下台去，正统皇帝又变成了天顺皇帝，是为大明王朝的第八位皇帝。
于是，大明帝国的历史上，又少了一个皇帝的年号。这是所谓明朝十六帝，实际只有十五个人的原因，也是明皇陵中，除朱元璋葬在南京、其孙子建文帝下落不明之外，北京只有十三陵的原因。
正德皇帝朱厚照真正是在蜜罐儿里长大的。他是父亲弘治皇帝与母亲张皇后亲生的嫡长子，而且是整个大明帝国二百多年中唯一的一个由皇后亲生的嫡长子。
按照史学界比较通常的看法，明朝的皇帝中好的少，坏的多。而朱厚照的父亲弘治皇帝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皇帝。
弘治皇帝的童年相当悲惨，他的母亲纪氏可能是来自广西瑶族的一个低级宫女，职责是看守宫中的某一个库房。被皇帝偶然宠幸了一次而怀孕。
这位皇帝，就是正德皇帝的祖父、弘治皇帝的父亲——明王朝第九位皇帝成化帝朱见深，史称明宪宗。明宪宗能够让人记住的事迹不多，除了下面将要讲到的故事之外，今天收藏界很喜欢的成化瓷器大约可以算一件。
成化皇帝的父亲就是主演“土木堡之变”的两朝天子正统-天顺皇帝。在正统皇帝被禁锢于废宫中时，已经被立为太子的朱见深也被废掉。从此，在饱受恐惧与惊吓中长大，身心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至于变得极度怯懦、柔弱，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当时，一位姓万的宫女负责照顾他。这位比他大十九岁的万姓女子陪伴着他，以只有女性才能具有的、真正慈爱而伟大的胸怀，给了这个可怜的男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
著名的“夺门之变”——南宫复辟发生后，正统皇帝成功复位，成了天顺皇帝。
这位正统皇帝，当年做了一件事情，让中国历史记住了他的名字，那就是宠信大宦官王振，从而导致了“土木堡之变”，使帝国蒙受巨大伤害和侮辱。而如今，变成了天顺皇帝的他，又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极其恶名昭著的事情，就是杀死了于国家民族有大功的于谦；还有一件颇为无聊的事情，则是不承认自己亲弟弟当了八年皇帝的资格，死后不许进入皇家陵园。
而此时的朱见深，也摇身一变，又成了尊贵的皇太子。从此，直到做了成化皇帝，终生对那位万姓女子——后来封为万贵妃，情深意重，至死未变。甚至为了她，将正宫吴皇后都废黜了。
当此时，这位万贵妃也变化不小。
她深受宠爱，从而权势极大，几乎一个人垄断了成化皇帝的爱情生活与性生活。据说，这位万贵妃姿容并不出色，但在皇帝眼中却是天下最美丽的女子。她时常喜欢女扮男装，全副戎装地出现在皇帝身边，英姿飒爽之中，更添妩媚风情，使得皇帝对这位大自己十九岁的贵妃，至为依恋。
她曾经生过一个儿子，不久后夭折。从此，宫中凡是怀孕或生育过的妃嫔及其子女，几乎全部被她弄死。
她知道纪氏怀孕后，派一个太监逼迫纪氏服下堕胎药，可是这个孩子命大，没有被打下来。于是，这位太监就与被废黜的吴皇后商量，悄悄把纪氏藏到了吴皇后偏僻的住所。就这样，直到孩子长到五岁，别人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一天，这位太监服侍二十八岁的皇帝梳头，皇帝对着镜子黯然神伤，自己年龄越来越大，却还没有个儿子，可怎么得了？这位太监突然跪下，对皇帝说出了实情。皇帝极为激动，立刻就要召见自己的儿子。五岁的小皇子在母亲的教导下，知道长着胡子且身穿黄袍的男人，就是自己的父皇，于是，在见面时，似乎毫不怕生，叫一声“父皇”，便小鸟般扑到了皇帝的怀里。
据说，弘治皇帝的头发很稀疏，就是他母亲吃堕胎药的结果。而他回到父亲身边仅仅一个月，被封为纪妃的母亲就被万贵妃派人毒死了。
皇太后怕这个孩子也保不住，就将他要到自己的宫里，亲自抚养，并且教导他如何防范万贵妃。结果，有一次，万贵妃把孩子叫到自己的宫里玩耍，这孩子不管别人如何引诱，对万贵妃宫里的东西，一概不吃不喝。万贵妃很奇怪，问他这是为何？孩子回答说：怕里面有毒。据说，万贵妃为此在皇帝怀里大哭一场，就此，全面放开皇帝的性生活。从此，成化皇帝一口气生了十几个龙子凤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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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由于自己的这种惨痛经历，弘治皇帝对儿子朱厚照便极为宝贝与溺爱，何况这是他当时唯一的儿子，也是大明王朝皇位的唯一继承人。
我们没有证据说明这种溺爱达到了什么程度，但从纵向的比较上判断，在到此为止的明朝十位皇帝中，朱厚照的天资相当好，但在文化修养、知识面和所受教育等方面，其糟糕程度，可能仅次于后来的天启皇帝朱由校。
“酷”这个词如果除去表面上故作冷漠与深沉，用来形容人的行为举止的话，应该指的是那种“另类”的做派，如不按牌理出牌，不照常规办事，不动声色地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儿，我行我素爱谁谁。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酷”的皇帝。当然，这个“酷”和“好”肯定是两回事，相去不止十万八千里。
他在七岁时开始进学，七年后，当他十四岁即皇帝位时，几门重要的课程都还没有结束，连早该学完的《论语》也只学习了一部分。因此，他即位后，几位顾命大臣曾经想让他继续学习，以养成作为君王应该具备的学识。而朱厚照对那些枯燥乏味的四书五经之类似乎从来就没有过兴趣，父皇在世时尚且迁就他，如今自己已经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那里还有心思去理那些之乎者也。
朱厚照的真正兴趣其实是在骑射玩乐上面。从半大小子的发育规律来看，这种爱好肯定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如果得不到规范与克制的话，它可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从而形成一种顽劣的、脱缰野马般的性格。很不幸，朱厚照恰好走的就是这条路。
少年时代的朱厚照相当聪颖、懂事，很会讨人喜欢，这可能是弘治皇帝后来一口气生了不少儿女后，也从未改变过对朱厚照极度宠爱的原因。因此，当朱厚照不喜读书，偏爱骑射玩耍的毛病表现出来后，弘治皇帝不但没有给予必要的规范和限制，反而相当欣赏，认为这未来的天子有尚武精神，颇有些居安思危的意思，让人不要管他。于是，这个孩子一直被放纵到了十四岁，就此，培养出了一位天字第一号的大顽主。
临死时，大约对自己这个沉溺于骑射玩耍的儿子也不放心了，弘治皇帝找来三位相当于今天首相副首相的大学士，命他们做自己身后的顾命大臣，拜托他们照顾好未来的小皇帝。他拉着首席顾命大臣的手说：“太子聪明，可是还小，拜托你们好好教导他读书，做个好皇帝。”
从现代教育心理学出发，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在昏天黑地的玩闹中长到十四岁的男孩子来说，除了做个浑小子，一切教育都已经显得太晚了。何况——再说一遍——他还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从此，这位顽主皇帝果然让三位顾命大臣吃尽了苦头。
中国历史上，喜欢玩耍、嬉戏，甚至胡闹、恶作剧的皇帝不少，但能够完全不按牌理出牌、完全不照常规办事、玩得花样百出、令人目瞪口呆又毫无办法的，大概我们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应该排在第一位。
从历史记载上判断，朱厚照很有可能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在踢球、骑马、射箭、打猎、荡舟、音乐、戏剧等方面似乎都有不算差的造诣。据说，他自己曾经谱写过一首名叫《杀边乐》的乐曲，乐曲配器有笙、笛、琴、鼓等等，听过这首曲子的人认为还算不错，差不多相当于专业级的水平。
正德皇帝显然不会把自己的玩乐局限在这种水平上。
他有一个保持了多年的爱好，就是与虎豹等猛兽相伴，调驯、嬉戏。
中国宫苑之中或贵族之家豢养虎豹等猛兽观赏游戏，可以追溯到相当古远的时代。元代时相当普遍，明朝则可能始于宣德年间。当时，北京已经设有豹房、虎坊等，并设有“豹房勇士”的职位，他们可能是驯兽师或斗兽士。有一次，这帮人侵夺民房，曾经被打完板子后，带着枷锁示众。
朱厚照豢养虎豹，可不是仅仅为了隔着铁笼子看看就完了，他是要调驯这些猛兽，并以此玩耍、游戏。
正德九年的九月间，当时二十二岁的朱厚照调驯一只猛虎时，被虎所伤，使他一个多月不好意思露面。
有一次，朱厚照要下场与猛虎搏嬉，要求一个人协助，他先招呼钱宁，钱宁不敢上前。这时，老虎已经被激怒，开始逼近朱厚照，情况相当危急。边防军军官江彬不顾死活地冲上来，在虎口之下救了他一命。从此，江彬得到了朱厚照的完全宠信，至死未衰。这位勇敢的军官，也因为想方设法帮助皇帝玩乐胡闹，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佞臣和坏蛋。
与正德皇帝朱厚照联系在一起的最著名的专有名词，当是豹房。
根据明代的习俗，凡是豢养禽兽牲畜的地方都叫“房”或“坊”。至今北京仍然残留许多此类名称，如虎坊桥、大羊坊、羊坊等。有一种说法，认为今天的报房胡同，就是由“豹房”转化而来。
朱厚照住进去的那所豹房，应该在皇城的西内太液池西南岸，靠近今日西华门附近一带。这里原有虎城、豹房和百兽房。朱厚照在这里大兴土木，建设了由两百多间宫室组成的建筑群，名曰豹房，实际是由办公场所、密室、游乐场所等等勾连栉接的迷宫。其中还有进行宗教活动的佛寺和训练内操的教场。
从正德二年，即公元1508年，朱厚照十六岁搬进去后，从此十四年，便再也没有回到乾清宫去居住。
豹房地处大内深处，不许外臣踏入，完全由朱厚照喜欢和宠信的人组成。他在这里发号施令控制朝政，集办公、娱乐、休息、生活于一体，成为帝国事实上的中心，却又避开了紫禁城中由祖宗家法、制度规范所组成的一切清规戒律。他在这里完全没有约束，可以做他想做的几乎任何事情。
朱厚照即位后，就娶了夏皇后，接着又按照皇家制度配齐了所有妃嫔宫娥。但是仅仅一年，自从搬进豹房后，他就再也没有与夏皇后等后妃同居过。
在现有历史记载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资料能够有效地解释这一现象，连猜测与想象的空间都没有。
而在豹房里，他宠幸许多莫名其妙女子的记载却很多。据当时一个政府部门的报告声称，为了供养那些准备晋献进豹房和从豹房中被送出来的女子，每年仅柴炭一项，就需要十六万斤。大约连朱厚照自己也搞不清楚豹房里究竟有多少女人。
在历史记载中，第一个受到他异常宠爱的，是一位已经怀孕的马姓女子。
这位女子的哥哥名叫马昂，是个因为犯罪而被撤职查看的军官。当时，他的妹妹已经嫁给另一位军官并且怀孕，这位马昂却通过江彬又将妹妹介绍给了皇帝。据说，这位马家妹子不但美貌，而且擅长骑马射箭和少数民族音乐、歌舞。结果，皇帝一见钟情，不由分说就把她带回了豹房。而哥哥马昂居然被破格提拔为后军都督府右都督，相当于全国五个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之一的第一副长官。
而后来发生的故事，就有点儿像那些不入流的电视剧情节了。
有一天，朱厚照到马昂新搬进去的都督府喝酒，马昂把自己的爱妾叫出来陪酒，结果皇帝一下子喝醉了，然后就要求这位爱妾陪自己睡觉。
马昂大约也喝多了，声称这位爱妾正在病中，坚决拒绝皇帝的命令。皇帝恼羞成怒，拂袖而去。
第二天，哥哥被撤职，搬出了刚住进去不久的都督府，妹妹也受到冷遇，被送进专门惩罚犯罪宫女的浣衣局。后来下落不明。
第二个著名的女子是刘良女。这个女子与正德皇帝的故事极有名，后世著名的戏剧《游龙戏凤》就是以此为原型的。
在明人的历史记载中，这位刘良女曾经与朱厚照一起游江南，二人经常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寺庙做功德时，都要写上大将军朱寿与夫人刘氏两个人的名字。这位刘氏夫人的来历相当可疑，一种说法认为她是山西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还有一种则认为此人系山西大同的歌舞伎。有人认为刘良女并不是这位刘氏夫人的名字，而是从刘良之女演变而来。姑且存疑。
还有一位著名的豹房女子就是王满堂。这位女子进入豹房前后的故事，根本不用虚构和夸张就是一部传奇小说的情节。
王满堂是河北霸州人，美貌而有才情。曾经梦见一个名叫赵万兴的人会来娶她。梦中显示，婚后，二人将贵不可言。
这个说法被一个和尚听说了，和尚又当段子讲给了一个姓段的道士。段道士是个江湖术士，就与和尚合谋，设了一个局，假冒赵万兴骗娶了王满堂。
婚后，这个家伙利用“贵不可言”的预言，召集徒众，兴风作浪。一时间居然让他闹成了气候。
随后，为逃避官府追捕，二人逃到了山东，遇到两个装神弄鬼的失意儒生。这两个儒生，一见到假赵万兴倒头便拜，说是受天命前来辅佐真命天子。于是，几个烂人便建立了“大顺平定”年号，召集徒众准备起事。
后来，很快被朝廷镇压下去。三个人均被砍头。唯独在朝廷密旨中，命令将王满堂送入京师，并被收进豹房，深受朱厚照的宠爱。
从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朱厚照一生所宠爱的女子，基本是妓女、寡妇、怀孕后的妇女与有夫之妇。他在几次北巡和一次南巡中，公开征召与抢掠来并受到他“宠幸”的妇女，也大体不出上述几类。何以如此，至今无人能够解释得令人信服，给心理学家特别是精神分析学家们留下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不错的课题。
豹房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其中聚集的巨大财富。
仅以极不完全的统计计算，到朱厚照死去，十四年间，豹房吞进去的白银可能在一亿两以上，很有可能还要多。按照帝国当时某种非正式的规定，朱厚照时代，全国所有罚没的财产，全部被收入豹房。
根据吴思先生在《刘瑾潜流》一文中提供的保守而又打了至少五折的数据，仅仅刘瑾一个人被罚没的财产，不包括其他任何家产，光是黄金与白银两项，其数字是六千七百五十万两白银，大约是当时中央财政年收入的三十几倍。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二百五十多亿元人民币。
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十四年来刘瑾一个人被罚没的财产。在此期间，还有一位与刘瑾差不多的人，就是豹房的大总管钱宁。在明人的记载中，此人被抄家的财产虽比不上刘瑾，却也差不了太多。如果加上全国被罚没的资产，加上其他渠道流进豹房的财产，这个数字肯定足以让人眼晕。
在理论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都是皇帝的。朱厚照为什么在国库与皇宫内库之外，一定还要弄一个豹房小金库，大约只有天知地知和这位酷皇帝自己知道了。不过，说这个小金库比全国都富，大约不算空穴来风。
到此为止，正德皇帝的玩乐还只限于北京城内，真正的花样还没开始呢。
正德十二年，二十六岁的朱厚照在城里实在憋的受不了了。于是，八月一日清晨，这位皇帝化装成普通人，带了几个心腹，溜出德胜门，直奔昌平而去。当时，除了豹房外，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满朝文武大臣们才知道自己的皇帝不见了。于是，相当于今天首相与副首相的三位大学士赶紧骑马出城去追，一直追到沙河镇，也没有发现皇帝的任何蛛丝马迹。
把我们的皇帝拦截回来的是居庸关的巡关御史张钦，他预测皇帝可能是想冲出居庸关，到宣化、大同一带玩耍。于是宣布：皇帝出巡关系重大，如果没有发布诏书明告天下，作为巡守关门的官员，职责所在，万死也不敢放皇帝出关。
朱厚照命令在城门上的一个太监开门，张钦厉声警告这位太监，如果不想要脑袋了，他可以开关试试。至此，朱厚照没脾气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在昌平御马房转一圈后，回到豹房。
半个月后，八月二十三日半夜，朱厚照又一次潜出德胜门，一路急驰，直奔居庸关。这一次，他们偷渡得手。
出关后，朱厚照立即命令大太监谷大用为钦差，把守居庸关，职责是不许任何官员出关。这一次，群臣徒唤奈何，真的是毫无办法了。
正德皇帝到达宣化后，先后下达诏书，任命一位叫朱寿的人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来，又陆续封威武大将军朱寿为镇国公，拜太师。于是，这位朱寿便一身兼有了三个最高的衔位，武将中最高的大将军官衔，文臣中最高的太师官衔和贵族爵位中最高的公爵爵位。这位朱寿就此成为位极人臣的当朝第一人了。
何物朱寿？大臣们一头雾水。
这位朱寿到底是何许人？人们纷纷探问。
他就是正德皇帝朱厚照自己。
朱厚照做如此安排的理由相当充分，既然皇帝出巡外地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么好吧，现在，来到宣化的只是威武大将军朱寿，他受皇帝的指派，当然可以到皇帝需要他去的任何地方。他极为有效地将自己分成了两个人。
这种皇帝自己把自己分成两个人、同时分别执行两种使命的做法，确属具有崭新创意之千古首创。在我国包罗万象地指导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籍与圣贤之道中，对于此种情形均无说明和教诲。致使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贤士大夫们，在皇帝婉转自如的身份转换面前，完全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当年九月，边境告警，有约五万蒙古族骑兵集结在玉林卫附近，意图不明。朱寿立即以威武大将军的身份征调粮草军兵，准备打仗。
十月二十日，明军与蒙古骑兵在应州——就是以木塔闻名的今日山西省应县——附近的涧子村展开激战。大将军朱寿亲率援兵赶到，明军士气大盛，蒙古兵稍退。
十月二十一日，大将军朱寿亲率大军与蒙古兵展开激战，据说战斗持续了十二个小时。随后，蒙古兵开始全线撤退。大将军朱寿调整部署，采取守势。不久，朱寿由前线返回大同，再返回宣化。
第二年正月六日，正德皇帝朱厚照兼大将军朱寿班师回京。在他的授意下，文武百官在德胜门外举行了盛大热烈的欢迎仪式。
大家足足等了一天，直到深夜时分，朱厚照才身着戎装，骑枣红马，佩剑，在大队边防军骑兵的簇拥下出现。
据说，当时的场面极其火暴，有的大臣甚至激动得流出了热泪，他们终于又见到自己的皇帝了。
朱厚照见到自己的几位大学士后，骄傲而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不但于千军万马中指挥若定，而且在持续十二个小时的激战中冲锋陷阵，亲手阵斩敌军一名，惹得马屁声声。这种说法相当可疑。原因是，此次大战双方伤亡数字全部只有一百多人，持续十二个小时的激战云云，不知从何谈起。直到后半夜，朱厚照才返回豹房。
而此时，风云突变，下起雨夹雪来。饥寒交迫了一天的人们，顿时乱做一团，主人找不到仆人，仆人找不到车马。史书记载说，几位老臣在雨雪霏霏遍地泥泞中，跌跌撞撞到后半夜，几乎丧命。
这年七月六日，正德皇帝朱厚照发布诏书，鉴于威武大将军朱寿的战功，决定加封该人为镇国公。年领俸禄定为禄米五千石，由户部发给。随后，七月九日，正德皇帝朱厚照兼镇国公兼威武大将军朱寿第三次北巡，来到宣化。并开始在宣化为镇国公建造“镇国府”。于是，这里就成了大将军行辕兼镇国公公爵府兼太师府兼皇帝的第二豹房。任何北京的重要奏章都必须送到这里，经过大将军兼皇帝核准后方可实行。
随后，从八月十八日开始，到第二年二月八日，朱厚照历时六个月，巡视了西北边疆，最远到达榆林卫，行程一千二百多公里。据说，在整个巡视期间，正德皇帝朱厚照兼大将军朱寿始终没有使用为他特制的暖轿暖车，而是与军士们一道全副戎装悬弓佩刀，在谈笑风生中与士兵们一起顶风冒雪，颇受士兵们爱戴。
朱厚照这次返回北京是在正德十四年二月八日，经过半年多的颠沛跋涉，群臣以为皇帝大约可以消停一些日子了。谁也不曾想到，仅仅过了半个月，正德皇帝朱厚照就发布了派遣威武大将军朱寿南巡的谕旨。
这回群臣真的忍无可忍了。三月十三日，全体科道官员伏阙请命，就是说，官员集体跪伏在皇宫门外请愿，要求停止南巡。
到了三月二十日，朝廷中，在史料里可以找到名字的，已经有一百多位臣子或单独或联名写信给皇帝请愿，希望他取消南巡的计划。事情之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可能和皇帝几次北巡中的表现有关。
按理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想到自己南方的土地上去视察，即便是去游玩，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可是，在此之前，皇帝的几次北巡，实在把臣子们弄怕了。
诚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用今天的标准判断，我们的正德皇帝是一位不是相当、而是极其“酷”的皇帝。在北方边疆巡视时，白银如潮水般的花费尚在其次，问题在于，皇帝一般比较喜欢视察的地方有下列两类：一是行院里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不正当娱乐场所；另外一种地方则是有姿色妇女的臣民家中。并且，皇帝的视察经常是在夜里进行。这使那些效忠皇帝与职守的臣子们特别痛苦。
这些臣子们已经知道，皇帝曾经在北巡归来时，把一位来历可疑的女子，带回到了帝国首都的东大门——通县，安置在一个特别公馆里。这使臣子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皇帝就是为此，才在一次为时四个月，一次为时六个月的北巡时，亲自下令给帝国首都门户居庸关的军事首长，命令他不许放朝中的文臣出关。免得这些人在自己耳边絮叨。
如今，皇帝又要南巡，这不能不使臣子们万分苦恼。
同样，臣子们的表现也使皇帝十分伤心，油然想起一件倍感痛苦的心事。伤感之余，皇帝愤怒地写了一封回信责问他们：我上次得病至今未愈，你们这些人作为臣子，没有一个人表示慰问。如今我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到南方去视察，你们就如此兴师动众，喧嚣不已。作为臣子，你们到底天良何在？居心何在？
于是，皇帝下令，命参加请愿的一百一十二个臣子在皇宫门外的广场上罚跪，限期定为五天。
每天从早晨五点开始，到晚上七点结束。届时，由各衙门的领导领回，第二天照旧。期满后，奏闻发落。
第二天，三月二十一日，首辅——内阁总理大臣杨廷和等出面求情，未果。
第三天，三月二十二日，大理寺寺正等十人联名为他们申诉，哀婉地表达了这些人对皇帝的挚爱衷忱之情。皇帝愈加恼火，下令将此十人关入镇抚司狱中。
镇抚司监狱是直属锦衣卫的监狱，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大略相当于国家宪法法院的监狱。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理论上讲，锦衣卫直接对皇帝负责，为维护国家根本大法即皇家利益而设立，是专司谋逆、叛乱、大逆不道、反对皇家的案件的宪法维护部队。因此将其直属监狱比喻为宪法法院监狱应该是适当的。不过，除了当年的锦衣卫、希特勒纳粹和日本宪兵队之外，今天世界上可能没有这样的监狱。待考。
随后，又下令将这十人戴刑具罚跪五天。
三月二十五日，罚跪期满，进行发落。发落的结果是在皇宫午门外对一百零七人实行廷杖，每人五十杖。是时，“号哭之声，响彻殿堂”，当场死于杖下者两人。随后，又对八十人分别执行五十杖与四十杖的惩罚。不治而死者十一人。
至此，我们时年二十七岁的正德皇帝，虽然被迫将日期延后，但毕竟排除障碍，胜利实现了他一年零两个月的南巡计划。
六月十五日，封国在江西南昌的宁王朱宸濠起兵叛乱。于是，朱厚照立即下令，由威武大将军朱寿领兵南征。同时，下了一道措辞极为严厉的圣旨，大意是凡妄行谏阻者，必处极刑。
八月二十六日，南征大军浩荡出发。谁知，当天走到良乡时，就收到前线最高指挥官王阳明发来的战报，二十天前叛乱已经平息，朱宸濠被捕。这一来极其扫兴，南征没有了目标。怎么办？朱厚照决定，就当没收到这封战报，继续前进，直下江南。此后，对一切关于南征的话题，朱厚照一概不理不睬，只顾埋头前进。
九月七日，大军来到临清，由于事出仓促，当地官员接待的丢三落四，极为恐慌。朱厚照兴致勃勃地责备说：“你们怎么如此慢待我？”便一笑了之。弄得当地官员相当感动，大呼万岁。史书也很郑重地记载了皇帝表现出来的宽厚仁慈。
十二月一日，朱厚照到达繁华的历史名城扬州。
就在这前后，扬州发生了下列三种故事：
其一，市民们抢着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女儿嫁出去；
其二，在街上拉个单身男人就回家和女儿成亲；
其三，找不到主儿的，将女儿先许配给长工再说。
随后，又传言四起，说皇帝其实真正喜欢的就是有夫之妇、寡妇和孕妇。于是，扬州城内大乱，妇道人家到处逃难，挡也挡不住。
扬州知府蒋瑶没有办法，去找为皇帝征召妇女的经办太监吴经交涉。吴经大怒，骂道：“你个小芝麻官，活得不耐烦了。这种事情也敢拦着？想死你说话。”蒋瑶被骂急了，也大怒，说：“我这个小官，死就死。百姓逼急了造起反来，我看你负不负得起责任。”吴经不理那一套，把这位知府赶将出去了。
然后，这位吴经派人按照户籍，明察暗访，记录在案。晚上，便挨家去抓。据说，成效极为显著，凡记录在案的几乎无一漏网。于是，有钱的人家出钱赎人，贫困家庭的女子则被圈在一起，给皇帝享用。一时间，扬州城里仿佛变成了山大王的营寨。
史书记载了朱厚照在扬州还干过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有一天，当地官员集体设宴款待皇帝，并将扬州城里的歌伎舞女全部召来献艺。历史记载说“帝阅诸妓于扬州”。有人解释为“检阅妓女”。不管怎样，朱厚照心花怒放。看完歌舞伎的表演或检阅完妓女后，他便忙着与妓女们厮混，没有参加宴会。可是，百忙当中，他却没有忘记下令将酒席宴的费用折合成银子交上来，原因是他并没有吃这顿宴席。此事令这些地方官们目瞪口呆。这种做法，的确很容易让人以为当真是撞上了黑吃黑的土匪头儿。
这次南巡，历时一年零两个多月。叛王朱宸濠也押解到了南京。我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哲学家王阳明，按照皇帝的旨意，在叛乱平息一年之后，重新改写平叛报告，经数易其稿，加进了威武大将军朱寿主持平叛的大功劳。皇帝周围的贴心人们还很认真地筹划，准备将朱宸濠放回到鄱阳湖里去，然后，由朱厚照亲临指挥，亲手再逮捕他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实施这项计划，使人们失去了一次开怀大笑的机会。
正德十五年九月六日，朱厚照在回京路过淮安清江浦时，于积水池泛舟落水染病，第二年，即公元1521年3月13日晚，病死于豹房。时年三十一岁，在位十六年。
正德皇帝朱厚照就这样一路“混不吝”、恶作剧般地做了十六年皇帝。可是有几件事他做得相当绝，颇受人称道。
一件事是杀刘瑾。
从正德元年到五年，朱厚照用五年时间的玩闹，培养出了闻名天下的大宦官刘瑾。
其间，朱厚照玩得太忙，几乎不看奏章，一切批阅核准基本由刘瑾代劳。因此，相对朱厚照坐着接见群臣，人们把刘瑾称为“立地皇帝”。当时的人们认为，如今大明帝国有一个朱皇帝，还有一个刘皇帝。有一个坐着的皇帝，还有一个立着的皇帝。可见其权势之大。因此，五百多年后，刘瑾被《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为一千年来世界最富的五十人之一，其财富至少比国库的年收入多三十倍以上。做到这一切，刘瑾只用了五年时间。吴思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对此曾经做过极为漂亮而透彻的论述。顺便说一句，曾经有人试图对刘瑾当朝期间做过的几件好事评价一番，看来是很难获得响应者了。
朱厚照抓他时，只是在半夜派人从门缝送出去一张纸条，这位势焰熏天爪牙遍地的大宦官便束手就擒，没几天就被灭了全家。
再有一次就是杀钱宁。这位钱宁是豹房的大总管。从历史记载上看，该人在权势与财富两个方面直追刘瑾，若假以时日，可能后来者居上。朱厚照也差不多就是一句话，就将这位大总管极其爪牙灭掉了。
还有一个奇妙的现象，综观正德一朝，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当朝执掌行政大权和担任地方高级官员的人里面，颇有几位著名的贤臣，比如大学士杨廷和及其周围的一群同事，地方官中譬如王阳明等等。他们，和那些大宦官们还有江彬者流，怎么居然能够在同一个朝廷下共事？而且，他们工作得还颇有成效。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有趣味、极其值得研究的话题。
很有可能，这正是朱厚照敢于放心玩闹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就是那位朱厚照——一位睁着眼睛尿炕的酷皇帝。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睁着眼睛尿炕。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由于皇帝酷爱军事行动、酷爱自由、极度向往建立文治武功所致。即便如此，也只是说明了事情的一部分而已。
彻底解读此种之奥妙，应该是心理学家们的任务。

第六章 十六个宫女的密谋：杀了嘉靖皇帝
公元1521年，是为大明正德十六年。三月，三十一岁的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病死。他既无子嗣，亦无兄弟。根据我国宗法制度的原则，大宗绝嗣后，由小宗入继承祀。于是，挑选出时年十五岁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他就是嘉靖皇帝，史称明世宗。是大明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
一部《海瑞罢官》，使嘉靖皇帝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全中国知名度极高的皇帝。这是一位沉浸在道家的神灵鬼怪之中，长达二十多年不上朝、不见群臣，又能死把住帝王权柄、对臣下收放自如的皇帝。海瑞的那一番痛骂，为这位皇帝相当阴暗的晚年生活增加了许多人间气息。
在中国历史上，他属于那种令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皇帝，让那些想对他作出准确判断的研究者们，倍感痛苦而且辛苦。
嘉靖皇帝本来只是身居外省的一位王子。如果正德皇帝有个儿子，哪怕是在皇族中领养一个儿子，他也就没有任何机会来当这个皇帝，大约只能在外省度过那富贵而悠闲的藩王生涯。
正德皇帝可能直到临死时，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不能生育这个事实。同样，他也可能直到临死时，都不认为自己会死，因此，才始终没有在皇族之中过继一个儿子。据说，张太后与首辅杨廷和之所以选择朱厚熜继承皇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他既是皇室最近的一支，又已经有了聪颖好学、品行端正的好名声。
嘉靖皇帝的文化素养的确相当高，出自他手的诏书及各种文字，辞藻华美，词锋凌厉，知识面相当广泛，配上不错的书法，很看得过去。嘉靖皇帝不负众望，继位之初的表现便不同凡响，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公元1521年，嘉靖皇帝只有十五岁，从湖广安陆州，就是今天的湖北省钟祥县，来到京城。突然之间，从一个外省藩王府的王子，变成了举国万众顶礼膜拜的皇帝。可以想见，这位青年皇帝除了感觉极好之外，显然还需要有人帮助他理清各种关系，辅佐他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这时，他能够依靠也必须依靠的人，除了从藩王府跟来的人之外，就是坚定地选择并拥戴自己成为皇帝的首辅杨廷和。
杨廷和是四川新都人，九年前即公元1512年的正德七年，就已经官居内阁首辅。当时有一个读书人写信给杨廷和，批评他在正德皇帝的胡闹面前无所作为，致使刘瑾、钱宁、江彬等奸佞之徒坐大，导致国势日颓，没有尽到首辅——大致相当于今天内阁总理大臣的责任。杨廷和没有恼羞成怒，而是待之以礼。据说，他流着眼泪对那位书生说：“给我点儿时间，我决不会辜负你的美意。”
正德皇帝病死后的“遗诏”和嘉靖皇帝继位时的“即位诏书”，都是出自杨廷和的手笔，这是两份在历史上相当有名的文献。
《即位诏书》洋洋八千言，所谈及问题达八十条之多，对正德年间的弊政进行了全面清理和拨乱反正。
据说，由于这两份文件切中时弊，言之有物，许多人读完后痛哭失声，从中看出了国家的希望。嘉靖皇帝对此，也欣然采纳，全文批准了这份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嘉靖年间第一份官方文件。
此后，到嘉靖三年即公元1524年，嘉靖皇帝与首辅杨廷和之间确实有过一段甜蜜的蜜月时期。他们君臣二人在此期间，于许多问题上志同道合，于是戮力同心、大刀阔斧地对国家进行了名副其实的治理整顿。
他们首先对正德皇帝时期极为活跃的太监们给予限制和打击，一大批曾经权力很大、势焰熏天，因而相当遭人痛恨的宦官被撤职、流放或充军。从此，嘉靖皇帝在位的四十五年间，宦官们再也没有机会重新回到国家权力的舞台中心来。这一点受到了后代历史学家们的热烈赞颂。
嘉靖皇帝与杨廷和第二个大受欢迎的举措，则是清理庄田。
到正德临死时，帝国的各种庄田已经发展到了极为惊人的程度。
其中——
有皇庄，即皇帝本人和皇室拥有的庄田；
有宫庄，即后妃、皇太子和未就藩诸王的庄田；
有王庄，就是诸藩王的庄田；
有勋庄，就是贵族与外戚所拥有的庄田；
还有宦官们及其家人所拥有的庄田。
到正德十六年，仅北京周边的畿辅地区，即顺天、昌平等八府之地，上述庄田已经达到三千多万亩。
当时有一个说法，说是除了供人走的道路之外，北京周围方圆多少里的区域内，已经没有其他的土地可供权贵们兼并了。这种情形，必定意味着许多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据历史学家研究，此时，游荡在全国的流民，已经达到六百万人以上。而当时，全国的总人口大约只有一亿人左右。如此大比例的人口成为流民，想要社会不发生动荡，是没有可能的。
于是，全国仿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没有人知道，这个大家伙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在什么时候爆炸。
嘉靖皇帝与杨廷和采取的措施是将皇庄、宫庄一体革除，改为官地，限制并将其他各种庄田中侵占的土地，全部退还给了原田主。这使大批流民回到了土地上，两极分化的速度大受抑制，社会矛盾立见缓和。
显然，这是一件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广泛赞扬的善政。
在嘉靖皇帝的支持下，杨廷和的第三件德政，是精兵简政、裁汰冗官冗员。
嘉靖皇帝之前，用各种巧立的名目达到吃皇粮目的的各级各类冗官冗员，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式编制之内的帝国官吏。一般说来，在正常情况下，大明帝国文武官吏的数字，也就是说，除了皇亲国戚外，吃皇粮的人，最多应当在十八万人左右。而嘉靖皇帝在杨廷和的帮助下，于正德十六年七月，一次就下令裁汰了十四万八千吃皇粮的人。仅此一项，每年节省的俸禄漕粮达一百五十多万石。显然，这相当有效地缓解了国家财政困难。
除了采取这些治理整顿的措施外，嘉靖皇帝的运气还相当好。从表面上看，他继位做皇帝时，国家财政状况相当恶劣。其实，他的堂哥正德皇帝给他留下了极大的一笔私房钱还没怎么用呢，这就是存在豹房、宣化行宫和从江彬家抄获的巨额财富。
豹房与宣化行宫是正德皇帝留下的重要遗产。它们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其中聚集的巨大财富。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知道了豹房中的大体情形，此处不再过多地浪费笔墨。
现在，我们只要知道嘉靖皇帝的运气相当好就够了。
说嘉靖皇帝运气好，是因为，除了吴思先生所算过的流入豹房的那笔账之外，抄没豹房大总管钱宁的家，只是在正德皇帝临死前一年间的事情。而在这一年时间里，正德皇帝正在南京一带南巡游玩，这笔巨大的财富很有可能根本还没来得及享用呢。
随后就是抄江彬的家。
史书记载，从江彬家中抄出了“黄金七十柜，白银二千二百柜，其他珍宝不可计数”。当时，黄金每柜为一千五百两，白银每柜为两千两，仅此两项折算下来，已经超过了六百万两白银。而国家中央财政年收入大约在三百万两白银左右。可见，这些财产应该使登基之初的嘉靖皇帝日子相当好过。
这些因素聚合起来，使嘉靖皇帝登基初年显得特别不同凡响，一时间很有些中兴大治的气象。杨廷和与其他大臣们相当兴奋，一心一意辅佐这位年轻有为的君主，希望开创出一个“嘉靖之治”来。
公平地说，这些成绩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应该归功于杨廷和为首的一班良相贤臣。然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的小皇帝，从外省来到京城，所有现在需要倒霉的家伙们，都和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肯定是在帝国制度下，杨廷和们能够大展拳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几乎就是在此同时，嘉靖皇帝表现出的另外一种素质，毫不容情地将杨廷和们——君臣际会、共同开创太平盛世的梦想打了个粉碎。
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嘉靖初年著名的“大礼议”及“左顺门事件”。
所谓“大礼议”，核心的内容就是讨论如何称呼嘉靖皇帝的父亲和母亲。
这个问题，在今天人们的眼光看来，可能会显得特别可笑、无聊而不可理解。但在当时，确是一件绝对惊天动地的大事，以至于沸沸扬扬，群情激愤。到左顺门事件时，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血雨腥风。
我们知道，我国古代社会是极其严格的宗法制社会，帝制传承和整个社会遵循着一套严密而神圣的宗法制度。
在此制度下，皇家嫡长子为大宗，为帝统，是帝位的继承者。其他皇子为小宗，为旁支，只能分封为王。大宗是正宗，是尊之统也，其尊贵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小宗可以绝，大宗则决不可以绝。
当大宗后继无人也没有同父兄弟，需要由小宗入继帝位时，小宗必须过继给大宗，然后才能继承帝统。小宗本身并没有皇位继承权。这就是所谓必须先正名，名正才能言顺，言顺才能事成。
正德皇帝没有儿子也没有同父兄弟，临死时又没有安排好小宗过继事宜。结果嘉靖皇帝继位后，从第三天开始，便想方设法要求追尊自己死去的父亲为皇帝，尊称自己活着的母亲为皇太后。
他这样做的潜台词是要否认自己以小宗过继大宗，从而表明自己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并不需要领别人的情。他所针对的对象，显然是张太后与杨廷和。因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与他自己的母亲将永远屈居于张太后之下，他自己也将永远摆脱不了张太后与杨廷和拥立自己的阴影。
从当时的情况看，他这样做肯定没有道理。因为，谁都知道，他所坚决要求的东西既不是事实，也不符合法统规范，而且显得心理相当阴暗。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杨廷和几乎所有大臣们的反对。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十五岁的小皇帝竟认准了这一条，极其顽强地坚持着，称得上是不屈不挠。
他先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召见杨廷和，与他促膝谈心，希望杨廷和体谅，自己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父母的一片孝心。
杨廷和显然无法体谅。
随后，小皇帝派人用金银收买杨廷和的几位重要助手，还是没有成功。
最后，这位皇帝使出了杀手锏，他痛哭流涕地表示自己准备辞去皇帝的职位，以便回到湖北老家去奉养自己的母亲。这一来，杨廷和及其支持者们被逼到了悬崖边上。除了投降，就是决裂，他们别无选择。
公元1524年，即嘉靖三年，嘉靖皇帝继位三年时，杨廷和心情相当暗淡地辞职，离开了北京。此时，他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声望与赞誉，并且后代的历史记载也证明了他贤臣良相的名声。
但他的心情仍然暗淡。
原因在于，他有一个高得多的期望值——
辅佐皇帝成就辉煌的嘉靖盛世，就像大唐开元盛世那样。
从当时的情况看，这并非完全不可能。
嘉靖初年的开局相当好，一大批围绕在杨廷和身边的大臣，在后世都享有贤明能干的声誉。可惜，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超出了他们预料和左右的能力，就是那位他亲手选择与扶植起来的皇帝——嘉靖皇帝。
对于这位来自湖北乡下的皇帝来说，有一个杨廷和们永远都无法事前预料的心理，这个心理就是：国家治理得如何，永远是第二位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用皇帝的无上权威，使自己舒心如意。
嘉靖皇帝用他四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一再向世人宣示了这一点。
从后来的发展看，决定嘉靖皇帝能够坐上皇帝龙椅的两位主要人物，张太后与杨廷和，显然都有理由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懊悔。
杨廷和离开京城的当年七月，就发生了著名的“左顺门事件”。
当时，杨廷和及其几位德高望重的助手，包括那位不肯接受皇帝贿赂的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已经陆陆续续被迫离开了京城。于是，皇帝不顾群臣的激烈反对，正式下令将自己的父亲追尊为皇帝，母亲加封为皇太后。
结果导致七月十五日，二百三十位大臣集体跪在皇宫的左顺门前痛哭请愿，其中包括两位相当于今天内阁总理大臣的大学士。
一时间，哭喊声响彻宫廷。
嘉靖皇帝极为恼怒，下令逮捕了一百四十二位大臣，其余八十六人听候处置，两位内阁大学士免予处分。
两天后，公元1524年，即嘉靖三年七月十七日，嘉靖皇帝命令将八名大臣严刑拷打后充军边疆。一百八十多人予以廷杖处分，就是在朝廷之上，当场脱下裤子，用大木棍打屁股。结果，血肉横飞之中，有十七人被活活打死。
这一顿棍棒，着实打出了皇帝的威风。这一年，嘉靖皇帝刚满十八岁。
从此以后，至少在历史记载上，直到近四十年后海瑞出现之前，我们很难找到还有什么人敢于真正和皇帝唱反调了。并且，在此后将近二十年岁月里，嘉靖皇帝不依不饶、乘胜追击，一次次清洗、打击那些曾经的反对派。
那些早已退休，甚至已经不在人间的元老们，也没有能够逃脱厄运，杨廷和及其后的三任内阁总理大臣和他们当年的支持者，都被削去了官职与荣誉。朝堂之上，再也见不到任何反对派的影子。
整个情形，明白无误地宣示了一种程度颇高的自私、褊狭与残忍。同时，也明白无误地表明，这位皇帝缺少领导一个大国走向繁荣所应有的心胸与智慧。从此，自然没有人还会做什么“嘉靖盛世”的梦了。
公元1542年，即嘉靖二十一年，发生了震惊天下、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宫婢之变”。这一年是农历壬寅年，故历史上又称之为“壬寅宫变”。
根据记载，嘉靖皇帝从即位的第三年，即嘉靖二年，他还只有十七岁时，即开始崇信道教，举行斋醮活动，并在整个大内广设醮坛，“举诸后宫，莫不有之”。
从三十岁那年，即嘉靖十五年，皇帝则频繁以患病为由不视朝，躲在后宫，从事道教的修玄斋醮活动。
后来，次数越来越多，间隔越来越短，而不视朝的时间则越来越长。到嘉靖十八年，葬了他的生母章圣蒋太后之后，就开始长时间不视朝了。
就这样，嘉靖皇帝三十六岁这一年，宫中突然发生了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十月二十一日后半夜，杨金英等十六个宫女合谋，试图用绳子把皇帝勒死。可惜，慌乱之中，她们把绳套系成了死结，结果，嘉靖皇帝只是被勒得晕死过去。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谁都知道，这是灭九族的大罪，犯者是要被凌迟处死的。
是什么使这十六个女孩子如此不顾死活？
她们为什么要做这件千古罕见的大案？
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真正说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遂成为千古之谜。
一时间，朝野震惊，流言四起，人心浮动。
而且，相当添乱的是，当时，方皇后救下皇帝后，不由分说，干净利索地杀掉了这些女孩子。同时，还捎带着把当时嘉靖皇帝最宠爱的两个妃子——端妃曹氏、宁嫔王氏也扯进来一道杀掉了。
嘉靖皇帝清醒过来后，不久就知道了端妃与宁嫔死得极其冤枉，心里显然不可能愉快。若干年后，有一次皇帝寝宫失火，嘉靖皇帝先被救出来，方皇后尚在寝中。太监们还要冲进去救方皇后，当时，嘉靖皇帝阴沉沉地看着大火，说了一句：“赶快去叫人救火。”结果，方皇后连烧带吓，几天后就死在寝宫里了。
人们普遍认为，方皇后之死，实际上是早在那时埋下的祸根。
从此，嘉靖皇帝移居西苑，就是今天的太液池周围一带。一直到临死的那一天，才被移回大内。
十来天后，十一月初二日，皇帝以宫婢之变，诏告天下。
诏书的大意是：在卧室的床上，两个御用逆妇勾结宫女大肆谋逆，如果不是天地神灵、祖宗考妣的保佑，不是上天神人默许我皇朝国家福泽万万年、连绵不绝的话，我不可能化险为夷云云。
一篇煌煌诏书，等于什么都没说。人心惶惶、飞短流长不但没有止息，反而弄得天下人更是一头雾水，什么难听的说法都出来了。
当时，民间流传最多的一个版本是：
本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女宝庆公主，下嫁给了驸马都尉赵辉。这对夫妻的感情可能很不错。赵辉一直做了六十九年的驸马，直到成化年间才逝去，死时已近百岁。据说其长寿的原因，在于这位驸马爷善于采阴补阳。
他是怎么做的呢？说来很恶心，也很简单，就是一年四季，不论寒暑，坚持不间断地饮用女子经血。
据当时的官方记载，嘉靖皇帝从二十岁左右开始，不停地向民间征索八到十二岁的处女，前后累计近千人，就是要采她们的初潮经血以入补阳之药。宫女不堪凌辱，方才铤而走险。云云。
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也许是当时朝鲜国王派驻北京使节的报告。
据这位使节报告，当今皇帝虽然很宠宫人，可是，一旦宫人犯错误，哪怕是微小的过失，他都不能容忍，动不动就鞭打杖责，因此而被打致死的人，大约早已经超过了两百多人。有很大的可能，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怨毒，导致了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
这位朝鲜使节还向自己的国王作了另外一个报告，其中内容，和我们所听到的传言就十分接近了：皇帝痴迷于道术，炼丹服食，性寝躁急，喜怒无常。宫人等不胜怨惧，同谋构乱。等等。
无论如何，让我们想象一下，一群十来岁到二十岁的女孩子——足有十六个，聚在一起，冒着灭九族的风险，讨论怎样杀死皇帝，并且讨论了很多天之后，真的付诸行动。想起来真正不可思议。（以上事见《万历野获编》卷18，“宫婢肆逆”）
要知道，在我们帝国，皇帝事实上就是人间的神，是至高无上的。帝国臣民对他的崇拜是无条件的，比今天少男少女们的追星可要深切得太多了。按照当时人们的记载，比如《万历野获编》中就记载过，那时的人们，见到皇帝时，会紧张得浑身战抖，汗如雨下，最严重的时候，会被吓得大小便失禁，口失声，耳失聪，大脑完全失去思维的能力，而且会长达几天之久。
早在太祖时代，一位读书人就曾经在拜见朱元璋时，被吓得昏死过去。这位江西诗人邓伯言，以文名被推荐给朱元璋。朱元璋命他当场赋诗来看，他于心情激荡之中写好后，忐忑不安地呈献给皇帝。皇帝读完，很欣赏其中的几句，不禁拍案而诵。伯言以为皇帝动怒，大惊之下，当场昏厥过去，直到被抬出东华门，方才苏醒过来。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有一位常年在皇帝身边工作的人，职位还不算低，就是这样被吓死的。此人就是许绅。
许绅是工部尚书兼掌太医院，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工程建设部部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当时，嘉靖皇帝被勒，晕死过去之后，被方皇后紧急召来的御医们面面相觑，谁都不敢上前。许绅万般无奈，开方下药，救活了皇帝。
几天后，他自己却病倒了，他对慰问者说：“唉，我知道不行了。这病是被吓的，没药可治。当时，我不去救或者救不好，都得被杀头，太紧张了。唉，我的病不是药石能治得了的。”没多久，许绅果真去世了。
由此，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究竟是什么，才能促使这些女孩子如此行事。
到此时为止，嘉靖皇帝是否具备令臣民信服的品格，也大成疑问。
从这时起，直到死去，在长达二十三年的时间里，嘉靖皇帝基本上不再上朝，不见群臣，长期躲进深宫修斋醮，建雷坛，从事道教修炼。同时，通过太监与几位轮流值班的内阁大学士联系，通过奏疏批答和偶尔接见内阁大学士处理国家事务。这使嘉靖一朝几位类似今天气功大师的道士，拥有了极为显赫的权势、名声与地位。据说，其显赫的程度，甚至连内阁首辅都要请求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与此相映成趣的，则是嘉靖朝极为有名的一连串“青词宰相”。
青词，也叫绿章。就是把对上天神灵的敬爱和自己的愿望，用红笔写在青藤纸上，于神灵面前焚香祷告后，将其焚化。据说，这样就可以到达上天神灵的手上。到嘉靖朝中后期，向上帝贡献青词，已经是皇帝最为看重的帝国事务之一。
在此方面，嘉靖皇帝特别虔诚而勤奋。皇帝但凡灵光一现，有需要向上帝汇报的事情时，哪怕是在夜半时分，也会从门缝里塞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需要撰写的青词题目，派太监交给值班的内阁大学士。帝国宰相们必须亲自动手，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有一次，嘉靖皇帝的一只宠物猫死了，皇帝相当伤心，除用纯金棺材礼葬外，还命写青词报告上帝。翰林侍读袁炜写的青词里用了一个叫做“化狮为龙”的妙语，皇帝读后龙心大悦。于是，这位袁炜“简在帝心”，由一个相当于今天的大约副司局级干部，连跑带颠地在六年之内晋升为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那句“化狮为龙”遂成为永垂史册的千古名言。
是故，从夏言开始，直到后来享有名相之称的徐阶，中间至少六七位宰相副宰相，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靠写青词得到皇帝欣赏并提拔上来的。于是，在当时，这批宰相就已经有了“青词宰相”之讥。
一般说来，写青词，特别是给皇帝写，难度相当大。青词本身是骈体文，要求对仗工整，辞章华美，用典古雅，排比严谨等等，这些当然难不住那专靠此吃饭的大学士们。精通古今典籍，对道家文献有深湛造诣，也不在满腹诗书的宰相们话下。最艰难的是，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不但要让上帝看了能够满心欢喜，还要能一直说到皇帝心灵深处，道出皇帝想说而没有说、想说而不会说、潜意识里模模糊糊地有点感觉又没想明白的那些东西来，方可令皇帝龙心大悦。
嘉靖皇帝一口气当了四十五年皇帝。按年头算，在中国的皇帝中大约可以排进前十位了，在大明朝则排在第二，次于他的孙子，即在皇位上待了四十八年的万历皇帝。可是，若是论起当皇帝的德行，这祖孙俩却是一塌糊涂，异曲同工地糟不可言。
如果一定要为嘉靖皇帝找一点儿善政的话，可能只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起用潭纶、俞大猷、戚继光等人抗倭并取得胜利；
还有一件事情则是挨了海瑞的一顿臭骂之后，居然没有杀掉海瑞。
假如没有这样两件事，嘉靖皇帝大概可以进入中国最糟的皇帝之列。
事实上，就从海瑞对嘉靖皇帝批评的内容来看，这位皇帝肯定已经可以进入中国最糟的皇帝一类了。
海瑞在奏疏中，历数了皇帝的种种误国误民失德失当，然后直截了当地告诉嘉靖皇帝，天下人对您不以为然已经很久了，可是，大官们享受着高官厚禄，却只擅长拍马屁。小官们动辄得咎而不敢说实话，以至于国家到了这步田地。希望皇帝能够给大家一个机会，让大家洗雪一下数十年拍马屁的耻辱。
据说，嘉靖皇帝看完海瑞的奏疏后，面色青白，慌慌张张地喊：“快去把他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一个太监告诉他：“海瑞这家伙脑子进水是有名的。听说写这份奏疏时，他已经给自己买好了棺材，并且告别、遣散了家人。他不会跑的。”
嘉靖皇帝听说后，愣了半晌，又拿起奏疏来看。看完后默然无语，“留中数月”，就是把奏疏扣在宫中几个月。
此后，皇帝虽然把海瑞抓进了监狱，却始终没有杀他。而且，说是还时不时地就要拿起那份奏疏看一看。
十个月后，嘉靖皇帝死掉了。死前，他曾经很委屈地说过：“海瑞说的那些都对。可是如果我身体没病，能够上朝的话，我会让他泼出这么一盆脏水么？”
据说，皇帝之所以没有杀掉海瑞，是因为他身边的一位大臣劝告他：“海瑞自以为是忠臣，把陛下骂成桀纣之君，陛下若是杀掉他，不正好成全了他忠臣比干一般的好名声吗？”他一听，大以为然。就此，海瑞方才逃得一死。
不久，嘉靖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出，十分敬重海瑞的监狱长，在狱中设了一桌酒席宴请海瑞。海瑞误以为是杀头之前的送行酒，遂神色自若地大吃大喝。后来，监狱长告诉他，这是为他贺喜的酒，原因是老皇帝驾崩，海瑞必会受到新皇帝的重用。海瑞一听之下，大惊失色，号啕痛哭，将吃进去的酒肉吐了一地，并昏死过去。
公元1566年，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嘉靖皇帝驾崩。在位四十五年，时年六十岁。死后葬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的永陵之中。

第七章 张居正：天才少年入官场
嘉靖四年，即公元1525年，张居正出生在湖广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沙市郊区。此时，距离太祖朱元璋创立大明帝国，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七年；距离崇祯皇帝亡国，还有一百一十九年。帝国已经磕磕绊绊地走过了一半多一些的历程。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父亲张文明，是个七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的秀才。
嘉靖二十六年，时为公元1547年，岁在丁未，对于张居正是至为重要的年份。按照帝国制度，这一年为每隔三年一次的会试年。
初春时节，全国的举人士子齐聚北京，参加这盛大的、决定自己命运的国家抡才大典。三月庚午，春闱毕，张居正顺利过关成为进士，选庶吉士。按照中国人的算法，当时张居正的年龄应该是二十三岁。我们知道这种算法一般指的是虚岁。
对于知道他的人来说，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张居正少有才名。早在十年前，他还只有十三岁时，在老家湖广江陵一带，就已经很有些名气。甚至再早一些，他已经以神童之名著称于乡里了。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之所以特别提到十三岁，是因为在这一年，他就已经乡试中举了。然而，由于巡抚顾璘的缘故，最后却榜上无名。据说，这位相当于今天省委书记的巡抚读了十三岁学子的文章后，拍案惊奇，认为张居正是国家级的人才，连连赞赏曰：“国器也”。
然而，称奇归称奇，顾璘却决定把他拿下来。因为，巡抚顾璘笃信少年得志乃人生之大不幸。玉不琢不成器，他想要磨炼磨炼这位少年“国器”。
按照我们大明帝国的礼制，进了县学成为诸生后，便是秀才。秀才见县太爷时，已经可以不用下跪磕头。而乡试得中，就是通过了省一级考试的话，就成为举人。举人差不多可以和县太爷平起平坐，称兄道弟了。想想看，按照国家这样的礼仪制度规定，一个十三岁的、还多少有些奶声奶气的半大小子，照今天城里人计算周岁的话，可能是刚满十二岁的小家伙儿，老三老四地和县太爷们打躬作揖、握手如仪，乃至勾肩搭背地以兄弟相称，看起来也的确是有些不成话。就这样，已经考上了的张居正落榜了。
这段故事相当传奇，与正史中的记载显有不同，也许是出自后人的附会。但十三岁时，张居正已经成为名震荆州地区的小秀才，却是有据可考的。
顾璘是文坛老前辈，正德年间便已经是文坛七子之一，就是所谓的“前七子”。如今，若是把他放在唐诗、宋词、元曲面前，可能显不出什么山水气象，但在当年却是名气极大的文坛领袖级人物。因此，发生这样的文坛佳话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按照正史的记载，张居正是在十六岁时，乡试得中，榜上有名。
这回，顾璘解下自己腰间代表品级地位的犀带，赠给了少年举人，并且说：“今后，君是要戴玉带的，犀带可圈不住你。”帝国官服规制，犀带是从三品的巡抚佩带的，只有官拜二品方可腰围玉带。这已经是以入阁拜相、位极人臣期许这位少年了。（《明史》卷213，张居正传）
可以想象，巡抚一省的封疆大吏如此举动，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来说，想必是个不小的勉励。其动人之处在于，这位一辈子在帝国官场上沉浮厮混的人，不但巨眼识文、识人，还会如此细微地表达自己的真性情，为那表面冠冕堂皇，实则相当猥琐的帝国官场，抹上了一丝胸襟雅致的暖色。
另外一个当代大文人、张居正家乡的太尊——行政长官、荆州知府李元阳，也曾经对张居正给予过高度赞赏。当时，这位行政长官组织了一次六百人参加的诸生考试，张居正被李元阳取为六百人之第一名。李元阳以他日之“太平宰相”期许、勉励这位少年才俊。
如今，少年才俊意气风发来到京城。显然，在他面前，京城生活展现着无限的可能。原因很简单，如今，他已经是庶吉士。
庶吉士一词来自四书五经中的《书经》“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一语。太史、尹伯都是官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些官都不错。于是，洪武皇帝就依这句话，在帝国之初，设立了这个官名。
庶吉士是由一个常设机构来培养、训练、选拔的。这个机构叫庶常馆，这个官署名称大约也是从上面那同一句话来的，为翰林院属下的机构。只有那些文章、书法俱佳的进士，才有资格被选入庶常馆深造。这些被选入庶常馆深造的进士，差不多算是点了翰林。但只有三年以后，这些庶吉士们经过考试，依据他们的成绩，分别授予编修、检讨等翰林院的中央清要之职，这时，才算真正点了翰林。其他人则或者到中央机关，成为风纪监察部门的给事中、御史；或者外派到地方担任州县一把手。这叫“散馆”，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干部研修班结业。
帝国时代极重翰林，到了张居正的时期，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与惯例：不是翰林不能入阁。因此，从成为庶吉士开始，人们一般已经将这种人视为“相储”，就是“宰相坯子”或“宰相储备”的意思，类似我们今天的所谓“第三梯队”。从而，打开通向仕途高层的道路。事实上，从大明帝国开国之初设立庶常馆起，许多帝国的高级官员确实是从这儿走出去的。一个现成的例子，眼下的次辅——相当于今天内阁第二总理大臣的严嵩，就是由庶常馆中走出来的庶吉士。
在京师，张居正“日讨求国家典故”，表现得极为勤奋好学——此处的“典故”一词，相当值得注意。它指的应该是国家的典章制度和各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说明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张居正一生行为处世及其背景至为重要——同时，在官场周旋，则进退自如有度，相当游刃有余。《明史》形容他：“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从中，我们知道，张居正其人，容长脸形，眉清目秀，生着一部辉煌的直达腹部的大胡子，既有美男子的仪表风度，又敢作敢为，以磊落的伟丈夫自许；且极有城府，是个深不可测的男人。
学问、地位、相貌、性情，不用说，放在任何时代，张居正都具备了一个男人应该有的主要魅力。
不久，严嵩作为首辅，把徐阶当成了自己的最大对手，处处提防，时时忌讳。许多人因此害怕与徐阶交往，躲躲闪闪。独有张居正，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论是在徐阶面前与严嵩交往，还是在严嵩面前与徐阶交往，绝不鬼鬼祟祟，一概表现得大大方方，相当磊落。结果，反而使首辅严嵩、次辅徐阶等京中大僚都相当器重他。
这是一种天生用来搞政治的才能与禀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素质和另外一种很不同的东西曾经都在他的身上出现，帮助他建立起了极其重要的人力战略资源。
同样，身居帝国中心，以他的绝顶聪明——“颖敏绝伦”和少年老成，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到，此时，自己所处身其中的大明帝国已经变得非常之古怪了。
首先，成为庶吉士以后，他就算是正式地食君之禄、以身许国了。但他却几乎没有机会见到自己效忠的对象——皇帝。这是不正常的。人们早就注意到，皇帝是从三十岁那年，即嘉靖十五年开始，第一次以患病为由不视朝的。后来次数越来越多，间隔越来越短，不视朝的时间则越来越长。到嘉靖十八年，葬了他的生母章圣蒋太后之后，就开始长时间不视朝了。
五年前，皇帝三十六岁。宫中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宫婢之变”。没有人能够真正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皇帝发表了关于此事的上谕，文辞堂皇，却语意含糊，让人不知所云，如坠五里雾中。社会上，反倒更加蜚短流长。
张居正应该知道，民间的传说不一定完全是谣言。来到京师之后，就他的观察，至少有几件事情是明摆在那儿的。皇帝征许多八到十二岁的民间少女入宫，且数量越来越多，达千人以上，乃举国皆知。举世皆重红铅，也是事实。红铅者，即炼童女经事为药也。张居正来到京师时，帝国朝野相当普遍地相信，饮用少女经血或服食用少女经血炼制的药剂，可以长寿并促进性能力，于是成为举国皆信的养生保健之道。其情形，大约与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喝红茶菌、打鸡血之类差相仿佛。在后面谈及嘉靖皇帝的章节中，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其详情。
不只普通民间百姓如此，便是三公九卿、皇亲国戚、名人士大夫莫不笃信如狂。当时的历史记载形容这种风尚时，使用的词汇是：举国皆狂。
事实上，这种情形对于张居正并非毫无影响。
从此以后，皇帝长居西苑，深居简出。到张居正进京做官时，除了几位在西苑轮流值班的亲信重臣外，群臣们已经习惯见不到皇帝的日子了……
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这些东西给了初到京师的张居正什么样的影响。不过，对于涉及皇帝本人不那么光彩的事件，远隔千山万水聆听皇帝的诏书，和近在咫尺的观察，所能给人的感受肯定是相当不同的。
根据帝国创建者朱元璋和他的重要助手刘伯温设计的制度，帝国官吏最重要的来源是科举考试。
帝国科举制度规定，没有经过资格认证的读书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叫童生，年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尚是童生者，并不罕见。
童生通过了府、州、县学一级考试的，表明已经通过了诸生的资格认证，则叫生员或叫诸生，就是我们常说的秀才。秀才们在官场礼仪、赋税、徭役和国家教育津贴等方面已经享有帝国优待。比如，在见到民之父母——七品县官时，秀才们可以不用下跪；他们犯了过错，县太爷不能用板子打他们的屁股；在经济上，他们可以享受为数不多的教育津贴，并免除了某些徭役；在穿着上，他们也可以不同于普通人而身穿长衫等等。
每隔三年，在省城举行会考一次，称为乡试，只有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能应考。及格的即为举人，第一名被民间称为解元。在理论上讲，举人已经具备做官的资格，作为帝国的预备官员，享受的优待更多，并且可以和县官称兄道弟。
第二年，全国的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为会试，民间称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会试及格，再经一次复试，地点在皇帝的殿廷，叫作廷试，亦称殿试。殿试第一名就是状元，二甲第一名被称为传胪。殿试大体只是一个形式，表示由皇帝亲自选拔天下人才而已。
然后，考取者分一二三甲发榜，就是一二三等的意思。一甲只有三人，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这是一个从六品阶级的官职，高于我们今天理解的县团级，低于司局级；榜眼、探花则授官翰林院编修，都是正七品，就是县处级干部。这些是极其清贵的职务，虽然没有实际权力，但作为文史机要侍臣，可以时常在皇帝身边转来转去，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很多，在帝国官场上，其升迁的速度是最快的。
二、三甲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的，便也可能成为翰林官，其清贵大体与上述类似。其他二甲者为从七品，三甲者则为正八品，大多分配到各中央机关，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等职务，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是今天中央机关的副处级或科级主任科员之类；还有许多人，被外派到地方，一般授为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副职官职，成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副县处级或正科级的地方干部。
从中，我们可看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真实含义。通过乡试会试，便如鲤鱼跃龙门般，哪怕是贫寒出身，从此亦平步青云，成为人上之人矣。所谓一过龙门，身价百倍，此之谓也。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的就是这样一番景象。在公开提倡不平等并为国民广泛接受的我国古代，毫无疑问，这种做法相当好。因为不需要多高的智商，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若是不鼓励自己的人民读书，并由那些不读书的人们来治理这个社会，会是什么一种情形。
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心平气和地考察一下的话，便会发现，在当时的时代，这是一个由于具有某种客观标准而显得很公正的制度，毫无疑问也是先进的官吏考选制度。与仅凭出身、门第、上司和君主权贵的意愿任免官吏的做法比较起来，其文明程度显然要高得太多了。这应该是此项制度曾经受到欧洲伟大启蒙思想家崇高赞扬的重要原因。
将这种不错的制度推向极端，从而令其无可挽回地走向反面的，则是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帝国制度规定，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每三年一次的省级考试，即乡试在当年的八月举行，俗称秋闱；国家级考试，即会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举行，俗称春闱。这两个时日，便成了帝国读书人一生之中最为重要的日子。呕心沥血，十载寒窗，头悬梁锥刺骨，称得上一生只为这一天。
糟糕的是，到了朱元璋及其后来的时代，科举考试时所需要读的书，并非是普通意义上的书。而是特指的圣贤之书——四书与五经。
这种情况是从王安石开始的。此人主张以“经义取士”，就是说，用解释儒家经典作为考核读书人的标准，从而，有效地将一个金箍套在了中国人的头上。这种东西曾经受到过譬如苏东坡相当透彻的抨击，而且，后来王安石自己也似有悔意，意识到此种做法难逃“本来想把学究变成秀才”，谁知反倒“变秀才为学究”之讥。
谁知，事隔多年，当年卖得不怎么样的萝卜，如今却迎头撞上买萝卜的。王安石这套以儒家经典“化民成俗”的货色，宛如一个大糠芯萝卜，偏偏在几百年后，遇上了个大知音、大买家。
朱元璋一心一意于“士笃于仁义”，想要的正是这套货色。于是，就和他将中国乡村建设发挥到极致，从而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一样，朱元璋也把源于王安石的科举制义推到了极端，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将读书人——中华民族的头脑与心灵，牢牢地禁锢在了科举考试之中。从此五百多年，除了拜曹雪芹之赐，出了一部《红楼梦》之外，中华民族再也没有能够出现一位能够和以往世代比肩的大思想家、大文学艺术家和大科学家。《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遂成为民族精英队伍的大体面貌。
帝国政府规定，各级科举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出题，文体略如宋朝程朱理学所弄出的经义之文。应考者要用孔孟的思想语气行文，并且只能根据那位发誓要“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所作的注疏发挥，不许有自己的见解，就是所谓要“代圣贤立言”。就是说，在内容和行文语气两个方面，都要像朱熹那样说圣贤的话而不是人话。显然，这种让人在思想上必须带着镣铐跳舞的主意，只能出自朱元璋那样的头脑。
这还不算，在文章写作的形式上，也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这就是为人们广泛熟知的所谓八股文。
八股文的源流，可以追溯到骈体文和赋诗填词的格律上去，应该和中国文人讲究语言文字形式上的美感有关。就和没有人喜欢语言文字狗屁不通一样，这种形式上的美感追求也没有错。问题是，就和朱元璋几乎把所有治国之道都推向极端，从而令人极度不安一样，科举考试既然在内容上已经走向极端，哪里可以容许与之匹配的形式不极端？由此，八股文可能是在宋代渐露端倪，在元代小试锋芒，在朱元璋手中蔚为大观，大放异彩，最后，在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那里终成定制。
作为一种极端的写作形式，八股文的情形是：考试若以四书出题，则称“四书文”，以三百字为限；若以五经出题，则以五百字满篇。文章写作必须循着法定的格式书写，通常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式，组成相对成文的两股文字，就像写古体七律、五律诗时，中间四句必须由两两对偶的句子组成一样。全篇共有八股，于是称为八股文。其行文起承转合，层次分明；读来则琅琅上口，煞是整齐美观。故其别称还有比如：制艺、时艺、制义、时文等。
这套科举程式极其严格，当时的术语叫“功令”，指的就是关于考试的详细规定，为当日学子们所熟悉的程度，应该远在今天的“托福”之上。功令是不能违背的，否则，不但意味着失败，严重者可能还要遭受处罚。这就等于说，跳舞时，不但要手脚戴着镣铐，还要穿上使用刚性材料制作的紧身衣，任你如何天生丽质艳压群芳，管叫你无从花团锦簇。其训练与临场时的艰辛，可以想见一斑。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若有谁严格按照古典诗词的平仄格律填写过律诗或词的话，可能能够明白写八股文时的艰辛。若想用那玩意儿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辛苦至极。
不过，在限制中方能显出高手，否则，奥运会就将成为兴奋剂和乱来的狂欢节，而不是公平竞技的盛会。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八股文能够相当有效地测试出人们的智力与素养水平，并使这种测试具有了相对公平的客观标准。从而，才在相当长时间里，使诸多家境贫寒却富有才华之士，通过它走上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为此，将其全然视为垃圾，确有让人颇感踌躇之处。就如诗词格律一样，可以产生李白苏东坡，也可以产生冬烘学究，还可以产生淫词浪曲。全部的要害在于内容而非形式。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中国人由宋元时期的世界领先地位，全面落后，以至于在思想文化领域堕入可笑之境地，以专制暴政程朱理学禁锢民族头脑与心灵为其大端。切齿痛骂八股文，就和憎恨满江红、浪淘沙这些词牌子一样，就算不是找错了对象，至少是不必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因为，那只是一架风车而已。
然而，以帝国之大，人才之众，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也时常会在近乎不可能时，闪现出一些真正的灵光。
比如，梁章钜的《制艺丛话》中记载：有一个叫赵时春的孩子，时年九岁，八股文作得相当漂亮。我们知道，当时的岁数是以虚岁计算的。这位可能刚满八岁的孩子，在县里应试时，被考官怀疑其背后有枪手。于是，将其揪出，当场出题考之。题为“子曰”，令其破题。孩子应声答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句借苏轼，暗含“子曰”之意，一时举座皆惊。考官当即又以孩子的名字“赵时春”为题，令其破之。孩子答曰：“姓冠百家之首，名居四序之先。”哪怕为了夸饰其能，将这孩子的岁数缩小了，其破题之巧，都足以令人叹为观止。这个故事，也曾经被人用到了张居正的身上。因此，无从探究其真实程度，且探究起来的意义有多大，也是疑问。
张居正作八股文时，题目出自《大学》，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今天看来，这根本就是废话，当时确是圣贤之言。张居正的破题是：“善理财者，得其道而自裕焉。”——善于理财的人，懂得真谛，自然会富裕有余。后来，张居正的确用他的治国实践，准确证实了此破题不虚。
我们知道，中国民间流传着大量关于朱元璋联诗作对子的故事，可见不是无根传言。帝国风气应是其来有自。
还有一则记载，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相当贴切地表明了帝国士大夫的心态——
刘健是明孝宗弘治皇帝时的文渊阁大学士，就是弘治皇帝临死时，拉着手拜托他照顾正德皇帝的那位。此人一生专治程朱理学，后官居首辅，主持国家大政。其人在历史上官声还算不错。他曾经多次对李白杜甫等表达了坚定的不屑：“现在的后生晚辈实在可笑，当了进士，就去学着作诗。有什么用？就像李杜者流，不过是两个醉汉。放着许多好人不学，偏要去学醉汉。”
帝国读书人的主流代表如是说，可以部分地证实了从明朝开始，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如何急遽萎缩的状况。若与朱元璋其他施政相结合，也可以部分地说明，到宋元时期仍然领先于世界的中国经济文化，是如何在大明帝国时期开始退化的。
从这些做法上判断，朱元璋在心理上，很有可能具有某种近乎偏执狂般的完美主义倾向。不言而喻，任何在国家治理上的理想化偏执作为，其最终，必定导向灾难性的后果。揆诸世界历史，至今还找不到相反的案例。
或许令当时的读书人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在这里，学习与考试的范围倒是完全一致，就是本诸四书五经。
帝国规定，考试时，严格禁止触及现实，亦严格禁止触及政治。这些规定，可不是说说而已。违反了这一禁条，不仅仅是落榜了事，有时是会出人命的。张居正中试前后，发生了两次诛杀大臣的事件，都与此有关。
一次是在张居正中试的三年前，皇帝将山东乡试的主持人叶经逮捕下狱。
原因是，皇帝阅览山东呈进的乡试试题时，发现第五条防边一问中有“北方侵略者入侵，防御应对失策，封官受赏的人太多太滥，四处征物敛财，财尽民穷”等语。皇帝大怒，认为这是在影射挖苦朝廷。加上重要的朝臣如严嵩等，也认为此为诽谤讽刺皇帝之意，于是下令将叶经杖八十。
结果，这位弹劾过严嵩、相当于今天国家监察部司局级干部的御史大夫，被当场打死在宫殿门外的广场上。
一般来说，杖三十到五十，就足可以致人于死地了。要想打死一个人，八十棍已经绰绰有余。
在这种被命名为廷杖的刑罚里，有高深的学问。据说，那些行刑的武士们受过严格的训练，训练时，他们用宣纸包着砖头，然后用棍子击打。合格的标准是：砖头已经被打成粉末，外面的宣纸还需完好如初。以此功力，他们可以在看似不经意之间，几棍子就置受刑者于死地。同样，他们也可以在运棍如风、血肉横飞之中，使人表面体无完肤，实则只是皮肉之苦，将息几日，便痊愈如初。
如此高超的技艺，显然不会仅仅为打人而苦苦练就。其奥妙之处在于，他们与负责监刑的太监们心有灵犀，是催命棍还是留命棍，端在此默契之中。据说，这种默契表现在太监摆出的脚形上，脚尖向里的内八字和脚尖外撇的外八字，其张合的角度大小，均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其间，太监自己的好恶尚在其次，关键是包含了太监对皇帝心意的揣度，还有在此人身上是否能够得到好处，乃至好处大小的丰富信息。
于此细微之处，我们只要稍微运用一点想象力，就不难窥见帝国官场政治已经如何地臻于化境。也使我们在杜亚尔德勋爵《中华帝国志》中，关于“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的说法面前哑口无言。
到张居正的时代，死在这种大木头棍子下的人，已经成百上千。从后来的情形判断，张居正似乎并不反对应用此种方式来对付那些异己者。
张居正中了进士之后的第九个年头，发生了为考选试题而起的另一次杀人事件。这次被杀的人官更大，是吏部尚书李默，相当于今天主管全国干部与人事工作的最高首长。
当时，李默是此次考选的主持人，他在试题中选的是这样一个句子：“汉武征四夷，而海内虚耗；唐宪征淮蔡，而晚业不终。”意思是：汉武帝征讨四方，从而掏空了整个国家；唐宪宗征伐淮蔡地区，导致了他晚年事业的败坏。
试题一出，严嵩的义子赵文华连夜上书弹劾。严嵩当时已经是帝国首辅。李默是朝中少数几个敢于与严嵩作对的高官之一。从史料中看，部分原因是李默其人天性偏直，部分原因则因为他是皇帝最宠爱的心腹重臣陆炳的老师，且师生感情一直不错。
这位陆炳在历史上口碑不是太好。他之所以终生受到皇帝的信任与喜爱，除了本人足够机灵之外，大体上出于下列两个原因：
其一，此人是唐代名臣陆贽之后，在嘉靖皇帝父亲的时代，陆炳的父亲就是王府侍卫，乃两世为奴的从龙旧臣。而且，陆炳与嘉靖几乎是同时出生，陆炳的母亲是嘉靖的乳母。就是说，二人是吃同一位母亲的奶长大的。
第二个原因是，此人曾经不顾个人安危冲进大火之中，将嘉靖皇帝背出险境，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官居锦衣卫都指挥，相当于当时帝国的宪兵总司令。
从陆炳一生行状上判断，该人似乎是个好事坏事都掺和着干过一些、但以干坏事为主的人物，虽算不上大奸大恶，却也难称好人。
赵文华则据说是严嵩三十几个干儿子中最受喜爱的一个。从历史记载上看，此人行事卑污不堪，口碑坏极。当时，他官居工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工程建设部副部长。他认为李默意在腹诽皇帝朝政，以汉武帝、唐宪宗的穷兵黩武，导致在历史上名声很糟来讥讽皇帝出兵平倭。
“腹诽”是我们帝国一个特有的罪名，肯定可以列入世界之最。其含义是“在肚子里骂人”。此时，嘉靖皇帝在位三十多年，对“晚业不终”这句话相当敏感，认定这个家伙是在辱骂自己，遂将李默下狱论死。
《大明律》中规定，有十大罪恶必判死刑而不赦，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所谓十恶不赦。这十大恶分别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些罪名相当模糊宽泛，并没有精确的定义。于是，皇帝下令，《大明律》中没写臣骂君之罪，可见自古没有这等不忠不孝不义之事。今日有了，就要从重处置。于是，李默在狱中被拷掠——就是毒刑拷打致死。死时，双腿肿胀变形，后背皮肉脱落，长满脓疮。陆炳没能救得了他的老师，尽管他不是不想救。
由此可知，这种涉及帝王和圣贤之道的东西，稍一不慎，就可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利器。
于是，帝国读书人的使命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由寒窗苦读，埋首穷经，来博取金榜题名，从而一鸣惊人，直上青云。
一般说来，大凡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帝国官吏队伍中的人，从发蒙，就是从认字开始，到进学，直到通过乡试、会试，中了举人、进士，他肯定是饱读诗书、浸泡在四书五经中长大的；一定是装了满脑袋的“仁者爱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回也不改其志”之类理想，从而期待着一鸣惊人，然后致君尧舜，名垂青史。
然而，如张居正一样，来到京师，踏入官场之后，也许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眼前的现实情形和以往圣贤的教导之间，颇有些大不同。那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实是很难有发挥天地的。自己想要致君尧舜的那些君，亦远不如从前想象的那般庄严神圣。就如气象万千的紫禁城，远远望去，蓝天丽日之下，红墙黄瓦，何其辉煌。然走进来细细端详，便失却了许多神奇与圣洁。皇家的神圣，帝国的威仪毕竟有太多人为包装的东西。远远地看那包装了的东西是一回事，身在其中地参与了包装然后再看，则是另一回事。倘若目睹了那些惊心动魄的真实过程，则其切肤之痛更何须多言？
以是之故，大凡从外省来到京城为官的士子，或多或少都要有一个心理调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诸如四书五经、八股制义之类，便被谑称为“敲门砖”，意为敲开官场之门后，便可以弃之如敝屣矣。
这种心理调适，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其天差地别之处，诚如吴思先生所言：前一次学习，学习的是圣贤的著述，他们学会了满口仁义道德；后一次学习，学习的则是官场与社会这本无字天书，他们大抵需要学习的是满肚子厚颜无耻，乃至男盗女娼。实事求是地说，要想参透这本大书的种种曲折隐晦之处，有时确实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不难注意到，这两次学习的截然断裂甚至完全对立，是大明帝国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而显著的特征。这种断裂与对立，常常由于皇家某些不够恰当的行为——如我们所不断看到的那样——而受到强化。从而构成了帝国悠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种心理结构为书呆子类型的人，和那些在前一次学习中已经完成了信念、信仰与人格塑造的人，在这个再学习的过程中，将会遭遇极大的痛苦。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这个再学习。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在帝国官场上，看到有些人以相当激烈的言辞与行动，表现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使我们对于人心向善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信心。
可是，除了少数政治清明的时代之外，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在帝国官场之上并不特别受欢迎，或者毋宁说，在大多数时代，这种人在帝国官场上特别不受欢迎。哪怕他们做的和圣贤的教导完全一致。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表现经常使其他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同时，势必使帝王显得愚蠢。因此，在中国多数时代的史料中，时常记载着这样一些人：他们人品高尚正直，学问博大纯粹，才干卓越出众，却在官场上活得七扭八歪，一般少有太好的结局。
就这样，在漫长的世代里，帝国的君主和臣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的战争。其一是对君权与孔孟之道——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所进行的长久的、双重神圣化的努力；其二则是对实现自己世俗化人性诉求与欲望所进行的真正坚持不懈的奋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旷日持久又无日无之。使得走上独木桥的人们，每天都必须在帝王的心意、圣贤之道和自己的欲望、天地良心与良知之间，作出艰难的、有时是死去活来的选择。
因此，充满内生矛盾的帝国秩序，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常态：嘴上说的，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事情之间，常常有着巨大的差异。致使生活在帝国中的人们，时常需要运用特殊的知识背景、经验阅历并付出专门的努力，去解读言辞堂皇之下的真实意图。以至于发展成为在帝国条件下生存所必须的专门知识与技能。在朱元璋所开创的明帝国传统之下，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
生活在稍后一些时代的一位法国思想家，名叫孟德斯鸠。在他那本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巨作《论法的精神》里，曾经在几个不同的章节，多次谈到了中国人的这种生活状态——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买进时用的是重秤，明明一斤二两的东西，在秤上显示的可能只有九两七钱；卖出时用的是轻秤，你花一斤的价钱，买到的东西可能只有七两；最后是准确的秤，以备和自己带秤的人交易时或接受检查时使用。在那里，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欺骗是准许的，是可以理解的，并不被认为特别不能容忍。
此人生活在公元1689年到1755年之间。
导致他得出上述结论的资料，肯定是发生在此前的岁月中。可能大多取自那些来过大明帝国或大清帝国早期的旅行者与传教士们所写的报告或纪录。
我们很难找到理由说他所说的这些与我们帝国的实际生活无关，或者说，他是在有意地侮辱我们。诚如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那样，生活在大明帝国中的人们，其感受可能比他说的更加痛切，以至于已经失去了感觉。
事实上，当皇家、帝国政府及其各级官吏们，时常需要用冠冕堂皇的圣贤语言，来掩饰自己缺少道德信念支持的行为时，对这个民族的心灵所构成的扭曲与伤害，是巨大、长久而深远的。千百年来，我们没有能够找到、开辟和发展出一条改善这一切的道路。因此，便只能寄希望于我们的君主，能够成为不世出的尧舜之君；寄希望于我们的官吏，能够成为诸葛亮似的贤臣、包青天式的清官。尽管四千年帝国史中的绝大多数时刻一再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虽百死而其犹未悔。
当张居正意气风发地成为新科进士时，帝国的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一亿人，读书人，即帝国官吏的后备人员则在一百二十万到一百五十万之上，而帝国文职官吏的总数，则仅仅在两万人附近的某一个数量级上。这些数字意味着，太多的人在觊觎太少的官位。帝国为其臣民提供的选择实在太少，致使狭窄的独木桥上，竞争变得格外激烈甚至残酷。使得上述术数和狡诈，已经发展得有如武林传奇中绝顶高手的过招，意念之下，身形甫动，对手已然肝摧胆裂，筋脉俱断。而官场过招更有甚于此之处在于，出手之际，必以对方灵肉俱灭为最高追求。对对手及其家属心灵乃至肉体实施尽可能巨大的伤害，已经成为官场中人十分普遍采用的方式。于是，无所不用其极，手段直达炉火纯青之境界。
张居正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投身帝国官场的。

第八章 大明官场乱斗之一：严嵩死磕徐阶
1548年，时为嘉靖二十七年，张居正进京为官的第二年。
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扑朔迷离地发展到最后，以内阁首辅夏言被杀而告终。这是大明帝国自朱元璋之后，一百多年间，第一位相当于宰相级别的人物被杀。朝野内外为之震撼。
这应该是帝国官场给青年张居正上的第一课。
夏言被杀之前，曾经在帝国内阁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今天内阁首相的位置上四上四下。
今天人们时常谈到的所谓内阁制度，在我国，其形成时间，大体上是始于大明帝国初期，成型于大明帝国的中期。最后，应该是在张居正走上帝国官场时的嘉靖一朝，方告最终完成。在此之前，似乎并没有内阁这个制度与概念。其演变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帝国创立者朱元璋时代的洪武十三年。
这一年，是为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奸党一案，杀宰相胡惟庸，前后牵连至死者，凡两万余人。与此同时，朱元璋对帝国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组。在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中，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此次改组的内容：“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
从此，将在我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宰相制度正式废除。
朱元璋基本按照宋代“三权分立”和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理念管理军队。将原来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一个大都督府，拆分成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互不统属，各自负责一部分地区和部队的管理，各自直接对皇帝负责。他们只有对军队的日常管理权，没有调兵与指挥权；该权限由六部之一的兵部，经皇帝核准后行使；统兵权则在军事任务发生时，由皇帝临时任命官员担纲；战事结束后，统兵官交出兵权，返回各自职司，士兵则各回各自的营地。这种纵横交错的管理体制，应该是帝国二百多年间，只在天顺年间发生过一次不成功的兵变，基本无需担心军事政变的原因。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其最高首长尚书的官阶由正三品提高到正二品，由以往中书省的下属机构和对宰相负责，改为平行的帝国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均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
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监察究劾，直接对皇帝负责。其所有御史均可直接上书皇帝。
通政司是负责帝国各种文书接收传递的机关。
大理寺则类似今天的最高法院，负责复审司法案件，与刑部、都察院共同负责司法审判之责任，习惯上统称“三法司”。
由此，与以往世代比较起来，帝国政治制度与机构设置均变得极其简单明了，其最大特点，就是所有权力最终毋庸置疑地全部归到了皇帝手上，即所谓“大权一归朝廷”。此后，该举措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闪展腾挪，演变得面目全非，大明帝国所有特异景象、重大事件和乱象，几乎全部或与此干系甚深，或在此时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其影响，堪称至深且巨，令人一言难尽。
而其直接后果，则是一目了然，皇帝的威权变得空前之巨大。同时，其负担当然也变得空前巨大。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五中记载说：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中，全国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各种文书报告送到朱元璋案头，其中涉及各类事项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计算，该人每天需要批阅文件字数约二十万字，处理事务四百二十三件。就是说，即便此人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一个小时也要阅读八千字以上，并在二十多件国家事务上作出决断。这种情形称得上令人畏惧。就算我们的皇帝是真龙天子，就算他的体力、精力、智力、能力都超群绝伦，就算他无限热爱此种工作，这样的工作量应该也是形同苦役。
为此，朱元璋曾经从民间征召过几位饱读诗书的老先生，来做自己的国事顾问，称春、夏、秋、冬四辅官。其间效果如何，记载相当委婉而暧昧。推想起来，这些来自乡村的老学究，若真能做到不是越帮越忙，真能顾好这个问，倒确实是政治史上的奇观。
于是，朱元璋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等大学士，挑选那些品级较低、年纪较大、政绩平平的文史官充任，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并不能参与政事。
到永乐年间，燕王朱棣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之后，开始让这些大学士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置。虽然其官阶仍然只有五品，没有部下，没有统辖机构，甚至没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既无宰相之名，又无宰相之实，但这些人全部是皇帝的亲信近臣，每日侍奉于皇帝身边，奔走于殿阁之下，特别是可以参与机务，看起来很像宰相。为了避开宰相这个已经变得不祥的字眼，加之其名称为“入值文渊阁”，在内廷办事，于是人们含混地称之为“内阁”，算是有了内阁制的大模样。
此后近百年间，大学士们开始兼任各部尚书、侍郎之职——就是兼任六部中的部长、副部长职位，有的还具有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或从一品的少师、少傅、少保等崇高荣衔，权力地位不断提高。他们虽然不能到兼职的各自部门里去实地任职，也不能干预各部事务，名义上仍然只是皇帝身边的侍从顾问之臣，但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他们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权威。如人事推荐与任免建议、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等等。而他们真正的权威，则来自宣德年间所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票拟”之权。
这位以生产了宣德炉和酷爱斗蟋蟀闻名于我国历史的皇帝，也是一位丹青辞文造诣很高的皇帝。票拟之发明权当属此人。
票拟，又叫票旨、条旨，里面暗含了帝国官场运作的大部分奥秘。
这里涉及帝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方式与程序——
通常情况下，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报告文书先汇集到通政司，通政司登记在案，录下副本，然后将所有文书象征性地报告给皇帝，随后转到内阁，由大学士将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后，分别贴在这些报告的封面上，送呈给皇帝最后批示核准，这就是票拟。实际上，等于是为皇帝草拟御批的底稿。皇帝的御批使用朱笔，所以，又叫“批红”。经过批红的文书，再登记备案，录下副本，然后，分发各地、各有关部门执行。
由此可知，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已经很难不在掌握了票拟之权的大学士面前俯首帖耳。
而且，包括了票拟和批红在内的这种国家机器运转方式与程序，还给帝国官场政治留下了两个绝大的漏洞。
其一，当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学士正式成为首席大学士时，“首辅”之称谓便随之产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认同。这种情形大约是在宪宗皇帝时期发生的，就是以成化窑瓷器著名的那位皇帝。首辅没有宰相之名，也没有宰相行政号令、任免官吏之实。但当他深受皇帝信任时，却可以垄断票拟之权，并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而将属于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相当大程度地转移到自己手上。此时，其令人畏惧的威力，甚至远远超过了以往真正的宰相，这可能是朱元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其二，可能会令朱元璋更加沮丧和苦闷的是，当他的子孙们不像他那么酷爱这些行政事务，或者由于精力、体力、智力、爱好等因素丧失了处理这些事务的能力和兴趣，或者那些朝夕相处地陪伴着皇帝的太监们更加令皇帝喜爱和信任时，那专属皇帝的“批红”大权，便会落到这些曾经深受朱元璋蔑视的宦官们手中，使他们变成真正的皇帝。届时，首辅手中的票拟之权将同时失去效用。于是，既失去宰相之名、又失去宰相之实的满朝文武，便在宦官们的拨弄下，死去活来，痛苦万状。
事实上，到张居正看到首辅夏言被杀的时刻，这两大漏洞，早已经全部变成帝国的现实。
夏言出任帝国首辅之时，我国的内阁制度才最终完善形成。这种情形，可能确实和嘉靖皇帝的身体不太好有关。
从湖广安陆州兴王府，即今天的湖北省钟祥县来到北京的嘉靖皇帝，相当长时间都不能适应北京的气候水土，因此，患有“咳疫”和“痰疾”，曾经发作后连绵数月不能治愈，且发病次数相当频繁而猛烈。从症状上判断，可能是西医所说的严重慢性气管炎或支气管炎。导致皇帝无法临朝面见群臣并处理国政。至少，嘉靖皇帝是这样多次解释自己的作为的。于是，忧虑中的皇帝采取了两个措施，希望改善此种局面。
一个是在宫中大力崇道修玄，斋醮祈福；另一个则是推动内阁制度的迅速完善。前者是希望道教的神灵上帝保佑自己养生长寿，后者则是为了帮助自己控制政局。
在此之前，大学士们虽然具有了较高地位和通过票拟建立的威权，却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内阁制度。比如，内阁长时间没有自己的办事机构，没有正式的办公场地，曾经一直与翰林院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内合署办公。到正统十年，即公元1442年，翰林院有了自己的衙署，文渊阁才成为内阁专用的办公处所。又过了不到十年，即景泰中期，内阁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即由中书舍人——机要秘书们组成的诰敕房，内阁制度方告初具规模。
到嘉靖皇帝时，大体采取了三个步骤，使内阁制度最终形成。
一是将大学士全部换成顺从自己的人，并令他们部分地开始干预六部事务，导致《明史》卷一百九十记载说：此后，皇帝身边之臣“无进逆耳之言者矣”。
二是明确大学士为文臣之首，如《明史》“职官志”所记载：阁臣们在“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其三，则是将文渊阁正式修缮改建为内阁的办公地点，地点在午门之内的东面，文华殿南边的一排十间砖房。阁内一间恭设御座，其余为阁臣治公之所。阁东的诰敕房里加装为小楼，仍为储藏图书的皇家图书馆；阁西制敕房旁添造三间各官书办——就是秘书兼随从人员的写字间。从此，《明史》“职官志”记载说，人们在谈到内阁时，才不再含混地与翰林院和文渊阁搅在一起。
这件事情在嘉靖十六年完成，标志着帝国内阁首辅虽无宰相之名，但已经具有宰相之实。夏言则在次年，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成为帝国内阁首辅。此后，龙争虎斗，直到嘉靖二十七年被杀。
夏言曾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嘉靖皇帝即位初年的岁月里，这位机敏干练、锐意进取的官员曾经在裁汰冗员、清理皇庄等相当棘手的政务中，表现不凡，脱颖而出。此后，嘉靖皇帝在改革帝国礼乐祭祀制度上倾注了极大心血。将天、地、日、月分开祭祀就是在此时开始的，从此，北京城的东、南、西、北四方才有了天、地、日、月四坛。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当时的人们何以要在礼仪祭祀上投入如此巨大的努力。但在那个时代，诚如典籍所载，国家最大的事情是两个，一个是祭祀天地祖先神灵，一个就是动刀兵打仗。以是之故，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大礼议”会成为真正的轩然大波，嘉靖皇帝非要乱棍打死十几位大臣才行。如今，皇帝对礼仪祭祀的变革，虽没有形成大风波，却也引起了官场不小的骚动。此时，夏言坚定地支持皇帝，又没有引起反对派的过多恶感，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或许是在官场太过一帆风顺的缘故，进入晚年的夏言少了许多理智，多了不少随意，终于，死在他可能帮过大忙的同乡严嵩手中，以悲惨的结局告终。
严嵩和夏言一样，都是江西人。论年龄，严嵩比夏言大两岁；论科第资历，严嵩比夏言早了十二年；论书法文才，严嵩应该也在夏言之上。但是，若论起权位来，严嵩与夏言却根本无法同日而语。部分原因是，严嵩曾经长期离职，在江西分宜老家养病，时间长达八年多。人走茶凉，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是足够被官场彻底遗忘了。然而，在此期间，严嵩饱读诗书，修身养性，使自己的诗词文名和书法造诣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说，他的书法作品以柔美妩媚见长，其诗词则清丽婉约，深得风人之致。一时间，史书形容他“颇著清誉”，就是说有很高的文名雅望。
严嵩身材高大清瘦，眉目疏淡，嗓音洪亮。于三十六岁重返官场，二十年后，官居南京吏部尚书。我们知道，帝国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便号称“留都”，保留了全套的中央政府机构和编制、官员。只是，那里的官员权限小，且远离以皇帝为核心的帝国中心，时常用来安置一些类似“鸡肋”的官员。比如，酷皇帝朱厚照，当身边的大臣劝谏得令他心烦时，他就喜欢把这种人的官职提升后，送到南京去。是故，那里的官员常自嘲或被形容成是独守空房的弃妇。因此，严嵩虽然升迁得不算缓慢，但心情难免郁闷。
嘉靖十五年，即公元1536年，严嵩以为皇帝祝寿之名来到北京，就此，以五十六岁高龄，走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留在京师。由偏房侍妾，一变而为正室夫人。
在严嵩的诗文集里，可以看到他献给夏言的数首诗。《寿呈桂公少傅》一诗曰：“少傅知予久，交承分愈亲。”全然是后进晚辈的姿态，其谦恭柔媚，套近乎拍马屁的味道颇重。其他大致类似。当时，夏言已经官居内阁大学士，是为次辅。但由于精明干练，深受皇帝信任，权力影响均已超过首辅。由此判断，说夏言在老乡严嵩这次意味深长的命运转变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大约是可信的。
有一次，严嵩在家里做生日宴会，恭请已经晋为首辅的夏言赴宴。夏言退回了他的请柬，没有光临。严嵩便来到夏言家的门外，跪在门口，将请柬高举过头，朗声吟诵内文。终于将帝国首辅请到了寒舍，令严府蓬荜生辉。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夏言终于没有莅临，严嵩于开宴之际，恭而敬之地跪在为夏言预留的座位前，为首辅遥遥敬酒。这种做法，应该会使夏言感觉极佳。
据说，严嵩之为人，谦恭和善，蔼然有长者之风。就是在其后来位极人臣、权势熏天之际，仍然保持着此种彬彬有礼、平和谦易之风范，绝少疾言厉色。致使其身后，天下皆指其为巨贪巨奸时，江南文坛领袖钱谦益，仍然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转述了当事人高拱所亲笔记载的一则趣闻轶事。
严嵩当国，也就是主持中央工作时，帝国臣僚和各界名流聚会，为严嵩贺寿。严嵩长身耸立，众人“俯躬趋谒”，就是快步上前鞠躬拜谒的意思。站在一旁的高拱突然“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严嵩问这个下属何故发笑？高拱回答：眼前的情形，令我一下子想起韩愈韩昌黎的《斗鸡诗》来——“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所以忍不住发笑。当时，在北京的江西人很多，民间俚语中，称呼江西人为“鸡”，可能和江西人的某种口音有关，完全没有这个字眼在今天的含义。结果，此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严嵩本人也笑不可抑。钱谦益悠然神往，“先辈风流雅谑，政府词林，行迹无间”，是为“嘉话也”。
年届六十耳顺之年的严嵩，背已微驼，清癯的面庞上，沟壑纵横，刻满岁月的沧桑。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他始终以恭谨之态尊事夏言。这可能是夏言对他心生悲悯，夷然不放在眼里，一直以属下晚辈傲岸待之的重要原因。
然而，事情在起变化。
严嵩的恭谨柔顺和他文采飞扬的辞章，同样给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我们能够知道的《庆云赋》和《大礼告成颂》等文字，文辞华美，独具风骚，逢迎之意，其媚入骨。假如用朱元璋的标准判断，大约称得上是“谀而且佞”。此种文字，出自一位花甲老人之手，想来令人心情格外复杂。然而，正当盛年、深具辞文素养且自我感觉极佳的嘉靖皇帝，却在御览之下，甚为喜悦。逐渐，严嵩深获帝心。
而此时，同样年届花甲的夏言，却出现了颇为“另类”的老年颓唐模样。
本来，夏言应该算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不但在政事处理上明快精干，在诗文辞章上也颇有烂漫如霞之才。当他在大礼议和礼乐祭祀制度改革上站在皇帝一边时，便深得皇帝欢心和倚重。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忘记了一个道理，天下有才华的人太多了，皇帝更加看重的并非才华，而是忠心与顺从。因此，当上首辅之后，夏言逐渐露出恃才傲物的意思，在皇帝面前也似乎少了一些恭谨。不但不再时时事事随顺皇帝的心意，有时还丢三落四，令皇帝深感不快。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连续招致嘉靖皇帝不满甚至痛斥，并且曾经三次被斥逐，离开首辅之位。
后世的史家在谈到夏言的表现时，说法很多，占主导地位的说法就有两种。
一种认为，是严嵩等人的谄媚谗言，导致夏言失宠。
还有一种说法，则指斥夏言得意忘形，已经不把皇帝放在心上，从而粗疏草率所致。
更有一种说法，可能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
这种说法认为：
夏言的私生活中，有一个绝大的苦恼，即没有子嗣。今天看来，这对于许多人可能正中下怀，免得还要花钱去避孕绝育。但在古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下，这决然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小事。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七出之条”中，用一纸休书将不能生育的妻子休掉，是受到社会支持的。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与男人纳妾也都出自同样的理由。而那些不能生育的妻子们，主动为丈夫纳娶姬妾，是避免更坏的命运并赢得社会赞誉的重要手段。这和我国被视为神圣的圣贤之道、宗法制度紧密相关。
然而，屋漏又逢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没有子嗣的夏言，偏偏碰上了一位既妒且悍的妻子，令他又爱又怕。结果，为了是否纳妾以便延续子孙后代的问题，夫人发河东狮吼之威，寻死觅活，闹得翻天覆地。直到夏言年近花甲且身居帝国总理大臣高位了，看看实在生育无望的夫人，方才相当勉强地允许自己的首辅丈夫纳了小妾。由此，导致夏言身心交瘁，顾此失彼。
用这种说法，可以相当有效地说明，当皇帝命夏言撰写《居守敕》时，一贯精细勤谨、且有倚马可待之才的夏言为什么会在最后一天，才慌慌张张地交出草稿。导致皇帝痛斥他：“尔所职何事，至今日方呈草耶？”——你这首辅是干什么吃的，到今天才呈上草稿？随后，不管夏言如何惶恐哀恳，还是将其撤职罢官。是为第一次斥逐。
应用这种说法，还可以解释夏言第二次被斥逐的情形。
当时，公元1541年，嘉靖二十年八月，昭圣皇太后去世。夏言在奏疏中误写字号，遭皇帝叱责。夏言连忙谢罪，并提出身患疾病，请假还乡。结果，皇帝勃然大怒，痛骂道：“何肆意放恣一至于此？”——怎么嚣张放肆到了这种地步！立即下令将其罢免之。
嘉靖皇帝是一个极度挑剔的人，特别难伺候。他曾经为一个错别字，把一位上书言事的臣子廷杖一百，痛打后，再发配边疆充军。在喜欢采用酷刑对付臣僚方面，他可能是仅次于两位祖先——洪武皇帝朱元璋和永乐皇帝朱棣的帝国皇帝。但为一个字如此发落帝国首席大学士，似乎也有些小题大做。据说，他此时已经知道了夏言家中的情形，结果，引起的不是同情和体谅，而是深切的不满。他认为，臣子应该舍身忘家地忠于王事，哪里可以为一己之私而怠慢皇家事业？尽管他自己当初深切沉溺道教之术时的原始动机之一，就有为了广育子嗣的意思在内。由此，导致他觉得夏言已经不可信任。
从后面的专门章节里，我们可以知道，嘉靖皇帝一生高度以自我为中心，从他对皇后、妃嫔、儿子、臣僚绝无体谅的行事风格判断，上述推断可能是能够成立的。
夏言的第三次被逐，发生在半年以后，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翻检史料，在这次事件中，夏言不但没错，反而称得上是令人尊敬的。这是一些古代的学者们，对夏言颇有敬意的原因之一。让人特别无法理解的，反倒是有今天的学者，对此颇有烦言，令人完全无法知道是出于何种肚肠。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按照帝国制度，皇帝日常戴的帽子是乌纱折上巾，就是唐代所谓的翼善冠。当此时，嘉靖皇帝正在崇道修玄的兴头上。他不但自己喜欢戴道家一种叫香叶冠的道士帽，还让人制作了五顶道士帽五双道士鞋，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五人。
一般说来，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大凡崇信道教方术的皇帝，都要耗费大量民脂民膏，且迄今为止，尚无导致良好结局的事例。不要说行多年恶政，把国家和人民糟蹋得一塌糊涂的汉武帝，就连英武如李世民的早死，可能都和服食道家丹药有关。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将崇道推向登峰造极，后来亡国灭家。由此，形成一种较为普遍的心态，对皇家崇道不以为然。
结果，其他人都领赏谢恩，行礼如仪，只有夏言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这不是国家规定的大臣服装，我不敢接受和穿戴。”又说，“现在人们都在盯着我，穿上这玩意儿不是更授人以柄吗？”
嘉靖皇帝闻听之下，勃然震怒，令夏言退出宫苑。六十一岁的夏言，仿佛吃错了药一般倔头倔脑，他说：“须有旨，乃可行。”“下旨乃可去耳。”——必须皇帝下旨，我才能走！
这使嘉靖皇帝切齿痛恨。此后数年，直到诛杀夏言，仍念念不忘，一再提起此事。因此，明代历史学家认为，夏言被杀“由不戴香冠始”。
此时，严嵩的表现则大异其趣。他不但欣然穿戴上了道士鞋帽，还小心翼翼地在帽子上笼罩以轻纱，透出一派朦胧美感。嘉靖皇帝问他：这是典出何故？他庄重地告诉皇帝：天子所赐，不敢轻慢，恐灰尘玷污耳。其结果完全可以想见——帝心大悦。
可能就是在这一次，严嵩老泪纵横地向皇帝诉说了夏言对自己和百官肆意欺凌的情状。皇帝怜惜而且震怒，遂颁上谕，列举夏言四大罪状。听上去，居然有四大罪状，挺吓人，实际读起来，却相当牵强。譬如，不戴道士帽也是一项，等等。但是，在皇帝看起来是大罪状，这就够了。
七月一日，以“臣欺凌君上，作威作福”之罪，将夏言罢官。同时，皇帝指斥监察官员失职，不早做纠举，一口气处分了七十三名言官。一个半个月以后，公元1542年，即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严嵩以礼部尚书为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仍掌部事，为次辅。八个月后，首辅的儿子可能在科举考试中作弊，事发，首辅被削籍，就是被开除公职。严嵩成为帝国首辅。史书记载说：在此期间，内外百官但凡要做什么事情，都要先取得严嵩同意，然后才能到达皇帝耳边。于是，“副封苞苴，辐辏其户外”。古人文雅，喜欢掉书袋。所谓苞苴者，蒲草编的草包也。《荀子》：“苞苴行与？”杨倞注曰：“货贿必以物包裹，故总谓之苞苴。”说白了吧，就是行贿的红包。辐辏，是车轱辘。就是说，四面八方前来送礼行贿的车子轿子，停满了严嵩他们家门外的街道。公元1545年，即嘉靖二十四年，夏言被召回到朝廷，第四次担任首辅。
原因是，这些年来，严嵩和他那虽然长得不好看，但却聪明绝顶的儿子严世蕃贪渎之声大起。至少有十个以上臣子，揭发弹劾这父子俩贪横不法之情事。前面曾经提到，那位因为考试题被廷杖八十，当场打死的叶经，就是弹劾过严嵩的御史大夫。当时的人们相信，他的真正死因，是得罪了严嵩。
事实上，差不多在十年前，严嵩从南京来到北京后不久，父子俩就已经开始有了“贪”名，皇帝并不在意。在史料上看，他甚至一度认为是夏言在背后支使的这些弹劾。因此，弹劾越多，皇帝对严嵩越加怜爱，觉得他为了忠于王事而受委屈了。后来，严嵩的“横”名一出，甚至一度成为了“独辅”——就是唯一的内阁成员时，皇帝方才觉得有些不是滋味，于是，将严嵩的克星夏言召了回来，放到严嵩的脑袋上。
如果说，以前夏言对严嵩只是不假以辞色，还不能说是欺凌的话，这一次，他倒是真的算得上欺凌严嵩了。
他把票拟之权全部拿过来，眼睛里仿佛就没有严嵩这么个人。然后，三下五除二，把严嵩这些年提拔起来的官员，抓的抓，贬的贬，流放的流放，开除的开除，弄得严嵩好不容易搭起来的班底，一时间七零八落。此时的严嵩，唯唯而已，很少表示什么。就连他最亲近的人被撤职，他也几乎不施以援手。
帝国官场故事告诉我们，大凡到了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故事的结局也就快到了。
不久，夏言抓住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赃枉法的证据，他立即准备动本弹劾。这一次，严嵩真的慌了。他那绝顶聪明、自称天下才华自己一个人占了三分之一的严世蕃也糊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于是，发生了为许多史书广泛记载和引证的故事——严嵩带领儿子严世蕃来到夏言家里，长跪痛哭，以求免祸。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帝国第一副宰相的严嵩，携大约是副司局级干部的儿子严世蕃，来到相当于帝国宰相的夏言家求情。夏言称病，将其拒之门外。严嵩将一个不小的红包硬塞进传达室工作人员的手里，然后，与儿子一起挤开该半推半就的工作人员，来到夏言的卧室。额头上敷着一块毛巾装病的夏言，听到传达室工作人员与人拉拉扯扯的声音，睁眼看去时，严嵩父子已然跪在床前，放声大哭。
据说，当时夏言长叹一声，“遂置不发”。就是把事儿搁下了。严嵩父子以此一跪一哭，逃过此一劫。
登上首辅位置之前的夏言和做了首辅之后的夏言，行事风格颇多改变。而在首辅名位上四上四下，令他发生的变化似乎更大——理智越来越少起作用，强硬与随意更多地表现，甚至全然丧失了政治斗争中的警觉与敏锐，连“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基本问题都搞得糊里糊涂，毫不讲究政策、策略与方法，没有重点，没有层次，没有步骤，没有韬略，就像对待严嵩父子时一模一样，碰上一个打一个，只要在口头上打服了就行，仿佛是在快意恩仇一般。
夏言老矣。从里到外都已经不复当年之风采神韵。英雄暮年，他实在应该听从一位幕僚的劝告，不要第四次出任首辅之职。
不久，夏言的剑锋直指嘉靖一朝的首席宠臣——陆炳。
事情的起因大体是：这位与嘉靖皇帝吃同一个母亲的奶长大、且救过皇帝命的锦衣卫都指挥使，和另一位皇亲国戚合伙贪赃枉法，数量可能还不小，证据落到了夏言手里。夏言准备彻底查办此案。
夏言做得没有错，用圣贤的标准衡量，他是值得赞扬和歌颂的。
问题可能是出现在政治斗争的时机、策略与夏言的心态上。
当时，贪横之声最大、民怨最大、夏言最应该首先给予致命打击的敌人，当然是严嵩。结果，却被夏言轻轻放过。
陆炳是终嘉靖在世期间最受皇帝宠信的第一人，手中常年掌控着帝国的锦衣卫特务组织，这些都可以不论。问题是，陆炳也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属于那种一按开关，全身上下到处活动的机灵角色。在严世蕃口中，天下之才他自己占了三分之一，另外占了三分之一的一个人，就是陆炳。此人坏事没少干，但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特别喜欢结交各界名流雅士，和文人士大夫们的关系相当友善。同时，他与夏言和严嵩的交情都不错，没有明显的亲疏远近之分。显然，他应该是夏言尽力争取的同盟军，结果，反被夏言推到了严嵩的阵营，变成了自己极其可怕的敌人。
史书记载说，当时，陆炳很恐慌，给夏言送去三千两白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三四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
据说，夏言一生清廉，最痛恨官吏贪渎。
第二天，这笔钱被退回，上面附着一张字条，曰：老夫一生，只受朝廷俸禄。
陆炳急了，跑到严嵩处求救。严嵩当然不会把自己父子的情形告诉陆炳，他换了一个说法，用春秋战国时期一位磊落伟丈夫的典故，点拨陆炳：“看来只能效法古代名将，如廉颇般负荆请罪了。”
陆炳大悟。来到夏言家门前，长跪请罪。夏言答应不再追究，但要求他自己写一份供状，就是检讨书，自己交给皇帝。从此，陆炳恨夏言入骨。史书上说，严嵩和陆炳就此联合起来，“日与谋倾言”——每天商量着如何干掉夏言。夏言全无觉察。
与陆炳同案犯事的是一位侯爵，乃当今嘉靖皇帝的亲姑父。嘉靖皇帝由藩府王子入继大统时，就是这位姑父前往迎接的。以是之故，该人成为整个大明帝国唯一一位没有军功却被封为侯爵的驸马。他曾经在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中，虽不是为了支持夏言，却在夏言的最后胜利中，起过重要作用。因此，他也应该是夏言的同盟军。
此次，他同样来到夏言家里请罪。在他作势欲跪时，夏言赶快将他扶起，首辅还没有强横到敢让皇亲国戚给自己下跪的程度。夏言相当恳切地劝导这位侯爷，请他以国事为重，莫让蝇头小利坏了一世英名。那侯爷哪有什么英名可言，且从数量上判断，可能也绝非小利。夏言无异对牛弹琴。换来的是侯爷表面诺诺，实则切齿痛恨。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除了恩怨之外，已经六十五岁的老首辅夏言，可能确实希望把乌七八糟的帝国官场，收拾得稍微干净一点。而在上述事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他的这些全无谋略的做法，除了树敌，并使事情变得更糟之外，已经没有可能达到好一点的结果。表明此人的政治智慧与才能已经枯竭。
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显然忽视了另外一个可以要命的因素——皇帝的心思。
此时，皇帝已经又一次开始对夏言不满。
已过不惑之年的皇帝，此刻是越发地“惑”了。他真心地、深切地沉浸在道家的修玄斋醮之中，希望以自己的虔诚获得昊天上帝的回应。因此，他特别需要经常地向神灵表达自己的崇敬，同时汇报自己的思想，以求得福佑。其具体做法，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向上帝贡献青词。
写青词的难度，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介绍。事实上，真正的难度还在于，写一篇两篇还可以，十篇八篇也能对付。若是三天两头长年累月地写，不管白天黑夜吃饭睡觉地写，还不许重复、还要每出新意，还要全部都符合上帝与皇帝两位神灵的心意，这的确不亚于一件看不到头的苦役。
夏言曾经是一个为皇帝撰写青词的高手，这是皇帝十几年间对他由喜爱、宠信、离不开，到又恨又爱，三番四次赶走了又召回来的原因之一。然而，此时的夏言，可能对此已经厌倦，他不再把为皇帝撰写青词看成是帝国内阁首辅的最重要国事了。平心而论，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宰相，每天需要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政事务，还要长年累月地应付皇帝这种根本就是变态的需求，也真够难为他的。于是，时常命手下人代笔，或者用过去的底稿，改头换面一番，呈献上去。
然而，糟糕的事情就此发生，且无可挽回。皇宫里，屡屡发生皇帝恼怒地将他呈来的青词，狠狠摔到地上的形事。
这些情形，夏言完全不知道。原因是，他对皇帝身边的太监从不假以辞色，公事公办，完事拉倒，并不表示什么特殊的客气。这样，太监们自然也就没有义务为他通报什么信息。此种情形，完全符合帝国规制。夏言并没有做错什么。
严嵩则与夏言完全不同。这位比夏言还年长两岁的六十七岁老人，突然青春焕发，真正是老当益壮。他把身心几乎都投入到青词的写作中去了。于是，六十多年积累起来的圣贤经典、仁义道德、诗书礼乐、人生阅历全部化为锦绣文章，化为皇帝的满心喜悦，化为直达上帝面前的缭绕香烟。
严嵩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他为人很客气。对皇帝身边的人尤其客气。每当与太监接触时，迎来必定嘘寒问暖，送往则殷勤叮嘱保重。最重要的是，握手致意之际，每每会有一个银或金元宝酬谢辛劳。结果，自然大不相同。
据说，嘉靖皇帝经常会让太监们在夜半时分，悄悄观察内阁大学士们在做什么。他得到的消息，差不多都是：夏言在酣然大睡，而严嵩则在孤灯之下苦苦构思撰写青词，常到更深漏尽。
公元1547年，即嘉靖二十六年，对于张居正是个好年头——高中进士并选庶吉士，对于帝国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
前一年八月，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上书皇帝，提出收复河套地区，解除蒙古族骑兵对帝国西北边境威胁的方略。嘉靖皇帝找不到感觉，命兵部论证该方案，兵部把球踢回给了曾铣，令与其他西北地区负责人一道商量，拿出可行性报告。夏言则认为曾铣忠勇可嘉，建议皇帝采纳其建议。皇帝接受，下令褒奖曾铣，并决定预做准备，推进此事。
进入嘉靖二十六年以后，却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导致事情急转直下。
七月，陕西发生山崩，古人认为大不吉，乃“分崩离析”之象。
十一月初五，皇宫突发大火，方皇后尚在寝宫之中，嘉靖皇帝却令想冲进去救皇后的太监们赶快救火。导致这位皇后连烧带吓，很快死去。
十二月以后，正值嘉靖皇帝催促尽快落实收复河套之方案时，北京却连连刮起大风霾，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沙尘暴。我国古代数术中，认为大风霾乃是边境刀兵大起的凶兆。
这些灾异连连发生，令嘉靖皇帝大为沮丧且紧张。此后发生的情形，在沈德符那著名的《万历野获编》中记载颇为可信。
当此时，严嵩的亲密朋友，也是嘉靖皇帝最为宠信的道士陶仲文，从斜刺里杀将出来，剑走偏锋并一剑封喉。他使嘉靖皇帝相信：山崩是要应在皇帝身上的。汉代时，发生此种灾异，采用的方式，就是赐三公死。那时的三公，指的是宰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如今，只有宰相和边防大将去挡灾，皇帝方可化险为夷。
于是，公元1548年，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初二，农历春节的第二天，嘉靖皇帝召夏言和严嵩，将上述灾异联系起来，警告他们要“转祸为福”。三天后，初六，皇帝便全盘推翻了对夏言和曾铣的支持。严嵩也一反数年唯唯之态，开始向夏言正面出击。他向皇帝进言，认为这些灾异与首辅夏言的行为密切相关。由此，导致曾铣等人被捕，夏言第四次罢官。
最后的结果已经无须过多浪费笔墨。因为随着陆炳的加入，夏言必定难逃此劫。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陆炳是审理曾铣一案的最高负责人。他给皇帝的报告中说，曾铣曾经贿赂给夏言数万两白银，所谓收复河套云云，不过是为了掩饰、冒功而已。给曾铣加上了谎报边情、交结近贵——即夏言的罪名。
最后，曾铣和罢官后又被逮捕的夏言全部被处死。
据说，夏言临刑前，嘉靖皇帝曾经一再观望天象，见天无异象，方才传旨行刑。谁知，令旨刚刚传到刑场，便阴云四合，大雨如注。史家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记载说，夏言行刑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收复河套，实在是想为皇帝尽犬马之忠啊，哪里想到竟会这样！”
至此，在与夏言近十年的搏杀中，六十九岁的严嵩大获全胜。
此时，沉浸在喜悦中的严嵩，可能没有留意到，有一双满是寒意的眼睛，正在冷冷地盯着自己的背影。
那是帝国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的眼睛。
徐阶是松江华亭人，治下属今天的上海市。《明史》上记载说：此人小时候曾经两次大难不死，成为当地人的传奇。一次是在一岁时，掉进一眼干枯的深井里，救出来后，三天才醒过来；另一次是在五岁时，跟父亲过括苍山，从山崖上摔下去，却挂在树枝上，结果，保住了性命。
嘉靖二年，即公元1523年，徐阶中科举高第，为进士第三人，就是民间所说的探花郎，故直接授官为翰林院编修。前面曾经介绍过，这是一个极清贵的职位，接触皇帝的机会很多，属于帝国晋升速度最快的一类。当年，他只有二十一岁。
这一届主考官是大学士费宏，嘉靖初年著名的首辅杨廷和曾经责怪费宏：为什么不把这位翩翩少年录取为第一名？嘉靖朝大名士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记载，名相杨廷和曾经指着徐阶说：“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辈。”
从《明史》的记载里，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徐阶的相貌：短小白皙，善容止，就是风度翩翩的意思；性颖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大约指的是心机很深不轻易外露之意。有一个重要的情形，常被人们忽视，徐阶曾经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与王学门人过从甚密。这可能是他能够最终打倒严嵩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入官场不久，徐阶曾经遭遇过一次不小的挫折。
嘉靖初年，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恰于此时，徐阶父亲去世。帝国规制，父母去世时，官员必须离开官职回家守孝三年，一般是二十七个月，术语叫“丁忧”。徐阶因祸得福，躲过了“大礼议”期间，官员们于左顺门外廷杖时被迫表态这一劫。谁知，嘉靖皇帝不久就又开始更定祀典，就是改革礼乐祭祀制度。改到孔子祀典时，准备在祭祀时较大幅度地降低孔老夫子的规格，旨在以君权打压师权。徐阶不干了，他侃侃而谈，痛驳一位秉承皇帝旨意、从而势焰正盛的当朝大佬。双方激烈论战，逼得大佬口不择言地冒出一句不伦不类的话来：“你竟敢背叛我！”徐阶一本正经地回答：“只有归附才谈得上背叛，我并没有归附您呀，背叛从何谈起？”说完，作个揖便扬长而去。据说，嘉靖皇帝为此气得破口大骂，曰：“此人这般巧言善辩，翰林院难道可以用这样的人吗？”令人立即把徐阶的名字镌刻在柱子上，谓：“徐阶小人，永不使用。”（陈田《明诗纪事》戊签卷第15，引《国史唯疑》）
当时，据说徐阶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诸多重臣极力相救，最后，被贬到福建的延平府做推官，掌管刑狱。延平府，就是后来出了郑成功的那块地方。
徐阶又一次因祸得福。在地方官任上，此人干得相当漂亮，三年刚满，便被提拔为黄州府同知，相当于地级市第二把手，还没到任，又被提到省里，任浙江按察佥事，相当于主管司法省长的助理，负责学校教育这一块的监察司法。三年后，又被晋升为江西按察副使，成为助理一省司法的副省长。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评论道：徐阶“以文翰起家而志在经世”。意思是：徐阶文人出身，志向却是治理国家。
经此磨炼，徐阶变得圆熟老练，加上年深日久，嘉靖皇帝可能也早忘了当年那一档子不愉快。从此，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多种史料上都有夏言极看重徐阶，从而多方提携的记载。徐阶一路顺风顺水时，正值夏言当国。由此判断，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嘉靖二十年，即公元1541年，徐阶出任国子监祭酒。不久，嘉靖二十二年，徐阶四十三岁时，成为礼部侍郎——副部长，旋即迁为吏部侍郎，并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实际行使着尚书的权力。原因是，连续几任尚书都年事已高且看重此人。此外，他还一度教习庶吉士，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大约就是这个缘故，他认识了并极其看重张居正，致使张居正对徐阶终身执弟子礼，恭而敬之地以师礼尊事之。
夏言被杀时，徐阶是部级副长官，朝中这个级别的官员有一大帮，尚属人微言轻，我们找不到徐阶在挽救夏言上出过什么大力的证据。
嘉靖二十八年，即公元1549年，夏言被杀的第二年，徐阶出任嘉靖朝最为重要的礼部尚书。
在其他朝代，礼部并不是一个受人看重的部门，之所以在嘉靖一朝变得特别重要，时常从这个部里提拔大学士，是因为嘉靖皇帝屡屡在礼仪祭祀制度上折腾事儿，而且，他在修玄崇道时特别需要礼部的襄赞。
徐阶能够坐上这把交椅，和他极其出色的青词写作，有着极大的关系。《明史》记载说，由于徐阶撰写的青词深获帝心，以至于被皇帝专门召到无逸殿去值班。结果，连徐阶被推荐担任吏部尚书时，皇帝都下令不许。意思是不愿意徐阶离开身边，他需要徐阶随时为自己撰写青词。
这种情形，令已经担任首辅的严嵩极度不安。年过七十的老首辅无法容忍这个夏言奖掖过的小个子，更无法容忍皇帝欣赏除自己之外别人写的青词。
第二年，即嘉靖二十九年，岁在庚戌，是为公元1550年。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庚戌之变”，蒙古族骑兵以边境贸易的缘故，在俺答的率领下，大破明军，长驱直入，直薄北京城下。嘉靖皇帝召见大学士们和礼部尚书徐阶，问他们准备以何策对之。严嵩以此事由边境朝贡贸易引起，一句话就把火引到了徐阶身上：“这件事情应该由礼部负责。”徐阶虽然不懂军事，却懂得孤军深入的大部队最怕旷日持久。于是，献上一条虚与委蛇以待援兵的疑兵加缓兵之计。结果，后来的发展基本被徐阶蒙对了。
就在这一次，发生了严嵩断送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性命的故事。
当时，大兵压城，兵部尚书向首辅请示方略，首辅点拨他说：“若是在边境上，打败了还可以找理由，在天子脚下失利，谁负其责？这是一帮饿贼，吃饱了自然远走高飞。”这位帝国最高军事长官居然就此办理，任敌人在城外烧杀抢掠。后来，如徐阶所说，援兵陆续开到，敌寇也抢掠得差不多了，于是，真的远走高飞了。
然而，城中的皇亲贵戚和大宦官们不干了。原因是，他们的大部分产业都在城外，此次损失最为惨重的倒成了这帮家伙。千夫所指之下，这位兵部尚书锒铛入狱。据说，被抓走前，严嵩就告诉了这位尚书一句话：“有我在，必有你在。”
于是，尚书一口咬定，不派兵出战的决策端出自自己，与别人没有关系。就此，皇帝下令将其处死。据说，直到刽子手的大刀已经提在手里了，这位尚书还在等着严嵩来救他。最后，大刀举起来时，他嘶声喊叫道：“嵩贼误我！嵩贼误我！”从而，为他的家属和在场者留下了这段记载。
有两件事情，差一点让皇帝恨上徐阶，并险些被派个苦差将其逐出京城。一次是请求早立太子，一次是为已故皇后安葬。本来这都是礼部分内的事情，且徐阶的报告也都符合帝国规定。谁知，不合皇帝心意，“帝大怒”。吓得徐阶赶快撤回了自己的提案，并立即重新上了一个完全顺从皇帝的折子，才算把事情缓解下来。据说，当时，严嵩听说了徐阶上的折子后，很高兴，马上和儿子严世蕃商量，看看如何给他再上点眼药，突然听说徐阶已经悄悄撤回原议，方才悻悻作罢。
有一天，严嵩和皇帝聊天，聊到了徐阶，严嵩先是把徐阶夸奖一通，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徐阶这个人缺的不是才华，是多了一点儿二心。”有一种说法，说是皇帝颔首，对此深以为然。
徐阶危矣。
有史家评论徐阶之为人时，说他“外示人以名节，内济之以权术”，和他的隔辈老师王阳明几乎一模一样。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把徐阶和王阳明相提并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面对险涛恶浪，徐阶处理得相当艰辛。
一方面，他倾全力精益求精地治青词，以期挽回帝心。
另一方面，徐阶平日之为人开始发挥作用。徐阶平时礼贤下士，姿态极低。按惯例，吏部作为帝国最高干部人事机关，是个极度敏感、人人警觉性特高的衙门。因此，至少在表面上，吏部官员对于前来办事的其他众官——不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官员，一般都是公事公办，三言两语打发走人了事。而徐阶当吏部侍郎时，对所有来人，均“折节下之”，就是毫无架子，而且必定促膝攀谈，不管边疆内地，吏治社情，民间疾苦，全都深入请教。结果，搞得大家每个人都暗自欢喜，以为徐长官特别看重自己。《明史》说，大家皆“愿为用”，就是都愿意替徐阶办事。
此刻，这种情形开始发挥作用。皇帝在他身边来来往往的人们那儿，时常可以听到一些徐阶的好话。
而最重要也最难办的，则是严嵩。
可能是因为徐阶当政之后做了不少好事，人们为贤者讳的缘故，所以，史书中谈到徐阶巴结严嵩的情节时，大都隐讳简约，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其实，这大可不必，所谓清者自清。有一些污点，反倒恰好可以反证出清者之艰难。
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徐阶在严嵩面前，可能远远不止是像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的那样，只是谦恭和委曲求全而已。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不堪一些。比如，他可能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了严嵩的儿子做妾；比如，以躲避倭寇的名义，入南昌的户籍，以便和严嵩攀上乡亲之谊。
我们知道，除了杀老乡夏言之外，严嵩极为看重乡里之谊，曾经多方提携和援助过江西老乡，并且，可能花费不算小地在家乡大量架桥修路，举办慈善事业。从严氏父子一生行状及其被抄家后的记载看，他花的肯定不会是自己的钱。不过，人们并不在意钱从何来。据说，直到今天，有些他当年修架的路、桥还在使用之中。至今，许多江西分宜人并不承认严嵩是奸臣的结论。
以是之故，徐阶与另外一位同时的内阁大学士，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严嵩的两个小妾”，应该不是无根谣言。这也是后人相当同情徐阶的原因。如丁元荐在《西山日记》中，就将徐阶比喻为含垢忍耻、卧薪尝胆的勾践。不管怎样，徐阶当时饱受屈辱应该是真实的。
即便如此，严嵩并没有放弃挤兑徐阶。
比如，有一个胆子极大的大将军，曾经在倒霉时求严嵩帮过自己，从此，认严嵩为义父。此人最突出的一项事迹是：一次，蒙古族骑兵前来袭扰，他不敢出战，派人花重金请敌人改一个地方攻打，不要到自己防区来。于是，敌人真的换了一个方向。他却就此向皇帝报告，说自己取得大胜，云云。从而，极受皇帝喜爱，被连连加官晋爵。后来，升了大官的此人有些得意忘形，不愿意再和严嵩保持义父子关系，连续得罪了严嵩和陆炳。结果，在陆炳的安排下，案发。
这个家伙曾经和徐阶一起工作过，严嵩便求见皇帝，想将徐阶一起牵连到这个案子中去。谁知，等他很起劲地讲完后，嘉靖皇帝慢悠悠地告诉他，在所有揭发这个案子的人里面，徐阶是第一个。据说，极善随机应变的严嵩，居然呆住了，许久还不过神来。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公元1552年，即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阶终于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进入内阁，参与军国大事。
这一年，徐阶五十一岁。
从此，徐阶与严嵩朝夕相处，在心里，日夜角力。这个手腕，两个人一掰就是十年。
从公元1542年，即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六十二岁的严嵩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起，到公元1562年，即嘉靖四十一年五月止，八十二岁的老首辅严嵩，在帝国内阁大学士的位置上，整整待了二十年，其中大约有十六年左右为首辅，还有若干时期为独辅。
这期间，大明帝国称得上是异彩纷呈。此异彩纷呈者，乃真正的异彩与怪异世相交织呈现之谓也——
譬如，很好玩的《西游记》，大体上就是在此期间成形的。这本书的出现，绝对是个异数。原因是，数千年来，在中国人所写的书籍中，能够如此充满幽默、调侃和机智、不媚俗、较少装模作样的，此书大约是唯一一本。只要智商指数能够达到九十以上，应该就可以在那些老魔小妖里，看到当时社会的大致情形。
那部真正伟大的医药学著作《本草纲目》，是在严嵩伙同嘉靖皇帝杀夏言的第四个年头开始酝酿的。正是这一年，徐阶成为大学士，正式进入内阁。这本写满花草根茎的书，浸透了只有在最优秀的那类中国人身上才会具有的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假如知道了这本巨著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支持，完全是李时珍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凭借一己之力完成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心灵、性情、才华能够伟大到什么程度。从而使人对这个民族深不可测的潜力怀有深切的信心。
在此期间，王阳明的弟子们则将老师的学说发扬光大，狂侠派何心隐一流人物大受欢迎；其他各种学说与流派纷纷露出端倪，全国各地传播各种思想的书院如雨后春笋，一时间达到鼎盛状态。此种景象，至少表明，朱元璋力图以四书五经统一国人心灵的治国理想，即便不是完全破灭，也显示出失去社会认同之大势。
海瑞的绝大多数故事都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包括他把自己顶头上司胡宗宪那骄横不法的公子修理得体无完肤，包括他把对自己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大员鄢懋卿治理得恨不得食肉寝皮，却又毫无办法。但这两个人毕竟还有所不同，胡宗宪似乎没有难为海瑞，只是在后来当作开玩笑，谈论过县太爷海瑞在县衙门后院自己种菜吃，并在为母亲过生日时买了二斤肉，等等。那个鄢懋卿则可能是直接策划了对海瑞的报复。而那篇骂皇帝的千古奇文，也是在不久之后便大放异彩的。
倭寇为祸东南，发生在此期间。由此，既有谭纶、俞大猷、戚继光等人成长为一代抗倭名将，也有朱纨、张经、李天宠等有功无罪却或自杀或被杀的冤魂；既有倜傥豪迈富有谋略，却不得不依靠巴结权奸方才立功的胡宗宪，也有仿佛妖孽托生、无恶不作，却官运亨通的赵文华。更有可敬可爱之女子，于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之中，家国情怀，侠义可风，最终只能自蹈死地。
而一部惊世骇俗的《金瓶梅》，则有大可能是在这个时期酝酿成熟的，尽管还要再过几年才能问世。这是一部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崇高赞誉的伟大作品，唯独在孕育了她的祖国，后来所有世代都将其视为耻辱和危险，反衬出一种猥琐心理。中国文学几乎没有可能被超越的巅峰之作《红楼梦》，肯定在其中汲取了大量的灵感与养分。
与此相关联的是，此时产生了一位大才子大名士，他就是王世贞。
此人在当时帝国文坛上的领袖地位，达到了这种地步：任何人的诗文字画，一经他的评点赞赏，顷刻之间便会身价百倍，誉满全国。
这位大才子，在此期间曾经遭遇重大创伤。因此，众多人们认为，《金瓶梅》那位托名“兰陵笑笑生”的作者就是此人——王世贞。这一派论者认定，嘉靖年间仕途黑暗，贿赂公行；富人淫恶，女界秽乱，友朋之道衰微，奸佞之徒嚣张为祸。因此，王世贞认为“中国人，中国社会，已经卑贱堕落到了极点，贪鄙污秽，无所不登峰造极”，于是写作了这本书。
王世贞所遭遇的重大伤害，与严嵩父子密切相关。
王氏家族是江苏太仓之世代书香门第，王世贞的祖父官居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谨慎厚道著称。父亲王忬官居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此人是个标准的文人，偏偏却在紧急关头屡立军功，且功劳还不小。王世贞则与张居正一样，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是为同年。当时的同年，比之今天的同学关系要紧密许多。
同朝为官的王家父子，对严氏父子基本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不即不离的态度，既不攀附，也不得罪。
谁知，严嵩之子严世蕃偏偏躲都躲不开地找上了门。
从史书记载上看，严世蕃的确天资极高，而且博闻强识，悟性绝佳。可惜，他的外貌粗肥丑陋，有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且性状发生了变异。这是一种令人同情的生理缺陷，一般来说，会对人的心理发生不小的影响。
严世蕃酷爱上古鼎彝之器，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古代青铜器，也酷爱字画文玩。史书上有大量记载，表明各级官员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为他进献这些宝物的。从后来的抄家清单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数千件此类物品的名录。可是，还不够。他以各种方式让王世贞父子知道，他需要王家祖传的一幅画。
这个故事有多种版本，我们姑取其一。
据说，这幅画出自五代宋初江西人董源之手，名曰《夏景山石待渡》，为其代表作，乃传世珍品。此画为北宋末年大书画家米芾所一生珍爱，临死时，赠送给了自己结拜为兄弟的王世贞先祖。传到此时，已历四百余年，是王家传家之宝。
如今严世蕃开口索要，令王家父子万分痛苦。最后，万般无奈之下，王世贞请一位高手，做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摹本。结果，为精于此道的严世蕃识破。
在此之前，曾经发生过严嵩诛杀杨继盛事件。从史料上判断，严嵩杀杨继盛和沈炼，可能是此人当政期间最遭人痛恨，并在历史上最为人诟病的。从而，最早结下了严氏父子对王家父子的怨恨。
杨继盛也是张居正、王世贞的进士同年。其为人清廉刚正，富有才华，且胆识过人，官居兵部员外郎。他曾经为一篇奏章，得罪了与严嵩作对的一个权贵，被连贬四级，为狄道县九品典史，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长。狄道县治下在今天的甘肃省陇西地区，是个民族杂居之地。几年小官做下来，这位杨继盛居然官声大盛，当地民众与少数民族同胞竟不叫其官名，直接称呼他为“杨父”。
严嵩一见此种情形，遂想将这位“杨父”拢到自己旗下。于是，杨继盛一年之内又连升四级，成了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干部司副司长。而且，严嵩还让严世蕃赠折扇一把，上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人这一辈子有一个知心朋友足够了，这辈子就是阁下你了。
谁知，杨继盛一生痛恨的就是严氏父子奸贪误国，见到此物，视为奇耻大辱。他连夜上书皇帝，弹劾严嵩的十大罪状、五大奸宄。此事发生在公元1553年，即嘉靖三十二年，正值严嵩权势熏天之际。朝野为之震撼。
嘉靖皇帝可能确实没想杀他，因此，将他在监狱里关了两年多。其间，大批官员包括徐阶都在试图挽救他的性命，以王忬、王世贞父子奔走最力。原因是，王忬爱才，而王世贞则为杨继盛同年密友，且极其敬重之。
两年后，公元1555年，即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严嵩在一份估计皇帝必会批准的死刑名单中，悄悄附上了与该案并无关联的杨继盛的名字。结果，导致杨继盛被杀，遂成为在明清两代名气极大的忠烈之士。杨继盛被杀时，王忬大病一场，痛惜国失栋梁之材。
王世贞则在刑场之上当众痛哭失声，并当场脱下自己的官服，盖在杨继盛的尸体上，然后抚尸大哭。
王世贞名声太大。他的多方奔走和临刑一哭，令众多并不知情的人们，知道了杨继盛的忠贞、冤屈和严嵩的诡计，并广泛传播之。由此，严嵩切齿痛恨王世贞。
终于，严嵩没有出面对付王世贞，却找由头将他的父亲逮捕入狱，并判处死刑。个中缘由，相当繁杂。简单说就是：王忬当时官居蓟辽总督兼右都御史，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兼监察部部长。当此大任之际，却正值积重难返之时，左支右绌之下，被严嵩抓住了把柄。然后，罪远不至死，却被问成死罪。
远在山东青州为官的王世贞听到这个消息，弃官不做，星夜赶回京城。与他刚刚考中进士的弟弟一道，来到严嵩家门前，长跪不起，泪流满面，请求已经八十岁的老首辅高抬贵手。严嵩表现得相当客气，把兄弟二人让进客厅，温言抚慰，并保证在皇帝面前周旋，救他们父亲的性命。
此后，王世贞兄弟每天身穿囚犯的衣服，跪在百官上朝的必经之路，“自批其面”，就是自己打自己耳光，恳求襄助，并表示愿以二人之命，替父亲去死。终于，他们的父亲还是被开刀问斩。时在公元1560年，即嘉靖三十九年冬。
此时，离严嵩倒台还有两年。
事情之所以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规律开始发生效力。而徐阶，则在长达十年的韬晦与角力中，恰到好处地徐徐发力，就此，将已经八十一岁首辅的那只老手掰倒。
细究起来，或许会有人说他胜之不武。因为，严嵩反正也没有几年活头了。然而，如果没有徐阶的一击，严嵩和他那位儿子还会如何为祸，是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的。要知道，遭受了罢官、抄家、爱子被杀、全家流放、沿街乞讨等种种重创之后，严嵩可是仍然一口气活到了八十七岁。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每到关键时刻，常常会有一类充满吊诡之意的事件，使重大情势转向相反的方向。这可能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值得特别研究的重大课题。
在此之前，从嘉靖十五年，严嵩来到北京时开始，到嘉靖四十一年为止，二十六年间，在我们手头有限的史料中，粗粗统计起来，各级各类官员弹劾严嵩的就至少不下二十次。许多奏章证据确凿，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却全然没有发挥作用。而最终导致严嵩命运发生转折的关节点，却出现在谁都没有想到的地方，这就是——公元1561年，即嘉靖四十年，严嵩的欧阳夫人去世了。
史书记载，严嵩一生不为女色所惑，与欧阳夫人感情甚笃。这也可能是严嵩身体强健、长寿的原因之一。
按照帝国制度，父母去世时，帝国官员必须辞去官职，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制度术语叫做“丁忧”。此时，官居工部侍郎即帝国中央工程建设部副部长的严世蕃，也要离职回江西老家去“丁母忧”。
严嵩老泪纵横地请求皇帝：自己年事已高，起居饮食要靠严世蕃照顾，可否让其他为官的孩子代为丁忧？皇帝答应了老首辅的请求。
其实，严嵩的请求中，隐藏着一个绝大的奥秘，在相当长时间里，严嵩那些深受皇帝喜爱的青词，大多出自严世蕃之手。而且，皇帝经常在门缝里塞出来的那些手谕，严嵩在许多时候，根本就看不懂，只有严世蕃才能领悟其中之意，于是，替严嵩所作的回答方能深中皇帝下怀。
据说，由于下列三个原因，使晚期的嘉靖皇帝在讲话和书写手谕时，句子都极其短暂简约。一个原因是，皇帝在修玄崇道中，遵循着道家养气之理，不宜说与写长句子；第二个原因是，这些口谕和手谕要靠宦官转达，有保守机密的意思在；第三个原因是，皇帝需要借此考验身边重臣，是否能够与自己心有灵犀、心心相印。
徐阶刚刚进入内阁不久，曾经收到了皇帝的一个手谕，使聪颖绝伦的徐阶吓出一身冷汗。这张手谕上只有六个字：“卿齿与德，何如？”显然，齿，是指的年龄；德，则指的德行。从字面上看，这里只能有一个解释：你的年龄与德行怎么样？是般配的吗？是年纪虽大，却德行不修吗？是为老不尊吗？
若是这样的一问，可就太厉害了，分明表示了皇帝对徐阶品性的怀疑。
忐忑不安的徐阶，翻来覆去地反省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究竟为什么事情惹得皇帝发此一问？他苦思苦想，怎么也弄不明白皇帝之意何在。最后，直到临睡觉时，徐阶夫人灵机一动，提醒他，皇帝会不会是在问：徐阶与欧阳德的年龄谁大？因为，当时欧阳德刚刚接替徐阶礼部尚书的职位。
第二天，万般无奈的徐阶，只好按照夫人的说法回复了皇帝。结果，还真让他夫人猜对了。皇帝看到徐阶的回复，大悦，知道此人可以大用了。从此，徐阶通过了皇帝的考察，并学会了如何理解皇帝那天书般简约宝贵的手谕。
另外一个能够看懂天书的就是严世蕃。平倭时，胡宗宪买通严嵩的义子赵文华，将严嵩的关节打通，希望能够当上总督。报告上去后，皇帝批来一张纸条，也是六个字：“宪似速，宜如何？”严嵩理解皇帝的意思是：胡宗宪提拔得好像快了点儿，应该怎么办，你们再议一议。在字面上，这个理解完全正确。于是，严嵩觉得还可以再争取一下。严世蕃一看，告诉老头子：此处的“宜”字根本不是“相宜”或者“适宜”的意思。胡宗宪没戏了，推荐杨宜吧。这位杨宜刚刚立功，此时，皇帝对他印象正好。结果，按此报告上去，当时就批准了。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有的出典极其生僻，有的则跟猜谜语没有两样。不再细说。
在智力上，严世蕃属于那种天才类型的人。在帝国官场上，他的智力应用得到了超常发挥。这厮精明到了这种程度：天下所有官职——从中央各个机关，到各地省、市、县级单位，各级、各类、各种，乃至各个官位，其肥、瘦、好、坏，每年能有多少外快进项，他全都一清二楚。这就为他父亲安排各种官员，提供了准确依据。因此，当时官场上的人们都知道，想要瞒过严嵩很容易，要想糊弄严世蕃则根本没有可能。偏偏打通严嵩只能通过严世蕃。于是，严世蕃俨然成了按比例抽头的赌场庄家、坐在山寨等着分赃的大王和人们今天理解的收保护费的黑社会老大。
不过，公平地说，严世蕃也不是只进不出，那不符合经济学说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原则。严世蕃手面很大，相当豪阔，该出手时从不吝啬，属于那种交游广阔的人。是故，三教九流，朋友遍天下。特别是在结交宫廷之内、皇帝身边的人们时，严世蕃馈赠起财宝来，有时可能都令老首辅肉疼。但正是因为如此，严世蕃才能够每每预先知道皇帝的情绪、动向和究竟想干什么，于严嵩、徐阶者流还在懵诧诧时，早就拿出了漂亮的预案。很有可能，这是严嵩在首辅的位置上能够一待就是十六年的重要原因。
以是之故，当时，北京城里对严氏父子，广泛流传着“大宰相”和“小宰相”，“大学士”和“小学士”之说。
严嵩征得皇帝同意留下严世蕃，算是松了一口气。谁知，严世蕃那里却出了毛病。
直接的原因是，严世蕃身穿孝服，乃不祥之身，按皇家制度，是不允许进入大内的。因此，他无法如以往那样陪伴父亲进宫值班。
另外一个原因则可能更重要：
欧阳夫人在世时，于女色方面，对严世蕃管教极严。严世蕃也颇为敬畏母亲。如今，老人家去了，父亲又要每天忙于国家大事，这厮突然解放了。于是，根本不管热孝在身需要遵守的帝国礼仪制度，用他那几辈子也花不完的钱，在极短的时间里，按照古制，一口气给自己弄了二十七个娇姬美妾，称“二十七世妇”。从此，每天躲在家里，色中饿鬼般地昏天黑地，快乐无比。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前后，严世蕃说出了两句千古名言，一句是：“皇家没有我家富。”另一句是：“皇帝没有我快乐。”在此情形之下，他还哪里有可能、有心思好好为父亲撰写青词、解读天书？遂使他那老眼昏花的父亲，只能于颠三倒四之际，时常哆嗦着双手，亲自操刀了。
这样一来，轮到皇帝看不懂严嵩写来的东西了。
八十一岁的老人，能把文句写通已属不易，哪里还可能谈得上文采飞扬？而且，由于没有看懂皇帝的意思，驴唇不对马嘴之事亦有发生。当年那一笔清丽柔美的蝇头小楷，如今大约也如核桃般大，可能还会不时扭捏一番。
而严世蕃在热孝期间纵情淫乐的事迹，也时不时地传到皇帝耳朵里。据说，以孝子自居的皇帝颇为厌恶。
皇帝不高兴了。
皇帝很快就觉得，斯人老矣，老爱卿大约是该休息啦。于是，越发倚重徐阶。《明史》记载：帝“有所密询，皆舍嵩而之阶。寻加太子太师”。皇帝要商量什么机密事项，都来找徐阶而不理严嵩了。并不久就给徐阶晋级为太子太师。
这是一个从一品的崇高荣衔，差不多位极人臣了。
就在这波诡云谲、极端微妙的时刻前后，几件导致皇帝对严嵩由不快、不满到厌恶的事情发生了。
先是头两年，出在赵文华身上的事儿，令皇帝不太舒服。
在饱读诗书的帝国官员中，这位赵文华也算是一个异数了。
他是嘉靖八年的进士，中第前，曾经在国子监，就是帝国中央大学里读书。那时的赵文华，俨然一代江南才子，意气风发，才华俊逸，气度非凡。当时，严嵩清望正隆，是为国子监祭酒，就是校长，很欣赏这位少年才俊。后来，等到严嵩的政治行情节节上升之际，赵文华便正式跪拜严嵩为义父，并在严嵩的安排下，官居通政使，主管通政司这一上传下达朝廷文书报告的机要机关。
这太重要了——严嵩时常可以在坏消息到达皇帝那里之前，先采取措施，将不利因素化解于无形，或者，至少削减到最低，原因端在于此。
赵文华曾经两次作为钦差大臣，在平息倭寇之乱中，发挥过极其复杂的作用。有功无罪而被杀的张经、李天宠，都是死在此人之手。前面曾经谈到过的那位陆炳的老师、吏部尚书李默，表面上是因为出考试题被杀，实际上，部分原因是因为不买严嵩的账，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胡宗宪和赵文华的缘故。《明史》“奸臣传”中记载说，胸怀大志又富有才干的胡宗宪，为了通过赵文华结交严嵩，从而得到总督的职位，对赵文华“谄奉无不至”，就是无微不至地谄媚、逢迎、拍马屁和奉送珍宝给他。最后，导致梗在中间的李默被杀。又小经曲折后，胡宗宪终于如愿以偿。
当了总督的胡宗宪，用尽各种方法，将自己的谋略渗透给钦差大臣赵文华，使完全不知兵机谋略为何物的赵文华，以为这些都是出自自己的智慧，于是，不再干预指挥，听凭胡宗宪作为。最后，终于在平定倭乱中，立下大功。那位侠义女子于家国之间凄婉惨烈的故事，就是在此期间发生的——
当初，胡宗宪与大才子徐渭徐文长游西湖时，曾经见到另一艘游船上，有一位全无风尘之气，姿容秀美、仪态高贵的女子，目眩神迷之际，疑为天人。这位女子，就是当时名满江南的名妓王翠翘。
王翠翘与徐海青梅竹马，倾心相爱。后来，徐海成为倭寇大头目，遂将王翠翘掠到自己身边，称夫人，对她极好。
胡宗宪了解此种情由后，派人馈以重金，以国家大义劝导王翠翘，并保证：如果徐海接受招安，其官爵富贵包在自己身上。在这双重激励之下，徐海终于被王翠翘说服，决定接受招安。
谁知，赵文华却出了花样。可能与皇帝和严嵩的意思有关，也可能是剿灭的功劳更大。赵文华坚决要将徐海等消灭之。逼得胡宗宪利用徐海，在几股倭寇中里挑外撅，导致他们之间互相猜疑不已。官军乘势围而剿之。最终，徐海在绝望中自杀，倭寇大部分溃散。
在庆功宴上，胡宗宪将被官军俘获的王翠翘召来，当着大家对翠翘说：“微卿则东南不能贴席，卿功不在和亲之下也。”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因为您，现在大家根本得不到安宁，您的功劳不亚于古代那些和亲的公主。口气客气而公正。
当时，胡宗宪希望王翠翘能够嫁给大才子大名士徐文长。
王翠翘拒绝了。
她说：“我是个薄命的女子，承蒙您看得起，让我为国家的大事出力。我感激您拿我当成知己，所以，不敢把自己的私情放在公家的大事之上。徐海待我情深义重，如今，为我之故而死，那么多的兄弟们也死了。您是好意，让我嫁给名流，我要是腆着脸再结新欢，就不仅仅是对不起徐海了，那对他是太大的侮辱。您要是真的可怜我，就请借我一条船，让我拜祭一下他吧。”
史书记载说，翠翘乘舟，设祭于江上。她盛装艳饰，明艳不可方物，令人不敢正视。她泪流满面地拜祭完后，又操琴弹奏了一曲徐海生前最喜爱的乐曲，然后，摔碎琵琶，纵身跳入大江。
严嵩倒台后，胡宗宪以严党之故，被捕入狱，几经周折，后仰药自杀。
徐文长则成为我国书画大家，但患了严重的精神疾患，曾数次用利器自残。
而赵文华，则为此一役备受褒奖。据说，他在皇帝面前很谦逊地表示，此役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皇帝崇道修玄使上天降福外，还由于首辅严嵩运筹帷幄之中，方才可能决胜于千里之外。于是，一对义父子全部晋升了官爵。
随后，道行毕竟还不够深湛的赵文华，欲令智昏，把两个全都得罪不起的人一起都给得罪了。
《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说，严嵩有一种秘方配制的养生药酒，赵文华在最讨义父欢心之际，讨到了这个秘方。试用之下，果然效力不凡。于是，他不声不响地将秘方进献给了皇帝，并说明此方只有严嵩和自己知道。谁知，皇帝心里大为不快：怪道严嵩如此康健，原来有这等好事在一个人享用。于是，召严嵩来问。严嵩吓得遍体冷汗，只好坚不承认。皇帝将赵文华所上秘方和密信掷给严嵩，便拂袖而去。
严嵩当即将赵文华叫到内阁首辅办公室，予以痛斥。身为帝国正二品工部尚书的赵文华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徐阶等内阁成员一再劝导，严嵩终不能释怀，命杂役将赵文华驱逐出了内阁。后来不久，更在一次群臣云集的场合，严嵩见赵文华也来到其中，便将他唤到众人面前，徐徐说道：“老夫一生只与正人君子交往，绝不与翻覆小人为伍。”然后，命人将其搀扶出去。
赵文华失去皇帝欢心的缘由是：有一天，皇帝在宫城上，发现西长安街上新起了一栋高大的民居，询问之下，知道是工部尚书赵文华新盖的府第。边上的一个宦官说：“听说工部粗大的材料都用在赵尚书的府第上了，怪不得宫里修缮总凑不够材料。”当时，严嵩和徐阶都在身边，二人均佯作未闻，就是装没听见。严嵩曾经向皇帝推荐赵文华进入内阁，皇帝的心里可能会有所迁怒。
不久，赵文华被开除公职，儿子发配边疆从军。《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传》中说，命令下达后，举朝相贺。随后查出此人贪污军饷十万四千两白银，追赃一直追到十五年以后，才追回来一半。此时，已经过了嘉靖、隆庆两代皇帝，万历皇帝与执政的张居正仍然不许豁免，并将他的儿子发配到了最苦的地方充军。此是后话。
事实上，这笔钱可能确实无法追回。因为，当时就已经有记载说，凡到京中来领到军饷的，六成需要直接送到严府，只有四成到得了军中。否则，下次来领饷的，就不是上次的那位军官了。
到此时，徐阶开始出手了，虽然仍然不是正面交锋。
当时，先后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件是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失火，嘉靖便暂时移居到了玉熙宫，这个宫很窄小，皇帝心里闷闷不乐。群臣就请皇帝移回乾清宫，皇帝因为以前的列祖列宗都死在那里，不愿意。严嵩则请皇帝搬到南宫去住，结果，一下子正好触到皇帝的霉头上。原因是：那是当年正统皇帝复辟之前的幽禁之地。皇帝为此“大不乐”。这时，唯独徐阶力主为皇帝营造新宫，并且算了一笔账，表示不必劳民伤财，凭现有材料既可完成。还保证在三个月内，一定恭请皇帝移驾新宫。
皇帝大喜，立即批准，并任命徐阶的儿子为总工头。
结果，经过三班轮作，日夜赶工，届时，竟然一切如徐阶所言。《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记载道：“自是，凡军国大事悉咨之阶。间有及嵩者，不过斋醮符箓之类而已。”——从此，所有军国大事全部都只与徐阶商量，偶尔涉及严嵩，只是那些道教事务而已。
在此期间，另外一件事情更加可怕——
有一个道士叫蓝道行，以扶鸾灵验著称，嘉靖皇帝信之如神。
扶鸾又称扶乩，古人认为神仙来时会驾凤乘鸾，所以雅称扶鸾。一般则称之为扶乩，是一种请求神灵指示的方术仪式。顾名思义，扶，指扶架子；乩，指的是卜以问疑，请神仙指点福祸凶吉。其大体做法是：在一个沙盘上，立一个丁字型木架，其直端顶部悬锥下垂。架放在沙盘上，由两个人分别用食指搭扶在横木两端。依法请神时，木架的下垂部分就在沙盘上画出文字，成为神灵的启示。
一般来说，被请下来指点迷津的神仙，几乎包括了所有能被叫出名字的神灵，从玉皇大帝，到关公关老爷。嘉靖皇帝心有疑虑时，会把自己的疑问写在纸上，密封起来，然后交给道士去请教神灵。道士则会焚香礼拜，恭请神仙降临，并将皇帝密封的问题以火焚之，算是把问题送达神仙，请求就此给予指示。一般说来，扶乩之人是不能知道对方所需要解答的疑问的，否则，就成了人在回答问题了。
关于此次扶乩，史书上记载的情形大体是：
皇帝问，如今的辅臣贤否，为何达不到天下大治？
神仙回答，奸臣当道，贤臣无从施展。
皇帝问，谁奸谁贤？
神仙答，严嵩父子奸，徐阶贤。
皇帝问，上天为何不降灾诛灭奸臣？
神仙答，留待皇帝正法。
皇帝问题提问完毕，陷入久久沉思。
这段故事，在众多的史书史料中，被反复大量地引用，但能够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的人却不是很多。何心隐是王阳明开创的王学门下一大流派的领袖性人物，道士蓝道行则是何心隐的密友，成为道士前，可能也是重要的王门中人。如前所述，徐阶是王阳明高徒聂豹的入室弟子，即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被史学家称为王学的在朝护法；而那位对严嵩父子发出致命一击的御史邹应龙，同样也是王学的后生晚辈。
尽管严嵩并没有为难王学与王门弟子，但何心隐显然是把严嵩视为大敌的。在《何心隐集》附录《省志本传》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分宜欲灭道学，华亭欲兴道学，而皆不能，兴灭者必此人也。”这里的此人，指的是张居正。而分宜和华亭分别指的是严嵩和徐阶。这样，何心隐与蓝道行设计，帮助徐阶除去严嵩，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从而，使这里发生的一切，不再笼罩在或神怪或演义或戏说之中了。（在此，需要向历史学家邓志峰先生致敬，正是在他的著作《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中，给我们提示出了如此重要的方向。）
几天后，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严世蕃，并保证，若有诬陷不实之词，请皇帝杀自己的头，以谢严氏父子。
此时的严嵩，必定深切感受到了那迫人而来的满楼山雨、压城黑云。因此，他将同事十年、并且把孙女都许配给了严家的徐阶请到家中，于酒席宴上，令严世蕃为首的全体儿女子孙，环跪在徐阶面前，自己举起酒杯对徐阶说：“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乳之。”——我活不了几天了，说不定哪天就死了，这些孩子唯有拜托先生您费心了。
据说，徐阶慌忙将他们一一扶起，温言抚慰，说了许多感谢严嵩多年提携的客气话。当夜，宾主相谈甚欢，至夜半时分，方执手话别。
从嘉靖十五年，严嵩来到北京，二十六年间，很难统计究竟有多少人弹劾过严嵩。邹应龙是唯一一个没有为此受处分遭报复，反而升了官的。
公元1562年，即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被令致仕，即退休；严世蕃被逮捕入狱。
此后，一波三折，颇为跌宕。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严嵩退休回家后，有人对徐阶说：“这些年，您受够了严氏父子的窝囊气，现在该收拾他们了。”据说，徐阶骂道：“没有严老先生，哪里有我的今天。在这种时候为难他，不是忘恩负义吗？人们会怎么看待我？”据说，严嵩也派自己的亲信来看望徐阶，可能是探问徐阶的口气，徐阶的回答大体如上。而严世蕃则在被判处流放的过程中，买通有关人员，也潜逃回江西老家。当此时，严嵩和徐阶两人之间，时常通信，殷勤地互致问候，就好像从来没有过芥蒂一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徐阶深知皇帝并没有忘情于严嵩，时时因为想起严嵩来而眷恋不已，闷闷不乐。甚至就像一个被人强行收走了玩具的、惯坏了的孩子，时常给徐阶出难题、发脾气。
因此，时间一久，事情又有了变化。史书记载说：“久之，世蕃亦忘旧事，谓‘徐老不我毒’。鸠工大治馆舍，阴贼弥甚。”——意思是，时间一久，严世蕃把过去的怨恨淡忘了，认为徐阶不会害我。于是又开始大兴土木，私下里越发阴毒狠辣，干了几件狠事。
终于，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在整个事件的结尾发生了。
严世蕃第二次被捕，罪名很多。不少人都想在此次彻底打翻他。而此时，被关在监狱里的严世蕃却并不害怕，消息灵通，头脑敏锐。他认为，按照当时司法部门办案人员拟就的判决报告，自己一定可以活命。
直到这时，徐阶才真正出面。他恍如绝顶太极高手，飘飘长袖轻轻一挥，严世蕃便无可挽回地踏上了奈何桥——
司法办案人员在将报告呈送给皇帝之前，先悄悄地请徐阶过目。徐阶看过后，很严肃地问他们是想救严世蕃，还是想杀严世蕃，众人皆曰欲杀之。
徐阶徐徐点拨他们：
报告中，将杨继盛、沈炼等公认的忠臣被杀，列为严氏父子罪行和指斥严氏父子为奸臣的条款，全部是皇帝最忌讳的。因为，杀杨继盛等人时，虽然严嵩做了手脚，但最后是皇帝画的勾。皇帝天纵英明，最讨厌别人认为自己会被人利用。而指斥严氏父子为奸臣则更糟糕，如果他们是奸臣，那么使他们在二十多年中势焰熏天的皇帝是什么？
众人心悦诚服，一致请求徐阶亲自执笔写这份报告。徐阶微微一笑，从怀中掏出了一张早已拟好的报告。众人传阅过后，很服气，赶忙关紧房门，立即抄写、加盖印章、密封，呈递给了皇帝。
据说，这份报告只有寥寥几行字。其大意是：
严氏父子辜负了皇帝的深恩厚泽，不思悔改，把江西南昌被广泛认为聚有王气的一块土地据为己有，营造府第；并蓄养数千死士，勾结倭寇，图谋不轨，意在叵测；并且作好了一旦不成，便逃往日本之准备。等等。
报告呈递上去后，小有波折，皇帝便批示：严世蕃及有关人等立即斩首；抄没严家所有家产；剥夺严嵩的一切政治权力和待遇，削籍为民，就是开除公职的意思；所有严氏家族有关人等或者处死，或者发配边疆充军。
由是，严氏家族彻底败落，再无翻身之可能。
据说，抄家时，严嵩请求领头的官员说，念自己年事已高，可否给留下一些药品？
那位官员问道：“是否有治疗刀剑红伤之神药？”
严嵩答曰：“有很多。”
那位官员很严肃地问：“那些药，能治好杨继盛脖子上的伤否？”
严嵩默然。
严嵩抄家的清单相当壮观，放在今天，可能可以出版一系列漂亮的大画册。
这样讲，比较简单明了：
除了三万多两黄金、两百多万两白银，大约可以折合今天的几亿元人民币之外，其他的古玩珍宝、书画作品、工艺制品、金银玉器等等，可能比今天我国最大的博物馆展示出来的东西还多。这还不算可能分布于好几个地区的房地产和面积相当广大的土地。
关于严嵩的下落，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认为，抄家后，他寄居在过去的亲朋故旧家里，老病而死。更多的人则更加倾向于相信他临死前几年靠乞讨为生，最后，死在一个看守坟墓的草棚里。显然，那些痛恨或讨厌他的人，更愿意接受后一种说法。
徐阶做首辅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极为有效地建立起了自己一代名相的声誉。
此时的徐阶，可能比嘉靖皇帝自己还要了解嘉靖皇帝。在皇帝将严嵩的办公室赐给徐阶使用之后，徐阶立即在里面大书条幅，曰：“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言下之意是说，威福本来是属于皇帝的，可是严嵩坐在这儿作威作福；国家事务本来是各部门负责的，可是严嵩独揽了大权；任免官吏、赏功罚过本来是有公论的，可是过去严嵩全凭自己好恶。如今，要全部予以拨乱反正，还其本来面目。
这样的表示一出现，众人当然高兴，皇帝更是喜悦。史书上记载了不少徐阶在此期间的作为。大体上，他在使皇帝相当愉快的同时，也把事情处理得很漂亮，使嘉靖一朝四十年来累积起来的乖戾之气，舒缓了不少。譬如，鼓励人们畅所欲言，以便纠正弊端；悄悄为一些受了冤枉的官员恢复名誉与工作；在不动声色之间，改变了皇帝以往猜疑苛刻的习惯性思维，以宽大之意引导皇帝，等等。到最后，把个相当难侍候的嘉靖皇帝，侍候得对待徐阶“恩礼特厚”、“谆恳如家人”，“帝日益爱阶”，简直就像换了个人。
而且，嘉靖一朝，锦衣卫动不动就快马而出，去抓那些惹皇帝不高兴的臣子，弄得大家全都像个小媳妇似的，每说一句话都要先看看别人的脸色。而自从徐阶当政以后，锦衣卫越来越少出动，监狱里面关着的人也越来越少，人们普遍开始敢于为国家的事务说话和工作，并且不怕动辄得咎了。于是，徐阶自然被人们交口赞誉为一代名相。
在人事上，徐阶做过三件较大的事情，全部都对他个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一件，还对我国历史发生了重大作用。
第一件事，公元1566年，即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海瑞上书痛斥皇帝，被皇帝抓到监狱里关了十个月。其间，作为首辅的徐阶，曾经多次为海瑞说好话，这应该是嘉靖皇帝到死也没有杀掉海瑞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徐阶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家境曾经相当贫寒。十几年次辅、首辅做下来，到如今，他的家族已经成为松江地区最大的地主之一，其弟弟与三个儿子也横行乡里，巧取豪夺，成了真正的土豪劣绅。有许多学者认为，他家的土地至少有六万亩，还有一说是二十四万亩，最多的一个记载则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是——四十万亩。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应该还会记得，四川省大邑县“收租院”里的那位刘文彩，其拥有的土地是两万多亩。这种情形，超出了我们传统理论框架的知识范围，可能是众多历史学家们评价这位嘉隆年间的大名臣时欲说还休、特别谨慎的原因。
后来，海瑞成为徐阶家乡的最高长官后，收到了许多乡民控告徐氏家族的告状信，因此，海瑞与徐氏家族和退休在家的徐阶发生激烈冲突，弄得徐阶灰头土脸，被迫退出许多土地，险些吐血。
第二件事，徐阶推重并荐举了高拱，使他成为内阁大学士。此后，一步步得势的高拱对徐阶越来越不客气，最后，终于迫使徐阶退休回家。并且，高拱不依不饶，所做的事情，但凡与徐阶有关，就全部反着来，只要能让他难受就行，搞得徐阶简直是痛不欲生。假如不是张居正很快挤走了高拱的话，徐阶的晚年生活可能会极其悲惨黯淡。
第三件事，徐阶从很早的时候，就特别欣赏张居正，一直予以栽培奖掖。到嘉靖末期，在他的苦心提携下，张居正已经基本接近了帝国政治的核心层，并为后来的快速上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未来的岁月里，此人一旦施展拳脚，便立即风生水起，大明帝国之朝局全然为之一变。流风所至，引来无数评说，褒贬臧否，人言言殊，以至于死后已经四百多年，直到今日，仍然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为此人一锤定音，盖棺论定。遂成为大明帝国、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奇观。
可能正是由于这位对自己执弟子礼的张居正，徐阶才得以安度晚年。直到万历十一年，八十一岁的徐阶去世。在此前一年，即万历十年，比他年轻得多的张居正，则已经先他而去。
史书对徐阶的评价是：有宰相的胸怀气度，能够保全良善的臣僚，对国家弊端多有匡救。因此，虽然曾经有过“委蛇”——就是耍心眼儿的意思，但并不失大节。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那种时代大背景下，这真的已经实属不易。

第九章 大明官场乱斗之二：张居正搏杀高拱
从嘉靖二十六年步入仕途，到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罢相，十五年间，除了一篇还算言之有物、却基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奏章之外，在那剧烈惨重的政治搏杀中，基本看不到张居正的身影。包括于他有知遇、提携之恩的徐阶身处险恶的漩涡之中时，也看不到他伸出援手的表示。
但是，诚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严嵩势焰最盛时，深切忌讳着徐阶，致使那些与徐阶相友善的人们，鬼鬼祟祟，不敢与徐阶相交往。值此之时，唯有张居正，始终以相当磊落的方式与徐阶往还，导致深知徐阶推重张居正的老严嵩，都十分欣赏器重这个年轻人。
此人之道行可谓深矣。
嘉靖二十六年，即公元1547年，张居正科举中第被选为庶吉士之后，教习他们的人，正是刚刚来到翰林院不久的徐阶。
在此之前，徐阶是吏部侍郎，即主管全国干部人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当时，连续几任吏部尚书都很看重徐阶，所以，“阶数署部事”，很多时候都是徐阶在代理主持工作。后来来了一位自我感觉极好的尚书，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说了算。于是，徐阶就躲开了，来兼翰林院学士，不久，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
翰林院是在唐代开始设置的，最初的功能，是为皇宫内部提供各种艺术、技艺表现与表演的部门。宋朝的翰林院下设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其最高首长叫翰林院勾当官，搞得就连御厨茶酒也称翰林。而所谓翰林学士，则是由具有优秀文学才能的朝臣充任，其工作的部门在唐代叫学士院，在宋代叫翰林学士院，元代则称之为翰林兼国史院。到了明代，才开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归于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备天子顾问”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其最高首长就是掌院学士，一般由正三品以上的大臣充任。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职权的部门，却是一个极其清贵的地方。当时，帝国中央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不是进士不能入翰林，不是翰林不能入内阁，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的礼部尚书、侍郎和吏部右侍郎则非翰林者不能担任。从一个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其清贵，明朝的宰辅也就是内阁大学士共有一百七十余人，出身翰林者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人们才会将庶吉士看成是“储相”——后备宰相。
徐阶在翰林院教习的庶吉士们，实际上可以被理解成为中央后备高级干部博士后专修班学员。徐阶兼具双重角色，既是他们的导师，也是他们的校长。就是在此期间，徐阶发现了张居正。
当时，社会上和官场弥漫着一种追求诗词文学名声的热潮，许多类似今天各种沙龙的文学小团体到处涌动：
——“前七子”方才凋零，便出来了“后七子”；
——唐宋派方兴未艾，复古派大旗已高高举起；
——“十才子”的自我感觉刚刚渐入佳境，“八才子”又意气昂扬地迎面而来；
——你们哥几个管自己叫“三杰”，我们兄弟们就是“四俊”。
自娱自乐，相当热闹。
其百无聊赖之处，我们可以在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看出苗头——那么多才俊名士们，能够如唐诗人宋词人那样，被人们而非专家普遍记住名字的，却是一个也没有。
张居正则几乎完全置身于外，与那些热热闹闹的场面保持着距离，相当克制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从史家的论证中可知，张居正也曾经犯过青年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不可救药地喜爱上了文学。科举中第之前，他曾经相当狂热地以古来诗文大家自我期许，并为此着实下过一番苦功。结果，不但发现自己缺少此方面的天赋才气，还耽误了太多时间，以至于错过了嘉靖二十年的全国会试，并在嘉靖二十三年的会试中名落孙山。也有史家认为，张居正之所以没有参加嘉靖二十年的会试，是因为年龄只有十七岁，太小的缘故。姑且存疑。
是故，此时的张居正潜心于国故典章的钻研，默默关注着时势政治，于喧嚣浮华之中，自显出其特立独行。由此，进入了徐阶的视野。
嘉靖二十八年，散馆，庶吉士张居正顺利点翰林，做了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大约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正处级调研员。此后，又是长长的沉寂。其间，曾经为养病等缘故，回到家乡，前后几达六年。
张居正又一次露面，已经是嘉靖三十九年。返回京师的张居正，出任国子监司业，开始成为国子监祭酒高拱的助手与同事。
国子监是帝国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和帝国最高学府。祭酒是其最高首长，可以理解成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最高加唯一国立大学校长；司业则相当于常务副校长，负责以儒学为主的教学事务。从史书记载上看，高拱与张居正志同道合，两人相处得相当好，以至于彼此“相期以相业”。就是说，两个雄心勃勃的家伙，已经在以有朝一日携手担当宰相来互相期许了。
假如他们对对方的个性了解得再深入一些的话，可能彼此就都不会如此期许了。
高拱比张居正早六年科举中第，那一年，即嘉靖二十年，就是张居正没有参加会试的那一年。此后，高拱也被选为庶吉士，毕业后，授官翰林院编修。高拱后来的迅速晋升，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与他在裕王府给裕王当了九年老师有关，另外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则与徐阶的推重有关。
中后期的嘉靖皇帝，极度相信道教师父的话。当时，为了长寿，一个道士警告嘉靖皇帝：两龙不相见。结果，这位皇帝便长时间地不见自己的两个儿子，同时，也在很长时间内不立太子。因为两个儿子中必定有一个是未来的“龙”，立了太子会使两龙相见，会令他联想到自己的死，联想到这个太子有一天会取代自己。对死的恐惧，甚至令他极度厌恶别人谈到皇家子孙的生，因为这同样会使他联想到有生必有死。
由于这个缘故，他的孙子，即裕王的儿子——后来的万历皇帝出生后，有一位当时颇受宠信的宫中女官祝贺他喜得皇孙，没想到，他竟勃然暴怒，立即将这位女官赶出宫去。就这样，万历皇帝长到快四岁了，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明代皇家规定，皇室子孙的名字必须由皇帝赐给。
由于这个缘故，人们长时间无法知道，裕王究竟会不会成为未来的天子。史书称“中外危疑”。
此时，嘉靖皇帝的另外一个儿子景王，更受皇帝喜爱，并且没有按照皇家制度到他自己的封地去，长期留在首都，具有明显的争夺继承权的意思。在此期间，高拱一直尽心尽力地辅导裕王读书，裕王相当尊重他，曾经手书“怀贤忠贞”四字赐给他。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罢相。此后，在新首辅徐阶的举荐下，高拱很快由正四品的国子监祭酒迅速晋升为正二品的礼部尚书，被徐阶推荐参加内阁的值班，为皇帝撰写受到高度重视的青词。并在嘉靖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正式成为内阁成员。
此后，出现了一个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局面：高拱与徐阶之间发生冲突，渐趋激烈，终至决裂为势不两立。
《明史》中记载：“始阶甚亲拱，引入直。拱骤贵，负气颇忤阶。”从当时情势和史料记载中判断，高拱自视极高，而且，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又病死，裕王承继大位已成定局，他很可能认为徐阶是在拍自己的马屁，为将来预留地步，于是并不领徐阶的情。这样，他才会在“骤贵”——突然发迹之后，经常赌气般地和徐阶对着干。
而徐阶大约也确实有预留余地的意思在，因此，对高拱很器重并亲近。但他似乎没有洞察到高拱的心思，因此在处理事务时，显然没有过多考虑高拱的情绪。当时，高拱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内阁值班室附近，时不时地在值班时，偷偷溜回家，并且有时还把宫里的器具带出去使用。为此，遭到一位言官的弹劾。这位言官可能有拍徐阶马屁的意思，偏偏又是徐阶的同乡，高拱便认为是徐阶指使的，于是，“大憾之”——痛恨徐阶。公元1566年，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嘉靖皇帝病死，裕王即位。没几天，转过年去，就进入了新皇帝的年号——隆庆元年。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导致了高拱对徐阶的彻底痛恨，并为此后与张居正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嘉靖皇帝死时，按照惯例，由首辅负责起草老皇帝的遗诏。一般说来，这种遗诏是对过去的盖棺论定，并由此生发出对未来的展望，极为重要，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官样文章。那些有作为的首辅，常常以此为契机，给国家带来全新的气象。
此次，徐阶就把握了这个机会，在遗诏中，将嘉靖朝四十五年间最不得人心的重要弊端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结果，史称：“诏下，朝野号恸感激。”遗诏公布后，朝野上下的人们痛哭失声、感激不已，并将这份遗诏和当年杨廷和撰写的那份诏书，视为嘉靖朝一始一终的两大盛事。从而，成为历史上相当有名的一份遗诏。
没想到，这件盛事却把高拱和另外一位内阁大学士惹恼了。原因是，此时的徐阶“倾心委居正”——全心全意地依靠张居正，他是和张居正商量着起草的这份重要文件，高拱和另外一位大学士连边都没有能够沾上。是故，二人大为光火，以至于那另一位大学士提出：“徐阶诽谤先帝，应该斩首。”这显然是一种意气用事的情绪发泄，透出一股阴暗的小家子气。
而高拱，则以新皇帝潜邸旧臣的姿态，开始了与徐阶的对抗。最激烈时，发展到二人在内阁中，以激愤之词相互辩驳争吵的程度。徐阶的两个儿子及其家人，在家乡横行乡里的事情，就是在此时，被高拱的追随者揭发出来的。
随后，高拱遭遇了来自南、北两京监察官员们排山倒海般的弹劾与抨击，史称：“言路论拱者无虚日。”这可能是高拱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最后，隆庆元年五月，大学士高拱以养病为由，辞职了。《明史》作者认为，高拱此次辞职是因为他倚仗皇帝旧臣身份，患得患失，在个人恩怨上反应过度所导致的。这种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此时的徐阶，被弄得同样灰头土脸。他大约是感慨万千，很难感受到多少胜利后的快感。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出没，哪里想到竟然在自以为风平浪静的港湾里，险些翻了船。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名相声望，经此一番折腾，恐怕是要大打折扣。而且，很有可能他已经觉出，自己在这位隆庆皇帝手下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了。就此，萌生退意，不久便荣归故里。
徐阶之所以如此决意求去，可能和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是隆庆皇帝不可救药的好色，其二是他栽培起来的接班人张居正，让他可以放心地离去。
大明帝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出现具有特异性格的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隆庆皇帝可以算是一位。
这位当年显得特别循规蹈矩的裕王，也不知道他到底受了什么压抑或刺激，做了皇帝之后，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色中饿鬼。以至于在时人的记录中，关于这位皇帝的情色历史，可以称得上蔚为大观。
在他当皇帝的六年中，可能是中国陶瓷业、书画印刷业等制作春宫色情产品最为鼎盛的时期。沈德符在他著名的《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这位皇帝对于具有高度写实春宫画面的杯盘碗盏的爱好。江南地区一度发生的“拉郎配”抢婚风潮，就发生在此君当政期间。他的宫闱故事也相当可观。因此，煌煌官修正史《明史》，在谈到徐阶辞职时，才会使用特别委婉暧昧的语言方式，曰：“阶所持诤，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会帝幸南海子，阶谏，不从。方乞休，帝意亦渐移，许之。”表明徐阶辞职，确实与皇帝的私生活有大关系。徐阶可能是老了，见不得皇帝荒唐。
毕竟，在许多年里，他为太子的问题，倾注了不少心血，承担过可怕的风险，也寄托了莫大的希望与理想。如今，他可能会相当失望。他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位特别好色的皇帝却也有一个特别可爱之处——他放心放手地让那些聪明能干的大臣们去做事情，极少滥施权术与威风。
可能是青少年时期压抑过久过重的缘故，这位皇帝时常表现得羞怯而迟钝，在朝堂上经常说不清话，甚至连程式化的对答有时都需要大学士们代替。这使人有理由怀疑皇帝的智力发育水平。
结果，徐阶走后，反倒是隆庆皇帝的这个特点，成全了后来回到朝廷的高拱和张居正，使他先后任用的这三位主要宰辅大臣，都可以放手作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同凡响的名臣。也使短短六年的隆庆一朝，在明代历史上成为颇有建树的一个时期，在史家们口中享有不错的名声。
张居正真正走上历史前台，应该是在嘉靖与隆庆相交之际，也就是嘉靖四十五年年底与隆庆元年年初，即公元1567年之初。
徐阶对张居正最为深谋远虑的一个安排，就是在扳倒严嵩的第二年，即嘉靖四十二年，将他调到了裕王府邸，去充当裕王的老师。他再度与高拱成为同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友善。
当时，这个安排多少带有一些风险。因为，嘉靖皇帝喜爱景王远在裕王之上，是众所周知的。而景王的封国偏偏又特别意味深长——他被封在了德安府，就是当年的湖广安陆州，嘉靖皇帝的龙兴之地。没有人知道，这位皇帝会不会在一阵清风吹起一缕香烟直达天庭之际，一纸诏书把他召回来，立为太子。以嘉靖皇帝一生行事风格判断，如果他想要这样做的话，恐怕是没有人、包括徐阶能够阻拦得了的。事实上，直到两年后，景王病死，这个风险才算最后化解掉。
张居正在裕王府邸三年，“王甚贤之”，裕王特别欣赏看重他。此时，还有一个相当意味深长的细节，“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王府中的宦官们没有不喜欢张居正的。这个情节极其耐人寻味，似乎预示了他今后一生的基调。
值此充满变数的时刻，在拟定嘉靖皇帝遗诏前后，张居正和前两年的高拱一样，在徐阶的栽培下，飞快地晋升。从侍讲学士领院事，到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再到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内阁成员，最后，到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荣衔。从正五品，即相当于今日司局级的学士，晋级到从一品的副宰相，此人只用了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优美的三级跳了，根本就是在六七级之间身轻如燕地飞身而过。更其厉害的是，如此神速之晋升，并未引起朝野内外、官场上下明显之恶感。其内外双修之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张居正与徐阶的做派完全不同。
当时，在内阁中，张居正资历最浅，不但最后一个进入内阁，在名位上也是排在最后。但唯独他一个人，完全不来礼贤下士那一套，总是庄重俨然地拿出宰相的派头，很傲慢地对待朝中那些高级官员们，对任何人都不假以辞色。谈论问题时，说话不多，但只要张口，便一定切中要害，极其到位。是故，人们对他“严惮之”——特别心存畏惧，超过了对其他所有的宰辅们。这时，张居正的年龄只有四十二岁。
到目前为止，张居正表现得相当清高孤傲，才能卓越，并且有为有守，决不苟且。在他步入帝国官场，严嵩势焰熏天的十五年期间，尽管严嵩也器重他，他却谨守着这道底线，看不到他做过趋炎附势、苟且下贱的举动。这应该是徐阶特别推重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特别为人敬重的品质。
张居正为人行事中的这种孤高冷峭，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
“仆固疑兄太冷耳”——我真的怀疑仁兄的性情实在太冷了。
张居正“此兄养邃而识精，弟心所师资者，第其性太简，不奈与人群”——张兄居正学养深邃、识见精湛，我在内心深处是把他当老师看的。只是他性格太傲，不屑与人周旋，很不合群。说这话的人名叫耿定向，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官僚型学者。张居正死后，此人以伪善闻名，与李贽二人间相互猛烈抨击，后来官居礼部尚书。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应该属于那种既是深受倚重的下属，又是相当亲密的同志与战友。他对张居正的评论，可能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当张居正将高拱打翻在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时，在整个帝国出现的反响是：“中外想望丰采”——朝野内外的人们普遍地景仰他，对他的丰采心驰神往。
然而，当此时，事情已然埋下了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转变的伏笔。其意味深长之处，甚至令四百年以后讨论这一情势的我们，仍然备感心灵上的折磨。
高拱返回朝廷重当大任，是张居正谋划的结果。当时，徐阶离开后，张居正的处境很不舒服，原因是其他几位内阁成员与张居正的关系并不融洽，有的人甚至很小看他。为此，张居正与一位当年在裕王府邸相友善的宦官联手，说服隆庆皇帝，召回了高拱。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569年，即隆庆三年冬天。
复出后的高拱，权势极大，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不久，更以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我们知道，按照帝国制度，吏部乃六部之首，负责天下官员的考选封授，权责特重。因此，由吏部尚书而晋为内阁大学士者，所在多有。然而，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者，高拱却是到此时为止的第一个；而以首辅之尊又兼任者，更被视为一代之旷典，是大明帝国历史上，皇家对臣子从未有过的崇高信任与授权。
由此，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真正的蜜月期。这里面，可能有高拱对张居正感谢的成分在，但更主要的，应该是二人在治国理念上的高度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所致。史书记载了高拱极为赞赏张居正的才干，在形容二人的关系时，使用的说法是，“拱至，益与居正善”，“两人益相密”。在此期间，两人配合默契，携手并肩，在不长的时间内，做了几件极漂亮的工作，使整个隆庆一朝骤然变得生动起来，局势粲然可观。
改善北部、西北部边疆与蒙古部落间的关系，是此二人的一个大手笔杰作。
大明帝国开国以后，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就是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一直缠绕了帝国将近两百年。正统年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帝国皇帝被俘、南宫复辟和于谦被杀等一系列大事件都是由此导致的。兵锋直薄帝国首都的“庚戌之变”，就是由蒙古部落首领俺达导演的作品。而帝国首辅夏言被杀，也与蒙古部族干系甚重。到隆庆年间，由俺答率领的剽悍的蒙古族骑兵，已经使帝国在几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精疲力竭。
另外一个历史因素也在时间中发酵，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以是之故，在大明帝国，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进入到一种普遍的激情里。这是为什么天顺皇帝复辟后，人们传说被冤杀的于谦于少保，是岳飞岳少保转世化身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只有采用强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他们时常需要冒的风险，就是被指斥为秦桧的同志。由此，在帝国官场已经形成一种无药可救的历史后遗症，导致众多的官员不愿担负责任，哪怕错失良机。我们在大明帝国的许多高级别论争中，时常能够看到这种情形，用现代心理治疗技术判断，明显表现出心理变态和智商指数偏低的症状。其最后结果，则是“华夷交困，兵连祸结”。（《明经世文编》卷317，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
双方的日子过得都很艰难，称得上灾难深重。
这时，事情突然发生了意外的转机。
勇猛剽悍的俺答，在自家内部做了一件蛮不讲理的事情。他的一门亲戚是鄂尔多斯地区的首领，家里准备迎娶一个女子，俺答发现这位女子极为美丽聪颖，便不由分说地抢来做了自己的妻子，这就是后来极有名的三娘子。然后，为了弥补人家的损失，他又把自己孙子准备迎娶的姑娘送给了人家。结果，导致他的孙子前来投降大明帝国。大同总督王崇古不顾人们的反对，接纳了这位满腹委屈和牢骚的小伙子，并建议中央政府善待之，利用好这个机会，改善边境上的局面。
为此，帝国官场大哗，立即分成两派。相当多的人认为，万万不可接纳这个敌人的子孙。更有正义凛然者坚定呼吁，终于有了报仇雪耻的机会，主张按照帝国旧制杀之，或者将其安置于远离草原的海滨之地，或者发配为奴。以此报复并打击俺答的嚣张气焰，至少在心理和士气上获得满足。
高拱与张居正则力排众议，明确支持边境地区那位聪明的地方长官王崇古，他们一致说服隆庆皇帝，并下令严厉处分了几个重要的反对者。然后，授予俺答的孙子指挥使职位，并尽力优待之。
最后，出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双方开通边境贸易，互通有无，俺答接受了明帝国“顺义王”的称号。从此，大明帝国多年梦想的和平环境突然降临，并且一直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
据说，那位美丽的三娘子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史家认为，这种和平的局面，“半系娘子”。由此，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后来被册封为“忠顺夫人”，受到蒙汉两个民族的爱戴。至今，赞美这位夫人的画像、诗词和传奇故事仍在广为流传。
对于大明帝国来说，一个特别现实的好处就是：仅宣府即今日之宣化、大同、山西三镇的军费开支，每年就节省下来六十余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几乎达到了当时帝国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此外，高拱在张居正的协助下，于辽东地区的军事布置上大获成功。在一些地区性骚乱的平息上，在一系列国内事务的安排上，均显示出高水平的洞察力与应变能力。比如，贵州报告说，当地的一个土司想造反。高拱在派人去时，明明白白地告诉他：“那个土司肯定不会反。你到之后，一定不要刺激他。”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他料中。
一时间，在二人的默契配合下，帝国原本晦暗不堪的地平线上，仿佛展现出一派诱人的霞光曙色。
当时，高拱主持了一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其风格与后来张居正的行事几乎一模一样，以至于被人认为此事是张居正操办的。
当时，广西的一个地区长期动荡不安，时抚时反，屡抚屡反，并劫杀朝廷命官，具有了明显的叛乱性质。高拱举荐江西按察使殷正茂为巡抚，就是由主管司法的副省长提升为省长，前去主持剿灭行动。这位殷正茂素有能员之名，却也素有贪婪之名。因此，高拱的提议受到反对。高拱极果断地排除阻力，敦促皇帝下达了任命。后来，此人果然平息了叛乱，证明高拱没错。高拱的说法是：“这家伙贪虽贪，却能成事。”他是从这样几个角度思考问题的：假如有又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当然最好。不然，宁取能干，不取清廉。否则，派一个清廉但不能干的官员去，花费一百万两银子，事情也平息不下来。那就不如派一个能干的人去，说不定给他一百万两白银，哪怕让他贪了一半，可能他很快就把事情给你办好了。然后，高拱的一个配套措施是，在这个家伙的地盘上，大力表彰清廉的官员，以抑制此人可能带来的恶劣影响。
从张居正主政之后的情形看，这也是典型的张居正式思维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此二人何以会很长时间彼此欣赏，气味相投了。
可惜，事态毕竟发生了变化，而且，到最后，变化得一塌糊涂。其演变的方向则是人们所最不愿意看到的。
综合诸多史家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印象：高拱能力极强，个性也极强；对皇帝忠心耿耿，为人直率而高傲；但似乎不是一个豁达大度、有容人之雅量的人。或者说，他肯定不是一个肚子里能撑船的宰相。
他重返政坛执掌大权之后，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对徐阶采取了一连串的报复措施，称得上不遗余力。
在政治上，只要是徐阶当年赞成的，如今他就反对；只要是徐阶当年反对的，如今他就赞成。他在隆庆皇帝面前，用一种有欠磊落与良知的方式，将徐阶当年清理嘉靖朝弊政、从而深受朝野欢迎的措施，说成是对先帝的诽谤与居心不良，试图挑起皇帝对徐阶的不满与怨恨。
在个人处境上，他起用对徐阶怀有怨恨的人来对付徐阶。史书上说，只要能够整治徐阶，则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还记得：当初，百官感激并拥戴在位的徐阶，曾经连珠炮一般地抨击高拱；如今，徐阶已经离职，地方官和有关部门的官员们为了给现任首辅高拱留下良好印象，则争先恐后地想办法修理徐阶；监察部门的官员则纷纷上书揭发、弹劾徐阶的罪恶。最后，终于将徐阶的儿子全部判罪充军，并“尽夺其田”——把徐阶家的田产全部剥夺干净。这些记载可能略有一些夸大，但大体上说的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终于，这把火烧到了张居正的身上。
此时此刻，张居正的尴尬难受可以想见，徐阶于他有知遇提携之大恩。但凡正派一点儿的中国人，都讲究滴水之恩，则当涌泉相报。他不但没有能够报答徐阶，反而间接令他大受磨难，这算怎么说的？
于是，张居正委婉地劝说高拱，大约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之类的意思吧。高拱本来已经有些动心。谁知，恰在此时，高拱听手下人讲，说是张居正收了徐阶儿子三万两银子的好处，所以要为徐阶转圜开脱。听得高拱一肚子火儿，便要寻张居正的晦气。结果，高拱兴问罪之师，以此责难张居正。史书记载说，张居正脸色大变，指着苍天发誓，“辞甚苦”——可能就是发出了断子绝孙、天打雷劈之类毒誓的意思。高拱觉出不对，请张居正原谅自己的道听途说。然而，对于张居正来说，这哪里是可以原谅的事情？就此，“两人交遂离”——多年的交情算是掰到家了。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张居正就是在此之后下决心与高拱决裂的。但可以肯定，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之后，张居正后来以相当决绝的手段对付高拱时，他大约是可以保持住自己的心理平衡了。
平心静气地观察，即便没有这件事情，高拱和张居正这样性格、意志、能力、抱负同样强烈不凡的两个政治强人能够合作多久，也的确大可怀疑。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张居正表面为人孤傲冷峭，但他实际上所作的一些事情，与他所给人的外在印象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差距，理解成他早就在为未来的政治斗争积蓄力量。
比如，根据帝国的正统观念与制度，作为外廷的官员，张居正不能与内廷的宦官相结交。在理论上讲，外官交结内侍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认真追究起来，当是可以处死的罪过。因此，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是帝国规范所不允许和为人所不齿的。这是我国历史上，那些与宦官合作的大臣们，通常很难留下良好名声的重要原因。然而，另一方面，在如此僵硬的体制之下，不这样做，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什么都不要做。揆诸历史，这可能是太多的人们，不顾后果地如此行事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以张居正的性情而论，人们肯定会认为，至少他不应该做这种事儿。然而事实上，他不但在做，而且做得相当周到严密。这种周到严密，肯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深思熟虑，应该是出于格外强烈的政治抱负，也必定是建立在对帝国政治运作周密观察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他与皇帝身边的宦官相谋请回高拱，只是牛刀小试。当他与政治能量大得多的大太监冯保相结交时，便注定了他与高拱之间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对帝国政治机制的认识、深谋远虑的布置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决心，都是高拱所远远不及的。
应该说，张居正抓住了大明帝国政治体制中最关键也最脆弱的那个环节。
追根溯源，这个环节是由朱元璋所铸造的。
大明帝国创立以前，我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曾经发生过宦官为祸的情形，严重时，甚至可以杀死或者更换皇帝。因此，朱元璋对此有着相当程度的警惕和戒备。他曾经多次表达过对宦官的轻蔑，认为这帮家伙很多都是坏蛋，难得挑出几个良善之辈。用来做耳目，则耳聋目瞎，用以为心腹，则为心腹之患。是故，他们只能从事挑水、扫地、奔走、传达之类的工作。据说，在朱元璋制定的制度中，有一条针对宦官的规定，即禁止宦官读书。掌管图书典籍的宦官，只许具有识字而已的初级水平；具有一定文字能力的，只限于那些需要记录皇帝诏令的宦官。并且，据说他还在皇宫中竖立过一块铁牌，上面书写到：严禁宦官干预政事，预者斩。
如此防范，不可谓不严密了。
然而，当朱元璋制定出力图将大权独揽到皇家，从而确保朱家天下万世一统的政治制度时，其交互作用的结果，却使大明帝国变成我国历史上，宦官为害国家最为惨烈、最为深重的一个时代。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来自宰相制度的废除。
朱元璋大约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旨在加强皇家权威的举措，竟会演变成彻头彻尾、完完全全地增强了宦官权威的结果。仿佛就像朱元璋成心如此设计一般。历史老人喜欢捉弄人、特别是喜欢捉弄强人的品性，在此得到了完全的印证。
朱元璋心思细密，考虑重大问题时，常常绕殿徘徊，正思逆想，反复斟酌。当他自以为一切安排都完美妥帖、天衣无缝时，偏偏就忘记了自己那些子孙们，不会都是像他一样的工作狂。他们是要在深宫膏粱中出生、在满身脂粉香气的女人怀里和不男不女的宦官堆儿里长大的。于是，在后来的世代里，朱元璋的如意算盘大都演变得面目全非。其中，以宦官的作用，在制度与实际运作中变化最为巨大。
大明帝国宦官的令人畏惧之处，大体上发生在两个部门：一个是诞生在公元1420年，即永乐十八年八月的东厂；一个是创制于洪武年间，但在宣德年间脱颖而出的司礼监。后来二者合流，变得威力巨大无比。
东厂是对帝国臣民进行侦缉与刑狱的机构，与锦衣卫齐名，常常被并称为“厂卫”。不同的是，东厂由宦官掌控，地点设在东安门北，可能也是为此，所以称为“东”厂。在东厂中，大约是为了进行敬业精神的教育，所以悬挂岳武穆即岳飞画像，并供奉有历任首长的牌位，上面大书“百世流芳”四字。这个机构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只对皇帝负责，有权力对皇帝之外的任何人进行侦察，同时，其侦察结果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直达皇帝手中。其最高首长则必定是由皇帝最信任的宦官充任，一般称之为“提督东厂”或“东厂提督”。按理说，有一个锦衣卫，已经差不多足够皇家用了，朱棣何以还要再设立一个东厂？对此，至今没有人能够有效地解释清楚。
我们已经知道，在永乐皇帝朱棣手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诛十族”和“瓜蔓抄”故事。知道了这些，再看看那些热烈赞颂这位皇帝雄才大略的历史著作，我们才会明白什么叫心理变态。同时也就会明白，东厂这样一个机构，孕育在他做皇帝的永乐年间，该是多么的恰如其分。
司礼监则是在朱元璋时代设置的。当时，其职能就如其名称一样，是负责皇宫内礼仪事务的。后来，在宣德皇帝时代，与内阁制度大体成型的同时，司礼监也同样脱颖而出，变成了一个与内阁表里相应的重要机构。
大明帝国的宦官组织极其庞大，号称有二十四衙门。而在这些衙门之下，还有遍布首都与全国、很难统计清楚的分支机构和外派机构。据说，到清朝的康熙时代，皇宫中还有明代遗留下来的宦官在执役。所以，康熙皇帝曾经告诉他的大学士们：“关于明代的知识，你们都是在故纸堆里得到的，而我是在万历时代的太监嘴里知道的。那时，有宫女九千人，宦官十万人。”司礼监就是这些宦官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余金《熙朝新语》卷4，转引自丁易《明代特务政治》19页）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内阁发展起来的奥秘在于其票拟权。现在，我们则需知道，司礼监发展起来的奥秘与此密切相关，这就是属于皇帝的批红权。
在理论上讲，内阁的票拟只是为皇帝发布诏令起草的草稿，必须由皇帝用红笔批示后，方才具有法定效力，下达执行。宣德皇帝则在正式开办内书堂，教导宦官读书学习的同时，将批红的权力委托给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并形成制度，成为此后帝国政治的正常决策程序。由此，皇帝的权力在实践层面上而不是在理论层面上转到了太监手中。之所以会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与宣德皇帝的个性有关。
在大明帝国诸帝中，人们习惯上认为宣德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
此人天赋极高。难得的是，还兼具了政治才能与艺术天才。有论者认为，他在书、画、诗、词、文学方面的天分与造诣，当在艺术天才宋徽宗赵佶之上。除登极之初，其叔叔想仿效其爷爷永乐皇帝朱棣给他找了点儿麻烦、后来被他装进大瓮活活烤死之外，他基本上是一个幸运的太平天子。于是，也就有了不少精美传世的书画作品、让人读不下去从而无从记忆的诗词文章、炉火纯青的宣德炉和“蟋蟀天子”的不朽名声。
我们的宣德皇帝对斗蟋蟀的喜爱程度，堪称独步古今。
况钟是进入了我国民间传奇的一位清官。此公担任苏州知府时，曾经接到过皇帝的一份手书密令，命他协助专程前往江南采办蟋蟀的宦官，弄它一千只上好的回来。皇帝相当郁闷地告诉苏州知府，以往弄来的数量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结果，江南蟋蟀价格狂涨，达到了十几两黄金一只，约合几百两白银、几万元人民币。以至于帝国军队中盛传，某某人捕献蟋蟀，可以得到和杀敌立功同样的官职提升云云。
这位皇帝时常只亲笔批红几本奏章票拟，其余全部授权太监们代理皇帝签批实行。遂成为帝国定制。宣德皇帝在位十年，三十七岁时病死。结果，他所手创的这套制度，到他儿子正统皇帝时代，便产生了重大后果——培养出了帝国第一位大太监王振，由此，引发了“土木堡之变”、皇帝成为蒙古族骑兵俘虏、南宫复辟、于谦被杀等一连串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事件。
正统皇帝曾经充满深情地给王振写过一道敕文，极有助于我们理解帝国皇帝与宦官之间的关系。从而，稍微运用一点联想力，就能明白上述一切发生的机理。
这道敕文并不长，语言也不晦涩，故抄录如下：
朕惟旌德报功，帝王大典。忠臣报国，臣子至情。尔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昔皇曾祖时，特用内臣选拔，事我皇祖。教以诗书，玉成令器。眷爱既隆，勤诚弥笃。肆我皇考，以尔先帝所重，简朕左右。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特兹敕赏，擢尔后官。诗云：‘无德不报。’书曰：‘谨终如始。’朕朝夕念劳，尔其体至意焉。（《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
于是，在帝国史册上，便记载了许多这位王振的事迹。
下面的这个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发生上面谈到的那些大事件。
据说，有一位官居工部侍郎——相当于今日中央工程建设部副部长的高级官员，没长胡子。王振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老爷您都没长胡子，儿子辈的我当然不敢长。”史书上还记载了这位大太监私下里将反对自己的官员剁碎后，弃置荒野的事迹；记载了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大理寺少卿，由于没有当众向他行礼，而被抓进监狱判处死刑的故事；记载了一位反对他的军人，是如何被凌迟处死的经过。还有属于运气较好的一位，他是当时特别有名的大学者，官居国子监祭酒，就是帝国中央大学校长。王振认为此人对自己不恭，就找了个理由，用一个百斤大枷，把他枷锁在帝国大学门前示众，他的学生们哭号奔走，据说是惊动了太后，才终于在示众三天后获释。
从皇帝呱呱落地开始，王振就日夜陪伴着他，在几近二十年时间里，夙兴夜寐，废寝忘食，苦口婆心，忠心耿耿。由此，皇帝认为他禀性忠孝，度量宏大是合乎其观察角度的。同样，当九岁就继位的皇帝，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面对着一个上亿人口的国家时，依靠和信任这样一个人也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既然如此，皇帝的权威和他的权威当然不应该有太大的区别，或者说，这种权力的转移与合二为一，已经没有任何不可理解之处。
继王振之后，到张居正的时代，帝国至少出现了曹吉祥、门达、汪直、李广、刘瑾、钱宁等大太监，每一个都有其身手不凡之处，个个都有本事足以将满朝文武百官折腾得死去活来、斯文扫地。
嘉靖一朝四十五年间，少见宦官为祸。可能与嘉靖皇帝在外省长大、并对宦官心存戒备有关。其朝局情形已经说了太多，不再啰唆。
而在此时此刻，张居正已经与大太监冯保达成深刻默契。从而，掀开了帝国历史上极为奇异的新篇章。
据说，冯保时常焚香沐浴之后，弹奏古琴，水平相当高，且很有儒者风度。他属于那种一眼看上去知书达理、颇有文化素养的宦官，琴棋书画都能来，诗词文章也不错。由于学识涵养在宦官们当中确属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因此，嘉靖年间就已经做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位置。
今天，人们时常使用的“太监”这个词，其实是一种高级宦官官职的名称，出现的时间很晚。
我国令阉割后失去男性性能力的人在宫廷中做仆役的历史，十分悠久，可能在春秋时代以前很久就开始了。对这种人的称呼极多，包括了统称、尊称和蔑称。宦官是最一般的统称，其他如：奄人、奄寺、奄宦、奄竖、阉人、阉宦、阉竖、寺者、寺人、宦寺、宦者、宦人、宦竖、中侍、中官、中贵、中竖、内官、内臣、内侍、内监、内竖、貂珰、竖珰、貂竖、竖貂、大珰、小珰等等，看到这些词汇，全部都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宦官。我们知道，“竖”这个字眼，在古代用在人身上时，带有一种极度蔑视的成分。其含义已经超过了今天“那小子”、“那家伙”、“那东西”之类，具有骂人“不是个东西”、“不是个玩意儿”的味道，不屑与不齿的意思很重。
太监这个词在辽代最早出现时，是一种官职称谓，为宦官管理机构太府监的最高长官。元帝国因袭之。到了大明帝国，宦官机构大幅度增加，于是，二十四衙门中的十二监便全部设立了掌印太监这个官职，为各监之最高首长，正四品；其他四司首长为司正，正五品；八局各设大使一人，也是正五品。从此，人们就用最高一级的官职名称，来通称宦官。拍马屁的味道很重。因为，绝大多数宦官可能一辈子都当不上太监。
司礼监的最高首长掌印太监，此时，早就被称之为“内相”了。在人们的眼中，其地位与内阁首辅是同样的，二人“对柄机务”，就是内阁首辅与司礼监掌印太监相对掌管国家军机大事的意思。第二把手，则是秉笔兼提督东厂太监，被看成相当于次辅兼刑部尚书。然后是秉笔太监、随堂太监，相当于内阁诸成员。这些太监地位崇高，二十四衙门的其他太监见到他们时，是要叩首礼敬，视为上司的。而且，按照帝国制度，这个级别的太监每人所配备的工作班子加生活侍从，人数在六十人左右。这只是正式制度规定的人数，实际情况可能会远远不止如此。
隆庆元年，即公元1567年，冯保晋升为秉笔兼提督东厂太监，成为司礼监的第二把手。这使他在帝国官场中的地位，与张居正在内阁中的地位已经差相仿佛。
这时，掌印太监的职位出缺。按道理说，应该由冯保依序递升，谁知，大学士高拱偏偏向皇帝推荐了御用监太监接任司礼监掌印。
御用监在十二监中的地位并不高，主要负责御前围屏、床榻诸木器和紫檀、象牙、乌木、螺甸等玩器的造办。这一举荐相当失策，颇有点扶粗使丫头为正室夫人的意思。其不符合宫中常例也有违情理之处在于，按照宫廷规矩，御用监太监不能接掌司礼监。而且，更糟糕的是，假如这位粗使丫头国色天香聪明伶俐倒也罢了，偏这位御用监太监是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很有可能接近文盲的水平。而司礼监却是每天都要和国家典章制度、来自全国官员们的文书报告打交道的。
于是，“保由是疾拱”——冯保由此痛恨高拱。
果然，这位既无姿色又无眼色的粗使丫头，不久便惹翻了好脾气的隆庆皇帝，很快便被罢而去。
高拱一不做二不休，第二次推荐了一位尚膳监太监来接掌司礼监。这次虽然破了规矩，但还不太离谱，因为这位负责皇帝饮食的太监有一手绝活，本来就很受皇帝喜爱。结果，此人顺利接掌司礼监掌印。史书记载说，“保疾拱弥甚，乃与张居正深相结”——冯保无以复加地切齿痛恨高拱，这才与张居正深入结交。其含义当然是想报这一箭之仇。
从帝国制度的角度看，高拱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作为大学士，他没有理由破坏帝国规制，将更有资格、能力更强的冯保愣挤到一边去。这种强横的做法不可能不招人讨厌，不可能不带来乖戾之气，不可能不毒化政治空气。
但同样作为大学士，他的做法又很可以理解。原因是，作为帝国士大夫的代表，但凡正派一点的帝国官员，没有人愿意看到宦官们的权势过大，帝国的历史一再证明，举凡此种情形出现，都意味着不小的灾难。
我们找不到冯保在此之前得罪过高拱的记录，这表明高拱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在刻意打压冯保。冯保手中的权力已经很大，他的资历、素养与能力越强，对内阁决策管理权限的破坏力就可能越大，高拱也就越要抑制他。如果不是因为隆庆皇帝的个性和对徐阶、高拱、张居正的信赖，高拱大约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做到了。只是手法过于粗暴，为后来的不祥结局埋下了伏笔。
此时，徐阶尚在朝中，张居正也已经进入内阁。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反对高拱的做法。在理论上讲，他们应该是支持高拱的。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理念与利益。直到徐阶离去，张居正又受到高拱颇为轻率的伤害。
事实上，或许正是高拱自己相当情绪化的个性，才一再化友为敌，使冯保有机会建立起了强大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一旦形成，几乎就注定了高拱的政治溃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自己犯错误，自然给了别人犯更严重错误的理由与机会。帝国政治制度本身的非理性化，注定了这一切的无可避免。
我们只要把时间这个参数向两端拉长一点儿，就会明白无误地看到，这种政治理性的缺失，使帝国与所有参与者个人，在这场政治游戏中，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与成本。即使是那些在各个方面堪称杰出的人，也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
冯保的机会，出现在隆庆皇帝重病弥留之际。时在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公元1572年，即隆庆六年闰二月，大约与放纵过度的性生活有关，三十五岁的隆庆皇帝已经一副形销骨立的模样，面色晦暗且伴有热疮。
他面带愠色，紧抓住高拱的手，说：“我不回宫里了。”
高拱连忙劝解：“皇上不回宫可怎么行？望皇上还宫为是。”
皇帝恨恨地：“有人欺负我。”
高拱：“何人胆敢无礼？有祖宗重法在。请皇上告诉臣，臣依法治他。”
皇帝深深地叹口气：“唉，什么事？还不是宫里的事。”
据说，就是在此前后，张居正察言观色，看到皇帝“色若黄叶”且神已朽矣，知道其人病入膏肓，已是无可救药。于是，在暗中写了关于皇帝后事处理的十几条意见，密送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
此时，冯保至少已经在两个方面做了深厚的铺垫。
一方面，那位接手司礼监掌印的前尚膳监太监，一时间颇受皇帝倚信，他肯定想了不少办法讨万岁爷爷喜欢。我国写实程度很高的春宫作品的繁荣发展，和皇帝身上的那些热疮，可能都与此人关系不小。这样一来，皇帝是挺快乐，皇后妃嫔们却不大可能开心。特别是曾经被移居别宫的孝安陈皇后和后来万历皇帝的生母李贵妃，肯定不会为此感谢他，这应该是可以想见的。
于是，冯保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把自己对皇家的满腔忠爱倾注到了皇后、贵妃和皇帝的继承人身上。
我国古代，对此种做法有一个极贴切的形容词汇，叫作“烧冷灶”。大凡已经步入帝国政坛或准备进入官场者，这是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虽然此种做法难以被看成是正派的，最后结局也鲜有善终者，不过，以此种功力一举拿下高位的，在我国算得上史不绝书。其中，成就最高者当属战国后期，阳翟，即今日河南禹县的珠宝商人吕不韦。与冯保同行的，则至少有宋徽宗时代的童贯和本朝稍后一点的魏忠贤。
另一方面，在外廷，他与内阁次辅张居正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高拱在他那本虽然火气很大，却也相当有名的遗著《病榻遗言》中，曾经对此做过相当细致的描述。高拱说：张居正与冯保拜为兄弟，逢迎谄媚无所不至。冯保有一个心腹仆人名叫徐爵，没有一天不到张居正家中去。只要是他想要的，张居正一定会尽力帮助他促成，使这家伙特别感激张居正，不遗余力地为他与主人冯保奔走。三个人像合穿了一条裤子般，变成了一个人。于是，一有什么事，张居正就捏估出一个东西，由徐爵交给冯保，冯保再在宫中以皇帝的名义批出来，张居正则袖手旁观，假装不知内情。高拱说：“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高拱尽管对此深恶痛绝，但他确实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就以皇帝的遗诏为例，本来，理所当然是应该由帝国首辅高拱来主持，结果，却由次辅张居正代劳了。原因是，眼下皇帝还没有死，高拱哪里可能写一份这样的东西给皇帝？于是，在张居正的指导点拨下，冯保也不知是怎么撺掇的皇后、皇贵妃，竟然能够让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皇帝，基本上按照冯保和张居正指示的方向，对后事作了安排。高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怒火万丈，却又全然无从发泄。
结果，值隆庆皇帝龙驭宾天、万历皇帝万象更新之际，得分最多的人，倒成了一个太监。据说，当时就有朝臣认为，皇帝对后事的安排，特别是对冯保的倚重，是这位太监矫诏即篡改皇帝遗嘱所致。后世史家也有持此种看法的。
无奈，众多史料包括高拱自己撰写的《病榻遗言》中，都全文照录了皇帝的两份遗嘱。而且，从当时的情形和各种记载中判断，遗嘱是在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由皇帝身边的太监——冯保，当着神志清醒的皇帝的面，宣读给皇后、皇贵妃、皇太子与三位顾命大臣的。第二天，皇帝死去。就此，三位内阁大学士全部成了顾命大臣，冯保则不但成了顾命之臣，还掌司礼监兼提督东厂。就此，这位太监创了一项中国记录，并掌握了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
所谓创记录云云，在高拱的《病榻遗言》“顾命纪事”一章中，是这样评论的：“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
至于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指的是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提督太监。这两个职位，由于威权太重，所以极少委任给一个人，历来都由两个人担任，以收平衡与钳制之效。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种授权，就如今天的内阁首相又兼任了公安部部长、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一样吓人。
而高拱所推荐的那位尚膳监出身、大约是有一手烹调绝技的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如今已经不知被发往何方高就去了。
高拱心绪之恶劣，可以想见。他力图振作，挽回颓势。
于是，在老皇帝宾天的半个月，新皇帝登基的六月初十日当天，高拱给十岁的小皇帝上了一份题目为《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的折子。
这是一篇用心深沉的奏折，表面上看起来，这篇奏折完全是按照帝国政治制度理论上的规定，辅导小皇帝如何处理朝政。因此，甚至对帝国政事处理的整个流程细节，都交待得细致入微。实际上，其中隐含着的重大玄机，是要按照帝国政治传统中太监必须“按票拟批红”的理论规制，将冯保手中的批红大权，在实践层面上剥夺掉，变成真正按照内阁票拟批行的程式，由此使决定大政的权力回归到内阁来。
高拱当然知道，十岁的小皇帝不可能读懂这篇东西的微言大义。但他只要皇帝按照惯例将此奏疏发回内阁即可。届时，他就会步步为营地安排下一步的攻势。
谁知，冯保也是此中老手。他并不将此奏折发返内阁，而是直接代皇帝拟旨，曰：“知道了，按老规矩办。”这种漫不经心的回复，习惯上表示的含义是不冷不热、不软不硬的不以为然。
高拱立即又上一书，强调了前者的重要，请发回票拟，“免失人心之望”。
四天后，冯保将此奏疏发回内阁票拟。
高拱为皇帝草拟的批语是：“览卿等所奏，甚于时政有裨，具见忠荩，俱依议行”——折子已经看过了，对于时事政治很有帮助，完全可以看出上折子的人忠心耿耿，都按照上面所说的办吧。
至此，高拱认为倒冯之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挥一批监察官员接连上书，猛烈弹劾冯保，锋芒凌厉，直取冯保的性命。
历经三朝，冷眼旁观了嘉靖、隆庆时代无数官场直取性命之倾轧的冯保，如今临到自家头上，也慌了手脚。据说，他派往张居正府上密议的徐爵，和张居正派去给他面授机宜的姚旷二人，违背皇家制度，连夜开东华门者，三番五次。遂定计，由冯保去面见皇后、贵妃和皇帝，揭发高拱的不臣之心。因为，高拱在隆庆皇帝去世时，曾经在内阁痛哭着说过一句话，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对皇家三位主要人物汇报时说：“高拱指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且，可能还谈到了高拱意图拥戴一位成年藩王入继大统之类很难考证的话。
“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
第二天，即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话出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告病在家，张居正亦告病，几经催促，张居正扶病而来。
在大殿前的台阶上，高拱对并肩而行的张居正说：“今天这事儿，肯定是因为监察官们弹劾冯保，才召大家来的。我必定会据理力争，也会惹恼皇帝，你正好可以留下。我走后就天下太平了。”
张居正回答道：“你总是这么讲话。”
结果，高拱一语成谶——
按惯例，皇家颁布的诏诰应该由首席大学士接旨，现在，太监却劈头呼唤次辅张居正张老先生接旨。在这篇以皇后、皇贵妃和皇帝三人名义发布的诏书中，开宗明义地痛斥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知其居心何在？诏书命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就此，高拱全线溃败，直到六年后去世都没能翻身。
他死后，又过了四年，张居正死后不久，以高拱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充满悲愤与激情的回忆录——《病榻遗言》。该书情节细致入微，文辞极其富有感染力，从而，可能在打翻张居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由此被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其中许多情节，虽详尽却死无对证，且过于情绪化，不无令人疑惑之处。
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则病骨支离，辗转于病榻之上。听到高拱被逐的消息后，呕血三日而死。
仅仅二十天之前，跪伏于先帝病榻之侧、痛哭着接受托孤顾命的三位国家重臣，如今，一死一逐，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再加上一个十分可疑的冯保。想起来，实令人百感交集，百味杂陈，不能不为帝国政治的诡谲与残酷而扼腕叹息。
假如事情能够到此为止，那么，张居正和冯保二人可能还不至于受到后来那样普遍的憎恶。可惜，他们搭乘的是一辆真正的疯狂过山车，完全没有什么人性化设计，只有纯粹嗜血的利害算计或能量耗尽，才能制止住它那可怕的惯性——
半年以后，公元1573年，即万历元年正月，爆发了著名的“王大臣”事件。平心而论，张居正和冯保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很难获得人们的同情与支持。
这是一个很闹腾很无聊的事件，然而，唯其如此，它似乎才更加应该唤起人们的关注，唤起人们对于帝国政治的永久怀疑。
关于这次事件，可以见诸几乎所有涉及此阶段历史的史籍之中，有多种版本，且扑朔迷离之处甚多。取其众口一词，其大体经过是：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清晨，十岁的小皇帝在一群人簇拥之下前去早朝，出乾清门后，迎头撞见一个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的无须男子，惶惧躲闪之下，遂被捕获。审讯后，得知此人本名章龙，化名王大臣，从戚继光处来。
东厂的最高首长冯保急忙派人将此消息通报张居正。张居正通过来人密嘱冯保：“戚继光手握重兵，处境极度敏感，千万不要让这个家伙再胡乱指认。应该借此机会对付高拱。”随后，张居正票拟谕旨一道：“命冯保牵头审问，追究主使之人。”于是，冯保来到东厂，亲自审讯。据说，他关闭门窗，屏退左右，终于审出了一个此人与高拱家人合谋，前来刺杀皇帝的结论。随即，张居正向皇帝正式奏请追究主使之人。冯保则派遣五名东厂警员星夜赶往河南新郑县，捉拿高拱家人。
一时间，京城中人心汹涌，莫知所以。在家闭门思过的高拱又遭横祸，令他痛不欲生，一度准备自杀，以保全家人。而他家中的亲友、仆役人等，则卷走了一切可以裹挟的金银细软，作鸟兽散。
就此，舆论大哗。人们反感高拱的粗暴强横，却也很难相信他会做这种明显弱智、且看不出任何好处的事情。于是，一个普遍的希望，是结束东厂的暗箱操作，由司法部门公开审理此案。此时，就连与张居正素来亲近的人都来劝告他，不要做这种必然要蒙恶名、遭报应的事儿。张居正为表明自己的清白，向来人愤然出示了东厂本来应该提供给皇帝的秘密报告。谁知，情急之下却忘记了上面还有自己修改的笔迹，被前来劝解的人窥破，致使场面至为尴尬。
这种情形，可能导致了张居正在此问题上开始萌生退意。
随后，在三位帝国重臣参与的公开审理中，冯保则遭遇了更大的尴尬。当时，大约是杀威棒的意思，按照帝国惯例，审案前，先打了那厮十五大板。结果，被打的嫌疑人“哇哇”大叫着质问冯保：“不是说要给我官做，永享富贵吗？如何上来便打？”
冯保不理，问：“是谁指使你来的？”
王大臣瞪着冯保：“是你指使的。你不知道吗，却来问我？”
冯保恼怒不已：“昨天你说是高阁老让你来行刺，为何今日不说？”
王大臣答道：“是你教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边上一位国家重臣看着不像话，也担心无法收场，便厉声喝道：“这厮端的无礼，连问官也敢攀扯，只该打死。冯公公，不必再问。”
遂草草收场。
即便如此，冯保不依不饶。他回到宫中，仍然以“高拱行刺”向皇帝汇报。谁知，一个年过七十的殷姓太监突然跪到皇帝面前，说道：“万岁爷爷，不要听他。那高阁老只是个臣子，来行刺，对他有什么好？”又对冯保说：“冯兄，万岁爷爷年幼，你当干些好事，扶助万岁爷爷。如何却干这等事！高胡子是忠臣，受顾命的，谁不知道？那张蛮子夺他首相，才要杀人灭口。你我内官，又轮不着做首相，干吗死乞白赖替他出力？若做下此事，我辈内官必然遭祸，不知要死多少人。使不得呀，使不得。”
此时，皇帝身边另外一个职位不低的大太监也劝告他，此事断不可为。由此，冯保方才悻悻收手。
就此，在群臣毕至的朝堂上，张居正十分正式地出面为高拱求情。
高拱由此躲过一劫，得以善终。
那个莫名其妙、至今无人能够弄明白的王大臣，则被人灌了一杯生漆酒，稀里糊涂地成了哑巴，并很快丢了脑袋。
而那些出头露面，迫使冯保与张居正不得不这样做的人们，则在不长的时间里，分别受到了降级、撤职、开除公职、被迫退休甚至更加严厉的处分，理由多种多样。
很快，这种情形就显示出了它应该显示的后果：人们深切领会了内阁首席大学士与司礼监掌印兼东厂提督太监联起手来的威力。从此，大凡路过河南新郑县高拱家乡的帝国官员们，很少有人敢于直行。他们宁愿绕一个大弯，以避开那个不祥的名字。
同样，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张居正和冯保也会知道，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他们都无法避开那反作用力的打击。诚如人类历史所一再显示的，那些敢于踏破人类价值标准底线的人，一般都意味着走上了不归之路。

第十章 万历皇帝猛回头：清算张居正
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长达十年，在帝国历史上璀璨夺目的万历初政，竟然是在这种波诡云谲的重重黑暗中拉开的序幕。这实在算不上是个好的开头，其诡异乖戾之处，令人无法想象后面的结局会是皆大欢喜。
对于张居正来说，不幸的是：这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其丰采”的杰出政治家，只能以这种阴暗的开端，涂抹着自己的脸谱。仿佛挥舞了一支过于粗暴的墨笔，黑墨淋漓之际，使他后来那些对帝国真正伟大的贡献，也变成令人不忍卒睹的花脸。
这还不算，最大的不幸则是——
从张居正一生行状判断，他或许真的不在乎自己的生前身后名。然而，诚如帝国政治所一再展现的那样，此种作为，在多数情况下，伤害的常常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声，甚至主要不是名声。与二十五年前投身帝国官场的“储相”庶吉士相比，今年四十八岁、年届知命的张居正，已然是帝国首辅。当年那些无限的可能性，如今，已经明确而具体地铺展在他面前。然而，他却很有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置身其中的棋局，如今，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盘死棋。
就像没有人能够沿着错误的道路走到正确的目标一样，也没有人能够盘活这一局已经死透了的棋。从此以后，张居正真心实意、雄心勃勃地为帝国所做的一切，客观上，可能只是让这盘大棋死得更快而已。
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看，的确很难得出其他的结论。
除了与冯保之间的知音默契，小皇帝朱翊钧及其母亲慈圣李太后的“倾心委倚”，则是张居正能够大展拳脚的另一个必要条件。
按照《明史》所载，李太后出身于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漷县治所在今天北京通州东南的漷县镇。此地在元代为漷州，下辖今日河北省的武清、香河两县。明初太祖时漷州为县，到清代并入通州。太后家境贫寒，其父李伟为避兵祸，逃难来到北京。初进裕王府时，李太后只是一个低级侍女，后来受宠，生下皇长子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隆庆元年晋封为贵妃。而正宫陈皇后体弱多病，且没有生育，一度被“移居别宫”。种种迹象表明，她与李贵妃和做皇帝之前的皇太子相处融洽。
按照皇家制度，新天子即位，应尊先帝时的正宫皇后为皇太后，有亲生母亲须称为太后者，要另外再加徽号作为区别，就是地位略低于正宫皇太后的意思。这种情形，显然无法令万历皇帝和他的亲生母亲满意。另外无法满意的，则是冯保与张居正。于是，冯保以两宫太后并尊暗示张居正。最后，张居正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尊陈皇后曰仁圣皇太后，尊李贵妃曰慈圣皇太后，从此，两宫太后并驾齐驱，没有了区别，遂成帝国定制。有一次，小皇帝玩得高兴，对自己的首辅大臣说：“昨天，大内百花盛开，我奉陪母后赏花盛宴，开心极了。”他说的母后，指的当然是自己的生母李太后。张居正奏曰：“仁圣陈太后那儿长期寂寞，恭请皇上能够放在心里。”小皇帝颇以为然，回宫报告自己的母亲后，亲自驾往陈太后所居宫殿，将其接到鲜花盛开处，再设盛宴赏花，尽欢而散。
张居正心思细密，应该令两宫太后深感欣慰。
官修正史《明史》在谈到李太后时说：太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治理国家，臻于富强，太后“之力居多”。表明这位皇太后确实曾经给予了张居正相当大的支持。
许多年以后，在给帝国晚期政治带来重大影响的所谓“国本之争”中，万历皇帝对册立自己不喜欢的皇长子为太子一事迁延乖张，太后问他是什么理由，万历皇帝回答说：“因为他是都人之子。”太后大怒，曰：“你也是都人之子！”已年届中年的万历皇帝惶恐万状，跪俯在老太太面前不敢起来。“都人”是当时宫廷内对低级宫女的称呼。后来，几乎受到皇帝终身宠爱的郑贵妃，想以为太后祝寿的名义，让自己亲生并备受皇帝喜爱的福王留在北京，太后很不客气地反问：“我的儿子潞王是不是也要到北京来为我祝寿？”帝国制度，凡成年的皇家亲王，必须到各自的封地去，非皇帝宣召，不许在北京逗留。这位不好惹的老太太，可能是那位倒霉的皇长子，最终能够成为皇太子并登上皇位的重要原因。
慈圣李太后对儿子的管教之严，在历代帝后中是有名的。长时间罚跪是她惩处万历皇帝错误的常用手段。经常是小皇帝哭泣着保证改过，才被允许站起来。每次小皇帝读书下课回宫，太后都会让他模仿讲官，在自己面前复述讲习内容，以考查并巩固其学习成果。每临早朝，太后则必会在五更时分，大约是早晨四点多钟，亲自去叫醒小皇帝，命宦官们将睡意正浓的皇帝强制扶起来，洗漱装束，看着他登轿而去。对于十几岁十分贪睡的孩子来说，其痛苦可以想见。
丈夫死后，这位来自平民家庭、如今富贵已极的皇太后，一个最大的心愿，可能就是儿子能够成为名垂青史的圣贤之君。驱逐高拱之后，她对张居正寄托了无限希望与信任，“大柄悉以委之”，就是将军国大政全部委托给张居正处理，称得上全心全意。据说，她训斥万历皇帝时特别喜欢用的一句话是：“要是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这种情形，很像那些拿“狼来了”制止小孩子啼哭的民间妇女。可以看出，其间并无恶意，充满敬意。
后来，甚至到小皇帝已经长到十八岁，娶妻生子，按照帝国惯例早已到了亲政——主持国家大政的年龄，张居正“乞休”、“归政”，就是请求退休，将大政归还皇帝时，皇太后仍然命皇帝传达了自己的断然回答：“请张先生辅导皇帝到三十岁，那时再商量由人接班也不迟。”这位皇太后一口气活到了万历四十二年，仅仅比自己的儿子万历皇帝早死六年。假如张居正能够像严嵩或徐阶那样，寿命足够长的话，后来的情势发展可能会变得特别有意思。
从人的心理发育规律看，假如真的用狼吓唬孩子的话，大概可以在这孩子的心中有效地培养出对狼的终生恐惧；而若不是狼而是人的话，那么，这种恫吓一遍遍重复的结果，则可能会在小皇帝心中，既培养起对张居正的敬畏之心，却也完全有可能为皇帝未来的逆反心理，埋下意味深长的伏笔。
不幸的是，情形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以国人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力，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正值盛年守寡的李太后信任与支持张居正，有着其他方面的微妙考虑，譬如男女之情一类。
公元1572年，即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驱逐高拱的第四天，小皇帝单独召见了张居正。这次平台召见很有名，是张居正位居帝国首辅之后，与皇帝之间的第一次奏对，大体确定了十年万历初政的基调——
小皇帝对张居正慰劳备至，说：“先帝活着时多次告诉我，先生您是忠臣。今后，所有的事情都要先生尽心尽力地辅佐。”
张居正泪流满面，跪俯在地上，顿首泣谢，曰：“臣承蒙先帝厚恩，不敢不竭忠尽力，以图报效。方今国家大事，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讲学亲贤，节用爱民，是为君之道所最首要的，恳请皇帝圣明留意。”
小皇帝回答道：“善。”第二天，张居正于心潮难平之中，向小皇帝呈献了十年辅政生涯中的第一份奏疏。其中谈道：
“为臣之道，必须出以公心，不谋私利，才能称得上一个忠字。臣子我从小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对这个字烂熟于心。走上官场之后，兢兢业业，没有做过什么堕落、从而玷污这个字的事情。”
“如今，承蒙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人非草木，我怎能不激励自己奋发有为！”
“我要谨守祖宗旧制，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心好恶取舍。”
“我要以区区之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居正希望皇帝“念念不忘祖宗缔造国家的艰难，念念不忘先帝托付的重任，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悠悠之治”。从中，不难看出张居正心潮激荡，必欲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以至于四百多年后读来，仍令人不免感慨万千。
从纷纭驳杂、汗牛充栋的各种记载中，很难得出张居正与王安石一样，进行过大规模变法的结论。尽管后来——直到今天的人们时常把这两个人的作为，并称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变法”，认为此二人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改革家。甚至在张居正如日中天、大权在握时，就曾经有人将张居正类比为王安石，而对其进行猛烈抨击。
这种说法十分可疑。
姑且不论成败，王安石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其财政、金融等经济思想与观念，系统、高明而且超前，并确实曾经在大宋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里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制度变革。
张居正则在帝国官场长期熏陶下，缺少深入系统的思想理念，他更多凭借的是申不害韩非子古老术家与法家那一套权谋智术。因此，在制度层面上，我们找不到或很少能够找到张居正进行或试图进行变法的证据；在理论层面上，也很难看出他有什么富有创意的贡献。他所做的一切，大体是在现有制度、体制框架内进行的。诚如张居正自己所说，他要做的，“惟在遵守祖制”，“为祖宗谨守成宪”。
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张居正所追求的目标，可能就是用谋略、强力手段，恢复祖宗——朱元璋时代的帝国制度活力，从而，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达到民富国强。举凡张居正十年施政举措，譬如：
尊主权——可以理解成尊重君主权力；
课吏职——对官吏职责高标准严要求；
信赏罚——赏罚严明奖勤罚懒；
一号令——统一思想统一号令统一行动；
以及裁汰冗员、整顿驿站管理、节俭开支、整饬边防与军队、实行一条鞭法，乃至清丈土地等等，无一不可以作如是观。
张居正著名的《陈六事疏》，被认为是“系统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实际上，仔细推究起来，这所谓“六大改革纲领”——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实在没有一件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倒真实地反映出了张居正试图恢复祖宗旧制的努力。
即便如此，仔细检视当日之情形，应该说，张居正的这种努力，进行得相当艰苦卓绝，其程度还真的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改革。
原因是此时大明帝国已经走过了二百年漫长岁月，就像我们在以前的描述中所不断看到的那样，当年太祖创立的制度，如今大多演变得面目全非。而困扰中华帝国近两千年的制度弊端，也在此时一一出现，其交织缠绵的结果，令种种弊害，更加积重难返。譬如，豪强富户，“多依势恃强，视佃民为弱肉”，表明新一轮的弱肉强食早已展开。而土地兼并也已经具有了浓厚的大明帝国特色——“有地无立锥而籍田逾顷亩者，有田连阡陌而版籍无担石者。”意思是，有的百姓穷得无立锥之地，却在官府的赋税名册上记载着百亩以上的纳税额度；而土地极多的大地主，反而在官府没有记载，也就是说不需要纳税。于是，许多农民“抛荒田产，避移四方”。
在我国历史上，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便大体上意味着社会动荡不安，官吏渎职自肥，而国家财政状况则窘迫日深。
这种病态的情形，在张居正执政之初的各种文字中反映极多——“生民之骨血已罄，国用之广出无径，臣等日夜忧惶，计无所出。”张居正的忧虑十分真实，民脂民膏已经被榨干了，若没有更好的办法，则“元末之事可为殷鉴”，元朝覆灭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那么，怎么办？张居正认为：“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显然，张居正是以这种“磊落奇伟之士”来自我期许的。
平心而论，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张居正的作为远非无可挑剔。但若在一个更大的时间段中考察，譬如观察其十年释放权力的过程，又让人很难怀疑张居正忧国忧民、竭心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真诚。在他的目的与手段之间，于其同时代人来说，无法容忍的地方恐怕不在少数。而对于今日之读者，则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吊诡之处。未来，张居正令人扼腕的命运，可能就是这样导出的。
为了“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张居正采取的手段很绝，相当独特而出人意料。他没有像太祖朱元璋那样大刀阔斧地清算贪官污吏、豪门富户，而是在执政不久，力道很强地推出了一个“考成法”。如果说十年万历初政有什么富有创意的新鲜做法的话，大概这个“考成法”可以算在其中。
公元1573年，即万历元年，张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他认为：“天下大事，困难之处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有法必行；不在于说些什么，而在于说出来就一定要有效果。”遂制定考成法。
考成法规定：帝国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将所有应办之事，按照道路远近、事情缓急，规定出完成期限，然后分别在三套账簿上记录在案。一套留在部、院存底，一套送六科监察部门以备注销，一套报呈内阁查考。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对于所有承办官员，每月检查一次，完成一件则注销一件，未能按期完成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六科监察部门稽查六部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者提出处分意见。内阁则稽查六科，并对违限与欺瞒者予以惩处。
粗粗看去，这套官吏考核制度很像今天广为人知的“绩效考核制度”。
万历元年十一月，当张居正集皇帝、内阁与司礼监各种大权于一身，雷厉风行地予以颁行时，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均十分罕见。在其当日，可能是全世界最严密、影响最大的一套官吏绩效考核体系。
半年后，万历二年六月，按照这套制度考核并完成任务的一批兵部官员，已然受到赏银、提级与加薪奖励。再过半年，万历三年正月，五十四个官员则受到停发工资三个月的处分，涉及未能按期完成的工作事项二百七十三件，其中，包括一批省级行政官员与监察官员。
此后，在一批批官员受到奖励的同时，也不断有人受到扣工资、降级、强迫退休、开除公职等处分。譬如，万历五年十一月，有四十八个各级官吏，被一次性勒令致仕闲住，即强迫退休。于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姑息、百事推诿的状况大为改观，帝国萎靡不振的官场“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文支塞”——朝野内外兢兢业业，没有人敢于用虚话、套话应付差事。
对此，张居正的同年和主要批评者、大名士王世贞评论说：“张居正执政时，一道政令发布出去，万里之外，早晨收到，晚上已经奉行开去，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可见其推行力度与成效之大。
这套无所不在的法网编制起来之后，张居正将其功效发挥到了极致。大凡财政、赋税、军事、教育、裁汰冗官冗员、清理驿站制度等等涉及全帝国的重大事宜，基本都让他装进这个大篮子里面去了，而且其坚持不懈的劲头，相当令人为之动容。大史学家谈迁说道：“江陵——张居正志在富强。立考成法，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备数载。”其评价颇为积极。
不过，这套考成法还有另外的奥妙之处，它将本来有权监察百官包括监察内阁的科道部门，也一揽子变成了内阁的附庸。在文武百官眼中，这与祖宗之制则是背道而驰的。
科道，是对帝国监察部门——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的习惯称呼。按照帝国制度，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其职责为监察纠劾文武百官，也有当然的权力监察、弹劾内阁成员包括首辅。六科制度则创立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六年，指的是相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立的六科，其官职名称为给事中，职责是辅助皇帝处理章奏，并有权力稽查、批驳、纠劾六部的错误。六部首长尚书的品级为正二品，六科首长都给事中的品级则只有正七品，给事中的品级还要再低。以小官制约大官，以低级别的六科监察高级别的六部，这是大明帝国的一项创造，也是坚不可摧的帝国传统。因此，给事中品级虽低，权责却特重，其锋芒所向，有时甚至可以将位极人臣的大学士乃至首辅拉下马来，打翻在地。
如今，考成法一出，监察御史与给事中们一下子找不着北了。他们本来是皇帝的耳目喉舌，在理论上代表了帝国官场的良心与良知，现在，突然一股脑地变成了内阁首辅张居正鞍前马后的马仔与爪牙，“一不小心，便会受到叱责，长官随即受命对其进行考成”，其郁闷可想而知。对此，王世贞幸灾乐祸地评论道：“御史、给事中们虽然畏惧张居正，然心中大多忿忿不平。”
在理论上讲，科道官员一般是由那些饱读圣贤之书、品行端庄、性情耿介之士充任的。张居正的做法，理所当然会被他们视为对祖宗旧制的破坏和对帝国监察事业的凌辱。终于，对张居正的抨击开始了，炮火并渐趋猛烈。
万历二年五月，翰林院飞来一只白色的燕子，内阁也有碧莲花早开。百忙之中的张居正将此作为祥瑞献报皇帝。结果，受到冯保的当面批评：“万岁爷年纪小，不要用那些奇异之物开启他的玩乐之心。”一位南京户科给事中上书斥责张居正，曰：“地方大旱，大家都忧心忡忡，张居正却献什么祥瑞，实在不是大臣应该做的。”弄得张居正好生无趣。
转过年去，万历三年二月，第一次年度考成结束不久，这位给事中再次上书，除批评张居正外，矛头直指考成法，并暗指张居正、冯保为谀佞之臣。结果，张居正大怒，十三岁的小皇帝也大怒，安了一个显然胡扯的罪名，将这个楞家伙“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当年十二月和第二年正月，又相继有两位御史上书，猛烈抨击张居正。第一位，直截了当地引用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故事，抨击张居正和皇帝误国且自误。皇帝下旨，令锦衣卫将其抓进镇抚司监狱，“好生打着问”。结果，此人虽被打成重伤，却坚决不肯改口认错，最后，定罪发配浙江定海充军。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此期间，有数位御史和给事中相继来到监狱，为他送药并慰问之。
而第二位御史的作为，则对张居正形成了更大的杀伤力。
此人是张居正的门生。不仅于此，张居正还曾经相当看重他，选拔、举荐他担任了正七品的巡按御史。我国古代没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一说，座师与门生的关系，在官场视同师生，讲究的是一日为师，则终身为父。并成为帝国官场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网络之一，其关照、提携、援引的功效有如同乡与同年，为官场中人所不敢轻忽。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前一位御史被充军浙江的一个月，即万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这位御史便洋洋洒洒上书五千言，痛斥张居正植党营私、作威作福、贪赃枉法、擅改祖制等等。从而，成为我国历史上罕见、大明帝国开国二百年以来第一位弹劾座师的门生。
随后两日，张居正连续两次提交辞呈。史书记载说，张居正向万历皇帝辞职时，痛哭流涕，激动得哭倒在地。十四岁的小皇帝走下御座，搀扶起已经年过五十的内阁首辅，并对他说：“先生起来，我要逮捕这个家伙，让他死在监狱里，以慰先生。”
据说，在监狱中，此人受尽严刑拷打，却慷慨自若，言辞更加激烈。最后，对这位御史的处分是“削籍为民”——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不久，他又被几个官员指控为贪赃枉法，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当时和后来均有人认为，这些官员是在张居正的授意下做的这件事情，或者至少是为了讨好张居正。遂成为一个谜团。
公元1577年，即万历五年，张居正遭遇了一场真正的风暴。
事情起因于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九月二十五日，消息传到北京。第二天，张居正在内阁的几位同僚上书皇帝，希望援引前朝重臣曾经有过的案例，挽留张居正“夺情”，继续工作。
“丁忧”制度是我国一项相当古老的制度。按照这套制度，凡父母去世，其为官且承担主要家庭责任的儿子必须离职，返回家乡为父母守孝二十七个月，当时的术语称之为“丁忧”，也叫“丁艰”。期满后再出来继续做官，叫做“起复”；倘若身为国家重臣，离职后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作为特例，需由皇帝下令，可以免去离职丁忧，穿孝服直接起复视事，术语叫做“夺情”。曾经有过一位唐代官员，因为害怕失去官位与俸禄，不报忧守制。结果，为人揭发，被同僚们视为衣冠禽兽，在法司判其流放充军之后，又由皇帝下令赐其自尽。帝国以孝治天下，忠臣出自孝子，不孝者必然不忠，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信念。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另一个世界的情形。然而，在当时，这是一件绝对重大的事情。其重大的程度，我们可以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中，略见一斑。
张居正立即陷入尴尬之中。
一方面，守制丁忧尽孝乃人情之常。不论是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师、为人友、为人臣，所有人伦亲情，社会利害，都要求他如此行事。否则，必将为自己所不忍，更为人所不齿，潜藏着无法预料的风险。
另一方面，张居正素以豪杰自许，认为必有非常之人，方可为非常之事，才能成非常之功。因此，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则不必拘泥于常情常理，不必顾及常人之非议，受常人小节的约束。当时，张居正可能正在准备实施意义重大的清丈田亩和整顿赋税，他显然不愿意在政局如此波诡云谲之际，离开朝廷二十七个月。那意味着前面一切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且同样潜藏着不可测之祸。
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对张居正的刺激可能不小。按照帝国惯例，内阁首辅离位三天，次辅的座位就可以由次要的位置挪到主位，人们也就可以身穿红袍向次辅道贺，视为他已经自然升为首辅。此次，张居正的去留尚未定，已经有一批人着红袍前去向次辅道贺了。颇为厚道的次辅虽然没有挪动自己的座位，却也实实在在地接受了人们的祝贺。人情恶俗浇薄的官场，着实给张居正上了一课。
从当时的情形判断，皇帝、皇太后、冯保，张居正身边的支持者，甚至包括他同朝为官的儿子，应该都是发自内心地希望他不要离开。张居正遂接受了皇帝三番五次的慰留，夺情视事，在官守制。
谁知，恰在此时，一颗巨大的彗星飞临到帝国的上空，其大如灯，颜色惨白，拖着长达数丈的不祥的大尾巴，由西南直射东北，出尾箕，越牵牛，逼向织女星座。未几，紫禁城中竟然又发火灾。天象示警，灾异横生，一时间人心大浮动，蜚短流长，谣言漫天，以至于西长安门上居然贴出了张居正谋反的传单。（以上事见《国榷》卷70，万历五年十月诸章；《明世宗实录》卷68，万历五年十月诸章）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相当于人事部部长的吏部尚书去职事件。
这位吏部尚书在前一年张居正的门生弹劾张居正时，曾被指为是张居正植党营私的私党之一，人们也普遍认为他是张居正的亲近分子。如今，他竟然在几十位翰林院官员的要求下，带领他们一起来到张居正官邸，请求张居正作为帝王之师、帝国首辅应该以世道人心为重，给天下苍生作个好榜样，回家丁忧去。张居正义正词严地予以批驳，并在激动之中，叱责他们不执行皇帝的指示，逼迫自己，居心叵测。
随后，有两位科道官员立即上书弹劾，导致皇帝下旨，这位吏部尚书被勒令致仕——强迫退休，罪名是藐视皇帝，无人臣之礼。
这种情形，立即使人们躁动的心情激动而且愤怒起来。不少人觉得，这个张居正贪恋权位，又忸怩作态，无非是想堵住天下万世悠悠之口，实在不是个东西。于是，十月十五日吏部尚书罢官，十六日星变未弭而宫中火起，十七日出现了传单，十八、十九、二十日便有四位官员相继上书，反对夺情，弹劾张居正。他们比张居正更加义正词严地质问道：“陛下以江山社稷的缘故慰留张居正。对于江山社稷来说，最重要的是三纲五常。皇帝的老师，国家的元辅大臣，乃纲常之代表，却置纲常于不顾，难道江山社稷还能够安宁吗？”
就此，推车撞壁，再也没有回旋余地。
愤怒的张居正和与他同样愤怒的皇帝，不约而同地将此种情形看成了对自己权威的蔑视，也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决心以非常手段——廷杖，对付之。
这时的礼部尚书是一位才干素著的人物。他曾经多次反对过张居正，张居正表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应有的胸襟，并不介意，多次推重，直至使他出任高官要职。此刻，他意识到如此激烈的强硬手段势必带来深刻的后果。于是，出面找张居正斡旋。素来冷峭孤傲的张居正竟然一反常态，跪在来人面前叫道：“您饶了我，饶了我吧。”礼部尚书叹息而去。
翰林院掌院学士也汇集数十位翰林院官员，前往张居正官邸。张居正拒之门外。这位掌院学士闯入府邸，劝解张居正。张居正泪流满面，又一次跪下，举手索刀，做出自刎状，并嘶声喊道：“皇上一定要留我，先生们又坚决要驱逐我，这不是要我死吗？”他叫道：“你杀了我，杀了我吧！”事情已然无可挽回。
廷杖的结果，留下了长久的伤痛。数万官员与京师民众聚集在长安街上，目睹了血肉横飞的一幕。其中，一位胖大的受刑者被打脱的肉有手掌般大小。他的妻子遵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轻弃的古训，将丈夫的肉风干腊制后珍藏起来。他们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尊敬与倾慕。一位张居正的同事、当朝内阁大学士将一只玉杯、一只犀牛角杯赠送给了其中两人，上面分别镌刻着充满敬意与感叹的诗词。
张居正则大约很难感受到胜利后的快感。原因是，四位受刑者中，有两位是他的门生，有一位是他的老乡。在极为注重师生之情与同乡之谊的帝国官场，张居正颜面扫地。他黯然叹道：“严嵩尚且没有受到过同乡的攻击，我连严嵩都比不上。”其心境之灰恶可以想见。
此时，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廷杖刚刚结束，一位刚中进士不久的见习官员便上书皇帝，以更加全面、彻底、激烈、尖刻的语言痛斥张居正。并第一次以假借的口吻，将自诩为非常之人的张居正比喻为猪狗不如的禽兽。
结果，这位青年官吏也受廷杖八十，被充军到了贵州都匀地区的万山丛中，并留下终身残疾。四十多年后，党派林立的帝国江河日下、行将分崩离析之际，这位已经成为国家重臣、名重天下的东林党领袖，早已不再激烈。他痛定思痛，思绪万千，发出了重新评价张居正的呼声，并为张居正平反昭雪而奔走。
可是，来不及了。
此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大明帝国日薄西山，就要沉入黑暗，走向国将不国。
风暴止息了，创伤却永不会平复如初。棍棒打飞的远远不止是血肉。是非善恶，君子小人，一股非理性的阴郁乖戾之气凝结进了人心，为帝国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不祥的伏笔，并给张居正带来了重大影响。
《明史》记载道，从夺情风波之后，张居正变得日益偏颇恣肆，提拔或惩处干部时，常出自自己的爱憎；围在左右的亲近之人“多通贿赂”；奔走于他和冯保之间的那位徐爵被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相当于帝国宪兵副司令；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先后中进士高第；他府上的一个家奴管家花钱买了一个官职；帝国的勋贵国戚文武大员都与他巴结交往，甚至谈婚论嫁。《明史》评论说：“世以此益恶之。”——人们为此更加憎恶他。
事实上，也就是在夺情风波之后，张居正发起、推动了几项相当令人尊敬的工作，展示了这位大政治家真正的胆识与魄力。其中，迄今最为人称道的是清丈田亩和一条鞭赋税制度的推广。
史书记载显示，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全国官府登记在册的土地面积最多时为八亿五千万亩；到万历六年时，官方征收赋税的在册土地却只剩下了五亿一千万亩。两百年间，为国家纳税的土地蒸发了三亿多亩。此中情形只能说明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全国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和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这种境况恰好和大户不纳税或少纳税，小户反而要多纳税的奇异景象互为表里。张居正推行的清丈田亩，曾经受到过顽强抵抗，表明上述人等决不会为此感谢他。实际上，此时的张居正已经站到了全国上层社会——皇亲贵戚、官僚士绅的对立面。他最后清丈出来的土地，比官府记录在册的，多出一亿八千多万亩。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此类土地的数量和张居正所受到的憎恨，大概呈正相关的关系。而张居正旨在将土地与人口挂钩推广的一条鞭赋税制度，显然有助于缓解人民的痛苦、加深贵族士绅的仇恨。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万历元年以前，帝国财政状况恶化，多年入不敷出，国库相当空虚。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后，帝国国库里的存粮可以满足九年的需要，太仓中的存银有六百万两，太仆寺存银四百万两，帝国留都南京的国库里存银二百五十万两，全国各省的省库存银均在十五万两到八十万两之间。
就这样，用今天的眼光看去，具有杰出才华的政治家张居正，活得七扭八歪。却也差不多以他一己之力，历十年努力十年坚持，在没有改变帝国政治制度与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几乎实现了帝国的中兴。从他所受到的反弹中，似乎可以想见帝国政府组织与各级官吏肯定也承受了空前的压力。方才使“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顶点”，“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政治传统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黄仁宇先生语）。由此，形成了与整个大明帝国特别是十六世纪其他年间似乎是不可能的对比。
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张居正缺少王安石那样灿烂的文化成就，也没有王安石光风霁月般令人感佩的道德品格和洁身自好的风格。假如没有上面这样的业绩，张居正在历史上的形象，可能要不堪得多。
当上述种种交织在一起之后，我们便大体可以了解，张居正身后的遭遇何以会如此之悲惨了。当然，到目前为止，促成这种遭遇的诸多因素中，还缺少最重要的一项。这项因素与张居正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有关。那就是张居正所倾心辅佐的学生——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叫人最无法理解的一位皇帝。在谈到明朝的灭亡时，乾隆皇帝曾经评论说：“明朝的灭亡，不是亡于流寇李自成，而是亡在明神宗即万历皇帝朱翊钧手上。”这个评论可能没有冤枉万历皇帝。他的孙子崇祯皇帝朱由俭吞咽的那杯陈年苦酒，就是由他亲手酿制的。而这一切的发生，可能和张居正的关系甚重。
少年时代的万历皇帝聪明伶俐，很是讨人欢喜。
有一次，隆庆皇帝练习骑马，这个小东西走过来扣马劝阻说：“父皇乃天下之主，独骑疾骋，万一马惊，却如何是好？”不管是不是别人教导的，从六七岁孩子的嘴里说出这么一番话，做父亲的肯定会惊喜交加。
十岁登基，小皇帝表现出了不凡的天资，他勤奋好学，对经史人物常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当时，已经成为他老师的张居正亲自主持编写了一套教材，叫作《帝鉴图说》，将历史上值得借鉴的人物事件编成连环画，图文并茂。小皇帝爱不释手，从此置于座右。令人惊异的是，他不喜欢千古名臣魏征。他的理由是：这个魏征先是跟着李密跑，后来为太子李建成效力，最后奔走于李世民身边，算不上贤臣。这固然是不人云亦云的独立见解，但其中透露出的偏颇信息却显然令人不安。
有一天，万历皇帝兴致勃勃地将内阁九卿等重臣召进文华殿，观看自己的书法表演。只见他笔走龙蛇，咄嗟之间，已经写出二十张八十个盈尺大字。据说，观看的人们惊叹不已。除了拍马屁的成分之外，当时在场的书法高手不少，有的至今还有作品传世。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小皇帝的功力已经很不错。就连在书法艺术上自我感觉甚佳的张居正，回家后仔细端详，也承认小皇帝的字“奇秀天成”。这与后世对万历皇帝书法的评价是一致的。当时，小皇帝是十二岁。
从万历皇帝一生行事上看，他的性格中具有相当浓厚的艺术气质，敏感而易受伤害，偏颇而容易伤感，感情用事而意志薄弱。显而易见，这种性格类型的人做起皇帝来，尤其是做大明帝国后期的皇帝，恐怕会相当痛苦。
事实上，万历皇帝的一生，除其父隆庆皇帝在世时的短暂时日外，他可能的确过得相当郁闷。艺术家的品格与皇帝需要的品格，即便不是背道而驰，也实在相去甚远。皇帝所要面对的人与事太具体，太缺少美感，太需要理性、谋略、钢铁般的意志和手腕。可惜，如此种种，在这位皇帝身上均告阙如。
毫无疑问，这个时期，张居正在万历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应该是相当崇高的。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有压力都是令人愉快的。
当十二岁的万历皇帝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赏赐给大臣们时，张居正和其他人一样，不算特别夸大地颂扬了皇帝书法艺术的成就。但是，紧接下来的劝告则是：够了，到此为止。宋徽宗书法艺术的伟大成就，并没有使他和他治理下的国家避免一塌糊涂的命运，很有可能还加剧了这种命运。因此，皇帝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到研习治理国家的圣贤之道上去。这番说教肯定没有错，却也肯定是兜头泼来的一盆冷水。
应该说，万历皇帝相当懂事。
万历元年春节，是他当皇帝后的第一个春节。民间张灯结彩摆酒设宴，皇宫里的御膳桌上，除了平时的饭菜外，只是加了几道水果。史书记载说，这是根据张先生的建议做的。这个春节，他们母子节省下的酒饭钱有七百多两白银，大约可以折合成十几万元人民币。此后连续几年都是如此。
皇宫惯例，每年春节到正月十五，都要在鳌山上观灯。张先生建议他免去此例，以节省开支。十岁的小皇帝相当通情达理地说：“鳌山上的灯我已经看过了，看一遍和看千遍是一样的。我不看了。”
这十年中，史书上记载了不少小皇帝认真学习履行皇帝职责的故事。诸如，刮起沙尘暴，当时叫大风霾，他会关心边防第一线的情形；碰上风霜雨雪，他会操心是否影响农事等等。在朝廷的各项礼仪制度上，他也相当一丝不苟。
很难找到特别强有力的证据，说明皇帝为什么发生后来那翻天覆地的变化。
万历皇帝十五岁时所发生的张居正“夺情”事件，并没有对他们俩的关系造成什么重要的影响。这件事情对张居正的声望与人品形成了巨大杀伤力，但他毕竟是在皇帝与太后的坚持下才这样做的。从后来皇帝与张居正之间几次泪流满面的对话和张居正病重时皇帝的表现来看，君臣二人的感情十分真挚与深切，相当动人。
或许，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悲剧的根源，就是来自这种真挚与深切的感情。
下面发生的这次著名事件可能是引发悲剧的导火索。
万历八年十一月，已经十八岁的万历皇帝，在小太监孙海、客用的引导下，来到西苑饮酒作乐。酒酣之际，皇帝命太监为自己唱曲，太监们不会唱新曲，致使皇帝不能尽兴。于是，已经喝醉酒的皇帝拔出宝剑就要杀人，场面极为混乱。在众人的劝解下，最后，割去了两个人的头发权充首级。
这件事，被冯保报告给了慈圣李太后，使太后愤怒之余十分伤心。她命张居正上疏切谏，并代皇帝起草罪己书，一份放在内阁，一份交太监保管。并将皇帝召到慈宁宫罚跪。据说，这次罚跪时间长达三个时辰，也就是六个小时。在暴风雨般的痛斥中，悲恸而愤怒的太后宣称，准备废掉这个失德的皇帝，由他的弟弟接位。最后，万历皇帝痛哭流涕，表示悔改，事情方才告一段落。
对于十八岁的青年皇帝，这是一个奇耻大辱，也使他对冯保切齿痛恨。
一年半之后，万历十年六月，五十八岁的张居正重病去世。患病期间，皇帝曾经为之难过得泪流满面，甚至不愿吃饭。在此期间，张居正被晋封太师，这是正一品、真正位极人臣的文官最高头衔，成为有明一代罕见的活着时被封为太师的大臣。有分析家认为，如果不是神志昏迷，张居正很有可能不敢接受这个职衔与荣誉。
当年十二月初，一封弹劾冯保十二大该杀的奏疏摆到了万历皇帝面前。皇帝情不自禁地说：“我等这篇奏疏，已经等了很久了。”他可能没有想到，这篇奏疏揭开的却是清算张居正的序幕。
在后来陆陆续续的揭发材料中，万历皇帝了解到，早在自己即位之初，为了排挤高拱、夺取首辅的地位，张居正就与冯保配合呼应，制造冤案。按照帝国法律，朝廷大臣结交太监是一款大罪，而此二人的结交至少已经十年以上。皇帝恍然大悟：难怪这两个人的立场经常如此一致。
皇帝吃惊地获悉，以圣贤之道谆谆教诲、严格要求自己，并且屡屡抑制皇宫消费的张先生，原来生活得颇为豪华奢侈，连他回家奔丧时坐的轿子里，都可以起居饮食，可以容下两个仆人伺候，需要三十多人才能抬走。
皇帝发现，几年前，张居正声称，为了供奉皇帝的书法作品，需要改建家中的住房。皇帝为此特别赏赐给他一千两白银。现在才知道，当时的花费是一万两，按照购买大米的购买力折算，这笔钱大约相当于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且同时，在他的老家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沙市地区，也修建了一座同样的府第。
皇帝愤恨地知道，几乎在张居正节制自己对宫中妃嫔宫女们赏赐的同时，他本人纳娶了两位年轻美貌的姬妾。这两位美女，可能是戚继光用军费买来送给张居正的。而且，张先生还在研习房中术。他在五十八岁上死去，大约于此亦有关联。
张居正结党营私，收受过一些人的贵重礼品，这有他亲笔书写的书信为证。怪不得这帮家伙能够得到如此重用。
他三个高中进士的儿子，可能都有作弊的嫌疑。
仅就这些已经足够摧毁张居正的形象了。何况真真假假的揭发还有许多。只有看过这种阵势的人，才会真正懂得“人走茶凉”、“人心叵测”的真实含义。
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公正地对待张居正的功过是非了。人们沉浸在报复和发泄的快感、莫名其妙的嫉恨与期盼之中。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宣泄，可能使大明帝国悄悄失去了延长自己寿命的唯一机会。
就心理学一般规律与生活中通常发生的情况判断，性格单纯而感性的青年人，特别容易由于感情上的挫折与欺骗，变得愤世嫉俗，走向极端。
从万历皇帝的一生行事看，他显然不属于那种深有城府和谋略的人。二十岁上下，正处在没有什么生活阅历，却又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年龄。上述一切，可能使他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许多往事，越想越认定这是一个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认定他欺骗与玩弄了自己的感情、信任和尊敬。从而，从以往那种真挚与深切的敬爱，转变成极度的愤恨与失望。而且，当初的感情有多深，如今反方向的作用力就有多大。
平心而论，万历一朝很少诛戮荼毒大臣。张居正死后的遭遇可能是整个万历年间最为悲惨的——
当初，张居正在世时，对张家百般奉承的湖北地方官，如今听说皇帝准备抄已故太师张居正的家时，立即抢先行动起来，将张居正全家人圈禁在一个房子中，并在门上加贴了封条。过了若干天，皇帝的钦差来到，打开门后，全家人中，已经有十几口人包括孩子被活活饿死。
当时，唯一能够制止万历皇帝胡来的，只有他的母亲慈圣李太后。这位出身农家的老太太曾经以“家人礼”亲切地对待张居正的母亲。此刻，她正在为自己另一个儿子的婚事操心。万历皇帝告诉她，有人揭发张居正和冯保都是家财百万，抄了他们的家，就不用发愁婚事的花销了。这位曾经高度尊敬张居正的老太太居然同意了。结果，张居正所有财产查抄变卖后加起来，大约是二十几万两白银，不到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大约也远远不够她操办儿子婚事所需的花费。至此，张居正全家家破人亡。
这位不知道世事艰难的青年皇帝，还面临着治国方略的选择。他徘徊在两个极端之间。
一方面，这么多的人反对张居正，可见张居正做的确实很坏；
另一方面，张居正经营的业绩摆在眼前，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万历皇帝及其臣僚们的选择，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将张居正打翻在地之后，将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全部归结为卑鄙的动机。
于是，我们有机会在大明万历年间的历史上，看到一条过于鲜明的转折分界线。
前十年，在官方的各种文件中，官员的业绩与能力是一个热烈的话题。处于严格监督下的官吏们，需要用自己的工作业绩，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应该得到更好的机会。因此，整个国家显得生气勃勃。
后三十八年，张居正死后所引发的关于官员道德与人品的争论则充斥了朝野，国家失去了现实的目标，帝国的官吏队伍分化成不同的派系。他们越来越频繁从事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给对手贴上不道德、没有操守的“小人”标签，并尽力证明自己属于品行高洁卓越的“君子”。几乎所有的派别和人们都在忙着在这件事情上抓住对方的短处。才能与素质是否称职，再也得不到任何人关心。国家与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管理、运转与经营，变成了“君子”与“小人”的战场。朝野上下，到处弥漫着阴谋的气息。从此，大明帝国再也没有能够摆脱这种状况，且愈演愈烈，直到耗尽元气，土崩瓦解。
当时，万历皇帝很有可能相信，没有张居正，事情将会做得更好。因此，他雄心勃勃励精图治，很有干一番事业的气象。他几乎全盘否定了张居正所做的一切。他将张居正罢黜的大批庸滥官员全部官复原职，将张居正时期事实证明相当能干的一些文官武将放逐投闲。一代名将戚继光镇守蓟辽，十余年间，蒙古族骑兵在他面前从不敢轻举妄动，此时，被放逐到无事可做的广东，几年后，郁郁寡欢地死去。旷世难得的治河专家潘季驯则因为替张居正说了一些公道话，而被勒令回家，直到黄河泛滥得不可收拾时，才把这位心灰意冷的老先生又重新请出来。
而帝国的财政状况也在此期间重新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
几年之后，身心交瘁的万历皇帝才知道，旁观一代能臣治国是一回事，取代他、自己动手是另一回事。他不会承认自己眼高手低，却也相当惆怅地询问臣下：为什么我一点儿都不敢懈怠地工作，可是国家还是没有中兴的气象呢？
显然，没有人能回答得了他的问题。
这种挫折感对皇帝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万历十四年以后，他频繁地以生病为理由，不愿临朝听政。大臣们的奏疏报告越来越多地被扣留在宫中。皇帝只把那些他喜欢的奏疏批准下去。他所不喜欢的，或者尽量拖延，或者留中不发，从此没有了下文。
宫中记载显示，此时的皇帝，身体大致不错，只是相当放纵地沉溺在酒色之中。据说，这期间，皇帝每餐必酒，每酒必醉，每醉必怒，每怒必定要责罚打骂周围侍奉的人。而且不要命了似的，夜夜交欢。清算完张居正不久，皇帝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仿佛赌气似的，他在这座坟墓上一口气花掉了相当于两到三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七百多万两白银。张居正时代的积蓄所剩无几矣。
若此时张居正重返人间，他可能完全认不出自己昔日的学生了。
万历十七年，一位名叫雒于仁的七品小官，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直指万历皇帝酗酒、好色、贪财、尚气。此时，万历皇帝很有可能已经认定，自己的大臣和张居正是一路货色，满口仁义道德之下，隐藏着争权夺利、男盗女娼。既然大家都是如此，为什么皇帝不行？因此，他并没有把这个小官怎么样，只是将他贬为庶民。自己则酒、色、财、气一切如故，很有点儿我行我素爱谁谁的味道。
一般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所谓“国本之争”，最终导致了万历皇帝彻底疏远朝臣，荒怠国政。
万历皇帝挚爱郑贵妃，这种感情持续了一生。为此，他表现出明显的愿望：越过长子朱常洛，立郑贵妃所生的次子朱常洵为太子。结果，遭到群臣的激烈反对。君臣间的对抗长达十五年。这就是所谓“国本之争”。围绕这个争论，发生了著名的“妖书案”与“梃击案”，使派系活动和君臣间的离心离德变得无法收拾。在这个过程中，万历皇帝的表现就像一个陷入早恋怕被抓住的中学生：敏感、患得患失、欲盖弥彰、首鼠两端、毫无机断权谋。这些表现应该是郑贵妃将他称为“老妈妈”的主要原因。最后，万般无奈的皇帝作出了让步，这肯定使他感到沮丧并备受伤害。
为了表达自己对群臣的蔑视与愤慨，这位皇帝采取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报复措施，那就是长期消极怠工和不管不顾地聚敛财富。
在长达三十年时间里，他躲进深宫，不见群臣。一位官升内阁大学士的大臣宣称，在十五年时间里，只见过三次皇帝。他大量积压或留中臣子们的奏疏，哪怕是关于战争或灾难的紧急报告。一位大学士感慨：“一事之请，难于拔山。”——请求批准一件事情，比撼动大山还难。
万历皇帝做的最绝的事情，则是对空缺官位与官员调动、升迁不闻不问。资料显示，万历中后期，相当长时间里，皇帝就已经开始无视各级职位的空缺。最严重时，整个帝国官员的职位空缺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用今天的概念表达，就是所有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缺额一半以上，而且有些中央各部门的官员空缺高达百分之七八十。其直接后果，显然是大官无法办事，小官升迁无望。于是，人们纷纷求去。
最开始，大家写了辞职报告，等他批准后才敢离开，后来见他根本不予理睬，便放下官服官印自行离去，没有人追究过问。
据说，如此一走了之的省部级干部就有至少十人以上。
而首席大学士李廷机的辞职故事最为令人啼笑皆非。万历三十八年，从被任命为首相时起，李廷机就自称有病，不肯料理公务，并且开始了漫长的辞职生涯。直到三年零九个月以后，在他呈递了第一百二十三封辞职报告，并搬出北京城以示决绝，皇帝才在形式上批准他辞职。据说，皇帝这样做除了表示对臣僚的蔑视与报复之外，部分原因是缺额官员的俸禄可以收归皇室使用。
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皇帝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矿监税使，奔赴全国各地，为他开矿收税。这些人通常而典型的做法，就是圈占商人富户的产业与土地，宣称此处有矿可开，迫使他们花钱消灾。
史书记载显示，有些城市里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商人富户为之破产。
一个最恶名昭著的例子可以显示其为害之烈：
派往福建的高寀是个从小阉割的太监，他听说幼童的脑髓可以恢复性能力，于是多方搜求幼儿杀之，吸食其脑髓，被当地人认为是飞天夜叉的转世化身。在其税署池塘中，沉积了数百具儿童尸骨。
矿监税使制度持续了二十四年，荼毒全国，激起了近百次民变与兵变。直到公元1620年，即万历四十八年，五十八岁的皇帝临死时才下诏罢停。此时，全国已是一片肃杀，风雨满楼。距离烽火遍地天下大乱，只有几年时间了。
据说，该诏书发布时，朝野内外许多人痛哭失声。
而在万历皇帝数十年荒怠国事期间，在中国大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努尔哈赤号称以十三副兵甲起家，创建了后金国。并在万历皇帝死前一年，于今天辽宁抚顺一带，展开了历史上极其著名的“萨尔浒大战”，重创明朝大军。
从此，双方的战略态势发生根本逆转，大明王朝再也没有力量对付自己的掘墓人了。

第十一章 人形嗜血动物：巨奸魏忠贤来了
公元1620年，是为万历四十八年。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驾崩。八月初一，泰昌皇帝朱常洛即位，史称明光宗。一个月后，九月初一，“一月天子”朱常洛病死，发生明末著名四大疑案的第三案——“红丸案”。九月初五，发生明末著名四大疑案的第四案——“移宫案”。九月初六，皇长子朱由校即位，为天启皇帝，史称明熹宗，是明朝的第十五位皇帝，时年十六岁。
天启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心灵手巧的皇帝，精通泥、瓦、木、漆、雕工，他自己盖房子、做家具、制玩具，据说其作品精美绝伦，巧夺天工。同时，他又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盲皇帝，对治理国家一窍不通全无兴趣，于是，在位六年多一点时间，培养出了一位古今罕见的巨奸——大太监魏忠贤，使天启一朝成为相当恐怖的黑暗时代。
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天资并不差，如果正常地上学读书，应该不至于太糟。可惜，他连一天书都没有正经读过。
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是万历皇帝与一位低级宫女生的长子。四年后，皇帝与他终生宠爱的郑贵妃又生下次子朱常洵。因此，朱常洛遭受了父亲的长期冷落。围绕他能否立为太子，万历皇帝与群臣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对抗，形成对大明晚期影响巨大且深远的“国本之争”。大明后期著名的四大疑案，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全部与此密切相关。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已经十九岁，才被立为太子。但此后始终没有摆脱可能被废黜的恐惧。朱由校也跟着父亲一道，在不受人待见中长大。
按照明王朝的制度，皇子皇孙出生后，命名、册封、读书、婚姻均由皇帝决定。朱由校作为皇长孙，除了名字之外，其他全部被搁置一旁。即使父亲被立为皇太子后，他也没有按照常规被立为皇太孙。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地位。而且，万历皇帝没有给他册封任何名号不算，还不允许他上学读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这位亲祖父临死前一天，才在遗嘱中吩咐，皇长孙以尽早上学读书为宜。此时，朱由校已经十六岁。距离他当上皇帝，只有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了。
朱常洛当上皇帝后，郑贵妃不知是想讨好他，还是别有用心，给他送来了八位绝色美女。据说，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仅仅坐上皇位八天，皇帝就开始生病。
据时人记载，这位并不缺少妃嫔的泰昌皇帝朱常洛，和他的祖父隆庆皇帝一样，在极度郁闷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时时面临着被亲生父亲废黜或者抛弃的厄运，因此，循规蹈矩，特别谨小慎微。
如今，自己终于做了皇帝，朱常洛也与祖父一样，宛如色中饿鬼，不顾病体支离，每天晚上都要与数位美女交欢。不久，病情加重，在吃下一粒可能具有某种滋补壮阳作用的红药丸后，感觉良好。于是加大剂量又吃一粒，结果第二天一早就死掉了。这就是红丸案的大致经过。
朱常洛从当上皇帝到死去，正好一个月时间，由此被称为“一月天子”。他的性情也颇有乃祖风范，据说，在仅仅一个月时间里，已经做了几件为人称道的好事，显示出了明代皇帝中少见的通情达理、仁慈宽厚的好脾气。
朱常洛死后，侍奉他的宠妃李选侍不肯搬出乾清宫，并将应该继承皇位的皇长子朱由校扣留在手上，希望以此自重，能够册封自己为皇后，因此与群臣发生激烈冲突。最后，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在大太监王安的支持下，迫使李选侍迁移出乾清宫，夺回朱由校，将这位大明历史上第一位既不识字，又没有任何名分的皇长子拥立为皇帝。这就是所谓移宫案的大致过程。
从现有资料上看，朱由校当上皇帝之前的历史记载很是简略，这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推测，去想象一个不需要读书、备受冷落的男孩子如何成长到十六岁。好在这些并不重要，有上面这些说明和下面将要看到的一切，也就足够了。重要的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到皇帝的位置上之后，很多资料可以告诉我们，在大明晚期，一位不识字的皇帝是如何治理自己国家的。
明朝晚期，皇帝处理国家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奏疏与公文来进行。标准的程序，我们在前面关于“票拟”与“批红”、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中，已经大体可以知道。其浩大的工作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显然，这项工作，对于任何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从上述工作流程中，我们也早就已经发现，一旦皇帝厌倦了或者没有能力处理这项工作的话，司礼监的太监们就变成了事实上的皇帝。
不幸的是，天启皇帝朱由校恰好既厌倦又没有能力面对这些工作。
做了皇帝以后，朱由校曾经很高兴地接受大臣们的建议，相当郑重地开始读书学习，聆听他们为自己讲解圣贤们的四书五经。只是，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一个十六岁的半大小伙子，从识字开始研读那些艰涩的教义，都稍嫌晚了一些。何况，此时的朱由校已经发现了自己真正的才能和兴趣。在那个领域里，皇帝心醉神迷，游刃有余，不学自通，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与才华。
我们找不到天启皇帝曾经师从什么人学习过这门技艺的任何资料。皇帝成长的青少年时节，正值皇宫里几大建筑屡遭大火焚毁、从而不停地大兴土木的时期。很有可能是在目睹能工巧匠们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中，百无聊赖的少年无师自通，心智大开。从此，他不可救药地迷上了这种富有创造乐趣的劳动。
据说，当时流行一种水面木偶傀儡戏，各种木偶的表演动作基本由人力控制。朱由校对此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他亲手制作的木偶，不但雕刻漆画栩栩如生，而且将人工控制改成了机械化的自动控制。启动开关后，木偶可以游移转动，打斗翻跌，使傀儡戏一下子变得情趣盎然。
朱由校还做过一项具有极高技术含量的发明——
盛夏酷暑时节，他亲自动手，将皇宫中那些防火用的硕大铜水缸——今天，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的各大宫殿旁边，还能看到那些巨大的铜水缸——改造成了水景喷泉。他将大铜缸穿凿成孔，装上他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制造的器械，再盛满水，按动开关后，水势逆飞，或泻如瀑布，或散若飞雪，最后亭亭直立，宛如玉柱。此时，安放在缸底的鎏金木球忽然涌上玉柱顶部，上下盘旋，久久不落。据说，每次开动，都会引来大批宫中人等，一时间欢声雷动。要知道，那时可是没有电，没有发动机，没有水泵，也没有什么水压、液压、油压机械与装置的。可惜，此项发明已经失传，否则，我们可以想见今天该项发明会为国家创造多么巨大的经济效益。
有一次，天启皇帝命令几个小太监，把自己亲自雕制的工艺玩意儿，拿到今天我们熟知的北京前门大街上的珠市口市场上去卖。他规定，开价千金，不许讨价还价，爱买不买。结果，据说是很快便被人抢购一空。千金，可不是个便宜价钱，怎么折算也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十万元人民币以上了。可见其制作之精良。
从历史记载上看，朱由校精通泥、瓦、木、漆、雕刻等工种，锛、凿、斧、锯、刨、刀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他自己设计，自己盖房子，自己做家具，自己雕镂制作各种玩具和摆设，均精巧绝伦，而且每每具有出人意表的新鲜创意。就是说，很有可能式样、做工、性能、品位均与众不同，且不流凡俗。对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这恐怕的确需要很高的天分和热爱才行。
据说，从事上述工作时，皇帝极为投入，每次都光着膀子，经常废寝忘食。或许他自己也觉得有些跌份儿，不好意思，因此，除身边的极少几个人外，严令禁止其他人看到。于是，魏忠贤就每每在这种时候，拿着大臣们的重要奏疏报告去向他请示工作。最开始，皇帝还会听一听怎么回事，到后来，经常的回答是：“我知道了，你们用心去好好办吧。”倘若在兴头上，则会亲昵地骂道：“这点小事还来烦我，我要你干什么？”魏忠贤通常的反应则是检讨自己的愚蠢与无能。
一般说来，中国皇帝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既能谦卑地承认自己没有出息，又能把令人心烦的事情，忠心耿耿地处理得干干净净的人才或奴仆。在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心目中，魏忠贤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干才。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天启皇帝朱由校是何许人。但是，知道魏忠贤这个名字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与朱由校比较起来，魏忠贤的知名度可能要大得太多了。尽管魏忠贤只是依附在朱由校身上的一只寄生虫，类似我们知道的虱子之类。但是，我们很快将会看到，由于天启皇帝朱由校所提供的充足营养与细心呵护，这只本来微不足道的寄生虫，在六年多一点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一只名副其实的巨兽，一个极为可怕的人形嗜血动物。
作为坏蛋，正如一位美国汉学家所说，不管从哪个角度考察，都很难找到为魏忠贤说好话的理由。尽管正如人们所知，美国人比较习惯于给坏蛋找出一些不那么坏的理由，由此证明自己的公正，哪怕这个坏蛋已经坏得无以复加。不过，既然魏忠贤能够成为具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坏蛋，一定不会是没有原因的。没有出类拔萃的能力，要成为哪怕是反面的典型也并不容易。
魏忠贤是河北肃宁人。据说是在赌博输了之后，还不起赌债，于是，一气之下，自己把自己给阉了。能对自己下这种黑手，已经显示出不同凡响的魄力。
从历史记载上看，此人多才多艺。
他精通琴、瑟、鼓、乐、踢球、歌、舞，戏曲演唱水平极高。有证据表明，此人的戏曲水平，已经达到可以做专业演员的老师的程度；他还善于骑射，在驰马如飞、间不容发之际，可以左右开弓且百发百中；又有胆识，遇事善决断，有担当，出手大方，花起钱来相当豪爽；而且，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为人机智诙谐，极其善于插科打诨，他讲起话来高度机智幽默，常令人笑不可支。
这些本事，恰好是我们的天启皇帝，除木匠手艺外，所最需要和最喜欢的。偏偏还有一样短处，也和天启皇帝一样——魏忠贤也是个文盲。这很有可能使君臣两人，惺惺相惜，更能玩到一起。
魏忠贤进宫后，凭着这些本事，先是与地位较高的宦官魏朝结拜为同姓兄弟，后来，又经魏朝引见，结识了当时名望极高的大太监王安，颇受后者赏识。以至于后来有一次魏忠贤犯罪当死，王安救了他一命。
而在此期间，真正表现出魏忠贤眼光的，是他在万历皇帝活着时，愿意去太子东宫，伺候倒霉的朱常洛与朱由校，这是“烧冷灶”，是一次真正的赌博。万历皇帝如果真的改立太子的话，魏忠贤将输得永无翻身之日。应该说，终万历一朝，这种可能性都相当大。然而，毕竟，魏忠贤赢了。
从自己结拜兄弟手中横刀夺爱，是魏忠贤一生的转折点。
客氏是朱由校的奶妈。朱由校不但是吃她的奶长大的，而且在他备受冷落的青少年时代，这位客氏始终陪伴、呵护着他，因而，成为朱由校事实上最亲近、最信任、最须臾不可离的人物。
史籍记载，这位客氏身材窈窕，姿容冶艳，相当风流。
朱由校当上皇帝后，大臣们曾经强烈要求，按照惯例将这位奶妈送出皇宫。结果，仅仅一天，皇帝就泪流满面，不吃不喝，于是，大臣们只好同意又把她请回宫来。从此后，直到朱由校死，他都没有离开过这位奶妈，并且使她享有相当显赫的待遇。据此，曾有不少古人和今人都在怀疑，朱由校与客氏之间，可能不仅仅是乳母与乳儿的关系，大约是这位客氏，使朱由校懂得了人事。或者说白了吧，就是有古今学者怀疑，二人之间可能除了大家所知道的关系外，还有男女之情在。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找到任何证据足以支持和证明这一点。
从朱由校的一生行事判断，他似乎不是一个贪恋女色的皇帝，他对女人好像远远没有对木匠手艺那么着迷。在历史记载上，我们看不到他像一个正常男人那样，具有通常健康男子都会具有的那种对女性的渴望。从一般青年男性的心理判断，这位客氏在他身边的功能，大约是那种集母亲、大姐、妻子、密友、保姆、顾问、助手、监护人和保护者于一体的角色。一般说来，那种从小缺少关爱、缺少亲情、缺少玩伴的孤独少年，对此肯定具有强烈的心理需求和依赖。
当时，客氏的对食是魏朝。明朝初期，太监娶妻是死罪。到中后期，太监与宫女结成夫妻已经普遍而公开了，俗称“对食”或“菜户”。北京今天还有的地名菜户营，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魏朝与客氏就是这样的一对夫妻。
不料，客氏见到魏忠贤后，两人竟然一见钟情，难分难解。于是，在魏朝与魏忠贤这一对结拜兄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一天半夜，这两人终于在争吵后大打出手，惊动了已经睡下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朱由校并不恼火，问清缘由后，笑眯眯地问客氏想和谁好，客氏当即回答是魏忠贤。于是，天启皇帝做主，让魏忠贤与客氏结为“对食”夫妻，命魏朝退出三角关系。
要知道，若是论起在宫中的地位来，当时的魏忠贤可是远远不如魏朝。
公元1620年10月，天启皇帝登基后半个月，下诏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赐魏忠贤世荫锦衣卫正千户，官秩五品。不久，又下令将并不识字的魏忠贤晋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一跃成为帝国权力中枢里的重要成员。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将偌大一个帝国折腾得昏天黑地。
这里面，客氏起了重大作用，应该是不需要怀疑的。
几天后，魏忠贤与客氏假传圣旨贬魏朝，魏朝闻讯出逃避难，被魏忠贤派出的人抓住后，勒死在河北献县。
公元1621年9月，魏忠贤杀死王安，奠定了在宫廷中无人敢挑战的地位。
王安在万历时期就是保护与辅佐朱常洛、朱由校父子的主要人物。据说，此人的学问、人品极高，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好太监的典型人物，在当时的宫廷内外、朝野上下享有相当高的声望。
朱常洛当皇帝后，王安已经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朱由校当皇帝后，又准备晋升他为掌印太监。我们知道，这已经是后宫中太监的最高职位了。按照当时帝国官场的惯例，任何官员接到晋升的通知时，必须上疏表示推辞，显示自己的谦虚与没有野心。王安也照惯例做了。不想，这一推辞却辞出了大祸。
王安体弱多病，长时间在家里养病，只是间或到宫中值班。在此期间，朱由校第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没心没肺——他稀里糊涂地把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在自己登基时立过大功的顾命大臣杨涟撤职，并赶出了北京。这使王安很气愤，因为，此二人既忠心耿耿，又有大功劳于朝廷，且很有才能。因此，王安就在表示谦虚的推辞奏疏上说了句气话，说是“臣愿领罪，不领官”。谁知，朱由校却极不高兴，认为这是王安在蔑视自己，把奏疏抓起来就扔到了一边。
于是，魏忠贤不顾王安曾经救过自己命的大恩，与客氏等人一起，在朱由校面前进了不少谗言。显然，他们的工作起了作用。朱由校再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没心没肺，他下诏将王安贬到北京南苑的一处皇家游猎场做苦力。随后，魏忠贤将该游猎场的一把手换成自己的心腹。在他的折磨下，王安没吃没喝，最后被裹在被子里闷死了。王安对魏忠贤有大恩，魏忠贤何以会下此毒手，历史记载上有几种不同说法。但是，不管怎样，肯定与宫廷中的权力斗争有着密切关系。
王安死后，天启皇帝任命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是王体乾，他渴望得到这个职位已经很久了。据说，此人文化素养很高，在太监中素有才名，是王安的好朋友。但是，为了得到这个位置，他自始至终参与了魏忠贤整治王安的全过程。而魏忠贤没有自己坐到这个位置上，是因为他有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就是不识字；另外一个原因，是王体乾其人对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是故，虽然在表面上看，他现在已经是魏忠贤的领导，但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从来没有敢违抗过魏忠贤的意志。
公元1623年，即天启三年，是魏忠贤发展得最好的一年。这一年开年就很吉利，正月十八日，天启皇帝按照魏忠贤的设计，改组了内阁，新上来的四位内阁大学士，基本是按照魏忠贤的希望任命的。这一年的结尾也结得不错，十二月，皇帝任命魏忠贤提督东厂，将一把极为锋利的杀人的刀交到他手里。
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地点在北京东安门北。与洪武年间朱元璋所设立的锦衣卫并称“厂卫”，是明代最大的负责侦缉与刑狱的特务机关。东厂的权力与地位均在锦衣卫之上。它受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除皇帝外，任何人都在它的监控之中。主持这个机关的宦官一定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他的报告，不需要任何手续，可以直接交到皇帝手中。他要抓要杀任何人，也只凭皇帝一句话。其可怕程度可想而知。
到了天启四年，即公元1624年，情况就很不好。
开年第一天，长兴县发生暴动，知县被杀；
一进入二月，日赤无光，蓟州、永平、山海关、北京连续发生地震，宫殿摇动，皇帝住的乾清宫晃得最厉害，晃得朱由校害起病来；
三月，杭州发生兵变；
五月，福州发生兵变；
五月底，谁也不知道为了一件什么小事，皇帝发起火来，立命魏忠贤出宫，回自己家去闭门思过；
六月初一，认为弹劾魏忠贤时机已经成熟的著名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天启皇帝，列举了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并且提醒皇帝：眼下，魏忠贤的势力已经大到了全国上下、朝廷内外只知道魏忠贤，而不知道有皇帝的地步。
按照国家规定，大臣的奏疏必须先由皇帝过目后才分发处理。由于皇帝识字不多，很少亲自批阅奏章，大多由宦官念给他听，于是形成了新的规矩，一切奏疏都由魏忠贤与诸太监商量完毕，再报告皇帝。据历史记载显示，不识字的魏忠贤听手下人读完奏疏后，放声大哭，极为恐惧。
最后，大家商量决定：由客氏守在皇帝身边，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亲自为皇帝朗读杨涟的奏疏。经过避重就轻、删除要害情节与词句的处理后，皇帝听完，一头雾水，基本不知所云。就在皇帝大不以为然，认为杨涟小题大做之际，满腹悲愤的魏忠贤来到皇帝面前，痛哭失声，述说自己的委屈，并请求辞职。于是，皇帝扣发杨涟的奏疏，不许魏忠贤辞职，并亲切勉励他不必为自己辩护，小心当差做事就是了。同时，发布圣旨，斥责杨涟捕风捉影，捞取名声。
当时，帝国政治舞台上，派系林立，斗争激烈。大臣之间各怀鬼胎，尔虞我诈。极其讲究道德学问，并且在此方面的确相当高超的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在政治才能与动手能力方面却表现低劣。结果，这场得到广泛同情与声援、东林党人对魏忠贤阉党最猛烈的一次进攻，居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天启四年七月份以后，在皇帝的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下，魏忠贤开始由全面防守转入全线进攻。
到这一年的年底，至少在朝堂上，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已经土崩瓦解。从皇宫内到朝堂上，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向魏忠贤发起挑战了。就连曾经做过皇帝的老师且威望相当高的孙承宗也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在此前后，据说只有一位张皇后敢于在任何场合都不买魏忠贤与客氏的账。她力图劝阻皇帝过分宠信魏忠贤的行为，并且有意在皇帝面前阅读《赵高传》。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天启皇帝似乎是一位在女色方面相当疏淡的皇帝，这使皇后的劝谏看不出任何效果。
公元1625年，即天启五年，从正月开始，魏忠贤就向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四月，杨涟等“六君子”被捕，罪名是接受熊廷弼的贿赂，贪赃枉法。天启皇帝朱由校下令严刑追赃。
九月，六人全部被拷打致死。据说死后认尸时，六人已被拷打得完全无法辨认。
杨涟是朱由校的父亲临死时的托孤之臣，在朱由校登基前后立过大功。天启皇帝何以对他下此毒手，人们一般只能归因于魏忠贤的陷害。还有一种说法，干脆认为魏忠贤已经可以肆无忌惮地伪造圣旨了。
熊廷弼其实与东林党人是敌对的。他的被捕入狱，是东林党人在政治上自命清高、不识大体、只顾党同伐异，从而损害国家利益的典型例证。魏忠贤之所以要把他扯进来，据说是因为他刚入狱时，曾经想托人送四万两白银给魏忠贤，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送。而魏忠贤已经听说这回事，却没拿到银子，于是自然恨上了熊廷弼。这次顺手把敌对的双方硬扯到一起去杀掉了。
公元1626年，即天启六年，朱由校下令再兴大狱，将周顺昌、黄尊素等七人逮捕入狱。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大冤狱。天启六年岁在丙寅，故史称“丙寅诏狱”。这次被捕的七个人，与前面的“六君子”一样，相当有人望，因此，抓捕行动在他们的家乡激出民变，前往苏州的锦衣卫官员甚至被当地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了两人。最后，这七个人无一幸免，全被迫害致死，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谋杀。
在此期间，朱由校颁布诏书，正式将东林党人定为“奸党”，并大张旗鼓地修撰《三朝要典》，试图对万历晚期以来的各大疑案作出结论，盖棺定论。结果，这些一时间传布全国的堂皇文字，只过了不到两年，随着朱由校的死去，而被推翻，并且长久地成为了后代的反面教材。
从公元1620年10月到1627年9月，天启皇帝朱由校当了七年皇帝。这期间，辽东局势日益糜烂而不可收拾。
先是熊廷弼，这位富有战略眼光和才干的辽东经略，被支持东林党人的内阁首辅、兵部尚书及其联合支持下的辽东巡抚联起手来，弄得一筹莫展，最后作为东林党政治才能低劣的替罪羊，被捕入狱。
然后是袁崇焕，这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一代名臣、名将。
天启六年正月，袁崇焕获得宁远大捷。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兴城县。这次大捷，是明朝与努尔哈赤开战以来的第一次战役性胜利。这里面，除了袁崇焕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之外，平心而论，朱由校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对宁远战略地位的认识，显然比朝廷中的绝大多数文武百官还要高明。因此，他对袁崇焕的支持也相当大。这次战役重挫清军，努尔哈赤负伤。据说，这也是努尔哈赤有生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败仗。因此，努尔哈赤郁郁寡欢，不久竟然死掉了。
第二年，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五六月间，袁崇焕又在朱由校的支持下，重创皇太极，取得了宁锦大捷，即在今天辽宁省的兴城、锦州一带，取得了第二次对清军作战的胜利。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在为这些空前的胜利论功行赏时，朱由校连续表现出他的没心没肺，魏忠贤获得了大明帝国历史上空前的表彰——由于他是宦官，所以用封赏他的家人来表达对他功劳的奖励，他的一个侄子被连升九级，加封太师，位列三公之首，也是文臣之首。这是大明一代除了张居正之外，很少有人活着时能够得到的崇高官职与荣誉。魏忠贤的两个分别为三岁和四岁的侄孙，则被封为侯爵与伯爵。而在前线浴血奋战的袁崇焕等将领，则只是按照普通战功，升一级以资鼓励。而且，不久后，朱由校莫名其妙地开始批评、责备袁崇焕的一些部署与做法。袁崇焕亦听说魏忠贤对自己耿耿于怀，于是，灰心之下，这位唯一可能挽救辽东危局的人辞职求去。
而朱由校居然就批准了他的辞呈。
从此，辽东局势，日益糜烂，再也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了。
从天启六年下半年开始，由浙江巡抚牵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狂潮。建这种生祠的意思，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感念他的功德兼为他祈祷祝福兼表达自己崇敬之情的意思。从此时开始，魏忠贤被人们称呼为九千岁。
这些，表现了天启皇帝对他宠爱的程度，也表现了这个帝国腐烂的程度。
除此之外，谈论起来相当乏味。
但其中确实可以得到反证的一个信息就是，天启时代的那些坏事，很有可能确实是魏忠贤干的。可是，越是如此，越证明了这位天启皇帝的糟糕。
据说，天启皇帝朱由校临死时，由于自己没有儿子，确定由他的弟弟朱由检继位。这位皇帝叮嘱了弟弟两件事：
第一件是请他善待他的嫂子，即自己的张皇后；
第二件则是告诉即将继承皇位的弟弟，魏忠贤忠诚贤能，可以继续重用。
公元1627年即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病死，时年二十三岁，在位七年。死后葬在北京明十三陵中的德陵。
第二年，各地开始出现农民暴动，距大明王朝土崩瓦解还有不到十七年。

第十二章 最后一个汉人皇帝：崇祯朱由检
公元1627年，即大明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病死，时年二十三岁。两天后，农历八月二十四日，信王朱由检继皇帝位。是为崇祯皇帝，时年十七岁，是明王朝的第十六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
在中国所有亡国之君里，崇祯皇帝大约是得到人们同情最多的一位。从当上皇帝那一天起，十七年间，没有一天不是在内忧外患中度过。这位皇帝不贪财，不好色，不懒惰，天资不算低，身体也不差，日夜辛劳，废寝忘食。可是，终究回天无力。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朝毕竟亡在了他的手里。
天启皇帝朱由校不是个好皇帝，但肯定是个好哥哥。
据说，魏忠贤曾经憋着坏，想修理甚至灭掉张皇后和朱由检，他的一个死党警告他说，皇帝虽然凡事迷迷糊糊，但却唯独极重夫妻与兄弟亲情。一句话点醒了魏忠贤，他悚然而惊，没敢下手。
朱由校有六个弟弟，只活出了一个五弟朱由检，因此，兄弟间的情意相当亲密。曾经有一次，朱由检问他哥哥：“你这个官儿我能不能做？”
哥哥回答说：“可以，可以。等我做几年就给你做。”
我们知道，在帝王之家，这种玩笑寻常是开不得的。
谁知道，这话竟然一语成谶。
朱由校本来应该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能活下来的话，大明王朝的第十六任皇帝便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朱由检来做。很有可能因为天启皇帝的懵懵懂懂、糊里糊涂，导致三个儿子一个也没有活出来。据众多史家所言，这三个儿子都是葬送在了朱由校宠信的魏忠贤与客氏手中。
天启三年，也就是公元1623年，朱由校的正宫皇后张嫣怀孕。当此时，明王朝已经走过了二百五十多年磕磕绊绊的历史，皇家的龙子龙孙遍布全国，但由正宗的正宫皇后诞育元子的还很少见，除了弘治皇帝的嫡长子朱厚照之外，这是第二例。因此，天启皇帝与整个皇宫上下一派喜气洋洋。
当时，魏忠贤与客氏势焰熏天，整个皇宫中，唯有这位张皇后不买他们的账，并曾经一度将客氏招来准备惩治，由于他人说情方才作罢。
有一天，天启皇帝到皇后宫中，见张皇后正在读书，便问所读何书？
张皇后答曰：“赵高传。”
天启皇帝听了沉默良久。
从后来的情形看，皇帝显然没有把皇后再明显不过的劝告放在心上，一如既往地信任魏忠贤。而魏忠贤知道了这些情形后，则既惊且怒。他不动声色地将皇后宫中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人马。于是，一位宫女在服侍皇后时，用一种特殊的手法，在皇后腰上的某个部位点了一下，导致皇后很快流产。史家倾向于相信，天启皇帝的另外两个儿子也都是在魏忠贤与客氏的暗算下夭折的。
有史料记载说，天启皇帝临死前，魏忠贤曾经密谋，谎称宫女怀孕，然后将他的一个侄孙弄进宫来接位。
按照大明帝国的皇家制度，宫女怀孕，必须由皇后确认方可。当时，魏忠贤号称九千岁，其党羽遍布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张皇后的生死都构成了威胁。即便如此，张皇后仍不买账。为此，魏忠贤曾经叫人委婉地试探过，看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让皇后确认这位宫女怀孕。
张皇后的回答相当干脆：“从命是死，不从命也是死，同样都是死，唯有一死而已。不从命死了，还可以安心去见祖宗。”
弄得魏忠贤毫无办法。
从中可以看出，这位皇后的见识胆略相当出色，堪称不让须眉。
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构成了明代特别是晚明社会一道耀眼的风景线。这道风景线靓丽特殊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我们必须通过譬如三娘子、红娘子、王翠翘、钱谦益与柳如是、侯朝宗与李香君的故事方才可以窥见一二。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大致可以知道，那些号称满腹诗书，从而声名显赫、衣冠楚楚的衮衮诸公，堂堂皇皇地奔走于帝国官场上下。然其心灵委琐堕落的地步，其实已经不如稍微好一点的妓女了。
朱由检比朱由校小五岁，张皇后特别喜爱这个小叔子，并很有可能在这位小皇叔顺利继承皇位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为此，朱由检投桃报李，在后来的十多年岁月里，给予了自己这位皇寡嫂足够的尊敬与爱戴，直到十七年后皇朝崩溃时，李自成部下的制将军李岩率部接收皇宫。
从一种非正式的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李岩素来景仰张皇后的贤德，他带兵一走进宫门，便大声喝令部下寻找并保护这位懿安张太后。见到张太后，这位将军相当恭敬地行了三拜九叩首的大礼。当天夜半时分，张太后从容自尽，时年大约在四十岁上下。这些已经是后话。
而当初确定由朱由检继位后，朱由校第二天就死掉了。朱由检奉皇嫂张皇后之命进宫为哥哥守灵。行前，张皇后秘密派人告诉他，不要吃喝皇宫中的任何食品与饮料。因此，朱由检是带着自己家里的烙饼进宫的。
朱由检可能永远都忘不了进宫第一个晚上的凄凉与恐怖。灯光摇曳昏暗，那些穿着孝服的太监宫女们悄无声息地出没，中秋过后时节的夜风起处，挽联孝幛起伏不定，仿佛处处都隐藏着阴谋与杀机。
有两个太监在远处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朱由检心惊肉跳，以为他们是在商量着如何对付自己。
又有一个巡夜的小太监仗剑走来，朱由检吓坏了，直到看出他没有恶意，才松了一口气。他叫住那个小太监，从他手里将那把剑要来，反反复复看来看去，最后还是将这把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之处的剑，留在了自己面前的桌子上。并且对那个小太监保证，他一定能得到几倍于那支剑的补偿。
朱由校死后，魏忠贤在较长时间内秘不发丧。并与他的干儿子、兵部尚书崔呈秀密谈了一个多时辰，相当于今天的两个多小时。据说，他们讨论的议题就是魏忠贤是否要取皇帝而代之的问题。平日对魏忠贤忠心耿耿的崔呈秀期期艾艾、首鼠两端，说来说去的中心意思是：只怕外面有义兵。据说，最后正是这一点促使魏忠贤放弃了这个念头。
就这样，两天后，也就是农历八月二十四日清晨，十七岁的朱由检按照帝国礼制，告天、祭奠祖先后，于中午时分在皇极殿正式登基继位。
据说，朱由检下达的第一道圣旨是：鉴于皇兄初逝，令百官免朝贺，只来朝见。谁知恰在群臣朝见之时，已是阳历九月底的天空中，突然天雷轰鸣。十七年后，大明覆灭，有人曾经想起过这一不祥之兆。
从朱由检一生行事判断，这位崇祯皇帝勤奋的确是够得上勤奋，但实在称不上是一位具有心胸、眼光、谋略、气魄和政治手腕的合格君主。在这些方面，他可能连中等水平都达不到。
大明帝国覆灭后的三百多年间，很多人认为，朱由检登基之初，深谋远虑，谋定后动，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不动声色地一步一步按计划剪除了魏忠贤一党，表现了这位青年帝王杰出的政治智慧与谋略。
这种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史学界都相当普遍的看法，显然忽略了一个根本就是明摆着的事实——
如果他真有这么出色的才略，为什么在后来的十七年中，却再也见不到任何如此上佳的表现？
相反，从后来的所有事实发展与历史记载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位亡国之君，敏感多疑，心浮气躁，目光短浅，刚愎自用，虚荣浅薄，少谋寡断。没有大智慧，净是小聪明，且完全没有任何谋定后动的战略眼光和头脑。
因此，尽管这位崇祯皇帝做得特别勤劳特别辛苦，但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点是，他不是贩夫走卒者流，辛苦一点儿或许就可以安身立命。他是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元首，这个国家现在处在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他所具有的这些素质与挽狂澜于既倒毫不相干，其反作用倒是时时可见，与剪除魏忠贤时的表现实在相去太远。
从当时的情形看，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是：即位之初，十七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实际上是陷入了一种很深的惶惑与恐惧之中，他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皇帝，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魏忠贤。
因为，根据帝国的传统，被册封为信王的朱由检，根本就不可能接受过任何关于如何做皇帝的训练。我们知道那意味着一项极其可怕的罪名。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才会对魏忠贤长时间表现得那么客气，那么谦抑。出于躲避伤害、解除恐惧的本能，他把信王府中的老人调进皇宫，环卫在自己身边，这才使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越来越惊喜地发现，皇帝的权威原来这么大，几乎是无限的。
此时，他应该对自己的祖先充满感激之情，为了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他们作了太多精心而周到的制度安排——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一切。
因此，一般说来，只要皇帝受过常规的教育，并且生理心理正常、智商不算太低，又不像天启皇帝那样有其他兴趣远远压倒对国家事务的兴趣的话，内外臣子们但凡要想联起手来蒙蔽皇帝、窃弄权柄，应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任何一方，如果想要在没有获得皇帝认可的情况下，单独采取哪怕稍微大一点儿的行动，都会发现其中的极度困难，或者说根本没有可能。
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大明帝国在军事制度上基本沿袭并发展了宋朝的制度，实行了相当彻底的各部分互相钳制平衡的制度。不管多么能征善战的将军，平时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士兵。只有需要时，将军才能凭借皇帝的命令，统帅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去执行任务。任务执行完毕，将军就要交出兵权，立即离开部队。而且，只有当皇帝亲自下令时，各个相互独立、各自只对皇帝负责的机构才会配发给这位将军人员、马匹、武器、粮草、甲仗和一切后勤保障。这使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兵部或五军都督府，想要独立调动一支建制与装备完整的部队，不是相当困难，而是几乎没有可能。这种显然出自皇家安全上的考虑，是崇祯皇帝的最大王牌。
这种情况，只有在戚继光抗倭之后有过时间上极其短暂、范围上相当有限的变化，此后便一如既往。
而锦衣卫和东厂，则是分别只对皇帝本人负责、完全掌控在皇帝一人手中的秘密警察与特务组织，具有各自独立、相互制约的侦缉、审讯与监狱系统。这是一套完全独立于三法司即国家行政司法体系之外的司法力量。他们有权力对皇帝之外的任何人进行花样繁多、令人防不胜防的侦察，并可以将侦察结果直接报告给皇帝本人。然后，根据皇帝的意志，或抓，或杀，或放，没有任何其他政府组织和任何其他人可以阻隔在中间。从历史资料中判断，落进他们手中的人们，除运气极好者外，相当多的人很难完整地脱身出来，除非有人能够改变皇帝的心思。
这一整套制度，实行了两百多年，已经变成了帝国政治生活中坚不可摧的习惯，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天经地义。手枪加上子弹能够打死人这个真理绝对到什么程度，这种帝国传统便绝对到了什么程度。是故，两百多年间，除了永乐皇帝朱棣与英宗复辟的特例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军事政变、宫廷政变的企图能够成功，甚至使人想都不必去想。原因恐怕盖出于此。
这就是魏忠贤不论多么势焰熏天，也不敢贸然行事的根本原因。也是当年不管玩得多么离谱、多么荒唐的正德皇帝朱厚照，一句话就可以将权势一点也不亚于魏忠贤的“立地皇帝”——大太监刘瑾一网打尽的根本原因。
因此，综合上述种种，实际情况应该是：朱由检没有坐上这张龙椅便罢，一旦他坐上去了，在帝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中，他就成了必然的刀俎，相形之下的魏忠贤也就变成了绝对的鱼肉。
魏忠贤之流生存的根基是皇帝，他只是皇帝身上的一个寄生物而已。根基没有了，这个寄生的庞然大物看起来吓人，实际上已经成了泡在水里的泥足巨人，一捅就倒，根本就不堪一击。
两个多月时间，朱由检应该足够认识到上述的一切了。因此，当他修理魏忠贤时，后者毫无还手之力是理所当然的。对于这个过程，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朱由检经历了一个从开始很无知，非常惶惑、恐惧，到逐渐知道了皇权的威力而安定下来，到心里相对有底、建立自信，直到最后敢于大胆处置的整个过程。
把这个过程形容成一个不到十七岁的青年皇帝深谋远虑、富有谋略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当时朝臣与士大夫们面对魏忠贤的庞大势力很快土崩瓦解时的自然感受，其中，肯定还有大量面对至高无上生杀予夺之皇权的习惯性媚态的自然流露。
今天，我们若仍然持这种判断则会显得特别委琐无聊。
因为，诚如我们所知，按照我们古老的计算方法，当时所说的十七岁即便指的是实足年龄，这种对崇祯皇帝的热烈赞颂也完全无法解释——这位当年十七周岁的青年天子，既然如此深谋远虑，在后来的岁月中，经验和阅历增加了许多，为什么反倒完全看不到这种谋略与智慧了？
现代心理学研究中，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心理规律，叫定向期待反应。说的是一种行为被多次、反复正强化也就是正面激励之后，这种正强化接受者会形成一种行为定式，使之持久地继续按照被鼓励的方向行事。
这种定向期待反应有一种变形，其表现是：一个行为本来并不具备某种品质，但是在许多人反复、多次正强化之后，会使行为人自己都真的以为这个行为具备了那种性质，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心理上的定向期待反应和行为定式。这种规律有点类似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所阐释并实践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
事实上，并不需要花费多少功夫，只要随便翻检一下史料，我们就会很容易发现，崇祯皇帝除去魏忠贤之后，在当时帝国臣民中充满了对皇帝天纵英明、深谋远虑的热烈赞扬。这些赞扬真的太多了，充斥在当时和后来的各种记载、奏折、上书、奏对、对话、笔记、书籍、民间传说、戏曲文学、甚至今天历史学家的各种著作之中。平心而论，置身于如此众多的热烈颂扬声中而能够不飘飘然，是需要极强定力的。从崇祯皇帝的一生行事判断，他显然并不具备此种定力。
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或许不算冒昧：
正是由于来自帝国官场与民间这种对皇帝习惯性的反复阿谀、奉承、拍马屁实在太多太滥了，才使得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己都不由自主地相信，除掉魏忠贤确实是自己天纵英明、富有谋略、雄才大略、深谋远虑的结果。因此，在他后来的帝王生涯中，我们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机会看到，这位皇帝是如此地自以为是：把过敏多疑当成英明睿智，把刚愎自用当成当机立断，把轻率酷苛当成了乾纲独断，把反复无常当成了随机应变，把轻举妄动当成机谋敏捷等等。
从1368年到1644年，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风风雨雨的大明王朝，在其当时，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大国。用今天人们习惯的术语表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巨系统。这样一个巨系统，在朱由检手中轰然崩溃。对此，他认为责任不在自己，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是他的名言。意思是：国家不是皇帝我弄亡的，都怪大臣们不好。因此，他曾经在龙案上面反复书写道：满朝文武皆可杀！
作为皇帝，把国家弄亡了，本来已经糟不可言，再说出这样蛮不讲理的话来，不由人不心生厌恶，觉得这厮真够可以的，他活该亡国。
不过，平心而论，纵观朱由检十七年皇帝生涯，令人称道或者值得同情的举措确实也有一些，这就难怪会有那么多人同情他了。
干掉魏忠贤一伙，无疑是他的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迹了。
崇祯皇帝于天启七年八月底登基，九月，有人上书弹劾魏忠贤的同党。
十月开始有人将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
十月二十七日，浙江贡生钱嘉征上疏，弹劾魏忠贤十大罪。
二十八日，魏忠贤请求辞去各种爵封。
二十九日，崇祯皇帝将魏忠贤召至殿上，命一个宦官当众宣读钱嘉征奏疏，指斥魏忠贤十大罪。魏忠贤面色如土，回去后立即以重金托崇祯皇帝的一位老侍从求情。崇祯皇帝知道后，马上将此人驱逐出宫。
天启七年十一月一日，崇祯皇帝降严旨，历数魏忠贤之罪恶，将其发往凤阳守陵，亲属充军，家产罚没。谁知，魏忠贤这厮虽然被贬出京，却极为威风。史书上说，当时有四十多辆大车为他运送珍宝细软，马有千匹，壮士八百人各怀利器，沿途拱卫。
崇祯皇帝得知后，立即下令，派人前往捉拿，将其扭送押解至凤阳，所有跟随者全部捉拿归案。当天晚上，魏忠贤住宿在阜县县城，得知消息后，极为苦闷。当夜，与死党李朝钦饮酒至大醉，随即二人相对悬梁自尽。
至此，势焰熏天的魏忠贤阉党烟消云散。
崇祯皇帝的生活相当俭朴，不事铺张。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仅仅吃饭一项，最多的每餐饭要有三百三十三道餐前小菜、开胃食品、正菜、面食、点心、粥品等等。崇祯皇帝很长一段时间不吃肉，经常只用几道蔬菜下饭，有时只是清粥小菜而已。作为皇帝，这已经是太不容易了。要知道，皇宫中的御膳房养了上百号人，是专门为他做饭烧菜的。
有一次，在接见群臣时，崇祯皇帝的内衣袖子露出来，袖口已经破烂了。皇帝发现有大臣盯着自己的袖口在看，自觉挺不好意思，于是悄悄将那破烂的衣袖往里面掖。据说，这位大臣非常感动，流着泪对皇帝说：“自古以来，皇帝瘦而天下肥乃千古美谈，您一点儿都不需要不好意思。您这是在为天下人作表率呵，我们学习还来不及，哪里敢耻笑您呢。”这和他的一位祖先，一件新衣只穿一次就扔掉比起来，的确好出太多了。
据说，有个皇亲国戚想拍他马屁，以巩固自家的地位，于是，花重金把号称“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的江南名妓陈圆圆买下，送进宫来献给他。谁知，这位为国事日夜操劳的皇帝居然不为所动，下令将这倾国倾城的美貌女子送出宫，退了回去。采用这种说法的史家相当多。假如这是事实，再假如皇帝若是把这小女子留在了宫中，吴三桂将军可能也就不会有机会“冲冠一怒为红颜”了。
不过，平心而论，就像我们很快将会看到的那样，即便如此，中国历史也很难说就会重写。
有一件事情说起来相当感人。
朱由检对他的一位奶奶很好，一天他去看望这位奶奶，祖孙两人坐在那里聊天。聊着聊着，奶奶发现孙子居然睡着了，于是，给他盖了床被子，下令大家不许惊动他。过了一会儿，皇帝醒来，感到很不好意思，道歉说：“爷爷在时，没那么多事。现在天下多灾多难，我又没本事，才两天两夜没合眼就撑不住了。”
据说，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痛哭失声，泪流满面。
于是，就发生了一个故事——
李自成进京后，接收皇宫，把一个美貌宫女赏给手下的一员心腹爱将做妻子。新婚之夜，妻子拔出丈夫的宝剑，杀死了烂醉如泥的丈夫，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这位宫女就是在那位奶奶宫里泪流满面中的一员。又据说，当时就是她亲手给皇帝盖的被子。她被这位夙兴夜寐、忧劳国事的皇帝所深深感动，因此，立誓要凭借自己的美貌，接近并杀掉李自成，为皇帝报仇。
翻遍史书，在中国的皇帝里面，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的确是太少，而昏庸残暴、非酒即色的坏蛋坯子又实在太多。因此说，崇祯皇帝的确有令人同情的一面。
可惜，作为这么一个大国的领袖，仅仅能够做到这些可实在是太不够了。
我们知道，按照系统理论，像大明王朝这种巨系统的健康运转，是依靠各级、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正确连接、正常交互作用才得以实现的。个别子系统的异变与错误如果得不到制止，就会发生连锁反应，导致更大范围、更多级别的子系统发生紊乱。最终，当紊乱的破坏性能量积累到足够巨大的当量时，整个巨系统的紊乱与崩溃便轰然而至。
大明王朝的土崩瓦解就是这么发生的——
朱由检的爷爷万历皇帝荒疏国政近三十年。
朱由检的哥哥天启皇帝又嬉戏怠惰了七年。
到朱由检当皇帝，“一代巨祸”努尔哈赤已经养成，导致帝国国防子系统中的长城残破不堪。一位将军，在与努尔哈赤对阵时，穿戴的盔甲居然是锈蚀透了的，被敌人一箭穿透头盔，当场毙命。
张献忠、李自成也开始磨刀霍霍，致使社会安全子系统一触即溃，这两位人物，纵横全国十几省，居然十几年就将偌大一个国家拿下。
而作为整个巨系统控制部分的子系统——帝国官场却由于党派之争而分崩离析，官僚之间不求才干人品，不看于国于民利弊，只问是否自家一派。而且，经过以前几代的发展，到了崇祯皇帝时期，党派之争早就到了这种地步：同事之间相互倾轧时，出手就力求将对方置于死地，或下狱或杀头在所不惜。
一个巨系统的崩溃，并不需要所有的子系统都崩溃后才会发生，一个，或者几个基础性、主导性子系统的紊乱，就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作为帝国巨系统中，集心脏、中枢神经、大脑于一体的最重要的指挥子系统——崇祯皇帝的缺陷是致命的，这些缺陷加剧了其他子系统的紊乱与崩溃，使大明帝国巨系统的崩溃变成了无法避免的宿命。
一般说来，作为帝国的心脏、中枢神经与大脑的皇帝，他所需要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三项：
其一是总揽全局，制订正确的战略；
其二是发现人才，使用这些人才实现自己的战略；
其三是赏罚严明，淘汰笨蛋与坏蛋，让坏人不能过多地干坏事，让好人干得更起劲，从而，实现自己的战略。
令人遗憾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在这三个方面全部一塌糊涂，没有任何一个方面能够说是合格的。
朱由检的施政纲领相当平庸老套，了无新意，完全谈不上有什么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不出有什么谋略、眼光和统筹全局的能力。表现出一派急功近利的慌里慌张、粗鄙浅陋。
当时，内忧外患已经在四个方面形成：
——辽东“巨祸”努尔哈赤；
——陕西山西的农民暴动；
——官场上的腐败堕落，党派之争；
——并非不重要的自然灾害。
有一派观点根据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认为，崇祯皇帝登基前后，即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前期，正值世界范围内的气候进入小冰河期。其特点是：全球气候大面积、长时间、高频率、超强度地发生灾害性反常。从万历皇帝中后期到崇祯皇帝一朝的历史记载上看，情形似乎确实如此。
这种自然灾害的后果极为可怕，持续发生自然灾害的南北方地区，人吃人的现象已经公开出现，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人市”，即贩卖自己的妻子儿女的市场。而食品市场上的人肉则以“两脚羊肉”的名义出售，价格低于其他肉类产品。
有位举人在进京赶考的路上，亲眼看到一个女人边哭边煮食自己的孩子，这位母亲说：反正孩子也活不了，与其别人拿去杀着吃了，还不如自己吃掉算了，孩子还能少受点罪。强烈的刺激导致这位举人得了病，长时间吃不下睡不着，眼前时常出现那位母亲的样子。从症状上判断，很可能是严重的神经衰弱。
据说，这种小冰河期每隔四五百年就会出现一次。这派观点进一步认为，这种气候反常与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的治乱周期颇为吻合。因此，不要说崇祯皇帝，就是李世民再世也没戏。姑且存疑。
从历史资料中我们知道，崇祯皇帝朱由检极其推崇唐太宗李世民，极其尊崇自己的祖先朱元璋，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榜样，希望效仿之。
然而，我们知道，同样面临内外交困，李世民是当机立断，一个人单枪匹马，亲自出面与大兵压境的突厥骑兵讲和，不惜赔款、和亲甚至称臣，争取到了时间，用以解决国内的休养生息、自强发展。一旦国内问题基本解决，兵强马壮时，便集中优势兵力，一战便将与突厥间的战略态势基本扭转过来。
不要说与这样的伟大战略战术家相比，就是与他自己的祖先朱元璋的战略头脑比较，朱由检简直连小学生的水平都不如。他基本上不知道谋定后动为何物，完全不懂得运用战略眼光审时度势，把握局面，抓住重点，争取主动。而是声嘶力竭，四面出击。结果，有限的力量更加分散，按倒葫芦起来瓢，战则无力，和则无方，攻则不克，守则不胜。导致四处冒烟，天下大乱。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在这位皇帝身上找出许多优点，也可以找出不少缺点包括性格上的缺陷。但是，诚如我们所知，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之中，战略思想的缺失、错误或者实现战略思想的能力的缺失，永远都是领袖人物最致命的缺陷。不幸的事实是：崇祯皇帝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位皇帝。
皇帝就如一艘海轮的船长。我们这位船长不知罗盘为何物，对于暗礁、潜流、风信、气象、潮汐、天文、航道诸方面的知识全部暂告阙如。他只是知道自己想要到什么地方去，又完全不知道怎样才能到达。同时，将具有上述知识的人全部踢到海里去，只让那些同样缺少这种能力、但专门会哄他喜欢的人留在身边，帮助自己指挥航程。这时，茫茫大海上，风狂雨骤，人们除了赶快给自己找一件救生衣之外，还能期待什么呢？船越大，载的人和宝贝越多，后果就越惨重而已。
由于皇帝这里没有一个正确的战略，整个国家自然失去了方向。于是全国的官僚们都被皇帝驱赶着上蹿下跳，去医治“头痛”或“脚痛”。而由于官场上的党派之争与腐败堕落，又使这些“治病”的“医生们”互相丑化、互相攻击，对疾病作出千奇百怪的诊断，开出百怪千奇的处方。
在此期间，有人甚至建议皇帝，命令全国登记在册的和尚尼姑全部还俗，或者编入部队开赴前线，或者择偶配对赶快生育，为帝国增加预备兵源。皇帝竟然一度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想法。
在帝国官场上无休止的相互攻击——防御——反攻击之中，帝国消除内忧外患的努力被这种“内斗内战”抵消殆尽，疥癣之疾逐渐发展成了心腹大患，而密集发生的自然灾害，又雪上加霜，使疾患支离沉重，终至于病入膏肓而不可救药。
随着国事的日坏一日，皇帝也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一次次失败与挫折，肯定使他极为屈辱和恼怒，令他一再感受着被臣子辜负，甚至被臣子欺骗、愚弄了的切肤之痛。这种感受所激发出来的愤恨，使他日益以荼毒大臣为能事，对那些犯了过错，哪怕是微小过错，或者没有过错，只是他怀疑有过错的官员进行极为冷酷的惩罚。有时，这种惩罚已经称得上是丧心病狂。
这种不正当惩罚的反复进行，直接后果，就是使大明帝国巨系统的纠错机制与能力也发生了紊乱与蜕变。
这种机制的功能，本来是为了发现和纠正系统内的错误，从而恢复系统的秩序。如今，这一能力强大的纠错机制，该纠正的得不到纠正，不该纠正的反倒被“纠错”。这使很多时候，纠错机制本身反而转变成了错误发生的根源，使错误越纠越多，越纠越大。大明帝国巨系统内发生异变与错误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纠正的速度。根据系统理论，这个巨系统的崩溃将不可避免。
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共任命过五十位相当于今天首相副首相的内阁大学士，以至于被后世讥讽为“崇祯五十相”。
被他杀死的相当于今天首相的首席内阁大学士有两人。
他直接下令杀死的相当于今天大军区司令的总督有七人，相当于今天省长的巡抚有十一人，被迫自杀的有一人。
被他抓进监狱里关押、殴打、间接逼死、战死、自杀、判刑、流放的省部级干部可能会达到几十人。
公元1641年，即崇祯十四年，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具有大臣资格的人，有一百四十五人。这个数字不算少，相当骇人听闻。因为当时全国文职官员大约有一万多人，其中具有大臣资格的文官远远不到百分之十。想想看，比例如此之高的资深官员们被关在监狱里，其景象让人情何以堪！
在上述人等中，贪赃、枉法、渎职，从而罪有应得者不在少数，但也有相当数量不但无罪而且有功的人，也被他十分情绪化地、糊里糊涂地干掉了。
公元1639年，即崇祯十二年，因为上年清军内犯，朱由检一次就杀掉文武官员三十六人，其中有骁勇善战、屡立战功的相当于今天省军区司令员的总兵祖宽，有无罪有功、精明强干的相当于今天省长的山东巡抚颜继祖等人。
朱由检不由分说，将本来属于朝廷指挥失误所应承担的责任一股脑加到他们头上。致使其中受到极度冤屈的人，在刑场上对朱由检破口大骂。
一般说来，中国人受到冤屈时习惯于骂奸臣，敢于直接骂皇帝的情形极其罕见。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君观念在起作用，部分原因则是担心引起大规模的屠杀报复。因为咒骂皇帝属于大逆不道之罪，按照我国历朝历代的法律，大逆不道之罪属于人们常说的十大恶，即十恶不赦之属，犯者可能被灭族甚或株连更广。这种在中国漫长历史上相当罕见的、对当朝皇帝的破口大骂，应该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位崇祯皇帝，庸劣而又残暴到了什么程度。
同样，对比一下当年所谓“靖难之役”以后，为了皇帝的叔叔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就有那么多文臣武将，宁愿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地去死，也不愿意侍奉新皇帝。如今，面对着的是帝国真正的敌人，却没有几个人愿意陪伴这位皇帝。
了解了这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大明王朝崩溃前后，会有那么多崇祯皇帝倚为腹心、委之重任的近臣甘心事敌，他们将皇帝托付的身家性命弃之不顾，打开城门，迎接本来的敌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明王朝的重臣大僚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形同儿戏，并在投奔了李自成之后再投奔多尔衮。
仅仅将这一切归结于他们的个人操守和品行，可能说明不了太多问题，还会离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相去甚远。
从历史事件的发展与记载来看，崇祯皇帝所最宠信和依赖的内阁大学士们，除人数有限、时间又短暂的几位之外，其余几乎全部是奸佞或庸贪之臣。而内阁大学士、巡抚、总督、总兵、五府六部的长官、皇亲国戚、世袭勋贵等等，以及长期主管辽东军事的大太监高起潜，主管东厂特务组织的大太监曹化淳，主管锦衣卫的骆养性等等一大批深受这位皇帝宠信的权臣巨阉，到最后大部分投靠了农民军或清军。
崇祯皇帝宠信宦官的故事很多，有的简直荒唐得就像下流的黄色段子。
有一次，朱由检下令将河北任丘县令白慧元等六个县令逮捕查办。后来人们才知道，原因仅仅因为白慧元一人得罪了一个宦官。
当时，这位出身河北任丘的宦官请家乡的父母官喝酒，喝着喝着喝昏了头，就开始向这位县令炫耀自己搜刮来的各种金银珠宝，还流露出轻蔑县官的意思。结果，把这位官声还算不错的县长惹急了，就对很有点儿得意忘形的宦官说：“我也有一样极好的宝贝，和你这些玩意儿大不相同。”说完后，这家伙不停地嘿嘿坏笑。宦官的好奇心被逗起来了，一个劲儿地追着问他是什么，不依不饶地想要鉴赏一番。最后，这家伙大笑着说：“这可不能给你鉴赏，因为那宝贝长在我的裤裆里。”
事后，这位宦官极为恼恨，他立即行动起来，搜集一些材料把白慧元告到了皇帝那儿。为了防止被说成是报复，他一口气攀扯上了六位县官，而这六位县官居然全部被皇帝下令撤职查办。
诸如此类的故事还可以举出一些。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奋发有为、一心一意想把事情办好，因而值得同情和理解的皇帝，同时历史资料又显示，这位皇帝如此长时间地豢养与依靠着一大帮坏蛋和恶奴在治理这个国家。那么，我们应该相信谁呢？这些话听上去，怎么听怎么让人从心里觉得别扭，很难令人信服。
事实上，从公元1630年，也就是崇祯三年杀袁崇焕开始，就预示了这位亡国之君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袁崇焕是大明帝国唯一一位连续两次重创清军的将领。崇祯皇帝但凡具有一点点领袖素质，这位袁崇焕都有可能成为中流砥柱般的人物，帮助他支撑起大明帝国那摇摇欲坠的江山。
可惜，崇祯皇帝既不识人，也不会用人，还完全没有战略策略头脑，偏偏又特别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天纵英明。于是，皇太极在《三国演义》里学来的一招，就让这位皇帝没头没脑地诛杀了敌人最害怕的将领。他根本不分析一下，袁崇焕差不多与皇太极有杀父之仇，皇太极自己也惨败在袁崇焕之手，口吐鲜血，忧愤成疾。这样的一个人，除了效忠大明帝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出路？
事实上，除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之外，袁崇焕之死很有可能与其他几件事情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诛杀毛文龙和与皇太极之间的来往。
诛杀毛文龙一事，至今众说纷纭。应该说，毛文龙率部所驻守的地方，的确具有战略意义。其核心作用，是对后金国的侧后翼形成威胁，使皇太极不敢对关内轻举妄动。因此，有历史学家对于袁崇焕杀死毛文龙颇不以为然。认为袁崇焕有诛除异己、逞一时之快之嫌。这个出身广东东莞的“袁蛮子”，敢想敢干，既有头脑，又有担当。但他痛恨毛文龙的自说自话、不听招呼，于是痛下杀手。结果，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一，替皇太极解除了后顾之忧，从此可以放心骚扰关内地区；其二，导致毛文龙的几个重要部下为祸未来，并成为清军铁骑后来横扫天下的急先锋；其三，令崇祯皇帝相当疑虑。这最后一点恰是最要命的所在。从此，袁崇焕将自己放在了进退失据的地位上——他若不立大功，诛杀一支大军统帅这一条便势必成为他的大罪。他若立下大功，皇帝将可能以骄横跋扈、尾大不掉忌之，袁崇焕大约同样难逃岳飞岳武穆的后尘。
而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的来往，则是具有高明战略头脑的一种谋略。他试图利用各种时机拖住皇太极，以便争取时间，积蓄力量。他的做法，可能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可惜，他的对手皇太极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其政治、军事才能丝毫不在乃父努尔哈赤之下，可能还在其上。他基本没给袁崇焕留出太多时间，便打破甚至是利用了袁崇焕的部署，从而，客观上将袁崇焕置于一种百口莫辩的境地。偏偏崇祯皇帝仿佛在呼应皇太极一般，全无战略头脑与智慧，又装了一肚子的小聪明，加上帝制传统下皇家对性格强悍之能臣的百般猜忌。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便注定了袁崇焕的命运。
袁崇焕死得极其惨烈。
他是被凌迟处死的。
按照当时的惯例，如果有人买通了刽子手，或者被处死者是冤枉的，是忠臣，能够得到市民和刽子手的同情的话，那么，刽子手会在三两刀之间就杀死他，然后再慢慢剐，免得他受罪。
杀袁崇焕时则不同。当时，可能是因为敌人大兵压境，并近在咫尺地烧杀抢掠，那种恐怖的战争气氛，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痛苦回忆，漫天飞舞的蜚短流长，终于汇合成了人们的恐慌、愤怒、焦虑、无助等混合的激情。
此时，是公元1630年，即崇祯三年八月，距离袁崇焕被捕下狱过去了八个月，距离崇祯皇帝诛杀魏忠贤过去了两年多。可能，皇帝的英明谋略在人们的脑海里恍如昨日，记忆犹新。毕竟，他曾经把那么可怕的魏忠贤都干掉了。因此，人们相当真诚地愿意相信皇帝的判断，就是这个袁崇焕，里应外合，出卖自己的国家，勾引异族铁骑来屠杀本来应该由他保护的同胞。
于是，失去理性的人们，愿意用一钱银子，买袁崇焕小手指大小的一块肉，吃掉，以表达自己的愤怒。
按当时的市场价格，一钱银子大约可以购买二十斤大米。据说，袁崇焕的肉就是这样被人们可能是排着队抢购一空的。
那位技艺高超的主刀刽子手事后回忆，为了多卖点钱，所以剐得很慢、很仔细，致使袁崇焕受的罪恐怖之极，他是被活活剐死的。当时共用了半天时间，剐了三千七百多刀，他的皮肉已经刮尽，人还没死。这位刽子手回忆说，他分明听见袁崇焕的心肺之间，发出了一种声音，久久不绝……
这位职业刽子手承认，自己一生中杀人无数，但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后来，就出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位义士一家。他们世世代代守护着袁督师的忠魂与忠骨。让我们在痛苦的思索之后，知道在这个民族的心灵最深处，有纯净高贵的血液在缓缓流淌。从而保持着信心。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即公元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城的前夜。
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皇宫中亲手砍杀宫中的妃嫔女儿等，他左手掩面，右手挥剑，一边砍杀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边喊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你们为什么要生在我帝王家？”
当晚午夜过后一点，即十九日凌晨，朱由检在景山寿皇亭旁的一棵槐树上上吊自杀。司礼太监王承恩陪伴着吊死在他的对面。大约朱由检确实觉得不太好意思去见列祖列宗，因此留下遗言，希望人们去掉他的皇冠，用头发盖住他的脸。
崇祯十七年，岁在甲申。三月十九日，即公元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从德胜门打进北京。历时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帝国就此灭亡。
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死时三十四岁。死后被称为明思宗，葬于北京明十三陵中的思陵之中。
&#160;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众说纷纭的皇帝之一。

尾声
有一次，就明史中的一个问题请教吴思。他做着很像是在切西瓜的手势，给我讲解。看着我所呈现的愚钝状，他停止，略带惊异地问：“你没读过《儒林外史》吗？那上面说得很清楚。”
我郁闷，闷闷不乐地离开他家。那是从大学时起，就几次下决心要读、最后全部中途而废的一本书，一本描写明代儒林与士大夫的书。如今躺在书架角落里，落满灰土。拍打干净，洗过手，百感交集地再一次开始阅读。孰料，竟然一发而不可收拾。
有智慧的人，常常会在一句话、推荐一本书之间，令人茅塞顿开。
《儒林外史》五十五回本的结尾处，讲了最后一个明代的小故事，大意如下：
一位名叫荆元的裁缝，工作之余，喜欢弹琴写字，也极喜欢作诗。
有人问他：你既然要做雅人，为何还要做贵行？干吗不混到文化人堆里去？
荆元回答：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不过是性情相近，学学而已。贱行是先祖传下来的，当裁缝莫非就玷污了读书写字不成？况且文化圈中人另有一番见识，哪肯结交我这样的人。如今，每日挣来几分银子，吃饱了饭，弹琴写字都由我，又不贪图富贵，又不伺候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听到的人便不再与他亲热。
荆元有个姓于的老者朋友，在山里种着二三十亩地。空隙之处，遍植花卉，花丛中，堆着几块石头。于老者时常沏一壶茶，边吃茶，边看那园中的新绿。
这一日，荆元走来访他。吃着茶，发现那茶的色、香、味都好，便问老爹，哪里取来的这样好水？
老爹答道：我这山里，到处都是这般井泉之水。
荆元不禁发起感慨，道：古人动不动就说桃花源，我看，要什么桃花源，如老爹这样清静，不就是如今的活神仙？
于老者说：我呀，就是有点笨。要是能像你那样弹一曲琴，就好了。什么时候请教一曲如何？
荆元道：这还不容易。老爹要是不嫌污耳，明天我就来。次日，荆元抱着琴来了。于老者已燃起一炉好香。荆元席地而坐，“慢慢地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弹了一会儿，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婉转。”
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
由此知道，世上活着的东西很多。若有一种空灵，还能拨动我们的心弦，能够产生一种想哭的感觉，那大约就是生活，而不只是活着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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