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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戈王后与波旁王朝的崛起
作者：南希·戈德斯通
内容简介
 ★ 一部关于爱情、背叛、宫闱争斗以及政治权谋的史诗著作！ ★ 再现法国史上永恒的传奇女性充满阴谋、背叛、悲剧的一生！ ★ 不看本书，势必难懂法国经典电影《玛戈王后》！ 一部关于爱情、背叛、宫闱争斗以及政治权谋的史诗著作★ 这是一部关于爱情、背叛、宫闱争斗以及政治权谋的史诗著作，其精彩程度媲美同时代的都铎王朝★ 16世纪法国史上重要事件的真实还原：新教徒纳瓦拉的亨利与信仰天主教的玛格丽特大婚、王太后凯瑟琳事实上统治法国半世纪之久、圣巴托罗缪之夜、胡格诺战争、南特敕令与法国统一等★ 大仲马文学巨著、法兰西国宝级影后伊莎贝拉阿佳妮演绎的经典电影《玛戈王后》真实、全面历史还原★ 她的父亲、三位哥哥、丈夫都是法国国王，她的母亲和姐姐都是王后，她身世显贵且天生丽质，但她的一生却充满了利用、权谋、谋杀与坎坷，最后孤独终老★ 15幅彩图，全景展示了16世纪法国宫廷政治生活★ 《书单》杂志、《图书馆周刊》、《出版人周刊》、《今日美国》、《沙龙》网络杂志鼎力推荐 本书主人公是中世纪法国的最后一位王后，也是近代法国的第一位王后：玛格丽特德瓦卢瓦。玛戈天生丽质，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美的美人。追求自由爱情的玛戈，被母亲凯瑟琳王太后当做政治筹码远嫁南方小国纳瓦拉国王亨利，甚至在婚礼之日发动对异教徒的屠杀事件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母女反目以及哥哥亨利三世对她的敌意迫使玛戈放弃优越生活，走上了反对瓦卢瓦王朝，扶助波旁王朝之路 法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新教徒纳瓦拉的亨利与信仰天主教的玛格丽特大婚、王太后凯瑟琳事实上统治法国半世纪之久、圣巴托罗缪之夜、胡格诺战争、南特敕令与法国统一，这些事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波旁王朝建立，纳瓦拉的亨利成为波旁王朝建立者亨利四世。 大仲马名著《玛戈王后》以及奥丽卡获奖电影、法兰西国宝级影后伊莎贝拉阿佳妮演绎的《玛戈王后》都曾经对这一段历史有过介绍。《玛戈王后与波旁王朝的崛起》更加全面地、真实地还原了这段历史。 

引言


  
巴黎，圣母大教堂，1572年8月18日


  
尽管镇压气氛强烈，还是有许多人聚集起来，争先恐后地来到城门前的广场，来到大道之上，大道的尽头就是庄严的、有数百年历史的教堂。一座狭长而高耸的平台特别引人注目，这座平台最近才搭建好，炫耀地挂着金色布匹，从教堂西面延伸而出，与教堂的风格格格不入。这座平台位于大平台之上，将要见证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其影响遍及整个欧洲：法国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德·瓦卢瓦（Mar-guerite de Valois），作为凯瑟琳·德·美地奇（Catherine de'Medici）信奉天主教的女儿，将要嫁给一位新教徒：她的表亲，纳瓦拉（Navarre）国王[1]亨利·德·波旁（Henry de Bourbon）。


  
对巴黎市民而言，王室婚礼的吸引力非同一般。庄严典雅的庆典，这些盛况往往有华美的仪式，专为达官贵人所准备，而顶着八月某个周一的烈日观礼的看客们也没有失望。下午三点，前往卢浮宫的大门次第打开，纳瓦拉国王的仪仗出现了，威风凛凛地向教堂进发。新郎穿着紧身上衣，披着明黄缎子的披风，上面绣的珠宝格外显眼；新郎左右两侧有其兄弟随行，乃是安茹（Anjou）公爵和阿朗松（Alen?on）公爵，他们的服饰比起新郎，华贵有过之而无不及。安茹公爵明白自己的地位，也深知作为司库的职务之便，他从国库中支取了23,000埃居（écus）购买了一顶缀有珠宝的帽子。


  
不过，人潮汹涌另有原因：只为一睹19岁的玛格丽特（大家亲切地称她的乳名玛戈［Margot］）的芳容。这位法国公主被公认是全欧洲最优雅的女性。与玛戈同时代的著名诗人皮埃尔·德·龙萨（Pierre de Ronsard）将其比作维纳斯；一位那不勒斯大使赞扬她是“世上最美的美人”，并且宣称，如果未能一睹芳容便离开法国的话，“那么当我回到那不勒斯，人们问我可曾见识过法国和法国宫廷，我都没有底气说见过”。玛格丽特的传记作者、修道院住持布朗托姆（Brantóme）不时与玛格丽特通信，在一份手稿中花费数页来描绘其迷人的个人魅力，他在文末如此描绘玛格丽特的香肩：“其形态优美而肤色雪白，举世无双”。西班牙贵族、奥地利的堂·胡安（Don John of Austria）的话较少奉承，但也许透露了更多信息。他是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的私生子，在一次正式的国务接见中注视了玛格丽特好一阵子，据说他如此评价：“那位王后的美，与其说是属于人间，不如说是属于上帝的，与其说是来拯救男人，不如说是来诅咒毁灭男人的。”


  
但吸引巴黎市民涌上街头的不仅仅是玛格丽特的魅力。巴黎市民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他们爱戴慷慨而迷人的公主，但又觉得这次婚姻背叛了他们。连庶民也知道，玛戈爱的不是这位未婚夫，而是英俊的吉斯公爵（Duck of Guise）亨利，而这位风度翩翩的年轻贵族也爱玛戈。巴黎本将为他们两人的结合而欢呼雀跃，因为吉斯公爵作为朝廷中天主教势力的首领，受到首都各界的尊敬，被视为一位英雄，其声望超过了国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本人。但是王后的母亲，凯瑟琳·德·美地奇不想送出公主这样一份大礼来纵容吉斯家族的野心：这个家族的影响力和人气已经威胁到了她的统治。亨利被粗暴地逐出朝廷，被迫娶了另一位女性。玛格丽特的兄长安茹公爵在亨利结婚之后这样斥责道：“如果他胆敢再看公主一眼，我将宣布他意图谋反，罪大恶极，让他人头不保。”


  
玛戈未能嫁给众望所归的佳婿已属不幸，而现在她要被迫和胡格诺派（法国新教徒）首领、纳瓦拉国王结合，更是雪上加霜。巴黎民众大多对胡格诺派感到厌恶与恐惧。胡格诺派曾袭击天主教教堂，以摧毁偶像的名义捣毁了珍贵的遗物和雕像；他们拒绝参加弥撒，并且公开反对宗教游行。巴黎人坚信，如果苦心夺权的胡格诺派在法国掌权，天主教信徒不是被强迫皈依新教，就是面临灭顶之灾。


  
但令人费解的是，太后执意要举行这次婚礼，为促成这桩婚事，她花了一年多时间平息所有反对意见。纳瓦拉国王和他的胡格诺派随从不愿进入天主教堂，参加传统的婚礼弥撒，是吗？没问题，婚礼可以在教堂之外特别搭建的露天平台上举行。教皇不愿特许玛戈和她异端的表亲成亲，是吗？凯瑟琳·德·美地奇在婚礼的最后时刻宣称，她已经得到了特许，并且挥舞一小片羊皮纸以作证明。尽管在公开场合，这次婚礼被宣称试图弥合宗教冲突带来的创伤，太后行事如此急切又似乎别有用心。18岁的纳瓦拉国王有位重要的军事顾问兼导师，这就是加斯帕尔·德·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众所周知，加斯帕尔·德·科利尼积极推动其爱徒与英格兰新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婚姻。对法国来说，这样的联盟是不可想象的；这将为英格兰在欧洲大陆提供一处牢固的据点，使英格兰得以从西侧袭击法国。然而，对于伊丽莎白一世，凯瑟琳·德·美地奇另有安排。于是，科利尼被召唤入朝廷，王室给他开了许多条件和特权，其中包括一笔高达十万里弗的资金。科利尼不再从中作梗，玛戈的婚礼得以顺利进行。


  
在随后的仪式中，新郎的队伍来到教堂旁边的总主教府前。在新娘长兄查理九世引导下，新娘及其随从由总主教府中走出。打扮华丽的公主（公主事后回忆：“我在钻石簇拥下闪闪发光”）穿着王室的蓝色丝绸、貂皮镶边礼服，足足十五英尺的长裙拖在地上，需要三名侍女小心地捧着，一齐走上圣母院临时搭建的看台。新娘面色苍白。主持婚礼的波旁主教询问公主，是否愿意嫁给纳瓦拉的亨利，公主拒绝回答。站在公主身后的查理九世在一阵迟疑之后，粗鲁地按下了公主的头，使她像是在点头一般。主教认为公主已经同意，于是为这对新人的结合祝圣。


  
婚礼仪式结束，根据婚约的规定，新娘及其随从走进教堂聆听弥撒，纳瓦拉国王及其胡格诺派随从则留在教堂外谈笑风生。之前一直异常安静的观众们现在开始窃窃私语。很明显，他们感到不满。


  
五天之后，科利尼被刺身亡，参加婚礼的胡格诺派被追杀，巴黎城中血流成河，这就是法国史上最不光彩的一幕：圣巴托罗缪大屠杀（Sain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但这次骇人听闻的集体谋杀——据说一周之内有超过五千人牺牲——并非偶然冲突，而是精心策划的结果，无辜的玛戈被当作受害人和诱饵，引诱科利尼及其党羽前来送死。法国最有权力的人——玛格丽特的母亲凯瑟琳·德·美地奇谋划、煽动并实施了这次屠杀。


  
虽然存在争议，16世纪可称是“女王的世纪”。欧洲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这个时代一样，有这么多意志坚定的女性，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广泛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伊丽莎白一世——英格兰的君主——伟大的童贞女王，她在位时期很长，她统治下的英格兰繁荣富强。不过，她的统治也多次受到威胁——她的表亲，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远比伊丽莎白貌美而活跃，对后者的统治威胁最大。她们之间的历史充满猫鼠游戏、阴谋斗争、承诺与痛苦，备受史学家和小说家的青睐。


  
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侧，则另有两位举足轻重的女王，她们之间的历史虽不如海峡西岸发生的故事那样众所周知，但同样引人入胜。正如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一样，光彩夺目的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和她无原则的母亲凯瑟琳·德·美地奇之间发生的斗争也充斥着情感与权力之争，背后也尽是阴谋与欺骗。凯瑟琳，一位无情的、老谋深算的权术专家，几乎独自一人统治了法国近三十年；玛戈聪慧且有勇气，虽然被困在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中，但其灵魂依然自由，她是一位坚强的对手，不会被她的母亲吓倒，也绝不受她的控制。


  
由于她们之间的关系远比伊丽莎白和玛丽之间的关系深厚亲密，所以无法单独地审视她们中的个人。她们两人一道度过了历史上最不安的一个世纪。她们的时代充满了卑鄙的背叛和勇敢的斗争，让人惊心动魄。同时，这个时代也是杰出女性的时代，尤其是玛戈王后，作为承接两个时代的关键人物，她以她的美貌、智慧与勇气，亲手埋葬了瓦卢瓦王朝，又亲手将王位转交给亨利四世，助后者统一法兰西、开创波旁王朝。法国近代历史的帷幕在玛戈的手中徐徐拉开。

  <hr/>

  
【注释】


  
[1] 纳瓦拉王国（Kingdom of Navarre），中世纪欧洲国家，主要人口为巴斯克（Basque）族人，领土位于比利牛斯山脉西段，大西洋沿岸。前身是在824年为反抗法兰克王国统治而建立的潘普洛纳王国（Kingdom of Pamplona）。1512年，王国南部，即上纳瓦拉，被卡斯提尔王国（Kingdom of Castile）兼并，最终成为今日西班牙王国的一部分。在本书故事发生时，纳瓦拉王国王位已在法国人手中，但仍然保持独立，在本书故事结尾时，纳瓦拉国王亨利入继法国大统，建立波旁王朝，法国从此进入波旁王朝的时代。——译者注。

1 “王后，我的母亲”


  
“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在1553年5月14日生于巴黎西北十英里的圣日耳曼昂莱（Saint-Germain-en-Laye）王宫。她在家中排第六，是三位公主中最小的那个。她的父亲是亨利二世，性格坚毅，统治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当时法国激荡、奢华而繁荣；她的母亲是凯瑟琳·德·美地奇，在国王的回忆中，那是一位温顺的、朴素的妻子。虽然国王是一位仁爱的父亲，曾表示要和子女一起共度时光，但是当玛戈出生的时候，国王却因在和宿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作战而分身乏术。查理五世的帝国疆域广大，包括西班牙、日耳曼、尼德兰和意大利部分地区，将亨利二世的国土团团围住，与此相比，公主的出生则无足轻重。她的母亲平常写信时热情洋溢，但于当时的信件中却没提及此事。


  
年幼的公主和她的两个姐姐度过了童年时光。一位是伊丽莎白，比她年长八岁，另一位是文雅的克劳德，她在玛格丽特出生时刚刚六岁，还有一位未来的嫂子，玛丽·斯图亚特，当时她10岁，刚刚从苏格兰来到法国。相伴玛格丽特童年的还有圣日耳曼昂莱王宫为数众多的保姆和女教师。她的兄弟——包括王储弗朗西斯（已与玛丽订婚），以及查理和亨利（或称安茹公爵）——在别处接受教育，不过常常前来看望她们。王室后代中最小的一位是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Fran?ois），他是玛格丽特的弟弟，也和公主们在圣日耳曼度过童年。[1]


  
对玛格丽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来说，圣日耳曼昂莱王宫的生活非常愉悦。这座华丽的宫殿是她父亲最喜爱的住所之一——他在这里长大——亨利二世在登基之后，曾经大力翻修这座宫殿，如加上了两座侧殿。这里有华美的花园、打猎用的森林，甚至有一个网球场。约有两百名仆人照看王室后代，其中还不包括厨房的工作人员。


  
玛格丽特自幼思维敏捷、乐观向上、充满活力。她黑亮的头发并不符合当时的时尚——王室崇尚金色的卷发——但是在凯瑟琳·德·美地奇那大多身体孱弱、貌不惊人的子女中，这位最年轻的公主肤如凝脂、健康乐观、个性鲜明，显得格外出众。


  
显然，她是国王的掌上明珠。她对于童年的回忆有一份书面记录，内容是关于她父亲的：“我当时约有四五岁，国王把我放在膝上，和我聊天。”国王逗她，问她最喜欢哪位玩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位是未来的吉斯公爵；另一位则是博普雷奥侯爵（Marquis de Beaupréau）。他的小女儿马上说更喜欢侯爵。国王被逗乐了：“为什么呢？他并不是最英俊的啊？”年幼的玛格丽特则庄重地解释道：“因为他举止最为得体，而王子（吉斯公爵）却很顽皮，对任何人都颐指气使。”


  
但是她对她的母亲则没有什么美好的童年回忆，没有上文的温存，没有热情的拥抱，甚至也没有责骂。在玛戈的生命中，这位法国王后似乎并不存在。


  
考虑到玛格丽特出生前后凯瑟琳·德·美地奇在宫廷中的情况，这与事实相去不远。讽刺的是，这位日后将要主宰强大法国超过25年的女性，在当时却只是个不可靠的外国人、社会的边缘人士。


  
凯瑟琳于1533年来到法国，时年14岁，不受爱戴，遭人鄙视。她的母亲是出身王室的女伯爵，年仅17岁时就撒手人寰，据谣传，是她丈夫——出身佛罗伦萨美地奇家族——传染给她的梅毒夺去了她的生命。六天之后，她的丈夫也因同种疾病追随她到九泉之下去了。[2]不过美地奇家族当时在意大利身居权贵，这对当时才三周大的孤儿凯瑟琳无疑是一件幸事。抚养凯瑟琳的任务就落在她教皇叔叔的肩上，不过他似乎并不十分愿意。据说第一次看见凯瑟琳的时候，他就叹息道：“她身上带着希腊式的灾难！”


  
可怜的凯瑟琳的童年一直多灾多难，命运随着家族的兴衰而起伏。当美地奇家族势力强大，能够控制梵蒂冈和佛罗伦萨时，凯瑟琳和她的亲戚们生活富足，住在华丽的佛罗伦萨宫（Florentine palace）中。但凯瑟琳八岁时，突然家道中落，她不得不在各个女修道院流离。随着反对美地奇家族的力量日益壮大，她也面临着安全问题，城市遭到围困时无助的凯瑟琳成了敌意的靶子。她惊慌失措：佛罗伦萨的市民公开议论是要将她卖到妓院去任士兵蹂躏，还是裸体绑到城墙上去。最紧张的时候，她甚至剃去头发装成修女，当时她才11岁。


  
凯瑟琳很小就知道，自己无所依靠，安全完全仰赖他人的善意，凯瑟琳努力寻找盟友，将愤怒和不悦隐藏在温顺的面孔之下。她首先找到的是天真的修女，她们是她抵挡外界恶行的唯一防线，最终她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了修女的一员。一位关照凯瑟琳的修女写道：“凯瑟琳温柔善良，修女们尽其所能地消减她的悲伤和困苦。”一位意大利廷臣也以“服从”一词描写凯瑟琳的少女生涯。但是在屈从的面具下是憎恶的激流。一位前往修院看望凯瑟琳的使节观察到：“我从未见过像她这么年轻的人在分辨善恶上如此敏捷。”


  
凯瑟琳12岁时，意大利政局回复旧态，美地奇家族重回权力顶峰，凯瑟琳也被另一位当选教皇的表亲——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召回罗马。他想将凯瑟琳用于政治婚姻，以达成军事或外交联盟。凯瑟琳是家中独女，既有美地奇家族关系，又有继承佛罗伦萨的资格，她未来的丈夫可因此获得意大利的一大片土地。克莱门特安排她与亨利订婚，后者是如日中天而妄自尊大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ois I）的次子。


  
此时，凯瑟琳的命运终于转变了。嫁给法国王室成员对她这样一个女子而言不啻一大成功。虽然她的母亲出身王室，她的父亲却不过是平凡的商人阶级。两个世纪之前，美地奇家族还在经营零售业以及放贷。虽然美地奇家族目前富有而强势，但在多数欧洲王室的眼中，他们不过是暴发户而已。亨利王子排行第二，最不受父亲待见——本来凯瑟琳的新郎绝无可能成为王位继承人——但克莱门特还是得开出各种慷慨的附带条件以促成这桩重大婚事。凯瑟琳的陪嫁有六座意大利城市，其中包括比萨这样的大城市（当然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因为教皇不想激怒那些反对上层一手操办这桩婚事的意大利人）。克莱门特进而秘密地表明，他一定会帮助弗朗索瓦一世夺回富有的米兰，而且承诺将乌尔比诺公爵（Duke of Urbino）的爵位当作蜜月礼物送给新人们。此外还有一笔巨额财富作为嫁妆：十万金埃居和大量珠宝——如果这些珠宝披挂在身，凯瑟琳连站起来都有困难。


  
双方经过了激烈的讨价还价——当克莱门特设法赖掉嫁妆费用的时候，一位法国枢机主教抱怨说：“这个人真是上帝之鞭。”——最终，凯瑟琳和法国王子的婚事有了定论，持续五天的婚礼盛典于1533年10月底在马赛举行。凯瑟琳嫁妆和随从的宏大本该使人们忘记了这桩婚事原本是门不当、户不对，但这连新娘也没有愚弄到——新娘看见她未来的公公时立刻跪下，谦卑地亲吻他的脚，表示自己何德何能，竟能获此殊荣嫁入王室。10月27日，双方签署婚约；庄严的婚礼弥撒由克莱门特主持，他表示要参加10月28日早上的婚礼；当晚则将照例举行婚宴，那场喧嚣的假面宴会将会持续到下半夜，彼时将有许多女士袒胸露乳——而不是戴着假面具的脸。新人们却将错过这场喧嚣，因为他们会早早地上床。由于这场婚礼实际上是法国国王对皇帝在意大利财富的宣战，因此有必要在当晚使婚礼圆满完成，以防止将来有人宣布婚礼无效。为了保证14岁的新人尽到义务，弗朗索瓦一世将留在卧室里，监督他们完成任务。所以，凯瑟琳还必须当着公公的面失去童贞，这是最后的侮辱。


  
不到一年，克莱门特逝世，教廷和法国之间的联盟崩溃了，承诺的意大利城市从未生效，凯瑟琳的大部分嫁妆也没有支付。只剩下一个15岁的女子，她举止笨拙，法语说得不好，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尚存的亲戚也可能指望不上。这让弗朗索瓦很不高兴，他鄙视地说道：“这个姑娘赤条条地来到我的宫廷里。”


  
不过，凯瑟琳童年坎坷，在这场婚姻中反而受伤较少。和她年轻的丈夫相比，凯瑟琳的童年锻炼了她，而玛格丽特未来的父亲亨利则没吃过苦。


  
亨利比他的佛罗伦萨新娘只大两周。他生于1519年3月底，生在父王最爱的安布瓦斯（Amboise）的一处围场行宫。直到五岁之前，亨利都过着无忧无虑、备受宠爱的生活。他的兄长是王储，大他两岁，和他关系很好。王后温柔和蔼，很宠爱她的孩子们；国王则是欧洲最重要的国王之一。亨利的个性显示出他的童年温暖又安定，他外向、乐观且迷人。


  
此后，两个灾难接踵而来：他温柔慈爱的母亲逝世了，父亲则在战斗中被俘，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阶下囚。为了把自己从马德里那狭小的牢房中解救出来，弗朗索瓦一世签署条约，割让了一部分土地，并且将自己的两个王子当作保证和约实施的人质，这对法国特别不利。六岁的亨利和他八岁的王兄刚刚生过天花，因此马上就被关到西班牙的监狱里顶替他的父亲。父子被安排见了一次面，王子们坐船过河，深情的父亲则被放走了。“我又是一名国王了！”据说弗朗索瓦一踏上法国的土地就如此欢呼，然后纵马去见新的情妇了。


  
对王子而言非常不幸的是，他们的父亲无意遵守条约，这一点皇帝没有看出来。为了促使法国国王遵守诺言，王子们的关押条件一再恶化。最终，亨利和他兄长被转移到一座艰苦的、与世隔绝的石头城堡的两间小小的牢房里，牢房里有栏杆的窗户高高在上。冬无火炉，夏无凉风。他们不能去放风，也无法锻炼；伙食很差，常常生病。除了看管他们的西班牙卫兵，没有人陪伴。


  
四年之后，国王花了成吨的黄金把年轻的人质赎了出来。他们一踏上故土，国王就为他们的变化之大感到惊讶不已，幼子亨利变化尤其大。亨利不再像过去那样亲切迷人了。相反地，他看起来……易怒。他常常发火或者感到郁闷。他举止粗鲁，并且难以适应过去的生活。他甚至不记得法语怎么说了。这可不是弗朗索瓦理想中的王子形象。在从西班牙监狱回来后仅仅三年，热衷美女的亨利——这一点很像他的父亲——却被迫要娶一个矮小、朴素、内向的外国人，只是为了完成他父王夺取意大利那不切实际的计划，这件事对父子关系也无裨益。[3]


  
凯瑟琳自幼经历过许多危险，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不稳。她的丈夫对此漠不关心，而克莱门特死后，凯瑟琳的嫁妆落空，无法为凯瑟琳提供保护，很可能面临着断绝关系的命运。如果婚姻无效，她就完了；婚礼已经结束。她知道，她很有可能带着失败的耻辱回到意大利，在远房亲戚家里寄人篱下。或者更糟：被迫进入女修道院。


  
但是凯瑟琳过去也曾身处险境，已经知道如何面对逆境。她在修院时学会了曲意逢迎。无论王室成员和其他法国贵族对她多么粗鲁而轻蔑，她始终面带微笑，从不抱怨一句。她以德报怨，不计较任何怠慢和冒犯——而这些事情时常发生。她急切想要讨好身边的人，所以，尽管鲜有王室成员真正喜欢她，但她没有为自己树敌，这在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里就算是胜利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数王室成员似乎放下戒心，对她习以为常。对她的丈夫来说，凯瑟琳谦逊有度，深居简出，受人喜爱，唯丈夫马首是瞻，知足常乐，就算是亨利本人也对这个无欲无求的新妇没什么不满，只是简单地无视她的存在。


  
亨利的意见其实并不重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国王的意见、态度和感受最为重要。在法国宫廷这个小世界里，弗朗索瓦一世不仅是照耀王室成员的太阳（或者说是暗淡的太阳），同时也是月亮、星辰、天空、云彩。凯瑟琳明白，只有他能提供帮助了。她作为亨利的妻子，想在法国生存下去就只能仰仗国王的仁慈。


  
因此，凯瑟琳详细打探弗朗索瓦一世的方方面面，就像是巴黎大学的学生对待拉丁文那般仔细，像是追逐猎物的野兽那般谨慎，像是收藏家鉴赏稀世珍宝那样周祥。凯瑟琳后来算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不过她也并没有仔细阅读过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她的政治手腕都是从高大的、野心勃勃但频频出错的公公那里学来的。


  
即使用16世纪的标准来看，弗朗索瓦一世也算得上是一个大个子。一个威尔士人在初次看到法国国王的时候，讶异于此人竟有6英尺之高。他的胸肌发达，腿很长（虽然有些弯曲），尤其是他的鼻子令人过目不忘。他的胃口也很好；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就需要两名奶妈才能喂饱，他母亲给他起的小名是凯撒。美女、打猎和意大利是他的心头好——排名不分先后。在宫廷里，国王有一群出类拔萃的贵族美女围绕左右，人称“小可爱”（la petite bande），主要工作是取悦国王。除了一般的技艺之外，这些妇女个个是骑马好手，因为弗朗索瓦大部分时间（我是说白天）都在马背上，不是起劲地打猎，就是在上下求索寻找新的猎场。


  
1515年起，弗朗索瓦一世开始关注意大利，当时他年仅21岁，刚刚成为国王，他不揣冒昧地率军穿过皮埃蒙特（Piedmont），横跨提契诺（Ticino）河，在马里尼亚诺（Marignano）打了一场恶仗之后攻克了米兰，这场战役被时人形容是“巨人之战”。[4]意大利震撼了年轻的弗朗索瓦：文艺复兴熠熠放光；艺术家和工匠手中的作品闪耀着青蓝色的光辉，穿戴着远东的丝绸，装点着金银和光滑的大理石；各大城市都在大兴土木，式样新颖的建筑层出不穷，在法国闻所未闻；人文主义者讨论着古希腊的智慧，而学者带来了君士坦丁堡沦陷后抢救出来的手稿。法国国王很快明白，意大利的风云激荡正是法国所急需的，他决心要奋起直追。


  
凯瑟琳的机会来了。她会说意大利语，知道佛罗伦萨亲戚们的消息，和当地的艺术家常常联系。她和她的公公都喜欢财富、盛宴，她常对国王说起罗马教廷的情况，说起罗马的赏心乐事，说起罗马的山珍海味，这令国王非常开心。国王想要缔造一个意大利帝国，想要将意大利的宗教文化和学术带给法国，凯瑟琳表示非常支持。国王有时举行冗长的网球赛，凯瑟琳也忠心拥护。自然，凯瑟琳也和国王一道骑马。


  
国王开始对她有了好感，开始称呼她为“我的女儿”。最终，他破例将出身平庸的凯瑟琳纳入“小可爱”之列，这种殊荣表示，弗朗索瓦同意将她接纳为宫廷一员，并将她纳入自己的保护伞下。因为凯瑟琳需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帮助，国王的青睐对她而言是一桩幸事。而到了1536年炎热的8月，也就是她婚后第三年，这变得尤为有利：她丈夫的兄长，也就是王储，在一次激烈的网球赛后喝了一杯冰水，突然倒地不起。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王储就此昏迷，八天之后薨逝，亨利成了王位继承人。


  
和凯瑟琳一生中的其他境遇一样，突然成为法国未来的王后也是一件福祸相依的事情。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悲剧带来的好运中，人们发现递给王储冰水的侍从是意大利人，是凯瑟琳的一个随从。尽管验尸结果表示，没有证据证明他毒害了王储，这名侍从还是被搜查并被逮捕。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了记录毒品的文字，最终害他受尽折磨而死。自然，凯瑟琳也遭到怀疑，因为是她把刺客带到宫中，大家还知道，凯瑟琳热衷占星术和神秘学。凯瑟琳此前处心积虑和国王搞好关系的先见之明，此刻收效巨大：弗朗索瓦并不相信这些指控。


  
摆脱了下毒的罪名固然可喜可贺，但是凯瑟琳面对的麻烦还不止这些。恰恰相反，她的不幸才刚刚开始。有两个巨大而棘手的障碍，横亘在她通往未来权力和幸福的道路之上：第一是未能产下子嗣，第二是丈夫明显移情别恋。


  
宫廷上下都注意到了凯瑟琳不孕——当王储薨逝的时候，她已经17岁却仍无子嗣——这已经令人感到不安，之前她不过是国王次子的夫人，但当她一跃成为法国未来王后的时候，要求她生产的呼声几乎将她压垮。为求怀孕，她尝试了一切方法——由蔬菜和草药组成的特别膳食、神秘主义和秘密的祈祷、炼金术士和巫师推荐的特效药水。她似乎还养成了饮用怀孕牲畜尿液的习惯。她常戴着一个装满青蛙骨灰的盒子。不知为何，没有一样奏效。正在她倍感无力的时候，她发现——宫廷上下也都知道了——她的丈夫公开地和一位大他19岁的贵族美女黛安·德·普瓦捷（Diane de Poitiers）展开了热恋。


  
黛安出身法国名门，家族在政治上一度受挫（她的父亲因叛逆而被判死刑，直到行刑前最后一刻才得到国王的赦免），但处心积虑地要恢复其在宫廷中的影响力。15岁时她嫁给一位有钱有势的56岁男人，后者生前把处世原则教给了他年轻的新妇，死后（死得也恰到好处）则将一笔巨额财富留给了时年31岁的寡妇。凯瑟琳的丈夫亨利一直喜欢黛安。他在骑士决斗时公开穿戴黛安的黑白旗，并且花大把时间陪着黛安。[5]黛安也的确迷人——虽然她比亨利大了差不多20岁。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方面她很努力。她驻颜有术，令人起敬。每天她起得很早，洗冷水澡，喝一点儿清汤，然后花上几小时骑马，之后吃一点儿午饭，然后早早地吃一顿晚饭，就此安歇。她是一个生活有目标的女性。


  
她的目标就是引诱国王——准确而言，是法国未来的国王亨利。黛安聪明、成熟、优雅、有性经验、有政治手腕，处于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凯瑟琳矮小、粗壮、不谙世事，宫廷中有人说她不修边幅，而且“食量惊人”（尽管凯瑟琳试图通过走路和骑马来消耗热量），根本比不上高挑、苗条、冷艳的黛安。


  
由此，史上最为旷日持久而匪夷所思的婚姻闹剧就此拉开序幕。凯瑟琳只是亨利的名义上的妻子，法国未来名义上的王后。黛安才是亨利真正的配偶，是灵魂伴侣，宫廷上下并无二话。为了有所表示，当他兄长薨逝，黛安转而投向亨利怀抱之时（这两件事似乎有关联，因为亨利还不是王储时，黛安不肯和他上床），亨利也和黛安一样身穿黑白两色。他设计了一个特别的纹章以庆祝他们之间的爱情：将亨利和黛安名字的首字母交织在一起，并且在各处都用上这个纹章。亨利大多数时间（日日夜夜）都和黛安——而非凯瑟琳——在一起。在圣日耳曼城堡，黛安的卧室就在凯瑟琳卧室下方。布朗托姆是一位八卦的编年史作家，他曾密切接触过宫廷成员，据他说，凯瑟琳曾令侍从在地板上钻出一个孔，来窥视她丈夫和他的情妇。她看见“一位美丽端庄的女性，皮肤娇嫩，半裸着身体……用尽各种方式爱抚她的情人，同时也承受着情人的爱抚”。后来，凯瑟琳曾对她的女官哭诉道，亨利“从未如此对她”。


  
但是凯瑟琳无力反抗——更糟的是，她还得装作喜欢黛安，甚至要巴结她。国王身边一群有力的贵族准备让新王储把不孕的妻子休掉，换一位能生育的王后。凯瑟琳听到风声，知道若想保住王后的位子，就必须先行一步。她眼泪汪汪地跪在弗朗索瓦面前，表示只要国王愿意，自己将主动去做修女，因为她知道，如果当面哭诉，国王绝不忍心让她这么做。但是她不敢冒犯黛安，因为她知道黛安会毫无愧疚地将她换下——无论是亲自下手还是请人代劳。所以凯瑟琳一方面寻找一切可能的帮助，另一方面还要隐忍地迎合黛安，甚至为她充当耳目，告诉她宫中有哪些敌人。


  
计划奏效了，黛安不想看到一位年轻、苗条而可能更独断的新人取代亨利那温顺、平庸、逆来顺受的妻子，所以愿意帮助凯瑟琳。她几乎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当凯瑟琳生病时照料她，更重要的是，向她提供各种受孕的建议。黛安最先发现，导致双方不孕的责任在亨利身上。据记载，亨利患有尿道下裂的疾病，导致他勃起时阴茎朝下。黛安熟悉亨利的身体，建议凯瑟琳在性交过程中背对亨利，这个姿势在法语中被称作“后入式”（la levrette).


  
凯瑟琳若能产下子嗣善莫大焉，所以，黛安全心全意地帮她解决这个问题。她知道亨利和凯瑟琳之间的婚姻缺乏激情，性事需要大家合作。黛安会在夜里和她的情人温存，到了关键时刻则将亨利逐出，让他去找自己的妻子，亨利在那里花上几分钟尽到丈夫的职责，然后跳下凯瑟琳的床笫回到黛安身边。他们之间所进行的这种游戏大约持续了五到七年，直到1544年1月19日，24岁的凯瑟琳终于产下一子，保住了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他们为儿子起名为弗朗西斯（Fran-cis），以向国王致敬。第二年，凯瑟琳又产下女儿伊丽莎白（Elizabeth），到了1547年又生下次女克劳德（Claude），这样就堵住了谣传王储不育的流言。最终，凯瑟琳在12年之间生下10名子女，其中7名长大成人，一度被认为不孕的凯瑟琳的生育能力好得惊人。


  
正在此时，1547年3月31日，凯瑟琳失去了她的靠山：弗朗索瓦一世，魁梧的情人、优秀的收藏家、文艺复兴时代可畏的战士最终驾崩，死因据说是梅毒——


  
死得一点儿也不冤。医学已证明这一诊断不过是恶毒的谣言；国王其实是死于淋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亨利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他的妻子的地位也得到擢升。凯瑟琳·德·美地奇就是这样成为法国王后的。


  
凯瑟琳可能一度相信，当上母亲和王后能使她的丈夫回心转意，恢复其尊严和宫廷中的地位，但是很快她就不再抱有这种想法了。亨利曾在私下和公开场合明确表示，他的情妇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他的妻子。黛安被提拔成了瓦伦蒂诺女公爵（Duchesse of Valentinois），这使得她的地位仅次于王室成员。上到侍臣，下到百姓，人人尊她为“夫人”（Madame），这个尊称通常用于指称王室公主。就连教皇都知道了这桩恋情。为了庆祝亨利继位（同时也是劝他继承先父遗志，继续支持意大利的教皇政权），教皇将尊贵的金玫瑰（Golden Rose）[6]送给凯瑟琳——但同时关照：礼物中有一串华丽的珍珠项链是送给黛安的。


  
黛安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例子远不止于此。国王送给黛安礼物，而凯瑟琳只能拿到黛安不要的。王室珠宝中的精品归黛安，法国最珍贵的国宝，美丽的舍农索（Chenonceaux）城堡也是黛安的。凯瑟琳对这桩赠与意见很大，她认为弗朗索瓦一世在临终前曾将这座城堡赠与自己。然而她的丈夫没有同意，而是把肖蒙（Chau-mont）一座朴素得多的城堡给了她。亨利对心爱之人的慷慨不仅表现在地产和珠宝这些礼物上，而且给了黛安许多政府权力。一位大使在一份官方报告中提到，黛安“有权控制那些从国王手中购得职位的一切官员，并从中获得了100,000埃居以上的收入”。她有权用头衔或高官奖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和她相比，凯瑟琳的收入只能从自己那少得可怜的嫁妆支取，还时不时地要赠给表亲一部分。


  
宫廷中的许多外国贵族们注意到，亨利二世性生活活跃。一位外交官员抱怨：“国王殿下……每天至少有八小时和她（黛安）在一起，如果她在王后的卧室，他就会将她召来。”另一位外交官员则不悦地提到：“国王把早上所谈的一切事务都告诉她（黛安），无论是和大使的谈话还是和要人的谈话，他坐在她的腿上，弹着西特琴（cither），不断地询问康斯特布尔（Constable）或奥玛丽（Aumale）（这是法国的两位重要的贵族）她是不是很漂亮，同时像个热恋中的人那样时时抚摸她的胸部，全神贯注地盯着她看。”


  
凯瑟琳不仅失去了作为王后和妻子应有的权力；即使是她极力争取的子女，黛安也完全剥夺了凯瑟琳作为母亲的角色。从怀上第一个孩子开始，亨利就让黛安管理宫中的保姆，因为她和前夫曾生有女儿，在育儿方面颇有经验。凯瑟琳在育儿方面没有发言权。黛安选择奶妈、管理保姆、看管孩子、在他们生病时候加以照料。在孩子长大成人之前一直如此。黛安为他们挑选教师、决定衣服的材质和裁缝、安排他们的作息。孩子们的医生让·费内尔（Jean Fernel）赞赏黛安“挑选了聪明而严谨的女教师；她让（孩子们）得到了优秀而博学的指导，德才兼顾，敬畏上帝”。但是，这位医生并未提到凯瑟琳是如何照料子女的。


  
过去常常认为，法国王后未能照料自己的子女，是因为个人疏忽冷漠，她这段时间写的大部分信件中政治多过母性就能看出这一点。但这就错怪了凯瑟琳了。确实，1552年之后，她的信件中越来越少地提及自己的孩子。但是此前的信件中，她常常焦急地询问孩子们的情况。1546年12月21日，也就是她生下长女伊丽莎白之后，她在写给王室育儿主管——小让·德·休米耶（Jean II d&#39;Humières）（他和他的妻子被黛安称为“我的盟友”）的信中可见，凯瑟琳绝非无情之人——事实上她非常渴望听到一切关于孩子的消息，她写道：“休米耶先生，我收到了您的来信，我非常高兴能听到孩子们的消息。我很高兴看到休米耶夫人到来，因为她能帮您照看孩子们……休米耶先生，我希望您继续向我传达孩子们的消息，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们夫妇高兴的了，为此我向上帝祈祷，休米耶先生，并为您祷告。”


  
法国王后并非自愿和子女疏远，很有可能是因她的丈夫及其情人，以及身怀有孕而心力憔悴。到了第7个孩子玛格丽特1553年出生的时候，凯瑟琳似乎已经放弃，不管自己的孩子了。这就是为什么幼女玛格丽特早年对她的母亲记忆甚少的原因。她的父王和玛戈玩耍的时候，很可能是黛安而非凯瑟琳，在扮演着母亲的角色。


  
凯瑟琳必须收起自己的痛心和憎恶，装出一副乐于接受这种安排的样子，这样才能让她的丈夫及其情人容忍她的存在。这种荒唐糜烂的生活年复一年。凯瑟琳并非完全无人问津，她在法国的熟人中有人对王后的处境表示同情。首先是弗朗索瓦一世的妹妹玛格丽特（Marguerite），她是当时最成功的女性之一。[7]在凯瑟琳无后的那些困难岁月里，玛格丽特这样安慰她：“美地奇家族的女性到了一定年纪就会生下后代，上帝一定会赐给王妃（Madame la Dauphine）子嗣。不要去管那些说坏话的人，到那时，国王和我将会分享您的快乐。”


  
凯瑟琳没有忘记玛格丽特的支持。当弗朗索瓦驾崩之后，倡议改革天主教会的玛格丽特由于用自己在纳瓦拉的宫廷庇护日益兴盛的胡格诺派，所以失去了新政府的青睐。尽管她年岁已高，名望甚重，却遭到了亨利和黛安的怠慢。凯瑟琳则站在她这边。她写道：“我能体会您的困难，正如您过去（体会到）我的困难。”后来，在1549年玛格丽特逝世后，凯瑟琳就把感情投到玛格丽特的女儿，纳瓦拉王后让娜·达尔布雷（Jeanne d&#39;&#39;Albret）身上。让娜在宗教信仰上比其母更加激进，也更倾向于胡格诺派，并且也和极端信奉天主教的亨利和黛安发生了冲突。凡是黛安的敌人就是凯瑟琳的盟友，尽管这次她们两人都不是局外人。让娜嫁给了安托瓦内·德·波旁（Antoine de Bourbon），他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沉溺女色，同时也是非王室成员中等级最高的贵族，让娜和她的丈夫之间也存在问题。[8]凯瑟琳和让娜同病相怜，可能不止一次地忘掉各自需求而共同享受乐趣。据西班牙大使说，她们在巴黎一起采购时曾“戴着朴素的头巾装扮成市民。她们逛了逛最高法院（Palais de Justice）周围和圣米歇尔桥（Pont St.Michel）上的店铺”。


  
但是凯瑟琳的支持者少得可怜，无法和黛安强大的政治机器相提并论。后者的盟友中首先要提的是强有力的吉斯兄弟。其中长兄吉斯公爵弗朗索瓦是法国最成功的战士。排行第二的是洛林枢机主教查理（Charles），聪敏过人、彬彬有礼、冷酷无情，他的就任仰仗于黛安的影响力。他在就任枢机主教的时候向黛安致信：“我不禁要向您再三致谢，因为您格外关照我，令我得到了如许的幸福。我会尽我所能报效您，希望我的努力能为您也为自己带来丰厚的成果，因为今后我的利益已紧紧与您联系在一起。”排行第三的是克劳德（Claude），他娶了黛安的女儿。吉斯家族在宫中势力根深蒂固，他们的后代和王室后代们一道抚养。当然，从苏格兰来的年幼的玛丽·斯图亚特也是吉斯公爵的外甥女，她许给了凯瑟琳的长子，弗朗西斯王子。玛丽和弗朗西斯于1558年成婚，当时玛丽刚刚16岁，新郎也只有14岁。


  
凯瑟琳痛恨吉斯家族，因为在凯瑟琳不能生育的时候，他们曾向弗朗索瓦一世极力建议休掉自己，他们认为亨利应有一位更适合的妻子——吉斯公爵的女儿。他们与黛安关系亲密，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这只会使凯瑟琳恨意倍增。吉斯家族如日中天，非常自大，从不掩藏自己的倨傲。吉斯公爵夫人在1558年4月21日的一封信中表明了其家族对法国王后的态度。她写道，美地奇家族（意指凯瑟琳本人）“不配当我们的侍从”。初为人妇的玛丽·斯图亚特受到吉斯家族的熏陶，也对侮辱王后安之若素，称她是“商人的女儿”，并且取笑她的口音。


  
凯瑟琳除了忍受这无尽的、大大小小的耻辱之外别无办法，还要强颜欢笑。她忍了十年，十年之后又是一个十年，似乎还是看不到头。直到1559年六月底的一个夏日，人到中年的亨利时年40岁，为了夸示武勇，他决心在比武大会中连续进行三场决斗。在第三场决斗中，他被对手挑中眼睛，伤口发炎，十天之后驾崩——从此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2 国王驾崩，国王万岁


  
“无论你的军队多么强大，占领一个地方都需得到当地人的拥护。”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父王驾崩之时，玛戈年仅6岁。玛戈所不知道的是，当得知国王的死讯时，她的母亲大受打击，几乎瘫痪。国王驾崩之后，很快组成了一支送葬队伍，显示出继承情况正在起变化。国王长子弗朗西斯和夫人玛丽·斯图亚特，与玛戈和她4岁的弟弟弗朗索瓦从停放国王遗体的城堡里出来，当时带领他们的是吉斯公爵和洛林枢机主教，这使人们更加坚信：吉斯家族将坚定保护王室的孤儿寡母。玛戈也不会记得，在国王驾崩之后整整14天的哀悼中，她静静地和她母亲呆在铺满黑布的卧室之中——从那时起，王后就只穿黑色衣服。[9]凯瑟琳完全虚脱了，新晋法国王后也为之动容。玛丽·斯图亚特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这样描述凯瑟琳：“前任国王的病痛使凯瑟琳痛苦不堪，看到她如此忧虑，我都觉得沉重。”


  
凯瑟琳的悲痛确实值得同情。她哭个不停，嗓子都哭哑了。喜欢打扮的凯瑟琳不再穿着华丽的服饰，只保留一条白貂皮围在颈上——那是王室的标志。国王的死对她打击巨大。


  
但是，凯瑟琳并非一蹶不振，她还不能完全除掉黛安。在她丈夫死前，凯瑟琳就明确表示，国王的情妇不得进入病房。亨利受伤两天之后，一位意大利大使这样写道：“直到此时，瓦伦蒂诺夫人（Madame de Valentinois）（即黛安）还未出现在国王面前，免得王后将她赶出去。”亨利死后不到一天，黛安就被勒令归还一切王室珠宝，并不得再见凯瑟琳——而凯瑟琳婚后生活的每天几乎都有黛安的存在——这样就有效地将黛安逐出了宫廷。一年之内，凯瑟琳以法律手段占用了舍农索的美丽宫殿，强迫黛安接受较差的肖蒙城堡——正如亨利对凯瑟琳所做的那样。


  
失势的黛安也没有从之前的盟友那里得到安慰与支持。吉斯家族决心支持温和而悲痛的未亡人，而非贪婪又专横的情妇。吉斯公爵趁人之危，立刻将自己的家当搬到卢浮宫中黛安的豪华房间里；他的弟弟，洛林枢机主教的位置虽然是黛安帮忙争取过来的，此时却表示，吉斯家族和黛安的女儿结婚实在有辱门风。


  
凯瑟琳的长子弗朗西斯成为国王，虽然他在父王死前就已到了合法继位年龄，但事实上，他还不能胜任一位国王的职责。他年仅15岁，并且非常不成熟。在父王床前他昏了过去——而且昏了两次——而且得知国王驾崩的时候几乎失控。弗朗西斯能力有限，却并非是他自身的错误。他患有未得到诊断的严重疾病——可能是肺结核，并且终其一生都患有此病。虽然前一年他和玛丽·斯图亚特结婚，但是可怜的弗朗西斯发育不良，睾丸未露出体外（显然，他的父亲并非唯一在此重要部位有问题的人），因此不能人道。宫廷中多数人一直认为凯瑟琳的长子不能活过21岁，自然也不指望他能活过强壮健康的先王。因此，弗朗西斯不熟悉治国之道，也不了解政治或政府事务。


  
看来，在弗朗西斯胜任王位之前，只能安排一名摄政管理王国了。但这是不行的——在法律上行不通，因为弗朗西斯已经到了合法年龄。其实，在亨利二世死前，人们就能明显看出，继位者能力不足，没有能力发号施令。弗朗西斯继位后，控制王国的真正力量尚不明显，造成了政府上层的权力真空。真空同时又是机会，吉斯家族正在夺取这一机会。


  
他们行事迅速，使别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地位一向不稳的凯瑟琳似乎也参与了某些行动：先王驾崩当夜，弗朗西斯的第一道谕旨就宣布将国家政府委托给凯瑟琳，“太后表示非常乐意接受，我也赞成太后的一切意见”。但这是以退为进。人们认为，凯瑟琳如此悲痛，如此泣不成声，如此悲伤沉重，是无法承担王国的日常管理的。不，这一声明只是为了保护太后——事情才刚刚起变化，凯瑟琳还不确定最终能否胜过黛安——免得日后有人得到政权之后迫害太后，乃至驱逐太后。这步棋很高明，从吉斯家族——他们需要争取弗朗西斯的信任，于是抛弃了黛安而转向凯瑟琳——的行事速度来看，这步棋奏效了。


  
吉斯兄弟不得不迅速行事。尽管通过强调自己与新王后玛丽·斯图亚特的关系，吉斯家族行事名正言顺，但事实上他们是篡权者，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从谱系上看，安托瓦内·德·波旁才应担任摄政一职，虽然他天性轻浮，但他是纳瓦拉王后让娜·达尔布雷（凯瑟琳与她很熟）的丈夫，在王位继承顺序上排在凯瑟琳诸子之后。但是亨利驾崩时，安托瓦内身在三百英里之外的东南部。当他得知新王继位之后，虽然他敏感而有志的弟弟孔代亲王（prince of Condé）苦劝他赶紧赶往巴黎，愚钝的安托瓦内还是在8月18日才到达首都，彼时亨利已死了一个多月。当时，吉斯家族已在政府中扎稳根基。弗朗西斯即位后不到一周，就有一位英国大使在信中写道：“法国国王事务悉数交给吉斯家族处理。”安托瓦内到达宫廷的时候，甚至无人迎接，最终他自己找了个台阶，说自己身为王室近亲，有义务将凯瑟琳长女伊丽莎白送到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身边，两人在老国王死前就已定下婚约，这时未婚夫已有些不耐烦了。


  
把对手一一解决之后，吉斯兄弟进而开始瓜分法国政府。吉斯公爵作为家族中手握兵权的人物，掌控了王国的军事事务，而弟弟洛林枢机主教擅长打理财政，在工作中不遗余力地收受贿赂，他承担了国家的财政职责。老国王长期对神圣罗马帝国用兵，使国库负债累累，枢机主教小心翼翼采取了紧缩政策，削减军队薪酬、停付长期债务、放弃债务抵押、取消王室津贴及各种赏赐。他还继承亨利和黛安遗志，决心向异端，也就是新教的胡格诺派宣战，要将其悉数消灭，因此造成了深远影响。


  
糟糕的是，在战后经济不振的情况下，削减人们的薪酬收入只会激怒民众，而愤怒的人往往找茬。枢机主教很快意识到，全国人民对他恨之入骨。大多数收入减少的人们认为，钱都流进了贪婪的枢机主教的腰包，而并没有进入国库。枢机主教被称为法国之虎，他的名字被打乱重组，拼成“窃取亨利黄金的耙子”以及“看不见的蟊贼”等词。不满的侍从们聚集到首都，寻求救济。西班牙大使写道：“宫廷将要搬到十英里外的安博瓦兹，国王则连续12到15天都在打猎，为的是躲开军官等人的请愿——国王欠了他们很多钱没支付。”枢机主教的政策使人们普遍不满，而新国王即位后，每月举行的公开处决，则使局势雪上加霜。佛罗伦萨使节不满地抱怨说：“上层人物总在激怒下层百姓。”


  
据最乐观的估计，这个时期全法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不到3%——皈依新教，不过这部分人中有一些身居高位的贵族。特别是安托瓦内·德·波旁的妻子让娜·达尔布雷，以及他的弟弟孔代亲王，人们都知道他们对胡格诺派有好感。和受到马丁·路德生平著作影响的德国新教徒不同，约翰·加尔文所倡导的严厉教会改革对让娜、亲王和其他胡格诺派影响巨大。加尔文是一位流亡日内瓦的法国人，不仅不承认弥撒礼，而且坚持用本国语言布道，坚持预定论。连安托瓦内也有点倾向新教（尽管在王室的反对下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另一个皈依加尔文宗的重要人物是加斯帕尔·德·科利尼，他是法国海军提督，掌控着王国北方海岸线，管理着法国海军。和吉斯公爵一样，科利尼也是一位经验丰富、事业有成的军人。他体现了职业军人的精神。科利尼曾负责整个战役的指挥调度。他作战勇猛，比手下官兵睡得还少。科利尼制定了军队管理条例，举凡争吵逃跑等各类违规行为，条例都一一作出处罚，科利尼还坚信军队应当保护平民，不得掠夺危害他们——传统上，军队抢掠伤害平民并无不妥。他和安托瓦内·德·波旁的家族结有姻亲；他的侄女嫁给了孔代亲王。提督和吉斯公爵一同成长，两人关系很好，但最终因为志向不同，信仰有异而分道扬镳——在当时的宫廷里，志向和信仰相差不大。


  
政府的苛政使胡格诺派人物有理由挑战吉斯家族的权威。他们取得了伊丽莎白一世的财政支持——英国大使斯洛克莫顿（Throckmorton）在写给伊丽莎白的信中说“到了花钱的时候了，现在花钱恰到好处”——密谋暗杀吉斯兄弟，接管宫廷。胡格诺派武装起来，并且得到了原王家军队的支持——他们的工资和欠薪遭洛林枢机主教克扣——他们准备到王室在安博瓦兹的猎场山庄集结，国王和宫廷正在那里避难。


  
不幸的是，他们的计划很快就泄露了。法国的谍报活动非常盛行，几乎是一项国技。吉斯公爵的一位侍从贿赂了一名线人，将阴谋透露给了吉斯家族。吉斯兄弟防范未然，引起了敌方间谍的注意。斯洛克莫顿在1560年3月7日，也就是发起总攻前两周不安地写道，吉斯家族“大为惊恐……（他们）夜间由手枪兵及武士护卫”。胡格诺派手段不精，组织欠妥，也导致了最终的大败。胡格诺派各部分之间似乎缺乏统制联系，只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的团体少则24人，多则数百人，也不知道隐藏自己的行踪。


  
最早一批人于3月13日到达安博瓦兹，他们很快就被包围，其中一些人接受了审讯。弗朗西斯本人亲自审问，利诱他们透露信息。在金钱诱惑之下，他们全盘托出了一切情报，比如胡格诺派军队人数以及预期到达时间等。结果，大多数叛军还来不及行动，就在宫廷外的森林中被捕，仅有的一次战斗发生在3月20日，由于王家军队占优势，胡格诺派彻底溃败。一位法国宫廷成员这样写道[10]：“吉斯公爵本人率领一队贵族和家族侍从侦查敌情，发现敌人群龙无首，惊慌失措，这些可怜的乡巴佬不知所措，只能丢盔弃甲，乞求宽恕。”


  
可想而知，吉斯兄弟并不愿意成为暗杀的对象，故而对那些参与密谋者，以及在战斗中有幸活命而不幸被捕的人施加报复。许多人被绞死，也有许多人被缝进口袋扔到河里。其中，高层分子在处死前受审讯。最终有52人被判叛乱主谋而处以斩首，宫廷上下所有人都来观摩处决。据记载，吉斯公爵这样挖苦道：“我不懂他们在争论什么，不过我懂得怎么砍掉他们的脑袋。”


  
凯瑟琳和科利尼之间的密切联系就是从此刻开始的。王后明白这些事情会对其子的统治造成不良影响，却依然无能为力，正如她丈夫生前一样。据记载，凯瑟琳有一次降贵纡尊，为一名死囚犯求情，却遭到拒绝。提督似乎对胡格诺派的阴谋毫不知情（如果他也参与阴谋的话，应该不会允许如此业余的军事行动），被事后的处决吓得目瞪口呆。寻找盟友的科利尼，第一个劝说凯瑟琳主政，和日后的事态相比，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很明显，只有积蓄政治力量，才能让这位悲痛的未亡人振作起来。王后听到了科利尼的建议之后，很快停止了号泣，平复了语调，开始小心翼翼地——谨慎是凯瑟琳的最大特点——夺取政权。最开始，她只是收集信息。胡格诺派究竟想要干什么？果真像吉斯家族所说那样，他们要推翻国王吗？国内的危机应当完全归罪于吉斯家族吗？


  
王后为此咨询了王家掌玺大臣米歇尔·德·洛斯皮托（Michel de L&#39;H spital）等人。洛斯皮托本人倾向新教信仰，不过形式上大为温和。他向王后解释，胡格诺派中大多数支持国王和王室，希望和平。问题在于，新教运动或多或少为渴望政治权力的极端分子所挟持。极端分子利用了吉斯家族统治下人们的普遍不满，尤其是对其迫害政策的不满，以达到个人野心。洛斯皮托认为，应该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商讨天主教和新教信条——在他看来此事轻而易举——由此让少数派得以消弭不满，乃至于获得他们的支持。他建议，“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尽量善待对方”。


  
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就能解决宗教冲突。凯瑟琳很喜欢这个想法。虽然从小在修院长大，但是说到宗教信条，凯瑟琳却并不在行，她本人也并非特别虔诚。在信仰方面，虽然凯瑟琳表面上恪守传统，但并没有特别强烈的信念。改变传统——比如，为了安抚新教徒，布道时采用法语而非拉丁语——来换取和平，似乎代价不大。


  
更重要的是，在新旧教两方的温和派中，洛斯皮托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就连洛林枢机主教本人也准备召开一次大公会议来解决宗教争端，表示“将不惜生命代价，寻回迷失的羔羊”（不过他并没有大肆宣扬，免得胡格诺派针对他）。之前也有类似会议，确实产生了效果——神圣罗马帝国的各诸侯此前就是通过一次会议解决了他们之间的教条争议。当然，德国的改革家属于信义宗，而胡格诺派属于加尔文宗，但他们之间的区别在王室（天主教徒占多数）看来并不明显，他们觉得宗教改革家的多数要求都不可理喻，懒得对各种新教派别加以区分。


  
初涉政坛的凯瑟琳热情高涨，赞同召开会议。她和科利尼、洛斯皮托一道开始在宫廷中各派之间斡旋，推进自己的主张，消弭敌对派别之间的敌意。虽然亨利在世时她有时也参与政府事务，不过那是受命于人，作为亨利的代理人打理政务。此次在宫廷中游说，则是凯瑟琳初次独立参与国事，凯瑟琳发现自己热衷这项活动。凯瑟琳大获成功，她认为成功的原因是自己的政治手腕高超，但事实上，清心寡欲和降尊谦和的名声是更重要的因素。王后在宫廷中一向低调，甚至可说是被人忽视，人们自然认为，王后理应继续这样。服从这位矮胖慈祥的凯瑟琳有什么关系呢？就算意见不合，到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轻易逼她让步。


  
所以，人们对凯瑟琳言听计从，她甚至说服了吉斯家族——至少在理论上说服了他们。八月将在枫丹白露宫召开一次预备会议，届时将提议组织一次全国性会议以解决宗教冲突。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国内形势进一步恶化（在公会议得以力挽狂澜之前），宗教迫害——似乎是一切不愉快的罪魁祸首——暂时平息下来。这一措施还能将洛斯皮托所谓“正直的”胡格诺分子——也就是温和守法的胡格诺派——和“邪恶的”胡格诺分子区别开，后者更为激进，坚持公开而高调地进行宗教活动，坚持对外传播教义，坚持渐进地挑战现状。如此一来，这些滋事者将能更容易地辨别、抓捕，并被控暴乱——毫无疑问他们是有罪的。


  
凯瑟琳非常赞赏区分个人的（尚可接受）宗教异见者和公开的（叛逆）宗教异见者，因为这正是她公公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时处理信仰分裂时所采取的方法。只要新教徒老老实实，不宣扬自己的观点，作为实用主义者的弗朗索瓦愿意网开一面。毕竟他的姐妹玛格丽特曾是早期胡格诺运动的领导者。弗朗索瓦没有和她断绝关系，反而尽其所能保护玛格丽特，后者也深知这一点，尽力做到谨慎行事。只有宗教异见者超越了底线，弗朗索瓦才会不得已采取行动——那是凯瑟琳婚后第一年，一群激进的新教徒散布武力抗争的传单，而且斗胆将这可憎的传单贴到安博瓦兹弗朗索瓦下榻的卧室门口。凯瑟琳不禁想起此事，当时此事大大地激怒了国王，立刻被定性为叛逆罪。此后数月之间，都有新教徒被公开施以火刑。此后，一切又复归平静，幸存的新教徒谨慎行事，不让外人知晓自己的信仰。此事被称作“海报事件”（Affair of the Placard），发生在25年前，当时宗教改革运动才刚刚起步，此后，胡格诺派的组织程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员的信心也与日俱增——恐怕王后并不乐于见到这一点。


  
凯瑟琳为自己的政治成就感到自豪，爽快地邀请全国所有的显要贵族参加八月在枫丹白露宫举行的会议，为了表示热情，凯瑟琳还把会场选在了自己的房中。与会贵宾包括安托瓦内·德·波旁和他行事果断的弟弟孔代亲王路易·德·波旁（Louis de Bourbon）——这正中吉斯家族下怀，因此，吉斯家族突然改变态度，认可凯瑟琳的政治影响，并同意了凯瑟琳的计划。


  
王后克服一切反对意见，极力推行其召开大公会议的决策。与此同时，洛林枢机主教和他的弟弟吉斯公爵正忙于推进自己的计划。凯瑟琳并不知道，天主教派的密探发现，有证据表明孔代亲王和安托瓦内·德·波旁本人（不太明显却同样糟糕）正计划组织胡格诺派造反。凯瑟琳推行的宗教宽容政策是有限度的，洛林枢机主教也正是因此才接受这一政策，而孔代亲王和安托瓦内·德·波旁将因为破坏和平而被控叛逆，如果定罪的话，两人都将被处死，如此，吉斯兄弟将轻而易举地除掉政途上的巨大威胁。万事俱备，只需使纳瓦拉国王和孔代亲王离开法国南部的根据地，进入巴黎或其他王室领土——吉斯家族在这些地方都有势力，可以轻易地逮捕他们。凯瑟琳八月在枫丹白露宫召开的会议为吉斯兄弟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召集令将由太后下达，而非吉斯兄弟。


  
安托瓦内·德·波旁或许无能、弱小且不堪重任，但并非彻底的愚人。收到凯瑟琳请柬之后，安托瓦内、他的妻子让娜·达尔布雷以及他的弟弟孔代亲王立刻怀疑这是一个陷阱。由于无视国王的召集即是有罪，安托瓦内在写给国王和太后的信中闪烁其词。安托瓦内向太后保证，宗教差异造成的骚乱只是谣言而已。他已详细调查，国王臣民顺从而忠诚，令他感到满意。所以，他不必前往赴会。


  
凯瑟琳费心组织这次会议，但法国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居然缺席，令她感到非常不满。凯瑟琳抱怨说：“如果他们觉得事态正在恶化，何不到场亲自看看，也好做出对策，总好过缺席引起种种麻烦。”


  
吉斯兄弟没有纠结于此事，按照太后的计划，1560年8月21日，会议在枫丹白露宫如期举行。会议刚一开始，科利尼出人意料地要求国王允许胡格诺派公开进行宗教活动，这正中洛林枢机主教的下怀。虽然枢机主教并未答应科利尼的要求——那相当于宣布新教合法，使新教和天主教平起平坐——但枢机主教态度相当温和，令所有人感到惊讶。枢机主教颇有经验，他明白，对于那些误入歧途却不惹是生非的人而言，用消灭和迫害的手段欺诲他们，宣称他们数月之间只知道崇信异端，是毫无意义的。对于这些人，用理性和启迪使他们迷途知返才是正途。枢机主教明确表示，只有那些诉诸暴力、企图使政府接受其宗教观点的臣民才应当受到惩罚。


  
枢机主教的这一步棋下得很高明，他看似对科利尼（和凯瑟琳）的宽容态度作出妥协，从而达成一项重要共识：无论是谁，都不能因信仰的缘故刀兵相向，否则将成为众矢之的。吉斯兄弟布置陷阱的同时，就已经确立了这条准则。开会期间，孔代亲王的一名侍从受到怀疑并身处监视之下，在会期最后一天，此人被捕并带到枫丹白露宫：有证据表明，他的主人和安托瓦内·德·波旁带头密谋在里昂发动叛变。吉斯公爵将证据呈递给国王和太后，这就好比是交给他们一张巨大的、令人不快的账单，并且要求传唤纳瓦拉国王及其弟弟，以叛逆罪将其逮捕。


  
这一计划奏效了。弗朗西斯和凯瑟琳大为震惊，非常愤怒，特别是吉斯兄弟披露此次密谋之后里昂确实发生了新教叛乱。宫廷再次传唤安托瓦内和孔代亲王。弗朗西斯愤怒地说：“如果他（安托瓦内）拒不从命，我倒要叫他看看谁才是国王。”为了打消疑虑，使刚愎自用的阴谋家这次听命前来，凯瑟琳极力掩饰自己的想法。太后热情地邀请安托瓦内及其弟弟到奥尔良赴家宴。她哄骗说：“我真心盼望你们能早点到来。”


  
进退两难的安托瓦内急切地想要逃出生天。留在自己的领地上已不可能：南部有传言说，吉斯兄弟已经集结了一支大军，并且，天主教盟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此人觊觎纳瓦拉多时了）将派遣军队助阵。安托瓦内一向不善征战，自然无法两面迎敌。一位心腹密探建议，他和弟弟如今只能前往宫廷驻跸的奥尔良，虚心辩护，乞求国王的怜悯。密探暗示说，如果主动的话，也许国王可以原谅他们。安托瓦内采纳了这个（事实证明）不太高明的建议，他和弟弟于10月30日到达王廷，孔代亲王未经审判就直接遭到囚禁。而安托瓦内声嘶力竭地否认指控，弗朗西斯作出让步，最终免受牢狱之灾——这也使洛林枢机主教悲叹年轻的国王“真是有史以来最懦弱的灵魂”！


  
尽管安托瓦内免遭囚禁，然而孔代亲王——年纪轻轻就已在16世纪贵族中出类拔萃的孔代亲王居然遭到囚禁，这意味着吉斯兄弟大获全胜。他们势力如日中天。亲王遭逮捕时，凯瑟琳也在场，并且潸然泪下，不过并非只是因为孔代亲王，或许也是因为法国的局势日益恶化，因为自己的影响力日益式微。毫无疑问，30岁的孔代亲王最终被转移到安博瓦兹关押时，凯瑟琳几乎未流露出对他的同情，她在信中写道：“今天早上我从安博瓦兹回来，在那里，我看望了一位年轻的勇士（亲王），他的心中只有战争和动乱。我向您保证，凡是被关在那里的人，没有允许是绝不可能离开的：安博瓦兹防守严密，而且我又加固了防守。此外，我又将许多门窗封死，并且给其他窗子加上铁栅栏。”孔代亲王依律审判，被处死刑，处决日期定在12月10日。


  
但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捉摸，即使是对那些尘埃落定的事情也是如此。弗朗西斯依例临幸安博瓦兹时，不顾天气恶劣，一定要出外打猎。11月17日，他染上重感冒，并且说自己耳朵疼，病倒在床。一周后，他强打精神，勉强接见了西班牙大使，后者惊讶于国王的憔悴。国王现身说法，告解吉斯兄弟和凯瑟琳在寒冷天气中持续运动大有危害——两周后，他的病情佐证了这一医学建议。12月5日，也就是弗朗西斯17岁生日后不到两个月，孔代亲王处决前五天，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二世死于严重细菌感染。


  
许多父母都因丧子之痛而苦不堪言，心痛难忍，这种悲伤甚至超过丧偶之痛。本该保护、抚慰、珍爱的子女，却死在父母之前，这种痛苦极少有人能够解脱。


  
但凯瑟琳·德·美地奇并不属此列。太后并未一蹶不振，长子死时，她没有哭天喊地，也没有低声絮语。这是她费尽心思、苦苦祈祷了将近十年才盼来的儿子——他的降生使凯瑟琳得以坐稳法国王后的宝座。凯瑟琳甚至没有在弗朗西斯榻前为他送终，而是第二天醒来才得知噩耗。她的表现和18个月前她丈夫逝世时大相径庭——凯瑟琳甚至不必更衣，因为她本来就穿着一身黑——她没有依常例花上几周时间穿着黑衣在遗体旁哀悼。这项谦卑的工作留给了无用的未亡人——玛丽·斯图亚特。凯瑟琳的态度引起了别人——尤其是倾向胡格诺派的人注意。一位英国密使向国王报告：“国王的死对太后是一件幸事，因为太后无法控制他。”


  
也许确实如此。不过更大的可能性则是凯瑟琳高超的自我保护本能又在起作用，每当权力变更的时候就会这样。不过这一次，凯瑟琳没有像过去那样，知趣而无声地隐退下去，她似乎意识到，在政坛上屹立不倒的最佳手段是掌握政府权力。这要归功于数月以来凯瑟琳一直在为解决宗教问题而不断调查、刺探、斡旋、运动。她差一点儿就能成功召开枫丹白露宫的会议了，但最终由于吉斯家族和波旁家族之间的对立而功亏一篑。但是她已经获得了经验。如今，她明白自己得利用温和派——比如洛斯皮托和科利尼的支持。此时不动，更待何时？成败只在一念之间。


  
就这样，吉斯兄弟在国王驾崩时仔细定下了政变的计划，41岁的凯瑟琳在弗朗西斯病后立即策划夺取政权，但考虑弗朗西斯可能康复，计划仅仅停留在策划阶段，而弗朗西斯死前数日，凯瑟琳就将其计划付诸实践。由于弗朗西斯没有子嗣，他临终之时，王位将传给凯瑟琳次子查理（Charles）。但是查理年仅十岁，不能执政。这意味着必须指定一名摄政监国，直到查理长大成人。


  
吉斯兄弟的政治影响力取决于玛丽，除非他们设法将即将成为未亡人的法国王后嫁给新国王，也就是亡夫的弟弟查理，否则不能担任监国一职。但是这项工作旷日持久。如果凯瑟琳行动迅速，则可在吉斯兄弟自己设计的游戏中击败他们。这样，就只剩下安托瓦内·德·波旁能够挑战她的权威了。


  
安托瓦内的继承权次于凯瑟琳的子女，故有望成为摄政。从法律而言，他确实是唯一的摄政人选。但是吉斯兄弟在亨利二世驾崩时的行为已经表明，利用计谋乃至虚张声势足以击败安托瓦内。凯瑟琳也许此前被霸道而无礼的吉斯兄弟震慑住了，但是胆小怕事的安托瓦内则另当别论。她知道自己能搞定他。


  
1560年12月2日，弗朗西斯还在病榻上忍受着耳道感染的折磨，太后就在自己的房间传唤安托瓦内。吉斯兄弟也在场。凯瑟琳向安托瓦内阐明其不利处境。凯瑟琳提醒安托瓦内，他的弟弟不到一周即将被处死，他本人也有叛逆嫌疑。弗朗西斯一死也就无法为他提供保护，安托瓦内随时面临着叛乱指控，这一次他必然被捕，面临和他弟弟一样的命运。凯瑟琳能够帮助他，不过前提是他必须依凯瑟琳的意思，放弃摄政资格，永不参政。为了巩固地位，凯瑟琳的律师为她搜集了许多证据，表明其行为早有先例——全是法国史上太后合法为幼子摄政的例子。[11]如果安托瓦内听命，凯瑟琳将安排孔代亲王安全出狱。为了给安托瓦内留点儿面子，凯瑟琳承诺擢升其为法国中将（lieutenant-general），并且将自己7岁幼女玛格丽特许给他6岁的儿子亨利，这一联姻将会加强安托瓦内家族对王位的继承权，并且使他们更接近法国王位。安托瓦内向来经受不了压力，此时此刻只希望自己和弟弟离王室越远越好，所以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从那一刻起，凯瑟琳就成了摄政。此前权势滔天的吉斯兄弟，本以为自己出席这次会见是为了建言参谋，却发现凯瑟琳已经手握主动权，他们瞬间意识到自己屈居人下，感到既不习惯又不舒服。愤恨的枢机主教日后曾发出虚伪的怨言：“她先考虑自己，后考虑别人。”而孔代亲王竟能安然无事，则更令吉斯兄弟恐慌不安，担心自己被当作陷害亲王的首谋。（吉斯公爵的一名亲戚不久前已经预见，“凡攻击法国王室成员的人，必将受到更严重的报复”。）


  
最终，凯瑟琳网开一面——她仁慈地表示，自己很清楚吉斯家族不过是服从王命而已（当然，事实恰恰相反，不过幸好可怜的弗朗西斯已经驾崩，太后可以将责任推到他身上）——吉斯兄弟得到了宽恕。如此一来，他们就等于承认了太后的摄政权，并在政治上遭到了流放。次日，枢机主教在接见西班牙大使时承认了这一点。他哀叹道：“我们输了。”太后促使安托瓦内和吉斯公爵这两位输家互相拥抱、亲吻以示和解友谊——就像两位调皮的儿童一样——然后才允许离开，这样一来，太后大获全胜。


  
凯瑟琳构思策划的这场政变，手段高超，效果拔群，从中可见欧洲政治手腕之一斑。一夜之间，这位因出身商贾之家而饱受蔑视的卑微女性，摇身变成了一位欧洲最有势力的君主，与同时代的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齐名——事实上，如果从领土、人口和财政收入方面而论，凯瑟琳甚至超过了伊丽莎白一世。1560年12月6日早上，当法国从睡梦中醒来时，她的臣民发现年轻的君主已经在夜里驾崩，年幼的新君业已即位，而如今真正掌权的乃是太后。

3 王后和会谈


  
“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1559年7月到1560年12月，也就是亨利二世驾崩到弗朗西斯驾崩的这一年，玛戈因痛失亲人而彷徨无措。她不仅失去了父亲、长兄，而且还要与姐姐们告别。长姐伊丽莎白14岁就嫁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那是一位冷酷而严厉的男人，年纪比她大一倍。二姐热心肠的克劳德不幸继承了母亲的外表，而且似乎患有内翻足，她放弃了保育院舒适安逸的生活，而选择前往巴勒迪克（Bar-le-Duc）的地方宫廷生活，嫁给了吉斯家族成员之一的洛林公爵。不过，至少克劳德的丈夫年仅16岁，只比自己大四岁，而且为人远不像西班牙国王那般恐怖。


  
长兄弗朗西斯死后，玛格丽特又失去了她的大嫂，从小一起长大的玛丽·斯图亚特。尽管玛戈此刻并不知道，将玛丽流放苏格兰是太后的主意。正如此前对付黛安·德·普瓦捷一样，凯瑟琳以同样强硬的手段处置了自己的儿媳。弗朗西斯死后几小时内，玛丽就被迫归还王家珠宝，而正式服丧期结束后，则被鼓励离开宫廷，去和吉斯家族的亲戚生活。由于玛丽年轻貌美，出现了好几位追求者，其中包括（意料之中的）法国新任国王，十岁的查理九世（Charles IX），还有堂·卡洛斯（Don Carlos），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儿子，可能继承王位。凯瑟琳曾在私下反对玛丽再嫁，一直表示自己希望玛丽能保住未亡人的名节。[12]


  
凯瑟琳的反对使玛丽的选择越来越少，最终只能是回到祖国苏格兰。玛丽在苏格兰的一位封臣后来回忆：“我们的王后（玛丽）当时是法国国王遗孀，她一步步地远离了法国宫廷；人们不应该认为她是被迫如此，因为事实上，她不过是太后的一个棋子；太后宣称自己在弗朗西斯执政期间遭到了儿媳的蔑视，而这正是吉斯家族挑唆的结果。”弗朗西斯死后仅9个月，玛丽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坐船离开了加莱。当她的船渡过海峡时，18岁的女孩止不住泪流满面，法国的海岸渐渐远去，她的心仿佛正被撕碎穿透，她哽咽低语，如同祷告一般：“再见了，法国！再见了，法国！永别了，亲爱的法国……我想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太后对玛丽令人心痛的告别态度冷淡，字里行间透出“走得好”的情感。她依例给伊丽莎白写信，告知玛丽已经离开。凯瑟琳满意地写道，“如果风向顺利，（她）将于本周内到达苏格兰。”


  
太后并没有为照顾玛格丽特的感受向她解释最近一系列的变化。凯瑟琳专心于摄政事务，注意力完全在新国王查理九世身上——那是她权力的来源。弗朗西斯驾崩当天中午，凯瑟琳就对枢密院表示，“既然上帝决意要夺取我长子的生命，我……决定不离（次子）左右管理国家，这正是一位乐于奉献的母亲应该做的”。显然，要做一位有奉献精神的母亲，一切政务信件和政府文件都应当交给她，而非国王本人；一切事务必须由她处理；王室御玺由她掌管（尽管安托瓦内完全有权掌管）；而且还必须在10岁儿子的卧室就寝，以防止有人不告知太后直接找到国王。


  
查理和不久前驾崩的兄长弗朗西斯一样，体弱多病，常常发烧咳嗽（不过他至少没像他父亲那样生殖器有问题，至少并无文件表明其生殖器不正常）。威尼斯的一位使节忧心忡忡地说，年轻的查理“不太强壮，食欲不振，体育运动需要特别小心……他喜欢骑马和武器，都是和国王身份相称的运动，但对他而言强度太大；而且一旦感到疲劳，他就得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身体虚弱，呼吸急促”。随着年龄的增长，查理越来越容易陷入狂暴的愤怒，事后又筋疲力尽、感到懊悔，但这都是登基之后才出现的情况：登基之后，太后事事不离左右使查理感到窒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位母亲像凯瑟琳这样时刻不离左右，一刻也不肯放权，并且声称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即使是意志坚强的少年，他的心理也会受到影响。


  
除了这些压力，查理还要面对自己弟弟亨利的竞争，亨利天资聪颖，比查理小一岁，在王位继承权上仅次于查理。包括玛戈在内的王室后代，都知道亨利是凯瑟琳最心爱的孩子。在凯瑟琳子女中，只有他既健康又有魅力，而且智力早熟。凯瑟琳喜欢亨利——怎能不喜欢呢——并且在其他子女面前毫不掩饰内心的骄傲和喜爱。亨利知道母后对自己的偏爱，于是像每个孩子那样对母爱予以回报，并且以此作为和兄长竞争的手段。


  
玛戈还有一个弟弟，弗朗索瓦，比自己小两岁，他是家族中命运最悲惨的人。弗朗索瓦过去曾是一个幸福英俊的男孩，但天花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瘢痕，他的鼻子“肿胀变形”；个子矮小，即使成年之后也不高，而且他的皮肤不仅有痘疮，并且肤色黝黑，不为时人欣赏。他的相貌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好转；成年之后，当时有人说他是“所能想象的最丑的人”。弗朗索瓦终生面对三重不幸——发育不良、丑陋以及幸运的兄长们的轻蔑忽视。可以理解，他的外表也影响了他的个人的世界观。他长大后性格阴郁，常常认为别人冒犯了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充满恶意。


  
由于王室子女在奢华中长大，许多学者认为他们被宠坏了，导致日后的自恋和过度的享乐主义。但玛戈显然不是这样，因为她后来在谈到这段日子时说：“太后对我的教育严厉，我几乎不敢在她面前说话；她偶尔看我一眼，我就浑身颤抖，恐怕自己又做了什么事惹怒了她。”玛戈在孩提时也未与其他兄弟姐妹争宠。由于太后觉得她年龄太小，并且住在安博瓦兹和布洛瓦（Blois）两地，由一男一女两位家庭教师照顾，而没有与太后和其他兄弟姐妹住在一起。


  
为了减轻当时的悲伤和困惑，玛格丽特将书籍作为一生的庇护所。在凯瑟琳的子女中，幼女玛格丽特热爱书本，后来则促使她发展出了对学术的热情。在这一方面，玛戈继承了弗朗索瓦一世；弗朗索瓦正是因为全盘引入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化，才成为了一位博学的君主。玛戈自幼熟练掌握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玛戈所受的教育——包括历史、诗歌、艺术和哲学知识——既受益于祖父庞大的王室图书馆，也得到了教师亨利·勒·梅尼昂（Henri Le Meignan）的指导，后者日后成为了迪涅（Digne）主教。玛格丽特是王室中唯一掌握拉丁语的人，成年后在语言方面游刃有余，说话对答如流，令波兰大使大为惊奇。


  
玛戈除了在书本中寻找慰藉之外，也通过宗教获得安宁与启发。凯瑟琳很少留意年轻的子女，在执政之后甚至懒得换下玛戈笃信天主教的女教师库尔滕夫人（Madame de Curton）。库尔滕夫人是亨利和黛安时代的人物，她使玛戈感受到慈爱，并获得了玛戈的敬爱与信任；自然，她也鼓励玛戈信奉天主教。在库尔滕夫人的影响下，坚定而热情的玛格丽特学会接受天主教，而她所培养出的精神将对太后造成深远、真切且不可逆转的影响。


  
凯瑟琳刚刚获得摄政权，就发现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力。为了安抚安托瓦内，她不得不实践诺言，释放孔代亲王，而一旦孔代亲王获得自由，安托瓦内立刻意识到，自己自愿将法国的最高权力让给了一个外裔中年妇女，而后者的盟友不过是掌玺大臣洛斯皮托和提督科利尼，这两人出身都远不及自己。孔代亲王亲历死刑的经验告诉自己，掌控胡格诺派军队的意义非同小可。在孔代亲王促进下，安托瓦内要求凯瑟琳实践另一项诺言：任命他为法国中将。这样他就能指挥王室军队，取代吉斯公爵的位置。


  
吉斯公爵自然不愿将军队这样重要的资源拱手让给安托瓦内，后者的弟弟是公认的法国新教徒领袖（尽管凯瑟琳坚持要求举行和平之吻仪式），可能调度军队来对付自己和全体天主教徒。此外，还有一个小问题：王室已经彻底破产，凯瑟琳向法国代表会议——三级会议征收资金的时候，后者不仅拒绝提供必要资金，并且不承认凯瑟琳的摄政权，而支持安托瓦内摄政。即使是受太后摄政的查理九世，也在太后执政最关键的最初几个月中制造了麻烦。1561年5月15日，法国国王在兰斯大教堂匆匆即位，11岁的国王放声大哭，大喊王冠“太重了”。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但凯瑟琳依然相信自己握有王牌——她相信，召开一次高层会议，就能解决王国内的宗教争端。这次会议计划于7月底在巴黎西北15英里的普瓦西（Poissy）城召开。普瓦西会议召开之前，民众的骚乱情况突然严峻起来。双方都有暴力行为。1561年5月，加尔文在一封信中严肃地对他的大弟子西奥多·贝扎（Théodore Beza）写道：“约20个城市发生了暴徒屠杀虔信的胡格诺派的事件。”作为报复，在普罗旺斯（Provence），愤怒的新教徒洗劫了天主教教堂，并破坏了圣物。整个宫廷也可悲地分为两派：天主教阵营以吉斯家族为代表，胡格诺阵营希望科利尼和孔代亲王加以领导，也希望安托瓦内（或至少是他的妻子让娜，因为让娜远比安托瓦内坚定）给予指导。


  
对凯瑟琳而言，作出选择并不困难。科利尼办事得力，受人尊敬，也希望凯瑟琳继续执政。安托瓦内对科利尼言听计从，事事迁就。另一方面，吉斯家族虽然在弗朗西斯二世驾崩后遭到凯瑟琳打击，但很快恢复元气，又变得自大、令人厌恶、野心勃勃。他们眼见自己影响力消退，于是重新聚集反对凯瑟琳的盟友，并在背后向西班牙国王和教皇抱怨凯瑟琳。凯瑟琳在一封写给女儿伊丽莎白的信中被迫为自己辩护。多年来郁积的愤怒在这封通信中爆发出来，太后指责道：“我只向你描述事实：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完全是因为全国上下痛恨洛林枢机主教和吉斯公爵。你也知道他们在你兄长在位时是怎么对待我的……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他们会自己掌权，把我扔在一边。”安托瓦内担任中将一职之后，他的兄弟出于延误离开了宫廷。


  
天主教领袖既然退出，新教徒就在王室中获得了一定影响，这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并不相称。胡格诺派领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改信新教成为一时风潮，太后许多女官公开改信新教。新教徒获准在宫中布道，科利尼始终支持查理九世，胡格诺派也获准进入枢密院。凯瑟琳本人多次表示考虑改信新教，并且在普瓦西时认为自己顺便访问了吉斯公爵的城堡，定能在会议召开之前把公爵引出来。她试探地询问她的对手：“如果国王改信新教了你们怎么办？”而公爵冷漠地回答说：“太后，三思而行，否则你会措手不及。”


  
凯瑟琳对新教的兴趣影响很大，也影响到了她的子女，8岁的玛格丽特对此有深刻印象。玛戈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普瓦西会议期间，整个宫廷都受到异端的侵扰，我当时费了很大劲才坚守住自己的信仰。宫廷中许多仕女贵族都设法劝我改信胡格诺派。”她的兄长亨利力劝玛戈改宗。玛戈回忆道：“他常常剥夺我日祷的时间，给我看胡格诺派礼的赞美诗和礼拜书籍，要我用这些书籍礼拜，我兄长还威胁说，如果不从，太后会下令鞭打我。”但玛戈并不屈服。她写道：“他恐吓我的时候，我就回复说：‘你有本事就鞭打我吧，我就算挨打，就算去死，也决不能背教。’”


  
玛戈一语成谶。玛戈本人顽强地抵抗灵魂遭受的强迫力，8岁的她所说的话表明，大部分法国人对凯瑟琳那种轻易改宗的犬儒心态，是抱有抵触心理的。宫廷中一位威尼斯外交官在日后的记录中，采取了失望困惑的笔触描写太后，或许正如他所说：“我认为太后不明白‘教义’的含义。”


  
在凯瑟琳的坚持下，太后房中首先召开了一次私密会议，与会者是双方的主要发言人——天主教方面派出了洛林枢机主教，胡格诺派则派出了加尔文的亲信西奥多·贝扎上尉，就此拉开了普瓦西会议的序幕。弗朗西斯二世驾崩前不久，凯瑟琳在争取摄政权时也同样采取了当面会谈的形式，由于战胜了安托瓦内和毫无戒备的吉斯兄弟，从而对自己的说服力颇有信心。此后终其一生，凯瑟琳都相信只要能让对方与自己独处一室——但有时并不现实——就能说服对方服从自己。


  
洛林枢机主教和贝扎是初次见面，贝扎相信，自己马上就会使整个法国王室皈依新教，但如果在凯瑟琳面前言行不当则会前功尽弃，所以特别谨慎。当洛林枢机主教提及新旧教之间的一些分歧，贝扎的回复温和委婉，使对手觉得新旧教之间的差异似乎并不大。枢机主教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对手并非他预想中笃信教条的狂热分子，而像自己一样是个圆滑的政治家。这个胡格诺派可以合作！会见结束后，双方甚至友好握手，令凯瑟琳非常满意，枢机主教表现慷慨。他友好地对贝扎表示：“你会发现，我并非他们描述的那么黑暗。”


  
但事后证明，贝扎不过是隐藏锋芒，另有所图。和枢机主教的想象不同，贝扎非常狂热，这一点在次日早上就立刻显现出来了：他在全体与会人员面前起立，发表重要演说，阐述胡格诺派的计划。虽然他尽全力强调新旧教之间可能妥协的地方，但谈及弥撒问题时，贝扎不能自已，这伤害了天主教徒。贝扎进一步解释：“我们认为，他（基督）的身体并不在面包和酒中，正如天地不在一处。”


  
贝扎突然变成了一个通体火红、尖耳尖角尖尾、手持草叉的魔鬼，使听众大为震撼。图尔农（Tournon）枢机主教年事已高，浑身发抖，几乎中风。就连凯瑟琳也觉得新教的说法有点过分——人们怒斥“渎神！渎神”以回应贝扎演讲，无疑使凯瑟琳无法忽略这一问题——她立刻声明，自己和国王并不支持这样激进的观点。


  
但是破坏已经造成。虽然与会者在接下来几周内继续开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根据自己的教条，建设性地指出对方的谬误，但从贝扎直言不讳地发表演讲那一刻起，调和就已不可能了。不过凯瑟琳为这次会议费尽心机，不甘就此放弃，她无视这一事实。


  
我们需要理解“宽容”一词的现代含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可以在同一王国内共处——这一含义在16世纪并不存在。所有人，包括坚守传统的太后，都认为只有一种宗教终将占主导，而失败宗教的信徒们只能东躲西藏。如果他们悄悄举行宗教仪式，倒不一定非得加以迫害，但因为他们的信仰和国王不同，所以必须承认自己是二等公民。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就是这样，天主教徒依然只能悄悄地信奉自己的宗教，并且明白，保留信仰的代价是失去权力。


  
但伊丽莎白如此执政得益于其父亨利八世，亨利八世是一个强势的国王，为女儿铺好了道路。亨利决定取代教皇成为英国教会的首领时，他采取了残忍的行动。他要求神职人员和属下服从自己的意志，并批准了一系列王家法令，如果有人胆敢造反——比如1535年托马斯·摩尔勋爵（Sir Thomas More）——必将遭到毁灭。亨利又洗劫修道院，没收他们的财产，沉重打击了反对势力。在其短暂的执政期内，亨利的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受到剑桥大学教师的影响，信奉一种更加激进的新教。尽管伊丽莎白的姐姐玛丽一世（Mary I）——因热衷烧死新教徒，人称血腥玛丽——试图恢复罗马天主教，不过玛丽早逝无法颠覆其父兄的遗存。到了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人接触新教25年，已经习以为常，英国式新教的礼拜方式也为大家所接受。


  
但法国却并非如此。胡格诺派也许感染了贵族和王室成员，但广大平民并非如此。吉斯兄弟明白，新旧教人数相差悬殊。凯瑟琳并不知道，他们利用普瓦西会议期间，悄悄地逐户调查宗教偏好，并发现巴黎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比例是100:3.吉斯公爵掌握了数据，并相信，凯瑟琳之所以倾向胡格诺派并皈依新教，是为了保住手中权力——“如果国王改信新教了你们怎么办？”——吉斯公爵以两个步骤回应太后这个问题：第一步，他会绑架太后幼子亨利，使亨利不能改信新教，并扶持亨利成为查理九世的王位争夺者；第二步，他会离间安托瓦内（根据传统和三级会议决议，他才是合法的执政）和他的胡格诺派盟友，以孤立太后。


  
绑架凯瑟琳儿子亨利的计划直截了当。会议结束前一天，吉斯公爵一名亲信把10岁的亨利带到一边，并问他是胡格诺派还是天主教徒。这个问题非常难答。亨利不太确定。为求稳妥，他开口说自己信奉太后信仰的宗教。来人则告诉亨利，胡格诺派将要颠覆法国，一旦他们得逞，安托瓦内和孔代亲王就会暗杀亨利和他兄长查理九世，自己即位为王。来人又对孩子说，幸运的是，吉斯公爵站在他这一边，愿意救他一命，将他带到公爵在洛林的城堡加以保护。之后，来人告诉亨利等待消息，并警告他不得透露半点风声。来人建议亨利，“如果有人问你我说了什么，你就说我们在谈喜剧”。


  
吉斯公爵先恐吓年轻的王子，之后拿出杀手锏解决此事：他的长子也叫亨利（未来许多史学家在向大众解释这段历史时恐怕要失望了）。吉斯公爵的儿子亨利当时12岁。[13]他自幼认识凯瑟琳的孩子，曾一起上过课。不过和王室成员不同的是，吉斯公爵的亨利又高又壮，从小就能看出，长大后一定英俊魁梧。因为身体很好，亨利比凯瑟琳的孩子更富有运动细胞，亨利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虽然他知道应当顺从国王，但并不善于在国王十岁的弟弟面前隐藏自己的优越感。吉斯公爵的亨利首先把猎物堵在墙角，确定无人旁听后对他说：“我听说太后要把你送到……洛林，送到一座美丽的城堡去呼吸新鲜空气。快做决定吧，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走，我们会善待你的。”（提及太后是之前那名亲信所定的暗号。）凯瑟琳的亨利胆战心惊，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太后不希望我离开国王。”但是年长的亨利不愿听见反对意见——他父亲下了严格明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告诉亨利：“午夜有人带你出来，穿过花园大门边上的窗户，带你上车，神不知鬼不觉，你就到了洛林。”


  
这对小亨利而言不是什么好计划。尽管他不敢直接顶撞这位同学，但他想到裹在衣服里被运出窗户，又被送到那么远的地方，产生了警觉。他不顾禁止泄密的警告，径直找到母亲说了此事。


  
凯瑟琳非常生气，但由于吉斯公爵在整件事情中始终未出面，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并未参与此事，凯瑟琳也无能为力。她也不能在吉斯公爵离开宫廷后跟踪他：要跟踪这样一位势大的对手回洛林，势必要动用军队，因为洛林公国防守严密。太后只能让儿子在枢密院将事情复述一遍。凯瑟琳在一封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倾诉自己的苦恼，痛斥吉斯公爵的阴谋，并希望西班牙国王提供一些政治上的建议。


  
吉斯公爵针对自己和儿子的阴谋曝光，更加深了太后对吉斯兄弟固有的痛恨，并更坚定了联合顺从的科利尼及其胡格诺派成员的决心。但是新盟友有一个重大缺陷：虽然孔代亲王和安托瓦内的妻子让娜·达尔布雷已经公开皈依新教，但严格来说新教在法国仍属非法。新教徒不能担任公共职务，不能购买建立自己的教堂。如果和非法教派结盟将难以维持统治——更别说皈依新教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凯瑟琳召开了另一次会议，与会者有地方领导人、枢密院以及最高等亲王。这次会议于1562年1月3日召开，目的是强化太后新盟友的政治地位——顺便也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手段就是使新教在法国合法化。


  
像上次一样，占人口多数的天主教徒与会代表不足，又失去了最富影响力和个人魅力的领袖（吉斯家族拒绝参会），胡格诺派占据绝对优势。结果，与会代表多数同意实施更加激进的政策，这远超太后的预想；比如，他们表决通过将一部分天主教徒的教堂划归新教徒使用。凯瑟琳认为这种极端举措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力事件，使自己的统治雪上加霜，所以拒不支持，并公开反对这一行动。讽刺的是，天主教徒大大地赞扬了太后的回应，而正是因为太后的积极推动，胡格诺派才胆敢提出这样的法令。


  
夺走对方的教堂不过是开胃小菜，1月17日，新教徒才露出真实目的：大会签署通过了《宽容法令》（Edict of Toleration），法国国王首次允许胡格诺派合法地在国内建立礼拜场所，在各处进行礼拜活动，而不必担心骚扰和迫害。尽管凯瑟琳认为，该法令也规定天主教徒此前被窃取毁坏的财产应予归还，新教徒也不能在天主教为主的城市中建立礼拜场所，但臣民们并不相信太后的让步。这不是什么宽容，这是选择阵营。


  
全法国的城乡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剧烈的改变，几百名胡格诺派公开聚会，用法语布道，大声唱赞美诗，而占多数的天主教徒则将对新政策发起挑战。同样明显的是，吉斯公爵将会带头发起反动。不过公爵起初尽量避免卷入。绑架计划失败后，公爵退到自己在法国东部的领地，试图成为一名中立而富裕的领主。他骑马巡视自己的领地，检查账本，打猎访友，还为自己43岁的生日举行了小型家宴。看起来，公爵似乎放弃了政治。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每天谈论的只有猎犬猎鹰。”言语坚决，却带着一丝听天由命的情绪。


  
此后他拜访了自己的母亲安托瓦内特（Antoinette）。


  
吉斯公爵或许因为自己好战的性格受到全法国人的畏惧，但是与其母相比，他还只是个外行。安托瓦内特当时68岁，生活朴素，孀居多年，掌控着公国的财政，抚养了十名孙儿孙女，她的儿媳畏惧她。每年，安托瓦内特都要将家族聚在一起，对成年的儿子们下令，就好像他们还在襁褓之中。安托瓦内特长子吉斯公爵也不例外。安托瓦内特又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新兴的宗教改革派毫无宽容可言。她询问吉斯公爵是否知道新教徒迁入了邻近的瓦西（Vassy），并在当地教区内无耻地进行异端的聚会？是否知道新教徒在不合规定的时间敲钟召人听布道？是否知道当地政府对此无所作为？是否知道如果政府不加阻止，胡格诺派或许会把邪恶的教义传播到自己家门口？是否一位生育有多名子女的年迈老人还要为琐事费心？吉斯公爵算什么儿子？着手解决吧！


  
吉斯公爵奉命行事。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在二百名武装骑士的护卫下，策马进入瓦西，发现了胡格诺派在当地的团体，人数将近五六百之多，其中有许多妇女儿童，胡格诺派没有依据宽容法令相关规定，于礼拜日上午在城外集会，而是在城中集会——而更糟的是，集会就在吉斯公爵所有的一栋建筑中举行，胡格诺派未经公爵同意占领了该建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侮辱。这样一来，公爵治下的民众和新教徒立刻产生冲突。胡格诺派大多手无寸铁，只能勉强凑合。他们投掷石块，低等级的人按理不能向高等级长官投掷石头。公爵的士兵们则以枪炮和尖刀予以回应，他们全力杀害异见者（死亡人数相当多，因为异见者当时困在建筑中正在聆听布道），他们高喊：“杀！杀！看在上帝受难的份上，杀光这些胡格诺派！”


  
一小时后，这场大屠杀结束了，这场不光彩的事件日后被称为“瓦西大屠杀”。胡格诺派有50人死亡，200人受伤，这场屠杀点燃了信仰之争的火药桶，宗教战争的熊熊大火即将燃起。

4 短暂的战争……


  
“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作为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由于恐怖和怀疑的气氛笼罩法国，瓦西发生屠杀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作为回应，孔代亲王和其他胡格诺派贵族呼吁新教徒武装备战，其中大多数人都居住在卢瓦尔河以南。骰子已经掷出，吉斯公爵有样学样，也集结了一支军队开往巴黎，巴黎的大门向他敞开，感恩戴德的天主教徒视其为查理曼的化身。宫廷中一名身居高位的官员记录道：“市民领导都来迎接他，恭贺他大驾光临，当他进城的时候，人们高声欢呼，这些荣耀使公爵大为高兴，更有信心扩张权力。”首都人民对吉斯公爵的热爱不只体现在隆重的欢迎仪式上。城市官员告诉吉斯公爵，为抵抗宽容法令，打击新教徒，他们有能力为吉斯公爵召集两万名天主教士兵，以及两千万里弗（livre）[14]。吉斯家族的胜利来得太快，令凯瑟琳大为苦恼，只能求助于胡格诺派盟友。她写了封密信给孔代亲王，恳请后者“拯救（王室）子女，拯救母亲（她自己），拯救王国”（意思是她希望亲王从吉斯公爵手中夺回巴黎），又说：“我对孔代亲王充满信心，认为亲王必将如对亲生母亲一样看顾我。”如果摄政下令攻击臣属的消息一旦泄露，事将不谐，所以凯瑟琳在信件后又嘱咐了一句，指示亲王“阅后即焚”！[15]


  
但天主教徒人数太多，孔代亲王“和巴黎的吉斯家族作对，简直比苍蝇对抗大象还难”，这话是亲王手下一位军官说的。亲王决定，退回城墙拱卫的奥尔良，将其建设成胡格诺派的基地。科利尼立刻给凯瑟琳写信，建议她和国王放下一切，逃往奥尔良以求保护。众所周知，吉斯公爵将进军宫廷驻跸的枫丹白露，并挟持年轻的国王前往巴黎，这样，之后对新教徒的打击就会像是出于王室的命令。


  
不过此刻，太后不安地发现，吉斯公爵又取得了另一项胜利，一项政治上的胜利——他说服优柔寡断的安托瓦内放弃弟弟和科利尼制定的政策，投靠天主教徒。在此事上，吉斯公爵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协助，后者公开表示支持吉斯家族，并利诱安托瓦内，表示西班牙可能会归还所占领纳瓦拉王国的部分领土。如果没有安托瓦内的默许，凯瑟琳不可能保住摄政的位子；如果安托瓦内争取摄政一职，必将得到三级会议的支持。纳瓦拉国王和吉斯家族之间的联盟只是计划的第一步，凯瑟琳明白，整个计划是要最终剥夺自己的一切权力。


  
此时此刻，凯瑟琳似乎第一次看清了自己野心计划中的不明智之处，看清了计划带来的风险。宗教改革派同盟意欲孤立凯瑟琳的政敌，维持她在政府中的掌控，但事实上却帮了吉斯家族的大忙，危害了她的地位。科利尼指出，如果她与查理九世和天主教大众决裂，放弃枫丹白露逃到奥尔良寻求胡格诺派保护的话，吉斯公爵必将率军追击。届时，他将会围困奥尔良。如果胡格诺派获胜还好，但考虑到天主教势力的强大，这种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如果安托瓦内和吉斯家族胜利（太后也明白这种可能性更大），她马上就会失去权力，还有可能被指控叛逆。[16]


  
凯瑟琳的唯一希望，是和吉斯家族及其盟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交涉，让后者相信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凯瑟琳从未想要皈依新教，自己继续掌权对他们也有好处，因为只有她对胡格诺派领袖具备足够影响力，从而避免全面战争。凯瑟琳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自己的坚持，亲手签下停战协议，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并为此前的行为辩护的话，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和平！和平！”这成了太后的口头禅。


  
故此，太后没有逃往奥尔良，而是和国王、宫廷留在了枫丹白露。三月底，吉斯公爵带着庞大的扈从来到枫丹白露，要求凯瑟琳和查理回到巴黎，凯瑟琳再次施展自己的谈判技能，试图和自己的死敌说理。但吉斯公爵对她的交涉无动于衷，对12岁国王和太后的反对和哭泣冷眼相待，强行将他们带到首都软禁起来。失去了一切权力的凯瑟琳再次落到了死敌手中，她激动地否定之前的所作所为，公开弃绝自己和胡格诺派的联系。凯瑟琳可怜地乞求说：“领主们竟会致信西班牙国王质疑我的宗教立场，这令我惶恐不安——我惶恐，并不是因为我在上帝面前需要见证、需要有人证明我的信仰、需要有人证明我的善功，我惶恐，是因为那些关于我的谎言。无论是从行事、意志，还是习惯上说，我从未改变自己的信仰，我已虔信天主教43年，我受天主教洗礼，在天主教环境中成长。”


  
与此同时，胡格诺派面临着和天主教势力开战的风险：这支天主教军队由吉斯率领，又得到了西班牙军队和瑞士雇佣军的有力支援，胡格诺派转向新教英格兰寻求帮助。伊丽莎白一世狠狠杀价，索要法国西北部的勒阿弗尔（Le Havre）港，以换取资金和士兵援助。绝望的胡格诺派同意了这笔亏本交易，结果造成了公共关系上的一场噩梦：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法国人看来，是对主权的严重背叛。6月，全国各地爆发了严重战斗。一个人悲观地说：“双方犯下的野蛮行径不可胜数。胡格诺占上风的地方，圣像和陵墓遭新教徒破坏。而另一方面，天主教徒也屠杀或淹死一切被控异端的人，河流中浮尸充塞。”


  
冲突中，安托瓦内首当其冲，在1562年围困鲁昂（Rouen）的战役中，他受了致命伤。这位纳瓦拉国王即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还是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以天主教徒身份死去，还是以新教徒身份死去；最终，为求稳妥，安托瓦内接受了新旧教两种终敷礼，并先向神父忏悔，又让胡格诺派医生给他念了一段福音书，这样就双方都不得罪了。安托瓦内死于11月10日，留下了性格激昂、笃信新教的让娜·达尔布雷这位遗孀成为纳瓦拉女王，并留有一子亨利，顽皮，长着褐色头发，时年8岁。


  
尽管安托瓦内逝世，但鲁昂还是落入天主教徒手中。凯瑟琳此刻急切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全面掌权的吉斯家族已公开探讨是否要让她下台，宫中传言，他们计划让凯瑟琳和她的孩子们分开，把她送到意大利去——当新教徒战败之时，凯瑟琳再次请求出面进行和平谈判。[17]太后再次保证，将会利用自己在胡格诺派领袖中的影响力，说服新教徒单方面停火并撤军。吉斯公爵觉得万无一失，所以无所谓地让他的囚徒会见孔代亲王，亲王似乎起初接受了协议，但后来却反悔了，撕毁了协议，令凯瑟琳非常失望。[18]亲王的反悔，使双方军队最后一次兵戎相见。1562年12月19日，双方在距巴黎以西50英里德勒（杜勒克斯）城外发生了战斗。


  
当天在林中交战的双方力量相当。天主教军队在火炮和步兵方面具备优势，而新教军队则利用英国提供的资金雇佣了德国雇佣军，人数众多，在两万上下，并在骑兵方面具备优势。科利尼虽然是海军提督，也在战斗中率领骑兵作战，为胡格诺派发起一次次勇猛冲锋，即使是天主教军中骁勇善战的西班牙步兵也不得不撤退。天主教军队主力也随之撤退，看起来胜利在望，当时的战报甚至向巴黎报告称新教徒已获胜。这一信息必定让凯瑟琳大喜过望，因为太后虽然表面支持正统，但听到战报之后，也不由得挖苦迫害自己的吉斯家族。据记载，她冷静说道：“这么一来，我们就要学着用法语念祷告词了。”


  
但科利尼的胜利并不长久。他以前的同伴现在为吉斯公爵作战，在策略和骁勇方面与提督不相上下。在战斗中，他率领三分之一的天主教军队隐蔽在树林之中。他看见胡格诺派骑士为追击溃逃的天主教军队而打乱阵型，使炮兵和步兵失去保护，便突然在山顶现身。他在冲下山坡加入战斗时高喊：“我的朋友们，就是现在，胜利属于我们！”


  
公爵的计划奏效了。科利尼试图调回士兵加入战斗，但为时已晚，他已失去了火炮和步兵主力。孔代亲王被包围俘虏。阵亡人数高得惊人：5小时之内有8000名法国人阵亡。同时，西班牙军虽然最初溃败，但很快重振士气，从另一边威胁新教军骑兵侧翼。吉斯公爵作战时游刃有余。他率军再次冲锋时喊道：“拿出勇气来，我的朋友；只有坚持下来才能赢得胜利！”科利尼为保存实力日后再战，决定撤军，以致天主教军掌控了战场。


  
凯瑟琳浑身发抖。对太后而言，吉斯公爵的完胜是最坏的事情；这意味着她和胡格诺派首领将遭到镇压流放。为避免发生此事，太后再次请求进行和谈，但这次，她没有获得同意。吉斯公爵知道自己胜利在望，便无视太后的请求，直接向胡格诺派要塞奥尔良开拔，彻底消灭敌人。科利尼知道，如无外援自己必将失败，故离开奥尔良前往英格兰寻求支援。但援军到得太晚，1563年2月初，吉斯公爵围困奥尔良，开始攻城。到2月中旬，城市外围已经落入天主教军手中。这样一来，胡格诺派岌岌可危。吉斯公爵决定赶尽杀绝。2月18日早上，胸有成竹的吉斯公爵下令，次日发动全面进攻，之后……


  
之后，2月18日夜，就在奥尔良城陷落前数小时，一位名为让·德·波特洛特（Jean de Poltrot）的胡格诺派下等贵族假扮天主教徒，成功地混进公爵大营，当公爵视察军队归来的时候藏身在灌木丛中，开枪击中了公爵。在医生寻找子弹无果之后，公爵接受手术。手术后仅四天，也就是1563年2月26日，威严的吉斯公爵，天主教信仰的热忱捍卫者，或许还是王国最伟大的战士，死了。


  
公爵一死，所有事情都再次发生了变化。天主教军群龙无首，取消了进攻计划。让·德·波特洛特在严刑拷打之下，表示科利尼是幕后主使，声称提督给他钱让他刺杀公爵。公爵的家人愤怒地高喊，要求严惩犯人。科利尼承认确实给过波特洛特钱，但那只是为了刺探敌情，而非刺杀统帅；不过提督同时提到，“对法国，对上帝的教会，尤其是对我和我的家族，吉斯公爵的死再好不过了”，这句话无益于缓解他和死者家属之间的关系。[19]


  
科利尼确实感到喜悦，但真正从波特洛特那颗子弹中获益的还是凯瑟琳。一夜之间，太后突如其来地从长久以来的强敌手中解放出来了。她开始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一定难以置信——卑鄙的、恶毒的、凶残的吉斯公爵竟然死了！就在奥尔良陷落前一刻死了！就在天主教军大获全胜之前死了！最重要的是，就在他要篡夺自己位子，准备将自己扔到佛罗伦萨的修道院之前，死了！这是凯瑟琳第一次体会到政治暗杀的威力，从此对暗杀手段大为欣赏。


  
此刻，天主教势力群龙无首，安托瓦内安眠地下，孔代亲王束手就擒，太后很快夺回了自己的权力。她现在明白，她和儿子要谨慎地对待天主教；否则，法国绝不会听她的话，而且，如果菲利普二世知道她信仰动摇的话，西班牙干涉甚至进攻的后果也十分严重。从此以后，终凯瑟琳统治时期，始终没有信息表示王室皈依新教——凯瑟琳不再雇用胡格诺派人士充当家教，手下也没有新教大臣，宫廷中不得举行新教布道。当然，所有人都要定期参加弥撒。


  
尽管如此，那些顺从温和的胡格诺派依然是太后政治同盟的第一选择。凯瑟琳记性很好，知道吉斯家族及其拥趸都曾经蔑视自己，曾经传播自己的流言（她亲眼得见），也乐见凯瑟琳遭到流放，甚至死亡。如果凯瑟琳希望长久统治，就必须对天主教阵营加以限制。


  
洛林枢机主教首先受到太后报复，当吉斯公爵遇刺身亡的时候，他正在特伦托（Trent）代表法国参加大公会议。当枢机主教返回法国之时，他在枢密院中已无发言权，不得不退出宫廷。（曾如日中天的吉斯家族的衰败程度，从这件事中可见一斑：洛林枢机主教被草草召来为次年四旬节作布道，当他到达宫中，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有一大摊粪便。枢机主教明白意思，匆匆退出。）尽管凯瑟琳写信安慰吉斯家族一派的成员，又赞赏为国捐躯的吉斯公爵，而且代表公爵遗孀将公爵的一切头衔荣誉都转赠给自己的长子，但是她并没有答应吉斯家族的要求，追究科利尼的责任。吉斯家族心怀不满，却只能看到波特洛特公开受刑：他受到烧红的火棍炮烙，最后被五匹骏马分尸——这是对叛逆者的标准刑法，但很不幸，这并不能平息吉斯家族复仇的怒火。1563年3月19日，公爵不幸遇刺的次日，本以为已经胜券在握的天主教徒再次感到失望而愤怒，因为凯瑟琳会见了新旧教两方代表：孔代亲王代表胡格诺派，而其担任治安官的年长叔叔则代表天主教徒，凯瑟琳希望双方达成和约，并在一定限制条件下恢复其签署的宽容法令。自然，这次妥协令双方都感到不满，新教徒也对新的限制条件感到不安。[20]太后为了安抚双方，采用了弗朗索瓦一世的一贯做法——太后事事效仿弗朗索瓦，对他无节制的游荡和奢侈的娱乐活动印象深刻。她告诉儿子：“你祖父常常告诉我，要是想在法国安居，并且得到人民的爱戴，两件事情必不可少：（用庆典和聚会）取悦他们，并用运动消耗他们的精力。”凯瑟琳遵从这位贤人的忠告，安排了一场小型的节日。

5 ……路漫漫


  
“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豪侈的性质，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到了最后，如果他们想保持住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只要能够获得金钱，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开始仇恨他。”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1564年1月，一支漫长而喧闹的队伍缓缓走出巴黎，其宏伟程度，就是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大约有八百名宫廷成员受召陪伴国王和太后穿越法国，其中包括王室成员、上等贵族（当然，他们又有自己的封臣、仆从和顾问），身居要职的行政官员、政府官员、大臣、司法人员、医生、资深管家、女官、厨师、马夫、女仆、男仆、骑士、吟游诗人、号手、王家卫士、一队侏儒（凯瑟琳钟爱侏儒），神父和忏悔师（当然，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和一些外国政要。


  
这支庞大队伍的后面是成百的马队（共有八百匹，在途中，打猎和比武不可缺马），如同蜥蜴有力的长尾一样，后面又跟着长长的车队，装载着各种行李：箱子装满了宫廷服装和华服，包括礼服、舞会礼服、戏服、毛皮、珠宝、礼物、金钱、食物、葡萄酒、餐具、厨具、精致的餐桌、挂毯、床具、隆重入场时所用的道具、绘有风景的布景、绣金线的帷幕、烟花、防备变天的车厢——一切都是为了尽量使旅客感到舒适，或彰显王室的奢华。这支队伍如此漫长，有时队首已到达目的地，队尾却才刚刚从昨日的营地收拾启程。就连《一千零一夜》里苏丹的随从也比不上凯瑟琳·德·美地奇组成的这支让国王见识自己众多子民的队伍。


  
随从人数众多，太后计划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太后的所有子女都参加了这次旅程。10岁的玛格丽特和8岁的弗朗索瓦也参加了这次巡游（Grand Tour）。


  
第一站是枫丹白露宫，在那里，太后精心筹划了一系列开幕庆典，为之后的旅程定下基调。虽然王室财政因战争而负担沉重——根据巴黎法院在1563年春天编纂的数据，王国负债已达五千万埃居之多——凯瑟琳还是决定恢复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的宏大和壮观。[21]彼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比武大会，国王陛下（13岁的查理）和安茹公爵（查理的弟弟，12岁的亨利）都参加了这次比武。之后，凯瑟琳主持了午后花园聚会，人人打扮成下等农民的样子，兴高采烈，并且欣赏年轻女子打扮成穿着暴露的塞壬，唱着靡靡之音。这次旅程之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并有戏剧演出助兴，戏剧由皮埃尔·德·龙萨排演，玛戈也在其中扮演角色，同样参演的还有玛戈的兄长安茹公爵，还有他之前的同学、当时已是吉斯公爵的14岁的亨利。晚上则是一场奢华的舞会，一直延续到天亮，舞会上，巴黎运来的各种金色服装熠熠放光。


  
在最后一天，凯瑟琳更进一步，为此前的欢庆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根据时人的叙述，她让查理和亨利带着一队人进入花园，“他们得知，有许多美女被关在一座巨大的魔塔（inchanted tower）中，成为复仇女神的囚徒，并被两名巨人看守”。查理和亨利立即决定拯救这些不幸的少女。两名王室后代在提示下全副武装，并在大人的帮助下轻易战胜了高大的守卫，进而奋余勇登上阶梯，来到关押美女的房间。他们试图“祛除诅咒，还被囚少女以自由”（在此过程中所有人都自觉地提供便利，没有受伤），魔塔戏剧性地着火，简直可称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电影特技。


  
一声令下，庞大的宫廷队伍在少年国王和中年太后的领导下，开始了横越法国的旅途，他们花费两年多时间，远到南部的普罗旺斯和西部的巴约讷（巴约），路上遭遇了暴风雪、倾盆大雨以及令人眩晕的酷暑；经过了崎岖的道路和蜿蜒的群山，经过了中型城市和政府治所，经过了省级城市，经过了风景如画的乡村。在这次卓越的旅途中，凯瑟琳想达到三重目的：通过和地方权威建立私交，强化王室权威并保证宽容法令的施行；通过高调而正统的宗教演示，向当地人展示凯瑟琳的虔诚和天主教倾向是不可动摇的；最重要的是，为自己此前的作为正名，并通过密谈取得西班牙国王、太后的女婿菲利普二世的理解。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并与弗朗索瓦一世擅长的魅力外交一致。但是凯瑟琳并不明白，或说她没看出来，这种内在的政治手腕完全取决于君主的魅力。弗朗索瓦一世足有六英尺高；性格豪爽、活跃，令人印象深刻。他深深体现了王国本身。弗朗索瓦一世每次隆重地进入某个省级城镇的时候，他的臣民看见了自我——确切地说，看见了想象中的自我。


  
但凯瑟琳和查理九世在队伍簇拥下进城的时候，许多市民没有关注绣金的服装，没看见凯旋门，没看到珠宝点缀的王冠，只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矮胖年老意大利女人，身边总是跟着一个病怏怏的、稚气未脱的男孩，对母亲惟命是从。这两位没法让人产生信心。


  
旅途上的这两年并不平静。教皇因得知法国政府在处理新教隐患方面进展甚少而感到沮丧不安，开除了安托瓦内遗孀让娜·达尔布雷的教籍，后来甚至试图绑架她：让娜·达尔布雷当时是纳瓦拉女王，成为了胡格诺派的领袖，并且越来越好战。安托瓦内听说他的妻子要去王宫的时候，悲伤地对一位女性朋友说：“你看好了，她会让你们全都改信新教。”为了刺激天主教徒，教皇承诺无论是谁推翻了纳瓦拉王国的异端政权，就可以继承这个王国。凯瑟琳需要让娜以制衡天主教徒，也明白自己不想鼓励教皇主动谴责废黜一位女王，所以对这位朋友发出了警告，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保护中。


  
但是，让娜日渐好战也让凯瑟琳不安。凯瑟琳依然将新教阵营分成良好、忠诚而和平的胡格诺派，与恶劣、暴力又惹事的胡格诺派。只要让娜不轻举妄动，凯瑟琳就会融合让娜的宗教观点，正如此前，弗朗索瓦一世也容忍了他姐姐（让娜的母亲）的非正统倾向——只要她不张扬就行。但是让娜比起她母亲更执拗而好争论。她坚信新教是唯一的信仰道路，不仅想要自己的手下改信，还希望所有和自己有联系的人都改信新教。她给宫廷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长信，抱怨修订后的宽容法令太保守，天主教官员歧视新教成员。让娜为人更糟糕，她性格尖刻，又自以为是。一位身在让娜宫廷的法国大使不满地在给凯瑟琳写信时说：“和纳瓦拉女王交涉并非荣幸。”


  
为了管束让娜，凯瑟琳准备进行一次类似绑架的行动：她把纳瓦拉女王的独子亨利留在身边，作为一位准人质来约束让娜的行为。亨利比玛戈小七个月。性格多变的安托瓦内是他的父亲，在死前一个月离开了改信新教的让娜，亨利就和父亲留在巴黎，并按照天主教徒的方式加以培养。安托瓦内死后，凯瑟琳就留下了这个男孩。


  
虽然亨利养尊处优，但是他在宫中并不快乐。他此前一直在风景优美的纳瓦拉尽情玩耍，当地重视户外活动。他举止欠风雅，爱吃大蒜，后来人们抱怨他口臭。他爱戴自己执拗的母亲，并从小被母亲培养成胡格诺派。他在父母分居时才八岁，明白母亲让娜离开自己是因为她拒绝参加弥撒。他很想念母亲，也固执地拒绝改信天主教，在父亲、表亲、太后和宫中其他人的集体劝说下，三个月之后，亨利终于和安托瓦内一起参加了布道。西班牙大使不悦地对其主人菲利普二世表示[22]：“他和他母亲一样死板。”


  
但是，安托瓦内死后，亨利无所依靠。这种经历一定非常痛苦。亨利早年的一封家信显示出，少年害怕自己会失去双亲。他得知母亲生病，写了一封信给家人。在信中他潦草地写着：“给我回信，减轻我对母后的担忧；因为我太害怕厄运会降临在她身上……你们时常来信，是我最大的慰藉。”他的悲伤引起了凯瑟琳的注意，太后怜悯他，不顾自己定下的规矩，把胡格诺派的教师重新安排在他身边，使他在宫中能有一位熟人。但太后的同情还不足以让她把孩子还给让娜。她向让娜解释，让孩子熟悉王宫对他的成长有好处——毕竟，亨利的继承权仅次于太后的诸子——


  
凯瑟琳让亨利也参加了这次壮游。


  
此后，玛戈和亨利与凯瑟琳的其他子女一起生活了两年。他们两人在晨曦中随着队伍骑行或步行，而天气恶劣的时候，则在坐在马车里随着崎岖的道路颠簸，一起游历了一个个城镇，两人逐渐熟悉。凯瑟琳每到一处都要举行典礼，将国王介绍给当地权贵，也常常举行宴会，听取当地人因宽容法令改版而产生的无尽的申诉，在这些场合下，玛戈和亨利都坐在一起。无论寒冬酷暑，他们都一同度过。1564年10月17日，队伍来到小城萨隆·德·普罗旺斯（Salon-de-Provence），会见当地显要代表——包括执政官、法官和选拔的市民和下等贵族，那时，玛戈和亨利也在一起。欢迎队伍受此殊荣，倍感激动——时人记载，“萨隆在历史上从未见过太后队伍中这么多的王公”——他们的言语极尽奉承赞扬之词。但是查理九世在紫白两色的华盖（平时装在行李中，专为入城仪式准备）下打马走过，不合礼仪地打断了他们的迎接。


  
他宣称：“我来此只是为了见见诺查丹马斯（Nostradamus）。”


  
即使是五世纪之后的今天，诺查丹马斯也带有一种神秘和魔幻的意味。诺查丹马斯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据信他预测了法国大革命、黛安娜王妃的悲剧性死亡、911恐怖袭击以及其他许多灾难。诺查丹马斯留下许多诡异而押韵的四行诗，这些诗似乎有所指向，但又模棱两可，直到今日还在流传。他为何知道这么多事？他对未来知识为何如此敏锐而全面（他在代表作《百诗集》一书中作出了942个预言）？


  
尽管文献方面尚有空白，学界也存在争议，但通过繁复的研究，还是可以得知诺查丹马斯的生平。他生于普罗旺斯的一个小城，原名米歇尔·德·诺查丹姆（Michel de Nostredame）。他的祖父本是犹太人，娶了一位基督徒为妻，故皈依了基督教。诺查丹马斯本人是天主教徒，可能同情胡格诺运动。（对此尚无证据证明。）他的父亲是一名商人，家产殷实，足以支持儿子去阿维农大学（University of Avignon）学习，但是诺查丹马斯没能完成本科学业，因为在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因瘟疫而关闭。此后十年中大部分时间，诺查丹马斯都以游医身份度过，在旅途中学习药品交易的知识。1529年，诺查丹马斯试图进入蒙彼利埃大学（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学习医学博士课程，但由于没有学士学位遭到拒绝。诺查丹马斯似乎从未在正式的医学院学习，更遑论以医学博士身份毕业，但他还是开设了一间诊所专门治疗瘟疫。就诺查丹马斯专攻的领域而言，正经的大学学位其实也并无太大意义。即使是文艺复兴时代医学的鼎盛时期，医学也无非是放血疗法、调配服用有毒药剂、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四种体液，哀哉！这些手段对细菌造成的瘟疫并无太大作用。即使那些合乎学术要求，数年苦读完成博士课程的医生也并未高明多少。16世纪一位有从业资格的医生处理瘟疫时开出的处方是：“早早出门，避免人群，晚点回家。”


  
诺查丹马斯在处理黑死病方面也不比别人强多少——事实上，他的发妻和子女都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但他是一位实干家，敢于直面瘟疫，至少是尽其所能提供帮助，他的人道主义行为为他带来了财富和尊重。1548年，他45岁的时候续弦，不再四处游荡行医，在小城萨隆·德·普罗旺斯安定下来，组建新家庭。


  
作为治疗瘟疫的医生，诺查丹马斯一直默默无闻，而到了中年他才真正出名。诺查丹马斯有了大把时间，并且像多数中年男人一样，夜晚最多睡上四五个小时，于是，他开始了新的计划——研究历书。


  
历书就是16世纪的占星术。这些简短的印刷品价格便宜，广为流传，有着最广大的市场，内容包括作者所知道的轶事、对每月的天气预测，以及对来年的星象预测。最后这个领域吸引了诺查丹马斯。原本是医生的诺查丹马斯一直对中世纪的占星术——恒星和行星的运动方式如何影响人的事务——深信不疑，他利用失眠的时间，仔细绘制天体的运行轨迹，并根据数据认真地推演人类的未来。1550年开始，他写成了一系列历书，一共十一本，并以文绉绉的化名诺查丹马斯（即本名诺查丹姆的拉丁文版本）发表这些著作。


  
诺查丹马斯书写预言的风格使他胜过了同行。这些预言全以四行小诗写成，其中充满了各种预兆，但作者又有意使语言模棱两可——人们需要解出谜底，来确定这些预言的本意。[23]这种文字游戏迎合了当时读者的口味，由于人们对政治宗教的怀疑以及谍报活动的盛行，时人或多或少已习惯于在日常交流中破解密码、暗语和深意。象征性地花上一点钱，读者不仅能一窥未来，而且还能体会解密的乐趣（无疑还有和邻居争辩的乐趣）。诺查丹马斯的历书很快脱销，使出版商非常满意。


  
由于诺查丹马斯的预言过于隐晦，甚至被当成了政治变动的先兆：这位预言家的一部经典历书中写道：


  
“日内瓦附近人心恐慌。


  
料事如神的顾问如是开讲：


  
新王已经羽翼丰满，


  
年轻的国王一死，饥荒和恐惧必带来败亡。”


  
诺查丹马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法国太后的注意，太后本人也热衷神秘学，虽然只是业余爱好。


  
凯瑟琳显然在1555年和这位预言家已有接触，当时她的丈夫亨利二世还在世。虽然当时诺查丹马斯似乎是受国王传唤，但很可能是凯瑟琳的主意，因为诺查丹马斯和亨利的会见只有几分钟，而会见凯瑟琳则有数小时之久。凯瑟琳咨询诺查丹马斯是出于两个原因：她想知道最近出版的历书中四行诗的含义，也有兴趣和他建立个人联系，或许是希望他把家从萨隆·德·普罗旺斯搬到宫中，成为凯瑟琳神秘学方面的私人顾问。凯瑟琳当时已经有了专属的魔法师：一位名叫柯西莫·茹切里（Cosimo Ruggieri）的意大利人，此人为凯瑟琳照看墨镜，调配药水（据谣传也调配毒药），并对与王室息息相关的星象提供建议。当然，预言未来则需要小心翼翼，三思而后言总是好的。


  
不过诺查丹马斯在接近这位古怪的法国太后一事上非常谨慎，太后常说自己受到各种异象困扰。除此之外，诺查丹马斯还认为太后过于吝啬。诺查丹马斯后来向朋友抱怨：“作为前往宫廷的奖赏……国王陛下赏赐了100克朗。太后则只给了30克朗。我跋涉两百英里就得到这些东西：路上我花费了100克朗，结果我只赚了30克朗。”看来，诺查丹马斯也未必每句话都是谜语。


  
据说，这次会见之后，凯瑟琳让诺查丹马斯前往巴黎以南100英里的布洛瓦，去看看自己的子女，并观测他们各自的星座，对他们的未来作出预言。不过这种说法可能是虚构的。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王室子女身在布洛瓦。比如玛戈当时年仅两岁，弗朗索瓦一年前才出生，还是个婴儿；当凯瑟琳会见这位著名占星家时，他们肯定还在巴黎城外圣日耳曼昂莱的王家保育院中。伊丽莎白、克劳德也在圣日耳曼昂莱，时年五岁的查理和四岁的亨利也在那里。就连王储弗朗西斯也在那里——尽管王储已经11岁，可以和父母一起生活在巴黎宫廷中，但他还是和其他孩子们生活在保育院。此外，黛安·德·普瓦捷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在1555年正权势滔天，她和天主教会都反对诺查丹马斯那一套。毫无疑问，黛安不会同意诺查丹马斯为亨利的孩子们算命。


  
不过有件事情的确发生了：凯瑟琳显然对诺查丹马斯抱有兴趣，这使后者的名声大增，并为他在宫廷中也赢得了读者——尤其是1559年亨利二世驾崩和1560年弗朗西斯二世驾崩时，太后任摄政一职的时候更是如此。威尼斯使节在1561年5月写给本国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这位大预言家：“法国又出现了另一个预言，这预言出自一位名叫诺查丹马斯的著名占星家，这预言使兄弟三人感到威胁（即凯瑟琳在世的三个儿子：查理、亨利和弗朗索瓦），预言说，太后将见证三兄弟分别登基称王。”同样的，没有证据表示当时诺查丹马斯和凯瑟琳存在个人联系。很有可能，太后或太后的某个争宠的廷臣阐发了诺查丹马斯的某首诗，得出了这个太后喜闻乐见的结论。


  
无论谣言从何而起，从凯瑟琳此后的行动来看，她很愿意相信这个预言。巡游使太后有机会再次和诺查丹马斯私下会见，并从这位大师口中获得一些预言；因此才有了1564年秋季前往萨隆·德·普罗旺斯的行程。虽然诺查丹马斯深信自己的预言真实不虚，并会造福全人类，但他也明白自己的女施主正是权势滔天的太后、法国的摄政，她也许希望听到一些好消息。诺查丹马斯正好准备了一些好消息。


  
双方会见时，诺查丹马斯的儿子也在场，据他记录，预言家是在家中接待王室成员的。他们进行了详谈，凯瑟琳离开时对诺查丹马斯的预言感到满意，西班牙大使也从凯瑟琳那里听到了其中一部分预言。大使后来又把这些预言转告给自己的君主菲利普二世，不过大使信中的口吻与太后的尊崇备至相比多少有些不同。“陛下应该知道，这里人全疯了，”西班牙大使直率地对国王表示，并接下来质疑道，“我得知，太后（凯瑟琳）在经过诺查丹马斯住处的时候，接见了此人，并给了他200克朗……太后今天对我说……‘你知道吗……诺查丹马斯向我保证，1566年全世界将迎来和平，而法国将尤其平静？’说这话的时候，王后非常深沉，就像是在引用圣约翰或圣路加的话语。”


  
世界和平并非这位原为医生的大师给凯瑟琳准备的唯一预言。会见结束后，凯瑟琳开心地给年长的康斯坦布尔（Constable of France）写信说，诺查丹马斯“预言国王，也就是我的儿子，将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并且会活得和您一样长：寿高90岁。”（查理当时患有肺结核，看来，诺查丹马斯放弃从医生涯对医学界并非损失。）此外，按照这位占星家的推算，恒星的排列方式显示，14岁的查理九世和31岁的伊丽莎白一世应当成婚——凯瑟琳立刻着手操办这门亲事。西班牙大使大吃一惊，立刻向自己的君主报告。他在另一封带谴责意味的信件说：“明天他们将会秘密地派遣一位绅士前往会见英格兰女王。前一日，国王和太后会见了诺查丹马斯，后者声称，国王应当迎娶这位英格兰女王。”[24]


  
普遍认为，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比较迷信而容易上当，诺查丹马斯无论在哪里都大受崇敬，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位法师其实备受争议，毁誉参半。当时学者曾对他作出严厉批评：


  
“在我忘怀或苦苦思索之前，


  
他就已经写下了这样混乱的诗篇，


  
……他出生时有如是的异象，是那样的季节，


  
以至他说话毫无逻辑可言。”


  
凯瑟琳对这位预言家全盘接受，并热切地——其实是坚定地——根据他的推算采取行动，这只能说是一种极端的反应——何况凯瑟琳还受过教育。当时还有一位更加明智的占星家，约翰·迪伊（JohnDee），他和英格兰王室关系很近，当时正在英格兰政府充当顾问，但基本上是因为他在密码和反谍报方面技术高超。而对于迪伊在预言方面的兴趣，伊丽莎白放任不管，明确表示对迪伊要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凯瑟琳则完全不同：法国太后笃行神秘学一事传遍国内外，使别人愈加不相信凯瑟琳能胜任一位统治者的角色。对凯瑟琳行为感到荒谬的绝不止西班牙大使一人。


  
影响凯瑟琳施政的还不止如此。比如，她在国内巡视时为求便利，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采用两套说辞，结果造成麻烦。对天主教徒，凯瑟琳表示，宽容法令只是过渡政策，当时她被迫签署，“国王认为如若不然，胡格诺派将会反叛”，而对胡格诺派，太后则解释说：“国王此行就是为了昭示天下，他决心施行这项法令，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违反”。


  
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在消息闭塞的环境下也许有用，但当时法国充斥着谍报活动和怀疑心态，这种行为自然无效。很快，新旧教双方都知道凯瑟琳除了拖延以外拿不出其他对策；更有甚者，凯瑟琳害怕再次发生宗教冲突，对一切能够保持和谐表象的建议都一律采纳，无论这些建议是多么的滑稽。教皇特使称：“太后……渴望平息双方冲突，建议我交一笔钱（给一个新教牧师）……她说，如果这个牧师能在布道时推翻自己此前的言论……其他的胡格诺派也会效仿。”一名吉斯家族远亲的所作所为体现了新旧教双方对太后施政的不满：他说，凯瑟琳给予大众的只是“世上最漂亮的言语，太后已经习惯说好话了”。


  
但是凯瑟琳依然对此次巡游的压轴戏有所期待，这次压轴戏将是一场精彩的外交胜利，数月来的旅程、花费和劳顿都会有了回报：她要当面会见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她将在菲利普的妻子、女儿伊丽莎白的帮助下，和女婿就宗教问题的解决达成共识。她准备将幼女玛格丽特许配给菲利普的儿子亨利（尽管玛戈已经许配了她的表哥亨利，并和亨利一路同行），亨利是菲利普的次子，也是他的独子，且是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太后还准备将自己的次子亨利许配菲利普的姐姐，也就是孀居的葡萄牙王妃[25]。这样，她就能永远地让菲利普远离吉斯家族及其天主教势力——对于后者来说，菲利普是影响巨大而非常危险的庇护者——并且能使菲利普的力量为己所用。


  
所以，凯瑟琳前往巴约（Bayonne）港，该城地处法国西南边陲，毗邻西班牙边界。她抱着巨大的希望，带着浩荡的队伍，却只看到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va）的冷面孔。


  
阿尔瓦公爵备受西班牙国王信任。菲利普本人从未想要会见凯瑟琳。凯瑟琳完全是一厢情愿地想要和他建立更加深厚广泛的家族联系；菲利普认为，凯瑟琳完全可以呆在巴黎，省去舟车劳顿。所以，菲利普委任阿尔瓦公爵作为其代理人。这就是当一个欧洲大国国王的好处——你可以派手下人去应付烦人的岳母。


  
更糟的是，菲利普差点让妻子没法见到自己的母亲——尽管凯瑟琳跋涉数百英里，正要渡河。西班牙国王通过密使向法国王室明确表示，目前西班牙北部边界之外异端猖獗，他不能让妻子冒险出行会见母亲，除非凯瑟琳保证，西班牙国王将不会与任何新教徒接触。也就是说，当地所有胡格诺派——包括纳瓦拉王后让娜·达尔布雷（其领土包围了原定会见地点巴约）——都须回避，这次让步使新教徒更加疑虑，怀疑凯瑟琳和阿尔瓦公爵的会见是要协商共同消灭新教徒。


  
菲利普成功地安排好会见地点，最终允许伊丽莎白在阿尔瓦公爵的陪同下前往巴约。太后的精心准备强调了此次会面具有重要意义。凯瑟琳在场面和接待方面精益求精。玛戈当时刚刚12岁，可是多年之后，她还是清晰地记得当时接待她姐姐的场面。那是在1565年夏天，天气炎热，数不清的桌子——每桌坐下12人还绰绰有余——摆放在一座气候宜人的岛上，凉风习习：众星捧月一般，“王室成员都坐在高高的华盖之下。”所有的用品和宾客一起用驳船顺流而下运到岛上；侍者们“穿着绣金的缎子，打扮成牧羊女”，还有“许多乐师打扮成萨蒂尔与仙女的样子”。聚会热火朝天，宾客和演员都静候着一场盛大的宴会。玛戈回忆，“看啊！命运实在不眷顾这场宴会，雷雨骤至，人人都匆匆登船回城。次日，大家对这次宴会的突然取消议论纷纷，正如此前宴会的规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但在巴约，凯瑟琳和阿尔瓦公爵之间的确有过一次会谈。看起来，西班牙国王对世界和平并无兴趣。菲利普认为新教的崛起是对自己统治的最大威胁，要求法国在西班牙受到污染之前镇压新教。此外，菲利普对法国发生的暴力事件并无意见——事实上，他有充分理由鼓励这种暴力事件，因为在外国发生宗教战争显然符合自己的利益。异端已经在英格兰生根发芽，信仰新教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正在执政；德意志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路德宗大行其道；现在改革运动又传播到了尼德兰，引发了巨大骚动，而那是菲利普二世的领地。太后早先有过改信新教的倾向，此后又一直和胡格诺派在政治上保持同盟，教皇、枢机主教和全欧洲的君王都对她很不信任，这影响了她和国内反对派的关系，更影响了她和西班牙国王关系，其结果在菲利普二世的大使的笔下得以表现：西班牙国王对凯瑟琳提出的结盟不屑一顾。阿尔瓦公爵冷漠地向太后表示，西班牙非常愿意支持凯瑟琳打击胡格诺派，但在法国肃清异端之前，联姻是不可能的。


  
凯瑟琳在会见菲利普之前，似乎忘了她的女婿与自己利益相悖。毫无疑问，凯瑟琳并没有第二方案。太后只得继续使用交涉手段对付阿尔瓦的强硬拒绝。首先，凯瑟琳向女儿求助。但伊丽莎白处于阿尔瓦公爵的严密监控之下，她的建议对菲利普而言无足轻重，即使有心相助也无法影响西班牙方面的政策。事实上，伊丽莎白得到指示，利用自己和太后的关系推进菲利普的计划：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她有意提到法国的宗教情势。凯瑟琳强迫伊丽莎白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做出抉择，使她的女儿处境困难，但凯瑟琳并不为所动：她完全愿意牺牲女儿的利益，以换取自己的利益。凯瑟琳曾经问道：“这么说，你的丈夫怀疑我？”伊丽莎白对凯瑟琳的反应感到惊讶，回答道：“夫人，你怎么会觉得国王怀疑您？”凯瑟琳愤愤地说：“亲爱的女儿，你变成西班牙人了。”


  
家族关系不起作用，太后又故技重施。终其一生，凯瑟琳似乎都相信，只要不断重申自己的要求，对手就会相信她是正确的，或不得不同意她的请求。阿尔瓦公爵事后向菲利普报告，太后“对宗教问题极为冷淡，只关心子女的婚姻问题。她反复说，解决宗教问题，比不上借婚姻团结两个王国和王室更好”。阿尔瓦公爵想绕过太后，直接和查理九世谈判，但发现这位15岁的国王对国家大事毫无主见。他在另一封写给君主的信中表示：“我发现国王毫无自由，我只能谈论其他话题。”


  
阿尔瓦公爵态度强硬，在会见的最后一天，凯瑟琳感到无计可施，只能使用屡试不爽的最后一招——哭泣。她不仅在阿尔瓦公爵在场时哭泣，显然也曾在许多使节和宫廷成员面前哭泣。自然，太后哭泣的时候，国王也跟着哭，国王哭泣的时候，弟弟安茹公爵也会哭，而伊丽莎白也会跟着母亲兄弟一起哭（不过，她大概是想到必须回到马德里，向可怖的丈夫说明情况，因此哭泣）。一位西班牙使节委婉地表示：“国王陛下的母亲和弟弟在圣让·德·卢斯（Jean de Luz）泪如雨下，最后，康斯坦布尔走进国王的房间，告诉他不应当哭泣，这会被陌生人和封臣看见，而国王不应当哭泣。”


  
唉，王室上下的眼泪也未能打动强硬的阿尔瓦公爵。凯瑟琳不愿就此空手而归，又施展出每每遇见强敌时会用的伎俩：她极力迎合阿尔瓦公爵。为了换得她急切争取的联姻，她在最后一刻承诺消灭或驱逐胡格诺派领袖，并彻底清除法国境内的异端。西班牙大使向国王报告事情的进展：“阿尔瓦公爵已向陛下报告，在此已经达成协议，这些协议的施行全仰赖上帝和陛下的洪福。”


  
凯瑟琳的外交策略计划不周，手法生疏，导致的惨败影响深远。虽然凯瑟琳言不由衷，不过又是拖延时间，但她在巴约向西班牙方面的妥协立刻抹杀了她过去两年半时间中在实施宽容法令方面做出的努力。1566年5月，当筋疲力尽的巡游最终回到巴黎的时候，法国的宗教冲突比他们离开时有增无减。胡格诺派担心太后会背叛他们，而天主教徒怀疑太后会在对西班牙承诺一事上食言。国库已经耗尽，而巡游的开销则使赤字大增，凯瑟琳只得向意大利银行家继续贷款，并且提高税率，这无益于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一位名叫布朗托姆的廷臣敏锐地发现，“据我所知，很多法国人认为这项开销过于奢侈了”。首都弥漫着愤怒和失望的情绪，各派开始武装自己，各种阴谋诡计暗中进行。法国再次站到了毁灭的边缘，一次轻微的挑衅就能使法国万劫不复。


  
正是在此危急存亡的关头，13岁的玛格丽特终于得以离开童年的保育院，和太后一起在巴黎王宫居住。未来的瓦卢瓦公主开始接受政治教育。

  <hr/>

  
【注释】


  
[1] 事实上，查理本名查理·马克西米连（Charles-Maximilien），亨利本名爱德华·亚历山大（édouard Alexandre），弗朗索瓦本名赫勒克利斯（Hercules）（和他成年后的体弱相比实属非常不幸），不过这些名字都随着时间而发生了变化，在此，为避免混淆而使用其成年后姓名。


  
[2] 事实上，凯瑟琳的母亲很可能是死于产后发热。梅毒病发没有那么快。


  
[3] 凯瑟琳在12岁时，威尼斯大使称其“矮小瘦弱，其貌不扬，双眼凸出，恰似美地奇家族的长相”。即使年长之后也未有好转：一位廷臣在凯瑟琳二十岁时说：“她如果戴上面纱倒是一位美女。”


  
[4] 十年之后，弗朗索瓦曾试图重现当日风光，但却在帕维亚之战被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击败，导致凯瑟琳的丈夫亨利和王储成为人质。


  
[5] 黛安在丈夫死后常常穿着黑白两色衣服，似乎是为丈夫服丧，不过有些尖刻的人猜测可能是因为素色衣服更能衬托她的金红色头发和洁白皮肤。


  
[6] 金玫瑰是罗马正教的传统装饰，罗马教皇每年都会对其加以神圣祝福。它是威严和影响力的象征，一般授予下属教会、忠诚的封建主、罗马正教将领或政府。——译者注。


  
[7] 很不凑巧，“玛格丽特”这个名字在当时的王室很常见，常常造成混淆。凯瑟琳女儿玛戈正是以弗朗索瓦一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命名的。


  
[8] 让娜最初嫁给安托瓦内的时候，一位主教这样祝贺她的父亲：“先生，看起来您的女婿将成为您的得力助手，这正是您早已渴望的。”而她的父亲简单地答道：“您不太了解他。”


  
[9] 凯瑟琳通过这种方式向祖国意大利表示自己的忠诚。法国女性通常穿着白色衣服服丧。意大利穿黑衣服丧的传统源于乔安娜一世（Joanna I），她是14世纪那不勒斯女王，历经三任丈夫的逝世，因此发明了新的悼念方式。


  
[10] 根据当时的政府官员和编年史家米歇尔·德·卡斯特诺（Michel de Castelnau）的说法，“胡格诺派”这个用语正是此时出现的。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这个名字是在安博瓦兹阴谋中出现的，当时的请愿者们因恐惧而逃亡，一些乡下女人说他们是一帮可怜虫，连一个胡格诺（Hu-guenot）都不值，胡格诺是一种辅币，价值不到一德尼厄尔（Denier）……从此以后，他们就被人戏称为胡格诺派了，他们自己也甘受这样的头衔。”


  
[11]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卡斯蒂尔的布兰奇，她是路易九世（史称圣路易，法国最受尊崇的一位国王）的母亲。


  
[12] 凯瑟琳甚至以暗语指代玛丽，她在写给女儿伊丽莎白（西班牙王后）的信中称玛丽为“先生”，她命令伊丽莎白运用自己对菲利普二世的影响力阻止玛丽和菲利普儿子堂·卡洛斯之间的婚事，以促成玛戈和堂·卡洛斯之间的婚事。凯瑟琳在一封写于1561年3月的信中严格要求伊丽莎白“不可错失任何机会……促成（玛戈的婚事），利用一切机会劝说你的丈夫促成此事”。这时离凯瑟琳张罗着让玛戈嫁给安托瓦内的儿子亨利（前提是安托瓦内放弃摄政权）还不到三个月。


  
[13] 不凑巧的是，“亨利”在当时法国相当流行。在本书中将会出现至少三个亨利——凯瑟琳的儿子亨利；吉斯公爵的儿子亨利；和纳瓦拉国王的儿子亨利。我将尽量对这三个亨利作出区别。


  
[14] 里弗（livre），法国古代银币。——译者注。


  
[15] 可惜的是，他并未这么做。虽然凯瑟琳出于母爱，孔代亲王并不信任她，他不但没有毁掉这封信，反而将其公之于众以保护自己，免得日后她抵赖称自己不曾要他进攻巴黎。


  
[16] 法国一切政事皆从国王而出——即使国王只是孩子。摄政因其接近国王，得以独揽大权。吉斯公爵绝不会白白将查理九世让给胡格诺派。而凯瑟琳不过是颗棋子，随时可以成为替罪羊。


  
[17] 好打听的修院住持布朗托姆曾经提到，凯瑟琳在一个会议室的地毯下秘密安装了一根管子，以偷听天主教团体的密谋（时人称之为三头同盟）。有一次，凯瑟琳听到“三头之一说王后应当被绑在袋子里扔到河里去”。这位编年史家马上提到，吉斯公爵反对这么做，不过从此事大体可以知道凯瑟琳在宫廷中的地位。


  
[18] 胡格诺派借助间谍得知，吉斯公爵从未想要满足太后的提议，太后和孔代亲王的交涉不过是骗新教徒们放下武器，从而一举歼灭。


  
[19] 不太可能是科利尼雇佣了波特洛特去暗杀吉斯公爵。对这位提督而言荣誉就是一切；他绝不屑于采取这样一种卑贱的方式。此外，只有一位真正无辜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波特洛特对吉斯家族本就有敌意——他的一位表亲曾率领胡格诺派于1560年在安博瓦兹（Amboise）攻击吉斯家族，而弗朗西斯二世当时尚在人世——并且此人也擅长嘲讽吹嘘。后来又一位胡格诺派曾经写道：“他在前往鲁昂之前，曾向所有人提到他定会杀死吉斯公爵。”


  
[20] 新的法令削弱了胡格诺派的权力，只允许他们中的贵族私下进行祈祷。而普通人除非是在那些新教占优势的城市中，否则不能公开进行宗教活动。治安官安·德·蒙莫朗西（Annede Montmorency）当时已经70岁。他富甲一方，并且在亨利二世当政时已经掌握很大权力。他是天主教徒，支持吉斯公爵；不过另一方面，只要胡格诺派贵族私下祷告，不影响天主教徒，他也相当温和。


  
[21] 凯瑟琳虽然声称热爱、尊崇亨利二世，但亨利二世（和黛安）死后，凯瑟琳马上就推翻了他们的政策。亨利和黛安都是热心的天主教徒，绝不会支持胡格诺派。而且，尽管亨利在黛安身上花钱无数，却不像其父那样极尽奢华，而是更倾向简朴的生活（考虑到国家债务缠身，这也是必然）。


  
[22] 有趣的是，亨利最初反对放弃新教皈依天主教，令人不禁想起玛戈在普瓦西会谈中反对放弃天主教改信新教。这显示，他们两人即使在年幼的时候已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


  
[23] 诺查丹马斯故意将预言说得模糊不清，他害怕说得太清楚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不利结果。他以一贯的模糊口吻说道：“（我）用黑暗而神秘的词句书写人类的未来……（我）给文字布上重重迷雾，运用先知的语言，免得伤害人类脆弱的感情。”


  
[24] 凯瑟琳的大使应景地在1565情人节那一天将婚约（以及吉祥的星象）传达给伊丽莎白。英格兰女王通过使节向凯瑟琳赏脸表示感谢，并表示不予接受。凯瑟琳不以为然。法国太后对伊丽莎白说：“你提到的第一个反对理由就是新郎年龄，但是如果伊丽莎白女王能在新郎年龄上作出妥协，我也会在女王年龄上作出妥协。”这笔交易很好地说明了查理九世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夫人能像我一样接受年龄的差异，我会非常欣慰”，据说这位少年国王和太后的意见一致，“我是真的爱她，”他为了表示自己同意太后意见加了一句。


  
[25] 此处指奥地利的乔安娜（Joanna of Austria,1535-1573），她与菲利普二世均是圣神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后代。乔安娜拥有奥地利女大公（Archduchess of Austria）封号，于1552年嫁给葡萄牙皇储约翰，1554年生下未来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后，因丈夫去世而回到西班牙。在菲利普二世出访英格兰时（菲利普二世一度拥有英格兰国王头衔），乔安娜任西班牙摄政。从年龄上看，乔安娜比凯瑟琳次子亨利年长16岁。——译者注。

6 出淤泥


  
“经验证明：自古以来，阴谋为数很多，而曾经成功者甚少。”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在人生各个发展阶段中，青春期——即成年的过程——或许是最具挑战性的。除了身体上的明显变化，成年人的价值观多种多样，常常令人困惑，令青少年难以理解。即使是最敏锐的青少年，有时也难以领会上流社会中交际的微妙与潜规则。


  
玛戈自幼生长在凯瑟琳·德·美地奇的复杂宫廷中，她在青春期面临的压力更大。太后身边的人反映了她独特的道德标准，这一标准来源于她早年扭曲的婚姻生活。亨利和黛安使凯瑟琳的婚姻几十年来有名无实，对她的性格造成了伤害。她每天都要面对公开的羞辱，从她日后的行为来看，这些创伤使凯瑟琳从内心将爱和性、私人行为和公开行为割裂看待。尽管亨利待她不好，但凯瑟琳觉得，不能谴责亨利使自己在婚姻关系中遭遇不幸。这些年她在政治风波中始终屹立不倒，正是因为她是亨利的合法夫人，这场婚姻是对她的保护。所以，凯瑟琳极力宣扬自己对国王的热爱，并宣称这种爱纯净无瑕。凯瑟琳的一切愤怒和遭受的耻辱都投射在黛安身上。黛安代表的是性——非法的、亵渎的、下流的性。性，是保证利益、获取情报的武器。性，是控制的工具。性，是获得财富和权力的途径。凯瑟琳后来提到黛安时愤恨地写道：“一个爱丈夫的女人绝不会喜欢他的娼妓。虽然这个词汇不雅，但我想不出其他的词汇了。”


  
太后在亨利生前被迫接受黛安的高高在上，但当自己丈夫死后则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受。她谴责淫荡的行为。婚外性行为是罪恶的，不可容忍。终其一生，凯瑟琳在基督教世界中都是一位受人尊敬、无可指责的太后，一位哀伤的寡妇。


  
但亨利死后不久，规定的丧期结束之后，凯瑟琳做了一件令人诧异的事情。她重建了她人生导师弗朗索瓦一世成立的“小可爱”团体——即依附于宫廷的一群美女。


  
弗朗索瓦一世这位赞助者充满热情，但“小可爱”在其死后并未持续太久。亨利二世对她们漠不关心，而黛安年纪渐长，不愿有人与她争宠，所以强烈反对这个组织的存在。这群可爱的少女曾伴随弗朗索瓦四处游猎，被他逗得开怀大笑，令他自信陡增，在游戏中故意输给他，并在必要时陪他睡觉，但亨利即位的时候，这群美女全被解散回到各自的领地。


  
而凯瑟琳担任执政时，情况大为改观。在太后的邀请下，这些法国一流的美女又突然回到王室身边。布朗托姆神父，一位当时的编年史家愉悦地回忆道：“太后的宫中常有至少三百位贵妇和少女，美女如云，人人都是那样的端庄、优雅、富有魅力；如果有幸接触这些贵妇，将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贵妇和少女们如此美丽和蔼，举止优雅，能让全世界都为之燃烧。事实上，这些美女在全盛时代的确燃起了一把火，我们这些宫廷绅士和别人一样扑向这团烈火。”布朗托姆故意就此打住。


  
对一位年届四旬，子女尚幼，并自我标榜道德无懈可击的寡妇而言，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选择。凯瑟琳不可能只是渴望女性的陪伴，因为加入“小可爱”的条件之一是外表上吸引男性，这也是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的要求。但是，弗朗索瓦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身体健康，对女性充满兴趣，并有权力把美女环绕在自己身边。凯瑟琳的目的则比这复杂得多。她记得黛安曾经利用自己刺探敌人，这种方法有效地巩固了权力。现在，太后自己也开始使用这些手段了。她的美女团其实是诱饵，用来美化法国宫廷，使法国继续成为欧洲人人向往的地方。但众多美女的出现也代表凯瑟琳有意以一种公然嘲讽的方式削弱男性对手。这些女性的工作太过明显，被公开称作凯瑟琳的”L&#39;Escadron Volant”，或曰飞行纵队。


  
她们所得到的训令并不十分明确。她们要欺骗太后的男性政敌，榨取情报，使他们不知所措，并将他们留在宫中，以便凯瑟琳监视。成功完成任务的人得到王室的特别青睐，并会成为太后的心腹。纳瓦拉女王让娜·达尔布雷对凯瑟琳宫廷充满的诱惑感到震惊。在一次拜访之后，让娜表示：“我知道情况很糟，但事实比我担心的更糟。在这里，女性追求男性，而非男性追求女性。”但也有限制条件：外在的端庄要时刻保持。在正常交往下，一位“小可爱”成员如果怀孕——总会有这种事发生——她将立即失去一切特权和身份，并耻辱地被驱逐出宫廷。这样，凯瑟琳依然公正而且道德高尚，和荡妇黛安截然不同：她公开惩罚犯罪的女人，可是一开始正是她自己允许这些女人去犯罪的。


  
其结果就是，在这一时期，放荡和道貌岸然并存，猥亵和故作正经同在。争风吃醋所在多有，这些女性中间充满了中伤、怨恨和欺凌行为：这正是16世纪的贱人们。玛格丽特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塑造一生的青春期的。让娜·达尔布雷后来写道玛戈时说：“玛戈美丽、谨慎而优雅，但生长环境却极其堕落。我觉得没人能不受污染。”


  
玛格丽特成长过程中更加复杂的一个焦点就是她未来的婚姻问题，她的婚姻不断有各种自相矛盾的信号发出。玛戈从八岁开始就在正式宴会上和亨利坐在一起。玛戈明白，自己已许配给表弟亨利，后者是小国纳瓦拉的王位继承人。但凯瑟琳受诺查丹马斯预言的怂恿，对年轻子女的婚事有着更远大的安排。太后无所谓世俗对年龄、宗教和般配的看法，常常对一些明显不般配婚约加以认真考虑。伊丽莎白一世拒绝了查理九世，理由是：法国国王不太可能长期留在英格兰，凯瑟琳马上提出，可以将新郎换成安茹公爵亨利，而这一安排也落空之后，凯瑟琳又推出幼子阿朗松公爵（Duke of Alen?on）弗朗索瓦作为合适的新郎——他比伊丽莎白小22岁。凯瑟琳多次向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推荐玛戈，想让她嫁给王子堂·卡洛斯（Don Carlos），而当凯瑟琳的长女、菲利普的妻子伊丽莎白1568年因难产而突然死亡之后，时年15岁的玛格丽特立刻被太后推荐给41岁的鳏夫菲利普为妻。


  
所以，玛戈和亨利的婚约并非板上钉钉，玛戈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坦白地说，作为可能的结婚对象，玛戈觉得表弟令人失望。亨利根本不是玛戈的白马王子。从传统的角度来说，亨利不够英俊，也不太有骑士风度。他不清楚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故而插科打诨博取注意，以求自保。他只比玛戈小七个月，但看起来更加年幼，言行外表上都不如玛戈成熟。玛戈从小接触凯瑟琳宫廷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重视外表和感官，但和让娜·达尔布雷所担心的不同，玛格丽特并不冷酷刻薄，但生长环境的确使她的情商早熟。十几岁的时候，玛戈就明白什么是爱。她想要一个强壮而勇敢的丈夫，能为感情抛下一切。她想要一个英俊的丈夫，一个不畏危险的武士，一个在情场和战场上都游刃有余的骑士。她想要一个令自己神魂颠倒，令自己完全沉醉的人——无论是精神上、理性上还是身体上——并与其沉入爱河。


  
她的表弟亨利不太符合理想。他从八岁开始和王室一起生活，已达六年之久——或许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亨利更像是一个恼人的兄弟，而非勇猛热忱的恋人。


  
玛戈还知道，表弟及其母亲让娜·达尔布雷还有其他胡格诺派领袖，都不受太后喜欢。1567年1月，亨利14岁生日前一个月的时候，让娜最终成功地把儿子从宫廷接走。两人略施诡计，和其他胡格诺团体一起，逃入信奉新教的纳瓦拉。让娜还欺骗太后资助此次潜逃，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西班牙大使提到，凯瑟琳得知让娜和亨利逃跑后“大为惊讶”，而且“太后刚刚借给哭穷的（让娜）女公爵2,000埃居，她更加愤怒”。


  
不过，纳瓦拉女王的潜逃不过是冲突的序曲，这场冲突最终导致了凯瑟琳和胡格诺派领袖的决裂，这次决裂影响巨大，玛格丽特（以及宫中多数人）都无疑会认为玛戈和信奉新教的表弟之间的婚姻简直是无稽之谈。到了1567年秋季，凯瑟琳和之前的盟友——尤其是提督科利尼和孔代亲王——关系疏远，甚至敌视他们，积极寻求打倒他们的办法。


  
凯瑟琳和阿尔瓦公爵会见之后，胡格诺派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猜忌。新教徒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只得借助间谍和靠旁敲侧击获得情报。用这种手段得到的情报非常模糊，但会谈之后西班牙人洋洋得意的态度暗示太后和女婿菲利普已经达成重要共识，这对新教徒的事业有害无益。谣言称，法国和西班牙之间协定，要根除法国国内人数众多、发展迅速的新教。


  
在巴约会见之后，恐慌再次升级。尼德兰的新教徒呼吁信仰自由，法国的胡格诺派曾予以支持。而尼德兰的新教徒进而反叛西班牙的统治，对此，菲利普宣布，准备让阿尔瓦公爵率领大军镇压叛乱。由于从西班牙或意大利（当时阿尔瓦公爵在意大利募集军队）发兵必须借道大国，菲利普请求凯瑟琳划出一条安全通道，以使大军得以北征。胡格诺派据此认为，自己正面临一场巨大阴谋。对胡格诺派而言，菲利普的请求无非是想乘人不备——西班牙军队的真正目的在于入侵法国，清除新教运动。尽管凯瑟琳拒绝了菲利普，她却不合时宜地在王家卫队中雇佣了六千名瑞士佣兵。更令人不安的是，她重新提拔吉斯家族，尤其重用洛林枢机主教，后者正是天主教阵营的首领。新教徒认为，敌人无疑已经联合起来，他们自然也要备战以为防御。


  
凯瑟琳把洛林枢机主教召回宫中常被视为太后活用马基雅维利学说的一个表现，太后为保住地位而驱虎吞狼，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凯瑟琳并不希望旧敌重掌大权，但她别无他法。她感到绝望。阿尔瓦公爵的军队和胡格诺派的军队都令她感到恐慌。她不确定菲利普是不是别有所图。虽然西班牙军士兵——共有16,000人——将不会穿越法国，但他们会在法国东部边界进军，毫无疑问，他们可以进入法国予取予求，这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诱惑。所以，凯瑟琳雇佣了持矛的瑞士佣兵，他们是公认的欧洲最勇猛的士兵——这些佣兵并非用来对付胡格诺派，而是用来保护法国不受西班牙人入侵的。


  
问题在于，凯瑟琳没有钱。法国因巡游和此前的战争而财富枯竭，凯瑟琳熟识的意大利银行家再也不愿贷款了。全欧洲只有一个实体还能支持法国这样的大国维持军队开销：教会。而全国只有一个人能迅速募集这笔资金：洛林枢机主教。威尼斯使节如是描述洛林枢机主教：“太后陛下知道，只有他（洛林枢机主教）能胜任募集资金的工作，只有他在巴黎的信誉最好。所以，他被召回王宫委以重任。”


  
于是，凯瑟琳强颜欢笑，邀请旧敌带上他的存款回到枢密院，重掌大权。和他一道前来的还有他的侄子亨利，他是新任吉斯公爵，高个子、金发，特别英俊。


  
自从玛格丽特在巡游开幕式上和亨利分别之后，她差不多有三年没见亨利了。如果说15岁的亨利令人印象深刻，那么此时的亨利简直令人无法抗拒。像他父亲一样，亨利也是一位战士，刚刚从维也纳和土耳其人作战归来。他擅长搏斗，而且擅长运动的美名早已传遍宫廷。据说，他为了将来的战斗生涯，曾经穿着链甲跳入河中游到对岸。


  
他引起了宫廷中女性的注意。当时社会崇尚美貌和穿着，这位郎君美貌惊人，身高六英尺，而且风度翩翩，显得鹤立鸡群。对于女性的关注，亨利并非无动于衷。恰恰相反，亨利乐在其中。他明白自己引人注目，而在风流方面，他直言自己简直是“暴君”。诱惑（无论是“用爱情还是用武力”）女子这样的情场交锋，是他的拿手好戏。


  
玛格丽特和亨利不可避免地被对方吸引。15岁时，凯瑟琳的幼女就已经出落成一位大家闺秀了。她发育成熟，在舞会上受人瞩目，渐渐懂得穿衣打扮，使她得以跻身上流社会，并在数十年中地位不坠。除了先天条件之外，玛格丽特还有一样无与伦比的优势：血统，身为王室成员，玛戈有承继大统的资格。他们两人如果没有坠入爱河，那才奇怪呢。


  
据玛格丽特自己说，风度翩翩的亨利是新郎的绝佳人选。毕竟她的姐姐克劳德已经嫁给了吉斯家族。而亨利的叔叔，也就是洛林枢机主教对王室贡献甚大——他在王室要求下支付了瑞士佣兵的费用。不仅如此，他还建议其兄安茹公爵，后者在少年时代彻底弃绝胡格诺派，成为一个热情而严苛的天主教徒。这一转变令人费解，无疑，这都因为他们的母亲为了避免别人指责自己信仰不坚定，所以在表面上坚持正统信仰。一位名叫米歇尔·德·卡斯特诺的廷臣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为了保住（凯瑟琳）在天主教徒中的影响力，为了让他们相信自己坚定支持天主教，她常常让子女参加公开的天主教集会和游行。这种行为赢得了教士和贵族的人心，也赢得了平民的信任，同时，也让胡格诺派感到绝望——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洛林枢机主教在宫中重获权力。”孔代亲王认为：“国王希望臣下和平共处、互相理解而不可得，其原因就在于安茹公爵和洛林枢机主教之间存在友谊。”


  
1567年秋季，胡格诺派认为西班牙和法国天主教势力迟早要发动攻势，因此先发制人，对王室发动突然袭击。他们的目标是查理九世，想切断他和谋臣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和太后及洛林枢机主教的联系。他们原定于9月28日实施计划，但25日，阴谋被王室知晓。王室当时在巴黎以东34英里的莫城（Meaux）。25日午夜，凯瑟琳紧急传唤瑞士佣兵，后者于次日凌晨赶到。经过会商，王室决定前往首都。王室在瑞士佣兵的保护下，于午夜动身。胡格诺派军队大吃一惊，当时他们尚未集结完毕，仅有六百轻骑兵，他们未配备重甲，也没有炮兵，无法突破瑞士卫队——后者人数远超新教军队十倍以上，他们围绕王室，队伍有序，一列列长矛闪闪放光，就像一只防守状态下的巨型豪猪。


  
那一夜，威尼斯使节也在王室队伍之中，他如是描绘这支罕见的军队：“我从未见过如此混乱的乌合之众。他们就像一群民夫……但在战场上却判若两人。他们和敌人交锋三次；将手中一切武器——乃至瓶子——投向敌人；他们放低长矛，像全速的猎犬一样追击敌人……但阵形丝毫不乱；他们士气高昂，敌人畏惧不前。”几次试探之后，胡格诺派军官慎重决定，此时并非绑架国王的最佳时机，于是决定撤军。疲惫的王室成员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黎。


  
新教徒首战受挫，大受刺激，不肯就此罢休。科利尼和孔代亲王领导的叛军重整军队，制定了新的计划——切断巴黎的供给线，使巴黎弹尽粮绝。胡格诺派在写给查理九世的通信中表示，此次叛乱师出有名，因为国王“早已答应西班牙国王逮捕新教领袖，消灭一切新教徒”，同时也因为国王的臣民不堪重债和苛税的负担，这些负担是“贪得无厌的外国人——具体说就是意大利人——凭借他们在法国的影响力而加给人民的”。换言之，叛乱完全是太后的错。


  
凯瑟琳勃然大怒。她为新教徒付出许多，却换来这样的结果！若不是凯瑟琳签署的宽容法令，这些人身在何处？胡格诺派没有良善守法的好人，他们个个都是“害虫”！温和的掌玺大臣洛斯皮托曾为凯瑟琳夺取摄政权出谋划策，此时却遭到降职惩罚，并最终被逐出政府。作为太后，凯瑟琳决心惩罚此前的盟友，并要一举消灭新教徒，因而提拔洛林枢机主教以及他手下那些极端天主教徒，法国再次陷入战争。


  
王室开始动员军队，11月科利尼遭遇败绩被迫撤退，但胡格诺派依然在法国全境掌控不少城镇。英俊的吉斯公爵受命防卫东部边界，而凯瑟琳于11月的一场战役中失去总司令，但又乘机将自己的爱子亨利，也就是安茹公爵提拔为法国最高级军官：中将，使这位16岁的少年一跃成为法国军队的司令。


  
即使是在那些最受宠爱、适应能力最强的子女身上，家庭变化也是非常微妙的。在王室中，这种关系会导致流血事件。查理九世对凯瑟琳的这一安排感到极大的嫉妒。他的弟弟成了王室军队的首领，名声荣誉将源源不绝。查理想自领军队，但是太后以其身体虚弱、身为国王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查理自幼听话，即使已经17岁，却还是没有勇气反抗太后的意见，不过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激动地大喊：“母亲，我虽然年轻，但已经足以挥动宝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的弟弟比我年轻，却可以率领军队？”


  
他的弟弟，安茹公爵亨利也有自己的问题。在亨利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件事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性格：其一，他的兄长身体欠佳——如果查理无后而亡，亨利就能即位；其二，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喜欢男人，这在16世纪初对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言或许并非好事。[1]这些因素造成的心理冲突使亨利在感情上易走极端，进而影响了他的行为举止。他知道太后偏爱自己，自己也有恃无恐；他和查理关系很好，但是之间也存在竞争心理，他嫉妒查理社会政治地位比自己高。这一切都塑造了亨利狡猾而残忍的性格。


  
虽然亨利为自己的新头衔感到高兴，但担任中将意味着需要常常出宫，因为至少在名义上，他负责军务，必须亲身审阅军队，并组织围攻、野战等事务。亨利为自己常不在宫中感到担心。他不仅担心谣言，也担心查理趁自己不在占尽上风。亨利因早年被吉斯家族绑架，对政治早有领教，知道要时刻关注宫廷阴谋，所以在受命之际，安茹公爵已经非常熟悉政治，认为有必要在宫中安排一个隐蔽的眼线，为身在前线的自己提供可靠情报。问题在于，要到哪里去找一个自己信任，为王室相信，又不会引起注意的人呢？找到这样一位眼线需要时间，眼下，他有仗要打。


  
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军事挑战摆在了新任中将面前。比起王室军队，胡格诺派准备得更好，而且（至少在战争伊始）资金更充足。这要归功于宽容法令下新教合法化，归功于新教牧师的努力传教，以至法国西部和南部胡格诺派人数大增。尽管巴黎城和广大农民依然坚定信仰天主教，法国的天主教徒仍占大多数，但如今，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城市，如拉罗歇尔、奥尔良、让娜·达尔布雷控制的加斯科尼（Gascony）的腹地，以及普罗旺斯，胡格诺派已占人口多数。更重要的是，新教徒中还包括了商人阶层和技术工人，这些人已经组成了自己的行会。行会保证新教徒在资金和合作方面占有优势，能比王室更快地集结军队，而后者即使有神奇的洛林枢机主教，也依然一贫如洗。（最终凯瑟琳不得不再次把王室珠宝抵押给意大利银行家。）


  
在军事指挥上，胡格诺派也有优势。科利尼提督无疑是法国最富经验、最受尊敬的骑兵军官，而且他和孔代亲王两人在其他新教国家也有同情者予以支持，比如英格兰、德意志和尼德兰。16岁的亨利受命不到三个月，就发现自己面临的胡格诺派军队有三万人之多，其中还有威名赫赫的日耳曼佣兵，在勇猛方面和持矛的瑞士佣兵不相上下。


  
幸运的是，凯瑟琳开始关注军事了。凯瑟琳对新教徒的军队人数和实力感到不安，担心自己宠爱而信任的次子无法胜任自己交代的任务，所以在1568年3月，凯瑟琳匆匆介入战事准备和谈。西班牙大使失去信心，指责太后两面三刀，谴责她“言不由衷”，但在这件事上，他想错了。凯瑟琳受够了新教徒的颐指气使和忘恩负义，她和西班牙国王一样（或许更甚）想击败新教徒，消灭新教徒领袖，因为凯瑟琳认为背叛是对自己的侮辱。她只是想赢得更有把握一点。太后没有忘记，吉斯公爵曾轻易地被刺客的子弹夺取生命，他死后，自己如此简单地获得了权力。凯瑟琳是想假装和谈，甚至可以答应新教徒的某些要求，而实际上则是要重演吉斯公爵被刺一幕。她的首要目的是使胡格诺派军队群龙无首。敌军一旦解散，她的儿子就不必去打无准备之仗，她也就可以秘密地、轻易地夺取提督、孔代亲王以及他们支持者和家族的性命了。


  
但这种密谋的问题在于，只有完全保密才有可能成功，而完全保密，在人人刺探情报的时代很难做到。胡格诺派早就得知凯瑟琳的阴谋，他们甚至编写了一套精巧的暗号来警告暗杀指定的目标人士。于是，1568年8月23日，身在巴黎东南150英里的努瓦埃尔（Noyers）的孔代亲王收到一封信件，信中有一句话别有深意：“公鹿已在网中，捕猎准备就绪，”亲王明白一刻也不能耽误了。他立刻带上家人和附近所有新教徒，前往拉罗歇尔（La Rochelle）以求庇护——拉罗歇尔城离努瓦埃尔300英里远，地处法国西部海岸线，在胡格诺派控制下，戒备森严。与此同时，提督科利尼和让娜·达尔布雷也得到警告，他们也带领家人、仆从和同党，急速赶往拉罗歇尔。胡格诺派平民跟随着胡格诺派领袖；而刚刚解散的胡格诺派军队也跟着平民，以便随时集结；到了年底，一度因凯瑟琳假和谈而解散的新教军队恢复了一半兵力。当时新教军队有17,000人随时待命，法国再次走到内战边缘，新教徒和保王派之间的正面交锋不可避免。


  
但此时，凯瑟琳找到了一位经验充足的将军加斯帕·德·塔瓦纳（Gaspard de Tavannes）担任其子的军事顾问，他使王室军队军力大增，亨利当时掌控着28,000人的军队。塔瓦纳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能预测敌人的动向。1569年3月13日拂晓之前，他、安茹公爵和王室军队在拉罗歇尔东南约100英里的雅纳克（Jarnac）城外突然出现，使孔代亲王军猝不及防。


  
双方勇猛作战。从东部边界召回的吉斯公爵如战神附体，他在交战开始后隐藏部队，而后成功地截下新教徒的一支整编骑兵队，使其无法和骑兵主力会师。而胡格诺派虽人数不占优势，但依然坚持战斗。孔代亲王在中线带头冲锋，而科利尼从左翼夹击。“为了基督，为了国家！”亲王大声疾呼，但阵线还是溃散了。提督知道自己即将战败，为了保存实力择日再战，他脱离队伍逃离战场，但孔代亲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敌人包围，于是下马投降，但就像吉斯公爵遇刺一样，他被一名敌军击中背部——据传言，开枪的人是受凯瑟琳指示的一个意大利人，或是安茹公爵卫队队长。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亨利对表亲遇刺反应冷淡，后者是第一等亲王，地位仅次于自己，他将孔代亲王的尸体像一个卑微的农民那样，挂在驴子上横穿雅纳克的街道，这令王室军队大为高兴。


  
宫廷为安茹公爵的大胜感到无比高兴。终于赢得了一次军事胜利！胡格诺派公认的领袖已死亡，叛乱者已撤退，新教阵营群龙无首，苟延残喘。亨利明白，此时自己的地位极为有利，他想尽可能榨取这次胜利果实，于是派人从图尔（Tours）的军营前往巴黎，把他的母亲和其他王室成员召来，以夸耀他的战绩。玛戈也在受邀请之列，她不无调侃地写道：“我想请您想象一下，备受宠爱的儿子发出了这样的讯息，作为一个宠爱孩子、常常不辞劳苦——甚至不惜生命地成全子女幸福的母亲，会是怎样的反应。母爱使她胁下生翼，三天半的时间就赶到了图尔。”[2]


  
在这次拜访中，玛格丽特见识了王室最喜爱的、相当耗时的一项消遣。安茹公爵首先发表长篇大论，简要描述了在他领导下所取得的军事胜利（他的妹妹这样描述他的演说：“很难用语言形容母亲当时的感受，母亲爱他胜过爱其他孩子”），之后，亨利出人意料地邀请玛戈在花园中进行私人谈话。


  
他先是奉承玛戈。“亲爱的妹妹，我的至亲，我们一起长大，不离左右。你一定注意到我对你的感情胜过爱我的兄弟。”这些话没什么内容，但听来却很受用。


  
奉承过后，亨利又开始夸耀拥有自己的友谊是多么有利可图。他提醒他的妹妹：“你知道，在上帝和母后的青睐下，我有了今天的高级职位。你是我最爱、最尊重的人，我向你保证，我们利益均沾。”然后，他抛出了杀手锏。亨利愉悦地说：“我知道你有智慧且谨慎，我觉得你有能力帮我和太后搞好关系，有能力保住我现在的位置……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兄弟，也就是国王会和母后在一起，如果他获得了母后的青睐……我的兄弟，国王并不缺乏勇气，虽然他现在热衷打猎，但他的野心或许会逐渐增长，到时候就会开始杀人了；如果这样，我就必须辞去中将的职务。而这对我来说将是严重的耻辱。”为了防止灾难发生，亨利决定在“母后身边安置一个亲信，事事支持我”。他继续说，最适合这个差事的，莫过于他亲爱的妹妹了。


  
玛戈还不够成熟，无法领会亨利慷慨要约中的深意。玛戈被亨利突如其来的关注弄晕了，她看到的不是阴谋，而是充满责任和信任的成人世界。玛戈回忆说，兄长的话“对我来说完全是一种新语言，我之前只知道玩乐、跳舞、打猎之类的事情；不，我发现自己再也不想关心穿着打扮，却发现受人赞美是这样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过去不曾有过这种想法”。这是因为，在玛戈成长的岁月中并未接触过这些东西。但是，一想到自己能派上用场，想到自己有重要作用，玛戈跃跃欲试。她的兄长亨利，那可是法国的中将，他也要玛格丽特帮忙。他需要玛格丽特！这才是最高的称赞。正如亨利预料的那样，玛戈立刻答应了。她热情地向亨利保证，“我会抛开一切享受，来完成你交代的任务。你可以完全信任我，没有人比我更尊敬你。我向你保证，我会像给自己办事一样，积极地为你和母后斡旋。”


  
于是，他们之间商量好，玛格丽特会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太后——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亨利对母亲了如指掌，告诉自己的妹妹：“要让她每天第一个看见的是你，最后一个看见的还是你，这样就能让她信任你，对你敞开心扉。”亨利承诺，自己会在太后面前极力称赞玛戈，以保证他们的任务成功。很明显，对这件事他动作很快，他们花园密谈后不久，凯瑟琳就把玛戈拉到一边，向这个从小失怙、渴望疼爱的女儿保证，将来要让她感受到母爱和亲情——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太后说：“你的兄长把你们之间的谈话告诉我了；他觉得你不是孩子了，我也不该把你当成孩子，和你谈话让我感到欣慰，和你兄长谈话也是这样。以后，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用怕口无遮拦，我希望你畅所欲言。”


  
玛戈听到太后这番话后非常高兴，这种感觉就像是经过多年寒冬的战栗之后，被毛毯包裹的温暖。玛戈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喜悦，我现在觉得，童年玩乐带来的愉悦如此空洞。我不愿再和同龄人待在一起了，我不爱跳舞和打猎了，我认为那些事情不值一提。”


  
但这个新手密探所不知道的是，她已经陷入了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她没有手牌。几世纪以来，小说家和一些史学家都认为，玛格丽特的兄长（们）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性侵过她。关于这一点并无证据，毫无疑问，安茹公爵后来显然偏爱男人，不可能对她妹妹产生爱情。但从心理学——或更黑暗、更具破坏性的情感角度来说，类似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亨利的请求十分阴险，而玛戈天真无邪，亨利将妹妹领入了瓦卢瓦宫廷的堕落世界，并使她（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失去了童贞。

7 失宠


  
“当一位君主是一个人的真正朋友或者是一个人的真正敌人时，就是说，如果他公开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赞助某方而反对另一方的话，这位君主也会受到尊重。他采取这种方法总是比保持中立更有用处。”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之后的四个月里，也就是1569年6月到10月之间，玛格丽特严格执行她答应兄长完成的任务。遵照亨利的指示，凯瑟琳起床到入睡，玛戈都随侍左右，不曾错过一天。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获得母亲的肯定，对玛戈而言是极大的乐趣。玛戈自豪地回忆说：“有时，我有幸和母亲聊上两三个小时，上帝待我不薄，母亲因我而满足；并且，母亲觉得在贵妇面前怎么夸奖我都不为过。”玛格丽特也没有忘记把她们之间的对话详细告知在外的中将，并为他在宫中争取优势，就像是为自己办事一样。“我把兄长的事情说给她听，我也常常向兄长传达母亲的感受和意见；兄长完全有理由相信，我是全力支持他的利益的。”亨利的选择是明智的：玛格丽特在探查情报方面表现不错。


  
10月3日，王室军队在蒙孔图（Moncontour）再次大胜胡格诺派，此地在法国西南，位于昂热（Angers）和普瓦捷（Poitiers）之间，狂喜的中将再次邀请王室成员，来祝贺自己的英勇，分享胜利的荣耀，玛格丽特和太后以及宫廷其他成员一起前往亨利设在圣·让·当热利（Saint Jean d&#39;Angély）的军营，玛戈感到非常兴奋。她十分肯定，自己一定会受到兄长的热情款待，得到兄长的表扬和称赞。她知道，自己成功完成了兄长交代的任务，并且也对兄长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愿意分享他的喜悦。对于即将到来的接待，玛格丽特并未做什么准备。


  
但是，当她看见亨利的第一眼，就知道事情有变。玛戈回忆道：“我们刚一抵达……我的母亲对他的态度非常好，告诉他我经常在她面前夸奖他，亨利则非常冷漠地回答说：‘他很高兴地看到我已经完成了他给的任务；但经过谨慎考虑，这种事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这次奏效，下次就未必有用。’”凯瑟琳和女儿一样对亨利的话感到困惑。玛格丽特写道：“她问亨利何出此言，亨利正等着太后如此发问，他已经编好说辞，准备毁掉我和太后的关系。”


  
于是，亨利将矛头掉向玛格丽特，“亨利说……我面容姣好，吉斯阁下想要娶我；而他的叔叔也极力促成这场婚事；如果我也有此意，或许我会把自己和太后之间的谈话都泄露出去；太后明白吉斯家族的野心，知道他们时刻准备躲着我们。因此，太后将来不应当再和玛格丽特讨论国事，并逐步收回对玛格丽特的信任。”


  
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公主本不该背着母后自己谈婚论嫁。更严重的是，玛格丽特对追求者的态度，亨利不过是作出陈述和猜测，但已经暗示玛格丽特生活不检点。自然，这触碰了凯瑟琳严格的道德底线，她明确禁止一切婚外亲密接触——除非符合太后的利益。


  
玛格丽特坚称自己清白，但她的抗议是徒劳的。她激动地写道：“我该说的都说了，我根本不知道兄长所说的一切，我对太后说，这些事情我闻所未闻；就算我知道，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太后。”她的辩解不起作用。凯瑟琳立刻改变了态度，并且“在兄长面前不许跟她说话。这些话语简直像是扎在心头的尖刀。多么耻辱！我之前还为太后的青睐和信任感到高兴，现在却是无比的悲哀。”


  
玛格丽特此后一直将亨利的指控视为对自己的攻击，此后几百年里，玛格丽特的名誉都因谣言而受损。但事实上，亨利这番话并非针对玛戈，而是针对吉斯公爵的。当时，玛格丽特和吉斯公爵之间确实是清白的，她也没有答应要嫁给他，原因很简单：他们两人之间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并且，上次亨利布置任务的时候，他们也绝没有碰面。吉斯公爵在战争中的举动一一记录在案：从1568年9月开始，他一直在参与战斗，先是在东部边界，此后则在王室军队中。即使是世风败坏的16世纪，两个相隔几百英里的人也是很难发生关系的。


  
亨利常常能见到吉斯公爵，尤其是最近几个月。虽然两人常常见面，但他对这位同窗的感情并未好转。自从普瓦西会谈之后，吉斯公爵变化不大——当时他将亨利从窗户扔进一辆马车，并绑架了他。比起亨利，他依然更加健壮而善战，权力于他就像是一副合身的甲胄。此外，吉斯公爵蔑视军纪，随心所欲，犯下了一件大错，严重地削弱了王室军队的力量：6月，这位刚愎自用的公爵未与上级联系，独自行动，率领一小队骑兵和步兵横渡法国南部的拉罗什拉贝勒（La Roche-l&#39;Abeille）河，却遭遇了4,000名胡格诺派骑兵。天主教军大败，手下死伤无数，吉斯公爵本人仅以身免，回到大本营。亨利对他的冒失行为非常生气，就连王室军队的首席顾问塔瓦纳也很嫌弃这位不听军令的将军。塔瓦纳冷淡地对战败的吉斯公爵说：“阁下，鉴于你的所作所为，你本不该回来的。”


  
讽刺的是，如果吉斯公爵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的话，玛格丽特很可能就不必在10月受辱了，但7月到9月之间，吉斯公爵在普瓦捷围城战中，几乎一人抵挡了科利尼和为数众多的胡格诺派军队，使他重获威名。这一仗奠定了王室军队在蒙孔图的胜利：在蒙孔图，吉斯公爵表现勇猛，赢得了荣耀——不过腿部受伤。


  
一位自负而获胜的吉斯公爵，要比一位自负而不服军令的吉斯公爵更糟糕。中将的功绩和吉斯公爵相比黯然无光。亨利和王兄之间的竞争已经令他烦恼，更不愿看到自己手下的姿态和人气居然超过自己。所以，亨利积极打听一切有碍对手名声的传闻，但眼下公爵声名鹊起，这些丑闻很难打探。


  
玛戈在回忆录中认为，谣言的出处是路易·贝朗热（Louis Béranger），她常常轻蔑地称呼他“瓜斯特（Le Guast）"。瓜斯特最终成了玛格丽特的死对头；她非常憎恶此人（理所当然），所以玛戈笔下的瓜斯特要慎重对待。不过这次，玛格丽特的本能厌恶恐怕是正确的，其他事情也说明玛格丽特的判断没有错。[3]


  
在中将周围，有一群英俊而热心的年轻贵族，王室将其称为“宠儿”，而瓜斯特则是个中翘楚。与亨利后来的手下不同，瓜斯特出身于一个古老而尊贵的家族；他血统纯正，知道怎么摆架子。他是王家卫队的队长，老成干练——亨利19岁，他已经25岁——自然受亨利尊重。瓜斯特急于在宫中谋得一席之地，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证明自己对中将有极大价值。瓜斯特常常奉承亨利，并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向亨利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因而得到了亨利的重视。


  
吉斯公爵无需掩饰什么，因此瓜斯特的工作非常简单。他相信，自己的家庭背景非常显赫。他的家族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他的叔叔，洛林枢机主教跻身枢密院，在法国教会中首屈一指。枢机主教积极介入侄子和侄女的事务，并准备促成吉斯公爵的妹妹和某个波旁家族成员之间的婚事。他的妹妹都能攀上高枝，他的叔叔何不让他也娶一个王室成员为妻呢？


  
如果说吉斯公爵有这个想法，那么，精于权谋的枢机主教也一定有同感。他兄长遇刺死后，吉斯家族一蹶不振，此刻终于时来运转了。洛林枢机主教清晰地记得，尽管时间短暂，他的侄女玛丽·斯图亚特轻而易举地就登上了法国王座。他很愿意侄子和王室公主来往。除了结盟的考虑，吉斯公爵也许真的爱上了玛戈，而玛戈也并非流水无情。他明白王室正在为资金犯愁，甚至愿意从自己的资产中献出200,000里弗作为彩礼，以鼓励这对新人之间的婚事。


  
不过，无论枢机主教是多么青睐这个计划，他毕竟久经宫廷事务，知道必须圆滑行事。他不能直接和玛戈联系，也不能让侄子去和玛戈联系。这是凯瑟琳和国王的事情。这件事必须慎重处理。


  
但热恋中的男子不会如此小心。吉斯公爵可能就不够慎重。无论瓜斯特是怎么听到谣言的，这位队长立刻加以谴责。国王妹妹的风流韵事对公爵打击甚大。玛戈不过是受到池鱼之殃。


  
不过，玛戈的感受截然不同。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这则谣言来自太后宠爱的亨利，玛戈无法让凯瑟琳相信自己。父母偏爱一个孩子而冷淡另一个孩子，世上最伤人的事情莫过于此。玛格丽特谈到凯瑟琳时怨恨地说：“我兄长的话语给她留下了第一印象；她一直记着这些话，以至听不进去真相和其他的可能性。我知道这一切之后对她说，我失去了曾拥有的幸福，我感到不安；兄长曾给了我幸福，又从我手中夺去了幸福。他的予夺毫无理由。他称赞我周全谨慎，虽然我并不具备这些美德。他又怀疑我的忠诚，这完全是想象和虚构。我最后对太后说，我绝不会忘记兄长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从没有人这样和凯瑟琳说话，更不用说这人是她女儿。玛格丽特悲伤地说：“她顿时失去了热情……从那一刻起，她就逐渐疏远了我。”


  
和太后交谈之后，玛戈因为应付这些指控而筋疲力尽，得了一场重病。疾病源自士兵中爆发的一场瘟疫——这在战争期间极为平常。玛戈高烧不退。已有许多人染病而死，其中甚至包括王室太医，而玛格丽特最终也染病了。


  
在玛戈患病和康复的阶段，太后和玛戈的兄弟们——尤其是亨利——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凯瑟琳不顾染病的风险，亲自看护自己的女儿，对她说，“我们很抱歉，我们错了。”而亨利也从军中拨冗（当时他正忙于围困圣·让·当热利）前来看望自己的妹妹。玛戈抱怨说：“他从早到晚都坐在我的床尾，表现得极为急切，仿佛我们是一对挚友。”她还是不肯原谅亨利的背叛，不认为亨利的举动代表他已经承认错误，想要作出弥补。就连未参与阴谋的国王查理也表现出对玛戈的同情：他在玛戈准备移到更舒服的房间时，亲自为她抬轿。（查理非常清楚，如果太后和亨利联合起来反对他会是怎样的结果。他也对亨利的不安感到高兴，乐意展现自己的美德，以反衬亨利的恶行。）无论如何，自从中将向凯瑟琳告密之后，吉斯公爵和洛林枢机主教都没有受到责备。事实上，吉斯公爵因腿伤卧床不起，被允许留在宫中调养（当玛格丽特病情好转后，宫廷立刻移驾昂热［Angers］），凯瑟琳也同意了他妹妹和路易·德·波旁之间的婚事，婚礼于1570年2月4日隆重举行。[4]


  
玛格丽特的麻烦这才真正开始，现在在亨利的坚持下，吉斯公爵每天都会出现在她身边。亨利最初想和妹妹和解，但不奏效，他感到无所谓，继续诽谤吉斯家族。吉斯公爵每天都在玛戈床头出现，很容易为亨利所陷害；公爵落入陷阱只是早晚问题。玛格丽特写道：“亨利每天都来我房间看我，并且总是带着吉斯公爵一起。他假装真的关心吉斯公爵的样子，并且为了取得信任，他常常拥抱公爵大声说：‘惟愿你是我的兄弟！’他常在我面前这样做，而吉斯公爵似乎并未识破。”


  
不仅是吉斯公爵，整个宫廷都上当了。1579年春，西班牙使节向菲利普二世报告说：“整个法国都在谈论一件事：玛格丽特小姐要和吉斯公爵结婚了。”“小可爱”团体的女士们本来就容易受到绯闻怂恿，何况这次还涉及两位贵族，她们尽一切可能撮合两位恋人。这使洛林枢机主教感到不安，他知道，如果没有太后的批准，没有婚姻的保护，这不过是一场露水姻缘。他在一封信中对吉斯公爵的母亲说：“宫中女性实在多事，可怜的小东西（玛格丽特）和您的儿子现在全凭命运安排，这实在非常糟糕。”似乎只有玛戈明白（至少事后明白）亨利在耍把戏。但她从以往的经验得知，太后不太可能会站在她这边反对亨利，所以玛戈“不敢戳破他的伪装”。


  
不仅如此，玛戈深知太后希望自己嫁给16岁的葡萄牙国王堂·塞巴斯蒂安（Don Sebastian），凯瑟琳正在和后者的使节进行密切会谈。这桩婚事不容乐观。据驻在西班牙宫廷（菲利普二世不得不答应两国的结盟）的法国大使报告，塞巴斯蒂安发育不成熟，他在修士的指导下，虔信宗教，坚持禁欲，远离女色。凯瑟琳的使节委婉地表示，葡萄牙国王的性倾向不太明确，没人知道他能否“产下子嗣”。


  
玛格丽特大龄未婚，在当时不太寻常。她的两个姐姐都在13岁时就已出嫁——当时13岁正是婚龄。玛格丽特迟迟未婚，完全是她母亲的责任。凯瑟琳坚持，自己的子女必须和王族结婚。在她的观念中，亨利和弗朗索瓦中必有一人要娶伊丽莎白一世，成为英格兰国王，玛戈则会嫁给塞巴斯蒂安（菲利普二世的儿子卡洛斯因为两年前逝世，故而不在考虑之列）。无论别人说什么也劝不住太后；那位驻在马德里的法国大使就曾极力劝说过太后转变观念。他在向凯瑟琳报告菲利普二世、西班牙和葡萄牙宫廷情况时，这样写道：“我要将我的想法明白地告诉您，我认为，这里的人脑中除了恶念并无其他想法……他们觉得，法国的内战保证了他们本国的和平，法国人口资金的匮乏，使他们国内富庶繁荣。”玛戈也曾提醒太后注意菲利普二世对她的公开敌意。她后来回忆道：“西班牙国王正用尽一切手段终止他和葡萄牙之间的竞争。”但凯瑟琳固执己见，并向查理表示，玛戈嫁给葡萄牙国王是一桩荣誉。


  
玛格丽特就在这种惨淡前景中迎来了17岁生日。玛戈热情洋溢、渴望浪漫、感情充沛，正是最美的时候，却注定只能远嫁葡萄牙，嫁给一个无欲无求的国王，过上没有爱情、没有激情的生活。她的绝望可想而知。而身在宫中的吉斯公爵，自以为得到了玛格丽特兄长的支持，拜倒在玛格丽特的石榴裙下，他高大强壮，绝非同性恋，正是玛格丽特的理想类型，使玛格丽特对未来有了另一种憧憬：她可以嫁给这个心爱的男人，并留在法国……[5]


  
1570年6月，事情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当时有一位女官同情玛格丽特，并为玛格丽特和吉斯公爵两人搭桥牵线，瓜斯特迫使这位女官交出一份玛格丽特写给吉斯公爵的密信。瓜斯特立即将这封信件交给亨利，后者则命他将这封信交给凯瑟琳，而凯瑟琳则与长子、国王查理共同阅览此信。


  
查理因最近几个月的不幸而情绪低落。前一年，王室军队在蒙孔图大获全胜，资深的加斯帕·德·塔瓦纳曾建议，与其追剿穷寇，不如与胡格诺派领袖签订和约，这对天主教徒非常有利。他指出：“冒着极大风险和这些人交战，并不是打击真正的敌人，因为敌人战败之后，将会促使德意志诸侯组成军队，次日就能与法国交战，然而，您的得力干将、刺客都已战死沙场。我绝不会为这一场战役赌上全国之力。”


  
但是查理再也无法忍受弟弟的胜利，他对英明的建议充耳不闻，下令围困胡格诺军队避难之所：圣·让·当热利。他第一次违抗太后的命令，亲自指挥攻城，这样就让亨利降到了次要的地位。不幸的是，攻城很不成功。王室军队无法突破城墙，被迫在11月的寒冬中，于城外沼泽地带扎营。玛戈所患的热病迅速席卷了条件简陋的军营，夺取了许多士兵的性命。而许多有幸未染病的士兵则选择了逃跑。到了12月，剩下的士兵竟无法组成一支骑兵队，更不必说攻城了，国王被迫放弃自己的努力。


  
除了狼狈撤退，查理此次败绩还使当时未在圣·让·当热利避难的科利尼提督有机会重整军力。提督组织起一支小而精悍的队伍（正如塔瓦纳所预测的那样，这只军队由精锐的德意志骑兵组成），他们在法国南部所向披靡，对一切重要天主教城市发起攻击：比如图卢斯、卡尔卡松（Carcassonne）、蒙彼利埃（Montpellier）、尼姆（N＾imes）。提督率领这一支游击队，造成了巨大破坏；看起来，形势倒向了胡格诺派。上次失败的围城使查理一文不名，他无力组织反攻，并且，科利尼神出鬼没，麾下骑兵和步兵有很强的机动性，一位天主教军官在信中向凯瑟琳诉苦，新教军队可以“在炮兵难行的山中行进8到10里格”。于是，短短的八个月内，在查理的指挥下，他弟弟赢得的一切政治、军事优势全都付诸东流，以至和约可能要按照胡格诺派的条款签订。这种倒退自然会使人情绪低落。


  
这时，他发现这位优秀的弟弟对玛格丽特的看法一向正确，他一开始就站在玛戈这一边，并且自己也曾经上过当。据西班牙大使在1570年6月13日写给菲利普二世的一封信中说，查理变得狂躁不安，早上5点就穿着睡衣去见太后，大喊着要得到他妹妹的消息。玛戈被叫醒来到凯瑟琳的房间，她一进房间，就有一位廷臣站在门外，以使王室成员能有一点隐私。然后，查理和凯瑟琳无所忌惮，猛烈抨击玛格丽特的行为举止，言辞犀利，以至于在结束时，太后花了一个小时安慰玛格丽特，帮她整理仪容——他们对玛戈又抓又挠，玛戈的衣服都被扯破了。


  
不幸的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对女性施暴稀松平常。女性被认为是丈夫、父亲、兄弟的财产，任由他们处置。[6]但她的母亲也参与进来，就不太寻常了。无论是当时的人们还是现代的史学家，查理都常受到批评，被认为情绪不稳定。但玛戈的经历说明，查理的怒火并非心理疾病，而是一种被认可的行为，而凯瑟琳也同样未保持克制——至少这件事确实如此。


  
可怜的玛格丽特再次成了太后烦恼的发泄口，太后因为不能事事如愿而感到烦恼。即使她相信吉斯公爵真的玷污了自己的女儿，凯瑟琳也不敢在此时和吉斯家族公开决裂。王室正在寻找军力以抵抗科利尼，而洛林枢机主教的财政能力，乃至支持吉斯家族的天主教势力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太后只能对无助的玛格丽特发火，却不敢批评那个可能勾引了玛格丽特的人。


  
就这样，吉斯家族安然无恙，而王室军队也如愿出阵。天主教军队在人数上是胡格诺派武装的两倍，他们于6月26日在第戎西南勃艮第的小城阿尔内勒狄克（Arnay-le-Duc）遭遇科利尼的部队，并被后者高超的战术击退。凯瑟琳别无选择，只能求和。1570年8月8日，查理签署了《圣日耳曼和约》（Peace of Saint-Germain），该和约不仅重申了宽容法令，并且使新教徒有权进行崇拜，有权在法国某些重要的城市中举行宗教游行——其中就包括拉罗歇尔。一名身居高位的天主教贵族在知道条款之后愤愤地说，“我们一次次地战胜他们……但法令总是对他们有利，我们胜利靠的是武器，他们胜利却靠歪门邪说。”


  
这次休战不仅代表公开冲突告一段落，并且也宣布了吉斯家族的衰落。和约签署后一周之内，凯瑟琳来到洛林枢机主教在巴黎的住所，当时他感染热病正在调养，考虑到洛林枢机主教的资金和援助都已无用，凯瑟琳以主教背着她安排自己侄子和女儿之间的婚事为由，严厉斥责了这位受尊敬的教士。枢机主教在宫中的影响力就此终结。不久之后，吉斯公爵的英姿与武勇也不再受人关注，在一次晚会上因对国王态度过于随便而受到批评，并被逐出巴黎。查理喊道：“我再也用不着你了。”就这样，他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他憎恶的弟弟想达到的目标。


  
至于玛格丽特，她母亲和兄长们在此事上表现出来的残酷使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得到家人的支持了。她惴惴不安，似乎为自己的性命发愁。就在吉斯公爵被驱逐的几周之前，她向太后发誓，“吉斯家族从没有人对我提起过（结婚）一事”，并且恳求太后“促成自己和葡萄牙国王之间的婚事，我会让母亲明白，我对她完全服从”，但并不能安抚凯瑟琳。玛戈绝望地发现，“每天都有新消息，使她对我更加愤怒，一句话，我一直不断地遭到侮辱，几无宁日”。


  
最终，玛格丽特被逼到绝路上了，她明白，只要吉斯公爵不结婚，自己就不可能安全，于是她请求嫁给吉斯家族的姐姐克劳德（Claude），催促吉斯公爵挑一个女友结婚。玛戈写道：“我向我的姐姐洛林夫人写信，她在波西亚家族（House of Por-cian）中颇有威望，我求她想办法让吉斯公爵退出宫廷，让他和郡主（小公国波西亚的郡主）成婚，这样就能使自己脱离阴谋的中伤：这阴谋已经毁了我和吉斯家族。”热心的克劳德对妹妹的信感到惊讶，立刻出手相救。玛格丽特心有慰藉地说：“她（克劳德）看破了个中阴谋，直接来到宫中，促成了吉斯公爵的婚事，使我得以脱离谣言的中伤，她还说服太后，让她相信我说的确是实话。”


  
虽然吉斯公爵对此结果并非十分满意——他向家族诉苦说，这些人逼他娶了一个“黑女”，这个词可能是指未婚妻是新教徒——不过他还是迫于压力同意了，婚礼于9月底匆匆举行。（为了保证公爵不至逃婚，查理从国库中为新郎拨出100,000里弗的礼金。）洛林枢机主教签署《圣日耳曼和约》后不到六周时间，这位公认的法国天主教领袖就不得不见证自己侄子和一位新教女性的婚礼，吉斯家族的势力已经堕落到这般地步。


  
自然，王室参加了这次婚礼，玛格丽特出席婚礼，无动于衷，她的内心一定非常痛苦：她的初恋此刻娶了另一位女性，而将自己当成棋子利用的兄长亨利则威胁吉斯公爵说，若在婚礼后胆敢看他妹妹一眼，就要取他性命。虽然痛苦，但玛格丽特学到了极为有用的一课。这些事使玛戈很早就保持戒心，让她明白，在一个反复无常、步步惊心的家族中（她后来也是如此）生存需要怎样的技巧。


  
这确实是一桩幸事，因为在这之后，各种事情令人应接不暇，态势之猛几乎要令她窒息。

8 婚姻的陷阱


  
“人们决不能为了避免战争而容许混乱，因为如此是无法避免战争的，而拖延只会对自己不利。”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吉斯公爵的婚礼在一定程度上使玛戈摆脱了来自家庭的压力，但其效果并不持久，因为玛戈长久以来的婚姻问题依然存在。不仅是玛格丽特，凯瑟琳所有的子女都长大了，为子女安排好门当户对的配偶，成了太后心中的当务之急。十一月，她最终设法使查理娶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次女，这本是件大事，不过菲利普二世又一次抢了她的风头，使得这件事相形见绌——后者与更有魅力的皇帝长女结婚，而这位公主原本是许给法国国王的。菲利普二世故意抢走了查理的原定新娘，而再次令法国人蒙羞：这样一来，他公开回绝了自己和玛格丽特结合的意见，也使葡萄牙国王迎娶玛格丽特成为不可能，同时，他也展现了他出众的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


  
凯瑟琳时运已尽，无法眼见她心爱的亨利迎娶英格兰女王，以使自己的计划更进一步。令她沮丧的是，中将以伊丽莎白是新教徒的理由，直截了当地否决了凯瑟琳提议的新娘。太后最终将新郎的人选换成她的弟弟，即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凯瑟琳安慰38岁的伊丽莎白说，16岁的弗朗索瓦“在宗教事务上不太讲究”。）但是，英格兰驻法大使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对这一最新计划不抱太大期望。“坦率地说”，沃尔辛厄姆在一篇写给英格兰政府的报告中如是观察，“在这次结合中，我只担心太后殿下眼光是否精准，此外，这位绅士不仅有天花造成的缺陷，还有其他不讨喜的地方（丑陋）：太后如果能亲眼得见这一点，我不认为她还会乐意这桩婚事继续下去。”


  
凯瑟琳并不是唯一以估价的眼光打量英格兰王座的婚姻中介。在她的老家拉罗歇尔（由于《圣日耳曼和约》的缘故，当时那里是受官方承认的胡格诺派的地盘），科利尼将军正通过驻在英格兰王庭的新教大使小心地打听：伊丽莎白是否可能考虑他提出的英格兰未来国王的候选人——让娜·达尔布雷（Jeanne d&#39;Albret）的儿子，17岁的纳瓦拉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


  
《圣日耳曼和约》的签订带来了脆弱的和平，科利尼利用这一喘息机会策划了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国内的稳定，给法国休养生息的时间，使法国从持续的宗教战争对国民人口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将军尽管好战，但是他本质上是一个爱国者，没有和自己的祖国作对。科利尼想要侍奉国王，他只是觉得不能为了侍奉国王而放弃信仰。


  
在思考之后，将军根据其长年在政府和军队的经验，得出结论：问题不是开不开战，而是在哪里开战。法国由于国内的宗教冲突，国力已被削弱了。新旧教两派都有很大人员损失，作物遭到破坏，王国债务缠身。科利尼的想法是，将敌意的焦点外移，促使其酿成战争——这场战争将不会是法国人同室操戈，而是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他提议，将战场放在法国之外的地方。尼德兰的新教徒已经开始反抗其天主教君主菲利普二世。何不介入战争，支持他北方的新教教友，在法国以外的西班牙帝国境内作战呢？如果新教徒在法国的帮助下获胜，尼德兰就会成为法国的一部分，尼德兰的人民也会成为法国国王的臣民。这将使法国人民在最紧急的时候振作士气，并且可能有效地将新旧教团结起来，使他们学会和平共处。毕竟，就算是法国的天主教徒，也愿意从倨傲的西班牙人手中夺取领土。而如果尼德兰的新教徒失败，至少这次将是菲利普二世，而非法国遭受国力削弱，并且他还必须面对充满敌意的人民，遭受战争破坏、农业损失以及财政消耗。科利尼可不想失去这些。


  
西班牙是欧洲最富有、最强大的的王国，将军承认，和新教盟友——如英格兰和德国——并肩作战并无不妥，这样可以增加得胜的机会。众所周知，伊丽莎白一世不愿意派遣骑兵，不过应该能说服她提供资金。科利尼还知道，英格兰女王要是得知其未来的丈夫在这件事上冲锋在前，将会对法国的动机抱有更少疑心，也更愿意支持法国人的事业。如此一来，纳瓦拉的亨利就成为了伊丽莎白的追求者之一。


  
凯瑟琳发现将军竟在私自与英格兰政府交涉（并且在推进与自己相反的策略！），这令她十分不满。纳瓦拉的亨利虽然不算典型的美男子，但是还算看得过去，并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要比发育不良的、脸上有痘疤的弗朗索瓦更有吸引力。更过分的是，将军夸耀自己的独特优势：他和英格兰女王及其臣民一样拥护新教，并且战功显赫。科利尼在最近横扫法国南部的攻势中，随身带着亨利和他的表弟孔代亲王（他是已故孔代亲王的儿子），而两位年轻人在他的指导下，军事技艺有了长足进步。亨利将在其母亲死后继承王位——的确，他只是小小的纳瓦拉国王，是法国的诸侯之一，但是伊丽莎白可能青睐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如果伊丽莎白嫁给亨利，亨利可以保持在法国的封建等级，同时也可以居住在英格兰。[7]


  
在继承英国王位一事上，安托瓦内的儿子可能比凯瑟琳的子嗣更有优先权，这对凯瑟琳不啻噩耗。更糟的是，她无法用强制命令阻止科利尼和英国人单独交涉。胡格诺派在拉罗歇尔的势力坚不可摧，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影子政府。这座港口城市是法国防守最坚固的城市之一。该城三面环水——南面是港口与大海，保证了通往英格兰和尼德兰的外交通道，且在受围困之时将成为重要的供应通道，而东面和西面则是沼泽。拉罗歇尔北面是唯一可借陆路到达的方位，那里有一系列坚固城墙和塔楼防守，胡格诺派曾考虑为其装备最先进的火炮。科利尼及其支持者防守严密，即使是官军也难以撼动——更不用说凯瑟琳也没有资金维持一支军队。太后要阻止将军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拉拢他。


  
因此，凯瑟琳又一次强压怒火，开始安抚科利尼及其教唆者——胡格诺运动的另一位领导者，让娜·达尔布雷。早在1571年一月，她就向让娜致以热情的家人的问候，“国王，我的儿子，（想要）拥抱纳瓦拉亲王（亨利），国王和我都极想在这里见到亨利和你”。但让娜曾见识过太后的好客——这种好客实际上变成了软禁——因此拒绝了太后的邀请。凯瑟琳的下一步棋是邀请科利尼前往布洛瓦的宫廷讨论双方利益所在。为了表示彻底的让步，太后重提玛格丽特和纳瓦拉的亨利的婚事，以夸示胡格诺派和王室联盟所能得到的奖赏，并轻而易举地将潜在的威胁——亨利从伊丽莎白的追求者中排除出去。她也提醒科利尼，如果他同意和王室和解，王室将发还此前因他反对国王而罚没的地产，并且还将给予其他补偿。


  
提督非常乐意促成纳瓦拉的亨利和玛格丽特之间的婚事，这样才能使凯瑟琳的儿子和英格兰女王之间的婚事成为可能。他的真正目的是使宗教战争远离法国，让战火在英格兰支持下的尼德兰土地上燃烧，而婚约能使这一目的成为可能，因为伊丽莎白如果嫁给一位王室成员，法国人也将同样报以善意。他明白，自己如果前往宫中，有可能被逮捕，甚至被暗杀，但他确信自己的计划能成功，决定冒一冒险。他对劝阻他的支持者说：“奋勇一拼而死，好过担心受怕过百年。”


  
他还有另一个前往王宫的理由：虽然凯瑟琳势力很大，科利尼知道自己有太后不具备的优势。这并非他的军事胜利，或骑兵的数量，或胡格诺派万众一心——这些因素是可变量，受外界力量影响。提督知道凯瑟琳有一个弱点，尽管她主政多年，自己却从未发现。她的儿子，查理九世已经成年。


  
最终，当国王的将是查理，而不是太后。


  
提督科利尼接受邀请，于1571年9月12日行至布洛瓦，查理九世当时21岁，已经成婚，并且有一位新教徒情妇，日后国王将会和她产下一名私生子。虽然国王身体不好，但却热衷打猎和运动，并且很想在战场上一显身手。查理算不上是学者，但智商正常；他显然有能力执政。问题在于，太后不让他执政。他无权解雇自己的侍从。西班牙大使写道：[8]“他的首席侍从雷兹伯爵（Count de Retz）（太后很早就把他安排给国王）是意大利人，据我说知，国王曾说过：‘如果我有机会从那条狗手中逃出来，我再也不会让意大利人进入我的房间。’”查理也嫉妒其兄长亨利，而凯瑟琳显然更青睐亨利，因而备受煎熬。他轻蔑地说：“母亲太爱他（亨利）了，本该属于我的荣耀，却归他所有。我希望到我掌权的时候能收回兵权，哪怕让我执掌半年兵权也好。”


  
科利尼出现在宫廷中，提出了他的尼德兰计划。


  
提督在年轻的国王面前提出的计划无比诱人，在计划中他详细地对接下来5个月做出了规划。查理现在有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了，他要主持计划，表现出英勇的品德，并在科利尼的指导下赢得战役，为光荣的祖先们争取荣耀。时人写道，提督“无论国王起床吃饭，他每天都随侍左右，每时每刻他都不离国王左右，和那些宫廷老臣一样出入自由”。科利尼曾经指导过这种早年丧父的青年——比如纳瓦拉的亨利和孔代亲王——他深知查理需要的是什么：这位羽翼未丰的君王，有待一位老练的男性给他各种价值观和勇气，以反抗母亲的意志。这正是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对决，查理甚至开始称提督“我的父亲”（mon père).


  
不过凯瑟琳当时正忙于说服让娜·达尔布雷，让后者同意让儿子和玛格丽特成亲（如此便可阻止她儿子迎娶伊丽莎白一世），因此对个中深意尚不知晓。最初，凯瑟琳把科利尼当成盟友。她相信，通过贿赂便可取得科利尼的支持，尤其是科利尼此行价值不菲，更让她深信这一点，提督移步前往宫廷的价码是100,000里弗。他收回了此前没收的土地，并恢复了过去在枢密院的地位。因此，凯瑟琳认为，自己完全可以要求科利尼，利用他和让娜的友谊，达成自己的目的。太后对提督说：“我们都太老了，骗不了人了，她（让娜·达尔布雷）会认为国王与她儿子结盟，只是为了干掉她吗？”


  
凯瑟琳不断向纳瓦拉王后写信施压，并向她在宫中的儿子施压，向他保证自己是出于善意。让娜对她的方法感到惊讶，她回信中带着尖锐的讽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见到我和我的孩子不可？我只觉得你想害我们。请原谅我，我在读这些信件时只想发笑，因为我从未为此感到过忧虑。我一直不知道，原来你是靠着小孩子维生的——他们都这么说。”


  
准新娘玛格丽特当时18岁，但交涉的结果却使她感到灰心。外界认为，和表亲的结合对法国是一次和解，能使久经内战恐怖的新旧教双方重聚一堂。查理向教皇夸耀：新旧教联盟“是我经过慎重考虑得出的解决方案，不仅能给法国带来和平和繁荣……也会造福整个基督教世界。王子（亨利）年纪尚小，家里一直信奉天主教，要将他领到教皇陛下期许的道路上并非难事，其先父（优柔寡断的安托瓦内）正是如此。”科利尼向胡格诺派表示，纳瓦拉的亨利和国王妹妹之间的婚事象征着查理对尼德兰新教徒的军事行动的赞同。英国大使沃尔辛厄姆立刻向女王报告：“弗兰德斯的事业成败，就看纳瓦拉的婚事了。”


  
玛格丽特再次成为家族计划中的棋子，她看得更清。这场婚姻并不能给法国带来幸福和繁荣，只会给自己带来悲惨的命运；亨利绝不会皈依天主教；反而是玛格丽特，婚后或许只能私下信奉天主教，甚至和亨利一样信仰胡格诺派。她不愿如此。她重视宗教信仰。玛格丽特回忆道：“他们准备让纳瓦拉王子……和我成婚，王后让我去见她……她很想知道我对此事的感受。”对于玛格丽特这样的虔诚天主教徒而言，这相当于询问她永堕火狱感受如何。但就在不久前，玛戈领教了太后生气的后果，所以这次她不想重蹈覆辙。公主明白，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她谨慎地回复太后：“我对她说，唯母后马首是瞻，只求母后不要忘了我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玛戈的兄长亨利正是用了这个理由，拒绝了和伊丽莎白一世的婚约，这使凯瑟琳非常尴尬，而且使法国王室失去了继承英格兰王位的可能性。中将倨傲地对太后表示：“如果不能望弥撒，他将受到天谴，而自己不愿私下地在小礼拜堂望弥撒：因为他在四旬节中……非常虔诚，信仰坚定。”凯瑟琳让步了，但没有留意玛格丽特。玛戈可不是亨利。


  
凯瑟琳当然知道，科利尼希望查理干预尼德兰的叛乱。当年秋末，宫中上下人人都知道了这一点，就连西班牙大使也知道此事。他在1571年11月16日的一封信中提醒国王：“现在人人皆知，提督不会沉睡不管，最终，他的一切计划都会对天主教国王（菲利普二世）不利。”但太后低估了科利尼对国王的影响；她还以为自己能像之前那样控制查理。她对科利尼的计划进展一无所知，直到西班牙使节提醒她，查理向她隐瞒了一切关于尼德兰远征的消息，原因是“提督礼貌地告诫国王，这类问题不必和妇女与教士讨论”。太后知道以后，她和提督与安茹公爵的关系迅速恶化。威尼斯大使也有同感。他敏锐地写道：“这场战争将维持他（科利尼）的权威、势力和霸权，因为除他以外没有人更适于领兵作战，这场战争将会巩固全体胡格诺派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他没有发动战争，他就必须离开宫廷，因为他不敢直面对手，尤其是不敢直面痛恨自己的太后和亨利。”


  
凯瑟琳反对科利尼出兵尼德兰是出于两个考虑：她担心西班牙报复，也担心自己大权旁落，而这两点似乎正是提督最初的目的。如果法国战胜，查理将更接近这位胡格诺派导师，太后在政府中的影响将大大萎缩——甚至消失。而如果查理和科利尼战败，天主教徒将责怪凯瑟琳和查理，并且与菲利普二世联手除掉凯瑟琳。当时，吉斯公爵对提督深恶痛绝（他坚信科利尼谋杀了其先父，并且未被追究），又对提督重回宫廷感到震惊，他唯恐天下不乱。12月底，巴黎的总督写道：“在巴黎出现了越来越多吉斯家族的盟友，他们在各区租房住下，在夜间密谋……其中一项计划是刺杀提督。”


  
几周后，1572年1月，吉斯公爵在五百名士兵的护卫之下进入首都，想要寻求正义：他准备和科利尼进行决斗，如果不行，就准备控告科利尼。尽管他最终未能如愿，但他炫耀武力的举动令城中占多数的天主教徒感到兴奋，（和查理与凯瑟琳相比，）这位英俊的公爵很受天主教徒的欢迎。在这种气氛下，一位有名的神父在圣母院（Notre-Dame）举行了一场颇具煽动性的复活节布道，在布道中他宣称：“如果国王下令要杀提督，那么对提督手下留情将是一种邪恶的行为。”


  
但凯瑟琳不能杀提督——至少现在不能——假如她真的下手，那她念念不忘纳瓦拉的亨利和玛格丽特之间的婚事也将泡汤。如果科利尼遇刺或失势，让娜·达尔布雷绝不会答应这场婚事。胡格诺派将会求助于伊丽莎白一世，而可怜的弗朗索瓦的时运也将就此告终。如前所述，太后花了近一年时间骗让娜来宫中讨论此事。纳瓦拉女王最终同意，并在1572年2月到达布洛瓦。她带上了13岁的女儿一同前往，但值得注意的是，她把儿子留在了纳瓦拉；她依然怀疑凯瑟琳的动机，想在同意婚事之前先见见这位未来的儿媳。


  
如果让娜想让玛格丽特改信新教，或希望和她深入交谈一番，那她肯定要失望了。在会谈中，玛戈始终无懈可击，毫无疑问，玛戈一定受到过训示，自己言行态度必须万无一失。纳瓦拉女王给家中的儿子写了许多信件，记录下就这场婚事进行的交涉，其中可以看出，让娜对王室的掩饰逐渐感到失望。让娜一开始写道：“（玛格丽特）小姐对我非常尊敬……向我保证她很喜欢这桩婚事，考虑到她在国王和太后中的影响……如果她皈依新教，我们将会是世上最幸运的（人），这不仅是我们家族的幸运，也是整个法国的幸运。但是，如果她心存戒备，另有所想，顽固坚持旧教——她就是这么说的——我担心这场婚事将会使……我们的朋友和土地遭受灭顶之灾，而对天主教徒大为有利……这样，我们和法国所有的教会都会被摧毁。”


  
短短几周之后，这种不乐观情绪变成了真正的担忧，让娜悲观地写道：“我在交涉时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愿望——在他们的威逼下，我不能随意和国王或小姐谈话，只能和一再催促我的太后谈话……如你所知，（亨利）先生嘲讽欺骗，我上当了。至于（玛格丽特）小姐，她只在太后的房间里待着，除了我想见她的时候，她从不出来。”


  
不久之后，“我的儿子，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向小姐表明了你的条件……她回复说，交涉开始时，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告诉她，向我们提起婚事的人，在这件事上的说法大相径庭，我们以为，她已有新教倾向，宗教不是问题，如果不是这样，我本不会答应这桩婚事……我认为她言不由衷。我还觉得，之前我们听到的那些话——她有新教倾向——是个陷阱……昨晚我问她有没有话要对你说。一开始她说没有，后来在我的压力下她承认，‘没有许可我什么也不能说’。”这位未来的婆婆猜对了，玛格丽特受到了严格的训令；让娜来访前几个月，一位佛罗伦萨使节写道：“纳瓦拉王后想试探诱导这位小姐……但（玛戈）殿下已受到指令，只有一套固定的说辞。”


  
但凯瑟琳容不得异议；她力压一切反对意见，而且不惜以威胁手段达到目的。她让纳瓦拉王后明白，如果不答应这桩婚事，凯瑟琳会让教皇宣布，亨利是私生子，没有资格继承法国王位。1572年3月底，让娜最终屈服，同意了这场婚事。


  
佛罗伦萨大使记录下让娜和玛格丽特之间最后一次交锋。很明显，公主感到非常紧张。事已至此不能回头。凯瑟琳和让娜已达成协议。婚事已成定局。玛戈知道，她必须服从家族的意愿，但她不愿隐藏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她要找到一种体面的方法，既能成为胡格诺派丈夫的王后，又能拯救她的灵魂。她未来的婆婆继续刺激玛戈，坚持她改信新教。这位意大利使节写道：“两天前，纳瓦拉（让娜）对（玛格丽特）说，这场婚事已成定局，她希望知道，玛格丽特对皈依王子的信仰有何看法。”


  
这是玛戈最害怕的问题。[9]她明白，如果说实话，两边都会得罪，而如果不能满足两边的意见，后果将十分严重。但是，这件事却又是玛戈无法妥协的。她显然已经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她想出来一个答案，即使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至少也是走向前方歧路的指导方针。“小姐睿智地说，如果能取悦上帝，她将会以理性的方式服从女王和王子，但就算丈夫是全世界的王，她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


  
如果让娜能预见未来，她或许会为这位年轻女性对国家责任的坚定而感到庆幸——虽然她在宗教方面充满顾虑。但纳瓦拉女王无法预见未来。她觉得玛戈的回答令人无法接受，据这位使节说，让娜发火了。“于是（让娜）说：‘婚事成不了。’然后小姐说，她会听国王的话……就这样，她们互相让步了。”玛格丽特显然憎恨这位未来的婆婆。这位意大利使节尖锐地写道：“之后，小姐便托病不见她了。”


  
但是让娜明白，自己失败了，她马上给儿子和伊丽莎白一世写信，宣布她将将同盟贯彻下去。让娜写给亨利信件的最后几句话显示出，她明白自己的儿子就要接触宫廷中的价值观了。她写道：“种种诱惑将使你堕落，无论是你的外貌还是你的信仰……我知道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因为他们无法掩饰这一点，我只能说这些……不过记住，要常常梳头，不要让头发上长虱子。”


  
婚礼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划。但新郎4月染上重病，一连两个月无法出行，使玛格丽特没能在19岁生日之前出嫁。虽然是无心的，但这次延迟对天主教徒极为有利，6月4日，为儿子采购婚礼服装礼品的让娜·达尔布雷因初夏反常的酷暑而突然病倒，肩膀剧烈疼痛。不到一周时间，纳瓦拉王后逝世。


  
让娜的胡格诺派太医经过验尸后表示，让娜是自然死亡：让娜患有潜在的肺结核，肺结核病情加重导致痈疽破裂，造成了她的死亡。根据凯瑟琳后来的行为判断，有人认为凯瑟琳通过一双毒手套谋杀了纳瓦拉女王，这双手套是当时在巴黎营业的一名意大利商人提供的，但这种说法不太可能，因为痈疽不会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但让娜的死亡无疑对太后是一件好事，因为太后曾对天主教徒保证，如果双方联姻，她将使亨利皈依天主教，而让娜不死，这件事极难办到。毫无疑问，一旦纳瓦拉女王答应了婚事，对王室而言，她就不再有利用价值，只会造成麻烦。并且，凯瑟琳对这位老友的逝世丝毫不伤心。身在巴黎的英格兰使节写道：“纳瓦拉女王已无活下去的希望……太后、国王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前来探访而又离开，不想再见到她。”所以，凯瑟琳或许确实秘密促成了让娜的死亡。


  
让娜的死让玛格丽特长出了一口气，数十年后，她还是觉得仿佛是死了一个仇人。纳瓦拉女王在交涉中对王室的伎俩感到失望，于是她猛烈批评这位儿媳和宫中的天主教徒，其中包括和吉斯家族联盟的“小可爱”的那些美女。玛格丽特在写给布朗托姆的一封信中描述了宫中上下是如何向让娜遗体告别的。她写道：“当纳瓦拉女王躺在灵床上的时候，气氛变得非常古怪：虽然不至于对历史产生影响，但我觉得我应当向您说明此事。内韦尔（Nevers）夫人（她是已故吉斯公爵的遗孀，后来嫁给内韦尔公爵）……在波旁枢机主教（Cardinal de Bourbon）、吉斯夫人（Madame de Guise）、孔代郡主（Princesse de Condé）、她妹妹和我的陪同下，来到了已故纳瓦拉女王的房间向逝者告别——她的地位和血缘关系要求我们这么做。我们看到女王躺在床上，床帘紧闭……一切遵照胡格诺派的习惯；也就是说，没有神父，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圣水。我们离灵床有一定距离，但内韦尔夫人——您知道，她最受女王痛恨——来到床边，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之外，她不顾彼此间的敌意，竟抬起女王的手，屈膝吻了上去，之后，她又行了一个深深的礼，然后退下回到我们中间。”


  
这则轶事中体现出法国社会上层存在的宗教间敌意，而大众存在的敌意则放大了岂止千倍，其中尤以占巴黎人口多数的天主教徒敌意最重。对他们而言，王室和科利尼一意孤行地要和纳瓦拉联姻，只能说明王室已和胡格诺派联手，他们将要在法国进行一次神学改革，很可能会要求天主教徒放弃他们尊崇的礼仪和教条。国王坚持拆除用于纪念处决新教异端的巨型十字架，因为这种十字架被新教派别视为一种冒犯。而城市官员在大众的反对拆除的压力下，拒绝推行国王的决策，于是，他们也面临撤职的威胁。查理写信给巴黎市长明确地表示：“你必须做出抉择，是否要服从我，是否要拆除这些金字塔（即十字架），十字架如果没有拆除，你不得见我。”


  
但是，首都市民对这桩婚事的反对并未对凯瑟琳或提督造成影响，他们两人虽然各怀心思，利益相悖，但都愿促成这场婚事。随着婚礼的日子临近，双方对国王灵魂得救的问题矛盾逐渐激烈，最终演化成了公开的对抗。科利尼信仰的新教在宫中信者寥寥，太后利用这一优势，曾声泪俱下地指责儿子和提督背着她密谋参与在尼德兰的战争（与阿尔瓦公爵不同，查理易受凯瑟琳的眼泪影响）。凯瑟琳精心准备，以使查理感到自己罪不可赦：据一位熟悉此事的廷臣表示，凯瑟琳当时哭泣着说，“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保你成了国王……我为你奋不顾身历经千难万险，却没想到你竟然这样报答我？你瞒着我，瞒着你的母亲，去听敌人的话；你翅膀硬了，不需要我的怀抱了，却投向那些想害你的人的怀抱。我知道你和提督密谋，使我们和西班牙贸然开战……又想打发走你的兄弟（亨利），他为了你的安全宁愿不要性命，一定不会对此感到高兴。”


  
查理屈服了，发誓将来绝不瞒着她任何事情，并且无条件地服从她的意见，他也确实这么做了，直到科利尼7月返回宫中。提督对凯瑟琳的行为予以还击，他趁当时凯瑟琳暂离宫廷的时机（太后前去看望重病的女儿克劳德），主持军事会议，决定介入尼德兰的战争。凯瑟琳从间谍那里得知，国王对提督有所倾向，于是不得不离开女儿的病榻；她回来得正是时候。太后在最后关头粉碎了科利尼的主导权，使他大感愤怒，发誓说不管有没有军事会议的批准，他都要发兵。他在查理和与会者的面前狠批凯瑟琳，轻蔑地盯着她说：“国王陛下不愿冒险参战，那么上帝保佑他不会陷入另一场退无可退的战争吧。”


  
如果说，在这次决裂之前，凯瑟琳还在犹豫对提督是罢免还是逐出宫廷，那么这次会见就决定了提督的命运。她知道，提督在介入尼德兰一事上不会接受军事会议的建议，并且会继续私下向查理施压，直到达成目的，她也知道，提督对查理的影响很大。她第一次意识到，科利尼的政治影响可能超过自己。如果真是这样，她会被抛到一边，同时她宠爱的亨利也会失势，她明白查理对亨利又恨又怕，巴不得摆脱掉他。因此，她必须除掉科利尼。


  
不过现在还不行，她先得主持一场盛大的婚礼。

9 玛戈王后


  
“但是，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够称作有能力的。”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对玛格丽特而言，婚礼前最后数周一定是不小的折磨。她必须保持微笑，并且在太后忙里忙外时搭把手。太后正在准备婚礼。凯瑟琳极力彰显玛戈作为法国公主的崇高地位，似乎她的女儿要嫁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非一个小王国的新教领袖。玛格丽特的嫁妆定价550,000里弗（不幸的是，王室因最近的内战已经破产，拿不出这笔钱），此外，她还将得到新郎纳瓦拉领地收入。新娘显然对这桩婚事不太积极，为了激起新娘的热情，玛戈还得到了价值约30,000里弗的珠宝，其中包括一只华丽的钻石订婚戒指。太后对玛格丽特的嫁妆感到满意，“雷兹公爵（Comte de Retz）和我下了很大精力，你会发现，她和她姐姐一样尊荣。”她想起国库所剩不多，于是像有道明君那样加上一句：“并且，花费还没那么多。”


  
新郎于1572年7月8日到达巴黎，使新娘更添惆怅。纳瓦拉国王在800名胡格诺派随从的陪同下进入巴黎，他们人人都为亨利的母亲让娜·达尔布雷戴着孝；看起来就像是一大群侵害巴黎的黑色甲虫一样。在当时那种偏激的环境下，对新郎外表的描述自然会受到观察者宗教倾向影响。对新教徒来说，亨利“如同廷臣一般优雅……女人们为他如痴如醉”（虽然就连他母亲都承认他是个矮子，大概只有玛格丽特的弟弟弗朗索瓦那么高——弗朗索瓦常被说成是发育不良），而天主教徒们的评价则有所不同。一位参与了婚约交涉的高级政府官员直白地说，纳瓦拉国王“比木桩子还粗野”。


  
亨利很可能和玛格丽特一样害怕即将到来的婚礼。他从13岁起就没再在宫中待过。离开宫廷的最初五年，亨利在纳瓦拉度过，成日在户外游荡，享受着传统的农村生活，这种生活与举止优雅、衣着华丽和彬彬有礼毫无关系（更不必说讲究卫生了）。更令他感到不安的是，从小将他带大、颇受他信任的母亲刚刚病故，他不得不依赖其他人——比如科利尼——使自己相信，这桩婚事对他有利。


  
虽然亨利喜欢美女，玛格丽特并不太对亨利口味，正如亨利也不对玛格丽特的口味。玛格丽特的美貌、学识和地位令人望而生畏。虽然玛格丽特热情洋溢，但她希望求爱的过程更加传奇。而新郎的品味更倾向于成功唾手可得。（或者，像后来一位学者所说那样，“亨利需要对方表现主动性”。）玛戈成长中深受“小可爱”们矫情的影响，自己也变得与众不同，她好比温室中的兰花，只在浪漫的条件下才会盛开，而亨利却不会为浪漫操心。亨利是那种干脆利落的男人。


  
不过，科利尼打消了纳瓦拉国王的一切疑虑。提督让亨利相信，只要婚礼举行，他就能在谈判桌上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而且王室也就无法反悔地和胡格诺派结盟了。亨利的到来和他那群黑衣随从令科利尼感到安心，并重新鼓起信心。他高兴地写信给伊丽莎白一世说，他相信，婚礼之后，每天都会有源源不断的宾客来到首都，他将“可以说服（查理）答应任何事情。”


  
现在唯一还能阻止这场婚事的，就只剩教皇不予豁免了，因为这对新人属于血亲。但玛戈的兄长查理宣布，无论教皇同意与否，婚礼将于8月18日如期举行，就这样，玛戈失去了罗马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


  
玛戈突然意识到，自己落入陷阱了，她将被迫和一位胡格诺派首领永远在一起，这位新郎在她看来就是异端，是法国的叛徒；她被迫发誓，这些誓言对她而言实在可憎，但打破誓言却要冒着下地狱的风险。她感到绝望，于是孤注一掷。这位美丽的公主，欧洲最可爱的一位女性，在婚礼前那个闷热的夜晚，通宵地跪在国王和太后面前，痛哭流涕，乞求他们把自己从这样一个邪恶的婚约中解救出来。


  
虽然凯瑟琳常常使用哭泣的手段，但她对女儿的眼泪无动于衷。太后的女仆看见了这一幕，并在后来写道，凯瑟琳恶狠狠地威胁说，如果玛戈不完婚，她将“成为法国最悲惨的女人”。玛戈的兄长查理也同样冷酷。众所周知，国王和纳瓦拉结有盟约。这也正是他最初签订婚约的目的，撕毁婚约的代价太大。更何况国王需要这么一场婚姻——这才能使查理发兵尼德兰，他对此事念念不忘。


  
就这样，时间一点点过去，到了8月18日下午。玛格丽特在炙热的天气中脸色苍白，她戴上闪闪发亮的钻石，点缀珠玉的冠冕，披上长可及地的貂皮镶边长袍——这是王室的象征——然后一步步木然地走向她的命运。她不再流泪。她的尊严使她在公众场合必须保持风度，她在整个婚礼过程中都没有失态。不过她并未掩盖自己对这场婚事的厌恶。就连远远观看仪式的观众们也能感觉到，公主是被迫结婚的。主持婚礼的枢机主教是新郎的叔叔，对这场婚礼非常热心，没看出新娘的痛苦。玛戈和亨利成了夫妻。


  
接下来四天用于庆祝这场婚礼。查理喜欢娱乐活动，全身心地策划这宴会。这也许是对玛格丽特的另一种安慰，因为她也喜欢舞会和宴会；这或许也是为了使这场婚事合法化，因为许多天主教徒和外国使节都拒绝参加婚礼仪式。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国王利用玛戈婚礼的时机自己玩乐一番。他母亲鼓励查理充分发挥创造力，查理于是精心策划宴会的每个细节，以至于没有时间干别的。一位新教徒后来写道：“宴会和表演非常壮观华丽，国王策划得很用心，甚至没有闲暇……睡觉。”


  
圣母院的婚礼结束后，紧接着就是宴会和舞会，为了向提督致敬，这场宴会采用了航海主题，装饰着许多美人鱼、海豚和其他海洋生物，他们都在海神的管辖之下；宴会时间很长，结束后，宫中上下都睡到了次日下午，差点儿错过第二天的宴会的头餐。


  
第三天晚上，国王举行了一场精心筹备的舞会，地点设在卢浮宫的大厅中，这座大厅被装点成“一座长满绿草和各种花卉的花园，穹顶是蓝色的天堂，天上十二星座、七大行星和无数小星闪闪发亮”。这代表着天堂。下面则是一条人工河流，将宾客带到另一间房间，那里责备装修成地狱的样子。这间房的装修很差，而且挤满了戴着尖角和尾巴的讨厌魔鬼，他们正在没完没了地聊天。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查理和两个兄弟：亨利和弗朗索瓦身披铠甲，勇敢地护送宾客前往天堂。纳瓦拉的亨利和他的随从本来是被安排在地狱的，明白地提醒着亨利，王室不喜欢他们的宗教信仰，不许他们前往花园，不过查理最终心软了，让新郎和随从们加入宴会。这场精心准备的道德戏剧之后，就是盛大的比武大会，这之后又是一场热闹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


  
连续几天的舞会、宴会和玩乐，并没有使这对新婚夫妇关系密切。他们反而以狂欢为借口互不理睬。儿时如果受到严格管束，显然会对长大后产生影响。这对新人显然是认为对方自从13岁分开之后再没有长进。他们共住一间房，甚至同榻而眠，但玛格丽特后来说，他们当时并未行夫妻之事。无论如何，他们回到房间时往往不止他们两人——亨利通常会带上自己的心腹顾问。他的卧室是宫中为数不多可供胡格诺派密谈定计的场所，就算在那里他们也得轻声，防止天主教间谍。纳瓦拉国王也不需要玛戈解决性需求，凯瑟琳的宫中不缺女人。上述那位新教徒讽刺地写道：“太后手下的男男女女之间的亲密程度……令人吃惊，一切正直的人都会觉得，年轻的贵族女性在这里很难保住贞操。”


  
婚礼之后就是玩乐、酒宴、彻夜狂欢、打情骂俏和性，这些内容多少让王室——尤其是国王忽略了婚礼的另一个黑暗目的。凯瑟琳和她的爱子亨利，定下一条险计，准备一劳永逸地除掉他们共同的敌人科利尼，而喧嚣的婚宴将是他们绝佳的掩护。太后就等着婚礼完毕，好发动攻势。玛戈婚礼后第四天，8月22日，礼拜五，太后在当天上午发难。


  
计划相当简单明了：她准备雇佣一名狙击手刺杀提督。她让刺客藏在科利尼的必经之路，朝科利尼的要害开火，使胡格诺派猝不及防。这次行动的优势在于，它不过是对多年前吉斯公爵遇刺的模仿。因此，刺杀行动看上去就是一次个人行为，而没有政治背景。最终，吉斯公爵将遭到怀疑，因为他曾公开宣誓要惩罚提督，为父亲报仇，而他当时正在城中参加婚礼，这样，真正的犯人——凯瑟琳和亨利就不会受到怀疑了。


  
太后明白，查理很可能会对科利尼之死大发雷霆，彻查每一个凶手，不仅会严惩拿钱的杀手，也会清查背后的主谋。所以，必须要找到一个地位很高的替罪羊。凯瑟琳已非摄政；查理早已到了即位的年纪。这种谋杀是对国王意志和权威的公开嘲讽，对犯人的惩罚自然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残忍。显然，绝不能让国王发现是自己的母亲和弟弟联手发动政变，杀死了他称为父亲的人。那样的话，就算凭一己之力，他也会对两人严惩不贷。


  
不行，必须让事情看起来像是吉斯家族的作为。幸运的是，吉斯公爵曾向国王坦白自己爱上了玛格丽特，因此查理可能对他抱有恶感。并且，凯瑟琳和亨利都觉得吉斯公爵死不足惜；对他们而言，公爵就像提督一样令人讨厌。事实上，他们计划的精妙之处正在于此：幸运的话，他们将一箭双雕地摆脱两个政敌（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胡格诺派）。


  
自然，这次冒险行动的难点在于计划，尤其是找到合适的刺客。不过非常凑巧，凯瑟琳和亨利认识的一名杀手符合各项要求。三年前，亨利在蒙孔图大获全胜的时候，莫尔维（Maurevert），一位天主教下等贵族，突然出现在太后面前，声称自己刺杀了科利尼的副官，此前他受命作为卧底潜入胡格诺派军营执行任务。他本想刺杀提督，但时机不对，只好刺杀了科利尼的手下。


  
凯瑟琳在确认了这条情报之后，把这则令人愉悦的消息也告诉了查理，查理向亨利写信，专门表扬了莫尔维的作为。亨利时任中将，大大夸赞了莫尔维为国为君所做的贡献，封他为圣米歇尔骑士团（Order of Saint-Michel）的荣誉骑士。更妙的是，吉斯家族听说了莫尔维的作为之后非常感激，又将洛林公国的一处修院赏给了这位贡献良多的刺客，这样，大家都知道莫尔维和吉斯家族关系密切。凯瑟琳和亨利找不到更适合这项任务的刺客了，就算刺客就擒，所有人都会认为他是受吉斯家族指使的。


  
凯瑟琳和亨利首先试探刺客的态度，刺客表示同意，接下来就是找到合适的行刺地点待命了。巴黎城中少有树丛可以藏身，他们决定让杀手藏在吉斯家族常住的地方中（真是一步好棋），此地位于卢浮宫旁边的主干道上。科利尼住处离王宫不远，出入王宫肯定会走这边。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8月22日，礼拜五，那天早上，婚宴基本结束，科利尼前去参加枢密院。中午，会议中途休息，提督在胡格诺派护卫陪同下回家用餐。一群人走出卢浮宫，上了主干道，提督边走边读着信件。杀手在临近的房中藏身，可以看见他们接近自己。他走向窗边，用长筒火绳枪（即文艺复兴时代的霰弹枪）对准提督，开火。


  
就在他扣动扳机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提督习惯穿马靴，但出席会议必须穿上华丽的官靴。整个早上他都穿着官靴：官靴较紧，不便走路，他不想再穿了。于是他突然放下信件弯腰脱靴子。结果，本来应该直接射入提督身体的子弹，却打中了提督的左手和右臂。威尼斯大使当时在巴黎参加婚礼，他向威尼斯政府详细报告了此次枪击事件和后续结果：“如果他接着向前走，他将被子弹打中胸膛丧命。”


  
科利尼久经沙场，他没有管自己的伤势，而是立刻确定攻击来源。他指示手下前去查看：“子弹是从那扇冒烟的窗户射出来的。”


  
一名胡格诺派信使飞奔到查理那里告知此事。国王当时正好在和吉斯公爵打网球。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对此时国王暴跳如雷的反应作出了一致的记录。一位胡格诺派官员写道：“国王骂道：‘该死！我就不能清净一会儿吗？每天都有没完没了的麻烦事！’”威尼斯大使写道：“他（国王）的脸发白，似乎非常震惊。他不再出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尽管他后来被控参与了这桩密谋，但从查理一向的表现来看，他并非那种善于伪装的人。显然，查理对此事并不知情。


  
正如凯瑟琳预料的那样，吉斯家族首先受到怀疑。威尼斯使节在报告中认为，“所有人都觉得是吉斯公爵下的令，他想为家族复仇，因为刺客开枪的地方正是他母亲的房子，她事先有意搬走，以便给刺客腾出地方。”不过，威尼斯大使从政多年，探究更加深入。他在咨询过众多身居高位的熟人之后，发现“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太后干的。她提出构思，缜密计划，并付诸实施，除了其子安茹公爵（亨利）之外，并无他人参与”。大使进而透露，“我悄悄地告诉您（这事情我们知道就好）……这件事他们不放心让法国人办，所以他们找到一位名叫皮耶罗·保罗·托辛基（Piero Paolo Tosinghi）的佛罗伦萨官员”。对外，王室仍坚称行凶者是莫尔维。“不过并无证据，他看起来也不像是杀手。”[10]


  
这正是凯瑟琳最为担心的。如果威尼斯使节都能轻易地发现自己的秘密，其他人必然也行。查理已经对这场伏击展开了全面调查，当天下午，他史无前例地前往伤者住处探望。凯瑟琳和亨利急忙陪同查理；他们可不能让科利尼和国王独处。因此，当查理得知伤者情况稳定，将会得到妥善照顾，并且坚决彻查此事的时候，他们两人一直不离国王左右。查理愤怒地说：“受伤的虽然是你，但受到侮辱的却是我，我发誓要血债血偿，绝不姑息。”


  
凯瑟琳和亨利的第一反应是装作和国王一样震惊。毕竟，提督已经身受两处重伤，并且少了一只手指。他年纪较大；伤口有感染风险。他可能会因伤口感染而死，这样一来，胡格诺派将会陷入一片混乱，局势又将改写了。所以，亨利为了讨好查理，立刻命令国王卫队成员驻守在科利尼床边，防止邪恶的叛徒再次袭击。他甚至建议那些住得远的胡格诺派（巴黎城因婚礼庆典人满为患，一些新教徒宾客只能在郊区租房）进入巴黎，保护伤者的安全。


  
但是第二天，提督换绷带的时候发现伤口正在愈合，伤势预后乐观。王室刚开始着手调查，吉斯家族仍被认为有最大嫌疑。公爵害怕胡格诺派报复，集结自己的手下，囤积武器防备可能的袭击。


  
此时，凯瑟琳也许已经明白，自己搞砸了，她最好有所补救，否则她和亨利将会暴露。情况对她越来越不利，而对科利尼越来越有利。她准备向查理坦白，让他相信，自己和亨利这么做是为了他好，她准备立即行动。


  
她首先委婉地告诉查理，虽然人人都认为吉斯公爵就是主谋，应当逮捕，但他或许并非真正黑手。因为这则情报太过爆炸性，凯瑟琳没有勇气亲自告诉查理，而委托她的亲信，同时也是查理的首席顾问，意大利人雷兹公爵代为转告。玛格丽特当时对此事毫不知情，但事后她曾亲自进行调查，她写道，雷兹公爵“在（礼拜六晚上）9、10点间进入国王的房间，他作为一位忠诚的侍从，不得不辞去职务，他告诉国王，如果国王还要惩罚吉斯公爵，他就是置自己于险境：要知道，企图刺杀提督的并非吉斯公爵一人，他（国王）的兄弟和……太后也有份。”（虽然这也并非完全属实，因为吉斯公爵可能根本没参与暗杀计划。因为凯瑟琳和亨利都仇视公爵，不可能和他商量此事。[11]）雷兹公爵进而表示，太后和亨利介入此事完全是为了国王的利益，因为“提督必然是法国的威胁，无论他对国王个人是多么爱戴，无论他对尼德兰的战争是多么热衷，必须记住这都是表象，他一贯利用这种表象掩饰自己唯恐天下不乱的野心”。


  
查理无疑对这一离奇的事实感到震惊，与此同时，雷兹圆滑地谈到了此次会见的真正目的：他将凯瑟琳和亨利的阴谋美化成是对国王的无私保护，从而保证他们的安全。玛格丽特写道（玛格丽特在记录时已对此时有所了解），雷兹公爵“最后说，除掉提督的计划……不幸失败……失望的胡格诺派将会拿起武器，不仅会袭击吉斯公爵，也会袭击太后和其子（亨利），胡格诺派认为，这些人——也包括国王——指使莫尔维下手，雷兹公爵认为，国王需要提防自己的安全”。换言之，邪恶而不知感激的胡格诺派已经调转矛头对准国王，查理的生命和王位都危在旦夕，一切都正如太后和弟弟所预料的那样。


  
自然，雷斯公爵不过是个铺垫。正当查理试图理清这次暴行的时候，太后出现在他面前，苦苦求饶。


  
太后和国王之间的谈话未留下记录，但凯瑟琳很可能又发挥了令人内疚的演技。在过去，她这招屡试不爽。她提醒儿子，当他兄长死后，他还是一个十岁的孩童。她克服种种困难，仅凭一人之力保他即位。她曾十余年为他的荣誉和福祉任劳任怨，为他的利益兢兢业业。她历数自己面临的各种险阻，不曾考虑过自己的心情，为他的安全殚精竭虑。


  
之后，她谈到胡格诺派。查理以为自己了解科利尼，但凯瑟琳的了解更深。她说，提督并非查理心中的英雄人物。比如，数年之前，当凯瑟琳还是摄政的时候，他曾如懦夫一般暗杀了自己的一名家族成员，一位非常忠诚而诚恳的侍从。当时“她发誓要报仇”；这次暗杀就是为了复仇，“科利尼罪有应得。”现在她有确凿证据证明，胡格诺派意欲起事，杀死国王和王室成员，以颠覆法国。国王必须相信她，听从她的建议，否则他们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查理并非蠢材，他明白太后所说的最后一部分相当荒谬。科利尼并未密谋颠覆法国、杀死王室成员。恰恰相反，在查理所认识的人当中，科利尼是最高尚、最值得信赖的。玛格丽特写道：“国王因为提督……和特立尼（Teligny）（胡格诺派另一位领袖）武勇可嘉，非常尊敬他们两人，因为国王自己也是一位英勇而高贵的人，对具备相似品德的人心存敬意。”但国王现在身处困境，无法妥协。他意识到，如果要保持高尚品质，严守誓言和原则，为了捍卫真相而维护科利尼，他就必须谴责母亲，永远不和她来往，这令他感到害怕。


  
看得出来，国王很明白自己的抉择，知道他的决定会产生深远影响，因为他花了数小时苦苦思索。如果是过去，太后只要出面，查理立刻就会乞求太后原谅，保证以后全听太后的。在一系列令人费解的事件之后，查理被后人认为患有心理疾病，容易突然变得暴躁，几世纪以来，查理都带着这一标签。但值得注意的是，心理疾病并非个人可以控制的，当科利尼在场时，国王从未有过失常或破坏性举动。


  
查理不是疯子，他思维敏锐，不会歇斯底里得失控。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因为道德负担而如此痛苦了——他完全可以不管此事。遍览莎士比亚的巨著，也找不到比当晚的查理九世更悲剧的人物，也找不到更令人心碎的人物。似乎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已背叛了他；国王突然感到，连夜的欢庆使他筋疲力尽。凯瑟琳明白，他已身心俱疲。她和亨利以及一小群顾问轮番上阵，直到天明。可怜的查理就像在牢房中接受无情审讯的政治犯。凯瑟琳有一份名单，记录了科利尼身边的主要胡格诺派。她决心，王室要先发制人。


  
她的儿子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国王精神和感情都不够强大，没有太后的支持无法掌权。查理不必感到羞耻，就连法国13世纪的国王，伟大的圣路易（Saint Louis）在敢于违抗强势的母后卡斯蒂尔的布兰奇（Blanche of Castile）时，也已经年届三十。凯瑟琳的儿子才刚刚22岁。[12]如果科利尼还在宫中，事情可能大大不同，但此刻科利尼正在养伤，他在几个街区以外安睡。


  
突然，国王像被车轮碾过一样发出喊声。查理指着名单对太后高叫：“杀了他们，把他们全杀光！”


  
据玛格丽特自己承认，她对密谈的内容并不知情。这位纳瓦拉新任王后当然知道宫中剑拔弩张的态势，但她并不知道国王已决议进行一场大屠杀。她和所有人一样认为对科利尼的暗杀是吉斯公爵为父报仇。玛戈表示：“我完全不知道出什么事了，我发现所有人都有所行动：胡格诺派因提督遇刺感到失望，而吉斯家族担心被人冤枉，互相之间悄悄耳语。”不过，新娘很了解，因为这场婚姻，自己地位十分不利。玛戈明确表示：“胡格诺派怀疑我，因为我是天主教徒；而天主教徒也怀疑我，因为我嫁给了纳瓦拉国王。情况就是这样，没人告诉我事情的进展如何。”


  
当天午夜，几乎所有的身居高位的天主教徒都聚集到宫中，玛格丽特的姐姐克劳德（她当时在巴黎参加婚礼）清楚国王已经秘密下令，拂晓时对科利尼及其下属展开屠杀。由于陪同纳瓦拉的亨利来到巴黎的胡格诺派为数众多，单凭王家卫队不足以发动进攻，所以凯瑟琳被迫和吉斯公爵接触，他的随从人数众多，装备精良，随时可以一战。威尼斯大使写道：“他们（太后和雷斯公爵）把吉斯公爵喊来，命令他和……国王胞弟（亨利）杀掉提督及其女婿特立尼，以及他的手下。”大使又讽刺道：“您可以想象吉斯公爵在得到任务时是多么的高兴，动手时是多么积极。”不仅如此，其他重要的胡格诺派（包括宫中的胡格诺派）也将由加斯帕·德·塔瓦纳指挥的王室军队全部剿灭。值得注意的是，查理虽然一直渴望在战场上获胜，但此时并未参与战斗，这也说明他的决定受到了太后的压力。


  
法国王室通常很晚才睡觉。礼拜六夜里（更准确地说是礼拜天凌晨），玛格丽特去看姐姐，走进了太后的卧室。此刻她才发现山雨欲来腥风满楼。玛戈回忆道：“我紧挨着姐姐洛林夫人（克劳德）坐在一个箱子上，我发现姐姐神情黯淡。母后正在和别人说话，她一看到我，就让我回去睡觉。我告辞的时候，姐姐抓住我的手不让我走，而且还流泪叫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走！’我被她的哭喊吓到了；这时太后把姐姐叫到身边，严厉地责备她。姐姐说，要是把我打发走，会害了我的性命；如果事情败露，我将是第一个受害者。母后回答说，如果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我应当接受命运，但是，如果我留下不走，反而会引起敌人怀疑。”


  
凯瑟琳的命令不可违抗。克劳德还在哭泣，但无力拯救妹妹。玛格丽特当时战战兢兢地（用她自己的话说，“形如死人”一般）回到自己的房间，猜不透这巨大的危险究竟是什么。克劳德知道些什么？显然，危险的确存在——而且还是致命危险——否则姐姐不会这样哭泣。玛戈写道：“我一回到房间，就跪在地上乞求上帝的保护和拯救；却不知道是谁在威胁我。这时我的丈夫已经上床，他叫我过去。我走到床边，发现床边有三、四十名胡格诺派，我一个也不认识；因为我们当时新婚不久。他们当晚在谈提督遭受的枪击，决定次日向国王讨要公道，惩罚吉斯公爵；如果不行，他们就要亲手伸张正义。”


  
事情已经过去了几世纪，今人无法体会玛格丽特在那个漫长而可怕的夜里遭受的痛苦，她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等待危险自己露出狰狞面目。她承认：“我彻夜难眠，我在想姐姐的眼泪和悲伤，这使我整夜睡不着。”不过，尽管她彻夜清醒，却无法参透自己面临的危险。眼下看不出任何危险，也没有人作出警告。她的丈夫及其手下层层将房间围住，非常安静，亨利当然也睡不着，但却不觉得危险迫在眉睫，玛格丽特后来证明：“天一亮，我的丈夫就说，他要起床去打网球，一直打到查理国王起床，然后就去找国王讨回公道。他在一群人的护卫下离开了卧室。”


  
但危险的确存在。清晨，当纳瓦拉的亨利和手下离开卧室前往网球场时，吉斯公爵和手下已经占领了科利尼下榻的各个出口。提督在二楼卧室可以听见刀剑的碰撞和痛苦的呼叫：他的手下正奋力抵挡天主教徒的进攻，提督知道，自己死期将至。他在侍从的帮助下挣扎着站起，免得被人杀死在床上，然而，他还是无力挥动武器。吉斯公爵一方已有人（王家卫队队长也在其中，讽刺的是，他几天前还被亨利派来保护这位伤员）破门而入。士兵问道：“你不就是提督吗！”据说科利尼当时求饶说：“不错；但是，年轻人啊，念我一头灰发，有伤在身，你不该杀我。”


  
但求饶是无用的。这位无助的战士、久经沙场三十余年，为法国王室贡献一生的老将，被人用长剑大斧砍死，尸体被扔出窗外，落在院中督战的吉斯公爵面前。提督的面容在重创之下已被毁坏，据说吉斯公爵不得不将血污擦掉才能确定死者身份。公爵确定了脚下这具尸体便是自己要杀的人，恶狠狠地踢打尸体，以表示吉斯家族更胜一筹，他们才是贵族。


  
最高法院（Palais de Justice）钟声大作，宣布科利尼已死，全城突然陷入了令人恐怖的、不受控制的暴力之中。巴黎的天主教徒事先秘密得知此次行动，因此已经备好武装，巴黎市长从国王那里得到指示，在数小时之内将这些天主教徒动员起来，人数有20,000之多。吉斯公爵对军队训话说：“士兵们，干得好！我们开了个好头！国王下令——冲啊！”加斯帕·德·塔瓦纳在策马飞奔时大喊：“杀！杀！”他们展开了地毯式搜索，凡是怀疑胡格诺派在此藏身，暴徒们就一拥而上，时人写道，他们“不问男女老幼，见人就砍。大车上装满贵族小姐、妇女、女孩、男人和儿童的尸体，并将尸体倒在河中，河流满是尸体，河水也变得血红，这条河流流经城中各处——比如卢浮宫的庭院。”威尼斯大使称，住在王宫周围的胡格诺派重要贵族在拂晓时分已被暗杀，当时百姓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之后……国王下令，要杀光、抢光巴黎城中所有胡格诺派，”他继续道，“事情便一发不可收了。”


  
玛格丽特在彻夜难眠之后正要睡着，突然，暴行降临在自己身上。玛戈回忆道：“天亮后，我觉得姐姐所说的危险已经过去，于是我准备睡觉，让保姆整理床榻。”但是，“约一小时后，我被敲门声惊醒，来人又捶又踢，大声喊道：‘纳瓦拉！纳瓦拉！’我的保姆认为是我的丈夫来了，赶紧去开门。”


  
但来人并不是亨利，而是一个陌生人，他浑身是血，蹒跚地走进房间。他“倒在我的床上”，使玛戈大吃一惊。“他手臂有一处剑伤、一处枪伤，四名弓手穷追不舍，一直冲进我的卧室。看到这一幕，我跳下床，这位可怜的绅士紧紧地抱住我的腰。我当时还不认识他；我也不确定他会不会伤害我，也不知道那些弓手的目标是他还是我。我高声呼喊，他也高声呼喊，因为我们相互害怕对方，”玛戈回忆道，“最后，在上帝的眷顾下，卫队队长南赛（Nan?ay）走进房间，看见我被人团团围住，虽然很同情我，但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他还是严厉斥责了那些弓手的冒失，将他们赶出房间。在我的要求下，他放了那名绅士一条生路，我把他挪到床上，给他包扎伤口，直到他痊愈才让他离开。”当天玛格丽特救下不少她丈夫的胡格诺派手下，此人是最早得救的。


  
玛戈此时才明白数小时之前发生了什么，明白太后使自己身处极度的危险之中。她的姐姐克劳德是对的；如果胡格诺派发现天主教徒的阴谋，她丈夫的手下必然会觉得她是间谍，很可能对她下手。[13]玛戈说：“我换了件衣服，因为它已被此人的血污弄脏了，此时，南赛告诉我昨晚他们的商议，向我保证说我丈夫安然无恙，此时正在他的卧室休息。他给我披上一件斗篷，把我带到我姐姐的房间。”但即使在戒备森严的卢浮宫门厅中，玛戈也能感受到恐怖的气氛。“正当我们穿过门户大开的前厅时，一位名叫布尔斯（Bourse）的绅士冲了过来，他身后有弓手紧紧追赶，他身上扎着一支长矛，死在了我的面前。我感到像是自己也受了伤一样，倒在了地下，南赛赶紧搀住我。我恢复神智之后，走进了姐姐的房间，我丈夫的手下米奥弗莱诺（Mioflano）和他的阿马尼亚克（Armagnac）仆人此时也冲进房间，恳求我救他们一命。于是我跪在国王和太后面前，救了他们的性命。”几周前，玛戈还向查理和凯瑟琳哭诉，求他们不要把自己嫁给信奉新教的纳瓦拉国王。


  
但需要玛格丽特出手相救的不只有她丈夫的仆人。亨利本人也自身难保。当天上午并没有网球比赛，纳瓦拉国王也没有去王宫。他刚离开妻子的卧室，就被叫到查理的房间去了，他的随从不得陪同；这是查理态度转变的第一个线索，亨利立即明白了。大门在他身后关闭的那一刻，他对朋友富有远见地说：“只有上帝知道我们能否再见。”


  
亨利当时面临抉择。为了使这次暴行师出有名，查理——或曰太后——诬陷亨利、科利尼和其他胡格诺派有意谋反。亨利只得坐下聆听自己的教友被控密谋暗杀查理和王室成员。查理告诉亨利，对科利尼及其同党不必再采取行动：他们此刻已被处决。但对于这位妹夫，查理愿意饶恕亨利的叛乱行为，放他一条生路——前提是他放弃新教信仰，皈依天主教。这恰好是凯瑟琳和查理在亨利和玛格丽特成婚一事上答应教皇的条件。


  
亨利当时18岁，举目无亲，掌控着一个小国，重要的手下都被屠戮殆尽。他双亲离世，妻子既不熟悉又不信任，任凭反复而无情的王室摆布。他别无选择，只能答应。（他的表亲，孔代亲王在听到这个条件的时候还有所抵触，不愿皈依天主教，不过很快就改变主意了。）威尼斯大使再次直白地写道：“孔代亲王和纳瓦拉国王从出身和地位来说确实是（胡格诺派）的首领，但他们手下无人。另外，他们处于国王控制之下，还不如坐牢。”两天之后，亨利公开和其他王室成员参加弥撒。他们不得不绕过满地尸体前往教堂。太后在位子上站起来，以便清楚地看到纳瓦拉国王虔诚地接受圣体的样子，她大笑不止。


  
礼拜天发生的杀人事件，史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因为此次屠杀发生于1572年8月24日，当天是圣巴托罗缪瞻礼日），事实上，接下来几天同样发生了不少屠杀事件，其他大城市——如奥尔良——也发生了相似的暴力事件。据估算，单巴黎一地就约有5000人到6000人死亡。受害者并非全都是胡格诺派。许多平民利用屠杀和法律失去约束的气氛，报复平日的仇人，甚至纯粹为了利益屠杀富人。比如凯瑟琳宠信的金匠就因此丧命，店铺被洗劫一空。而王室也并未成功地根除胡格诺派。某些参与婚礼的新教徒宾客——比如科利尼的亲信，地位崇高的蒙哥马利伯爵（Count of Montgomery），有远见地住在河对岸，因此保住了性命。这让他得以逃脱吉斯公爵的追杀——吉斯公爵一直追到乡下。


  
从这次灾难中受益最大的要数菲利普二世，他不费一分钱，却使胡格诺派无力干预尼德兰战争，同时也使法国未来无力和西班牙争夺欧洲霸主地位。西班牙大使在礼拜天满心欢喜地向西班牙国王报告：“当我写此信时，他们正在消灭新教徒，他们剥去新教徒的衣服，在街上拖拽新教徒，洗劫新教徒的房屋，就连小孩也不放过。赞美天主！是他让法国的贵族回归正道！天主保佑，愿他们不变初心。”几天之后，这位大使祝贺太后取得大胜。屠杀已接近尾声；塞纳河已被尸体堵塞；水沟和大车里装满了血淋淋残肢断臂，甚至是头颅。和凯瑟琳会面之后，西班牙大使笑着说，“她看起来年轻了十岁！”罗马教皇也为西班牙国王感到高兴，让人唱起感恩赞歌。


  
但事实上，此事造成法国在欧洲地位的急剧下降。伊丽莎白一世未与法国断交，但凯瑟琳说此次屠杀是为了防止胡格诺派叛乱，她对此不予认同，并且从那以后，伊丽莎白一世再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和法国王室的合作。德意志也同样如此。此外，虽然菲利普二世对屠杀的结果感到满意，但他更加鄙视凯瑟琳——尤其是知道凯瑟琳的行动并非事先安排，而是因为暗杀失败临时起意。强大的法国曾在凯瑟琳崇拜的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独步欧洲，仅仅几十年之后，从8月的那个礼拜天开始，法国就在凯瑟琳的手中一步步走向衰落，再也不复昔日荣光——直到下个世纪才有所改观。


  
但是，太后只关心自己和儿子亨利的地位是否稳固。为此，她对于是否要饶恕纳瓦拉亲王犹豫不决。凯瑟琳知道，不杀亨利会有风险，更何况蒙哥马利伯爵在新教的英格兰重整力量，而拉罗歇尔的胡格诺派据险不服从国王的命令。就算亨利皈依天主教（人人都知道他是被迫的），只要纳瓦拉国王一息尚在，胡格诺派就会师出有名。她已迫使亨利公开参加弥撒，成功地凸显了她的政治胜利，并极大地充实了自己的威信。现在，他已经没什么用处了，留着只会徒增风险。对安全的担心告诉自己，必须除掉他。


  
就这样，屠杀刚一结束，又出现了新的阴谋。而玛格丽特再次成为这场阴谋的工具。她回忆道：“五六天之后，策划阴谋的人觉得必须除掉我的丈夫和孔代亲王，因为他们的目的不仅是清除胡格诺派，也要清除胡格诺派诸侯；而因为我是纳瓦拉国王的妻子，他们不便下手，所以他们准备向太后提议，让我和纳瓦拉国王离婚。就这样，当我在礼拜堂等待母后的时候，她让我决定我的丈夫是否和别人一样。她说：‘如果不一样的话，我就能安排你们离婚了。’”


  
凯瑟琳其实是在问玛戈他们是否已行夫妻之事。如果没有的话——她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众人皆知，玛戈和亨利关系冷淡——那么她就能宣布女儿的婚礼无效。这个诱饵实在吸引人。玛戈从一开始就抵制这场婚事，而这样一来就能结束这场婚姻。这样，她就能摆脱她根本不爱的丈夫，或许就能找到一段真正的感情。


  
但玛戈生性聪颖，她知道，自由要以亨利的性命作为代价。既然纳瓦拉国王已经答应皈依天主教，灵魂也会下地狱了，玛戈也不想成为另一桩恶行的工具。尽管玛戈对婚姻阴谋一无所知，和她的丈夫同样是受害者，但她明白自己的婚姻引发了一系列暴行，自己为此感到良心不安。大批胡格诺派在她的婚礼上被杀。屠杀前夜，她还听到他们讨论提督遇刺的情况，她知道胡格诺派是无辜的，胡格诺派从未想要伤害国王。他们诚心诚意前来祝贺，庆祝自己成为他们的王后，却遭到自己家人的无情背叛。


  
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没有高尚的品质，却擢升高位，手握大权，甚至步步高升。玛格丽特对最近所见所闻感到震惊，她明白，作为纳瓦拉王后，丈夫的生死全看她的决定，她不愿参与这桩流血事件，她要保护亨利。


  
“她对太后说：‘夫人，既然你让我决定，我只能说我对现状感到满意。’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让我离婚是要对亨利不利。”


  
此刻，玛戈以勇气和慈悲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王后。但问题在于，她是谁的王后？

10 巴黎王后


  
“如果任何人相信给以新的恩惠就会使一个大人物忘却旧日的损害，他就是欺骗自己。”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玛格丽特拒绝宣布自己婚姻无效，她知道自己不仅是在拯救亨利，也是在保证亨利日后继续效忠王室。在凯瑟琳的宫廷里，即使是表面的独立也是有代价的，玛戈的情况就是这样。纳瓦拉王后力保她的丈夫，从此以后她就要为亨利的行为负责。尽管亨利表示屈服，并得到了查理的原谅，但仍被视为威胁，遭到轻视与怀疑，尤其是遭到太后和安茹公爵亨利的轻视与怀疑。玛格丽特知道，如果亨利不守规矩，重回新教信仰，或者违反王室意愿行事的话，他们两人都会受罚。


  
所以，玛戈尽最大努力帮助亨利。亨利皈依天主教至少在表面上要有说服力，这样才能让西班牙和教廷（这是凯瑟琳最需要说服的两大势力）相信，法国政坛已没有胡格诺派势力。自然，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玛格丽特希望丈夫真心信教。她试着让他叔叔、波旁枢机主教（他们婚礼的主婚人）向他讲解教义；她还为他引见了一位富有口才的耶稣会忏悔师。亨利在险恶的新环境中步步惊心，接受了玛戈的宗教指导，并且按时参加弥撒。10月，他和表亲孔代亲王（亲王也权且皈依了天主教）甚至给教皇写了一封极尽谄媚的信件，痛悔过去的冒犯，乞求教皇重新接纳他们。教皇对两位贵族迷途知返感到高兴，最终承认了亨利和玛格丽特的婚姻有效。


  
但是，在和谐的表象下，纳瓦拉国王和王后之间的婚姻关系并不比新婚当晚更好。亨利不信任玛格丽特。他并不知道，玛戈拒绝承认婚姻无效，救了自己一命。[14]他在宫中地位很低，他一直受到监视，羞辱成了家常便饭。意气风发的吉斯公爵因积极参加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而受到王室的特别青睐，特别热衷欺负旧情人玛戈的现任丈夫。一位廷臣写道：“万圣节前夜，纳瓦拉国王正在和吉斯公爵打网球，吉斯公爵对纳瓦拉国王极尽嘲讽之能事，看得出来，这位国王不过是一位囚徒，是王室的扈从、仆人，这让在场的正直之士感到非常痛心。”吉斯公爵对玛格丽特不愿离婚感到非常失望。他一直想趁玛戈宣布婚姻无效的时候也离开自己的妻子，这让他的妻子很不满。毫无疑问，就是他促使凯瑟琳除掉亨利的：玛戈的一位侍女后来写道：“玛格丽特王后常常说，在她爱上纳瓦拉国王之后，太后总是让她考虑吉斯公爵，而王后总是说，她并不是聋子。”也有谣言说，如果玛格丽特产下一子，亨利就完全无用了，将会被除掉。可以理解，亨利在听到这则谣言后就更不想和妻子行房了。所以，在纳瓦拉国王眼中，玛格丽特不过是虎视眈眈的宫廷中的一条毒蛇，他并不想和玛格丽特产生感情。


  
这实在不是好事，因为自从宗教问题解决之后，玛戈似乎已经准备建立正常的婚姻关系，甚至对丈夫态度温和了许多。毕竟，她年仅19岁，正是浪漫的年纪，她想要享受婚后最初的蜜月期。而亨利则陷于困境之中，处境非常被动；她也许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对此感到遗憾。但玛戈是个有自尊的女子，虽然亨利没有直接拒绝，但也让玛戈伤心。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


  
11月，胡格诺派要塞拉罗歇尔拒绝向国王交税，也不接受国王派遣的天主教徒市长，于是查理派遣王室军队前去平叛，领军的是他的弟弟中将亨利（一同前往的还有吉斯公爵、纳瓦拉国王、孔代亲王和玛格丽特的弟弟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此事距玛戈和亨利婚后不到三个月，这件事想必缓解了他们的紧张关系。玛戈暂时不必引导冷漠的丈夫了，同时也摆脱了吉斯公爵的关注（以及兄长亨利的阴谋），可爱的纳瓦拉女王留在巴黎和凯瑟琳的“小可爱”中自得其乐。


  
自从16岁以来，玛戈第一次感受到已婚女子——尤其是丈夫离开一段时间的已婚女子——的快乐。她突然发现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人能对她的言行作出规定，没有人能影响她的想法，没有人能违背她的本愿，没有人能为她规划未来。她已经拥有了地位和美貌，此时又拥有了独立。只要谨慎行事，她可以随心所欲。


  
无论是什么时代，在巴黎拥有年轻、美貌和王室身份，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玛格丽特很快就和巴黎城中最美丽的佳丽们混在一起。她和内韦尔公爵夫人亨丽埃特·德·克利夫斯（Henriette de Clèves）以及雷斯公爵夫人克劳德·凯瑟琳·德·克勒蒙特·当皮耶尔（Claude Catherine de Clermont-Dampierre）关系密切，她们是上流社会公认的领袖。[15]这两位女性年届三十，受过高等教育，阅历丰富，极为富有。雷斯公爵夫人熟练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由于她首任丈夫不善交际，她不得不隐居乡村多年，只有书城陪伴），对文学特别感兴趣。她赞助过许多诗人，并且在当皮耶尔公馆（H?tel de Dampierre）主持了多次聚会，这处地产富丽堂皇，有几百年历史，是她首任婚姻的遗存之一。在公爵夫人的绿色沙龙（Green Salon，这既是借用14世纪意大利诗人弗朗切斯科·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的一句诗，也说明了克劳德·凯瑟琳的装修品味）中优雅的廷臣和艺术家、作家、戏剧家齐聚一堂。雷斯公爵夫人的聚会中有当时最著名的诗人皮埃尔·德·龙萨和菲利普·德波特（Philippe Desportes），又有滔滔不绝的布朗托姆，更有许多与公爵夫人相识的优雅绅士和迷人女士。玛格丽特是公爵夫人的大红人，名列巴黎的九位缪斯或曰仙女之列。菲利普·德波特被玛戈迷得神魂颠倒，他的代表作《希波勒塔之爱》（Les Amours d&#39;Hippolyte）就是以玛戈作为灵感写成的，在诗中，他将纳瓦拉王后比作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珠宝，永不凋零的鲜花”。


  
在公爵夫人的绿色沙龙里，玛戈遇见了拉·摩尔（La M?le）阁下，也就是约瑟夫·德·波尼法斯（Joseph de Boniface）。毫无疑问，她以前就认识他，他是弟弟弗朗索瓦的一个亲戚。拉·摩尔当时四十多岁，光鲜亮丽，举止优雅。他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又是一位花花公子——查理九世常常笑言，拉·摩尔前天晚上还在逍遥快活，第二天又去参加弥撒。拉·摩尔调情手段高超，一开始还被选为弗朗索瓦的媒人派往英格兰，想用他的甜言蜜语说服伊丽莎白一世。


  
如果玛格丽特还是单身一人，拉·摩尔绝不敢接近她——玷污王室女性惩罚极重，因为公主往往是政治交易的筹码——但现在，玛格丽特已经结婚，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据估计，婚外恋在宫中非常普遍。从查理九世往下，每个人都有情妇。让娜·达尔布雷在死前告诉儿子亨利：“国王无时无刻不在做爱，还以为别人都不知道。他在晚上九点前往书房，装作写书的样子。而情妇的房间就在书房旁边。”玛格丽特的密友内韦尔公爵夫人亨丽埃特和弗朗索瓦手下贵族阿尼巴尔·德·可可纳斯（Annibal de Coconnas）保持关系。就连玛戈的兄长亨利也不能免俗，和孔代亲王的妻子偷情。[16]


  
拉·摩尔具备纳瓦拉的亨利所没有的一切优点。他对玛格丽特这样的女人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注意调整说话时的表情和声调。吉斯公爵曾是她的初恋。拉·摩尔久经情场。玛戈比他年轻20岁，她的丈夫要很久才能回来，他对玛戈并无眷恋，而且玛戈周围尽是“小可爱”的佳丽，无时无刻不在劝说玛戈大胆体验爱情的快乐。玛戈无处可逃。[17]


  
玛戈在巴黎自得其乐的时候，亨利正在拉罗歇尔城外和王室军队一起受罪。


  
虽然王室军队力量强大——查理拨给弟弟30,000士兵前去围城，而且配备20多门重炮——胡格诺派的要塞还是难攻不破。王室军队军官之间很快产生分歧。亨利作为中将，在名义上是总指挥，但不断受到弟弟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的挑战（他对弗朗索瓦深恶痛绝），此外还要受到自大的吉斯公爵的挑战（他也不太喜欢吉斯公爵）。纳瓦拉国王和表亲孔代亲王并无实权，但也不受中将待见，因为亨利必须时刻警惕，防止这两人投向胡格诺派。


  
冬季寒风凛冽，军帐难以保暖，加上饥饿疾病侵袭，周围敌人环伺，在这种环境下一决胜负实在困难，更何况己方已呈败象。胡格诺派士兵躲在坚固的城墙之后，武器精良，骁勇善战；王室军队大炮一响，他们就予以回击，效果显著。围困旷日持久，从冬到春都没有结束的迹象。士兵死亡数千，又有数千人逃亡。军中上下满腹牢骚，贵族们也觉得毫无意义，自暴自弃。一些天主教徒、骑士和贵族们感到不满，越来越觉得国王——不仅包括国王，也包括太后和中将——不堪大任，想要找到一位能够凝聚人心，改变局势的人物。这个人必须具备王室血统，或和王室沾亲带故：因为16世纪的政变必须有上等贵族的参与。符合条件的人很少，在层层筛选之下，他们找到了中将富有野心的弟弟，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以及同样不满的王室成员，纳瓦拉国王亨利。政治派（Politique）密谋就此开始。


  
亨利和弗朗索瓦互相之间并不信任。他们的目标也各不相同。弗朗索瓦因为自尊受损而想和兄长一决高下。他觉得自己总是受到忽视，很在意这些冒犯。弗朗索瓦刚刚18岁，渴望和自己地位相称的财富与荣耀，但太后和国王却并不赏赐。中将很少考虑这位弟弟的意见，甚至不让他参与军事会议讨论战局。


  
而亨利的唯一目的就是回到纳瓦拉的领地上，尽可能远离宫廷，远离天主教妻子，远离那个会随时让自己丧命的家庭。这两位年轻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认为中将过于傲慢可恶，他们不愿听从中将的指挥，想要摆脱他的领导。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后来的政治派运动——就是建立在这种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


  
不过，至少在短期内不必反叛中将了：命运——或者说是太后——已经插手此事。1573年春末，亨利被选为波兰国王，个中意味令人深思。


  
凯瑟琳念念不忘诺查丹马斯的预言，要看到所有的儿子都登上王位。多年来她都在为此目的孜孜不倦努力着。太后外交政策的根本和一切努力都在于此（只要她还是国家元首），而非法国的福祉。她无所谓自己的儿子成为哪个国家的国王——无论这个国家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是富有还是贫穷，是盟友还是敌人——只要这个国家有王位就好。她让女儿嫁给纳瓦拉的亨利，就是想保证弗朗索瓦取得英格兰王位，但她的爱子亨利还是没有王位。波兰国王死后乏嗣，凯瑟琳看到了机会。她立刻派遣瓦朗斯（Valence）主教让·德·蒙吕克（Jean de Monluc）前往波兰——她的宫廷官员中只有此人去过波兰，一同前往的还有她颇为宠爱的波兰籍侏儒，她训令这两人尽力为亨利争取王位。作为代价，太后当即支付了400,000里弗，并承诺未来还将支付数十万里弗，这笔钱用于维持军队，偿还国内债务，以及用于在巴黎聘请学者教育数百名波兰贵族子弟，这笔钱都从业已破产的国库中支取。最终，亨利获得了王位。很快，就有“小可爱”的成员在太后面前屈膝行礼向她祝贺：“向波兰国王的母亲致敬”，凯瑟琳非常高兴。


  
除了太后，对某些人而言，法国中将被选为波兰国王也是一桩喜事。弗朗索瓦、纳瓦拉的亨利和孔代亲王就此摆脱了他们的死对头。玛戈同样乐意看到兄长远赴他乡，再难回来，因为他曾在婚前陷害自己，又在婚后破坏自己的婚姻，使这桩婚事差点成为史上最严重的背叛。就连查理（他最终确诊患肺痨［肺结核］，已经病入膏肓）也对此感到快意，亨利备受母后宠爱，曾暗害自己，却最终安然无恙，此时他也不能对自己的死幸灾乐祸了。胡格诺派则难以相信竟有这等好事：亨利成为波兰国王耗资巨大，王室不得不立刻撤军，和胡格诺派签订不利自己的和约，以挪出资金为亨利买下整个波兰。就这样，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不到一年，新教徒重新获得了在屠杀中失去的政治地位，这让天主教徒再次产生疑虑。


  
法国只有一人对这场意外之喜不是特别高兴，这人就是未来的波兰国王自己。单就地位而言，成为波兰的君主并非坏事，但似乎人人都希望他真的搬到波兰去。波兰！凯瑟琳的儿子哪里了解波兰？他连法国都没出过。他不会说波兰语。他不了解波兰的风俗。他甚至无法在地图上准确地找到这个国家。亨利现在可能非常后悔当初拒绝了和伊丽莎白一世的婚事。如果他一开始顺从母亲的意见，和英格兰的交涉可能会一直拖到现在，那么被发配到波兰的就该是猥琐的弗朗索瓦而非自己了。


  
但他无能为力。在凯瑟琳的张罗下，登基的准备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亨利成为波兰国王的命运无法避免，就像之前太后准备纳瓦拉国王的婚礼一样，当时玛格丽特也感到命运不可抗拒。1573年8月19日，波兰挑选国内重要贵族，组成约12人的使团，在仆人和侍从的陪同下，他们乘车进入巴黎，马车数量达到50辆之多。王室为他们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并在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Palace）设宴款待，庆祝这场盛事。列席的布朗托姆详细记录了此事。在招待式和舞会上，波兰使团倾倒于玛格丽特的美丽。玛戈想必对此非常用心，她向使团积极介绍自己的兄长，如此便可让亨利尽快离开。布朗托姆写道：“我认为，太后在杜伊勒里宫设宴款待波兰人的那天，是玛格丽特最优雅的时刻，其他人也有同感。她（玛格丽特）身披绘有西班牙玫瑰的天鹅绒长袍，长袍上缀有亮片，戴着天鹅绒帽子，上面饰有华丽的羽毛和珠宝。很多人都告诉她，她穿着这身服装美丽无比，她也常常回想起这身打扮，并且让人画像。”


  
波兰使节早已被周围的华丽弄得不知所以，此时显然被新国王妹妹的美丽惊呆了。布朗托姆写道：“他们觉得她相貌如此美丽，穿着如此华贵，举止如此优雅，他们说不出话来。我听说，使团首领拉斯基（Lasqui）在退休后写道，自己当时折服于眼前的景象：‘不，我从未想象会见到这样的美人。能见她一面简直像是麦加朝圣一样令我心甘情愿……他们站在那里，对眼前这座宏伟的圣殿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哪怕遭受烙铁剜眼之刑也在所不惜……他们再在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加美丽，因此任何东西在他们看来都是黯然失色的。’”[18]使团深深折服于玛格丽特，他们次日就前往卢浮宫拜见纳瓦拉国王和王后。使团的另一位成员，克拉科夫（Kraków）主教为了符合对方的身份，以拉丁文向亨利发表演说。令主教惊讶的是，玛戈显然听懂了演说的内容，代她的丈夫回答主教的问题，其流利程度胜过任何一位王室成员。当她说完以后，波兰使团异口同声地称赞玛戈是“雄辩女神密涅瓦（Minerva）再世”，后来更是称玛戈为“神人”。


  
玛戈在外交上大获全胜，征服了波兰使团，使她在宫中的影响迅速扩大。作为王后和王室的一部分，玛戈代表着权威——人民期待她的领导。亨利在前往波兰之前苦求玛戈原谅自己，很好地说明了玛戈的政治地位。玛戈日后回忆说：“他离开法国前几个月，他尽一切努力想让我忘记过去他对我做的坏事，他恳请我们恢复儿时的亲密关系；他在向我告辞的时候，要我发誓原谅他。”但是玛戈不再是16岁的孩子，不会再轻信这位诡计多端的兄长了。她当时20岁，已经结婚，对宫廷阴谋有丰富的切身体会。她按照亨利的请求发了誓，但自己明白不该相信他。


  
亨利之所以需要玛戈在自己离开时对他保持忠诚，是因为兄长——也就是国王——已经病入膏肓。查理身体孱弱，无法打猎，又常常发高烧，甚至开始吐血。根据继承顺序，如果国王乏嗣无后，他驾崩之后，王位应由亨利继承。但如果此时亨利远在波兰，随着政局变化，局面必然对自己不利。弟弟弗朗索瓦也许会挑战自己的王位，趁亨利回来之前即位。亨利知道，凯瑟琳会尽力为自己保留王位，但如果敌人联起手来反对自己，凯瑟琳也无能为力。亨利尽量拖延留在法国的时间，希望查理赶紧驾崩，这样自己就不必前往波兰了，但是查理已经看穿了他的心思。查理病重无法站立，于是将太后叫到自己的房中，在病榻上下令亨利立即离开法国前往波兰。凯瑟琳不能不听从国王的旨意，只得将爱子送走，她一直送到洛林公国才和亨利分开。在分别的时候她低声对不愿离开的亨利说：“快走！快走！你留不住的。”就这样，新任波兰国王告别了家人，沮丧地离开洛林地界，于1573年11月，前往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即位。


  
亨利的担心是有理由的。他才走不到五天时间，宫中就有人趁他不在挑起一系列政变，而玛格丽特正是其中一人。


  
这一切都是因为令人垂涎的中将一职有了空缺。显然，亨利不可能在当波兰国王的同时还统率法国军队，所以在他离开法国之前他已经不情愿地辞去了统帅职位。王室血统上仅次于亨利的弗朗索瓦认为，他将成为兄长的继任者。毕竟，16岁的亨利在还没有战争经验的时候就已经被凯瑟琳委以重任，弗朗索瓦当时已经18岁了，并且还参加过拉罗歇尔的围城战。


  
所以，弗朗索瓦听说国王无意委以此任时感到非常不快。凯瑟琳和查理都不信任弗朗索瓦。他们知道弗朗索瓦富有野心，而且，无论是政治派（厌恶亨利和吉斯家族的温和天主教徒）还是胡格诺派（他们在拉罗歇尔抵挡住了围攻，因而获得权力，迫使太后服从他们的条件）都认为弗朗索瓦将成为国王。在这种情况下，凯瑟琳和查理都认为，让弗朗索瓦这个由反对派们培养出来的人物统率全军不是好主意。他也许会调转枪头反对自己。


  
弗朗索瓦感到尊严受辱，他通过亲信向支持者表示自己很不满意，于是，这些人想出了一个冲动的计划。当时，阿朗松公爵和纳瓦拉的亨利都在洛林陪同凯瑟琳送别亨利。在回来的路上，这两位年轻人密谋逃离宫廷（以躲避重重监视），并且各自集结一批骑兵和步兵。玛格丽特解释说：“胡格诺派在提督死后得到我丈夫和我弟弟阿朗松公爵的手谕，立志要为提督报仇。圣巴托罗缪日之前，他们曾邀请过弗朗索瓦参加聚会，向他保证将会把弗兰德斯送给他（也就是贿赂他）。现在，他们在劝说我的丈夫和弟弟在返回路上离开国王和太后，取道香槟（Champagne），和等候已久的军队会师。”


  
不幸的是，密谋者很不谨慎，结果纳瓦拉国王的大臣米奥桑（Miossans）[19]知道了消息。他大吃一惊，准备阻止这场行动。


  
此人并非狂热的天主教徒，或是吉斯家族的门客，或是凯瑟琳安插的间谍。米奥桑是亨利的手下，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当日被玛格丽特救下的两人之一。他在被迫皈依天主教之前曾是胡格诺派。他在大屠杀前夜和纳瓦拉国王一起商议如何处理科利尼遇刺一事。他对亨利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米奥桑也在反对亨利和弗朗索瓦的冲动计划，那只能说明这两位年轻人不擅阴谋，计划有严重失误。[20]


  
更能证明米奥桑用心良苦，而非处于一己私利的证据是，他没有把信息透露给凯瑟琳或者国王，而一旦透露信息，他必然会受到重赏，但肯定会对亨利不利。他转向了自己的救命恩人玛格丽特。玛戈回忆道：“一位名叫米奥桑的天主教绅士得知了阴谋，认为国王必受其害，因此他找到我，对我说，这种阴谋必然败露，届时将会对他们自己和国家不利。”纳瓦拉王后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她不愿看到亨利因叛逆被捕受审。她无法直接联系丈夫，亨利不信任她。他从不认为他们两人利益一致。玛戈灵活地处理了此事。她写道：“我直接去找国王和太后，说有重要事情相告；但是他们必须保证，听后不会有任何人受伤害。”凯瑟琳和查理表示同意，于是她告诉兄长和太后，她的弟弟和丈夫准备逃离宫廷，和胡格诺派会师。玛戈最后说：“我恳请国王和太后赦免他们，不要让他们离开宫廷，同时也别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败露。国王和太后答应了玛戈，仔细商量如何把他们留住，免得他们知道计划败露。”


  
也许是这样；但似乎还是有人告诉了弗朗索瓦（如果亨利不知情的话）纳瓦拉王后已经介入此事。因为，不久之后，阿朗松公爵就开始讨好他的姐姐——并且求得她对自己的支持。玛格丽特回忆道：“（他们逃跑未果）之后，我们来到了圣日耳曼宫，由于国王身体不适，我们在当地停留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弟弟阿朗松公爵用尽一切办法来讨好我，最终我答应将他视为朋友，正如对兄长波兰国王做的那样。由于他是在宫外长大的，我们彼此之间并不了解，一直保持这距离。现在在他的努力下，我们的关系进了一步，我决定和他建立稳固的友谊，将他的事情视为自己的事情，但绝不会为此损害兄长查理的利益，因为我爱他胜过其他人，他也很关心我。弗朗索瓦对此向我保证一定遵守。”


  
尽管查理曾经陷害过玛格丽特，强迫她和亨利结婚，但玛格丽特对查理似乎有着诚挚的爱戴。毫无疑问，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两人的关系更近一步，因为他们明白，两人都受到了凯瑟琳和亨利的愚弄。大屠杀带来的负罪感和肺结核一样无情地侵蚀着查理的健康。他谴责母后借刀杀人：他曾对凯瑟琳吐痰：“夫人，你才是这一切的主谋！”查理回避凯瑟琳，从玛格丽特这里找到了温暖，因为她理解他的痛苦，分担了他的痛苦，同样渴望爱抚。很多事情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与性无关；他们之间不是爱情，而是缺失母爱的一种体现。他们都受人利用，又被人抛弃，所以互相之间结成关系以保护自己。


  
弗朗索瓦同样也是家族的弃儿，他受到查理和亨利的鄙视，又受到凯瑟琳的怠慢。也许正是这点引起了玛格丽特的同情，促使她站在弟弟这一边。又或许，是因为玛戈明白查理奄奄一息，他死后，亨利将会卷土重来。与其独力面对一个曾经殚精竭虑谋害自己的敌人（虽然他最近在争取原谅），还不如试试这个陌生的恶魔。更何况，她的情人拉·摩尔还是弗朗索瓦的手下亲信。


  
但是，向查理和弗朗索瓦敞开心扉是一项挑战，玛戈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她和阿朗松交好不久，他和亨利再次密谋逃离宫廷。政治派第一次尝试救出两位王公的计划莫名失败，他们这次和胡格诺派联手，试图再次解救两位王公，但这次更加冒险。他们计划派军将他们救出，而非让他们自己设法逃走。


  
这种冒险是对王室的严重威胁——假如计划一切顺利的话。查理和凯瑟琳非常走运，对手并不具备必要资质。比如，如果想推翻现有政权，参与反叛的所有人都应当注意各路军队集结进攻的日期这种细节问题。显然，集齐人马突然袭击，效果要好于分批抵达被人发现。无论如何，有一位骑兵军官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早到了十天，所带人马虽然不足以对王宫发起攻击，却足以引起太后的怀疑。


  
当时宫廷还驻跸在圣日耳曼宫。他们看到这一小拨人马之后大为恐慌。凯瑟琳把可畏的瑞士卫队和其他军队召来增援。时人写道：“大家都非常紧张，整理行囊，洛林枢机主教和吉斯公爵跳上马背从巴黎赶来，其他人也争相效仿。”弗朗索瓦害怕自己的罪行被发现，当时就跑到太后跟前坦白一切（他的判断没错，太后对他比对国王更加宽容），不仅供出了纳瓦拉的亨利，也把包括拉·摩尔和阿尼巴尔·德·可可纳斯（Annibal de Coconnas）（玛格丽特挚友亨丽埃特的情人）供了出来，后者是为弗朗索瓦和政治派之间牵线搭桥的。当晚，宫廷在重兵护卫下和阿朗松公爵和纳瓦拉国王一同前往万森（Vincennes）。玛格丽特写道：“我们……午夜过后两小时就出发了，国王查理被放在担架上，母后与我的弟弟和丈夫同乘一辆马车。”


  
有些史学家认为，纳瓦拉王后事先通过她和拉·摩尔的关系已经知道了这次密谋，并向太后告发。理由是玛格丽特在回忆录中写道，随着查理“日渐病重……胡格诺派萌生了新的阴谋。他们希望把阿朗松公爵从宫中接走。我时不时听到这一情报”。但没有证据表示凯瑟琳在阴谋败露之前已经知情，似乎她是在弗朗索瓦为求自保向她坦白以后才知道的，所以不太可能是玛格丽特检举了她的情人。此外，知道这一计划的人也不止纳瓦拉王后一人，她后来的表现说明，她更加同情这些叛乱分子。


  
弗朗索瓦自首一事并无争议。他的自首确实救了他一命：这是公然挑战查理的统治，查理感到前所未有的愤怒。当他被人从圣日耳曼宫抬出时，据说他七窍生烟：“他们就不能先等我死了吗？”阿朗松公爵和纳瓦拉国王被投入牢房等候审判。玛格丽特想救他们，她说：“虽然我很珍惜国王对我的青睐，但我宁愿破坏我和国王之间的关系，也要将他们救出来。”由于她地位崇高，纳瓦拉王后得以见到犯人。玛戈回忆道：“他们允许我乘坐马车前往，我带的女仆甚至不必解下面纱，我的马车也不会被搜查，既然如此，我曾想过把他们其中一人化装成女人带出来。但问题是将谁留在牢房里呢？他们受到严密监视，越狱将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在带谁出去这个问题上，他们无法达成一致。”


  
拉·摩尔和可可纳斯的境遇则要糟糕得多；他们受到无尽的折磨。拉·摩尔受到特别对待，因为在搜查他的房间时，找到一个小型蜡像，做工粗糙，蜡像的胸口插着一根针。这自然立刻引起了凯瑟琳的兴趣，她认为，这尊蜡像代表国王，而查理的肺病正是因为这尊蜡像导致。拉·摩尔被绑在“铁鞋”之上——这是一种由两块铁板组成的刑具，上面镶有尖刺，绑在小腿上——有点像台钳——然后慢慢收紧，将夹住的腿骨压碎。拉·摩尔痛苦地乞求道：“上帝啊！我要真的做蜡人谋害国王，就让我死了吧……如果可怜的拉·摩尔真有此心，就让他死了吧！”[21]


  
玛格丽特的情人在接受拷问时，她的丈夫和弟弟则受到一群法官的审讯，正在为自己的叛逆行为辩护。弗朗索瓦的辩护冗长而没有重点，他辩称，科利尼曾许诺，他会成为弗兰德斯总督，因此他逃出王宫纯粹是为了利用胡格诺派的军队达成这一目的。在辩护过程中，他几乎告发了所有的密友和多数王室支持者。


  
亨利事先已经写好了辩护词，他的辩护更加成熟而有说服力。因为他的辩护词是玛戈写的。玛戈事后写道：“我的丈夫身边没有谋士，他希望我给他写一通辩护词，其中不要牵连到别人，同时又能洗清弗朗索瓦和他自己的罪责。”玛戈写成的辩护词使审讯有了重大转折。在辩护词中，玛戈写道，由于纳瓦拉国王受到王室虐待，自己的地位从未得到尊重，却常常面临着生命危险，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逃离这种不正常的环境。如果国王和太后能把他看成一位君主，给他应有的尊重，他将会“让国王和太后明白，他是一位谦和、虔诚而顺从的臣下”。玛格丽特的辩护词无可反驳。“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完成了他的任务，令法官大吃一惊，他们没想到（亨利和弗朗索瓦）准备如此充分。”这是玛格丽特第二次救下纳瓦拉的亨利的性命了。


  
但不幸的是，她虽然拯救了自己的丈夫，却害死了自己的情人。凯瑟琳和查理不能对两位王公处以极刑，只好在拉·摩尔和可可纳斯身上下手。他们将像一般犯人那样被公开斩首。可可纳斯发现审判过程非常虚伪。他在得知自己即将被处死时喊道：“大人们，你们看，谦卑的人受到处罚，而有权势的主谋则安然无恙。”弗朗索瓦受到良心谴责，他痛哭流涕，跪下恳请凯瑟琳和查理饶恕他们的性命。最终他说服凯瑟琳，两人不必受到公开处决的羞辱，而将会被悄悄释放，但命令来得太晚了。据说，拉·摩尔的遗言是：“愿上帝和圣母怜悯我的灵魂！我将自己托付给了纳瓦拉王后和各位女士。”


  
玛戈在回忆录中对拉·摩尔的处决只提了一句。但在内韦尔公爵后来的回忆录对此记载得更为详细。根据这份文件，处决当晚，纳瓦拉王后和密友内韦尔公爵夫人悄悄走出卢浮宫，戴着面纱，满脸悲痛，坐上马车前往拉·摩尔和可可纳斯的处决地格雷夫广场[22](Place de Grève）。她们取回了情人的头颅，将其带到蒙马特（Montmartre）的一座私人礼拜堂中，并将头颅以香药处理并埋葬，以示纪念。[23]1574年5月30日，在处决拉·摩尔和可可纳斯一个月后，查理九世因肺结核驾崩。享年24岁。他英年早逝，甚至没能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为自己挽回声誉。这位年轻人从小渴望荣耀，梦想着自己名垂青史，但最终却被人当作一位疯王。这实在不太公平，他临死时依然处在巨大阴影之下。凯瑟琳写信告诉波兰国王查理已死，说查理“曾向我乞求，想要掌管整个王国”，并说查理的遗言是“我的母亲”。


  
玛戈难以接受查理驾崩的消息，尤其是她的情人拉·摩尔刚刚去世。她将查理称为“我生命的唯一支柱——这位兄长给我的只有美好……总之，失去国王查理之后，我就失去了一切”。她如是悲叹道。


  
她之所以悲伤并非完全因为敬爱的兄长撒手人寰。查理一死，意味着安茹公爵即将即位。凯瑟琳写信给未来的法国国王：“他（查理）恳请我立刻与你联系，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当我知道你不会再离开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安心。”太后最后满意地写道。


  
亨利就要回来了。

11 关于奴才和情妇


  
“君主如果被人认为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就会受到轻视。因此，他必须象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这一切。他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凯瑟琳急切盼望亨利回来，以至于一连派去两名信使，让他们分头前往，防止中途耽误或被拦下。凯瑟琳告诉波兰国王，他兄长已经去世，他就要成为新任法国国王了。第一个信使于1574年6月13日到达克拉科夫，当时离查理驾崩不到两周时间。


  
亨利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当初和亨利一同前来波兰的九个人也很高兴。自从亨利到达波兰以来就从没笑过。他来时带着大批法国贵族，但其中多数人在亨利的加冕仪式结束后就急忙回到法国，只留下亨利和他的手下，其中包括瓜斯特（玛格丽特的死敌，他在玛戈婚前诬陷她和吉斯公爵有亲密关系）和两位英俊的浪人：勒内·德·维勒基耶（René de Villequier）和雅克·里维·德·奎路斯（Jacques Lévy de Quélus），他们必须独自忍受波兰的寒冬。


  
事实上，他们在波兰无事可做。波兰没有夜生活，人们不懂得调情，不举办聚会，亨利也不喜欢严寒气候或外出打猎。他自己躲在城堡中生闷气，除了从法国带来的随从谁也不见。他每天不处理任何公文，只是给母亲写信，此外还给孔代亲王的妻子写情书，甚至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不久之后，他的波兰臣民对这位新国王每日闷闷不乐不理朝政感到不满，对亨利提出批评，亨利只好提起劲来举办宴会，但显然心不在焉。他孤身一人，处境悲惨，在这种悲惨处境中，他在法国不为人知（甚至不为己知）的同性恋倾向暴露了出来。驻在波兰的一位萨伏依大使似乎有一定的信息渠道，据他说，虽然亨利费心思给孔代亲王的妻子写血书，但同时他也和英俊的维勒基耶等人保持性关系。萨伏依大使写道：“他沉浸在和（维勒基耶）的罪恶之中，他不可能不知道这是违反自然的，我只能说，他的房间已成了一处淫荡下流的后宫，一处鸡奸的场所，那里时时发生着肮脏的狂欢，而且世人都已知晓。”


  
波兰的臣民在听到查理的死讯时并不像国王那样兴奋。虽然作为国王亨利很不称职，但他们还是希望亨利和未到的款项留在波兰。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声望和重要性上和法国不相上下，因此坚持要亨利留下。最终，亨利和随从们表面上答应留下，但暗地里准备逃走。午夜，他们装作沉睡的样子，然后很不体面地躲在厨房里，之后从仆人的通道逃出去。不过，他们的计划还是被人发现了，他们被波兰贵族一直追到摩拉维亚边境，幸运的是，摩拉维亚隶属神圣罗马帝国，他们得以渡河进入摩拉维亚。


  
亨利曾经表示，如果离开法国太久，很可能对自己即位不利，所以，他及时地赶了回来。他于6月18日逃出克拉科夫，当时离他得知查理的死讯刚刚五天，不到一周，他就到了维也纳了。在那里，他得到了凯瑟琳发来的一笔巨款，得以继续行程，这笔巨款价值总有50,000克朗之多。[24]但他没有直接前往法国，他和随从受到了皇帝的盛情款待，因此在维也纳滞留了两周，此后则花了两个月时间游览威尼斯、帕度瓦（Padua）、费拉拉（Ferrara）、曼图亚（Mantua）和都灵（Turin）。他就像是一个坐牢的犯人（他在波兰待了大概七个月）终于重归文明世界，他要好好享受一番。他在旅途中给太后只写过一封信，对太后一封接一封催促她回国的信充耳不闻。和其他游客一样，他欣赏美景，没完没了地购物，并对主人的盛情款待以礼相报。他尤其钟爱威尼斯，在那里他如鱼得水，逛过一个又一个的店铺，有时则只是坐在威尼斯总督提供的金色驳船中随波飘荡。他单是购买香水就花了1125埃居，此外又从意大利珠宝商手中购买最昂贵的黄金、钻石和珍珠项链。到他最终抵达法国边境的时候，他已经花光了太后给他的钱。


  
他于1574年9月6日正式进入里昂（Lyon），王室都在那里等着他。王室成员全部到齐，一派和谐团结的景象。太后为儿子归来喜极而泣，弗朗索瓦和纳瓦拉的亨利都发誓永远效忠新国王。只有玛格丽特尽量保持镇静，几个月来她一直害怕这一幕的出现。她后来写道：“在那个温暖的季节，周围尽是欢迎的拥抱和赞美之词，我们齐聚一起，欢迎的气氛令人透不过气，此时我发现浑身发抖，我身边的人也察觉到了，当国王问候过太后，过来问候我时，我很难抑制这种情绪。”


  
她担心自己在宫中的安全和地位是有理由的。亨利刚到里昂不到三天就对她下手了。


  
尽管亨利在意大利度假时懒得和太后通信，但太后依然一直在给亨利写信，因此，亨利知道凯瑟琳正在密切监视弟弟和纳瓦拉国王，这两人现在如同犯人一样。太后冷静地告诉亨利：“我不允许国王我儿的任何臣民不经我允许离开法国。”亨利还知道，玛格丽特也插手此事，并且为丈夫辩护，救了纳瓦拉国王一命，并且因此取得了纳瓦拉国王的些许信任。他们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再加上玛戈对弗朗索瓦的友谊和保护，将更容易促成反对自己的叛乱。在参谋瓜斯特的鼓动下，亨利来到里昂，准备尽一切可能让夫妇反目、姐妹成仇。既然对象是法国宫廷，亨利自然想到用性作为武器。


  
纳瓦拉王后是第一次来到里昂，她刚一到达这里，就和“小可爱”的美女们开始了观光。玛格丽特写道：“蒙蒂尼（Montigny）小姐……对我们说，圣皮埃尔修道院（Abbey of St.Pierre）是一处美丽的景点，我们都决定前去参观。”她们坐上玛戈的马车前往这座教堂，许多廷臣都在这座教堂周围租房居住。玛戈写道：“我的马车与众不同，外表镀了一层金，并以黄色天鹅绒包边，末端还缀有白银。”玛格丽特和友人在游览时，车夫在一旁等待。玛戈说，她们进去之后，“国王穿过广场前去看望生病的奎路斯，他身边有我的丈夫、另一位廷臣迪欧，还有肥胖的拉夫（Ruffé）。”


  
“国王看到我的马车中空无一人，便对我丈夫说：‘这是你妻子的马车，那边是比德（Bidé）的住处。比德生病了，你妻子肯定是去看望他了。走吧，’他又对拉夫说道：‘我们看她在不在。’”拉夫明白个中深意——玛戈并非是去看望病人，而是在和情人幽会——他竭力讨好国王。玛戈冷冷地写道：“不必说，他发现我不在那儿；不过他知道国王的真正意思，于是用我丈夫也能听到的音量说：‘这对鸳鸯曾经来过，不过现在他们离开了。’这成了他们回去路上的谈资。”


  
光天化日之下偷情违背了凯瑟琳的道德准则，玛戈的哥哥亨利立刻返回，刚到王宫就向太后告发她女儿的风流韵事。玛格丽特在游览过修道院回去之后，发现自己成了人们的笑柄和丑闻的主角。幸运的是，纳瓦拉国王亨利在被妻子再次救下之后对玛戈的态度明显好转，把其兄亨利的阴谋告诉了玛戈。玛戈后来感激地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丈夫表现出良好的判断和慷慨的品行，他看穿了亨利的阴谋，对此感到不齿。”她的丈夫笑着让玛戈去见太后，以打听事情的细节，不过他明确地向玛戈保证：“我完全不相信这个故事，他想离间我们两人，同时断绝你弟弟（弗朗索瓦）和我的友谊。”


  
不知所措的玛戈前去面见太后，太后很不高兴。“我说的话她一个字也不听，一直在生气地责备我；我不清楚的是，她究竟是害怕还是宠爱她的儿子，也不清楚她是否真的相信这个故事。我对她说，我认为国王是出于恶意，此时她更加生气了，她对我说，她的一位男仆可以作证我当时在那里。”


  
不过，有太多人可以证明玛戈当时正在参观教堂，因此凯瑟琳很难继续相信亨利的故事，一两天后，此事就不了了之。太后又用了惯常的手法——惩罚手下人。玛戈讽刺地写道：“她说，她发现自己的男仆说的话毫无根据，因此把他开除了。”但玛戈感到不解气。“她从我眼神中得知，我已经看穿了她的谎言，她用尽一切话语想使我相信，国王从未和她提起过此事。她坚持己见，但我仍然表示怀疑。最终，国王进来道歉，说自己是受人欺骗，并向我保证他对我是友好而尊重的；就这样，一切又恢复正常了。”玛戈、她的丈夫亨利、弗朗索瓦得一分，他的兄弟亨利和凯瑟琳得零分。


  
可悲的是，这样一件小事，已是玛格丽特和她丈夫之间关系的顶点了。国王亨利认为，在这个联盟中，玛戈是最薄弱的一环，但他低估了玛戈。不久后他再次出手，但并非直接对玛戈下手，而是通过她的丈夫亨利和弗朗索瓦下手。这一次，他的利刃刺破了这个家庭。


  
宫廷从里昂出发，浩浩荡荡地穿越普罗旺斯，最后折向北方，前往兰斯（Re-ims）举行盛大的加冕典礼。一路上，法国的臣民们得以一瞥新任国王。


  
亨利在即位前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相当严重，但并非不可克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国库空虚。简单地说，法国已经破产。除了亨利从波兰回国路上的花费，凯瑟琳还为查理的葬礼花了一大笔钱——总有150,000克朗之多。拉罗歇尔围城时产生的债务还没付清，王室军队也已经欠饷，一贯支持凯瑟琳的意大利银行家们也不愿贷款了。他们的理由非常充分：法国王室每年的开支约20,000,000里弗，再加上新帐旧账欠款12,000,000里弗。而由于连年内战，农业遭受很大损失，每年收入仅有4,500,000里弗，这样每年的赤字就有27,500,000里弗之多。威尼斯大使写道：“政府对资金管理得很糟糕，国内政策也不好，再加上连年内战，法国已经是处处破败不堪。人们目之所及尽是废墟：很多地方的牲畜都已死亡，大片土地无人耕种，许多农民不得不离开家园变成流民。物价腾飞，主食价格涨了六倍。”他如是抱怨。毫无疑问，亨利对此非常清楚，因为他刚从波兰回来，就有一位军事顾问给他写信，恳请他拯救法国于水火之中。他在信中语气强烈地说：“财政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没钱，一切事业都会停滞不前，什么也干不了。”


  
亨利于1574年回到法国的时候，困扰法国的还不只有财政问题。胡格诺派扬言要发动新的攻势。设法逃离宫廷的孔代亲王当时在德意志筹集军队。伊丽莎白一世秘密资助着法国新教徒。而政治派甚至在朗格多克（Languedoc）和胡格诺派达成协议，决定抛开宗教差异，争取信仰自由，将凯瑟琳的意大利顾问赶出法国，他们认为这些意大利人极为贪婪，势力庞大。


  
亨利虽然面临着经济和政治上的问题，但他的地位远非看上去那样不稳定。国王有自己的优势。比如，他得到了大多数天主教徒的坚定支持，他们对胡格诺派深恶痛绝。对这些天主教徒而言，亨利在圣巴托罗缪日的表现说明他仍然是中将，他是一个老练的常胜将军，是信仰的保护者。此外，吉斯家族及其势力也是亨利的同盟。如果亨利富有活力而做事果断；如果亨利在战场上不负众望，又或者亨利提名弗朗索瓦担任中将以拉拢政治派（因为弗朗索瓦在继承顺序上仅次于亨利）；如果亨利花钱不是那么大手大脚，那么，很有可能反对势力将会瓦解，法国将会重新拥有安定。


  
但这些亨利一样也没做到。他从波兰回来后性情大变。他不复当年担任中将那样年轻气盛，变得奢侈无度，甚至懒得出奇。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躺在丝绸被中枕着枕头。他有时会起来，在罗纳（Rh?ne）河中泛舟，就像以前在威尼斯一样。瓜斯特、维勒基耶和奎路斯常陪伴着他。当时在里昂宫中的一位教皇使节惊讶于亨利的所作所为。他在写给罗马的报告中责备道：“年轻的国王在思想上非常幼稚，他实在是个可怜的东西，懒惰、淫逸，把生命中一半时间花在了床上。”


  
亨利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打扮上，这件事显然让他夜不成寐。他会花上几个小时讨论时尚、室内装修以及臣下面见国王的礼节。在漫长的讨论之后，国王决定，凡面见国王的人，无论男女，在衣着上必须遵循一套严格的标准，这套标准中规定了面见国王时应穿的二三十套服装——其中甚至规定了每件衣服上有多少褶皱。据时人描述，亨利要求男性访客必须“脚穿白色舞鞋和缀有黑色天鹅绒的高跟鞋，穿着吊带袜等等服饰，每件服饰都要非常仔细”。此外，国王吃饭时绝不可来访；他在餐桌周围立起屏障，并有卫兵守卫，以确保自己的隐私。这和过去大不相同：在过去，国王更加亲民，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用膳。并且，亨利在成为国王之后，和戎马生涯一刀两断，再也不肯跨上马背，这又和过去的法国君主大不一样。他出行都乘坐装有百叶窗的马车，这样人民也无法看见国王了。最后一点，在过去，法国人可以随时向国王请愿，但是亨利不愿和大众说话，于是规定只在特定的时间听取申诉，这令百姓非常不满。事实上，亨利的一切改革都是为了把自己和臣民隔绝开，躲避大众的视线。


  
这很奇怪，因为亨利同时又很张扬。他对衣着的品味浮夸，几乎可称异想天开。一位驻在里昂的西班牙使节描绘了亨利到达时穿的衣服。“整整四天，他都穿着紫缎和长筒袜，穿着相同颜色的紧身上衣和斗篷。斗篷非常贴身，每一条褶皱都缀有纽扣和红白紫三色绶带，他腕上还戴着珊瑚手链。”除了手链，亨利还喜欢钻石耳坠，喜欢化妆。由于过早谢顶，亨利常常戴着很高的头巾，上面缀有珠宝，使他看起来特别有异域风情。在化妆舞会上，他最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女性。一位巴黎律师写道：“国王组织过比武大会、锦标赛、舞会和多次假面舞会，他在假面舞会上常常将自己打扮成女性，穿着紧身衣，露出脖子，领子是一层珍珠、三层亚麻——其中两层亚麻有褶皱，一层翻起，就像妇女的穿法。”


  
毫无疑问，亨利最受争议的地方是对新人的宠信。亨利重新组建了一支“小可爱”团体（或许是最奇怪的一支），但这群人不像太后和弗朗索瓦一世时代是一群佳丽，而是一群年轻的男子。在法国，人们称其为亨利的奴才。这群奴才在人们中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引起了人们不少注意。一位新教贵族尖刻地说，他们“头发长而卷曲，戴着天鹅绒的小帽，看起来像是妓院里的妓女，他们衬衫上的褶皱精心浆洗过，足有半英尺之长，使他们的头颅看上去像是托盘上圣约翰的头颅。”威尼斯大使也表示：“国王带着一群年轻的奴才，衣服上有褶皱而且卷曲，头上插着羽毛，他们头发卷曲，他们的马车极为华丽，有着同样的装饰、尺寸、外观，并且覆以紫色香粉，散发着迷人的香味，香气传遍了他们所去的大街小巷、广场和房屋。”亨利对这些奴才不惜花费大笔金钱，并赠予头衔，尤其是对陪同自己去波兰，并在回国时不离左右的奴才特别青睐。


  
就连凯瑟琳也不喜欢这些奴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儿子产生很大影响，限制了自己在政府中的势力。亨利刚到里昂时，太后希望他将雷斯公爵纳入麾下，提拔成高级官员，此人在亨利之前曾服侍过其兄查理。威尼斯大使眼光尖锐，写道：“太后这一强烈意愿并非为雷斯公爵考虑，而是为了保证自己在政府中地位稳定；如果自己手下亲信留在国王身边，太后就不仅能知道自己儿子干了什么，还能知道自己儿子的想法。我听说，自从上一个国王开始，国王所说、所听到的言论都要报告太后，这样，不论是谁企图颠覆政权，她都能应付。”（可怜的查理。）但是，亨利和他兄长不同，他有自己的想法，晚上，他会在自己房内的私密空间进行思考。每晚和国王在一起的，是他从波兰带来的亲信维勒基耶，而不是雷斯公爵。


  
不幸的是，亨利的性取向和凯瑟琳的信念背道而驰，凯瑟琳认为鸡奸和其他同性恋行为乃是严重的罪过。国王的荒淫无道和他强烈的基督教信仰格格不入，造成其行为上的反复无常。往往一段时间的放纵生活之后，紧接着的就是整日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然后则是进行公开的忏悔。他在进入阿维农的时候想必非常矛盾，因为他加入了被称为鞭打派（Flagellant monk）的苦修会，这些人赤脚走在街上，穿着麻布衣服，一边鞭打自己一边不住地呻吟、诵经。1574年12月，宫廷上下都奉命参加这种苦修，而亨利换上一件粗布衣服，衣服上面绣着一个黑色的死神头颅，亨利率领队伍在寒冷的冬雨中一边行走一边鞭打自己。[25]曾经权倾朝野的洛林枢机主教当时已经49岁了，实在无法在寒冷的夜晚这样陪王伴驾。枢机主教当时穿着凉鞋，回去就染上了重感冒，并且发烧，三周后，于圣诞节次日病故。


  
臣民的期盼和亨利的实际表现差距太大，亨利生活放纵不羁，而臣民们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事情自然会起变化。反对派发现有机可乘，于是对大众的不满煽风点火。只要亨利试着塑造一个勤政的君王形象，装出一副对百姓疾苦分厂关系的样子，那么他的这些反常行为就没有问题——至少问题不大。但是亨利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宫廷阴谋上，一心只想着除掉自己的弟弟和妹妹。必须承认，他在这方面确实非常勤奋。


  
和之前一样，国王的下一条计谋又是围绕着性展开的。（虽说亨利及其奴才的想象力较为匮乏，但至少他们有始有终。）玛戈写道：“我们在里昂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出发前往阿维农，瓜斯特不敢再施诡计，他知道我的丈夫不会对我生疑，他明白，用那种方式是无法挑拨我和丈夫之间的关系的。所以，他试图借助索夫夫人的力量。”


  
夏洛特·德·索夫（Charlotte de Sauve）当时刚刚20岁，跻身凯瑟琳的“小可爱”团体，[26]年轻貌美。她嫁给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层官员，她和许多高层贵族保持亲密关系，并向国王和太后汇报这些人的行为，以此挤进上流社会。她的价值在于此人似乎对伴侣的外表毫无要求，也就是说，她既可以和玛格丽特的弟弟弗朗索瓦同枕，也可以和她的丈夫共眠。玛格丽特诙谐地写道：“这使他们争风吃醋，她同时青睐吉斯、瓜斯特、德·索夫雷（De Souvray）等人，偏偏不理会弗朗索瓦和亨利这对兄弟，而后者却为夫人着迷，认为对方就是自己的情敌。”


  
索夫夫人久经情场，知道怎样引诱年轻人，让他以为自己就要得手，他的情敌则处在绝望的深渊，然后又出其不意地把他们的位置互换。索夫夫人就是用这种伎俩，让弗朗索瓦和亨利相见如仇人，又一直满心期待。这对情敌被迷得神魂颠倒，用尽各种手段赢取索夫夫人的芳心。夏洛特曾经表示，向她透露情报者可以得到她的青睐，于是两人争先恐后自愿揭露秘密。索夫卧室中的情报就这样直接地流向凯瑟琳和亨利耳中。玛格丽特对此心知肚明，但无能为力。她回忆道：“我极力想让我的丈夫断了念想，也用尽一切办法让弟弟回心转意；但他们已经陷得太深，我的努力毫无效果。如果是在平时，弟弟一定会听我的话，但此刻他已被女妖迷住，而且还有瓜斯特这个巫师在旁作法，对我的忠告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不愿听我的话，甚至把这事都告诉给那女人听。”


  
不过，阿朗松公爵和纳瓦拉亲王也不完全是因为夏洛特·德·索夫而产生矛盾。胡格诺派的首领地位也是他们争吵的原因之一。弗朗索瓦由于贵为王族，如果亨利无嗣而终则将成为国王（考虑到亨利对男色的偏好，这不是没有可能），所以有着明显的优势。


  
亨利对此怀恨在心。毕竟，自从有胡格诺派以来，亨利的家族就一直率领着这些新教徒；他无疑是新教事业的继任者。不过，正与德意志的新教诸侯协商援助事宜的孔代亲王也将弗朗索瓦视为胡格诺派首领，而伊丽莎白一世在支援胡格诺派时，其资金也是直接送给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的。新教徒似乎普遍认为：“上天派遣弗朗索瓦这样一位大力神，来消灭吞噬压迫法国的怪物。”纳瓦拉王国亨利无法压住自己的怒火。他愤怒地说道，弗朗索瓦“现在是胡格诺派的主人，总有一天会成为他们的仆人”。


  
这样的消息自然逃不过凯瑟琳和国王亨利的耳朵，他们很好地利用了他们的矛盾。法国国王似乎对弗朗索瓦只剩下厌恶，对纳瓦拉王国则没那么讨厌（除了性之外）。有不少办法能引诱纳瓦拉国王抛弃胡格诺派，站在王室这边，于是，亨利展开了利诱。据一位和纳瓦拉的亨利熟识的编年史家称，法国国王在离开阿维农前往兰斯之后不久，曾经召见过这位妹夫，任命他为卫队队长，并告诉他，他不仅有望成为法国的中将，最终甚至可能当上法国国王。亨利国王喊道：“我的兄弟，我宁愿你来当国王，也不想让那个愚蠢的叛徒当国王。我难道要把王位让给那样一个浪人吗？我的兄弟啊，听我说：（我死后）你要集结你的党羽，想办法除掉他，要第一时间夺取王位！”


  
纳瓦拉的亨利以为，国王不想让自己的弟弟继承王位，只要自己和弗朗索瓦断绝交往（也要和玛格丽特断交，因为她也支持弗朗索瓦），自己就会成为王位继承人，有朝一日将会成为国王。但是，考虑到因此而产生的恶名，亨利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小。这样一来，亨利就和纳瓦拉国王这一身份完全背道而驰了：他将违背母亲让娜·达尔布雷的教导；辜负尸骨未寒的科利尼和在婚礼上遭受背叛、惨遭杀害的手下；也会辜负那些仍然相信他的胡格诺派。就算是梅菲斯特的诱惑也不过如此。更何况，法国国王还不费一分一毫。


  
亨利答应了，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和纳瓦拉国王之间的脆弱联盟就此瓦解。为了寻找新的盟友，亨利极力奉承吉斯家族，尽管他知道吉斯家族曾在圣巴托罗缪日大肆屠杀自己的亲信和密友。纳瓦拉国王与他之前的死敌吉斯公爵（公爵当然参与了大屠杀）突然就结成了同盟。据编年史家说，他们“同床共枕，一起用餐，而且一起参加各种舞会”。英国大使则写道，如果国王死后无嗣，吉斯家族支持亨利而非弗朗索瓦继承王位。


  
玛格丽特不知道自己兄长给亨利开出的慷慨条件，对丈夫突然背叛以致婚姻关系再度恶化感到伤心，她极力修补索夫夫人对两人婚姻造成的破裂。她说，夏洛特“向我的丈夫进谗言，说我嫉妒他，却和弟弟睡在一起。我们都相信心爱之人所说的话，因此，他完全相信索夫夫人。从此以后，他就疏远了我，对我非常冷淡，尽量躲着我；而此前他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妹妹那样，见到我既开朗又健谈……我所害怕的已经发生了。我已经失去了他的青睐和好感；为了挽留丈夫，我必须学会处处迎合他”。


  
尽管玛戈对背叛的严重程度尚不知晓，但她丈夫对这场婚姻感到厌烦，确实是因为索夫夫人对纳瓦拉的亨利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奖励亨利接受国王开出的条件，索夫夫人向他敞开了胸怀，她每天花大量时间和亨利在一起，以讨得情郎的欢心（也是弗朗索瓦的不幸）。而为了获得她的芳心，亨利必须疏远自己的妻子，不用说，这也是国王的主意——玛戈认为，这是瓜斯特的计谋。纳瓦拉王后悲叹道，索夫夫人“全心全意地将瓜斯特的诡计付诸实践，她用尽一切手段，使我的丈夫疏远我；他甚至很少与我说话。他夜里很晚才和她分开，而为了不和我在早上碰面，他按照她的指示，一早就去太后的床前和她见面——她总是在那里；接下来这一天，他们两人又在一起”。玛戈无法向弗朗索瓦寻求帮助，因为弗朗索瓦不愿让亨利专美于前，“弟弟也对她大献殷勤，她总有办法让他们都觉得自己才是她的心上人。于是，他们两人总是心存嫉妒，结果就是反目成仇，两败俱伤！”玛格丽特对此非常愤怒。


  
这就为新的阴谋与背叛打下了基础。此时，玛戈却第一次坠入了爱河。

12 大逃亡


  
“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因此事情必须这样安排：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他叫路易·德·克勒蒙特·丹布瓦兹（Louis de Clermont d&#39;Amboise），比西勋爵（seigneur de Bussy），通称比西。他当时25岁，和21岁的玛格丽特年龄般配。他是宫中最骁勇的武士，无所畏惧，长着一张剑客的英俊面庞，布朗托姆称赞他“举世无双”。时人也附和道，比西有着“万夫不当之勇……如同其佩剑一般英勇，又像一位将军那样通晓兵法”。即使玛格丽特多年后写回忆录时，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许久，文句力求客观，但她还是不能掩盖对这位豪迈英俊的骑士喜爱之情。她写道，比西的“勇气堪当一切赞美之词”。


  
正如玛戈上一个情人拉·摩尔一样，这位情郎也是弗朗索瓦的一位手下兼密友，但比西和弗朗索瓦的关系是最近才建立的。无畏的比西本来效忠于国王亨利，甚至曾和亨利一同前往波兰。不过，比西不喜欢国王在克拉科夫的生活方式，于是早早回国了。更糟的是，回国之后，他转而效忠阿朗松公爵和他美丽的姐姐，玛戈写道：“比西的威名和武勇众人皆知，他的到来极大地增加了我弟弟的名望，但也使敌人们更加怨恨和嫉妒。”亨利对比西的背叛怀恨在心，差不多赶上了对弗朗索瓦的仇恨，亨利的奴才们也不喜欢这位昔日的同僚。


  
但他是纳瓦拉王后——和宫中许多女性——的梦中情人。他蔑视危险。他热情充沛，又充满幽默。他喜爱读书，掌握希腊语和拉丁语，并且非常喜欢诗歌，在闲暇时光甚至会作诗。玛格丽特写道，比西既有着骑士的粗犷，并且“无论是在勇气、名望、优雅还是智慧方面都无人能及”。


  
1575年，宫廷回到巴黎，她在那里和比西相遇。这几个月出了不少大事。2月，亨利在兰斯举行了加冕礼。为了效仿古代国王的仪式，加冕礼上使用了一个颇为沉重的王冠，亨利却大喊王冠弄疼他了——就像他兄长查理一样（不过当时查理才十岁）。加冕礼之后，很快就举行了国王的婚礼，新娘来自吉斯家族。[27]她当上王后的原因显然是因为长得像已故的孔代王后。亨利——当时已是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在决定新娘之前没有和太后商议。这位新娘卑微而平凡，并非出身王室，而是来自吉斯家族，我们可以想象凯瑟琳看到她时是什么感受。英格兰大使写道：“人们对太后的想法议论纷纷，虽然太后也许会喜欢这个儿媳——太后似乎不太想管儿子的婚事——但她还是会思考，这场婚姻会带给吉斯家族怎样的荣耀。”玛格丽特也不禁要嘲讽兄长的选择，因为亨利曾极力阻止玛戈嫁给吉斯家族的人。但亨利是国王，他坚持己见。国王的婚礼匆匆结束，宾客甚至没来得及采购像样的礼物。不过婚礼原定于加冕礼之后立刻举行，要不是因为新郎一直在设计新娘的发型，本来还会提前几个小时结束的。


  
北上途中，纳瓦拉国王和王后（以及纳瓦拉国王和阿朗松公爵）都保持距离。当宫廷抵达巴黎时，玛戈丈夫和弟弟之间一点儿友好的氛围也没有了，这使胡格诺派和政治派担心再也无法撼动天主教徒的地位。英格兰使节闷闷不乐地写道：“纳瓦拉国王和公爵之间发生了极其激烈的争吵，甚至要置对方于死地。”亨利在一封写给表亲的信中也证明了这个观点。玛戈的丈夫写道：“宫廷是最奇怪的地方了，我们几乎要弄死对方。我们带着匕首，在衣服下穿着链甲和胸甲……国王和我遭受的威胁一样大。他非常宠爱我。吉斯阁下和曼恩阁下从来不离我左右……我在宫中的朋友陪伴下非常威风。”他如是吹嘘：“我现在敢和全世界为敌。敌人都因为阿朗松的缘故痛恨我，不许我的情人和我说话，严密监视着她，不让她看我一眼——这已是第三次了。我现在等着和他们较量较量，他们扬言要杀了我，但我会先下手为强。”


  
在这种环境下，玛格丽特和弗朗索瓦将负有盛名的比西纳入麾下意味着政变浮出水面，势必打破政治平衡。玛格丽特解释道：“在巴黎，我的弟弟就和比西在一起，他不离弗朗索瓦左右。因为我和弟弟常在一起，所以我常常能见到他，他的手下就像我的人一样也效忠于我。”国王亨利和瓜斯特认为比西变节于王室利益有碍，立刻予以回应。他们向亨利告发玛戈的不检点行为，希望他能教训玛戈。纳瓦拉国王尽管虚张声势（“我现在等着和他们较量较量”），但也知道比西的个头和手段，他胆怯地表示，自我保护的本能才对自己有利。没错，他敢与全世界为敌，但不敢和比西为敌。


  
国王亨利出师不利，于是又想抹黑玛戈和比西，这次，他拉上凯瑟琳帮忙。玛格丽特写道：“国王……向太后提及此事，认为这次将会像上次里昂的事件那样对太后产生影响。”但是凯瑟琳一向认为子女婚事是自己的神圣职责，亨利未经商量就草草和吉斯家族的姑娘结婚令她感到愤怒——她原想亨利迎娶瑞典公主的——因此对这场密谋不感兴趣。据说，凯瑟琳“看穿了整个阴谋，告诉他此事完全没有可能，并且认为国王身边必有佞臣，竟会给国王灌输这种邪念……‘比西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在你弟弟手下首屈一指，这样的诽谤根据何在？早在里昂你就让我斥责她（玛戈）了，恐怕现在她还难以忘怀。’国王听到太后这样说话，大为吃惊。”


  
亨利和瓜斯特无法用阴谋扳倒比西，决定诉诸武力。玛戈写道：“他们准备趁比西离开弗朗索瓦夜里回家时暗杀他，他们知道，比西回去时总是跟着十五六名绅士，这些人都是我弟弟的手下，虽然比西最近右臂受伤，不会佩剑，但只要他在，其他人就不好对付。因此，为了暗杀得干净漂亮，他们准备集结两三百人发动攻击。”


  
为了出其不意——显然，只要有比西在，三百人对十六人也没有十成胜算——瓜斯特命令士兵熄火，等待比西一伙人进入射程，然后对着他们开火。第一排子弹下如果还有生还者，就用刀剑砍死。一般来说，深夜作战难分敌我，不过比西胳膊受伤，用了一条围巾作为绷带。瓜斯特训令士兵，要特别留意绑着围巾的那个人。


  
袭击者埋伏停当。夏末午夜，比西和同伴果然离开了弗朗索瓦在卢浮宫的住处。他们走老路准备回家，在路过一个黑暗的拐角时，枪声大作。他们立刻拔刀对抗，尽管敌众我寡，他们还是大展威风，杀出一条血路，安全回到了比西的住处。他们只损失了一名同伴：比西的一名手下碰巧也伤到胳膊，因此也用围巾包扎。因此，袭击者回报称比西已被击毙。玛格丽特当时还未就寝，听到这个消息后嚎啕大哭：“比西被暗杀了！”她疯狂地跑到弟弟房间求证。弗朗索瓦怒火中烧，要出去一探究竟，但凯瑟琳顾及他的安全，下令卢浮宫各门紧锁。


  
他们大可不必担心。三百人还不足以杀死比西这样的勇士。[28]暗杀不仅失败，而且更增添了比西的威名。玛格丽特惊讶地发现，“第二天，比西无所畏惧地来到卢浮宫，似乎昨天的事不过是一场比武，我的弟弟对比西的出现大喜过望，痛斥瓜斯特不敢正面攻击，竟敢暗算这样一位勇敢而高尚的武士”。如果说，纳瓦拉王后此前还对比西有所保留，那么经过此事，看到比西那无畏的表现，玛戈真是全心全意地爱上了他。


  
不过她也担心比西再遭暗算，为了他的安全，她同意凯瑟琳的意见：比西应当离开巴黎。玛戈写道：“太后明白这场风波的恶劣后果，担心这会引起两个儿子的争斗，于是建议弟弟秘密将比西送出宫廷。我对此表示赞同，在我们一致建议下，弟弟最终被说服了，同意将他送走……这位事事服从我弟弟命令的勇士，在许多勇士的陪同下离开了。”玛戈肯定不舍得比西离开，但她安慰自己，这样至少比西不会遭遇危险，玛格丽特安心地说：“比西终于逃出了瓜斯特的魔爪。”


  
比西也许是安全了，但玛戈还不安全。


  
纳瓦拉的亨利在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终于在那个漫长而顾虑重重的夏天病倒了。他时常惊厥，宫廷太医诊断为癫痫，但可能性不大，因为亨利从未得过这种病，其症状也未反复发作。他的病情更大程度上是由于紧张所导致；各种宫廷斗争与惊人密谋，以及宫廷上下的武装分子使这位久经考验的战士也常常感到慌张。另一方面，玛格丽特对比西的爱慕也逐渐消退。她写道：“某天夜里，我的丈夫突然发病，几小时不省人事——我认为，这是由于他纵欲的结果，因为之前他从不这样。”尽管亨利对玛格丽特态度冷淡，但玛格丽特还是体贴地服侍亨利，不离左右，直到亨利苏醒，亨利相信，玛格丽特又一次救了自己。这样一来，这就是玛格丽特第三次救下亨利的性命了。玛格丽特写道：“从此以后，他对我态度好多了，他和我弟弟之间的关系也大为缓和，我就是他们和解的节点，就是团结他们的粘合剂。”


  
毫无疑问，玛格丽特在亨利最无助的时候伸出了援手，不过他们关系的缓和也有其他因素。其中最显著的因素就是，亨利发现和国王之间的联盟无利可图。国王亨利三世的承诺和称赞其实全是空话。纳瓦拉的亨利并未被任命为中将，也没有得到晋升。更糟糕的是，国王最近开始大范围收取重税，引起一片争议，可是这些钱没有一点流进纳瓦拉国王的钱包里，倒有不少流进了国王的宠臣瓜斯特的口袋。


  
同时，纳瓦拉的亨利也看到了国王在法国的声望一落千丈。根据编年史家的说法，臣民开始说国王“亨利是靠自己母亲的恩惠才勉强当上法国国王，同时兼任一个虚幻的波兰国王，他是卢浮宫的门卫……（同时）是他老婆的美发师”。公众开始将视线从国王身上转到弗朗索瓦和反对派身上了。玛戈在丈夫病重时体现出的慷慨，使纳瓦拉国王有可能重回胡格诺派的怀抱——他们才是真正同情纳瓦拉国王的人。


  
玛格丽特、弗朗索瓦和亨利之间重新形成了联盟，这是国王及其奴才不愿看到的，他们立刻着手摧毁这一联盟。国王亨利再次将其妹妹视为头号威胁，极力离间她和丈夫的关系。国王知道玛戈的性格，明白如果能让亨利在家事上反对玛戈的意见，无疑可以挑起他们之间激烈的争吵，国王将亨利传唤到自己的房间，让亨利强迫玛格丽特辞退女官吉隆·德·戈延（Gillonne de Goyan），此人是玛戈的密友，也是玛戈亲信的女官。


  
吉隆（玛格丽特称她托里尼）和玛戈一同在王家保育院长大，她出身高级官员家庭，父亲是诺曼底总督马蒂尼翁（Matignon），也是凯瑟琳的主要顾问之一。托里尼是纳瓦拉王后最为要好的朋友。佛罗伦萨大使称，玛格丽特正是通过托里尼和比西秘密联系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国王想要驱逐她的原因。亨利自己也知道，妻子在听到这条命令时将会很不高兴。更何况，最近托里尼和玛格丽特一起帮助自己度过了一系列的危机，他对托里尼心存感激。于是，他试图说服亨利三世放弃这一想法。但亨利三世疑心他和玛戈之间恢复了密切关系，告诉纳瓦拉的亨利这是对他忠诚的一次考验。玛格丽特愤慨地写道：“国王……对我的丈夫说，如果他不能在次日早上将托里尼赶出去，他将再也不能得到国王的爱。所以，托里尼当天就离开我了，前往她的亲戚夏斯特拉斯（Chastelas）的家中。”


  
他猜得没错，这是对妹妹最为严重的折磨。玛戈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她写道：“这件事令我勃然大怒，虽然此前我也经历过很多令我生气的事情，但这件事我实在压不住火；悲痛和忧虑已经超越了我的理智，我开始对丈夫不理不睬，瓜斯特和索夫夫人已经使我的丈夫对我态度冷淡，现在我对他也变得冷漠了，我们的关系就此破裂，互相之间既不说话，晚上也不同床共枕。”


  
虽然国王成功地离间了妹妹和丈夫，但这反而使阿朗松公爵和纳瓦拉国王之间关系更加缓和。玛格丽特或许不再和丈夫说话了，但亨利的手下还是会和玛格丽特交流，他们告诉玛格丽特，亨利是被逼无奈，如果不赶走玛格丽特的密友，将对未来自己在宫中的发展不利。“此事过后几天，我丈夫的一些侍从发现，这些事情使国王不愿理他，甚至有点鄙视他。他们后来告诉我的弟弟……他和我的丈夫处境同样悲惨。”换言之，这两位王公在宫中都没有前途；国王显然无意提拔他们。


  
于是，亨利和弗朗索瓦再次决定潜逃——这次他们不会一起走，因为此前的潜逃计划都遭到泄密而没有成功——他们准备分头行动，而且立刻行动。玛戈写道：“他们之间商定，我弟弟首先动身，以最隐秘的方式乘车离开；之后……我的丈夫将会借打猎之名逃走。他们一致认为不能带上我，并告诉我不必害怕，因为大家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并不会影响国家的和平，他们逃走只是为了保证人身安全，打下自己的基业。”


  
玛格丽特在回忆时的客观口吻掩盖了她的惶恐心情：她担心自己被遗弃。无论是她，还是亨利，还是弗朗索瓦，都心知肚明：尽管他们向玛戈作出保证，但国王会将一切私自离开宫廷的行为理解成对王室的背叛，并将严惩不贷。但那时，他们已经远走高飞，只剩下玛格丽特一人接受惩罚。


  
虽然如此，玛戈不发一语，让他们离开。事实上，玛戈甚至帮助他们逃走。1575年9月15日下午，弗朗索瓦披着厚重的斗篷，悄悄离开卢浮宫，走向圣洪诺留大门（Saint-Honoré Gate）。一辆女式马车正在那里等候——据说这辆车是从玛格丽特密友内韦尔公爵夫人手中借来的。弗朗索瓦跳上车，飞快地离开了巴黎。忠诚的比西正带着50名武装士兵在不远处等着护送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安全地和比西碰头，跳下马车换上骏马和队伍扬长而去。


  
开始了。


  
直到当天夜里9点，人们才发现弗朗索瓦没来吃晚餐。凯瑟琳和国王亨利开始盘问玛格丽特。玛戈写道：“国王和太后问我，为什么弗朗索瓦没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餐，他是不是生病了。我告诉他们，我从中午起就没见到过弗朗索瓦。”于是他们开始搜查阿朗松公爵的所在。他们搜过了弗朗索瓦的房间——他不在那儿。他们询问了弗朗索瓦各位情妇——他也不在。玛格丽特写道：“于是他们大为惶恐，国王勃然大怒，开始威胁我。他派出所有王宫贵族和宫中上下各级官员，要求他们彻底搜查，将弗朗索瓦带来见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喊道：‘他这是要和我开战；我倒要让他看看，挑战国王的权威是什么下场。’”


  
但宫廷上下的贵族们办事不力。看来，没有人想卷入这样一场家庭纠纷中。玛戈回忆道：“他们表示……这是他们职责所在，甘冒性命风险完成国王的任务；但认为伤害国王的弟弟显然不会使国王高兴（对此国王无疑是不同意的）；他们非常确定，弗朗索瓦不会去做激怒国王的事，也不会威胁国家安全；他离开宫廷也许只是因为个人不满，这倒是值得好好查查。”


  
威尼斯使节的报告和玛戈的描述一致。他向威尼斯总督报告：“国内的多数贵族不知道应该听谁的，那些反对（弗朗索瓦）的人认为，一旦停战，自己并不会比那些支持弗朗索瓦的人境遇更好，因为国王陛下总是因为这个惩罚他们，相较之下，国王反而会宽恕那些反对自己的人。”他总结得很到位。许多人都犹豫不决，虽然最后还是组成了搜查弗朗索瓦的队伍（领队的居然是内韦尔公爵，弗朗索瓦逃走的马车还是他妻子提供的呢），但为时已晚，弗朗索瓦早已无影无踪，他们只得无功而返。


  
但这对玛格丽特并非好消息，她领教过国王发火的样子，知道自己很有可能要代弗朗索瓦受罚。她这次真的忧劳成疾了。她写道：“我为弟弟的离开而彻夜哭泣，第二天染上了重感冒。然后则是发烧，以至于我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虽然她此前曾在丈夫生病时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但她生病时，亨利却并没有照看她；而且，亨利为了避嫌，还有意远离玛戈。玛戈违心地写道：“与此同时，我的丈夫也在准备逃走，甚至要挤出拜访索夫夫人的时间；当然也就没时间考虑我了。他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两三点回来，和我不睡一张床，我很少听见他回来的声音；而我早上醒来之前，他照例又去我母亲的床前见索夫夫人。”


  
幸运的是，玛格丽特不能离开床榻半步，因为国王对弗朗索瓦的逃亡感到愤怒，并且怀疑自己的妹妹参与其中。国王由于没有证据，不能在纳瓦拉王后身上发泄不满，只能通过别人对她造成伤害。这次，他想暗杀她以前的密友托里尼，此人现在在亲戚的保护下住在巴黎附近。很难想象，国王亨利贵为法国一国之主，掌管百万人民的福祉，国家财政疲敝，国内贫穷和破坏日益严重，而且反对势力日益增强，他竟然会花精力去诱拐、谋杀一位身无寸铁的女子。但国王亨利除了躺在床上或和王后一道在乡间策马之外（他常常在脖子上挂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宠物狗），就只有这点事情可干了。


  
依然是瓜斯特负责此事。玛格丽特写道：“他劝国王在托里尼表亲夏斯特拉斯家中接走她，假装要把她带回巴黎，但在过河时就把她淹死。夏斯特拉斯看到来人并未怀疑，他们毫不费劲就带走了托里尼，他们将托里尼绑上，锁在房中……并且按照法国人的习惯，他们享用了主家提供的大餐。”


  
对美食的贪婪使他们走上了不归路。正当这些刽子手大吃大喝的时候，没留神主家的仆人从后门逃走了。巧合的是，这位仆人碰上了一队与弗朗索瓦会师的士兵，当时他们在巴黎城西50英里的杜勒克斯（Dreux）城建立了基地。带队的是弗朗索瓦的两个手下，和纳瓦拉王后颇为要好。这队士兵听到仆人的控诉之后，他们决定施以援手。玛戈写道：“于是，他们迅速前往那所房子，正当国王的人将托里尼推上马背时（这样才好在过河时淹死她），士兵们闯进院子，手握刀剑，大喊：‘刺客们，你们要是敢伤这位女士一根汗毛，你们就死定了！’一边说着，他们发起进攻，和国王的人打在一块，托里尼刚才还胆战心惊，此刻喜出望外。”纳瓦拉王后感激地写道，为了保护托里尼的安全，士兵们将其护送到杜勒克斯，在那里，她将“受到我弟弟的保护，像我一样受人尊敬”。


  
玛格丽特认为，太后对暗杀托里尼一事并不知情，事实似乎确实如此。国王亨利比起兄长查理更会保守秘密不让凯瑟琳知道。而且，太后显然不会同意这个计划，她已经在尽力破坏国王和弟弟之间的关系。弗朗索瓦一到杜勒克斯就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他没有提及自己因长期不得提拔而产生的愤恨，只表示自己愿为人民福祉考虑。他特别提到，由于苛捐杂税，人民已经不堪重负，而这些税款只是“中饱某些人——尤其是外国人的私囊，这些人独揽了国家重要职位……我眼见国家的创伤日渐严重，自己人处境日益艰难，诸侯、贵族、教士、市民和中产阶级都寄希望于我们，希望我们联合起来，救万民于水火……我们决定放下个人安危，逃出囚笼，拯救人民”。他在声明中显得深明大义。


  
不过，宫中上下一致认为，弗朗索瓦不过是想要回本属于自己的荣耀和财富，他是国王的弟弟，在王位继承权上仅次于国王本人。既然亨利16岁时就被任命为中将，为何弗朗索瓦20岁时也没能当上中将呢？还有，查理在世时，亨利曾是安茹公爵，那是法国最重要（也是最富有）的封地，为何同为亲王的弗朗索瓦却只能当上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本身不是胡格诺派，但如果他能用上新教徒提供的资金和军力以夺回本属于自己的权利，他也愿意支持信仰自由。新教徒的军力不可小觑。孔代亲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德意志募兵。据说，到了春天，他已经召集了30,000人的军队——这在当时不是小数目——用以进攻法国。


  
即使是国王亨利也没有财力维持这样一支大军，因此他明白，自己必须向受到轻视的弟弟作出让步，否则将会失去王位。虽然凯瑟琳年事已高，体态臃肿——当时她已经56岁，体型富态，胡格诺派甚至将军中最大号的火炮命名为“太后”——但她还是愿意担任调停人，她来往奔波于阿朗松公爵的大本营和王宫之间。为了保护国王，太后几乎答应了弗朗索瓦的一切条件。凯瑟琳知道弗朗索瓦和玛格丽特之间的关系，决定让玛戈也参加交涉，以确保事情顺利。但结果不如人意。命运（更准确地说，是复仇）从中作梗：1575年11月1日万圣节，瓜斯特被杀死在巴黎的住所。


  
天明之后，这桩罪行公之于众。巴黎编年史家皮埃尔·德·勒斯图瓦在日记中记录了此事，根据他的说法，瓜斯特当时正躺在床上读书，突然一群人闯了进来，领头的是一个蒙面人。受害者大吃一惊，准备拿起放在床边的武器自卫，但不幸错拿了枕头。这件武器显然对刀剑不起作用。瓜斯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依然头脑清醒，他在临终之前认出凶手是维托男爵（Baron of Vitteaux），此人对瓜斯特早已心怀不满。[29]


  
但是，痛恨瓜斯特的人为数众多，很难相信凶手只有维托一人。这位编年史家认为，这次事件的幕后主谋是弗朗索瓦，他是为了报复瓜斯特在宫中对阿朗松公爵的公开羞辱。同时，人们也知道玛格丽特对瓜斯特也非常痛恨，谣传她和内韦尔公爵夫人都是帮凶，借维托的手除掉了瓜斯特。不过，也有传言说这次事件并无政治背景，而是一场情杀——维托受雇于瓜斯特一位情妇的丈夫，他虽然向国王效忠，但可不愿意将自己的妻子和国王的奴才分享。


  
在这些引人入胜的传言中，最不可能的就是玛格丽特涉及此事。9月，纳瓦拉王后身染重病，在11月瓜斯特被暗杀的时候，她依然非常虚弱，不能离开房间半步。另外，她知道自己当时无人保护，并受到严密监视；此时可不是反对她兄长的好时机，后者已经开始威胁她的生命。并且，玛格丽特也没有掩饰自己听到这则新闻的心情。布朗托姆写道：“瓜斯特死后，玛戈听到了报告，她……说：‘真遗憾我没有痊愈，不然就能一起庆祝他的死亡了。’”[30]


  
虽然玛戈对瓜斯特的死感到高兴，但好景不长。第二年，玛格丽特的丈夫和她弟弟一样逃出宫廷，逃向西南，前往自己的领地纳瓦拉，这使玛格丽特面临国王的严惩。弗朗索瓦走后几个月内，纳瓦拉的亨利躲着自己的妻子，让她的妻子背负弗朗索瓦逃跑的罪责，向国王大表忠心。纳瓦拉国王也继续和吉斯公爵保持良好关系，甚至派出自己的人参加吉斯公爵的队伍，前去和胡格诺派作战。他若无其事，自降身份地取悦国王，亨利三世相信，这位妹夫是和自己站在一边的——国王甚至允许他自由地打猎。这实在是一个大错：1576年2月3日，纳瓦拉的亨利再次出去打猎，而这次他再也没回来。他刚一回到纳瓦拉，就立刻改信了新教。他的一名随从表示，当亨利安全离开巴黎时，他笑言：“在巴黎只有两件事他放不下——弥撒和妻子。”


  
虽然妻子救了他好几次，但纳瓦拉的亨利对玛格丽特漠不关心，他明知道妻子会受到严厉惩罚，但还是没有把计划告诉给妻子。玛格丽特伤心地写道：“他早忘了曾对我弟弟发誓会跟我说话，他离开时，甚至没有与我告别。”


  
这一次，亨利三世的怒火要全部倾泻在他妹妹身上了。玛格丽特说：“国王认为我在纳瓦拉国王逃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非常生气。要不是太后从中调解，我觉得自己生命都会遭到威胁。国王听了太后的话，变得平静多了，但派来一支卫队监视着我，以防我像我丈夫那样叛逃，并且也不许我和任何人联系，以防我泄露宫中机密给我的丈夫。太后同意这些安排。”


  
事实上，这些消息都是凯瑟琳告诉纳瓦拉王后的。她来到玛戈的房间，玛戈当时依然病重，挣扎着穿上礼服以面见太后。凯瑟琳说道：“我的孩子，你没必要穿上这些。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听到之后不要害怕。你自己也明白，你弟弟和丈夫的所作所为让国王很生气，他也知道你们三人关系良好，认为他们的叛逃和你也有关系。因此，他决定将你囚禁在宫中以作为人质……所以，国王命令卫兵看住你，不许你离开房间半步……我恳请你不要违背他的安排，如果蒙上帝圣恩，这一切不会太久。希望你不要因为我不常来看你感到不悦，我也不想引起国王的怀疑。”


  
说完这些，凯瑟琳就离开了她美丽活泼的女儿，她的女儿刚刚被丈夫可耻地抛下，独自受罚。22岁的玛格丽特不仅不得离开房间，也不能和宫中任何人说话，这实在不同寻常，显然是国王的存心报复。她无法从外界得到任何消息，也无从知道自己的监禁期限，也不知道最终会重获自由还是被判死刑。她只知道，自己要独自面对漫长的岁月，除了照顾自己的仆人，没有可以说话的对象。玛格丽特不能见到任何访客和朋友，她年轻，热爱舞会，她的魅力和优雅传遍国内外的宫廷，从未这样一人独处，一天天待在舒适的房间里，看不到自由的希望。

13 王室人质


  
“攻击或是因为恐惧，或是因为仇恨。”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开头的几周总是最困难的，玛戈很快就发现国王亨利和凯瑟琳已经让宫中上下一致反对自己。她苦涩地写道：“我受到严密监视，谁也不能拜访我，我的密友们也不敢接近我，因为这样对他们自己不利。宫中生活就是这样，孤独一人就会遭遇不幸，只有在人群中才能变强。”只有一位名叫格里隆（Grillon）的老朋友，不顾国王的命令，冒着生命危险，抚慰孤独的玛戈。玛格丽特感激地写道：“勇敢的格里隆……来看过我五六次，卫兵们被他的决心打动了，没有一人敢不让他进来。”


  
不过，就像她的嫂子玛丽·斯图亚特也被伊丽莎白一世软禁一样，纳瓦拉王后似乎设法躲过了一些限制。比如，她设法贿赂仆人将信件带出宫外，以和外界取得联系。她这才知道，和国王亨利所说的不同，她并不是毫无盟友：弟弟弗朗索瓦得知自己遭到囚禁，威胁说如不将玛戈放出，则会施以报复。玛戈高兴地写道：“我被关起来以后，我的弟弟得到了消息，这事使他感到烦恼……（他写信）向太后表示，如果我受到这种待遇，他将采取极端手段。”


  
不过，最意料不到——也是最鼓舞人心的——信件来自她的丈夫。纳瓦拉的亨利在巴黎时对妻子很冷淡，但一回到纳瓦拉就立刻转变了态度。玛戈写道：“与此同时，我的丈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亲友与手下和他会师了。他们告诉他，自从他不辞而别之后，我受到了多大的折磨。他们说……为我夺回尊严于他有利；我在宫中对他有好处。既然他现在已经远离了索夫夫人那个女妖，他不会再被奸人迷惑了……因此，他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在信中，他恳请我忘掉我们之间的不愉快，向我保证，从此以后他将永远爱我，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他的爱，他希望我把宫中的情报告诉他，并把我和我弟弟的近况也告诉他。”


  
此时此刻，纳瓦拉国王的爱是否还存在，是值得怀疑的——毫无疑问，亨利信中所表达的情感不同于弗朗索瓦因急于拯救玛格丽特而表现出的愤怒和威胁——不过此信确实是向玛格丽特伸出的橄榄枝，是某种道歉，玛格丽特接受了亨利的道歉。她承认：“我在软禁期间收到来信，让当时的我大感欣慰。虽然看守的卫兵不许我写信……我还是想出办法写了回信。”玛戈明白，亨利想要得到宫中信息的真意是希望玛格丽特对宫中政治气氛作出自己的分析，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打听亨利三世对胡格诺派的计划，玛格丽特对自己被囚早已不满，很愿意在有限的空间里施展拳脚。于是，远隔数百英里的纳瓦拉国王和王后开始慢慢恢复关系。


  
除了偷带信件之外，还有一件事缓解了玛格丽特的囚禁之苦：那就是书籍。显然玛格丽特有权前往王家图书馆。她一直很喜欢诗歌和文学，不过此前从未有过闲暇专心学术。玛格丽特写道：“在被囚禁的时候，我在读书中发现了秘密的乐趣，我让自己完全沉浸在书本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趣。我觉得，这是命运给我的一项任务……用这样有效的手段充实自己，以应对未来的不幸和灾难……我的自由受到限制，倍感孤独，但这反而是我更能体会学习的激情，体会到一种沉浸在书本中的快乐，这是我在富贵而空虚的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的乐趣。”


  
纳瓦拉王后外表坚毅，但当她被所在房中无法出去时，她一定心存疑虑，难以入睡。她觉得前途不妙。在过去，许多政治犯在被处死之前都会遭到逮捕和囚禁，即使最上等的贵族也不例外。不用说，玛丽·斯图亚特就是这样，她的贵族身份并没有把她从伊丽莎白一世的敌意——或斧子——下拯救出来。


  
但是，玛格丽特比玛丽更加幸运。在被囚禁的时期，玛格丽特沉浸在书海中，而亨利三世则面对着弟弟弗朗索瓦的威胁，同时，国内的大部分贵族也不支持他，他不得不乞求太后从中调解。凯瑟琳带着重金去和小儿子和谈，希望他撤军，她坐着颠簸笨重的马车，好不容易来到弗朗索瓦的军营，但刚一见面就和谈失败，只能空手而归。玛格丽特很高兴：“（弗朗索瓦）态度坚定，如果我不能重获自由，不能得到赔礼道歉，他不会接受任何条件。”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玛格丽特非常满意。凯瑟琳和谈失败回来后不久，玛格丽特突然被释放，并受到太后的热情邀请。玛格丽特得意地写道，凯瑟琳告诉“国王，我弟弟的决心已定，国王……一下子就像凯瑟琳自己一样急切地想和玛格丽特求得和解”。太后表示，她需要女儿促成和谈，“希望我能忘记所受的伤害”。太后还“向我保证，国王对所作所为非常悔恨；他甚至在太后面前痛哭流涕表示忏悔，并且愿意满足我的一切要求”。


  
重获自由的玛戈答应陪同凯瑟琳在桑（Sens）郊外和反对派的首领和谈。弗朗索瓦为了炫耀武力，带着为数众多的贵族——孔代亲王也在内——前来迎接母后和姐姐。纳瓦拉的亨利并未出席，但他安排了6,000名德意志骑兵代他出席，根据纳瓦拉王后的描述，这些人“是由胡格诺派召集来的，我的丈夫和弟弟恢复了友好关系，他们前来为我弟弟助阵”。


  
为了取得小儿子的配合，凯瑟琳告诉弗朗索瓦，亨利三世转变心意，希望尽快将安茹公爵的头衔赐给他。此外，他还将附送贝里（Berry）和都兰（Touraine）两处封地，这将使弗朗索瓦每年的封地收入增加300,000里弗。太后还表示，国王还将每年赐给弗朗索瓦300,000里弗的收入，这些钱将从疲敝的国库中支取。胡格诺派还希望将宽容法令修改得更具普遍性。法国新教徒首次得到保证，全法国（除巴黎及近郊外）将允许“自由、公开且普遍的宗教活动”。玛戈写道：“这些（宽容法令的条款）最终得到同意之后，形势对胡格诺派大为有利，看起来，今后这些条款也将得到遵守，但是太后是为了求得和平才作出让步，这样，那些德意志的骑兵才会解散。另外，她也想将我的弟弟从胡格诺派手中救出来；我弟弟本人也愿意离开这些胡格诺派，他一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加入胡格诺派只不过是迫不得已。”[31]


  
太后几乎答应了他们的所有要求，和谈很快就结束了，1576年5月6日，双方签署了史称“君子和约”（Peace of Monsieur）的条约——“君子”是指弗朗索瓦得到了安茹公爵的头衔。这表示，弗朗索瓦和玛格丽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这个过程中，玛格丽特的发挥了重要作用。纳瓦拉王后第一次站到了胜利的一边，她很喜欢这种感觉。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自然令人高兴，但发挥作用、体现价值则更让玛戈兴奋。她忘不了弗朗索瓦为了解救自己挺身而出，在和谈中，弗朗索瓦甚至在条约里要求对方支付玛格丽特从未得到的嫁妆。她写道：“不过母后没有答应，她劝我站在她这一边，向我保证，从国王那儿，我想要什么就能拿到什么。”对弗朗索瓦在患难中伸出的援手，玛格丽特深表感激。此后，玛格丽特一直对弗朗索瓦忠心耿耿。


  
双喜临门，纳瓦拉的亨利在此时寄来一封信。玛格丽特回忆道：“双方签署了和约，太后准备回去了。此时，我收到丈夫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他非常想见到我，希望双方签署和约之后立刻去见他，于是，我恳请太后让我离开。”


  
玛戈确实很想见到纳瓦拉国王。虽然在宫中丈夫对自己不理不睬，但她毕竟是亨利的妻子，是纳瓦拉的王后。她希望建立自己的宫廷，发挥自己的审美，并陪同丈夫管理国家。她和亨利之间也许并无爱情，但他们可以互相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组成家庭了——不仅是为了给纳瓦拉提供一个储君，也因为玛格丽特的儿子也有权继承法国王位。


  
令她失望的是，玛格丽特再次遭到了太后的拒绝。玛戈写道：“太后非常反对我离开，用尽各种理由不许我走。她说，我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不愿离婚，她做出了让步，并且为此称赞我，因为我丈夫当时已经皈依天主教；但现在他弃绝了天主教，又变成了胡格诺派，所以她不能让我走。”（这个理由非常荒谬，因为一开始就是凯瑟琳坚持要玛格丽特嫁给胡格诺派的亨利的。）


  
其实，纳瓦拉国王和王后团结起来，对亨利三世和凯瑟琳的统治是巨大的挑战，更何况玛格丽特和弗朗索瓦之间的关系这么好。太后担心女儿的影响力超过自己。既然讲道理不起作用，那就只能再使用老伎俩了。玛格丽特写道：“我坚持要走，她突然泪如雨下地说，如果我不和她一起回到巴黎，她将受到惩罚；国王会认为这是她干的；她曾经承诺过带我回去；只要弗朗索瓦回到王宫，她就马上让我走。”


  
如果她们的位置对调——如果凯瑟琳希望玛戈离开，而玛格丽特则痛苦流涕不愿离开——毫无疑问凯瑟琳会成功地将玛格丽特打发走。但玛戈的手段不及她的母亲，她不情不愿地回到了巴黎。


  
“君子和约”的条款公之于众的时候，天主教徒大吃一惊。巴黎市民尤其感到震惊：他们一直认为，自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宗教问题就已经得到解决了，结果对天主教有利。因此，巴黎市民公开反对这一条约。巴黎高院拒绝赋予胡格诺派在法国的信仰自由权利；圣母院的神父不让亨利三世进入教堂以作为报复。街巷到处贴着宣传画，责备王室向新教异端投降。吉斯家族一如往常站在了抗议的前沿。一位英格兰使节担忧地写道：“和约的施行召来了许多不满，教会人士和吉斯家族公开反对和约，鼓动市民抵制新教。”


  
天主教徒不仅在抗议；他们还将抗议付诸实践。天主教领导人注意到胡格诺派的组织程度——事实上，胡格诺派的组织程度比天主教徒更胜一筹。新教徒集中人力物力的能力令天主教徒不安。不甘落后的天主教徒在吉斯家族的组织下，决定建立类似的政治组织，将各城的天主教徒联系起来，共同面对敌人。玛格丽特写道：“各省和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天主教徒的联盟，吉斯阁下被委任为全体天主教徒的领袖。”这就是天主教同盟的前身，该组织由正统的天主教徒构成，如同一个准政府一样，不受法国法律的管辖，和影子政府没什么两样。


  
事实证明，吉斯家族及其盟友本无必要因王室对胡格诺派妥协而如此不安。威胁解除了，德意志的骑兵也得到了报酬（这笔钱又是通过高额的税款得来的），结果人们很快发现，国王和太后都无意履约践行法令。凯瑟琳特别向大部分天主教贵族（不属于政治派的那部分天主教贵族）说明了这一点。内韦尔公爵在日记中写道：“大家现在才明白，她签署和约是为了迎回安茹公爵，而不是为了振兴胡格诺派。”


  
不幸的是，太后对玛格丽特的承诺也同样没放在心上。她还是没有得到嫁妆，并且，弗朗索瓦回宫之后，玛戈依旧不能见到纳瓦拉国王——尽管纳瓦拉国王已经多次来信要见玛戈，甚至派杜拉斯（Duras）来接玛戈。玛戈回忆道：“不久之后，杜拉斯阁下来到宫中，他受我的丈夫委派，前来接我走。于是，我向国王施压要求离开。国王找理由不让我走，说眼下不能和我分开，因为我是宫中最美丽的瑰宝；他必须再留我一段时间。之后，他将亲自把我送到普瓦捷让我离开……他编造这些理由，为的是赢取时间准备发动对胡格诺派的战争，以打败我的丈夫。”玛戈如是判断。


  
和当初他们在一起时不同，此时纳瓦拉国王是真心实意希望妻子回到自己身边。玛戈和弗朗索瓦是同盟，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玛格丽特也许没有为这场婚姻带来嫁妆，但她带来的是合法性和强大的同盟。如果她反对纳瓦拉国王，或者鼓励新任安茹公爵打击胡格诺派，亨利将元气大伤。纳瓦拉的亨利现在才明白，和妻子在一起将会力量大增。


  
问题是，国王也明白这一点，他想要破坏妹妹、弟弟和纳瓦拉国王之间的三头同盟。安茹公爵回到宫中之后，玛戈写道：“国王和蔼地接待了他，并且在接待时表示，自己对弟弟的归来深感欣慰。比西和弟弟一同回来了，也受到了同样的迎接。”亨利三世明白，必须对弟弟和妹妹态度缓和，因此压下了对比西的不满。玛格丽特继续写道：“国王一心想要除掉胡格诺派。为此，他促使我弟弟与胡格诺派为敌；他认为我是另一种敌人，因此用尽一切手段不许我离开。就这样，他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我们，表示愿意满足我们的一切愿望。”


  
他们有一个愿望：重启科利尼在尼德兰挑起的战争。荷兰新教徒遭到西班牙君主菲利普二世的严厉镇压，对弗朗索瓦反叛成功和君子和约抱有巨大希望。法国国王的弟弟正是他们热切盼望的救主。所以，荷兰人的一位首领，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拿骚的威廉（William of Nassau）向弗朗索瓦提议，如果弗朗索瓦率军进入尼德兰抗击菲利普二世，他将奉送1,000,000万弗洛林（florin），并且让出荷兰的统治权。


  
为了稳住弟弟，亨利三世表示会予以考虑，但实际上对弗朗索瓦另有打算。玛格丽特想得没错：国王密谋再次对新教徒下手。1576年11月，国王亨利趁会见三级会议代表的时机，正式撕毁了最近签署的法令，并向胡格诺派宣战。为了让安茹公爵一起向新教徒宣战，国王终于委派弗朗索瓦担任军队指挥——但条件是对过去的盟友胡格诺派开战。玛格丽特写道：“国王把弟弟叫到自己的房间，当着太后和其他顾问的面，告诉弗朗索瓦，天主教同盟对国家和政权而言是一个严重后果（威胁）……天主教徒有理由对目前的和平感到不满，因此，他（弗朗索瓦）加入天主教徒而非胡格诺派是有利的，无论是从良知出发还是从利益出发都是如此。”


  
亨利三世说通了弗朗索瓦。弗朗索瓦曾以胡格诺派的名义反叛国王，时间长达六个月之久，他或许并非凯瑟琳最聪明的子女，这一次，他率领另一支军队，以国王的名义打击胡格诺派。


  
弗朗索瓦的背叛使玛格丽特处在十分不利的位置，她对弗朗索瓦仍然忠诚，但他却要率军消灭她的的丈夫及其党羽，玛格丽特作为纳瓦拉的王后，自然要保护自己的国家。无论哪一方获胜，玛格丽特都是输家，而这正是亨利三世的目的。她立刻去见弗朗索瓦。她生气地写道：“我直接去太后的房间，找到了国王。我对他表示厌恶，因为他欺骗了我：他骗我说他会护送我前往普瓦捷，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谎言罢了。我表示，我当初嫁给纳瓦拉的亨利并非出于本愿，而是相信国王查理、太后和他的建议；既然他们让纳瓦拉的亨利当我的丈夫，就不该阻止我承担纳瓦拉的国政；我希望回到他身边，就算没有许可，我也会自己走，哪怕冒上生命危险。”（在经历过软禁之后，玛格丽特充满了勇敢的品质。）


  
国王亨利笨拙地回复说：“妹妹……我和太后这是为了你好，我决心彻底消灭蛊惑人心的胡格诺派。我的妹妹，想想看吧，如果你这样一个天主教徒落入他们手中，你就会成为人质，使我处处掣肘！没准他们还会杀了你来报复我！不行，你不能离开；如果像你所说那样，你会用尽一切手段离开，”他颇有深意地说，“那就是把太后和我当成你的死敌，我们就要让你尝尝我们的怒火；并且，你还会让你的丈夫处境更糟。”


  
玛格丽特对国王亨利的伪善感到愤怒，也完全不怕他的威胁，她离开国王和太后，和朋友们——尤其是弟弟弗朗索瓦——商议对策。违抗国王的旨意逃离王宫前往纳瓦拉实在太冒险，但玛戈不愿再留下给太后和兄长充当棋子。她的朋友们表示同意，纳瓦拉王后写道：“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我不该继续留在宫中和我的丈夫作对。”但如果她无法逃往纳瓦拉，那去哪里呢？


  
玛格丽特当时有几个去处。比如，玛格丽特可以去国外朝圣或拜访亲友——她的表亲就住在萨伏依。正当玛格丽特犹豫不决的时候，公主罗什·苏·永（Roche-sur-Yon princess）提出要前往比利时的某个小镇养病，当地的泉水有治愈的作用，她很希望玛戈能一同前往。[32]弗朗索瓦手下的蒙度切特（Mondoucet）当时也在场，他听到这个地方之后，突然有了灵感。蒙度切特刚从弗兰德斯卸任回来，对尼德兰的政治情况比较熟悉。他知道当地人不满西班牙人的统治，和当地人也有一些联系。玛格丽特写道：“不少当地贵族和城市市长都对他说，他们对法国抱有好感，希望受到法国的统治。我的弟弟对蒙度切特的提议很感兴趣，答应介入此事……蒙度切特准备借陪同罗什·苏·永前去疗养的机会回到弗兰德斯……他对我弟弟说，如果我能一同前往，将是莫大的帮助，我可以随便编个疾病，和公主一起去斯帕（Spa）疗养。”


  
玛格丽特终于有个去处——还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她将成为弗朗索瓦的间谍，发挥作用，为他赢得盟友，铺平统治法国的道路——这才是王后应当作的事情。弗朗索瓦也对这个机会很感兴趣。玛戈写道：“我的弟弟同意了这个主意，对我说：‘啊，王后！你不会没地方可去了。我发现你胳膊上患有丹毒（erysipelas）（一种皮肤感染，又称蜂窝组织炎［cellulitis］），你一定要和公主一起去斯帕疗养。你要这样说：你的医生曾要你去饮用那里的水治病；但当时季节不对，现在合适的季节到了，你希望国王允许你离开。’我的弟弟当时言犹未尽，因为波旁枢机主教在场，此人倾向吉斯家族和西班牙。不过，我看出了他的真正目的，他希望我为他在弗兰德斯为他说项。”


  
第二天，玛格丽特就前去拜访凯瑟琳，挽起袖子向太后展示自己的患处，并说，医生建议她最好去斯帕疗养。此时，罗什·苏·永正准备出发——玛戈可以一同前往吗？奇怪的是凯瑟琳没有进一步询问，当场答应了玛戈，承诺将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国王亨利答应。玛格丽特写道：“她说到做到，国王也就此询问我，并没有显露出一丝厌恶。”玛戈认为，国王亨利之所以如此乐意，是因为自己不会前往纳瓦拉了。她写道：“确实，他对我不能去见我的丈夫感到很高兴，他对我丈夫深恶痛绝。”


  
玛格丽特如此迅速地获得许可离开，事实上恰恰说明她此去有着别的动机，而非她的皮肤病，但玛戈只顾着打点行囊——这是纳瓦拉王后第一次离开法国——认为自己已经瞒天过海。她只知道国王亨利这次没有妨碍她，反而帮了她：他将通知相关人士放行。玛格丽特开心地写道，他甚至“派遣一名廷臣去拜访奥地利的堂·胡安（Don John of Austria）——此人为西班牙国王服务，在弗兰德斯主政——以取得途径各国时所需的通行证，因为我如想进入列日（Liège）主教区斯帕，必须经过弗兰德斯”。国王亨利此时就派遣一名法国密使前往通知残忍的尼德兰总督堂·胡安究竟何意，也许玛格丽特当时还并不理解。

14 间谍王后


  
“人民对君主心悦诚服的时候，君主对于那些阴谋无需忧心忡忡；但是如果人民对他抱有敌意，怀着怨恨的话，他对任何一件事，对任何一个人就必然提心吊胆。”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1577年5月，宫廷成员各奔东西。弗朗索瓦率领王室军队前往围困胡格诺派坚守的南方小城伊苏瓦尔（Issoire）；凯瑟琳和国王前往普瓦捷，准备进攻身在加斯科尼的纳瓦拉的亨利；而玛格丽特则前往弗兰德斯，陪同她的人有罗什·苏·永以及另外25到30人，其中包括约12名女官、一位枢机主教、一位主教、一位伯爵、玛格丽特的管家和照顾自己的仆人，这些人陪同玛格丽特，前往弗兰德斯去进行谍报工作。


  
为了让此行看上去确实像是度假，玛戈一行装饰华丽。玛格丽特开心地写道：“我坐在一顶轿子里，里面衬着深红的西班牙天鹅绒，用金线和各色丝线绣着各式花纹、窗户是玻璃的，绘有各种图案。衬里和窗户上的图案总共有40种，各不相同，绘着太阳和万物，每种图案上都有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写成的箴言。在我的轿子后面，是罗什·苏·永和女官图尔农（Tournon）夫人的两顶轿子。后面则跟着10位骑马的女官，她们身后是各自的女教师；最后则是六辆马车，车上坐着其他的女士。”玛戈承认，她们的队伍“在穿过城镇的时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


  
离开法国第一站是康布雷（Cambrai），当时此地是隶属西班牙的教会属地。康布雷有着雄伟的城堡，军事意义不言而喻，当地统治者是达因西（d&#39;Ainsi），玛格丽特写道，此人“待人礼貌，成绩斐然，有着廷臣一般的优雅举止，和传统上粗鲁的弗兰德尔人大不一样”。（和许多游客一样，纳瓦拉王后也对当地人抱有成见。）这位间谍很快意识到，如能获得达因西作为同盟，此地将是弗朗索瓦征服弗兰德斯的一个据点。当晚，玛格丽特以自己名义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这显然是冲着达因西去的，他是当地仅次于主教的官员（幸运的是，主教当晚早早退场了），始终陪同着这位贵客。玛格丽特写道：“我用尽一切才能，促使达因西成为法国的朋友，促使他帮助我弟弟的事业。”得到这样一位美丽名媛的关注，达因西还很不适应。玛戈中肯地写道：“在上帝的帮助下，我说服了他。”[33]


  
这位使臣的下一站是距康布雷东北25英里处的瓦朗西纳（Valenciennes）。当玛格丽特离开康布雷的时候，达因西被迷得神魂颠倒，执意要把玛格丽特送到那慕尔（Namur），此地位于比利时，当时归西班牙控制，在那里，堂·胡安已准备好要会见这些法国名流了。这为玛格丽特的计划提供了不少时间。纳瓦拉王后写道，达因西“想尽一切办法和我说话……他表示，他不甘受制于主教，虽然主教出身不错，但在其他方面，远不如自己优秀”。看来，这位弗兰德斯人似乎也有点儿成见。


  
在瓦朗西纳，他们受到了市长拉莱茵（Lalain）伯爵的欢迎，在等级和权力上，此人远高于达因西，他和玛格丽特的队伍见面时，身边跟着300名贵族。和上次一样，拉莱茵伯爵也讨厌西班牙人的统治，但他地位很高，所以比达因西谨慎得多。玛格丽特写道：“虽然目前他还没有和奥兰治亲王或胡格诺派结盟，依然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但他不愿和堂·胡安见面，他不允许此人或任何为西班牙服务的人进入自己的领地。”机不可失！这位间谍写道：“因此，拉莱茵伯爵对我的到来感到高兴。”


  
但是，这一次玛格丽特没有直接对目标下手，他已经结婚，所以玛格丽特转而瞄准了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写道：“我们来到蒙城（Mons）（瓦朗西纳郊外，位于前往那慕尔的路上），我住在他的房中，认识了他的妻子伯爵夫人，他们的宫廷总有80至100名女官……这些弗兰德斯女性和蔼可亲，待人热情。拉莱茵夫人尤其如此，而且她耳目一新……我们很快成了密友，一见如故。”纳瓦拉王后在当地只留一晚，接下来就是连续一周的行程，女主人于是决定陪她出发。到了她们分别的时候，“伯爵夫人和我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她留在我的卧室，直到很晚才离开，而且非要为我做一些下等人的杂务才肯离开，这使她更显得平易近人。事实上，她亲自给孩子喂奶；有一天在餐桌上，她坐在我身边……浑身打扮富丽堂皇，却亲自带着自己的儿子，并当场给孩子喂奶，甚至没有离开座位，”玛格丽特对此感到惊异，“她在喂奶时，自有一种庄重，使喂奶这件事——如果换做别人，只会令人感到恶心而冒犯——让在座所有人感到温馨，他们鼓掌以示对此的赞许。”看来，王后的思想也随着出行而逐步广阔了。


  
自然，她的主要目的不是介绍当地的奇特风俗，而是巩固弗朗索瓦在当地的基础。幸运的是，玛格丽特的女主人公开反对西班牙人，使玛格丽特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伯爵夫人表示：“我们极度厌恶西班牙政府，非常希望甩掉暴君的枷锁，但这个国家被不同的宗教搞得四分五裂，我们不知所措。如果我们能团结起来，我们很快就能赶走西班牙人了；但分歧使我们力不从心。如果上帝开恩，你的兄长想要光复这片故土，我们会欢迎他的。”


  
玛戈马上向伯爵夫人澄清，亨利三世是不会答应保卫弗兰德斯的。玛戈强调说：“我告诉她，我的兄长、法国国王反对介入对外战争，国内胡格诺派也过于强大，不允许他这么做。”然后，玛戈说到了重点：“我的弟弟阿朗松公爵倒是有办法，也许他可以答应此事。”玛戈继续说道，似乎是为了真心帮助这位新朋友而刚刚想到的主意。“他统率着打击胡格诺派的王室军队，最近刚刚攻下一座防守坚固的城市伊苏瓦尔，其他地方也望风而降。”之后，玛戈谈到了重点：“你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合适的人选了，他不仅近在咫尺，而且整个法国都将是他的，他可以倾全国之力帮助你。我保证，如果您的丈夫、伯爵能帮上我弟弟，我的弟弟必定知恩图报，将会给予恰如其分的回报。”玛戈说道。玛格丽特对谍报工作已经驾轻就熟。


  
这次密谈次日早上，伯爵本人就出现在了玛格丽特的房间。玛戈写道：“他告诉我，我的弟弟怎样才能在弗兰德斯建立基础，他将会占领艾诺（Hainault），此地一直延伸到布鲁塞尔……我们一致同意，我回国之后，我的弟弟弗朗索瓦和伯爵的弟弟蒙蒂尼（M.de Montigny）将在拉费尔（La Fère）（法国北部，玛格丽特在当地拥有一处城堡）举行会谈，商讨相关事宜。”[34]康布雷，瓦朗西纳，和艾诺将归弗朗索瓦所有，此时玛戈才刚到弗兰德斯不到一周！玛戈对自己出色地完成工作感到非常兴奋，离开时，她将一条“价值不菲”的钻石首饰送给了伯爵等人，此举无疑更让他们觉得法国人慷慨异常。


  
纳瓦拉王后取得了重大胜利，获得的信息对弗朗索瓦的价值不可估量，她从蒙城启程，前往那慕尔。拉莱茵伯爵及其手下一直护送着玛戈一行人，直到堂·胡安出现。伯爵等人打道回府，只留下忠诚的达因西陪同玛戈这位密探面对西班牙的总督。


  
堂·胡安是西班牙先王的私生子。他最近顶替了不受欢迎的阿尔瓦公爵，后者曾是菲利普二世委任的尼德兰最高官员，虽然施以重压手腕，但统治相当有效。堂·胡安当时30岁，久经沙场，之前曾在称霸欧洲的西班牙海军中服役约12年之久。世人对他无不敬畏有加：六年前，他曾在勒班陀击溃了不可一世的土耳其海军。


  
堂·胡安对法国的政治形势了如指掌。事实上，堂·胡安走马上任前一年，曾横穿整个法国，并曾在一次宫廷舞会中见过玛格丽特。更重要的是，他曾和吉斯公爵在茹安维尔（Joinville）的城堡进行密谈。两人曾密谋颠覆伊丽莎白一世的政权。他刚到弗兰德斯处理新教徒反叛，就自告奋勇要率领一支军队横渡海峡，解救玛丽·斯图亚特。吉斯公爵为了表彰堂·胡安，曾答应将玛丽许给这位勒班陀的战斗英雄，并取代伊丽莎白一世，与玛丽一同统治英格兰。作为回报，堂·胡安将会为吉斯家族和法国的天主教同盟提供帮助。吉斯公爵告诉堂·胡安，亨利三世和他弟弟弗朗索瓦之间存在矛盾，而弗朗索瓦、玛格丽特和纳瓦拉的亨利则是同盟，这使得可恶的“君子和约”成为可能。所以，当亨利三世写信告诉堂·胡安玛格丽特前往比利时的消息时，这位西班牙的总督对玛格丽特的政治取向已经了如指掌，并料到她将会为弟弟弗朗索瓦说项，准备时刻监视玛格丽特的一举一动。


  
比起玛格丽特，堂·胡安更富谍报经验，自然懂得将自己的怀疑暗藏心底。玛格丽特假装自己是去斯帕观光度假，而堂·胡安也将自己伪装成风度翩翩的主人。他在那慕尔郊外见到了玛格丽特，据玛格丽特的回忆：“他下马到轿前迎接我，我们互致问候之后，他翻身上马，路上一直和我交谈，直到我们到达那慕尔。”夜幕降临，堂·胡安命令全城掌灯，迎接王后一行人。玛格丽特写道：“那慕尔看上去非常繁华，街道灯火通明，每栋房屋都照得清清楚楚，比白天更加明亮。”


  
招待也无可挑剔。堂·胡安为给玛格丽特留下深刻印象，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令玛格丽特眼花缭乱。她回忆道：“我所住的地方装饰一新，只为迎接我的到来。房中有一间巨大的沙龙，有一间私密房间，又有很多卧室和隔间，装修豪华，家具应有尽有，墙上挂着最奢华的天鹅绒和丝绸挂毯都由银丝隔成不同部分，门把手全是由黄金打造而成的。”一位客人对装饰提出疑问，觉得这样的房间“似乎更适合君王居住，而非堂·胡安这样未婚的亲王”，堂·胡安回答说，这些都是一位土耳其领主的礼物，此人的几个儿子在勒班陀被俘。“堂·胡安将……他们送回土耳其，没有索取任何赎金，他们的父亲为了报答，送给他很多金银丝绸，他在米兰将这些东西支撑挂毯——那里有着手艺精良的艺人；王后的卧室的那副挂毯则绘有自己击败土耳其的光辉事迹。”


  
玛格丽特前往列日（目的地斯帕的前一站）略有耽搁，不得不再多留一天。堂·胡安再次尽其所能招待了这位客人。他举行了两场舞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招待客人泛舟河上。玛格丽特回忆说：“堂·胡安招待的礼节无可挑剔，对能接待我们一行人深感荣幸。”


  
第二天，运送客人的驳船已经准备停当，纳瓦拉王后准备告辞。堂·胡安亲自将她送到船上，“告别仪式极为礼貌得体。”当玛格丽特一行人开始最后一段旅程时，堂·胡安站在岸边频频致意。


  
玛格丽特离开不久，堂·胡安就率领精锐的部队进攻那慕尔周边地区，俘虏了一批贵族，强占了当地最坚固的城堡，并且——用冷战时期的谍报术语来说——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


  
玛格丽特并未察觉到事态的变化，她最终像大部分来此疗养的游客一样，在斯帕停留了六周。虽然玛格丽特疗养阶段发生了一场悲剧——此事发生在玛戈的侍女、图尔农夫人身上，她的女儿当时正值豆蔻年华，在前往列日的途中胸口急剧疼痛，并于两天之后病逝，具体病症不明[35]——但总体上，纳瓦拉王后对此行还是非常满意的。她写道：“每天早上，我被簇拥着前往花园，我饮用园中的泉水，并按照建议散步运动，我们通常在那之后前去用中饭。中饭之后会举行舞会；舞会之后，我们会前往修道院作晚祷；晚祷之后，我们则去吃晚饭，饭后又是舞会，要不就是在河上泛舟听音乐。”度假胜地远离世事纷扰，因此令身体和灵魂都得以休息，纳瓦拉王后等人一心疗养，完全不知道外界的消息。


  
因此，当玛戈准备回国的时候，她对表里不一的堂·胡安的行为大吃一惊。一位胆战心惊的贵族妇女刚刚逃出了这位西班牙的总督的魔爪，匆忙赶来通知玛格丽特。[36]与此同时，弗朗索瓦特别派人送来了一封恼人的信件，更令玛格丽特心神不宁。看起来，玛格丽特不在的时候，弟弟的时运不济。弗朗索瓦在信中抱怨说，尽管他已经按国王的要求，成功击溃了胡格诺派，但当他回到宫中时，“发现局势完全变了，他为国王办的事完全无足轻重”。玛戈继续往下读，才明白弟弟写此信是警告自己：“国王对放我前往弗兰德斯一事反悔了，为了打压弟弟，他准备在我回国途中或让西班牙人或让胡格诺派截住我，因为西班牙人听说我计划将整个国家交给国王，而胡格诺派则为了向倒戈的弗朗索瓦复仇。”也就是说，亨利三世又一次地背叛了她，而这一次，弗兰德斯的交战三方中——天主教徒、新教徒和西班牙人——有两派想要除掉玛戈。玛格丽特冷静地写道：“无论是落在谁的手里都会有生命危险。”


  
纳瓦拉王后面临着所有暴露的间谍都亟待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她是逃跑呢，还是冒着被捕的风险不动如山？如果她准备动身，她就需要庇护所、向导、保护者等一系列的帮助。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呢？


  
她首先找到了蒙度切特，这次冒险正是他的主意。玛戈试图尽量拉拢敌人，于是派遣蒙度切特前去拜访新教徒的首领、奥兰治亲王，希望他在弗兰德斯提供一条安全通道。“因为他（蒙度切特）认识亲王，并且倾向新教。”但结果令人沮丧。玛戈黯然地写道：“蒙度切特并未回来，我觉得我是等不到他了。”


  
新教徒既然不买账，玛戈寄希望于天主教徒。非常幸运的是，招待玛戈的主人，也就是列日主教，其辖区包括斯帕，此人“无疑待自己如同父亲一般”，为她提供了马匹，而在主教手下身居要职的骑士团团长，将陪同玛戈回家。但玛戈对自己的随从仍然抱有怀疑，尤其不信任总管和司库，这两人都是不忠的蒙度切特的同伴。他们两人极力反对逃走，认为玛戈应当留在当地。玛戈表示反对之后，他们则试图用各种办法留住玛戈：他们假装无钱支付此行的高额账单，而且无力供养玛戈的坐骑。玛戈冷冷地写道：“我怀疑他们在骗我。”


  
但是玛格丽特亲信的罗什·苏·永前来帮忙了。她极为富有，同时不想让玛戈和自己落入敌手，借给了玛格丽特一笔钱应急。玛戈重新坐上了华丽的马车和马匹，立刻和同伴动身，主教的手下也与他们同行。


  
很快，玛格丽特就意识到自己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由于战争，乡间的气氛非常糟糕。当晚，玛格丽特在于伊（Huy）过夜，当地市民虽然向列日主教效忠，但却充满敌意，威胁了玛格丽特的安全。玛戈回忆道：“当地人对主教的团长毫无敬意，这些残忍的当地人得知，堂·胡安已如他们所料攻下了那慕尔城堡，将在我回国途中截住我，所以我刚进入住处，他们就敲响警铃，抬出大炮，将街道用铁链封锁，整夜不让我们出来。”不过，拘禁法国王室成员毕竟是严重的冒犯，可能会引起剧烈反应。天明之后，堂·胡安并没有来处理这些囚犯，于是市民们显然改变了想法。玛戈紧张地说：“天亮之后，我们得以不受骚扰地离开城市，街道两边排列着武装人员。”


  
下一站迪南（Dinant）虽然离那慕尔只有20英里，但却是天主教派别的坚定支持者，既反对堂·胡安，也反对奥兰治亲王。此地本应是一处安全的避风港，但当地人全副武装，大门紧闭。玛戈无法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因为她来得不巧，正碰上选举日。玛格丽特大感失望：“结果……当天充满了骚乱、混乱和纵欲；城中所有人都喝醉了，没有管事的人。”夜幕很快降临，玛戈无处可去，她派一些侍从前去恳求当地官员允许自己过夜，但这些侍从立刻被捕了。玛戈沮丧地说：“他们被囚禁后，试图告诉我们这一处境，但却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最终，我走下轿子，摘下面具，对身边一位面善的市民示意，告诉他我想和他说话……我表示，我绝对无意伤害他们……只求能够进城。”


  
玛格丽特本人、队伍中的女性和某些年长的男性（包括年届80的团长）得以在当地过夜。但纳瓦拉一行刚刚穿过城门，人们就认出了主教的代表。玛格丽特并不知道，当地人对这位老人深恶痛绝，他们群起而攻之。纳瓦拉王后、罗什·苏·永公主、图尔农夫人和队伍中其他女性不得不围住团长加以保护。玛戈回忆道：“最终，团长得以进入我的住处，但暴徒们点燃了房子——这座房子的墙面是灰泥的。”


  
玛格丽特毫无办法，她走向窗边直面这些暴徒，要和他们的领导——随便哪个管事的——说话。“我在窗边声嘶力竭，最后，市民领袖过来见我，但他们酩酊大醉，不知所云。我告诉他们，我根本不知道主教手下的团长这么遭人痛恨，我告诉他们，我和尼德兰的领主都很熟，请他们考虑一下，冒犯我这样的贵人会有什么下场。”玛格丽特在绝望中开始历数她在弗兰德斯认识的领主，其中自然就包括拉莱茵伯爵。


  
这真是出奇制胜的一招。玛戈写道：“他们的头目略有迟疑，结结巴巴地问我是否真是伯爵的密友。我意识到，对他们而言，与伯爵的密切关系要胜过和整个基督教世界上层的关系，因此，我回答说，我不仅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亲戚。”（考虑到当时的情形，撒个小小的谎言无伤大雅。）“于是，他们向我道歉，伸出了双手表示友谊；长话短说，之后他们的表现文明得多了”。


  
玛戈说服了当地人，但这只是暂时的。次日早上，堂·胡安派来了一位名叫杜·布瓦（Du Bois）的使节。杜·布瓦告诉玛戈，亨利三世向西班牙的总督表示了自己对玛戈安全的担忧。所以，堂·胡安派来杜·布瓦，并让巴勒蒙特率领一队骑兵护送玛格丽特一行前往那慕尔，堂·胡安将在那里盛情招待他们。杜·布瓦微笑着告诉纳瓦拉王后，她必须向当地人说明情况，并让手下的士兵进城，从而为她提供保护，并护送她启程。


  
堂·胡安在上次见过玛戈之后，似乎对这位王后的能力不屑一顾。他严重低估了玛戈。玛格丽特没有上当。她非常冷静：“他们这是想要一箭双雕：既要夺下这座城市，又要控制我本人。”


  
作为回复，玛戈表示要失陪一阵子，她去找朗翁库尔（Lenoncourt）枢机主教了，此人是她从法国带来的同伴之一。玛戈简单地描述了目前的形势，枢机主教自然也不想成为堂·胡安的囚徒。于是他们一起思考对策。他先稳住杜·布瓦，与此同时，玛戈则前去寻找当地官员寻求帮助。玛戈写道：“就这样，我尽量召集了当地市民，对他们说，如果让巴勒蒙特率军进城，他必定会占领此地。我建议他们警觉起来，告诉巴勒蒙特自己不会上当，建议他们别让巴勒蒙特等人进城。”然后，玛戈告诉市民，她将如何在保证城市安全的前提下避开堂·胡安。当地官员们“决定依计行事，表示将不惜生命”。玛戈对此非常感激。


  
迪南市民按照玛戈的计划开始行动，各处城门出现了戏剧性的情况。巴勒蒙特被带进城中，但刚一进去，身后的大门就已关上，并且放下门闩，手下大军只能徒然等在城外。玛格丽特写道：“之后，市民汹涌而出，几乎要置巴勒蒙特于死地。他们说，如果巴勒蒙特不撤军，他们将会开炮。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离开之后不被追上。”巴勒蒙特寡不敌众，并且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别无他法，只能命令手下远远撤走。


  
与此同时，纳瓦拉王后又成了天真无邪、正在度假的公主。她表示理解事情紧迫，同意杜·布瓦和巴勒蒙特率军护送自己和随从前往那慕尔。当然，作为虔诚的公主，她必须先去听弥撒，然后参加简短的饯行宴会。这让市民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当玛戈整装待发时，西班牙的使节发现纳瓦拉王后身边有“二三百名武装市民跟随，其中有人似乎还曾在和巴勒蒙特和杜·布瓦会见时出现过。我们前往靠河的一处城门，此门和前往那慕尔的方向相反。杜·布瓦和他的同伴告诉我方向不对，但我依然接着和别人交谈，装作没听到的样子”，玛戈开心地写道。


  
就这样，他们来到了那处城门，杜·布瓦和巴勒蒙特还在说方向不对。四下并无一名西班牙士兵。河上，有几艘船停靠在城门边。市民紧紧围住堂·胡安的两位使节，将王后和敌人隔开，使玛戈一行得以上船。玛戈回忆道：“我急急上船，随从们也跟我上去了，巴勒蒙特和杜·布瓦在岸上喊我，告诉我犯下了大错，违背了国王的意愿。”但这两位寡不敌众，而带来的士兵还不知道玛戈已经逃走，依旧在前往那慕尔的路上等着。纳瓦拉王后写道：“尽管他们提出抗议，我们还是迅速地上了船，并将轿子和马匹也运了上去，市民们为了给我留出逃跑的时间，正在就各种民怨和巴勒蒙特与杜·布瓦两人争论……他们说堂·胡安破坏和平，违背了他对尼德兰的承诺；并且……如果军队还敢出现在城下，他们将开炮轰击。就这样，我有了充足的时间逃走，在上帝和向导的帮助下，我不会再被巴勒蒙特和他的军队抓住了。”


  
玛戈说得不太对。堂·胡安如果这么容易失败，那就不配欧洲最强统帅的名声了。他得知猎物已经逃出掌心，判断玛戈一行将会逃到拉莱茵伯爵封臣所属的一处城堡中避难，于是派出三百人前去抓捕玛戈。玛格丽特刚到目的地不久，追捕的西班牙士兵就接踵而至。吊桥放下，玛戈一行进入城堡之时，已能在地平线上看到敌军的身影。


  
但是，玛戈刚刚逃出西班牙人的追击，就“得知一支胡格诺派军队正准备在弗兰德斯边界袭击我”，玛戈感到沮丧。为躲开这次埋伏，玛戈决定在黎明时分逃走。她叫来马车，但总管再一次反对了她的计划，准备阻止她逃走。玛戈严重怀疑此人是新教徒的同盟，急匆匆地跨上马，扔下漂亮的马车，在黎明中飞快地逃走了，甩掉了追兵，身边只跟着一些忠诚的侍从。她骗过了敌人，中午时分就到达了法国边界。


  
这是她第一次如此接近恐惧，是她第一次用上了全部才智，是她第一次感到生命的鲜活。直接回到王宫，回到令人窒息的兄长手中——特别是国王亨利还纵容堂·胡安的行为——实在令人厌恶。玛戈前往她在拉费尔的城堡。她抵达后不久，就见到了弗朗索瓦，他也觉得巴黎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凯瑟琳和国王亨利最近回到了巴黎。姐弟两人在一起待了两个月。玛格丽特后来写道：“我觉得这几乎是我所经历的最幸福的事情了。”弗朗索瓦也有同感，他告诉玛戈：“啊，王后！我和你在一起多么开心！和你在一起真像是在天堂一般，事事令我顺心，而之前则像是在地狱里一样，到处是愤怒和折磨。”


  
他们表达共处的愉悦心情的用语过于奔放，以至于许多人（照例）认为玛戈和弗朗索瓦之间存在乱伦关系，正如此前她对查理九世的依恋被认为是肉欲的。不过这种说法依旧没有证据。他们之间的爱慕建立在政治和情感的需求上，而非建立在性的基础上。他们的共同敌人是亨利三世，他们知道，如果能联合起来，将更有可能在兄长的统治下幸存下来。他们在一起甚至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但如果单打独斗，显然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作为凯瑟琳最小的子女，他们最不受母亲宠爱，自然会相互扶持。他们之所以感到开心，是因为他们不再受到宫廷生活中的限制和侮辱，相互之间能找到慰藉。国王亨利和凯瑟琳也许掌握着权力和权利，但玛戈和弗朗索瓦则是一个团队。


  
作为团队，他们利用这两个月——“对我们而言，只有这些时间”——进行政治协商，并制定了计划。虽然玛格丽特的逃亡不甚光彩，但她的谍报行动其实非常成功。玛戈亲自为弗朗索瓦说项，为弟弟赢得了当地人的支持，使他征服尼德兰的野心成为可能。弗朗索瓦和拉莱茵伯爵兄弟、蒙蒂尼的会谈如期举行，坚定支持弗朗索瓦的达因西也来信表示忠心，并且将其在康布雷的城堡托付给纳瓦拉王后的弟弟。堂·胡安的凶残和玛戈死里逃生并未浇灭玛格丽特的热情；她与危险擦身而过反而使她帮助弗朗索瓦变得合理，并使她更加积极。玛格丽特运用其交涉手腕，弗朗索瓦利用其军事能力和继承法国王位的资格，他们已经取得了“君子和约”这一成果。何不再试一次，取得更大的成果呢？


  
将弗兰德斯从西班牙手中夺走并非对亨利三世的背叛，反而是弗朗索瓦——和全体法国人——实现其在尼德兰雄心的一个可行手段。玛格丽特回忆道：“蒙蒂尼阁下告诉我们，他的兄弟决定让渡艾诺和阿图瓦（Artois）两处领地，包括邻内的诸多富有城市，我弟弟接受了伯爵的慷慨捐赠，遣散了（弗兰德斯官员），赠给他们刻有他和我肖像的黄金徽章作为礼物，他们承诺，未来也会一直支持弗朗索瓦；就这样，蒙蒂尼等人回去准备接待弗朗索瓦的到来。”在徽章上刻上玛戈和弗朗索瓦的肖像很不寻常。这表示，两人共同参与了这场冒险。[37]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弗朗索瓦准备回到宫中，但只是为了将自己的计划告知国王和凯瑟琳，请他们在自己进军弗兰德斯之前，提供必要的军力和供给。弗朗索瓦也需要胡格诺派的支援——至少需要他们保持中立——因此，玛戈也将陪同他回去，再次正式提出前往纳瓦拉的请求。当玛戈在斯帕疗养避暑的时候，亨利三世已经耗尽资金，无力向胡格诺派复仇，只能草草求和，因此没有理由再阻止妹妹去见她丈夫。一旦她回到纳瓦拉，玛格丽特、纳瓦拉的亨利和弗朗索瓦将重建过去的三头同盟。在过去，他们这个组合已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谁知到将来他们还会干什么？至少，这个组合对弗朗索瓦在弗兰德斯的事业大有帮助。一旦弗朗索瓦在北方建立自己的统治，而玛戈的丈夫在南方治理自己的国家——亨利三世到时候就动不了玛格丽特了。


  
偏安一隅的未来规划当然很容易——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需要敌对的各方力量共同参与，但现实往往更加残酷。

15 王室操戈


  
“君主所作所为的重中之重，就是为自己赢得伟大光辉的名誉。”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两个月后，玛格丽特带着自己的目的离开拉费尔前往宫廷。弗朗索瓦于几天前已经出发，不过玛戈很快追上了他，他们于1577年11月12日一同到达圣德尼修道院。为了表示尊重，国王亨利和凯瑟琳率领宫廷上下前去迎接他们。玛戈回忆道：“我受到了热情隆重的款待，他们问我是如何成功到达列日，又是如何冒着风险回国的。我在当地受到的隆重款待引起了他们的艳羡，而我逃难的经历则使他们倍感欣慰。”很明显，国王亨利和凯瑟琳已经讨论过接待他们的方式，并决定以奉承取悦为主，直到他们弄清楚玛格丽特和弗朗索瓦这段时间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玛戈回国当晚，王室为玛戈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舞会结束，宾客返回巴黎时，玛格丽特找到太后和国王亨利，再次提出要前往纳瓦拉去见丈夫。玛戈认为法国已经正式恢复和平，他们不应再有反对意见，令玛戈大喜过望的是，“他们都同意了我的请求，并对我的决定加以表扬”。纳瓦拉王后趁热打铁，提醒母后，她许给自己的嫁妆还没拿到，“她（凯瑟琳）记起来了，国王也觉得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承诺将如数支付嫁妆”，玛戈写道。


  
但事情并非如此顺利。玛格丽特本准备在巴黎待上两周时间，12月初出发前往纳瓦拉。她不断催促着自己的嫁妆，并要他们安排好运送事宜，但令她失望的是，国王和太后一直闪烁其词。她抱怨说：“我发现他们并未拿钱，只是一味拖延；接下来五六个月都在交涉此事。”弗朗索瓦的运气也不好，亨利三世只是表面上答应帮助他夺取弗兰德斯。玛戈写道：“弟弟的情况也一样，尽管他一直催促说要立刻发兵。”他们两人很快发现，自己上当了，凯瑟琳和国王根本没想让他们离开宫廷。


  
他们来巴黎之前兴致冲冲，但此刻却再次成为了囚徒，这令他们大为光火。更糟糕的是，令人厌恶而害怕的亨利三世周围的人也充满敌意。他们不在的时候，国王的亲信势力大长。弗朗索瓦任务突然繁重起来，亨利三世重用的奴才们公然藐视弗朗索瓦，据玛格丽特的说法：“这些放肆的年轻廷臣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安茹公爵的手下人也是一群争强好斗的年轻贵族，他们血气方刚，自然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玛戈深情地写道：“比西勇气过人，寸步不让。”结果，“他们（国王的奴才们）和比西之间矛盾不断”。玛戈的笔下还是有所保留。1578年1月10日，在一系列的矛盾摩擦之后，比西率领三百名同样不忿的壮汉，冲进了国王奴才们的住处，拔刀挑战对手，“要和他们决一死战”。亨利三世在最后一刻介入了冲突，避免了一场打斗。即便如此，国王手下还是有一些人在亨利三世亲信奎路斯的带领下，在某天夜里冲进比西的住处，杀死了他的一位密友，自然令比西这位出色的剑士铭记在心。


  
一个月之后，矛盾激化了。作为一种惯常的赏赐方式，亨利三世将自己手下一位名为桑·卢克（Saint-Luc）的奴才许给了某位女继承人——的确，这位新娘非常不情愿，但这对国王和新郎来说并不重要。婚礼定于2月的第二周举行，届时，盛装打扮的奴才们将在婚礼上恣情欢乐，对其他宾客耀武扬威。弗朗索瓦谨慎考虑之后决定不参加这次婚礼，并劝玛格丽特也不要参加，玛戈爽快地答应了。


  
凯瑟琳介入了此事。她意识到，亨利三世可能会把他们的缺席当成是一种侮辱，于是事先邀请了玛格丽特和弗朗索瓦出席，以掩盖他们可能的冒犯。婚礼于礼拜一举行，当天，他们三人一同前往太后最爱的圣莫尔（Saint Maur）城堡郊游，此地就在巴黎城郊。他们在那里用餐后，回去为时尚早。此时，婚礼正是热闹的时候，凯瑟琳还是担心国王亨利感到冒犯，她“规劝弟弟，让他去舞会上露个脸，这样就不会引起国王的不快了”，玛戈写道。[38]于是弗朗索瓦前去赴宴。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弗朗索瓦刚进房间，国王的奴才们就跟上他了，他们并未拔刀，但是不停地侮辱弗朗索瓦。玛格丽特写道，他们自信人多势众，不断嘲讽弗朗索瓦的穿着、他脸上的痘疤、他其貌不扬的长相，并“不断暗讽他的丑陋相貌和矮小身材”。这是最严重的欺凌，更何况对象还是王室成员，有权继承王位。安茹公爵非常清楚自己相貌不好，自幼就深受长相的苦恼。直到20多岁，他还是为此感到不快。在一个崇拜美男子的宫廷环境中，他其貌不扬，句句话都像刽子手的斧子一样砍在他的心头。他脸色发白，逃出房间；他找到凯瑟琳时已经泪流满面。他告诉母后，自己受到奴才们的羞辱，无法继续留在宫中。他告诉太后，他什么也不想听了，只想离开巴黎去打猎。凯瑟琳可能也觉得有点儿愧疚，同意了弗朗索瓦离开一阵子，并告诉国王，弗朗索瓦将于次日早上出发打猎。玛戈提到了侮辱弗朗索瓦的奴才：“他和莫吉隆（Maugiron）、桑·卢克、奎路斯等人的矛盾就此告一段落。”此事在佛罗伦萨使节的记录中也可看到。这位使节写道：“比西造成的骚乱势必引起国王和他弟弟之间新的矛盾，后者……决定带着自己的手下离开宫廷。”


  
国王亨利一开始也觉得过意不去，同意了弟弟的决定。但奴才们感到这是一举除掉弗朗索瓦的机会，国王亨利在和他们商量之后，改变了主意。玛格丽特写道：“然而国王在房中……和五六个奴才商议此事，他们使国王对弗朗索瓦离开一事心存疑虑。长话短说，他们说得国王非常惊慌，国王作出了史上最鲁莽无谋的决定：这就是将弗朗索瓦及其手下统统逮捕下狱。”


  
正式逮捕王室成员并非小事，这意味着最严重的叛逆罪。凯瑟琳在睡觉前还认为一切正常，弗朗索瓦明早将在国王的许可下离开宫廷，半夜，国王亨利在卫队队长和一些士兵的陪同下将凯瑟琳惊醒。国王除了没有指责太后想要暗算自己以外，说尽了各种恶言。亨利愤愤地说：“夫人，您怎么能让我放弟弟走呢？你不知道他一走将对我的国家造成多大的威胁吗？看着吧，他说出去打猎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叛国的行为。我要把他和他的手下全抓起来，仔细搜查他的文件。我确信我们会找到证据的。”说着，他带着士兵们亲自去逮捕弗朗索瓦。58岁的凯瑟琳不得不马上下床，穿着睡衣，踩着冰冷的地板去追亨利，免得他对幼子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之后，事情开始像法国人熟悉的木偶戏或滑稽剧一样失去了控制。弗朗索瓦被半夜兄长愤怒的敲门声惊醒，感到惊讶而困惑。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坐在床上命令管家前去开门。马上，士兵就冲了进来，国王站在床前吼道：“我要让你看看，背叛君主是什么下场！”卫兵们奉命搬走一切可做证据的文件和箱子，而国王则在弟弟的床上搜查犯罪证据。一卷发皱的羊皮纸引起了他的兴趣。玛戈写道：“国王试图从弗朗索瓦手中夺走这份文件。”弗朗索瓦“拒绝上交，并且恳求国王不必过目。这使国王更加想要这份文件，认为这肯定是弗朗索瓦阴谋的关键材料，必能给弗朗索瓦定罪。最后，国王当着太后的面打开这份羊皮纸，他们……对内容感到不知所措”。那是索夫夫人写来的情书。


  
虽然没有犯罪证据，国王亨利已经无法回头。他知道自己现在非常愚蠢，但是决定继续虚张声势，而非承认判断有误。弗朗索瓦要求知道自己的罪名，国王霸道地不予回答，而是命令卫队队长和弓箭手看紧弗朗索瓦。然后，他就回去睡觉了。


  
弗朗索瓦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太后刚来过这里，不敢违抗国王的命令，他也联系不上太后。国王亨利又宣布，弗朗索瓦的手下悉数被捕，因此也不能指望。只剩下玛格丽特了。


  
弗朗索瓦试探地询问卫队队长，玛格丽特说，他“担心这次暴力行动中会弄出人命，特别担心我的情况，担心我也同样被捕了”。卫队队长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纳瓦拉王后并未被捕。想起来，这对弗朗索瓦并非十分公平。毕竟，凭什么只让他一个人承担不幸呢？因此他请求卫队队长让玛格丽特来陪他。“据我所知，她是爱我的，宁愿和我一起被拘禁，也不愿看着我一个人受苦。”于是，卫队队长叫醒了玛格丽特，押着她像一名普通犯人那样，当着所有廷臣的面——当时他们多半都已醒来——穿过卢浮宫，让她去陪弗朗索瓦。玛戈冷淡地说：“尽管我一直对他（弗朗索瓦）心存感激，但这次真是让我觉得无以为报。”


  
玛戈到达弗朗索瓦房间时心惊胆战，和弟弟一样对国王的所作所为感到莫名其妙。此时，看押安茹公爵的卫兵正好换岗，其中有一位年长的队长很早就认识玛格丽特。他看见玛格丽特颇为紧张，于是背着其他士兵安慰她。这位队长轻声说道：“一切善良的法国人看到这一幕都会内心流血，不管您弟弟被关在何处，我都希望他得到保护；并且，我愿冒生命危险恢复他的自由。”


  
队长的这番话，加上弗朗索瓦力争自己无罪，使纳瓦拉王后明白，当天晚上并未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弗朗索瓦被捕不过又是国王亨利弄巧成拙。她立刻插手此事。她冷静地分析道：“我告诉弟弟，和宗教裁判一样，我们必须要弄清自己被捕的理由；他这样对我们，简直把我们当成了普通百姓。于是，我恳求洛斯特（l&#39;Oste）阁下（即队长）以我们的名义前去向国王交涉……要求他派人告知我们的罪行。”队长依照指示行事，最终，国王的一位奴才出现了。玛戈写道：“他虚张声势地问我们有什么话要对国王说。我们告诉他，我们希望知道自己被关押的理由——我们自己想不出任何原因。他严厉地回答说，我们不应该为此询问上帝或是国王；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智慧和公正。”弗朗索瓦失声大笑，不过他的姐姐可不喜欢因为一个模棱两可的理由，就在二月的寒夜被别人叫醒，又当着整个宫廷上下受辱，“不禁对这名奴才破口大骂”。


  
玛戈无疑是正确的。到了天明时分，即使国王亨利本人也明白，没有理由的话，他不能继续关押弗朗索瓦，于是撤下了守卫。不过，他本人并不道歉，而是让自己的母亲前去安抚他们的不快情绪。凯瑟琳奸诈地把责任推到了弗朗索瓦身上。“太后来到弗朗索瓦的房间，告诉他应该为自己得救而感谢上帝，因为她自己都一度认为弗朗索瓦必死无疑；他现在想必也发现了，国王对任何风吹草动都非常敏感，一旦决心已下，任何人也无法动摇他的决定，她告诉弗朗索瓦，以后最好事事都顺着国王的意思，这样就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玛戈写道。


  
像往常一样，太后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当天晚些时候让宫廷上层在自己的房间会谈。在那里，又发生了一场典型的法式闹剧：弗朗索瓦必须重新宣誓自己对国王的忠诚；国王慷慨地表示，自己从未怀疑过弟弟是清白的，他们两人互致和平之吻——这也是凯瑟琳最钟爱的表示和解的方式。比西和奎路斯也在场，在国王亨利的要求下，他们也同样致以和平之吻，尽弃前嫌，聪明伶俐的比西却漂亮地戳穿了整场闹剧的虚伪，他圆滑地说道：“大人，如果您希望我们互相亲吻成为朋友，我乐意从命。”于是他像抱住女人一样抱住了奎路斯，并且深深一吻，令看客大感滑稽。


  
如果这一切都只是演戏的话，此刻大幕就应当落下了，观众则将报以热烈掌声，然后回去用餐。但，玛格丽特和弗朗索瓦都不希望这一切再度发生。国王亨利半夜逮捕弗朗索瓦，凯瑟琳无力阻止一味纵容，让纳瓦拉女王和安茹公爵意识到，太后和国王的面具已经摘下，回宫的危险昭然若揭。天亮之前，在王家卫队的弓箭手的监视下，玛格丽特和弗朗索瓦回到房中，开始商议计划。


  
他们都明白，必须马上行动。虽然他们依然受到监视，但至少弗朗索瓦必须逃走，这样他才能召集军队，实现他对弗兰德斯人的承诺。像过去一样，玛格丽特又被留在宫中面对弟弟造成的危险（和惩罚）。但不这么做的话，他们都将仰人鼻息，最近的事情表明，这同样危险。


  
问题在于，弗朗索瓦如何逃走。玛戈这次不能借一辆马车将弗朗索瓦偷偷送走了，国王亨利对此已有提防，在各处宫门加强了警备。不过，纳瓦拉王后最终想出了一条可行计划。玛戈写道：“我们在商议逃亡计划时，认为最好是从我房间的窗户逃走，我的房间在二楼，窗外就是壕沟；而各处宫门看守严密，所有走出卢浮宫的人都要受到仔细盘问，因此无法从宫门出去。于是，弗朗索瓦求我找一条结实的长绳子。我很快就找到了绳子，因为我有一袋床单需要修补，便让一名心腹带出宫去，补好后在袋子里装上一条足够长的绳子。”


  
凯瑟琳和国王的眼线遍布宫中上下，想要成功地从窗口逃走，显然需要保持镇定，假装若无其事一样。唉，弗朗索瓦实在不擅长此事。1578年2月14日，就在桑·卢克婚礼几天后，“一切准备停当……晚餐时，我去见一个人用餐的太后，当天是斋戒日，所以国王并没有吃晚饭。弟弟……迫切想要脱离险境，重获自由，当我离开餐桌时过来找我，催我赶紧到房中见他。马蒂尼翁……不知道是听到了风声，还是纯粹猜测，当太后离开房间时，他对太后说（我就在她身边，听见了她的话语，仔细观察她的每个词语、每个表情，可以想象，我当时既惊恐又有所期待，整个人不知所措），我的弟弟无疑准备逃走，而且当天就准备行动；他向太后保证一切属实，于是太后也采取了行动”。[39]就这样，他们的计划被凯瑟琳知道了。纳瓦拉王后无法掩藏自己的沮丧，承认说：“我发现她（凯瑟琳）对我们的计划大吃一惊，我早就害怕计划会败露。”


  
很快，太后找到玛格丽特，这使她更加不安。凯瑟琳警告她说：“你要知道，我向国王保证你的弟弟不会再走了，但据马蒂尼翁说你弟弟今晚就会逃走。”


  
太后的指控令玛格丽特非常尴尬。她不能全盘托出背叛弗朗索瓦，不然她就会因“对弟弟不忠诚，让弟弟身处险境”而感到愧疚。但她也不能公然撒谎，因为“她宁愿死了也不愿背负罪责”。


  
玛戈决定装作不知情，她决定转移太后的注意力，只是指责别人，但不将事情全盘托出。“您一定注意到了马蒂尼翁并非我弟弟的朋友”，玛格丽特直白地说，“此人唯恐天下不乱，而且不愿看到我们之间达成和解。”然后，玛戈字字斟酌地说：“至于我的弟弟，我以生命担保，如果他准备逃走，如果他有这种念头，我肯定不会不知道：他什么事也不会瞒着我。”这样，玛格丽特以生命担保弟弟的安全。她不认为事情会走到那样的地步——“我说这话时信誓旦旦，弗朗索瓦逃走之后，他们是不敢伤害我的”——但如果真是那样，“我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危及弟弟的安全。”凯瑟琳也正是这样理解的。太后马上接受了玛格丽特的说辞：“记住你现在的话，他如果逃走，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双方尽欢而散，玛格丽特向太后道声晚安，回到自己的房中。玛戈已经参与了逃亡计划——尽管代价比预想的更大——于是她迅速脱去礼服回到床上，派自己的女官去叫弗朗索瓦。玛格丽特身边只剩下几名女仆，只能等弟弟过来。弗朗索瓦此前一直在观望，很快就过来了，身边带着两名亲信：西米耶（Simier）和康日（Cangé）。


  
他们一刻也不敢浪费。“我马上起床，开始制作绳子，并向窗外张望，看壕沟中是否有人，我房中的三位女仆和带来绳子的女官齐心协力，将我弟弟缒下窗外，虽然窗口很高，他还在谈笑风生，丝毫不感到恐惧。”玛格丽特对此印象深刻。但是，并非所有一同逃亡的人都像弗朗索瓦这样乐观。玛格丽特写道：“然后，我们把西米耶放了下去，他心惊胆战，几乎无力抓牢绳子；最后，我们把弗朗索瓦的侍从康日放了下去。”


  
玛格丽特发现壕沟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向王宫的方向走去了，还在半空中的康日大为惊恐。玛戈写道：“我几乎要被吓死，我觉得那是马蒂尼翁安插的间谍，弗朗索瓦要被抓走了。”女仆们惊慌失措，害怕自己被捕，将绳子扔进火中销毁证据。不幸的是，绳子很粗，极易燃烧。壁炉中腾起一阵大火，将烟筒烧着了，浓烟滚滚。这如同吹号放烟火一般引人注意。王家卫队立刻赶到，玛戈写道，他们“疯狂地砸门，我觉得弟弟肯定被抓住了，我们都完了”。


  
她再次发挥了急智。如果士兵一拥而入，计划必然败露。绳子还没有烧掉，别人很容易就能推断发生了什么事。玛戈只能虚张声势。玛格丽特“让我的女仆们轻声问门外来人有什么事，装作自己还在睡觉，弓箭手们回答说，他们发现烟筒着火，于是前来灭火。女仆们回答说没有关系，她们自己能解决，并要求来人不要打扰我的清梦。”卫兵们信以为真，于是“走了”，玛戈如释重负。


  
但第二次，玛戈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两个小时之后，卫队队长本人前来敲门，径直走进了房间。宫中有人告密，安茹公爵刚刚逃走。天还没亮，纳瓦拉王后就得到了愤怒的亨利三世和凯瑟琳的传唤，他们要求玛格丽特低头认罪，供出弗朗索瓦逃亡的细节。


  
玛格丽特别无选择，只能起床穿衣。女仆们也醒了。玛格丽特显然已经身处险境，女仆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玛戈回忆道：“一位女仆不顾礼节紧紧抱住我，痛哭流涕，哭喊着再也见不到我了。”卫队队长被激怒了。“他一把推开女仆，对我说：‘我对您忠心耿耿，此人的所作所为会给您带来麻烦。请不要害怕。赞美上帝，此时此刻，您弟弟已经脱离陷阱了。’”


  
卫队队长所言不虚。弗朗索瓦、西米耶和康日在缒下窗口之后，悄悄地离开了卢浮宫，前往圣·日内维耶（Sainte-Geneviève）修道院去见足智多谋的比西。玛戈写道：“在修院院长的同意下，他们在城墙上凿出一个洞，陆续从中穿了过去，跨上等候多时的马匹，无惊无险地到达了昂热。”这让玛戈感到欣慰。


  
弗朗索瓦得到了昂热这座固若金汤之城作为基地，很可能就是使玛格丽特免遭亨利三世毒手的关键。纳瓦拉王后想的没错，国王不敢虐待玛格丽特而激怒安茹公爵，后者完全有能力夺下王位。玛戈写道：“我看见他（亨利三世）坐在太后脚边，尽管弗朗索瓦并不在场而太后却在场，他还是怒发冲冠。”不过，玛戈的处境还是不容乐观，她决定这次不说实话。“他们都说，我曾向其保证弟弟不会离开宫廷，并以生命作为担保。我答道，他确实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他们”，玛戈抗议道，虽然她参与了逃亡计划，提供了绳索和帮手，并且亲自动手帮助弗朗索瓦逃出窗口。她还圆滑地补充道：“不过，我还是愿以生命担保，弗朗索瓦此去绝不会对国王不利，他只是回到封地，准备远征弗兰德斯。”


  
第二天早上，玛戈的这番话得到了验证，亨利三世收到了弟弟寄来的一封长信，在信中，弗朗索瓦再次宣誓他效忠国王，表示他只是出于个人安全和远征弗兰德斯才逃走的。“这封信使他们不再抱怨，但国王依旧感到不满。”玛戈坦白地说。国王亨利让太后前往昂热把安茹公爵叫回来。这超过了太后的能力所及；即使太后屡次以各种婚约转移小儿子的注意力，也无法使他放弃进攻尼德兰。凯瑟琳和国王亨利害怕西班牙人报复，反对安茹公爵进攻弗兰德斯的计划，但他还是离开了法国，带上自己的手下，于7月12日抵达位于弗兰德斯腹地的蒙，并承诺三千大军即将到来。


  
弗朗索瓦的行动得到了他姐姐的赞赏，玛戈还将自己的政治意愿强加给令人生畏的太后和兄长，为弗朗索瓦的远征争取到了不少帮助。亨利三世并非没有注意到玛格丽特的作用，玛戈注意到，亨利三世为了安抚她，作出了粗略的尝试：“他满足了我的意愿，想由此将我从弗朗索瓦身边拉走。"8月，玛戈最终得到了自己的嫁妆——由于国库空虚，嫁妆并非以现金支付，而是以土地和不动产形式支付的，“并对一切空缺的封地和职位都拥有任命权。”国王亨利此外又每年赠给玛格丽特一笔钱，“这笔钱完全由他个人支付，数额高过法国任何公主所得。”玛格丽特满足地写道。


  
但最能代表玛格丽特大获全胜的事情是：国王最终答应她去见她的丈夫。此事对亨利三世的影响超过了弟弟的反抗。弗朗索瓦逃走之后，国王的奴才们失去了攻击对象，于是调转枪头，盯上了吉斯公爵。奎路斯和吉斯公爵手下老臣巴尔扎克·丹特拉格（Balzac d&#39;Entragues）之间发生了争执，正如此前和他和比西之间的争执一样，不过这一次，他们之间发生了决斗。公爵的手下精于战斗，在近身搏斗中很占优势。国王亨利的三名奴才就此丧命，奎路斯显然骂人有术而武艺不精，身中19处刀伤，在病床上挣扎数月最终死了。国王亨利对亲信的死亡极为伤心，一位巴黎的编年史家写道，国王“亲吻死者，剪下他们的金色头发善加保存，取下自己赐给奎路斯的耳环，握在自己手中”。


  
亨利三世止不住自己的愤怒和悲痛，下令以谋杀罪将巴尔扎克·丹特拉格逮捕入狱。但是吉斯公爵为自己手下辩护，不肯交出凶手。他冷冷地回答说：“丹特拉格只是做了一位绅士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有人胆敢冒犯他，我的刀剑可是非常锋利，可以处理此事。”国王亨利自幼就对吉斯公爵这位同窗抱有敌意，但自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开始，他就不得不压制自己的敌意，因为他需要吉斯公爵的帮助，而此刻正是报复的好时机。他忘不了自己宠爱的奎路斯所遭到的侮辱。国王亨利不敢正面与吉斯公爵交锋——勇敢的吉斯公爵深受巴黎人欢迎，人气超过了国王——于是他散布谣言说公爵的妻子不忠，以激怒公爵（这样就有理由逮捕他了）。吉斯公爵对此感到厌恶而不屑一顾，并没有上钩，而是像弗朗索瓦一样带着自己的手下离开了宫廷。


  
亨利三世此前成功地离间了天主教和政治派两派，他认为此刻应该安抚胡格诺派了。他照例将安抚工作交给了太后。纳瓦拉的亨利此时自然比弗朗索瓦和吉斯公爵更受国王喜欢，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位妹夫的善意，亨利三世认为自己还是应该同意妹妹去见丈夫的。


  
就这样，玛戈在婚后第六年终于能够离开宫廷前往纳瓦拉了。这和玛格丽特的预想相比，时间太久了一点儿，过程也过于曲折了，不过她已经完成了在拉费尔对自己和弟弟许下的承诺，这绝对是一个巨大成就。不过，虽然她已作出巨大努力，此刻应当享受胜利的滋味，但想到南下纳瓦拉，玛戈还是感到一丝顾虑。19个月之前，她的丈夫无情地抛下了她，让她承受牢狱之苦，并面对国王的怒火。诚然，在这段时间里，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他变了吗？

16 纳瓦拉王后


  
“稳妥的国家和英明的君主都非常注意不要逼使贵族背叛自己，同时要使人民获得满足，心情舒畅。因为这是君主所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纳瓦拉的亨利希望妻子回来，只有一个理由：他的王国需要继承人，这意味着他必须组建家庭。讲究实际的纳瓦拉国王不愿离婚或是宣布自己婚姻无效，因为那样将会影响自己继弗朗索瓦之后承继法国王位（更不必说和王室成员离婚容易引发战争），只有玛格丽特能为他产下一名合法的男性继承人。


  
但玛格丽特回到丈夫身边的理由则更富有野心。虽然她也和丈夫一样急切盼望着为纳瓦拉生下一位继承人——如果她能产下一位可能承继法国大统的继承人，她的地位将会更加牢固——但和一位君主结婚所带来的爱戴、尊重和责任对玛格丽特也很有吸引力。法国国王的女儿，在出身卑贱的意大利太后的安排下接受了这场婚姻，却被一个漂亮的情妇挤到了一边，这是玛格丽特不能容忍的。玛格丽特的地位要高于纳瓦拉的亨利，她也希望别人如此对她——至少要得到和丈夫一样的待遇。


  
不过她还是心存顾虑。她只在童年时代随着壮游队伍去过一次加斯科尼，除了当地炎热的天气和打断宴会的暴雨以外别无印象。不过，加斯科尼是她丈夫的出身地和童年故乡，也是胡格诺派的根据地，对纳瓦拉的亨利而言有诸多优势。他能轻易地使妻子的日子不好过。玛格丽特需要纳瓦拉的亨利表示善意。


  
凯瑟琳陪着玛格丽特一起南下和纳瓦拉的亨利进行交涉，她精心挑选了20名“小可爱”的成员，破坏了玛格丽特的努力。索夫夫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带头的是一位名叫达耶尔（Dayelle）的意大利裔异国美女和美丽的法国人拉·凡尔纳（La Verne）。虽然25岁的玛格丽特当时依然风采不减，但她知道自己要和别人竞争了。她闷闷不乐地写道：“我的丈夫对达耶尔非常着迷，而图尔涅（Thurène）（纳瓦拉的亨利手下一位重要官员）则爱上了拉·凡尔纳。”这正是凯瑟琳带上这些美女的目的所在：她要在交涉中占尽先机。


  
在可爱的女士们的陪同下，在仆人、教士、医生、厨师、使节和谋臣们的伴随下，母女两位王后，于1578年8月离开了巴黎。对凯瑟琳而言这又是一次巡游——尽管规模小多了——她希望恢复当年的盛况。她在法国征收特别税以支持此次远行，队伍中有着整车的华服珠宝、生活用品和在沿途各处用于进城仪式的精美礼器。[40]


  
玛格丽特处境堪忧，身边有这么多竞争者，于是她处处争先，令人印象深刻。廷臣布朗托姆写道：“据我回忆（因为我当时在场），太后带着女儿去见纳瓦拉国王的时候，她曾经经过干邑稍作停留，当地的贵妇们前来拜访致敬，人人都惊讶于公主的美丽，不禁对她赞誉有加……因此，太后恳请女儿穿上华贵的服装——她通常在宫中参加典礼和宴会时才会穿着这些衣服——让这些尊贵的妇女大为惊艳。”玛格丽特遵命穿上了礼服，“暖灰色的礼服上绣着银丝……两袖低垂，华丽的头巾上缀着白色面纱，尺寸刚刚好”。她的打扮引起了阵阵称赞，连太后本人都赞誉有加：“我的女儿，你看起来漂亮极了。”玛格丽特觉得自己最好把带来的衣服都穿一遍，因为下次回宫后这些衣服肯定会过时，不过太后不以为然。“‘我的女儿，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时尚不就是你自己创造的吗？不管你穿什么，宫廷都会效仿你的穿着，而不是你效仿宫廷的时尚。’的确如此，因为她回宫之后，在穿着上她也总是引领宫廷潮流，她完全知道怎样运用自己的眼光创造时尚。”布朗托姆写道。


  
虽然玛格丽特大出风头，但随着队伍接近和纳瓦拉的亨利会面的拉雷奥尔（在波尔多附近），玛格丽特越来越对见到丈夫感到不安，害怕自己不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队中一位女士写信给巴黎的亨利三世嘲笑说：“这三天，她除了身边的三位女士谁也不见；她花很长时间洗澡，白得像百合花，身上香得像乳液。简直像是极力引诱人的女巫一般。”


  
这些准备在一开始似乎的确生效了，纳瓦拉的亨利极力满足妻子和丈母娘。他知道她们喜欢宏大场面，于是安排了六百名上等贵族穿上最华贵的服饰，陪同他一起迎接来人。他刚一看到妻子，立刻表示赞美，并且为重逢感到喜悦。他甚至提出当晚要和妻子同床共枕。玛格丽特写道：“我从国王那里得到了所能想象的一切荣耀和赞美。”纳瓦拉王后很快就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她巧妙地介入了凯瑟琳和纳瓦拉的亨利之间发生的争议——太后要求女婿接受国王委任的天主教总督职位。


  
但是，溢于言表的爱戴不过是双方逢场作戏。比起自己的妻子，纳瓦拉的亨利对凯瑟琳的“小可爱”们更感兴趣，尤其是迷人的达耶尔小姐。无论玛格丽特洗多少次澡，也难以掩盖丈夫身上那种混杂着大蒜和汗臭的体味，她也不能不注意到丈夫的矮小身材和粗鲁举止。


  
不过，他们之间的问题不仅仅是身体（缺陷）方面的。纳瓦拉王后和太后所抵达的地方深受宗教争端困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造成的怀疑和不信任使这里的所有城市都泾渭分明地分成天主教派和新教派的，这样一来，除非有特别许可，敌对双方之间互不往来。因此，像纳瓦拉的亨利这样的新教徒就不能和玛格丽特留在亚任（Agen）——这是一座天主教城市，也是玛戈的嫁妆之一——凯瑟琳也不能前往拉雷奥尔（La Réole）以南的新教领地，“这是胡格诺派控制的前哨；城郊还不太平静，她不能再往前走了”，玛戈写道。


  
即使他们找到了一处兼容两种宗教的城市，城郊的政治局势也非常不稳定，常常打断他们追求和谐的脚步。11月，凯瑟琳在欧什（Auch）为纳瓦拉国王和王后举行了一场舞会。纳瓦拉的亨利和许多担任政府官员的新教贵族参加了舞会。舞会高调开幕，热爱跳舞的玛格丽特待客优雅而富有魅力，令丈夫非常满意。纳瓦拉的亨利的臣民习惯了新教的朴素风格，惊艳于如云的美女——而且络绎不绝——这代表着巴黎宫廷的奢华风格。布道和经文原本对他们富有吸引力，但此刻突然让位于这些穿着华丽的美女们。纳瓦拉的亨利手下老臣、蒂雷纳（Turenne）子爵回忆道：“我们看到了王后和她的女官们，纳瓦拉国王和王后向每个人致意，显示出她对当地人的了解远超当地人对他们的了解。小提琴响起。我们都开始跳舞。”


  
但这是16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南部，爱情是无法战胜政治的——哪怕只有一晚。正当人们享受欢乐的时候，一位信使报告纳瓦拉的亨利：拉雷奥尔叛变，当地的新教总督倒戈了。纳瓦拉国王马上认为这是天主教徒的阴谋（事实上是一群当地市民对上层滥用职权感到不满），向主管军事的蒂雷纳子爵和其他贵族们示意。很快，他们就离开了舞厅，趁着夜色赶往附近天主教徒突袭攻下的堡垒。这使纳瓦拉王后和其他宾客大为扫兴。就连纳瓦拉的亨利也为破坏了玛格丽特争取和谐的努力而感到有些愧疚。他表示，几天之后他将回到欧什向玛格丽特当面道歉，恢复夫妻之间的和谐关系。


  
他们两人不得不分开度过圣诞节和1月的大部分时间——玛格丽特和太后回到天主教领地庆祝节日——不过2月初，她们前往纳瓦拉的亨利的首都内拉克（Nérac）度过了六周时光，凯瑟琳和胡格诺派的代表在当地举行了和谈。内拉克虽然有不少新教徒持反对意见，但太后的飞行纵队和纳瓦拉国王的胡格诺派手下眉来眼去，纵情狂欢，恢复了当初在欧什时的一片和睦。庆典没日没夜地持续着；午饭过后就是舞会；城市中充斥着音乐和寻欢作乐。一位胡格诺派的编年史家写道，就连纳瓦拉的亨利最沉闷的手下也“和其他人一样挑选了情人”。纳瓦拉国王几乎不让达耶尔小姐离开自己半步，蒂雷纳子爵则爱上了拉·凡尔纳。事实上，纳瓦拉的贵族们完全沉浸在和这些美女的寻欢作乐之中，太后原本用她们来迷惑人心、暗中打探消息，但是事与愿违，她开始后悔当初带来了这些女士。玛戈写道：“太后本来准备之作短暂停留；但是胡格诺派和天主教徒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她不得不在当地待上整整18周。这和她当初的设想南辕北辙，有时候她怀疑是不是有人为了和女官们在一起，故意不让她走。”


  
尽管玛格丽特的丈夫和太后的女官眉来眼去，但真正造成两人表面和睦关系破裂的并非忠诚问题，而是宗教差异。断断续续的和谈最终在1579年4月落下帷幕，成果寥寥（王室对新教徒又作出了一些让步），凯瑟琳把纳瓦拉王后留在她丈夫身边，自己一人前往朗格多克。不久后，纳瓦拉的亨利于5月前往贝阿恩（Béarn），纳瓦拉宫廷也随之搬到内拉克以南60英里的波城（Pau）。


  
波城地处乡村，民风号称和玛格丽特之前去过的城乡大不一样。内拉克虽然已经非常偏僻，但是和波城相比简直可称是大都市。更糟糕的是，波城的胡格诺派势力根深蒂固。玛戈完全是因为亨利妻子的身份上才获准进入此地的，据玛戈回忆：“当地人完全不能容忍天主教，我只能在一座长三四英尺，宽仅容七八人的小礼拜堂望弥撒。”她带来了自己的教士，这是她的权力，但这个消息被当地人知道了。为了防止当地人重新回到天主教信仰，每当玛格丽特进入礼拜堂时，她所在城堡的吊桥立刻升起。但还是有些胆大的当地人“过去不被允许信奉自己的宗教……在五旬节的时候设法溜进城堡参加弥撒，直到弥撒结束也没有被发现”。


  
胡格诺派对这一小撮天主教徒胆敢违抗当地的宗教规定感到怒不可遏，他们找到纳瓦拉的亨利的大臣雅克·杜·平（Jacques du Pin）（玛格丽特蔑称之为“平”）告发这些天主教徒。平和波城的大多数人一样，是狂热的新教徒，特别反对自己封君的妻子竟然不必改信新教，却能继续维持天主教信仰，“下令逮捕这些可怜人，当着我的面毒打他们，并把他们关押起来，在付清巨额罚金之前不予放回。这种无力举动严重地冒犯了我，我从未想到会有这种事”，即使是几十年之后，玛格丽特想起来还是感到愤怒。


  
玛戈感到悲痛而生气——这些人是她的臣民，尽管她坚决制止，但还是无法从丈夫的卫兵们的手中救出这些天主教徒——于是她找到纳瓦拉的亨利，发现他正在和平商议事情。“我将此事告知国王、我的丈夫，请求他饶恕这些可怜的天主教徒，他们不应为了来我的礼拜堂听弥撒而受罚，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弥撒了”，玛戈说道，怒火未消。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时，她在拯救纳瓦拉的亨利手下时丝毫没有犹豫，甚至为了救下他的两个胡格诺派贵族而下跪。她的丈夫想必是会以德报德的。但是，还没等纳瓦拉的亨利开口，“平毫无礼貌地抢着说，我不该为此小事麻烦国王；此事完全正当合适；那些人罪有应得，我说也是白说，事情就该如此；我和我的仆人能望弥撒就应该感恩戴德了”。玛戈从未见过对王室成员如此无礼、毫无尊敬的人。“这样一个下人说话如此无礼，令我大为光火，我恳请国王发扬风格，为我主持正义，惩罚这个下人。”


  
纳瓦拉的亨利进退两难。平的确僭越冒犯了君主的妻子，简直将她当成了市井妇女。但另一方面，平是一位忠诚的属下，能力很强，只不过在宗教方面过于热情，这些天主教徒无疑违反了平的理念。纳瓦拉的亨利不知所措，先是告诉妻子自己会开除这名大臣，接着又让平为自己辩解。玛格丽特以离开纳瓦拉为威胁，纳瓦拉的亨利只能不快地赶走了平。玛戈承认：“国王还是对我很冷淡。”纳瓦拉的亨利出于报复，开始和另一位女性公开交往（达耶尔已经和凯瑟琳一同离开了），此人威胁了玛戈的地位和她对国王的影响，并且尽力羞辱玛戈。


  
直到他们离开波城——玛格丽特讽刺该地是“小日内瓦”——也就是两个月之后，他们才开始修补婚姻关系。和以前一样，疾病在恢复两人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纳瓦拉的亨利在回内拉克的路上发了高烧，玛格丽特暂时忘记前嫌，尽心照顾丈夫痊愈。玛戈写道：“他注意到我态度特别温和，和别人——尤其是我的表亲——提起此事……表亲非常用心，劝我的丈夫与我和好，他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好过。我只在四五年前，在加斯科尼感受过这种幸福。”


  
国王和王后意外地恢复了和谐的婚姻关系，于1579年8月回到了内拉克重建宫廷。这是玛格丽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尽管纳瓦拉的亨利并不忠诚——他离开波城之后换了一个情妇，这人是他妻子的随从，名叫福瑟斯（Fosseuse），当时年仅15岁——但他们的恋情并不公开，这使玛格丽特还能保持自己的尊严。[41]玛戈写道：“国王对福瑟斯非常殷勤，而福瑟斯是我的手下，所以行事还不致辱没名声和美德。”


  
玛格丽特和丈夫关系改善了，又没有来自家庭的威胁和命令，她终于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教养和审美布置周围环境了。内拉克的市民们习惯了纳瓦拉的亨利母亲——让娜·达尔布雷那沉闷的加尔文宗信仰，突然体会到不少视听之娱让他们感到高兴。纳瓦拉的王后喜欢音乐和跳舞，她在晚上安排的舞会和音乐会上总是能听见笛子和小提琴的美妙乐声。玛戈手下的33名女官也许不如太后的“小可爱”们那样惊为天人，但她们穿上巴黎的丝绸和华丽的珠宝后，也已足以满足当地人的审美需求。戏院也不可少；巡回剧团在内拉克找到了市场，有些人甚至从意大利远道而来。


  
和在巴黎一样，玛格丽特结交了不少诗人，并且想在当地重现绿色沙龙的盛况。她的宫廷诗人巴塔斯（Bartas）用这样的诗篇写出了他对玛戈资助的感激之情：


  
“亨利的女儿啊，另一位亨利的妻子，


  
您的美貌无人能及，


  
您的诗人称您为友弟德（Judith）——他侧耳倾听，


  
除了您的称赞，再没有什么值得聆听。”


  
她也延请新旧教两派的学者来到内拉克，使这座城市成为学术之城；一位聆听讲座的胡格诺派写道，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展示了风的原理”。玛格丽特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宫廷并不比法国的宫廷逊色。”


  
她对文化方面的贡献可圈可点，但最值得称赞的还是纳瓦拉国王和王后在宗教方面的宽容。一位新教国王和一位天主教王后和平共处，这在法国——乃至在整个欧洲——都可算是独树一帜。玛戈写道：“宗教的差异并没有使我们反目成仇；我的丈夫和他的姐姐听取布道的时候，我和我的仆人则望弥撒。我在庭院中有一个礼拜堂，礼拜结束之后，我们一起来到美丽的花园，院中长长的步道边长满了月桂和柏树。我们有时沿着河畔散步，河畔种着一排树，长达三码之远。之后，我们会尽情玩乐；下午或晚上我们会举行舞会。”


  
讽刺的是，玛格丽特的婚礼誓言——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之间的婚礼——是在血腥恐怖的屠杀前作出的，但此刻这誓言却在内拉克得到了应验。的确，宫中的宗教宽容并未延伸到普通百姓中，不过他们作出了榜样，宗教宽容是有可能的，或许假以时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施。但他们恰恰缺少时间。玛格丽特对绿色步道和葱郁的花园的抒情描写无疑将内拉克写成了一处伊甸园。而伊甸园故事的结尾则是驱逐亚当夏娃。

  <hr/>

  
【注释】


  
[1] 亨利是否是同性恋是研究文艺复兴的学者们讨论的话题。最近有人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安茹公爵和男人保持性关系。我认为他们的标准过于严格了。我同意路易斯·克朗普顿（Louis Crompton）博士最近提出的观点，他是同性恋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写道：“亨利生活奢侈、常常和奴才们混在一起、热衷受虐、喜爱年轻英俊的侍从，甚至为他们起女性的名字，这都或多或少说明他存在同性恋行为。”


  
[2] 数十年之后，玛格丽特对此次会面的记录似乎错误百出。宫廷当时在离雅纳克战场300英里的梅茨（Metz），而且凯瑟琳发烧卧床不起，她在当地至少待了一个月。所以会谈很可能不是在6月初玛戈16岁时进行的。


  
[3] 玛格丽特传记作家提出一种假设：并非瓜斯特和亨利——而是凯瑟琳一人（或有查理的帮助，他最初发现了吉斯家族的动向，想要利用亨利）。不过这样就使太后的作用过于重要。凯瑟琳向来兵来将挡，如果她发现女儿对吉斯公爵有意，必定会立刻叫停。她当然不会在四个月里对玛戈信任有加。查理率先注意到了太后不曾注意的问题（这又不是打猎），这也不太可能。事实上，1569年夏天和初秋，凯瑟琳和查理都没有注意到吉斯家族，不过亨利和瓜斯特则注意到了。


  
[4] 不要将他和已故孔代亲王波旁的路易混淆。这位波旁的路易是蒙庞西耶（Montpensier）公爵。而很不凑巧，路易（和亨利一样）也是当时法国贵族们常见的名字。波旁是一个巨大的家族，分支众多，有着复杂的政治史。


  
[5] 玛戈和吉斯公爵在1570年初夏的关系究竟多么亲近已经无从知晓。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事传到了葡萄牙宫廷，堂·塞巴斯蒂安派遣间谍前来打听玛格丽特的举止，但间谍表示，并无证据证明玛格丽特有何失态之处。


  
[6] 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长久而昌盛，本人也不受男性所累，这就是其中一个特例。玛格丽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7] 如果伊丽莎白一世答应了这门婚事，历史将如何发展？想来必定非常有意思。


  
[8] 事实上，他在1565迎娶了雷兹女公爵之后成为了雷兹公爵，不过这些头衔往往可以互换。


  
[9] 普遍认为，玛格丽特之所以拒绝和表亲之间的婚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缺乏肉体上的吸引。毫无疑问，玛格丽特既不喜欢亨利，也不认为他富有魅力，但仔细阅读史料将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宗教差异造成的影响更大。尽管16世纪有人（如凯瑟琳）对天主教首鼠两端，但玛戈显然不在其列。


  
[10] 现代多数史学家仍将莫尔维视为行凶者。但我倾向于这位精明的威尼斯大使的说法。凯瑟琳的第一选择自然是意大利人——尤其是佛罗伦萨人。


  
[11] 威尼斯大使写道：“关于那声枪响……吉斯公爵绝对不知情。他无论如何也不敢违抗国王做这样的事，因为国王陛下……日后可以惩罚吉斯家族。”


  
[12] 凯瑟琳读过圣路易的传记，据说自比为卡斯蒂尔的布兰奇。太后似乎有没有完全领会史料——布兰奇绝不会像凯瑟琳这样和某个儿子联合起来背叛自己的儿子。


  
[13] 一些学者认为以玛格丽特的地位不可能受害。但在象牙塔里的学者并不了解情况。在那个时代，人人都面临危险，尤其是玛戈这样的天主教公主，完全可以被当成引诱胡格诺派的诱饵。事实上，许多贵族妇女都在那天早上被残忍杀害了。


  
[14] 玛格丽特和凯瑟琳的对话内容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7世纪她的回忆录出版。连亨利也想不到，凯瑟琳竟然没有把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计划告诉玛格丽特。在亨利看来，玛戈在大屠杀前夜和自己同处一室，却没有警告自己。


  
[15] 克劳德·凯瑟琳嫁给了雷兹公爵——他是查理痛恨的主要人物，是太后派来监视自己的。这是雷兹公爵夫人第二次结婚。将宠爱的廷臣许配给富有的寡妇乃是凯瑟琳的惯有恩典手段。


  
[16] 虽然亨利可以人道，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对男人产生兴趣。


  
[17] 巴黎当时肉欲横流，甚至搞不清谁和谁发生过关系。当时巴黎一位编年史家皮埃尔·德·勒斯图瓦（Pierre de L&#39;Estoile）记录了查理九世、吉斯公爵和内韦尔公爵朋友的事情，他们怀疑拉·摩尔是内韦尔女公爵的情人，曾在卢浮宫台阶上等着他出来，不过当晚他和玛格丽特待在一起。


  
[18] 这种说法对今人而言略带夸张，不过此人可能是真心实意的。他们在16世纪就是这样说话的。


  
[19] 玛戈曾将其名字写成“M.de Miossans”和“M.de Mioflano”，不过两种都是正确的。


  
[20] 最终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政治派和胡格诺派擅长计划却不擅实践。米奥桑怀疑亨利和弗朗索瓦计划会败露（因为他们最初的逃亡计划就显然不如自己所想那般保密），又担心他们逃亡之后会遭到追杀。无论如何，他们都难逃厄运，而且亨利也难逃一死。


  
[21] 事实上，这是一种爱情魔咒。蜡像是一位姑娘的，扎在心口的针是为了让情人更加喜爱自己。


  
[22] 此处即现代巴黎市政厅广场，是旧时巴黎大部分死刑的行刑地。维克多·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写道，“格雷夫”是中世纪和旧制度司法的标志：残暴、腐败和不当。


  
[23] 由于内韦尔公爵的回忆里于17世纪出版（和玛格丽特的一样），因此无从得知这个故事的真伪。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符合玛格丽特的浪漫气质，并且能反映她在宫中的形象。


  
[24] 克朗是一个货币单位，名称的意思是“王冠”，等同于英语的“crown”。王冠在当时和金币划上等号。成交价有大幅波动，不过一般而言王冠价值高达10到30万里弗。凯瑟琳不过是在克扣王室军队的薪水来资助亨利。


  
[25] 亨利在波兰时曾给孔代亲王夫人写过血书，不过她最近因为产后并发症而死，这令国王感到非常不快，死神的头颅就是为她而戴。


  
[26] 尽管玛格丽特称呼她为“de Sauves”，今人还是将夏洛特的名字拼成“de Sauve”。


  
[27] 国王必须结婚，这样才能产下子嗣，不过教皇特使在写给梵蒂冈的信中称：“我们认为国王难有子嗣……他身体虚弱，如果有两三个晚上和人同床共枕，接下来两三天都起不了床。”


  
[28] 这个数字并非夸大。玛格丽特认为，瓜斯特“率领一支卫队（并且）让他们装备停当，将队伍分成五六部分”。国王卫队共有11队，每队约有200人。玛格丽特的丈夫也是卫队队长，他的手下也参加了此事（虽然亨利本人没有参加）。


  
[29] 据勒斯图瓦说，瓜斯特的两名侍从以及他的贴身仆人都和主人一起殒命了；也许是其他仆人听到了他们的遗言。


  
[30] 玛戈此前从未参与过暗杀行动。


  
[31] 此言不虚。后来，弗朗索瓦也笑言：“要想痛恨胡格诺派，首先要了解他们。”


  
[32] 这座比利时小镇名为斯帕。读者还觉得历史可有可无吗？


  
[33] 玛格丽特的一些传记作家以此作为她曾与达因西有性关系的证据。这说明当时材料匮乏。达因西的等级不足以高攀王后。玛格丽特或许曾恭维过他，或者和他一同跳过舞，但玛格丽特不可能把他当成合适的恋人。


  
[34] 他们准备邀请弗朗索瓦统治相当于今日比利时和尼德兰的地区（16世纪时，这些地方由不同领主［伯爵］统治，而他们又向同一位君主效忠）。由于伯爵已经有了自己的君主——西班牙国王，堂·胡安就是代表，他本身是菲利普二世的总督——所以弗朗索瓦要强从西班牙人手中夺走这些土地城堡，就必须出兵攻打。伯爵派自己的兄弟助阵，此人熟悉地形，将在拉费尔于弗朗索瓦会面，帮助弗朗索瓦制定计划。


  
[35] 玛格丽特认为是缺乏爱情的滋润，但更有可能是因为心脏病。


  
[36] 堂·胡安1577年7月24日攻下了那慕尔，俘虏了许多上等贵族（及其夫人），因此破坏了《根特协定》，这是1576年西班牙和尼德兰议会（尼德兰的政治实体）签署的和约，条约中规定了西班牙军队不得入侵。


  
[37] 很有可能，弗朗索瓦铸造这枚徽章的意思是当亨利三世和自己（仅次于亨利三世继承王位）遭遇不幸的时候，玛格丽特将成为摄政。尼德兰习惯了女性统治者——菲利普二世的父亲查理五世曾委任自己的姐姐、匈牙利王后玛利亚于1531年统治当地24年，直到菲利普二世委任阿尔瓦公爵和堂·胡安前去赴任。玛利亚是16世纪的另一位伟大王后。


  
[38] 很明显，通过此事可知，凯瑟琳已经不再像查理九世时代那样掌权。她依然管理政府的日常事务，不过事事都要亨利三世过目签字。奴才们尤其不受她的辖制。玛格丽特提到，母亲“对这些年轻人的行为感到不安”，不过已经无能为力。


  
[39] 马蒂尼翁是一位忠诚的天主教徒，也是太后信任的顾问，次年被提拔成法国陆军元帅。他是玛格丽特儿时伙伴托里尼的父亲——三年前，玛戈被亨利逼着将托里尼赶走。托里尼从亨利三世士兵手中逃出生天。但这些事情并没有影响她父亲对玛格丽特的忠诚。


  
[40] 莎士比亚正是看到这样的队列和玛格丽特日后建成的宫廷，才在喜剧《爱的徒劳》（Love&#39;s Labour&#39;s Lost）中对此加以讽刺，尽管玛格丽特并非讽刺的对象。英格兰新教徒对亨利的妥协感到不满。《爱的徒劳》将纳瓦拉国王描写成一个被妻子迷倒的丈夫，在英格兰国内大受欢迎。


  
[41] “她刚刚离开他的视线，就被他遗忘了。”玛戈冷冷地评价自己在波城的对手。

17 情人之战


  
“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因为这种强大是由于他用尽心机，否则就是使用武力促成的，而那个变成强大的人对于这两者都是猜疑的。”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当玛格丽特正忙于恢复其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并重组内拉克宫廷之时，她的兄长弗朗索瓦正按照二人原有计划，竭力从西班牙的暴君统治之下解放弗兰德斯，并以此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前奏。然而不幸的是，这一意图并未如其设计者所期望的那般奏效。相反，在那个时代，贻误时机和怠慢政务乃是常事，安茹公爵确实有掌管军力薄弱、战斗力低下的军事力量的“才能”。他的军费甚至在他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已耗尽。那些得不到军饷的士兵，饥寒交迫而深感愤怒，于是将那些他们本来受雇保卫的城镇洗劫一空。他们强奸杀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污秽、疾病以及其他一些无法避免的战争的副产品也伴随而来，数以千计的人死于此。堂·胡安本人最终也成为肆虐军中的伤寒疫情的受害者，他死于1578年秋，享年31岁。此时，弗朗索瓦审慎地决定最好在卫生条件改善之前暂停其在北方的行动。到1579年1月的时候，他又回到了法国。


  
安茹公爵将这一小小的挫折归因于军费以及国际支援的匮乏，于是他再次转向他的母亲和兄长寻求帮助。亨利三世急于撇清他与之前的盟友胡格诺派的关系，于是给弗朗索瓦以经济援助帮助他重回宫廷。赤贫的安茹公爵于1579年3月16号回到巴黎。一到巴黎，他就发现自己处于了令人垂涎的国王身边的红人的位置，很多人争相贿赂他以求得与国王保持联系。他很快就收取了10万里弗的钱财，并且很有可能获得令人羡慕的中将军衔以作为他在不久的将来所提供的服务的一个奖赏。在此刻与伊丽莎白一世的婚姻洽谈也接踵而来，并以此作为他从英国寻求资金和军士的开端。这一切都是为了二征弗兰德斯而做准备。一名身处巴黎的威尼斯官员观察到了亨利三世与弗朗索瓦之间的暧昧关系后，声称“国王有着强烈的满足其兄弟并尽力赢得其忠心的愿望，因为国家的安宁栖身于此。为此，他可以牺牲掉任何其他的东西”。


  
在修补了与国王之间的关系以后，弗朗索瓦立刻与比西吵翻了。他在尼德兰的这一糟糕的表现使得自身处于了一种危险的境地。比西并非善类，为了平复自己的情绪，这一浪荡的剑客与服侍弗朗索瓦的另外一名绅士发生了口角。虽然弗朗索瓦很不希望，但是这一争吵还是升级演变为了一次决斗。在这次决斗中比西杀死了对手，用他的剑刺透了对方。很明显，如果比西一再蛮横霸道挑衅新人，那么将很难再征得新军。此时，弗朗索瓦也开始公开指责比西这一自己昔日的宠臣。更有甚者，传言轻浮的比西竟然还言辞侮辱自己的主子，打趣说他没有风度。这一点也成了弗朗索瓦心中的痛处。[1]为了报复他，安茹公爵背叛了老朋友而转向亨利三世。他向亨利三世透漏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比西大肆吹嘘了一段自己近来与一位掌管狩猎的官员的妻子的罗曼史。他讽刺道：“他已经将这位猎人的雌鹿完全引诱到了自己的网中。”国王也顺势将这些信息透漏给了这位可怜的丈夫。他知情后震怒无比，用匕首挟持妻子威胁给情人写信安排一次浪漫的会面，并以此来诱捕她的情人。


  
比西在1579年8月19号的时候接到了这位女士诱人的信件，并启程赴约。唉！都是由于那勇敢的骑士精神作祟，当他独身抵达这一两人间的私密约会处时，并没有看见他美丽的雌鹿而是她那愤怒的雄鹿，此外还有一帮帮凶，他们都剑拔弩张来者不善。比西并非畏缩惧斗之人，于是他立即拔剑向前参与斗争，并杀死了他的很多进攻者。在这里为了迎合比西这名还算是小有名气的战士的形象，编年史家们提供了有关这次争斗的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的，比西的英勇善斗吓退了其余的挑战者，利用这一空档，他从邻近的一个窗子纵身一跃跳掉了下面的街道上的安全区。如果他的外套并没有被墙上突出的一个十分不便利的门闩挂住的话，他很可能确实这样逃跑了。在另一个版本中是这样的，这一贵族被团团围住，而此时他的剑刃又折断了。但是比西不惧危险，将断刃弃之一旁，将身边的家具或推或扔，与袭击者周旋。但是不论故事有多少种版本又有多少出入，结局都是一样的：路易·德·克莱蒙特·丹布瓦兹（Louis de Clermont d&#39;Amboise）——比西，也是他那个时代最英勇又最有争议的一名骑士，在这一天身中多刀而死。


  
这一伟大剑客遇害的消息传到玛格丽特耳朵里的时候，她正欢欣鼓舞地准备与他的丈夫在内拉克开始新的生活。尽管她从未直接提及此事，但是她一定曾深深地哀叹过这一损失。这是第二起玛格丽特的情人死于暴力事件的例子了，他们都是英年早逝。有流言称为了弥补他留下的空缺，玛格丽特又将亨利的一名中尉蒂雷纳子爵（Vicomte de Turenne）带到了卧榻之上。这一流言真实与否实难证实。当然在被指控有亲密关系时，玛格丽特和蒂雷纳都激烈地否认这一指控。但是玛格丽特本人的浪漫气质以及她的宫廷之中的很明显的多情特质使得这一流言多了几分可信度，以致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已经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相信确有其事。“她曾对他的丈夫说过一个没有风流韵事的骑士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他与她的婢女关系暧昧，而她也与他的扈从不清不楚。”亨利的一名胡格诺廷臣曾这样说。


  
这种将这位纳瓦拉的王后与她的丈夫的高级军官联系到一起的恶意的影射，不可避免地从内拉克传到了巴黎。而在巴黎这一恶意的影射将不可避免地对玛格丽特产生一种比以往的不快流言更严重的后果。凯瑟琳还没有从她那大受追捧的外交游历中归回的时候，她于法国南部苦心经营一手斡旋的和平就完全崩溃了。这一情况玛格丽特已经从一系列送往宫廷的愈发紧急的信件中推测出来了，这一情形也使得亨利三世十分烦恼。“（纳瓦拉）国王我的丈夫与彼隆元帅（Maréchal de Biron），也就是国王（亨利三世）在吉耶那（Guienne）的一名中尉有不和，但是这一不和被胡格诺教众激化了。”玛格丽特回忆道，“但是这一裂缝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以至于我的任何弥补措施都是无济于事……我怀着极大的担忧害怕看到这些不快最终演变为公开的决裂；而我却力不从心。”她沮丧地说道。玛格丽特建议他的哥哥将彼隆换为一位不那么好战的官员的信件与她与蒂雷纳子爵的丑闻几乎同时来到巴黎。亨利三世认为他的妹妹是故意对自己不利，于是找准机会打算离间纳瓦拉国王和他的王后。他通过一名特殊的信使通知了纳瓦拉的亨利玛格丽特的不忠，正如他之前也曾向这位被背叛的丈夫透漏了妻子与比西之间的情事一样，他也期待着相同的结果。


  
但是相较于妻子的情事，纳瓦拉的亨利更关心彼隆元帅的举动，亨利国王的小计谋并未奏效。纳瓦拉的亨利并没有嫌隙玛格丽特，反倒是将这封信开诚布公地展示给了她和蒂雷纳。他们立即声明他们之间是清白的，纳瓦拉的亨利也相信了他们的无罪申辩。同时，他们也善意地指出这是国王亨利经常使用的伎俩，万莫轻易上当。这些不善的警告传到了国王亨利的耳朵里，他此时也已经宣称拒绝调换彼隆。后来战争公然打响，这点应该不会使人感到惊讶。为了出奇制胜攻克敌军，蒂雷纳子爵作为纳瓦拉的亨利的中尉和最好的战士突然离开了内拉克赶赴前线，并围攻了一座天主教城市。这一捷报迅速向北扩散，国王亨利三世的一个奴才听闻后将其恶意地解读为玛格丽特因国王揭露了她的丑事而做出的报复。廷臣们将胡格诺教徒们和天主教徒们之间这次新产生的紧张关系，戏谑地称之为“情人之战”。而这出戏剧也正是以内拉克宫廷为原型的。而对于国王亨利来说，将自己的失策推因于他的妹妹自然比自己承担起这次冲突的责任要来的轻松得多，于是他很容易就相信了事实就是如此，并对玛格丽特怒火中烧。


  
但是事态还未进一步恶化。此时玛格丽特突然意识到在这次天主教徒与胡格诺教徒新的冲突中，她将是受害最重而又进退两难的人。“这正是我最害怕看见的。我早已与我的丈夫休戚与共合二为一，现在我们却又一起站在了亨利国王——我的亲哥哥以及那从小到大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对立面上了。”玛格丽特绝望地说道。“我将把我对这次战争的意见呈于我的丈夫和他的议事会，并竭力打消他们继续战争的念头。彼隆元帅英勇善谋才能出众，与之交战定是凶多吉少。而且既然他被认为公敌，他也绝对不会对他们手软，就像其他元帅做的那样。我乞求他们好好思虑一下，如果国王我的哥哥倾其所有兵力大军压境以期消除他们的宗教，那么他们也是绝无招架还手之力的……这次的战争，使我进退两难，无法企盼任意一方获得胜利。因为假若胡格诺教徒们获得了上风，那个我曾珍视为生命的宗教则湮灭了；如果天主教徒成功了，那么我的丈夫则性命难保。”


  
除此之外，法国内战的反复也极大地威胁了弗朗索瓦力图收复弗兰德斯的抱负。很明显，如果法国所有的兵力都在忙着内战，那么安茹公爵就不可能召集齐一支新军攻打尼德兰。玛格丽特仍绝望地寄希望于她的这位年轻的兄弟。她渴望将北方王国作为一个自己可能的避难所的愿望甚至比自己的兄弟更强烈。由于这个原因，法国南部再也没有谁比纳瓦拉王后更加一以贯之地强烈追求和平了。


  
然而对于她的丈夫以及他所领导的胡格诺教徒们来说，不幸的是，王后对于彼隆元帅的军事能力的估计是十分准确的。尽管纳瓦拉的亨利早在1580年5月就攻占了一座天主教的要塞，但这将是他唯一的征服。相比之下，经过一个夏天和早秋，他的敌人成功地夺去了将近30座由新教徒保守的要塞和城镇。在九月的时候，彼隆元帅甚至直逼内拉克。只是此时一场罕见的暴风雨以及玛格丽特王后的出面拯救纳瓦拉的亨利于危亡之中。因为元帅许诺不攻打玛格丽特王后所居的城镇，念及毕竟她还是一名天主教徒同时又是王室成员。


  
最终，还是孔代亲王将胡格诺教徒们从彻底的失败中拯救出来。对战争形势深表忧虑，他最终挑战了纳瓦拉的亨利的领导权并成功地说服了伊丽莎白一世给予其财政支持，并帮助他组建起一支日耳曼军队来攻打法国。外邦干涉的苗头给亨利国王和凯瑟琳太后敲响了警钟，他们开始谋划孤立孔代亲王从而离间胡格诺各派系。他们的措施就是与纳瓦拉的亨利签订和平条约。由于国王那时候与他的兄弟关系甚好，弗朗索瓦也曾一直参与此事的处理，于是国王就询问弗朗索瓦，看他适合能够担此协商的大任。安茹公爵最终于十月份到达科尼亚克（Cognac）会见纳瓦拉的亨利和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的幼弟被任命为这次任务的使臣，没有谁比玛格丽特更满意了。在那里，她、亨利和弗朗索瓦三人齐聚一堂，正如她期盼和计划的那样。这次会见使他们迎来了七个月的和平，凯瑟琳曾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对到访官员使用贿赂和威胁等手段，却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成果。“我的兄弟所创造的和平……明智而审慎地处理各方关系尽力使他们亨利国王以及天主教徒们和我的丈夫以及胡格诺教徒们都获得满足，同时又赢得了双方的感情。”玛格丽特宣称。尽管玛格丽特将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弗朗索瓦，但是很明显在这些会谈中她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正是听从了她的建议，所有麻烦的根源彼隆元帅最终被调离。“弗朗索瓦……从而获得了这一有能力的将军的援助，彼隆将军受命围攻康布雷（Cambrai）"，纳瓦拉的王后说。“我的丈夫对于彼隆元帅从加斯科尼的撤离以及马提翁元帅（Maréchal de Matignon）的接任也深表满意。”如果亨利三世一开始就听从了玛格丽特的意见并撤掉了这个侵略性较强的彼隆元帅，那么所有这些敌意与不快可能都会被避免了。[2]


  
我们可能会期望如此幸运而又神速的一个了结，应该会使亨利国王感到满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的兄弟在彼隆元帅的陪伴下回到了法国。由于这次成功会谈他使自己获得了双方的认可，并得到了一支足以开展康布雷围攻战的军事力量。但是荣誉与成功总是容易遭人嫉妒的。”玛格丽特警告道，“兄弟威望骤升，亨利国王对此深表不满。在我的兄弟和我在加斯科尼（Gascony）会谈的这七个月里，他一直在苦思冥想酝酿着自己的诡计，并最后想出了一个我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奇怪的计谋。他假装相信我是故意煽动他进行战争，这样我就可以为我的兄弟赢得重塑和平的功劳，当然我的丈夫是很容易看出这是假的。”


  
这当然是后见之明。玛格丽特不可能从那么远的地方而知晓国王亨利的敌意。对于纳瓦拉王后来说不幸的是，这一切是以一种如此不恰当的方式被揭露的以至于她难以获得一手资料。


  
情人之战的风波被成功平定了，然而玛格丽特并没有享受几天成功的的欣喜。和平马上被另一个可能更加危险的事件取代。在会谈结束不久，玛格丽特年轻的侍女，小福瑟斯发现自己怀了纳瓦拉的亨利的孩子。


  
在嫁到这个南方王国将近三年的时间内，玛格丽特曾竭尽努力想要为纳瓦拉王室诞下一名继承人。起先她的母亲也是一开始难以受孕但是接下来则有着持续的繁衍力，有她母亲的例子在先，她对自己一时不能怀孕的情况也并未感到十分担忧。但是随着时间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的过去，她仍然没有成功受孕。从她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她变得越来越焦虑。她甚至有一次纡尊降贵深入胡格诺领地进行朝圣，目的是尝试一眼据说有提高生育能力的泉水。凯瑟琳太后派过去观察和平会谈，并暗中监视这些参与者的一名心腹，在一封1581年6月1日的信中写道：“王后您的女儿曾到波城附近沐浴净身，根据她的说法是为了取悦他的丈夫并期望带来子嗣。”


  
福瑟斯的受孕以最羞辱的方式表明，王后的努力都是一场白费，此外还对她的位置构成了隐隐的危害。丈夫使其他的女人受孕了，这很明显地证明有问题的是他妻子的生育能力而不是他的。玛格丽特很明白如果丈夫相信自己不孕的话，他就无法为她所用。更坏的情形是，如果丈夫被福瑟斯迷惑，难保这个女人不会恃宠而骄甚至期望取自己而代之。“她待我大不似从前，”玛格丽特观察到，“以前她尽力出现在我的面前，并在我的丈夫在场的时候尽力为我提供好的服务，而她现在则尽力避开我，并极尽所能在我和我丈夫之间耍诡计。”这些伎俩包括缠着亨利不让他靠近我的床榻，这个计谋十分有效地摧毁了纳瓦拉的王后怀孕的机会，从而也使得她无法通过使自己怀孕而挽救自身的处境。“而亨利我的丈夫也躲着我，他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无所谓。自从福瑟斯恃宠而骄越来越尊卑不分以后，我与丈夫在加斯科尼的这四五年的快乐也消逝了。”玛格丽特痛苦地总结道。


  
九个月是一段不短的日子。之前在内克拉巩固的惬意的环境越来越恶化。福瑟斯想尽力躲开朝臣的眼目。“劝说我的丈夫到这一水域视察一番……也就是在贝阿恩的水域。”玛格丽特说道。纳瓦拉的王后拒绝陪同她的丈夫和他的情妇一起开始这段美妙的行程，但是她还是没有办法忽略这一问题。“我每天都会收到消息……使我了解事态发展，”玛格丽特回忆道，“福瑟斯……曾表达过想要嫁给国王的愿望，并希望自己为国王生一个儿子，希望我被废。”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于一个骄傲的法国公主来说更是不可能的，玛格丽特竭力弥补损害。亨利与福瑟斯一从贝阿恩回来，玛格丽特就秘密与情敌会面并为她提供了一个十分合理的许诺。“福瑟斯的怀孕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全宫廷都在讨论这件事，而且不只是朝中，乡野之中也开始讨论这件事。我有意阻止这一丑闻继续蔓延，于是下定决心与她开诚布公地谈谈这个问题……”“‘尽管已经竭力疏远我有一段时日了，’”玛格丽特说道，“‘但是我曾对你的关爱以及我对你所来自的家族中的那些可敬而高贵之人的尊重，不允许我对你现在所处的尴尬处境听之任之而不伸出援助之手……告诉我实情，我将像母亲那样帮助你。你也应该知道此事现在在此地闹得沸沸扬扬，而大有扩张之势。并且以避免这混乱为借口，我将前往马斯·达仁努瓦（Mas-d&#39;Agenois）行宫，那是一处属于我丈夫的宫殿，以备养老之用。我将带上你，其他随行人员你来确定。当我们在那里之时，国王就可以放松一下在国家的其他地方享受一下狩猎的乐趣，而我也不会打扰他直到你分娩。通过这个办法，我们就可以停止眼下的这些流言蜚语，而这些流言更多的是关于你而不是我的。”


  
但是，福瑟斯并不想跟亨利分开或者离开王宫。她还太年轻——只有十七岁——以致她还不能充分理解自己地位的不稳定性。尽管到此刻她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她肯定骄傲地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地将孕肚藏在了宫服之下而难以被人发现。就像在她之前的很多少女那样，玛格丽特本想以她目前的窘境吓唬她使她乱了阵脚。“然而，她既没有表现出任何悔罪之心，也没有对我的善意表示感谢。她十分高傲地回绝道，任何向我汇报有关她的这样消息的人都是在撒谎。而我也自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向她表示过任何的关心或尊重，她就认为我是决心让她毁灭，”玛格丽特回忆道，“她说这些话时，音调很高而语气却与我告诫她时一般的温柔。然后她突然转身离开我，带着愤怒来找国王也就是我的丈夫，向他哭诉我给她说的话。在此情形之下，他在盛怒下说他将严惩那些指控她的骗子们。从那日到她分娩的几个月间，国王再也未和我说过一句话。”


  
亨利关于生产的经验与福瑟斯一般有限。他自然而然地认为整件事情会迅速而平稳地解决并且不会给他自己或者他爱的人带来太多麻烦。如果他真的这样想的话，将很快受到教训。福瑟斯与玛格丽特的其他侍女们同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在黎明的时候，她开始宫缩，其他宫女都还在睡觉。那种尖锐、剧烈而又持久的痛慢慢地增强然后又减弱每五分钟重复一次。这种疼痛使人害怕并且在如此狭小的一间房间内是难以掩饰的。她痛苦至极于是喊来了宫廷医生并乞求他通告国王此事。尽管亨利与玛格丽特已经不再同床，但是他们还是睡在同一个房间的，所以当御医进入的时候也吵醒了王后。


  
“御医带来了消息，这个消息使我的丈夫局促不安，”玛格丽特打趣地说道，“他并不知道该怎办。一方面他害怕这件事被泄露；另一方面，他也预感到没有合适的救护，他将有可能失去这个如此深爱的女人。在这窘境之中，他决定向我寻求帮助，并坦白一切……做了这个决定后，他拉开了我的床帏，这样对我说道：‘亲爱的，我以前向你隐瞒了一件事，现在我现在坦白。我乞求你的宽恕并多多在这件事情上帮我。我能劳驾你起身去看看生病的福瑟斯吗？我很确定，以她现在的惨景你会忘了所有的事并也不再记恨任何事的。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她，我希望你顺从我的要求。’”


  
亨利能有这样的妻子确实是他的幸运。她本可以不这样做的。但是玛格丽特可能早料到了情况可能变成这样，并且希望借此机会使丈夫看到自己的好从而以期挽救婚姻。“我回答道我对他的敬重之情如此之深以至于不敢有所冒犯，并且我会马上到福瑟斯那里去，尽力帮助她就像她是我自己的孩子那样。”她十分慷慨地回答道，在那样的情形下是没有几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做的。她仍旧希望尽力控制这一丑闻的传播，纳瓦拉的王后迅速控制了事态发展。她将她的丈夫打发走了。“我建议他外出打猎，这样就可以将他所有的耳目都带走从而避免他们泄露消息。”她迅速地命令道。而亨利此时也意识到事情最终可能变成一个麻烦事也希望自己能够从中脱身并享清闲，于是很乐意地同意了。


  
于是，玛格丽特在冬日凌晨凛冽的黑暗中起身了，离开温暖的卧榻，迅速穿戴好，就去了丈夫的情妇那里。到了那里以后的首要事情就是将福瑟斯与其他的侍女分离开。王后借口该侍女患了一种传染性的疾病需要被隔离。于是就将她转移到了城堡一僻静之处，在这里她的哭喊声也不会被听到。福瑟斯在这里生产了一整天，玛格丽特王后还有医生以及一些佣人都陪在她身边安慰她。最后孩子终于生下来了。“她的生产如此艰辛，简直是经历了一场死亡的考验，上帝也为之动容，因此赏给她一个女儿。”玛格丽特说道。


  
福瑟斯生产过身体无大恙之后，玛格丽特就让这个少女又回到了原来的住处，说她疾病已经痊愈了。“尽管已有这样的预防措施，还是无法阻止流言在宫廷之中流传。”玛格丽特承认。但是王后认为她已经竭尽全力去保护这位母亲和她的声誉了。生产过程十分艰难，但是福瑟斯至少活了下来，亨利国王应该还是高兴的。经过这一天的辛劳，王后累坏了，回到宫中扯下她厚重的朝服就瘫倒到了床上。


  
但是她的辛劳还没有结束。福瑟斯成功分娩后本以为自己会成为众人所尊崇的健康的小公主的骄傲母亲，但是她却发现自己成了那些污秽的流言和丑闻所讨论的对象。她第一次感到了丢脸并强烈地希望得到保护。“我丈夫从狩猎归来后就去看了福瑟斯，这也是按照惯例的，”玛格丽特继续说道，“她求他让我再去看看她，正如以往我的任何一个侍女生病了我所应做的那样。通过这个方法她希望能结束有关她的讨论。国王——我的丈夫于是就来到我的寝宫之中。我正在床上休息，很明显起得那么早又经过了这么一天的而忙碌后我十分虚弱需要睡眠。但是他乞求我再去看她一次。”


  
这一要求就太过分了。玛格丽特王后如此想做一名母亲，无奈天不遂人愿，终难受孕。而这一天她又忙前忙后伺候福瑟斯生下丈夫的私生女。她已经筋疲力尽修养在床。她不想再劳身起床穿戴一层又一层的华丽服饰只是为了这对位年轻的女人进行一次礼节性的访问。而他们都知道在之前的12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里，她的身体情况一直是王后关注的焦点。玛格丽特王后出于自己强烈的希望得到爱和关心的愿望，将个人荣辱置于一边帮助了这位需要帮助的年轻女人，但是现在危机已经过去了，她再也不想跟她的丈夫继续玩这个有辱她身份的游戏。“我告诉他我之前已经按照他的意愿去过了，那时她急需帮助可是现在她不需要帮助。在这个时机去看她只会更加暴露她的身份，而我也将受到大家的评头论足。”玛格丽特愤怒地说道。当她数十年之后在她的回忆录中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当时的情景一定历历在目，伤痛就像那天晚上一样厉害。亨利的回应显得十分没有教养。他那天必定度过了一天完美的狩猎时光，但是回来以后这种好心情却被情妇的抱怨和没有得到儿子的失望而毁了。玛格丽特真的应该把他留在宫中让他见证这一天的辛劳，他才会先稍微表现出宽容谅解之心。“他似乎对我所说的话感到十分不快。这一点更是把我激怒了，因为自早上受命以来我辛劳了一天，他现在不但毫不体恤反而这样对我。而福瑟斯又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自己从而更加重了我们的矛盾。”玛格丽特愤怒地说道。


  
尽管纳瓦拉的王后和国王的婚姻继续持续了将近20年的时光，但其实自此刻起他们的婚姻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玛格丽特不期盼亨利爱她或者忠诚于她，但是她确实要求亨利给予她一个妻子和王室成员应得的荣耀与尊重。这个要求不能说是无理的。她如此无私利他地帮助自己丈夫的情妇，但不成想竟然最终被这样羞辱。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如此不公且毫无礼节而无法被原谅。这是自来到内拉克以后，玛格丽特第一次彻底地绝望。


  
她一定是感到了自己的处境难以忍受，否则也不会做出一个在此前难以想象的决定。自凯瑟林王后从那次巡游返回巴黎之后，她数年间一直试图怂恿纳瓦拉的亨利和玛格丽特重回朝政。当然，她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是这样的，亨利三世国王和太后都慢慢相信将纳瓦拉的国王和王后留在法国南部是一个错误，尤其是这次情人之战之后他们更是深信不疑。因为鞭长莫及，他们难以控制。玛格丽特和丈夫亨利加在一起着实是力量极强影响力又十分巨大的一对夫妻。感觉上他们好像是在各自独立地行使着王权。凯瑟琳对自己的游说能力深表自信，认为如果能游说纳瓦拉的亨利回朝的话，她就有可能说服他皈依天主教。而她也希望她的女儿能够诱使他北上。国王亨利三世也希望纳瓦拉的亨利回到巴黎从而切断其与法国南部的胡格诺追随者们的联系，但是除此之外他也希望他的妹妹归回。


  
在内拉克和巴黎之间时常有信使和信件往返其间，福瑟斯的怀孕自然也被王室知晓了。凯瑟琳精明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拜访她的女儿的好机会。于是凯瑟琳给女儿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在信中她表达了思女心切渴望相见的强烈心情，同时表示将负担逗留期间的一切花费。“国王和太后都曾给我写信，”玛格丽特写道，“我接连收到了三封信。我可能没有借口逗留，我的资金是足够支付我的行程的。我的太后母亲给我写信道她将在圣东日会见我，并且如果我的丈夫陪同我到那里的话，她也会热情招待他。但是他们都十分希望他能够重回宫廷，正如之前他和我的兄弟做的那样。”凯瑟琳和国王亨利从最近通过成功召回弗朗索瓦的事情中学到，有的时候数额不用很多的现款也是激发他人重回朝政的一个很好的诱因。“我离开加斯科尼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回想这段时间由于福瑟斯的事情我所受到的不公的待遇，这些都促使我愿意听从母亲的安排。”玛格丽特承认。


  
金钱最终证明了是玛格丽特难以抗拒的诱饵。她最终只想到了逃避：逃离这个已经不再适合她的宫廷；逃离这个宠爱一个蛮横不讲理且高傲自大的麻烦女佣的丈夫；逃离那些严肃而使人不快的胡格诺教徒们以及他们那无休止的布道和抱怨。她的兄弟弗朗索瓦此刻就在英国，据说他将与伊丽莎白一世结婚。他已经从最初的挫败中恢复过来。他的军队已经解除了康布雷之围并且攻占了这一堡垒及其周边区域。他将被命名为布拉班特公爵（Brabant）。布拉班特是东北处约150公里的一个省份，它包括布鲁塞尔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玛格丽特想要帮他，如果她在巴黎的话将比她在内拉克更能帮到他。


  
虽然之前相隔甚远，但她其实并没有忘记国王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是什么一副样子。但是她急切地希望改变，而这是唯一一条向她敞开的大路。“我总是相信他们为我许下的美好诺言。”她说道，她指的就是母亲和国王亨利三世。“然而，我已经下决心了这次要好好利用这次离开几个月的机会，这可能也是解决事情的一个方法。除此之外，”王后继续说道，“我想着，这次我可以带上福瑟斯。很可能当她不在国王身边的时候，我的丈夫对她的热情就会慢慢消失。或者他会爱上其他不那么会陷害我的女人。”


  
然而她还是尽力劝说丈夫能与自己同行，但是他只能够护送她一段的路程。这位纳瓦拉国王还是知道如何使自己脱离王室爪牙的控制范围之内的。另外，他并不像他的妻子那样不快乐。实际上，她的离开唯一让他不开心的就是她将带走自己的情妇。“实际上使我的丈夫同意带走他的情妇着实费了一番功夫，他是如此地不愿与福瑟斯分离，”玛格丽特冷冷地说道，“我的丈夫更加关注我了一些，是希望我能够拒绝启程回法国。但是我已经在信中许诺国王和和我的母亲我会回去，甚至还接受了他们的钱财，那么我就不能够回头。”


  
王后能支付自己的行程，亨利也就没有办法再阻止她。王后于1582年1月底离开内拉克，开始了这一北上都城的缓慢行程。玛格丽特一直都是爱着巴黎的。她渴望着重新体验她的私人沙龙的时尚气氛。她想将旧衣服统统扔掉，全部换成新款的奢华的裙装；聆听最流行的音乐；品读最时尚的诗歌；在盛大的服装节上尽情舞蹈，以期忘掉所有发生在内拉克的不快。也正是这些驱使着她向前——她希望再次在朝堂上焕发光彩，再看到她的老朋友们，再换一个高档的处所。为了得到这些东西，她不惜使自己屈从于哥哥的摆布。她自嘲道，这不可能比她所经历的她的丈夫与情妇之间的事更糟糕了。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动因促使她离开纳瓦拉，回到巴黎朝廷。


  
她陷入了爱河。

18 王室丑闻


  
“不论是谁，如果他成为一个自由城市的统治者，而又不打算毁灭它，最终必被它毁灭。”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他的名字是雅克·德·阿尔莱（Jacques de Harlay），尚普瓦隆（Champvallon）的领主。正如他之前的比西，他也效力于玛戈的弟弟弗朗索瓦。玛格丽特很可能在拉费尔峰会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而那时还有比西。直到安茹公爵及其随从在1580年秋来到加斯科尼处理“情人之战”的余波的时候，他们二人的暧昧才渐渐升温。尚普瓦隆领主生于何年并不确知，但是看起来他应该与玛格丽特的年纪相差无几，或者还有可能更年轻些。因为当他与玛格丽特相见的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他在弗朗索瓦的家中担任首席护卫（chief squire）一职。


  
他之所以会得玛格丽特的青睐是不难看出的。尚普瓦隆被公认为那个时代法国最具有男子汉气概的青年男子。当然，玛格丽特也是这样认为的。她亲昵地称他为那喀索斯（Narcissus）。在现存的玛格丽特于数年间写给他的19封情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目之所及全部都是有关“美丽”的字眼。“我无数次地亲吻那美丽的眼睛，那美丽的发丝，噢，我甜蜜而亲爱的爱的枷锁；我无数次亲吻那魅力的双唇。”玛格丽特写道。她的情人是一个“美丽的天使，一个美丽的自然中的奇迹”。她爱慕地在另一封信中写道。


  
在弗朗索瓦还在加斯科尼的最后一个月里，纳瓦拉王后对她弟弟的这名扈从的迷恋就已经开始被大家评论。一名胡格诺廷臣曾宣称一次王后与尚普瓦隆公开打情骂俏而被逮个正着，此时她的丈夫正好不在城堡中。而这名胡格诺廷臣也正是那名指控王后与蒂雷纳子爵有不正当关系的廷臣。这名廷臣早已公开地与玛格丽特王后为敌，所以很可能故意撰写了这封严厉讽刺纳瓦拉王后的信。但是尽管这一报道可能被夸大了甚至有可能是伪造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玛格丽特已经完全地、热情地，几乎不顾后果地爱上了这个人。[3]


  
尚普瓦隆当然最后还是跟弗朗索瓦一起离开了加斯科尼，而安茹公爵剩下的随从也在1581年4月离开了。只留下了玛格丽特一人，单独应对福瑟斯的怀孕而带给她的公开羞辱。因此纳瓦拉王后一直心心念念这段与这位可人的骑士的浪漫爱情也就不足为奇了。她想证明自己也被狂热地爱着。她离开内拉克的时候已经差不多29岁，这是一个对所有女人来说都稍显尴尬的年龄了。他的丈夫因为有更年轻的情妇（实际上是一群这样的女子）而不愿与她同床共枕。她急切地证明自己还是十年前那个美得摄人心脾的美人。与尚普瓦隆的恋情完成了这个目的。


  
她的对象很明确地知道，追求她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位分同时他又对她的帮助深表感激。尚普瓦隆远没有他的王室情妇那样复杂。对他来说，爱情就是一个在小地方打发无聊时光的方法。纳瓦拉王后天生会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随着事态发展，尚普瓦隆似乎真的开始迷恋上了王后。


  
但是玛格丽特对于爱情的定义远非只有肉体的吸引那么简单。她希望获得一种完全的亲密关系，理智上的、精神上的，也包括感官上的。她的感情空洞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她希望追求一种比以往的任何感情更纯粹更真挚更热烈的爱情。她所要求的仅仅是两方身体、思想和灵魂的合二为一。而尚普瓦隆在开始这段情事的时候可能并不理解玛格丽特的爱情哲学。


  
然而在启程北上的告别仪式上，更多的是她丈夫，而非情人占据了玛格丽特的思绪。她很明白，凯瑟琳王后和国王亨利希望纳瓦拉的国王和王后同时出现在宫廷中，而将她的丈夫带到那里则是她的责任。这也是她将福瑟斯带上的另一个原因。她想着带上他的情妇，他就更有可能会尾随而来。的确，她是对的。她使他与她同行了很长一段路途直到拉·莫特·圣·赫莱（La Mothe Saint Héray），这是一个差不多居于拉罗歇尔和普瓦捷之间的小村庄。凯瑟琳也计划着于1582年3月在这里与他们相见。孔代亲王和一大批的胡格诺随从也护送而来，而他们随行的这三天中则一直愤愤不平地谈论新教徒对王室的不满，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凯瑟琳曾努力劝说纳瓦拉的亨利回到巴黎以抚慰他，但是因为有了前车之鉴，于是他并不打算自投罗网。当他拔营而去直奔贝阿恩——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领土的安全之地的时候，大家都吃了一惊。因为之前他曾许诺玛格丽特自己会护送她直到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而那里正是国王亨利三世已经起行打算迎接他的妹妹和妹夫的地方。他的骤然离去甚至在玛格丽特还没有踏入巴黎王宫的时候就已经连累到了她。“我十分谦卑地乞求你，想想以后他们（凯瑟琳和国王亨利）还能相信多少从我嘴里说出的有关你的话。他们要么认为是我信息不灵要么认为是我故意欺骗他们，”她写信给她的丈夫说道，“你这不是在让我帮你解决事情，而这件事明显对你的影响比对我大。”


  
尽管玛格丽特忧心忡忡，但是使她感到安慰的是，他的哥哥和母亲并没有因为她没有把自己的丈夫带来而十分的责怪她。相反，他们倒是对她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尊重与同情。这其实是王室试图控制弗朗索瓦的一个小手段而已，弗朗索瓦尽管与自己的哥哥和母亲有些嫌隙，但是仍答应出兵弗兰德斯。亨利国王和凯瑟琳都很明白玛格丽特对她的这个年轻的弟弟是很有影响的。而此刻，他们试图将她的忠诚转向国王。正如他们曾对弗朗索瓦做的那样，促使她转变的手段就是贿赂。玛格丽特继承了他们的家族爱慕奢华挥霍钱财的传统特质，这种状态使得她与掌管自己钱财的可怜朝臣多有不快。凯瑟琳也知道自己的女儿债务缠身，于是她便将收益丰富的瓦卢瓦公爵领地赐予了自己的女儿。而这块领地曾经也是太后自己的地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亨利三世来说，他对妹妹所表现出的尊重与亲情实际上只是形式而已。英格兰大使见证了一家人在枫丹白露的重聚，他在给伦敦的信中一针见血地写道，国王对与自己妹妹的感情似乎有点强迫。英国大使说话直白。一行人继续北上，并于3月28日抵达巴黎。按耐不住得到新的公爵领地的收入的激动，玛格丽特立即买了一个大房子住了下来，重新开始了她在巴黎的美好生活。


  
尽管一切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十分和谐，但是玛格丽特还是敏锐地感觉到她将需要调动起自己的所有外交技巧来为自己在众多敌对并有冲突的利益关系中求得一条活路。她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好自己作为纳瓦拉王后的位子，以期满足家人的心愿将丈夫带到朝中。尽管丈夫那样的对待她，但是她还是希望为自己编织一个美好婚姻的幻影。她早期的信件反映了她曾试图对双方都坦诚。一开始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同盟者，将所有有关国王亨利三世的信息以及她对周围事态的审慎的观察都通告给了自己的丈夫。国王“言辞华丽，知无不言”。她谨慎地写道。“一件十分不一般的事情是，我们被告知曼恩——也就是吉斯公爵的弟弟，长胖了不少，身材变形。吉斯先生则很瘦又很成熟。他们追随者甚少，经常举办网球，铁圈球运动等活动以吸引贵族们的注意。但是那些去过第二次的人就肯定会被亨利三世的奴才所责备，很明显那些人当时还是手握大权的。这也证明在他们和这些公爵们之间在争风吃醋。”从这点来说，她可以继续不费吹灰之力地充当自己的家人与丈夫之间的调停人的角色。“如果你在这里，你就会成为双方争相倚仗的人，”她哄骗道，“你失去的随从现在都有可能再争取回来。随着这些麻烦的进行，你甚至可能会在一周之内比你在加斯科尼一生所获得的东西还多……我谦卑地乞求你听取我的建议，相信我是最爱你的人和一个最希望你好运的人。当然，日久人心自现。”她十分真诚地说道。


  
但是不论她多么努力地证明她的善意以及真心实意地为丈夫所谋划，总是有些事情阻碍他们感情的复合。她继续留在巴黎这一事实无疑是其中之一。纳瓦拉的亨利与福瑟斯的风流韵事自然也是亨利三世的那些奴才们无聊之余的八卦主要内容，随着那个孩子的降生，他们讨论得就更起劲了。这些流言将玛格丽特推到了风口浪尖，尽管孩子已经死了但是它曾短暂存在的事实就已经乱了凯瑟琳太后的严厉的章法。凯瑟琳太后十分生气，女儿竟然还将曾犯下如此丑闻的人带在身边。于是她就自己决定将福瑟斯从宫中赶走并使她带着耻辱回家。玛格丽特再次试图缓和双方，她理解母亲的愿望，但是她也明白在涉及福瑟斯的问题上丈夫并不会妥协。于是她的折中办法就是替福瑟斯安排了一门婚事，而且新郎也是一个大贵族，以期挽救她的名声。在当时的情况下她的这一行为对福瑟斯来说已经是大恩大德了。


  
但是对她的丈夫来说却不是这样的，当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无比震怒。当即派了一个信使给他的妻子送了一封十分愤怒的信，信中严厉地斥责妻子将他的情妇嫁与他人并要求将福瑟斯完璧归赵。但是玛格丽特已经不在内拉克，也不受她的丈夫管辖了。“你说取悦你我将没什么好感到羞辱的，”尽管感到愤怒而耻辱，她还是言辞犀利而有理智地写道，“你是如此理智之人，我也相信你不会使我做任何不适合我这样身份的人做的事；也不会使我做任何有损我尊严的事，即便在这样的事情中你是有利可图的。并且，如果你要求我将一个与你有过夫妻之实的女子继续留在身边，那么你又将我置于何地，你有没有想过我将如何被人耻笑！而你又怎么能说这于我的不是一种羞辱呢？你写信告诉我，为了封住悠悠之口，我应该告诉他们说你是爱她的，而因为这个原因，我也应该爱她。”她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是在说你的一个侍从，不管是男是女，这个理由也许甚好，但是我们在说的是你的情妇……我曾经对她施以援手，掩盖她的丑闻，并将她时时带在身边。这些事不要说是一个公主就是普通女人也是很难忍受的。如果你认为这些事情都不表明我在努力地取悦你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她愤怒地说完了。


  
玛格丽特自然希望家丑不可外扬，不想外人知道丈夫对她严厉的谴责。但是，报信的信使并非守口如瓶之人，短短数日之内整个朝堂都知道了纳瓦拉的国王和王后因为遣送福瑟斯的事而吵了起来。凯瑟琳最为震怒。浪荡丈夫的问题是最令她担心的，她急切地想给自己的女婿一些建议。于是她悍然干涉了自己女儿的事务，给女婿迅速地寄去了一封谴责信。这是少有的几次，她站在女儿的一边。“我的孩子，”她写道，“从那个受你之命派来的信使的口中了解到你对你妻子说的话后，我十分震怒，而这名信使当然也并非只对你的妻子重复了这些话。如果不是我当面质问他的时候他再次承认了这些事的话，我可能还不会相信……你并不是第一个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犯糊涂的丈夫，但是我肯定你是第一个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还对自己妻子恶语相向的人……她是你的国王的妹妹，她对你的帮助是巨大的……你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家世显赫的女人。也不应该因为一个普通的情妇而公开指责她。因为差不多全世界而不只是法国都已经知晓了你和她的丑事和孽种。另外，选择一个如此厚颜无耻而行为不慎的小人来给你的王后传递消息也是欠考虑！”凯瑟琳生气地说道，“是我建议她这样做的，也是我送走了你那漂亮的小情妇……我将派科廷阁下（Sieur de Curton）到你那里去，他将把我剩下的话告诉你。”


  
这位岳母对这位出轨的丈夫的苛责并没有对他起到很大的作用。原本在玛格丽特和她的丈夫之间已经很深的裂痕，瞬间变得难以跨越了。明白了这些之后，玛格丽特给丈夫的信少多了。她看起来似乎已经放弃了。于是她将自己的感情转向了弗朗索瓦的事务，也就是尚普瓦隆身上。


  
在他离开加斯科尼的那一年，弗朗索瓦军事推进愿望还是很乐观的。他在弗兰德斯的行动受到了菲利普二世的大力援助。菲利普二世在西班牙的老统治者一去世就将王国据为己有，而不顾其他竞争者的反对，其中就包括凯瑟琳。为了巩固自己薄弱的王位基础，菲利普命战无不胜的阿尔瓦公爵率军攻占里斯本。这一行动尽管十分曲折，但最终还是巩固了他的王位。


  
但是他的这一行为也给了其他国家一个下马威。各国开始担心这样袖手旁观，任由菲利普二世吞并他国真的好吗？当然，没有人愿意与强大的西班牙为敌，但是西班牙国王骤然吞并葡萄牙，这看起来似乎真的有点贪心了。另外，如果其他的欧洲国家奋起抵抗，那么毫无疑问尼德兰将成为逐鹿之地。菲利普就不得不从这个区域调集大量的人手来保证有足够的兵力攻夺里斯本。这样西班牙镇守北方的兵力无疑将骤减。而弗朗索瓦早已虎视眈眈而又跃跃欲试等在那里。这样问题就变成了在正确的时机里到正确的地方。


  
但是，军事行动是需要资金、人力和供给（主要还是钱财）的。而弗朗索瓦又时常陷入债务纠纷。在1581年8月的时候他曾组织了一支军队攻夺了西班牙的康布雷，但是由于缺乏资财而无法进行下一步的行动。最终，他更像是一个集资者而非攻城略地的将军。他曾在1581年底的时候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伦敦高调地追求伊丽莎白一世，而他实际的目的则是为了寻求财政支持。而伊丽莎白则逢场作戏，假装考虑这一婚姻联盟。他的诡计最终只愚弄了自己。“他此番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钱财，”西班牙大使直白地说道，“而女王似乎也有意给与他钱财。”


  
她确实曾经秘密地给过他资金，正如国王亨利三世和凯瑟琳那样。当然，为了防止西班牙的报复，明面上，国王和太后还是反对安茹公爵的军事行动的。尽管资金总额并不小，但是因为这些钱都是被断断续续的一点一点支出的，所以，从来没有一次能有过一个全盘进攻的。


  
不过，这种悄悄的金钱花费就已经足以为弗朗索瓦赢得尼德兰的支持了。在1582年2月的时候，正是玛格丽特启程回巴黎不久，她的弟弟被隆重地授予为布拉班特公爵。弗朗索瓦身披一袭庄重典雅而又传统的华贵的礼服，那是红宝石色的天鹅绒，周边以貂毛镶边。他骑着一匹矫健俊美英姿飒爽的白马，缓缓通过安特卫普（Antwerp）。允诺以自己的生命以及“国王及英格兰女王所赠予的一切”来“保卫他们（也就是尼德兰的人民）并恢复他们的古老权利”。此外，当地的众多领主，其中包括布拉班德（Brabant）、荷兰（Holland）和弗兰德斯等城市，他们都宣布效忠他们的新公爵并允诺给予每年高达200,000里弗的年金。而这些钱则足够支持他进行军事行动。


  
然而不幸的是，到1582年5月的时候，也就是玛格丽特刚到巴黎的时候，尼德兰才刚刚勉强凑齐了32,000里弗，而这与目标还相差甚远。弗朗索瓦无法支付军饷最终将面临众多的兵变，无奈他只能再次向他的哥哥寻求经济帮助。国王亨利三世虽然因他的一次又一次的借贷而深表不满，但是也感到他除了或多或少地接济这位新的布拉班特公爵外别无选择。正如威尼斯大使所观察到的那样，法国国王“不希望自己的兄弟陷入绝望之中……一次次地接济他，加上第一次的封授，这些钱应该总值达到了100,000万埃居（差不多是300,000里弗）。另外再加上各地（例如尼德兰）每月应该支付给他的那100,000.另外还有他从英格兰女王那里获得的不知道多少的援助，所有这些钱加在一起应该够他进攻弗兰德斯”。


  
对于弗朗索瓦受封为布拉班特公爵，玛格丽特自然是十分高兴的。这也一直是她想看到的情形。但是，这也意味着她与她的情人分别的时间将再被延长。因为尚普瓦隆也是她弟弟的随行人员的一名，此刻也正与他一起待在安特卫普。从她的信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玛格丽特为伊消得人憔悴。“让我们千万别认为婚姻是在天堂中的，上帝不会如此不公……但是，我光辉的太阳啊，让我们一起驱散这些阻碍我们相见的乌云吧，他们虽然阻碍了我们的身体但是却永远无法阻碍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已经融合进了永生的命运，死亡也不能将我们分离。”她带着对尚普瓦隆的热切思念写道。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想象，当她得知在他们分离期间，她挚爱的情郎已经与他人订婚了时是多么的惊讶而愤怒。此时的她还在一心憧憬着团聚的时候会有多么激动而开心。他的订婚对象是布依隆公爵美丽的妹妹，这真可以说是一门好亲事。


  
她悲观失望，并且痛苦无比。她的婚姻也在不久之前刚瓦解，尚普瓦隆的背叛彻底打击了她。加重了她认为自己容颜不再，青春易老的悲伤。“天堂之中已不再有公正，人间也不再有忠诚”，她通过信件向他爆发了，“噢，上帝啊！我的灵魂一定要承受什么啊？噢，毫无怜悯的天堂，还有什么剩下能够为我抚慰心中的悲伤呢？”她之前因为丑闻和羞辱而受到的委屈完全展现在她的第二封信里。“胜利，是你赢得了我真挚的爱！”她绝望了，“炫耀你确实骗到了吧。跟她一起嘲笑我吧……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最后一次求你回到我的身边，因为我不愿意看到在你今天将赴的宴席之上，父亲和女儿所讨论都是我们的话题。（很明显尚普瓦隆本来打算带上他的未婚妻的家人）。”


  
她的情伤是如此之深，甚至影响了她的理智。她从此沉醉于声色犬马，各类的午夜派对、舞蹈和音乐中。布朗通（布朗托姆）曾注意到，她有好多次公开批评宫廷丑闻并树敌不少，其中就包括两名亨利三世的最有权的奴才。


  
在玛格丽特离开的这四年间，宫廷并没有多大变化。奴才仍然大行其道，尽管鉴于之前的事故，暴力不再被倡导。另外，那些与国王周围的近臣发生冲突的人都将陷身于流言和丑闻之中。为了填补失去奎路斯带来的伤痛，亨利三世又与两名新的奴才勾搭上了，他们就是埃佩尔农公爵（Duke of épernon）和茹瓦尔斯公爵（Duke of Joyeuse）。他称呼这两个年轻人为他的儿子（茹瓦尔斯公爵年仅20岁）。他们两个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完全是因为他们的财富与地位。尽管他们二人的家族都并非有着悠久而显赫的历史，国王还是提拔他们成为法国贵族，甚至比其他任何的贵族成员地位都要高。这当然就在那些老贵族中引起了不满和妒忌。举例来说，埃佩尔农公爵和吉斯公爵就因谁是国王的最爱而争风吃醋产生了很强的敌意。这也是为什么吉斯公爵的网球派对总是来者寥寥的原因了。


  
而对于茹瓦尔斯公爵，亨利三世是如此喜欢，以至于他想安排他与自己妻子的妹妹结婚从而将他变成自己的妹夫。玛格丽特也出席了那个婚礼，时间是1582年10月，巴黎。编年史家们详细记录了这些宴会，据一位外国使臣传言说这些宴请差不多花了王室”2,000,000的金子”。亨利和他的宠臣们都身着华丽的服饰，“这些衣服上满是刺绣，珍珠和其他珍贵的宝石，它们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而在婚礼过后的17次宴会上，所有的老爷小姐们都身着更为贵重而华丽的服饰，这些衣服的很大一部分甚至就是以金和银组成的。周围镶上蕾丝花边，并在金和银上嵌入价值不菲的宝石和珍珠”，一位廷臣说。“每一个人都惊叹到这些宴会的奢华程度，以及国王和他的王廷在每次宴会中的巨大花销。而这些花费都是国王命令允许的，而又是在这样一个乱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瘦骨嶙峋饿殍遍野。在乡村，农民被士兵逼迫；在城市，商人们被重税盘剥”，他阴暗地总结道。


  
当亨利三世国王在茹瓦厄斯公爵奢华的婚礼上纵情享受的时候，他的兄弟弗朗索瓦正带领着他的军队勉强度日，因为尼德兰各联邦所许诺的资金并未如约而至。他的一个扈从的一名骑士详细记载了他们在秋天和初冬的窘境。“那些落在战场上的可怜的士兵没有任何食物和供给。他们以一百人的规模来到安特卫普，然后军团人数变成三十，四十，五十，有的时候甚至为零。每天早上殿下（弗朗索瓦）去检阅他的人马的时候，都会给他们每个人一埃居。尽管这样，还是有超过300人因为饥饿或者严寒死在了那里。”这位长官哀叹道。弗朗索瓦绝望至极，一个信使一个信使派到亨利那里乞求支援。“所有的一切都坍塌了，”他在十月份的时候写道，“许诺我少一些钱但是能够坚守诺言，比现在许了空头支票而不兑现要好的多。”在十一月份的时候，他又派出了一个求救的信使。“我发现我每月的花费已经高达200,000里弗，没有国王的帮助我是断难维持下去的，”弗朗索瓦重复道，“我乞求他……帮助我，正如他答应的那样。”然后，在十二月的时候他知晓了他的姐姐也在宫中，想着她也许能够帮到他，他就将尚普瓦隆派回了巴黎。


  
尽管是新婚燕尔，但是尚普瓦隆也知道抚慰主人的姐姐是他理应做的。很快他就重新燃起了玛格丽特心中的爱情之火。玛格丽特很高兴看到他回来，实际上是太高兴了以致于粗心大意。有关她与情夫会面的细节都栩栩如生地被勾画出来了，纳瓦拉的王后和她的情夫躺在“一张被很多小蜡烛照亮的床上，床上铺着奢华的黑色塔夫绸，周边还有其他的奢侈品”。玛格丽特的两名家臣杜拉斯夫人（Madame de Duras）和贝蒂纳小姐（Mademoiselle de Béthune）充当联络人，帮助他们传递信件安排会面。


  
纳瓦拉王后很明白自己所承担的风险，朝中之人对于私通往往十分鄙夷而幸灾乐祸。就在去年，她的密友内韦尔女公爵亨丽埃特·德·克莱芙就曾被国王的的一名奴才勾搭而与其开始了书信交往。据说，她以前也曾将情人的头颅供奉起来，正如玛格丽特将拉·摩尔的头颅供奉起来一样。一开始，尽管这种调戏看起来似乎并不会越雷池半步，但是这些情书的存在就足以治二人之罪。这名奴才心知肚明，为了巴结自己的主子求得宽恕，他将内韦尔女公爵的信先交了出来。亨利三世等到了一个盛大的晚宴上，当着全体朝臣的面质问女公爵。他将她叫到了自己身边，然后向大家一封一封地读她写的信以作为娱乐。朝中所能听见的人都窃窃私语，对她指指点点嘲笑她。没有什么刀剑能给予如此致命的一击了，正如可怜的亨丽埃特在那个难忘的夜晚所承受的那样。女公爵带着耻辱逃离了宴会，第二天她就辞去了作为王后侍女的职位。[4]


  
虽说有前车之鉴，但是玛格丽特在最初的几年里实在是太幸福了又在爱河里陷得很深，以致于难以结束这一“令人狂喜的游戏”。也许是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一直认为即便事情败漏她也可以与尚普瓦隆一起投奔尼德兰和弗朗索瓦。而这位新的布拉班特公爵应该会保护他们的。但是她以及其他人很快将会发现，布拉班特公爵不要说其他人了，连自己也可能无法保护。


  
时间度过了1582年寒冷的11月和12月，来到了1583年的春天。弗朗索瓦坐在安特卫普郊外的的战场上，看着他带来的大军人数骤减，心中充满了挫折郁闷之情。此外，还有三千人正在绝望地与饥饿严寒，供给匮乏以及疾病做着殊死的抗争。他言辞恳切而心酸地恳求尼德兰各邦及城市履行他们之前所允诺的财政支持，但是并没有人理会他。而亨利三世也因国库空虚，停止了对他这位弟弟的暗中接济。甚至是以前他一直可以依靠的伊丽莎白一世，现在也拒绝再为他提供金钱。当然这是一个对于任何将领来说都很难周旋的情形。但是，不得不承认，弗朗索瓦所采取的行为是尤为不明智的。他决定洗劫安特卫普，以得到他认为被拖欠的钱财。而这个地方是他曾发誓要保卫的地方。这就像为了赢得决斗，突然转身，反而使自己落败。


  
然而对于弗朗索瓦来说不幸的是，他的计谋不但不明智，而且没有保密，最终泄露给了城中的法官。当1583年1月17日下午，他带领他那饥肠辘辘的士兵们冲进城区大门的时候，安特卫普的人民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他们了。与他们交锋的不是手无寸铁的无助的市民，而是一群带好武装准备战斗的愤怒的民兵。最终他们被围堵在了一个狭小的巷子里，弗朗索瓦的军队寡不敌众，最终都被屠杀在那里。那些试图逃跑的人都被堵截在城门下，他们一个个地倒下，“尸体堆积如山，最终城门被堵死，无人能够从这里逃脱”，一位法国官员回忆道。近千人死去了，还有几百人成了战俘。弗朗索瓦差一点儿就没有逃出相同的命运，如果不是他抛弃自己的人马而独自逃生了的话。


  
这次惨败的消息在两天之后传到了巴黎，使宫廷为之震惊。弗朗索瓦的蒙羞也就是法国的蒙羞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国王的蒙羞。这支大军是法国骑士精神的精华，并且由国王的弟弟亲自率领，本应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不承想竟然最后败在了一群做生意的荷兰人手中！亨利三世国王十分震怒。“我这个弟弟……违背我的心愿和建议擅自做主去到弗兰德斯，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和我的母亲对于安特卫普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这点我向上帝发誓。”他最终在二月的时候逃向了英国的使臣。不只是国王很震怒。“我从没有看过朝中这样的乌云密布，充满了记恨与不悦，大贵族也蠢蠢欲动，而这一切都是由弗兰德斯所发生的引起的。我指的也就是发生在国王弟弟身上的这次坏运气。”凯瑟琳的一位高级侍女对吉斯家族的人写道。“太后因此事而坐立不安，心神不宁，以至于仆人们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满之人是如此之多难以计数。”她警告道。


  
这次惨败不但是弗朗索瓦一生的一个转折点，同样也是玛格丽特的一个转折点。因为纳瓦拉王后曾如此坚定不移地支持他弟弟的这次尼德兰军事行动，从而使得她因他的失败而蒙羞。一夜之间，她在朝中的位置变得岌岌可危。


  
尽管如此，她还是与弗朗索瓦保持秘密的通信，鼓励他重整军队再创辉煌。她的这一行为，显然是与她的母亲和哥哥的期望相左的。其实，她并非不懂得与国王做对的风险，但是因为她与尚普瓦隆的情事使她对尼德兰军事行动寄予厚望，从而使得她难以放弃。她与弗朗索瓦的联盟是她的政治力量的主要源泉。他是她唯一的筹码，是她在丈夫的和国王的风云变幻难以预测的宫廷中自保的唯一屏障。


  
正是她与弗朗索瓦的利害关系使她走上了毁灭的道路。亨利三世已经开始怀疑她在试图说服她的弟弟篡夺自己的政权，于是他命人将玛格丽特严密地监视。朝中之人对此事都心知肚明，于是也都一致敌对她。她与尚普瓦隆的淫秽之情早晚会被作为指控她的一个口实，这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在六月的时候她病倒了，这就给了亨利三世一个开除、摆脱他的妹妹的借口。“纳瓦拉王后怀孕了——或者只是患了浮肿。”托斯卡纳使臣在一封信中对他的主子说道。[5]亨利三世要求她遣送走杜拉斯夫人和贝蒂纳小姐，因为他怀疑她们俩不但帮助他的妹妹发生婚外情，还偷偷地帮玛格丽特送信给弗朗索瓦。玛格丽特拒绝了，但是意识到周围事态的恶化，她为了保护自己的情人强烈建议他逃走。“上帝啊！请让我独自承受这场暴风雨吧，”她给尚普瓦隆的信中热情地表达道“而不要将你置于危险之中——噢，不要！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比这种痛苦更加残忍了。使你离开我是我永难承受的痛，但我必须让你离开，快走，快走”。


  
最终是凯瑟琳太后证实了国王的猜疑。这位母亲已经北上会见了自己的小儿子，试图劝他放弃在尼德兰的野心。他们于6月11号，在亚眠（Amiens）附近的绍讷（Chaulnes）会面。此时，弗朗索瓦还患着让人担心的咳疾，与他的母亲会谈了了几天之后，她最终还是说服了他听从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位母亲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他就又变主意了，凯瑟琳认为他这次之所以会改变主意是因为玛格丽特的原因。凯瑟琳向亨利三世报告道，她给弗朗索瓦送了一封信“劝他改变了心意并怂恿他进行新的行动”。凯瑟琳认为玛格丽特的意思应该是劝他放弃所有的东西然后重新招募一支大军，到弗兰德斯再展宏图。


  
有这些证据对国王来说就足够了。趁着凯瑟琳不在，他开始了行动。因为尽管这位母亲向她的儿子提供了他的妹妹叛变的证据，但是很可能她还是不会同意他的儿子处理事情的方法的。在1583年8月8日的时候，国王又在王宫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而他的王后此时正在城外拜访她的亲戚，于是亨利三世就让玛格丽特代替她担任了女主人的角色。玛格丽特从未提及过这一小插曲，但是从她接下来的表现来看，她似乎并不知道她的哥哥的真实意图。她甚至有可能将这一请求当作了国王对她态度开始缓和的一个苗头。不论是任何场合，她都接受他的邀请，并在宴会之时如约卢浮宫，衣着奢华而典雅，与她王后与王室成员的身份相吻合。在惯常的宴会之后，她在位子上坐定了。乐师们开始演奏，大家都入席了。舞会开始了。


  
很快，亨利三世在他的众多奴才（其中包括玛格丽特的敌手埃佩尔农公爵）的陪伴下，走到了她的身边。毫无征兆地，他以盖过丝竹之声的高音开始向他的妹妹一件件历数她的丑事。他指责玛格丽特水性杨花、作风轻浮，且越演越烈毫无廉耻之心。他将她的情人一个个都列了出来，以尚普瓦隆为首。他还宣称玛格丽特与尚普瓦隆还曾有过一个孩子。然后他提到了比西，拉·摩尔，以及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他提到这些人的时候都将时间地点说得如此之清以至于似乎他亲眼见证了这些事情一样，”一位正好在现场的奥地利外交官说道。玛格丽特被眼前的突如其来的指控谩骂震惊到了，她无助而又倍感羞辱地瘫软在凳子上。而她的哥哥则毫无怜悯之心继续他的谴责，权当一个娱乐取笑之事。最后，他宣布，迅速将玛格丽特驱逐出宫以“整顿宫中风气，防止沾染她的恶习”。


  
她逃离了宴会，第二天一早她戴着面具在一些侍女（其中包括杜拉斯夫人和贝蒂纳小姐）的随从下乘坐一个封闭的马车，离开了巴黎。但是她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在她还没有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她们一行人就被约60名国王的守卫拦了下来，说要扣押她的侍女询问一些事情，一位史官这样写道。这些士兵对马车里人十分尖酸刻薄而又轻蔑，他们一把扯掉了这位女士的面具以便辨认出她是谁。“你这贱骨头，竟敢冒犯你的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愤怒地斥责道。“我正是奉他之命而行事啊，”这个士兵冷冷地回答道。无论她们的女主人如何反抗，杜拉斯夫人和贝蒂纳小姐还是被捕了。只有使她们离开，她才被允许继续她的行程。纳瓦拉王后还没有走出一英里的时候就看到亨利三世华丽的马车向她驶来。为了求得国王的怜悯，玛格丽特从窗口侧身而出向她的哥哥示意，但是亨利假装没看见她，冷漠而无情地从她的身边驶过。


  
如果说以前还不清醒的话，她现在已经看清了，巴黎已非容身之地了，而她仅剩的希望就是返回加斯科尼尝试修复与丈夫的感情。但是她害怕靠近丈夫。按照法国16世纪的律法来说，她现在已经被正式地贴上了堕落妇女的标签。她的丑闻以及被驱逐的下场一定早被传得沸沸扬扬。此时，即便她的丈夫不接受她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她舟车劳顿回到了内拉克，却发现丈夫对自己冷酷无情甚至再次将自己驱逐，她又该怎么办呢，她无法再承受一次这样的打击了。她受到的羞辱已经够多了。


  
她既不能回去，也不敢向前。除了静观丈夫亨利的态度外，她什么也做不了。

19 王后的叛乱


  
“对于君主来说，拥有友谊也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在逆境之中他将孤立无援。”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玛格丽特是正确的：有关她的丑闻数日之后就传到内拉克，也正如她所担心的那样，她的丈夫马上意识到她给了他一个绝好的抛弃她的理由。他的态度是很坚决的。本来即便是没有这样的丑闻，他也不希望她回来。


  
但是纳瓦拉国王细细斟酌此事之时也看到了可以被他利用之处。法国国王如此地羞辱纳瓦拉王后并把她赶出皇宫是十分不明智的。他思忖着可以利用这件事情要求国王做出某些妥协。因而，他一方面严厉禁止玛格丽特返回内拉克，另外又派了一个胡格诺使臣到王宫中表达自己对于妻子遭遇的愤怒。这样，谈判就开始了。“这真是像她这个身份的人从没有受到过的奇耻大辱啊。”这个使臣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道。“全欧洲的人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想掩盖几乎是不可能的。纳瓦拉国王有理由担忧王后，他的妻子确实作出了什么罪恶的行为。要不然殿下您，众所周知是如此的善良，怎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妹妹呢。那么她到底是犯了什么大罪需要被这样地羞辱呢？……如果她确实罪恶至此，那么纳瓦拉的亨利也请求您作为一家之主，主持正义严惩不贷。但是，”这位大使说道（很明显他还是要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的），“如果对她的指责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那么他也请求您公开严惩那些诽谤之徒。”纳瓦拉的亨利假装因妻子的名誉受到这样的恶毒侮辱而是如此不快，于是他率军攻占了一个重要的天主教要塞蒙·德·马桑（Mont-de-Marsan），此处正位于波城的北方。他美其名曰这是为了抚慰他受伤的感情。


  
纳瓦拉的亨利突然发动的军事行动使国王亨利三世意识到了，自己为了逞一时之快而给自己带来了相当大的政治弊端。亨利三世此时无力组建起一支军队荡平南方的叛乱。当意识到他自己有平息妹夫怒火的必要的时候，他终于妥协了。讨价还价的谈判持续了数月，而在此期间，被流放被羞辱的玛格丽特是无力影响自己的命运的。缺乏金钱以及供给，她不得不诉求她的丈夫以期得到一个安身之所。而纳瓦拉的亨利很明显也很享受这种处于道德上风的感觉，将她从一个临时居所换到另一个临时居所。他故意对她忽冷忽热，使她心中永远捉摸不透。他有的时候对她嗤之以鼻，而有的时候又写信给她说道：“如果不是那些闲人从中作梗，我们现在本应该还是很快乐的在一起的。”


  
玛格丽特十分苦恼，她害怕这个丑闻不是被丈夫作为借口离开她，就是被哥哥作为借口从而彻底摆脱她。玛格丽特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她的母亲，她派去了一名十分信任的信使，至少使她的母亲知晓那些关于她生了一个孩子或者是正怀着一个孩子的流言都是虚假的。“母亲，我十分谦卑地恳求您，我愿用我的命来证明我的声誉……请您放心我所送去的信使是一个值得相信的女士，只要我还活着，她就能证明我的身体状况（即我没有怀孕）。而我死去以后，通过验尸也可证明我所言不虚。”她在一封给凯瑟琳的信中痛苦地写道。


  
在国王之后与纳瓦拉的亨利对质的时候，他宣称流放他的妹妹是按照母亲的意思做的。而此时，凯瑟琳也没有否认他的说法。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所采取的惩罚措施使得王室备受指责，更不要说还有可能与纳瓦拉的国王缓和关系了。凯瑟琳现在只能迅速采取措施，将对王室的损害降到最低。她开始劝说国王亨利三世放了玛格丽特的两名侍女，杜拉斯夫人和贝蒂纳小姐。接着她将她的一名得力干将蓬波纳·德·贝利埃弗尔（Pomponne de Bellièvre）派到纳瓦拉与亨利商谈玛格丽特重返内克拉的事情。贝利埃弗尔曾是法国三级会议的主席。“我求你不要抛弃我的女儿，也不要送回她。如果可能的话，请再次尝试与她好好相处吧。因为，我还担心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们将会重蹈以往不愉快的覆辙，会毁了这个可怜的国家也会给我们双方的家族带来巨大的耻辱。”她教导她的信使这样说。在凯瑟琳的催促下，亨利三世也有所退步。“国王是很容易被一些虚假的信息所欺骗的。”他在一封信中高傲地写道。这封信也将由贝利埃弗尔带给他的妹夫。“谗言并不会因为你是最善良的公主、言行道德都是无可挑剔，就不落在你头上的。举例来说，你的母亲就是这样。你不应该对那些有关她的风言风语毫不知情吧。”据说纳瓦拉的亨利看到这点而放声大笑。“陛下真的是太给我赏光了，”他对太后的信使说道，“他先是骂我的妻子是一个妓女，然后又告诉我我也是一个妓女的儿子！”


  
和谈最终进行了八个月之久，但是贝利埃弗尔最终还是想出了一个挽回双方（也许并不包括玛格丽特）面子的办法。那就是将所有这些事情的过错完全归于两个可怜的替罪羊杜拉斯夫人和贝蒂纳小姐的身上。而玛格丽特则应该因自己手下人的不光彩事件和过错而向她的哥哥赔罪。而对于纳瓦利的亨利来说，他可以继续保有蒙德马桑以及其他的几个小镇，作为因他妻子女仆的卑劣行为而受到的名誉损失的一种补偿。然而，即便如此，纳瓦利的亨利已经有了新欢，并不想再接回自己的妻子。但在他的谋士们的建议下，他还是多少有点被迫地将玛格丽特带回了。他的一名谋士对他这样说道：“你曾为之付出了太多时间的，那些公开进行的情事，已经不再适宜了。殿下，眼下是时候爱整个基督教王国，尤其是法国的时候了。”


  
于是在1584年4月13日，也就是距离三十一岁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玛格丽特与她那十分不情愿的丈夫最终还是在加斯科尼重聚了。即便是最愚笨的旁观者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们的重新结合只是名义上的。这对夫妻往往言语不和，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很明显亨利这时候是在摆架子。“国王和王后差不多是四点到的，然后就一直在那里，在内拉克城堡的画廊里来回踱步直到晚上。”孔代亲王的一名胡格诺外交官写道。孔代亲王当晚也在场。“当他们吃饭的时候（那时一定很晚了，蜡烛都点上了），我看到公主一直在啜泣，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张像那样满是泪水的脸，而她的脸也因为哭泣变得涨红。我十分可怜她，尤其是看到她的丈夫就坐在她的身边，但是却与他的绅士们交谈甚欢，但是却不与自己的妻子说一句话。其他的人也没有跟她说一句话。”


  
在接下里的几周里，她的丈夫对他们婚姻的态度已经显而易见了。因为有她母亲的例子在前，她打算保着王后的位子，但是并不去插手朝政。很快亨利就有了新的情妇，黛安·丹杜瓦因（Diane d&#39;Andoins）——基什伯爵夫人（countess of Guiche）。[6]且黛安能左右亨利的所做作为，影响他的决策。她在他的王国是最重要的人，国王在加斯科尼不论去哪也总是将她带在身边。而玛格丽特则被纳瓦拉的国王——她的丈夫告知，从此以后他们要分居：他与黛安一起居住在波城；而玛格丽特则住在内拉克——或者其他任何国王与黛安不在的地方。


  
这一情形着实讽刺，而最让人感觉不协调的是黛安与亨利之前的情妇是如此不同，而另一方面又在教养、文化背景以及脾气上与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又有那么多的相似点。黛安夫人那么会卖弄风情，也不像福瑟斯那般的年轻单纯。她年龄上只比玛格丽特小了五岁，并且出身于一个十分光荣的贵族家庭——当然绝对没有玛格丽特家世显赫，但是也是一个很有声望历史悠久的家族。而她也是一个成熟而对政治感兴趣的女人，并经常影响亨利做出决策。黛安夫人甚至还附庸风雅爱好古典文学，甚至将自己命名为科莉桑德（Corisande），这是一著名的骑士文学中的一个人物。另外，她还很有野心，妄图成为纳瓦拉王后。


  
玛格丽特有别的地方可去，她虽然不快但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眼前的一切。正当她认为事情不可能会更糟了的时候，噩耗传来了——他的弟弟安茹和布拉班特公爵、法国王位的继承人，死了。此时她也才刚回来两个月而已。


  
据官方说法，弗朗索瓦是死于肺结核的，时间是1584年6月10日，享年29岁。他是凯瑟琳的第二个死于此病的孩子了。自他小时候就有此病的潜伏症状，在过去六个月的戎马生活中这些症状被迅速激化了。玛格丽特以前也知道他生病了，但是她可能并不知道他病得这么严重。直到五月份的时候，凯瑟琳还是很相信医生的话，认为他是可以康复的。


  
纳瓦拉的王后处于极大的悲伤之中。她的弟弟一死，她就失去了一个盟友和保护者，她希望挽回自己从前的地位和尊严的唯一希望也泡汤了。当他还活着的时候，她还可以说服自己耐心等待，相信一旦弟弟继承了王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现在，即使是这一微弱的希望也熄灭了。葬礼在巴黎举行，她难以亲临。但是她将内拉克的寝宫用白色的丝绸铺满了，悲伤地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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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弗朗索瓦的那种迷茫和痛苦，不只是玛格丽特体验到了，整个国家也体验到了。因为，伴随着弗朗索瓦的去世，人们突然意识到，于理于情法国王位的继承人的位子将最终落到胡格诺教徒纳瓦拉的亨利头上。


  
让一个新教谱系的家族来继承法国的王位（因为很明显到那个时候亨利三世也是不会有孩子的），对天主教派别是难以想象的。而同时法国国民的大多数也是信仰天主教的。抱着期望，国王亨利三世将他的亲信埃佩尔农公爵派到了纳瓦拉，试图说服亨利放弃新教而改宗天主教正统。玛格丽特一直认为埃佩尔农公爵应当对她在皇宫中受辱一事负有责任，因而对于亨利国王派遣他做为信使的行为非常不满。纳瓦拉王后一开始拒绝接见这位大使，但是纳瓦拉的亨利一心想要被公开地确立为王位继承人，所以自然不能容忍妻子羞辱国王的特使，于是接见了他。


  
“我看的很清楚我是无法逃避这次会面的。”她在一封给贝利埃弗尔的信中沮丧地写道，后者一直做着内拉克和巴黎之间联络人的角色，“这不是我第一次受辱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是我的生活已下降到了奴隶般的地位，我不得不屈从于一个我难以抗拒的强力。”即便在她最不开心最抑郁之时，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她以往不屈不挠精神的一些闪现，这表明了她还没有被完全打败。“从埃佩尔农到来的那天起，以及只要他在的日子里，我都会穿上那些虚伪与掩饰的装扮，而这些是我以后都不会再穿的了。”她干脆地说道。亨利最近也可能多多少少绕过了她，并且他本无改宗的打算。“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不能像件衣服一样脱脱穿穿。”他对埃佩尔农说道。


  
即使是亨利同意该宗天主教，法国人民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肯定他的这种姿态的诚意。但是，亨利拒绝了改宗，这对于他的敌人来说倒变得简单了，于是一系列的危机开始了。吉斯公爵代表天主教阵营开始了叛乱。在1584年11月的31日的时候，在他的家人和众多支持者的陪同下，他与西班牙签署了《茹安维尔条约（Trea-ty of Joinville）》。通过这个条约他与菲利普二世正式结盟，菲利普也保证每年给其提供高达60万克朗的年金以帮助他打败胡格诺教徒们并使纳瓦拉的亨利远离王位。有了这些钱，吉斯公爵就立即组建了一支军队开始攻城略地。到二月份的时候，他几乎控制了整个法国的东北部。到1585年3月31日的时候他进一步扩大了势力并发表了《佩罗讷宣言》（Declaration of Péronne）。这个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于亨利三世朝政的激烈的控诉，尤其是强调了国王的奢侈浪费、任用奸佞，以及他对胡格诺教徒的姑息养奸。吉斯公爵用这篇檄文来鼓励他的信众揭竿而起反对国王和新教徒们。到三月的时候，整个王国又再次陷入了内战之中。


  
这一次，玛格丽特也加入了战争。


  
因为埃佩尔农的到访，玛格丽特与国王又发生了冲突，在此之后她与丈夫以及丈夫情人的关系继续恶化。三个人的婚姻绝对不可能是和睦的，但是到1584年冬天的时候纳瓦拉王后发现她与黛安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以往简单的嫉妒和敌意那么简单了。弗朗索瓦去世以后，纳瓦拉的亨利就有可能成为法国王室的继承人，尽管这点还有争执，但是这也仍旧大大地提高了她的丈夫在国际范围内的重要性。新教徒们仰仗着他。在十二月份的时候，伊丽莎白一世还有几名瑞士和德意志的领主们一起签署了一个合约，宣言支持纳瓦拉的亨利对于法国王位的权利。尽管还没有正式地宣布，但国王亨利三世已经很明显地暗示过要将王位传给纳瓦拉国王并使他成为自己合法的继承人。我们也知道，国王亨利与吉斯公爵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如果天下有变，纳瓦拉的亨利确实成功地继承了王位，那么他的妻子自然也跟他一起高升。能成为法国的王后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诱惑，而有证据表明黛安确实是怀有这样的野心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置现在的纳瓦拉王后，在这个问题上她并没有多少选择。按照惯例是可以宣布婚姻无效，但是这个方法已经行不通了。因为教皇因担心一个胡格诺教徒将获得法国的王位，已经宣布纳瓦拉的亨利为异端了。那些已经被绝罚[7]的人的请求是不可能被通过的。当然也有可能玛格丽特因自然原因而死亡，但是她才31岁，并且看起来还是十分健康有活力的。最后就只剩下谋杀了。玛格丽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并且知道有人在谋算着自己的性命。她曾在一封信里写道她的一个侍女“病倒了”——她的实际意思是她是被下毒了——而她正是因为喝了一碗为她熬的肉汤。当时宫中还有传言说她将会被拐走，然后就那样消失，以及“其他很多种类似自然死亡的说法”，她冷冷地说道。


  
即便亨利确实没有同意暗杀妻子的计谋，他也确实抓住一切机会去骚扰她。在二月份的时候他拦下了妻子写给自己母亲的信，宣称她将机密情报泄露给了巴黎。这很明显就是一个诡计，因为自埃佩尔农到访的八月以来，她只见过一次她的丈夫。到三月份的时候，纳瓦拉的亨利一直疑心有人将要毒害自己，他公开指责玛格丽特并且命令审判她，玛格丽特最终被判有罪的话就执行死刑。这一切都是多么的可笑啊，他的一个朝臣这样说道。“一个恶人已经试图毒害纳瓦拉的国王。但是也许是因为毒药的药效不够，或者是因为国王本人身体强壮，总之最后毒药并没有起作用。”一位来自奥地利的胡格诺使臣说道，时间是1585年3月6号。“那个罪犯还试图用手枪自杀。”他补充道。


  
玛格丽特很快就意识到，只要还在势力范围之内，他就难逃丈夫和他情妇的敌意。但是又该去哪呢，又该相信谁呢？弗朗索瓦已经死去了，国王亨利三世又一直是她的仇敌。她想到了她的母亲，但是老人家肯定不希望再有丑闻了。所以她应该不会容忍自己的女儿再次离开她的丈夫了，即便将自己的女儿留在内拉克，就是拿她的生命来冒险她也不在意。凯瑟琳一点也不掩饰她对女儿的不悦，并认为玛格丽特导致了自己的婚姻问题。“我求你，在你离开之前那些需要由她这样身份的人自己考虑和解决的事一件件地摊开来……”太后在贝利埃弗尔还在内拉克任职的时候对他这样说道。“因为无论是我们自己也好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好，他们都与我们自己的行为荣辱相关。尤其是对于一个这么年轻，自认为这没什么的公主来说更是这样。”她继续轻蔑地说道，“也许她可能会对你说，正如她以往一直说的那样，我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人围着，并且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人围聚在我的身边……我请你一定要告诉她别这么做了，她已对亨利的伴侣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为她可能还会认为有人爱她而感到高兴。不要使她一直借口我也做过这样的事而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因为如果我与瓦伦蒂诺夫人（Madame de Valentinois）和平相处的话，如果我没有与国王闹得如此不可开交的话，我不会这么后悔。”绝对不行，玛格丽特绝对不能向她的母亲寻求帮助。


  
但她毕竟还是一个王后、法国的公主，她拥有地位、胆识和影响力，这些特征特质不能被低估。她已经被逼到了极点并且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有性命之忧，于是最终决定放手一搏。到了三月中旬的时候，她请求他的丈夫允许她到亚仁一个天主教小镇去过复活节。这个小镇他很了解，也是她的嫁妆的一个组成部分。纳瓦拉的亨利巴不得她离开更久一些呢，于是就同意了。王后离开了宫廷，并在1585年3月19日到达了目的地。为了避嫌，她很低调地出行，只随身带了几名侄女和仆人。然后到了晚上她的其他随从跟来了，并被安置在了城中。小镇中的人民都非常地欢迎她。玛格丽特以前也经常访问这个小镇，并给他们留下了虔诚而慷慨的好印象。他们很高兴看到她在这里。


  
只是随后，越来越多的朝臣和仆人来到这里，最后甚至还涌入了很多的骑士和士兵，此时纳瓦拉王后的计划才慢慢清晰起来。在纳瓦拉的亨利还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玛格丽特已经通过她的耳目与吉斯公爵开始了秘密通讯。纳瓦拉王后也加入了天主教联盟。


  
很明显玛格丽特会选择吉斯公爵作为盟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一段浪漫的往事，也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埃佩尔农公爵。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也是吉斯公爵比玛格丽特更加的厌恶这个国王的宠臣，而这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总是影响自己的网球派对的参与人数那么简单。数年以来，吉斯公爵看着埃佩尔农仗着国王亨利三世对他的恩宠日盛，头衔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财富越来越多。而他所获得的所有财富和特权都是靠他自己的服务和能力得来的。吉斯公爵举兵起义就是为了为国家除尽这样的奸佞之臣和胡格诺异端。


  
在她到亚仁不久之后，玛格丽特就秘密表示她自愿支持天主教联盟在加斯科尼重要地区的活动，于是联盟就建立了。作为回报，吉斯公爵答应给纳瓦拉王后再添50,000克朗并且写信给菲利普二世请求他再加钱“以确保对她的丈夫来说已经是个累赘的玛格丽特，将不再被她的人民抛弃”。


  
有了这一承诺，玛格丽特开始行动了。她整个四月都在小心翼翼紧锣密鼓地组建军队。她大有与丈夫和国王亨利三世为敌的意思，并且重新接受杜拉斯夫人和贝蒂纳小姐作为自己的侍女。杜拉斯夫人的丈夫被任命为纳瓦拉王后的军队长官。当她与天主教同盟结盟的消息传出之后，那些天主教贵族蜂拥而至亚仁，当然其中的一些也是吉斯公爵派去的。在与当地议会的一次正式会见上，玛格丽特告诉这些地方长官们说她需要这些士兵作为保镖。“因为都知道她与纳瓦拉国王和他的廷臣关系不好。”没有人怀疑她的这一说法。亚仁是一个天主教小镇。城中居民对纳瓦拉的亨利和他的胡格诺教徒们既害怕又痛恨，正如玛格丽特那样。在谋害玛格丽特的阴谋中，亨利和黛安是同谋这点被贝利埃弗尔确认，他在4月18号给凯瑟琳的信中说道：“我必须强调……纳瓦拉国王所犯的错误，相较他的妻子，他更珍爱与女公爵（黛安）之间的友谊。而他的妻子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躲在亚仁，而要陷害她的性命的正是这位女公爵。”


  
但是直到五月份，一切越来越清晰，玛格丽特在亚仁组建的兵团并不只是为了安全，更是为占领这个地区并在加斯科尼扩大联盟。为了助她一臂之力，吉斯公爵给她派来了弗朗索瓦·德·菱格尼斯（Fran?ois de Lignerac），普洛领主（Seigneur de Pleaux）。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将军，同时也是中部法国的天主教阵营里地位较高的一名贵族。陪同菱格尼斯来的还有一队骑兵，其中包括一名红发队长，他的名字叫做让·道比阿克（Jean d&#39;Aubiac）。而他对于会见纳瓦拉的王后则显得十分激动。“她是个怎样的尤物啊！如果我能与她共度春宵，把我吊一个小时都没关系。”如果放在过去的话，道比阿克正是玛格丽特以往喜欢的那种有勇气又十分自信的情人，并且他毫不掩饰的赞美一定会被她的丈夫冷漠地回绝。


  
玛格丽特叛乱的主要对象就是他的丈夫。但是通过与吉斯公爵结盟，她也是在反抗他的哥哥，法国国王。亨利三世严厉斥责天主教联盟的建立，认为是对国王的一种背叛。国王被激怒了，他派出了一名皇家将领马提翁将军（Maréchal de Matignon）到加斯科尼去从他的妹妹手中夺回亚仁。吉斯公爵此时攻占的区域已经包括了诺曼底的大部分，普瓦图、香槟地区、勃艮第和皮卡第等。这个时候，凯瑟琳被派去与吉斯公爵商谈休战事宜，结果却发现她的女儿已经离开了她的丈夫并且是加斯科尼地区的联盟活动的中心人物。此时她十分震惊而暴怒，她在给贝利埃弗尔的信中写道：“她感到如此烦扰而痛苦，以致于认为自己快要死。因为她从没有被之前的任何挫折压倒过……我明白了上帝将这个受造物（玛格丽特）丢给我就是为了惩罚我的罪，她的方式就是不断地给我找麻烦。在世间，她就是我的诅咒。”此时，玛格丽特要么造反，要么面对暗杀，只有这两条路。不论是凯瑟琳、国王亨利三世还是纳瓦拉国王以及情妇把她逼到这个地步已经不重要了，事情已经如此了。


  
按照她的丈夫、母亲和哥哥的观点来说，玛格丽特一个更大的罪就是，她所站在的那一方竟然是处于优势的。到了夏天的时候，66岁高龄的凯瑟琳看着联盟势如破竹的军事胜利，不禁担心如果冲突不马上停止的话，他的儿子有可能完全失去他的王位。于是她向吉斯公爵让步了，满足了他的要求。和平条约于6月7日在内穆尔（Nemours）签订。这一条约代表王室完全放弃了以前的宗教立场。它取消了《宽容法令》并宣布新教主义在法国是非法的。通过这个合约，纳瓦拉的亨利对于王位的诉求就被否决了。国王亨利三世也不得不宣布对纳瓦拉的亨利和他的胡格诺拥护者们开战。天主教联盟被允许保留他们所征服的地区。这些条款都如此有利，甚至是吉斯公爵也明白国王和太后是在拖延时间。吉斯公爵已经有着多年与凯瑟琳谈判的经验并且对她的话并不抱有太多的期望。“双方谋士提醒我们对方的目的是欺骗我们，而我们也都相信了。”他说道。尽管如此，这一条约还是代表了联盟的一个巨大的政治胜利。而另一方面，纳瓦拉的亨利则对此十分愤怒。“我听说我们的国王已经着手与天主教联盟谈和，谈和的条件是……你们臣民的一大部分应该被放逐……还有那些武装反抗国王和我的叛徒们。”他愤怒地说道。


  
玛格丽特没有签署这个合约，她一方面认为自己完全独立自主不需要被这些条约束缚。另一方面是她也意识到她的丈夫绝对不会支持一个如此有损于他利益的条约。她与纳瓦拉的亨利已经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了，早已熟知了亨利的军事策略。到六月份的时候这个“学生”通过效仿她丈夫的行为，给“老师”致了大大的一敬。她对附近的城镇展开了一系列闪电战，这些地区都是胡格诺教徒，并且将纳瓦拉的亨利视为他们的君王。通过这一行动她出奇制胜，成功占领了托南（Tonneins）周围的军事要塞。


  
然而可叹的是，她大可以学习纳瓦拉的亨利的战斗技巧，但却学不会他积累的战斗经验。[8]纳瓦拉国王与杜拉斯夫人的丈夫相比是一个好得太多的将领，他在加斯科尼已经与天主教徒展开了数十年的游击战。对他来说，攻占像托南这样的小镇和堡垒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小菜一碟。他立即开始了反击，他先是屠杀了他的妻子在此城留下来的戍守部队，然后开始围攻亚仁。


  
玛格丽特被步步紧逼，此时又不得不再次求助于吉斯公爵。西班牙许诺的财政支持还没有到位，但是她此时却急缺这笔钱。吉斯公爵授意菲利普二世，纳瓦拉王后急需这笔钱来对抗她的丈夫。但是这位西班牙国王还是没能把钱送来，很明显他认为他对于法国的天主教事业已经贡献够多了。玛格丽特日日都等着那笔钱的到来，但是希望都落空了，她最终不得不面对自己日渐艰难的处境。


  
正如之前她弟弟受到的教训一样，在没有足够的金钱做基础的情况下是很难进行一场战争的。纳瓦拉王后的那些士兵得不到军饷，又被困在亚仁，开始变得越不服管教甚至开始威胁城中市民。当时正值八月酷暑时节，天气闷热而潮湿。更糟糕的是瘟疫，这个战争难以逃避的附属物，又开始在城中蔓延。城中居民越来越失去了斗志。为了维持军费，玛格丽特不得不向当地居民开征新税，这一举动往往不会受到欢迎。无可奈何的玛格丽特最终接受了杜拉斯夫人的丈夫和其他骑士的意见，决定强制托管城中的50家最富裕的家庭。通过摧毁他们以达到在这里巩固新的王室堡垒的目的。她这样做的时候离毁灭也不远了。


  
城中居民叫苦连天，尤其是那50户富裕的家庭，他们被从自己的家中赶出来并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东西被扔到街上，他们的家宅被摧毁。此时他们难以想象这个女王还是不是他们在不到六个月之前十分拥护而欢迎其进城的那位。纳瓦拉王后曾十分慷慨而有责任感；而此时的这个王后则贪婪而蛮横。玛格丽特可能本不想如此无情。这些措施也被她描述为是保护自己安全的必要的战时措施。她本不想毁坏别人的生活，她甚至提出西班牙所允诺的资金一到位就偿还这些她所挪用的钱财。但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相信她了，并且不论多少钱也难以补偿那些珍贵的祖上留下的房屋。


  
如果纳瓦拉国王是他们另外一个唯一选择的话，他们早就背叛他们的女王了。因为亚仁城中大多数还是天主教徒。众所周知，国王亨利三世派去了马提翁将军以国王的名义从他的妹妹手中收回这座城市。归降这位将军意味着亚仁的天主教正统还是可以被保留的。因此一个代表团伪装逃离了玛格丽特的守卫。他们找到了马提翁和王军，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并许诺如果王军能够帮助他们的话他们就造反。尽管有国王亨利三世的命令，但是马提翁一直较为犹豫，迟迟不敢公然进攻这个城市，因为玛格丽特毕竟是国王的妹妹。而公开羞辱一个王室成员也绝对不是明智的举措。此时能有人代他承担这样的罪责，他是再欣喜不过的了。一个各方都满意的计划很快就被设计出来了。随后，城市代表团又秘密地溜回了亚仁，他们还带来了马提翁将军的声明。他正式批准了这次叛乱，并保证出兵帮助他们，但是前提是城镇中人“能对纳瓦拉王后，和她的心腹及侍女以礼相待，并保证她们得到与自己身份相符的服务”。这是马提翁想出的防止未来任何来自玛格丽特本人和她的王族的任何人指责的万全之策。将军认为，瓦卢瓦家族亲疏联盟关系往往瞬息万变，再怎么小心也不足为过。


  
可悲的事实是，城中官员仓皇之间组建的市民武装竟然比玛格丽特的职业军队更加地纪律严明而训练有素。他们充分利用了深夜和黎明的时间，选择在破晓之时发动突击，而此时大部分的守军还在床上睡觉。市民武装击败了驻守在一个城门的守军并打开了城门。这是对于马提翁和他的军团的一个信号，他们一直潜伏在城外，此时瞬间蜂拥而至冲向城门开始战斗。惊讶万分的玛格丽特的守军在中午之前就被完全降服了。


  
这一天正是1585年9月25日。玛格丽特听到了打斗的骚乱，但是可能认为并没有多严重。直到弗朗索瓦·德·菱格尼斯，这位由吉斯公爵送来的中间人，在那位红发骑兵长让·道比阿克和另外四五十个骑兵的陪同下同时出现在她的寝宫外面的时候，她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布朗托姆和道比阿克的兄弟事后都曾写信叙述过此事。根据他们得到的说法，菱格尼斯突然向王后报告了城里的叛乱并建议她立即同自己一起逃亡。否则，她将难逃被法国国王俘虏的厄运。她是绝对不愿意再次将自己置于她哥哥的控制之下的。时间紧急，她甚至没有来得及找来自己的坐骑，于是她只能与菱格尼斯同乘一骑。而可能比玛格丽特更害怕国王亨利三世的杜拉斯夫人则同样与一位绅士同乘一骑。就这样，一行人快马扬鞭迅速离开了这里。


  
他们一行逃跑很及时，以至于可以逃出亚仁到安全的地方。一旦到了开阔地，他们就转头北上去往菱格尼斯在法国中部的的领地。而马提翁和他的人马则在后面穷追不舍。

20 战争之囚


  
“时机不同，堡垒工事的有用性也不同；如果它们在这次有利，也有可能在下次就有弊。”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玛格丽特与她的随从一直逃亡了五个日日夜夜，最终他们在卡拉城堡（Carlat）找到了栖身地。这里是菱格尼斯的兄弟马尔塞（seigneur de Marcé）镇守的堡垒。他同时也是一小支兵团的将领。而这里也是天主教联盟的大本营。卡拉城堡位于奥弗涅（Auvergne）的多山区域，这里易守难攻。马提翁将军一路追来，但是后来他害怕大军调离使得亚仁处于纳瓦拉的亨利的军事威胁之下，于是最终他放弃了追捕。但是纳瓦拉王后和她的同伴并不知晓，他们还是马不停蹄，丝毫不敢懈怠，最终在9月30日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玛格丽特一定累坏了。因为自她仓促地从亚仁逃亡以来，她途经了一百多英里地形条件恶劣的地区。


  
作为这一地区最安全的地方，卡拉城堡很明显是玛格丽特的避难首选之地。更好的是，玛格丽特本就是拥有这座城堡。这里曾是国王亨利三世的一处财产，当时代替现金被授予给她作为她的嫁妆。这座城堡已有百年之久的历史，位于一个险峻的悬崖之巅，周围有高墙环绕，还有一个巨石砌成的塔楼守卫着它。它周围的附属区域也很庞大，有自己的小教堂还有一个巨大的法国庄园以及其他的一些外围的建筑。这座城堡只有一条崎岖而多石的小路与外界连接。卡拉城堡是难以企及的也是难以征服的。


  
但是不幸的是，这里也不宜生存，正如它的主人一早就发现的那样。大量的居住者就需要大量日常生活供应，更不用说那些防备侵略者的保卫工事了。实际上没有人真正地在卡拉城堡居住上很多年。这里曾经华丽的宫殿已经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玛格丽特逃到那里后发现她的住处早已不是原来那般的奢侈华贵，就连窗户上的玻璃都没有了。


  
这次又是她的王室身份挽救了她，或者至少是缓和了她的痛苦。亚仁的居民急于向马提翁将军表忠心，于是向玛格丽特的侍女和留下来的家臣展现出了极大的关心。那些滞留下来的侍者不但被允许收拾行李追随他们的王后，而且他们的旅程似乎更加的安逸舒适而体面。除此之外，她之前的所有物件包括她的衣服、寝具、和礼服等，甚至还有她的马车和珠宝都被小心地包装然后送到了卡拉城堡。整个过程约耗时两个多月，直到1585年12月初的时候，玛格丽特终于与她的旧臣团聚了，她甚至又可以睡在自己以前的床上了。


  
但是，她的处境依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她已经花光了自己所有的钱，只能指望那西班牙所许诺的500,000克朗，她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生计。她的一位秘书显然对于在寒冬时节住在深山中的一座破败的城堡很是不满意，于是他企图勒索玛格丽多支付高薪金以提高自己的生活。当玛格丽特拒绝支付的时候，他便对她破口大骂，态度粗鲁，并宣布不再为她服务。作为报复，他带着一些之前被委托的绝密信件逃向了巴黎。这些信件是玛格丽特写给吉斯公爵，内容是确定她本人加入天主教联盟。这位秘书直接把信交到了法王的手中。


  
凯瑟琳王后和国王亨利三世都已经知晓了玛格丽特已经加入了天主教联盟，她也并没有对此事遮遮掩掩，而现在他们又多了确凿的证据。没有这些证据那就不是犯罪。根据去年夏天在内穆尔签订的和平条约的条款，国王现在应该在接下来的冲突中与他的妹妹和吉斯公爵是同盟方。但显而易见，实际上，国王亨利三世非常轻视而提防这位受人爱戴的公爵，并一直等待机会报复自己这位所谓的盟友。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位杰出的将军势力依然雄厚到让国王亨利三世无法与之正面冲突。到1586年2月15日的时候，也就是在玛格丽特的秘书背叛了她不久以后，吉斯公爵率众列队开进巴黎。市民们蜂拥而至，挤满了人行道希望目睹一下这位著名战士的风采。“我们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没有廷臣敢挡在我们的前面，而周围簇拥着约五六百贵族。”吉斯红衣主教叙述道，他全程陪护着自己的兄弟。“我们那天并没有看见国王，但是在我们去吉斯公馆而途经的几条街上挤满了人，我从没有看见过人民如此的兴奋而激动，因为所有的房子和街道都挤满了人。”


  
吉斯公爵可能根基太牢，势力太大而难以公然对抗，但是玛格丽特则不同了。当二三月间，纳瓦拉王后在她那摇摇欲坠的城堡里生了重病的时候，凯瑟琳太后和国王亨利三世都一心希望她逃不过此劫。但最终他们失望了，她在五月的时候痊愈了。凯瑟琳王后确实有理由希望她的女儿遭遇不测。纳瓦拉国王已经集合起了一支大军，此外甚至还威胁雇佣另外两万德意志和瑞士雇佣军，这些都是伊丽莎白赞助的。太后极力想阻止这次进攻，于是打算诱骗她的女婿重回天主教以解决继承和冲突问题。凯瑟琳太后试图再给亨利一位美丽动人的新娘以期达成此事，条件就是亨利与胡格诺教徒们划清界限并且宣布放弃新教。很明显，这一计划只要玛格丽特还在世就难以达成。凯瑟琳太后和亨利国王都相信即便纳瓦拉王后不想就此赴死，她也应该差不多走上了通往坟墓的道路。“如果要我说，这一切都发生的话，陛下，”托斯卡纳大使在一份正式的报告中不详地暗示道，“将是一场悲剧设计。”法王对于玛格丽特漠不关心的态度和企图置她于死地的阴谋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吉斯公爵都有所察觉。凯瑟琳太后和亨利三世对玛格丽特有“悲剧性的设计”，他对与他经常联系的西班牙大使说道：“这一计划的某些细节都足以使你毛骨悚然。”


  
纳瓦拉王后一直对家族的敌意心知肚明，因而最担心的就是害怕被国王的军队逮捕。确实，卡拉城堡易守难攻足以抵挡一切正面攻击；但是她在亚仁的经历告诉她还要提防内部的背叛。然而，正如他的秘书的背叛所表明的那样，她已经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仆人的忠诚了。而与此同时，她的哥哥则可以大大的赏赐那些将他的妹妹交到他手上的人。这使得她更容易被背叛。亨利三世收到了她的妹妹给吉斯公爵交往的信件不久以后，就写信勒令她立即离开卡拉城堡，来面对最严厉的惩罚。


  
玛格丽特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孤立无援，还担心害怕着来自国王和卡拉居民等的威胁。更有甚者，他们多管齐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危险使得玛格丽特的境况日益恶化。尽管有关这次动乱的详细记录残留得并不是很多，但是通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推断出，有一股势力确实在不遗余力地力争控制这座城堡和王后。第一次小的冲突发生在那个夏天，高潮是针对玛格丽特的谋杀活动。“我听说最近太后向西尔维奥（Silvio）哀叹菱格尼斯将军在玛格丽特的寝宫中刺死了一名药剂师的儿子。”西班牙大使在一封写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写道，时间是1586年6月19日。“现场距离玛格丽特的床是如此之近以至于她身上都沾染上了血迹，据说这是出于嫉妒的谋杀，如果真是如此事情就更糟了。”他很明显话中有话，暗示玛格丽特与他们中的一个或他们两个都有奸情。


  
这种丝毫不顾及自己女儿名誉而大肆渲染的事情一直是凯瑟琳的强项。任何对玛格丽特的身份或者是她的爱情观有过了解的人都会怀疑她会与上述药剂师的儿子有染。[9]同时她也不可能迷恋菱格尼斯，这一点很快就会变得明晰起来。凑巧的是，这段插曲正发生在凯瑟琳实施以一位新的妻子来诱使纳瓦拉的亨利改宗的这一计谋期间。她大肆宣扬玛格丽特厚颜无耻、自甘堕落，这样使她不再配得上她的丈夫和天主教联盟。越是如此，凯瑟琳的计划也就进行得越是顺利。


  
到了秋天的时候，卡拉城堡的阴郁已经转换成了绝望。九月，菱格尼斯的兄弟，那位天主教联盟的重要首领，突然不明原因地死去。他的死迅速开启了一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而这场斗争中菱格尼斯和那位年轻的红发骑兵长让·道比阿克都是参与者。而几乎是与此同时，玛丽·斯图亚特因叛国罪而被伊丽莎白一世判处死刑。这一事件余波甚广，引起了法国国内的强烈愤慨，因为他们曾是这位苏格兰女王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坚决维护她对于英格兰王位的合法权益。如果玛格丽特曾经坚信她的王室身份使她幸免于死的话，那么这次事件以后，她将彻底清醒。而英格兰女王也曾是与亨利三世有着差不多宽容名号的君主。


  
然后又传来了王军袭来的消息，首领是国王宠爱的奴才茹瓦尼斯公爵，同样他也是玛格丽特的死敌。他们已经大举攻入了卡拉城堡所处的奥弗涅地区。信息已经很明显了，国王亨利三世是希望以大军压境之势逮捕甚至是杀死自己的妹妹。


  
茹瓦尼斯公爵的到来进一步诱发了一场发生在纳瓦拉王后随从中的危机。让·道比阿克一直在很努力地赢得玛格丽特的青睐，并很明显取得了成功。而他此时则对于菱格尼斯的统治地位表示不满，并且质疑他对于自己的女主人玛格丽特王后的忠诚度，他试图挑战但是失败了。根据一名一直臣服于纳瓦拉国王的胡格诺将领对于这段历史的叙述，菱格尼斯战胜了自己的对手以后，突然告知玛格丽特“让·道比阿克一定要跳崖（而死）”。为了挽救她的情人，玛格丽特被迫交出了她所有仅存的珠宝首饰来贿赂这位将领。但是即便如此，她也只是使他从死刑减刑为流放充军。仔细权衡了自己的处境之后，纳瓦拉王后决定走一步险棋，她与让·道比阿克一起逃离了这座堡垒，尽管此刻王军已经步步逼近。“她宁愿与他一起逃走风餐露宿，也不愿离开他苦苦等待。”这位胡格诺将领冷嘲热讽道，暗示她已经春心一片难以保持理性的判断了。在以往，玛格丽特会仅仅因简单的热情而驱使，就使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情爱之中，但是这次自我保护可能是她决定逃亡的决定性原因。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继续待在贪婪的菱格尼斯身边，孤独而没有保护，对玛格丽特而言可能是更危险的。而在药剂师儿子的这件事上，菱格尼斯已经证明了他可以残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另外，玛格丽特也担心菱格尼斯可能会背叛她，而为亨利三世的大军打开城门，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这一担心不无道理。在给母国写的一封信中，托斯卡纳大使说道：“无疑，国王是纳瓦拉王后逃离的主因。”


  
就这样，玛格丽特和让·道比阿克，还有一小部分心腹在1586年10月14日骑马逃离了这里。他们的目的地是依布瓦（Ibois）城堡，位于伊苏瓦尔的北面，这里是茹瓦厄斯的大军所扎营的地方。因为依布瓦属于凯瑟琳太后，玛格丽特希望求得母亲的怜悯以缓和亨利三世暴怒。难以理解的是，菱格尼斯非但没有阻止纳瓦拉王后逃离卡拉城堡，甚至还安排了他的老熟人沙托纳（Chateauneuf）在中途迎接他们并引导他们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玛格丽特在乡间逃了三天三夜，想要赶到依布瓦。沙托纳没有按计划和王后一行会合，她和道比阿克只能自己前往城堡。路途艰险。亨利三世的骑士和步兵们在各处路口设防，玛戈不能冒险在城镇藏身。她和随从只能趁夜赶路，使路途更加艰苦。她在茫茫夜色中度过阿利耶（Allier）河，差一点儿被淹死。


  
最终，10月17日凌晨，疲惫的玛戈一行人找到了庇护所。不过没等纳瓦拉王后等人在依布瓦休息多久，王家骑兵就追到城外，高声叫嚷开门，要求搜查此地。沙托纳似乎已经告密。茹瓦尔斯得到他的情报之后，立刻派卡尼拉克侯爵（Marquis de Canillac）率兵前去抓捕国王的妹妹。


  
抵抗毫无作用——依布瓦既无兵器也无卡尔拉特那样的堡垒——不过玛格丽特还是尽力阻止（或说最后努力）他们进来。她认识卡尼拉克；此人是她儿时的教师科廷夫人的儿子，她曾引导玛格丽特热爱天主教，并且在她哥哥亨利恶作剧扔掉她的祷告书之后还为她买来新书。王后交涉的时候，曾绝望地想要隐藏道比阿克的行踪。她明白，亨利三世不会宽饶此人，就像不会放过自己一样。她能忍受惩罚，却不忍心道比阿克受难。玛戈在拖延时间方面一定非常拿手，因为她竟然有时间剪掉了道比阿克标志性的红头发，并且将其藏在烟筒里。不过这都没有用。沙托纳的情报显然非常准确。卡尼拉克完全知道玛格丽特的情人在那里，刚进城就抓住了他。


  
卡尼拉克认出道比阿克之后，将他从藏身之处揪了出来，将他关在附近的监狱。然后，他开始处理痛哭流涕乞求饶过自己情人的玛格丽特，宣布自己将以国王之名逮捕玛格丽特。


  
亨利三世和凯瑟琳得知卡尼拉克侯爵已成功抓住纳瓦拉王后的急报之后非常满意，从国王的回复中就可见其心情之一二。国王写信给自己的一位大臣说：“告诉卡尼拉克，在我们作出必要安排之前按兵不动。将玛格丽特带到乌松（Usson）城堡。从现在开始，玛格丽特的一切资产俸禄悉皆没收，统统赏给侯爵。至于玛格丽特手下的男女仆人，侯爵可以立刻遣散，只留一些忠诚老实的女仆，直至太后下令处理。不过要让侯爵好好照顾玛戈。我在信中只愿称其为‘妹妹’而不愿称其为‘亲爱的’。太后和我一致同意，道比阿克应处以绞刑，并在玛戈这个恶人面前，即乌松城堡前行刑。此事务必小心办好。玛戈的一切珠宝都要给我送来，越快越好。”


  
卡尼拉克于11月8日得到指示，不过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新的指示接踵而至。亨利三世显然发现自己太过仁慈。国王表示：“我仔细思考此事，越来越觉得这个恶人加在我们身上的耻辱不可容忍。上帝现在最好是能带走她……至于道比阿克，虽然人神共鉴，他罪当一死，不过还是应当进行审判，以打压她（玛格丽特）的气焰，免得她总是不可一世。我们一致同意，死刑是不可避免的。告诉侯爵，在我派去瑞士佣兵以为支援之前不要轻举妄动。”


  
国王令行禁止。玛格丽特马上就由重兵于11月13日押解到了伊苏瓦尔郊外的乌松城堡。几天之后法庭草草组成，道比阿克的罪名不明（审判记录未能流传下来），被判死刑。尽管凭他的地位应当被处以斩首，但还是像普通犯人一样被处绞刑。玛戈当时被押送至新监狱，至少不用看见道比阿克受苦。这是卡尼拉克的善意安排，据说道比阿克受刑之时其状非常凄惨。显然，道比阿克年轻力壮，生命力顽强，没耐性的刽子手没等他断气就把他扔进了坟墓。


  
玛格丽特在乌松城堡被瑞士卫队重兵看守，此地几世纪以来都是法国王室关押高级犯人的地方。此处据说非常严密，因为许多被关押至此的犯人就此杳无音讯。纳瓦拉王后彻底和外界隔离了，托斯卡尼大使以少见的怜悯写道：“（玛格丽特）就像是最可怜、被遗弃的生物。”从玛戈写给太后和哥哥的信中可知，玛戈“跪倒在地乞求他们怜悯自己”。玛戈痛苦地写信给“给予自己生命却又要夺走自己生命”的太后，希望自己能有勇气“自杀，免得落入敌手平白遭受羞辱”。


  
她的哥哥迟迟不给她定罪，让玛戈愈加难过，直到“第十二夜”——1587年1月7日。玛格丽特明白，这个先例是伊丽莎白惩罚苏格兰女王玛丽时定下的，亨利三世要定玛格丽特的死罪则更加容易。


  
玛戈的审判一直拖了两个月——从1586年11月初亨利三世得知妹妹被捕，直到1587年1月——这不是随便拖延时间。凯瑟琳于12月13日和纳瓦拉国王在干邑城外一处小村中进行过会见，一同前来的还有玛戈姐姐克劳德的女儿，洛林的克里斯汀（Christine of Lorraine）。[10]克里斯汀是用来引诱纳瓦拉的亨利解散胡格诺派军队、皈依天主教的诱饵。如果亨利能够照办，凯瑟琳和亨利三世将迫使玛格丽特和他离婚，把年轻无瑕的克里斯汀许配给他。这真是典型的凯瑟琳式做法：借助克里斯汀，她可以将亨利和王室以及吉斯家族联系在一起，在她看来，这样就可以消弭继承权战争。


  
尽管此时纳瓦拉的亨利也想弄死自己的妻子，不过他还是大义凛然地拒绝了太后的提议。或许是因为他完全无意放弃胡格诺派的事业，也完全无意皈依天主教，因此根本不受太后建议的诱惑。又或者，亨利看到太后对处死自己女儿如此轻松愉快，不禁想到，她对自己亲生骨肉都如此无情，无疑日后对自己也会这样。不管亨利出于何种理由，他的代表雷兹公爵在交涉时表示，亨利“绝不会同意这样的恶行”。


  
就这样，历史吊诡地让亨利在不知情下报答了玛格丽特当年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中的恩情，当年玛格丽特也拒绝凯瑟琳离婚的建议，因此救了亨利一命。亨利拒绝了太后的建议，因此也将玛格丽特从死亡边缘解救回来。亨利三世只能于1587年1月7日宣判妹妹终生监禁。


  
他很快就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了：仅仅六周之后，纳瓦拉王后就彻底转败为胜，并且以天主教同盟的名义夺下了乌松城堡。


  
布朗托姆常常认为，玛格丽特的美丽容颜是卡尼拉克侯爵转向吉斯公爵怀抱的关键因素，事实上，在玛格丽特政变之时，这的确是流行的观念。她的老朋友写道：“卡尼拉克侯爵将其带出监狱，带到乌松城堡，不过很快，这位出身名门的贵族就成了玛格丽特的阶下囚。他本想控制玛戈，不过却被玛戈的洁白臂膀俘获，因此只能任凭这位美丽的俘虏摆布。”毫无疑问，玛格丽特的血统和美貌令卡尼拉克痴迷，不过他还是有其他考虑的。比如法国人民尤其是巴黎市民对国王不以为然。亨利三世不受欢迎，以至于在圣诞节期间，太后的间谍发现巴黎的一群天主教同盟分子计划占领卢浮宫，暗杀国王及其手下。凯瑟琳大为惊恐，警告儿子“不要单独外出，小心自己的食物”。另一方面，吉斯公爵的人气却前所未有地高涨，看起来，如果吉斯公爵愿意，他大可以接管整个法国政府。


  
卡尼拉克作为屈尔通夫人（Madame de Curton）的儿子，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一点玛格丽特心知肚明。现在必须说服他，让他明白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亨利三世居然没有在事发当时赏赐侯爵，这可帮了玛戈大忙。而玛戈则签署了一份协议：“考虑到卡尼拉克侯爵让·德·蒲福（Jean de Beaufort），给予的种种帮助，（玛格丽特）将自己在奥弗涅伯爵（Marquis de Auvergne）领内一切地方的产业和领主权统统给予、让渡、转交给卡尼拉克……此外还将尽快给予卡尼拉克40,000埃居……以及我们领地上每年高达30,000里弗的初年圣俸。”


  
无论卡尼拉克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决定显然对纳瓦拉王后非常有利。一夜之间，囚犯成为了雇主。强大的瑞士卫队立刻被遣散了，而且玛格丽特也和天主教同盟取得了联系。2月14日，吉斯公爵在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宣布自己大胜：“我想告诉你，我和卡尼拉克之间的交涉取得了圆满胜利，我劝他加入我的事业，并且保证纳瓦拉王后完全安全。我对此感到高兴，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许多领地和城堡，并拿下了奥弗涅……你要知道，看到侯爵解散了国王安插的守卫，以表示对我的忠诚，这对法国国王的影响有多大。”为了进一步确保周围地区和同盟的安全，吉斯公爵派给卡尼拉克一队士兵保护王后。


  
玛丽·斯图亚特于2月8日被处以斩首，死状凄惨——她被砍了三刀，第一刀刽子手没有完全砍中脖子，而是砍到了脑后，因此在刽子手再次举刀的时候她还有意识——这引起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愤怒，造成了一场危机。


  
不过玛格丽特却从国王手中死里逃生，改写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摆脱了自己的困境，1587年春，纳瓦拉王后不再是被关在囚笼里的无助囚徒了，不用再应付自己哥哥、母亲或丈夫的种种伎俩了，她是法国一处坚固城堡的女主人。她的城堡坚不可摧，当时一位编年史家写道：“只有太阳可以强行进入。”

21 三场葬礼和一场弥撒


  
“任何人都认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依靠正直，这是多么值得赞美呵！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依赖信义的人们征服了。”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凯瑟琳和亨利三世难以相信卡尼拉克竟会变节。太后吃惊地在信中对儿子说：“侯爵发誓释放纳瓦拉王后！”但他们无能为力。玛格丽特被释放说明法国王权越来越衰落。


  
亨利三世不能坐视不管了，他声称自己才是天主教的保护者，借此争取群众支持，想抢过吉斯公爵的风头。当年夏天，国王宣布自己将亲自监督对胡格诺派的战争。他拨出一支军队给茹瓦尔斯，让他率军前往普瓦图迎战纳瓦拉的亨利，然后又明智地让吉斯公爵率军向东，阻击德意志和瑞士的胡格诺派援军。就这样，国王既能先发制人——他和凯瑟琳都非常害怕胡格诺派抢先一步——又能让自己的仇人身陷险境。


  
亨利三世向世人展示了他意图在法国根除胡格诺派的决心，但太后和纳瓦拉国王多次交涉之后，亨利三世的动机开始使人怀疑。一位身在法国宫廷的教皇特使向罗马报告了当时的民意：“人民对政府的怨恨甚重，国王虽然权势很大，但囊中羞涩，他穷奢极欲使他更加贫穷。他一方面表现得极为虔诚，另一方面又和神圣同盟作对。他既向异端宣战，同时又对天主教徒的胜利感到嫉妒。他一方面希望异端失败，但同时又害怕他们真的失败。他害怕天主教徒失败，但同时又暗自盼望他们失败……他不相信自己，却完全信任德佩农（d&#39;Epernon）……吉斯公爵受到百姓的拥护，却遭到国王嫉恨，而国王宠爱的德佩农却受到百姓的痛恨。”


  
国王对异端重启的战端并无前途。纳瓦拉的亨利的军队在10月20日击败了茹瓦尔斯的军队，使胡格诺派士气大振。虽然吉斯公爵在打击德意志和瑞士援军时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但亨利三世害怕吉斯公爵大获全胜只会让敌人名望大涨，于是派遣德佩农前去贿赂这些佣兵，让他们及早撤军，免得公爵取得决定性胜利。失去了敌人的吉斯公爵火冒三丈，写信给西班牙人，痛斥“德佩农对敌人展现出来的好意和纵容”。国王将宠臣的媾和行为宣传成一场大胜，并提拔德佩农成为诺曼底总督和法国海军提督（该职位本属于茹瓦尔斯，但他不幸阵亡了），这更让吉斯公爵怒火中烧：这两个肥差本该属于自己的！


  
此时此刻激怒天主教同盟的领袖显然不是时候。菲利普二世一直在建设海军舰队——即所谓的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以图入侵英格兰，推翻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最后一艘战舰于1588年建成，5月初，舰队从西班牙起航。虽然菲利普二世确信自己必将取得胜利，不过他还是希望亨利三世不要帮助伊丽莎白——在打击新教徒方面他非常谨慎。因此，他让其盟友吉斯公爵在自己消灭英格兰海军的时候牵制法国国王。


  
吉斯公爵乐意从命。在他的指示下，天主教同盟计划暗杀德佩农，占领卢浮宫，并且俘虏国王。亨利三世听到风声，为了先发制人，他将德佩农送往诺曼底，并且严禁吉斯公爵进入巴黎。公爵无视国王的命令，于1588年5月9日骑马进入了巴黎。数千名巴黎市民在街上列队，只为一睹英雄的面容。他们大喊：“吉斯万岁！法国的解放者、教会的支柱、异端的消灭者！”恐慌的凯瑟琳为了防止发生针对国王的暴动，宣布是她邀请了吉斯公爵。亨利三世别无办法，只能将错就错和这位死敌会面。国王利用这次会见，希望吉斯公爵看在对国王效忠的份上，和德佩农重归于好。国王责备说：“爱主人，就应当爱他的狗。”但公爵回答说：“前提是狗不咬人。”


  
亨利三世对这样的答复并不满意，在5月12日召来四千士兵进城，恐吓天主教同盟，彰显国王的权威。但这实在是一桩大错。巴黎市民没有退让，反而采取了行动。他们筑起街垒，围住卫兵，并且从街边的窗口和阳台上向他们开枪。到了中午，街上死尸遍地。亨利三世第二天不得不逃离巴黎，吉斯公爵于是拿下了首都。这次暴动被时人称作“路障之日”（Day of the Barricades），西班牙大使在写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高兴地说，此次行动“让法国国王手忙脚乱，不仅无法在行动上帮助英格兰女王，就连口头支持也很困难了”。


  
国王抱头鼠窜，连年长的太后都没有带走，凯瑟琳又担起和天主教同盟交涉的工作。她担心虎视眈眈的无敌舰队在击溃英国人之后会调转枪头威胁法国王室，于是要求儿子同意吉斯公爵的各种要求。就这样，亨利三世于7月15日同意撤销德佩农的职位，并对吉斯公爵大加封赏——比如，提拔他当中将。吉斯家族还得到了法国境内的不少城市，比如奥尔良、布伦和昂热。威尼斯大使写道，国王的妥协让“吉斯公爵权势滔天”。


  
两周之后，也就是1588年7月28日，调度灵活的英格兰海军击败了笨拙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这让菲利普二世痛心疾首，也拯救了法国国王和伊丽莎白一世。


  
无敌舰队战败之后，亨利三世立刻和太后大吵一架。天主教徒遭到巨大挫折，力量大减，他责备太后不该擅自答应天主教同盟的种种要求。他指责凯瑟琳偏向吉斯公爵，帮助他发展了他在宫中的势力。很快，凯瑟琳就被剥夺了权力。9月，亨利三世突然换走了身边的老臣，这些人都是凯瑟琳的亲信，而新来的手下得到指示，对太后不屑一顾。凯瑟琳无法再参与政府的日常政务。更糟糕的是，亨利三世不再相信凯瑟琳，也不再咨询她的意见了。历经了这场风波的威尼斯使节这样描写太后的境况：“一切重大事务太后都无权插手，她几乎要疯了。”


  
当时宫廷设在布洛瓦，国王准备在圣诞节结束之前一直待在那儿。12月初，深受肥胖和痛风痛苦的69岁的凯瑟琳又染上了重感冒并发了高烧，整天只能躺在床上。连续几个月，凯瑟琳重病缠身，被排除在政治圈之外，她不知道的是，此时她的儿子和近臣已经秘密议定，将于12月20日重现当年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计划，暗杀吉斯公爵，为法国除去一大害。


  
虽然国王亨利的密谋悄然进行，但至少有三位可信人士向吉斯公爵通风报信——教皇特使、太后和国王的情妇（人尽可夫的索夫夫人还未过时）——国王准备除掉自己。不过吉斯公爵没把它当回事。吉斯公爵轻蔑地说道：“他没那个胆子。"1588年12月23日早上，吉斯公爵收到国王的紧急召见，前往国王的寝宫。所有人都把他拦在门厅，劝他回去，向前就是死亡，但吉斯公爵不以为意。他小声地对手下说：“愚蠢！”


  
就这样，吉斯公爵走进了前厅，命人取来早餐（梅干），然后离开围在壁炉旁的国王亨利的手下，走进了国王的卧室。他刚一进去，迎接他的并非国王本人，而是国王的卫兵。他感到事有蹊跷，于是回头，但发现大门已在背后关上，三名士兵上前将他捆住。他们高喊：“叛徒！血债血偿！”尽管公爵绝望地乞求手下留情，但匕首还是不断地猛插入吉斯公爵的胸膛。39岁的吉斯公爵血流满地，这位巴黎和天主教同盟的救世主试图摆脱凶手，踉跄地在房中乱走，最终还是倒在了地上。几分钟之后，他就死在了国王的床边。


  
凯瑟琳的病房就在儿子卧室楼下，她听到了楼上的打斗声，赶紧打听出了什么事。最后，她的儿子下楼告诉太后事情的原委。凯瑟琳的医生当时在场，据他说，亨利三世是这样对太后说的：“日安，母亲，求您原谅我。吉斯公爵已经死了。是我杀的，我先下手为强。我再也不能忍受他的傲慢无礼了……我非常清楚，他无时无刻不在破坏……我的统治、我的生活和我的王国，所以我下定决心这么做……我的勇气来自上帝，是上帝助我一臂之力，现在，我就要前往教堂为他献上弥撒。”国王虔诚地说：“我希望做一个国王，可自从5月13日之后，我却成了囚徒、奴隶，现在，我又是一个国王、一个主人了。”他冷冷地说着，走出了房间。


  
医生如果了解太后的话，就不会认为这则消息将会对病人造成什么冲击。凯瑟琳确实感到不安，但同时也恢复了健康。她的儿子需要自己。新年元旦，她的高烧消退。太医在记录中写道：“虽然她心烦意乱，但她对外界的纷扰并不知情，因此恢复得很快，我们认为她八天之后又可以重新往日的生活了。”


  
不过，让太后痊愈的并非吉斯公爵遇刺，而是太后对亨利三世的宠爱以及太后坚信自己有能力对付逆境的信念。国王听说太后身体康复，于是问太后是否能去拜见年迈的波旁枢机主教，亨利三世在和吉斯家族合作时被迫将其关押起来，他希望太后前去说项。太后明白，目前国王要想和各种反对力量作斗争，就必须开始安抚过去的敌人，于是太后立刻从病床上起来，不顾医生的劝阻，穿戴整齐，带上一把椅子前往枢机主教居住的陋室。


  
凯瑟琳一直被排除在政务之外，并不清楚儿子在暗杀事件中的细节，所以她也许并不清楚眼下这份任务的重要性。波旁枢机主教年老体弱，亨利三世对他也很不好。作为纳瓦拉国王的表亲，枢机主教坚持认为，如果纳瓦拉的亨利不放弃胡格诺派信仰，自己将有权继承纳瓦拉，但他的主张从未得到肯定。吉斯公爵遇刺之后，国王将枢机主教带到卧室，让他看看往日同伙的下场。亨利三世对这位胆战心惊的神父说道：“蠢货！流氓！傀儡！你还能认出他吗？老蠢材，别看你这么大年纪，你也得遭到同样的待遇……什么？你还妄想成为王国中的二把手？……我要你成为王国中最卑微的人！”


  
因此，枢机主教根本无意媾和。更糟糕的是，虽然凯瑟琳极力否认自己参与了暗杀罪行，但是这位神职人员根本不信她。（毕竟凯瑟琳曾亲手犯下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罪行。一次屠杀就会使人背负终身的骂名。）枢机主教在见凯瑟琳的时候谴责她：“啊，夫人，夫人！这都是你干的！这都是你的主意！啊，夫人，是你杀了我们！”凯瑟琳身体依然虚弱，再加上被人指控犯下了和自己毫无干系的罪行，她崩溃了。太后呻吟说：“啊，上帝，我无法承受了！带我走吧；我无力承受了！”凯瑟琳很快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再次病倒了。


  
第二天，当着国王、王后和外孙女洛林的克里斯汀的面，凯瑟琳立下遗嘱。虽然她无法起身，但还是强打精神。她对外孙女等家庭成员相当慷慨，将珠宝和财产都留给了他们。太后也将不少遗产留给自己忠实的手下作为奖赏。而那些不配获得遗赠的手下，她不留一物以为惩罚。太后明确表示，自己唯一在世的女儿——玛格丽特被剥夺了一切继承权，以此作为报复。


  
1月3日，太后再次发起高烧，至夜转重。她的身体迅速衰落下去。次日，她必须作最后的告解，并接受终敷礼[11]了。


  
1589年1月5日，实际上的法国女王，三位国王、两位王后的母亲，统治法国长达30年的凯瑟琳·德·美地奇，于午后1时在儿子的怀抱中逝世。当晚进行了验尸，结果显示，这位可敬的法国太后患有严重的肋膜炎。如果那个冬天，她能等病情好转再处理儿子的事情的话，她或许不会就此逝世。她的医生对此深信不疑。他在记录中悲痛地写道，根据验尸结果，“太后的身体器官非常健康，如果仁慈的上帝使她远离（疾病），太后本可以颐养天年”。


  
即使玛格丽特弄到通行证（考虑亨利三世对她的敌意，这显然难以做到），她还是无法参加母亲的葬礼。吉斯公爵遇刺使整个法国重新陷入混乱。和波旁枢机主教一样，狂热的巴黎市民都相信凯瑟琳才是幕后真凶，是她杀死了人民敬爱的公爵。市民们不仅不为太后的逝世感到悲伤，反而公开放话，如果国王准备将其埋葬在圣德尼修道院，他们就要攻击送葬队伍，并将太后的遗体扔到塞纳河里去。[12]亨利三世被迫将太后埋在不出名的圣·索夫教堂。太后刚死，许多债主就拿走了太后房间的华丽装饰将其拍卖，以抵押穷奢极欲的国王欠下的巨款。


  
亨利三世也感受到了天主教同盟的怒火。国王的画像遭到破坏；教士和市政官员都在说国王的坏话，愤怒的人民捣毁了他给死去宠臣立起的镀金墓碑。巴黎大学的教师们签署了一项协议，谴责亨利三世毫无道德，并宣布法国人不必向国王效忠。教皇也开除了国王的教籍。


  
1589年1月30日，巴黎城中出现了纪念吉斯公爵的活动。圣母大教堂（Cathedral of Notre-Dame）举行了盛大庄严的追思弥撒，到场人员无不痛哭流涕，这和在偏僻的布洛瓦举行的太后的低调葬礼形成了鲜明反差。巴黎所有的教堂都覆盖着黑布，教会下令举行斋戒，第二天，虔诚的信众排成队列，赤足走过巴黎的大街小巷。2月，吉斯家族的末裔马耶讷公爵控制了巴黎，天主教同盟控制了法国大部分地区，包括鲁昂、奥尔良、里昂、图鲁斯以及法国北部和东部的绝大多数地区。[13]


  
亨利三世别无选择，只能向妹夫纳瓦拉国王求援。纳瓦拉的亨利在写给情妇黛安的信中炫耀道：“五个月之前，我还是一个不配继承王位的异端分子，然而现在，我却是王权的主要支持者。"4月，这两位国王正式决定合作，集结一支大军与马耶讷公爵（Duke of Mayenne）率领的天主教同盟抗衡。不过还是有些人对吉斯家族的权势感到嫉妒，因而继续支持亨利三世，德佩农公爵奉国王的命令，带来了一些军队。此外还有纳瓦拉的亨利的1,200骑兵和4,000胡格诺派步兵和弓箭手，以及德意志和瑞士佣兵。


  
纳瓦拉的亨利带兵多年，对战争驾轻就熟，这样一位猛将对国王价值无量。另一方面，马耶讷公爵既没有乃兄的军事才能，也不够威风凛凛。5月之后，亨利三世发现己方攻城克地，事态越发明朗。7月，大军已经包围巴黎。


  
1589年7月31日，一位身份不明的道明会修士来到巴黎城西6英里的圣·克劳德（Saint-Cloud）王室军队营中，表示自己受城中贵人委派，来此和国王有秘事相商。他表示，城中一些市民准备为国王开启城门。他随身带着两位身陷巴士底狱的保王党所写的推荐信（事实证明是欺骗所得）。他到的时候太晚，没能和国王见面——亨利三世已经睡了——不过次日早上，也就是8月1日，他得以面见国王。国王问他来此何事，他拿出信件交给国王。亨利三世正要读信，修士突然冲上前去，亮出袍中隐藏的利刃，正中国王腹部。刺客当场被王家卫队正法，但伤害已经造成。虽然国王的医生相信伤者必能痊愈，但事实证明伤口是致命的。一位编年史家写道，虽然有人劝告亨利三世尽快接受终敷礼，但他还是召来纳瓦拉国王，正式承认他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国王用尽最后一点儿力气说道：“愿我的王国在您的手中繁荣昌盛，愿您成为先祖查理曼那样的伟大君主！我命令一切重臣向您宣誓效忠。”


  
第二天，天还没亮，多变的法国国王、波兰国王亨利三世也追随太后和吉斯公爵逝世了，当时距他38岁生日还有两周时间。亨利三世没有男性继承人，因此根据继承顺序，纳瓦拉的亨利承继大统。在法国，国王即位时，妻子也将成为王后。


  
这就意味着，从法理上来说，玛格丽特·德·瓦卢瓦成为了新任法国王后。


  
当然，尽管纳瓦拉的亨利可以合法继承王位，亨利三世也承认纳瓦拉国王为其合法继承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人都将认可这项安排。事实正好相反。自从查理曼开始，法国君主就应当是天主教徒，多数法国人也愿意继续天主教的信仰。就连许多和纳瓦拉的亨利并肩作战几个月、并且按照先王遗愿向他效忠的“重臣”们，当得知纳瓦拉国王无意弃绝新教的时候，也立刻违背了自己的效忠誓言。


  
尽管纳瓦拉的亨利曾模棱两可地承诺过，将来要皈依天主教，并且作出保证，凡是跟随自己的人将来会得到高官厚禄的奖赏——只要他夺下整个法国——但是，亨利三世遇刺身亡之后，他立刻失去了一半军队。天主教同盟根本不会承认一个异端继承法国王位，他们很快承认了纳瓦拉的亨利的亲戚、年迈的波旁枢机主教为新任法国国王，此人当时还被关在布洛瓦。事实上，从当时法国人口中新旧教人数比例来看，六分之五的法国人是不支持胡格诺派分子统治法国的。


  
六分之五的人口反对自己显然不是好事。纳瓦拉的亨利手下不少将士叛变，不得不放弃围攻巴黎。他和他规模不大的军队在接下来三年时间都在为王位而战。尽管伊丽莎白一世提供了他后续的军队和资金，他本人也取得了不少胜利——基本上都是在诺曼底打的——巴黎和天主教同盟还是极力反对他。更糟糕的是，菲利普二世还派军帮助马耶讷。1593年早春，纳瓦拉的亨利自己也承认，他离法国王位的距离还是和亨利三世在世时一样遥远。


  
西班牙大使此时来到巴黎，向天主教同盟提出了一个颇具诱惑的提案。年迈的波旁枢机主教于1590年过世，菲利普二世提议，将女儿伊莎贝拉（Isabella），也就是他和法国公主伊丽莎白·德·瓦卢瓦（Elizabeth de Valois）的女儿嫁给一位门当户对的法国人（他是指吉斯家族成员），并且让伊莎贝拉成为法国王后。尽管这样做违背了撒立克法典——法国王位不可由女性旁支继承——但是西班牙大使圆滑地表示，目前形势紧张，这种小错无伤大雅。


  
大使的提议似乎得到了天主教同盟的赞许，对纳瓦拉的亨利来说，这比菲利普二世重组无敌舰队进攻法国更加糟糕。亨利三世的一位老臣不想看到曾经伟大的祖国受制于令人痛恨的西班牙人，于5月找到纳瓦拉国王，告诉他这一事实。这位老臣直截了当地告诉纳瓦拉的亨利，机会转瞬即逝。法国马上就要有新国王了，而这个人并不是纳瓦拉的亨利。为了继承王位，纳瓦拉国王必须公开皈依天主教，而且行动要快。不然，他还是集结自己的胡格诺派成员乖乖回家。这位老臣表示，他个人认为纳瓦拉的亨利完全可以“成为法国国王，您用一个小时去望弥撒，要比赢得20场胜利或苦苦奋斗20年更加有效”，不过，这当然取决于纳瓦拉的亨利自己。


  
对宗教的信念、胡格诺派的耿耿忠心以及在战场上死去的数千士兵与纳瓦拉的亨利的个人野心不断斗争。不过最终，野心占了上风。


  
不到一周后的5月17日，纳瓦拉的亨利让人放出话去，自己本来就是一位“隐藏的天主教徒”，现在他要公开皈依天主教了。他让教会代表于7月在圣德尼修道院和他碰面，届时他将正式回到天主教怀抱。为了庆祝这一令人喜悦的时刻，他邀请全体巴黎市民前来观摩。


  
就这样，1593年7月25日，将近一百名神职人员和近一千名骑士、廷臣、贵族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陪同纳瓦拉国王走过圣德尼修道院前的街道。他们来到了这座埋葬所有法国君主及其配偶的圣地（不过最近逝世的凯瑟琳并不在其列）。纳瓦拉的亨利到达教堂之后朗读了一份声明，他表示，天主教和教皇有着绝对力量，他乞求教皇宽恕自己，重新回到天主教的怀抱。之后他作了告解，并得到了赦免，然后公开参加了弥撒礼。


  
当他从修道院出来之后，人群中一片叫好。虽然纳瓦拉的亨利直到1594年2月27日才举行登基典礼，不过此刻，他已经是法国的君主了。


  
1594年3月22日，也就是他在圣德尼修道院宣布皈依天主教之后八个月，新王亨利四世胜利地进入巴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圣母大教堂望弥撒。菲利普二世的大使和许多西班牙士兵还在巴黎没走，他们对亨利的即位感到不满。新任国王虽胜不骄，不仅允许大使和士兵们安全离开，而且向他们致意。当他们的队伍经过亨利四世的房间时，有人听见西班牙大使轻轻惊叹：“多么伟大的国王！”亨利四世从窗中大喊：“向您的国王致意！不过别再回来了！”


  
亨利得到了巴黎天主教徒的接受，并且明智地赦免了曾经反对自己的人，他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无可辩驳，他就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


  
现在，他只需处理好自己的王后了。

22 王后归来


  
“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亨利历经艰难险阻的时候，玛格丽特隐退在乌松的安全堡垒中。虽然玛格丽特与世隔绝，但并非对外界完全不知情。王位战争的战火烧遍了法国南北，1590年3月，亨利的军队在克洛·罗兰（Cros-Rolland）战役中击溃了天主教同盟，该地在伊苏瓦尔以北，离玛格丽特的城堡很近，她几乎都能闻见大炮的硝烟。奥弗涅大部分地区也落入了丈夫的手中——除了自己坚固的城堡。正面攻击不起作用，敌人转而从内部发起攻击。1591年1月，玛格丽特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官方记录表明，玛格丽特卫队队长试图在“王后的卧室开枪杀死她”。他确实开火了，但很幸运没有打中目标——只差分毫。玛戈毫发无损，她的裙撑挡住了子弹，这简直就是16世纪的防弹衣。


  
就算没有暗杀，玛格丽特的日子也不好过。她由于无法继承太后的遗产，又受到丈夫的厌恶，日渐贫穷，只能求助于查理九世的遗孀——奥地利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Austria）以得到食物和必要的生活用品。然而，这位热心的嫂子也于1592年过世，玛格丽特一文不名，连银器都卖了个干净。


  
此时，亨利决定皈依天主教。


  
这一重大决定导致亨利需要思考如何处理玛格丽特。如果亨利果真成为国王，他当然需要一名王后，以产下子嗣继承王位。不过这显然不能由玛格丽特完成（即使亨利接受玛格丽特——但他显然不会这么做）。玛格丽特已经40岁。她不曾怀孕，可以想见未来她也不太可能怀孕。


  
反正，亨利是有法国王后人选的——他最近认识的情妇加布丽埃勒·德斯特雷（Gabrielle d&#39;Estrées）。她比纳瓦拉王后年轻20岁，并且取代了黛安的位置——亨利再也不理会黛安了（无疑这令玛格丽特大为欣慰）。不过，如果亨利想要迎娶加布丽埃勒，他就得甩掉玛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宣布婚姻无效。因此，1593年4月，他命令自己的近臣菲利普·杜·布瓦·普勒西·莫内（Philippe du Bois Plessis-Mornay）处理此事。菲利普派遣使节带着纳瓦拉国王的“良好意愿和承诺”前往乌松城堡利诱玛格丽特：如果王后同意宣布自己的婚姻无效，亨利将立即支付250,000埃居，并且每年支付12,000埃居，并且给她一所巴黎的房屋。


  
玛格丽特对机会非常敏锐。虽然她喜欢法国王后的位子，但是她明白机会渺茫，如果她坚持己见，亨利或许会将矛头转向自己。她已经历了许多死亡的威胁，对亨利的善意已是感激不尽。因此，她积极同意了来使的提议。她立刻写信给菲利普，称赞“我的丈夫、国王的慷慨，（以及）感谢为了赢得我的欢迎而给予的赏赐，这是我最珍视的东西”。她甚至恳请菲利普本人促成此事。她好话说尽：“如果您能帮我促成这桩好事，让我的生活得以康宁安全，您的所作所为将使我终生难忘，我将完全将您当成我最亲爱而忠诚的友人。”很快，玛格丽特就收到了亨利本人的来信，“我对您的决定感到无比满意”，并为了确保玛格丽特不再变心，马上就支付了第一笔款项“如此您就可以尽快偿还欠款，并用于生活所需”。


  
但是，离婚的过程往往旷日持久——或说是宣布婚姻无效的过程，因为法国国王试图证明他和妻子在未取得教皇豁免的前提下近亲结婚，并且玛戈是被家庭逼迫结婚的。直到1595年9月，教皇才取消对国王的绝罚，并且重新接纳其为天主教教会之一分子。此时，亨利的情妇加布丽埃勒虽然名义上和别人结婚了，但已经为亨利产下一子。这使事情更加复杂：如果亨利日后娶了加布丽埃勒并且又产下一名合法婚生后代，这个儿子的身份就说不清了。因此，离婚一事一再拖延。


  
玛格丽特对亨利提议的爽快接受，使亨利对玛格丽特产生好感，并且让玛格丽特的生活压力大为减轻，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她又开始追求自己的文化品味，不过不再追求年轻时代的狂欢和盛大舞会，而是追求更为祥和的虔信和内省。她依然每天都听音乐，不过她的乐师都来自当地教堂。她的老朋友布朗托姆于1593年访问乌松写道：“现在，整个世界都抛弃了她，她只能从上帝身上寻求慰藉，所以她每天都虔诚地服侍上帝。弥撒她从不缺席。”玛格丽特在当地又开始赞助诗人和作家们，不过这一次的规模要小得多。许多艺术家来自附近的里昂，当地的文学团体都热衷于将宗教和创作激情融为一体——比如王后所体现的理想爱情。几本讨论理想爱情的著作都是献给“法国的玛格丽特夫人、纳瓦拉王后”的，这些书迎合了玛戈的心理，得到了玛戈的支持。


  
玛格丽特并非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宗教虔诚上。据说，她在乌松时和她的唱诗班指挥产生感情，并和他保持了多年关系；1595年，她将其提拔为贵族，让他在自己的手下担任高职。当时有一位胡格诺派学者约瑟夫·朱斯特·斯卡利杰（Jo-seph Juste Scaliger）对玛格丽特隐退时期“还左拥右抱，亲自挑选男宠”的行为感到不齿——此话或许就是说这位唱诗班指挥的，因为当时并无其他人和玛戈眉来眼去。


  
不过，玛戈在乌松城堡隐退的时候，对阅读的兴趣使她受益最多。她的藏书共有三百卷之多，其中有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龙萨、杜·贝雷（duBellay）等诗人、学者和小说家的著作，也有许多难懂的历史、科学著作。布朗托姆写道：“玛戈对新书非常热心，对宗教类书籍和人文类书籍同样感兴趣，只要她开始读书，无论这本书有多厚，她不读完绝不放下，常常废寝忘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玛格丽特发展出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并且开始写回忆录。她在写给布朗托姆的信件中建立起了自传的框架——当时许多名媛都是这样书写自传的，玛格丽特也不例外。玛戈在信中写道：“您的著作我拜读过五六次，所以想在自传中略作修改。因为在某些细节上您似乎得到了错误的信息，这些回忆录将因其中的事实而万古流芳，我将重视事实真相胜过粉饰美化……它们是我多少个夜晚的工作成果，未经整理就交到您手中，希望您能加以润色……您这样尊贵的人完全有资格书写我的历史，因为您是一位真正的法国人，出身高贵，在我父兄的宫廷长大，和当代最正直、最有教养的女性们沾亲带故，我有幸能忝列其中。”


  
玛格丽特有事可干确实不是坏事，因为直到1599年，她和亨利还未离婚。其中缘由更多是因为亨利不确定未来妻子的人选，而非玛格丽特的所作所为。国王的情妇加布丽埃勒本人不是胡格诺派，但她和亨利的姐姐凯瑟琳关系密切，后者是坚定的新教徒，教皇担心如果亨利迎娶加布丽埃勒，可能会回到异端的道路上去。结果，亨利拒绝教皇对自己的婚姻作调查。


  
1599年4月，加布丽埃勒本人意外地死于难产，解决了罗马的后顾之忧，为教皇同意亨利离婚奠定了基础。就这样，9月24日，教皇让教会代表审查请愿各方，以最终确定亨利的婚姻无效。尽管审查在巴黎卢浮宫举行，但玛格丽特得以私下在乌松作证，因为教皇害怕她会在群众面前失控。据玛格丽特的证词，“她从未同意过这桩婚事，她受到了国王查理九世和太后的胁迫。她流着泪乞求国王，但是国王仍威胁自己：如不答应，自己将成为法国最不幸的女人。尽管她从未对纳瓦拉国王产生感情，并且多次表示自己想要另嫁他人，但是她还是不得不从命。令她感到遗憾的是，1575年亨利逃亡之前的七个月中，他们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爱情可言。尽管他们同床共枕，然而之间从不说话”。[14]另外，凯瑟琳手下的两位侍从证明了玛格丽特的证词，说她在婚前曾经痛哭流涕不愿嫁给亨利，而太后则威胁说，如果玛格丽特不嫁，她就“要让玛格丽特成为法国最悲惨的人”。


  
玛戈的证词令人信服。1599年11月10日，教皇宣布纳瓦拉的亨利和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之间婚姻无效。12月17日，该决议得到了巴黎议会的确认，“至诚的国王陛下和尊贵的王后将可以另寻佳偶”。次日，感激的亨利写信给前妻：“我的姊妹——教皇派来调查我们婚姻的代表团最终决定，我们的婚姻确实是无效的，这符合我们的共同希望，现在我要告诉您……就我而言，我还是像原来那样爱您……希望您能明白，从我此前的所作所为来看，我对您的爱意没有减少半分。恰恰相反，我对您的一切事情都更加上心，我希望您知道，我不仅在名义上是您的兄弟，事实上我也是……此外，我对您的坦率感到满意，我相信上帝会在未来的时光里保佑我们，我们之间既有兄妹般的情谊，又有共享的福祉，这将令我们非常幸福快乐。”亨利在信中不无讽刺。


  
这一次，亨利确实是这么想的，因为不到两周之后，也就是1599年12月29日，玛格丽特得到了荣誉王后和瓦卢瓦女公爵的头衔，并且得到了全部的嫁妆和亨利许诺的赠礼。她当时46岁，富甲一方，不需要依赖任何人。


  
更重要的是，她历尽艰辛，终于在家庭和时代的残酷逆流中幸存下来。她摆脱了自己厌恶的婚姻，这桩虚假的婚姻本不该发生。她所做的一切都体现了法国精神。


  
亨利四世为了补偿前妻，许诺她随便在巴黎挑选住处的权力（乌松城堡过于重要，不可能让玛格丽特永久居住），玛格丽特最初选择回到原来的住处。至少一开始，这似乎是可行的，经历过多次死亡威胁的王后在离开城堡之前，希望政治形势保持安定，国王的态度保持友善。但是她还是遇上了困难：亨利四世担心玛格丽特在首都产生影响，拒绝她回到巴黎——毕竟她是家族最后一个成员，很可能成为反对派作乱的旗号。很明显，玛戈非常想回到巴黎。


  
所以玛戈仔细策划回到巴黎的计划，为最终的逃亡作出准备。她在法国南部占据了有利位置，可以密切观察当地情势和全国局势。1600年10月，亨利迎娶了玛丽·德·美地奇（Marie de&#39;Medici）——这倒不是看在凯瑟琳的面子上，而是看在新娘父亲弗朗切斯科·德·美地奇（Francesco de&#39;Medici）的面子上，此人是托斯卡尼大公，曾以1,174,000埃居巨款资助过亨利的战争，亨利只能以此作为报答。玛格丽特立刻给玛丽写信，向她致以祝贺，并且表示“愿意服侍并荣耀”新任王后，落款写着“您谦卑而顺从的仆人、姊妹和臣民”。[15]不久之后，玛丽就怀孕了，玛戈并无一丝遗憾，再次表示祝贺：“再没有人像我这样为王后怀孕感到高兴了。"1601年3月17日，她在一封信中大度地对亨利说。


  
玛格丽特苦心拥护前夫的新婚，并向亨利四世保证自己对王室保持绝对的忠诚。她告诉国王，自己的侄子、奥弗涅伯爵查理·德·瓦卢瓦（Charles de Valois）就在乌松密谋造反。（此人是查理九世和其新教情妇玛丽·杜切［Marie Touchet］的私生子。）玛戈写信给亨利说，乱党渴求乌松城堡，但自己绝不会让城堡落入敌人手中。她告诉国王：“我保住此地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将城堡献给国王陛下，恶人（查理·德·瓦卢瓦）在国内占领了许多土地，又从先太后手中篡夺了不少房产。但上帝相助，我向国王陛下保证，此人绝不会攻下这里。”


  
最终在1605年，玛戈认为自己有资格提出回到巴黎的要求了（尽管亨利四世作出了种种限制）。一年前，玛格丽特控告查理·德·瓦卢瓦，因为自己被凯瑟琳剥夺了继承权，而查理·德·瓦卢瓦却成为了太后遗产的继承者，玛戈以诉讼为借口希望回到首都。她于3月写信给亨利四世，要求国王允许自己前往马德里（Madrid）城堡，此地在布瓦·德·布洛涅（Bois de Boulogne），在巴黎以西六英里处。虽然并未受到任何回复，她还是打点行囊，于7月的第一周离开了城堡——玛格丽特称之为“避难方舟”。19年来，她都没有靠近这座城市——自从1586年11月她作为囚徒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堡。为了表达最后的善意以免亨利四世反对她进入巴黎，她离开巍峨的城堡，前去面见国王，她简短地说：“这是国王陛下给我的，我现在还给国王陛下。”


  
玛戈一行人北上之时，她在奥尔良附近见到了亨利四世的大臣。他试图劝说王后改变目的地，甚至以精美的舍农索城堡作为条件——这座城堡本是亨利二世赐给黛安的礼物，直到亨利二世驾崩后才由嫉妒的凯瑟琳收了回来。不过玛格丽特并未打消念头。她显然早料到有这一招，因为她又备好了另一个提案：她掌握了一些情报，她知道有人密谋反叛国王。大臣并不相信她——他对亨利四世说，她的情报里“纰漏和真相一样多”——不过他还是将情报告知了亨利。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玛格丽特的情报居然是准确的。


  
最终的决定非常关键。尽管亨利四世显然不希望前妻住在离自己这么近的地方，不过玛戈表现出来的耿耿忠心令亨利不忍回绝。所以亨利四世只能尽量利用玛戈。当玛格丽特最终于1605年8月2日到达布瓦·德·布洛涅的时候，她找到了尚普瓦隆——也就是她唯一幸存的情夫——以及故去的加布丽埃勒为亨利产下的长子、11岁的凡托姆公爵（Duke of Vend?me），他们两人正在等她——这就相当于国王本人的欢迎了。


  
玛格丽特迎来了一生中最平和而惬意的岁月。玛戈刚到，就马上写信给亨利四世，感谢他派遣自己的儿子前来迎接。玛戈表示：“很明显，他出身王室，因为他既英俊，又智力超常。我从未发现这样令人痴迷的少年，他充满智慧，谈吐得体。”这样的奉承自然会得到不少回报。国王在收到信几天之后亲自拜访玛格丽特。


  
如果说亨利四世对拜访玛格丽特还存有顾虑，玛格丽特显然很快就让他释怀了。她明白，自己已经55岁，不复当年风采。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日渐臃肿，皮肤也不再光滑。她在一封信中向布朗托姆哀叹：“如果说我当年确实如您所说那样优雅，多年的苦难已经将它们消磨殆尽，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所以，我只能在您写的回忆录中追忆自己，和年迈的仁丹（Rendan）夫人一般，在丈夫死后第一次照见镜子，惊叹道：‘这是谁？’”曾经身材苗条的玛戈到了晚年身材臃肿，而她的曳地长裙材料冗杂，并且缀有怪异而老式的金属片——这是首都的奇怪风尚——更显得她体态肥胖。亨利四世的一位廷臣笑道：“有很多房门她根本无法通过。”他不理解为何这位王后死死抱住过时的风尚不放——不过他并未在近距离被人打中并且幸存过。


  
或许，正是因为亨利四世和玛戈之间已经失去了肉体吸引力——或者说，是不必假装在肉体上被对方吸引——才使他们能避免过去的错误，让他们能保持礼貌的交往，并且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亲密。他们之间再也不会出丑或互相揭短，亨利四世感到轻松无比。他在初次拜访玛格丽特时和她交谈长达三个小时，甚至逗她开心，亨利四世告辞的时候，告诉玛戈应当节省开支，作息有度，而玛戈回答说，她家族本就如此，自己已经太老无法更改。


  
国王离开之时，承诺说将会将玛戈介绍给不到四岁的王储路易，也就是他和玛丽·德·美地奇的长子。他说到做到，第二天就让王储坐着马车前来拜访；玛格丽特看见了马车上的王室徽章，于是出来迎接。路易显然为这一场景已做过反复操练，他停在玛格丽特面前，庄严地脱下帽子，朗声说道：“欢迎您，我的母亲，我的姑娘！（Vous soyez la bien venue,maman ma fille!)”完成了王储的礼节之后，他就钻到玛戈的怀抱中去了。玛戈非常高兴，着实夸奖了他一番：“您真是英俊！您举止间透着王室的威严！”次日，玛戈送给王储一个精致的、由钻石和绿宝石做成的小塑像，塑像是一位男孩，持剑跨坐在海豚身上，玛戈也没忘了送给他2岁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份礼物：一份缀有珠宝的头饰。


  
玛戈到达后不到一个月就达成了此行的目的：8月28日，她在卢浮宫得到了法国国王和王后的迎接。玛丽最初看不起玛戈的地位，不愿迎接丈夫的这位前妻，但她受到了丈夫的公开斥责，他告诉现任妻子：玛格丽特乃是瓦卢瓦家族最后的后代，她的地位和血统配得上任何礼节。


  
此后，玛戈一直是王室的贵人，类似于王室的亲戚。亨利四世称其为“我的姊妹”，而且她和玛丽也成为了挚友——虽然最开始有些龃龉。玛格丽特没有自己的子女，所以对王室后代特别亲近。一位编年史家写道，他曾经目睹国王、王储和前任纳瓦拉王后齐聚在玛丽的卧室，亨利和儿子坐在沙发上，而玛格丽特盘腿坐在他们面前，三人正在和一条小狗嬉戏。


  
玛戈到达巴黎五个月之后，就和王室家族成为了密友，她在布瓦·德·布洛涅的城堡太过偏僻，不适合两家人来往。因此，玛戈在12月搬入了巴黎市中心，住在宏伟的桑（Sens）公馆，这原是一位枢机主教的住处，离卢浮宫不到半英里路程。不过到了1606年4于5日，她却不得不从这里搬走，因为她手下一位仆人正在帮助主人从马车上下来时，被人杀死在门外。


  
死者颇受玛格丽特宠爱，虽然他出身平凡（父亲是一位木匠），玛格丽特还是提拔他成为贵族，并且将他从乌松城堡带到了巴黎。他年轻而英俊，因此有人怀疑他是王后的情人，他的死乃是情杀，不过由于凶手的家族据说正在反叛国王，因此最大的可能性是向国王发出警告。玛格丽特感到震惊而愤怒，立刻写信给亨利四世：“阁下，我的住处发生了一起暗杀，就在我的门外，我的眼皮底下，我的马车对面，凶手是佛蒙特（Vermont）的儿子，此人开枪击中了我的仆人桑·于连（Saint-Julien）。我谦卑地请求国王陛下主持公道……如果此事不解决，则无人能安心度日。”此案的结果证明了玛戈对国王的影响很大：国王立刻逮捕并审判了凶手，并且次日就在桑公馆门外处决了凶手，让前妻从窗中就能看见。


  
不过这起不寻常的事件只是个案；玛格丽特对住在巴黎基本满意。1606年5月30日，她取得了一场大胜：查理·德·瓦卢瓦继承凯瑟琳遗产败诉。审判结果系基于玛戈父母的婚约：婚约明确规定，王室资产只能传给双方的合法后代，这使凯瑟琳的临终遗言成为一纸空话。玛戈作为家族唯一的后代，继承了母亲的全部遗产。王后利用自己新得的资产在卢浮宫对面建造了一座庄园。这座建筑完工于1608年，玛格丽特也于当年入住。[16]就这样，她和亨利四世虽然在结婚时的共度时光寥寥无几，但现在却成了关系良好的邻居。


  
玛格丽特于55岁时建好了新宫殿，立刻成为了一位贵妇。亨利四世从来不喜欢打扮，而他的妻子对法国的风俗也知之甚少，只有玛格丽特为首都添加了一抹久违的风采。玛戈最终拥有了王后应有的财富（她尽量节俭不浪费），她最终可以尽情追求自己对音乐、文化、时尚的热爱了。一位日后成为驻法大使的年轻英格兰贵族这样描写王后的娱乐活动：“我也曾前往玛格丽特王后的宫廷，见识了多次芭蕾舞会和假面舞会，在舞会上，王后常常将我奉为上宾，不免引起其他人的阵阵嫉妒。”


  
巴黎一位显赫的律师曾参加过玛戈的聚会，对她的组织能力和哲学思辨能力印象深刻——玛戈常常在沙龙里举行哲学讨论。他回忆道：“这些高贵的绅士们发言完毕之后，小提琴、歌声和笛声一齐发出声响，它们旋律优雅，为王后和宾客们带来了愉悦的享受，我们都为能忝列其中感到荣幸。”西班牙的新任国王菲利普三世（菲利普二世已于1598年逝世）曾向法国派驻使节增进友谊，玛戈为他们举行了欢迎舞会。西班牙使节大为折服，向马德里报告称，宴席“宏大而奢华……据说花费了4,000克朗。各色奇特的糖果之中，有三个银盘，盘上陈设着一株石榴树、一株橘树、一株柠檬树，手艺精巧，以假乱真”。


  
玛格丽特不仅生活奢华，而且在慈善方面相当慷慨。她每年捐给各种修会、收容所和穷人的资金多达数十万里弗。她每天望三次弥撒，穷人都聚集到她的门前，因为她从教堂回来后往往救济穷人。此外，她每逢宗教节日或自己生日，都会分发一百枚金币和同等价值的面包。1608年，她建成了一座礼拜堂，两年之后则着手建造教堂。因此，她在巴黎颇受爱戴。


  
不过，真正体现玛戈对国家贡献的还是她在政治上的无私。凭借玛戈的背景和家族势力，她可以轻而易举地举起反旗，推翻亨利四世的统治，但她反而成为了亨利的政治伙伴。玛戈作为瓦卢瓦王朝的末裔，她的支持对治愈整个国家的宗教战争创伤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亨利四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在离婚前对玛戈避而不见，但在离婚后却常常向玛戈咨询治国良方。最能证明玛戈慷慨品质的例子，就是她于1610年5月13日参加了在圣德尼修道院举行的玛丽·德·美地奇的加冕礼。她知道，亨利四世7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将会走在队伍最前面，而且她不能像玛丽那样佩戴有鸢尾花标志的披风，但玛戈依然有风度地参加了这场典礼——尽管受加冕的本该是自己（不过玛戈还是坚持戴上了冠冕和紫色的斗篷，这都是王室的象征）。


  
第二天，玛戈的姿态就体现出了价值。5月14日，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跃出人群，靠近了穿过大街的亨利四世的马车。他手握匕首，靠着车门，通过窗户在国王的脖子和胸膛上连刺三刀。久经战阵的亨利四世在失去意识前说：“这不算什么。”然后，鲜血汩汩而出。几分钟之后，亨利四世就死了。


  
国王遇刺的消息传到玛戈那里的时候，她正在庆祝自己57岁生日。她马上前往卢浮宫去见玛丽和她的孩子们。国王遇刺之后，玛戈向玛丽伸出了援手。玛格丽特的宴请是玛丽为数不多愿意参加的宴席。此外，玛戈还公开纪念自己的前夫，似乎对他的去世感到真正的伤心，这种伤心不仅是国家层面的，而且也有个人的情绪。“玛格丽特王后让奥斯定会的修士们为国王灵魂的安息祷告，她曾是国王的妻子，长达22年之久，并且自愿在教皇的命令下解除婚姻，主要原因是上帝并未赐给他们法国人热切期待的王储。”一位胡格诺派的编年史家这样美化前任纳瓦拉王后并不多见。[17]


  
巴黎市议会迅速对暗杀事件作出反应，宣布王储是法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且在成年之前由玛丽摄政。在10月于兰斯举行的加冕礼上，玛格丽特和孔代亲王见证了9岁的路易十三世登上王位。玛丽又委任玛戈成为其次子加斯顿（Gaston）（生于1608年）的教母。


  
作为摄政，玛丽积极追求和西班牙之间的结盟。她让路易十三迎娶菲利普三世的女儿、奥地利的安娜（Anne of Austria），并且将女儿伊丽莎白嫁给西班牙国王的长子。两年之后，有一些贵族以这两桩婚约为借口造反，久经考验的玛格丽特从中斡旋，劝说造反派放弃。她进而在1612年8月26日为伊丽莎白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表示自己和摄政之间的联盟。


  
1614年12月，玛戈又为王室的利益参加了三级会议。会议为收取新税而争吵不休，玛格丽特找到了一条折中的办法。不过，那一年非常寒冷，玛戈染上了风寒。接下来的三个月内，风寒恶化为发烧，玛戈重病不起。1615年3月26日，医生告诉她时日无多，于是受了终敷礼。路易十三派自己的太医前去看望玛戈，但太医也回天乏术。次日夜里11点到12点之间，前纳瓦拉王后、法国公主玛格丽特·德·瓦卢瓦逝世，享年61岁。


  
"3月27日，瓦卢瓦王室的末裔玛格丽特王后在巴黎逝世；这位公主仁慈善良，一心为国家福祉着想，而她唯一的敌人却是这个国家。”玛丽·德·美地奇摄政时期的国务大臣蓬查特兰（Pontchartrain）伯爵如是写道。“她为此感到遗憾”，他不无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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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据传言，弗朗索瓦曾提醒比西，他的行为会为他带来惩罚。但比西对此回应说：“如果我的外貌像您那样不堪，那我自然会收敛一些，毕竟大家都会躲着我。”


  
[2] 孔代亲王及其德意志部队转而北向，对弗朗索瓦的弗兰德斯远征帮助甚大。


  
[3] 许多信件并未保留下来。这也是玛格丽特在法国的重要政治作用被史学家低估的原因之一。这些保存下来的信件其实是人们随意写成的，往往是夜里酒后写成。这些信件使玛格丽特的形象显得滑稽，反而成为了她的固有形象。不过她和尚普瓦隆的韵事在其漫长而重要的生涯中只是一桩小事，史学家应当如此看待这封信件。


  
[4] 并不能肯定亨利三世出于反对内韦尔夫人而陷害她。不过有趣的是，这桩事件发生在情人战争期间，国王认为战争是玛格丽特的责任。也许国王因为不能惩罚玛戈本人，只能在她的朋友身上发泄。


  
[5] 无论她的疾病究竟为何，总之不是怀孕。玛格丽特虽然风流韵事不断，却从未怀孕。


  
[6] 玛格丽特和太后的情敌都叫黛安实属巧合。


  
[7] 绝罚，罗马正教会对教徒的一种处罚方式。即将罪人开除教籍、逐出教会。——译者注。


  
[8] 凯瑟琳曾经这样对一位外交官描述亨利：“世上再也找不到他这么难管的人了。他作息不规律；和衣而眠。他常常睡在地上。他吃饭也不规律。我将他和儿子们一起带大，他给我造成的麻烦超过了剩下所有男孩带来的麻烦。”


  
[9] 当时究竟出了什么事已不可考，不过更有可能的是，菱格尼斯不堪信任（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是在利用药师的儿子——她生病时见到了此人——作为间谍或通风报信者。不然，这名男孩就只是在送药，却发现自己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了错误的地方。玛戈每次只会有一个情人，事实证明，当时她的情人显然只有道比阿克。


  
[10] 克劳德于十年前的1575年已经去世，当时亨利三世才刚刚登基。纳瓦拉国王参加和谈的时候，玛格丽特和亨利三世已是凯瑟琳仅存的一双子女了。


  
[11] 终敷礼，罗马正教、东正教和一些新教教派的圣事。信徒临终时，由神父用经过主教祝圣过的橄榄油敷擦在病人的耳、目、口、鼻、手、足，并念诵一段祈祷文，为他按手祝福。——译者注。


  
[12] 圣德尼修道院完成于13世纪，是法国王室埋葬遗体的地方。——译者注。


  
[13] 吉斯本人被杀之后不久，亨利三世逮捕了第三个吉斯家族的成员：吉斯枢机主教。


  
[14] 一位胡格诺派编年史家公开批驳玛戈的证词，据说，亨利声泪俱下：“唉！多么恶毒的女人！她明知道我爱她、尊重她，她却对我无所谓，正是她的恶行造成了我们的分离。”很难想象，亨利此刻还会带着感情（而不是讽刺）对玛格丽特的证词作出回应。只能说，如果亨利真是这么想的，他这些年隐藏得真够深的。


  
[15] 相比之下，亨利的新情妇称玛丽是“银行家的女儿”，正如70年前凯瑟琳初到法国宫廷时面临的嘲讽一样。而亨利并不爱玛丽，也不想娶她，所以对这位意大利妻子的态度正如亨利二世对待凯瑟琳一样——他娶玛丽只是为了生育后代，而且公开地和众多情妇住在卢浮宫内，对玛丽造成了巨大的羞辱。有些事情是不会变的。


  
[16]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就建在玛格丽特这座庄园的旧址上。


  
[17] 玛格丽特总是认为此次暗杀是旧敌德佩农公爵的行为。证据则是玛戈以前的仆人声称手握公爵和凶手之间关系的证据。不过这名仆人最终被关进疯人院，通常认为凶手是出于个人目的下手的。

尾声


  
巴黎市民对太后凯瑟琳普遍充满敌意，但对玛格丽特的离世却表现出公开的哀悼。大众纷纷前来瞻仰王后的遗体。时人写道：“前来瞻仰遗体的人数像是参加舞会那么多。”整个王室为她哀悼，而当她的债主们来到她的城堡要账时（和凯瑟琳死后一样），玛丽·德·美地奇处理了已故王后的账目。此举理所应当，因为玛格丽特最后将自己几乎所有的资产都留给了亨利和玛丽的儿子，也就是13岁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玛戈葬在圣德尼修道院，和父亲亨利二世以及四位兄长埋葬在一起。1610年，亨利四世遇刺身亡之后，凯瑟琳的遗体也被悄悄地从布洛瓦移葬至此，就这样，生前不和的一家人死后终于重聚。


  
今天，玛格丽特被视为大仲马经典小说《玛戈王后》笔下那位富有同情心、却难逃悲剧命运的女主人公。


  
虽然大仲马笔下的玛格丽特受人喜爱，但并未很好写出玛格丽特的聪慧和勇气。人们普遍认为，历史人物形象往往掺杂了现代人的观点，但玛戈的确具备这些特质。在女权运动诞生之前数百年，她已经是一位强势、勇敢而坚定的女性，不怕挑战世俗的两性观念。正是因为这样，玛格丽特的名声才受到了全面扭曲。她敢爱敢恨的品质——她不排斥任何情事——掩盖了她身上其他的品质。考虑到她所处环境如此道德败坏，这显得特别讽刺。无论如何，这些淫荡的罪名也应该归罪于她的兄长、丈夫，是他们使纳瓦拉王后变得如此污秽。尽管人们不能怪罪凯瑟琳·德·美地奇本人有什么招蜂引蝶的行为，但是她显然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曾利用过别人。玛戈在家族独树一帜，不愿将性当作武器，而是追求真爱。


  
不过纳瓦拉王后的一生不仅只有这些风流韵事。玛格丽特明白，婚姻让自己的地位十分不利，却仍然不肯接受命运的安排，终其一生都在奋力争取主导自己的人生。虽然有各种强大势力的重重阻碍，玛格丽特还是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胜利。弟弟弗朗索瓦的政治生命直接得益于他姐姐的努力和支持。尽管玛格丽特被当作瓦卢瓦家族一切灾难的替罪羊，但事实上她一直在争取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之间的妥协，并且正式确定了宗教宽容的原则——这在当时欧洲实在罕见。玛格丽特只有在自我保护时才被迫使用武力。无论作为政治符号，还是作为拥护者，她都有力地保证了亨利四世继承王位、维持统治，她对亨利四世的意义无可估量。


  
但是玛格丽特没有产下子嗣，她本会和亨利四世一样，作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为历史所铭记。她最终只是玛戈王后，她拯救了丈夫——推而广之，也拯救了法国。她曾经写道：“我没有野心，也不需要野心，我就是我。”

致谢


  
毫不夸张地说，本书没有我的编辑和出版商、Weidenfeld＆Nicolson出版社的亚兰·萨姆森（Alan Samson）的帮助是无法完成的。我的著作需要亚兰这样具有罕见勇气和见识的人提供帮助，他的才智和坚定保证了此书的完成。他的存在说明出版行业方兴未艾。这样的评价也适用于我另外两名出色代理：迈克尔·卡莱尔（Michael Carlisle）、彼得·罗宾逊（Peter Robinson）以及我在利特尔·布朗的编辑阿斯亚·穆克尼克（Asya Muchnick），他们的热情以及对本书的关注令我受益良多。你们给了我许多东西——谢谢。


  
同样地，我也要感谢让内特·西弗（Jeannette Seaver）对我的鼓励，她通读原稿，并且慷慨地向别人推荐。同样要感谢克里斯多佛·梅森（Christopher Mason），感谢你对本书的大力推广。


  
由于我已经完成之前的两本著作，因此得以帮助我的挚友玛丽·宝来·德·瓦尔迪维亚（Marie Paule de Valdivia）和克里斯汀·拉马什-艾琳（ChristineLamarche-Arène）进行翻译，她们是两位有魅力的法国女性，总是会尽力弄清每一条习语，为我在巴黎找到每一条史料出处。非常感谢（Merci beaucoup）！我还要感谢以色列国立图书馆的亚米·纳森（Jamie Nathan），阿耶莱特·鲁宾（Ayelet Rubin）以及兹米拉·鲁文尼（Zmira Reuveni），他们为我提供了1575年拉罗歇尔地图。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丈夫拉里（Larry）和女儿李（Lee），他们曾与五百年前的古人进行深入谈话，没有他们的爱和支持，我早已迷失方向，感谢你们的耐心、忠告和理解！没有你们这一切都将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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