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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雄兵川军团：巴蜀争雄
作者：关河五十州
内容简介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也萌发了革命的火种。留日学生、革命人士熊克武的登场拉开了近代四川历史的大幕，组织起义、武装革命。随着满清政府的被推翻，各方军阀势力纷纷崛起，而素有草鞋军团之称的川军就在这个时期诞生了。 此后，四川受到全国政局的多次影响，主川者几易其人，熊克武、尹昌衡、蔡锷、刘文辉、刘湘等著名历史人物一一登场，为了争夺四川而内战连连，甚至还出现了大小诸侯群雄割据的场面，四川近代史的精彩程度不亚于春秋三国。
楔子
熊克武：字锦帆，生于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研经镇，同盟会员。熊克武由叔父资助，自费留学日本，就读于东斌学堂，回国后，在四川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起义。他一手创建的蜀军，是川军中唯一一支党人武装，因区别于老川军，所以又称新川军。
孙中山：同盟会创始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
佘英：字竟成，生于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同盟会会员。佘英有较好的武术功底，曾考中武秀才，社会经历复杂，做过学徒、船工、管带，有丰富的江湖经验，在袍哥内部被推为舵把子。熊克武发动四川起义时，佘英是其重要助手。
杨兆龙：泸州知州，镇压了熊克武和佘英发起的泸州起义。
黄兴：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领袖级人物，时人以“孙黄”相称，在同盟会中主要负责军事，领导和组织了广州黄花岗起义。
张鸣岐：两广总督兼代理广州将军，是一个很有能力及政绩的汉族大吏。黄花岗起义时坐镇广州，成为革命党人要刺杀和捉拿的主要目标。
喻培伦：字云纪，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文英街，同盟会会员。父亲是内江糖商，家庭富裕，自费留学日本，后考入中国政府所指定的官费学校，就读于千叶专门医学校药科。他擅长制造炸药和炸弹，是同盟会中有名的“炸弹大王”。
但懋辛：字怒刚，生于四川省荣县方家冲，同盟会会员。他是熊克武在东斌学堂的同学，辛亥革命期间，和熊克武一起组织四川起义。但懋辛具备较强的军事指挥能力，在蜀军中，其地位和作用仅次于熊克武，是所谓“九人团”和“一军系”中的第二号人物。
川军的历史，要从熊克武讲起。
一个“武”字，无意中透露出的，是一个古老民族无比不安的情绪：它曾以文明著称，但在弱肉强食的冷酷现实下，也不得不走上以武自强的道路。
辛丑条约签订后，民间出现了一幅著名漫画，画上豺狼虎豹全扑了过来，偌大的东方国度眼看就将被撕得四分五裂。
就连最保守的人都意识到，不改变不行了。变革大潮汹涌而至，很快就将包括熊克武在内的无数年轻人卷入其中。
熊家曾寄望于熊克武的是子承父业，做一个老实本分的中医，但熊克武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医人不如医国，谈文不如论武，只有投笔从戎，用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来武装自己，才能抵御入侵。
志向已经决定，年轻人需要的就是一个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的机会。
中日两国最早都是以欧美为师，只是两个学生在成绩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到了甲午战争，曾经不显眼的日本竟然后来居上，一举反超了曾经很辉煌的中国同学。
伤你最深的人也许就是那个最有本事的人，中国人非常想知道的是，这个东瀛小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成功秘诀。当国家再次遭遇重大挫折时，这一感受尤其强烈。
中国于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第二年，即1902年，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便被废除，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选派留日学生。
至此，日本正式替代欧美，成为中国海外取经的第一标杆。
和现在一样，当时留学日本也有公费和自费两种方式。公费当然好，可问题是设有门槛，非得在国内就是优等生不可。熊克武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留给他的只有第二种可能。
自费拼的是钱，如果以此划线，经济状况一般的熊家就只好干瞪眼了。幸亏熊克武的叔父经商有道，每年都能赚取数百两银子，足够为侄子供学费。
1903年冬天，熊克武启程赴日。
樯帆已经扬起，带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美好理想，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它的轨迹却在中途发生了变化。
第一章 燃烧的翅膀
想学不给机会，回国又不甘心，这滋味别提让人多憋屈了，早在熊克武到达日本之前，就发生了自费生包围和冲击中国驻日使馆的事件。
熊克武的运气还不错，当他来到日本时，已经有了新的选择，那就是加入日本私立军校——东斌学堂。不过在留日学生特别是自费生中，已经悄然形成了一股愤怒和失望的情绪，而矛头所向，赫然正是当初将他们送出国的那些拖着“马尾辫”的高官。
事实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选定日本为留学目的地，是完全打错了算盘，因为盯住这批留学生的，还有在国内尚无立足之地的革命党人。
革命思潮很快在留日学生中得以蔓延，大家都变得不安分起来。某日，熊克武听到了一个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到了东京。
太好了。熊克武到处打听，找到了孙中山的临时住所。
1905年7月25日，这是熊克武永远难以忘记的一天。这一天，他见到了自己的偶像。
孙中山一见面就问他：“熊君在此学什么？”
得知熊克武在学习军事，孙中山又问：“为什么要学习军事，你认为学来有什么用？”
熊的回答几乎脱口而出：“当然是为了富国强兵。”
这是标准答案。很多留日学生尽管在潜意识里早已离经叛道，但他们能用来答题的还是出国前记住的答案。
得换换名堂了，要不然革命党到东京来干什么？
孙中山斩钉截铁地说：“熊君错了！”
这位未来的国父侃侃而谈：“当前国势如此微弱，并非仅仅因为军事不如列强，不如的地方多了去了，那么根本到底在哪呢，就在于清廷腐败。”
“试想，有这样一个无能政府在那里，它会用你吗？退一步说，就算它会用你，也来不及了——等你好不容易学成回国，国家已经亡了。”
对熊克武来说，这绝非空洞缥缈的大道理，而是触目可及的残酷现实：从先前国内政府对待他们这些自费生的态度来看，一腔热血换来的极可能是报国无门。
曾经的踌躇满志，变成了眼前的一片茫然，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孙中山把自己的答案告诉了他，那实际上也是革命党的基本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有一种独特的体验，叫做醍醐灌顶。就在这一刻，它属于熊克武。
此后的一切均顺理成章。1905年8月19日，熊克武加入了同盟会。履行完宣誓仪式，孙中山把他带到隔壁：“祝贺你，自今天起，你就不是清人了。”
加入同盟会的川籍留日学生共有数十人，其中熊克武还参与了同盟会总部的机要工作。在他所要掌握的联络暗号中，被清晰地打上了民族革命的印记——
问：你是哪里人？答：汉人。
问：持何物？答：中国物。
问：做何事？答：天下事。
一把火刚刚点起，迎面却浇来一盆冷水。
革命党人口诛笔伐的“腐败清廷”可不是木头，东京的热闹景象引来的是惶恐和吃惊：我们要培养的是接班人，可不是掘墓人。
赶快动用外交牌，让作为东道主的日本人好好管管。
此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要拓展自己在东三省的势力，就不能置中方的要求于不顾。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新规则，其中一条，就是不论你进入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一律都得由驻日公使出具担保。
留给自费生学军事的唯一一条路也被堵死了。这些新规则毫不意外地引起了强烈反弹，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举行了罢课抗议，一部分人决定直接罢课回国，其中最有名的是“鉴湖女侠”秋瑾，熊克武也名列其中。
这些回国的留学生，大部分都是自费生。原因不言自明，公费生有担保有前途，“又吃纣王口粮，又说纣王无道”的人虽有，但总比不上自费生多。
熊克武他们回国，可不是坐在家里歇着，有的是要兴办学堂，比如秋瑾，有的是要发展武装，比如熊克武，而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发动起义，政府即将为自己的连续失策付出代价。
同盟会总部认为，长江流域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四川因位居长江上游，要第一个拿下来。
四川起义的任务就此落到了川籍的熊克武等人身上。
革命党人都是由学堂里读书的白面书生演化而来，要发动起义，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寻找同盟者，这些同盟者要天不怕地不怕，敢造反能造反。恰好巴蜀盆地最不缺的就是此类好汉，这就是哥老会，当地称为袍哥。
早年的黑社会除了吃饱饭外，还有政治上的理想追求，比如袍哥就是如此。这个秘密组织创立于明末清初，其宗旨是“反清复明”，两百多年过去，甚至连他们自己对辫子之类都习以为常了，但却从未放弃当初的誓愿。
革命党要“驱逐鞑虏”，袍哥要“反清复明”，大家在这一点上结成了同志。在熊克武回国之前，袍哥中的舵把子佘英已受到革命党的格外关注。
舵把子相当于黑社会大哥。佘英高大魁梧，义薄云天，在袍哥会党中拥有极大的号召力。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忧国忧民，对私下流传的“禁书”《革命军》和《警世钟》一见倾心，曾在群众中广为宣讲。据说当他在市井演讲时，“听者如堵”，没有不为之感动的。
佘英是泸州当地人，他找了个办法。
泸州有端午节赛龙舟的风俗，节日期间，到处人山人海，周围赶来看热闹的外地人多不胜数，几千人填进来不算什么。
这个办法不错，缺点是时间太紧，端午节转眼就要到了，武器和人员却还来不及准备。
顺着日历再往后翻，大家都把视线聚焦在一个新的时间点上：1907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初九。
当天是慈禧太后的寿辰，和其他地方一样，泸州方面自然也要跟着拍马屁，忙前忙后，粉饰太平。假如在这一天起义，准保能打官府一个措手不及。
那就把日子定下来。
计划不错，可惜赶不上变化，首先是武器准备上出了问题。手工制造炸弹不是一般的diy，过程非常之危险，熊克武等人在试制炸弹时，中途发生爆炸，不仅伤了自己人，还惊动了官府。
泸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是知州杨兆龙，爆炸案虽然并非发生在他的辖区内，但仍给他敲响了警钟，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则更令他如临大敌。
泸州城内外突然出现了许多陌生人，把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都挤得满满的。这些人当然都是赶来参加起义的外地会党，他们的身份都改换成了客商，可问题是赛龙舟早就过了，也没有其他赶集什么的，这种反常情况不能不让人猜疑。
另一方面，袍哥会党毕竟不是纯正的革命党，大部分人认为革命就是像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描述的“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有人甚至在外面说：“佘大哥（佘英）的星宿出现了，他不久就要做皇帝，我们的日子就好了。”
民间的传言越来越多，在杨兆龙看来，这就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兆，让他如坐针毡。
苦思之后，杨知州向佘英发出邀请，请他入府议事。
在从黑社会大哥转变成为革命党人起，佘英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因此没怎么犹豫就来了。
等待他的，是一个陷阱，或者换句话说，是杨兆龙设下的请君入瓮之计。官衙内早就杀机毕露，持枪拿刀的堂勇埋伏在账后，为的就是要擒贼先擒王。
如果佘英身边前呼后拥，又或者进府后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杨兆龙便立刻下令捉拿。可惜他的好计未能得逞。
佘英单人独骑，神态自若，与官府原先的想象大相径庭。
客套几句后，杨兆龙便找了个借口溜到内室，他要听听幕僚们的意见。
幕僚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佘英既然敢单刀赴会，又如此从容镇定，说明他心里没鬼，那些传言或许是谣言。
还有人则心有余悸地说，佘英是袍哥中的龙头大爷，实力惊人，就连我们府里的差役堂勇也多半是他的徒弟。万一传言不实，草率拘捕，闹出乱子可怎么向上面交待？
见众人这么说，杨兆龙就犹豫了起来，就是这么一犹豫，为佘英提供了脱身之机。
幕僚确实看得很准，很多堂勇自己就是袍哥会党。见知州久不露面，其中一人给佘英悄悄咬耳朵，当然用的都是暗语：“大爷，水涨了！”
水涨了，就是事泄了。等杨兆龙拿定主意，准备将佘英扣下时，后者早已脱身而去。
一边是打草惊蛇，一边又不想放弃行动计划，熊克武遂作出临时调整，将起义时间予以提前。
不料杨兆龙的行动更快，他宣布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后大肆搜查客店。城内外的起义军彼此隔绝，难以形成呼应，在泸州发动起义立刻失去了成功的可能。
第一枪哑了火，熊克武没有放弃，转而启动备用方案，组织革命党人分兵奔赴成都。
成都是四川省会，当然比泸州更为显要，一旦起义成功，影响也更大。而从情报上看，11月14日那天晚上，四川总督及以下文武大吏都要聚集于“会府”。
会府又称万寿宫，里面设有皇帝的九龙万岁牌，不过官员们此番去会府并不是要讨好皇帝，而是为了给太后祝寿。
要想一网打尽，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
泸州起义是计划以袍哥会党为主，成都起义则是以新军为主。
从甲午战败到签订辛丑条约，中国传统陆军之无能为力已成了人尽皆知的事实，“习洋枪，学西法”的新式陆军（简称新军）应运而生。
每个省都分到了编练新军的指标，四川因为是大省，被安排要编三镇（镇相当于师）新军，当时已经编好的是第十七镇。
政府编练新军的初衷，与派遣学生留日没有不同，可对革命党来说，“洋化”的新军比之于那些绿营八旗，好渗透得多。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反过来成了革命党用于武装起义的长枪利剑。
在成都军界，从作为新军预备队的弁目队，到正规新军，革命党人都发展了一批内线。
除此之外，赶来增援的袍哥会党人数也不少。泸州调集了三千人，集结于成都的会众则多达五六千人。
熊克武信心十足。让他没想到的是，泸州之事竟然在成都重蹈覆辙：官方改变了祝寿地点，然后是全城戒严，断绝交通，搜捕党人。
一锹下去就想掘个井，当然是显得过于心急了；可是连着三锹下去，连个泉眼的痕迹都没见着，无疑又让人郁闷到极点。
接下来的时间里，熊克武和他的同志们就像久无收获的渔夫一样，被迫把鱼网翻出来，一段段地查找，要找出究竟是哪里出现了窟窿。
就三次起义的策划来看，无论是早先放弃的端午节还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寿辰，时机都掌握得很好，且由革命党人主导，在这方面并无明显漏洞，但细究一下就不一样了。
细究的结论就是问题出在实施阶段，恰恰在这个阶段，革命党人退居幕后，站在前台的是袍哥会党和新军内线。
熊克武猛一击掌：症结找到了！
新军里面，只发展了很少一部分中下级官兵，他们在军营里犹如沧海一粟，作用微乎其微。袍哥会党倒是人数众多，可惜鱼龙混杂，很多人还是改不了帮会习气，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现在，导致起义失败的基本脉络已经可以勾画出来了。
第一，新军指挥权仍掌握在当地官府手中，在会党走漏消息后，他们可以动用新军提前进行镇压。
第二，作为一支新式军队，新军配备有德国毛瑟枪，会党用大刀长矛与其较量，就像在用纸棺材糊人，没有打得过的道理。
只有把伤疤完全揭开，脓血才能流得干干净净。分析到这里，众人豁然开朗。
看来，靠天靠地靠别人都不行，还得靠自己。不过在此之前，先得进健身房，练几块腱子肉出来。
武器很关键，说到底，就是手里要有枪杆子，而不光是刀把子，这样才能建立同志军。
1908年2月，熊克武专程潜回东京，通过同盟会总部，从日本民间购买到了枪弹。
当他押运枪弹，秘密返回国内时，忽然注意到，人们所戴瓜皮帽上的红顶大多被摘掉了，有的虽然还在，但也染了颜色。
在礼仪至上的东方国度，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一打听，原来跟慈禧太后有关——祝寿不能挽救寿命，老毒物和光绪皇帝都死了。
国内正在举办国丧，在此期间，代表喜庆的红色成了禁忌物，别说瓜皮帽上的红顶，就连市场上的红萝卜都不准卖了。
又一个可遇不可求的起义契机，熊克武大喜过望，立刻展开了精心筹划。
之前发动起义，主要集中在包括省会成都在内的川西南，当地官府已是戒备森严，再要插进去非常困难，熊克武把视线转向了位置完全相反的川东北。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广安，防范上相对松弛，州署旁边只有一个保安营。
1909年3月1日，熊克武在广安待机行动。与以往任何一次不同，这次将以革命党人自己组建的同志军为主力，并由他亲自指挥，负责进攻广安州署。
问题是同志军人数不足，而且因运输和寄藏的困难，从日本运来的武器以子弹为多，配备的长短枪很少，这样一来，就缺不了配角的帮忙。
熊克武的计划是分兵两路，除同志军外，另由佘英召集会党，负责从保安营夺取枪械。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意外和困难正是发生于这一路。
当天，熊克武派人去佘英那里联络，传回的消息却让他大吃一惊。
佘英在城外的茶馆里遭到了会众的包围！
四川袍哥各有势力范围，广安当地的帮会并非佘英原属手下，他们来参加起义是要领取酬劳的，可是直到要起事的这一天，还没见到钱的影子，众人就不干了。
这不是普通的营生，豁了一身剐，要把皇帝打，弟兄们挣的是卖命钱，你迟迟不给，算搞什么名堂？
帮会就这个觉悟，没办法。此时的熊克武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四川革命党的负责人之一，另一方面，出于实际需要，他已由佘英介绍，加入了袍哥并成为舵把子。得知佘英陷入困境，他急忙赶去城外，对情绪激动的会众进行劝说：“钱要给，事情也要办，等钱运到了，必然一个子不少地补发给大家。”
这边刚帮佘英解了围，天眼看着就黑了下来，起义时间到了。
此时衙门和保安营的官吏大多已经回家，士兵们也不甘寂寞，有的上茶馆，有的去酒肆，要出击的话，正是过了这村就没了那店。
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熊克武赶快飞奔回城。
如今的熊克武，早就完成了军校的社会实习任务，从一个未经世事的洋书生，转变成了有一定军事经验的指挥官。
人数不多的进攻部队被他包装成警察，一路押着“犯人”混进了衙门。进去之后，短枪齐发，门卫当即被撂倒在地。这天晚上本来就没多少值班堂勇，见到如此场面，全都被吓傻了，于是躲的躲，逃的逃，悲情到不行。
熊克武很快就占领了州署外府。剩下的任务，是继续往里府搜索进攻，直到活捉知州为止，但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迎面向他袭来。
按照计划，佘英率会党要同时向保安营行动，而州署的附近就是保安营，也就是说，现在保安营那边也应该是枪弹齐鸣了。
可那里一片死寂，死寂到可怕。
熊克武预感到，会党一路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假如真是这样，保安营不会置州署于不顾，必然会包围上来，与里府尚存的兵勇形成内外夹攻，那样会很危险。
熊克武一边控制住保安营的要道，一边派人联系佘英，让会党那路赶快来搬取枪械。
果断的处理，让熊克武再次拿到了胜负手。
可是出了错的环节还在继续出错。等来等去，等不到佘英露面，相反，州署内却咚咚地敲响了堂鼓，那是官府调集援兵的信号。
事后才知道，因为会党在茶馆那么一闹，惊动了警察，反而弄得佘英无法进城，失去了取胜的先机。
城内外的官兵正不断赶来，继续等下去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完蛋。熊克武只得下令撤退。大队在前，他带着两个人在后掩护。
刚跑出保安营大门，从州署方向就追来了一群堂勇，手持刀戟，咋咋呼呼。
开枪怕暴露目标，熊克武收起手枪，拔出马刀，迎头就是一阵乱砍。
像熊克武这样的革命党人，都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那种，堂勇们则完全不同，上班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都指望着别人上去挡刀锋，做替死鬼。
一家人做饭，谁天生是上灶的？你不肯卖力，我不肯卖力，结果只能是大家都畏畏缩缩。轰隆隆的一群人，竟被熊克武等三人砍得东倒西歪。
由于天黑，厮杀之中无法保持联络，等熊克武冲出重围时，他才发现自己落了单，大部队早就冲出了城。
于是他赶快走。到城门口时，两个官兵正要关上城门。
“这就怪不得我了。”熊克武心下想着，一刀过去，砍倒了一个士兵，另外一个小子还没反应过来，熊克武就已经远去无踪了。
广安起义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这是革命党人第一次与官军面对面的较量，尤其熊克武在此役中表现出色，像拼命三郎一般冲出城后，他还单人独骑连走了二十多里路。
二十多里，对熊克武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据说他可以一天行走二三百里，中间不歇气、不喝水、不吃饭，所以人称“铁脚板”。
与四川境内的四次起义有关，熊克武要想不出名都难，尽管他外出时一般都进行化装改扮，但仍少不了被“咬尾巴”。不过幸运的是，他每次都能成功地将“尾巴们”统统甩掉。
那些负责跟踪监视的警察和密探都觉得奇怪，怎么跟来跟去就跟丢了呢，难道这个革命党嫌犯飞上天了不成？
其实熊克武靠的就是铁脚板功夫，你要弯下腰来喘口气，喝口水什么的，一抬头，人就不知哪去了。
要练出这种功夫，并非完全靠天赋，还有意志和毅力。两年多来，这个年轻人不断地经历失败，却从未放弃，仍在继续为起义做着准备。
还是要寻找对手的薄弱点。
几个月后，熊克武找到了新的目标：嘉定府（今乐山市）。
乐山位于川西南，跟成都、泸州、宜宾在一块，看似不像一个适合再次发动起义的地点，可这只是死的一面，还有活的一面——乐山官军正奉命围剿凉山地区的彝人武装，后方比较空虚。
打的就是空虚，这一拳下去，无论如何也得砸出点声响来。
广安吃亏，还是吃亏在从日本购买的枪支不敷使用，枪不够用，同志军规模便难以扩大，也就不能不继续使用难托重任的袍哥会党。
为了寻枪，熊克武绞尽脑汁。
根据情报，成都督署将向凉山前线解送大批枪支弹药，其中仅步枪就有一千支，正是革命党人最急需的宝贝！
熊克武闻讯准备在沿途设伏，捉住这条大鱼。可是功夫花了不少，一等不来，二等不来，预期中的押运官军迟迟不至。
还有哪里有枪？
新的情报显示，乐山官军被大量调出后，需要地方团练维持治安，成都督署特地向团练局下发了枪支。
革命党在团练局有内应，送枪的来了。
在广安起义中，熊克武采用的是双管齐下，即一路夺枪，一路攻城。而起义之所以失败，就败在没能夺到枪，导致所有成果随之流失。这次他决定改换思路，来个一先一后——先夺枪，后攻城。
1910年1月22日，乐山起义打响，当天早上首先谋袭团练局。
团练局教练本身就是同盟会会员，按照他的要求，团丁们将枪支往操场上一架，坐进教室听课去了。革命党人就埋伏在操场之外，其他什么都不用做，直接从地上捡捡西瓜就成了。
这么一捡，就捡到了一百多支步枪，加上原有武器，一下子就得以武装出数百同志军，并在距离乐山仅十几里路的新场进行会合。
每一次起义开头都要出点状况，唯有这次异常顺利，熊克武很是激动。按照计划，他又抡起自己的铁脚板，马不停蹄地前去附近的泸州组织其他援军。
让人难以预料的是，这次的状况不是出在开头，而是出在中间。
假如同志军能够即刻顺流而下，直趋乐山，必然能打官军一个措手不及。可是大家都太兴奋了，也缺乏经验，于是光在新场吃饭就耗去了整整一个多时辰。在这一时间段内，乐山知府已经得到通报，并作出了防备。
等同志军往乐山进发时，他们才发现，不仅城头枪炮林立，就连城外都布满了岗哨。
在辄生意外和变故的情况下，众人都慌乱起来，不知如何是好。熊克武不在，佘英承担起了总指挥的责任，率部回撤。
可为时已晚，第二天乐山官军便追了上来，佘英毫不示弱，就地迎战。
与广安起义不同，这次双方在人数和武器配备上都形成了规模，而且各不相让，因此战斗异常激烈。
打一个乐山官军，同志军尚能应付，但是随后从背面袭来了一支官军，使他们立刻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情形就十分危险了。
佘英只得率部且战且退，不料中途又遇到了一支官军。三支官军一齐涌上来，顿时满目都是铺天盖地的敌人。
佘英从小练武，还考中过武秀才，拳脚棍棒很是了得。当时他正身患虐疾，但就靠着这身硬功夫，他独自杀出一条血路，一口气跑到了川滇边境的豆沙关。
豆沙关是古代由蜀入滇的第一险关，从这里一步跨过去，便可以到达云南。然而就在镇上的一座茶馆里，佘英的行踪被密探发现，随后就遭到包围，冲不出去了。
茶馆所在区域，另有一个名称，名叫断蛇坡。“蛇”与“佘”正好同音，断蛇等于断“佘”，联想起这些，就连横跨革命党与会党两界的英雄也感到了一种命中注定的无奈和悲哀。
他曾那么执着地放飞理想，如今风筝还在天上，只是手中那根线已经断了。
佘英被押回宜宾，一起被捕的还有另外一名革命党人。在审讯对质时，佘英故意指着他说：“此人不过是我家装水烟的雇工，把他抓来有什么用呢？”
佘英想要解救自己的同志，然而这位革命党人却大声争辩说：“佘大爷，我是跟你干革命的，你怎么说我是装水烟的？我活着和你在一起，死也要和你在一起！”
负责审讯的官员面面相觑，难以理解眼前究竟都是些什么人。
就义之前，佘英手书绝命诗：“牡丹初放却先残，未捣黄龙心不甘。”
在四川的所有起义中，乐山之役是最残酷也是最壮烈的一次，包括佘英在内，死难者达两百多人，四川革命党损失极其严重。
随着乐山起义的失败，熊克武在泸州组织到的援军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冒险探监和安抚烈属。
要想在四川境内继续组织起义，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了。熊克武向同盟会总部提议，要求另择一处要地，集中全国革命党人的所有力量，发动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以便毕其功于一役。
事实上，同盟会总部也正在考虑这一问题。
自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中小规模起义已不算少，仅孙中山亲自领导的就达九次，包括四川这样各省自行策动的起义则不下数十次之多，但是无一能够成功，反而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经历血和泪的事实，才会有血和泪的体验。大家都对这样的零打碎敲失去了耐心，熊克武的建议，几乎是同盟会内的一致共鸣：与其玩无数多小的，不如赌一次大的。
1910年秋天，各地代表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举行集会，确定发动广州起义，并由同盟会中的另一位领袖级人物黄兴负责指挥。随后在海内外举行“选锋”，即挑选作为起义先锋的骨干，以便“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
这是真正精英中的精英，加入先锋队的四川籍革命党人，除熊克武之外，还有一个著名人物：炸弹专家喻培伦。
枪弹须从国外高价购买，且运输贮藏非常困难，与之相比，炸弹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同盟会从创立初期开始，就非常看好这一武器。
熊克武在东京时，曾被总部派去学习制造炸弹，不过当时采用的是银制法，即用腐蚀性液体煮化银元，然后制成炸弹。
用银元制炸弹，花销也不小，而且制造过程也异常危险，喻培伦经过研制，尝试用独创的“喻氏法”来替代银制法，终于发明了符合需要的安全炸弹。
在广州期间，在熊克武的协助下，仅花了半个月时间，喻培伦就制造出了三百多颗不同分量的炸弹。
与此同时，他们还近距离侦察到了广州官军的布防情况，其中最薄弱的是水师炮台。
熊克武曾以游览为名，登上水师炮台，发现把守的旗兵根本就不干正事，他们竟然在向游客兜售茶叶，有的还聚赌抽头。
在组织起义方面，熊克武已有相当经验，此情此景让他眼前一亮——如此防守，几乎可以用不堪一击来形容，到时如果能先夺取炮台，用彼炮转攻彼兵，则必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畅。1911年4月8日，黄兴在香港召集会议，确定了起义发动日期，但广州将军孚琦当天被刺杀身亡，打乱了所有既定步骤。
所谓擒贼先擒王，在起义筹备阶段，同盟会就计划刺杀广州要员，但要杀的人并不是孚琦。
要杀，你得杀能干的，广州城一共三个省级大吏，孚琦是最无能的。同盟会紧紧盯住的其实是水师提督李准，这哥们才算得上是革命党人的心腹之患。
可惜阴差阳错，原先派去的刺客临时怯懦，迟迟不动手，换人之后，倒是行刺成功了，不过只除掉了一个窝囊废。
真正的蛇没能打着，却已经把它给惊动了，广州官府明显加强戒备。原先准备在4月13日举行起义，结果只能延期至4月26日。
1911年4月23日，黄兴从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了指挥部。
还有三天，起义进入倒计时。
革命党这边摩拳擦掌，官府那边也听到了风声。两广总督张鸣岐将一个巡防营调到城外驻扎，用于随时策应城内，水师提督李准也急调水师回城。
另一方面，同盟会从日本和越南运来的枪械也未到达，一些领导者因此主张继续延期。考虑再三，黄兴点头同意，除留下基干人员外，三百多先锋队员全部撤回香港。
早期的革命党人犹如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个个热血沸腾，视死如归。得知起义一拖再拖，眼看着都有夭折的危险，喻培伦当即去找黄兴，对他说：“不能延期！”
喻培伦认为，此次广州起义耗费巨大，而且全系海外华侨资助，一旦起义真的流产，前功尽弃事小，失信于华侨事大，以后怎么面对他们？人家捐了这么多钱，你就算是丢块砖瓦也得给个下落不是。
黄兴仍在犹豫，喻培伦提出了更尖锐的现实问题：“听说近期广州官府将严查户口，我们费尽心力制造的炸弹和运进城的其他武器都可能被搜出，到时难道束手就擒？”
“革命总要冒险，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就算败了，还可以用牺牲来作宣传，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喻培伦最后说，就算大家都不干，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冲进督署衙门，找张鸣岐拼个你死我活。
同盟会组织松散的缺陷在这一刻暴露无遗，黄兴让位于香港的起义总部派人，那边却还想再拖一天，所以一个人都没派过来。更有甚者，原在广州的一部分人也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自顾自地搭船去了香港。
黄兴集中敢死队员，一共才120人，诸如分路攻击水师炮台之类，已不可能实施，只能剑发一处，主攻督署。
所有认识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加起义：“你是炸弹专家，留下来的话更有用处，不必前去冒险。”
喻培伦连连摇头：“让别人去牺性，我的人格何在？再说我是为了革命才研制炸弹，现在做出了炸弹，让大家拿着炸弹去冒险，我倒不去，那怎么行。”
有人劝他，说又不少你一个。
喻培伦不乐意了：“别小看我，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
1911年4月27日下午5点，在两广总督的衙门前，来了一顶四人抬轿。递上名片，是驻广州的法国总领事。
门卫没看出任何异样，遂抬手放行。
他们没想到，从“总领事”到四个抬轿的“轿夫”，都是革命党人，领头的便是熊克武。
“总领事”来访，张鸣岐必定要出来迎接，到时熊克武便甩出炸弹，实施刺杀行动。
黄兴已将起义军分成两路，由他自带一路敢死队守在督署前门外，喻培伦则率另一路人马埋伏于督署后门外。按照事先约定，一听到熊克武的炸弹声响，两路人马即一前一后冲入接应。
炸弹响了，前门敢死队在黄兴的率领下，一手持短枪，一手拿大刀，口袋里装满炸弹，吹着号角冲了进去。
后门的喻培伦亦闻声而起，他说自己一个能顶几个，确实没有吹牛，其掷弹技术的熟练和准确无人能及，仅用两颗炸弹，就在院墙上炸开了洞口，众人从洞口一拥而入。
然而事实上熊克武并没能炸到张鸣岐，炸的是包围上来的警卫。
张鸣岐如今不仅是两广总督，还代理广州将军一职。广州将军一般都由满人担任，由汉人代理该职以前没有先例，然而张鸣岐并不为此高兴，反而忧心忡忡，时刻担心着步孚琦的后尘。
正因为天天悬着颗心，张总督早已如惊弓之鸟，在安全防范上极为谨慎。熊克武他们虽混过了门卫，但在直入衙门二堂时还是被警卫瞧出了破绽。
督署内一场混战，熊克武冲入三堂找张鸣岐，却遍寻无人。这家伙早已开溜，匆忙之下，甚至连家属都未能顾及。
抓不到张鸣岐，起义军只能先行撤退，就在这时，李准率水师发起了反击。
喻培伦可谓神勇无比。广州房顶上有可通行的走道，他独自在上面蹿来蹿去，只要官军一冲过来，就猛投炸弹，打得官军再也不敢轻易靠近。
僵持到半夜，起义军决定分散撤退，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熊克武再也没能见到喻培伦。
人越来越少，熊克武身边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战友——四川籍同乡，也是东斌学堂的同学但懋辛。
他俩必须出城，但城门已关，唯一的办法就是翻越城墙。
熊克武沿着墙脚摸索，墙头到处都有旗兵站岗，哪里上得去。好不容易摸到一处长满茅草的缓坡，熊克武率先爬了上去，没想到坡上也有两个哨兵，要不是下滑得快，他差点就被刺刀给捅了个窟窿。
城头上的哨兵并不敢下来搜查，只是不断放枪，幸而他们躲在死角，子弹打不到。
此时天空里开始飘起蒙蒙细雨，熊克武和但懋辛都很清楚，随着天色逐渐地变亮，他们能从广州城逃出去的几率几乎等于零。
不远处就有一口池塘，但懋辛说，算了，要不我们投水自杀吧，索性一了百了。
如同佘英到了断蛇坡，熊克武想想也没别的生路了，跳就跳吧。
一跳下去，水才到脚背，敢情想死都死不成。
由于但懋辛有伤在身，天快亮时，熊克武负责独自出去寻路，两人又失散了。
失散之后，熊克武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不是本地人，连广东话都不会说，随时可能遭到逮捕。只能说，那并不是一个最黑暗的年代，彼时的老百姓尚有淳朴厚道的传统。虽然大多数人都像鲁迅《药》中所描述的，对革命缺乏了解，但没有人会下作到去向官府告密，相反，更多的人还伸出了援手。
当时民间纷纷传说，革命党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原本都是有家有室的读书人，却甘冒“诛九族”的危险去“造反”。更令人惊异的是，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不是想当皇帝，就是为了追求升官发财，唯独他们竟然不是奔着这个去的。
从自己朴素的人生哲学中，老百姓得出结论，这些人干的一定是好事情，自然也都是一些好人。包括黄兴在内，从广州脱险的革命党人大多得到了广州居民的收留和掩护。熊克武也是如此，事后，在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被转移到香港，从而转危为安。
其他人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四川籍党人中，喻培伦、但懋辛先后被俘，除但懋辛幸免于难外，喻培伦等均被处决，后被集体葬于广州城外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因各国对广州起义的内幕尚不知情，两广总督张鸣岐特地将“造反土匪”们的经历和照片打印成册，分送各国驻广州领事馆。
各国领事不看犹可，一看履历，喻培伦这些人不是富家子弟，就是留日学生，“中国正在发生革命”的传闻由此得到证实。
早逝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土匪，他们全是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优秀分子和热血青年。随着他们离去的脚步，古老帝国的风铃在不断摇晃，向人们传递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
广州起义又失败了，但这是最后一次失败，不到半年，武昌起义便宣告成功。
第二章 乱世枭雄
黎元洪：北洋军人，武昌起义时任湖北都督，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副总统，地位很高但无实权，政治上偏向于南方党人。
王子骞：同盟会员，熊克武的幕僚及代表。
赵尔丰：四川总督，曾平定西藏叛乱，实行“改土归流”，但因镇压保路运动成为众矢之的。
蒲殿俊：四川名绅，保路运动领袖。
尹昌衡：字硕权，生于四川省彭州市升平镇。初就读四川武备学堂，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尹昌衡因性格豪放，胆略过人，在川籍军官中拥有较高声望。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四川都督，系老川军中第一位具有实际意义的军事统帅。
赵尔巽：赵尔丰的哥哥，在赵尔丰之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是老川军前身第十七镇新军的创建者，一手提拔了尹昌衡。
蔡锷：字松坡，湖南人。蔡锷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中国士官三杰”之一，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均有较高建树。在他担任云南都督期间，滇军威震西南，多次以援川为名入据川境，开滇军“侵川”之先河。
胡景伊：字文澜，生于重庆市巴南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三期，是四川留学士官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与蔡锷是同学。回国后任教于四川武备学堂，与尹昌衡有师生名分。胡景伊是个老狐狸级别的人物，心机极深，视熊克武和革命党人如寇仇，新老川军之战即由此引发。
袁世凯：创立了北洋新军，是北洋各系的首领，辛亥革命后出任临时大总统，继而正式当选为民国政府首任大总统。
1911年10月，凭借武昌起义的成功，革命党人得以控制武汉三镇。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此之后，关内十八省中，共有十四省先后响应，这些省大多成立了民军，并以所在省份的简称为号，比如湖北民军就称为鄂军。
鄂军、苏军、浙军等等，一长串名单里，唯独没有四川的影子。真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不过一切还来得及。
首先得找一下熊克武。
这位仁兄正在到处奔忙。武昌起义前，他正在陕西，准备策动当地军队起义，武昌起义后，马上到武昌与黄兴商讨作战方略。及至武昌告急，又急匆匆地赶到上海，催促江浙联军进攻南京，以间接援助武昌。
其时，川籍革命党人已云集上海，大家伙儿把熊克武团团围住：“南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攻下，就算攻下了，离北平还远得很。”
那怎么办呢？
“不如我们四川人自己撸起膀子干，组织军队兴师北伐！”
这支军队被称为蜀军，它不代表川军的全部，但却是所有川军里面第一个以省为号的军队。在众人的推举下，熊克武负责牵头组建蜀军。
组建军队，让人最头疼的不是人，而是钱。同盟会总部给了十万元，但远远不够，有人建议向四川铁路公司借款。后者曾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角，正是因为政府试图将其收为国有，才直接诱发和助推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之后，四川铁路公司成了配角，再没人关心或在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民营公司就算不实施国有化，也已经经营不下去了，里面那叫一个烂和乱。
搞到如此地步，真是怪不得政府，都是股东们挪用资金炒股所致。这些股东本想趁股市红火时狠赚一把，没想到突然全线飘绿，结果就亏到了不堪回首的程度。
所有股票里面，只剩下一种英国人发行的“兰格志”股票尚算值钱，可以用它作抵押来买东西。
“兰格志”股票被保存在两名四川商董手里，他们如今都在上海。但要想让他们出借股票并非易事。熊克武多方动员，好说歹说，二位始终不肯松口。原因当然是怕“借”出去后鸡飞蛋打，一去不回。
直捅捅地办事，就像包全肉的饺子，太腻味，所以很难塞进人家嘴里，但如果能加点大葱就不一样了。没多久，“大葱”就不请自来了。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被革命党人推为湖北都督，他的卫队长姓黄，经过“咸与维新”，自然也成了“革命同志”。在武昌之役中，黄同志受了伤，被送到上海就医。这样一来，更了不得，人家现在是老革命了。
老革命碰到的新问题，就是得有枪杆子，所谓盖庙立旗杆，自己做山神。黄某是四川人，同样知道“兰格志”股票的好处，伤一好，他就跑去找二位商董“借”股票。
当然得到的又是一番托辞。黄同志眨巴眨巴眼，也没有再劝，而是掏出一把手枪。
“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看看我姓什么，对了，我就是黄兴大元帅的兄弟！你们长了七个头八个胆，敢跟我作对？”
武昌起义后，黄兴被南方各省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凭一个同姓，就要跟黄兴攀兄弟，这也够能扯的。
不过这种连骗带吓的手法极有效果，在黑洞洞的枪口下，可怜的商人们吓得脸都白了，只得退一步，同意开会表决。
表决需要时间。开会那天，黄同志带着一班兵来到会场。见表决结果迟迟难以出台，便不由分说，将主持会议的商董给关进了黑房子，然后大踏步扬长而去。
剩下的人见势不妙，就到沪军府去告状。沪军都督收下状纸，随手塞给来的人一排新兵。
来告状的是个文人，给他兵都不知道怎么带，连齐步走的口令也不会喊。于是又来求告熊克武，请他看在同为川人的面上，无论如何帮帮忙。
熊克武没有兵，但身边有个叫王子骞的能人。
王子骞也是老牌的川籍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有随沪军作战的经历，且任沪军先锋军总司令部一等参谋，带兵没有问题。
王子骞赶去现场的时候，黄同志留下的那班人正三三两两坐在地上侃大山。王子骞上前大声宣布：“奉都督府命令，将某某交给我，你们各自回营。”
这一班人被王子骞的气势给镇住了，又见对方人比他们还多，当下连命令都不查看，就将扣押的商董一交了事。
经过几番过山车般的折腾，惜财如命的商人们开始觉悟了。这是乱世啊，饶你十八分精细，大兵们要吓你关你，甚至于杀你，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股票肯定是保不住了。与那个横蛮的“黄同志”相比，“熊同志”的态度已经算是春风拂面了，加上还有解救之恩，不给他给谁呢？
熊克武如愿拿到了股票。
黄卫队长虽然看着眼热，但他又不是黄兴真的兄弟，就算给人当了回托，做了一次洋葱头，也只能自认晦气了。
钱主要拿来买武器。上海多的是老外军火商，一圈比较下来，决定还是从日商手里购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离得近，运输方便，订好合同可以第一时间拿到货。
熊克武派王子骞作代表去洽谈合同。早在广州起义时，王子骞就曾护送军火到香港，对于军械的品种、质量不算外行，而且他的日语非常纯熟，可与日商直接对话，这样还能绕过买办中间商，节省一点费用和成本。
果然双方谈得不错：用股票作抵押品，一年后以现金收回，连利息都不用付。
黄兴也曾向这家日商订购过军火，但还比不上这次优惠。一切行将谈妥，就在快要签字时，日商忽然改了主意。
这蜀军据说是要北伐的，那当然是居无定所了，将来一年期满，找不到人怎么办？须知借钱容易，讨债可不易，这就叫做“借米下得锅，讨米下不得锅”。
日商提出，光股票还不行，得找一个地方长官作双重担保。
熊克武觉得日本人的额外要求很过分，但既是有求于人，就不能不委曲求全。
江浙官员中，江苏都督是四川人，让他出面担保最为合适。可偏偏这位都督和黎元洪一样，也是转正过来的“同志”，包括熊克武、王子骞在内，一般革命党人跟他都不熟。
在中国社会，说到底，还是传统的乡谊和人情最为管用。王子骞再次出马，七弯八绕，总算跟江苏都督攀上关系，搞定了这件事。
合同一签，日商很快将军火用轮船一次性运到南京，至此，蜀军的组建已是水到渠成。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熊克武被任命为蜀军总司令，军衔为左将军，相当于中将。
蜀军各级军官均为军校的川籍学生，征招的士兵也清一色都是四川人，其中很多还是原川汉铁路上的失业工人。
北伐主力无疑是各省民军，论数量，他们加起来已经不少，但熊克武对此并不看好。
“这些民军主要出自于起义军队，军官大多刚刚转正过来，立场不稳，观望态度也很明显，时时都想着脚踏两只船，打了胜仗还好，若是战事不顺，谁也不能给他们打包票。”
熊克武的设想是，将新成立的蜀军开到四川，将那里打造成战略基地，这样，万一形势不利，革命党也可以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落脚之处。
此时的四川早已宣布独立，但一省之内却有两个政府，一个是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另一个是重庆的“蜀军政府”。两个政府一东一西，“反正”的第十七镇新军以及其他军队，也依驻地不同而各为其主，这也是川军始终无法统一编制的重要原因。
成都政府内多的是立宪党人及新军军官，重庆政府则由同盟会会员组成，两个政府暗中互有敌意。但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重庆远远不及成都。蜀军入川，便是要扎根重庆，给党人撑腰。
黄兴对熊克武的意见表示赞同。
与熊克武一道回川的，还有先期开驻南京的一个营的蜀军。熊克武派王子骞去包一艘客轮，这回找的还是日本轮船公司。
说好运费一万，先交一半，签合同时，日商神神秘秘地告诉王子骞：“一万那是实价。你是经手人，需要多少回扣，尽可以加进去，然后写在合同里。”
末了，他还添了一句：“贵国人向来如此，已成行规。”
运费还有回扣，日商不说，王子骞都不知道。他很严肃地告诉对方：“这些都是满清官场上下舞弊的恶习，你把我们革命党人看成和他们一样，实在是太轻视中国党人的人格了。对我来说，乃无理之至。”
日商愣了下，赶紧赔笑道歉，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
这小日本脸上笑，心里其实也在笑，想想可以省下回扣，能不开心吗？
所有细节都谈完了，即将签字，王子骞突然对日商说：“好，你现在可以拿回扣出来了。”
喜滋滋的日本人像是被扔进了冷水盆里：“我刚才不是问过你了吗？是你自己不要回扣，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
王子骞回复得很巧妙：“刚才你说的是陋规外快，所以我不要。我要的是生意场上的优惠，我想你既然预留了给经手人的回扣，自然还有还价的余地，这些钱必须给我。”
碰到如此精明的中国小伙子，日商无言以对，只好掏了五百出来。
王子骞并没有将这五百元收入个人腰包，而是回去后即登记入账，并将开好的收据返还日商。
因为这件事，王子骞在蜀军中被笑称为“五百元股东”。
熊克武、王子骞这些革命党人，当初的奋斗目标都是要推翻“腐败清廷”，所以他们才会对陋规恨之入骨。但现实生活的难题，往往并不像“五百元”这么简单。
1912年2月23日，熊克武率蜀军乘船返川。到达宜昌后，必须更换四川的自营客轮，但因为江水还没涨上来，客轮暂时无法东驶，大家只好在宜昌坐等。
除了每天出操训练外，也没别的事可做，一个外号“毛牛”的营长闲得发慌，便找到熊克武，说他要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办事处去查账。
没有川汉铁路公司，就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湖北的武昌起义也就无法成功，说得再穿一点，就是缺了公司的那些值钱股票，连蜀军都无法开张。
可要查它的账，却不是件简单的事，那就是一团乱麻，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乱麻，即便集合会计专家，穷数年之力，都不一定理得清楚。
触发“保路运动”的前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是清末国内经济领域的教父级人物，连他都被川汉铁路公司所绊倒，可想而知这座池子里的水有多深了。
毛牛营长毕业于保定军校，军事知识没得说，但经济学方面则完全是个门外汉，且不论查账必备的会计统计常识，他就连普通的算盘珠子都不会拨。
可是熊克武却没法拒绝，因为对方说得慷慨激昂：“我们此次回川，附带有查办贪污责任。川汉铁路公司内部腐败混乱，乃人所共知的事。若不查一下，并将结果公布于众，难对川人及保路运动中的牺牲者有个交代。”
熊克武点点头：“那你就去查吧。”
毛牛营长兴奋得一跃而起，马上以蜀军司令部的名义联系办事处负责人李某。
查账这一天，他雄赳赳气昂昂地一个人踱进了办事处的办公室。出乎他的意料，亲自出来接待的李某毫无慌张之色，举手投足皆彬彬有礼、从容不迫。
一番寒暄之后，李某便把营长带进了一个大房间。
不进去尚可，一进去吓一大跳，营长先前的各种美好想法全都随之烟消云散。
房间里的卷宗账簿堆积如山，简直比废品收购站还热闹。在室内正中央，放着一张大餐桌，上面铺有白布单，周围则摆列着好些座位，每张座位前从算盘到毛笔、铅笔、钢笔，应有尽有。
显然人家早有准备，而且不是为一个人备的，是为许多人备的。
李某仍然那么客气，一面递烟泡茶，一面上前账簿：“所有账目都在这里，你尽管查。有疑问随时提出，我立刻可以解答。”
营长的一个脑袋顿时变成了两个大，但既然来了，总得装模作样查一下啊。
保定军校毕业的，那也是有文化的军官，总不会让这点尿给憋死吧。抱着一丝侥幸，他随手从账簿里抽了两本，信手翻了翻，这一下却把汗都翻了出来。
别说核对数字，里面的许多名词术语，他这辈子都没见过。
真是隔行如隔山，别说查，连个装点门面的问题都提不出来。
再翻下去，今天恐怕是走不出这个盘丝洞了。毛牛营长情急生智，对李某说：“今天不是正式查，只是见个面、接个头而已。我还有事，改天再来。”
说完之后，他赶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一场保路运动，让原四川总督赵尔丰身败名裂，被迫将权力交到了立宪党人手中，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出任成都军政府都督。
论从政经验，“书生政客”蒲殿俊远不如下台的“旧官僚”赵尔丰。他就好像那个愣头愣脑的毛牛营长，站在账房门前可以说东道西，等自己走进去，就马上晕了菜。
别的不提，光聚集成都的军队就摆不平。从保路同志军、新军，到由绿营改编而成的巡防军，大家如今都是“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手上也都有“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自然是谁都不服谁。
蒲殿俊觉得这样不是个事儿，于是决定把军队召集到一起，进行点名发饷，以便稳定军心。
有人劝他，这种时候，就算把军队互相隔离起来，都尚恐不及，你还要来个集中，倘若“一夫发难”，势必波及全部，到时将不可收拾。
蒲殿俊不以为意：这个世界上，每种事情都有类型，感情也是如此。我给军队发饷，对他们好，难道他们还会恩将仇报？
当天，蒲殿俊宣布要给每个士兵发三个月的恩饷，台下果然是欢呼声一片。
可在欢呼之后，紧随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谩骂，原因是副都督又补充了一句实话：“现在财政吃紧，这笔恩饷要等以后补发。”
格龟儿子的，原来是诳我们玩呢。
有人高喊一声：“打起发！”
打起发，就是兵变的意思。这一喊不要紧，众人全都回过味来，等什么恩饷，还不如我们自己出去抢一把来得快来得爽。
书生意气的蒲都督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感情也是要分类型的，而跟金钱利益紧紧挂钩的感情，本身就一钱不值。
蒲殿俊当即易服逃离，满打满算，都督一共才做了十二天，川人因此戏称其为“十日都督”。
其实他走还是不走，对局势而言，都毫无意义。各支军队犹如蝗虫一般涌上街头，见门就闯，见人就抢，他们在抢掠时还很有默契，碰到跟自己不是一个系统的军队时，都会打招呼：“不照不照。”意为各干各的，互不妨碍。
成都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大火连烧三日不熄，藩库、盐库、银行都被洗劫一空，白花花的银子整箱整箱地被搬走，民间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史称“成都兵变”。
很多叛兵大发横财，不少人因而娶了老婆，民间称之为“起发太太”。一首新出笼的民谣紧跟其后：“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过大老少。”
当欲望失去羁绊，带来的只有混乱和灾难，幸好就在这时，英雄出现了。
英雄的名字叫尹昌衡，因为他个头高，人称“尹长子”。尹昌衡的智商跟身高相仿，小时候就被人称为神童，一张嘴能言善辩。据说他父亲曾因事被衙役拘走，他就一个人跑进衙门，替父申辩，升堂的县太爷被这小子当场问到哑口无言，结果不得不将其父亲放回。
那一年，他才十一岁。
如此聪明绝顶，读书当然没有问题。十七岁，尹昌衡考入了成都的四川武备学堂，那是四川本地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学校采用的是日本士官学校（简称“陆士”）体制，并聘用日本人担任教习。
在武备学堂，尹昌衡也是绝对的尖子。他与熊克武同一年赴日本求学，但熊克武是自费生，他是公费保送生，而且是武备学堂的首期保送生。
尹昌衡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即升入陆士步兵科第六期。毕业回国后，他被分配到广西。当时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像他这样的“洋秀才”和“洋举人”，那真是金光熠熠、炙手可热，到哪都惯着宠着，视为天之骄子。
在广西，尹昌衡的职务是督练公所编译科长，督练公所又称督练处，乃训练新军的机构，待遇非常不错。除此之外，当地达官显贵也都争相与之结交，或收为学生，或结为亲家。
民国女作家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否则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了。这句话完全可以引用到“尹长子”身上，一时之间，他已经不知道究竟该如何伺候自个儿了。
某天，尹昌衡喝到酩酊大醉，一个人骑着马就冲进了巡抚衙门。门卫上前拦阻，他还举起鞭子抽人家。
其时的广西巡抚就是张鸣岐，他出来后，不免要对尹昌衡斥责两句，不料对方连巡抚大人的面子都不给，反而出言不逊。
张鸣岐虽因镇压广州起义而名声不佳，但实际上他是个很有政绩的官员，尤其是在执政广西时多有建树，颇受清末名吏岑春煊的器重和赏识。
见一个乳臭未干的后辈竟敢如此猖狂无礼，张鸣岐不由大动肝火。若不是旁人说情劝阻，当即就要以“面辱大吏”予以治罪。
张鸣岐原本很看重尹昌衡，然而尹昌衡的言行使他不得不对之加以冷淡。也许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无非希望年轻人能变得更成熟老练一些，可“海外高材生”哪受得了这个，尹昌衡很快就递来了一封辞职信。
临行之前，张鸣岐专门设宴为尹昌衡饯行，在席上郑重告诫：“不傲、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话语之中，仍对之寄予殷切期望。
你猜小尹答的是什么，“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
通过关系，尹昌衡才得以弄到一个职位，是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跟在广西时一模一样！
四川新军系总督赵尔巽编练而成。赵尔巽不是四川本地人，带来的军官也大多是外省籍，导致这支军队的高级军官，从统制（师长）到协统（旅长），说的都不是四川话，新军中的川籍军人早已心生不满。
别人不满，只放在心里，尹昌衡不满，就一定要说出来。
第十七镇新军编练已毕，成立当天，赵尔巽在庆祝仪式上举杯酌酒，说道：“新军成立，当为川人庆，为川人贺。”
军官们见状也都起立举杯，满座之上，只有尹昌衡纹丝不动。
赵尔巽觉得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举杯。
尹昌衡答道：“刚才大帅说的话，卑职还有两句不懂，正在琢磨，所以忘了举杯。”
尹昌衡这么一讲，赵尔巽就没法抽梯子走路了，只好继续问他究竟是哪两句不懂。
尹昌衡立即高声作答：“大帅所说为川人庆，为川人贺，卑职认为应该是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众目睽睽之下，赵尔巽很不高兴，但仍忍着性子问：“这话怎么说？”
尹昌衡毫不怯场。
“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而统兵的人，又无真才实学，真是械不可用，将不知兵。兵如同火，练不好兵，难免自焚。如此看来，大帅所练之兵，只足自焚，还贺什么贺。所以，我说要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此言一出，犹如将了赵尔巽一军，他不由追问：“那依你之见，当如何练兵？”
得到的回答是要择将。
又问：“谁是将才？”
尹昌衡先提了一个老资格的川籍军官，然后胸脯一挺：“还有在下我！”
知道眼前的人不谦虚，想不到是如此的不谦虚，赵尔巽一问，才知道他是陆士毕业的。
赵尔巽朝在座的外省军官一指：“他们不都是陆士生吗，学的课程完全一样，哪一点不比你强？”
既然出了头，就不能轻易缩回去，尹昌衡拿出了他善辩的本领。
“大帅以此论人，卑职以为大谬不然。宋朝时候，李纲以学士做宰相，秦桧也以学士做宰相，两人却一忠一奸，这又怎么说呢？”
赵尔巽一时反应不及，找不到合适的话来予以回应，竟被当场问住了。见总督已下不来台，旁边的人赶紧插科打诨，以尹昌衡酒喝多了为由，将他拉走了事。
庆祝盛典不欢而散，但尹昌衡一炮而红，不仅因“胆气豪迈，敢于说话”，在川籍军官中赢得了尊重，就连赵尔巽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经过这么一闹，赵尔巽认为尹昌衡虽然狂妄冒失，然亦不失才气，如果要平衡军官间的省籍关系，值得重用提拔一下。
当年秋天，四川新军分成南北两军进行演练。赵尔巽特地指定尹昌衡为中央裁判官，有意借此考查他的军事才能，同时提升其在军中的地位。
南北两军的指挥官都是外省协统，偏偏在那次演习中又都大失水准。演习总结时，尹昌衡就毫不客气地把两个协统海骂了一顿，说这两个人简直是饭桶，“指挥凌乱不堪，毫无战术常识……”
此时的尹昌衡不过是一小小的编译科长，可两个协统却不能反驳，周围那些升不上去的川籍军官一个个扬眉吐气，朝尹昌衡直竖大拇指。
尹昌衡成了川籍军官的意见领袖，他在新军中也初步树立起了胆大敢言，既不媚上又不阿下的好形象。
赵尔巽走后，川督由其弟赵尔丰接任。赵尔丰没操持多久，就被蒲殿俊所替代，而新军军权仍握在外省军官手里。
川籍军官闹了几次，尹昌衡才得以升任军政部长，但其他人仍无升官希望，双方的矛盾由此结到了比天还大。
实际上，成都兵变部分就是由川籍军官所挑动。据说在兵变之前，他们还给藩库站岗的卫兵送去了指示：“如果街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你们立即打开藩库抢银子！”
兵变犹如放火，火一点燃，谁也控制不住。蒲殿俊跑了，外省军官争相开溜，川籍军官也个个面无人色，都唯恐祸及自身。
转眼之间，整个主席台上，只剩下尹昌衡一人。
马夫要拉他离开，才走几步，就被流弹打中而倒地，禁不住朝他大叫：“尹部长，快躲开，危险……”
尹昌衡一下子被激怒了，当即大吼一声：“大丈夫死何所惧！”
危急时刻，尹昌衡的座马因受到惊吓，自行挣脱缰绳，冲进了校阅场。
尹昌衡飞身上马，从城外调来新军，一举平息兵变，成了挽救危局的最大功臣。
事后讨论新都督人选，有人说：“匹夫可以为天子，难道尹昌衡不可以当都督？”
此言一出，赢得在座军官一致赞同，尹昌衡遂就任都督，掌握成都政府军政大权。
尹昌衡时年不过二十七岁，这个小伙子凭着“亦文亦武亦仁明”和一往无前的态度，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大用”。
当年尹昌衡与张鸣岐的长幼对话，其实代表的是两种角度。
张鸣岐说的是治世，尹昌衡讲的是乱世。在乱世中，根本不需要什么长城，需要的只是板砖。
板砖呼啸而过，引来的是热闹和加冕。
尹昌衡一张嘴能瞒神吓鬼，可等他坐进都督府，才发现都督并不好做。
在经历兵变后，成都的藩库、盐库、银行早已空空如也，工商业也元气大伤。城里原有一座卖旧衣服的估衣铺，由几十家陕西商人合开，掌柜都吓得跑回了陕西老家，铺子里仅剩一两个徒弟看守，直到一年后才慢慢恢复营业。
连这样只能做做穷人生意的商铺都是如此，其他更可想而知。成都政府收不到钱税，成了名副其实的穷棒子政府。尹昌衡毫无办法，只能靠大量发行军用票来维生。
政府穷了，来蹭饭的却不见少。兵变发生后，附近各县的保路同志军都打着平乱的旗号，先后聚集成都，而且来了就不走，明睡到夜，夜睡到明，除了食宿外，各种各样的要求提了一大堆。
当场者乱，隔壁心宽，直把尹昌衡这个穷都督急到要抹脖子上吊。
到底从小就是神童，左思右想，好歹给他熬出个主意。
保路同志军里面，以袍哥为主，其头领也大多是袍哥里的舵把子。尹昌衡便依样画瓢，自己建立了一个袍哥组织“大汉公”，牌子就正大光明地挂在都督府大门口，他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
从此以后，尹昌衡班也不上了，整天到各个“码头”去拜客，跟同志军的头领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这样不仅省去了招待费，还拉近了彼此的关系。
看到都督如此“亲民”，袍哥们自然喜不自胜，大家见了面，都不叫尹都督了，而是直称“尹大哥”，表示绝对拥护。
每到一处地方，袍哥就要给尹昌衡披一道红，以致于尹昌衡天天都是“绛绉缠身”。回去后，他把红绸往床上一扔，接着又兴致勃勃地去拜客。也就是说，这个都督成天不做别的事，就是穿梭似地走亲戚，至于都督府的公事，根本就没时间去理会。
成都的官员们上行下效，也都挂出招牌，成立本部门的“堂口”。尹昌衡是“大汉公”，他的军政部称为“大陆公”，有人甚至鼓动参谋长也挂一牌，曰：大参公。
各地袍哥争相涌入成都，“不逾刻而遍城中”，全城百姓为求自保，也皆以参加袍哥为荣。袍哥提倡复古，即恢复汉朝衣冠，但由于年代隔得太久，谁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标准的汉朝服饰，只能从戏曲中照搬。一时间，城里满眼都是奇装异服，有头扎“英雄髻”的，有腰佩宝剑的，有足登花靴的，还有的就干脆直接披上舞台戏服招摇过市。
尹昌衡的抽风举动，在令人瞠目结舌的同时，也给别人留下了话柄。云南都督蔡锷给他发来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你的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其实不过是袍哥政府！
蔡锷一打一拉，他在贬低成都政府的同时，却承认重庆政府，并且表示，愿意派滇军帮重庆“讨伐”成都。
蔡锷的话说得很好听，可不管是成都政府，还是重庆政府，都到了畏之如虎的程度。
在此之前，滇黔两省早就以“援川”为名派兵入据川境。黔军还好，因为贵州内部本身也发生了动乱，中途已经折回。最难打发的就是云南的滇军。
重庆政府在获知滇军入境的消息后，曾专门派人跟滇军拟定合约，答应付给兵饷，但要求不得自由行动和干涉当地民政。
可是滇军根本就不把合约当回事：都到这个份上了，谦虚不能使我进步，骄傲不能使我落后，爷想怎样就怎样。
滇军所过之地，见到川军就打，不管你是同志军还是新军、巡防军，一个不留，然后他们自己任免官员。
扯了半天，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滇军“援川”实为“侵川”。
让人最不能容忍的是，滇军把川南的自贡盐场也给占了，盐税收入尽由云南人所截取。
尹昌衡的成都政府已经一贫如洗，现在盐税又没了，无异于要了他半条命。
尹昌衡忍无可忍，遂将军队开到自贡，不惜与滇军进行火并。蔡锷的一拉一打，正是以此为背景。
不过以党人为主的重庆政府并不如外人想象的那么没觉悟，起码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因此忙不迭地谢绝了云南方面的“好意”。
俗话说得好，一山难容二虎。在成都政府建立后，尹昌衡曾打算出兵重庆，实行“武力统一”，而重庆方面，也有过邀请滇军入川“协助统一”的心思。
滇军的现身，让两个政府都意识到，它们其实根本不是“虎”，只是两条朝不保夕的小鱼。
在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术语叫做“鲶鱼效应”，说的是当凶猛的鲶鱼进入，反而会激活小鱼们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假如一一对应，滇军毫无疑问就是那条凶悍的鲶鱼。
如今不是要同室相煎，而是得互相扶持才行，否则最后都得被鲶鱼给一口吞掉。
蔡锷主政云南时期，差不多正是历史上滇军军容最盛时期，川军要硬来的话，只会输得一干二净。除非你想个法子，将这尊神给平平安安地送走。
可是众生好度人难度，滇军收着盐税，正滋润着呢，岂有肯轻易走路的道理。
正好这时传闻北洋官军将兵犯潼关，对云贵川来说，那是一条更大的鲶鱼。重庆政府便出面劝说滇军联合北伐，并且事先商定，滇军北伐的经费由四川全额负担，说好先给三十万元。
四川人是想一箭双雕，将云南人从境内支走，没想到才过了几天，黄兴就从南京发来了电文：清帝退位，南北统一，用不着再北伐了。
北伐中止，按理就不用掏费用，不料滇军却不依不饶，他们将军营往重庆一扎，不拿钱就不走人，而且坚持三十万一个子儿不能少。
尹昌衡十分火大，也派军队去重庆，要迫使滇军离境，双方差一点又打了起来。
一打的话，甭管输赢，总是重庆倒霉。无奈之下，重庆政府只好自认晦气，筹集三十万巨款给滇军，并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滇军这才撤走。
吃过这么多苦头之后，成都和重庆都感到有合并的必要，否则只会继续遭受外省欺凌。
按照双方协议，合并后的军政府设在成都，尹昌衡出任都督，四川就此统一。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统一了的四川就不那么好欺负了。协议一出，滇军也不再像原来那么骄横，不久便乖乖地撤回了云南。
鉴于先前的“袍哥政府”已授人以柄，尹昌衡赶紧改弦更张，下令取缔袍哥，成都两百多个袍哥招牌全部没收，劈掉做了柴火。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暗地里袍哥还是该干嘛干嘛。
虽然是“脚杆硬不过大腿”，重庆实为成都所并，但它仍得以继续保留重镇地位。尹昌衡专门在重庆设立镇抚府，并任命了一个骨灰级人物为镇抚府总长。
这个人叫胡景伊。说胡景伊是骨灰级，因为他在军界的资历实在是老到不能再老了。
胡景伊也是赴日留学的官派保送生，不过那还在武备学堂成立之前——他和湖南的蔡锷都毕业于陆士第三期，是四川留学陆士的第一批学生。
等他毕业回国时，才有了武备学堂，旋即被分到学堂做了老师。当时尹昌衡已经被保送出国，实际上并没有听过他一天课，但按照传统规矩，二人仍有师生之名。
除此之外，胡景伊在人际关系学上也足称尹昌衡的老师。他正是张鸣岐所称道的“不傲、不狂、不嗜饮”的典型，为人非常有城府，与尹昌衡的狂放不羁大相径庭。
在世道没有大乱之前，胡景伊这样的人不会不受到上级的青睐，所以他早早就得以向“长城”靠拢：当尹昌衡因不得志而大发牢骚，怪话连篇时，他已经调任新军协统。
在东京时，胡景伊曾加入过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可等革命党人去广西找他，准备建立地下据点时，他却突然变了脸，只撂出一句：“你们赶快给我滚，要是不走，我就把你们交出去！”
说这话时，胡景伊一半是怕惹祸上身，一半则纯粹是出于嫌贫爱富，他根本不认为这些朝不保夕的“乱党”日后会有什么出息。
可是仅仅几年之后，国内形势就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世道开始乱了。
眼前的局面，就连久历官场的张鸣岐、赵尔巽都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更不用说胡景伊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广西新军密谋响应，有人推举胡景伊为都督，一如湖北新军拥立黎元洪。
如果这种好事放在尹昌衡身上，他早就呼的一声蹿了出去，胡景伊不行，他是稳妥持重的“长城”，不是冒冒失失的“板砖”，起码得先看清楚风向再说吧。
可是机会不等人，这么一犹豫，别人当了都督，反过来要对他下手，慌得他赶紧弃职逃到了上海。
有时候，人生就差那么一步，要不然胡景伊可不就是广西的黎元洪了嘛。
胡景伊后悔莫及，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胆子太小：活一百岁难道杀肉吃？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啊！
让他想不到的是，以前瞧不上的“乱党”竟会变得如此值钱，真是瞎了眼，赶快着手补救吧。
上海是自由港，也是革命党人聚居之地。胡景伊的弟弟已经加入了同盟会，经他引见，胡景伊结识了熊克武。
胡景伊既有士官生的学历，又有当协统的经历，在军事学识方面自然有一套。因此一开始熊克武对他很是尊重，在筹组蜀军的过程中，也经常向其请教，两人私交甚好。
胡景伊本想凭此挤进蜀军领导层，但广西那段变脸经历，却让大多数革命党人看穿了他的为人。据说孙中山只要一提胡景伊的名字就会切齿痛恨，在沪党人对他也都非常厌恶。
私交再好也得服从公义。熊克武从此便有意疏远胡景伊，说到蜀军时便语多敷衍。胡景伊察觉党人难以相容，才灰溜溜地离开上海，去了四川。
也算巧，当时重庆政府正不知如何才能打发滇军，而胡景伊因为与滇军将领有旧，便想聘他为顾问，以便与滇军进行谈判。
胡景伊是个热衷富贵不甘寂寞的人，尤其落魄之时，再小的官帽也是官帽，于是马上接了过来。
谈判结束，正待回重庆复命时，却接到了尹昌衡的电召。
此时的尹昌衡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急切地要找一个“诸葛军师”来辅助自己。胡景伊不仅是他的老师，在广西时还曾是他的上级，“学识优长，经验宏深”，各方面都绝对合格。
得知有这么好的去处在等着他，胡景伊连招呼都不给重庆方面打一个，就直接去了成都。
四川统一后，重庆虽被并入成都，但尹昌衡对重庆并不放心，因为那里的革命党人最为集中，即便变成地方，仍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他任用胡景伊为重庆镇抚府总长，就是想利用这个老狐狸来镇住当地的革命党。
胡景伊初到上海时，本想与革命党拉关系，却遭到群起而攻之。等于阿q要革命，“洋先生”却不准他革命，以致于“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都差一点被一笔勾销，由此因爱生恨，内心对革命党人恨得牙痒痒。
胡景伊星夜兼程赶到重庆，随他一起到任的，还有一个机关枪营。重庆党人虽多，但手上没有武装，只能唯命是众，胡景伊由此洋洋得意，不可一世。
有人对他说，某某党人乃海内奇杰，才堪大用，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什么奇杰，不过是能耍几个炸弹而已！”
要说最让胡景伊痛恨的，莫过于有“羞辱之恨”的熊克武和蜀军。偏偏他又听到消息，蜀军即将开赴重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威胁。
胡景伊需要找一个枪手来对付蜀军，阻其入川。
找到的这个枪手人称刘罗汉，乃原驻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的巡防军管带（相当于营长），拥有巡防军千余人，后经人游说宣布“反正”。
刘罗汉是熊克武所说的那种典型的见风使舵者，名义上与革命党人虽已是同志，其实骨子里还是敌人。他在万县不仅贪横不法，而且残杀党人，与胡景伊倒是实实足足的“同志”。
胡景伊向刘罗汉发去密函，让其对蜀军发起暗袭。但墙有缝、壁有耳，重庆本是党人据点，情报早就事先递到了熊克武手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一刀一个。1912年4月10日拂晓，熊克武先发制敌，在他的指挥下，蜀军在万县向巡防军发起进攻。
无论是人员质量还是武器质量，蜀军均非巡防军可比。尤其在近现代战争中，以炮的威慑力为最大，而巡防军的炮还是旧式的劈山炮，这玩意就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湘军时代都算落后了，哪里是新式山炮的对手。不到半天工夫，巡防军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刘罗汉本人也遭到处决。
蜀军的开场秀令胡景伊大为震恐，自此更把蜀军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1912年3月底，熊克武乘轮船由万县抵达重庆。甫至城下，他就得到党人捎来的情报，说胡景伊已在城头安放大炮，针对的就是蜀军。
未几，胡景伊果然派使登船，要求蜀军不得入城，只能驻扎江北县城。
如此苛酷待遇，分明就是要寻衅打架。熊克武很清楚，尹昌衡对胡景伊如此倚重信任，一旦打起来，就不止是胡熊二人的矛盾，而将转化为蜀军与其他川军的战争。
老狐狸真够坏的，但我不会上你的当。
熊克武马上下令将部队开入江北，同时禁止普通士兵进入成都，官佐要去探视亲友，则一律换穿便衣，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蜀军不仅枪械齐整，而且军官层多为刚走出军校大门的年轻人，没有小圈子，也没有人摆老资格。平时办公多采用圆桌形式，同事战友之间，相处有如手足，尽管也时有争吵，但吵过就算，谁也不会心存芥蒂。
蜀军内外皆修，让胡景伊没有任何漏洞可钻，大家只能这么互相对掐，直到胡景伊返回成都。尹昌衡没有亏待胡景伊这个“老诸葛”。当时全国进行军制改革，尹昌衡也对川军进行了统一改编，共编五个师，胡景伊被任命为军团长，名义上可节制所有川军。
在整编仪式上，尹昌衡特地向全体军官宣布：“胡先生是我们四川军界的泰斗，在座诸位，哪一个不是胡先生教育过的？所以大家今后一定要按照军团长的命令行事。”
尹昌衡的这番话倒也不是空穴来风。除熊克武外的另外四个师长，都是武备学堂的学生，师长以下的旅团营长，武备学堂出来的就更多了。也就是说，武备生几乎控制了川军的各级领导权，由此形成了川军中的第一个派系：武备系。
胡景伊当了军团长，就不想再留在重庆跟熊克武干耗了——不管尹昌衡怎样提高他的权威，军团长说穿了仍只是一个空名，也根本调遣不了以蜀军改编而成的第五师。
1912年6月10日，经胡景伊提议，重庆镇抚府被正式撤销。在胡景伊走后，蜀军才得以移驻重庆，这个革命党人的据点总算被保存了下来。
胡景伊回成都，一半是在重庆待不下去，一半是受尹昌衡相召，而尹昌衡召他回来，则是要与他商量一件大事。
自近代以来，英国多次派兵侵藏。达赖喇嘛起初曾选择进京，欲借助中央政府之力抵御英军，但在由印度回藏时，被英方笼络，态度又转向亲英。在dá_lài的影响下，川边巴塘、理塘一带土司发动暴乱，杀害了北平派去的驻藏帮办大臣。
清末奉旨出征的是赵尔丰，他不仅平定了暴乱，而且还在当地成功地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即废除土司制度，重新设立行政机构。
赵尔丰能做到封疆大吏，西征是其最大功绩。接任乃兄的川督一职后，他仍在川边忙碌，直到保路运动爆发，在成都被赶下台。
即使削职为民，赵尔丰也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成都兵变后，整个省城损失异常惨重，甫任都督的尹昌衡得给方方面面一个交代才行。可是乱兵又不能追惩，否则谁拥戴你，剩下来就只有痛打落水狗，顺便借此立威。
赵尔丰的哥哥与尹昌衡有知遇之恩，然而政治这东西，实在管不了那么多。尹昌衡最终将已经下台的赵尔丰抓了起来，指称他是兵变的幕后元凶，予以斩首示众。
在出征川边的军事行动中，赵尔丰以文官而指挥若定，有擅战之名，乃至“藏人畏恨”。可是当时代的大潮汹涌而至，亦只能遭受灭顶厄运，甚至于比普通人更狼狈——尹昌衡杀他时，几乎跟杀一只豚犬没有任何区分。
不过他曾坐过的那个位置也决定了，谁坐上去，都得接受同样的命运，如今尹昌衡遇到的情况更为严重。
就在1912年6月，原本逃往印度躲避战乱的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又回到拉萨，“亲英反汉”卷土重来，并愈演愈烈。
赵尔丰被杀前后，不仅“改土归流”中途夭折，驻防军队也已大部内调，在防守上极其虚弱。叛乱后的藏军由此一路东进，不仅将驻藏川军予以分割包围，而且已经打到了巴塘、理塘，川边形势岌岌可危。
尹昌衡决心率大军出关西征。他把胡景伊叫到成都，是要再听听“老诸葛”的意见。
尹昌衡首先提到了赵尔丰：“此君经营川边六年，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取得那么一点成绩，要是我去的话，收获当不止于此。”
还是那种“尹氏风格”，目中无人，睥睨一切，但大敌当前，倒也颇有一番英雄气概。
胡景伊对此极表赞同。
赵尔丰以出手狠辣，被川人称为“赵屠户”。胡景伊对尹昌衡说：“以你诛杀赵屠户的声威，叛乱的藏兵听了，定然是丧胆溃窜，荡平不成问题。”
尹昌衡闻言很是高兴，即向北平政府请缨西征。
1912年6月14日，北平政府复电同意，并任命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
都督离境，本来留守责任要交给副都督，但尹昌衡对这个副都督不放心，怕他乘机夺权。想来想去，还是“老诸葛”更可靠，于是便在出发之前，任命胡景伊为护理都督（即代理都督）。
尹昌衡这边刚刚出兵，那边叛军就得到了消息。正如胡景伊所说，藏兵素来畏惧赵尔丰，而这个“尹长子”竟然能诛“赵屠户”于成都，自然是比赵尔丰又要可怕许多倍，心理上便未战先怯。
尹昌衡西征时一共带了八个团的川军，至多万余人，且是分路攻击，但叛军却传说他率兵十余万，结果畏之如虎，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吓得够呛。
西征川军日行百余里，势如破竹，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不到三个月，便收复了巴塘、理塘，原先被围困着的驻藏川军也一一得救。
尹昌衡控制住川边后，本拟一鼓作气，率军直趋拉萨，以彻底驱赶英人势力和影响。但这时北平政府发来电文，下令他停止进军。
西征军攻势之神速凌厉，大大出乎达赖意料之外，也惊动了对西藏久有觊觎之心的英国佬。
英国对“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严重抗议，声称如果西征军要继续前进，他们将拒绝承认北平政府的合法性，不仅如此，还会“助藏独立”。
袁世凯深知尹昌衡个性，接连来电十余道，要求他绝对不得越界一步。
尹昌衡出征，怀抱的是一种英雄情节。他曾经说过，如果让他生在汉朝，“烈不敢让关壮缪”，让他生在宋朝，“忠不敢让岳武穆”，那是绝对敢跟关羽、岳飞这类猛人豪杰一比高下的。
可是关羽、岳飞碰到的尴尬，也同样发生在尹昌衡身上。归根结底，他如今已是民国将领，再不是清末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毛头小伙，说造反就可以造反。这些电文犹如十二道金牌，足以捆住他的手脚。
另外一方面，兵马出征，离不开充足粮草。当年赵尔丰在前面打仗，朝廷让赵尔巽出任川督，就是为了从后面提供有力支援。袁世凯不光发金牌，还断粮饷，西征军要继续前进，只能落入粮械两绝的困境。
尹昌衡只得停下征尘，着力经略川边。在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基础上，他再进一步，用整整两年时间，将川边建成了辖三十二县的特区，为后来的西康（即川滇边区）建省打下了基础。
第三章 鹿死谁手
陈宦：字养铦，湖北人，秀才出身。陈宦以善于官场投机而出名，先为黎元洪幕僚，后又投身袁世凯，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积极拥护者。袁世凯派他接替胡景伊，通过“削藩”来控制四川。
梁启超：维新派和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蔡锷的老师，进步党的创始人。
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人，同盟会员。唐继尧继蔡锷出任云南都督，并共同发起护国战争。他缺乏蔡锷那样的政治眼光和谋略，督滇时期，内政不修，惯于穷兵黩武，极力推行“大云南主义”，要把川滇黔都置于其统治之下，以便成为独霸西南三省的“西霸王”。
刘一清：和邓汉祥同为陈宦幕僚，属于反对帝制派。
周骏：字吉珊，四川省成都金堂人。初入四川武备学堂，后毕业自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他曾在速成学堂考试时，破格录取了杨森。护国战争期间，任川军第15师师长。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人。冯玉祥是陈宦的老部下，陈宦对之有知遇之恩，作为护卫主力带在身边，为随同陈宦入川的三个北洋旅长之一。
这边尹昌衡正忙得不亦乐乎，他却意外得知，成都老家那边早已起了变化，有人鸠占鹊巢，惦记起了他的交椅。
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可恶的斑鸠不是他提防过的副都督，恰恰正是他曾格外倚重和信任的胡景伊。
事实证明，胡景伊城府之深，远非性格粗略的尹昌衡所能及。他平时处处奉迎尹昌衡，出现在尹昌衡眼里的形象，也俨然就是一个干练持重的“老忠臣”，但其实他内心里一时一刻都没断过“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得知尹昌衡有意亲自西征，胡景伊马上秘密约见各报社记者，要他们尽量鼓吹西征，以此通过舆论把尹昌衡架上西征的马车，让其即便后悔也找不到退路。
和尚一离开庙便不灵了，这就叫调虎离山，咬人的狗不露齿在送尹昌衡出征时，胡景伊表现得完全和那个白帝城被托孤的孔明一样。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尹昌衡：你只管打仗，后方有我管着，尽管放一百个心。等你功成回师，都督一职还是原物奉还。
话犹在耳，已经挖起了少主人的墙角。 尹昌衡有胆量有威望，也有能力，仿佛刘备，而不是刘备的儿子阿斗，要挖他的墙角，非得找个强有力的后台不可。
这个后台，便是北平的袁世凯。
胡景伊与袁世凯以前没有渊源，要拉关系，必须靠“跑步前进”。为此，他专门派驻了驻京代表，每个月仅活动经费就超过一万元，终于与袁世凯身边的亲信陈宦搭上了线，并通过这条门路，成功地“投身”于袁氏门下。
做小弟的，必须要知道大哥的喜好。有了北平的眼线，胡景伊很快就掌握了袁世凯的好恶。
其时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已合并组成国民党，意欲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理想，袁世凯最不喜欢的就是国民党。
对以前的革命党人，袁世凯还只是鄙视，认为不过是一群披着现代外衣的梁山盗贼。等国民党成立，鄙视很快就转变成了厌恶，因为显而易见国民党对他的宝座形成了威胁。
获知这个秘密，胡景伊几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尹昌衡走后，成都实行军民分治，胡景伊代理军权，原先的副都督则掌民政权。胡景伊连民政权也想抓在自己手里，而他踢对方出局的武器就是告诉袁世凯，那个副都督是国民党员。
袁世凯随即来了份电报，把副都督调到北平，其民政长一职也由胡景伊一手兼掉。
在独揽四川军政大权后，胡景伊又加紧拉拢各师师长，以孤立尹昌衡。
尹昌衡不是聋子瞎子，虽然身在川边，但也会有人向他报告成都方面的情况，他一听就急了。
以为胡景伊是“老诸葛”，原来对方却是司马懿，托孤的结果，是连孩子都要让这老小子给拐走了。
尹昌衡赶快从川边赶回成都，要找胡景伊索回都督方印。
听说尹昌衡回来了，胡景伊先是躲进城外的寺庙，拒不露面。在舆论的压力下，实在藏不住，才不得不出来与尹昌衡谈了一下，表示愿意奉还川政，不过他说要电呈袁世凯批准才行。
之后胡景伊没有食言，三次去电北平，请求让尹昌衡复任都督。
尹昌衡以为这下总可以官复原职了，因为所谓批准，向来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孰不料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袁世凯回电，不是批准，而是申斥，对尹昌衡的申斥，说你不好好地在川边待着，跑成都来干什么。
素来咬人的狗不露齿，若比玩阴的，尹昌衡哪里是胡景伊的对手。就在胡景伊答应归还川政的同时，他给他的驻京代表发去一份密电，无中生有地说尹昌衡是国民党员，“如果回任，对大总统是不利的”。
驻京代表通过关系，将这份密电交给陈宦，陈宦又转呈袁世凯，袁世凯一听尹昌衡竟然是国民党员，马上决定弃尹保胡。
袁世凯的电令一到，北平政府的态度昭然若揭，众人马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站队的问题。除了一部分国民党员仍坚持“迎尹倒胡”外，其余大部分人都跑到了胡景伊身后，就连原来拥护尹昌衡的几个师长也见风转舵，转入胡景伊阵营。
尹昌衡眼见大势已去，只好返回川边。袁世凯随后便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川边都督）。
这个等同于降职的任命，对尹昌衡造成了很大打击。他尚未得志时就有轻狂一面，常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悲愤交集下，更开始假酒色宴乐以自遣。
民国小报对八卦新闻的态度是一个都不放过。于是各大报纸上都出现了尹昌衡赴藏，“日征蛮女有姿者充下陈”的花边新闻。有些无聊文人更添油加醋，连篇累牍地考证，说什么西藏“蛮女”久负艳名——所谓“小蛮”就是由此而来，难怪尹都督会乐不思蜀，把川边这个“藤峡棘穴之所”当成温柔乡了。
还有人则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指责尹昌衡是只听新人笑，哪管旧人哭，连家里的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还是人吗？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这些八卦小报被放到袁世凯桌上时，他得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尹昌衡若果真沉湎酒色也就罢了，然而很明显不是这样。
袁世凯本身是个强人，他也知道强人有多么难以驾驭：尹昌衡如此了得，一旦生出反意，可就难办了。
袁世凯的隐秘心思，就连报界都瞧出了端倪，一家四川报纸这样报道：“袁大总统每提及尹昌衡，总是紧张，提到胡景伊，他就放心了。”
为了让自己和胡景伊都从此不紧张，袁世凯把尹昌衡从川边骗到北平。不久就将他逮捕入狱，一度要问成死罪，但幸运的是，尹昌衡已位居上将，而按照规定，审判上将必须由上将组成的军法庭进行会审。
这些上将并非都一味听任袁世凯摆布，因此彼此意见不一，拖了半年多后，才给尹昌衡定了一些罪名，其中杀赵尔丰即为其一。
尹昌衡被判刑九年，这个曾有功于社稷的年轻人从此失去了自由。
几年后，袁世凯病死，尹昌衡被特赦后提前释放出狱。他那时也才三十出点头的年纪，但却选择了归隐闲居。
尹昌衡的前半生叱咤风云，而后半生留下的几乎全是一篇篇诗文。在这些诗文中，已不再有狂傲不羁的影子，而多为对战乱年代“极目生愁云”似的嗟叹。
只有一篇与军事有关，这就是《西征记略》。终其一生，西征川边，始终是最让他自豪的一部分。胡景伊扶正后，对跟他唱对台戏的国民党当然不会给以好脸色。尹昌衡一回川边，成都国民党党部即遭到封闭，国民党党籍的省议员也纷纷逃往重庆，依庇蜀军避难。
对四川国民党而言，蜀军就是唯一的保护伞。相反，胡景伊则视之如心腹之患，加上要紧跟袁世凯，排斥和打击蜀军就成了他的不二之选。
名义上，胡景伊成了四川都督，熊克武还是师长，为其下属，胡景伊也就有了足够的机会来为难熊克武。五个师里面，别的师的公文可以不看，唯有蜀军的必看，而且得亲阅。
不知道的，还以为胡景伊特别看重或关心蜀军，其实他是要从中找茬。蜀军上报文件，不论对错与否，他都要批一个“驳斥”。
胡景伊的“另眼相看”，连都督府的秘书都看不下去，私下里说，在川军的五个师里面，以第五师（蜀军）最守纪律，凡事都遵督令而行，真的不懂都督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们。
熊克武自己当然很清楚，他知道胡景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像重庆时那样激怒蜀军。
如果被激怒，那就是中招了、上当了。所以熊克武仍以表面恭顺的态度来沉着应对，尽量不跟胡景伊发生直接冲突，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息事宁人已经做不到了。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标志着北平政府与国民党之间已由暗斗走向明争。几个月后，国民党放弃了政治解决途径，转而组织讨伐袁军，发起“二次革命”。
与由国民党完全掌握政权的其他南方省份相比，熊克武仅占重庆一隅，并无稳操胜券的把握，因此一直举棋不定。
战场形势很快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仅仅一个月不到，东南数省的讨袁军就相继败北，其中支持时间最长的为二十七天，最短的仅仅十四天。
这就意味着蜀军一旦揭竿而起，只能独立作战，而仅在川省，他们就须以一敌四。审时度势，熊克武更不能轻动。但有人却要他动，胡景伊不断放出风声，称将对蜀军进行编遣或分割。
其实胡景伊要编遣蜀军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换句话说，如果容易，他还不早就干了。说一千道一万，这个时候老狐狸要制造此类信息，无非还是要施他的“引蛇出洞”之计而已。
就算熊克武沉得住气，他的部属也沉不住气了。蜀军自师长以下的军官全是清一色的党人，而且多半是保定军校生，血气方刚，他们秘密集会，主张武力反抗，甚至有激进派提出，如果熊克武不赞成，就将他关起来，但对外仍打出熊克武的旗号，以为号召。
到了没有退路的时候，熊克武对众人说：“我隐忍不动，是为了待机而起，以保存蜀军这支力量。现在既然大家宁为玉碎，我也决心一拼。”
1913年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发表通电，以蜀军为主组织讨袁军，混编成四个支队九千人，这就是“癸丑讨袁”。
讨袁是旗号，也是最大目标，当前之敌是胡景伊，即讨胡。胡景伊的据点在成都，而要攻成都，必须拿下泸州才会没有后顾之忧。
熊克武的九千人不算多，因为他实际上要独自对抗六省军队，光胡景伊能调度的川军就超过讨袁军不止一倍，关键是这四个支队如何用法。
有人向熊克武献计，兵宜合不宜分，应采取突贯攻击战术，舍外省于不顾，集中全力于中路，一面牵制泸州，一面绕道直袭成都。
献计之人即为但懋辛，那个曾与熊克武一道参加广州起义的东斌军校同学，时任讨袁军副参谋长。
但懋辛的名字虽侥幸未列入“黄花岗”，却也是九死一生。他这个计策的精妙之处，在于可出敌于不意，就像广州起义中攻击两广督署那样，假设当时若能成功捉住张鸣岐，最后的结果或许就大为不同。
然而讨袁军采取的是民主合议制，甭管什么计策，都放到桌面上来商量，商量来商量去，大家还是觉得但懋辛的计策过于冒险。
若就稳妥而言，“合”当然不如“分”。最终熊克武采取的战术，是用三个支队防御来自南北两路的外省军队，撑起支架后，由剩下来的第一支队向泸州发起进攻。
稳，只是相对而言。战役开始后，北路率先吃紧，熊克武先是派王子骞临场指挥，接着又亲临督师，才使北路的棚架没有垮下来，这时众人都庆幸采取了“分”，要不然就得被别人追着屁股打了。
还是得看中路，成败皆决定于此。
闻知“蛇已出洞”，胡景伊提前作出反应，将第一师（周骏师）调到了泸州。
在川军中，包括周骏师在内的那川军四个师，因为主要出自于清末时的旧军队，所以被称为老川军，蜀军则被称为新川军。其中，周骏师是十七镇的底子，在老川军中实力最为强悍。
熊克武投入泸州战场的是讨袁军第一支队，集中了新川军之精华。两强相遇，使得中路战事甚为惨烈。
第一支队前仆后继，有的军官右手被子弹贯穿，手枪掉在地上，又接着用左手拾枪，仍大呼前进。在阵亡名单上，已有多位营长的名字。
战场上，要说拼命，大家都拼命，关键还是武器的优劣与否。熊克武向日商购买的军火，除步枪为俄式步枪，稍显落后外，机关枪和山炮均为日本最新式产品。
要论起来，老川军的武器，也全是清一色的日本造。尹昌衡说新军“械不可用”，乃至于“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当然是言过其实。不过这些年过去，比之于“最新式日本造”，这些“老式日本造”确实已经相形见拙。
在“最新式”的火力攻击下，周骏师伤亡的军官，比第一支队整整多出一倍，在野战失利后，被四面包围于泸州城中。
中路战事异常顺利，攻下泸州指日可待，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袁世凯开始发力了。
滇黔军自南，陕甘军自北，鄂军自东，五省军队如乌云压阵一般向重庆大营扑来，直接威胁讨袁军后路。
熊克武大惊失色，急召中路部队回师援救，但来不及了，没等第一支队赶回，重庆已经失陷。
至此，熊克武的军事布局被完全打乱。处于了袁军的重重围困之中，各支队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分”变成了被对方分而歼之。
蜀军近乎全军覆灭，这支国民党在四川的唯一武装悲剧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自辛亥之后，熊克武等人再次被迫逃亡。
但懋辛之计的价值，终于得到了证明，可惜是在失败中得到了证明——行军与理政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并不需要过分民主和稳妥，它的取胜之道，有时就藏在偏执和冒险之中。
袁世凯和胡景伊挟得胜之势进行大肆报复。袁世凯除将熊克武等人作为“首逆”外，还别出心裁地列出一封全国通缉的名单，中有四川党人一百零八人，寓意就是梁山那一百零八个天罡地煞。胡景伊则继续扩充迫害者名单，仅在重庆一城，被抄没的就多达十八家，遭到杀害的党人则难以计数，甚至有的川中富户只因没有主动阿附胡景伊，竟然也被诬陷为党人，弄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
有一位矿工出身的老党人，系由佘英直接向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曾多次发起反清起义。清政府因其在四川当地声望不错，为表示怀柔，对他网开一面，但就是这么一位好汉，却被胡景伊以“土匪”之名处以死刑。
据说这位老党人在行刑前仰天大笑，说：“我不死于满奴之手，而死于辛亥革命告成之后，这是什么革命！”
辛亥所谓的胜利成了一场虚幻，一场梦境。到头来，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从来没有胜利过，只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三人同台，如果说尹昌衡是枭雄，熊克武是英雄，胡景伊就是奸雄。
现在，枭雄被逮，英雄被逐，舞台之上，只有我最吃得开，胡景伊不得意都难。
以老狐狸看来，全天下人都已在他的算计之下，但是他错了，一直以来，有一个人比他更会算计。
这个人叫袁世凯。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做了“临时大总统”，但他的势力仅止于北方数省，全国大多数省份特别是南方各省大部分还是自己做主，或者说是由当地的都督们做主。
“二次革命”来得正好，袁世凯一棍扫过去，不仅把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清理干净了，而且震慑住了那些听话或不听话的都督，成功地建立了权威。
1914年6月30日，已正式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从而迈出了“削藩风暴”的第一步。
胡景伊在官场混了很多年，自然知道来者不善，开始惴惴不安起来，但袁世凯很快又给他吃了一个定心丸。
1914年7月，胡景伊被任命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胡景伊这下松了口气。是将军还是都督，其实都无妨，后面的“督理四川军务”最重要，这意味着他还是四川的土皇帝。
站队，就得站得既早又好，看来袁大总统是完全把我当自己人了。搞政治嘛，就得眼神贼点才行。
胡景伊沾沾自喜，心里那个美，他完全想不到会风云突变。
1915年2月，他从驻京代表处得到消息，袁世凯将派参谋次长陈宦到四川，名目是“会办四川军务”。
让胡景伊感到格外震惊的是，陈宦不是一个人来“会办”，跟在他后面的还有北洋军三个旅。
什么会办，分明就打他的主意来了，一句话，还是要“削藩”。
在此之前，胡景伊都是通过陈宦与袁世凯拉关系的，以致于陈宦对胡景伊的情况早已摸透，而且陈宦虽不是四川人，但他担任过四川武备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无论是在四川的根基，还是在武备系中的影响力，他都绝不输于胡景伊。
胡景伊这才着急起来，他让驻京代表“孝敬”陈宦七十万元巨款，想请陈宦不要来四川。
他糊涂，驻京代表可不糊涂。袁世凯和陈宦志在图川，别说七十万，七百万也打发不了。
利益场上，都是知心不换命的酒友。瞧瞧胡景伊那点道行，也实在整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来了，这个驻京代表便不声不响，卷裹着巨款，脚底抹油溜掉了。
陈宦到达成都后，面对面一谈，胡景伊才知道被人做了手脚，但也只好自认晦气。
1915年6月22日，陈宦果然承袭了胡景伊的“成武将军”，袁世凯另授胡景伊为“毅武将军”，调其入京觐见。
虽然都是“将军”，区别可大得去了，胡景伊的新官衔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虚职，等于被一脚踢开了。
奸雄也要讲级别，袁世凯之奸术远在胡景伊之上，几个虚虚实实、兜兜转转的组合拳下来，便完成了他的“图川大计”。
袁世凯派陈宦督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给他复辟帝制鸣锣开道，但就在这一主一仆把如意算盘拨得哗啦啦乱响的时候，一股他们看不见的洪流正在悄然涌动。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昆明起兵，声讨“民国叛徒”袁世凯，从而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在政治观点上，他和他老师一样，都是立宪派。护国运动之前，如果去掉这一元素，他在西南的形象，不过是一个加强版的尹昌衡。
尹昌衡只会在四川这一亩三分地蹦跶，蔡锷则在整个西南称王，并且大搞跨区域兼并，兼并的理由冠冕堂皇，足以让那些倒了霉的对象感觉活吞了一把苍蝇：滇军侵黔的旗号是“援黔”，侵川的旗号是“援川”。
川黔百姓直呼滇军为“滇寇”，一群不讲理的云南强盗罢了，真正是害死了人还要看出殡。
蔡锷用从川黔缴来的几乎相当于“保护费”、“赎城费”一样的巨款，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军，使得滇军数量持续膨胀，在西南各省军队中首屈一指。
在蔡锷的运作下，云南这个原本偏处一隅，落后贫瘠的省份，军事力量却能执西南之牛耳，周围各个省份没有一个不怕的。
可是正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你在地方上再厉害，上头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袁世凯，蔡锷也没能逃过“削藩风暴”，袁世凯就像对付尹昌衡一样，将他召到北平，削掉了他的权力。
同样是处于逆境，尹昌衡的狂傲个性让他吃尽苦头。蔡锷可比他机灵多了，进京后该服软就服软，袁世凯举行的复辟帝制活动也一步不落地跟着参加，在逐渐消除老袁的戒心后，得以成功潜回云南。
蔡锷能够发起“护国运动”，是捏住了袁世凯的软肋。在中国，你尽可以做伪君子，把“大总统”的权限扩到比皇帝都大，但要想当真小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临帝位，那后果就很严重了。
袁世凯当皇帝，其实不见得有做“总统”舒服，要知道，他的“大总统”可是终身总统，就算自己下来，还可以指定儿子接班。更何况，此“皇帝”并非彼皇帝，“登基”之前，连宫女太监甚至是跪拜这一套都被袁世凯给废除了。
冒冒失失的结果，只是让他成为众矢之的，真不知道这老头究竟图什么。袁世凯曾自比曹操，应该说，前半段差不离，可到后半段，他也就只配给人家提鞋了。
尽管如此，在护国运动之初，袁世凯其实并没有把蔡锷当一回事。道理很简单，过去国民党搞“二次革命”，尚能够组织起南方数省的民军相抗，论整体实力，要远远高于滇军，可还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被北洋军给干翻了？
滇军不足为虑，姓蔡的小子一定要现，就让他现去吧。
事实上，蔡锷面临的困难，比袁世凯预计的还要糟。
他如今已不是名正言顺的云南都督，云南都督换成了唐继尧。唐都督曾是蔡锷手下的一名管带（营长），慑于蔡锷的威望，不能不加入反袁行列，但始终对蔡锷盯着防着，怕对方趁机把军权全部揽过去，抢了自己的宝座。
滇军有足足两万多人，唐继尧肯交到蔡锷手上的，才不过两千一百多，而且全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
袁世凯方面，先不论即将开来的北洋军，就算是陈宦的部队，数量上也非滇军可比。不客气地说，蔡锷如今的境遇尚不及“癸丑讨袁”时的熊克武，难怪老袁要对之不屑一顾了。
可是这次的蔡锷超出了枭雄的框范，他将成为英雄。而英雄所要做的事，本非常人所能及，也是袁世凯这样的“奸雄”所计算不到的。袁世凯曾经走过许多好棋，其中之一，就是于不动声色中走马换将，让陈宦督川。
袁氏身边亲信众多，尤其在他成为当红炸子鸡的时候，更是门庭若市。但你要让他捡一个最信得过的，毫无疑问就是这个陈宦。
蔡锷也被袁世凯赏识过，但是老袁说，蔡锷固然是不错，但不如陈宦。
并不是陈宦在军政才能上要强过蔡锷，此君真正厉害的其实还是拍马奉迎和顺风转舵的功力，在这方面，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个小袁世凯。
很多好事之人爱拿陈宦和蔡锷比较，甚至有人还穿凿附会地评论说，蔡锷之所以要组织救国军，就是要让袁世凯知道他和陈宦之间，谁才是真正的贤者。
蔡锷不是尹昌衡，他绝不会这么意气用事，但是现实赛场却偏偏把他们两人关到了一个笼子里。
陈宦在四川，实际上等于控制着整个西南，他是蔡锷起事后难以绕开的一大障碍，只要有陈宦在，滇军可能连西南都走不出去。
陈宦入川后，对川军进行了缩编，但川军仍有两师二旅，此外还有北洋军的三个旅，兵力大大超过滇军，双方若是要真刀实枪地开练，强弱不言自明。
可要是置换一个战场，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战场在现实中找寻不到，它存在于每个人心里。对陈宦来说，趋利避害是基本人生法则，以致于每一步都要计算好，自己在这件事上能不能得利，有没有好处。
这样的人，很少会去冒险，他们的心理绝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强悍。
蔡锷瞅准了陈宦身上的薄弱之处，他要打的，是一场心理战。
入滇的第一天，蔡锷就给陈宦发去密电，断言袁世凯必然失败，要他站到反袁阵营这边来。
接到电文后，陈宦笑了。
哥们，你就使着劲吹吧，北洋军有多威猛，你那滇军有多薄弱，简直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啊。
陈宦复电蔡锷，大义凛然，严词责备，俨然是袁世凯身边死不改悔的忠臣一个。他随即又调兵遣将，将驻泸州的川军刘存厚师派去前线堵截滇军。
就在这时候，陈宦发现情况不对劲，不管怎么催，刘存厚就是迟迟不动弹。
蔡锷的攻心战可不只对他陈宦一个人，川军将领个个点名，刘存厚当然也在其中。
陈宦督川，倚仗着有三个旅的北洋军撑腰，对川军编制进行大删大砍，四个师被缩掉近三分之一。对留下来的两师二旅，他也没有一点客气，尽量安插亲信，刘存厚的旅长就是陈宦带来的北洋军官。
陈宦还在四川组织“清乡”，川军在前面卖命，“以川军杀川人”，北洋军却懒洋洋地在后面督阵。
都是打仗，川军损失了，不补缺额，剩余枪械一律缴库，与此同时，北洋军就是碰破点皮，也得咋咋呼呼地给用上创可贴。
“清乡”尚未结束，刘存厚的一个师就被分割成了两半，并时时面临着陈宦派人渗透进来的危险。
刘存厚对此又恨又怕，每天都做着被陈宦暗算的噩梦。蔡锷的密电一到，他就开始合计起来，因此一直在泸州赖着不走。
作为腹黑高手，陈宦时时都在揣度别人的心思，刘存厚在打什么主算，他早已猜透了几分。为了把刘存厚从窝里面赶出来，陈宦再次去电进行催促，同时另派周骏师去泸州换防。
刘存厚见拖不下去，这才不情不愿地开往前线，但一到前线就投入了反袁阵营。军官们在前线秘密宣誓时，还有人生怕陈宦会对他尚留在成都的家属不利，旁边马上就有人安慰道：“不用怕，陈宦是个有心计的人，不会鲁莽从事。”
大家都把陈宦看得透透的。你别看他拥护帝制时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但这家伙其实一直做着脚踏两只船的准备。他的幕僚分为两派，一派拥护帝制，一派反对帝制，陈宦就像操纵木偶的提线艺人一样，看哪边形势对自己有利，就跟哪一派咬耳朵。
蔡锷的第一份密电到达时，陈宦只给拥护派看，所拟复电用的也是双方商定语气。
到这个时候，陈宦又撇下拥护派，拿着他与蔡锷的往来电报，急急忙忙去找反对派。
反对派主张联合蔡锷，并阻止袁世凯派来的北洋军入川。
按道理，陈宦既然是老袁的“忠臣”，就应该怒目而视，否决反对派的提议，可他并没有这么做，只是反反复复地说，要带来的三个北洋旅反袁是不可能的。
既称小袁，他的猜忌心之重几乎与老袁不相上下，眼前的一堆筹码只要少了一个，他就要犯嘀咕。因为一个刘存厚，陈宦给其他所有川军都打上了相同的问号。
川军这一堆肯定是信不过了，陈宦不肯亮出自己的底牌，是因为还有他所说的那三个北洋旅。
三个旅先后奉诏来见陈宦。最早赶到的旅长是云南人，他对着陈宦发牢骚，说他的祖宗坟墓都在云南，实在不想跟滇军作战。
说者无心，没准就是怕把自己顶到第一线，听者却是有意，陈宦这下连北洋旅也不放心了。
捏着密电，陈宦又向蔡锷那边靠近了一步。
按照袁世凯的部署，北洋旅要集中到宜宾与滇军作战。但作战时打得乱七八糟，后方炮兵的炮弹尽往前线自家部队里面扔，弄到最后都不战而退。
陈宦得到战败消息，马上判断是战场指挥问题，而担任宜宾一线总指挥的刘一清，恰是反对帝制派的重要成员。
对陈宦来说，这意味着整个指挥层都靠不住了。
收到前线电报，已经是凌晨四点。陈宦哪里还睡得着觉，他叫人喊邓汉祥来见。
这个邓汉祥也属于反对帝制派，跟刘一清是一条线上的人。刘一清临上前线时，曾偷偷地告诉他，说我到前线后自有办法，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无论什么情况，陈宦是绝不会杀我们两个人的。
尽管如此，当得知陈宦这个时候召他时，邓汉祥仍是有些心惊肉跳，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去见面。
陈宦正绕室彷徨，见到邓汉祥犹如看到救星：“宜宾一线吃了败仗，我看刘总指挥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我们还是下决心干吧，要不然就晚了。”
对陈宦“干”的含义，邓汉祥当然清楚，就是要联蔡反袁。可陈宦是什么人，那是活脱脱的小袁世凯啊，常常是上面扔馅饼，下面设陷阱，跟他打交道，你得多长一百个心眼才行。
会不会是故意在套我的话，让我把刘一清给供出来，然后将我俩一网打尽？
想到这里，邓汉祥赶紧表示反对：“不行不行，不能这么干。”
陈宦越说要干，邓汉祥就越说干不得，说来说去，把个陈宦给说急了，知道邓汉祥是不相信他，当下就提笔刷刷地写了一份电稿。
这是一份写给刘存厚的电稿：宜宾方面，刘一清已有部署，请你速联系蔡锷，以便“共策将来”。
末尾署名却是邓汉祥。
这回轮到邓汉祥急了，连说不可。
陈宦信誓旦旦：“我们这种关系，你还不放心吗？”
邓汉祥不放心，一点都不放心。
知道你老人家想反水，可把我名字写上去算怎么回事，万一出了差错，那我不就惨了。
都是精明人，就得用精明人的办法相互沟通。
陈宦说：“这份电稿是我亲自拟的，都是我的笔迹，你发出电报后，可以把原稿存起来。”
听完陈宦的这番表白，邓汉祥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也才相信陈宦不是故意在设圈套诓他。攻心战初见成效，陈宦为了自保，开始暗中同蔡锷互通声气。经过双方约定，宜宾一线公开打起了假仗，双方军队都是坐地打冲锋，喊杀声听着震天响，但就是看不到他们往前冲。
蔡锷原本在四川战场上要两线作战，兵力捉襟见肘，根本就不够用。宜宾方面松弛下来后，蔡锷得以将滇军主力抽出，全部使用于泸州，那里才是他所必须面对的强敌。
泸州方面已聚集了袁世凯从北方派来的北洋军三个师，领衔者为曹锟。这时贵州已宣布独立，黔军继刘存厚的川军之后，也加入了护国军作战序列，但刘存厚师在“清乡”时已被陈宦分割，只有一个旅能参加起义。而黔军也兵力微小，全部加起来，护国军不过才五六千人，仅为北洋军的一个零头。
当然，最令蔡锷头疼的还不是人少，是缺乏后援。
滇军从云南出发时，只领了两个多月的军饷，而且还是蔡锷的参谋长把祖产拿出来作抵押，从银行贷来的款。
知道军饷不够，蔡锷拉下脸，求爹爹告奶奶，滇黔两省才又合凑了十七万元送来。但这些钱对于消耗巨大的战场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顷刻便会告罄。
蔡锷在四川鏖战一年，只能给官兵发放伙食津贴，根本不敢提及任何战功奖励。
应该说，云南本属落后贫瘠省份，每年全省收入不过两三百万，辛亥革命之前经济上都得靠四川接济。不过自云南独立以来，仅截留中央税款就不是一个小数字，加上其他筹款，已足够前线军饷需求。
可是它们都被坐镇云南的唐继尧给扣住了，用作扩充自己的实力，连一个子儿都不愿多拨出来。
唐继尧不肯给钱，“口惠而实不至”，蔡锷必须自己想办法。但他“生平不好货财”，虽统军多年，却没有什么积蓄，想做到毁家纾难都不可能。无奈之下，只好以个人名义向四川当地绅商筹借，以继续维持军队的开支，结果到护国运动结束时，他已经负债两百万元。
比军饷短缺更要命的，是弹药的匮乏。云南方面的子弹老是运不上来，没有子弹，枪支不过就是根中看不中用的烧火棍。为此，护国军甚至不得不将鞭炮放进铁桶里燃放，冒充枪声，以迷惑北洋军。
正是由于受到唐继尧的掣肘，前线军队很快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乃至“全军惶惑”，士气受到不小打击。
蔡锷在泸州战场上指挥出色，多次以弱胜强，可是再巧的巧妇也难煮出无米的好粥，得调整战略战术了。
1916年3月7日，蔡锷下达退军命令，护国军转攻为守，缩短战线。
这是蔡锷非常苦恼的一段时间。全军撤退后，他“形容清瘦，颇有劳悴之色”，日子难过啊。
可是护国战争终究将成为蔡锷一生事业的顶点，在这场别人看来难以打赢的战争中，他把自己的智和勇发挥到了极致。
军饷困难，他就通过刘存厚与陈宦联系，商请陈宦暗中接济。
陈宦虽说一直在与蔡锷暗通款曲，但实际仍在骑墙，他每时每刻都紧盯着战场的变化，以决定下一步要把赌注投在哪一方。
护国军虽然暂时撤退，但在撤退前其实占有优势，北洋军的伤亡要大得多，而且直到护国军撤退两天后，曹锟都不敢发起追击。也就是说，蔡锷的撤退不过是一种战略性撤退，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溃败，随时可以再次发起新的攻势。
陈宦乃是个中行家，当然看得出来，所以他不仅不能得罪蔡锷，还得讨好，不然人家若是真成了赢家，凭什么要给你好脸色看？
怎么讨好，若是蔡锷这时候就提出来让他宣布独立，那风险就太大了，依陈宦的性格，是绝不肯如此做的。
蔡锷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只要钱。对陈宦来说，给钱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是一种最为保险的讨好方式，没有理由不愿意。
从陈宦那里拿到军饷，子弹也运来了，不过它们仍只是杯水车薪，一眨眼的工夫就会用完，但蔡锷也就只需要再用一次。
他有这么做的理由。
1916年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广西独立当然与四川战场的相持不下有关，蔡锷从中看到了获胜的希望和奥妙。
战争归根到底，打的就是钱和资源。依靠这种糟糕透顶的后勤补给，护国军就算能击败曹锟，也无法席卷中国，直捣北平。
蔡锷唯一的胜算，就是像武昌起义时那样，争取与北洋军继续相持下去，这样，那些犹豫观望的省份将会被迫作出抉择，加入反袁护国阵营。
有鉴于此，他要利用刚刚掌握到的这一点资源，最后再发起一次总攻，为的不是彻底击败对手，为的只是击垮他们的信心。
总攻发动之前，蔡锷宣布“能战者奖，怯战者惩”，并当场将两名失职军官予以正法，三军大为震撼。
1916年3月17日，蔡锷下令全线反攻。此次总攻的声势远大过实际战果，最后既未能重创北洋军，也没能攻入泸州城，但蔡锷的目的达到了。
第二天，即1916年3月18日，以江苏将军冯国璋为首的“长江五督”（即长江流域的五个北洋都督）联名向袁世凯发出密电，要求取消帝制。
“长江五督”拥兵十多万，北洋军近一半兵力都在这里。他们态度的变化，完全打乱了袁世凯的阵脚。
实际上，北洋内部的这些矛盾，早在袁世凯发动“削藩风暴”时就已埋了下来，但最终爆发，则要归功于四川战场上护国军的不俗表现。
如今的局面，几乎就是武昌起义时的翻版，当时袁世凯如何要挟清廷，现在他的部下也如何要挟他。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帝制，并要求与护国军进行停战谈判。
老袁不是一般的强人，从不会轻易服软，他能服软，说明他所受到的内外压力之大，已远超出常人想象。
其实就算袁世凯不主动停战，蔡锷的总攻也得被迫结束，因为他就那么点资源可用。
袁世凯先叫停，成了输家；反之，蔡锷就是输家。老袁精明一世，但输也就输在他的过于精明上了。
他只知道陈宦不像过去那么卖力，还不知道这个“忠臣”已同蔡锷搭上了钩。如今双方谈判，他仍授命陈宦为己方代表。
进入停战谈判后，蔡锷仍一着不让。一面继续要求袁世凯退位——不光是先前的撤销帝制，还得从总统位置上退下来，一面倒逼陈宦，让他早点站出来宣布四川独立。
陈宦还在犹豫，但这种犹豫，已不是不知道赌注应该加在哪一边，而是他觉得安全没有保障。生怕一旦公开背叛，袁世凯会向他展开报复。
这种危险时期，如果没有得力的部队护驾，人头随时都可能落地。曾归陈宦辖制的部队，川军有的投了蔡锷，没投的，只要陈宦宣布独立，一准会反戈相向。只有带来的三个北洋旅可以指望，这三个旅里面，一个远在川东，剩下的两个如今都服从一位旅长的指挥。
陈宦踌躇不决，也就是在看这位旅长的态度，他叫冯玉祥。
冯玉祥是陈宦的老部下，陈宦对其有知遇之恩，这种知遇之恩还不是一点半点，可以说冯玉祥一路过来，多蒙陈宦所提拔。
早在陈宦任统制（师长）时，冯玉祥还是他军队里面的一个队官（连长）。陈宦入川之前，打听到冯玉祥已在陕军中升任团长，便特地向袁世凯保荐其为旅长，并带到了四川。
来川后，陈宦将冯玉祥视为身边绝对的嫡系，所有部队里面，优先补充他的枪械，将冯玉祥的旅扩充成了混成旅。
陈宦和袁世凯一样，都好猜忌，但并不是说他们谁都不信，只是能让他们信的人比较少而已。
至少，陈宦是信得过冯玉祥的。如今冯玉祥几乎就是陈宦在苦海中的指路明灯，宣布独立与否，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不可以就不可以。
在军事会议上，冯玉祥主张独立最为坚决。这让陈宦放下了心，认为自己宣布独立后，就算袁世凯要报复，只要有冯玉祥护卫左右，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1916年5月22日，陈宦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这一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直接击穿了袁世凯早已脆弱不堪的心理防线。
袁世凯忧愤成疾，随即发布命令，将陈宦撤职查办，其遗缺由川军将领周骏继任。
尽管早已是穷途末路，但老袁的出手仍保持着他一贯的狠辣，他没有动用曹锟的北洋军，是因为他知道，仅凭四川将军这根肉骨头，就足以驱使周骏拼着命去争去抢了。
接到任命，周骏果然呼地一下就跳了出去，用不着任何人来催他逼他。一路上，他连口号都想好了，叫做“川人治川”——我周骏是四川本地人，你陈宦是外地人，我当然比你更有资格做四川的一把手。
熊克武的蜀军在时，蜀军是川军中的王牌，蜀军被灭，周骏师就成了川军第一，其实力胜过刘存厚师。
周骏自东而西，向成都杀来，其部浩浩荡荡，犹如一条长蛇，把大路都给塞满了。在其身后，则是曹锟奉袁世凯之命，专门拨出的军备车辆，同样是源源不断，络绎不绝。
周骏打蔡锷没有积极性，打成都，积极性比谁都高。这阵势吓坏了陈宦，急忙让冯玉祥组织防御。
他万万没有想到，冯玉祥给予他的答复是：“我要走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冯玉祥却要率兵回陕西。至于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老领导是死是活，他不管了。
此前陈宦毫无防备，假如冯玉祥一走，他能用于成都防守的，就只有一个卫队团，无论如何都挡不住周骏。
陈宦后悔不迭，反对帝制派的刘一清、邓汉祥是“联蔡反袁”的倡导者，现在事情搞成这样，二人也不免心中有愧。
商量之后，刘、邓便代表陈宦，一起去见冯玉祥，恳求他能再作考虑。可是不管他们如何声泪俱下，冯玉祥都不为所动，只是强调：“四川人排外难斗，我若与周骏作战，遍地皆是敌人，将防不胜防。”
听冯玉祥这意思，似乎是担心四川民众不支持他，刘、邓急忙说：“四川人反对袁世凯，可以说完全一致。周骏奉袁之命来犯成都，乃是全川公敌，川人绝不会帮助他们。”
冯玉祥缓和了口气道：“你们说这话有什么根据？”
有门了。为了让冯玉祥坚定信心，刘、邓建议立刻召集一个扩大会议，请冯玉祥倾听一下民众的呼声。
冯玉祥点头同意。
回去后，刘、邓便从成都各界民众中召集了三百代表，聚会于成都皇城（皇城实为清代科举贡院，此时为军政府驻地）。
开会发言时，一众代表都表示，周骏助袁西犯，乃是川人的奇耻大辱，请冯旅长一定要积极布防，“灭此朝食”。
冯玉祥显然是被打动了。他厉声道：“我起初不知你们是如此意思，因此才要回北方。如今清楚了，我冯玉祥虽粗知大义，也明白保卫地方乃军人的责任，即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
众人闻言大受鼓舞，正要鼓掌，却听冯玉祥又来了一句：“不过……一般士兵知识有限，如何才能激励他们，尚望各位先生多多指示。”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代表们马上读懂了冯玉祥的意思，就是要钱要物嘛。
有人便问：“请教冯旅长，究竟需要多少数目？”
冯玉祥嘿嘿地笑了起来：“各位先生都很高明，这个不用我说了吧。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怎么好说数目呢。”
看来胃口还不小，恐怕陈宦都不一定拿得出来。会场上一阵沉默，但随即就有人慨然允诺：“只要冯旅长去打周骏，你们的粮饷，陈宦将军负担不起，我们四川人负担，马上就去发动凑集。”
冯玉祥见状，神情十分激动，他高声说道：“周骏要是打得过来，就把我冯玉祥的鼻子给割了！”
此话一出，会场上立刻掌声雷动，莫不拍手称快。
当晚，成都各界民众便购买了猪牛羊肉、面粉、大米等物资，全部送交冯部，此外，又赠现款二十多万元。
陈宦以为，这下事情应该稳当了。不料冯玉祥钱物到手，却照旧传令部队向城门开去，准备离开成都。
竹杠就是这么被敲出来的。陈宦想不到的是，他自己已经够虚伪了，还有人比他更虚伪，自己已经够不要脸了，还有人比他更不要脸。尤其令人惊诧的是，这个人在做这些事时，毫无任何愧疚之感，仿佛一切理所应当。
在老奸雄袁世凯的“传帮带”作用下，说北洋体系在权奸方面人才辈出且青出于蓝，那真是一点都不过分。比如，陈宦就成功地蒙住了袁世凯，而冯玉祥还超过陈宦，他完全可以把陈宦耍到团团转，乃至于被卖之前还在帮对方数钱。即便是以腹黑著称的人物，当落到这般可怜境地时，其情感也与普通人无异。
陈宦愤怒极了，他决定最后再找冯玉祥谈一次。
冯玉祥来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后面跟着一个营的卫兵，还有几十人的手枪队。
刘、邓陪着冯玉祥去陈宦的卧室，卫兵和手枪队当然就不能跟过去。
见冯玉祥进门，陈宦一拍桌子：“冯玉祥，我从前清到现在，始终是扶持你的。开军事会议，你主张独立，可独立后你又要带兵走，你这是什么用意？”
说到这里的时候，陈宦真是悔恨万分：“我告诉你，我七十四岁的老母，现在就住在皇城，我一家人情愿死在这里，我是不走的……”
未等陈宦说完，冯玉祥突然扑倒在地，然后伏地痛哭：“我冯玉祥别无他意，只是怕打不过那个周骏，请陈将军千万不要误会啊。”
对冯玉祥的出尔反尔，坑了财物就跑的行径，负责联络的刘、邓两位幕僚，比陈宦还要恨得深。尤其刘一清，早就在陈宦的卧室周围安排了伏兵，预备在卧室门口将冯玉祥杀掉，然后由陈宦自兼北洋旅的旅长。
他们借故把陈宦喊出来，告知此事。不料陈宦大发脾气，说你们如此搞法，会将北洋旅逼上梁山，导致叛变。
陈宦这么说，一半出于谨慎，一半则是受到了冯玉祥连哭带诉的影响。
男儿有泪不轻弹，想想一个统兵成百上千的大男人能跟小孩子一样满地打滚，而且哭得跟个泪人似的，那是一定有外人不能了解的苦衷和委屈。
有苦衷，就能劝慰，有委屈，就可以排解。陈宦相信，只要给冯玉祥一点时间考虑，他会留下来的。既然如此，又何必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呢。
他不知道，冯玉祥的这个动作，今后将成为冯部上下的经典之作，如果你见惯了，一点都不会感到稀奇。归根结底，在虚伪做作这个圈子里，陈宦还远远称不上是个超一流的高手，他所擅长的，也不过是在上级面前拍拍马屁，或者是说点上级想听爱听的话。
什么叫超一流高手？必须做到连奥斯卡影帝都叹服的地步，陈宦你还嫩得很哩。
幕僚们要上刀斧手，陈宦坚决反对，还说：“如果你们要杀冯玉祥，我就先杀你们二人！”
刘、邓面面相觑，只得作罢。依靠逼真的演技，冯玉祥成功地逃过了一劫。
在陈宦的卧室里，冯玉祥虽没见到刀光烛影，但那三个人进进出出的神情，已被他猜到了大半。回去后，他就向陈宦发出通牒，限其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成都，否则就开炮轰击皇城。
陈宦这才明白，他又走了一步要命的错棋。
一场鸿门宴，使项羽成了“竖子不足与谋”的典型，可是古往今来，究竟又有多少人比他更聪明呢？
1916年6月25日，陈宦被迫逃出成都，经绵阳、重庆至汉口，从此远离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冯玉祥接着也跑了，离开时，他又搂草打兔子，把成都的军火库给清了个空。按照他的命令，冯部把大部分行李扔掉，每人都至少携带步枪子弹五百发或炮弹两颗，冯玉祥自己也背了两颗炮弹，后来觉得负担实在太重，找川甘边区的土匪帮忙，才把枪弹运到汉中。
此君既不用打仗，又得了许多的实惠，乃是真正的赢家中的赢家。
枭雄、英雄、奸雄，冯某跟这些类型都不像，甚至你都难以用一个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来对他加以框范——只能说，出来混的都得有点道道，这也算是乱世中的生存哲学吧。
1916年6月27日，周骏率部进入成都，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加了四川将军的冕。
然而这被证明不过是一场空欢喜。二十多天前，袁世凯已经病死，袁世凯一死，他的委任状也就失去了任何效力，更主要的是，旁边早就有人虎视眈眈。
陈宦在宣布四川独立前，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依靠冯玉祥，二就是向蔡锷求援。求援得到了同意，但直到陈宦离开，滇军也未开入成都。
滇军有滇军的打算。
唐继尧在发给滇军将领的密电中，就毫不隐讳，说护国之役胜利后，四川军政大权不论属于何人，滇军都必须留在四川，而不能撤回云南。
如此做的原因之一，便是军费开支庞大，唐继尧既然不肯削减滇军的一兵一卒，那就一心想着蹭四川人的油，拿川资来养他的滇军。甚至在停战谈判期间，唐继尧就急不可耐地计划出兵成都，只是在蔡锷的劝阻下，才暂缓行动。
唐继尧属于那种鼠腹鸡肠，做不了大事的人，该他出牌的时候死不肯出，那心眼儿小到只有三寸大，不该他出的时候瞎出，全然不管这样是否会师出无名，会不会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
蔡锷与唐继尧的区别，在于他更顾大局，知道掌握时机与火候。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就是他比较“讲政治”，过去即便是“侵滇”“侵川”，他都能找到最合理的名义和理由。
陈宦求援，如果不答应的话，陈宦自然就下不了决心独立，蔡锷不能不答应，但他答应之后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就是敷衍了事。
倒是蔡锷的参谋长说了句实话：“我们做渔翁不好吗？”
如果蔡锷帮助陈宦把周骏赶走，那陈宦就站稳了，滇军究竟能从中得到什么额外好处呢？地盘还是人家的，最多不过像第一次“侵川”时一样，弄点慰劳费，然后该回哪回哪去。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滇军这些人的算盘，就是要借周骏之力来逐走陈宦。等陈宦走后，滇军再来打周骏，然后川督之位就是他们的了。
滇军做好了出击准备，可惜不是为陈宦预备的。周骏一入成都，滇军马上就打了过来。
袁世凯倒台之后，周骏的“四川将军”已然是名不正言不顺，再说他又哪里是蔡锷的对手，所部节节败退。
见势不妙，周骏赶紧给蔡锷发去一份电报，作躬打揖，称自己是接受了袁世凯的“乱命”，现在马上就把位子给腾出来。
从成都退出时，周骏手下仅剩几千人马，用仓皇两字都无法形容他的惨样。更可怜的是，沿途地方对他的态度，有如看到过街老鼠。虽然还不至于人人喊打，但起码没人肯予以收留，都唯恐惹火烧身——蔡锷的护国军追过来，能不把当地打得乱七八糟吗？
想想这周骏也真够倒霉的。他的人生几乎就跟赌博一般，头一把赢了一堆筹码，可还没来得及乐一乐，转眼间就输了个血本无归。
后来有人对周骏说，你带着这几千残兵，能往哪去，哪一个省又会容你，难道这些四川子弟都跟着你饿死不成？不如把部队留下来，独自进京去找活路吧。
周骏想想有理，就把残兵交予地方，然后在百余名手枪兵的掩护下，出川进京。进京后，他果然混了个跟胡景伊一样的“闲职将军”，虽然是聊以度日，但总算没有窝窝囊囊地死在乱军之中。
1916年7月29日，蔡锷进入成都，此时他已被新一届北平政府正式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同时这也标志着护国运动的尘埃落定。
对四川人来说，湖南籍的蔡锷能够做他们的一把手，委实是件好事。所谓到哪座山头唱哪支山歌，蔡锷督滇，要维护云南及滇军，如今督川，自然只会向着四川。而以蔡锷“护国英雄”的威望和军政才能，又有谁敢跑上来捋老虎须？
从蔡锷留下的善后方案来看，也是以四川为中心，然后联络滇黔，形成西南三省通力合作的局面。
如果这个方案能够顺利实施，自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天府之国”将得到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和安宁。
可是天不遂人愿。因劳累过度，导致蔡锷喉疾加剧，病情越来越重。1916年8月8日，他去电北平请假后，离成都东下，远赴日本就医。
临行前，四川军民对之依依不舍，蔡锷亦感慨良多，他动情地说：“我查阅了四川的档案，年赋税达数千万元，以前真不知道四川会如此富庶，此地确实乃西南重心，实大有可为。”
蔡锷又说，我原来想到中央去，现在也不想去了。自己虽然多年奔波，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假如能早来四川，一定可以多做点事情，可惜现在病痛缠身，不得不走了。
蔡锷寄语川中父老，等他治愈后，将早日回川理政。然而仅仅三个月后，他就因医治无效而病死于日本。
没有了可定乾坤的英雄，巴蜀大地注定难以逃脱混乱的怪圈，也将继续被血与火所熔铸。
第四章 这也是三国
罗佩金：字熔轩，云南人，同盟会员。罗佩金担任过蔡锷的幕僚长，在滇军中有“智囊”之称，但并无独当一面的统帅之才，出任四川督军后，仍站在云南立场，代表滇军利益，对川军竭力打压。
刘存厚：字积之，生于四川省简阳市。初入四川武备学堂，后毕业自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刘存厚注重广结人脉，在川军将领中较为突出，因此成为川军“武备系”后期的核心人物。
吴莲炬：刘存厚的智囊及驻京代表，具备远见和纵横手段。
张澜：参与保路运动，为领导者之一，曾遭赵尔丰逮捕。他是进步党人，在四川拥有较高声望。
钟体道：生于四川省绵竹市。任川军第三师师长，刘存厚在川军中最可靠最得力的同盟伙伴，段祺瑞:北洋政府总理，个性倔犟，一贯主张以武力平定南方，统一中国，是一个实权派铁腕人物。
靳云鹏：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对刘存厚有知遇之恩，为刘存厚在北洋政府中的主要靠山。
陈泽霈：罗佩金的幕僚长，但在担任川军第四师师长后，与刘存厚等其他川军师长站到一起，“背叛”了罗佩金。
戴戡：字循若，贵州人。戴戡以四川省长之任，代表黔军利益驻川，在成都与罗佩金、刘存厚成鼎足之势，称为“一国三公”。三方力量中，他的力量最为弱小，政治上依靠进步党。蔡锷出国之前，推荐了两个人分别代理四川军政，其中一人是他的参谋长罗佩金。
罗佩金毕业于陆士第六期。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当年蔡锷在广西屡不得志，就是罗佩金慧眼识英才，想方设法将蔡锷调到了云南，并甘居其下，从而促成了一位栋梁之材的脱颖而出。在罗佩金赏识提拔过的人才中，甚至还包括当时尚为小字辈的朱德。
除了眼力好之外，罗佩金也很有谋略。他在滇军中素有“智囊”之称，云南起义时，真正能控制滇军，并发挥主导作用的，不是蔡锷，而是罗佩金。
在发起护国运动之前，蔡锷曾让这位参谋长帮他制定作战方案。罗佩金拟定的方案是“先实后虚”，即让护国军以剿匪为名，向四川发起进攻，等拿下重点城市后，再宣布云南独立。蔡锷出于种种考虑，将方案改成了“先虚后实”。
应该说，两种方案各有优缺点，蔡锷讲的是政治，罗佩金着眼的是军事，若仅从军事角度而言，罗佩金之计实有奇兵效果。
滇军要出师云南，却被孔方兄卡了脖子。又是罗佩金一咬牙，将祖上几代人积攒的家产都拿出来抵押，才贷来了军饷。
护国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蔡锷排第一，罗佩金居其二是没有问题的，也因此被誉为“护国中坚”。
可是生活永远不会这么富有逻辑，它就像俄罗斯方块，稍不留神，就会放错位置。
罗佩金天生是做军师、摇鹅毛扇的材料，却并不是一个统帅之才。当这样的人被放错位置时，也就意味着悲剧离他不远了。
狐狸尾巴身为四川督军，他的立场还站在云南那一边，不仅思维模式和唐继尧如出一辙，而且仍像是唐继尧的参谋长，唐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唐继尧需要罗佩金做的，无非还是揩四川的油，来养云南的兵。他前期不肯多投入兵卒，后期已经进入停战谈判，却大举增兵，导致护国之役结束时，滇军已先后入川达十二个营，除损失掉两个营外，还剩下十个营。
不打仗了，滇军理应大部撤回云南，可实际上一个也没走。之后罗佩金又从云南大批招兵，加上原先的十个营，编足了两个师的驻川滇军。
这些从云南招来的新兵都是徒手兵，也就是空着两只手跑到四川的。罗佩金一声令下，把四川兵工厂半年所生产的枪支全取出来，用以武装新兵。
四川兵工厂是西南唯一的兵工厂，据说其规模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生产设备均系进口，能仿造德式步枪，拥有日产五十支步枪的生产能力。自罗佩金督川后，这家兵工厂便成了滇军的定点军火库。
滇军的装备原本很差，多为杂色枪，射程好一些的，是清末从国外购进的洋抬枪，到现在都已经陈旧不堪了。罗佩金于是干脆把十个营滇军的武器也换成了清一色的川造，真个是不拿白不拿。
罗佩金似乎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四川的父母官，他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一个外来户。在他的影响下，滇军官兵也变得越来越狂妄骄横，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征服者，把四川人当做了奴隶。
罗佩金在成都设立卫戍司令部，每天派滇军巡查队在成都的各条街上巡查。巡查队的架子十足，且分外骇人，属于让你看一眼就魂飞魄散的那种——排在第一列的只有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双手捧令箭，令箭一尺多长，箭头用油布包着，呈箭头形，油布上则写着朱红大字：“令”。
在持令箭的士兵身后，跟着两个士兵，他们手里拿着短军棍。再往后面去，才是一队排成两行的士兵，每个人都荷枪实弹，杀气腾腾。
知道的，是在巡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清末官员出巡了。
事实上，滇军巡查队可比清末官员凶多了。从四川警察到川军，见到令箭一律要行最高军礼。行礼也就罢了，巡查队员瞧站岗的警察不顺眼，便以敬礼不标准为由，拖下来就是一军棍，有时还要饱以老拳，弄得值班警察都不敢上街执行任务，见到巡查队就远远跑掉。
军人同样不愿惹麻烦。川军官兵上街时一般多换便衣，如果是穿着军装，便坚决不去滇军控制范围，以求彼此相安无事。
警察和军人都是如此，川民境遇可想而知了。当巡查队耀武扬威开过时，街道上的小商小贩及行人避之唯恐不及，撞上动作稍慢，让道让得迟的，还得结结实实挨上一顿打骂。
渐渐地，入驻者们成了这座城里无人能够加以约束的阎王爷。甚至于一般的滇军士兵也在街上仗势欺人，吃饭买东西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有时警察看不惯要上去制止，也会遭到暴打。
滇黔两军的服饰跟川军不同。滇黔军的军帽边沿一圈都是红色，而川军则一律灰色，四川人因此形象地把滇黔军称为“红边边”，川军称为“灰边边”。
想当初，蔡锷率滇军进入时，成都曾经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争相赶来领略其风采。那时的滇军也因护国运动之功，而一改从前的“滇寇”形象，成为一支川人感谢和崇敬的英雄部队。可是没想到时间不长，他们就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红边边”再也不受欢迎了。
罗佩金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身边所潜伏的危机，在“护国中坚”的荣誉已渐渐失色的情况下，还以为自己仍拥有对各军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1917年3月，罗佩金召集各军将领在成都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落实北平政府的编遣决议，对在川军队进行缩编。
此时的驻川军队，川军是五个师，滇军是两个师。按照北平政府提出的要求，川军要缩为三师一旅，滇军要缩为一师一旅。
虽然都是缩编，但滇军加上附属的特种兵，仍合两师之数，实际没多大损失，川军挨的刀却是一丝不差。
在待遇上，两军也相差很大。滇军被列为“国军”，享有中央政府军队的待遇，川军则被列为地方军。仅就军饷一项，川军就要比滇军少三分之一，而且川军番号还是“暂编”，一个暂字，就意味着前途未卜，上面随时可以把你这个编制予以取消。
这个办法显然对川军十分不公，毕竟在四川的地盘上，川军是主军，滇军是客军，但罗佩金原本就存有私心，老是想着要“强滇弱川”，这样的裁军办法对他来说，正求之不得。
之前，罗佩金只是象征性地把川军五个师的编制报了上去，北平政府自然是不同意。
好，这是上面不同意，不是我不给你们报啊，于是罗佩金例行公事地召开了裁军会议，并在会上强制推行北平方案。
未出所料，川军各师师长都叫苦连天。罗佩金把脸一板，不由分说：“总之，川军加起来不能超过三师一旅。实在不行，就砍掉特种兵，只保留纯步兵。”
当罗佩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没留意到，墙角处有一个人正在嘿嘿冷笑。护国战争结束，感到最为失望和气愤的，是罗佩金的陆士同学刘存厚。
刘存厚最早发动阵前起义，除负责联络陈宦外，还投入对曹锟的作战。后来周骏逃离成都，又是刘存厚第一个率部入城。在蔡锷到来之前，是他负责代理军政事务，维持地方秩序。古史中有“先入关中者王之”的说法，刘存厚隐隐然也有了这种期盼。
刘存厚认为自己绝对有资格称王。当然如果蔡锷要来做这个王，他愿意让贤——蔡锷抵达成都时，刘存厚曾带着众人到市口迎接，那时他对此并无多少抵触情绪。
问题是蔡锷多病多灾，很快就被迫赴日就医。走之前，蔡锷保荐罗佩金为四川督军，保荐黔军驻川负责人为四川省长，里面竟然没他刘存厚什么事。
刘存厚仅仅得到了一个川军第一军军长的虚衔，其实他能统领的，仍然只是原先那个师。
敢情工蚁一样折腾了半天，都是为你们这些外地人忙活的？
刘存厚最早在云南新军中任管带（营长），是蔡锷和罗佩金的部下，也参加了云南起义。不过那时候蔡、罗对他并不重用，导致刘存厚混得很不得意，没多久就回了四川。
在护国战争中，尽管刘存厚很是卖力气，但蔡锷对他的态度依然如故，曾以作战不力为名，要将他的部队并掉。后来虽未实行，却被刘存厚发现了，从此便开始有意识地与滇军保持距离。
现在一无所获，刘存厚更加断定，这是蔡锷、罗佩金对他一贯轻视、疏慢的结果，自己要想出人头地，这些人就是拦路虎，绊脚石。
蔡锷在，肯定斗不过蔡锷，可是对罗佩金，我难道就没有斗过他的希望和可能吗？
看出了刘存厚的心思，一个部下趁机进言：“军长，你以为四川这个僵局就无法打开吗？我看会起变化的。”
刘存厚见他话中有话，忙追问有何破局之法。
此人道：“依在下看来，你军事上没有问题，现在身边缺的就是一位才智卓越、长袖善舞的谋略之士，所以政治上常处劣势。若能有高士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刘存厚一拍大腿：“你说的有道理，可我究竟去哪找这样的高士呢？”
部下要的就是这句话：“所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正有一人要推荐给你。”
部下要推荐的人，名叫吴莲炬，任职于贵州，他与刘存厚还有一面之缘。刘存厚喜出望外，当即让这位部下帮助联系，并预先汇去旅费，请吴莲炬务必入川相助。
吴莲炬应邀秘密到达成都，见面后，两人连谈了三天。
当刘存厚问吴莲炬，有什么办法制约罗佩金时，吴莲炬呵呵笑了：“罗佩金早已身处险境，只不过他自己还糊里糊涂罢了。”
吴莲炬的这番话甚合刘存厚的胃口，可是话不能光捡痛快的说，除了“是什么”，刘存厚还非常想知道“为什么”。
治蜀不力，民心向背，诸如此类，都可算成是罗佩金的“险境”。但说句老实话，在现实生活中，它们都只是附加条件，或者说是事后给失败者定罪时的点缀。刘存厚要听的可不是这些，吴莲炬并非纸上谈兵的书生，所以他要说的也不是这些。
他要说的，首先是京城的政治内幕。
“袁世凯死后，北平政府由两个人执掌政权，也就是总理段祺瑞和继任总统黎元洪。段祺瑞这个人个性倔犟，一贯主张以武力平定南方，黎元洪则成名于武昌起义，他对南方革命党人多有掩护。两个人名为搭档，实为对手。”
“段祺瑞人称段合肥，乃北洋元老，掌握实权。黎元洪人称黎菩萨，没有力量，不过是泥菩萨一个。”
吴莲炬对刘存厚说：“这就是大势所向，你今后一定要看准大势，跟着段祺瑞，以北洋军人为友，才能稳操胜券。”
讲了远的，才讲近的，这次吴莲炬提到了一个过往的著名人物——尹昌衡。
“想那尹昌衡有平定西藏叛军，经略川边之功，可他后来为什么会遭人暗算，以致滚鞍落马？无它，全在拥兵取忌故也。罗佩金督川后，将驻川滇军一下子扩充到两个师，这是在重蹈尹昌衡的复辙！”
听到此处，刘存厚几乎有茅塞顿开之感。高人啊，你怎么会把世事看得如此透彻呢。
吴莲炬继续往下说。
“罗佩金是国民党员，论派系阵营，属南方革命党人。据我推断，罗佩金督川，黎元洪或许会偏袒此君，却绝非段祺瑞所喜。你只需以政略指导战略，如此如此，伺机行动，将来发展当不可限量。”
吴莲炬的“如此如此”，包括了外拥中央，内固实力等多条谋略，几乎就相当于三国时诸葛亮提供给刘备的“隆中对”。
刘存厚不是刘玄德，可他也有像皇叔那样称雄巴蜀的念头。当下听得兴奋不已，用手抚着吴莲炬的肩膀连声说：“老兄高论，实获我心。”
无论是演义还是史实，刘备都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在这方面，刘存厚颇有相似之处。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做“一个龙门子养不活一个讨口子”。这是四川话，“讨口子”是指叫花子。意思大致是说，即便是叫花子，也不能只朝着一家富户要饭，得逛千家门，吃千家饭。
与之相应，刘存厚还有一句妙语：“下棋要多走闲着”，也就是得广结人脉。在刘存厚的人脉资源库中，陆士六期的同学全部在列，比如唐继尧、李烈钧、阎锡山等声名赫赫之人。此外，还包括前上司胡景伊，虽然不在四川，但刘存厚并没有断绝与他的通讯联系。这就是刘存厚的处世哲学，或者叫做多面外交。
胡景伊身挂闲职，还能蒙过去的老部下这么看得起，自然会尽力替刘存厚说话，可惜人微言轻，始终起不到什么明显效果。
不过刘存厚还有重磅棋子没有用。他要派一个人，以驻京代表的名义前去北平，并通过这个棋子进行活动，以完成“隆中对”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一条：“外拥中央”。
既然是孔明那样的人物，就得享受孔明那样的待遇，刘存厚聘吴莲炬为军部高等顾问，每月赠舆马费千元，并拨付活动费两万。
吴莲炬在成都停留了五天，五天后即行北上。刘存厚也真跟刘备待诸葛亮那样，恭恭敬敬地送到郊外，然后才握手告别——如果说古今有什么区分，大概也就只有将鞠躬改成握手了。吴莲炬走后，刘存厚便一条条地落实“隆中对”中的方略。
吴莲炬说要多方宣传，刘存厚就创办了一份报纸，叫做《四川新闻》，作为自己的喉舌。此外，他还拨出一笔专用经费，让人给京津沪渝的大报按月送去津贴。这些钱他并不白给，别人的好处能拿，地方军头的好处是能随便拿的吗，以后你敢再说他一句坏话试试？
如何内固实力？宣传很重要，延揽“贤豪”也不可少。
刘存厚依计从四川朝野招揽了一大群人，分别聘为顾问或参议，并每月给以高薪。这些人或者给刘存厚出谋划策，或者帮他在四川议会中进行鼓吹。
当时四川的党派中，除了国民党外，还有共和党和进步党。刘存厚本身属于共和党，所招揽的政客也以共和党这个圈子为主，但他并不拒绝进步党的加入。
四川进步党人中，以张澜风头最劲。因为盛传罗佩金与刘存厚有隙，张澜特地从川北赶到成都，表面上是调停罗刘矛盾，实际也是为了预测一下风向，看看罗佩金对他的态度。
大家都读古书，那里面，谋士们为投所谓的“明主”，可不就要这样察言观色？
张澜在川中是一个忽视不得的人物，可是他偏偏就被罗佩金给忽视了，而且是严重忽视。
罗佩金言谈举止都骄横不可一世，以为张澜不过乃一普通政客，对其不屑一顾，哪有一丝一毫礼贤下士的味道。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张澜在罗佩金这里碰了壁，便转身去找刘存厚。刘存厚将张澜奉为上宾，一如对待吴莲炬。
张澜不同于吴莲炬，吴莲炬仅靠一张嘴和一个头脑，张澜情况特殊，非一般客卿可比。刘存厚当着张澜的面许诺，在驱逐滇黔客军后，除他自掌军政外，一定会将民政一职委于张澜。
在此情况下，张澜决定“择主而事”，帮助刘存厚击败罗佩金。
如果你对三国演义足够熟悉，完全可从中找到类似桥段：张松原来想把西川献给曹操，可孟德公不尿他，刘备倒是把张松当个人物，于是张松便把西蜀地图献给了刘备……张澜“献出的地图”有足够丰厚。由于他在进步党中讲话极有分量，使得进步党与共和党得以联手，同时张澜与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私下关系极铁，而第三师实际是进步党所依恃的武装力量，这又提高了刘存厚在川军中的地位和号召力。
不但如此，张澜还告诉刘存厚，他会给同为进步党的梁启超、蒲殿俊等人发电报，争取这些京城中的“意见领袖”也支持刘存厚。
梁启超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文人，蒲殿俊乃丧失权柄的空头政客，可谁又敢小觑他们的能量——袁世凯没把梁启超当回事，结果一个护国运动弄到身败名裂。
笔杆子和嘴皮子，有时候一点不比枪杆子逊色。刘存厚深知其中分量，所以赶紧将这一情况通过电报告知吴莲炬。
电报是个好东西，可是也容易泄密。刘存厚使用的是密电形式，他每月给绵阳电报局发放津贴，并派亲信长驻该局，为的就是便于跟吴莲炬联络。
却说吴莲炬到京城后，第一个就拿着刘存厚的亲笔信，登门拜访了他所说的“重磅棋子”，即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靳云鹏。
若论刘存厚与靳云鹏的瓜葛，倒也说来话长。清末时，靳云鹏任云南省军事幕僚长。蔡锷、罗佩金等要策划起义，便派当时还只能算小弟的刘存厚打入靳府进行刺探。
刘存厚本来是带着使命前去，犹如“地下党员”，但时间一长，反被靳云鹏给说动了。
靳云鹏并不嫌刘存厚身份低微，反而常常主动和他商讨时局，并且出语惊人：“现在的北平朝廷（指满清政权）皆重用皇室亲贵，这些人昏庸无知，看来迟早是保不住了。我不反对革命，可是像孙文（孙中山）那样空喊革命，不过是一场空。以后的政权不管是君主或是民主，还是掌握军权的人说了算。”
刘存厚并非熊克武那样的革命党人，参加起义，说穿了无非是不甘寂寞，想趁机干出一番事业。
靳云鹏看出了这个小年轻的心思，对他说：“你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听我的话，抓住军队，将来自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其时靳云鹏的地位之高，连云贵总督都要对之避让三分，他的推心置腹和赏识器重，差点把刘存厚感动得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伯乐啊。
刘存厚一直认为蔡锷和罗佩金瞧不起自己，现在感到靳云鹏识才用人的眼光远在蔡锷之上，跟着他是有奔头的。
可是靳云鹏话音未落，他自己就被“枪杆子理论”给推翻了。蔡、罗发起云南起义，占领总督署，靳云鹏化装逃往北方，而刘存厚在云南谋求发展的梦也随之泡汤。
这之后，虽然天各一方，但刘存厚秉承多面外交的人生哲学，仍与靳云鹏保持着联系，眼瞧着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从靳云鹏到段祺瑞，从内心来说，对蔡锷、罗佩金等人都没有好感，其理由也跟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看法相似，认为此辈皆靠造反起家，不过是水泊梁山里强盗一般的人物，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靳云鹏当年就是被蔡、罗从云南赶出来的，自然更是刻骨铭心。看完刘存厚的信后，马上决定拉他一把。
在靳云鹏的引荐下，吴莲炬拜谒了段祺瑞。段祺瑞得知他的来意后，很干脆地对吴莲炬说：“翼青（靳云鹏的字）负西南事务专责，又是你们刘军长的老上司，你们可以随时交换意见，必要时再直接找我。”
除攀上段祺瑞这棵最粗最粗的老树丫外，吴莲炬马不停蹄，在京城中不停奔走，大到段氏四大金刚，中到胡景伊等在京川人，小到一般的共和党议员，他无不接洽。
收到刘存厚的密电，吴莲炬又去拜见梁启超、蒲殿俊等人，几乎把京城能打可打的交道全部搞掂下来。对刘存厚的这些私下活动，罗佩金大都蒙在鼓里。他只知道一件事，段祺瑞对他越来越苛刻，他发去的请示报告不是遭到冷遇，就是被劈头盖脸一顿驳斥。比如罗佩金想以护国有功的名义，再把一批滇军将领给提拔上来，段祺瑞就来了个置之不理。其境遇，仿佛过去的胡景伊之与熊克武。
有一点罗佩金倒是很清楚，那就是刘存厚对他不服。因此，他很早开始就上书北平，要求将这个刺头调京，以滇军将领接替。按照过去的惯例，督军要下面哪个军官走人，一定是有难言之隐，中央政府为了巩固地方，基本都会依例照准。
罗佩金打了多次报告，段祺瑞不仅不予支持，还在电文上批了一句话：“所请调拨撤换者，实不止刘存厚一人。”——关键是怎么才能做好领导，而不是一不顺心就换属下，换了刘存厚，你这个督军就做得好了？
好在朝中还有一个黎元洪，他对罗佩金这样南方党人出身的督军向来都比较维护。只是正如吴莲炬在“隆中对”里所言，黎菩萨终究不是段合肥的对手，在外援上，罗佩金也就始终处于劣势。
当然，这些都属于暗的，若居于明处，罗佩金还是那个高高在上，没人敢惹的一省督军，在裁军会议上，他起初的气势也很足。
若是知晓吴莲炬奔走京城的细节，罗佩金也许会不寒而栗：段祺瑞明知刘存厚有取罗自代之心，在罗佩金已危机四伏的情形下，仍要抛出这份偏向性很强的裁军方案，毫无疑问是有把罗佩金放在火上烤的味道。
为了达到北平政府将川军缩编为三师一旅的要求，罗佩金执意要取消川军的特种兵，而川军五个师中，又只有刘存厚师配有特种兵，对刘存厚来说，矛头几乎就是直冲他而来。
刘存厚要推倒罗佩金，等的就是一个理由，现在罗佩金却自己带着理由扑了过来，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吴莲炬在他的“隆中策”里，曾告诉刘存厚，团结川军很重要。此前刘存厚通过张澜的关系，已跟第三师的钟体道称兄道弟，接下来，就看其他三个师的态度了。
三个师里面，刘存厚最无把握的是第四师。因为这个师的师长陈泽霈曾是罗佩金的参谋长，当初罗佩金作出这一任命，无疑也是要以滇人渗入川军，以便进行遥控。
裁军会议结束的当晚，刘存厚在府里设宴，邀请川军各师师长或代表入席。
刘存厚开宗明义：“罗督（罗佩金）如此改编军队，实在太不公平。滇黔军可以编为国军，川军却全部都沦为地方军，这是什么道理？我请大家联名致电中央，反对此事。”
刘存厚此时已实际成为武备系后期的核心人物，在川军将领中说话很有分量。他话音刚落，众人便纷纷附和。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那个云南来的陈泽霈响应最为热烈。
还是那句话，换了山头换山歌，陈师长的自我定位要比罗佩金准确得多。罗佩金要用他来控制川军，他则不管什么川军滇军：我现在又不是你的参谋长，这个第四师是我的，凭什么只能做“地方军”，还是“暂编”？
刘存厚尚只是口头说说，陈泽霈已经抢过纸笔，草拟出电稿，并请各师师长共同签字。
五个师里，只有一个师不肯署名，这个师是驻重庆的第五师（新第五师），熊克武的部队。
早在蔡锷举护国旗帜，从云南出兵入川时，熊克武和但懋辛等人作为国民党代表，即随军参赞，但当时只能从事一些宣传联络工作。直到护国军从泸州战场撤退，战局陷于僵持，熊克武抓住机会向蔡锷提议，最终才得以以蜀军流落于民间的残部为基础，组建出新的川军第五师。
熊克武没有亲自参加编遣会议和赴宴，他派来的代表是但懋辛。但懋辛说：“我是熊师长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会外的事，我无权过问，所以不能在电稿上签字。”
但懋辛言之凿凿，刘存厚却心中有数。作为代表，你纵然无权直接决定，不还可以请示嘛，无非发个电报而已。不能者，实不肯为也。
于是第二天，刘存厚又约但懋辛单独谈话。这回但懋辛不再支支吾吾，而是直接予以回绝。
第五师跟从前的蜀军（即老第五师）一样，属于纯粹的党人武装，跟北洋原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对是不是“国军”并不在乎。这个师名为一师，实际只有一旅，怎么缩编也缩不到他们，况且没有蔡锷、罗佩金的提携，第五师又怎么建立得起来？更不用说，罗佩金也是党人，党人如何可以为难党人，跟着刘存厚这些老川军去瞎折腾。
刘存厚见难以争取，便对但懋辛直言相告：“这样吧，请你转告熊师长，将来发生冲突，他只要保持中立，不要跟滇黔军合在一起打我就可以了。”
熊克武既不愿与罗佩金反目，也没有力量得罪刘存厚。对他来说，中立的提议没什么不好，反正远在重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你们打架好了。
事后为壮大声势，刘存厚索性把熊克武的名字也列入电稿，一道发往北平。
这封五师长联名电，使罗佩金立刻陷入了极度被动和尴尬，下不了台啊。川军将领还罢，那个滇籍的陈泽霈，别人都以为是他罗佩金最大的嫡系，没想到却俨然是最大的敌人，关键时候竟然“背主求荣”了。
更让他感到困窘不安的是北平政府的回应，从那里传来消息，段祺瑞认为罗佩金督川不力，扬言要将他换下来，另派人来四川做督军。
五师长之所以会发联名电，追根溯源，还不是因为要执行你的编遣命令，现在却将所有责任和过错一股脑推到我身上，罗佩金为此愤懑不已。
这时正好广东督军请假入京，罗佩金也依例打了个请假报告——广东督军请假是真有公事，罗佩金哪有什么公事，他不过是要借此撒撒娇，显示一下自己的地位。
之前罗佩金发往北平政府的电报，要么不予批复，要么迟迟没有回音，这次却出乎意料地明了和快捷。
段祺瑞当天复电：准假！无公事而请假，不过是请辞的另一种美好说法。从四川省长到周围各省的督军，大家都被蒙在鼓里，以为是罗督军自己负气要走，出于情面，都跑来解劝。
唐继尧同样不知就里，专门给罗佩金发来电报，责备他不能这样一甩袖子就跑，你跑了，留在四川的那些滇军不是连口粮都没着落了吗？
罗佩金有苦难言，只得告知实情。
唐继尧这才知道，不是罗佩金自己想走，是北平政府希望他走。于是连忙予以补救，亲自去电北平，强调四川裁军刚有点眉目，不能这时候让罗佩金请假。
以唐继尧在西南的分量，加上黎元洪也力挺罗佩金，段祺瑞这才收回成命。
罗佩金一头冷汗，犹如从悬崖边被人拽了回来。
不能往上撒娇，那就朝下使劲吧。罗佩金看准了，变着法一心要跟他捣乱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沦为“叛徒”的陈泽霈，另一个就是刘存厚。
身为滇军的“智囊”，罗佩金虽无过人的深谋远略，却并不缺乏出色的战术构思。他要像当初制定入川方案一样，发动奇袭，打身边的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1917年4月13日，罗佩金突然召见陈泽霈，陈泽霈稀里糊涂就去了，结果黄鹤一去不复返，被罗佩金给生生扣了下来。
第一拳打得甚是漂亮，但第二拳就落空了。
罗佩金几次约见刘存厚，刘存厚都托故不来。实际上，自领衔发表五师长电后，刘存厚一直都很小心，其戒备程度之深，犹如刘备防曹操，罗佩金每次在督署召集将领会议，刘存厚都只派代表与会，怕的就是遭到暗算。
网撒出去，能捞到一个也是好的。
1917年4月14日晚，罗佩金正式下达命令，宣布撤去陈泽霈师长一职。
陈泽霈被瓮中捉鳖，顿时让刘存厚有了兔死狐悲之感，他原先只想以五师长联名发电这样的方式，给罗佩金来个下马威，将其逼走。罗佩金一走，以他在川军已实际获得的老大位置，川督自然非其莫属。
刘存厚没有料到，罗佩金的反击会如此犀利。至此，他惶惶不可终日，家里都不敢待，抱着铺盖卷就去了师部，连晚上睡觉都要换好几个房间。
这时，靳云鹏让吴莲炬转来的一封密电，更令他大惊失色。
原来罗佩金准备一不做二不休，将第四师予以彻底遣散，以此杀鸡给猴看，吓唬住其他川军。同时还计划将对付陈某的模式，原样复制到刘存厚身上，第一步就是以滇军将领来取代刘存厚。
后面这个设想，罗佩金曾多次上报北平，只是都没有通得过，这次他话里有话：刘存厚“怯懦兵弱，非不能强制，实不忍也”，意思是说，如果北平政府还是不为所动，我可就自己解决了。
段祺瑞似乎是慑于罗佩金的压力，破天荒地全部予以同意。
罗佩金显然大受鼓舞，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遣散事宜。他不知道，段祺瑞留下了一个玄机：虽然撤掉了刘存厚的师长，却扣住新师长的任命不发。
在靳云鹏给刘存厚的密电中说得很明白：撤你的职务，并非出自段祺瑞本意，你要好自为之。
刘存厚就此得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段祺瑞其实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但他如果迟疑不决，让罗佩金继续采取主动，北平方面可就有点罩不住了。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到了揭竿而起的时候了！
1917年4月15日，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奉召集中于督署广场，说是要聆听督军训话。官兵们到达后，士兵架枪，军官入营房休息。
罗佩金没有训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点了下头。说时迟，那时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滇军冲了出来，将第四师的所有枪弹予以收缴，然后军官扣留，士兵逐出。
川军士兵们不仅没了枪支，连上下军服也被剥去。此时气温还很低，这些人赤着膊，身上仅剩一条内裤，被冻得瑟瑟发抖。
既然是强行遣散，当然就不会讲什么客气，但具体处理方式也忒龌龊了些。 刘存厚一直在观察着动静，看到第四师被遣散后，立即派人走上街头，把这批饥寒交迫的士兵领去吃饭。
街上安静了，罗佩金没有理会，或许他还认为自己不仅节约了衣料，还省去了饭钱，但是当天下午，赤膊士兵又出现了。
再次现身，“士兵流浪汉”们真正实现了一无所有：早上还套一裤衩，如今连这劳什子也不用了，就是赤条条一好汉。
不过他们加了点别的，每人头上身上都裹了黄白纸钱。
这是民间规矩。老百姓有沉冤要向官府告状，官府不受理，就背着纸钱找菩萨诉冤——如果菩萨也收贿赂，就拿纸钱孝敬你老人家吧。
显然，刘存厚的这顿饭不仅填饱了大家的肚子，还壮了胆气。士兵们手持短刀，没有刀的就赤手空拳，或沿街向屠户借杀猪刀，或朝居民要菜刀。
他们不是去庙里拜菩萨，而是要朝滇军算账。
滇军一个不防备，被游行士兵冲进防区。见势不对，滇军急忙开枪。赤膊兵虽然只有刀，在后保驾的川军却有枪，马上也予以还击，双方乒乒乓乓打了起来。
罗佩金和刘存厚都向各自防守区域派出大量警戒部队，一面断绝交通，一面修筑防御工事，战争一触即发。
由于滇军平时骄狂惯了，成都人对这支客军印象极差，因此在爆发冲突时，附近居民都站在川军一边，嚷嚷着要打“红边边”。
滇军遭到袭击，已经又惊又怒，一瞧，川人助川军，你们原来都是一窝的，更是气炸胸膛，遂对无辜行人展开报复。
尚在街上游走的百姓都被视为可疑分子或“川军探子”，押上城头，一长矛一个，叉鱼一样挑落于城下。
川籍警察也因此遭到株连，滇军见到就杀。有个警察在城外巡逻，滇军喊他过去，这警察还直解释：“我是警察……”
滇军官兵说，我认得你是警察。不由分说，拉进城里，一刺刀就给捅掉了。
事后经红十字会确认，仅在滇军防区，被刺杀的川民就达一千多人。
对这些情况，罗佩金当然负有责任。在这一刻，他不像是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老同盟会员，倒好似一个为了争权夺利可以随时草菅人命的封建军头。
在这一刻，我们似乎都有理由怀疑他们当年发动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的初衷：造反者会比被造反者、比那些下台的人更纯洁吗？
口号再美丽，终究不过是口号。用不着沧海桑田，用不着海枯石烂，那些曾经承诺的誓言，已经没人会去兑现了。
这是一个关于恶的诅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应验在更多的人身上。滇军的暴虐，招致了民众的反弹。
成都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刘存厚进行申诉，请其出面讨伐滇军，以挽救川民。
任何情形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总是既可怜又可悲的。他们不知道，刘存厚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师出有名了，叫做“吊民伐罪”。
被遣散的系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在绵阳等地尚有余部，滇军也把他们的枪弹给缴了，并押回省城。刘存厚发动突袭，将枪弹全部夺了回去。
这个近似于挑衅的行动，再次惹怒了罗佩金。
1917年4月18日晚，川滇警戒线上枪声大作，辛亥后成都的第一次巷战，即“刘罗之战”开始了。
谁也不见得是好人，可是又都想自己做好人，别人做坏人。开战之初，罗佩金就向北平政府发去电报，报告“刘存厚叛变”，以便能够名正言顺地“讨伐”刘存厚。
可刘存厚并不是那么好“讨伐”的。川军官兵久受滇军歧视和欺压，人人痛恨罗佩金，久想同滇军一拼，加上后来半路招纳的“赤膊兵”，上阵后可以用不顾性命来形容。滇军本欲一鼓作气，攻下刘存厚的师部，不料反被打得节节败退，以致于只能据守皇城。
巷战进行到第二天晚上，滇军将皇城周围的民房商铺全部洒上汽油，予以焚烧，说是要扫清视界，同时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叫做“亮城”。
罗佩金果然是个战场上的“智囊”，政治上的“白痴”，这么一“亮城”，使得成都百姓对其更加痛恨。
在争取民心这一点上，刘存厚倒真有做现代刘备的潜质，都这样了，他还唯恐罗佩金和滇军的形象不够凶恶，专门让数百川军戴上红边军帽，扮成滇军帮着四处放火。
成都店铺很多是由陕西商人开的。尹昌衡时期的“成都兵变”发生后，陕西人都吓得逃回了老家，直到一年后才返回成都。可是太平日子没过多久，又要倒霉了。
有一家当铺开在川军防区内，有几个川军趁乱破门而入，要求把他们的步枪当掉，每支索取十元大洋。
这哪里是当，就是赤裸裸的敲诈。陕籍掌柜倒也挺有胆量，当面婉言谢绝：“武器是禁物，我们怕犯法，不能收。”
敲诈不成，几个大兵恼羞成怒，但披着这身川军服又不敢乱来，走之前扔下狠话：“你太不识相了，总有一天让你认得老子。”
刘存厚要嫁祸于人的举动，正中乱兵们的下怀。第二天，那几个川军便戴上“红边边”，手提煤油桶，挟着破棉絮，冲进当铺纵火，当铺及库房被焚之一炬，损失立刻从几十块跃升至十几万。
才打了两天，就要退守皇城，还得“亮城”，这一点罗佩金事前完全没有想到，包括他想不到戴戡会袖手旁观。
戴戡是贵州人，早在游学日本时便与梁启超、蔡锷等人有密切交往。护国运动发起后，宣布独立的贵州便派戴戡率黔军入川助战。
跟唐继尧一样，贵州的当家督军也舍不得调派主力，只拨给戴戡一个混成旅。滇军的武器不行，黔军还不如滇军。刚入川时，士兵中手握刀矛的都有，直到开进成都后，他们才全部换上了川造武器。
这样的部队，几乎就是过来跑龙套的，遇到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更是抓瞎。打了几个月，不但毫无进展，就连防区都差点交了出去。
护国战争结束后，黔军厚着脸皮也没辙，反正大家都参加了护国战争，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吃吃喝喝、粮饷军火可以全由四川人买单。
出国前的蔡锷将四川的军政大权一分为二，戴戡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相当于副督军）。
若论护国之功，刘存厚等人绝对在戴戡之上，戴戡能担此重任，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靠的是关系与交情——梁启超、蔡锷终究不像他们口口声声宣称的那么大公无私，而吾国众多隐患也恰恰出在一个私字上。
岂止刘存厚不服，连罗佩金也认为这个“关系户”无功受禄，分掉了自己在川的一半权力，因此很瞧不上戴戡，两个川省最高首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异志。
当时的成都，一共住着罗佩金、戴戡、刘存厚这三大强人，其中罗佩金属国民党，戴戡属进步党，刘存厚属共和党，他们的部下也相应加入所属党派，加上滇黔川三支军队各有防区，几成鼎足之势，川人形象地称之为“一国三公”。
戴戡没有罗佩金的胆量，上任途中都不敢出来接见官员，同时也缺乏刘存厚那样合纵连横的手段和城府，还未来省城时，他每天派代表拜访刘存厚，双方已经熟络起来。可是等他正式履职，觉得自己成了刘存厚的上级，便不拿刘存厚当回事了，他的代表也再不踏进刘存厚师部的大门半步。
这叫什么，这叫眼皮子浅。刘存厚受到漠视，也就不会主动与之配合，罗佩金大部分时间里又对他不理不睬，导致戴戡在这种“一国三公”的环境中很难应付裕如，更不容易做出事业。
渐渐地，戴戡就流露出灰心气短的情绪，当私下闲谈提及蔡锷轶事时，更是常常感伤不已。
他其实不是强人，只有在强人的羽翼下才能生存。没有蔡锷，戴戡真是很难在成都混下去，几乎打算辞职不干了。但是刘罗之间矛盾的激化，使他忽然拥有了扭转自己命运的可能。刘罗交恶，戴戡作为第三方的态度就显得分外重要起来。
他可以也有能力进行调停，只要抱着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这样的话，战争至少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最初戴戡也的确想这么做，但是他手下的一位将领却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劝架，太笨了。”
按照这位手下的分析，川滇两军的实力不相上下，刘罗一旦互殴，只会演变成鹬蚌相争，谁也干不了谁的格局。
“他们要打，让他们打好了，最好都打到头破血流，我们只需作壁上观，到时坐收渔翁之利”
戴戡一想很对，于是不仅不再解劝，还暗地里煽风点火，对两边进行怂恿挑唆。
巷战开始之前，刘罗都以为戴戡是站在自己一方的，特别是罗佩金，他估摸着滇黔均系客军，外地人自然要帮着外地人，况且没有他这个督军放话，黔军怎么可能扔下刀矛，换上新装备？
就算作为报答，黔军也不会胳膊肘儿往外拐。
驻于成都的滇军并不多，罗佩金敢对川军动武，就在于他对滇黔两军联手非常有把握。
仗打起来了，戴戡确实没有胳膊肘儿往外拐，却也没往里拐——他宣称中立，拿张小板凳坐到一边，看你们打。
只看了两天，渔翁就得利了。
北平的段祺瑞起初确实倾向于刘存厚，但战争刚起，就死了这么多平民，祸闯得太大，要“立刘倒罗”就比较困难了。
最好的处置办法，是各打二十大板，一个也不立为太子。
1917年4月20日，北平政府传来电令，给罗佩金和刘存厚各加了一个“闲职将军”的头衔，要求两人停止战争，立即去北平。
罗刘既然双双出局，督军位置就空了出来，段祺瑞得考虑新的人选，这时梁启超和其他在京的进步党议员展开了游说，他们推荐的人选就是戴戡。
虽然通过张澜的介绍，刘存厚已结识梁启超，可结识与交情并不是一码事，何况梁启超之所以力挺戴戡，还有政治上的另一层用意，即使得四川从此成为进步党的基地。
彩球意外地抛到了戴戡身上，他不由喜出望外。渔翁已经得利，就可以让那对鹬蚌住嘴了。
1917年4月21日，戴戡把北平电令告知双方，两边却谁都不肯主动停火。
罗佩金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他以一省督军，相当于封疆大吏的高位，屈就“闲职将军”，很明显是降了，刘存厚由师长授将军，则是升了，凭什么？
刘存厚已知争督军无望，但既然人财两空，他也就硬挣一口气，坚持滇军不撤出成都，就决不收手。
解决战争的还是战争。
刘存厚运来三门大炮，对皇城进行轰击。罗佩金的“亮城”在大失民心的同时，军事上其实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所谓扫清视界，倒像是专门为川军的大炮所准备的。
罗佩金和他的参谋长正在皇城内商讨对策，第一炮就击中会议室，炸断了三根柱子。罗佩金急忙转到另一间会议室，不料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又追了过来。
当时的大炮，从本身性能到炮手的技术，都做不到如此精准，之所以能指哪打哪，只是因为这两间会议室比一般房屋都高，目标突出而已，换句话说，多少有些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意味。
可再巧也不能这么巧啊，罗佩金脸白了。这时候他唯有寄望于其他滇军的增援，以便在解皇城之围的同时，对川军进行内外夹击。
刘存厚早就防到了这一招。成都巷战的同时，钟体道已兵分两路，不分昼夜地进行强行军，对北上滇军进行阻击。
最终，外围滇军没有一人能进入成都。罗佩金孤立无援，他作战的信心崩溃了。
1917年4月24日，罗佩金含泪把督军大印送至省长署，然后率滇军撤出成都，川军也未追击，这场经历了七昼夜的巷战才宣告结束。
戴戡一人兼三印，集督军、省长、会办于一身，真正是得来毫不费工夫。来得太容易的成功，往往会令人产生莫明其妙的错觉，一度无精打采的省长变得飘飘然了。他将黔军全部调入城内，接管了滇军的原有防区，一副就要当家做主的派头。
可是很多有识之士都为之担忧，包括在川的进步党。事实上，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未肯真正接受北平政府的电令，他们两人一个也不愿去北平赋闲。罗佩金的滇军仍在四川，只不过驻于成都城外而已，刘存厚的川军也拒不撤出成都，守着老防区动都没动过。
张澜虽助刘存厚，但他毕竟是进步党的，为戴戡着想，便亲自来成都晋见戴戡，劝他让出一个会办的头衔给刘存厚——你不是有三颗印吗，四川军政大权在握，又何必如此吝惜？
一场武戏下来，刘存厚累到大汗淋漓，好事却又都跑到了别人头上，犹如护国之役的重现，真是晦气到了极点，这时候如果给他一顶会办的帽子，多少能起到点心理安慰的作用。
可是戴戡不同意，他舍不得。说来说去，还是书生从政，眼皮子太浅。
愤愤然之余，刘存厚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段祺瑞弃刘用戴，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办法，属于权宜之计，他通过吴莲炬告诉刘存厚：“川事未了，幸勿退缩，中央当做最后处理。”
还没等段祺瑞再作决定，北平政局再次风云突变。段祺瑞和黎元洪争权争到了白热化，段祺瑞一气之下，跑到天津去了。
紧接着，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为名，率领辫子兵入京，但入京之后即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
政局的一连串变化，足以把人搞到眼花缭乱，以致于连吴莲炬这样的智谋之士都不知道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了。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下来的段祺瑞不管身处何方，仍然是说话管用的铁腕人物，他的态度很重要。
吴莲炬急忙赶到天津，拜谒并请示段祺瑞。
段祺瑞自己就是让黎元洪和国会给气跑的，张勋解散国会，无异于给政敌来了背后一枪，段祺瑞自然很是高兴。他对吴莲炬说：“你怕什么？快去北平找张勋吧，顺便带去我的慰问之意。”
吴莲炬摸清门道，返京后即去求见张勋，替刘存厚表示效忠之意。
你要效忠，还不是想效就能效，得人家看得上才行。张勋开门见山地问吴莲炬，刘存厚有多少实力。
吴莲炬的反应相当迅速：“刘部有两师一旅，为川军重心，吃得开，绝无问题。”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平策动复辟，同时发表刘存厚为四川巡抚的电令。
从前玩命似地也没能搏到一官半职，现在一个电令过来，就梦想成真了，把个刘存厚给乐的，恨不能喊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可是紧随着跟来的一个密电，却又让他张不开嘴了。
密电是吴莲炬发来的，他特意叮嘱刘存厚，暂不能对此表示态度，因为时局还在变化，目前看不清风向。
庆功还嫌早了一点，刘存厚只好暂时隐忍不发。
戴戡听到这一消息后也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张勋复辟后，在各省都任命了巡抚，但其他省都是以督军为巡抚。
巡抚已经任命，督军还没取消，等于一省之内出现了两个一字并肩王。原本就不对付的川黔两军都行动起来，双方各守防区，遍布岗哨，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是赞成复辟，还是赞成共和，是当督军，还是做巡抚，刘存厚无所谓，戴戡其实也无所谓，这就跟过去的护国运动一样，关键还是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按照赢家通吃的原理，究竟复辟好还是共和好，并不取决于它们本身，只取决于赢家的意见。
在答案揭晓，或者说赢家亮相之前，大家都在猜谜语，戴戡也一样，他不知道该如何表态。
还是得听北平的动静。
1917年7月2日，梁启超自天津发来急电，告知段祺瑞已到马厂誓师，准备号召北洋人马讨伐张勋，维护共和，张勋已成了“逆”。
戴戡长长地松了口气。没什么好说的了，段祺瑞必是赢家，张勋必是输家，赶快戒严，通电讨逆。
与此同时，他给刘存厚打了个电话：“我决定明天就住进皇城，旧督院已腾空出来给先生了，请赶快搬过来做巡抚吧。”
“刘先生”这时也接到了吴莲炬的密电，知道巡抚又得泡汤了。想想这政局诡异得，一般人还真得被弄晕过去。
接到戴戡的电话，他赶紧说：“巡抚之职，我得辞谢，我绝不能做，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戴戡不依不饶：“你来做你的巡抚，我照做我的督军就是，何必辞谢！”
刘存厚这才弄清楚，戴戡不过是在讥讽他，不由恨得直握拳头。
“刘罗之战”已经让川滇军队两败俱伤，刘存厚短期内并不想再与黔军开战，所以忍气吞声，打算自认晦气。倒是戴戡得理不让人，捏住刘存厚“附逆”的罪状不放，以为师出有名，可以借此一举解决刘存厚。
刘存厚拥有一师一旅，不仅总兵力达到一万三千人，而且含特种兵编制，步、骑、炮、工、辎等五大兵种齐全。戴戡带到成都的黔军仅有一个混成旅，六七千人。单从数量而言，川军就是黔军的两倍，谁更有优势，这笔账戴戡还是会算的。
这时候，戴戡想到了要滇黔联手，他派人与罗佩金联络，约定一旦川黔开火，滇军即星夜赶来援助。
有底之后，戴戡开始变得气壮如牛，有恃无恐。
1917年7月4日，戴戡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刘存厚出席。刘存厚当然还是不敢来，只托病派了个代表。
戴戡一拍桌子，责问代表，刘存厚为什么还不取消“伪职”。代表赶紧分辩说，对于张勋发表的那个“巡抚”，刘存厚根本就没接受，何谈取消。
戴戡今天就是要找茬，所以哪肯轻易放过，他说刘存厚态度不明朗，不能让人放心。
代表当即表示，回去后就发通电“讨逆”。
1917年7月5日，刘存厚拟好了声讨张勋，反对复辟的电稿。这电稿写了当然不是给自己看的，是给别人看的，不料戴戡事先已经封锁了电报局，电稿发不出去。
就在刘存厚气急败坏的时候，戴戡又打来了电话，质问为什么还不通电表态。
刘存厚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要我表态，你应该先撤去电报局的人！”
戴戡扔下电话，便传令发起进攻。
当天下午，黔军便向川军防区攻了过来，“刘戴之战”也就是第二次成都巷战爆发了。刘存厚的川军虽然总量很大，但驻守成都的也才两个营，还没有黔军多。因此一开始，黔军来势汹汹，好像一口就要将对手吞掉。
1917年7月6日，川军渐呈不支之状，黔军沿路连抢带烧，十分得意。
这是一个堪与滇军媲美的弱智招数。肆无忌惮地焚掠让成都居民愤恨不已，认为黔军比滇军更坏，因此全都自动站到了川军这边。
打巷战，必须对街道路径熟悉，居民往往大声叫着为川军指路，使得他们可以从被烧毁的断垣残壁中自由穿越。而黔军却只知道守街口，猛一回头，才发现川军竟然已经抄到后面去了。
招架不住了，黔军纷纷撤往成都老皇城。
刘存厚看出戴戡据皇城以守是早有计划，不用说，必定是在等滇军来援，如果滇军一到，里应外合，川军就危险了。因此他必须在滇军未到之前，将黔军消灭于皇城之内。
把罗佩金从皇城吓跑，靠的是大炮。刘存厚依样把炮兵阵地置于城墙之上，然后朝皇城内猛轰。
几十发炮弹落进皇城，却没有一发投在黔军的阵地上。皇城区域很大，黔军毫发无伤，也就不把川军的大炮当回事了。
刘存厚瞧着这个来气。城墙离皇城太远，干脆把大炮搬到皇城下，对着城门射，不信就轰不开来。
一打，飞了，炮弹根本就没朝城门去，而是呈弧线状落进了皇城以内。
接着又朝城墙使劲，还是一样。
川军的炮是抛射炮，不是平射炮，这些人还拿炮当枪使，以为瞄准什么就能击中什么，不知道以前能打中会议室不过纯属巧合。
炮击无效，刘存厚转而组织敢死队攻城，并规定凡攻进皇城的，均赏大洋五十。
悬赏令一下，图利的就来了，敢死队很快就凑足了两百人。他们在前面用长梯登城，后面则继之以大队步兵。
黔军既不怕炮，也不惧人，敢死队员架梯子时，他们不声不响，再往上爬，也不理会，一直等到敢死队员在城垛缺口露出脑袋，再一梭镖刺过来，来者立刻滚落城下。
敢死队在皇城下躺了一半，刘存厚也没了法，只得绕城修筑工事，将皇城紧紧困住。
刘存厚最担心的，就是滇军来援，因此已拨出了一部分打援部队，戴戡也满心期望罗佩金来救他。可是几天过去了，滇军连个影子也没出现。
罗佩金不是不救，是不想早早地来救。
说起渔翁得利最早的发起者，还得数人家罗佩金。可是他没想到戴戡后来者居上，在“刘罗之战”中狠狠地摆了他一道。
有仇不报非君子，何况这个利益圈中没有谁能真正称得上是君子。罗佩金回过头来也要摆戴戡一道，一方面是出口气，另一方面是要抢过“最佳渔翁”的荣誉席位。
油才刚刚下锅，还没热起来呢，你们慢慢玩吧。
黔军守皇城，并没有守个一年半载的准备，滇军不来，粮食就成了问题。戴戡又是个没决断的人，究竟是固守还是突围，老是拿不定主意，导致军心也开始涣散起来。
戴戡跟罗佩金约好，黔军最多坚守五天。五天过去，仍然杳无音讯，他实在忍不住了，这才下决心强行突围。
可是晚了，城外川军已经调入，刘存厚将皇城封得严严实实，黔军根本突不出去。
历来的破城之法无非那几样，继大炮、敢死队之后，刘存厚又想到了用地雷爆破。
这其实是当年太平军的发明，只要照方子抓药就成。川军从民间征用了一口柏木棺材，将火药放进去，外面加上铁箍，然后挖一隧道，直通皇城城墙底下，为的就是把火药棺材放进去。
当地雷爆炸时，声音惊天动地，皇城城墙被炸开了三丈多长的豁口。爆炸停止，川军敢死队立刻顺着豁口冲了进去。
不料黔军也机警得很，他们其实早已发现地雷，预先就埋伏在周围，当先的敢死队员刚冲进去就被刺倒在地，随后豁口也再度阻断。
地雷攻城虽未成功，但它所制造出来的光电声效，却把黔军官兵都给震傻了。
第二天，黔军在皇城城头上插起白旗，同时用绳子放下两名使者，要求川军允许他们从成都撤走。
刘存厚认为戴戡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遂表示同意，但没想到这是黔军使的一诈。黔军先头部队到达城门后，并没有出城，而是直接冲上城墙，欲控制城头。
城头作为制高点，在战争中至关重要，川军自然也得以死相争。短兵相接处，双方都来不及开枪，只能用长矛和刺刀进行拼杀。
经过这么多天的围困，黔军已经又饥又疲，偏偏这种肉搏战全是力气活，渐渐就支撑不住了，加上川军援兵越来越多，终于又被迫退回皇城。
十二天了，滇军还是没有露面，戴戡终于彻底死掉了待援的心。他通过当地的知名人士作担保，向刘存厚交出三印，再次请求撤出成都。
刘存厚同意了——不过是使诈。川军对撤退的黔军进行半路伏击，黔军全军覆没，戴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枪自尽。
诈术跟权术一样，若不加以节制，就都像潘多拉魔盒，魔盒一旦打开，就收不住了，因为你会用，别人也会用，谁都会使诈，到头来伤的还是你自个儿。
喜欢摆龙门阵（侃大山）的川人，给戴戡这个外乡客送来了一幅挽联，上联是“一生惯作秦庭哭”，下联是“死后方知蜀道难”。两句联语都跟滇军有关，滇军“侵黔”，实系戴戡引入，是他在云南“哭秦庭”的结果，可以说没有滇军扶持，戴戡无法得势，然而他死于“蜀道”，亦是为滇军所坑，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刘戴之战”结束，北平方面也已定局。段祺瑞驱走张勋，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身份复出政坛，其风光直追当年的蔡锷。
后台老板得势，一切水到渠成。半个月后，刘存厚的师部如愿以偿地挂上了“四川督军署”的横匾。
刘罗戴，还剩下一个罗佩金。他本来要选最佳时机出手，就像护国战争时对待陈宦那样。可惜渔翁尚未得利，鹬蚌相争就有了结果，好好的一锅菜给烧糊了。
罗佩金夺不到川督之位，不过就是唐继尧的一个普通下属，唐继尧对他极不满意，索性将其召回了云南。
三国大战，赢的输的，笑的哭的，都有了。
第五章 步步相逼
杨庶堪：字沧白，生于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同盟会员。杨庶堪是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参与组织重庆蜀军政府。在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时，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省长，但因卷入熊克武与孙中山的矛盾，遭到熊克武的抵制和反对。
顾品珍：字筱斋，云南人。号称智将，在川滇黔“三国大战”中，策划对重庆发动奇袭，驱走刘存厚。
赵又新：字凤阶，云南人。蔡锷的第一猛将，在护国战争发起大反攻，一举奠定胜局。
朱德：字玉阶，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为罗佩金所赏识，同年加入同盟会。四川内战时期任滇军旅长，为赵又新的部下，驻于四川。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人氏，秀才出身。北洋政府直系首领，洁身自好，军事才能尤其出众，曾被认为是“中国最强者”及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北洋军人。
在成都巷战这一轮全武行中，滇黔都相继吃了亏。吃了亏就得找补，唐继尧增派大批滇军入川，贵州督军为了替戴戡报仇，也调拨黔军主力入川，滇黔两军合计多达四万多人。与此同时，参与作战的川军也从先前的两个师上升到了三个师。
恩怨情仇的主角，已由三个男人变成了三群男人，这意味着“三国大战”的杀人游戏进入升级阶段。川滇黔轮番鏖战，战争从成都延伸到四川全境，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场面也一次比一次残酷激烈。
眼见大火已经快蔓延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北平政府急忙派大员率北洋军前往查办调处。然而面对混乱的战局，即便中央大员亦束手无策，只能看着两边继续这样打来打去。
川军起初占有上风，但在滇军奇袭重庆后，战局变成滇黔军更为有利。滇黔军知道段祺瑞站在刘存厚一方，因此把北洋军和川军放在一起打，唐继尧甚至编了个谎，说是段祺瑞要把驻川滇军全部解散，然后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给他这么一扯淡，滇军打北洋军比打川军还凶，南下的北洋军不过两个营，哪里经打，只得狼狈退出川境——说是南下查办，到头来却让别人给“办”了。
当战争初起时，川军之中除了已解散的第四师外，有一个师始终冷眼旁观，就是熊克武的第五师。
和云南贵州人打架，同为四川人竟漠然视之，似乎难以理喻，但熊克武自有他的一套逻辑。概而言之，熊克武虽是四川人，但他更是一个国民党人，党派利益远比乡情更重要。
从熊克武的角度出发，这样的推断也不能说不合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平政府与南方的国民党素来对立，刘存厚等老川军既以段祺瑞为靠山，与国民党就是敌人，依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理，老川军就是敌，滇黔军才是友。
有人希望第五师加入川军作战阵营，熊克武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第五师还戴着护国军军帽，跟滇黔军一样是红边边，护国军不能打护国军，红边边也不能打红边边。”
熊克武不仅大部分时间坐而望之，还拨出一部分兵力协助滇黔军作战，到北洋军退出川境时，更是沿路袭击，果然不愧为川军中的“红边边”。
这当然也是渔翁观景的一种，而且得到的利同样不少。
“三国大战”的末尾，四川重又变成了双头政府，一头是成都，一头是重庆。成都由新督军刘存厚掌握，重庆则是熊克武和滇黔军的据点——试想一下，假如不傍着滇黔军，光凭第五师，熊克武哪有这个实力和刘存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一山容不得二虎，熊克武和刘存厚迟早还要一搏，不过依照规矩，在搏之前，一定还要找一顶帽子来戴。
这顶帽子叫做护法运动。护法运动的口号是维护“南京约法”和国会，当时说是为了反对张勋复辟，可问题是张勋这小子实在有负众望，一圈都没能溜达下来，就被段祺瑞一脚从舞台上踢了下去。
于是反张勋又变成了反段祺瑞，护法的旗子则照树不误，至于合理不合理，是不是已经过时，早就没人去管它了。
在护法运动的帽子下，滇黔军和重庆川军组成靖国联军，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他要发起靖国之役，率领三军“讨伐”刘存厚。
“讨伐”的理由是现成的：要反张勋，刘存厚就是张曾任命的“四川巡抚”，要反段祺瑞，刘存厚的四川督军正是段所加封。不管哪一条，一皮鞭总能打中你的脊梁骨。
靖国军出兵后，仅一个多月后就已逼近成都，刘存厚发现情况不妙，急忙发出宣言，要与西南各省一致“护法”，可是熊克武和滇黔联军却并没有要引他为“同志”的意思。
“护法”犹如“革命”。阿q要革命，还得洋先生和赵白眼他们允许你革才行。刘存厚没有搞清楚一件事，人家因为“抗拒护法”要打他，并没说明他转变态度“护法”就可以免打。反正一句话，打的就是你。
早就说过了嘛，不过一顶帽子而已，刘督军太天真了。
1918年6月，熊克武将刘存厚驱出四川，自辛亥以来四川国民党第一次完全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
熊克武的这个机会应该说是唐继尧给的，他的“四川总司令”即为唐继尧所授，唐继尧自己是“联军总司令”，四川司令得服从联军司令。换句话说，唐现在把自己看成是熊的老板，是那个扶你上战马的人。
很多时候，口号都犹如华丽丽的糖纸，包裹在里面的，其实不过是人的各种野心和欲望。比如说唐某，从辛亥革命，再到护国护法，可以说无役不与，捡好事都有他的份。但革命来革命去，正义来正义去，落到实处，却还是想把四川这块肥肉放到他的餐桌上来。
这就叫“大云南主义”，也就是把川滇黔都置于他唐继尧的统治之下，以此成为独霸三省的“西霸王”。
罗佩金被刘存厚逐出成都，说明“以滇人制川人”失败了，唐继尧便想到了“以川人制川人”，而熊克武正是他整个计划中的理想对象。
唐继尧授命熊克武为“四川总司令”，本应事先向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推荐，由军政府委任，可他直接绕了过去，为的就是要让熊克武知道：“你以后是我的人”了。
按照这个定义，熊克武的成功自然就是唐继尧的成功。唐继尧认为，四川已唾手可得。
1918年9月16日，当唐继尧到重庆主持召开联军会议时，其仪仗之盛，已活脱脱是一个西霸王的规模——走在前面的是骑兵。骑兵所乘之马均经过精心挑选，青、枣骝、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士兵们身背马枪、腰挎战刀、足穿皮靴、头戴钢盔，要多神气有多神气。
再过来是唐继尧的禁卫军，号称佽飞军，以古代一个叫佽飞的勇士命名。佽飞军的装扮不中不洋：头戴钢盔，肩上扛着的，却是吕布那样的方天画戟。
还没到头呢，接下来尚有掌旗官，扛一面杏黄大旗，上绣一个斗大的“唐”字，与评书中经常描述的简直毫无二致。
跟着“唐”字大旗的，是一顶八抬大轿。不过唐继尧并不在轿里，他在轿后，骑一匹黄骠马，胸前挂满各种勋章，这就叫威武。
路上负责迎接的四川文武官员无不咋舌，以为古时王侯亦不过如此。
这算什么。唐继尧在重庆已建好了行宫，特地邀请众人去吃西餐，顺便开开眼。
走进行宫，官员们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到眼睛都发直了，里面的奢侈豪华真是难以形容。
西霸王的排场，震动了整个山城，重庆报纸记载：“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出警入跸，俨若帝天。”
唐继尧是老牌的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可这又怎么样呢？
也许唐继尧刚开始并不是这么想，他在念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时很可能非常真诚，但在“驱逐鞑虏”之后，他的行为举止又的的确确只是围绕着“银两跟女人”在打转。
同样曾经“侵川”，蔡锷要的是名，唐继尧除了图名，更看重利——更大的排场，更多的“银两跟女人”。
当他一脚迈进重庆时，距离这些只是一步之遥。唐继尧为这次会议专门准备了一个计划，即“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同盟计划中最核心，对熊克武来说也是最要命的，就是四川兵工厂和税收的归属，唐继尧要将其划归“联军总部”所有。
唐继尧以为熊克武的官是他封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没想到，熊克武却拒绝签字。
熊克武是强人，不是傀儡。“联军总部”谁当家，还不是唐继尧，这么一划，就等于四川的枪和四川的钱，全部流入了唐继尧的腰包。
唐继尧在利用熊克武，熊克武其实也在利用唐继尧，即利用唐继尧的滇军，驱走刘存厚。现在刘存厚已经滚蛋，四川在握，凭什么还要听你摆布，签如此不平等的“条约”？
会议开了一周，毫无结果，唐继尧大为扫兴，返回云南后就开始从“扶熊”走向“倒熊”。
你既然不愿做我“图川”的滑滑梯，偏要做绊脚石，那我就必须除掉你。
以前是“以川人制川人”，现在国民党掌控四川，唐继尧采取的是“以党人制党人”。
第一个被唐继尧拿来当牌打的党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
孙中山与熊克武之间其实久已不睦，而他们的矛盾，实际起自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矛盾。
孙黄有隙，是“二次革命”后的事。“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把失败原因归结于大家都不听他的，于是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并要求党员在入党志愿书上按手印，以示效忠，但此举遭到了黄兴等部分老资格党人的拒绝。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再聚一起就不开心了。黄兴等人便离开东京，前往南洋，这些人后来称为“南洋派”，留在东京的党人则称为“东京派”。
熊克武原先属东京派，也在志愿书上按过手印，但后来因与川籍党人在经济问题上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离开东京投奔黄兴，从而加入了“南洋派”。
隔阂就从这时候开始产生了。在熊克武的记忆里，再也找不到当初在东京见到孙中山时那种崇拜者偶像的感觉。再度回川后，两人即很少有书信往来，熊克武基本不向孙中山报告川省情况，一切都是他自己判断自己做主。
孙中山也并非圣人。他起初任命四川督军时，提名的就不是熊克武，只是那人自觉资历尚浅，自动退出了。
就算彼此表面上把谎撒得再漂亮，熊克武也知道他与孙中山的真实关系如何。自从黄兴死后，“南洋派”在国民党中就明显落于下风，得势并且受到孙中山信任的基本全是“东京派”。
想不到啊想不到，革了这么多年的命，到头来，一个站队却把一切都给统统抵消了。
信念这东西可以相信吗，谁知道呢。
熊克武闻知孙中山起初的提名人选后，气得连督军都不肯就任，仍然是当他的“四川总司令”。
假如熊克武在战争中失败了，自然另当别论，但是他赢了。
赢家通吃的法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适用。孙中山事前没有把筹码放在熊克武身上，事后就尝到了苦头——他委任杨庶堪为四川省长，熊克武却自行发出通电，宣布由他本人兼摄军民两政，同时派但懋辛代理省长。
杨庶堪手里拿着孙中山的委任状，那边却早已名花有主，弄得这位先生滞留上海，将近半年之后才得以在成都就职。
杨庶堪早年执教于四川高等学堂，其人学贯中西，是革命党人中少见的博学之士，向来深受孙中山器重。由杨庶堪来负责治理四川民政，应该说是上上之选，他本人也很想协助熊克武在四川做出一番事业。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熊克武此刻早已不当杨庶堪为好友加战友了，而视之为孙中山在四川的代理，或者说难听点，是孙中山在他身边安的钉子。
有钉子，就得拔掉它，熊克武自此处处对杨庶堪进行掣肘。要办民政，当然离不开钱，恰恰熊克武就在这方面掐脖子，以致闹出了“熊杨争款，几于用兵”这样的荒唐事。
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杨庶堪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保举廖仲恺为四川财政厅厅长，蒋介石为警务长，欲以这两人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熊克武毫不客气，利用四川省议会来加以反对。廖蒋都是明白人，中途听到消息，知道自己不受欢迎，就马上折回了广东。
都是同志，可有时候同志之间的仇恨，还胜过敌人。熊克武此举，不仅令杨庶堪备受打击，而且也让孙中山十分难堪。
杨庶堪无奈之下，只得借老父生病为由请假，想以此来缓解双方矛盾。
孰料你越软，他越狠。熊克武没有一点要收手的意思，在杨庶堪假满复职后，他索性以督军的名义，将本来应由省长指挥的全川警备队给接收了。
接下来，熊克武又做了一件离谱的事。
1920年2月，熊克武通电就任四川督军，距离孙中山的任命已过去将近一年。就在这封通电中，熊克武竟称北平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理。
在当时，南北完全对立，任命熊克武为督军的也不是北平的那个“总统”或“总理”，而是孙中山。北平政府接到通电后，自然对南方党人极尽嘲弄之能事。
唐继尧的第二张牌，是“实业团”。
四川国民党人一直有两大派别，或者说两座山头。一派叫做“九人团”，这一派以熊克武为首，包括但懋辛等人在内，都是日本军校生，前后共有九人。另外一派叫做“实业团”，由四川学界的师生组成。辛亥革命后，其中一部分人从政，另外一部分人则投笔从戎，成为“长衫军人”。
简单说来，“九人团”偏重军事，“实业团”则关注民政。实业团名称的来源，就在于他们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应将革命活动转向经济活动，因此实业团不像九人团那样动辄喊打喊杀，具体观点上也颇多分歧。
熊克武和他的“九人团”，与“实业团”之间向来就不对付。熊克武在重新编组部队时，对长衫军人所率的民军多持歧视态度，护法战争中损失的枪弹也不补充，这使得“实业团”与熊克武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遵从孙中山指示，“拥杨反熊”（拥护杨庶堪，反对熊克武）。
1920年3月，孙中山在给唐继尧的电文中，毫不隐讳地拿出了自己的“弃熊计划”，实业团的反戈一击正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业团要“拥杨反熊”，但缺乏足够力量，正好唐继尧又需要借用川军的力量，双方便结成了“倒熊同盟”。唐继尧手中有了扳倒熊克武的把握和实力，便开始对熊克武步步相逼。
唐继尧的代表到成都与熊克武见面，在欢迎会上就公开扬言，说云南人说爱国是壳子话（即吹牛）。滇军将领之间也不免有意见，但是打起仗来，丝毫意见都没有。
这些话明摆着都是说给熊克武听的。
黔军有好处就上，“倒熊同盟”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参与，而且那副狐假虎威的样子，在气势上似乎还超过滇军，其代表直接就朝川人喊话：“川事自然要由川军来解决，滇黔不打算过问。可要是川军解决不了，滇黔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山雨欲来，熊克武也感受到了威胁，他一面紧急扩充军队，一面对不属于自己嫡系的川军进行争取。
在此之前，熊克武也曾坐看滇黔军与川军打得不亦乐乎，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时他号召川军的立场就不能是党人立场，而应是川人立场：“川人不打川人。”除此之外，封官许愿必不可少，甚至于比其他东西更有效。
与此同时，熊克武还对舆论进行了动员，通过四川当地报刊媒体，痛骂唐继尧是在“以日本式的野心侵略川省”。
那会儿，还没有“九一八”，但日本侵华的野心已从“二十一条”等方面露出了苗头，国人皆深以为耻，把唐继尧比作西南的“日本”，自然是为了引起四川人的同仇敌忾。
做了这么多工夫后，熊克武大有收益，一部分老川军就加入了他的阵营，但与“倒熊军”相比，实力上仍大大逊色，连舆论和民心也无法抵消这一差距。
1920年5月，唐继尧指挥各路“倒熊同盟军”向熊克武发起进攻。熊克武双拳难敌四手，被迫退出成都。
“倒熊同盟军”紧追不舍，只因天气酷热，很多官兵染上疾病，才停止追击，放了熊克武一条生路。
熊克武走上了两年前那个人所走过的路，那个人曾被他追杀，现在他又被人追杀，他们的经历相似，结局相似，连逃亡的路线都相似。
那个人就是刘存厚。
刘存厚被熊克武赶出四川后，逃到了陕南。这个可怜虫虽经数年寒窗苦读，成绩仍是一塌糊涂，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原形毕露了。
在“刘罗”、“刘戴”等历次战役中，钟体道都是刘存厚最可靠最得力的同盟伙伴，当熊克武进驻成都时，曾劝其归顺，但遭到钟体道的拒绝。
此人宁愿随刘存厚一路逃到陕南，风餐露宿，患难与共，这样的朋友铁不铁，可交不可交？
够铁，可交，但问题是已经用不着他了，反而两人同为师长，还有威胁。
刘存厚的内心其实一点没有存下厚道这两个字，他先克扣军饷，接着又挖墙脚，再之后甚至动用了鸿门宴，连逼带吓，直至把对方赶走了事。
陕南至此只剩下了一个刘存厚，他成了“汉中王”。可“汉中王”不是“川中王”，这地方太穷了，哪有一点油水可捞。
刘存厚的两个师是北平政府认可的“国军”，饷械皆由北平拨付，应付军队的正常开销勉强够用，但刘存厚还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所以他对官兵的军饷只肯发七成，另外三成生生都给扣掉做了经费。
官兵工资拿不全，便自找门路，开烟馆的开烟馆，设赌场的设赌场，刘存厚自己也卷起袖子，逼当地人种植鸦片，以便好按亩收捐，搞得当地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陕西督军为此对刘存厚下达了逐客令，并七次致电北平政府，要求让刘存厚立即滚蛋，并且声称，如果北平拿不出办法，陕军会自行解决。
陕西人还特地给他制造了一副对联：“早去一天天有眼，再来此地地无皮。”
陕军进逼，陕人唾骂，陕地又如此贫瘠，刘存厚也早就不想待在陕南了，可问题是北平政府一圈问过来，没人肯要他。
四川自然是对他关紧大门。问甘肃，甘肃人差点急得跳起来，唯恐北平把这个灾星强塞过去。再跟湖北商量，湖北那边的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怎么都行，但求你千万别把这货给送过来。
刘存厚不再是人见人羡的皇叔，甚至连编草鞋的都不如，他就是一送不出去的瘟神。
人生真是没有奔头啊。
就在刘存厚恨不得切腹自杀以答谢社会的时候，他看到了熊克武。
熊克武就在阆中，位于川陕边境，跟刘存厚所处的陕南靠得很近。陕南够穷了，阆中还要穷，以致于熊克武不得不伸手向刘存厚乞援。
面对熊克武的落魄，刘存厚完全没有“大远来哭一鼻子，跟我臭来劲”式的痛快，他仿佛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
两年前，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两年后，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一样混得很惨，一样走投无路。
是谁，究竟是谁，把我们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当然是杀千刀的滇黔军。
找到了共同的敌人，熊刘决定联手发起反攻，将滇黔军逐出四川。1920年8月，刘存厚从西路向成都，熊克武从东路向重庆，分道率部进川。
此时驻川滇军正处于实力上的顶峰阶段。自蔡锷督滇，滇军便名将辈出，罗佩金已经过时，顾品珍、赵又新才是其中的佼佼者。
顾品珍以智将著称，在成都巷战后爆发的“三国大战”中，滇军起初处于劣势，正是他策划对重庆发动奇袭，才最终扭转乾坤，并驱走刘存厚。赵又新则是蔡锷账下的第一猛将，护国之役之所以能够赢定，皆有赖于大反攻，而赵又新所部正是那次大反攻的主力。
顾品珍有个人主见，不是什么都听唐继尧的。与他相比，赵又新对唐继尧比较忠心，基本上是服服帖帖，让他到东绝不向西，但是两人又有共同特点，即全想赖在四川。
没办法，天府之国实在太富足了，躺在这个温柔乡里，谁都不想回家。
顾赵在四川大修生祠，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本乡本土人氏。顾品珍的那座生祠叫做“顾公祠”，生祠落成的当天，他就巴巴结结地把自己的“禄位牌”给供入了祠内。
熊刘的目标，是要将滇黔军赶出四川，就算唐继尧不下指令，顾赵也得“毅然决然以图孤注一掷”。
除了有名将压阵，滇军士气也极为旺盛。西南各军，以滇军作战最为顽强，他们一方面与其主将一样，视四川为乐土，另一方面由于入川以来常胜不败，逐渐生出了一股傲气。
滇军自以为是，跟在后面的黔军也不得了，刘存厚、熊克武的先后败走麦城，使滇黔军变得更为嚣张，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川人几乎变成了下等人。
一个川省记者悲哀地写道，从前说起西南，总是川滇黔，后来变成了滇川黔，如今应称为滇黔川。
然而正是这一现状，令四川政局率先发生了变化。
实业团引狼入室的初衷，其实与当初熊克武借滇黔军之力驱走刘存厚一样，都是为了达成目的不得已而为之。熊克武既败，他们就要站出来主张四川的权益，唐继尧哪里会予以理睬，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灰了心丧了气。 实业团的转舵，代表了四川中上层社会的舆论走向。曾参与驱熊的川军将领举办茶话会，邀请本地士绅参加，士绅代表当场就说：“我们希望各军能把川土收回，甚至于带兵直捣昆明、贵阳，叫他们还我们的银钱！”语毕，在座士绅掌声雷动。
这些川军此时其实也早存“驱滇”之心——驻川的滇黔军高高在上，对川军十分藐视，几乎把川军当成了“伪军”。川军士兵因此不仅不愿佩戴联军总部要求的红边帽，而且对“红边边”也极度仇视。
兵倒霉，官也跟着受冷遇。凡参加过“刘罗”、“刘戴”及“三国大战”的川军部队，都被联军总部另眼相看，导致师不能升军，旅不能升师。
旅长升不成师长，他的团长自然也就升不成旅长了。旅长回去做团长的工作，那团长一听大怒：“旅长为人淡泊，很好，不过你不能要求我们这些部下都有这样的境界。弟兄们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升官！”
从官到兵，都有了造反的心。熊刘“驱滇同盟”的旗帜一打出来，便人心所向，原有川军纷纷加入。
这是一个很松散的同盟，有的部队一家就拥有两家的番号：刘存厚给一个，熊克武也给一个，当然他们既不受刘存厚指挥，也不归熊克武调遣，都是各打各的。
这样的同盟军，在军事上的缺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打仗时会各自为战，导致步调不齐，无法把手指攥成拳头。
顾赵都是战场上的老手，对此看得真真切切，因此最初都没有把川军的集体反攻当一回事，但他们没想到镜子还有另外一面。
这一面，不是缺点，是优点。
在“为桑梓而战”的口号激励下，川军各部人人争先恐后地向前，“驱滇同盟”的雪球越滚越大。
1920年10月，四方川军得以会师成都，仅集中于成都的，就达到五十三个营，约合十三个旅。
顾赵这才急了，他们有了一种站在堤岸上看钱塘潮的感觉。
到底是打惯了硬仗的老将，二人随即将滇军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的龙泉山。此地有一天险，名为张飞营，相传当年刘备坐镇成都时，张飞即屯兵于此。张飞营四周都是岩石，仅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山，山顶则地势平坦，可以建立防守阵地，绝对是易守难攻。
顾赵要在张飞营与川军决一死战。这是他们窥破了“驱滇同盟军”的第二个致命弱点：得胜时自然争先恐后，恨不得满地拾军功章。然而一旦遭遇挫败，往后撤退时同样会争先恐后，而且互不相救。
川军看似气盛，不过那是在没吃苦头之前，只要凭籍张飞营之险，击溃川军得力的一部，其余部队将会顷刻瓦解。就像一只气球，再涨得鼓鼓，一针扎上去也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龙泉山之战被滇军视为关键性一役，自然是全力以赴。经过九昼夜的血战，滇军死伤枕籍，下级军官基本打光了，中级军官也损失不少，但坚持到了“最后五分钟”。
九天九夜，川军中攻得最猛的部队相继折戟，在“最后五分钟”内，川军果然开始溃退，并再度被滇军逼回成都。退入城内后，各部队颓丧已极，完全陷于纷乱之中，连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刘湘也唉声叹气，拿不出任何办法。依靠战将之谋略，滇军终于反败为胜，顾赵都相信，攻下成都指日可待。
假如没有成都，可以想见，川军早已士气瓦解，有的要畏战逃跑，有的要保存实力，但正是因为有这座城市在，本土乡情又突然激发起了川军的斗志。
熊克武和刘存厚在“驱滇宣言”中声称，此次出兵“纯为义动，非为利争”，但从他们自己到下面的官兵，心里其实都明镜似的——哪有那么高尚。保卫桑梓的“义”不能说一点没有，不过主要还是如那位川军团长所言，“名为义动，实为利争”。讲穿了，士兵要生活，将领要升官，不然凭什么出生入死，谁的命不是命啊？
当面临山穷水尽，成都在最危难的时候庇佑了本土军队，背靠着坚固的城垣，他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能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成都士绅站在川军一方，除发动各街民团上城墙协助正规军守城外，还分头给川军各部打气。
某士绅讲了一番川军若守不住成都，四川将有亡省之痛的道理，然后振臂高呼：“我们成都人誓与滇军不共戴天！”听他讲完，带队司令官当场痛哭：“吾川存亡，在此一举，本司令抱最后决心，非人亡弹尽，决不舍弃成都。”
场下官兵尽受感染，无不齐声高呼：“以死保我四川！”
这一刻，他们的感情是真挈的。
感情点燃了激情，川军鼓足勇气，不惜与滇军展开肉搏，拼死保卫成都。
成都连日不下，大出顾赵意料之外，他们的处境变得尴尬起来。一方面是攻城战可能旷日持久，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攻下成都，另一方面成都以外的川军已从侧后袭来，此时滇军尽抽主力于龙泉山前线，后路十分空虚，其受到威胁之大不言而喻。
赵顾决定改变作战计划，撤出龙泉山和张飞营，以便收缩战线，整军再战。
退是为了更好的进，但问题在于，当一个人元气大伤的时候，绝不能轻易言退，因为一退，你就可能停不住了。
一个守山，一个攻城，都是苦战，滇军就这样整整熬了半个月，一天都没有好好休整过，早就疲惫不堪。而守城川军则是以逸待劳，吃饱了饭，养足了精神，在这场追逐赛中占尽优势。
川军发力猛追，沿途都可以见到落伍的滇军，他们实在太困太乏了，倒在地上就呼呼地睡了过去，川军不用作战，就俘获到了大把大把的滇军。
两手劈开生死路，现在留给川军的是生，留给滇军的是死。
顾赵的整兵再战成为最大的失策。当川军追到泸州时，滇军已然陈尸遍地，有的甚至是人马俱毙，死人俯卧在死马之上，其状甚惨。
赵又新在突围时被击毙，尸体抬回军部时，门口一对红纱灯笼还亮着。
川军收复泸州后，标志着西战场已以川胜滇败告终。接下来，川军又继续分道穷追，进入以重庆为中心的东战场。后来的共和国两大开国元帅当时均各为其主：刘伯承任川军团长，为熊克武的部下；朱德任滇军旅长，为赵又新的部下。民间盛传两位元帅在东战场pk，刘打败了朱，朱德逃回了云南。
实际上，滇军自丢失泸州起，就失去了再战的能力和意志。顾品珍在从龙泉山撤出时，下属向他进言，说我们进行的都是不义之战，也不知道究竟要打到哪一天才能止，不如返回老家，关起门把云南治理好，踏踏实实地过点日子。
顾品珍听后微笑不语，这是因为他仍以为自己握有胜算，根本没想到会一溃如斯。顾品珍虽未像赵又新那样死于阵前，却染上了重病，导致卧床不起。
顾品珍面容憔悴，他的眼前全是战死于荒野的滇军，这些云南子弟兵曾跟着蔡锷参加过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可是热血换来的荣誉以及宝贵的生命，就这样因为上层某几个人的私利而扫地以净。
我们进行的确实是“不义之战”，我们要回家。
能与川军在东战场继续角力的是黔军。黔军向来都是跟着滇军混，滇军退走，黔军一对一根本就打不过，很快，滇黔军残部就都退往贵州，自此再无力入川。随着滇黔军共同“侵川”的历史结束，四川完全收回了原先由滇军占有的自流井盐款。
四川曾经是一块人人可以食用的大饼，除了滇黔军，入川占地盘的还有豫鄂两军。这次川军一并将他们赶出了省。客走主留，不过问题是大厅里的主人不止一个，起码有两个。
刘存厚和熊克武都是“督军”，区别只在于一个由北方政府任命，一个由南方政府任命。刚刚起兵“驱滇”时，他们曾相约在胜负未决之前，均不使用督军名义，但是随着胜利渐露曙光，两人就开始争着封官许愿，并都竭力标榜自己才是正宗的督军。
按照事前商量好的入驻方向，刘存厚驻成都，熊克武驻重庆，各挂各的牌子，刘存厚的官署叫“四川督军公署”，熊克武的官署名称连一个字都不差，如此一来，两个“正宗”就势必要打起架来。
打这个架，熊克武明显吃亏。
北方政府虽然也内讧不断，却比南方政府还稳定一些。相形之下，南方更乱，原来的广州军政府没撑多久，就被支持孙中山的粤军给推翻了，孙中山即将上台——只是可能，因为下一届军政府组成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熊克武感到非常彷徨。事实上，在告别“驱满”时代后，像熊克武这样无所适从的革命党人不在少数，他们都不知道到底应该跟着谁干好了。初任四川督军时，熊克武在就职通电中曾称北平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理，并非无意之失，实际上是一种暗示和试探，可惜段祺瑞不领这个情，他只认刘存厚，不认熊克武。
此后，熊克武又悄悄地派代表去北平找“总统”徐世昌，徐世昌倒有意接纳他，不幸的是徐总统在北平政府的处境没比前几任好多少，他们都得听段祺瑞支配，自己完全做不了主，熊克武想重投门庭的希望落空了。
这次南方军政府的倒台，给熊克武带来了双重打击，他真正到了无枝可栖的境地。
那段时间，最为糟糕的事，每天都在熊克武周围接连发生。他不再相信好运到来，不再相信能傍到大款，“川省自治”就在这时候提了出来。
南北双方，我谁都不靠了，至于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也毫无关系，反正我又不靠你们活着。
这当然是一种无奈。在刘存厚看来，熊克武已经成了没人要的弃儿，只不过憋着心思不想让他看见而已。
“自治”？村长还能封自己做国王呢，真会瞎掰。
刘存厚快乐得像只上蹿下跳的猴子，要说靠山，还是我的靠山硬吧。
不过得意归得意，刘存厚表面上还得在别人面前装出一种饥汉子不知饱汉子撑的神情：唉，我这个正宗督军事情多，忙不过来，要不请“川边镇守使”来帮帮忙？
“川边镇守使”指的是熊克武，那是以前北平政府封给熊克武的官儿，只不过熊克武嫌小，从来没受领过。刘存厚以正宗自居，他从来不称熊克武为督军，仅呼“使”。
在熊克武不知情的情况下，刘存厚给北平政府发去密电，要将熊克武“提升”为省长，他认为这样就算招抚了熊克武：你落魄了，我还拉你一把，这是什么魄力，什么情怀？
这时的北平政府总理为靳云鹏，当然拥有实权的还是“太上总理”段祺瑞。靳云鹏心思缜密，知道熊克武自视甚高，怕反而因此惹怒熊克武，所以一时决断不下。
刘存厚还挺上心，又让吴莲炬在靳云鹏面前扯了个谎，说这件事已征得熊克武部下的同意，熊克武本人也巴不得呢——混得那么惨，偶尔给他一个笑脸，都乐得屁颠屁颠的，更别说高升为省长了。
靳云鹏信以为真，很正经地向四川发去明令，授熊克武以“四川省长”。
刘存厚以为下一钩吊住了熊克武，没想到熊克武接到电令后，脸腾地就红了，是那种羞愤到极点的红。
太伤自尊了。
什么狗屁省长，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
熊克武把不开眼的北平政府称为“非法政府”，那份任命电令“滑稽太甚”——简直太可笑了，你们发布这样的电令前，为什么不仔细瞧瞧我熊某究竟是何等人物？
给熊克武这么一堵，刘存厚颇有一种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脚的感觉。这姓熊的好不解风情啊，换别人能活两辈子的事，到你大概一辈子就完了，我推荐你当省长是提拔你，有人削尖脑袋想当，我还不让呢！
这话说得也是。当初无论罗佩金还是戴戡，若有一个这么关照他刘存厚，最后也就不至于弄到要撕破脸大打出手的地步了。
可是价码这东西其实每天都在变，今天跟明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假如刘存厚肯设身处地想一想，现在如果再让他当个省长或者会办什么的，他会愿意吗？放在熊克武身上，是一个道理。
除了熊克武，其他人也不满。紧跟在熊克武后面的，是刘湘，刘存厚将他提升为“重庆护军使”。刘湘则认为，以他在“驱滇”中所取得的军功，完全是省长的料，到头来竟然还是个“使”，有什么意思。
更不用说还有那些没轮上提干的。刘存厚兴冲冲地封官授勋，以为是在种一盆盆养眼的鲜花，没料到点燃的是一盆盆越燃越旺的火苗。
还是得比膀子熊克武带头发出反对通电。继他之后，由刘湘领衔，川军将领发出联名通电，对刘存厚表示反对。在这封通电中，但懋辛这样的熊氏嫡系自然是一个不少，全部榜上有名，让刘存厚感到特别吃惊的是，里面竟然还有他的部将，这等于是在搞窝里反了。
在通电中，熊克武再次祭出他的“川省自治”法宝。为了带头实践，同时表明不贪慕官位，他索性把头上的“四川督军”帽子给摘掉了，方式是辞职，当然是自己辞职，自己批准，因为广州军政府早就不存在了。
川军将领群起响应，都嚷嚷着要搞“川省自治”，并限刘存厚于五天内作出答复。
可怜的刘存厚在这些将军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督军的威风，众人对他皆嗤之以鼻：当个屁大的官，就当自己是孙悟空了，你就是一弼马温！
刘存厚蔫了，先前的美好感觉荡然无存。“川省自治”这四个字犹如太上老君的金刚琢，刘存厚被这劳什子砸得头晕目眩，脑子里就没整个的画面，全是零零碎碎的东西。不过有一点他至少是拎得清的，那就是他的靠山是北方政府，只有依靠北方政府，他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才能控制全川。假如脱离北方，在实力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必将陷于孤亡境地，乃至于被立马灭掉都有可能。
想到这里，真是一头冷汗。这些川军将领原来既没当他是孙悟空，也没当他是弼马温，就当他是一老鼠，张着个笼子，正等他钻呢。
能钻吗，当然不能，可是不钻的话，打你就没商量了。
刘存厚无奈之下，只得施出拖延战术，即一面说“川省自治”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川省刚刚“驱滇”，还有一大堆善后工作需处理，必须等处理完才能实施。
熊克武名为下野退居幕后，其实正是这场戏的总导演，他一直握着大棒盯着呢。想耍花招？做梦吧你。
熊克武直截了当地给刘存厚发去电报：“川局安危，在兄一言决之。”
不过一句话的事，吞吞吐吐，扭扭捏捏的干嘛。
这是最后的通牒。刘存厚急了，他也顾不得北方政府的感受，慌不迭地就成立了“四川省自治筹备处”，并拉来名流做处长，表示自治已经开始。
管你开始不开始，就跟护法时候一样，熊克武手里那根大棒是注定要砸下去的，这跟刘存厚是不是肯进笼子没丁点关系。
1921年2月18日，“下野”的熊克武与但懋辛、刘湘等联名发出通电，给刘存厚罗列了十宗罪，其中之一赫然就是“阻挠川省自治”，全不顾人家那里自治已经开张了。
此时川军正好分成三大集团，但这三大集团并非可以鼎足而立，其中第一军由但懋辛负责，实际由熊克武遥控指挥，第二军是刘湘所部，这两支军队皆实力雄厚，兵强马壮。第三军原属刘存厚，可是刘存厚一个不留神，第三军竟然临时“变节”了。
熊克武和刘湘会拉人，刘存厚也会拉人，他想拉刘湘的人。自然大家都是封官许愿那一套。不料刘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来了个提前识破，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被刘存厚暗中收买的对象给扣留了起来。
仗还没怎么打，胜负已各有归属。三个军合起来打一个刘存厚，这刘存厚纵有三头六臂也对付不了，而实际上他还是个残疾人：回川后，虽然也招抚收编了一批人马，但多为草头班子，拿的枪还是土造毛瑟，根本打不了硬仗，第三军反戈相向后，基本就没什么反击能力了。
1921年3月22日，刘存厚自动下野，离开了成都。
还是得比膀子，膀子一比完，就什么都出来了。熊克武膀子粗，他的下野就是假的，刘存厚膀子细，他的下野则如假包换。
要去的地方，还是陕南，半年前怎么离开的，半年后又怎么回来了。对这条逃亡奔命之路，刘某早已是驾轻就熟。回去后，陕西人照例还会骂，还会唾弃，可是都厚着脸皮忍忍吧，因为实在无家可归了，川人遂送刘存厚一个诨号：“刘厚脸”。
把刘存厚赶走，熊克武松了口气，下面得轮到他唱戏了。
在把北方政府发放的乌纱帽弃之一旁以及“驱刘”之后，跟北方政府之间也就彻底弄掰了，新的南方政府又没成立，所以仍然必须将不南不北的“川省自治”进行到底。
一个省自治，太孤单，也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如果能找个邻省一起搞，别的不说，起码可以用来壮胆，这就叫“联省自治”。
邻省里面，滇黔是世仇，暂时没办法考虑。湖北督军王占元出自北洋，理所当然不肯脱离北方政府，熊克武游说半天也没效果，于是转向湖南督军赵恒惕。
赵恒惕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与熊克武是党内同志，同时他也有自治的想法。
两人可谓一拍即合。
四川、湖南要联省自治，独有湖北不肯，熊赵二人自然对湖督王占元十分不满。正好湖北人也不喜欢这位王督军，他们成立了自治军，并派代表到湖南求援，要借邻省之兵里应外合，将王占元驱逐出去。
作为川人，熊克武要抵制滇黔“侵川”，但作为一个耐不住寂寞的武人，他心里也未尝就没有让川军向外发展的念头，这不正是好机会吗？
早就看姓王的不顺眼，如今还有人上门来请，那就别客气，咱们合起来打他丫的！1921年8月，熊赵计议已定，川湘合力打响“援鄂之战”。按计划，双方各出五个混成旅，但是由于长江水涨，影响了交通通讯，熊克武从湖南发出的密电，迟了五六天才到达重庆，加之出现了一些其他因素，致使川军出兵晚于湘军，这为北方强人创造了机会。
这位强人就是吴佩孚，现在的北方政府实际由他做主。
在吴佩孚行动之前，湘军已经动手，其先头部队距离武昌仅百余里。王占元惊慌失措，赶紧学着刘存厚，发出通电，称要“顺应自治潮流”，然后就逃命去了。
王占元一逃，吴佩孚立即另立督军，并亲自赶到武汉，对湘军发起反击。吴佩孚是用兵高手，赵恒惕哪是他的对手，很快就被逼回了长沙。
吴佩孚胜利在望，但他却在这时候通过英国人出面，提出要与赵恒惕谈和。
赵恒惕怕就怕北洋军乘胜追击，那样他连长沙老巢都待不下去，根本没想到对方会伸出橄榄枝。那还等什么，赶紧在和约上签字吧。
吴佩孚肯放湘军一马，并不是因为心慈手软，而是为了回过身来对付川军。
川军已经晚了一步，到奋起直追，进入鄂西门户宜昌时，却又受到另一股力量的干扰，以致于始终无法与湘军合兵一处，对吴佩孚实施夹击。
这股力量，来自于长江军舰上的老外。
战争一起，这些国家为了监控战场状况，保护可供他们使用的沿岸码头，晚上便用军舰上的照明灯指向陆地，还向阵地上空发射照明弹。
川军作战，擅长于“摸螺丝”，也就是夜袭，给洋鬼子这么一照，一切全瞎，想袭也袭不成了。不仅如此，川军士兵从来没有见过照明灯、照明弹这些洋玩意，以为是什么高级武器，被吓得惊恐万状，混乱不堪，成了“援鄂之战”中的大笑话。
国人见国人，谁也不怕谁，但大家无一例外都惧洋人。见川鄂两军相持不下，日英美等国领事便出面要求他们休战一段时间，以便协商和平解决的办法。川军果然乖乖地停下来，直到吴佩孚率北洋军突然出现。
又是激烈拼杀。川军要撞开宜昌这道门，北洋军则要守住这道门，谁也不肯相让，川军几进几出宜昌街头，十天之内，战况之激烈达到“援鄂之战”的顶峰。
危急之时，吴佩孚把身边卫队都派上去厮杀，卫士死了十几个，一般官兵更是伤亡惨重，但终于击退了川军。
无论湘军还是川军，被证明都不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吴佩孚的对手。吴佩孚本可乘胜追击，不过这时候他又像对付湘军那样，选择了见好就收。
什么叫牛人，能够单挑不叫牛人，牛人就是有本事跟一群人挑。吴佩孚在北方还面临着张作霖的叫阵，在他与川军开打之际，张作霖的奉军已集中于锦州一带，行将大举入关，所以吴佩孚刚刚击败川军，马上就说，来来来，我们拉个手，讲和吧。
吴佩孚是个大方人，他在和约上大笔一挥，允许川盐运销湖北，且盐税两省平分。
指挥“援鄂之战”的是刘湘。对他来说，这样的结果是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在你就是给他一百个理由，他也不肯与吴佩孚为敌了。在征得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的同意后，刘湘马上在和约上签了字。
在此之前，湖北自治军一直通过保定同学等渊源与川军将领套近乎拉关系。谁知川军竟然招呼不打一声，全都哗啦哗啦地退入了四川，这下子少不得要大发牢骚：“什么同学，什么援鄂，都是靠不住的，还是自己靠自己吧。”
如今的川军真的已顾不上“援鄂”了。他们即将关起门来，通过实力的较量，来决定传说中的巴蜀之王究竟是谁。而领衔这场劲爆大戏的两大男主角，一个是熊克武，另一个正是刘湘。
第六章 竹篮打水一场空
刘湘：字甫澄，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刘湘自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性格沉静内敛，生活简朴，不嫖、不赌、不抽鸦片，起初以勇敢善战而在川军崭露头角，后成为川军“速成系”领袖。他以刘备为偶像，重远图而轻近利，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张“群雄并存，有德者王”，最终得以统一四川。
杨森：字子惠，生于四川省广安市龙台镇。从小习武，长大后考入速成学堂。杨森推崇尚武精神，属于勇战派典型，战场上有一股舍我其谁的气势，因此胜多败少，号称“川中吕布”，在“速成系”中的地位和影响，仅次于刘湘。
刘伯承：原名刘明昭，字伯承，生于重庆市开县。自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四川内战时期为熊克武部下，蜀军著名战将，在第一军混成第二旅任团长。
先得从头至尾好好说说刘湘。
刘家如果划阶级，算得上是地主，他父亲是贩谷子的，家有水田。可那时候的小地主也很可怜，就经济条件而言，仅能供刘湘上学而已，甚至晚上刘湘要读书，家里连油灯都舍不得让他点。
偏偏刘湘还很用功，常常趁父母睡着了一个人从床上爬起来，偷偷点灯夜读。
刘父发现后，很是生气：你老子白天累死累活挣点钱，敢情一晚上全给你当油烧光了。
油灯拿走，看你怎么办。
没有灯，刘湘就溜出门，到月光下去读。
这下他母亲担心了。于是晚上上床后，就干脆把房门给锁上。
刘湘无计可施，但他躺在床上睡不着，仍在默背白天读过的书。有时背到高兴之处，一不留神还能从嘴里蹦出两句来。
如此刻苦到疯魔的孩子，谁不喜欢？刘家父母偏不喜欢。倒并非因为刘湘不是亲生是私生子，而是觉得他读书没什么效果：刘湘的在校成绩虽不能说差，但也绝没到出类拔萃的程度。
想来想去想不出个缘故，刘母便找算命瞎子算命。这瞎子靠算命吃饭，自然要胡诌一通，一会说刘湘犯了“夜马星”（一种小孩子可能触及的禁忌），一会又说孔圣人不高兴，恐怕他老人家故意捉弄一下你儿子也说不准。
解决之道是画一道符，用布包着给刘湘戴在胸口。
刘母如法施行，刘湘晚上果然就消停了，虽然在校成绩还是老样子。但刘家已觉得那瞎子算命真是灵。
刘湘长大后才对他母亲说出了真相：其实他知道算命这回事，是故意不背出声来的。
聊到这里时，母子每每相对大笑不止。
刘湘并不笨，相反，他还聪明得很。所谓挑灯夜读，月下读书，梦中背书之类很有可能都是拿来蒙人的，至于那些书，相信绝不会是什么“正经书”，而是三国水浒之类的“过瘾读物”。从刘湘本身的经历来看，也实在难以将他与头悬梁锥刺股的书生形象联系到一起。
当岁月流逝，少年时再荒唐的往事，都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连刘湘自己也不知道，他日后成功的秘密，其实就潜藏在这样看似微小的生活细节之中。到刘湘念书的时候，科举已经变成了学校，但除了留学生外，大多数从教者所知道的，还是孔孟那一套，同时又因为科举中途被废除，导致孔孟之学亦是夹生饭，其间的笑话层出不穷。
某日，县衙门的督学来刘湘所在的小学视察。他视察时发表演讲，论证孔子比周朝皇帝大一辈，结论已经让人摸不着头脑，问题是他论证的方式更是滑稽：周朝皇帝自称周天子，孔子被称为孔夫子，“夫”比“天”高出一个头，所以孔夫子就比周天子老。
连台下的小学生都禁不住被这位不学无术的学界官僚给逗乐了。有几个小学生忍不住笑出了声来。
学生觉得滑稽，当官的可不觉得滑稽。这督学大怒，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就责令校方做出处罚，即让那几个“因笑惹祸”的学生跪在讲台上。
膝盖弯着不去说它，最损的是每人脑袋上还得顶一张板凳。板凳的重量尚在其次，主要是上面还搁了满满一碗水，谁要是把水洒掉一点，就得劈头盖脸地“享受”一顿“竹板饭”！
谁也不想被竹板打，那就得看你头上的功夫了。这哪里是上学读书，分明是戏班子的武生在练功呢。
刘湘不幸就在其中。
挨了罚以后，大家气不过，商量着一定要以牙还牙。正好县里来了戏班唱戏，他们发现督学每天晚上都要喝得醉醺醺地去看戏，就决定在那时候找机会下手。
因为刘湘在班里个子高，胆子也大，被众人公推为这场整蛊游戏的主要操盘手。
晚上，督学果然又去看戏了。散了场，他摇头晃脑，哼着小调打马回府。在他必经的一个巷口拐角处，一个黑影一闪，一瓢好东西便泼到了督学身上。
这督学受惊之下，闻到的全是臭味，原来“好东西”竟是大粪。
“啊呸呸。”督学又羞又怒，抬眼望去，几个小孩正急急忙忙地往学校方向跑。
谁跟自己有这么大仇，自然是前两天跪讲台的那几个屁孩。
“你们跑吧，跑得了十五，跑不了初一！”
这句话，参与整蛊的那几位都听到了，分明事情露馅了。怎么办？
刘湘是主演，也就是那个“黑影”，他把胸脯一拍：“不怕，追究起来我担着，哪怕是坐牢！”
真讲义气。可你不怕坐牢，别人怕啊。最后有人出了个主意，说刘湘要不你就去报考“弁目学堂”吧，那样督学就抓不到你了，也不敢去抓。
就好像是我们常在香港江湖片中所看到的，刘湘犯了事，闯了祸，只能“跑路”，但这个祸又是为大家闯的，所以众人你凑一点我凑一点，帮刘湘攒足了路费。
等督学在家休息了两天，要来学校找茬的时候，校方和学生便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刘湘身上。再问刘湘呢，已经考入了“弁目学堂”，这督学再神气，也不敢跟当兵的做对，只好自认晦气。
大家一定觉得刘湘考学校很容易。
是的，“弁目学堂”并不难考，因为它的正式名称就叫速成学堂（全称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
速成学堂的教育方式与武备学堂相同，教官也大多为日本人，但与武备学堂不同的是，它培养的是新军里的下级军官，等于短期培训班，入学标准并不太高。
军校时代的刘湘，怎么看都没有要发达的迹象。
他性格内敛，深沉而不露锋芒，成绩也不过中等水平，甚至他都不怎么出来活动，就爱窝在家里，自然也就很难引人注目。
刘湘唯一的乐趣似乎就是睡觉，此君露面后的标准像是：拖两行清水鼻涕，眯缝着眼，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仿佛一倒下去就会长眠不醒，同学都戏称他为刘瞎子。
没有人看得起“刘瞎子”，他也几乎没有朋友。
毕业后，刘湘被分到周骏的部队。周骏的第一师是第十七镇新军的基干，属于老川军的正宗，所以军官们眼光都很高。刘湘在军校被人看扁，到了军营还是一样，可是有一个人却分外看好他。
这个人不是军人，但会预测军人的前程，也不是算命瞎子，但据说算得比瞎子还准。
他是个编织篾篓的匠人，姓王，文化程度为文盲，一个字不识。相人算命只是业余爱好，并不收钱，除此之外，不管寒暑，他每个月都要抽出几天夜观天象，以便“预测天下大事”。
见到刘湘这个当时没人瞧得上眼的小军官，王篾匠眼睛一亮，直呼刘湘前程远大，不可等闲视之。
“好好努力吧，有你飞黄腾达的一天。”王篾匠是不是在瞎掰，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但他作出的这个预测确实应验了。
刘湘从排长开始，到连长，又升营长。如果说前几个阶段，尚算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话，从营长开始，就有些让人眼花缭乱了：每打一次仗，官就升一级，“遇缺即补”，乃至一直升到师长，最后连老上司周骏都倒掉了，还挡不住他火箭式的蹿升。
首先得承认一点，军人不能打仗是很难升职的，刘湘符合能打仗这个标准。
那个时候，说你能打仗，主要不是说你有多高明的技战术，而是只要够胆，敢闭着眼睛往上冲就有资格入行了。
川人称刘湘为刘莽子。莽子在四川话中是猛的意思——你别看他平时眯缝着个眼，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但在那个僻静的拐角处，敢向人泼大粪的，正是这个小子。
事实上，确实有很多次，刘湘所在的部队本已陷入危局，都愣是靠刘湘死战才得以反败为胜。据说他在担任旅长的时候，曾攻某一阵地不下，不得已退回司令部。正好上司在大发雷霆，副官报告说刘旅长到，上司大喝一声：“难道刘旅长就杀不得吗？”
刘湘闻言转身就跑，不是跑路，而是到前线亲自督师反攻，结果一鼓而克。
军队里面，猛人莽汉很多，刘湘超出他们之处，还在于会动脑子。比如说那种难度极高的攻坚战，你要是没点绝的，光知道拿血肉去拼子弹，有多少莽子也得完蛋。
当时国内已逐渐开始流行自来得手枪。说自来得，你可能还不知道它是何方神圣，如果我改个说法，叫它驳壳枪、盒子炮、二十响、快慢机、大肚匣子……你一定就有如见老友的感觉。
中国人嘛，凡是看《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过来的，对驳壳枪都有一种亲切感。这种手枪可以连发，一梭子过去，其火力可与轻机枪相媲美，在近战中威力十分惊人。
刘湘由此钻研出了一种看家战术。他精心训练了一支手枪队，当遇到紧急关头时，便把这支特种部队压上去，往往能收到奇效。
估计是小时候灯下或者月下读演义读多了，刘湘把手枪队比作是岳飞的钩镰枪，他就靠“钩镰枪”来破对手的“拐子马”。
刘湘的每一次升职，其实并非依赖于运气，那完全是靠战功一点点慢慢堆积起来的。
刘湘战功等身，难得的是，他还很厚道。在他还是团长时，本来可提前晋升为旅长，但却授给了另外一个人，若按所取得的战功，刘湘毫无疑问排在那人之前，因此他的部下多不服气。
刘湘念过古书，也了解一些掌故，就对身边的人说：“清末有个叫杨遇春的名将，功劳不小，他就不和同僚争功，以此避免了灾祸。我刘湘难比先贤，不过也可以加以效仿。”
在他的劝说下，众人释然，事情这才平息下去。
军官这一群体里面，平时口号可以喊得比谁都漂亮，然而讲到升官晋爵，就没有不眼红的。刘湘此举殊为少见。
对待和自己有竞争关系的同事都这样宽厚能容，对下属的态度可想而知。所以，刘湘在上下级中皆有极好的人缘。
甚至于，刘湘在军校中的那种木讷表现，也成为他得以平步青云的重要原因。
当年的新军，包括速成学堂，都少不了熊克武等革命党人活动的身影。刘湘的同学皆蠢蠢欲动，有的人还跟革命党人有了接触，唯有刘湘从来就不关心这些东西。
除了上课训练之外，他就一个爱好，即喜欢唱军歌，每次晚饭后，班上做游戏，刘湘都被推举为领唱。
直到四川保路运动爆发，保路同志军与新军交战，已经入伍的刘湘奉命参战，回来后还糊里糊涂地问别人：“你知道为什么要打仗吗？”
刘湘平时给人的印象，就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职业军人，既不朝“南”（南方党人），也不向“北”（北方政府）。
开始大家都觉得刘湘傻，后来才发现他最聪明。
那些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同学，或许可以得用于一时，但很快就会被抛弃一旁，因为政局变化太快了，快到你都来不及反应——一会儿党人摇旗呐喊，一会儿北洋上台执政，正是城头变幻霸王旗，一般人哪里搞得清楚、理得过来。
“癸丑讨袁”那会，胡景伊调集周骏的第一师与熊克武作战，有两个营长临时投向蜀军。胡景伊一查，这两个营长均系速成生，这下好，他几乎对所有速成生都起了怀疑，大部分人因此遭到排斥。
轮到刘湘了。胡景伊翻开档案：刘湘，速成生，自军校开始，就无倾向革命的嫌疑，且生活简朴，不嫖、不赌、不抽鸦片，作战又非常勇敢，屡立战功。
简直是一尘不染的白天鹅啊，请问到哪里能找到这么好的人？
于是，刘湘就成了速成生里绝无仅有的幸运儿，从此更得上级的信任和重用。
不管政局怎样变幻，都需要能打仗的军人，尤其是那种看起来傻了巴几，你让他去哪就去哪，心眼实在的职业军人。
刘湘要想做到不抢手都难。没发达之前的刘湘，类似于编草鞋时候的刘备。你要说那个时候刘备就知道自己今后能三分天下有其一，多少有些扯。
当那个夜观天象，算命不要钱的王篾匠预言刘湘今后会有出息的时候，刘湘想象中的“出息”、“飞黄腾达”，顶到天也不过是做个将军。
旅长，论军衔是少将。那不就是将军吗，人生最高目标都实现了，还图个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湘还真是一个本本分分的人，没有什么太大野心。只知道对上绝对服从，对下宽柔以待，政治上不南不北，战场上竭尽所能。
他的变化，是从当上师长开始的。
当上师长，意味着刘湘到达了周骏那样的地位，成为了老川军精髓的合法继承者。
刘湘生活简朴，自奉微薄，也不像很多诸侯那样讨三妻四妾，守着一个老妻便能过一辈子，到了这个位置，他再没有更远大的志向和目标，这人还图啥？
刘湘后来曾经询问一位高士：“四川包括南方的局面老是搞不大，弄不出像北洋那样像点样子的政府，是不是南方军人不如北方军人的缘故？”
这位高士曾游历北平，与保定军校校长、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交流过类似话题。蒋百里说，南方军人大多出自正规军校，素质和潜力都要比行伍老粗出身的北方军人强，之所以“不如”北方军人，局面搞不大，是因为这些军校生还不够团结的缘故，如果能够团结，“善于交朋友”，未来一定会超过北方军人。
据说刘湘听后很受启发，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先知先觉地广交“朋友”，而所谓的“朋友”主要都是他在速成学堂的同学。这些同学陆陆续续聚集到刘湘周围，他们都想靠刘湘升官，也因此形成了继武备系之后，川中最大的军事派系——速成系。与相对较为松散的武备系不同的是，速成系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干人等皆唯刘湘马首是瞻。
做老大的感觉，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叫做爽爆了。想想看，多少人伺候着你，恭维着你，期待着你，当然也鼓舞着你。
那个气贯长虹，矢志天下的皇叔幽灵终于再次出现。
刘存厚也想做刘备，可惜他名为存厚，却实在不够厚道。比如说对待投靠他的那些人，用得着时当你是兄弟，用不着时就当你是草鞋，抓起来随手就扔。
就凭他落魄陕南时把钟体道逼走一事，以后谁还敢再跟着这样的老大？难怪他跳来跳去，终究还是只能抱着一个“刘厚脸”的臭名声，回到那个他最不愿意待的地方——你还别嫌，有那地儿给你待着就算不错了。
你知道人家真正的刘玄德是怎么论兄弟的：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
甭管这话听起来有多虚伪，起码他还把兄弟当回事，要不然关二爷张翼德那样目空一切的神人，又怎么肯死心塌地地跟着他混呢。
刘湘比貌似精明的刘存厚可聪明多了。这么说吧，刘湘有尹昌衡式的善战，有胡景伊式的心计，有熊克武式的俭朴，有刘存厚式的实力（当然是走红的时候），却唯独没有这些人的缺点，他再不兴，还有谁能兴？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人民群众的眼光啊！
算命这东西，所谓真假，都在你自己的揣测之中。刘湘对王篾匠的预言似乎已经豁然开朗，如果说他眼前有一座山峰的话，那座山峰的海拔正在不断提高：师长之后是军长，军长之后是总司令，总司令之后是统一四川，统一四川之后是问鼎中原。
那正是一千多年前刘备走过的道路，现在刘湘要重走一遍。至于走得通走不通，你没走过，又怎么知道？
刘湘一方面以速成系为基干，一方面为自己夺天下打造新的力量，先后办起了军官教育团、军官研究班、教导总队、学员队等机构。
对刘湘来说，速成系的都是同学，相当于兄弟，这些地方出来的军官则跟他有师生关系，那是完完全全的小弟。
左有兄弟，右有小弟，后面还跟着老川军的精锐，刘湘的声望和实力一天比一天高涨。在熊克武、刘存厚联手“驱滇”前，他已经发展成为川中除滇黔军外最大的实力派，大有“与楚则楚兴，与汉则汉胜”之势。也就是说，各派势力，无论熊，刘，还是“倒熊同盟”，没一个敢小觑刘湘，都争相拉拢。
在研判各方势力后，刘湘定下了“拥熊送客”之策。即拥护熊克武，驱走滇黔军的决策，此时“倒熊同盟”也派使上门。
刘湘的部下和幕僚商议说，既然我们已决定“拥熊”，自然与“倒熊”的势不两立，不如将使者扣起来，然后与“倒熊同盟”把话挑明。
决议已定，都去找刘湘拿主意。
三国演义里的那几个大人物，要论起家资本，刘备恐怕得排倒数第一。与身后有大家族作支撑的曹操和孙权相比，他几乎是两手空空。
那么，他究竟靠什么能赢三分之一的天下呢？
不是靠他动不动拿出来唬人的皇叔身份（谁知道真的假的），更不是靠编草鞋的手艺，靠的就是被刘存厚丢掉的那个字：“厚”。
在他的奋斗生涯中，刘备每时每刻都忘不了“厚”这个夺命杀手锏，刘湘也是。
听众人说完，刘湘直摇头：“不可不可，我们怎么能搞阴谋诡计呢？要对人家仁义嘛。”
刘湘对来使非常客气，还跟他们共同商讨了进攻熊克武的办法。
不过这些都是在他还没有与熊克武联络成功之前的事。之后，那还是该咋样就咋样，刘湘摇身一变，成了“驱滇”的主力，跟滇黔军交战主要就是靠他的部队，而他本人也担任了那次战役的前敌总指挥。
“驱滇”之役对刘湘而言，非常关键，也是他平生投出的第一个大赌注。如果这一局他赌赢了，自然会青云直上，但如果输了，那就是血本无归，连四川都待不下去了，只能跟熊克武、刘存厚他们一样往边角旮旯里逃。
在战事遇到挫折，也就是龙泉山大败时，刘湘也跟他的榜样刘备那样，成了流泪大使，甚至表露出要离开部队出川流亡的意思。
他的那些部下幕僚一听，“主公”如此窘迫，都是我们这些人无能无为啊。于是都反过来恳请刘湘不要走：“虽然暂时败了一阵，但切勿灰心。一切事在人为，我们还有部队，再努力一下，尚大有可为。”
刘湘惶恐焦灼，除了确实已到危难关头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要看看那些兄弟、小弟是不是还肯跟着他卖力。要不然，一抬脚跑掉算了，干嘛还要这么罗里吧嗦。
玄德版的眼泪可不是白淌的，刘湘以退为进，使川军在成都城内得到整合，重又鼓足了与滇军再战的勇气。
抹干眼泪后的刘湘马上露出沙场枭雄的本色。当滇军后撤，组织防线拦截时，他亲赴前线指挥，下令将所有山炮集中于一点进行猛烈轰击。
滇军防线被打开了一个致命缺口，川军立刻蜂拥而入，滇军由此一溃千里。
在“驱滇”之战中，刘湘居功第一，熊克武、刘存厚都得往后排。刘存厚尚自我感觉良好，傻乎乎地什么都不知道，熊克武却早已掂出了刘湘的分量，战争尚在进行中，他就曾通过但懋辛告诉刘湘，说想让位于他。
刘湘回答：“等打完了仗再说吧。”
熊克武说要让位给刘湘，那是为了加大自己的砝码，以便对付刘存厚，讲穿了不过是一句连他自己都不信的谎话。
“驱滇”之战结束，熊克武和刘湘之间尚隔一个刘存厚，等两人合力将刘存厚推倒，一山不容二虎的矛盾就开始变得尖锐起来。熊克武的第一军由原蜀军和新老第五师发展而成，军官以“九人团”为核心，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外界称之为“一军系”。
一军系和速成系，犹如江湖上的两大帮派，而以一军为代表的新川军，与以二军为代表的老川军，也是整日里互相猜忌，明争暗斗。
江湖规矩，不到最后一刻，大家都不会闹到拔刀互砍的程度，只会按照各自拥有的筹码来讨价还价。眼看一军从实力上要压过二军了，熊克武便授意各军，公推刘湘为四川总司令兼省长。
这一招从政治策略上说，也叫以退为进。从名义上看，熊克武早已辞去督军，其实仍在幕后操纵着新川军。
如今大家换了位置，新川军去了成都，重庆反而成为了老川军的基地，刘湘这个“四川总司令”，能指挥的仍然只是他的二军，至于“省长”，也就管管重庆这一带。
觉得委屈吧，很委屈，可你还说不出口——人熊克武都“下野”了，让你当省长，还要怎样？
经过这么多年的升沉荣辱，熊克武早已从一个热血的革命党人转变成冷血的政坛高手，一招一式，直让刘湘、刘存厚这些准备接刘备班的“新人”看到瞠目结舌。
刘湘履任省长，要到省会所在地的成都就职才符合规定，熊克武也来电邀请刘湘前去赴任。
成都现在是熊克武的势力范围，究竟去还是不去，刘湘拿不定主意，便召集了一班幕僚进行商议。
有人说，重庆是老川军的事业基地，如果去成都的话，就会远离基地，受人控制。
还有人则直截了当地说：“别看熊克武表面下野了，但你如果和他同住成都，他一定会倚老卖老，什么都得干涉。你要是不听？老川军远在重庆，到时只会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
刘湘听后倒吸了一口凉气，连连点头：“熊克武太厉害了，我搞不过他。依诸君之见，我不去成都了，就在重庆上任。”
这样的省长，有跟没有几乎是一个样。当时重庆周围还有一些防地在一军手里，刘湘的部下就提出：“主公”你也太老实了，干脆跟一军提出来，不把重庆的防地全交出来，就不当这个“省长”，谁爱当谁当去！
刘湘一听有理，便找但懋辛商量——当然其实是找熊克武商量。最后防地总算勉强交了出来，刘湘这才在重庆就任省长。
幕僚们说得没错，刘省长去了成都会无所作为，可是留在重庆被证明同样无所作为。
凡是刘湘任命的县长，都只能限于他的二军防区，其他防区根本别想。
刘湘有一次将一个姓张的仁兄委任为川西道尹（相当于副省长）。张某带着委任状，兴致勃勃地跑到成都，可是没找到前任。找不到前任，他就没法上任，因为双方需要交接印信。
张某在政务厅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打听，原来那个前任得到消息，早就以出巡为名，跑到别的地方躲起来了。
碰到这样的货，就是等到天荒地老也没用啊。张某知道自己不受欢迎，无奈之下只得拂袖走人，临走之前他写了一封通电登在成都报纸上。
通电上说，这位官员（指前任）在职务行将交卸之时，还要出巡，像这样办事认真，不辞劳苦的人，你们见过吗？反正我没见过。川中既有如此难得之干员，应请刘湘省长收回成命，明令慰留。
知道内幕的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此通电一出，皆引为笑柄。
除了成都和重庆又实际分立为两大军政中心外，熊克武还以“军实督办”（这个职务负责管理武器和粮饷）的名义，控制着成都兵工厂和自贡盐税收入。
当一个半成品省长倒也算了，最让刘湘放不下的就是成都那家兵工厂，这可关系着他以后争夺天下的命脉啊，即便“搞”不过也得“搞”。
单人独骑没有用，刘湘就派了一个旅常驻成都，专门看着成都兵工厂。工厂日夜加班加点，枪弹一下生产线，马上往重庆押运。
成都方面一着急，竟然不惜动用武力制止起运。双方火药味十分浓厚，眼看着扔根火柴就能爆炸，刘湘不得不下令那个旅原样撤回。
正是因为关系太过紧张，前去湖南策动联省自治的熊克武才会答应“援鄂”，认为这样可以便于川军向外扩展，对四川内部的矛盾也能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熊克武要“援鄂”，光靠他的一军不行，必须借助于刘湘的力量。刘湘则认为，以后可以同他争四川的，也就一个熊克武，如果熊克武借去了兵，并在湖北立住了脚，回过头再打他，那岂不是亏大了？
因此，刘湘在同意出兵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必须由他兼任援鄂总司令。就这个条件，着实难住了熊克武，以致迟疑不决，很晚才拍板下来。川军之所以出兵较晚，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要是“援鄂”之役赢了，就不用多说了，反正有了好处，就看如何分配。偏偏又打败了，虽然后面弄到了个川盐运销湖北的条款，可与当初的目标相比，毕竟只是小头。
这下有得互相埋怨了，一军怪二军无能，二军骂一军软蛋，本来就脆弱不堪的伙伴信赖关系荡然无存。撤退时原来好好的路线也不走了，大家情愿走那种人迹罕至、鸟不生蛋的地方，以免遭到“暗算”。
谨慎是必要的，因为刘湘真的想“暗算”对方。吴佩孚临走时，任命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常驻宜昌。刘湘派代表与孙传芳协商，双方签订了一份联防密约，大意为，如果孙传芳受攻击，刘湘就拔刀相助，反过来一样，假使刘湘在川中被围攻，孙传芳也不能坐视不顾。
依二军的实力，谁吃饱饭没事做，会去主动惹刘湘。说来说去，他还是想先打别人的主意，具体来说，矛头就是冲着一军去的。
没办法，本来说要矛盾外移的，移来移去没移成，矛盾还扩大了，不打待何时？
为了能够稳操胜券，刘湘的谋士献计，让他以“四川总司令”的身份下令，将一军的一个混成旅以“援陕”的名义调到川省以外，以便分散其兵力。
刘湘依计而行，不料正是这个所谓的“妙计”坏了事。
熊克武意识到对方要出手了。此时他又风闻刘湘与孙传芳秘密联络，并可能已结成同盟。
一军在实力上本就不及二军，再抽去主力旅，孙传芳又搀和进来，一打的话，完全没有胜算啊。
随便换一个人，此刻双腿可能早就发软了，但是“难搞”的熊克武却气定神闲，而且他已把所有算盘珠子都给拨好了。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刘湘，我得让你知道一下，什么叫姜是老的辣。
早在熊克武第一次赶走刘存厚，担任四川督军时，由于驻川的滇黔军带头把持防区，控制税收，导致熊克武收不到什么钱，可那么多军队又都需要发饷，怎么办？只能制定防区制，就地划饷，即你的军队驻扎在哪里，就从哪里的税收里面切出军饷部分，然后照划出给你。
起初是就地划饷，渐渐演变为就地筹饷，各路川军从此各有各的地盘，俨然成为大小诸侯，熊克武和刘湘只是这些诸侯里面最大的两支而已。
熊克武以前当家时，对割据一方的中小诸侯们非常头疼，现在不当家了，他倒一下子对它们起了好感。
因为可以拿来做棋子。
照例，熊克武本人不能出面，出面的是但懋辛。但懋辛一面质问刘湘，为什么要“援陕”，究竟有何根据，一面密告各诸侯，说刘湘志在消灭第一军。
如果诸侯们对此满不在乎的话，他会接着告诉你：连第一军这么大的店面都要被迫关张，你觉得你们那小店面还生存得下去吗？
就是后面这句话，让大伙坐不住了，传言中姓刘的要统一四川，是不是真的啊？
诸侯们纷纷给刘湘发电质疑，刘湘应接不暇，狼狈不堪。
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熊克武和但懋辛暗中捣的鬼。解铃还须系铃人，刘湘只得邀请但懋辛来重庆一叙。
刘湘原先认为但懋辛可能会找这个那个借口，赖着不肯来，就算来，也得摆足架子，给他一个难堪。没想到但懋辛欣然而至，并且说的全都是替他着想的体己话。
但懋辛对刘湘说：“你不要听你身边那些狗头军师的话，以为把我的第一军灭掉，就可以一了百了。你得知道，你可是一省之长，倘若无缘无故出手打第一军，唇亡齿寒，各军必然人人自危，都要同情那被打之人，这样一来你是吃不消的。”
刘湘已经吃不消了。他原先确实只想到第一军是他统一四川的最大障碍，没想到背后障碍还有这么多，哪里是一个两个。
事到如今，就必须赔着笑脸，央求但懋辛去安抚诸侯了。
刘湘笑，但懋辛不笑。
“不管你信不信得过我，有一句实话，我一定得讲出来：这些诸侯全是四川的祸害啊！”
此语让刘湘猛吃一惊，什么意思？
但懋辛很认真地问刘湘：“川省为什么一直不得安定？”
不等刘湘回答，他自问自答道：“没有别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兵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太多了。这些家伙有防区就有军费，有军费就不断扩军，扩了军就不把省政府放在眼里，如此川省怎么可能会安定呢？”
但懋辛所说的“这些家伙”，当然不包括他和刘湘。
刘湘听到瞠目结舌。对但懋辛的这番表白，他不仅认同，而且坚信这就是熊克武和但懋辛的真实想法。
刘湘着急要消灭第一军，那是真把熊克武当对手的，而且是唯一能跟他竞争的对手。这就仿佛曹操在煮酒论英雄时，对刘备说的那句话：“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如果不是他刘湘统一四川，就是熊克武要统一四川，自然他想到的，熊克武也会想到，他认为的障碍，熊克武也会认为是障碍。
刘湘对着但懋辛抚掌叫好：“你说得太对了，可是有什么办法保证川省安定呢？”
这话的意思是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那些烦人的诸侯摆平呢？
但懋辛说了两个字，听完之后，刘湘的眉头紧锁了起来。这两个字是：裁军！
仅仅两个字，操作难度却大到没边。当年罗佩金垮台，直接原因即来自于裁军，那时候的川军，不过才五个师。如今却有十个师、九个混成旅、一个川边军、一个边防军，编制差不多是原来的四到五倍，怎么个裁法？
但懋辛倒是成竹在胸：“难度是不小。无论一军二军，假使要单独搞定的话，都有如登天。不过如果我们能够诚意合作，则并非难事。”
刘湘竖起了耳朵。
但懋辛的方案是，由一军二军带头做榜样，先从本部裁，再督促各军裁。
“到时候，诸侯们谁敢抗拒不遵？如果抗拒不遵，正好给我们借口，联起手来进行修理，所谓杀鸡给猴看，裁军不难推行。”
听说这第一刀先要切在自己的肉上，刘湘不免有些犹豫。
但懋辛看出了刘湘的心思：“别说你肉疼，我也肉疼啊。可是退一步想想，你不裁军，用武力统一的话，军队数量只会越打越多，更加不能解决问题。”
刘湘越听越觉得有理，尤其但懋辛最后总结的一句话更能拨动他的心弦：“如果你我合作，相信统一后川省必能自强，到时如形势许可，我们还可以问鼎中原哩。”
那不正是他刘湘的理想吗，当然了，要是真的有问鼎中原的那一天，熊克武、但懋辛可能早就被他灭掉了，还有什么一起？不过在此之前，为了解决各个防区有如蚁群一般的诸侯，的确得以大局为重，实行强强联手才行。
说干就干，刘湘马上坐下来跟但懋辛商量裁军的具体办法，议定之后，两人相约绝对保密，谁都不许向外走漏一点风声。
刘但二人是在密室商议这一切的。等刘湘走出密室，外面等着他的那些“狗头军师”都围拢过来，这些人众口一词，都主张将但懋辛就地扣留于重庆，然后趁第一军群龙无首之时，立即出兵袭击，如此可一举消灭第一军。
刘湘哪里肯答应。直到离开重庆，但懋辛身上一根毫毛也没少，刘湘的幕僚们则顿足捶胸，以为失去了一个擒贼先擒王的大好机会。
你们遗憾这个，叹息那个，是不知道内幕啊，刘湘只觉得好笑。
在他和但懋辛的秘密约定中，裁军的第一个步骤是一二军各裁一旅，为诸侯们带头，而且但懋辛的姿态很高，主动提出先裁第一军的独立旅。
人家这样诚恳，我又向来是“仁义之君”，又怎好去行那“不义之事”呢？
按照既定程序，刘湘先发布命令，将但懋辛答应的那个独立旅调往指定地点，然后他就一心等着但懋辛自己率兵去执行缴械任务。
独立旅收到命令，开过去了，但懋辛却迟迟不动。刘湘还以为是但懋辛忘记了，又专门发了个电报过去，催他快点启动。
不料但懋辛竟然含含糊糊、支支吾吾，似乎完全忘记了有密约那回事，始终迁延不进。
刘湘更纳闷了，发电报去问他为什么还不动身。
但懋辛回电了，他把责任都推在刘湘身上，说是刘湘先故意泄漏密约，想把裁掉的那个独立旅并到第二军里面去。
“看来你还是蓄意要解决第一军，恕我不能奉陪，不能再跟你玩下去了。”
刘湘莫名其妙。自从但懋辛走后，他基本上是守口如瓶，连身边的幕僚谋士都被蒙在鼓里，怎么可能泄漏出去呢？
就在刘湘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但懋辛又做了一件让他感到天旋地转的事：那天两人在密室会谈的内容，被但懋辛详详细细地通报给了各个诸侯。
注意，是详详细细，而不是原原本本，因为但懋辛对谈话内容进行了重新整理。经过这一整理，刘湘成了裁军计划的倡议者和主导者，但懋辛成了完全被动的一方，而且是第一个受害者。
但懋辛连物证都有，就是刘湘的调令和来往电报——要没这回事，你突然调动第一军的独立旅干什么，又为什么要一个劲地催但懋辛起身？
但懋辛的这份通报，算是把诸侯们的心头之火给完全点燃了。以前还只是疑神疑鬼，原来真有其事。
诸侯们一个接一个给刘湘发电报，那意思，你要想借“裁兵”来玩“统一”，先问问我们的拳头答不答应。
瞪着雪片样飞来的电报，刘湘傻了。
就算单挑第一军，能不能稳赢，他都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若旁边再添上这么多乱拳，情形就更不妙了。要知道，那些诸侯小归小，却都是一些经常不要脸，偶尔不要命的家伙。
什么时候不要命？就是觉得你要拿走他们的命根子，也就是地盘的时候。
密室会谈也没有录音录像，刘湘百口莫辩，他这才发现自己中了招，一不小心就掉进了阴沟里。
什么诚意合作，什么共同裁军，原来都是为了骗你上当的幌子。
熊克武确实厉害，不是一点点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他使的这分明就是三十六计中的“上屋抽梯”之计：先把你骗上房顶，然后将梯子一抽，四顾茫茫，你就等着跳楼自杀吧。
事到如今，刘湘欲哭无泪，他屁股下面坐的已不是交椅，而是一座火炉。
1922年5月14日，刘湘通电辞职。
真把人逼到了这一步，但懋辛等人又还要假惺惺地来电挽留，刘湘则做一脸清高和决绝状，来了几句“樵山钓水，遂我初衷”这样的话，坚不复职。
他刚辞职那段时间，可能因正处于交接之中，一支部队因欠饷而露出了不安情绪，刘湘便以“下野”身份前去安抚。
当兵的问他为什么要辞职。刘湘就故意说：“因为你们不愿打仗，所以我要辞职。”
士兵们想了想回答：“是上头克扣军饷，不是我们不愿打仗，如果不克扣军饷，我们是愿意打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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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马上说：“你们的军饷，一定会按时发放。只要你们愿意打仗，我随时都可以复职。”
刘湘当然想东山再起，所以才要矫情一把，以便测试军队对自己的效忠程度，但是他同样知道忍耐和蛰伏的重要性。
刘备的一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给别人做小弟。有人统计，他的东家前后计有七个之多，包括吕布、曹操、袁绍都在里面。难道刘备真的甘心奉这些人为老大？非也，只是时机未到耳。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过伸之前，无论如何先得屈一下。
与熊克武一样，刘湘的辞职下野，也不过是以退为进之术，他同样安排了幕前代理，然后隐身幕后进行操纵。
刘湘多次告诫他的部下们：“我为什么被逼辞职，就因为现在如果刀兵相见的话，没有胜算。”
那么什么时候才可以握有胜算呢，刘湘说，要靠北洋军援助，但是仅凭与孙传芳的一份联防密约，这事还不算靠谱，所以得等。现在能做的，就是加紧准备，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决不能贸然与第一军开战。
刘湘唠唠叨叨，有一个人却始终听不进去。他就是刘湘设置的那个幕前代理，名叫杨森。中国民间喜欢给武将排名，关于三国排行榜，比较流行的是“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黄八许九姜维”。从赵云开始，三国迷们各有偏爱，有人就说这个榜单抬高了赵云、关羽，贬低了张飞——燕人张翼德手中一杆丈八蛇矛，那也是所向无敌，能“百万军中取上级首级”，凭什么就只能排老六呢？
只有那个“吕”，大家都没异议。
所谓“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三国演义里就没有在单打独斗中，能胜过吕布的。即便关羽、张飞合起伙来，仗着人多打人家一个，还是拿他没办法。后来干脆就不要脸了，刘备也凑上去，三英战吕布，吕布左遮右挡，实在是忙不过来，才让他们占到了一点便宜。
假设把三国榜单搬到巴蜀，杨森便活脱脱就是那吕布吕奉先。四川人提起川军战将，往往说这个人老是吃败仗，那个人吃过败仗，但也打过胜仗，他们给杨森的的评语只有一句：“杨森会打胜仗。”
杨森是川人，但他最早却是在滇军中得以发迹。这事说来话长，杨森和刘湘一样，都是速成生，毕业后辗转往复，投到了熊克武门下，当然那时也就是个龙套甲龙套乙一类的角色。
“癸丑讨袁”，熊克武一败涂地，重庆被滇军攻占，杨森也被俘获。滇军将领在视察俘虏时说：“当军官的上前五步走。”
这句话吓坏了俘虏里面的川军军官。此时此刻，他们最怕别人认出他们是军官，因为如果对方要杀俘的话，第一个要杀的便是军官，士兵反而往往会得到宽释。
上前五步是什么意思，站出来让你绑了枪毙？大家都一动不敢动，只有杨森挺身而出，并且自称：“我是少校营长。”
那个滇军将领见他态度坦然，毫无惧色，不由暗暗称奇，随后不但没杀，还把他带回了云南。
自此，杨森便改换门庭，投入滇军，并在滇军名将赵又新账下听用。
杨森能成为猛人，全在一个字：狠。
翻开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就是鸦片战争。那仗打完了，鸦片的命运到底如何，好像没什么人提了。事实是，朝廷来了个“放开搞活”。既然禁不了，堵不住，与其让洋人的洋烟土来大赚特赚我们的银子，倒不如我们自产自销。
果然，在国产化的烟土产业出现后，新的“鸦片战争”不战而胜，进口洋烟土严重滞销——瘾君子们都改抽国货了。
西南各省没有哪一个不种鸦片，云南的叫“云土”，四川的叫“川土”，贵州的叫“贵土”，其中以云土为最好，一如现在的云烟，是当时国产烟土的顶级品牌。尤为滑稽的是，云土的外包装上还贴有林则徐他老人家的肖像：林氏推荐，品质保证。
置身于这种环境之中，杨森也染上了吸食阿芙蓉的嗜好，自然是偷偷的，因为虽然很多滇军军官都好这一口，包括赵又新本人也吸鸦片，但表面上大家还都得做出正人君子的样。
欺生大概是一个常见现象。杨森身为川人，一些同事就看他不顺眼，有一天趁他正在家里“过瘾”的时候，就来了个“当场捉奸”，派兵闯入杨家，将杨森拘捕，随后还要逼杨森自端烟具游街示众，借以羞辱。
经过写信求助，杨森总算脱险。经此风波，杨森一跺脚，便把鸦片瘾给戒了。
戒鸦片有多难，大概只有瘾君子才会有切身体会。张学良晚年回忆，说那种滋味就是肉外没皮，如身处地狱一般。
可杨森说戒就戒了。
杨森的狠一以贯之：对自己狠，对别人也狠。在护国战争中，担任参谋的杨森见战况相持不下，便带着四个士兵往前纵横穿插，一路见人杀人、见佛灭佛，最后竟然闯入了北洋军的师指挥所附近，吓得对方指挥官狼狈逃窜。
蔡锷深嘉其勇，曾向杨森颁发亲笔奖状。
到靖国之役结束，杨森在滇军已有能战之名，赵又新对其倍加赏识和重用，授其团长一职。同为川人的朱德当时亦在赵又新军中，无论是学历还是资历，他都要比杨森厚实得多，但也不过就是一个团长。
大约锋芒过盛，个性又太倔强的缘故，除了赵又新，滇军高层普遍都对杨森存有戒心。
赵又新的参谋长与杨森的关系素不融洽，他便是“当场捉奸”的主谋。对着赵又新，他不仅主张将杨森“去之”，而且力主“除之”——杀掉算了。
后来这个参谋长另调它职，临走时，又力劝赵又新不可重用杨森，说他面有反骨，将来难免反叛。
赵又新不以为然：“你我都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迷信活动？杨森做事有干劲，又有毅力，听说那次被你抓住抽鸦片，他就把烟癖给戒了。一个闻过则改的人，我怎么能无缘无故处罚他呢。”
参谋长见话不投机，便撂下了一句话：“你不信忠言，将来大事必然要败在这个杨森之手。”
都是新一代军人，搞不懂为什么如此迷信，赵又新不管这一套，升为军长后，干脆把杨森提拔为军部参谋长。
第二个看杨森不爽的就是罗佩金。他让人转告赵又新，千万不可重用杨森，更不能叫杨森带兵。
对罗佩金的话，赵又新同样没能听进去。
就没有人同我一样，慧眼识英才了吗？
赵又新的顶头上司唐继尧说了一句话，让赵又新差点有了遇到知音之感。
前任参谋长嚷嚷什么反骨之类，大概都是看三国看多的缘故，随口那么一说，唐继尧却真的知道一点相人术。
他到四川视察，滇军团长以上军官均被召见。召见之后，他就对赵又新说，那个叫杨森的人，你有没有重用他？
赵又新大喜，认为唐继尧也看中了杨森，连忙回答：“重用，当然重用。杨森特别能打仗，我每到战局危急时，均赖其反败为胜，岂能不加以倚重。”
不料，唐继尧说的其实是另一番意思。
唐继尧眼中的杨森：“从外貌上看，其人满脸横肉，目露凶光，门牙森森，状如鼠嘴。”
知道的，以为他在说杨森，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描述某个土匪或逃犯呢。
杨森真有这么丑陋龌龊？说了嘛，是相人术，一种完全可以用哈哈镜把人变形的奇怪戏法。
唐继尧对杨森的评价是：残毒险狠，人面毒心。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有反骨！
唐继尧告诉赵又新，你重用也就算了，如果不重用的话，一定要将他杀掉。
赵又新听后很是无语，只好说我已经重用杨森，应该没事的。
唐继尧回到云南后，想想还是不放心，再次密电赵又新，让他不要管重用不重用，直接将杨森杀掉，以绝后患。
赵又新对唐继尧忠心耿耿，但到这时也觉得这位上司真有够愚昧，怎么连你都信反骨这一套？
他不仅没杀杨森，还把唐继尧的密电拿给杨森看，以示绝对信任。
有时候我们确实还是迷信一点好，比如在杨森这件事上。因为后来的事件进展表明，从前任参谋长到罗佩金再到唐继尧，他们起码有一点没有说错，杨森真的“反了”。赵又新把密电给杨森看，当然是信任的表示，可对杨森来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赵又新能取代唐继尧吗？看样子不可能。那就说明自己今后在滇军中的前途很渺茫，别说升官了，性命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
在赵又新账下，虽有赵又新庇佑，但对于杨森以川人居要职，很多滇军军官由妒到恨，对之极为不满。
大家晚宴看戏，这些军官不顾杨森是四川人，常常当着他的面，大点《张松献地图》《取成都》之类的戏目，摆明就是要让他难堪。杨森个性倔强，舍我其谁，常常还没等到戏散场，就气鼓鼓地拂袖而去。
赵又新的防区与刘湘接壤，因为杨森身居军部参谋长，又与刘湘是速成同学，赵又新就派他做代表与刘湘联络。
刘湘当时已是川军师长，有了争夺天下的心。他深知杨森乃不可多得的勇将，遂有心挖角。
吕布叛丁原，收获是一匹赤兔马，杨森弃赵又新而去，得到的是官升一级：混成旅长。
杨森投身刘湘后，即反戈一击，围攻附近的小股滇军。滇军不敌，缴械了事，但偏偏有个滇军营长不识时务，大骂杨森不义，不该叛离军长（指赵又新）。
杨森在另投东家时，虽然动作丝毫不拖泥带水，但终究还是有些心虚，听后不禁恼羞成怒，当场就把这个营长给毙了。
赵又新倒颇有名将风范，知道杨森叛变之后仍很大度。他接到杨森的一封信，杨森在信中说：“我是川人，现在外面的口号都是‘川人治川’，所以我才舍公（赵又新）而去。今后川滇两军开战，若遇公在，森（杨森）当避之，不与公战，以报知遇之恩。”
赵又新看完信后很是感慨。他将这封信遍示部属，并且说，杨森这么做，从他的角度看也没什么错，假使我是川人，亦当如此。
众人以为赵又新乃故作姿态，但看其神态自若，显见得对杨森并无怨言。
赵又新或许是真君子，杨森却未必，他很快就自食其言了。
在“驱滇之战”前，刘湘即将杨森由旅长晋升为师长。他能避吗，一避的话，如何向“新主公”交待，又如何继续升官？
杨森不仅不避，而且打赵又新打得最狠。在刘湘用山炮将滇军防线击开后，他立即跑到最前方进行指挥，对滇军实施穷追猛赶。
杨森在滇军日久，对滇军的作战能力最为了解，知道顾赵一旦回过神来，其反击力度将难以遏制，所以一路上他几乎是马不停蹄，两天之内，追了五百多里路，把滇军左右翼的撤退部队都远远甩在了身后，然后直入赵又新驻防的泸州城。
赵又新还在床上吸大烟，他没有料到川军会来得这么快，急忙问系由何人率领，左右回答是杨森。
赵又新仍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是杨森就好。我赏识和提拔过他，也算对他有知遇之恩。谅他不会加害于我，我被抓住后充其量不过是当俘虏，绝不会有生命危险。”
手下差点被气乐了。
“是杨森才不好呢，打我们打得最狠的就是他。知遇之恩，哪年头的事了，他不是说战场上见军长就避吗，他避了没有？”
赵又新一想，的确如此，不禁悔恨交加。
后悔的话，说再多也来不及了，赵又新打开后门登上城墙，用门板缒绳而下。
他身材肥胖，行动多有不便，缒绳（注：用绳索拴住人或物从上往下放）的过程就慢了。
杨森对赵又新的军部所在地非常熟悉，冲进去后发现鸦片烟盘上的灯火未熄，知道赵又新离去不久，便登城墙远望，正好看到赵又新在逃命。
他问仍在缒绳的那几个滇军，下面是什么人。被问的人不敢不答，说是赵军长。
杨森嘀咕了一句“今日之事，公事也，不能以私废公”，即下令开枪。
后来杨森推说是民团所为，其实没有他的命令，一个小小的民团哪敢轻举妄动。
赵又新身中数弹，可是被抬回军部时还有一口气。这就让当事人比较尴尬了。
面对这位过去的恩师，杨森自己也有些惭愧，对着赵又新喊：“军长，我是子惠（杨森的字）！”
赵又新睁开眼。杨森又说：“军长，我对不起你，请军长放心。”
赵又新看了看杨森，什么话也没说，只有一行清泪慢慢地从眼角滑出，旋即闭目而逝。
在告别人世的那一瞬间，这个人经历了世上最为残酷的一幕，他的确无话可说了。
当面对名利时，杨森会毫不犹豫，一往无前，但他的心也是肉长的，此情此景，不禁让他悲从中来，跟着潸然泪下。
杨森亲自备棺，将赵又新予以收殓，并派人运回云南安葬。同时他还写了一幅挽联，上有“回忆深情夙契，不忍将军上断头”一句。不管怎么说，多少还有点不舍之情在里面，比当年吕布摘了丁原的脑袋就跑，还是要强上一些。
杨森如此卖力，当然是要做给他的“新主公”刘湘看，刘湘也确实对杨森相当满意。
有人对刘湘说：“杨森这个人胃口不小，就怕难以喂饱。”
刘湘回答：“虎将难得，我就要把他喂饱。”
在刘湘担任“四川总司令”后，即提升杨森为第二军军长。在短时间内，杨森已从一个半路出家的“投诚之将”跃居为速成系老二，刘湘以下，就数他最大了。
就在杨森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候，他的那些昔日同僚却大多混得极其惨淡，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他在滇军中的四川老乡朱德。
“驱滇之战”后，朱德跟着顾品珍跑回云南，推翻了唐继尧。可唐继尧也不是那么好打发的，很快又杀了回来，把顾品珍的班子掀了个底朝天。在顾品珍被打死后，朱德等人只好跑路，当他们乘船经过重庆时，便顺路来看杨森。
人生就这个时候最得意。杨森特地安排隆重接待，还把刘湘一道请来叙谈。
杨森邀请朱德留在自己的第二军任职，被朱德婉言谢绝：“我想去欧洲留学，寻找新生活。”
刘湘笑了：“何必浪费钱，到峨眉山休息休息不就够了。”
在这种事情上，刘湘就是一个俗人，不用理他。杨森朝着朱德拍了胸脯：“等你回国，我这里一定虚席以待。”
杨森在重庆款待了朱德一个星期，临走时又是设宴，又是送钱——一人一万元旅费，大方吧。
就个性而言，杨森从来就不是一个大方的人，他这么舍得，实在是过得太风光太顺利了，以致于那颗心要不用力按住，都怕它猛不丁地蹦将出来。
风光也是要有人看、有人帮你分享的，要不然多没劲啊。
正是因为自我感觉太好，导致杨森在对形势的研判上，与刘湘完全不同。刘湘说要谨慎，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切勿动兵。杨森则不屑一顾，认为滇军都被自己打败了，还怕什么，遂在刘湘面前力主出兵一战。
刘湘的谋士在刘湘面前建言：“历来骄兵必败，杨森如此骄横轻敌，若与第一军轻启战端，你必败无疑。”
话虽是这么说，但刘湘瞧瞧从普通士兵到杨森，全都干劲十足的样，觉得要打的话，只要将士拼命，也未必就打不赢。
正在难以决断之时，有个部下对他说：“你怕什么，杨森是在为你打天下，如果战胜了，功劳自然归你，如果战败了，由杨森负责，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刘湘听后眼前一亮。对啊，我怕什么呢？反正“下野”了，好赖自有杨森帮我扛着。
于是他叫来杨森，当面指示：“熊克武、但懋辛用兵诡诈，你切不可轻敌。记住，专打一军，不要牵动别的部队，以免树敌过多。”
杨森领到旨意，马上进行运作。
1922年7月9日，杨森发布作战令，下令向第一军展开攻击，同时宣布只向一军作战。
杨森为此专门让幕僚写了一篇告官兵书。他把以前对“实业团”军人的称谓原封不动地赠给了熊克武和但懋辛，称这两个人都是“长衫军人”——不过是白脸书生扛枪，一点都不职业。
“当年田横不过五百壮士，尚能盘踞一海岛，第二军现有如此众多的人马，还灭不了那两个穿长衫的吗？”
杨森出阵，果然是气势磅礴，那模样真宛如吕布重生，手上一柄方天画戟，跨下一匹赤兔，谁也挡不住啊。
当他乘轮船登岸进入一军防区时，竟然已是营账空空，对方闻风而遁，整师整师地撤走了。
再往前去，又是一座空城。一连赶了五座城池，都是如此，根本就不见一军踪影，倒是在地上捡了废弃不用的破枪若干罢了。
这情形，由不得杨森不得意，知道一军熊，没想到这么熊。
吕布说：“关外诸侯，布视之如草芥。”杨森差不多也把“没种”的第一军看成了草芥，觉得手都不用动，抬脚上去轻轻一踩，就能把他们给全部踩扁了。
吕布还有一句名言：“吾匹马纵横天下，何愁曹操！待其下寨，吾自擒之。”杨森的对面没曹操，只有熊克武、但懋辛，原先他以为这两人如何了得，现在看来啊不过两个窝囊废，哪里能跟当年的曹公相提并论，吾手到擒来，何其易哉。
刘湘在同意杨森出兵时，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可轻敌，杨森起先也果然是揣着小心，但实际战事如此顺利，想要不张狂都不可能了，何况杨森本来就是一个很张狂的人。
杨森号令三军：但懋辛已然崩溃，大家只管放开胆拼命追，就像当年追赵又新一样。
这不是打仗，是野外拉力赛，不过没汽车可用而已。杨森把腿都快跑脱臼了，才勉强撵上一军的殿后部队，刚要开打，那殿后部队又开溜了，而且溜得比兔子还快，一会儿便无影无踪，杨森还是只能一边喘粗气，一边满地拾破枪。
不知不觉中，他已经一脚踩入陷阱，而安排和布置这一切的，正是被他视为窝囊废的但懋辛。
刘湘说熊克武、但懋辛用兵诡诈，确是行家眼光。这两人从留学归国起，就发动武装起义，不断在战火中历练，可以说，他们打的仗比刘湘和杨森还多得多。从这么多枪林弹雨中冲过来，要不诡诈一些的话，恐怕不是没命的问题，而是都不知要死多少回了。
早在“癸丑讨袁”时，但懋辛就显露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假使他的“突贯攻击”战术能付诸实施，成都或许已在掌握之中。
那时的蜀军还处在成长期，中军账里一天到晚都是吵吵嚷嚷。年轻的军官们个个心比天高，别说但懋辛了，熊克武他们都不放在眼里，但懋辛有再好的计策也徒呼奈何。现在不同了，随着战场日趋残酷，“军事民主”已没有什么市场，指挥官们都越来越独断，当然也同时意味着决策越来越有效率。
但懋辛身为第一军军长，熊克武不在，可由他负责全权指挥。
杨森以为但懋辛是怯战，殊不知但懋辛采取的是一种极高明的战术，而且这种战术还有师承。
那还是春秋战国时，孙膑与师出同门的庞涓决斗，甫一接触，便佯败后撤。庞涓连追三天，发现孙膑所部不仅在撤退，而且每天都在“减灶”：第一天尚有十万人在吃饭，第二天减了一半，第三天挖的土灶就只够三万人用餐了。
庞涓判断孙膑完蛋了，却不料这正是孙膑诱敌深入之计。最后大家都知道，庞涓在一个叫马陵道的地方被孙膑伏击了，史称“马陵之战”，孙膑没完蛋，他先完蛋了。
孙膑由此一举成名，继他的老祖宗孙武之后成为一代兵家，所传《孙膑兵法》也成了畅销书。
但懋辛如今走的，正是两千多年前孙膑的路子。他连弃五城，也就等于给杨森放了五颗烟幕弹。
事实上，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其中玄机。刘湘老谋深算，已感到情况不太对劲，因此特地给杨森等人发来密电：“听你们说连克五城，并夺得多少多少枪支，照这样推理，但懋辛所部应该是溃散无遗，怎么还能列阵抵抗呢？”
他提醒杨森：“但懋辛并非容易对付之人，你千万不要轻视他是长衫军人，谨防上他的当。”
曾助刘存厚一臂之力的张澜此时是个看客，他也对人说：“但懋辛不战而退，明明是个计，杨森怕是要吃他的亏啊。”
这些话都很有见地，然而此时的杨森就跟那个庞涓一样，恃强骄满，哪里听得进去，他完全被但懋辛的烟幕弹给弄迷糊了。但懋辛每弃一城，即发布一次通电，弃五城，也就发了五次电。这些通电都是给那些旁观的诸侯看的，为的就是能煽动众人，一起对付杨森。
五次通电下来，一个诸侯也没动。这些诸侯全都比鬼还精，你要跟他们探讨生存智慧，纯属白给。
杨森说了，只打但懋辛，不及旁人。在胜负未料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轻易卷入局中——谁早进去一分钟，谁就可能早死一分钟！
诸侯们的心思，但懋辛当然清楚，他也没指望发个通电，就能招来援兵，说到底，命运还是得掌握在自己手里，具体一点，就是至少得告诉旁人，你有赢的希望和可能。
要证明这一点，语言不行，得用行动，也就是要找找现实中的马陵道在哪里。
但懋辛被杨森一追就是半个月。半月以来，第一军一个像样点的仗都没打过，就是不停地被人追，官兵早已人人愤慨。士兵们嚷嚷说：“我们究竟还要退到什么地方去？敌人这样苦苦相逼，难道就不能回手给他几个耳光吗？”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话全进了但懋辛的耳朵。
但懋辛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待在军部，而是特意穿着士兵服，夹杂在军中步行。他身为军长，一般的小兵并没见过他，再加上衣服的掩护，竟然没人认出来。
但懋辛如此装扮，不是为了便于逃命，而是要像刘湘那样，掌握真实的军心士气，以便确定最合适的决战时机。
一听“给他几个耳光”这些的话，但懋辛就知道有门了。古语说，哀兵必胜，士兵不用做任何动员，都嗷嗷地想打一仗，这一仗就有了百分之五十的把握。
再一问，部队已退到了杜家岩。据说这里早年也是古战场，乃白莲教与清军激战之所，这样的地点，对有反清渊源的但懋辛和他的第一军来说，足以使他们心中一动。
既能作为古战场，那必有独特之处。但懋辛就地察看地形，见杜家岩居高临下，要在此处实施决战的话，最为适宜。
就它了，古有马陵道，今有杜家岩，我一定让杨森好好尝尝做现代庞涓是个什么滋味。
但懋辛设兵于杜家岩，但他刚刚布置好阵地，杨森就已尾随而至，并在杜家岩对面摆开战线，双方相距有两里路的距离。
兵无常规，必须随战场形势而变化，这时候还要照搬照套孙膑的伏击战，那你就是个傻瓜。
但懋辛要打的是阻击战，并且相信同样能击败杨森，因为他手中还握有一支杀手锏。
这支杀手锏是一个人：刘伯承。
朱老总走了，刘帅还在。他因在护国一役中伤了右眼，四川人称他为“刘瞎子”，战场上只要有“刘瞎子”出现，对手无不胆寒。
刘伯承后来自己说，当年他在路上走，偶然听见一个小孩在哭，那家大人就吓唬他：“你再哭，再哭的话，让刘瞎子把你抓走！”
小孩立刻不哭了。
刘伯承原先负责赶造江面浮桥，以便可以让部队撤退，但是江水猛涨，浮桥屡被冲毁，总也建不好。
正急得直跳脚，但懋辛的征召令到了。
到达杜家岩前线后，刘伯承对官兵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已是背水为阵，唯有死拼一战，倘若再后退，这么多江水，我们是喝不干的！”
集结在杜家岩的部队，但懋辛的第一军有两师一旅，杨森的第二军有两师两旅，从数量上看，杨森超过但懋辛，然而就士气而言，但懋辛又要超过杨森。特别是这半个月里，第二军求战不得，穷追猛赶，已经露出疲惫之态。
要让疲兵仰着头往上攻，是件最要命的事。杨森不仅没能攻下杜家岩，被击退后反而还丢了两个据点，只得由攻转守，凭一浅水小河与刘伯承相持。
年轻时的刘伯承打仗，确实有一股疯狂的劲头，要不然也不会成为但懋辛账下最得力的虎将。他采用中央突破战术，挥师朝对方的正面阵地猛冲，无奈杨森亦非浪得虚名，所部战斗力极强，多次冲击均无效果。
第一军杀到力衰气竭，枪弹也接近消耗一空，胜利的天平再次倾向杨森。
但懋辛手下之将皆失方寸，有人赶紧搬运辎重，为再次撤退作准备，然而他们都接到但懋辛的严令：谁也不许后退！
这时正好有一支预备队驰援杜家岩，但懋辛即调给刘伯承，以作最后一搏。
刘伯承要用这支生力军来实施中央突破。中央突破有危险，几乎人人皆知，你要钻，别人要堵，火力全集中在那里，加之该旅彻夜行军，早已是人困马乏，因此带队军官面露难色。
刘伯承说：“我们有预备队，人家也有预备队，就看谁先用在刀刃上。现在舍中央突破，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只能最后再做这一尝试。”
预备队在午饭时间突入杨森的阵地，并一举撕开缺口，随着后续部队不断地涌入，杨森大溃而去。
杜家岩一战堪称信心之战，不禁鼓足了但懋辛的信心，也替观望的诸侯下了决心，告诉他们究竟应该把砝码加在哪一边。诸侯们随即组成联军，加入了但懋辛一方的阵营。
杨森兵败如山倒，竟闹出黑夜之中，上万官兵被一两百人缴械的笑话。当杨森乘船逃往宜昌时，除衣兜内尚存一颗“杨森之印”的印章外，已是一无所有。
杨森败，等同于刘湘败。什么杨森负责之类的都是屁话，大家都是跑江湖的，一起出来混了这么久，谁不知道你刘湘就是杨森的后台老板，哪里能逃得了干系。
这不光是败，还是刘湘一生中最惨痛的败。因为那个草率莽撞的“杨吕布”，老板做不成了，别说统一四川，连重庆也存身不得，一切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刘湘灰溜溜地搬回老家成都大邑县，这回真的只好“樵山钓水，遂我初衷”了。
第七章 垓下悲歌
刘成勋：字禹九，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曾为刘存厚幕僚长，随尹昌衡出征西藏，所率部队左臂上都佩戴勋字袖章，称为“勋字营”。熊克武驱除滇黔军后，任命他为第三军军长。为人圆滑，善于把握形势，有水漩之称。
邓锡侯：字晋康，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就读于四川陆军小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所属的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又因成绩名列前茅，被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为了参加辛亥革命，并未毕业。邓锡侯原为刘存厚的部下，参加护国战争和驱滇之战，打仗胜少败多，不过性格精灵滑头，绰号“水晶猴”，为川军“保定系”的第二号人物。
陈国栋：字益廷，生于四川省成都市郫县。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川军第三军第七师师长。
赖心辉：字德祥，生于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在刘存厚部任炮兵团团长，因擅长使用炮兵，人送外号“赖大炮”。赖心辉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吃过败仗，但也打过胜仗”。
川军规矩，每逢大战过后，都要为阵亡将卒开一次追悼会。川人喜摆龙门阵，好清淡者甚多，有人便撰联曰：自治哄人，追悼哄鬼，夫子自道也；做官向北，发财向南，先生将何之。
联语诙谐，然亦道尽名利场上的奥妙，比如说刘成勋就是此间高手。
在一二军决斗中，虽然杜家岩一战至关重要，但最终定局的还是诸侯联军的向背，而联军中论实力，第三军算是名列前茅。
第三军军长刘成勋出自于武备学堂，最初是跟着刘存厚混的，任混成旅旅长。熊克武发起靖国之役，刘存厚逃往陕南，刘成勋没有跟着去，而是留在了川中。
当然死心塌地跟着老板亡命的也有，比如说钟体道，与之相比，刘成勋似乎既不忠心，又不义气，可是这样做有好处啊——刘成勋被熊克武提升为师长，而钟体道则被刘存厚扫地出门。
禅宗里面有个术语，叫做顿悟，刘成勋顿悟了。他从此正像那句联语中所说的，“做官向北，发财向南”，忽南忽北，就看你们哪家得势，他就把屁股往哪边挪。
倒熊开始后，眼看“倒熊同盟”势大，他一面暗中向其示好，一面却按兵不动，最后察看双方动静，还是熊克武牛，又打回来了，马上决定跟着熊克武，果断不商量。
师长升军长。
熊克武和刘存厚二次开打，这次强弱对比，一望可知，刘成勋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熊克武一边，但即便如此，他也只是虚张声势，喉咙喊得震天响，身子还没怎么动过，关键时刻都是别人在那里斗得死去活来。
可论功行赏时，你敢忽略他吗，就因为没怎么开打，他的实力才不受损失，也就有了随时可以动粗的资本，这个时候，你不给好处试试看？
早在杜家岩之战刚刚开始时，刘成勋就得以接替刘湘，荣升“川军总司令”兼代四川省长，并俨然成为诸侯联军的临时总头目，连但懋辛对他都得百般讨好。
刘成勋因此拥有了一个属于他的江湖名号：刘水漩，比喻他的性格像水一样圆滑，任何时候都周旋得开。
刘成勋的确有够滑，但在这个技术领域，向来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
高手之外还有高手。刘成勋一当上代省长，马上就有了跟过去的刘湘、如今的但懋辛平起平坐的感觉。
他不再是诸侯，如今也是王了。
刘成勋自己做诸侯的时候，看其他诸侯都跟看兄弟一样，现在看在眼里，则觉得特别讨嫌，恨不能一夜之间把这些山头都给统统削平了。
惯例是，开一次追悼会，还要上演一次善后会议。会上，刘成勋以四川总司令兼代省长的名义抛出“废除军长制”案，规定川军今后要以师为最高单位，军长职衔将被予以废除。
别人还好，把个邓锡侯给急坏了。
在四川人对川军战将优劣与否的那句评价中，“老是吃败仗”说的就是邓锡侯，可尤为难得的是，此君竟能做到逆风而行，吃再多的败仗都挡不住他升官，堪称军界一大奇迹。
要说有什么秘诀，可照套刘成勋的那一套模式：先跟刘存厚，觉得刘存厚不行，马上倒向熊克武，……诸如此类，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不说，你指定以为邓锡侯是徒弟，刘成勋是师父，他们是师徒关系呢。
因为邓锡侯名字里有一个“侯”，恰与“猴”字谐音。他因此得名“水晶猴”，即精灵滑头得有如四川峨眉山上的猴子。
这次“水晶猴”又跟着“刘水漩”这个“师父”一道进门，不料“水漩”先涌进门槛，进去后，咣的一声，把门关上，那猴子被生生地堵在了门外。
善后会议当然不光有一个议案，议案多了去了，还有制定省宪法之类。邓锡侯对这些统统不感兴趣，觉得那些东西跟他没丁点关系，他只知道他原本是师长，论功行赏，就应该升为军长。
“废除军长制”案一出，等于切断了他继续攀升的阶梯。
“过分了过分了，你吃香的喝辣的，怎么着，也得给兄弟留点啊。”这是邓锡侯的心里话，但绝不会说出来，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是另外一番话。
邓锡侯说：“这个议案不妥。”
为什么不妥呢，邓锡侯说的不是他自己如何如何，说的是刘成勋会如何如何。
“杨森虽已退出川境，刘湘也已下野还乡，然而这两人均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我不是说废除军长制不好，是说时机不对。现在废除的话，各军不免就会有鸟尽弓藏之感，会不会有人不服气，配合杨森、刘湘卷土重来呢？那样的话，总司令（指刘成勋）可能会面临不利局面啊。”
虽然刘成勋推出议案，其实想削的就是邓锡侯这帮人，怕他们后来居上，跟自己抢座次，但邓锡侯的这些话一出口，你还不能立马否决，因为人家说来说去，还都是站在你的立场，替你考虑。
议案久拖不决，导致会议不得不暂时休会，而且一休就是好几天。
几天后，会议重开，就“废除军长制”案进行表决，结果全场仅邓锡侯等两人投反对票，全场通过。
利用那几天休会时间，刘成勋、但懋辛已经在内部打好招呼，出席会议的一军、三军代表又多，在这种情况下，票能投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刘成勋和但懋辛把别人的财路断了，却不妨碍他们扶摇直上。刘成勋觉得代省长的“代”字碍眼，就通过贿选加威迫的方式，让议员们把自己选为正式省长。但懋辛在会议结束后，第一个响应议案，第一军军长也不做了，转任“东防督办”，结果这个新职务的地位和职权却弄到比军长都大。
如此，幕后操控的熊克武，台前吆喝的刘成勋、但懋辛，就成了执掌四川政局的三驾马车。
他们的喜剧无疑就是邓锡侯的悲剧。邓锡侯失望透顶，也伤心透顶。
不能就这么算了，断掉的升官梯还是得接上去。
对“废除军长制”案，大多数诸侯都是随大流，持事不关己的态度，觉得只要不搞“统一”，自己那块封地能保住就很不错了，所以持异议的也就两个，除了邓锡侯，另有一个名叫陈国栋的师长。
与邓锡侯一个劲想往上升略有不同，陈国栋还怕揿着脑袋把他往下降。
按照该议案，废除军长后，就要按实际兵力和枪支进行点编：假使你那个师不足一个师，只能降为旅甚至是团。
陈师正是这样的师，所以会议结束，邓锡侯只是伤心失望，陈国栋却有如五雷轰顶。
百思无计，陈国栋想到了“找食进补”这一招。杨森败走时，留下了一些旧部，其中一个团就在附近。陈国栋随即计划收编该团，以便可以扩成满师。
问题是这个团已经被刘成勋给收了。刘成勋闻讯大为光火，一面下令将陈国栋撤职，一面出动部队对陈师进行武力缴械。
邓锡侯来了劲，机会啊。
他要帮陈国栋打刘成勋，不过采用的方式却很奇特：调停。
唉唉唉，你们不要打了，打架会破坏环境，要是误伤到旁人怎么办？
邓锡侯调停，不光用嘴，还用手——转瞬之间，他已与陈国栋合起伙来，一起向刘成勋展开围攻。
敢情你不是劝架的，也是打架的，等刘成勋回过神来时已经晚了，邓、陈趁成都空虚，把他给围在了城中。
刘成勋赶紧向他的同盟者之一赖心辉发出电文，请其率兵来救。这边邓、陈攻城不下，又得知援军将至，立刻着了慌。
陈国栋是祸首，心理压力最大，他当即要求与刘成勋通电话。电话一接通，这哥们啪的一声就跪下了，差点就痛哭流涕：“我并不敢背叛总司令，都是为了生存啊，我这就回原防区好不好？请你不要派兵打我了。”
刘成勋被围在城里，当然也很紧张，巴不得早点撤围呢，但听城下的口气，分明是怕了援兵，于是又气壮起来：“我倒是很愿意答应你，可事已至此，我已不能单独做主，得跟但懋辛他们商量着办。”
陈国栋听后，果真战战兢兢地待在城下，从此“围而未攻”，指望刘成勋们“商量”后能放他们一马。
几天之后，他等到的是对方大批援兵的蜂拥而至，赖心辉带着边防军来了。川将之中，赖心辉的声名不比但懋辛小。
赖心辉曾在刘存厚手下任炮兵团长，“刘罗之战”中吓跑罗佩金的那两炮就是他的杰作。虽说多少有点误打误撞的结果，但赖心辉的名气一下子就叫响了，人赐外号“赖大炮”。
赖心辉一露面，邓、陈便知大事不好，吓得打马就逃。陈国栋因身形肥胖，行动迟缓，还差点被赖心辉生擒活拿，可谓狼狈之至。
事急了，陈国栋只知道一个劲给人家磕头，邓锡侯却明白只能自己救自己。
既然是“水晶猴”，那就得一刻不停、翻来覆去地不停倒腾。在此之前，邓锡侯已经大施纵横之术，在其他诸侯面前拼着命煽风点火，拉这个拖那个，而他借以号召的两个字就是“保定”。
保定生起先并无派系意识，比如熊克武的蜀军中，当初就有很多军官出自保定。邓锡侯本人也只是肄业于保定军校，并非纯粹的保定生，不过这没关系，猴子就有办法凭他的上蹿下跳和三寸不烂之舌，把众人都鼓动起来。
邓锡侯散布的逻辑是，大家都是保定生，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今天如果我挨了揍，明天没准也就轮到你们了。
见赖心辉对邓锡侯穷追猛打，那些划在保定系圈子里的人果然都坐不住了，有几个胆壮的，就率先加入了邓锡侯的“保定系同盟军”，使他这边的主力由两个师增为三个师，而赖大炮一方加一块儿共有三个军，川人就把这场战役形象地概括为“三军打三师”。
三师只是正面部队，其他加入“保定系同盟军”的师还有好几支，尽管如此，赖心辉的兵力当然仍要强过邓锡侯，所以赖仍是攻，邓还是守。直到赖心辉听说杨森也开始反攻四川，害怕后路被截，才决定收缩战线，全军撤退，于是场上形势又变成了邓锡侯追赖心辉。
赖心辉不仅会开炮，指挥作战的本事亦很不赖，那个“吃过败仗，但也打过胜仗”的评语，其实说的就是他。他即便撤退，也撤得很有章法，邓锡侯一时难以取胜。
邓锡侯以往确实很少能打胜仗，但不胜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看准风向就行了。这回却不同，是完全要靠本事吃饭的，输了家当就没了，更没有人会来升你的官。
水晶猴心里火烧火燎，另外那两个师长也心急如焚，可这三个人的本事都差不了多少，半斤对八两，谁也想不出什么克敌制胜的高招。
苦守在指挥所里也没用，不如出去放松一下心情。
三人出来散步，不知不觉中走进了一座名叫庞公祠的庙宇。庞公，指的是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庞统庞士元。想当年，他可是与孔明齐名的智谋之士，卧龙凤雏嘛。
庞公祠的走廊下有碑文，反正是闲逛，众人就凑上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读。原来那是一篇庞统的传记，当读到其中一段时，三个人都忽地怦然心惊。
这一段的背景，是说刘备欲取川中，但一时又不知道怎么取。庞统便献了上中下三策，供刘备选择。刘备当时选了中策，结果未能即刻全取川中，庞统也在落凤坡中箭而亡，应了“凤雏陨落”的说法。
如果大家能代替刘备决策，毫无疑问都会选上策，有可能庞统就不会死了。
那么，庞统的上策是怎么说的呢？
庞统说，应该挑选精兵，昼夜兼程，抄小路突袭成都。守卫成都的刘璋素来不擅武事，又没有准备，大军突至，可一举而定。
当读到这些文字时，三个师长都差点叫出声来，几乎有穿越的感觉，仿佛庞士元老先生正在敲着三人的脑门：“笨小子们，让老夫来教教尔等如何打仗！”
当然，现在的情形与当年相比，还是稍有差异。比如刘成勋可能要比刘璋强一些。
可是差异实在有限，刘成勋比刘璋强，也强不了多少。这人就不是靠打仗升上去的，纯粹投机而已，时间长了，已形成了个人习惯，即一上阵就显得优柔寡断，别人都挺着枪冲过来了，他还在一个劲捉摸：我究竟是不打好呢，还是不打好呢，还是不打好呢。
上次围成都失败，是缘于赖心辉的解围，而此刻赖大炮正率大军驻于前线，难以顾及成都后方。
计议已定，三人马上分工：邓锡侯亲率主力，走小道直驱成都。其他两个师则对赖心辉发动佯攻，以扰乱其视听。
邓锡侯实施强行军，经一天两夜，行程两百八十里，直抵成都。
刘成勋没料到邓锡侯会再次兵临城下，而且加入围城的诸侯还在不断扩大，主要的共有八部人马，时人称为“八国联军”。
在“八国联军”的日夜围攻下，刘成勋六神无主，只得急电赖心辉回援，但赖心辉被紧紧拖住，根本赶不过来。再向但懋辛呼救，同样无果。
刘成勋这下真的成了民国版刘璋，坐困愁城，无任何脱身之计。最后在中间人调停下，才宣布通电辞职，与刘湘一样“樵山钓水”——两人都是大邑同乡。
至此，“徒弟”完全扳倒了“师傅”，水晶猴纵横捭阖，青出于蓝，显见得比刘水漩还要厉害。
有人便拟了一首打油诗打趣邓锡侯：“君侯不愧号水晶，半用调停半用兵。刀打豆腐光两面，输也吃糖何况赢。”在邓锡侯等人围攻成都时，驻守重庆的但懋辛不是不想援救，而实在是爱莫能助，因为他自身也正吃紧。
老电影中的那个胡汉三又回来了。
所谓不打不相识，杨森在“援鄂之战”中见识了吴佩孚的能耐，就觉得吴佩孚是个不错的新主子。在这方面，他跟吕布的思想境界差不多，不管其他，谁吃得开就决定跟谁。
被赶出四川后，杨森便直接北上洛阳，去拜见了吴佩孚。吴佩孚早就听说杨森乃川中猛将，对方既然来投，自然没有拒之门外的道理，当下就给了一张北洋师长的委任状以及军饷军械，使杨森得以在宜昌重组第二军。
这时，正好滇黔相斗，有一部分黔军被滇军从贵州逐出，流亡湖北，另外还有陕南那个不甘寂寞的刘厚脸，做梦都想着回四川。吴佩孚就从北洋军和北方各省军队中再拨出一部分人马，和他们混编在一起，组成“援川军”，帮助杨森打回老家。
杨森又恢复了元气，乘着“三军打三师”的空隙，他嗖的一声钻入川境，并直扑重庆。
但懋辛抵敌不住，只得退守遂宁。
曾经的一字并肩王，刘成勋回家待着去了，但懋辛和赖心辉虽仍留在舞台上，可他们的处境也已是朝不保夕。
隐身幕后的熊克武再也坐不住了，正好这时他又得到了复出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孙中山给的，他刚刚在广东出任大元帅，重新成为南方政府的首领。吴佩孚要“统一四川”，孙中山也不能容许四川出差池，双方都需要在川中找到能够代表自身立场和利益的可靠武装。
现成的就有：熊克武和第一军，那原本就是党人这棵藤上结出的果。
不错，孙中山与熊克武及“九人团”曾有心结，他本人也是“拥杨反熊”的幕后支持者，可是时间证明，像熊克武这样的实力派是很难反得掉的，唐继尧不行，杨庶堪、“实业团”类的长衫客更是白给。
此前，孙中山曾经历过陈炯明的炮打总统府，这让他对所有麾下战将又有了新的认识，包括对熊克武的态度和看法。他不再提及“反熊”，连左右偶尔说起当年往事，他也矢口否认，说我从来就没让你们反过熊克武啊。
不但如此，他还派特使进入四川，放低姿态，主动与熊克武寻求和解。
日后一位著名的异国独夫曾经说过，“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现在的公理拥有者就是熊克武，他自己不出面，由但懋辛代表自己与孙中山的特使谈判。
特使说了两层意思，首先，过去的种种，如今“一笔勾销”，谁也不许再提了，其次，今后熊克武要“服从先生（指孙中山），拥护先生到底”。
如果熊克武“服从拥护”，自然有好处，那就意味着自此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归于南方了。
底线和筹码，在来谈判之前，熊克武已密授但懋辛。军事上他不用别人操心，缺的就是一个头衔，简单来说，就是哪个老大肯收他。熊克武咋咋呼呼半天，其实并不愿意真的搞什么不南不北、不尴不尬的“川省自治”。
这种谈判，我看中你的招牌，你相中我的实力，没什么谈不拢的。
谈判圆满结束，但懋辛兴奋不已，说：“只要先生（孙中山）肯给我们‘横披’（指招牌），给什么，我们就挂什么。”
孙中山随即宣布成立“四川讨贼军”，任命熊克武为“讨贼军”总司令，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凡四川的党人武装，全部遵照孙中山指示，加入讨贼军系列，并归熊克武节制。这里面，除过去“反熊”的实业团外，还包括川东边防军，里面有个师长后来很有名，那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
“讨贼”里面的“贼”，不光包括杨森及诸侯联军，最大的“贼”是指吴佩孚和北方政府，所以它实际上是南北战争。辛亥以来，南北双方在四川较量过多次，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四川讨贼军”由此士气复振，身为总司令的熊克武坐镇前台，召集众将商议战策。
包括但懋辛在内，大家都唉声叹气，一筹莫展：“以前我们打一面尚且吃力，现在要打两面，太难了。”
遂宁处于重庆和成都之间，成都有“八国联军”，重庆有杨森的第二军和“援川军”，实力之巨，远远超过与一军决斗时期，遂宁也随时面临着被前后夹击的危险。
会议室里大家都极其悲观，唯一例外的是熊克武。
熊克武说：“诸位错了，我们要打的其实仍然只有一面，而且那一面很弱，所以并不难。”
众人吃惊不已。
熊克武从容不迫，他把地图上的重庆给遮掉了。
“杨森刚到重庆，必然有一个整顿部署的过程，短时间内无力西顾，我们现在根本不用管什么杨森，只需赶往成都，争取先打垮八国联军再说。”
熊克武说的那个很弱的一面，即指成都的“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是个临时组成的草头班子，八个诸侯各有各的算盘，凝聚力并不强，要打垮他们易如反掌。”
熊克武指向重庆：“拿下成都，等于控制了兵工厂，再调过来跟杨森对阵，就有了可以跟他打持久战的本钱，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
众将恍然，都不由得击掌叫好。
岁月有时候是杀猪刀，有时候却又是大力回春丸。熊克武几上几下，无论是政治谋略，还是军事作战，都逾见老辣，尤其在“下野”之后，他能够以局外人的身份冷眼观察，视野和思路自然也就变得更为宽广深入。
拍板之后，熊克武即致电赖心辉，商定两军共同出击成都。
得知“讨贼军”杀到，诸侯们慌了，他们公推邓锡侯出任“八国联军”总指挥，在成都附近阻击熊克武。邓锡侯既是“水晶猴”，也是“常败将军”，奇袭成都不过是偶尔的灵光一现，属于千年才一次，让他出任总指挥，实在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勉为其难了。
可是邓锡侯本人并不这么想，沐猴而冠之后，他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每次召集军事会议，这猴子都要高高地坐在一把虎皮交椅上，一副目中无人的样，俨然以“常胜将军”自命。
水晶猴离美猴王还差得很远，上了阵后还没怎么过招，熊克武即刀光一闪，将“八国联军”截为两段。正如熊克武事前所预计的那样，联军果然是只软脚蟹，前面稍遇挫折，就你奔我逃，全线溃退。
等杨森赶来，熊克武早已轻取成都。
成都之战，不仅使熊克武免除了身后之患，而且为他在同盟者中树立了权威，连赖大炮这样的牛人都开始对熊克武俯首帖耳，成了他可以差来使去的一名战将。
杨森不比邓锡侯，那可是川将中的“第一条好汉”，尤其此次回川后，转战一两千里，锐不可当，节节胜利。
由赖心辉和但懋辛合战杨森，这是一般人都能想到的，熊克武独辟蹊径，偏偏不这么做。
“双英战吕布”都不一定能赢，他还让赖心辉与杨森单打独斗。
杨森“会打胜仗”，赖心辉“时胜时败”，若是对攻，赖心辉显然不是杨森的对手，但赖心辉不与杨森玩对攻，只凭险固守，其间不管杨森如何讨敌骂阵，都只在辕门外高挂免战牌。
这样一来，杨森纵有一身武艺，也奈赖心辉不得。
寻战不得，杨森急中生智，想在夜晚来个偷营劫寨，不料赖心辉早有防备。
你知道我赖大炮靠什么出名的？大炮啊。
一阵猛烈炮火过去，顿时把劫寨的这些人炸得稀里哗啦，东倒西歪，杨森的前锋当场中弹毙命，所部纷纷后退。
赖心辉趁势杀出营寨，紧跟追击，正在这时，但懋辛也突然出现。
原来在赖心辉与杨森相持时，他已奉命间道而行，绕到了杨森的后方。杨森腹背受敌，左支右绌，只得撤往川东。
川东有滇军在那里守候。熊克武沙场征战的同时，还施展长袖善舞之术，从云南邀到唐继尧相助。
在“驱熊”、“驱滇”之战中，熊克武与唐继尧曾经不共戴天，但政治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唐继尧有段时间被部将顾品珍赶下台，复出后，杀掉顾品珍，赶走不服从他的黔军，大有重拾旧山河，再做西南王的架势。
从政治派别上来讲，熊克武是党人，唐继尧也是党人，他们系同出一脉，名义上都受孙中山号召。现在杨森已公开投靠吴佩孚，给北方政府“武力统一”当马前卒。试想一下，四川若给北方“统一”了，熊克武靠边不说，他唐继尧也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染指巴蜀，因此才要“助熊讨贼”。
又是一个腹背受敌，杨森被迫放弃上川东，龟缩重庆。
山城本身地形险要，又有杨森固守，并不容易攻下，可这时候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挡住熊克武了。
他先遣赖心辉从江南攻重庆，吸引杨森主力，再派但懋辛与滇军配合，猛攻江北阵地，江北由流亡黔军负责据守，重拳击下，他们哪里扛得住，当即弃守奔逃。
江北阵地一破，重庆无险可守，杨森也只有逃的份。
熊克武兵锋所向，敌方阵营到处呈狼奔豕突之状，争相逃命的除了杨森、流亡黔军、水晶猴、“八国联军”，还有刘厚脸、北洋军、豫军、陕军、甘军……，其中又以甘军最惨，仅一天时间就被包围缴械，全部空着双手逃回甘肃去了。
秦末，项羽在巨鹿大战中首次大规模击败秦军主力，名扬天下。《史记》中这样记载诸侯们的神情心态：“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这些诸侯在进入项羽的营账时，全都跪着向前挪动，不敢抬头跟项羽对视。这就是西楚霸王的威风，这种威风不是靠媒体炒作，或者水军相助，完全是战场上打出来的。
熊克武三战三捷，转眼之间，已将成都、重庆这两大重镇收入囊中，而从貌似人多势众的诸侯联军，再到不可一世的杨森，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其用兵之老到，战术之“诡诈”，川中无出其右，连吴佩孚这样的军事高手闻之都吃惊不已。
川中的“西楚霸王”诞生了。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原本大家都看见一个杨森，“川中吕布”嘛，总以为靠他手中一柄方天画戟便能所向无敌，哪里知道杨森一衰起来更呈不可遏制之势。这下，印象中的杨森全变了味，他得以称霸武林的“勇敢善战”也成了“有勇无谋”和“鲁莽轻率”的代名词。
杨森者，远不足以济大事，事到如今，众人又怀念起了刘湘，那才是个有勇有谋的人啊。
杨森已直接归顺吴佩孚，实在不愿刘湘东山再起，可是周围要求奉迎刘湘出山的呼声实在太高了，遂也只好装模作样地一起联名公推刘湘。
吴佩孚眼见“援川军”兵败后混乱不堪，杨森又难以号令各座山头，也契需再找一个人出来打理局面，于是便顺水推舟，授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一职，命其协调三军，组织向熊克武发起反攻。
川军之中，速成系的名头要远大过保定系，刘湘一出，仅凭速成系首领这个名头，就招揽了更多犹豫观望的诸侯。作为诸侯联军中的主力，杨森、邓锡侯、刘存厚等人在未败之前各怀私心杂念，满脑子都是如何分果果的盘算，作战效能自然大打折扣，被赶到边边角角之后，意识到没了退路，反而开始抱团取暖，有了同仇敌忾之心。
相反，大胜之后的“讨贼军”阵营里却是另一种情景。经过连番大胜，熊克武早已不把诸侯联军放在眼里，认为只需手下轻轻一推，便足以把对方碾成粉末，哪里还用得着他亲自出手，因此任赖心辉为总指挥，攻守事宜，皆由其主持，他本人则在家里“稳坐钓鱼台”。
赖心辉当上总指挥后，却并不安心，他想当省长，曾当面向熊克武提出。
熊克武倒是愿意给他个省长做做，问题是刘成勋已经复职，并率第三军残部重新归入同盟阵营，人家又没说要辞职，怎么好把官让给你做呢？
熊克武左右为难，只好敷衍赖心辉，说已经将提名报给了孙中山。赖心辉仰着个脑袋，等啊等，可是迟迟不见任命下来，觉得是被熊克武给忽悠了。
赖心辉干脆啥事不干，花天酒地，大吸鸦片去了。
与此同时，但懋辛也嚷嚷着要向熊克武辞职。当然，他不是真的要辞职，虚虚实实之间，分明又是朝着省长去的。
刘成勋不肯辞省长，赖心辉、但懋辛想当省长，熊克武光排解他们之间的纠纷就够了，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利用这段时间，刘湘得以从容整军。1923年11月，在他的指挥下，杨森从万县出发，一马当先，向“讨贼军”驻守的梁山（今梁平县）杀来。
梁山告急，赖心辉还不以为然，他借故向熊克武请假，并将总指挥一职交由但懋辛代行。
到底是熊克武的心腹之将，见赖心辉赖着不动，但懋辛立即收回辞职书，抖擞起精神到梁山指挥御敌。
“讨贼军”看上去有好些个军，其实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第一军。但懋辛指挥第一军，自然是得心应手，他也满以为可以像先前那样一战而捷，不料甫一接仗，脑袋就砰的一声撞到了墙上，到处都是星星啊。
这才知道，第一军也不好使了。
第一军将士大部分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们一方面富有朝气，敢拼能拼，另一方面，其人生履历就是直接从学校到部队，社会经验和谋生技能极少。对于他们来说，有部队才有前途，保自己首先就要保部队，部队垮了，个人也就完了，所以以往几乎每战都能拼死搏杀，也得以涌现出像刘伯承这样的名将。
可人终究不是机器，攻下重庆后，他以为大事已成，那种懈怠轻敌的思想也传染给了中下层官兵，大家成天脑子里翻腾的不再是如何沙场制胜，而是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各种点滴。大体上表现为士兵要加饷，军官要升职。
偏偏熊克武就卡在这两个方面。四川本来财政充足，可经过这么多年一刻不歇的战争，即便原来有些钱，也早已被折腾得一干二净，没法再给他们玩了。刘湘和杨森的粮饷，主要依赖北方政府补给，熊克武从孙中山那里得到的，除了一块招牌外，其他十分有限，于是只能给官兵发些伙食费，很少发饷。
打仗时士兵顾不得这些，一安定下来，免不了就影响军心，以致滋生各种不满。
军官升职这条渠道也不畅通。第一军最强的骨干部队是混成第二旅，它在当时的川中甚为有名，向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之誉。在混成第二旅里面，灵魂人物一共有两个，其一就是刘伯承。
刘帅是何等神勇的人物，然而这么多年下来，他还只是个团长，哪怕他在杜家岩一战中决定了一二军的命运，他还是个团长。
以团长的身份来指挥全旅，靠的不过是个人威望，然而细细想来，这该让人有多么憋屈。
在攻下重庆之前，刘伯承再次受伤，伤愈后便以休养为名不再归队。这个时候，就应该熊克武或但懋辛出面去挽留，就算你不给人提干，说两句好话总应该的吧。
没有人去过问，真正是用时取之，不用时弃之。如此对待脱颖而出的优秀人才，怎不令志士寒心？
刘伯承走后，另有一位刘姓的年轻将官，同样是性直而勇，与刘帅可以说是并驾齐驱，但他也跟刘帅一样，老是只能窝窝囊囊地当一个团长。
直接根子应该说是出在了旅长身上。熊克武早就要提升这厮当师长，他却坚不就职。
熊克武认为这旅长不错，不贪图名利嘛。其实他是怕当了师长后，兵权分散，不好掌握部队。
正常情况下，军队和单位相似，不想升职有时并不是件好事，除非你别有所图，或真的很纯洁（这种几率少之又少），否则就说明已无进取之心，连前进的动力都没有了。
旅长不肯升师长，二刘就不能升旅长，哪怕你上蹿下跳，再怎么卖力都没用。
刘团长曾经话里有刺地对别人说：“我是在旅长以下，团长以上，想来是官居准将？”
当时军队编制里无准将之衔，可见年轻人之愤激。
刘伯承休养去了，刘团长也不再起劲。入重庆之前，不管旅长说什么，他都默然不发一言，此后便称病不出。
那旅长倒也干脆，你们不想干，我一个人干好了，遂宣布第二混成旅由其直接指挥。
可是思想品德再高，终究代替不了能力，缺少了二刘的混成第二旅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战斗力强悍的部队了。
第一军的萎靡不振，与杨森的气势汹汹正好形成对比，但懋辛的落败也就毫不意外了。
但懋辛失利，赖心辉不能不起身了。在梁山之后，他即亲临张关铁山督阵。
张关铁山山高坡陡，就防守而言，属于绝佳地形，其实用不了太多人防守，但赖心辉却呼啦呼啦，差不多把“讨贼军”的一大家子全带了过去。
张关铁山因地势所限，人一多反而布不开阵形，赖心辉便像夷陵之战中的刘备学习，作前后连营布置。
我们读历史学军事，就得学人家的成功例子，这赖大炮不知道是不是鸦片抽多了，成功的不学，他学不成功的。看上去，“讨贼军”连营百里，其实调动不灵，而且各军彼此信息隔膜，稍有动静便会互相惊扰，可以说，刘备当年的致败之因，全部应验在了赖大炮身上。
前方刚刚响起枪声，杨森还没怎么进攻呢，总预备队先动摇了，率先往后撤退。它这一退，其他友军弄不清状况，以为败了，也就乱哄哄地跟着退，那情景，又像极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故事。
要说从山上往山下的通道还不算窄，但也吃不消这么多人挤一起，顿时人马自相践踏，沿路遗弃的粮草辎重不计其数，连赖心辉本人也几乎被俘。
张关铁山大战是决定两军胜负的关键，杨森突破防线后毫不放松，衔尾追击。
战场上的凶神再次降临，见了杨森那逢谁灭谁的样，“讨贼军”各部无不胆寒，已完全失去了固守重庆的勇气，遂全部引兵西退。
前线的风云突变，令熊克武十分吃惊。
成都再不能丢了，但在无兵可援的情况下，若困守成都又非善策，熊克武便让刘成勋守成都，他要亲自赶到成都东北的三台督师，争取能在那里遏制住杨森。如果划分战将类型，杨森属于勇战派典型，打仗靠的就是一股舍我其谁的气势。可以说，他那股气势要是真上来了，一般人根本就挡不住。
熊克武不是一般人，再说了，从一二军之战，到“讨贼之役”的开局，杨森都曾间接或直接地沦为他的手下败将，有什么理由怕对方呢。
熊克武选择在距三台三十里外的高地上，建立了防御阵地，并派出一个警卫旅驻守，大部队则集结于三台城中。
比之于赖心辉在张关铁山上的百里连营，熊克武这样的部署当然要聪明多了。他派出的那个警卫旅并非弱旅，组建已有两年时间，这在第一军里可以算是老部队了，而且旅长出自于第二混成旅，虽不能与二刘相比，但亦是忠勇之将。
熊克武预计，杨森一旦到达，以警卫旅的能力，也能凭险与之缠斗，并挫其锐气，到时他再调大部队包抄围攻，定能让杨森来个马失前蹄。
一开始，从警卫旅到熊克武都很紧张，警卫旅自然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熊克武也随时要求听取侦察报告。
第一份报告来了，说在高地附近出现了几百人，但是仔细一辨认，并不是杨森所部，只是一股路经此地的土匪。
紧接着就听到城外响起了枪声，估计是警卫旅在驱逐这股土匪。熊克武吁了口气，自己也觉得好笑，说不怕，这不还是怕了，从正常的行军速度来看，杨森离三台和成都还很远呢，一时半会儿怎么可能赶到，难道他是神仙？
过了一会儿，警卫旅长又让人来报告，说是战斗很激烈，那几百个土匪还真难对付，请熊克武派兵增援。
什么时候打土匪都这么困难了，熊克武啼笑皆非，想想这旅长指定也是跟自己一样，太紧张了。
我的大部队是要留着包抄杨森的，要派大用场，岂能拨去给你打土匪。正好有一个师长找熊克武商谈军务，熊克武也就没把旅长的请援要求当一回事。
他不知道，杨森已经来了，其速度快到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就好像真的是骑了古代赤兔飞驰而来。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刘湘的全盘统筹。他采取了“拉开三边，保障八九”之计，“三边”是刘成勋第三军和赖心辉边防军的合称，“八九”是指第八、第九两师，其中第九师即为刘湘直接统率，意思就是牵扯刘成勋、赖心辉的力量，保证杨森能够长驱直下。
所谓的几百“土匪”只是杨森的伪装奇袭部队，他们一左一右进行攻袭，目的是引诱警卫旅，分散其兵力。那旅长不知是计，果真将部队左右分开，中间就露出了空挡。
杨森率主力紧随其后，从空挡处一穿而过，一会儿工夫便冲到了三台城下。
守城部队对杨森动作之快同样是无法理解，还以为兵临城下的那些人是自家弟兄，竟然主动开门放行，结果被杨森予以全部缴械。
这时熊克武仍被蒙在鼓里，起初听到城内响起枪声，还以为是自己的士兵在打架，便挥挥手，派卫队前去弹压。
卫队派出去后，枪声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多，熊克武就又派一名军官前去察看，并让他转告卫队：“劝住打架就好了，不要胡乱开枪射击。”
军官出来一看，哪里是什么士兵打架，分明是杨森攻进了城，并且直奔熊克武的司令部而来。
熊克武闻之大吃一惊，急忙率众人由后门冲出，沿城墙缒城而下，这才勉强得脱。
三台大战的失败，令第一军损失惨重，熊克武失去了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
不过只要成都还在，他仍拥有一次机会。1924年1月，熊克武召集各军首脑开会，决定在成都举行会战。此时刘湘也已统领杨森等部，在城外摆开阵势，双方盘马弯弓，做势一搏，旁观者均认为这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大决战。
依照杨森的性格，这种大战正合他的胃口，打啊杀啊，怕个甚啊。作为主帅的刘湘却另有一番计较。
熊克武曾有西楚霸王那样的威风，可眼下也就像被围于垓下的项王，还能支持着打一下，然而士气已是一落千丈。
面对处于下风的项羽，当年的刘邦最易想到的，就是发动强攻。可是贸然这样做的风险其实很大，要知道，人的潜能是无穷的，特别是当他面对极端逆境时，往往会把生存欲望和斗志完全激发出来，到时候要想取胜就难了。
所以刘邦采取了更阴险更有杀伤力的做法，那就是“四面楚歌”，围着垓下唱项羽家乡的歌，唱到项羽及他那子弟兵个个毛骨悚然、不知所措，至此，连虞姬都清楚，“大王意气尽”，项羽作战的意志和信心皆无，预示着这场战事没得救了。
这叫什么，这叫攻心战。
刘湘的偶像刘皇叔，跟汉高祖刘邦其实是一个类型的人，他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
成都城里的第一军官兵，在经过短暂休整之后，果然都跃跃欲试，要在接下来的会战中一雪前耻。不料到预定决战的那一天，熊克武却突然发布命令，说今天不打了，各部队只需严守阵地待命。
此外，他又给第一军师旅以上军官传去一道密令，要求假如会战打起来，务必先紧紧掌握好部队，不使部队受到损失。
军官们十分纳闷，前半句还好理解，主要是后半句，哪有打仗不受损失的？
一打听，原来事情另有奥妙。
就在会战之前，刘湘提出了一个口号，说他专打“讨贼军”，不打刘成勋和赖心辉，而且据说刘湘已暗中与二人进行接触。
经过三台之败，熊克武的内心早已不再强大，这样的消息让他又惊又疑，感觉刘成勋和赖心辉随时可能叛他而去。
几天后，“接触”云云被证明是扯淡，刘成勋和赖心辉也完全没有背叛的迹象，可是三股人马再也不可能齐心了，他们彼此提防，以邻为壑，未战就抱定了“不受损失”的宗旨。
会战开始了，才两三个小时，成都守军便全线溃败，成不可收拾之状。说是大战，其实最多只能算是小战。
由于事先都藏了小九九，所以会战后，大家都基本“不受损失”，可实际上损失大了。熊克武不仅因此失去了成都这一最后的立足之所，而且在撤退途中，他历经多年培养出来的精锐部队，皆一个个土崩瓦解，其中便包括曾名震全川的第二混成旅。
刘湘的攻心战成功了，他给熊克武上演了另一种形式的“四面楚歌”。熊克武无法容身于四川，只得像过去的刘存厚那样，混迹他乡。像四川一样，其他地方也都有人拿枪看着守着，绝不会随随便便让你染指，所以熊克武要想固定寄居都很难。
在那个时代，实力就是话语权，有实力有地盘，叫做军阀或革命军，没实力没地盘，便是谁都瞧不起的乞丐或流浪汉。
关键时候，还是得有人罩着。孙中山正在北平与段祺瑞、张作霖进行谈判，这三个人都要以我为主，所谓谈判，不过是比实力而已，所以孙中山便在谈判的同时，酝酿北伐，也因此把熊克武的部队纳入了北伐之列。
有了孙中山这句话，熊克武才得以大摇大摆地进入湖南，在湘西重组“建国联军”（又称“建国川军”）。
湘督赵恒惕对此很不高兴。过去他跟熊克武合作搞“联省自治”，那是搂肩搭背，亲热到不行，但此一时彼一时，熊克武一下子穷到连住所都没了，还得挤他的房间住，这还能是一个态度吗？
可是他又不敢赶熊克武走，因为不给熊克武面子，就等于不给孙中山面子。在得到苏联支持后，南方政府实力大增，要不然段祺瑞、张作霖也不会请孙中山去北平谈判了，这样的人岂能轻易得罪。
熊克武又有了崛起的希望，他的建国川军扩编到四万人以上，孙中山已写来密信，让他随时进图武汉。
可是天不遂人愿，孙中山突然在京去世了，北伐计划也随之不了了之。
孙中山一死，赵恒惕再也憋不住了，他向熊克武发出逐客令，限其两周内离开湖南，否则便会发起进攻。
熊克武没有击败湘军的把握，想来想去，只能“回娘家”，也就是开往作为“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广州。有的人愿意去，有的人不愿意去，最后随熊克武去广州的有三万多人。
熊克武认为他是“回娘家”，广州的蒋介石、汪精卫可不这么认为。当时蒋介石正率黄埔学生军在东江与陈炯明作战，广州兵力空虚，这猛不丁冒出来的三万大军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威胁啊。
这时留守广州的汪精卫得到消息，说是熊克武已与唐继尧联络，有同广州政府对着干的企图，这可把他给紧张坏了。在熊克武经过广西时，他便发信函给熊克武，想让建国川军停驻广西，暂时不要来广州，可是熊克武并未停步。
接着汪精卫又给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打招呼，想借桂军之力，阻止川军前进。那李、白二人唯一担心的是熊克武停在广西不走，只要熊克武没有这个心思，他们才不会轻易去得罪人呢。
建国川军一路行军，没有地方军队拦阻，但是从湘西到粤北，沿途大多崇山峻岭，皆为地瘠人少的所在。在粮饷两缺的情况下，就算不打仗也会大量减员，以致抵达粤北时，仅剩两万多人。
是两万不是三万，不过要是翻脸，也够你受的。正好汪、蒋又得到了密报，说熊克武不仅派特使去和陈炯明联络，还与陈炯明有书信往来。
但是熊克武说，他跟陈炯明联络，是为了凭过去一起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关系，劝陈炯明归降。
是不是真情，不能光凭嘴说。汪、蒋便有意让熊克武调兵增援东江前线。熊克武倒是答应了，但川军去的并不是指定作战区域，而是自己跑到几个较为富庶的地方驻扎起来，然后按兵不动。
这一轮试探结束，汪、蒋还有那些广州政府里的要人，心里头都拔凉拔凉的：这熊克武即便不与陈炯明是同伙，也是心腹之患，他哪里是“回娘家”，分明是要趁我们打仗分不开身，来借机夺权啊。
要打，作为主力的黄埔学生军正与陈炯明的部队绞在一起，难以抽回，不打，又怕熊克武率先出手，众人急得团团转，文人政治家汪精卫更是显得束手无策。
只有一个人有办法：从东江前线赶回的蒋介石。
除了没有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外，蒋介石的经历和熊克武极其相似：老同盟会员，在国内经历了各种兵火及阴谋的考验，早已是百炼成钢了。
区别仅在于，蒋介石的手腕比熊克武更高超。
能不打仗的事，就用不着打仗，蒋介石对熊克武说：“我过几天就要去前线指挥了，看熊先生何时有空，我约熊先生谈一谈。”
几句话便除去了熊克武的所有戒心。接着，蒋介石邀请熊克武赴宴，趁他饮酒大醉之际，将其随行的王子骞等人全部扣留，并秘密关押于虎门炮台。
“鸿门宴”果然厉害。建国川军虽有两万之众，但实际战斗力已很薄弱，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不久便自行瓦解。这支前身被称为蜀军、新老第五师、第一军的曾经在四川战史上显赫一时的军队就此永远消失了。
一年半后，熊克武才得以释放。这是因为那时陈炯明垮了，唐继尧亡了，北伐军也已攻下了南京，而熊克武的原有部属更是星散无踪，关押熊克武失去了意义。
虎门要塞是个低洼潮湿的地方，熊克武长期被关押于此，出狱时已患有严重的风湿症，以致手脚麻木。在他身上，再无当年叱咤风云的英姿了。
有人曾把熊克武挑出来作为时代的标本。他曾经是一个不惜献出生命也要推翻清廷的热血青年，后来却慢慢地蜕变成了热衷于战争的军阀，再后来，我们就只能在混迹官场的政客中寻找他的身影了。
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一件事，不仅是熊克武，还包括但懋辛、王子骞……，许许多多人。
还是那句话，当yù_wàng失去羁绊，便成了毒品，它会一步步牵引着你，直到让你变成一个彻底的瘾君子。
在熊克武斗败刘存厚、斗败刘湘、斗败杨森，乃至成为四川版“西楚霸王”的时候，他能体会到的大概只有过瘾。
试想一下，如果熊克武不败离四川，不中蒋介石的计，他当然还会继续斗下去，因为这种瘾，他已经无法靠自己来戒掉了。
我们的疑惑就在这里：熊克武一生以俭朴示人，并不同于唐继尧，他应该算是党人中的正派人物，可若就思想水准而言，他比他的对手，比刘存厚、刘湘、杨森，又究竟高尚或高明在哪里呢？
第八章 统一之战
黄毓成：字斐章，云南人，同盟会员。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回国后出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是朱德的老师。黄毓成曾与顾品珍、赵又新等同为滇军军长，作战深具韬略。唐继尧复出后，黄毓成逃至四川，因他对杨森有识拔之恩，杨森奉其为师，任命他为督署总参谋长。黄毓成协助杨森发起“统一之战”，时人称他为杨森身边的陈宫。
袁祖铭：字鼎卿，贵州人。曾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贵州省省长，唐继尧以三省联军的命令，护送刘显世回贵州主政，驱除袁祖铭，他被迫率黔军流亡至四川，成为四川各方都需借助的力量。
王缵绪：字治易，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毕业于速成学堂，是速成系的重要成员。王缵绪初为刘湘部下，后刘湘为鼓励杨森脱离滇军，将他拨归杨森指挥。杨森对王缵绪很信任，委任他为师长，“统一之战”时留其镇守后方。
熊克武败出四川后，数杨森笑得最欢。
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刘湘和刘存厚最有资望收拾残局：一个现为速成系首领，一个曾是武备系核心，两人又都担任过杨森的上司。
早在向成都进发时，有人就问杨森，一旦获胜，“二刘”之间，他会偏向谁。
杨森笑而不答。
那人察言观色，忽然冒出一句：“然则君自主之？”——或者你自己想做老大？
这话只能放在心里，捅出来就难听了。杨森脸红耳赤，立刻跳了起来：“我做第三者，我做第三者！”
“第三者”不是插队破坏人家家庭的那一种，杨森的意思是他用不着附依“二刘”中的任何一方，完全可以成为除“二刘”之外的第三方势力。
你们这帮没眼力的家伙，怎么就知道“二刘”，不知道我杨某呢？
不管杨森有多生气，舆论依然如旧。占领成都后，连吴佩孚给杨森发电报，也问他认为“二刘”之中，谁更有资格成为川中之首。
杨森一边吞吞吐吐，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一边又让他驻洛阳的代表前去吴佩孚那里表忠心，抒壮志。
吴佩孚明白了，是杨森想坐那个位置。
在吴佩孚看来，刘存厚已是人老珠黄，他和那个武备系早就风光不再。刘湘虽有众望所归之势，但正是这样的人才让你捉摸不透，甚至连以后是敌是友都弄不清楚。
真要扶一个人上马，吴佩孚只会扶杨森。他顾虑重重，是因为深知杨森有勇无谋，若贸贸然让其上位，反而可能将其置于危险境地。换句话说，他这还是在保护杨森。
1924年5月，吴佩孚以北洋政府名义，授杨森为善后督理，刘湘、刘存厚为边防督办，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看起来，杨森和“二刘”都没能抢到头把交椅，倒是水晶猴成了匹黑马。
其实这是一个暗藏玄机的布局。善后督理拥有统率各路川军的职权，事实上就是以前的督军。在“扶杨抑刘”之后，吴佩孚通过徒有虚名的省长官帽，拉住了邓锡侯，以牵制刘湘。
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杨森在成都走马上任。对吴佩孚的布置，刘湘当然很不开心。想想看，若不是他复出督师，根本就不可能打败并驱走熊克武。现在有功而不得奖，倒让昔日的部下反超了自己，实在是既失落又没面子。
不过刘湘同时是一个很能忍的人，既然任命已下，他也不便反对。当下就拿着委任状搬到重庆，来个眼不见为净。
一道搬家的还有邓锡侯。他要搬家不是不满，而是知道杨森的个性——那人从来是说一不二，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跟他在一座城里共事会有的你好受，所以还是搬走干净。
于是，邓锡侯也像过去刘湘那样，在重庆设立省长行营，然后常驻重庆。
大家都躲得远远的，杨森当然知道原因所在。简单，羡慕嫉妒恨嘛。
邓锡侯能做上省长，就该祖庙里烧高香了，这猴子偷着乐还来不及呢，谅来不会再闹腾，不仅不会再闹腾，没准还不会容许别人闹腾。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刘湘。
刘湘这人深不可测，又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能力，万一心理失衡，带着众人跟你往死里掐，那就不妙了。
外人说杨森有勇无谋，并不表示他没智商，起码怎么拉拢和讨好别人他还是知道的。
杨森当着刘湘的面拍胸脯，表示刘湘在川东，他在川西，两人相互协作，要把四川“吃通”。
杨森近水楼台，坐拥兵工厂和造币厂。自此以后，兵工厂制造的成品，他都会分一半给刘湘，以证明自己说到做到，双方利益均沾。
做了督理，掌握军权后，这个“川中吕布”已经不甘心只当吕布，他要尝尝当刘备的感觉。
杨森提出了“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并大肆招收归国留学生，全都挂上秘书头衔，为他出谋划策。
由于秘书实在太多，已超出正常规模，时人称为“秘书连”。这秘书连倒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提出了修建马路等各项“新政”。
成都街道素来繁华，然而从来没有马路这一说，一般市民的思想都很保守。杨森颁令下去，要商户们锯去屋檐，缩进门面，以便好把街道拓宽成马路。可是命令下达后，没人执行。
杨森怒了，好好跟你们讲不听，派军队下去，“强拆”。
商户们见势不好，赶紧公推“五老七贤”去督理署，呈请杨森“缓拆”。
这“五老七贤”都是成都城里的名流，想当年“刘罗”、“刘戴”相持不下时，也要请他们从中调停。历届督军、省长，只要不想跟民间舆论过不去的，也都要给他们三分薄面。
老头们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杨森听到头都要炸了，当即打断他们：“我现在拆一点房边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放上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
随之暴喝一声：“请你们不要干涉我的建设！”
杨森突然大发雷霆，把自恃德高望重的“五老七贤”都给吓懵了，一个个哆嗦着鱼贯而出。
再没人敢上前劝阻，杨森继“川中吕布”之后，又得一诨号：蛮干将军。一位文人在小报发表对联，讽刺这位蛮干将军：“民房早拆尽，问将军何日才滚，马路已捶平，看督理哪天开车。”
四川俗语中的“开车”，跟滚差不多。
可是功过这东西，很难随便定论。正是有了“蛮干将军”的蛮干，成都才开天辟地，拥有了历史上第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十字交叉，中间还辟有街心花园，在当时称得上新颖别致。马路修成后，杨森专门请一位前清举人为其题名，这就是现在成都最繁华街道“春熙路”的由来。
杨森天生喜欢新潮事物，他的“新政”里面包罗万象，都是破旧立新的内容。杨森让人把这些内容写在木牌上，然后钉在人们能看见的电线杆、树木和墙壁上。
杨森版标语颇有特色，因为前面一律要加一个“杨森说”——“杨森说，禁止妇女缠足！”
“杨森说，不准蓄指甲，蓄指甲的行为既不卫生，又说明你懒惰！”
“杨森说，天天打牌，会把壮汉打死，但天天打球，可以使弱者变壮！”
“杨森说，夏天在公共场所赤膊是不文明行为！”
……这些标语可不是摆着看看，供人一乐的，杨森有巡查队在街上负责巡查，对照杨森语录，谁要违反，就得拉到一边打手心。
成都乃封闭老城，那些上了年纪或思想保守的人免不了在背后唾骂杨森，说他吃饱了饭没事做瞎折腾，倒是很多年轻人对杨森崇拜不已，认为他做事有魄力，敢想敢干。尤其是杨森在施行“新政”时，真的是六亲不认，什么“五老七贤”，就算你是达官显贵，是他亲戚，他都毫不买账。
杨森干得很起劲，但能供他改天换地的地方实在太少。除了成都，只有极少几个县，也就是他的驻兵防区，这让他十分不爽。
不行，我要统一四川，做真正的蜀中王。统一对诸侯们而言最为敏感，最后免不了还是要大打一场。杨森命令兵工厂加班赶制武器，本来一天能造一百支步枪，人为增加到一百五十支。此外，他又让造币厂铸造成色较低的银元和铜元，同样是为了多凑些军费。
银铜元还好，反正是拿去蒙老百姓的，一时半会还能糊弄过去，武器不好就有人骂了——由于超出生产能力，很多步枪机件粗糙，让基层部队感觉是领了一根根擀面杖。
重要的是可以招兵买马了，仅仅半年之内，杨森所部便急剧扩展至十五万人。人越多，粮饷越紧张，“擀面杖”又不能当饭吃，杨森那狭小的防区渐渐难以承受，他只能实行“饥兵政策”，勒紧裤腰带干革命，时人谓之：“官长领衔，士兵吃米。”虽然饿不死你们，但工资已被减到极致。
再不“统一”就得去要饭了。杨森自己也迫不及待，当下面反映枪支简陋时，他便说，等我统一四川后，再造好枪换给你们。
对如何干掉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杨森肚子里自有一本账，无非是自然界的通行规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先拣那些看起来最弱的灭起。
在此之前，大鱼自然是碰不得，比如刘湘，甚至由于他在速成系中的影响力，最好还得跟他打好招呼。
1924年秋，刘湘因回老家扫墓经过成都，杨森遂与之协商，提出要合作统一四川。
杨森的这篇文章早有铺垫，他拿出的那一半枪可不是白给的，刘湘也爽快地答应了。最后两人定下的策略是，由刘湘负责监视和牵制重庆附近的诸侯，杨森则就近向“保定系”里的小诸侯开刀。
第一个屈死鬼是刘斌，他就是那最小最弱的虾米。
刘斌的防区跟杨森离得很近，杨森于他而言，就犹如一只眦着利齿的超级大鳄，时刻都可能冲过来将他一口吞掉，光瞧着都肝颤。为此，他不惜百般讨好，不仅亲自到成都和杨森换帖子拜把成兄弟，还主动把部分防地让给杨森，以求苟安，可这些举动并不能真正打动杨森，因为他要的是全部，不是部分。
杨森先找了个借口，免去刘斌师长一职，随后便向其发起进攻。刘斌自然不是杨森的对手，很快便如丧家之犬一样逃走了。
最惨的还是沿途无人敢收留这只“犬”，就连邓锡侯都不例外，自己不出面，仅派他的部属以保定同学的关系敷衍了一下，就把刘斌给打发掉了。
刘斌无奈下野，接下来的小诸侯也无一是杨森的对手。有人明知打不过，就把自己的地盘许给大中诸侯——反正自己守不住家业，索性来个隔岸观火。
那些大中诸侯开始还很高兴，兴冲冲赶来，旗子都插上了城头，一看杨森大兵杀到，马上卷旗溜走，根本就不敢和杨森抗衡。
只有一个人还有与杨森一争的实力：刘湘。
刘湘曾与杨森约定“合作统一”，但现在已撕破了脸。
杨森不仅勇武上与吕布相像，在其他性格特点上双方也有得一拼，比如喜好美色，比如小家子气。
杨森在观念上追求新潮，非常“崇洋”，认为什么东西都是老外的好。他配有英文秘书，平时喜欢穿西装，吃西餐，还拥有一个英文签名。就连子女要学中国乐器，他也反对：“那有什么学头，比如胡琴，就是瞎子算命要饭的东西嘛。”
杨森说，要学，得学外国的，比如说钢琴、提琴、黑管、长短号，那才叫艺术。
老祖宗的东西，杨森大概就热爱一种，在这方面他跟韦小宝倒很有共同语言：娶老婆。
在川将之中，杨森以老婆多、子女多出名，究竟有多少，他自己有时也弄不清楚，反正是“老婆成排，儿女成连”。
当年川中有一名媛，叫胡兰畦，乃袍哥之女，本人也才貌双全，身后自然是追求者云集，长长的名录里，据说还包括大名鼎鼎的陈毅陈老总。
胡兰畦的性格跟女作家丁玲类似，明明是文小姐，偏要做武将军。杨森因“崇洋”得比较彻底，很得当时年轻人的追捧，胡兰畦也是其中之一。杨森就利用这位女粉丝为他搜集军事情报，并许诺，一旦他打下成都，就送胡兰畦出国留学以为酬谢。
最后成都打下来了，杨森却对酬谢一字不提，反而通过老婆牵线，说想纳胡兰畦为妾。
胡兰畦又羞又恼，说：“我到你们家来算个啥子？我父亲是大袍哥，袍哥的女儿是不给人家做小老婆的！”
既贪色贪利，又悭吝小气，杨森本性如此。当初，他答应从兵工厂分一半枪支给刘湘，实在是迫不得已，犹如剜心头肉一般。
想想不甘心啊，杨森先在成品上做手脚，武器出厂时，质量较好的枪支上会烙一“a”字，由他提留自用，品质较差，粗陋一些的就扔给刘湘。这还是可以理解的，到后来，干脆就食言自肥，吝而不与了。刘湘领不到枪支，还纳闷呢，派了个参谋长来成都索取，杨森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刘湘不是有自己的防区吗，为什么跟我要？”
来人也是个一根筋，说我们有过口头约定，你不能毁约啊。杨森闻言勃然大怒，啪啪便是两耳光，然后将其推倒在办公室的地上就要揍。经幕僚上前劝解，这个参谋长才得以抱头鼠窜而去。
刘湘起初同意杨森“合作统一”，除有让杨森做“超前清道夫”的打算外，杨森肯分他枪支，也是情面上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杨森的“过河拆桥”使双方的关系日趋破裂，逐渐开始针锋相对。
杨森有背景，刘湘也找到了自己的后台：段祺瑞。
段祺瑞虽以下野姿态寓居天津，但刘湘很清楚此老的潜力，为此专派特使前去拜访。
一见面，段祺瑞首先问特使：“四川人才以谁为最？”
特使自然要抬举自己的“主公”，于是回答：“川中人才实在很多，不过像刘湘那样大度包容的，只有一个。”
特使要表达的意思是，四川的诸侯尽管多如牛毛，如今风头最劲的也不是刘湘，然而刘湘能容得下这些人，所以他才会成为最后的王者。
段祺瑞沉吟片刻，答道：“能容不能断，此一大病。”
每个人都是对方的一面镜子。段祺瑞执政，如他的姓氏一样，以刚愎著称，擅长于“断”，而这正是刘湘的弱点和不足之处。
刘湘就像刘备那样，有时表演太过，魄力不足，往往会因此错过时机。段祺瑞怕就怕刘湘重蹈覆辙，演出当年皇叔取蜀时优柔寡断的那一幕。
当年段祺瑞把赌注放在刘存厚一人身上，可是刘厚脸犹如刘阿斗，总是扶不起来，枉费他一番苦心，如今务必要慎重一些了。
尽管段祺瑞仍不放心，但事实上也只有刘湘这里能下注了：刘存厚已成废人，杨森又投了吴佩孚，剩下的大多是小泥鳅，翻不起大浪。
段祺瑞肯收刘湘为将，是因为他正蓄势复出。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吴佩孚南逃，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主持国事。一朝天子一朝臣，随后便是对四川的人事调整，其中杨森为“四川军务督办”，刘湘为“川康军务督办”，邓锡侯被免去省长职务，专任师长。
任命一下，杨森无动于衷，认为督办跟督理没什么区别，不管是“办”是“理”，地盘都得靠自己去抢，于是想也不想就在成都就任了新职。
邓锡侯则认为自己白“忍”了。之前杨森大动干戈，他之所以一直束手束脚，连保定系的小弟弟都不敢收留，说到底还是舍不得他的省长乌纱帽。现在把猴子的帽子摘掉，他可就又要恢复原形了。
他们都不知道，这份调整方案，正是出自于刘湘的手笔。
杨森认为没区别，其实区别大了去。在职权上，这两个督办很难划分，实际就把刘湘提到了至少与杨森相当的地位，他可以和杨森平起平坐了。至于免掉邓锡侯的省长，毫无疑问就是要解放猴子的思想，卸除他的包袱，使其能舍得与杨森一搏。
要说阴险，还数刘湘最阴险，川人对此有评语：“邓锡侯奸而不雄，杨森雄而不奸，刘湘又奸又雄。”尽管杨森通过灭掉一些小诸侯，使防区得以大大扩展和延伸，但一打仗，所需粮饷马上成倍增加，财源问题又变得严峻起来——要知道，即便造币厂能够滥竽充数，以次充好，毕竟你还得提供用以制造的银铜材料吧。
钱，得找钱，杨森两眼发红，看上了自流井盐税。
自流井盐税是民国年间四川最大的财源，每年都达千万元之巨，远超其他一切税收，原为刘湘的叔父刘文辉所控。
要取自流井，必然要与刘湘为敌，这是肯定的，但杨森已顾不得这许多了。在他出兵取下自流井后，刘湘果然大受震动，并发电报质问，杨森就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话：“饥军就食，别无他意。”穷极了，弄点饭吃吃，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你这个饭是抢别人的，刘湘当然要大惊小怪了。他立即密电段祺瑞，段祺瑞随后电令杨森交出兵工厂和盐税，随调入京，并授命刘湘“秉公查办，严行制止”。
杨森根本不予理睬，他自恃有钱有枪，要在川中横扫一切：诸侯不论大小，我给你们来个全灭。
原先杨森对“统一四川”并没有明确蓝图，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打到哪算哪，但这时他账中多了一位一流谋士。
此人叫黄毓成，滇军名将，是尹昌衡、罗佩金、刘存厚的陆士六期同学，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给朱德当过老师。早期滇军中有“四气”之说，即蔡锷的“骨气”、唐继尧的“福气”、罗佩金的“二气”（意谓傻气，跟现在的“二”差不多），属于黄毓成的是“勇气”。
缘于在决定是否讨袁之前，唐继尧犹豫不决，众人也多持观望态度，黄毓成当即说，要么讨袁，要么把我毙了，别无他法。在黄毓成以死相谏的勇气感召下，唐继尧才下决心呼应蔡锷，加入护国运动，遂成滇军之名。
对杨森而言，黄毓成则是恩公。当年，正是他把杨森从俘虏堆里叫了出来，又加以照顾和提拔，甚至没有黄毓成的鼎力推荐，杨森也不可能被赵又新所重用。
黄毓成跟顾品珍他们是一拨的，唐继尧复出后，黄毓成自知难免，就跑到四川来找杨森。
因为杨森曾杀掉赵又新，所以外界觉得他忘恩负义，黄毓成到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念头，若杨森肯念旧恩旧情，就助他一臂之力，反之则另投他处。
那时杨森正在发愁，他的“秘书连”全是留洋学生，修马路搞新政在行，唯独不懂打仗，身边缺乏高人。黄毓成一来，让他眼前一亮，立刻待之如上宾，不仅一口一个“斐公”（黄毓成字斐章），还再三推黄毓成高居首席。
黄毓成素知杨森个性，什么时候把别人放在眼里过，如此礼遇，令其大受感动，遂决定留下来，在辅佐杨森削平群雄，统一四川后，再组织“定滇军”打回云南。
意外中得高手相助，杨森也欢喜雀跃，专授黄毓成为督署总参谋长。
杨森勇武有余，缺的就是智谋，现在终于有人帮他来填这个坑了。
1925年4月12日，杨森发起了四川历史上著名的“统一之战”。
在战事的第一阶段，杨森依黄毓成之计，采取远交近攻兼分化拉拢的办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即接连击败了刘成勋、赖心辉、刘文辉等各部，占领七十二县，部队规模也进一步扩大，达到了胜利的最高峰。
在这一阶段，黄毓成的计谋相当务实有效。当杨森出击时，各个诸侯都互不支援，尽看别人的西洋镜。赖心辉气得不行，发求援电时张口就骂：“衮衮诸公，盘盘大才，拉我上去，一个不来，我若垮了，你怎下台？”
被杨森打垮的，可不是刘斌那样的小虾米，全是大鱼大虾，接下来矛头便直指刘湘。
面对杨森的步步进逼，刘湘急忙派人前去议和，但杨森置之不理。
刘湘在做了“主公”之后，已不会也不可能再像“刘莽子时代”那样亲自上阵搏杀，他最擅长的也由力战移到心计。讨饶不成，他只好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利用速成系的关系和影响，转而策动杨森的部下，分化其内部。
这一手相当有效。
当杨森邀请众将讨论下一步作战方案时，黄毓成提出，应继续采取分化瓦解之术，即以消灭刘湘为重点，同时拉拢邓锡侯和袁祖铭。
袁祖铭就是那个流亡黔军的头目，在黄毓成看来，即便邓、袁作壁上观，只要不参与刘湘一方，打刘湘就没有问题。
当然你要拉拢人肯定得有代价，在这个节骨眼上，代价还小不了，蝇头小利人家是根本看不上眼的。
黄毓成主张，将兵工厂枪弹及盐税分给邓、袁，并且在击败刘湘后，把夺到的防区、部队、军饷，也与邓、袁进行分享。换言之，就是让他们入股，有了这么大的股份，不信邓、袁不上钩。
那些事先被刘湘买通的人因为心中有鬼，不敢说不打刘湘，但他们争辩说，何必分那么多好处给邓、袁，我们要打刘湘，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这两人如果识时务，就保持中立，如果与刘湘结成一伙，那就正好搂草打兔子，“一鼓而铲除之”。
杨森果然舍不得再割肉出去，他虽同意黄毓成去策动邓、袁，开出的却都是空头支票。
在说动杨森一毛不拔的同时，“内鬼”们还趁机表示，部队连续作战，已疲惫不堪，需休整一段时间才能与刘湘作战。杨森觉得有理，认为大局已定，消灭刘湘只是早晚的事，何必急于一时，那就先坐下来歇一歇吧。
黄毓成苦苦谏言，杨森仍顾左右而言他，黄毓成的话全没听得进去。杨森翘着个二郎腿，以为稳操胜券，那边刘湘则乘此机会上下打点。他首先亲自找邓锡侯谈话，一甩手便是大手笔：只要打倒杨森，以后速成系以外的部队全归邓锡侯收编，成都也归邓锡侯控制。
邓锡侯是水晶猴，当然要盘算来盘算去。就在他尚犹豫不决之时，刘湘又马不停蹄地联络袁祖铭。此时黄毓成也派出了特使，且驻于袁祖铭处，袁祖铭渐渐已被说动，但他提出的至少分得自流井盐税的要求，却未能得到正面回复。接着，杨森又派兵推进，把黔军赶出了部分防区，此举无疑是把袁祖铭推向了刘湘。
与杨森截然相反，刘湘对袁祖铭是有求必应。袁祖铭说希望以后每月能拨给他军饷四十万，刘湘一口答应。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承诺，倒杨之后，会让成都兵工厂尽快打造两万支步枪和大量子弹，以帮助袁祖铭打回贵州，驱逐滇军，直至进攻云南。
袁祖铭随即写了封亲笔信给黄毓成，信中说：“子惠（杨森）无联帅（刘湘）器识，公（黄毓成）亦迹近明珠投案之陈宫。”
在袁祖铭的眼中，黄毓成就是三国里那个足智多谋的陈宫，可惜投错了主公。你怎么能投吕布呢，吕布者，勇则勇矣，不过一无脑匹夫耳，你得投皇叔啊！
袁祖铭毫不犹豫地投靠了刘湘。
袁祖铭这里得手后，刘湘马上告知邓猴子。邓锡侯一听，也决定助刘倒杨。
袁、邓统统变成了敌人，杨森这才有些着急，他托人转告邓锡侯，说愿送他一批钱和枪弹，然而为时已晚。
1925年7月，刘湘、邓锡侯、袁祖铭组成倒杨联军，向杨森发起反攻。
杨森震怒不已，欲举兵相应，进攻重庆。黄毓成连说不可：“我急则敌合，我缓则敌分，如今应采用持久战略，联军久拖不决，内部必然分化，到时可各个击破。”
杨森哪里忍得住，等什么等，看我一拳把他们全给揍趴下。
不料经过课间十分钟，倒杨联军蓄足了力量，杨森一拳过去，差点把腰都给闪了。
杨森这下坐不住了，他披挂整齐，决定亲自到前线督师。就在他离开成都的当天，留守后方的“内鬼”之一便挂起了反戈的旗帜。
这名“内鬼”名叫王缵绪，是杨森的得力师长。刘湘给了他盐运使作为交换条件，但王缵绪说，他可不光是为了这份美差才会“叛主”，最主要的原因是认为杨森这个“主公”很不像话。
罪状之一是厚此薄彼。王缵绪曾对人说：“杨汉域（杨森的侄子）才当个骑兵团长，团部却存有四十万颗子弹，是我们远远不及的，看来我这个师长连团长都不如。”
杨森用人不拘一格，一些年轻军官原先资格不如王缵绪，也很快就升到了同一级别。王缵绪对此牢骚满腹，还作了一首诗，说自己“虽无卫霍功，却称干城将”，但是杨森“用人如积薪，后来应居上”，是不看重他这个老前辈。
罪状之二则有些令人啼笑皆非。某天，两人私下吹牛闲聊，王缵绪问杨森：“督理，你讨那么多老婆，不怕她们争风打架吗？”
杨森嘿嘿一笑，十分得意：“养老婆如养马。要骑，牵来，不骑的话，就拴在槽上，她们要争风打架，我就用马鞭子抽。”
王缵绪后来就说，杨森对待同床共枕的老婆都如此刻薄，还会对部下好吗？
王缵绪对杨森的不满的确由来已久，但杨森却一点儿看不出，还以为王缵绪是个“忠臣”。
王缵绪很会装，他给自己纹身，不过纹的不是左青龙、右白虎、中间一个米老鼠。而是在左臂上用针刺了一个字“森”，然后涂上蓝靛汁，使其渗进皮肤里。
与此同时，王缵绪还命令官兵们每人都得照样刺个“森”字。
针刺自然很疼，可这就叫苦肉计，以此显示他及他的部队对杨森的效忠。
如果不是充分地信任王缵绪，杨森也就不会在出征前赋予其以后防重任。听见王缵绪倒戈的消息，杨森如闻晴天霹雳，一时六神无主，对众人说：“王治易（王缵绪的字）都变了，我还打什么，不打了，不打了！”
见杨森阵脚大乱，刘湘趁势指挥倒杨联军发起全线总攻。
杨森发出通电，说他“非不能战，实不愿战”，把乱七八糟的军队全丢给黄毓成整理，自己则仓皇逃离。
黄毓成率几万主力军被联军包围于嘉定（今乐山市），他主张强行突围。但各将领暗中都已凭借同乡同学的关系，与联军方面牵上了线，均不愿再打仗。黄毓成回天无力，只得躲进峨眉山的寺庙，随各部自行其是，这就是“统一之战”中的“嘉定缴枪事件”。
黄毓成虽是滇将，但因在护国之役中与邓锡侯、刘文辉等人有旧，这些人不仅没有为难他，还专程派人请他下山。
想到自己的所有努力均作东流之水，这位“老陈宫”不由得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大骂：“子惠（杨森）孺子不可教！”
当着来人的面，黄毓成把他几十年来随身携带的一方翠玉私章掏出砸碎，发誓从此再不做军人，只愿去上海做寓公终老一生。
杨森也脱去军服，换上便装，灰溜溜地离开了四川，来到汉口。就在这里，他遇到了正准备前往上海的黄毓成，杨森又羞又愧，开口闭口不离“斐公”二字，还让手下招待黄毓成住进高级饭店。
不管怎样，他统一四川的梦是彻底破碎了，从此再也不能在川中称王。当时四川流行一首打油诗，说杨森之惨：“回首巫山泪两行。”“统一之战”结束后，按照惯例又得开善后会议了。川人对此早已熟视无睹，均称之为“分赃会议”。
说到分赃，刘湘首先得践诺，也就是答应他先前对邓锡侯、袁祖铭的许诺。水晶猴的比较好办，麻烦的是袁祖铭这个。
四川议会鉴于川战不歇，诸侯割据，一致提出议案，要求将兵工厂改为实业工厂，立即停止制造枪弹，同时禁止各军自由筹款。
不是针对袁祖铭一个人，但袁祖铭最吃亏，因为这意味着刘湘答应他的军饷和枪弹都得打水漂了。
应该说，刘湘事前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变化，但袁祖铭可不管这些，他认为刘湘是故意的，这家伙是想不认账了。
刘湘在成都遭到袁祖铭的暗中监视，最后在刘文辉的派兵保护下，才以扫墓之名避往老家。刘湘一走，袁祖铭也气鼓鼓地返回重庆。他一回去，就占领刘湘公署，并收缴所有在渝川军枪械，此谓“渝变”。
刘湘有家不得归，要动武的话，其嫡系军队大多被隔离在川东，临时收编的杨森部队还不能完全掌握，而邓锡侯这些猴精猴精的人态度又模棱两可，一时他也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顿足之际，逃亡在外的杨森却意外地派人找上门，表示川人应一致对外，他愿意指挥旧部，与刘湘合作驱袁。
杨森是什么样的人，肚子里在打着什么样的主意，刘湘当然比谁都清楚。他曾经想过要喂饱杨森，然而实践证明，杨森就是一现代吕布，他的胃口是填不满的，除非你自己让位下野。
很明显，即将开始的合作又是饮鸩止渴，甚至是引狼入室。刘湘思虑长远，可他麾下的将领们却大多考虑不到这一层，只认为此一时彼一时，若从军事着眼的话，刘杨夹击袁祖铭甚为有利。
段祺瑞指刘湘“能容不能断”，真是一语中的。他明明心里不想让杨森入川，但看到这么多人附议，又怕别人说自己心胸狭窄，局面都如此濒危了，还惦记着原先的仇隙不放。
那就合作吧，刘湘宣布，凡“统一之战”后收编的杨森部队，一律归还杨森，同时在合作收复重庆后，两人可共驻重庆，川东地区也将完全交由杨森驻防。
都说刘湘宽厚能容，真是名不虚传，杨森喜不自胜。
“统一之战”失败，他不恨刘湘，你先进攻人家的嘛，他恨的是袁祖铭，要不是这厮临时投向刘湘，我可不就大功告成了？
1926年3月，杨森到达万县，随即发了一个电报给川军旧部。电文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我回来了。”
接到电报，杨汉域、范绍增等六支部队即约定日期，迅速假道前往万县，这就是有名的“六部东下”。
当“六部东下”时，袁祖铭丝毫未进行阻拦。不仅不拦，还下令沿途各县为之提供粮草，就差敲锣打鼓迎接了。
原因就在于袁祖铭一直被蒙在鼓里，他并不知道刘杨密约的内情，竟然天真地以为“六部东下”是杨森在挖刘湘的墙角，两人又要准备干仗了。
既然袁祖铭已经和刘湘翻了脸，对这种事他当然是乐观其成，就恨不得能帮助六部早一点到达万县，以便能早一点看到好戏上演。
好戏果然上演了，但不是杨森跟刘湘打，而是杨森、刘湘把袁祖铭夹在中间一顿痛扁。
袁祖铭退出四川时已是鼻青脸肿，成了悲剧的主角。
事情就是如此富有戏剧性，本来道理都在他这一方，可惜此君过于矫情，得理不饶人，结果自己把自己给弄到了灰头土脸的地步。
刘湘先一步到达重庆，众将都提议去万县将杨森接过来。这些武将笨头笨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谋士们可憋不住了，赶紧把刘湘拉出账外并力陈利害：“自古二雄不能并存，杨森真的来了，他的职权如何处置，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有一句话忍着没好意思说出来：婚前天使，婚后恶魔，你们哪一次不是如此。
刘湘也正为这事犯愁，只是觉得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不能不讲信用。当然了，春秋无义战，江湖上混的，究竟有谁真正讲过信用二字呢。但刘湘不同，他跟刘备一样，打的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招牌，自己不能砸自己的牌子呀！
刘备当年其实一心要抢夺人家的产业，可表面还得装正人君子，为此只好一直在四川的大门口徘徊来徘徊去，那个纠结啊。如今的刘湘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在听完谋士的谏言后仍然犹豫不决。
杨森在重庆等着刘湘派员来迎，可好多天过去了，连根毛也没等着，火了，于是放话出来，说他将率六团之众自己来渝，不要你们接了。
在渝文武百官又来找刘湘了，说你看你看，我们说早点去接吧，难道非得把人逼得下不了台才罢休吗？
刘湘还是举棋不定，不接不好，接又不好，一个劲地问身边的谋士：“事急矣，奈何？”
谋士们开碰头会，再度向刘湘剖析其中的利害得失，刘湘这才下定决心要把杨森拒之门外，可他仍然觉得这话不能从他这个“仁义君子”的嘴里说出来。
按照事前安排，一个谋士在军事会议上发言，说刘杨合作，自然之事也，既然这样，那么重庆的部队既是刘湘的部队，也等于是他杨森的部队，又何必率六个团来重庆呢，这算什么意思？
话音未落，武将们一片嘘声，认为谋士在胡扯。大家都带兵打仗，谁进城上任不得武力护卫啊，尤其杨森这样的纯武将，又不是文人，完全可以理解。
会上刘湘做出一副人云亦云很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心里像被无数猫爪子在挠，暗自着急啊。谋士把刘湘拉到一旁说：“实在没办法了，你要再不出手阻止的话，杨森就真要来了。”
刘湘也知道不能再躲在一边了，这才把面具摘下，以直辖部队全体将领的名义发表电文，把杨森来渝的路给阻死了。
杨森不能来渝，当然不开心，但杨森其人虽刚愎蛮横，却也不是刘湘那种扭扭捏捏、故作姿态的人，换句话说，他如果真要做小人，马上就做了，绝不会把自己打扮成一君子。
杨森去重庆，肯定是要赶刘湘的，这没二话说。不过尽管眼下他又收拢了旧部，然而一掂量，真打起来，未必就干得过刘湘，那还不如顺水推舟，先留在万县做个“万县王”，以后再跟你慢慢计较。
于是，杨森驻万县，刘湘驻重庆，与其他速成系的大小诸侯们共居川东，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一带则为邓锡侯、刘文辉等保定系诸侯所居，大家彼此对峙着，川中又进入了新的“春秋列国”。万县乃江边城镇，常有外轮沿江来去。某次，杨森的一个师长在江岸候船，适逢英国商轮路过，就带着几个卫兵上了船。谁知登船之后，卫兵身上的武装便被护航英军给解除了。
这师长为此大丢脸面，回来后便告诉了杨森。杨森闻之十分震怒，拍案大吼：“欺人太甚，奇耻大辱！”
当年不管多厉害的军阀诸侯，哪怕是南方的革命军，再凶再横其实都是窝里横，在对待洋人问题上都很小心。
当然不是真怕了那为数不多的在华洋兵，而是牵一发动全身，得顾及内斗的需要——奉张于日本，南方于苏俄，北方于英美，只要身后的洋大鳄们铁了心支持你，你在国内几乎就是稳赢，敢不敬着哈着吗？
不是说不能得罪，是不能得罪错了。比如，张作霖对苏俄就没客气过，又比如，南方革命军历来的口号是打倒列强，它那列强名单里便只有英美，然而如果翻翻近代史，苏俄侵占中国领土的面积也不在少数……英美对吴佩孚及北洋政府谈不上有多支持，起码不像日俄那样送钱送枪，但在国际关系上毕竟偏向于北洋，那代表的就是一种国际舆论，所以轻易也触碰不得。
这个东西大家皆能意会，仿佛是《红楼梦》里的“护官符”，各个诸侯手里都有一份，杨森自不例外。可为什么说杨森“有勇无谋”呢，他愤怒起来完全不管这一套。
“外国船只在我们中国的内河航行，还要缴中国人的枪，这是什么逻辑？我管你英美日俄，记得别犯在我手里，否则有你们好看！”
1926年8月29日，杨森的宪兵押运盐款，准备搭英轮去万县。他们雇了三只小木船，欲通过小木船将宪兵和装银元的几十只箱子送上英轮。
这艘被称为“万流”的英轮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在乘客登岸后，既不等小木船靠拢，也不发出信号，便加大马力驶离，结果所有木船都被撞沉，官兵被淹死四十多人，公款沉没八万多元。
川江江面狭窄，水急滩多，但英国轮船丝毫不顾及中国人的安全，任意加快速度，此前已撞沉过许多木船。现在即便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故，“万流”仍然毫不在意，抛下撞沉的木船和落水之人，径直驶往万县。
杨森得报，既惊又怒，赶紧派检查队上船，追查肇事经过。
英国佬哪吃这一套，当即通知停泊在万县的英国海军军舰。英军登上“万流”后，强迫解除检查队的武装，还开枪射击，导致两名中国士兵受了重伤。
英军牛皮哄哄，一挥手，肇事的“万流”离开万县，继续做它的生意去了。海军军舰则卸去炮衣，将炮口对准江岸，做射击状。
“万流”虽离万县，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杨森另将两艘名为“万通”、“万县”的英轮扣住，不准开动。同时向驻重庆的英国领事提出交涉，要求赔偿损失。
中英谈判，杨森亲自与英国领事谈，但连谈几天都谈不拢，英国人，始终不肯赔钱。
正在这时，杨森从袍哥处得到情报，说一艘名叫“嘉禾”的英轮被改漆颜色，加装机枪大炮，似有劫走被扣轮船的企图。杨森不信，连说：“他敢，他敢。”
话虽这么说，但杨森还是下令沿岸加强监视。
1926年9月3日晚，武装轮船“嘉禾”真的驶来万县，那鬼鬼祟祟的样子，正好与袍哥的情报相印证。
杨森赶紧向被扣轮船调派守军，同时在沿岸构筑掩体，部署防守。
英国人在谈判桌上占不到便宜，一面宣称要和平解决，一面却暗中调兵遣将。1926年9月5日，在两艘英舰的配合下，“嘉禾”突然向“万通”猛冲，强行劫船行动开始了。
陆战队的出击时机经过精心策划，船上的中国守军正在吃午饭，等发现时，“嘉禾”已经逼近。英国海军陆战队员猛砍系轮缆绳，然后用铁钩将被扣两船钩住，企图拉走，同时鸣枪警告，强迫中国守军撤离。
中方坚不肯退，英国人端起机枪进行扫射，当场打死了两名士兵，舱内守军忍无可忍，立即开枪还击，岸上的守军见状也冲上“万通”，与船上守军合兵一处，向英军呐喊冲杀。
对英方来说，这本来是一次“奇袭行动”，然而因为中方早有防备，“奇袭”不成只好交战，谁知这么一打，还打不过。
英军的一位副舰长被打死，陆战队士兵也被击毙多人。还等什么，跑吧。可是因为计划中没有逃跑一项，英军准备很不充分，“嘉禾”又需要接人，两艘英舰顾不上交战，赶紧一左一右上前掩护。
杨森得报，早已亲自赶到江岸指挥作战。他组织水上敢死队，人手一把二十响驳壳枪，两人划一只小船，在英舰的缝隙间穿梭来去，不停射击。
英舰大而笨重，掉头不便，而且由于相互距离较近，还击很是困难，只能被动挨揍。
由于得不到充分掩护，“嘉禾”左躲右避，老是无法靠拢“万通”。英国兵脚一跨，没有跨上船，却失足落进了江里。
江水湍急，江面上又子弹横飞，有的英国兵就这样被淹死了。“嘉禾”旁边的情景真是比电影里的还好玩，两岸围观民众纷纷呐喊助威，拍掌叫好。尽管英国在列强中的排名早已下降很多，但日不落帝国的架子还在，尤其在亚洲，仍然是一副人五人六的样，哪里吃过这种亏。恼羞成怒之下，两艘英舰护卫着“嘉禾”全部退至江心，悍然使用国际上禁用的燃烧弹对万县城内施以炮击。
川军也有炮，但跟新式洋炮相比，已经落伍太多，所以很少能击中目标，只有“嘉禾”挨了两炮。
英舰只顾放炮放得欢，不留神一颗炮弹落进法国教堂，把钟楼给击毁了。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那法国人又岂是好惹的。停在附近江面上的法国军舰马上卸下炮衣，开过来对着英舰突突就是两炮，不偏不倚地正中英舰船尾。
法国炮并非杨森的破烂货可比，英舰上当即冒出浓烟，拉了一声长哨，乘着黄昏往下游溜走了。
在当天的枪战中，英军遗尸十三具，这尚不包括淹毙和被打死在英轮甲板上的陆战队官兵。中国军队亦伤亡三十余人，一名军官小腿受伤，长筒马靴被子弹打穿了好几个洞。
万县民众的损失较大。在英军的火炮攻击下，很多无辜老百姓被炸死炸伤，民居也被焚毁四百余家，这就是近现代史上的“万县惨案”。
1926年9月10日，杨森就“万县惨案”发出通电，在四川乃至全国掀起了对英示威游行的声潮。
杨森向北洋政府请示方略，北洋政府的意见是继续谈判。谈判桌上，英方还是不肯相让，扬言将加派驻宜昌的五艘军舰来川。
杨森以牙还牙，立即决定在长江两岸设置炮兵阵地，并计划在三峡江面上布放水雷——欺负我没兵舰是吧，试试我的火炮和水雷，看是不是吃素的。
布置完后，杨森当众表示：“英人野蛮成性，竟然能干出炮击万县这样灭绝人道之事，幸好被我击退了。倘若再来川反扑，杨某誓当一个不留，将他们灭个干净，以雪国耻而惩强暴！”
万县的某些胆小士绅，害怕英军再来进攻的话，会造成比“万县惨案”更大的损失，都偷偷跑来请杨森对英人服软。杨森把眼睛一瞪：“我死以后，你们再去讲和好了。”
英方说要加派军舰，不过是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把戏，见杨森动了真格的，甚至有了要拼命的架势，反而撑不住了，只得求助于北洋政府，以便恢复和谈。
1926年9月16日，北洋政府派代表与英方在军舰上举行谈判，达成了赔偿损失以及英方保证约束英舰等几项协议。
协议有了，英国人便想要回被扣船只和英军尸体，杨森却拖着不肯给，一定要英方先赔他的损失（即沉船部分）再说。
杨森粗中有细，协议上说的赔偿，是说“互相赔偿”，也就是英方须赔中方在“万县惨案”中的损失，但反过来，因为两艘英轮被扣，影响了它的生意，中方也得把这笔钱赔给英方。
不是说怕英国人以后会不认账，而是这乃一笔细账，需要花很长时间来算。可是当时政局变化太快，明天都不知道是谁当家，如何熬得起。再者，中国人的脾气，向来是激动得快发散得更快，你别看现在示威游行，人人脸红脖子粗，没准几天一过，就没人记得这件事了。
杨森很清楚，如果他现在不拿点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赔偿”注定会不了了之（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一直拖到年底，英方拖不下去了，不得不先在暗中把赔偿金付给杨森，才领回轮船和尸体。
英国人理应对杨森切齿痛恨才对，可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杨森是个勇敢的东方军人，对之又敬又畏。英国海军扬子江舰队司令推度少将一定要见见这个传说中的“杨森将军”，为谋一面，专门请万县的洋牧师牵线，登门进行拜谒。据说还有一位英国高层军官因为仰慕杨森，将他的一只狗取名为“杨森”——不要误会，中西文化不同，老外给狗取人名不是糟践而是尊敬。
杨森曾给所属部队撰写十首军歌，其中一首为：“男儿乘风破万里，最好沙场死。国辱未雪怎成名，宝刀携出征。”
“川中吕布”其实可爱之处甚多，虽然他当时还不知道今后会爆发那场惊天动地的御侮战役，但“国辱”到来时，仍然不假思索地抽出了宝刀，壮哉！
第九章 真命天子
刘航琛：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祖父创立了泸县曲酒业著名店铺“爱人堂”和酒类品牌“百花露酒”，乃酿酒世家。刘航琛毕业于北平大学经济系，在财政、金融方面有专攻。经刘湘延聘，主掌财政，为刘湘化解了经济困境，堪为刘湘身边的萧何。刘航琛还是民国著名实业家，被称为四川工商界的“木匠”。
刘从云：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早年以算命、占卦为生，后在“孔孟道”，又称“一贯先天大道”中任教主，宣扬“浩劫就要临头，眼看桑田将变成沧海”，信者众多。最兴旺的时候，其信徒达到上万。后“孔孟道”逐渐向军政界扩张，刘从云也被刘湘尊为军师，开始了刘湘独特的“以神治军”。
范绍增：字海廷，生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自幼不爱读书，终日在外游荡。十三岁入袍哥，后加入同盟会，不断经历被正规军收编，不久遭排挤又上山为匪的经历。自受杨森改编后，从军生涯趋于稳定，杨森一度也对其非常信任。范绍增胸无点墨，且憨眉憨态，人称“范哈儿”，但其人粗中有细，除讲江湖义气外，待人处事也很有头脑。
贺国光：湖北人，毕业于四川速成学堂，与刘湘是同学，为蒋介石幕僚。
李家钰：字其相，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此人其貌不扬，绰号李矮子，但作战勇猛，在二线川将中排第一位。出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后，成为川军中最小的派系“军官系”的首领。李家钰名义上是邓锡侯部下，实际在遂宁拥兵自重，自立门户，被称为“遂宁王”。
杨森在万县拔刀起舞的时候，重庆的刘湘正一筹莫展。
偶像不是那么好学的，刘湘虽然成功地塑造了宽厚能容的形象，但由于许诺给别人的好处太多，相应给自己留下的饼饼就越来越薄，也越来越小。
为了对付袁祖铭，刘湘的原有地盘一分为三，重庆以东许了杨森，又有一大半给了刘文辉，他自己只剩下巴县、璧山和重庆，几乎已由大诸侯沦为小诸侯。因刘湘字甫澄，甫与虎谑音，时人便戏称他为“巴壁虎”或“巴子国王”。
刘湘属下军队有十一个师，地狭兵多，刘湘根本养不起他的兵，便只能考虑缩编。
一个命令下去，谁也不予理睬。更有甚者，那些武将也渐渐不把他这个可怜的“主公”当回事，各师用人，皆自做主张，事前并不请示刘湘，要用钱了，便自己向税务机关提款，完全把刘湘当成了一个傀儡或泥菩萨。
是人都有个性。刘湘再黏黏糊糊，也忍受不了如此对待，气得甩手就走：不干了，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刘湘脾气温厚，导致他在的时候，众将看见他犹如看见空气一样，不觉得有多么重要，他这一走，倒反而把分量体现了出来，因为剩下的人谁也撑持不了局面。
快找“主公”，把他给请出来吧。
“主公”原来是躲到重庆对岸的日本纱厂去了，而且说什么也不肯复出。众将赶紧承诺，以后都听他的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军队全部交给你改编，用人用钱，完全听命！”
话说到这个份上，刘湘方破涕为笑，从纱厂里走了出来。
刘湘把十一个师改编为四个师，不能当师长的降为旅长或任它职，这才缓解了危机。
可是他的道路仍很漫长。当年刘备创业殊为艰难，但他最难还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寄身荆州，对着刘表长叹功业不建，乃至“潸然流涕”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山峰，而且想要爬上去，可是却感到力不能及，其内心之悲哀和痛苦是外人无法体会的。
刘备经常哭，他的哭内容丰富，但我相信，在荆州流下的眼泪绝对饱含真情，甚少掺假。
想想看，假如刘湘还是个小兵，或者普通军官，他所要做的不过就是服从指挥，就算前面有个难以攻克的敌方阵地，只要闭着眼睛往上冲就是，刘莽子嘛，怕什么。
难的就是他成了“主公”，并且有了不甘雌伏、一匡天下的雄心（讲难听点就是野心）之后。
要知道有多少人在做着同一个梦，结果却身败名裂、粉身碎骨。那刘存厚的成功已近在咫尺，谋士连“隆中对”都给他端出来了，他还功亏一篑，结果被川人笑话成“刘厚脸”，境遇真是要多惨有多惨。
刘湘比刘存厚更有资格接近历史上的皇叔，但谁又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成功呢，在躲到纱厂里去的那一刻，也许连刘湘自己都感到了前途的渺茫莫测。
三国演义的故事后来有了新发展，不过对书中主人公的要求不是变宽，而是更为苛刻——刘表听了老婆的话，连荆州都不让刘备待，用新野便把他给打发了过去。
那新野仅是一座微不足道的小县城，还与曹操的疆界紧挨着，对方说过来一眨眼就能过来，你甚至可以把它说成是刘表的借刀杀人之计。
“巴子国王”的“国土”当然比新野要大，但也大得有限，由于被强邻们包围，随时都有被一口吞噬的可能。
这不是艰难，几乎就是绝境，可是刘备事业腾飞的新起点恰恰就在新野，而刘湘也要从“巴璧”起步，别人称他是“巴壁虎”，他不仅不认为是讽刺，还暗暗以“龙虎”自许，决心“奋发图强”。
在慑服众将之后，刘湘开始轮流到各师督促训练，一方面提高军队战斗力，另一方面保证自己能切实掌握部队，以免再次沦为傀儡。与此同时，他着力刷新吏治，并像刘备当初那样贴出了招贤榜。
缩编军队，缘于没有钱，但说到底那只是权宜之计。以后既要争夺天下，当然还要扩军和打仗，到时免不了又要哗啦啦地往外掏钱，所以保证钱袋子充盈才是根本。
得找个理财专家出来了，可让刘湘头疼的恰恰就是这个，财务主管连换两任，都搞不下去。
并不是这两人滥竽充数，其中一个随刘湘理财多年，另外一个系张澜所荐，向以理财见长，他们之所以折戟，实在是当地的经济太差了。
“巴子国”内，也就重庆好一些。可是因为受战争拖累，这个四川当时唯一的通商巨埠，其实也并不景气，很难收到多少税。
显然，谁要能把“巴子国”的经济搞上去，谁就得有点揽瓷器活的本事。就在刘湘不知去哪里才能找到高人的时候，那人却自动送上了门。
说送上门也并不确切，它还是离不开刘湘的招贤政策。早先，刘湘曾派重庆卫戍司令兼铜元局局长王陵基为代表，专赴北平，从北平学生中招纳了一些川籍学生回川效力。
王陵基出身行伍军人，并非搞金融的专才，让他担任铜元局局长，实在是勉为其难。自上任之后，几乎是月月蚀本，一查账，已尽亏四十五万两纹银，眼看快亏到连家都要不认识了。
王陵基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都说铜元局是个肥缺，随便哪个人当局长都能发财，偏偏我当局长就赔钱，真不知道撞了哪门子霉星。”
某个回川的北大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便向王陵基推荐了自己的一个同学，说他是读经济的，现正在县中学当校长，能否叫来一试。
一个岁数不大的白面书生，能有多大本事，正好王陵基在重庆还办有一家报纸，也是月月亏本，负债已达四万五千元，快要揭不开锅了，王陵基便让这个推荐来的中学校长去接管报社，先用着再说。
来了之后，这个人问王陵基：“假如我接管报社，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王陵基一挥手：“只有一个要求，以后别再跟我要钱了。”
几天之后，此人拿了一张四万五千元的银票交给王陵基，说：“报社欠你的账从此一笔勾销，以后也不会再向你要钱了。”
此后报社果然走上了赢利的轨道，而且真的没有再向王陵基要一个子儿。
王陵基大出意料之外，一了解，包括那张银票在内，都是报社从正常渠道经营所得，只是前任社长从未想到过而已。
既然年轻人如此能干，王陵基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任命他为铜元局事务所所长，代他整顿铜元局。
年轻人名叫刘航琛，这还只是他的牛刀小试。
刘航琛从小就聪明伶俐，读书也很用功，要不然怎么考得上北大。就读北大经济系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兴起，身边大多数同学都争先恐后地上街游行，只有刘航琛坐在课堂里，该干嘛干嘛，别人怂恿，他就说“何必多事”，又埋着头去看书了。
刘航琛的性格，注定难以叱咤风云，但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术业有专攻的实用型人才。
临近毕业时，刘航琛交出的毕业论文扬扬洒洒，旁征博引，以致于批阅论文的系主任都不知道论据究竟引自于何本经济学专著，对刘航琛称赞不已。那时的大学教授货真价实，尤其北大经济系主任，岂是等闲之辈，连他都脑袋上冒汗了，可想而知刘航琛当时达到的学术水平。
刘航琛是四川泸县人。泸县以生产大曲酒著名，刘航琛的祖父一手创立了泸县曲酒业著名店铺“爱人堂”，但他祖父订有家规，不许子孙做官。
在这位老人家看来，做官的人奴颜婢膝、俯仰由人，活得也不见得有多开心，倒不如有钱在手，不做官也可以一生享福。
刘航琛恪守祖训，毕业后选择了回乡从教，为此还曾多次拒绝地方军头的入幕邀请。
不久以后，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刘航琛。
刘航琛的祖父在经营本地曲酒的同时，发现天津生产的玫瑰露酒很畅销，就自己买了一套蒸馏器，钻研出蒸馏技术，从而制成“百花露酒”，质量比天津露酒还要好。他又别具一格地改用玻璃瓶装酒。当时四川酒大多用瓦罐盛装，这一大胆创新使“百花露酒”一举成名，其销量和口碑仅次于拥有三百年历史的第一曲酒品牌“温永盛”。
烟酒都要缴税，重庆的烟酒税征收局长是个糊涂蛋，他将玻璃瓶装酒一律视为“洋酒”，全都要课以重税，露酒也在此例。
为了这件事，刘航琛特地到重庆进行申诉。在递给局长的申诉书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钧座（指局长）所订章程，不问酒之洋不洋，只问瓶之玻不玻，假如钧座穿西装，着革履，遂谓之洋人，可乎？”
糊涂局长读后大发雷霆，立即查封“爱人堂”重庆分号，并且还要逮捕刘航琛。
刘航琛迫不得已，四处托人说情送礼，一场风波方告平息。这件事对刘航琛打击很大，让他从此感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光教书而不入仕的话，将可能一事无成。整顿铜元局，让刘航琛得到了入仕的机会，也终于使他能进一步展示自己的才华。
清末民初，通用货币都是银元或铜元。由于连年征战，四川铜元的铸造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据说每年都达到亿枚以上。川中铜矿再多，也经不起如此消耗。重庆铜元局困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铸铜元没材料，有了材料，好不容易铸出一点，投放市场后又获利微薄，还不如不铸。
四川没铜了，刘航琛就去上海买。当时市面上流行“二百文”面值大铜元，他便将一枚大铜元改铸成五枚小铜元，面值仍为“二百文”，取名“新二百文”。
买铜的钱款不需铜元局掏一个子，全是刘航琛让知名钱庄垫的资。“新二百文”铸出后，铜元局也不直接经营，而是让那个知名钱庄负责包销。
“新二百文”很快打开了市场。货币有它自身的价值规律，一开始，由于“新二百文”分量减轻，“老二百文”相对就值钱，人们需要用钢刀将其切割成两片或四片使用，但这样以后钱币变得既难看又不易携带。久而久之，“新二百文”成为主流，不仅川人乐用，还流行于西南各省。
刘航琛给铜元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履职的第一年，铜元局便扭亏为盈，不仅弥补了所有亏空，而且还净赚纹银九万多两，顿时把个王陵基乐得连嘴都难以合拢。
王陵基大开眼界，随即就把刘航琛举荐给刘湘。
当时刘湘在财政上已负债达八九百万元之巨，一时拮据到什么事都办不了，正是无比抓狂的时候，听到还有如此理财高手，几有天降财神爷的感觉。
刘湘见到刘航琛，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请你来，不是喊你来做官，是要你和我共事业。”
刘航琛也单刀直入：“共什么事业？”
刘湘毫不避讳地告诉他：“统一四川！”
话已入港，刘航琛提了个问题：“你是要我帮忙还是帮办？”
刘湘来了兴趣，“帮忙如何，帮办又怎样？”
刘航琛说，如果是帮忙，一切还是你自己做主，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但要叫我帮办，那就是我认为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刘湘毫不迟疑：“肯定是帮办。能够替我盖章的人很多，我又何必来找你。”
刘航琛接下话茬：“那么，我想问一问，甫公（刘湘）在财政上能给我多大权？”
刘湘笑了：“我也想反问一下，让你办财政，我有哪些权，你有哪些权？”
刘航琛一口气说下去：“甫公有两个权，第一，如果我舞弊，甫公对我有枪毙权；第二，如果我不称职，甫公有随时罢免我的权。除此之外，财政上的所有权都是我的。”
刘湘思考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可以！”
刘航琛受命执掌财政大权后，首先朝收税机构开刀。
“巴子国”虽小，各种各样的捐税机构却多如牛毛，其中的负责人大多是各师旅长安插进来的关系户，把玻璃瓶装酒当“洋酒”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导致在机构开支庞大的同时，效率反而奇低。
刘航琛为此成立了重庆税捐总局，并从刘湘那里请来尚方剑，将富余机构和人员全部砍掉，实行“苛而不扰”，一方面减少了纳税人员来回奔波的麻烦，另一方面节省出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
比节流更重要的还是开源。
刘航琛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决定效仿当时的南京政府，通过发行库券公债，来实行“以债还债，以债养债”。
起初公债发行并不顺利。重庆证券交易所开业后，持有者把债券当成烫手山芋，竞相出售。结果导致卖出的人多，买进的人少，被刘航琛寄以厚望的新兴行业几乎成了有卖无买的单面生意。
刘航琛见势不对，赶紧说服金融界中的银行和钱庄进行认购。
可是这银行钱庄的胆子也不见得比一般证券持有人更大。川中连年混战，也不知道刘湘能挺到什么时候，万一不小心被人家给并掉了，这债券岂不等同于废纸？就算有人肯认，起码也得打不小的折扣吧。
大多数都不敢动，勉强认购一些的，不过是看了刘航琛的面子，再狠狠心，赌刘湘下次打仗能赢而已。
眼看债券滞销，即便是刘航琛这样的理财高手，也急到直抓头发，抓着抓着，一个灵感忽然被他抓了出来。
有个故事，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镇江金山寺，看到长江上船只来来往往，热闹非凡，就问寺中高僧，江上一天大概要过多少条船。
高僧回答：“只有两条船。”
乾隆甚为不解，你就算扳着指头数不过来，也不至于告诉我这个答案吧。
高僧之所以为高僧，真非一般光头和尚可比，他解释说：“我看到的就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上来来往往的无非是这两条船而已。”
其实，名最终也是为利。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先生早就在《史记》中为我们总结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可不，大伙儿整天忙忙碌碌，要死要活，还不都是奔着一个利字去的，尤其是做生意的人，绕来绕去更是离不开这个字。
刘航琛再不多费口舌了。他把债券打到七折甚至是六折，同时大幅提高利息，有的高达月息一分二厘。
债券一面市，刘航琛即让刘湘所属的自有银行和钱庄带头认购，给外界造成一种再不买，马上就会脱销的印象。
商家们果然都红了眼，纷纷上前抢购，证券所连发几次债券皆抛售一空，自此，路就走顺了。
刘航琛发行债券是为了应急，化远期款为现款。学经济的，他懂得实业才是根本，否则就会摧毁信用基础。
当时的军头们大多把商人视为“唐僧肉”，割一块就走，全不管对方死活。刘航琛不是这样，他不对商人进行强派硬索，而是看准机会，自己进行投资。
刘航琛投资的范围和领域非常之广，几乎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因为他到处“搭架子，打楔子”，时人将之比作是四川工商界的“木匠”。难能可贵的是，“刘木匠”在商海纵横驰骋二三十年，但向来以“同业”（即同行）面目参与竞争，从不倚仗“红顶商人”的官势压人。
更难得的是，刘航琛能够做到公私分明，该自己的钱拿，不该自己的钱如数交账。他在外为刘湘做采购，得到二十万元佣金，回重庆后便如数交给刘湘，坚决不入私囊。
在刘航琛这个财神爷的辅助下，刘湘晚上可以抱着金娃娃安心睡觉了，他也终于有勇气回味一千多年前飘荡在新野大地上的那首歌谣：“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我们读三国，当读到新野篇时，一定不会忘记某个关键情节。
对了，三顾茅庐嘛，孔明先生再不出场，这书都没法看下去了。
刘湘也读三国，自觉要说缺，也就是缺一个“神机妙算，能够安邦定国”的活诸葛了，毕竟刘航琛只能在经济领域如鱼得水，军事政治上可帮不了他什么忙。
这个神人在哪里呢？
有一个神人的名字其实早就传进了刘湘的耳朵，此人叫刘从云。
刘从云不仅是神人，还是远近闻名的“神仙”。据说他上通天文、下谙地理，袖藏乾坤八卦，能知过去未来，那真是才如诸葛、智赛刘基。
还有人神乎其神地说，刘神仙其实就是天上的神仙下凡，之所以暂隐凡间，为的是等候真命天子礼聘他做军师，以便襄助对方一统天下。
说句老实话，当初从速成学堂毕业，包括刘湘自己，都不会想到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可那个算命不要钱的王篾匠不是说了吗，他会前程远大，怎么样，真的应验了。
前程远大跟真命天子能不能画等号，刘湘急盼着再找一个人来算一算，既然刘神仙也在寻找真命天子，那岂不正好。
于是刘湘写了一封信给刘从云，邀请其来重庆。写完了信，刘湘有没有做好三顾茅庐的准备，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刘神仙接信后马上屁颠屁颠地跑来了。
演义毕竟是演义，史书毕竟是史书，在现实生活中，大吏弯着腰礼聘贤才的情景早就绝迹了，这一点，连“神仙”都清楚，所谓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还是主动点好。
一见到刘湘，刘从云就失声大呼：“我今天遇到真命天子了！我要做军师，辅佐督办，平定天下，统一中国。”
刘湘又惊又喜，但表面上还要强自镇定，作谦卑状。
这边刘从云继续唾沫横飞地进行点评：“督办的相貌，隆准凤目，实乃帝王之姿！”
相完了面，他又论起了风水，说刘湘的祖坟怎样怎样，不得了啊，预示着后代要出皇帝。
刘从云特地申明，他从未去过刘湘的老家大邑。
你没去过，如何知道得这么清楚？刘从云说，他有“慧眼”，足不出户，不管千里万里，一律可以尽收眼底。
听到这里，刘湘那个激动啊，因为他觉得刘从云太神了。
父母去世后，刘湘为选择坟地，曾请教一位阴阳先生。这位先生说，大邑鹤鸣山是张道陵、张三丰两位天师得道成仙的圣境宝地，若将坟地建在那里，必能福荫子孙。
刘湘依言而行，可是不久他的一个孩子便夭折了。刘湘夫妇异常悲痛，这时另一位阴阳先生给他分析：“鹤鸣山是道教仙山，人张天师的领地，能随便动土吗？公子夭折，实乃天师之罚也。赶快搬吧，不搬还不知道会出多大的祸事呢。”
刘湘深以为然，便让这位先生给他另觅福地，最后迁葬于响台山。
响台山确实不赖，每当晴天傍晚，峡口便与八面来风互相振荡回应，宛如锣鼓齐鸣之仙乐，你要说这风水再不好，恐怕就找不出好的了。
刘湘对刘从云佩服之至，当下就拜在刘从云门下，尊其为老师，并聘任其为督署高等顾问。
诸葛亮打动刘备，还需要“隆中对”，刘从云仅凭一双“慧眼”就搞定一切，成了刘湘身边的“神仙军师”。
我们熟知的诸葛孔明向有两种形象，一种是正史传记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家，一种是民间演义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人。刘从云版的诸葛孔明属于后者。
他早年就是个算命先生，靠摆八字摊头，给人算命拆字维生，邪门歪道的东西知道不少，比那个纯属业余玩票性质的王篾匠可要专业多了。
刘从云入幕不久，刘湘家就出了事，他弟弟患重病死了。
刘湘赶紧找来军师，刘从云掐着指头给算了一卦，然后很肯定地说：“看来可能是老太爷、老太娘的阴宅出了问题。”
刚刚夸说祖坟好，祖坟就又不行了，刘湘着实有些不信。可是军师既如此说，那就一道回家看看吧。
到了响台山，刘湘简直就要给刘从云来个倒头下拜了。
不是神，是太神了，原来的“仙乐”已不复存在，试问这风水还能好得了吗。
问当地百姓，原来是近年来响台山挖土烧砖，环境被破坏了。
再迁坟，这次刘从云亲自操刀。半年后，他在江油县找到了一块所谓的宝地。
不用再动了，那就是最后的风水宝地，刘从云正经八百地告诉刘湘：“拥有这块阴宅，日后钧座（指刘湘）必有九五之尊。”
此后，刘湘的事业和运气果然腾腾腾得直往上蹿，想慢都慢不下来了。有史学家考证，说刘备三顾茅庐，可不光是求贤若渴。事实上，诸葛亮并非我们想象的那种布衣百姓，他与荆州士族豪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的刘备还是个外地人，正需要削尖脑袋挤入本地圈子。
同样，刘湘选定刘从云做自己的“神仙军师”，也不仅仅因为刘从云能掐会算。
对刘从云来说，相个面啊，看个风水啊，已经属于业余兴趣了，他的主业是做“教主”。
早年间，刘从云确实摆过算命摊子，可那年头做这行当的人太多了，大家争抢的结果，就是把生意和利润都越摊越薄，渐渐地连糊口都变得极为困难。
还好，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不幸中的万幸，刘先生又发现了另一条致富捷径：传道。
在这方面，刘从云可称得上是个人才。他那个道叫做“孔孟道”，又称“一贯先天大道”，创自于清末，刘从云执掌后，该教信徒已蔓延至四川许多地方，当然绝大多数是偏僻农村。原因很简单，农村人见识不广，比较好骗嘛。
刘从云不管走到哪里，逢人便宣传，说“浩劫就要临头，眼看桑田将变沧海”。这些类似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向来最能引起人们的恐慌，也最易蛊惑人心。那些年又正好是四川特别混乱、民不聊生的时期，两相一对照，真的好像末日要来了。
你想逃避浩劫吗？想啊，谁不想。好，那就信“孔孟道”吧。
最兴旺时，刘从云拥有信徒上万。这些入道信徒每人都要向刘从云呈送见面礼，或曰“舆马费”，多少倒不拘，反正有钱的多给，没钱的少给，但这就叫积少成多，刘教主很快变成了阔佬。
刘从云物质富了，精神上也开始万能起来，要不然如何能被称为“刘神仙”呢。
刘湘看中的正是这个“精神万能”。
钻在日本纱厂那几天，他算想明白了，这帮武将精神贫乏啊，简直可说是一群乱哄哄的无脑之辈，除了升官发财、见风使舵外，其他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关心。需要你的时候，把你当速成系领袖，不需要的时候，甩手一扔，谁尿你。
有了“刘神仙”，一切不用愁。
刘湘自己入教不算，还传话下去，让军官全部拜刘从云为师，并定期听刘从云传道授道。
当然开始会有人不服，但有办法让你服。
那边刘湘下班回家吃饭，这边刘从云告诉众人，说刘湘的桌上有哪几样菜，他吃饭时说了哪些重要的话。有人半信半疑，一问刘湘，千真万确，没半点差池。
为什么刘从云能未卜先知？当然是有“慧眼”。在无处不在的“慧眼”覆盖之下，连刘湘都没了隐私，其他人能不揣着小心吗。
假使你还是不当回事，下面有更狠更辣的。
某天，刘从云在刘湘面前演示八卦，忽然掐指一算，脸色阴沉下来。刘湘忙问究竟，刘从云说，有个连开到刘文辉防区的边境去了。
诸侯有如列国，防区的边境线就相当于各自的“国境线”。跑到“别国”的“国境线”，这个连很明显就是要酝酿“叛国”了，刘湘的脸也随即阴沉下来，立即派部队予以追回，并将连长予以枪决。
处决令一下，三军为之震动：这“神仙军师”忒牛了，既能透视，又能卜卦，就算你是孙悟空，也跳不出他的如来掌啊！
与其说刘从云是在使神术，不如说他在变魔术，什么叫魔术，当然全是假的。
刘从云要“透视”刘湘，简直太容易了，两人搭档，刘湘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去做就是了。
至于那个连长，讲穿了就是个屈死鬼。据说此前刘从云曾告诉他：“我给你算了一卦，某天你会有杀身之祸，必须将部队开到某处暂避两天。”
连长颇为难，说没有督办命令，我哪能擅自移动呢。
刘从云摆出他的军师架子：“以后进行野外作战，经常需要宿营在外，现在就开始训练，有什么不可以的？”
连长还是有些迟疑：“可那边不是敌军防区吗？”
刘从云点拨他：“你用不着深入嘛，就在边境上停住不动，待上一天就开回来。”
说完又拍了胸脯：“不要怕，有我呢，我给你作证明！”
连长傻乎乎地就真去了，根本没想到会因此人头落地。
这个节目同样需要一拍一档，而它的创意却来自于三国时代的孟德公。
当时曹营作战粮食不足，曹操密令粮官用小斛替代大斛，克扣士兵口粮，最后却以贪污罪把粮官给杀了，这就叫借人头买人心！
刘从云在重庆声势日隆，凡是要在刘湘营中当军官的，都要拜在其门下。
刘从云专门在重庆设“馆”传道，“馆”里的信徒，除刘湘之外，还包括王陵基、王缵绪等大小军官，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称为一百单八将。
此谓以神治军。万事开头难，历史上的诸葛亮走出茅庐时才二十多岁，一个看上去乳臭未干的小伙子，难怪关羽张飞要为难他了。
与之相比，刘从云最大的缺陷也是年轻，不过不是年龄大小上的年轻，而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看起来还太嫩。
有人甚至为刘湘叫屈，说刘湘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被“刘神仙”耍呢？
旁边立即有人纠正：“不是神仙耍刘湘，是刘湘耍神仙。”
第三个人笑了：“你们都错了，他们是互相耍，刘湘耍神仙，神仙耍刘湘。”
“耍”当然是很刻薄的用词，你要搬到过去，能不能说刘备在耍诸葛亮，诸葛亮也在耍刘备呢？
或许换成借用就比较好理解了。刘备要建立功业，就得借用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和社会关系，同样的，诸葛亮若不依倚刘备为“主公”，也只会在南阳沉寂一辈子，他那自比于管仲、乐毅的志向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刘从云的志向可不小。
就像刘湘最初只想当个普通军官一样，刘从云在摆八字摊头，乃至于转行传道那会儿，估计也不过就是想发个财致个富什么的。但是有一个专门研究心理学，叫做马斯洛的美国老外不是说过吗，人的需求要分层次，吃饱喝足只是最低层次的需要，这个需求满足后，一层层往上去的平台还多得很哩。
刘从云吃饱喝足致了富，又有这么多信徒对他顶礼膜拜，自我感觉一直在向“超凡”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更高点的个人需求，那就奇了怪了。
要知道，刘从云的“孔孟道”还打着孔孟的招牌，而孔孟可都是主张积极入世的。
在入幕之前，刘从云就时常对他的信徒们说：“我道是孔子的先天大道，自然也要按照孔子的教训去做，先修身，后齐家，最后要治国平天下。”
见到刘湘时，刘从云那一声失态的大呼，并非完全做作，他是真的认为从此有机会“治国平天下”了。
贴身弟子们对刘从云的心理摸得很透，过后马上编出段子：“因为刘备在三国时没有能统一全国，所以留下遗恨。这次玉皇大帝派从云老师（指刘从云）下凡，就是要做大事，保卫汉室江山。”
刘从云自己也毫不掩饰，他说：“当此中原逐鹿，乱世出英雄的时候，挽狂澜于既倒，作中流之砥柱，舍我其谁！”
人人都以为刘从云只知道装神弄鬼，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更热衷的其实早已不是这个，而是如何在政治圈内一展拳脚。
注意，“神仙”不过是我的外衣，从政才是我的核心。
刘从云政治舞台上虽然年轻，但在神坛上早已是万人仰望，这时候“神仙”外衣就能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
刘从云的信徒，除大多数为基层农民外，也有地方上的士绅甚至袍哥，刘从云便从这些信徒中挑选出一些能说会道、善于交际的人，并且逐个给他们大灌迷魂汤，说你的根基很好，是前代某某（历史或小说演义中的出名人物）转世，今后前程远大，定能安邦治国。
打足了气之后，刘从云便以这些人为骨干，派他们到处活动，在中上层社会进行宣传和拉拢。
为什么刘湘早早就知道了刘从云的名字，说到底，还不是宣传的结果。
渐渐的，入道的川军将领已不仅仅止于重庆。这些人有的是被刘从云派出的骨干拉拢，抱着姑且一试的目的；有的是通过刘湘介绍，想跟刘湘攀个关系，以寻求保护；有的干脆就是受周围其他人的影响，看你们都加入了，觉得自己不入不太好。
他们还只是一些小诸侯，但作为开头，这已经足够了。刘从云又在成都、万县分别设馆，以容纳这些上层人物，事后他告诉自己的弟子：“从此英雄入彀了。”
就在一切都操持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刘从云突然离开重庆，前往武汉。
给信徒及外界的说法，是重庆和成都道馆的“灵根”没有调好，刘从云作为教主得四处云游去“调”一下。
实际的原因当然不会如此简单，而且仍跟政治紧密相关。
这一年是1927年，四川以外的政局变化极其剧烈，先是南方发起的北伐之役在长江流域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又出现“宁汉分裂”，蒋介石在南京，汪精卫在武汉，两个南方产的国民政府一母同胞，却相互对峙。
南北谁胜谁负，基本已有定论，起码长江流域这一块是没有疑问了。川中诸侯不论大小，全都是转舵行家，一夜之间便全都“咸与维新”，宣称服从国民政府，并受编成为“国民革命军”，其中刘湘反应最快，在加入国民党后，第一个就职为第二十一军军长，其他有点实力的诸侯也都有样学样，相继当上了“革命军军长”。
如果说这一点比较好解决，下面就比较难了。
刘存厚的谋士吴莲炬在“隆中对”中，曾提出一个外拥中央，内固实力的策略。问题就在于你拥谁为“中央”呢，是南京，还是武汉？
最稳妥的办法是等等看，事实上，大家也都在等，就等南京和武汉决出胜负，但是稳妥有时就意味着落后，一旦人家那边尘埃落定，封王拜侯可就没你什么份了。
要做大事就得冒点风险。刘湘像受编时一样，又是首先行动，暗中将赌注全部押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一心北伐，对四川境内的事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刘湘这样的川中实力派主动投靠，当然没理由不高兴，因为那就意味着他起码可以通过刘湘“以川制川”了。
为了方便联系，蒋介石专门在上海买了一部短波无线电机送给刘湘。据说当时这种短波无线电机一共才三部，另外两部，蒋介石自用一部，还有一部给了白崇禧。
刘湘除与蒋介石直接通电外，还派代表专驻上海，应该说南京那边没什么问题了，他所顾虑的是武汉。
“神仙军师”去武汉，一方面是窥测动静，另一方面也便于从外部总揽四川局势。
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还未出现时，刘备总是多灾多难，几乎让每个读者都为他揪一把心捏一把汗，自从有了孔明之后，大家就安心了，大可以吃着爆米花看闲书。
孔明在时，百战百胜，即便不在，不还留下了“锦囊妙计”嘛？
刘从云临行之前，也给刘湘留下了一个“锦囊”，让他在碰到困难时如此如此。话分两头,各表一枝。当刘湘在重庆做他的“新野事业”时，杨森在万县也没闲着，而且两人都碰到了如何团结内部这一棘手问题。
杨森可来不了刘湘那种哭哭啼啼、欲说还休的酸样，也绝不会装成戏剧里受了委屈的小生，一个人跑到角落里去跟部下将领们玩躲猫猫，当然更没那么多心眼如刘湘一般搞“以神治军”，他只会下狠劲硬压，采用的是所谓“强干弱枝”政策。
杨森从各个师里抽调机炮重火力，成立机炮部队，又每师抽调一个主力步兵团，编成执法大队。这些部队全都由杨森直接掌握，看谁不顺眼，马上就可给以颜色。
杨森得劲了，各师却无不被抽到骨软筋酥，师旅长们叫苦不迭，有人忍不住发牢骚：“集中机炮，等于脱马褂，成立执法队，等于脱长衫。昨天脱马褂，明天脱长衫，后天是不是要连裤子都剥光呢，这让我们如何见人？”
为了让军官消停下来，杨森又创造了一套新理论。他说：“养恶人如养鹰，饥之则附，饱则飞扬。”
杨森把部下全当恶人养，给的薪资极低，使他们时时处于一种半饥半饱状态。有人发牢骚或不满意，杨森就随手新人换旧人，完全不顾任何情面。比如他觉得师长不听话，就撤掉师长，提拔旅长接替，觉得旅长不听话，就撤掉旅长，升团长为旅长。
这下大家反而叫得更凶了。
杨森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叫做“杀鸡给猴看”。他以“阴谋叛变”的罪名，派执法大队把一个叫杨春芳的师长给抓了起来，并要处以极刑。
杨春芳系绿林袍哥出身，杨森军中，有此经历的人不少，比如范绍增。见杨春芳可能要人头落地了，他们一方面是物伤其类，另一方面则出于江湖义气，纷纷争着为其求情，说杨春芳半辈子刀口舔血，欠下的人命债委实太多，死是应该的，但是人人都可以杀他，唯独杨森不能。
为什么呢？“因为他两次投奔惠公（指杨森），口口声声称你为叔父，并无半点要叛变的迹象，再说他打仗又向来卖力，多次充当开路先锋。这样的人，你杀之不仅不仁，而且不义，以后如何统率诸将？”
杨森心中有鬼，顿时被说得无言以对，沉默许久，方答复道：“你们请回，容我再研究。”
范绍增等人以为妥了，遂放心离去。谁知当天半夜，杨森便下令执法大队将杨春芳枪决了。
第二天，将领们听到消息，不由得面面相觑，脸色发白。自此后他们人人自危，平时若没有大批警卫跟随，都不敢随便走出营房。
杨森以为自己把一众猴子给吓住了，还直得意呢。但因为范绍增的实力较强，防区又在万县之侧，他对之仍不放心，便借故把范绍增招来万县。当时他是想要测试对方有没有“反心”，有“反心”就当场扣下，甚至像杨春芳那样杀掉；若无“反心”，则先卸其兵权，然后再慢慢图之。
范绍增已经走到了办公室的门口，杨森故意不叫他进来，也不理睬，活活将他晾在门口竟达两个小时。
晾完之后，杨森忽然破口大骂：“如此扯风（四川话，大意与扯淡接近），我决心不干军长了，下台！”
这话当然是说给范绍增听的。范绍增绰号“范哈儿”（哈在四川话中是傻的意思），但他表面憨傻，为人却机警异常，江湖经验十分丰富，马上装作生气的样子也发起火来。
“人家说我反抗军长（指杨森），真正岂有此理！军长就像父亲一样，师长就像儿子一样，哪有当儿子的去反抗老子的。”
一番话完全出乎杨森的意料，但又恰恰说到了他的痒处，两个字：舒服。
杨森这才转嗔为喜，走出办公室对范绍增说：“你的枪太旧了，给你换新的。”
这是要卸他兵权。范绍增很清楚杨森的意图，立刻同意“换枪”，并且故作镇静地问杨森：“什么时候换？都等不及了。要不我明天就把枪统统交来。”
杨森真以为范绍增是个傻子，也就不再派人紧盯监视。第二天，范绍增说要出城打猎，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防区，随即便和其他也早已不满杨森的师长进行联络，加上主动入伙的赖心辉，组织“倒杨军”，这就是“四部倒杨”。
“四部”还觉得理不直气不壮，便告知刘湘，请他做主，再给个“倒杨”的正式名义。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到了那一步，每个人都会这么想。刘湘“倒杨”的心比“四部”来得还迫切和彻底，只是他的行事风格，向来极其小心谨慎，成功概率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事，基本不予考虑，更不可能贸然出兵。
现在有“四部”去捅那个马蜂窝，就要省事多了，他所要做的，也就是给杨森安个罪状而已。
他很快就想到了：杨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在北伐胜利在望之际，他竟然还继续包庇和窝藏“北洋余孽”——老主子吴佩孚！杨森一向换主子换得最勤，要不怎么叫“川中吕布”呢，可偏偏这次他换得有些不干不脆。原因是吴佩孚在被北伐军击败之前，曾封他为四川省长，他舍不得这个职位，连带着就生起了幻想：说不定吴佩孚还能东山再起呢，到时再想跟可就难了。
如何才能鱼与熊掌兼得？杨森的办法是脚踏两只船，他一方面改换旗帜，由此得到了第二十军军长一职，另一方面又与吴佩孚暗通款曲，甚至迎吴入川。
有勇无谋的人耍小聪明，通常都会演砸，而杨森的那点心思，更是白痴偶像剧的水平，别人哪会看不出来。
刘湘紧紧抓住杨森这个破绽，再添油加醋，夸大事实，向蒋介石狠狠告了一状。
强人眼里揉不进沙子，蒋介石当即下令将杨森予以免职，另任他人。
杨森哪里舍得把“革命军军长”让出来，反正你撤你的，他厚着脸皮照样做。新的“第二十军军长”拿着蒋介石的任命状早已急不可耐，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就职了再说。
这边不肯摘帽子，那边要戴帽子，于是自当年刘存厚、熊克武的“双督军”之后，四川再出双黄蛋奇观，有了两个“第二十军军长”。
刘湘在结结实实地阴了杨森一把后，便以当家人自居，给范绍增等人加官进爵，鼓动他们拿着“天子令”尽快兴师万县。
杨森先丢了官，再遭“四部”围攻，自然是又气又急。刘湘还不忘在伤口上撒把盐，让当年的“内鬼”王缵绪出面，发通电劝杨森下野。
王缵绪在通电中用词尖酸刻薄。他讽刺杨森说，你不是“号称猛勇”吗，一味要“以力服人”，现在怎么样，一挫再挫，逊到不行，眼看就要沦为难穿鲁缟的强弩之末了吧。
王缵绪还说，如果杨森愿意下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王缵绪就情愿生生世世做小沙弥，一心一意地服侍杨森这个“佛祖”。
杨森看到这份通电，怒气冲天。
刘湘和王缵绪的本意是要展开攻心战，羞辱和刺激一下杨森，顺便给攻向万县的“四部”打打气，但最后起到的却是反效果——杨森真的被激怒了，不过他不是“放下屠刀”，而是舞着刀就冲了过来。
说过了，杨森是勇战派的，一勇起来，千军难敌。
“倒杨军”看似声势浩大、咋咋呼呼，可转眼之间就被杨森打得首尾不能相顾，最后以分崩离析告终。
赖心辉有一个主力师师长，是杨森的速成系同学，以前就曾被杨森俘虏过一次，此番再次上演“二进宫”。杨森打趣他：“老同学，你咋个又来啰。”
这师长倒也不羞不臊，坦然作答：“因为你上次招待我很丰盛，迄今尚念念不忘，所以这次又来搅扰你了。老同学，我们这不是梁山泊的兄弟，越打越亲吗？”
杨森大获全胜，俨然已是一览众山小的派头，所谓“风度万人迷，正气无人敌”。连刘湘也畏其三分，怕他乘胜攻进重庆，连忙一边调兵设防，一边派代表与杨森洽谈“合作”。
刘杨“合作”多次，可没有哪一次能“合作”成功。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合作”基础：刘湘要当“帅”，让杨森为“将”，然而杨森哪里愿意，他还恨不得反过来让刘湘做跟班小弟呢。
所谓“合作”纯属南辕北辙，完全谈不拢，不过杨森刚刚经历了一场大仗，急待喘息，也并不想打。所以尽管两人“合作”未成，但总算又得以相安无事。
趁着前方太平，刘湘想到要把自己被扣留的一批军火给要回来。
重庆没有兵工厂，刘湘开设了一家武器修理所，但功能也仅限于修理一下破枪而已，武器还得从国外购买。
有刘航琛理财，刘湘不愁没有钱，愁的是没有人肯卖。由于中国连年内战，国际社会其时已发布禁令，禁止军火贩华，步枪、机关枪一律不准运进来，并由英国海军负责监视。
可是不管老外的规则订得有多严、篱笆扎得有多紧，终究敌不过中国人的“聪明”。
你不是说不能卖军火吗，那卖给我“警察用品”怎么样？可以，那不就得了。
“警察用品”也是枪，不过是短枪。英国海军上船查货，验证到底是不是军火，其实就看枪身长短，长的是军人装备，短的是警察的防身之物。
手提机关枪（实际就是早期的冲锋枪）枪身很短，中国人就把它作为“警察用品”，英国人照章办事，挥手通过。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即便买“警察用品”，也得有进口护照。早在刘从云未出川时，刘湘就通过与蒋介石的关系，弄到了护照。
订购军火有门路了，但刘从云却迎头泼来了一盆冷水。刘从云不是说不要买军火，是说时机不合适。
军火这东西，大家都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盯着。刘湘买军火，靠的是蒋介石，可依刘从云看来，蒋介石的地位还不够稳固，难保这批军火的安全。
彼时刘湘与刘从云的关系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果说算卦占卜传道，自然是刘从云专业，可政坛就不一定了。
当时的形势，“宁汉分裂”过渡到“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合并成了一个南京政府。在刘湘看来，蒋介石已执牛耳，他担保的军火不可能出问题。
我在这个圈子里都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难道眼力还不如你个初出茅庐的“神仙”？
刘湘没听刘从云的话，下了十万的订单，让驻上海的代表照购不误。
可是这一回他真失算了，十万军火倒是运进了上海，却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给生生扣留了下来。
白花钱还是小事，关键是等着用啊，刘湘愁眉不展，突然就想到了刘从云留下的那个“锦囊”。
“锦囊”不用拆，因为刘从云当时就说了，如果遇到困难而又不便发电写信时，就派亲信去武汉找他！
现在毫无疑问是遇到了困难，不知道刘从云能不能给想个办法，而这事又不能发电写信，否则可能泄密。
刘湘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派人在武汉找到了刘从云。
刘从云听完来意之后，叹了口气：“我早就说了不能买，只是玉宪（刘从云给刘湘起的道号）不听。枪械已无希望。”
但是他又说：“枪械不可能拿回来了，到了明年或者可以取回一些子弹。”
使者听出来了，“刘神仙”也没什么好办法，“取回子弹”云云多半是为了给自己遮脸。
既然如此，使者也就不急着回川，打算在武汉玩上两天再说。
不料刘从云告诉他：“你要立即启程，回去告知玉宪，重庆将有大战事，让他立即做好准备。”
见刘从云神色严峻，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使者也紧张了起来。
刘从云已经预先做好一个“锦囊”，让使者带给刘湘。在这个“锦囊”里，他不仅让刘湘把全部兵力集中于重庆，而且要求刘湘必须亲自出马，甚至于谁守谁战，谁警戒谁出击，都作了详细部署。
尽管重庆还未出现刘从云所说的大战迹象，但刘湘在收到“锦囊”后仍不敢怠慢——先前就是没听刘从云的话才吃了亏，如今还不得多加小心了吗。
刘湘赶紧照方子抓药，按照刘从云的计划行事。刚刚把兵力部署好，大战果然爆发了。这让刘湘一头冷汗的同时，也大为惊服于刘从云的“神机妙算”。
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在放到赤壁大战借东风这一节时，特地加入了一个孔明在户外观察天气变化的桥段，凡是有现代知识的人都明白，这说明所谓世间“妙算”皆非天授，而实属人谋。 刘从云在武汉上层也传道，借助于刘湘的牌子和他自己那三寸不烂之舌，颇拉拢了一批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英雄入彀”，其中一人尤为重要，他叫贺国光。
贺国光是湖北人，但考上的是四川速成学堂，与刘湘是同学。他以前是吴佩孚的部下，在吴佩孚下野后，就死心塌地地追随蒋介石，成为其账中重要幕僚。
正因为一直伴驾于蒋氏左右，贺国光才能掌握很多外界不知晓的高层权斗内幕。“宁汉合流”后，蒋介石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明里暗里要阴他的人多了去，随时可能一跤滑倒。
当从贺国光嘴里了解到这一信息时，刘从云便知道刘湘的那批军火悬了。
果然，蒋介石不久便因“北伐失利”而被政敌们排挤下野。当军火在上海被扣留时，他已经去了日本，就算想帮刘湘的忙也帮不上了。
那十万军火里面，除了一千多挺德造手提机枪外，还包括从比利时采购的机枪枪筒——军阀“钻篱笆”的功夫让老外不佩服都不行，这些枪筒进口时不叫枪筒，都叫“钢管”，只要配上枪托，就可以组装出两千多挺轻机枪了。
如此大一块肥肉，放哪儿不得哄抢啊，所以刘从云断定，即便是蒋介石复出，这批军火特别是枪械也早就被啃得差不多了。
刘从云能够预料到重庆将有大战事，更是和孔明借东风一个原理，绝对不是鹅毛扇一扇，就能把东风扇来，而全凭他平时“天气预报”的功夫。
刘从云人虽在武汉，但他的信徒遍布巴蜀，上中下各层都有耳目，刘从云所要做的，不过是对来自各方的情报进行汇总分析，然后得出结论。
假如四川的这些诸侯是在舞台上演川剧的演员，刘从云就犹如坐在演播室里的导演。在他面前，大屏幕、小屏幕、正镜头、侧镜头，哪一个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写一封具体的作战计划也就不是很费劲的事了。
大屏幕上，只看到杨森红了脸，但小屏幕上显示的，却是一只猴子在背后上蹿下跳。
川中“猴子”只有一个，就是邓锡侯，水晶猴之所以又要跑出来招惹是非，是因为他对刘湘极度不满。
杨森在“政治路线”上摔跟头之后，刘湘因“政治正确”而更受蒋介石的格外青睐，特别预定其为“善后督办”，让刘湘主持川省将领会议，给邓锡侯等几个还没什么名分的诸侯安排席位。
刘湘素来出手大方，只要你肯跟他，都会尽可能让你吃饱，他给邓锡侯安排的交椅是省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谁都知道财政厅厅长是个肥缺，猴子高兴了，可刘湘的任命仅仅是提议，最后还得交南京政府确认。
不知是不是蒋介石下野的缘故，南京政府明令发表时却未按照刘湘的提议，邓锡侯的“财政厅长”也被拿掉了，这让邓锡侯勃然大怒，认为被刘湘玩了一把。
这种事以前不乏先例，当初袁祖铭就曾因此愤然而起，恨不得要跟刘湘拼命。可邓锡侯不是袁祖铭，甚至在他眼里，袁祖铭可以说愚不可及，他甚至都弄不明白，就凭这傻瓜蛋那点智商，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邓锡侯要摆谁一道，向来不走直线，只走曲线。
在扇阴风点鬼火方面，水晶猴那真是精力过剩、创意无限。在他的暗中张罗下，很快就组织成立了针对刘湘的“同盟军”。
被推到前台的“同盟军”成员主要来自于军官系，这是自武备、保定、速成之后，四川军人中形成的一个新派系。
还是在尹昌衡主政的时候，他成立了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当该军校第二期毕业的学生到部队见习的时候，正值保定军校的一期生大批涌入四川。保定的文凭在当时军界中相当于北大清华，自然比军官学堂要占优，在待遇中也就泾渭分明了，比如保定生实习三个月就可以当排长，军官生却要熬上六个月。
军官生自然而然开始抱团，以便在与保定生的竞争中能占得优势。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直到第一期毕业的李家钰出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到达当初赖心辉那样的地位时，军官系才得以显山露水。
每个派系的形成都是这样。先由一个人混出头，然后众人攀附，雪球越滚越大。只要是军官学堂出来的同学，就算失业，你都可以到李家钰门下去谋个差，渐渐地，李家钰也就成了军官系的首领。
做老大威风归威风，烦恼也不少。李家钰的烦恼是他的防区太小，来投靠他的同学又太多，若不积极扩充地盘的话，实在应付不了浩大的开支。另一方面，由于刘湘在重庆扼住水路交通，导致物资难以运入，他们这些后起的新诸侯也就都被掐着脖子，迟迟难以做大做强。
李家钰给邓锡侯当过师长，邓锡侯便以老领导的身份，跑来给李家钰指了条明路：跟刘湘干到底，放心，又不是你一个人和他斗，还有杨森那个“常胜将军”呢。
邓锡侯把“同盟军”这个旗帜树起来后，他自己就抽身溜掉了，前台的主持者变成了李家钰。
搞掂李家钰，邓猴子又马不停蹄地跑到杨森那里。
杨森这个人，心眼儿从来就没宽敞过，属于那种睚眦必报，隔一晚上再把你干掉都觉得特憋屈的类型。事实上，刘湘怎样在蒋介石面前告他黑状，怎样怂恿和支持“倒杨军”，又怎样借王缵绪之口羞臊他，全都记得清清楚楚，连一个字都没忘。
他能坐下来跟刘湘谈“合作”，只是以前吃亏吃得实在太多了，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多少懂得了些在把握不大的情况下，如何消减自己狂躁情绪的法子。
可这不是真实的杨森，真实的杨森不是这样的。
听邓锡侯说，李家钰和军官系愿在共击刘湘的战役中助其一臂之力，杨森顿时心花怒放，没有丝毫犹豫，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终于不用夹尾巴了。有了朋友就有力量，自己已经神勇无敌，再有这么多人加盟，还愁“大耳贼”不灭吗？
刘湘，你听着，从现在起，群殴就是我们一群打你一个，单挑就是你一个打我们一群！
第十章 战国风云
王陵基：字方舟，生于四川省乐山市。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任教于速成学堂。投奔刘湘后，受其重用。因资格较老，是刘湘、杨森等速成系诸人的老师，王陵基曾以加强速成系团结为号召，在刘湘和杨森中间穿针引线，使杨森返川，刘、杨共同迫使袁祖铭离川。王陵基长于军事，在一线川军中，其战绩可与杨森相媲美。
罗泽洲：字平章，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和李家钰一样，名义上是邓锡侯部下，实际在顺庆（今南充市）拥兵自重，自立门户，称为“顺庆王”。罗泽洲比较能战，但浮躁少智，是军官系中仅次于李家钰的第二号人物。
刘文辉：字自乾，生于成都市大邑县。与刘湘属同一宗族，辈分较高，是刘湘的堂叔。刘文辉自小聪慧，成绩优异，十三岁虚报年龄投考四川陆军小学并被破格录取，此后一路被保送到西安陆军中学、北平陆军第一中学，直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刘文辉早期具雄才大略，气魄非凡，酷似川版曹操，系“保定系”首领，加上实力强大，成为刘湘在统一四川道路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刘文彩：字星廷，刘文辉的兄长。解放后，其“恶霸地主”的形象深入人心。
杨森的忽然变脸，跟刘从云的“神算”一点不差。尽管刘湘已经做了军事部署，但眼见杨森领着这么多人黑压压地扑过来，还是很心虚。
能不打最好不打，他以王陵基为说客，紧急赶赴万县。
在四川军人中，王陵基的特点是资格最老。
他毕业于武备学堂，后来因受留日风潮的影响，随波逐流地到日本转了一圈，有人说他是陆士生，但实际上不是。回国后，王陵基在速成学堂任教，刘湘、杨森都曾是他的学生。
说王陵基资格最老当然有个先决条件，即限定于还在舞台上继续蹦跶的这些人，要不然的话，往前数还大有人在，比如胡景伊、尹昌衡、熊克武……所以，重要的是不能中途退场，一退就完了。
刘湘发达后，王陵基成了他的部下，但刘湘颇有尊师重道的美德，仍是老师长、老师短地叫个不停。刘湘下面的一些军官也跟着他称呼王陵基为“王老师”。
王陵基由此岸然自高，身边熟人取其“方舟”的号，称其为“王老方”。不熟的人看他整天头昂得高高，倒跟道观里的灵官很像，加上“陵”与“灵”同音，便叫他“王灵官”。
有面子的人就得做有面子的事，刘湘的场面活基本都由王陵基负责承包，王陵基自己对说服杨森也很有信心，坐着一艘德国军舰就去了。见到杨森后，王陵基与其彻夜长谈，说你和刘湘都是我的学生，速成系的啊，怎么跟什么军官系搅在了一起，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嘛，不应该打来打去。
杨森才不吃这一套，他就要打。
王陵基犹苦口婆心：“你别以为同盟军可靠，其实并不可靠，将来假定攻下重庆，这些人未必会遵你号令，不如你和刘湘捐弃前嫌，重修旧好。”
王陵基甚至还承诺，只要刘、杨和好，他这个速成系老师愿以性命担保，刘湘不会再对其不利。
杨森摇摇头，回答了一句：“太晚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一定要打垮刘湘！”
王陵基没了面子，只得怏怏告退。临别时，杨森出于师生之情，将王陵基送到江边。直到这时，王陵基还在喋喋不休，杨森却已在向他挥手告别：“重庆再见。”
王陵基知无可挽回，便说：“重庆还有一条大江咧。”意思是那里也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
杨森一笑：“自家的门口，跨进去就是！”
1928年12月，杨森就任同盟各军主席兼前敌总司令，气势汹汹地来“讨伐”刘湘了。
杨森以为他人多势众，不知道刘湘早有准备。
李家钰难以策反，但他已另外设法，腾出资、内两县给刘文辉，从而取得对方的支持。刘文辉的防区与李家钰接近，这样一来，李家钰就有了后顾之忧，不敢抽出大部兵力投入作战。
参加同盟军系列的共有八支部队，号称八部同盟，但除去李家钰外，只有同出于军官系的罗泽洲和杨森战力为最强，在进攻刘湘时也最为坚决，其余多是一些坐看风云的小喽啰。
一马当先的是罗泽洲。
王陵基奉命游说杨森，还负有另一层使命，即侦察杨森部队的动静。回重庆后，他告诉刘湘，杨森至少还有两天时间才能与罗泽洲在前方会合。
如果罗、杨会合，自然更难对付，罗泽洲的参谋长也建议等杨森到达后协同行动。
可是罗泽洲却对参谋长说：“你不知道，我早一点出兵是政治呀！杨森的声势那么大，如果让他先到重庆，还有我罗泽洲的事吗？”
他怕的就是杨森来分肉，一分钟也等不下去。
罗泽洲刚刚下达提前出兵的命令，又急不可待地把电话打到前方，一个劲地催促前敌指挥官：“你快点前进呀，快点给老子打响呀！”
前敌指挥官被催得头昏眼花，嘴里只好胡乱答应：“报告师长，马上就可以打响了。”
在罗泽洲催命一样的逼迫下，他那个师还没有完全展开，先头部队就忙不迭地开了火。罗泽洲的参谋长后来对人说：“我们师长的战法，就是个乌龟形，四只脚和首尾各算一个团……”
罗泽洲的单师突进，正中刘湘下怀，他马上任命王陵基为总指挥，实行各个击破，即在杨森到达之前，先干掉罗泽洲。
罗泽洲手下颇有几个军官系的能战之将，此前又从吴佩孚卫队那里收缴了一批精良武器，战斗力非同一般。王陵基先调王缵绪师，再把自己的师压上去，最后几乎集中了刘湘的全部兵力，经一天一夜的角斗，才得以击败罗泽洲。
等杨森赶到时，罗泽洲的“乌龟脑壳”已经快被敲烂了。
在有勇无谋方面，杨森跟罗泽洲倒真像是双胞胎。由于跑得太急，他仅能在前线集中两师兵力，其余大部队都还在行军之中。有人说，要不我们集中兵力再进攻吧。
杨森脖子一扬：“我只要这两师就可打垮刘湘了。哪里还需要更多的兵呢。”
杨森一路沿江进攻，果然畅通无阻，直抵重庆南岸。
但是王陵基所说的那句话也确为实情，杨森被长江给挡住了：刘湘将船舶悉数调至北岸，他没法渡河，只能隔江朝重庆放上几炮示示威。
杨森便挥师朝张关铁山前进，在“讨贼之役”中，他正是从那里打开缺口并得以一举攻占重庆，现在不过是复制一下当初的场景而已。
可是打法容易复制，场景却并不容易复制，因为刘湘已再次授命王陵基为总指挥，在杨森到来之前，张关铁山就被王陵基紧紧控制在手里，他过不去了。
杨森不惜抢山仰攻，整营整营地组织冲锋，一会儿工夫就死伤了几千人，但仍不能使王陵基动摇分毫。
速成学堂的老师不止一个两个，王陵基能够让刘湘在内的一干人等都尊他一声老师，可不光是资格老，而是在战场也很有发言权。他能得灵官之名，即有一种说法，认为来自于西南巫教中最凶狠的花脸神将。换言之，王陵基可能在别的领域一窍不通，纯属外行，但军事上你一定不要指望他会犯赖心辉那样的错误。
这一战关系到刘湘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王陵基今后的地位和前途，他敢马虎吗？
不打到你吐血，我就得浑身是血，王陵基在张关铁山拼上了老命。
勇战派选手大多有个特征，如果让他打顺了，谁也挡不住，天兵天将来了都白搭。但要是能生拉硬扯，挫其锐气，没准不用你亲自动手，他自个儿就会被逼着抹脖子。
比如那个勇战派代表项羽就是如此。垓下之围，楚霸王都快成光杆司令了，还能在纵横驰骋间，想摘谁的脑袋就摘谁的脑袋。可问题是包围的汉军仍是一层又一层，他们有的是脑袋，你摘吧，只要你吃得消。
项羽最后就吃不消了，只得自刎而死。其实这完全可以理解，人又不是机器，就算是机器，也有电池或汽油耗尽的时候。
杨森率部远道而来，在血战一天之后，又饥又疲，再望望山头上的敌军阵地，仍跟铁打的一样，顿时间，他身上的那股气势就噌噌噌地散了个无影无踪。
只能放弃夺取张关铁山。
杨森是在战场上泡大的，知道攻入重庆已不可能。既然赢不了，他又想回到最初的起点，跟刘湘罢战言和。
于是他打了个电话给王陵基，欲请他再从中做一回和事佬，可还没等他说完，对方便来了一句：“请你进大门内来说吧！”
杨森曾经当着王陵基的面宣称，他攻占重庆易如反掌，“自家的门口，跨进去就是”，王陵基这下总算找到报复的机会了。
战场之上，打胜仗永远是硬道理，任何人站到那个位置都会变得咄咄逼人。
杨森犹如被人劈面扇了一巴掌，摸上去火辣辣的疼，羞恼之下，把电话机都摔碎了。
杨森不甘于败，他收拾残兵，还要再“勇”一把。
王灵官可不会给杨森这个机会了，他再施妙招，用轮船暗中运兵，顺长江而下，一下子截断了杨森的退路。
截的时机不早不晚，正是杨森部队士气低落、勇气不再的时候。
杨森的督后大将是其侄子杨汉域。杨汉域被王陵基打得全体缴械，他自己藏在一个农民家的破柜里才得以幸免。
杨森的军队立呈崩溃之状，王陵基跟踪追击，这回轮到杨森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了。
一逃出来，杨森就将大衣脱下往床上一扔，连说：“笑话，笑话！”
他都没搞清楚自己是怎么败下阵来的，只感到头晕目眩。这次师生之战，学生终于没能赢过老师。除了杨森，当初的那几个同盟者，也早已是败的败，逃的逃，一盘散沙。当时一首民谣这样唱道：“罗心慌，李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即赶集）。”
罗是指罗泽洲，李自然是李家钰，如今都成了难兄难弟。当然最难的还数被迫“赶乡场”的杨森。刘湘把他的万县都给占了，有家难回，不得不抱着脑袋往盟友罗泽洲的防区跑。
跑着跑着，没看到罗泽洲，倒离某诸侯的疆界越来越近。一看，是刘存厚。刘存厚也是八部同盟成员，杨森急忙向他求救，却遭到了拒绝。
刘存厚如今可不再是什么刘皇叔的接班人了，甚至于受其所累，武备系都衰弱到不行。这兄弟大多数时间不过缩在角落里苟延残喘而已，要不然他也不会钻在八部同盟里，跟李家钰这些后生小辈挤在一块了。
刘存厚谁也招惹不起，又眼看着同盟军已经完蛋，他哪里还敢再引火烧身。
杨森气急败坏，说你要不派兵支援，我就全军退到你的驻地里去。
对于彼时的刘存厚来说，外面的世界全是狼，杨森亦是其中一只，而且还是一只眼睛通红、饥不择食的饿狼。放他进来，自己就没得活了。可要派兵，又怕挨刘湘的揍，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取中庸之道：允许杨森经自己的防地过境，然而不得逗留。
刘存厚让开通道，杨森玩命狂奔，跑到了罗泽洲的屋檐下，才总算把一口气给喘匀了。
再看跟随自己的部属，仅剩一万多残败之师了。
在失去原有地盘后，杨森仅靠李家钰、罗泽洲接济维持。由于给养异常困难，士兵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长年累月穿一套军装，那军装都快给穿烂了，出去了若给根竹棒和破碗，就是活脱脱的乞丐。
士兵纷纷逃亡，杨森连下格杀令，仍不能禁止。
怎么办？穷急之下他想出一招，之后果然没什么人跑了。
外界的人不知究竟，奇怪杨森有何妙法。一打听，原来竟是“脱裤术”：他下令士兵每晚都要把裤子脱下来上交，第二天早上才能发还。
提起这事，杨森还挺得意：“他（指士兵）没穿裤儿，两胯光溜溜地吊起一锤，看他朗格逃嘛！”
大家啼笑皆非，有人打趣，杨森又变得正经起来：“饥军政策，是要有这些办法的，有啥可笑呢？”
其实杨森这么做不光是为了防止士兵逃跑，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原因是要保护军服——也就是身上那套破烂不堪的乞丐装，你还别嫌它破，杨森可再也提供不出第二套了。到时穿没了，总不能“两胯光溜溜”地去打仗吧。
转眼到了寒冬，杨森的部队连棉衣都没有，冻得直哆嗦。四川各军看他可怜，发起集体募捐活动，你凑一点，我凑一点，给他寄去棉衣费，才把那年冬天给熬了过去。
出来跑江湖，丢什么都不能丢面子。杨森弱爆了，哪有什么面子可言，这个昔日战神级的人物至此身份大跌，时论将他和李家钰、罗泽洲摆在一起，称为“李罗杨三将”。李、罗在川中只能算二等将领，杨森还排在他们之后，可见其有多么落魄。
在这场被称为“下川东之战”的战役中，刘从云虽未直接参与指挥，但毫无疑问居功至伟，刘湘及其部将都对其佩服到五体投地。
刘湘向以布局谨慎得当著称，通过这次战役的前前后后，他才发现，自己原来漏洞不少。
“下川东之战”前，未听刘从云的话，硬要买军火，黄了。然后，只记得要把军火要回来，没想到调兵备战，差点就惨了。
甚至于在战役临近结束时，刘湘又不小心出了昏招。
在“锦囊”中，刘从云曾特地嘱咐刘湘，让他在对付杨森时尽量适可而止，不要把战线拉得过长，更不必打到万县。因为万县有刘从云所设的传道馆，一方面可以凭借信徒们的力量，迫使已精疲力竭的杨森就范，另一方面也能显示“孔孟道”的“神通广大”。
可是刘湘杀得兴起，收不住了，乘胜把万县也给攻了下来。这下爽是爽了，子弹却快打没了，刘湘的脸色顿时煞白。
万县是杨森的老巢，在老巢被攻占的情况下，他已无退路，如果拼死反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幸杨森已经魂飞魄散，早已想不到要发起反击，但刘湘在下川东的处境仍异常危险：一旦诸侯们发现你实际虚弱不堪，连子弹都没了，即便是其中最小的诸侯也能乘机夺取重庆。
又是刘从云的一句话解了困。
战前，刘从云对使者说，“到了明年或者可以取回一些子弹。”这话竟然也兑现了。
到了刘从云所说的“明年”，也就是1928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复出，这次不同以往，他完全掌握了党政军大权，成为南京政府内部的第一号人物。随着蒋氏复出，刘湘被扣的军火也得以发还，然而不出刘从云所料，所有枪械都已被取走一空，连一挺机枪或枪筒都没剩得下来。不过作为补偿，蒋介石还是从南京的金陵兵工厂取了六百万颗步枪子弹送给刘湘。
在“下川东之战”接近尾声时，这六百万颗子弹正好运到重庆，犹如及时雨，替刘湘解了燃眉之急，以致于他连呼是救命子弹。
刘湘思前想后，之前自己总是不算成功，就像刘备那样，奔波十几年，南征北战，东拼西杀，虽然拥有过地盘，但很快又丢了，从来都守不住也攻不出。为什么？
有一段时间，他只会怨天尤人，现在才明白，其实是自己还不够优秀，不是“能容不能断”，就是“顾前不顾后”。想想看，漏洞这么多，你能不败吗？
刘从云的入幕，真是太重要了。
过去人们称刘从云一声“神仙军师”，重点还在“神仙”二字上，没多少人认为刘从云真会用兵或使计，这一仗过后，疑虑烟消云散。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你只要想象一下，火烧博望坡的诸葛亮有多拉风，决胜下川东的刘从云就有多神气。在“下川东之战”中，刘湘通过击败杨森和军官系，再次巩固了他在速成系中的盟主地位，同时重庆以下二十九县尽被其收入囊中，表明他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上，都重新走到了四川诸侯的最前列。
“李罗杨”已不在话下，邓锡侯也被一晃而过，川中谁可再与争锋？
有，还有一个，他就是刘湘的幺爸（四川人对年青叔父的称谓）刘文辉。
大邑刘家在解放后有一段时间特别出名，原因是出了一个“恶霸地主”刘文彩，他的“收租院”和“水牢”曾是上个世纪中期“忆苦思甜”活动的最佳素材，多少人看过之后泪流满面，对“恶霸地主”刘文彩恨之入骨。
可惜，真实的历史往往令人哭笑不得。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关押农民的“水牢”，那只不过是用来储存鸦片的一间地下室。刘地主的土地固然多，总计有近万亩，可绝没有宣传中说得那么穷凶极恶。相反，他乐善好施，对待租地农民也称得上厚道：租粮约占收成的一半，遇上灾年或收成不好，农民可以找刘文彩协商，缓交或减免。农民交租时，刘文彩都要求吃了饭再走……刘文彩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恪守传统的乡村士绅罢了，他大概自己也想不到身后会因某些需要而如此“声名显赫”。
刘文辉是刘文彩的弟弟，没做地主，考军校当兵去了。
当年的大邑实在是要以刘氏家族为骄傲。一座小小的县城，一共出了三个军长、四个师长、九个旅长，而三个军长中的两个便是刘湘和刘文辉叔侄（另一个军长是指刘成勋）。
一下子涌现这么多将才，有人便说是子龙庙的功劳。大邑的子龙庙相传为纪念赵云赵子龙所建，有这位“战神”庇佑，看起来三个军长都是少的了。
偶像啊，谁都要抢着上供。据说当年三个军长都给子龙庙送过金匾，刘成勋捷足先登，提前把他写的匾挂在了赵子龙塑像的头顶。刘湘居次，来了之后，毫不客气地将刘成勋的匾移到塑像后面，换上他的匾。
刘成勋虽气愤不已，但“水漩”已日暮途穷，其圆滑高手的地位也早被“徒弟”邓锡侯所取代，所以只能干瞪眼。
刘文辉来得最晚，却也相中了那绝佳位置，便派人给刘湘带话，让他挪一挪。
刘湘不干，刘文辉将刘湘大骂一顿，随后便将金匾挂在了庙宇正殿中间的穿梁上，正好与刘湘的匾针锋相对。
三块匾的故事，活脱脱就是对现实的隐喻，当然刘湘、刘文辉这叔侄俩原本并没有走到这一步。
在辈分上，刘湘得喊刘文辉幺爸，但实际上刘湘的年纪比刘文辉还大好几岁，因此刘文辉出道较晚，起初在川军中的名气也不大。可是刘湘很快发现他这位小叔父非同一般，竟是一条随时可以飞腾直上的卧龙。
当刘湘任川军旅长，邓锡侯任川军团长时，刘文辉不过才是个小参谋，然而几年之后，他便得以与刘湘、邓锡侯等人同列，成为“革命军军长”。
刘文辉势头凶猛，有人说靠的是“拼幺爸”，依赖了“刘湘系”（或称“二军系”）的关系，有人说是得了川军中“大邑系”的好处，有老乡一路照应，还有人则说没有“保定系”，刘文辉根本爬不到如此之高。
应该说，这些话都对，但又不全对。
侄儿起初自然要关照叔父，可是再往后面去，刘湘自己也是磕磕绊绊。有很多次，不是他拉扯刘文辉，而是得刘文辉保护他——刘湘在“一二军之战”中败北后，即由刘文辉护送回家，直到袁祖铭突然翻脸，若没有刘文辉的话，他都不一定能走出成都城。
刘文辉的两任上司都是大邑人，其中一位就是刘成勋，在此期间，他一路攀升，从营团长升到师旅长。可是川军中大邑籍贯的很多，又有谁不想升官受提拔，不会走老乡关系？这么多人里面，能凭“大邑系”混出头的，其实寥寥无几。
再说到“保定系”，最早扛“保定系”这个招牌且统领“保定系同盟军”的，其实是邓锡侯，但在刘文辉凭借保定二期的资历进入这个圈子后，邓锡侯很快就乖乖地退居次席，将盟主的位置让了出来。
刘文辉在学生时期就相当用功刻苦。有人曾捡到一本他在保定军校读书时所用的课本，那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即《战争论》在中国的最早译本），上面从头至尾，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眉批旁注。
刘文辉能研读到这个程度，殊为难得，他的政治和战略眼光亦可见一斑。
很多四川高层人物都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刘文辉后来也抽上了鸦片，但他能说戒就戒，毫不拖泥带水，说放下就放下了。
这样一个人，不管你把他放到“刘湘系”、“大邑系”还是“保定系”，都注定要脱颖而出。
不久之后，连刘湘也感觉到了危机。在巴蜀政坛，刘湘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个宽厚能容的“仁义之君”。
有一年夏天，他在重庆主持教育会议，发言时憧憬远景，说他统一四川后，一定先要发展土特产，像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都是当时的名特产），都要兴旺起来。
这些话本来没什么错，错的是他又跟着来了一句：“只要土特产能发展起来，就能致富，所以我们不靠科学也不要紧，闭关亦能自守。”
刘湘所说的“科学”，并不是单指科学技术，而是对外界事物的统称，他要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四川乃天府之国，这里应有尽有，经济搞好了不依赖外援也行，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也就是“闭关自守”。
台下坐着很多教育界人士，包括重庆大学的校长和分院院长。其中有个理学院的院长当即打断刘湘的讲话，起立发言：“我以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
身着西装的“刘督办”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仓皇而去。
刘湘讲话当然有不妥之处，可这院长也未免太尖酸无礼了些。只能说，那时候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有的是独立精神，敢跟高官显贵放炮并以此为荣的不在少数。
当然，反过来也得替刘湘说句公道话，他作为重庆实际的“土皇帝”，虽然被人中途哄下台去，导致脸面全失，但事后既未发火也未报复，这就不是一般人，也特别是那些平时吆五喝六，手上握根枪杆子就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诸侯们所及不上的。
你换杨森来试试，“蛮干将军”有可能当场发作，桌子一拍，暴喝一声：“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讲话，否则滚出去！”
刘湘对自己的形象也曾自鸣得意，所谓得天下先要得人心嘛，这可是当年先主的取胜之道。
然而在刘文辉崛起之后，他就得意不起来了。
连刘湘都遭人起哄，可见诸侯们的发言水准，但刘文辉例外，他几乎就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刘文辉讲话，从不依靠秘书写稿，所有布局、段落、内容全系他一人构思，秘书至多不过执笔整理而已。他还有一个习惯，即不讲重复的内容，哪怕是同一主题，每讲一次，就要修改一次，加进其他素材和观点。有一个主题，据说他讲过十八次，这十八次的发言稿竟然完全不同。
你还别小瞧了演讲，西方政治家有哪个不是演说家？若不会演说，都迈不进政治这个门槛。
刘文辉出来讲话，就相当于一个政治家的即席演讲，往往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就算讲的时间长，听的人也丝毫不觉厌倦，与刘湘等人形成不小反差。
这还不光是口才，更关系到一个人的见识。
三国演义上说刘备“不甚好读书”，不知道皇叔是不是继承了家族血脉，在这一点上他跟其先祖刘邦倒十分相像——刘邦的文化底子也很薄，有一段时间还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干过把儒生的帽子当夜壶这样的惊人壮举。
刘备的对手曹操就不一样了。尽管三国演义中描述曹操的出场是“好游猎，喜歌舞”，官宦子弟的喜好一个不少，但他肯定是饱读诗书，要不然怎么可能写出《短歌行》那样的传世名篇？
读书跟不读书有没有差别？有差别，而且大了。
刘备的前半生，始终飘零无依，其麾下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干猛将助阵，却仍屡战屡败，原因之一便只能归咎于他书读得太少，连“隆中对”这样的战略大方向都搞不清楚。相反，曹操能成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很大程度上就得归功于他的喜读书、善读书。
刘湘是从刘备这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似乎同样与读书无缘。他小学还没毕业，以培养下级军官为务的速成学堂也远不能与保定军校相比，虽然小时候有那些所谓“挑灯夜读”的神话佳话，但只要看看上学时平庸的成绩单就知道可信度多大了。起码有一点不能否认，刘湘从军后，从没有人看见他“手不释卷”过。
刘文辉则不同，他最喜读书，像《战争论》这样军政大家的书籍尤其珍爱。平时只要稍有余暇，即手不释卷，甚至在庭院散步时，都不肯浪费时间，一定要让秘书们给他选读杂志上的重要文章和消息。
川中诸侯虽多如牛毛，然而像刘文辉这样军政两方面才能都极为突出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包括刘湘在内，大多数人树立权威，依赖的不过还是手中的军权，独有刘文辉，号称“以军为主，以政为辅”，也就是说他发号施令，不光靠膀子粗，还有挡不住的个人魅力。
打个比方，如果刘湘是川版刘备，刘文辉就是川版曹操，从见识到气魄，莫不如此。
刘湘的“闭关亦能自守”并非口误，而更可能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当时“二次北伐”已经结束，在张作霖主持的最后一届北洋政府被推翻之后，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俨然已可号令天下。
纵使刘湘曾不止一次有过“做皇帝”的梦，但到了这个地步，也有了力不从心之感。老实说，能够像刘皇叔那样“三分天下有其一”，他已经庆幸不已了。
刘湘的最高目标，已被他截止到诸侯，当然是统一四川后的诸侯，因此才会说出“闭关自守”的话。有人根据刘湘迷信风水，不断迁移父母祖坟，就认为他仍想“做皇帝”，甚至还有人列出刘湘“称帝”的具体步骤和“国号”，可那实在是捕风捉影，因为既不符合刘湘相对务实保守的个性，也不切合当时情况。
就在刘湘纠结于如何才能“自守”时，比他小几岁的“幺爸”却把目标定在了“问鼎中原”上。
刘文辉不是看不清时势，但他说，四川光守是守不住的，这里原本就非坐守之地，历史上你看谁坐守四川能守得住？所以应该“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
刘文辉熟读史书，据他总结，中国历史上平民造反成功者少，而诸侯造反成功者多，既然成功的可能性这么大，为什么要“闭关自守”，把目标定得这么低呢？
他公开声称，他要效法土耳其民族英雄凯末尔，复兴中华，把中国带向现代化。
在当时，不知几多人想“做皇帝”、“当总统”、“夺天下”，但大家都憋在心里不说，展示给各界的全是各种各样漂亮的口号。所以也有人劝刘文辉含蓄一点，没必要树大招风，刘文辉的回答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话语之中，孟德公那种敢说敢做、舍我其谁的气概已毕露无遗。刘文辉确实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撑自己的目标。
四川诸侯一度曾多如牛毛，其间互相攻伐，据张澜统计，仅自熊克武建立防区制后，川中即经历大小战争四百余次。诸侯们从“春秋”杀到“战国”，最终大诸侯由数十个合并为八个，即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刘存厚，李家钰和罗泽洲常被视为一家，因此被称为“战国七雄”。
在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几乎每个诸侯都朝不保夕，连刘湘也起起伏伏，多次跌入谷底。只有刘文辉始终保持蓬勃的上升势头，加上他的防区多在川南，向为富饶之地，犹如当年的曹魏之雄踞中原，想不做大都难。
就在许多诸侯寅吃卯粮，连过冬都困难的时候，刘文辉的部队依旧能做到按月发饷，从而提前跨入了小康社会。
不知不觉中，刘文辉超越刘湘，跑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在他后面，分别为刘湘、邓锡侯、田颂尧，他们仿佛是战国时代的秦齐楚赵，所以又有好事者对其冠名曰：七雄四强。
距离还在继续拉大。
曹操能争霸天下，政治谋略才是他的看家本领，在这方面，刘文辉丝毫不让前辈，其纵横捭阖的手段直让人看到眼花缭乱。
他用保定军校的关系，来罩住邓锡侯和田颂尧，邓、田既在四强之列，就都不是省油的灯，但刘文辉又巧妙地通过与刘湘的家族关系，一有风吹草动，便放风要“二刘合作”，以对邓、田进行威吓和挟制。
“秦齐”联手，“楚赵”必然完蛋，邓、田对此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乖乖地待在保定系里面，跟着刘文辉耍枪弄棒。
就算是李家钰的军官系，刘文辉也有办法连宗，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的前身是四川陆军小学，正是刘文辉上过的学校。
刘文辉左拉保定系、右牵军官系，使得“七雄四强”中的三分之二力量都归入了他的阵营，在与刘湘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占尽便宜。
在刘文辉面前，刘湘也相形见拙，只能以自己在军事方面或许比对方稍强而聊以自慰。
可就这点小安慰，刘文辉似乎也不打算留给侄儿。
合纵连横仅仅用来牵制大诸侯，对中小诸侯，刘文辉向来该出手时就出手，打得那些可怜的诸侯们毫无招架之功。
刘成勋是刘文辉的老上司，对其有知遇之恩，且两人同为“大邑系”，但刘成勋此时已日薄西山，垂垂老矣，防区又与刘文辉毗邻，刘文辉就找了个理由，堂而皇之地将其一并了之。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信条，亦与曹阿瞒极为神似。
吃掉刘成勋，刘文辉尽得三师三旅及大片地盘，防区扩展至整个西康。
接着，他又联合刘湘，对同样曾经辉煌，如今落魄的赖心辉发起致命一击，直到将其赶出四川，驱入贵州。在并掉赖心辉之后，刘文辉的防区开始与刘湘密切衔接，成了邻居。
小虾米越来越少，刘文辉的胃口却越来越大。
在“下川东之战”中，刘文辉连手指头都不用动，就从刘湘那里取得资、内两县。这两座县城其实并不好拿，因为刘文辉此前与军官系的关系不错，拿了这两座县城，也就等于站到刘湘一边，与李家钰等人翻了脸。
应该说，刘文辉不是那种气窄量小，见了一点诱饵就忘乎所以的人，他敢伸且能伸这个手，就说明连“李罗杨”这样的“七雄”也被他列入了菜单。
李家钰由于基本没怎么参战，所以无论防区还是兵力都保存完好。但另外两个可就惨了，杨森是防区全部丧失，罗泽洲也在被打得抱头鼠窜的同时，连失两县。
杨、罗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都主张出兵对刘文辉进行报复，同时夺取防区，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样在吃食进补之后，也才有力量找刘湘报一箭之仇。
李家钰却并不积极。
这位军官系首脑既能异军突起，由邓锡侯的部下而迈入“七雄”，与邓锡侯等人平起平坐，自非等闲之辈。他有个绰号叫做李矮子，有人说他是“矮子心多”，而李家钰也确实不像罗、杨那么莽撞，处理事情比较稳重。
在他看来，如今刘文辉兵强马壮，军官系又刚刚落败，此时并非主动向对方出击的最佳时机，取胜也毫无把握。退一万步说，就算是胜了又怎么样呢，辛辛苦苦夺回几座县城，单是喂饱罗、杨这两个饥肠辘辘的家伙都不知道够不够，他其实没多少实际利益可得。当然如果败了，那更是罪魁祸首。因此这笔账不管你怎么算，都会觉得划不来。
李家钰认为，他完全可以效仿刘文辉，在“四强”中间玩平衡木，那样也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用不着如此冒险。
李家钰这么一犹豫，罗、杨心里都极不是滋味。
不是说“罗心慌，李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吗，你老人家自然是闲庭信步，怎么都不着急，我们可是度日如年啊。
罗、杨赶到李家钰的防区总部遂宁，哭着喊着求着，要让李家钰担任“同盟军”总指挥。消息一出，四川军官生不管是在职的，还是闲散的，也都纷至沓来，齐聚遂宁，而且皆愿奉李家钰为领袖——我们又不是厦大（吓大）毕业的，怕什么啊。现在你只要说一句话，让我们到哪就到哪，绳子一松，亮着牙就给你冲过去。
老大做到这个地步，夫复何求？过去“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待遇，想来也不过如此，李家钰欲罢不能，在无法推却的情况下，只得勉强接过总指挥一职。
没等他正式下达命令，甚至绳子还没松，罗泽洲和杨森就呲着牙，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见此情形，李家钰已毫无退路，他不能不真正参加进去了。
1929年4月，继“下川东之战”后，“上川东之战”随之爆发。
军官系这帮人只知道要混出头，但那闹哄哄的场面早就惊动了刘文辉。
知道你们趁我一个不注意，就要出点幺蛾子，果然耐不住了。
就算“李罗杨”老老实实坐在家里，刘文辉都有把他们摆上餐桌的心，何况还自己爬了上来，那不正好吗？
在李家钰的同盟军出击之前，刘文辉早就集结了强大的兵力，做好了充分准备。
李家钰攻击受挫，接着又得到了一个对他极其不利的情报：邓锡侯、田颂尧也加入了这场是非，尽管他们多少有些被迫的意味。
李家钰、罗泽洲原本都是邓锡侯的部下，后来虽独立出来，但在名义上仍归其节制指挥。
刘文辉放出话来，说：“李、罗、杨是四川祸乱根源。”在从政治上将“李罗杨”置于不利境地后，他指给邓锡侯两条路走：一条是惩处你那惹祸的下级，“平乱”后自有你的好处，另外一条就是跟我决裂，那我再和刘湘“二刘合作”，找机会修理你。
同样的两条路也给了田颂尧。邓、田都明白，虽然刘文辉出的题目貌似多项选择，其实答案却只有一个。
邓锡侯赶快给李家钰和罗泽洲发去电令，要求停止作战，各自率部撤回原防，否则刘、邓、田三家将联合“平乱”。
李家钰从接到电报起，一颗心就猛地沉了下去——“四强”中的三强联手，纵使刘湘也得退避三舍。
“上川东之战”一共才打了四五天，什么结果也没出来，就以李家钰宣布撤军而告终。战争虽然结束，可事情并没有完。
刘文辉好不容易抓住这么个机会，哪里肯舍，裹挟着邓、田两部，在后紧逼围攻，使得李家钰被迫撤出遂宁，退居顺庆。
刘文辉又追到顺庆，但他又想到李家钰实力仍保存完整，硬攻的话自己难免也要损兵折将，于是他便坐而屯兵，将李家钰围在城里。
知道刘文辉狠，没想到会如此之狠。要知道，刘湘在“下川东之战”中曾被逼到那么不堪的境地，最后也没有赶尽杀绝啊。
李家钰所部有六七万人，把个顺庆挤得满满当当。顺庆还算是个中等规模的县城，所以起初生活尚无问题，但以后一天比一天困难，三个月后，官兵不但无薪饷可言，连做到一日三餐都不易了。
这时刘文辉又乘人之危，通过邓锡侯和罗泽洲，用“挖墙脚”的办法，对李家钰、罗泽洲的部队进行内部分化，引诱他们的部下叛离。罗泽洲的部队因此率先垮掉，李家钰所部素来团结，才没让刘文辉从中得逞。
刘文辉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亲自跑到重庆，鼓动刘湘出兵。刘湘出于种种考虑，未予应允，且态度冷漠，可是“二刘图顺”的谣言却被刘文辉凭空造了出来。
“三军围顺”加码成了“二刘图顺”，“四强”都把进攻矛头对准了自己，坐困愁城的李家钰更加焦躁不安了。
恰巧那个给刘湘算过命，有“看相如神”之称的王篾匠就住在顺庆，李家钰就约了参谋长一道造访，以卜吉凶。王篾匠没什么废话，一见面就说了四个字：“两人挤座。”
“两人挤座”，恰恰是李家钰此时境遇的暗喻。那请问“挤不过”怎么办呢，篾匠回答：“没坐处就走。”
李家钰信了王篾匠的话，人家又不收钱，也没必要阿谀奉承你，还能骗人不成。
李家钰决定再次撤离，这次王篾匠真的救了他一命。
虽然刘文辉在取顺庆后仍不肯放过李家钰，想要来个“一锅端”，但邓锡侯顾及过去与李家钰有部属关系，起了恻隐之心，反对继续穷追，这才让李家钰虎口得生。
李家钰逃走后四顾茫茫，竟然只能寄身于杨森处。
杨森因为人马少，冲得快，跑得也快。他原先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趁着罗泽洲已垮，趁机接收了罗泽洲的部分防区，总算又有了块立足之地。见李家钰逃了过来，他倒也顾及情面，把营山腾出来，容许李家钰暂且跟他挤一个船舱。
“上川东之战”发起之前，李家钰麾下曾有约三十个团，防区和兵力都接近于田颂尧，完全有希望成为“第五强”。被刘文辉“挖墙脚”后，只剩下十四个团，三万多人，连原先的一半也没有了。更惨的是，失去防区，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
李家钰痛哭流涕，自此对刘文辉恨之入骨。直到刘文辉后来退至西康，李家钰仍恨意未消，有人要去西康，他就对此人说：“你如果在西康见着刘文辉，只带我一句话，挖墙脚的人被墙砸死！”
不知刘文辉听到这句话会作何感想，但至少当时当地，他这么做是一点不后悔。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把你们留着，迟早还是要跟我争，不如把你们打到灰飞烟灭才好。
每打一次仗，刘文辉的防区就扩充一次，经过前后历次兼并，他一人已占有川康八九十县，超过其余“六强”防区的总和，几乎相当于大半个四川，而且这些防区大多较为富庶，自贡盐场等尽在其中，无论地盘面积还是赋税收入，此时的刘文辉都无人能及。
打仗除了可以占有地盘，还能收编人马。有一段时间，刘文辉通过“挖墙脚”以及战争编并的部队，比他的基本部队还多。最多时，他拥有一百多个团二十万人以上，所部四个主力师的师长全为刘文辉的保定同学，其余将官也不是保定同学，就是陆小（四川陆军小学）同学，既干练能战，又服从调遣。
刘文辉身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第二十四军军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进入他个人的鼎盛时期。
刘文辉从小就从线装书上领悟到了“为政在人”这个至理名言，自发迹之日起，便以善于拔擢人才而闻名。据说他有段时间经常到成都公园散步，偶然看到一个青年正在荷花池畔凝神读书，而且每次去每次都在。碰到的次数多了，刘文辉就问他所奉何职，原来以为是个学生，未料却是个失业军人。
一个失业军人，还能如此用心刻苦，刘文辉很是欣赏，立即带他到军部，并直接委之以连长。
大权在握后，刘文辉更是如“周公吐哺”般招贤纳士，对“干练之才，知名之士”，皆多方罗致，纳于幕中。平日在他府里出入的，不是陆士级别的高级军事人才，就是出自北平大学的高材生或文化界名流。
刘氏家族对地方教育均异常重视。刘文彩不过是一地主，但在家乡也舍得花钱修建中学，并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又减免贫困生学费。作为省长的刘文辉更是大手笔、大投入，他创办了一所私立中学，自兼董事长，办学经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都来得丰厚，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学校实行全免费，毕业后还可出国留学。
此外，刘文辉又将成都的多所大学合并为四川大学，由省政府出具明文规定，将收缴的肉税拨作该校的专用经费，同时设立“文辉助学金”，以利师生安心读书。
《短歌行》中写道，“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刘文辉意气飞扬，他似乎已提前站到了绝顶之上，看到了山下的无限风光。
第十一章 谁主沉浮
钟体乾：字均猷，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队第五期。刘湘的重要幕僚，主张二刘合作。
田颂尧：生于四川省简阳市。就学经历与邓锡侯相仿，加入过同盟会。防区时代，他在川军四强中排第四位，保定系中也可以继刘文辉、邓锡侯排第三。军事才能一般，为人木讷，绰号“冬瓜”，指挥方面主要依赖副军长孙震。
潘文华：号仲三，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毕业于速成学堂，人称潘鹞子，早期打仗有勇有谋，是刘湘的得力战将。
唐式遵：字子晋，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毕业于速成学堂，与潘文华同为刘湘最亲信战将，但因缺乏阳刚气质，绰号“唐二瘟”。
蒋逵：字云逵，生于重庆市巴南区。先后毕业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北平南苑航空学校，曾赴英美留学，回国后主要在北洋政府的空军部队服务。北洋政府倒台后，投奔刘湘，任川江公安舰队司令。
张斯可：原名张再，斯可是字，生于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毕业于速成学堂，刘湘的重要幕僚和驻外代表。反应敏捷，口若悬河，人称睡诸葛。
陈光藻：字鸿文，生于四川成都。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曾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为刘文辉部将，任川康边防军第二师师长。
冷寅东：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学习。为刘文辉部将，任川康边防军副总指挥兼第一师师长。
这个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已经不满足于在峨眉山耍把戏了，他要跳出四川，控制西南。
过去唐继尧依仗滇军之盛，推行过“大云南主义”。“西霸王”那点胸襟和气魄，委实过于狭小，刘文辉提出的叫“大西南主义”，走的路子与当年的蔡锷相仿。
趁滇黔军人闹内讧，他把两个异地军长分别扶上马，一个是滇军军长胡若愚，一个是黔军军长王家烈，支持他们打回各自的老家。其中，王家烈得以成功主黔，胡若愚虽然失败，但所率滇军全部交由刘文辉收编，也算是做了桩不亏本的买卖。
西南有了交代，接下来便是“争衡天下”。
可是在刘文辉还没打出西南之前，早就有人宣布天下是他的了，此君便是蒋介石。
致命失误蒋介石自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以来，即以孙文的唯一继承者自居，这是他赖以从政治上挫败政敌、号令天下的资本。
为此，蒋介石在二次复出后，特地用上等宣纸印了一本书册，里面收录了孙中山写给他的十几封亲笔信函。当然，这些信件内容事先都精心挑选，以示他早就是孙中山钦定的唯一接班人，所谓“你办事，我放心”是也。
蒋介石派曾扩情出使四川，除将书册赠与川中各大诸侯外，顺便试探他们的态度。
刘湘表示拥蒋，他不仅甘居其下，把曾扩情作为“天子使臣”来对待，还有具体行动：当新桂系在武汉起兵反蒋时，刘湘按照曾扩情的要求，立即派一师之众，顺流东下，以响应蒋介石“讨桂”。
见刘湘如此俯首帖耳，其他诸侯自然也大多跟着唯唯诺诺，只有刘文辉偏不信这个邪。
天地本无主。要说军阀，在没由你说了算之前，大家都是军阀，要说诸侯，在没让你夺得天下之前，大家也都是诸侯。尹昌衡、熊克武他们叱咤风云的那几年，又有多少人听说过蒋介石的名字，可见他不过也和你我一样，乃新晋军阀或诸侯，为什么要把天下让给他？
刘文辉并非冒失鬼。在蒋介石如鱼得水，特别是北伐胜利，宣布“统一中国”的时候，他不会突然跳出来叫板。他叫板，是在全国兴起反蒋潮流，新桂系、冯玉祥等人走马灯一般轮着跟蒋介石较劲的时候。
1929年12月，继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后，唐生智又在武汉打起反蒋旗号。经过这么多次战争的消耗，刘文辉认为蒋介石快吃不消了，或许只需唐生智轻轻一推，就得倒掉。
这不正是我刘文辉崭露头角，逐鹿中原的大好时机吗？
刘文辉立即加入，虽因远在四川，未及出兵，但他还是与唐生智联名发出了反蒋的“东、冬”两电，署名的一干人中，他仅列于唐生智之后，排第二位。
蒋介石曾很看重刘文辉，对他的评估还高过刘湘。刘文辉头上那两道漂亮的光环：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全是蒋氏给他加上去的。然而就因为这次通电，两人的关系开始恶化。
发这样的通电，相当于赌博，遗憾的是没有赌对。
刘文辉低估了蒋介石的能力，高估了唐生智的水平，蒋唐战争的结果是，蒋胜唐输。
这是刘文辉在政坛上第一次犯严重错误。
如果他就此收手，像刘湘那样保持低调，或许一切还可挽救，但上了赌台的人，有几个是不红眼的？刘文辉急不可耐地又下注了。
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组织讨蒋联军，并与汪精卫在北平合作组织新政府。至此，蒋介石在军政上的所有重量级对手一块儿抱团，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中原大战。
看过好莱坞大片《复仇者联盟》的朋友就知道了，那什么绿巨人、钢铁侠、雷神、美国队长，个顶个拿出来都是绝对主角，他们凑一块儿的“联盟”，请问天下谁能敌？
由于有了上次反蒋失败的教训，这次“看火候”就不能不“看老一点”，刘文辉特地留了个心眼，没提早涉局，而是耐住性子，等到蒋介石似乎已无起死回生之力时，才发出了响应汪、阎、冯，公开反蒋的电报，即“鱼电”。
可是他的运气实在太糟糕了，战局竟然在最不可能逆转的情况下逆转了，蒋介石不仅起死回生，而且大获全胜，将“复仇者联盟”打得一败涂地。
又失算了。
接连两次致命失误，不仅意味着刘文辉“逐鹿中原”之梦碎，随之而来的控制西南的梦想亦成泡影——就连贵州的王家烈也不敢不听蒋介石的呀！
当刘文辉不得不将目光收回到四川老家，才蓦然发现刘湘正向他发起强有力的挑战。
论理，刘湘从年龄到资历都比刘文辉老，在刘文辉面前应该端得起架子。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看到的只是，叔父咄咄逼人，侄儿节节退让。
刘湘让步，不单是因为刘文辉占据着实力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更因为他这个幺爸的手腕实在太厉害了。虽然刘文辉已与军官系结仇，但其挟保定系以自重，仅凭一个保定系的力量，就已占去“四强”中的三席。
在“下川东之战”前，刘湘派王陵基说服杨森，欲促成“刘杨合作”，当时确有几分诚意，目的之一就是捏合速成，抗衡保定。可杨森一介粗人，不管王陵基怎么说，始终不肯领情，也根本不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光知道在速成内部互争雌雄，使得刘湘的计划只能泡汤。
反过来说，就算速成系本身没有裂痕，“刘杨合作”可以成立，速成也未必是保定的对手。
刘文辉除坐拥省内的保定系外，还与一些省外军人和武装，诸如王家烈、胡若愚这些人保持着密切关系。刘湘相信，只要他们内外合力，联成一气，自己别说“统一四川”，连在四川站住脚都有问题。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能让就让一点吧。何况再怎么说，还有家族纽带，叔侄之亲啊。
刘湘说要“让”就不会是让一点半点。地盘当然是没少送，就是一般诸侯都很眼热的乌纱帽，刘湘也没吝惜。刘文辉能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即为他向蒋介石推荐的结果。
可问题是刘文辉“志趣非凡”，你让一步，他会进两步，你让两步，他会进三步，几乎就没有满足的时候。
“下川东之战”前，刘湘将资、内两县交给刘文辉，当时签有协议，即地盘归刘文辉，收入则两家平分，然而刘文辉地拿了，却一个子儿都不肯分给刘湘。
位于重庆上游的江津原为赖心辉的防区，二刘合力将赖心辉驱走后，刘文辉当仁不让地将江津据为己有，刘湘的部队被阻于城外。这还罢了，刘文辉在上川东一战中尽得李家钰、罗泽洲之地，加上江津，对重庆形成了半包围。刘湘有一种被人掐住脖子，喘不上气来的感觉，他曾几次要求刘文辉把江津让出来，但对方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根本就没这个意愿。
再大度的人，也还有个限度和分寸，刘湘逐渐认识到，刘文辉已成为威胁其事业发展乃至生存的最大障碍，若不奋起直追，即便在取得“博望大胜”之后，他还是极可能步刘成勋和赖心辉的后尘，被这个幺爸一脚踢出局外。
于是，当刘文辉高歌猛进，全力向外拓展之时，刘湘选择了收敛心神，大练内功。此时，刘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仙军师”。
1929年夏，刘湘派使者前往武汉，代表四川的全体道徒欢迎刘从云回川，同时他还在重庆买了一座大房子，布置得非常华丽，命名为“神仙府”，作为刘神仙驻节之所。
刘从云在重庆登岸时，刘湘亲率道徒到朝天门码头迎候。自刘从云离川后，二人再次聚首，彼此皆唏嘘不已。
刘湘对刘从云极尽推崇，备赞其在“下川东之战”中的料事如神和运筹帷幄，并正式尊为军师。
在重庆内部，刘湘相当于刘备，刘从云自居孔明，自然还少不了“关张”。
刘从云便怂恿刘湘效法“桃园故事”，跟他的亲信部将潘文华、唐式遵进行“桃园三结义”。
跟刘湘“结义”，想不引起周围人嫉妒也不可能。众人背后评论说，潘文华人称潘鹞子，打仗有勇有谋，说他有点美髯公的样子，勉强还说得过去。那唐式遵绰号二瘟，性格蔫里巴唧，怎么也没法跟猛张飞挂上钩，把他列入“关张”，真是乱点鸳鸯谱。
可是看客并不能代替刘湘本人的心思，他所需要的“桃园兄弟”，不光是要猛，最主要的还得“忠”——对他本人“忠”。在这一点上，性格温吞的“白面张飞”唐式遵绝对够格。
桃园兄弟一共三个，剩下来是“赵云”。
本来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的应该是王陵基。王陵基在指挥“下川东之战”时表现出众，事后刘湘即派他独立镇守万县，以他的资历和战功，纵使混不上“赵云”，也应该可以弄个“黄忠”当当。
问题是老王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刘湘部下的将领个个都拜刘从云为师，王陵基名义上也入了山门，刘从云还特地赐给他一个法号“玉豹”，可王陵基却表现倨傲，愣是不愿意给刘从云磕头。于是，外界便有传言，说王陵基如此，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是刘湘的老师，应该与刘神仙平起平坐。
其实王陵基还真不是为了和刘从云争风吃醋。
如果说“下川东之战”前，刘湘及其部下，或多或少对刘从云在军中的作用尚有疑惑，那一战之后的感受，就只有用三国演义中关羽和张飞的话来概括了：“孔明真英杰也。”
刘从云回重庆要经过万县，刘湘让王陵基好好款待。王陵基超出规格，对刘从云予以“特殊款待”，还请对方给他扶乩，简直把刘从云当成了个活神仙。
扶乩也是一种占卜，如果没有相关信息可供占卜者参考，很大程度上只能靠巧合概率。刘从云给刘湘扶乩，事关军政要务，当然要慎之又慎，有时还得两人商量着办，为的就是可以瞒天过海，蒙住他人。相比之下，对王陵基这样的部将自然没那么尽心尽力。结果是，过了段时间，王陵基发现刘从云的扶乩好像并不灵验。
什么神仙，不过如此，王陵基起了怀疑，他怀疑刘神仙不够“神”。
正好万县来了个跑江湖的，这厮姓王，与王陵基攀上家门，也自称神仙。“王神仙”更能吹，不仅说他能炼丹，有点石成金之术，还说会剑术——不是普通剑术，是飞剑术，可于百步之外取人首级。
不知道王陵基是不是爱看民国年间的武侠小说，反正这种神仙兼剑侠的传奇身份，让他十分着迷，自此便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把“王神仙”供奉在了自己的公馆里。
王陵基既然供了“王神仙”，就不会再拜刘神仙。刘从云得知内情后十分不满，平时与王陵基难以相容，他常对刘湘说，王陵基脑后生有反骨，所以才会目无长官，言外之意，王陵基不仅不是什么赵云、黄忠，而且极可能是第二个魏延。
刘湘虽然肉眼凡胎，看不出灵官身上哪根骨头是“反骨”，但他却有另外一个视角，那就是王陵基自镇守万县后，确实有些不同以往，甚至偷偷扩充军队，因此已有人送了“万县王”或“川东王”称号过来。
对于“主公”来说，这些毫无疑问都是犯忌之举。刘湘早就有了想法，只是深沉未露而已，魏延之说正中下怀。
从军校课堂里走出来的王老师过于较真了，他没搞清楚一点，神鬼之道的降临人间，原本不过是世人用来对付世人的技术方法，迷恋“本家神仙”的下场，让他在刘湘面前彻底失宠。
王陵基既不再予以考虑，刘从云就把“赵云”的位置给了王缵绪。平时在“神仙府”里召开秘密会议的，除了刘从云和“桃园三兄弟”，有时王缵绪也被允许参加，相当于刘湘阵营的核心团队。
团队的热门话题，当然离不开如何对付刘文辉。
在四个半团队成员（王缵绪姑且算半个）里面，刘从云专注于诡道之术，潘、唐、王只是遵命行事，最后还得刘湘自己拿主意。
刘文辉智勇兼备，军政双修，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但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真正刀枪不入的人。即便是古希腊神话中被尊为战神的阿喀琉斯，不也有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吗？
刘湘一直在对刘文辉进行观察，他得出的结论是：刘文辉的确太优秀了，但太优秀恰恰是那个致命的脚后跟！
这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古往今来的经验之谈。西方的谚语叫做“知的多，老得快”，东方称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刘湘能够拿出来战胜刘文辉的法宝，仍然是他的“厚”。
具体方略为反其道而行之，即刘文辉进，他就退；刘文辉硬，他就软。比如，刘文辉对外要“控制西南，逐鹿中原”，刘湘便退到“统一四川，闭关自守”，刘文辉对内要“各个击破，唯我独尊”，刘湘则遵循“群雄并存，有德者王”。
“神仙府”里到底在嘀咕些什么，周围的诸侯都想知道，那些力量微弱的诸侯尤其关心，他们的驻渝代表也影影绰绰地通过刘从云进行打探。
刘从云并不隐瞒：“就讨论你们的事呢。”
这话听得让人心惊肉跳，讨论什么，又是怎么打我们？
刘从云正色：“胡扯什么呢，我们聊的，都是如何帮助和扶持你们。”
据刘从云说，他和刘湘已经商定，今后要对川中诸侯实行忍让维系，从此“政治上一致行动，经济上予以支持”。
诸侯们如闻福音，也如释重负。
刘文辉那疯狂的铁血兼并已经让这些“弱小国邦”患上了恐惧症。虽然还不知道谁是要被兼并的下一个目标，但想来轮到自己不过是早晚的事，而且这种憋着心思让你猜的短暂宁静，其实更为可怕，成天做噩梦啊。
刘湘也要统一，但相比于刘文辉，还是给大家留下了一口饭吃，太意外，也太欣慰了。怕刘湘嘴上一套，背后一套，诸侯们一旦饷弹出现困难，或者沿长江西运的物资在万县被扣，就试探着走刘从云的门路，请他在刘湘面前说情。
神仙果然灵验，除非你不去求不去说，否则愿望大多可以得到满足。这样一来，刘从云更神了，几乎成为有求必应的活菩萨，一般诸侯皆以能投于刘神仙门下，入道拜师为荣。
这当然又是一次成功的搭档演出，表面风光的是作为演员的刘从云，幕后赚到盆满钵满的是作为老板的刘湘。自打出“群雄并存，有德者王”的招牌后，连李家钰那样的新派掌门也来投奔他了。
李家钰虽经杨森允许，得以驻军营山，但李部有三万余众，营山只是一座穷县，哪里养得起如此多的“食客”。
无奈之下，李家钰只得派代表向刘湘输诚，表示愿归入麾下，听其指挥。
作出这个决定，李家钰实在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他是“下川东之战”的发起者之一，如今落魄成了叫花子，刘湘完全可以落井下石、趁机报复——要么羞辱一顿，拒之门外，要么编遣队伍，实行“不并之并”。
他想错了，刘湘非常大度。见李家钰穷极来奔，当即接受，并慷慨承诺，今后将由他负责每月供给军饷。
李家钰顿解燃眉之急，可谓是绝处逢生，对刘湘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从此逢人就说：“我的军队能生存下来，全仰甫公（对刘湘尊称）之德。”
刘湘当然也很合算。李家钰是一员能打硬仗的战将，仿佛当年的马超，有他投效和助阵，必然如虎添翼，而刘湘所要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笔军饷，有什么划不来的。
李家钰的投奔，对川中诸侯的集体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刘湘的声势越来越大，加上本身力量的增强，他开始可以对刘文辉说不了。
蒋唐战争时，刘文辉曾发出反蒋的“东、冬”两电，那时刘湘自己虽走了另外一条路线，但从始至终未发一言。到中原大战，刘文辉又在未告知刘湘的前提下，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发出了“鱼电”。这次刘湘就再也按捺不住，拍桌子掀板凳地朝刘文辉发火，说他这是在给四川制造灾祸，陷害他本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刘湘的愤慨和疑惧完全可以理解，他认为刘文辉不是向外发展，而是在内外勾结，想想看，倘若冯、阎获胜，岂不是把他给夹在了下川东？到时刘文辉和冯、阎想怎么解决就可以怎么解决，他的存身之处和政治生命也将一道完结。
还好，早在“鱼电”拍发之前，蒋介石就已说服张学良举兵入关，所以冯、阎失败早成定局，不过刘文辉自己还懵懵懂懂罢了，同时，两次误判，也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走到了不可挽救的边缘。相反，刘湘却因蒋桂战争时助蒋，且两次都未有异动，而受到了蒋介石的进一步倚重和青睐。
曾扩情再次入川，虽然他在任何场合下都避免谈及“鱼电”，当着刘文辉的面也表示了慰问和期许之意，但这不过是怕把刘文辉给逼上极端。私下里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扶助刘湘，使之成为安定四川的重心，以免再出现类似“鱼电”的事件。
外有蒋氏倚重，内有诸侯归心，刘湘下决心跟刘文辉对着干，不过在此之前，他先要问计于刘从云，为的就是听一听老天爷怎么说。
刘从云经过占卜，得出的结论是：“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川指四川，刘与流谐音）。”
封建迷信也有它的一套理论，并非完全胡诌。川军有五行之说，邓锡侯的锡字从金，杨森的森字从木，刘湘的湘字从水，刘文辉的辉字偏旁可假借为火，田颂尧的尧字从土，也就是“金木水火土”。
刘从云对刘湘说，水能克火，你注定要击败刘文辉，这是不可违背的天意。
迷信的一大功能，就是能从精神上给你撑把腰，这个道理连目不识丁的农民都知道，所以他们每逢准备造反前，一定要搞个类似于“石人一只眼”的小把戏，既给别人壮胆，也给自己打气。
刘湘听完五行理论之后，顿时精神抖擞，“可以说不”也被他进一步前移到“寸步不让”。
刘湘的突然发作，曾扩情的装腔作势，都从不同的侧面给刘文辉造成了某种危机和压力。他亲自来到重庆，为的是就发“鱼电”前未事先打招呼一事，特地向刘湘做出解释，实际就是想继续维系住“二刘合作”的关系。
刘湘找个了理由，避而不见。
刘文辉尚可，政治场上什么意外他没见过，倒是他后面的家族成员不肯买账，认为刘文辉失了面子，所以非要给刘湘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刘湘的重庆公馆周围场地空阔，林木茂盛。有一天，突然从树上掉下一个东西，以为是猴子，细看却是个人。
不审不知道，原来此君竟是个刺客。他从外围爬上树顶，藏在树叶丛中，企图寻机行刺。没想到刘湘防卫甚严，刺客三天三夜无法下手。
三天三夜从树上下不来，也就等于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人干刺客的也是人，不是机器，饥渴交加之下，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便咚的一声掉下了树。
刺客供称来自宜宾。宜宾是刘文辉的老防区，现为刘文辉的哥哥，也就是那个“恶霸地主”刘文彩帮助维持。
又过了段时间，刘湘头疼脑热，生病在床。有人跑过来打小报告，说甫公你这个病可不是无缘无故，而是事出有因。
“因”在哪里，还是宜宾。
在外面干大事业的，跟如今的富翁企业家相仿，在公司大会或嘉宾会客室里或许能够妙语连珠，满嘴现代管理术语，可回到家还是一样迷信。刘文辉虽然读了那么多书，却也不能免俗，刘湘有刘神仙，他也有“万神仙”。
“万神仙”不如刘神仙名气大，但做“神仙”的基本功还是有的。据跑来报告的人说，“万神仙”在宜宾开坛做法，立了一个草人，草人上面写着刘湘的姓名和生辰八字，然后“万神仙”插刀于草人的头腹之上，念经诵咒，叨叨个不休。
即便没有亲眼见识过，我们对这套把戏也不应陌生。比如在《红楼梦》中，赵姨娘便买通马道婆，用剪纸人和木偶人，来整治她痛恨的凤姐与贾宝玉，后果十分严重：贾宝玉“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
那赵姨娘和马道婆不过是想让人变成精神病，“万神仙”以刃加身，却分明是致刘湘于死命了。
刘湘得知后气愤不已：幸亏我身边有刘神仙护佑啊，要不然可不就一病不起了？
刘湘把这两桩事在家族内部捅开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面对亲友们的诘责，刘文辉矢口否认与此有关，再三表示自己绝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但“他人不敢保证”。言外之意，此事乃刘文彩所为，他本人并不知晓，同时他还向刘湘承诺，愿意清查禁止，保证以后再不发生类似行为。
刘文辉的话可信吗？可信。
“各个击破”的要诀之一便是要先拣软柿子捏，刘文辉是一个富有大略的人，他吞并“七雄”的顺序正是由小到大，“李罗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其他几雄尚存的情况下，刘文辉不会傻到把所有力量都提前消耗在最大强敌身上，但刘湘不同，他必须采取主动，否则就可能连“巴壁虎”都做不成了。
之所以抓住行刺和草人事件不放，且大肆渲染，正是遵循先主故技，即在撕破脸之前，先从道义和舆论上将对手置于不利境地。舆论不过是一面旗，最重要的还是比拼实力，二刘以此为中心展开军备竞赛，并互相掐脖子。
自第一次采购军火后，刘湘又两度从国外购进枪弹，其中包括德造轻机枪、英造重机枪和上千万发子弹。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德造步枪子弹。中国步枪子弹一般只装填七成火药，前半部有一段是空的，德国佬向以认真严谨闻名，他们生产的子弹全部分量十足，因此射程很远，更妙的是，国内汉阳造也可以适用。
刘文辉一看急了，也赶紧通过自己的渠道，从上海购买到优质钢材，准备运回自己的兵工厂制造武器。
可它们在途经万县时却全部被刘湘予以扣留。
刘湘在“下川东之战”中的一个最大收获，就是占据了万县，从而得以一手控制重庆至宜昌的长江水道。诸侯们从下游采购物资，入川时必经万县，刘湘就像海关一样，在那里对物资进行审查，一般物资需要纳税后方能起运，而若是重要军需物资，即便肯交税也没用，一概实行禁运。
应该说，这条规矩并非只针对刘文辉一家，但刘文辉无疑最受触动。因为如此一来，就意味着今后他在军备上再也不能与刘湘抗衡了。
中国人做事，规矩是规矩，人情是人情。刘文辉硬着头皮，再次来到重庆，想让刘湘网开一面。这次刘湘没有借故隐形，不过他说，万县现由王陵基镇守，那里的一切都由灵官负责，他不能插手或干预。
刘文辉听后，只从鼻子眼里笑了一声。
王灵官再桀骜不驯，你说还我钢材，他能不听你的？不肯还钢材便罢了，还要装，再装遭雷劈！
来一次重庆不容易，既然钢材已没戏，刘文辉决定把话挑到明处，跟刘湘讲讲清楚。
大家都是聪明人，哪有讲不清楚的，说来说去，无非是谁做老大，谁做小弟那点破事而已。
三对六面，刘湘不再王顾左右而言其他：“我虽然是你的晚辈，但别忘了，我年龄比你大，发达比你早，资历也比你老，你是受我卵翼起来的，应该听我的号令。”
刘文辉满脸通红：“既然你还当我是你的长辈，实力又比你强，就应该由我来指挥和调度一切！”
事情倒是讲清楚了，然而问题更加无法得到解决。刘文辉负气离开重庆，回去后马上予以报复。
重庆所需米粮均由江津下运，刘文辉便唆使自己的江津守将出面，阻止米船经过，重庆方面遣人来问，他以刘湘的话来回敬对方：“江津现由某某镇守，那里的一切都由其负责，我不能插手或干预。”
你不是不肯还我钢材吗？好，那我就不给你粮食，看谁耗得过谁。
记住，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但我随便起来可更不是人。
江津那里一落闸，重庆立即陷入“米荒”，刘湘情急之下，只得跨省购米，以湖南的湘米来补充粮食的不足。
刘湘的愤怒可以想象。
我当你是长辈，才叫你一声幺爸。你这回是不是吃错药了，给我来这一手，当我是好欺负的？
按照刘湘发去的密电，王陵基从此只要看到是刘文辉的“嫌疑物资”过境，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扣住没商量，武器扣、钢材扣、通讯器材扣，就连刘文辉为组建空军外聘的飞行员也被扣在了万县。
这还不算，刘湘又通过蒋介石，从源头对刘文辉进行封杀，刘文辉用重金买来的飞机大炮，全在上海被原封不动地予以查扣。
眼看二刘真的红了眼，不仅合作无望，和谈也即将关上大门，一些持中间立场的人士急忙出来挽救。
在刘湘一方，以刘从云及“关张赵”为主流，一直反对二刘合作，而包括王陵基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则意见相反，其中刘湘的参谋长钟体乾更是“二刘合作论”的坚定支持者。
钟体乾说，二刘若真能实现合作，实力将超过川军的三分之二，堪称航母，若再发号施令，谁敢不遵。
那再碰上同室操戈，谁也不服谁的问题，该怎么办呢，钟体乾建议用向外发展来解决，比如刘湘向两湖，刘文辉向云南，邓、田向陕西。
钟体乾曾任陆军军官学堂教官，与刘文辉有师生之谊，但他这么说倒也不是故意维护自己的学生。在他看来，若刘湘能采纳他的计策，不仅能问鼎中原，还可减轻四川战祸，一举几得，乃上上之策。
只是钟体乾犯了跟学生一样的错误，如今的世道早就不是蔡锷、唐继尧那时候了，蒋介石对全局的掌控能力，也比北洋政府的段祺瑞、吴佩孚甚至是袁世凯要强得多，刘文辉两次发电受挫，就是个明证。
不是说蒋介石的个人能力，就一定超过袁、段、吴，而是时移世易，当“春秋”过渡到“战国”，你再拿“春秋”时候的观点来做判断难免会出错。
在这一点上，刘湘看得很准很透，他当然不会听钟体乾的话。
钟体乾资格既老且极有性格，见“主公”不纳“忠言”，一气之下便不辞而别，到成都省城赋闲去了。
与此同时，刘氏家族也做了最后的努力，族长亲自赶到重庆进行调解。这位族长不仅在族内德高望重，而且还是刘湘的大叔，但刘湘此次一反常态，认定了要与刘文辉决一雌雄，对任何劝和的声音都听不进去，族内调解终告失败。
“二刘对抗”正式开始了，双方一面文电相责，一面调兵遣将，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三国演义中表现曹操的性格，有一个经典桥段。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逃亡过程中为老朋友吕伯奢所收留。这曹阿瞒生性多疑，晚上不好好睡觉，还偷听主人家讲话。吕老头出去买酒，他的几个儿子在隔壁商量着要杀猪招待，曹操却以为是要暗害自己，于是先下手为强，除掉了吕伯奢一家八口。
等到双手沾满鲜血之后，才知道杀错了。可是曹操不仅不悔过，还将错就错，又把吕伯奢也给一道送入了地府，这就是那句著名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最早来源。
在刘文辉看来，刘湘已经“负”了他，当然更不用客气了。
所有保证都不再算数。
刘湘在重庆结束阅兵典礼，坐小汽车返回公馆，路上围观人群密密麻麻。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路边飞来一梭子弹，正打在刘湘乘坐的第一辆汽车上，刘湘应声而倒。
行人四散奔逃，一边逃一边大呼：“不得了，刘军长遭人暗算了。”
刺客被当场抓住，一共五个，并被绳捆索绑地带进了刘湘的军部，一抬头，愣住了。
刘湘端坐上方，连一根毛都没伤着！
军师刘神仙坐在刘湘旁边，盛气凌人地来了一句：“你们觉得怪吧？我们军长是天上星宿下凡，岂是你们几个能伤得了的。”
刺客们正惊疑不定之际，从侧门走出一名军官，相貌与刘湘酷似。原来当天打中的不过是刘湘的“替身”，而且也只是手上挂彩了。
经过审讯，这批刺客又是刘文彩所派，但毫无疑问刘文辉就是幕后指使者。
一个行刺不成，就组团行刺，说是下三滥的事情不做，一旦做出来，还上了规模和档次。面对刘文辉这个“真小人”，刘湘也再次拿出了“伪君子”的范儿，不但不杀刺客，还每人奉送一百大洋，将他们送了回去。
当然也不是纯粹白送，多少得干点活。刺客们负责给刘文辉带来了一封信，此信为刘湘所写，刘湘在信中说：“感谢你千里万里派人来指教我、提醒我，让我知道还有一个你这样的长辈在天天惦记着我。看到我对来人照顾得好吧，放心，如果你再派人来，我一定还会像今天这样盛情款待。”
刘湘把从刺客们身上收缴到的枪，作为是刘文辉给他的“赠品”，在表示“感谢”之余，还不忘告诉对方：“战场相见之时，再当面谢过。”
刘文辉读信之后气到脸无血色，既然行刺不成，只好用看家本事了。
刘文辉要祭他最心仪的绝招了，也是最遭对手非议和怨毒的一招：挖墙脚。
要说刘湘其实也是挖墙脚界的行家里手，王缵绪就是他从杨森那里挖来的角，但刘湘因为一直戴着“仁厚”的面具，就没人记得这些，反倒使刘文辉成为这一新兴行业内公认的专家。
擅长挖墙脚的人，都得出手大方才行，在这方面，刘文辉向来是一掷千金，他把已被刘湘收为部将的范绍增作为挖角重点，支票一掏就是三十万元。
不过这次刘文辉的绝招失灵了，范哈儿颇讲江湖义气，不肯为了这点钱就背叛自己的老大，他假装允诺，收下钱后就向刘湘报告，并将支票“上缴组织”。
刘湘对范绍增大加称赞，当即把支票又全部奖励给他，据说范绍增就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了新房。
另外一名收到刘文辉贿赂的将领就没这么好运了，知情不报啊，刘湘将其撤职扣留，此君直到刘湘死后才得以释放。
俗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问题是狼未打着，孩子也没了，刘文辉又不敢声张，只得自认晦气。
叔侄二人整天斗得跟乌眼鸡似的，但作为富有经验的比赛选手，在对方未出现明显破绽之前，擂台之上，他们谁都不会率先出拳。
刘文辉的保定系联盟始终让刘湘十分忌惮，你想，“四强”里面占了三席，刘文辉自己已经实力强劲，再三对一，真打起来又有多少胜算呢。
刘湘的一个师长献计，认为必须先从内部分化保定系，与邓锡侯、田颂尧结成联盟，这样才能击败刘文辉。
其实刘湘也早有此意，过去对付杨森他不就经常上演类似好戏么。可是刘湘和杨森毕竟同出于速成，部下也以速成同学为主，刘湘凭借自己在速成系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要做局的话相对容易，而邓、田及其部属却尽为保定系，情况就要复杂多了。
因此，刘湘一开始对部下的这一计策明显信心不足，他说：“保定同学在川已成政治上的一种力量，彼此之间虽有矛盾，然而不难言归于好，怎能与我们联合？”
尽管如此，他仍答应众人，“试图为之”，可以姑且试试看。
正在这个时候，田颂尧突然派人造访，让刘湘喜出望外。
保定系看似巩固，实际不然，刘文辉在未走向鼎盛期时，对邓锡侯、田颂尧还多有谦让。之后则以保定系的唯一首领自居，明显变得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他一面联合邓、田来对抗刘湘，一面又时时挟制邓、田，迫使二人寸步不离左右，完全把对方当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弟使唤。
邓、田再怎么着，也算是“四雄”成员，免不了暗地里要牢骚满腹。当时因刘文辉派头大、气势足，川军背后也都称其为“幺爸”，邓、田见面都一个劲抱怨“刘幺爸的气焰太大了，受不了”。
可是牢骚归牢骚，抱怨归抱怨，邓、田轻易还是不敢走出刘文辉用金箍棒给他们划的圈。因为刘文辉会时时警告他们：如果乖乖待在这个圈里，我可以保护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当心我跟我侄儿刘湘合起来将你们一起收拾掉。
三四名的相加，毫无疑问干不过一二名的相加，所以邓、田即便活得再苦再累，也只好把一泡苦水咽肚子里。
邓锡侯精明滑头，会说话，日子稍微要好过一些。田颂尧绰号冬瓜，为人傻头傻脑，瓜气十足，成了挨欺负的重点对象。
刘文辉不仅从田颂尧手里夺走了成都兵工厂，还将“挖墙脚艺术”也移植到他身上，拖走了田颂尧的一个团。事后田颂尧及其部下将领都大为愤慨，他们曾经开会决议，要刘文辉“拿话来说”，刘文辉的反应是连个屁都没放，而田颂尧也毫无办法。
田颂尧不仅吃亏，还丢了面子，一股无名之火无处发泄，正好“二刘”闹矛盾，让他看到了走出“金箍圈”的一线希望。
可是田颂尧仍然不敢轻举妄动。别看田颂尧被人叫做冬瓜，但能在残酷激烈的丛林角斗中脱颖而出，且被列为川军第四强，起码的生存和斗争智慧还是有的。他的顾虑跟刘湘相仿，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二刘之间虽有矛盾，可人家毕竟是亲戚，闹了一阵意见后，不难言归于好，怎能与我联合？”
最好能有人先帮着探探路、牵牵线。
人是有的，而且出自于一种古老的传统职业，叫做纵横家，也就是苏秦张仪所从事的行当。
既然是“春秋战国”，哪能少得了纵横家们的身影，此辈三天两头奔走于各大诸侯间，寻找可以投效觅食的地方。
刘文辉乐于招揽有学问的高端人才，甚至也愿意接纳“万神仙”类的江湖术士，唯独看不上主动上门的纵横家。纵横家在他那里吃不开，倒是无脑的田颂尧愿意敞开大门，照单全收。
由纵横家穿针引线，田颂尧终于与刘湘接上了头。
对田颂尧究竟是真情还是假意，刘湘尚不能完全确定，他在重庆与田颂尧所派出的纵横家代表密谈后，即指示侦察电台对田颂尧的来往电文进行监听。
所谓侦察电台，就是专门派一些人收听别人的无线电报，然后将其密码按照排列组合的各种可能，编成电报密本。有段时间，曾经红火一时的电视剧《暗算之看风》讲述的就是这个。在当时，侦察电台还非常前沿，四川包括西南都没有这套设备和人马，没有人提防他们的密电会被人截获，自然也不存在做假的可能。
刘湘的侦察电台建在上海，机构很小却很实用。接到指令后，侦察电台很快便截获了田颂尧与重庆代表的来往密电，并且成功地翻译出了全文。
刘湘一看，放心了，知道田颂尧没有合着刘文辉来诓他骗他，从此便放心地与田颂尧直接建立电报联系，双方密电来往不绝。
刘湘在侦察电台上固然是独一份的，可刘文辉更有办法，他直接买通了田颂尧的密电员。结果是，刘湘和田颂尧的密电全都到了刘文辉桌上。
刘文辉大吃一惊，以为冬瓜傻里傻气，没想到还第一个吃螃蟹，跟刘湘都勾结上了。
如果刘文辉此时有所警醒，能够意识到对田颂尧过于苛刻，从而改弦更张，田颂尧或许还会回头，但刘文辉偏偏走的是反方向。
你不是不服吗，我整到你服！
又是一个团从田颂尧手里被抢走了。
左一团，右一团，田颂尧有多少个团也不够这样挖的呀。而且虽然说都是一个团，但二者情况还有所不同。先前那个团，是上司犯错被田颂尧关了起来，其部因畏罪而投向刘文辉，可以说本身就有被迫的成分在。这次这个团却是驻于田颂尧防区腹心，且正处于训练期间，这种情况下，刘文辉都能把它挖出来，令田军内部大为震动。
如果说从前挖田颂尧的墙角，刘文辉还犹抱琵琶，羞羞答答的话，这一回则是堂而皇之，不仅派部队前去掩护，还给归顺将领加官赠银。
田颂尧忍无可忍，仗着已跟刘湘建立了秘密联盟，便急召在上海养病的副军长孙震回川指挥，预备与刘文辉一战。
1932年10月，田颂尧调集约三十个团的兵力于成都等地，在城内街巷遍筑工事，他还与刘湘制定了密约，双方预定一个从成都，一个从川东，同时向刘文辉发起进攻。
田颂尧虽然摆出与刘文辉势不两立的架势，却并未做好拼死一战的决心和准备。他部下的那些将领，除孙震外，也大多对战事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
田颂尧欲战不战，刘湘便率先启动，以联军总指挥的名义，组织各方诸侯环攻刘文辉。杨森、李家钰、罗泽洲（“杨李罗”）作为联军旗下的急先锋，已率先火力全开。
刘文辉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意识到自己主要的敌人还是刘湘，若与刘湘一对一鏖战，并不一定落于下风，但如果田、刘联手，对付起来就要困难许多。
趁与田颂尧还未完全决裂，刘文辉急忙派部下前去疏通，甚至通过送钱的办法，让田颂尧的弟弟去向自己的哥哥进行劝说。
未料田颂尧傻归傻，脾气很倔，不管谁说到与刘文辉和解的事，都是一盆冷水浇过去，没有一点可通融的余地。当然他也没有马上向刘文辉宣战，冬瓜的脑子实在过于简单，他以为吓唬一下刘文辉就行了，或者纵使开战，也只需在成都“虚轰一阵”，即可迫使刘文辉让步，以泄心头之愤。
醒一醒啊大哥，你的对手可是川版曹操！
刘文辉行事用兵，向来雷厉风行，没有一点拖沓犹豫。在看清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后，他立即将重兵调集到成都近郊。
1932年11月14日，刘文辉率先采取主动，揭开“刘田成都巷战”（又叫省门之战）的序幕，田颂尧仓促应战，反而处于完全被动的态势。
此战争夺的焦点为成都皇城内的煤山。那里本非高地，只是堆集煤渣而成，高不过二丈，也就六米多。但因为它处于两军交战的中间地段，无论谁占领，都可就地建立迫击炮阵地，从而威胁对方军部，所以大家均拼死争夺。
刘文辉先攻下煤山，田颂尧急调师长王铭章反攻。王铭章把敢死队组织起来，敢死队员将纸钱烧成的灰糊于脸上或胸膛，以已死恶鬼的面目发起冲锋，才再次将煤山夺回。
刘文辉见状，也组织敢死队，田颂尧最终还是失去了煤山。
丢了煤山，田颂尧脸色大变，决定由孙震亲临前线指挥。在田颂尧的一众部将中，孙震素有善战之名，主战也最力，他到前线后下令守军依托城内的民房实行抵抗。
刘文辉的军队在技战术上很有一套，他们在大板车前面安上钢板，配备机关枪，作为土造“坦克”，向防守阵地发起进攻，守军见“坦克”刀枪不入，顿时就傻了眼，好在很快又发现“坦克”没有顶盖，于是居高临下，从民房上用机枪和手榴弹进行俯瞰打击，这才击退“坦克”进攻。
击退也只限于一角，刘文辉在城内完成三面合围，将田颂尧困于西北一隅，守军粮弹两缺，情况十分不妙。
本来只想吓一吓刘幺爸，一个不留神，反把自己给整憋屈了。田颂尧沮丧万分，与胞弟抱头痛哭：“不料我的事业就这样完蛋了。”
一旁的孙震尚不肯服输，说“决不从上海回来做俘虏”，但也只是死鸭子嘴硬，已经拿不出反败为胜的任何有效办法。
刘文辉胜券在握，遂向田颂尧发出通牒，要求其无条件投降，部队则接受改编。田颂尧已同意交出部队，倒是他的部属认为刘文辉欺人太甚，说宁肯“开红山”（即放火）也要冲开一条血路，而决不“俯首就降，任人宰割”。
田颂尧的部队要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刘文辉就觉得有些麻烦，而且这时他得知刘湘正取得节节胜利，并已直奔成都而来。刘文辉起初敢于置联军于不顾，单独打击田颂尧，缘于联军开局的极度不给力。
“杨李罗”与刘文辉开战后，都仅止于小战，且稍一接触，便告败退。即便在刘文辉调主力而去后，他的前线部队应付起来还是绰绰有余，优哉游哉，将领们甚至可以一边作战、一边下棋。
刘湘担心“杨李罗”是想保存实力，不愿拼命作战，所以专门召集联军会议，在会上说：“大家要认真打仗，才能早得胜利，我会尽到我的力量，不过以后不要说我的防地占多了呀。”
其实“杨李罗”也不是不想拼出全力，尤其李家钰和罗泽洲，都是在刘文辉手里栽过大跟斗的，恨刘文辉恨到入骨的程度，关键还是他们早已今非昔比。
军官系按照实力重新排名，“李罗杨”变成了“杨李罗”。这里面，杨森的防区才不过四个县，李、罗都没有自己的专属防区，罗泽洲在老部队被刘文辉挖墙脚后，新建部队的战斗力更是弱到简直可忽略不计，相当于川军里的林黛玉，风吹吹都会倒。
正是因为“杨李罗”不济，刘湘才决定自己粉墨登场。
刘湘这一回可谓来者不善，别人最多一个陆军，他除陆军外，还拥有空军和水军。
最早组建的是空军，因为经办的人外行，加上贪图便宜，从英法美订购到的十几架飞机不仅小，而且以烂货居多，或是对方空军废弃不用的，或是质量低劣卖不出去的，在飞来中国途中便毁损了两架，其余不得不启用船运，才得以安全到达重庆。
在重庆试飞时，同样洋相百出。刘湘的一位师长觉得新鲜，硬要爬进机舱凑热闹，谁料即刻中彩，飞机刚刚飞到半空就坠毁，枉送了卿卿性命。
飞机不中用，飞行员也很差劲。好不容易从上海聘了一个德国老外，这哥们为了炫技，从空中扔了两颗手榴弹下来，结果不偏不倚地落到人群中，伤了不少人——瞧这点眼力，幸亏没扔炸弹，否则便是不折不扣的大惨案。
刘湘也想过招收本地青年进行培训，但空军不是一般兵种，对飞行员的要求非常之高，所招收人员大多不合格，短时间内也难以培养成才，最后仅几个人能聊以充任。
够简陋够低能吧，可是刘湘狠就狠在，四川空军独此一家，刘文辉又缺乏高射炮，无法阻挡飞机的来去和轰炸。
倒是刘湘自己小心翼翼，他不敢让飞行员多带炸弹，怕这些技术粗糙的小子瞅不准目标，把炸弹全丢到平民堆里去。
四川大内战当时已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大家都盯着看，一旦因此出现“平民重大伤亡”，刘湘跑都跑不掉，因为飞机炸弹别无分号，就他能认领。
于是，在大部分时间里，空军都仅仅只能起到一个侦察和威慑的作用。那些飞行员也应付差事一般，架着他们的破飞机，到对方阵地上空漫不经心地兜上一圈就回来，反正只要保证自己不掉下去便没问题，就算不扔炸弹，往下面“自由落体”几颗手榴弹也算立功了。
当然即便这样，也不是百分百保险，空军飞行队长自恃技术比其他人要好，飞行高度降得过低，结果差点就被地面机枪给打死，吓得他赶紧将飞机拉起，再不敢逞强了。
空军不过玩个时髦，真正给刘湘挣面子的还得数水军。
川人幽默风趣，有人给刘湘做了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一句是“警告沿江柏木船，浪沉兵舰要赔钱”，一般说来，只有军舰“浪沉”木船，哪有木船“浪沉”军舰的道理，其实就是打趣刘湘的军舰又破又旧。
另外还有人说所谓的军舰，不过是从前吴佩孚留下的两只小艇，刘湘接收过来之后，也就放上几十个步兵，摆上机枪迫击炮便堂而皇之地拿出来充数了。
其实他们都说错了，至少在四川境内，刘湘的水军没那么差劲。
水军主力舰共有三艘，其中两艘浅水炮舰系在上海定制，由德国造船工程师主持设计，设计时参考了川江的水流特点，属于量身打造，刘湘分别将之命名为“巴渝”和“长江”。
要说寒碜一点的，应该是第三艘军舰，原来是一艘川江商船，改装后命名为“嵯峨”。刘湘就以这三艘军舰组成川江公安舰队，任命重庆籍的蒋逵为舰队司令。
有句俗语叫做“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但实际上蜀中人才向来灿若群星，只看你需不需要他们而已。蒋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商船学校和航空学校的双料生，出过国见过世面，既能指挥海船，又能驾驶飞机，称得上是难得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刘湘招纳到蒋逵之后，便将水空军都交其掌控。
当时二刘各据川江的一半，刘文辉据有上半段，即从乐山到泸州再到重庆上游的江津。刘湘即沿川江分段进击，这使得江上同样没有对手的川江舰队得以一出场便唱起了主角。
“巴渝”、“长江”的设计为头尾安炮，旁设机枪，蒋逵在率舰队向江津驶近的过程中，遭到岸上刘文辉部队的射击，他下令以机枪对守军，以大炮对工事，分别予以还击。
蒋逵回川前，在北洋和北伐军中都曾服役，有很丰富的实战经验。他这么做，不在于杀伤对方，而是为了施行心理战术：当前线守军听到枪炮声由远而近时，说明舰队向江津开去；炮声再由近而远时，则说明舰队已驶近江津，抵抗没有意义了！
刘文辉所部既无水军，也不知道如何进行江上拦截，水下连个障碍物都没有，舰队轻而易举地就越过了岸上的火力。
刘文辉的前线部队果然就慌了，地面还没怎么交火，便纷纷向城内退去。
到达江津附近后，蒋逵下令舰炮不得停顿，继续向江津城的后方轰击，同时指挥空军朝城里投弹——哪怕全是手榴弹也无所谓，重点玩恐怖游戏。
早在江津之役前，刘文辉已抽调重兵至成都，导致江津守军较为薄弱，他们先是已给前线退兵搅乱了心神，再让蒋逵一吓唬，担心后路被包抄，很快全都弃城而去。如果江津的丢失还触动不了刘文辉的神经，江津之后的泸州就不同了，这里是他的经济命脉，丢不得。
刘文辉不敢怠慢，虽然他当时正要对田颂尧发起省门之战，但仍抽出两旅精锐驻守泸州。同时，鉴于江津之役的教训，他又把所有能集中的大炮都集中起来，放置在泸州江岸边，以建立炮兵阵地，另外也象征性地在水下布置了一些障碍物，不过由于缺乏水雷，并不能起到多少实际效果。
四川有句口头禅，叫做“天生的重庆，铁打的泸州”，泸州号称小重庆，地形上与重庆接近，都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著称。在飞机大炮出现的时代，虽然说天险已不足恃，可要攻破它也并不容易，从刘湘、刘从云到蒋逵都为此绞尽脑汁。
蒋逵在离泸州不远的沙滩上建立了一个飞机场，由沙滩起飞到泸州只需几分钟。空军飞机除毁损的外，共存十二架。他算了一下，如果把这十二架飞机都集中在沙滩上，大号飞机装四颗炸弹，小号的也能装两颗，平均每架次可装三颗，总计每次可装炸弹三十六颗。即便加上给飞机加油以及装弹时间，仍可做到每半小时对泸州轰炸一次。
想想看，泸州才多大一点地方，又没有起码的防空设备，这样从早轰到晚，守军还能抵抗多久呢？
算的是很精，可问题是如此大轰炸计划，刘湘这样的“仁义之君”根本就不敢实施，怕投鼠忌器，伤了民心，而蒋逵和飞行员们不过是给老板打工，当然也不愿自己来背这个责任。
刘湘和刘从云商讨半天，决定让舰队带五艘商轮，先开到泸州的对岸，在那里载运陆军，然后再对泸州实施强行登陆战。
具体时间由刘从云敲定，为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1月11日晚间11时。看这个数字就知道了，又是刘神仙掐出来的黄道吉日。
蒋逵后来说他一生经历过很多次战事，大多已记不起发起的时间，唯有那一次，永远不会忘记。数字特别好记当然是一个因素，就像如今的光棍节一样，多少个“11”都凑到了一块，但真正的原因却还不是这个。
接到任务后，蒋逵很是纳闷，因为这个作战计划看上去十分无厘头，载运陆军，为什么要到泸州对岸去？
直接在出发地点装上陆军，找一个火炮打不到的地方，把陆军送上岸不就行了，都用不着这么黑灯瞎火鬼鬼祟祟。
川江航道艰险,水流湍急，历来就没有黑夜行船的规矩，而且蒋逵已通过飞机侦察，知道刘文辉在泸州岸边部署了强大的炮兵阵地，水下还设有障碍物，三艘主力舰加上五艘商轮，这么多船鱼贯而进，不可能不引起岸上火炮的猛烈轰击，此行无疑将很危险，蒋逵再有疑惑，无奈军令如山，也只得遵令而行。
由于怕暴露目标，舰轮必须全部熄灯，同时又要相互隔离，以免发生碰撞，真个是胆战心惊。
尽管如此小心，但泸州守军早已做足防御措施，舰队在距炮兵阵地不远的地方就被发现，立刻遭到了枪炮阻击。
此时舰队进退不得，蒋逵身边的官兵从未经历过如此险境，有的呆若木鸡，有的浑身哆嗦，神情十分紧张。
蒋逵一边命令加速前进，一边赶紧给部下打气：“敌炮没有什么可怕的，距离越近，不是更危险而是更安全，因为他们不可能将炮放平，对准军舰打！”
各军舰玩命狂奔，当好不容易到达泸州城上游，脱离岸炮射程时，尽管未受到大的损伤，但烟囱已红似火炭。
说是不可怕，还是阵亡了好几个人。蒋逵下舱察看，发现一颗子弹打穿司令卧室的门隙，从床上穿过，若他当时躺在床上，也就一命呜呼了。
后来蒋逵才得知事情真相，原来刘湘让舰队闯鬼门关的初衷，竟然不是要载送陆军，而是为了复制江津之役，试图用舰队闯关来把泸州守军给吓跑！所谓载送云云，不过是为了哄骗包括他在内的舰队官兵，以免水军胆怯，不敢执行任务。
蒋逵感到不寒而栗的同时，也算是看清了刘湘“仁厚”的另外一面。
刘湘、刘从云处心积虑，水军也按照命令到达了泸州上游，可是泸州守军并未撤退。
对“神机妙算”为何没有成功，刘从云自有解释。因为舰队为了做出发准备，没能在当天晚间11时准时上驶，实际上是第二天，也就是12日凌晨1时才出发的，虽说也有个“1”，毕竟不同了。
泸州守军不肯撤退，水军、空军的功能也用到了极限，地面进攻遂成为决定胜败的关键。
刘湘调集的围城兵力多达四个旅，泸州守军一共才两个旅，但就是攻不进去。
不是攻坚火力不够强，事实上，川军之中没有比刘湘更强的了。
刘湘很早就在重庆办了一家兵工厂，对外称武器修理所，开始也确实只能修理，后来不断扩大，变成了以制造为主。截止1931年，这家兵工厂仅机床便达三百多台，其中有一部分就来自于扣留刘文辉的军用物资。
刘文辉喜欢招揽高层次文化人，刘湘则对礼聘技术型实用人才颇有心得。在重庆兵工厂，既有原成都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的高级技师，也有在外国学习过机械制造的留学生，研制和仿造能力都很不一般。
刘文辉的成都兵工厂以生产步枪及其子弹为主，重庆兵工厂很少制造步枪，因为步枪随处可以买到，它生产更高端的：捷克式轻机枪。
重庆兵工厂前后一共生产了千余挺捷克式，分发全军每个步兵连使用。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四川出品的捷克式全都质量优良。后来南京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来厂视察，连他也甚感惊异，说我们中央花了一百多万元，还没搞得出来，刘湘这厂竟能制造，很了不得。
除了捷克式，重庆兵工厂还大量制造迫击炮，这些迫击炮分小、中、重三个类型，达千门之多，得常年用六七座大仓库才能予以储存。
泸州城下，刘湘把他的重型火力全都搬了出来，捷克式、迫击炮，打得猛的，射得远的，白天袭，夜里轰，齐攻，总攻，闹腾了好些昼夜，却始终拿守军没什么办法。
还是不够神啊，有没有更神的？
有，这就是“神军”。
水军和空军不用多解释，唯独这个神军，若不加以旁白，没人知道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神军者，刘神仙缔造之兵也，皆为各道馆的青年道徒，就连枪械也为道徒从上海集资购买，后编为一师，内部称“神兵师”，对外编号则为“模范师”。该师师长由刘湘兼任，但整师实际由刘从云掌握。
神军与一般陆军有啥区别？回答是：刀枪不入。
组军之前，刘从云给这些道徒操办了三天三夜的“移星转斗会”，点三千六百八十四盏灯，其声势几可直追当年诸葛孔明的“北斗攮星大法”。
道徒们在“转移星斗，脱胎换骨”之后，刘从云又关起门来，焚香秉烛，把三国里的武将“请下仙界”，附着在弟子身上，教授道徒们“神功”，比如关羽的拖刀计，黄忠的百步穿杨。
刘湘号称拥有“水陆空神”四大兵种，神军是压轴的，在水陆空都失败后，自然要轮到这些天兵天将了。
“神兵”们自信刀枪不入，比普通陆军士兵要有胆得多，在他们那种似乎完全不知子弹为何物的气势下，泸州守军起初也有些发懵，竟然让几十个“神兵”冲入了自家阵地。
可结局又是悲剧性的。守军试着开了一枪，“神兵”立刻栽倒在地，还死了。剩下的“神兵”没料到会有这一幕，傻在当场，被守军生擒活拿。
死了倒还好，可以宣称是升天，活捉就不行了，刘从云在听到战报后顿时面红耳赤。
泸州迟迟难下，刘湘和刘从云都不知所措，有人讥讽他们说：“海陆空神，打不进泸城，恼了刘湘，羞煞从云。”
刘湘亲自到一线督师，却仍是一筹莫展，所部死伤过半，尸体都聚堆漂到了重庆码头，伤亡之大，可想而知。
就在刘湘无比沮丧的时候，又是新技术挽救了他的命运。这项新技术，就是侦察电台。
在侦察电台得以破译田颂尧的密电后，刘湘立刻意识到“看风”的重要性，随后就把原设于上海的侦察电台搬到了重庆。
侦察电台日夜监控刘文辉的电波信号，他们截获了泸州守军给刘文辉发去的一份份来往密电。
泸州激战阶段，也正是成都巷战处入关键之时，刘文辉无法全军抽出，在接到泸州的请援电后，便答应派三个旅前往支援。
刘湘按图索骥，遣潘文华在途中分别截击，各个击破，把这三个旅都打了回去。
无论是刘文辉还是泸州守军，都没有意识到是电报泄密，只以为刘湘是从别的途径得到了情报。尽管泸州守军拒守甚力，但久战之后，弹药消耗很大，所以他们不得不再次向刘文辉发出一份告急密电，要求增援弹药。
刘文辉回复，会立即派人押运弹药，定于某日从龙透关方面入城，到时请泸州守军出城接应。
正是这份电报，帮了刘湘大忙。到了刘文辉约定的这一天，刘湘埋伏于龙透关，不仅截夺了弹药，还乘势攻占泸州城。
刘湘翻了身，也给他的军师正了名：从截击到伏击，都说成是刘从云的未卜先知，一方面是保密需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巩固刘从云“神仙军师”的权威。
泸州之后，刘湘一鼓作气，又接连攻克包括宜宾在内的七座城池，直迫乐山至成都。
刘文辉闻之大惊失色。
早在刘湘兵临泸州城下时，想到不利战局和自己的艰难处境，刘文辉就曾当着部下将领泪随声下，对多方树敌颇有悔意。此时成都巷战虽近尾声，要灭掉田颂尧应该不成问题，但看田颂尧部属那副咬着牙搏命的架势，时间必将拖延，兵力也会被继续牵制在成都。
谁才是我最大的敌人，不是田颂尧，是刘湘！
刘文辉急需回头，但又怕田颂尧死灰复燃，胶水一样粘在屁股后面，甩都甩不掉。正在踌躇不决之际，邓锡侯主动上门，要求帮他调停。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刘文辉喜上眉梢，在邓锡侯的安排下，他和田颂尧在成都的邓公馆直接会面，商谈停战。
这种时候，刘文辉能够放他一马，自然是田颂尧求之不得的事。两人互致歉意，杯酒言欢，席上便商定，田颂尧除留一个团象征性地戍守成都外，其余部队全部撤走。
“刘田”巷战结束了，一共打了十一天。但给成都造成的损失，丝毫不亚于十几年前的“刘罗”、“刘戴”巷战，真是神仙打仗，百姓遭殃。成都人心有余悸且激愤难消，遂在知名人士的倡议下，荷锄携筐，自动自发地把煤山给削到了平。虽说是“病乌及屋”之举，但冥冥之中似乎亦有感应，此后成都再未爆发过类似巷战。
刘文辉需与刘湘决战，那成都后方怎么办，还得让人盯着田颂尧呢。邓锡侯自告奋勇，愿亲自镇守成都，为刘文辉解除后顾之忧。
刘文辉还有些不放心，对邓锡侯说：“如果你无诚意，我现在一个电报就可以与刘湘言和。”
邓锡侯一拍胸脯，信誓旦旦：“二刘作战，即是保定系与速成系作战。我是保定同学，最低限度也当恪守中立。请你放心，我不仅会守住成都，必要时还可亲自率部，协助你与刘湘一拼，一言为定。”
邓锡侯再三向刘文辉保证，在刘文辉得胜回朝之前，他不会允许其他任何一支部队进入成都，更不用说是田颂尧了。
朋友相处之道，不看怎么说，而要看怎么做，真做点什么，才能叫真诚。刘文辉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他对邓锡侯感激不尽：外界都说你滑头，是水晶猴，我看你为人很真诚嘛，这个时候肯助朋友一臂之力，那就是百分之三百审美的人品啊。
有邓锡侯督军于后，刘文辉得以抽出精锐主力，一心一意对付刘湘。
由于这场战事集中在刘湘已经占领的荣县、威远两县，所以被称“荣威大战”。二刘对决真正开始了，连刘湘自己手心里都攥出了一把冷汗。
之前，刘湘的水空两军作用不小，但那是在沿江区域，到了荣、威一带，军舰活动受到很大限制，空军倒是能随同作战，可刘湘又缺乏陆空协同作战的意识和能力，他不仅仅担心飞机炸弹可能过多伤及平民，更怕两军混战，短兵相接时，飞机会把炸弹投到自家阵营。
当然后面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蒋逵曾编定陆空协同信号奉送各军，无奈一打起来，众人就全忘了，以致于从未有人使用过这些信号。
现在是地面对地面，陆军对陆军，想取巧都不可能。再从兵力对比上看，刘文辉拥兵七万，刘湘拥兵五万，刘文辉处于攻势，刘湘处于守势。
为了像“光棍节”那样图个吉利，刘湘索性让刘从云负责拟订全部防御计划，刘从云用扶乩的方式算了一通，把计划填好后交给刘湘。
打仗非同儿戏，“卜卦”出来的计划又岂能作准，但实际上川军的所谓作战计划，大多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大家上了阵，并不严格按照这个执行，而是习惯于直接下达口头命令：“敌人在河对门，你们给老子拿下来，敢不敢去？不敢去的是乌龟王八蛋！”
以刘湘为核心的速成系，其作战方法和思维仍然是日俄战争时代的那一套，防御不讲纵深，全部呈一线防御。
刘湘自己虽从军多年，并获得了刘莽子的称号，但冲过来杀过去多少次，也不过就是在不停地重复这些攻防，可以说完全没有多少创意或变化可言。
速成系之短，正是保定系之长。
邓锡侯、田颂尧在保定系中尽管都属于大佬级别，但他们指挥作战的水平，充其量只能排在中等，真正能够代表保定系技战术能力和素养的，还得说是刘文辉。
刘湘排兵布阵的缺陷和弊病，被他一眼看穿。
往往在双方激战多日，胜负难分之际，刘文辉就另出奇兵，突然向刘湘的侧背发起猛烈冲击。
一线防御怕的就是这个，弱兵固然支持不住，就算强一些的，也不敢不撤，因为后面没有部队，不撤的话，等着你的便是遭到围歼。
刘湘被迫退却，并围绕老君台与刘文辉展开激烈争夺。
老君台乃荣、威前沿的战略要地，却先为刘文辉所夺，刘湘后知后觉，发现后才回头欲抢，两军谁都不肯放弃，结果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总计投入兵力竟然达到了两三万人。
刘湘的那套老战法，防御简单，进攻上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列成横队，一线冲锋。
迎头冲锋的是潘文华，号称刘湘手下最勇之将，可与关云长媲美，然而落后的战法让潘文华也大吃苦头。
老君台一役，是荣威大战中的著名恶战。潘文华血拼竟日，所部当场战死者便达三千余人，伤者无数。
刘湘急调王缵绪、范绍增增援，二将同样被杀得落荒而逃，与此同时，另一翼的唐式遵也精疲力竭，仅剩招架之功。
刘湘的各路大军均告失利，只得退守荣、威，筑防固守。
又防守了，但老毛病依旧。
刘文辉再出奇兵，派精锐部队间道丛林，从背后绕袭荣县。突袭部队成功占领荣县，后因未与正面部队取得联系，才自行撤离。纵然如此，对刘湘的军心已造成极大打击。
刘从云首先跳起来，认为是刘湘没有照他制定的计划作战，才会吃败仗。
其实以前行军作战，刘湘也没有哪一次能够原原本本照刘从云的“卜卦”本子上课，包括泸州之战中的舰队闯关，不也错过时辰了吗？只能说，败仗吃得太多，大家都不可能再淡定得下去，互相埋怨是免不了的。
另外，刘从云如此气愤，还跟他的“神军”有关。
神兵师虽在泸州出了糗，但实战多了也渐渐有了军事经验，这些道徒出身的官兵比一般军人更具优势之处，在于他们的心理承压能力很强大，在战场上敢拼能杀，渐渐上升为不可或缺的主力。
可还没等刘从云得意呢，神兵师就蒙受了惨重伤亡。老君台一役，神兵师一个主力旅仅余千人左右，连一个团都凑不足。到荣县被占，神兵师的所有军用物资又被刘文辉席卷一空。
刘从云心疼不已，他对刘湘大发脾气：“我这个计划乃扶乩得来，代表天意，你不按照我的计划作战，便是违反天意，违反天意怎能不败呢？”
“神仙军师”借题发挥，而且越说越来气，最后一甩袖子，回家，不干了。
军师走人，刘湘最为倚重的潘文华也身染重病，躺在床上起不来。
刘湘一向稳重内敛，待人宽厚，此时忽然一反常态，竟然给潘文华下达命令：“不要说得了重病，你就算奄奄一息，也得给我爬起来指挥，绝不允许再退后一步！”刘湘真是急糊涂了。
荣威大战开始以来，他没有能在刘文辉身上占过一次便宜，这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极为罕见。
当然，以前也不是没吃过亏，比如刘湘也曾多次败在杨森手上。但杨森打仗，并没有脱离速成系的路子，不过是特别悍勇罢了。最起码，你知道怎么防他攻他，以及如何与之周旋。
可是这些对刘文辉完全不起作用，那真是防也防不住，攻也攻不上。刘湘能做的，似乎就是败了退，退了败，然后不断重复。
就在不知所措之时，侦察电台又送来一份破译电报。
这是刘文辉的前敌总指挥发给刘文辉的密电，上面提出制胜的两条计策。第一条，是在已占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对刘湘发起总攻，具体步骤仍突出一个“奇”字，即正面佯攻，出奇兵绕过防线，实行前后夹击。
对于保定系将领惯用的这种奇袭打法，刘湘倒是已见怪不怪，让他惊骇的是密电中的第二条计策。
第二条计策说，应乘刘湘专注于前线，派五个旅“附自贡之背”，乘虚直捣重庆。
刘湘本人就在自贡督师，所谓“附自贡之背”，就是从自贡的边上穿插过去，然后直达重庆。
当时刘湘的主力都集中在荣威战场，留守重庆的仅有一个旅，战斗力又很薄弱，五个强旅攻一个弱旅，要攻下重庆，基本上就是十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的事。
可以预计，如果此计能成，刘湘等不到防线被攻破，败局就已不可避免，而且从此将永不能翻身。
想到这一步的时候，刘湘的眼睛都红了。
刘湘一面给重庆守军发去急电，要求抢筑防御工事，以备坚守，一面想到了向刘文辉求和。
他给刘文辉写了封亲笔信，让人拿着去找刘文辉，“向幺爸请和”。
在发出求和信后，刘湘仍然忐忑不安。
知叔莫如侄，刘文辉是一个要么不打，要打就一定要“清盘”到底的人，何况已经胜券在握，为什么要跟你和呢？
必须还要拉响警报，找人施以援手。
这个时候求援，就是喊救命，着实有些丢脸，但有什么办法呢，再不喊，命可就没了。
关键是谁能救命？！
“七雄”里面，刘存厚靠边站，“杨李罗”退至末游，田颂尧又在巷战中被刘文辉给打衰了下去，能救刘湘命的只有邓锡侯。
局外人可能觉得奇怪，这邓锡侯又是帮刘文辉调停，又是守城，他凭什么会反过来帮刘湘？
你要是这么想，就说明你还不是真正了解邓锡侯。
田颂尧给刘文辉挖了两下墙角，就觉得受了天大委屈，恨不得嚷嚷到让全世界都站出来替他讨公道，做这种事的人，那就是个冬瓜。
邓锡侯不是冬瓜，他是水晶猴。
要说委屈，邓锡侯其实比谁都更委屈。刘文辉的挖墙脚和抽鸦片一样，已成癖好，哪怕是窝边草，都照吃不误，挖田颂尧的同时，他也挖邓锡侯，而且是狠挖，拼命挖。
田颂尧不过才丢了两个团，邓锡侯被刘文辉拖走的是一师两旅！
要照田颂尧的样子，邓锡侯绝对有理由跑到刘文辉家门口，咣咣咣地朝大门踢上几脚，吐上一口唾沫，然后再在墙上给刘文辉贴一张大字报。
可是邓锡侯什么都没做，甚至也未像田颂尧那样派人与刘湘制定密约，他打碎牙往肚里吞，仍然装得跟没事人一样，见到刘文辉也依旧毕恭毕敬，当对方是保定系的绝对老大。
直到在成都门外，恭送刘文辉率师出征。
刘文辉曾与邓锡侯有约在先，即不让任何其他部队进入成都，刘文辉的背影一消失，邓锡侯立即大开城门，把周围其他诸侯包括田颂尧、刘存厚甚至是刘文辉的“死敌”李家钰全都放了进来。
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把局面搅混，甚至于联合更多的人来对抗刘文辉。
刘文辉在前方打得起劲，还不甚留意，刘湘一个劲后退，早就左瞻右顾，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刘湘的性格当中，也有很大“伪”的成分，亦即俗称的“装”。应该说，在这方面，他跟水晶猴颇有共通之处，可谓心有戚戚，所以对邓锡侯的把握和认识，相应就比“真小人”刘文辉来得更准确更到位。
邓锡侯一开城门，刘湘就知道了他对刘文辉的真实态度以及心中所存的危机意识。也就是说，邓锡侯虽然暂时还无力量与刘文辉单挑，但他绝不会坐视刘湘被刘文辉所灭，因为刘湘如果垮掉，刘文辉对他就不会只是挖墙脚，而是要大口吞并了。
这正是刘湘在极其危急的时刻，要朝邓锡侯喊救命的原因所在。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拟求援电。
假如实话实说，把如今的困境描述一遍，那猴子油头滑脑，会不会不敢来啊，基于这一顾虑，刘湘在电文中写了一句话：“胜利在握，请速发动攻击，用竟全功。”——我这边已经快搞定了，就差你搭把手，刘文辉一推可即倒。
把这句话写完，刘湘自己也心跳不已。
心跳倒不是因为说了谎。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伪”已成为基本生存法则，有时候甚至除了谎言是真的，其他可以全是假的。
刘湘心跳，是觉得不踏实。想想那邓猴子比谁都精明，前线战况真能糊弄得了他吗？
刘湘决定找谋士商量一下。
参谋长钟体乾负气离职，军师刘神仙也甩袖而去，不过幕僚中还有一个极能干的。
此人叫张斯可，毕业于速成学堂。据说学生时代的张斯可上课老爱打瞌睡，老师看到便惩罚性地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不料张斯可对答如流，绝无破绽。
在成为刘湘的幕僚后，张斯可仍然保持了这一习惯。他喜欢喝茶，而且用两只碗两种茶，一只泡的是成都产的花茶，一只泡的是重庆产的沱茶，张斯可喝一口花茶，就闭起眼睛养一会神，然后再饮沱茶，喝完之后再靠在椅子上打瞌睡。
张斯可平日里似乎就做这两件事，除了喝茶就是睡觉，但只要谈及正事，马上目光炯炯，且雄论滔滔，因此人称“睡诸葛”。
张斯可受召进账，看完电稿突然问刘湘：“你是愿意邓锡侯从速出兵，还是再观望一段时间？”
刘湘回答当然是要尽快，越快越好。
张斯可一笑：“如果邓锡侯看了这份电稿，他只会继续观望。”
刘湘听话出有因，忙问为何。
张斯可分析说，邓锡侯其实是在坐山观虎斗，非得等到“大虎伤，小虎毙”时，才会露面。如果电稿上写“胜利在握”，基于他对荣威战况的了解，就会判断刘湘一方尚有余力，或还有什么绝招藏着没使出来，也就不会马上加入战局了。
张斯可一针见血：“邓锡侯拖得起，我们拖不起，如此岂不要弄巧成拙，误了大事。”
刘湘恍然大悟，看来确实低估猴子的智商了：“那依你看，电稿该怎么写？”
张斯可早就替刘湘想好了，这么写——“湘智力俱竭，势难支持，请立进兵，以免功亏一篑，同归于尽。”
反正一句话，必须让邓锡侯知道实情，告诉他：小虎将毙，大虎已伤，这场虎斗行将结束，你再不登场可就晚了。
张斯可断言：“只要邓锡侯收到这份改写后的电稿，必立即出兵，刘文辉腹背受敌，我们的困境可解。”
刘湘一听大喜，多少天来蹙紧的眉头也为之一展。不出张斯可所料，邓锡侯在接到二次改写的电稿后，果然再也坐不住了。
他趁刘文辉不注意，一下子派出三个师，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刘文辉的后方，使其后方阵脚大乱。
与田颂尧嚷嚷之后却欲战不战不同，邓锡侯是不出手便罢，要出便朝着你的要害部位而来。而且从始至终一声不响，这就叫咬人的狗不叫。
刘文辉措手不及，急忙从前线调兵援救后方。刘湘通过侦察电台，发现唐式遵前方的敌军正准备回撤，便让唐式遵发起反攻。
唐式遵早就被打懵了，身上已全无一点“白脸张飞”的气势，接到刘湘的命令后仍傻乎乎地一动不敢动。
这时刘湘已经向刘从云赔罪，派人从老家把他给接了回来。见唐式遵真的成了“二瘟”，刘从云便拿起电话，对唐式遵说：“这是我算出来的，刘文辉的兵次晨拂晓必退，此为天意，你不可拂逆天意。”
经过不断的渲染渗透，军中对刘从云已形成一种迷信，都以为他“算无遗策”。特别是在泸州伏击战后，刘从云更俨然成为“多智而近妖”的孔明化身，甚至他对荣威大战失利的解释，也被许多人认同，都在背后嘀咕，说要是刘湘不折不扣地按军师计划行事，哪里会败成这个样子呢。
刘从云的卜卦比刘湘的命令还管用，唐式遵第二天便率部出击。他惊喜地发现，神仙的预言竟然分毫不差，刘文辉的部队已无心恋战，都在纷纷撤退。
这下爽了，唐式遵乘势追击，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
虽有小胜，但刘湘心里很清楚，他的部队已疲困不堪，若刘文辉弃邓锡侯于不顾，仍专心致志地实施总攻和奇袭重庆之策，那他还是得吃不了兜着走。
见好就收吧，刘湘趁热打铁，给刘文辉写了第二封求和信，希望幺爸看在家族情谊的份上放他一马，为此还引用了那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名言。
收到刘湘的信，刘文辉面对两个选择：要么除恶务尽，一竿子插到底，要么答应刘湘的请求刘文辉有“插到底”的必要，也有这个能力。
邓锡侯说得好听是第三强，然而他的实力与二刘相比，还是相对弱小，从长远来看，能与刘文辉争霸四川的主要对手只能是刘湘。
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暂时放过“挠痒痒”的邓锡侯，集中全力，一鼓作气击溃刘湘。
可是刘文辉正恨着“背信弃义”的邓锡侯，怒火战胜了他的理智，他要借着刘湘的这封信，与刘湘达成和解，把邓锡侯给干掉。
一个将决定刘文辉后半生命运，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战机擦肩而过了。
二刘停战议和，刘湘顾虑刘文辉可能会对邓锡侯进行报复，因此特地在和约条款上注明，要求刘文辉不得对邓锡侯发起进攻，否则他将出兵援助邓锡侯。
条款说的是眼前的事，过一两个月自然也就失效了。议和之后，刘文辉真正的阻力却是来自于内部的保定将领。
邓锡侯为人油滑，但油滑之人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不死心眼，损人不利己那样的事是绝不会做的，他通常都是先利己，利己不成，就宁愿与人方便。
比如有一个叫陈光藻的将领，他原来是邓锡侯属下的师长，但实际上是自己搞了一些防区单干。后来防区被别人兼并，过不下去了，才跑到成都找邓锡侯想办法。邓锡侯防区也不多，就算想收容都接济不了对方的粮饷，于是好人做到底，又设法把陈光藻介绍给了刘文辉。
其他像李家钰、罗泽洲等人，最初也都是邓锡侯的下级，随着事业越做越大，羽翼丰满，邓锡侯或觉得已无法驾驭，或难以养活，都一一采取了放飞的方式。
“刀打豆腐光两面”，邓猴子在保定系里面的人缘不是很好，是非常非常好。刘文辉手下的保定系将领都反对将矛头指向邓锡侯，理由是，在成都巷战中由于主动向田颂尧开战，已经导致保定系出现分裂，若再跟邓锡侯成为冤家对头，保定系必将分崩离析，以后将很难斗得过速成系。
“家里的事家里解决。我们保定系内部不能再互相残杀，这个仗不能打。邓锡侯有不对之处，我们可以内部解决。”
如何解决呢，部将们说，一定是有“奸人”在邓锡侯耳边吹了什么邪风，邓锡侯受了蛊惑，现在只需让邓锡侯开除“奸人”，事情就可以扯平了。
刘文辉哼了一声，也不置可否，便打马率部回师成都。
内部阻力这么大，刘文辉审时度势，饶过邓锡侯不是没有可能，偏偏邓锡侯做贼心虚，他本以为二刘还会抵死硬拼，没料到战事会如此快就结束，自己首先就有些怕了，便唆使田颂尧、刘存厚、李家钰三部出面，把城门一关，不放刘文辉的部队进城。
刘文辉大为恼怒，说：“我身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却不能进入省城，真是岂有此理。”
四家见刘文辉发了火，经过紧急协商，这才同意刘文辉入城。
胸中一口恶气尚未消除，又意外地遭遇入城之辱，再联想到荣威大战功败垂成，再难挽回，刘文辉对邓锡侯恨到极点，遂下定了除掉邓锡侯的决心。
刘文辉除邓，还来自于他的一个现实需要。
在前期的二刘之战中，由于刘湘夺走了包括自贡在内的大片地盘，导致刘文辉防区缩小，收入大减，而军队仍然庞大，一时僧多粥少，军费开支变得极端困难。
要解决这个困难，继续扩充防区是最好的办法，邓锡侯的防区尽属膏腴之地，不正好拿来“进补”吗？
1933年春节刚过，刘文辉即召集军事会议，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保定系将领仍然不赞成对邓锡侯动武。他们认为，邓锡侯虽为人狡猾，但对维系保定系仍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而且邓锡侯在川军中的关系网复杂，如果对邓锡侯发起攻击，不唯多树一敌，而且可能遭致诸侯们的群起围攻，太危险了。
刘文辉有一个师长，名叫冷寅东，乃保定系的中坚分子。他仗着自己与刘文辉有同学同乡兼拜把兄弟的关系，私下进言，说要解决给养困难，可以另辟蹊径，不一定要打，比如劝邓锡侯让出几县防地，再不行，还能缩减部队，减少开支。为此，他本人甚至愿意自动离职。
刘文辉越听越来气。我说邓猴子都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这样替他打掩护，你们吃的究竟是邓家的饭，还是我刘家的饭？
怒不可遏之余，刘文辉当场撂下狠话：“这次打邓晋康（晋康是邓锡侯的字），就是一碗毒药我也要喝下去！”
将领们的力保，反而使得刘文辉除邓之心更加迫切，因为他无意中发现，邓锡侯在保定系里面竟如此得人心，不除掉能行吗？
保定系不支持，亲信嫡系支持，比如刘文辉的侄子刘元塘。这些人大多是少壮派，加之行伍出身、资历浅、学历低，全都得跟着刘文辉才能“鸡犬升天”，自然是老大说什么就是什么。
于是刘文辉撇开保定将领，召集直属旅团长单独开会，众人一致主战，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自1933年4月起，刘文辉将部队大量调动到成都附近，开打的架势已经十分明显，邓锡侯这才察觉大事不妙。
猴子起初没想到刘文辉会打他，还以为已经风平浪静，至多推出个把“奸人”来顶杠就完了呢。
归根结底，两人的性格相差实在太大。按照邓锡侯的哲学，所谓“背信弃义”，不过是他适当运用了一点生活中的小智慧而已。朋友嘛，本来就是既可以为你两肋插刀，也可以捅你两刀，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再说了，你不是也挖过我的墙角吗，大家都是成年人，何必扭扭捏捏。
在邓锡侯眼中，刘文辉是超级强人。一个超级强人，情感世界怎么会如此脆弱？
邓锡侯百思不得其解，他能够理解的是，刘文辉的刀已经架到他脖子上了。
虽然二刘所签和约上，曾注明刘文辉不得对邓锡侯发起进攻，但那说的还是半年前的事，半年过去，时过境迁，刘湘已不可能再搅进来，邓锡侯只能自己挺着脖子挨刀。
再看看实力对比，邓锡侯一共才拥兵四万，刘文辉却有一百多个团，十二万人，且能征善战，这笔账算得猴子浑身发凉。
他一面派人谒见刘文辉，磕头作揖，请对方高抬贵手，一面与刘文辉的那些保定将领联系，呼吁“保定系不打保定系”，甚至同意将那位被指认的“奸人”予以免职。可无论是求饶还是呼吁，刘文辉决心已定，就是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了。他准备以设宴邀请为名，将邓锡侯予以扣留，擒贼先擒王，不战而瓦解其军。
刘文辉账中，反战并同情邓锡侯的人很多，有人偷偷地跑出去告诉了邓锡侯。邓锡侯闻报，顿时七魂去了六魄，急忙以打猎为名，只带几个随从，便乘车潜出城门，逃往防区。
即便躲进了自家防区，邓锡侯仍然惊魂未定。就在他部署防守的时候，刘文辉那边又传出消息，说是已开出大价钱，要收买他的高级将领，这消息让邓锡侯心里凉了半截。
刘文辉是著名的“挖墙脚大王”，他要挖谁的墙角，鲜有不成功的，如今强弱又如此分明，不等于要未战先败了吗？
邓锡侯便把旅长以上将官召集起来开会，说既然刘文辉死不肯放过我，没办法，我还是下野吧。
讲这个话，邓锡侯是为了测试一下部下的态度：如果你们全都低着头不说话，没反应，那就只好真下野了。
让邓锡侯感到惊喜的是，将领们还都挺够意思，没一个希望他辞职的。
做邓锡侯的部下，那是真的很爽。各师旅防区内的政税收入，一个子儿都不用交到军部，邓锡侯只要求这些师旅长形式上能叫他一声长官就够了。
那他需要开支怎么办呢，成都造币厂归他控制，造币厂造硬币，总是可以赚到点钱的，猴子就靠这个养活自己。
由于邓锡侯无为而治，所属将领都不愿公开脱离他。邓锡侯曾经说过一句话为自己解嘲：“别个坐轿子的，是硬要叫抬轿子的抬起来，我这个坐轿子的，是抬轿子的硬要抬我走。”
会上，一个旅长发言说：“军长，你说要下野，这下你倒是名利双收了，可我们咋个办咧？你不能下野，我们大家都坚决拥护你与刘老幺（指刘文辉）作战到底。”
一句话说到哄堂大笑。其实众人也都是这个想法，都要继续抬着邓锡侯走。
邓锡侯疑虑全消，一拍桌子：“好嘛，大家既不要我下野，我就照大家说的干嘛！”
上层没问题了，邓锡侯还怕基层不稳定。刘文辉的“挖墙脚”可谓是无孔不入，驻军成都期间，他甚至会在公馆里接见邓锡侯下面的一个普通团长，并馈送钱物，极尽拉拢之能事。
所幸关键时候，基层军官也挺住了，没有受到刘文辉的诱惑。邓锡侯很是激动，他对军官们说：“刘文辉有野心，他想要吃掉我们的部队，把我们当成了猪。”
顿了顿，他话锋一转：“我们是猪，可我们是刺猪，他刘文辉吞下去是要卡死的。我现在就要看一看，你们的刺猪毛长得坚硬不坚硬，如果够硬的话，说不定我们还能打回成都呢，今后究竟谁吃掉谁，也是件说不准的事。”
邓锡侯讲话时慷慨激昂，唾沫横飞，可他心里其实明镜似的：刺猪毛再硬，若是凭现在这副小体格去跟刘文辉直接对耗，还是一样白给，田颂尧便是前车之鉴。
怎么打，邓锡侯已经想好了，他要靠一条河。这条河叫昆河，本是从都江堰引出的一条灌溉渠，河面既窄，水也不深，到了冬天，几乎可以涉水而过。
都江堰的水又来自于岷江，由分水堤坝将江水分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内江灌溉。邓锡侯事先把外江的水放入内江，使昆河的水位相应升高，流速加快，造成防守上的一道天然屏障。
刘文辉在发现邓锡侯逃走后，便立即率部追杀而来。为越过屏障，他征集大量木桶、竹筏用以组织抢渡，邓锡侯则集中山炮和迫击炮猛烈轰击，结果多次抢渡均未能够成功。
除了地理障碍外，刘文辉进兵不利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将帅不齐心。
主将陈光藻拒绝主动进攻，理由是他不能为了刘文辉的“新恩”，而不顾邓锡侯的“旧德”。其他保定系将领也大多出工不出力，刘文辉任命的两个总指挥，包括冷寅东在内，都迟迟不前，没有要坚决攻过昆河的意思。无奈之下，刘文辉只得依赖刘元塘等少数亲信嫡系部队，作战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双方隔河对峙一个多月，未分胜负，但邓锡侯到底心神不稳，怕时间一长，自己的部队会坚持不下去。
他召集部众出主意，想办法，有个姓黄的旅长说：“现在只有催促刘甫澄（刘湘）出兵，才能击败刘文辉。”
向刘湘喊救命，邓锡侯不是没有想到，但荣威大战已过去将近半年，当时所定的互助条款早已失效。二刘再怎么说，毕竟是叔侄关系，常言说得好，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而且邓锡侯还获悉，刘湘正奉蒋介石之命，准备兴师与入川的红军作战，这种时候，还会顾得上他这个小泥鳅吗？
这个黄旅长是刘从云的弟子，深知刘从云在刘湘幕中的分量，他接着献计：“要刘湘出兵不难，只要找我的老师刘从云，他是刘甫澄的军师，凡军机大事，刘甫澄对他言听计从。”
邓锡侯做事，向来不会直捅捅地去自讨没趣，那是田冬瓜那样特无知的人干的。他喜欢转弯抹角，做聪明人，办聪明事。一听黄旅长的话，他马上就开了窍，与其找刘湘，不如开个后门，找他身边最器重最信任的人。
“你快说，具体该如何办。”
黄旅长见上司已经心眼活络，这才把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如果军长能崇敬刘老师，给他当弟子，事情将迎刃而解。”
不就是拜刘从云为师吗，好说，邓锡侯不仅满口答应，而且催黄旅长星夜启程，一秒钟都不要耽搁。
黄旅长赶到重庆，见到刘从云，把情况一说，刘从云欣然应允。
荣威大战，虽然作战计划系刘从云拟订，但却是由刘湘具体执行。而且刘湘也未真正按照计划行事，刘从云对此一肚子不爽，即便被请回后仍心有不甘，总想着要找机会重新施展一下抱负。这个时候邓锡侯来投，正中下怀。
他去找刘湘商量，没想到刘湘也正在犹豫，犹豫要不要与刘文辉翻脸。
邓锡侯潜出成都后，曾给当时正驻于城内的蒋介石代表曾扩情发了份急电，告状说刘文辉突然出兵侵袭他的防区。
对于如今的南京政府而言，红军入川才是头等大事，在这一大背景下，曾扩情当然不希望看到诸侯间再起干戈。他急忙赶到刘文辉的公馆，查证此事是否确实。
刘文辉毫不避讳：“实有其事。我的军队多地盘少，不能不要邓锡侯让出相当的地盘，来养活我的军队。”
没等曾扩情出言劝阻，刘文辉便打断了他的话：“事出权宜，几天之内就可获得解决，战争不会扩大。”
曾扩情默默退出，虽然嘴上不说，但内心对刘文辉已十分不满。
既然四川内战已不能避免，倒不如早一点把刘文辉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祸根铲除，以便一了百了。他随即赶往重庆，提醒刘湘：你要倾全力打红军，可万一你叔叔乘机从背后直捣你的巢穴可怎么办？
一席话把个刘湘给说愣住了，同时他也明白，曾扩情能这么说，必是得到了授权，也就是说蒋介石同意和支持他先解决刘文辉。
要解决刘文辉，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已经具备，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刘湘担心的只是打不打得过。
经过半年整顿，刘湘的部队已逐步恢复元气，但荣威大战的教训仍在，这使刘湘君臣想起来就有些不寒而栗，感到刘文辉无论在军队的数量、质量还是指挥人才上，都比己方占优，与之作战难有取胜的把握。
正在左右掂量，刘从云来了，刘湘便向他问计，是不打好呢，还是打好呢。
刘从云有备而来，不由分说：“当然要打。昆河之上，刘、邓两军鹬蚌相争，已呈胶着状态。只要我们出兵，刘文辉必然垮台，甫公就可以趁势统一四川了。”
这是谈政治，并非“神仙军师”的专长，刘从云最擅长的还是邪门歪道。
他对刘湘说：“我给你卜卦相定的司令部大门和大厅都是向着西方的，这是因为你的命相属金，利于西征，刘文辉正在西面！上次作战不利，都是因为没有按我的计划用兵的缘故，此次若全部照我说的做，必能马到成功。”
听刘从云这么正的邪的来回一分析，刘湘信心倍增，随即授权刘从云全盘负责前方军事：“这次从计划到执行，全都你一个人来，我要遵从天意，打一个大胜仗。”
刘从云兴兴头头地拿到帅印，第一站便是直奔资阳，在那里与邓锡侯见面。
邓锡侯已提前在资阳等候，他着急啊，眼看一天天过去，也不知道刘湘的态度如何，昆河那里还能不能顶住。
见到刘从云，邓锡侯如见救星，得知刘湘答应出兵，更是大喜过望，现在他唯一忧心的就是怕两边接不上——万一在刘湘到达之前，刘文辉就已攻过昆河，自己岂不仍是一场空。
刘从云惯于察言观色，马上看出邓锡侯的心思，随即煞有介事地掐指一算：“不妨，河神保证你可在昆河守四十天，来得及！”
邓锡侯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叩长头，执弟子礼，从此正式拜刘从云为师。
此刻的邓锡侯就像是躺在病床上的重症病人，对他来说，刘从云不啻为一个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活神仙，那是身家性命都可以托付了，叫声师父又怎么的。
刘从云“掐指”得出的四十天是有讲的，不光刘湘的部队需要作战前动员和准备，还需要联合其他诸侯，形成声势。
老实说，要是面对面你一拳我一脚，“神仙军师”未必在行，他在行的就是咋咋呼呼，一大早扮僵尸吓人。
刘从云在资阳主持召开会议，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人尽皆与会，与会人等一致表示要拥护刘湘统一四川，同时接受刘湘指挥。
在来到资阳之前，刘从云就从刘湘那里拿了一张十万元支票，会后，他当着众人的面把支票交给邓锡侯：你先用着，马上还有十万发子弹要送给你。
邓锡侯激动到都快哭了，“杨李罗”也是个个振奋不已，认为刘湘这回是砸锅卖铁，真要跟刘文辉好好干上一架了。
声势不是白摆的。刘文辉得知资阳会议的情况后，先后两次致电刘湘，言辞卑微，希望刘湘不要对他动兵。
能让刘文辉跟卑微这两个字挂上钩，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表现得如此紧张，乃至于未战先怯，与其说是被诸侯们的气势给吓住了，还不如说是对内部分裂的日趋严重化已无计可施。刘文辉的保定将领对昆河大战一直持消极态度，导致在部分重要战场上出现了奇怪的一幕：攻守双方隔河相望，人员自由往来，完全没有什么大战时的气氛可言。
在得知刘湘即将出兵，以及资阳会议的消息后，他们索性背着刘文辉，擅自约请邓锡侯的保定将领会商，并订出了一个议和条件。
这个议和条件就是要把矛头转向刘湘，以把夺取的三县还给邓锡侯为代价，要求邓锡侯在二刘之战爆发时严守中立，甚至必要时支援刘文辉。
可如果刘文辉本人都不同意议和怎么办呢？
那就不客气了，保定将领全部通电脱离刘文辉，请刘文辉退至西康，我们另立保定系盟主！
参加会商的将领回到成都，便公推其中一人去找刘文辉汇报。众将以为，如此苦心孤诣，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刘文辉和保定系的根本利益，不管怎么说，联合邓锡侯来击败刘湘，总比让刘湘联合邓锡侯兴师问罪强吧，所以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偏偏汇报的人是个马大哈，一个口袋里揣两封密约，议和条件与“全体脱离”混在一起，更糟糕的是，他首先摸出来交给刘文辉的竟然是“全体脱离”。
看到“全体脱离”，刘文辉脸色大变。
这名将领见状，情知有异，这才发现把两封密约给装错了，急忙又将和约掏出。
可是刘文辉对和约已经毫无兴趣，他认定这些保定将领是心怀叵测，要弃他而去了，对和约内容，一个字都不肯看，只是连连摇头：“还有什么话说！”
第二天早上，刘文辉召集全体将领在公馆谈话，说着说着便失声痛哭，说：“经几十年缔造，我的事业才有今天规模，现在落得如斯结局，真令人痛心。”
这话说出来，就是不让别人说话的意思，大家不欢而散，无论议和还是“全体脱离”都已无从谈起。
保定将领要联合邓锡侯，刘文辉偏偏不会这么做，他情愿再来个“二刘合作”，以便干净彻底地灭掉邓锡侯。但是刘湘也认定这是他趁势击败刘文辉的绝好机会，如此天赐良机，岂能轻易错过，因此对刘文辉那两封实质上的“求和电”均置之不理。
1933年7月2日，刘湘在大本营发布命令，由刘从云率模范师（神兵师）以及本部主力向刘文辉发起进攻，李家钰、罗泽洲等其余联军人马随后跟进。
刘文辉鉴于腹背受敌，内部又不团结，于是决定放弃昆河，退出成都，固守岷江。
在进入成都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授权他节制所有川军，同时敦促刘湘尽快起兵攻打入川红军。
刘文辉是刘湘在川中最大也是剩下的唯一对手，眼看击倒有望，他哪里肯舍，遂致电蒋介石，要求“先安川后剿赤”。
得到同意后，刘湘便正式打出“安川军”旗号，号令大小诸侯抢攻岷江，史称岷江大战。
在四川难以计数的大小内战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双方动员兵力多达三十万。战端一起，便引起国内外的瞩目。上海一家画刊专门刊出一幅时事漫画，用以勾勒这次大战的来龙去脉，倒也妙趣横生。
漫画内容是，在一座院子里，四根木柱搭一藤架，架子上趴一猴，再吊一冬瓜。藤下有两头牛在角力，它们各不相让，凶猛冲击，哗啦一声，藤架被撞垮了，冬瓜摔到稀烂，猴子惊得直叫唤。
明言人都能看出，画中的猴暗喻邓锡侯，冬瓜指田颂尧，两只牛，一条是刘湘，一条是刘文辉。
现在藤架垮了，两头牛也都冲出院子，它们要到江边来捉对死拼。
刘文辉退守岷江，避免了两面作战，如果能再整顿内部，倒也不失为以退为进，反败为胜的招数，问题是，内部问题不仅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刘文辉不再信任保定军官。岷江四百里河防，他让保定部队一字排开，扼守于第一线，刘元塘等部则被分配于第一线后段，名为预备队，实际却是要起监视作用，于是上下相疑，全都无心作战。
另外一方面，随着收缩到岷江一线，刘文辉的防区变得更加偏远狭小，供给也日益困难。他们从前过惯了相对优裕的生活，很少吃过苦，这下子一个个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
刘文辉让众将献计献策。
保定将领说，与其困守岷江，不如十个团、二十个团、三十个团地分散打出去。
刘文辉早就对保定将领心存怀疑，恨不得把所有团都攥在他一个人的手心里，这样的计策，自然不会采纳。
亲信嫡系多为刘文辉的子侄辈，年纪轻，没什么政治头脑。有人竟然提出要派出一部分人伪装红军，跑出去把局面搞乱，然后再攻击刘湘不顾“剿匪”大局，以便要挟其退兵。
刘元塘对这种主张最为起劲，刘文辉还没表示态度，他就把部下召集起来讲话，说：“现在我们军长（指刘文辉）行将下野，依我的想法，什么军长、川省主席也没什么了不得，不当就不当。我们倒不如趁此机会干他妈一下子！”
他越说越昂奋：“如果我们的环境再坏下去，就坚决打出红军旗子，我当川南红军总司令，以下团长升师长，营长升团长，团营长各奖大洋一万元，连排长各奖三千元。”
刘元塘对红军的理解不光是升官发财，还包括“准许官兵自由行动”，反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准是特别舒展，特别有范。
给刘元塘如此一描绘，下面自然是欢声雷动，既然当红军这么好，还窝在这里苦巴巴地熬煎个什么劲。
刘元塘喜滋滋地跑去报告刘文辉，刘文辉当然知道这是在胡说八道，不仅不同意，还劈头盖脸赏了他一通臭骂。
保定将领信不过，信得过的又全是一些脑子抽风式的“政治盲”，一贯自信多谋的刘文辉也变得六神无主起来。
谁能告诉我未来之路在哪里？
刘文辉也迷信，但还不太一样，对装神弄鬼的那一套，刘文辉并不真正相信。那个所谓的万神仙，其实不过是他用来抵御“刘神仙”的摆设或者说是傀儡。正式场合，他从来不允许此类妖人插手露面，这也是他与刘湘的一个重要区别所在。
要预知未来，并不一定需要装神弄鬼。比如著名的易经，据说就是周文王被关在牢里时的占卜工具，所以有“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刘文辉如今困窘已极，也想到了要用这种方式占卜一下自己的命运。刘文辉带着少数高级幕僚去关帝庙进香，求来“牙牌”（一种民间牌九，可用于卜卦），此后便天天在办公室占卜。有一天，他在卜卦上读到两首诗，令他怦然心动。
第一句上写道“这次飞舟渡河去，前途还有十八滩”。念到这里时，刘文辉不由打了个寒噤，因为诗句中所言，简直就是他如今所处困境的真实写照。
接着读下去，第二句是：“若遇草头人，祸起萧墙里”。
不仅是刘文辉，围在他周围的那几个幕僚都差点叫出声来，这不分明在说，有一个“草头人”会使我们“祸起萧墙”吗？
草头人，应当指的是这个人姓名上有草头，他是谁？
大家都在猜，但是谁都不敢说出来。毕竟关系太大，弄错了的话，可是要掉脑袋的。
刘文辉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当然他也不能确定，只能说是怀疑。
他怀疑“草头人”是陈光藻。
昆河大战中，陈光藻为了“旧德”，就不肯进攻邓锡侯，刘文辉早就疑虑重重，当时就曾派人对之进行监视。现在回过头来一想，陈光藻的藻字不正好是草头么？
刘文辉立刻加量加价，在监视前又加了严密二字，并派他的干儿子专门执行此项任务。
1933年8月14日，刘湘下令“安川军”全线总攻。
草头人的真面目就在这一天揭晓，但他不是陈光藻，而是陈光藻手下的一个叫叶青莲的营长。
叶青莲此前早已被邓锡侯所收买，当天凌晨，“安川军”正是从他把守的缺口得以强渡过江。
陈光藻闻讯急忙打电话向刘文辉报告，刘文辉大吃一惊：莲也是草字头，原来叶青莲才是真正的草头人，真是祸起萧墙了。
他不无沮丧地告诉陈光藻：“此事我早就知道了。”
陈光藻解脱嫌疑，刘文辉便将签上那两句诗念给陈光藻听，陈光藻这才明白，为什么一段日子以来，刘文辉的干儿子会对他寸步不离，原来是刘文辉派来监视的。
“祸”出现后就不断应验，“安川军”沿缺口陆续过江，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猛，渐渐势不可挡，连刘文辉最贴心的战将都打电话告急：“实在抵挡不住。”
刘文辉情知败局已定，被迫下令撤往雅安，但他的部队早已是人心涣散，只有少部分听从命令随其后撤。
刘文辉的勤务兵接到撤退命令的同时，也听到了枪声，赶紧将刘文辉的蚊账一扯，包起床上的东西就跑，连办公桌上的印章和作战地图都没来得及拿，可见其张皇之状。
倒是曾被他怀疑是草头人的陈光藻，一路忠心耿耿地在后掩护，直至被“安川军”活捉。
刘文辉撤至雅安后，仍停留在岷江一线的部队纷纷自谋出路。
冷寅东手上仍掌握着一万多人马，但是缺乏粮饷，快要断炊了，便对刘文辉说，他想率部到雅安来。
刘文辉听后叫苦不迭：“目下，连随我退到雅安的部队都无米供养，你把部队带来我怎么供得起？”
冷寅东走投无路，不得不派人向刘湘接洽投降。
刘文辉的警备司令也想投降“安川军”，但是又不知道投谁好，幕僚说，要不投邓锡侯吧，都是保定系的，也有人照应。
这司令倒是很清醒：“算了吧，你们看看刘湘这个架势，早晚也要把邓锡侯给吃掉，不如我现在就投刘湘，也免得将来再嫁第二家。”
还有更发噱的。
刘文辉属下的某师不等刘湘过江，就全副武装，自己渡江，跑来要求刘湘收编他们。此举被川军各部引为笑谈，说人家是“抢渡收编”，你们是“抢渡就编”，实在是四川战史中的奇闻。
后来刘文辉谈及往事，回忆这一段的时候仍十分痛心，说这么多部队一枪不放就拱手投降，让他想到了古代的一位四川女诗人。
这位诗人就是花蕊夫人，她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其实刘文辉的凝聚力还是很强的，他的很多部队之所以“竖降旗”，都是跟冷寅东那样，只想临时混个饱饭吃吃而已。
刘湘渡过岷江之后，仅收编刘文辉的部队就达到四万，而邓锡侯、李家钰、罗泽洲三部加起来，统共也才收编了一万。大家争着要投降刘湘，除了已经看到刘湘必会加冕外，不能不说，那个“待人宽厚”的招牌也起了很大作用。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此时的刘湘已经不需要招牌了。
统一之战，刘湘击败杨森，尔后收编了杨森的旧部，把他们当自个儿子养着，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但是杨森在万县一亮相，这些人就来了个“六部东下”，学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前去归顺旧主子。
刘湘可没有三国里曹操那样的肚量，他表面装仁义，其实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介意得不得了。
这次大功告成，用不着再穿画皮，刘湘的态度非常干脆：“收编刘文辉部队，我再不学过去给人家当军需了！”
他告诉负责收编的潘文华，此次必须“破碎收编”，“破师、破旅、破团”才能留营。
如此一来，原来的军官将领就没得饭吃了，就连那个“抢渡收编”的师长都没捞到一官半职，刘文辉的警备司令原先想得个师长，最后刘湘也只用一个虚职就将其打发掉了。
冷寅东与陈光藻一样，对刘文辉还很忠心，他的接洽投降，也多少是想学一点关羽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得知刘湘存心要拆散其部队，他气得捶胸顿足，但舍此又无其他出路。
参谋长就从旁劝慰道：“师长，四川这部战史就是这样，你吃我的部队，我吃你的部队，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刘文辉在四川又是出了名的专门挖人家墙脚、到处拉部队的行家。你要是刘湘也不得不防啊。”
冷寅东见无法挽回，便将部队交给刘湘，自己卸职而去。
刘湘在收编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刘文辉穷追猛打。
追至雅安，“安川军”在山上架起大炮，对着刘文辉的行营猛轰。其时刘文辉正躺在行军床上，一发炮弹正好打中墙壁，离他本人仅有几步之遥，刘文辉差点就因此送命。后来有人便传说，这是刘湘在泄刘文辉当日派人行刺之愤。
雅安不能待了，刘文辉继续夺命狂奔。
经过某地要吃午饭，他踏进大门，一眼看到正厅上挂一匾额，上书“自公退食”四字。刘文辉号自乾，平时朋友部属多称他为“刘自公”，看到“自公退食”，他就认为犯了忌讳，于是饭也不敢吃，一步不敢停，出门打马就跑。
三国演义上讲到败走华容道这一章时，说曹操“肝胆皆裂”，如今的刘文辉也到了闻风丧胆的程度。有诗讽之：“自乾本来性刚强，好比当年楚霸王，北剿南征无不胜，险些逼死在岷江。”春秋无义战，岷江大战和此前任何一次四川内战相同，也没什么好坏良莠之分。《大公报》一针见血，谓之是从“群魔乱舞”变成了“群魔又舞”，反正左右都是一帮贱人在瞎折腾。
民间的评论更是辛辣，老百姓把四川这么多年的打来打去，总结为“五龙闹川”：刘文辉原来的防地多，钱多，称金龙；刘湘以侄犯叔，跟长辈动手，称孽龙；邓锡侯的水晶猴子习性始终不改，称水龙；田颂尧老在阿呆与阿瓜中间转悠，称闷龙；杨森一度靠乞讨过日子，到处乱挤，称滚龙。
经过岷江大战，“金龙”刘文辉被撵出四川的腹心地带，军力削弱十分之九。“孽龙”刘湘不损反增，光收编的人枪就达到四万多，最重要的是，他打垮了川中的唯一对手，川军之中，再没有人能跟他叫板了。
真龙只有一个，接下来大家都在看“孽龙”如何处置“金龙”。
早在刘湘占据成都时，曾往访归隐的钟体乾，请其再次出山。刘湘说：“钟先生，你一气之下便走了，你不知道我其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不跟幺叔摊牌啊。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先生当谋更新之道，重新出来辅佐我。”
经过这么多时间，钟体乾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刘湘又登门相请，哪有不给面子的道理，但他仍嘱咐刘湘：“你对自乾只能适可而止，不应该太过分。”
刘湘马上接茬说：“我对幺叔，哪能有消灭他的心意，不过予以惩罚，削弱他的力量而已。幺叔长于政治，我长于军事，我们今后还是要合作的。”
这个时候的刘湘，外表装作谦逊，内心已是洋洋得意。他赫然以“长于军事”自命，完全忘记荣威大战是如何败于刘文辉之手的了。
不过在跟钟体乾的谈话中，刘湘显然已经意识到，刘文辉毕竟是本家叔父，他的长辈，亲戚之间“打破脑壳都镶得起”，必要时候他还是得给刘文辉留一条生路和余地，这样才能多少挽回一点“以侄犯叔”的不利影响。
岷江大战结束，刘湘达到了称霸全川的目的，当然更有理由表现得宽宏大量一些，就好像刘备拿下西蜀，也一定会假仁假义地放刘璋一马。
刘文辉这边也尽量放低姿态，能多低就多低。他本人多次致电刘湘，表示认罪，愿意留在西康“巩固国防”，同时由老婆出面，给刘从云叩头，行弟子礼。
谁都明白，拜刘神仙为师，就是在彼此留下面子的同时，向刘湘俯首称臣的一种间接表示，说得更直接一点，便是“明拜神仙，暗拜刘湘”。
刘从云在众人面前大弄玄虚，掐掐算算，说是天意已定，刘文辉还应存在若干年。
舆论一造出来，刘湘在内部就比较好说话了。他在成都召见已卸职的冷寅东时说：“我们幺爸（刘文辉）腰杆不能硬，腰杆一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削弱他的实力，我还会让他保留部分队伍，以后西康正式建省，由他担任主席。”
冷寅东一听就明白了，赶紧替刘文辉请求：“自公（刘文辉）现在防区骤小，地方苦寒，处境十分艰难。甫公（刘湘）大人大量，不如放他回来吧。”
刘湘立即爽快点头，下令安川军撤出雅安。此时的刘湘在川军中早已是一言九鼎，他的命令谁敢不遵？
1933年10月24日，刘文辉率残部返回雅安。
记得昆河大战前，刘文辉曾经固执地表示，他一定要打邓锡侯，哪怕那是一碗毒药也要喝下去。没有想到他喝的果真是一碗毒药，喝完之后，人虽然还活着，但天地全变，部队及地盘已经失去大半，他彻底沦落为川军中的破落户，从此不再拥有如孟德一般称雄的可能和希望。对于曾有凌云之志的刘文辉而言，这该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和辛酸，据说他就是从此时开始吸食鸦片的。
一个人的梦破碎了，另一个人的梦实现了。
刘湘挟大胜之余威，在成都召开军政会议，他身边坐着刘从云、钟体乾、张斯可，后排立着潘文华、唐式遵、王缵绪，称得上是谋臣似雨，猛将如云，一时间，大有睥睨群雄，气吞全川之概。
由诸侯转变而成的“部属”们不仅唯命是从，恭恭敬敬仰承意旨，而且争相拜在刘神仙门下，以求生存。在刘湘这条真龙面前，什么金龙、水龙、闷龙、滚龙，都不过是现出原形的小泥鳅罢了。
“滚龙”杨森那是多自傲自恋的一个人，连他也不得不拜刘神仙为师。拜师就要叩头，杨森可怜巴巴地说：“我妈死了我都没叩头，对刘老师我行三鞠躬礼不行吗？”
直到拜师这一天，杨森还在为难，邓锡侯和李家钰不由分说，将他硬拉了过去。只见“刘老师”坐在太师椅上，各路大小诸侯一齐下跪，叩头拜师，众目睽睽之下，杨森没法再站着，只好也跟着叩头。
仪式结束，邓锡侯幸灾乐祸地问杨森：“今天有何感想？”
杨森又羞又恼，气急败坏，说：“今天是我最大的耻辱，我这个头不是为我自己叩的，是为我的部下叩的，我心里把它当成是给我的部下祈福！”
回到防区后，杨森的心情犹不能平复，集合军官讲了这件事，告诫众人一定要发奋图强，以雪当日之辱。
像杨森这么顶真的人，当然只是极少数，而且就算是他，也叩了头，拜了师，等于承认了刘湘的“四川王”地位。
除了对刘湘这个王者不得不敬，其他人私下倒还是亲亲热热，无拘无束。
四川军人有一个突出特点，打仗的时候可以玩儿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打完仗，照样也可以你好我好，搂肩搭背。
有一次，刘文辉来成都开会，邓锡侯设宴迎接。邓锡侯方面负责接待的副官又紧张又好奇，不知道这两个战场上的生死冤家会如何见面打招呼，会不会发生尴尬甚至意外之事。
刘文辉来了，他身着黑袍马褂，举止彬彬有礼，并向早已等候在客厅的邓锡侯微笑点头。邓锡侯则像见到了久别的亲友，快步上前，拉着刘文辉的手连声说：“老幺，对不起，对不起。”
刘文辉满不在乎：“误会！误会！误会！”
邓锡侯笑着忙答：“好说，好说，请！”
两人礼让一番，才进入客厅就宴。笑谈之中，一切过往，早已云淡风轻。
出来混，总得经历风雨，只要是汉子，你就得扛得起、站得住，然后继续雄起。正如川军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梁山泊兄弟，那是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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