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人类的家园 作者：房龙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人类与家园、什么是地理学？、我们的地球：特点、规律和状况、地图：万水千山探路难、地球有四季、海洋中的大陆、欧洲的发现、希腊：连接古老亚洲和新兴欧洲的纽带、意大利：地理造就的海上霸主或陆上强国、西班牙：非洲与欧洲交锋的地方、法国：应有尽有的国家、比利时：几页文件决定的国家、卢森堡：历史的捉弄、瑞士：四个语言不同的民族和睦相处、德国：建国太晚的国家、奥地利：无人喝彩的国家等详细内容。 前言 《人类的家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故事》，1932年初版于美国，原书名是《房龙地理》。1939年出版了英国版，书名改为《人类的家园》。本书一经推出，就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仅几个月就销售了138000册，并使房龙享誉世界。在1933年，出现了德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瑞典文等14种文字译本，也是在这一年，最初的中译本也问世。 这是一本提供丰富历史地理知识的读物，不仅读来饶有兴味，而且发人深省。即使你不是历史学家或历史感很强的人，也不免会慨叹历史这个大舞台竟是如此恢宏，斗转星移，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抚今追昔，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迅速而瞠目。 “历史是地理学的第四维，它赋予地理学时间和意义。”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那就是以历史为经、地理为纬的人类生存史。它不是仅仅告诉读者某处山有多高，水有多长，哪国地广人多，谁又是大国寡民，何处风景如画，何地又是弥漫风沙，而是以人的活动为主线，阐述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地球怎样为人类的活动提供载体，人类的活动又是怎样影响地球的。 本书是一本专属于房龙的、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地理书。它打破了常规地理书的写作方式，紧扣“人”的观念，将人的活动和重要性提升至首位，自始至终关注的是“纯人”的那一面——科学、艺术、商业、宗教和政治，从历史的高度阐释了人与地理以及地球的关系，生动地演绎了“人文地理”这一概念。同时，在历史的叙述中还穿插回顾了人类与自然相互协调和适应的漫长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发掘自身潜力并努力探求与地球——人类唯一家园达到和谐的最终方式。房龙在此书中贯穿了其惯有的行文风格，诙谐幽默的文字将枯燥的地理知识讲得深入浅出，趣味无穷，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带人领略并把握人类的厚重历史。 本书写于半个世纪以前，尽管对一些事件和国家作评述时，也有失误和严重错误，而且许多数据已不适用于今天，但是就整体来说，本书仍然是一本提供丰富历史地理知识的有价值读物。其价值表现在不仅是具有趣味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发人深省。 今天，我们又根据原著重新进行了翻译，力争使文字更加流畅动人，同时加入了若干原著插图，充分展示房龙的书、画功力。而且我们还对一些生僻的字词加了注释，方便读者朋友们阅读。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仍然存在一些瑕疵，还请读者朋友们谅解。 地球是人类的美好家园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大胆的设想：假若每一个人都是6英尺高，1.5英尺宽，1英尺厚（很多人还达不到这个尺码），那么，全体人类（据统计，地球上约生活着20亿人）都可以像沙丁鱼那样被塞进一个长、宽、高各半英里的正方形大箱子。这听起来似乎让人难以置信，但如果你自己计算一下，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很明智的比喻。 我们将这个箱子运送到北美洲的科罗拉多大峡谷，那是永恒之手于静默之中创造出来的自然奇境。我们选择这里作为人类最后的安息之所。为了使人类不至于因大峡谷雄壮的美景而惊呆得扭断了脖子，我们将这个大箱子巧妙地搭在低矮的石墙上，然后我们再唤来一只非常聪明而又非常听话的德国小猎犬，让它用它那棕色的软鼻子轻轻地拱一下这个大箱子——人类最后的巨殿，只听得轰隆隆、咔嚓嚓的巨响，人类的大箱子一路下落，碰到了石头、树木和灌木丛，从山崖直落入谷底，它的边缘溅落在科罗拉多河的怀抱之中，最后发出一阵訇然巨响。 万籁无声，一切终归沉寂。 墓穴之中的沙丁人类很快就会被遗忘，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大峡谷将一如既往地迎战风霜雨雪，任时光流转。 这个世界将继续沿着它既定的轨道在未知的天际间穿行。 星际间的天文学家，不管是远居还是近邻，都不会注意到地球上发生的这一变化，即使他们天天观察太空。 一个世纪以后，有一个小小的青冢被绿色植被层层覆盖着，也许那就是人类曾经存在过的唯一标志。 人类的故事尘埃落定。 我可以想象到，当读者看到引以为自豪的人类被贬低到这种微不足道的地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深感不悦，因为人类的自尊受到伤害而不喜欢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这个角度能够使人类对自己的渺小的存在，产生深刻而毫不矫饰的自豪。 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人类问题，那么人类只不过是一群弱小而无助的哺乳动物。从人类出现的第一天开始，就被成群结队的其他物种包围着，它们比人类更适应这个物竞天择的生存环境。 在人类早期的邻居中，有100英尺长、重得像小火车的庞然大物，也有长着像圆锯的锋利牙齿的猛兽，还有许多物种身披像中世纪骑士盔甲那样的外壳，日复一日地吃喝玩乐。有的生物虽是人类的肉眼无法看到的，它们却在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着。好在它们的天敌能够以同样惊人的速度消灭它们，否则也许一年之后，我们的地球就被这些生灵占据了。 人类只能在最适宜的环境下生存，我们不得不在高山与大海之间那些小块的干燥陆地上择地栖息。我们的邻居从不惧怕山的高寒与海的深邃，它们显然具备在任何自然条件下生存的能力与素质。人类在这些邻居面前就不得不自惭形秽。 据权威的研究资料可以得出，有些昆虫能够在石油中快乐地嬉戏（我们却不会把石油这样的东西当做主食），有些则能在剧烈的温度变化下存活，而这样的温度变化却能在几分钟之内将人类毁灭。 更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棕色的小甲虫似乎非常热爱文学，它们总是在人类的书橱中跑个不停，即使失去了两条、三条甚至四条腿，它们仍能够终日不停地继续它们的旅程。而人类呢，哪怕是一个脚趾被刺扎了一下，都可能会行动不便。于是，我们开始意识到，为了避免有一天迷失在这个冷漠无情的宇宙间的某一处黑暗的角落中，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人类就不得不为了生存而不懈地斗争下去。 对于自以为是的现代人来说，我们祖先当年丢弃树枝或者手杖，努力练习用双脚走路的姿势一定显得滑稽可笑。然而，正是在这笨拙的行走中，人类才从原始迈向了文明。 那些凭借蛮力和狡黠统治着地球上近两亿平方千米的大陆和海洋的主宰者的命运又如何呢？ 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在地球上消失无踪了，我们只能在自然博物馆中以“展品A”或“展品B”的标签看到它们曾称雄一世的蛛丝马迹，而其他的生物为了生存，不得不屈从于我们人类。为了取悦人类主子，它们贡献出自己的皮革、蛋、奶以及身上的肉，甚至还要为越来越懒惰的人类拖拉一些他们认为自己力所不及的重物。还有更多的动物干脆自我放逐到远离人类的地方，而人类也认为那些地方暂时还没有必要去争夺，就允许这些可怜的生灵在那里繁衍生息。 总之，人类仅用了二三十万年的时间（在时间的长河中，这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就使自己成为这个星球上每一块土地的不容置疑的统治者。目前他们又要将大气和海洋也纳入自己的领地。几亿人类创下了这样那样的丰功伟绩，但除了神圣的理性天赋之外，他们并不比竞争对手具有更多的优势。 即便如此，我还是有些夸大其词。事实上，以最高贵的形式出现的理性天赋，以及为自己利益着想的能力也只是一小部分人类的特权，其他人并不被允许具有这种权力。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其他人的主子。那些被领导者不论对这一现状如何不满，也只能俯首屈从。 人类的进步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奇怪而又步履蹒跚的进程。无论人们是多么的努力斗争，在成千上万的芸芸众生中只能出现一位真正的先行者。 谁也无法预料，人类前进的征途会将自己引向何方。虽然我们身上那种固有的野蛮使人与人之间的杀戮比人类对动物或者树木还要残忍（这种野蛮行径使人类文明偏离了正常前进的道路），但是以我们过去4000年所取得的成就来看，我们还是能够在未来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辉煌。 地球的每一块土地上几乎都要听人的支配，地球的每一份资源几乎都掌握在人类的手中。即使还有荒野沙漠，我们也会凭借我们的智慧和远见以及手中的枪炮争取到对这世间万物的使用权。 地球是我们美好的家园，大自然是我们的母亲。她生产充足的食物供养我们；她贡献了丰富的采石场、黏土矿和森林，以供我们建造遮挡风雨的住所；而那牧场上驯顺的羊群、开满无数兰花的波浪起伏的亚麻田，还有中国桑树养育的蚕宝宝编织出的衣物，供我们遮蔽冬日的严寒以及夏日的酷暑。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家园。它供养着人类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只需我们稍作投入，就可以在未来的岁月中不虞匮乏。 但是，大自然也有它自己的法则。这些法则既公正又无情，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大自然无私地给人类以关爱，同时它也要求人类遵从它的法则，遵从它的规律。 在一块只能够养50头牛的牧场上放养100头牛就会引发灾难，这是每个牧场主都熟知的常识。那么，在只够生活10万人的土地上居住着100万人就会给这一地区带来拥挤、贫困和痛苦。那些主宰人类命运的领袖们却对这些熟视无睹。 而且，这还不是人类所犯下的诸多错误中最严重的。我们还在以另一种方式违迕着养育着我们的母亲：人类是现存物种中唯一敌视同类的动物。狗不会吃掉狗，虎不会食虎，甚至最凶残的鬣狗也能够和它们的同类和平相处。可是，人却在仇恨着人，人却在杀害着人。看今日世界，每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就是为屠杀邻国人做好准备。 大自然的最重要法则就是要求同类之间的和平相处，友善相待。人类对此公然违背，使我们有可能面临种族灭绝的厄运，因为我们生存竞争中的对手在时刻等待着时机。如果人类不能够或者不愿意继续做这个世界的主宰，那么将有成千上万的物种等待推翻人类，登上地球之王的宝座。也许一个由猫、狗或者大象或者其他什么高级物种所统治的星球总比被战舰和重炮充塞的星球更有好处。 我们祖先的愚昧无知，使我们误入歧途，陷入悲惨的境地。人类将何去何从？我们如何走出这可悲可耻的困境？这本小书试图指点迷津，探求人类光明的前途。 寻找真获救之路需要假以时日，需要花费上百年的时间，需要痛苦而缓慢的过程。这条道路将会使人类觉悟到：我们都是这同一星球上的同路人，是邻居，是旅伴，更是朋友。当我们意识到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共同的家园，除此之外别无栖身之所时，也许我们就会像火车或者轮船上的旅客那样，学会彼此尊重。 我们所有人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我们应该荣辱与共，福祸同当。 叫我梦想家吧，叫我幻想家吧，或者干脆就叫我白痴。或者请警察把我抓走，或者叫一辆救护车将我送进精神病医院，把我带到任何一个不再能够传播这种不受欢迎的异端邪说的地方。但是，记住我的话，在人类最终的灭亡来临之际，请记起我的话。人类将被迫收起他们发动战争的玩意儿，将幸福的钥匙交给更有资格的地球新主人。 我们获救的唯一希望在下面这句话中： 我们拥有同一个地球，我们是旅伴和朋友，我们都要为人类世界的幸福美满担负起共同的责任。 什么是“地理学” 通常，旅客在出游前总要弄清楚自己旅程的目的地和路线，同样，读者在翻开一本书的时候也应对阅读目的和阅读方法以及类似的信息有所了解。就本书而言，给“地理学”一个概念，是很有必要的。 我手头上刚好有一本《简明牛津辞典》，这本1931年版的词典在第479页中解释了什么是“地理学”： 地理学：研究地球的地貌、结构、自然地物、自然区域与政治区域、气候、物产及人口状况的科学。 人类的探索痕迹 虽然本书名为“地理”，但是我并不想让它像地理学教材一样面面俱到。地貌、自然地物、自然与政治区域的分布都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所关注的是人类的活动——人类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是如何寻找食物和居所、如何进行休憩和娱乐的？还有，人类为了获得与自身有限的能力相当的舒适、满足和幸福，又是怎样改造自己而适应环境，或者改造环境来满足自己的？这些才是本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 常言道“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在我们地球上生活着形形色色、形态万千的人类。这20亿人，如果将他们塞入箱子里不会减少的话，这仍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芸芸众生中蕴含着林林总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性质的特征。我认为，这些人文特征最值得注意。 一座大山，在被人发现、踏过之前，在被一代又一代饥肠辘辘的人类占领、掠夺和开发之前，它不过就是一座大山。 大西洋在未经人类涉足的时候，一如既往地辽阔、深邃、盐度很高，但是13世纪初人类的那次横渡却能够使它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一座沟通美洲新大陆和欧洲旧大陆的桥梁，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通道。 几千年前，广袤的俄罗斯大平原静静地等待着第一个不畏艰辛来此耕耘播种的人，并将其丰硕的物产奉献给他，但是如果是一个日耳曼人或者法兰西人，而不是斯拉夫人，在这片土地上犁出第一道沟垅，这个国家将呈现另一种面貌。 不论是日本本土人，还是已绝种的塔斯马尼亚人，生活在日本诸岛上，都改变不了这里地震频繁的状况。当然，如果是后者，他们很可能会使这里的8.5万人面临饥馑。英伦诸岛，如果不是由好战的北欧人统治，而是被那不勒斯人或者北非的柏柏尔人统治，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统领着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的大帝国的中心，管辖着比其本土大150倍的疆域。 总而言之，我更关注地理学中的“人文”问题，而不是其商业性的问题。后者已经被这个完全陶醉于大生产的时代越来越重视。 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你如何夸夸其谈地讲述进出口贸易量、煤与石油的产量，以及银行储蓄的重要性，你的读者仍是在翻开下一页时忘记那些数字；而且，当读者真的需要这样的数据，他会自己去动手查阅相关的工具书（虽然这些数据经常是相互矛盾的）。 这本地理书首先是讲“人”的；其次是讲关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当然，在适当条件下，其他方面也会有所涉及。 我们的地球：它的特点、规律和情况 古代的人们深信：“地球是一个小小的暗色物体，孤悬在宇宙间。” 事实上，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圆球体”，而是一个“椭圆体”，它与圆球的形状相似，但它是两极稍扁的球体。什么是“两极”呢？将一根毛衣针笔直地从苹果或者橘子的中间穿过，毛衣针穿入和穿出的地方就是该物体的“两极”。地球的一个极点位于深海的中间（北极），另一个极点位于高原的峰尖（南极）。 至于两极部位的“扁平”问题，你大可忽略不计，因为两极间的长度只比赤道直径短三百分之一。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直径为三英尺的大地球仪（一般这样巨大的地球仪在商店中是买不到的，博物馆中才有），你会发现，它的轴只比它的赤道直径短八分之一英寸，这样小的差距几乎是看不出来的，除非其做工特别的精细。 虽然这个差距使那些极地探险者和地理学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对于本书的读者而言，知道这些就足够了。你的物理老师的实验室里也许有个仪器会向你展示，哪怕是一粒微尘在沿着它的轴自转，它的两极也会变得自然扁平。去请教你的老师吧，让他给你作一次演示，这样会省得你亲自到两极作实地考察。 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一个行星（planet）。“planet”这个词是从希腊人那里流传来的。他们很早就观察到（或者他们以为自己观察到），有些星星不停地在天际中运转，而有的则静止不动。于是，他们称前者为“行星”（planets），或者“游星”（wanderers），称后者为“恒星”（fixed stars），由于当时希腊人没有望远镜，不可能观察到恒星的运行。至于“星星”（star）这个词的来源也许与梵语的一个词根“点缀”有关：点点繁星就像点缀天空的小火苗。现已无从考证，但这个比喻确实相当美丽而贴切。 地球绕着太阳运转，从太阳那儿摄取光与热。太阳的体积是太阳系其他所有行星总和的700倍还要多，其表面温度接近6000℃，所以它给予地球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光和热，我们也不必为了获得的这点微乎其微的恩惠而心怀愧疚。 宇宙 在古代，人们相信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是一块被汪洋大海包围着的干燥陆地，就像穆罕默德的木棺或者断线的风筝一样，是完全悬在空中的。对于这种说法，只有少数几个敢于挑战真理的希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是第一批自己去思考问题的人）提出质疑。经过几个世纪艰苦而执著的探索，那些先驱得出结论：地球不是扁平的圆盘，而是一个球体；它不是静止地悬在空中，也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而是以相当快的速度围绕着一个更大的叫做太阳的球体在不停地运转。 与此同时，他们指出，那些与所谓静止的恒星相对而言在运动着的星星并不是在围绕地球运转。实际上，这些发光的小天体和地球一样，是共同围绕太阳运转的行星。它们与地球一样同属于太阳系家族，遵循着同一种运行规律（这种规律决定着我们的日常作息，包括何时起床、何时入睡），沿着各自既定的轨道运行，如果偏离了这个轨道，就会毁灭。 那几个小点就是我们所知的宇宙的全部 在罗马帝国的最后200年里，知识阶层已经把这假说当成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它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在四五世纪教会日益强大后，谁再宣扬这样的观点就极端危险了。如果有谁宣扬地球是圆形的，他就性命难保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而过于苛责教会，因为那些教会最早的皈依者，大都是来自当时社会中的蒙昧的一些阶层，他们坚定地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耶稣将为了自己的子民回到他当初受难的地方，重审人间善恶，荣耀地重返尘世。这些基督徒坚信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地球就是平的；否则，耶稣就得两次重返尘世，一次到西半球，一次到东半球。这样的事情简直荒谬绝伦，亵渎神灵。因此，地球绝不可能是个圆球。 教会用了近千年的时间不遗余力地教导他的信徒：地球是个平的圆盘，是宇宙的中心。当时的知识分子，在那些在修道院里的学者和新兴城市中的天文学家中，他们并没有放弃古希腊的地圆学说，只是他们并不敢公开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明白，公开讨论这个话题只会打破数以百万的蒙昧市民的平静生活，而且还无济于事。 但是，自此之后，基督徒们，除了个别的顽固者，还是逐渐地、不得不接受了地圆学说。到了15世纪末，古希腊的这个学说已经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它是建立在如下的观察基础之上的： 首先，当我们靠近一座大山或者一艘大船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它们的顶部，然后才逐渐看到它们的全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其次，不管我们身处何地，我们的视野范围总是圆形的。无论观察陆地还是海洋，我们的视线总是在平行地移动，而当我们乘坐热气球升到空中或者站在高塔之上时，我们的视野就会很开阔，我们视野的那个圆形也就扩大了。假如地球是圆的，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椭圆的视野圈的中心。当然，如果它是方形的或者三角形的，地平线也应呈现出方形或者三角形。 第三，当发生部分月食的时候，地球反映在月球上的阴影是圆形的，而只有球形的物体才会有圆形的阴影。 第四，既然别的行星和恒星都是球体，那么为什么在几十亿的星球中唯有地球是个例外？ 第五，麦哲伦的船队向西航行了很久以后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出发地，库克船长也有同样的经历，他带领探险队从西向东航行，坚持到底的人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最后，当我们往北向着北极前进时，那些熟悉的星座（古人称作黄道十二宫星座）就会越来越低，直至一个接一个地从地平线上消失，而当我们回到赤道地区的过程中，这些星座又会越来越高。 所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是一个球体。如果这些证据还让你感觉不够充分，你可以去找某个德高望重的物理学家，他会拿一块石头从高处坠落，以此来演示重力定律，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地球是个球体。如果他能耐心细致地讲解，我想你会理解其中道理，并且学到比我更多的物理学和数学的知识。 只有球形的物体才会有圆形的阴影 我还可以列举许多科学数据来证实这一点，或许你会从中受益，但是它们对于普通人（包括我），这种运算总是不大适应。以光为例，光的运行速度是每秒18.6万英里，只是一瞬间的工夫它已经围绕地球运行七圈了。太阳光只用八分钟就可以将它的光送到我们这里，而木星只需三分钟就可以把它的光送到地球上。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比邻星）的光要在四年零三个月后才能照到地球，而在航海中发挥极其重要作用的北极星的光从400多年前就开始出发了。 我们试着想象一下这个距离，一光年有多长，也就是一束光线在一年中所走过的距离：365×24×60×60×18.6万英里。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被这个天文数字搞得很茫然。 我可以以我们都熟悉的火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列普通旅客列车，日夜不停地运行，将要花260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月球，而到达太阳需要300年。假如列车从现在（1932年）出发，它将在2232年到达目的地。到达海王星需要8300年，这还不算漫长，因为地球到太阳系外最近的恒星需要7500万年，而从地球到北极星则需7亿年。这真是一次极其漫长的旅行。如果以人类平均寿命70年（这还是一个过高的估计）作为标准，等到7亿年这列火车才抵达终点时，地球上已经有1000万代人相继出生和死去。 地球在宇宙中的运行速度比最快的炮弹还快 而且，我们现在谈论的还只是宇宙中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一部分。比起伽利略时代的天文学家利用的观测天空的简陋的仪器，今天的望远镜有了很大的改进，即便如此，它仍然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只有等我们将镜头再扩大1000倍，我们才在天文学研究中真正取得了长足进展。由此可见，我们所谈论的宇宙实乃“人类用肉眼或者借助光学仪器观察到的那浩瀚宇宙中的那一小部分”。至于宇宙的其他部分，那些尚未观察到的世界，我们还对它一无所知，甚至不能作出任何猜测。 在地球附近的数以万计的天体中，我们有两个近邻，它们都在直接而显著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那就是太阳和月亮。太阳给我们提供光和热。距离我们最近的月球则影响着海洋活动，帮助海洋产生一种人们称之为“潮汐”的奇异的水流现象。 虽然月球的体积比太阳小得多（如果把太阳比作一个直径为3英尺的圆球，那么地球就只是一粒青豆，而月球就只能算是个针尖），但是由于月球离我们很近，所以月球对地球的引力要大于太阳对地球的引力。 潮汐 如果地球全部是由固体物质组成的，月球的引力就很难觉察。然而，地球四分之三的面积被海洋覆盖，海水也会追随着围绕地球运转的月球产生潮起潮落，就像纸上的铁屑会跟随从上面晃过的吸铁石左右移动一样。 就这样，一条宽广的几百英里的水面在月光的引导下日日夜夜奔腾不息。当它流向海湾、港口或者河口时，海面就会紧缩，水流就会狂暴不已，激起20英尺、30英尺，甚至40英尺高的潮汐。在这样的水面航行是十分危险的。当月球与太阳恰好在地球的同一边时，对海水的引力就会更加强大，产生所谓的“满潮”。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满潮就如同一次小型的洪水泛滥。 大气层 地球四周被一层大约300英里厚的氮气和氧气围裹着，这层氮氧混合物构成的大气层就是我们所说的“空气”。空气与地球就像橙皮与它包裹着的橙肉，密不可分。 大约一年前（1931年），一位瑞士教授乘坐一只特制的热气球升到10英里高的地方，这是人类首次进入大气层的这一部分。诚然，这是一次伟大的创举，但是地球还有290英里厚的大气层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大气层与地表及海洋构成了一个实验室，各种气候，风、雪、雨、干旱均在这里产生。由于天气在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我们就应该对此进行详细的讨论。 影响气候（climate）变化的三个因素是地表的温度、盛行风和空气的湿度。“climate”的原意是指“地表的斜坡”。古希腊人很早就注意到地面越靠近极点就越“倾斜”，相应地其温度和湿度也在发生变化，后来“climate”这个词就用来表示某一地区的气候状况，而不是特指一个地理位置。今天我们说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气候”时，我们是指在一年四季中这里主导的天气状况。 风 首先，我要讲一讲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的神秘的风（wind）。如果没有热带海洋盛行的有规律的信风，美洲大陆的发现就得推迟到蒸汽船发明的时代了；如果没有带来湿润的和风，加利福尼亚地区和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就绝不可能有现在的繁荣，以至于远远超过了它们东部和北部的邻居。更不要说那随风横扫的飞沙走石，它们就像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砂纸，在几百万年后，就可以把地球上最雄伟的山脉磨平。 “wind”原意是指“蜿蜒而盘旋地前进”，而风就是一股从一处“蜿蜒”前进到另一处的气流。那么，气流为什么要从一处蜿蜒前进到另一处呢？这是因为一些地方的空气温度比其他地方的温度要高，因此这些地区的空气比其他地区的空气要轻，所以这些地区的空气就会不断地向高空升起。温度高且轻的空气上升，下面就会产生一个真空带，这时较冷较重的空气就会代替它。 它们就像毛毯一样温暖我们 我们都知道如何在房间里制造热空气——生只火炉就可以了。对于宇宙里的茫茫星星来说，太阳就是一只火炉，各行星就是等待加热的房间。地球上最热的地方当然是最靠近“火炉”的地区——赤道，而最冷的地方则是距离“火炉”最远的地方——南极和北极。“火炉”使“房间”里的空气发生剧烈振荡，产生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空气受热后不断上升，一直升到“房屋顶层”（大气层的上方），但同时也渐渐远离热源，使温度不断地下降。冷却的气流逐渐变重，又回落到地面上。随着冷空气接近地面，它又离“火炉”越来越近了，于是，它再次变得又热又轻，重新向上升去。如此周而复始，直至“火炉”熄灭。但是吸收了大量热量的“房间的墙壁”可以保持“房间”的温度，保温时间的长短，就要看“墙体”的材料了。 这些“墙壁”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地表。沙子和岩石与潮湿的沼泽相比，吸热更快，散热也快。这样，沙漠在太阳落山后很快就会寒气逼人，而森林则在深夜降临几个小时后仍然温暖舒适。 水是名副其实的储存热量的仓库。因此，临海的国家和岛国比起大陆深处的国家，气候更温和、更稳定。 太阳为地球提供热量 我们的“火炉”——太阳，在夏天要比冬天向地球发送更多时间的热量，而且夏天的阳光比冬天更炙热，所以夏天要比冬天热。不过，影响太阳作用的不止这些因素。在某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如果用小电热器在浴室里加热，你会发现浴室的温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个小电热器摆放的角度。太阳也同样如此。赤道一带的阳光差不多是垂直地射在地球表面的。100英里宽的阳光几乎可以均匀地照射在100英里宽的非洲森林或者南美荒原上，它所有的热量差不多全部释放在这里，没有丝毫浪费。阳光在两极地区是斜射在地球表面的。一束100英里宽的阳光将覆盖两倍宽的地域或者冰壳上（插图将比长篇大论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因此两极地区获得的阳光热量就减少了一半。这就像一个可以使6个房间保持适宜温度的火炉要为12个房间供暖一样，其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实际上，太阳的工作程序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复杂，它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地球周围的大气层保持恒温。这项工作并不是由太阳单独完成的，而是要借助于地球。当阳光穿透大气层抵达我们的地球时，它并没有直接影响地球的这层保护毯的温度。阳光照射地球的时候，地球将太阳的热量储存，再将一部分向大气层输送。这就能解释山峰的顶部为何会如此寒冷。因为我们攀登得越高，就越难感受到地表热量的温度。如果是阳光直接加热了大气层，大气层再使地表升温，那么山顶就不会积满白雪了。 降雨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深入一点。空气并不是“空”的，它包含着很多物质，并且具有重量，因此大气层底部的空气就比高层的空气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如果你压平一片叶子或者一朵花，你会将它夹在一本书里，然后在这本书上再压上20本书，因为你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使最下面的书的压力最大。同样道理，我们大概不会料到，我们周围空气中的压力会有那么大——每平方英寸15磅。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体内没有相同压强的空气，我们就会被压扁的。即使这样，平均每个人也承受了3万磅的压力。3万磅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你还心存疑虑，请你一个人去举起一辆小货车试试吧。 大气压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一点是17世纪中叶伽利略的弟子托里拆利告诉我们的。他发明了气压表，这个著名的仪器使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测量出空气中的压力。 托里拆利的气压表刚投放市场，人们就开始用它来做实验。他们发现，海拔每升高900英尺，气压就下降1英寸。随后人们又发现了气象学，气压表在研究大气现象、预测天气状况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些物理学家和地理学家开始猜测，气压的高低与盛行风的方向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为了找出这些盛行风的运行规律，人类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去搜集数据材料、总结规律，最终才得出明确的结论。研究表明，地球上某些部分地区的气压高于平均海拔气压，而有些地区的气压则低于平均海拔气压。这就形成了高气压区和低气压区。风总是从高气压区吹向低气压区，而风力和风速的大小则取决于这两个气压区的气压对比度。如果高气压区的气压非常高而低气压区的气压非常低，风力就会十分强，甚至会出现旋风、飓风或者龙卷风。 暴风雨毕竟只是局部地区的现象 风不仅使我们生活的家园空气循环，通风良好，而且它还给我们带来降水。没有雨水，动植物就不可能正常成长。 大洋、内陆湖和内陆雪原上蒸发的水分，在空中形成水蒸气。水蒸气被热空气携带着运动，于是，它的温度逐渐下降，变为冷空气。一部分水蒸气遇冷凝结，形成雨、雪或者冰雹，降落到地表。 因而一个地区的降水几乎完全取决于这一地区顶上的风。如果沿海地区与内陆被山脉隔开（这是很常见的），沿海地区必定十分湿润，因为风在遇到山脉时被迫升高（这儿气压较低），离海平面越远，它的温度越低，水蒸气就会变成了雨雪降落地面。当风抵达山的另一面时，它就变成了没有雨水的干风。 热带地区的降雨丰沛而稳定，因为这一地区地表巨大的热量使空气升到很高的高度，水蒸气遇冷凝结，就会形成倾盆大雨。由于太阳不是永远在赤道上空，它会时而偏北时而偏南地来回移动，所以赤道地区也有季节之别，不过大部分只有两个季节。两个季节中间暴雨连绵，而这两个季节则是滴雨不下。 有些地区常年处于从寒冷地区吹向温暖地区的气流控制下，没有比这些地方更倒霉的了。这是因为，风从寒冷地区吹向温暖地区的过程中，它们吸收水蒸气的能力逐渐增加，空气中的水蒸气不会遇冷凝结化成雨水，所以这样的地区10年都难得下一两场雨，成为干燥的沙漠。 关于风和雨就介绍到这里。它们的具体情况将在下面章节中详细探讨。 接着，我要简述一下地球本身的状况，以及我们所居住的这层坚硬的岩石——地壳。 有关地球的内部结构有多种说法，但是还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完全让人信服。 地震 让我们正视现实：人类能够上天有多高？入地有多深？ 在一个直径为3英尺的地球仪上，世界最高峰埃佛勒斯峰（即珠穆朗玛峰）只有薄薄一张纸那么厚，而菲律宾群岛东侧海洋的最深处看上去就像一张邮票的锯齿。我们从未到达过深海之渊，也从未爬到过埃佛勒斯峰之巅。我们曾乘坐热气球和飞机飞上高空，那高度也只比喜马拉雅山的峰顶高一点儿，但是大气层的三十分之二十九还有待于人类去探索。至于海洋，我们从未潜到太平洋四十分之一深的地方。而且，最高山峰的高度要小于最深海洋的深度。如果将最高峰都倾入海洋的最深处，那么它的峰顶还要低于海平面几千英尺。这是为什么呢？至今人类还无法解答。 现代科学知识对地壳的过去的起源和将来的变迁一无所知。我们也不必再去研究火山，希望从中找到地球内部构造的材料（我们的祖先曾这样幻想），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火山并不是那些被人们认为的地球内部的热物质的出口。打一个可能会让人讨厌的比喻，火山就是地球表面的脓肿，虽然腐烂疼痛，但这只是局部的问题，而不是身体内部的毛病（这是作者因受当时的科学水平所限而得出的错误认识，因为火山就是由地球内部岩浆喷出地面而形成的——译者注）。 目前世界上大概还有320座活火山。原来有400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部分活火山渐渐没有了活力而退隐了，进入普通山峰的行列。 地表就像一块多孔的海绵 大多数火山位于沿海地区。事实上，大部分地壳活动频繁的地区都在海洋附近，例如日本就是一系列的岛屿（据地震仪检测，日本平均每天发生4次轻微火山震动，每年发生1447次），最近火山爆发结果最惨痛的地方——马提尼克和喀拉喀托——也是在大洋中央。 由于大多数火山都濒临海洋，人们就想当然地认为，火山喷发是由于海水渗入地球内部而引起的剧烈爆炸，使岩浆、蒸汽之类的东西喷发四溢，造成灾难性后果，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还有一些活动频繁的火山却与海洋相隔很远，于是上述理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另外，关于地球的表面，又是怎么回事呢？过去，我们总是夸夸其谈，说那些岩石超越了时间而亘古不变，以至于我们把不变的事物说成“坚如磐石”。然而，现代科学却让这种说法变得并不是那么信心十足，它认为，岩石是在不断变迁的。由于风吹日晒，山峰正在以每千年减少3英寸的速度变矮，如果没有反作用力在抵消这种侵蚀作用，那些古老的山峦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了。即使是喜马拉雅山脉也会在1.16亿年后变为平地。所以，反作用力是存在的，而且力量巨大。 山脉的隆起和销蚀 为了对地表运动有个起码的概念，请你拿出半打干净的手帕，将它们平整地摊在桌上，然后用手从两边向中间慢慢地拉动这半打手帕。你会发现，这堆手帕上出现了一大堆奇形怪状的褶皱，有的像凸起的山峰，有的像低谷，还有的层层叠叠貌似丘陵。这些手帕上的褶皱就像我们的地表。地壳是地球这个巨大物体的一部分，在太空中高速运转，它也在不断地丧失热量，随着热量的散失，就会缓慢地紧缩，由此引起褶曲变形，就像一堆手帕被挤在一起那样。 据目前最权威的猜想（只不过是猜想而已），地球自形成之日起，其直径已经缩小了大约30英里。作为直线距离，也许你认为30英里并不算太长，但是请记住，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巨大的曲面。地球表面积是1.9695亿平方英里，如果它的直径出现缩小了几码这样的变故，就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足以毁灭全体人类。幸运的是，自然界是在一点一点地创造着她的奇迹，她会巧妙地保持着整个世界恰当的平衡。如果她要使一片水面干涸（美国的盐湖就在迅速地干涸，而瑞士的康斯坦丁湖在10万年后也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会在另一个地方创造一片新的水面；当她要磨平一段山脉（欧洲中部的阿尔卑斯山将在6000万年之后变得像美国大平原一样平坦），她还会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再创造出一座高山。至少我们相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地壳的运动是如此缓慢而漫长，以至于我们无法观察到正在进行中的细微变迁。 不过，情况也并不总是如此。大自然本身虽然这样悠然自得，不慌不忙，但是，在人的推动和诱导下，她有时也焦躁得可怕。现在人已经发展到如此文明的地步，发明出蒸汽机和炸药包这些小玩意儿，于是地表在转瞬间就不得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能够回到我们的世界与我们共度佳节，我相信，他们肯定认不出自己的牧场和花园了。我们对木材的如此贪婪，以至于无情地剥光了一片又一片山区的绿衣，将森林和灌木无情地砍伐殆尽，将连绵青山化为原始荒野。因为一旦森林消失，原来附着于岩石表层的肥沃土壤就会被雨刷得干干净净，露出贫瘠的山脊，并对周边地区构成巨大的威胁。雨水没有了草皮和树根，便会化为汹涌的洪流，从山顶涌进山谷和平原，吞噬着它遇到的一切东西，以致生灵涂炭。
为什么不自己去模拟一次地震呢？欧洲的冰川公元1932年
我们所描述的这一切绝非危言耸听。我们不必回到冰川时代，去看那大自然神秘的力量的“杰作”——北欧和北美大陆铺上厚厚的冰雪，各个山脉留下险峻的危崖；我们只需回顾一下罗马时代，去看看那些第一流的所谓的开拓者（他们不是古代“最讲究实际的人”吗？）是怎样花了不足五代人的工夫就毁灭了原本可以保持稳定气候的条件，彻底“改造”了他们那个半岛的天气状况。西班牙人的铁蹄，使南美洲勤勉而安分的印第安人世世代代耕耘着的肥沃梯田化为荒原。这是近在眼前的事实，毋庸多言。 公元前5000万年 当然，对土著人进行剥削、奴役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断绝他们的食物来源，用强制力使他们顺从。正如我们的美国政府就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他们把美洲野牛杀害殆尽，轻而易举地将勇武的印第安战士变成肮脏、邋遢的保留地教化居民。然而，殖民者的这些残酷无情的措施最终将遭受惩罚。如果有人熟悉美国大平原和安第斯山脉的情况，他就会告诉你这是美国政府咎由自取。幸运的是，他们终于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各国政府都不再容忍对土地的无耻侵害了，因为是土地给我们人类的命运带来福祉。人类对地壳的变迁无能为力，但是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地表的局部进行微小的改造，使大地多降甘露，使绿洲不再变成无情的沙漠。我们也许对地壳的深处一无所知，但我们至少对大地的外表略有所知。我们要凭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去创造全人类的幸福。
美洲的冰川亿万年前的各大洲与今天迥然不同
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控制地球上较大的部分——占地球四分之三的海洋世界是人类无法居住、更无力改造的。这些覆盖地球的海水深浅不一。最浅处只有2英尺（滨海地带），而最深的海沟则深达3.5万英尺（菲律宾群岛以东）。这些水体被人类划分成三部分。最广阔的水域被称作太平洋，面积是6850万平方英里，还有大西洋和印度洋，面积分别为4100万平方英里和2900万平方英里。除了海洋，内陆水面积还有2000万平方英里，其中河流湖泊的总面积达到了1000万平方英里。这些水域都不是人类的居所，无论是过去、将来还是现在，除非我们也能像几百万年前的祖先那样，再长出鳃来。 如果我们将世界上最高的几个山峰都倾入位于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海洋最深处（3.421万英尺），埃佛勒斯峰的峰顶将在水下5000英尺处，其他的就更低了。世界最高的12座山峰依次为： 1．埃佛勒斯峰（29141英尺）；2．干城章嘉峰（28225英尺），亚洲尼泊尔附近；3．阿空加瓜山（22834英尺），位于阿根廷；4．钦博拉索山（20702英尺），位于厄瓜多尔；5．麦金利山（20300英尺），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6．洛根山（19850英尺），位于加拿大；7．乞力马扎罗山（19710英尺），位于非洲；8．厄尔布鲁士山（18465英尺），位于高加索，欧洲最高峰；9．波波卡特佩特山（17543英尺），位于墨西哥；10．阿拉加茨山（17090英尺），位于亚美尼亚，当年诺亚方舟搁浅的地方；11．勃朗峰（15781英尺），位于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脉；12．富士山（12395英尺），位于日本。（在喜马拉雅山脉中还有12座山峰比阿空加瓜山海拔高，但是由于它们鲜为人知，就不在此列举。） 人类常年居住的最高和最低的地方分别是：1．中国西藏的嘎托（14518英尺），海拔最高的村庄；2．秘鲁的喀喀湖（12545英尺），最高的湖泊；3．基多（9343英尺）和4．波哥大（8563英尺），世界上最高的城市，均位于南美洲；5．瑞典圣伯纳关口的修道院（8111英尺）是欧洲最高的人类常年居住点；6．墨西哥城（7415英尺），北美洲海拔最高的城市；7．巴勒斯坦的死海，低于海平面1290英尺。 浩渺无垠的海洋乍一看似乎是对土地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似乎人类应该为此感到惭愧。细想一下，在我们的可支配的土地资源中还有500万平方英里的沙漠，还有1900万平方英里像西伯利亚那样近乎没有利用价值的荒原，还有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地区，由于海拔太高（如喜马拉雅山和阿尔卑斯山）或者温度太低（如两极地区）或者湿度太大（如南美洲沼泽地区）或者森林过于茂密（如非洲中部的森林地区），都不适合人类居住，只好从算作“陆地”的5751万平方英里的面积中扣除。这种土地情况使人们感到，如果我们再被赐予多一点儿的土地，我们会更加珍惜利用的。 然而，如果没有巨大的海洋作为蓄热库，人类的生存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史前时代的地理遗迹告诉我们，地球曾一度有相当大面积的陆地，比我们现在的要大得多，但是海洋面积却比现在小得多，因此那个时期的地球非常寒冷。目前地球上陆地与海洋的比例为1：3，这种状态是很理想的。只要这个状态不发生变化，目前适宜的气候就能够长久地保持下去，人类的生存状况就不用担忧了。 宇宙中的邻居 环绕整个地球的海洋和坚硬的地壳一样，也在不断地运动着。月亮与太阳的引力吸引着海水，使海水的高度不断上升，其中又有一部分在白天热量的作用下，蒸发转化为水蒸气带走，而北极地区的寒冷又将其化为坚冰。从实用的眼光看，气流或者说风，最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因为它们影响着海洋。当你对一盆汤较长时间地吹气时，汤会从你的嘴边荡开。同样道理，当一股气流年复一年地不断吹向大洋表面，海水就会顺着气流的运动方向向前“漂流”。如果几股气流从几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吹送，这些水流就会相互抵消。但是，当风向比较稳定时，就像赤道两侧吹来的风那样，它们所产生的漂流就会成为稳定的水流。这些海流对人类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它们为人类创造出一片又一片宜人的居住地。如果没有那些海流，一些地方也许还像格陵兰岛那样，是一个坚冰覆盖的严寒世界。 找一张海洋河流图（许多海流和河流一样）标出它们的分布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中最重要的海流是日本暖流，又名蓝色盐暖流，它是由东北方向的信风引起的。这条日本暖流完成了在日本海的使命之后，跨过北太平洋，又将它的福祉降临阿拉斯加，使那里的寒冷减弱，气候更加适宜人类居住，然后，它又掉头南下，给加利福尼亚带来宜人的气候。 谈到海流，我们会想到墨西哥湾流。这条50英里宽，2000英尺深的神秘海流，在漫长的岁月里，不仅不断地为北欧地区提供着墨西哥湾的温暖，还给英格兰、爱尔兰和所有北海沿岸国家带来肥沃富饶。 墨西哥湾流 墨西哥湾流颇具传奇色彩。它起初是北大西洋涡流。那时北大西洋涡流只是一种漂流，而不是海流。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在大西洋的中部不停地旋转，里面裹带着数以万计的小鱼和浮游生物，然后将它们卷入漩流中心，就像一片“藻海”或者“海草海”。这股涡流在人类早期航海史上非常重要。至少中世纪的水手们坚信，一旦航船被信风（北半球向北吹的风，由于地球自转变成了东北风，称为信风）吹入这片藻海，你就有去无回了，因为陷入藻海的航船迷失了方向，船上的水手逐渐饥渴而死，只剩下无云的晴空下阴森恐怖的死船在永远地上下漂浮，就像是一个对冒犯神灵的人的无言的警告。 当哥伦布的船队平安地穿过这片沉寂的海水时，那些关于无边藻海的神奇故事就显得太夸张了。但是，时至今日，藻海对许多人仍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名字，它的故事让人想起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旅。实际上，它远不如纽约中央公园的那个天鹅池令人新奇。 再说一下墨西哥湾流。北大西洋的涡流的一部分最后进入加勒比海，在那里从非洲海岸西行而来的一股海流加入了它。这两股巨流汇合一处，便从加勒比海溢出，汹涌澎湃地流向墨西哥湾。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厨房里的“墨西哥湾暖流” 墨西哥湾也无法容纳这么多海水，因而佛罗里达与古巴之间的海峡就变成了一个水龙头，将这股暖流（80华氏度）从“水龙头”里喷泻而出，形成了墨西哥湾流。从水龙头喷涌出来的海流以每小时5英里的速度奔流前进，因此古代航船对它敬而远之。航船只能绕道而行，因为逆流而上会严重影响航速。 墨西哥湾流从墨西哥湾出发，沿着美洲东海岸一路北上，直到最终被东海岸挡住，便向东折去，开始穿越北大西洋。在纽芬兰的大浅滩附近，它与从格陵兰的冰川地区流来的拉布拉多寒流汇合。拉布拉多水温冰冷，而墨西哥湾流则温暖而好客，这两股巨流的突然混合产生了茫茫大雾，使这一片水域因此恶名远扬。还有洋面上漂浮着大量的冰山，在过去50年的航海史上，它们也扮演着让人恐惧和厌恶的角色。这些冰山是被夏日的骄阳从格陵兰岛坚硬的冰川上切割下来的（这个岛有90％被冰川覆盖），然后缓缓向南飘去，最后流进了墨西哥湾流和拉布拉多海流汇合所形成的巨大涡流之中。 这些冰山在海面上缓慢地飘动着，并开始逐渐地溶化。但是，融化中的冰山是很危险的，因为人们只能看到露出在水面的冰山顶部，却看不见深藏在水下的那些嶙峋的边角，这些边角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航船的铁壳刺穿，就像一把利刃切黄油一样简单。现在，这部分海域已经禁止通行，各国海船都避开这里，只有美国巡逻舰队（专门侦察冰山的船，费用由各国共同承担）则在此不断巡行，炸毁较小的冰山，向过往船只发送大冰山出现在哪里的警告。然而，渔船却对这一片海域非常青睐，因为这片海水里有来自寒冷的北冰洋的鱼群。这些鱼群习惯了拉布拉多海流的低温，遇到墨西哥湾流带来的温水就极为难受。当它们还没有作出决定，是重返北极还是游过温暖的墨西哥湾流时，法国渔夫已经将这些犹豫的鱼儿收进了自己的网中。这些法国渔夫的祖先很早就光临过美洲大浅滩，比其他人早好几百年。离加拿大海岸不远的两个小岛，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是两世纪前占领北美大陆相当大地盘的庞大法兰西帝国的最后两块领地，而且它们还见证了诺曼底渔民的勇敢。这些人早在哥伦布出生前150年就探访过美洲海岸。 墨西哥湾流离开所谓的“冷墙”（由墨西哥湾流和拉布拉多寒流的温差造成的）之后又继续北上，悠闲自如地跨过大西洋，在西欧海岸呈扇形散开。它拍打着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海岸，给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带去无比温和的气候。在完成了它的人道主义使命之后，这股奇异的海流夹裹着比世界上所有大河水量还多的海水消失在北冰洋的怀抱之中。北冰洋由于水量过多，消化不了这么多海水，于是它也倾倒出自己的海流以求缓解，这就是格陵兰海流，而我曾提到过的拉布拉多寒流就诞生于格陵兰海流之中。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我真的很想再继续讲下去，但这一章的篇幅已经不允许了。 这章只是背景而已——关于气象学、海洋学和天文学的总体背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这场剧中的角色开始各自登台演出。 现在让我们暂时落幕。 当幕布再次拉开时，新的一幕剧就开始上演了。 下一幕将向你讲述人类是如何学会穿越山川、驾驭海洋、寻找荒漠的。在我们将这个世界称之为“我们的家园”之前，这一切都尚待征服。 现在，幕再次升起来了。 第二幕：地图与航海技术 地图：人们学会在地球上寻找道路 我们已经对地图习以为常，习惯使用地图的我们几乎不能想象那些没有地图的年代。但是，古代人的确没有想过出行要按照地图，就像今天的人们不明白穿越太空要依据数学公式一样。 古巴比伦人精通几何学，他们曾对整个巴比伦王国的土地进行过一次测绘（测绘时间约在公元前3800年，或者说摩西诞生前2400年）。在那些地区发现的黏土碑刻，上面所绘制的图画大约就是当年巴比伦国土的轮廓，但它们很难说是我们所谓的地图。古埃及统治者为了从勤勤恳恳劳动的臣民身上榨取每一分税款，也对全国的土地进行过测量。我们可以肯定，当年的埃及人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丰富的应用数学知识。然而，迄今为止，在古埃及的那些法老墓穴中仍未找到一张现代意义上的地图。 好奇心最旺盛的古希腊人留下了无数的地理学论著，但我们却对他们的地图一无所知。据说在一些发达的商业中心，似乎曾出现过有碑刻的青铜板，雕刻了最佳航行路线，告诉商人们如何到达东地中海诸岛。但是，这些青铜板至今尚未发掘，没有重见天日，所以对于今天的人们仍是一个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征服过广阔地域的亚历山大大帝，肯定具有某种“地理意识”。因为在他那个不知疲倦地去寻找黄金的马其顿军团中安排了一个职业的领路的特殊队伍，这些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对于他们的路线和印度的黄金能够给出准确的报告。但是，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让我们从中发现我们所能理解的地图。 地图的演变 罗马人（他们是组织起来的“有秩序的强盗”，有关他们罪行的记录始于他们在欧洲进行殖民统治的时代）四处掠夺，走到哪里，就把路修到哪里，把税征到哪里，他们将当地居民绞死或者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破坏庙宇和城池，留下处处废墟，供后人凭吊。这些罗马强盗似乎以为能慑服并统辖一个世界帝国，但他们却没有一张名副其实的地图。当然，他们的著作家和雄辩家们确实常常提及他们的地图，而且试图让人相信这些地图是如何准确而可靠。但是，流传到我们手上唯一一张罗马地图（如果把那张公元2世纪的小型罗马规划图忽略不计的话）是如此原始粗糙，除了作为古董收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可言。 历史学家都知道有一张坡廷格尔古地图，康拉德?坡廷格尔，这个奥格斯堡市的牧师，是第一个想利用斯特拉斯堡的约翰?谷登堡发明的印刷术来推广罗马地图的人。遗憾的是，坡廷格尔没有原图。他所采用的底稿是一张3世纪地图的一幅13世纪的摹本，由于这张上千年的地图中许多重要的细节都被老鼠和蛀虫破坏了，所以它的摹本也并不完整。 即便如此，坡廷格尔地图总的轮廓无疑是与罗马原图一样的。如果那张3世纪的原件就是罗马人的最好的地图，那么他们的地理知识还尚待完善。我在这里临摹了这幅地图，你可以自己评判一下。等你耐心仔细地研究过这张图后，你就能够清楚当年罗马地理学家的水平了。但是，你也要明白，对于当年那些要打到英格兰或者进军到黑海的罗马将军们来说，这个与意大利面条颇为近似的世界就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佳依据。从那时到现在，人类已经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 至于中世纪的地图，我们甚至可以避而不提。教会憎恶一切“无用的科学探索”。对他们来说，知道到达天堂的路线要比知道从莱茵河口到多瑙河口的最短路线更加重要。于是，地图就像是滑稽的图画，画满了无头的怪物（这个可笑的原型是那些常把头缩在毛皮大衣里的可怜的爱斯基摩人）、打着响鼻的独角兽、不停喷水的巨鲸、半鹰半马的怪兽、海妖、美人鱼、半鹰半狮怪兽，以及所有因恐惧和迷信而幻生出来的怪物。耶路撒冷当然是世界的中心，印度和西班牙于是被推到了最远的边界，苏格兰变成一个孤立的小岛，而巴别塔（即《圣经》中记载的古巴比伦人建造的通天塔——译者注）要比巴黎全城的10倍还要大。 当年的罗马地图 和中世纪制图人的这些作品比起来，波利尼西亚人的编织地图（它们看起来就像幼儿园里孩子们玩的小把戏，但实际上，它们却十分精确实用）确实称得上是航海家的天才的杰作。更不用说当时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的地理学成就了，只是他们的价值没有被认可，西方人只是把他们当作可耻的异教徒，被排斥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之外。就这样，在15世纪末航海业最终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之前，地图的绘制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步。 中世纪地图 当时，土耳其人控制了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桥头堡，欧洲通往东方的陆路交通被长期切断，于是人们迫切地想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海上通道。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告别那种依靠寻找陆上教堂尖顶或分辨沿岸的犬吠来掌握方向的传统航行规矩，去习惯只能看到蓝天和大海的漫长航行。正是这种打开海上通道的迫切需求，带动了那一时期航海业的巨大进步。 古埃及人最远似乎冒险到达过希腊的克里特岛，而且他们的那次造访好像不是精心策划的探险，倒更像是被风吹离了航线后的一次邂逅。腓尼基人和希腊人虽然也曾表现非凡：他们到达了刚果河和锡利群岛（该岛由50多个小岛组成，位于英国西南部的康沃尔半岛以西58千米的海面上，面积21.5平方千米——译者注）。可是，他们本质上也是一群宁可贴着教堂边航行一辈子的水手。即使是在前往刚果河和锡利群岛的途中，他们也是尽可能地靠近海岸，每到夜里，一定要把船拖到岸边陆地上，以免他们的船被风吹到看不见陆地的渺茫的大海。至于航行在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的中世纪的商人，在有航海罗盘之前，他们从不让岸上的山脉离开自己的视野超过几天。 这些商人如果在开阔的海面上迷失了方向，他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找到最近的陆地，那就是鸽子。他们知道，鸽子可以沿着最短的路线到达陆地，所以他们总是带着几只鸽子航行。当他们无法找到陆地的方向时，就放飞一只鸽子，然后跟随着鸽子的方向，直到看见山顶。他们的船只抵达最近的港口，再去问问当地人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在中世纪，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比现代人更了解和掌握星星的知识。他们只能如此，因为在那个时代缺少今天的人们所拥有的印刷年历和日历。当时稍微聪明的船长都能够通过观察星星来辨别方位，也能够根据北极星和其他星座的位置找出航行航线，但是在较北的北方，常常是阴云密布，观察星星的办法就不大可行了。如果没有罗盘——那件在13世纪下半叶传到欧洲的外国发明——航海就将继续它痛苦而代价高昂的历程，完全靠运气和猜测（更多的是后者）带着惶恐前行。关于罗盘的起源和发展，迄今仍是一个谜。我在这里讲的只是推测而不是准确的判断（罗盘，即指南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作者因为受到西方对东方传统偏见的影响，所以导致错误的认识——译者注）。 13世纪上半叶，欧亚大陆被一个五短身材、眼睛斜视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统治着，当他横跨中亚的茫茫荒漠，前往欧洲寻欢作乐时，似乎带了一种类似指南针的东西。我们现在很难说清楚地中海的水手们第一次看到指南针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种被教会称为“亵渎上帝的魔鬼撒旦的发明”很快就带领着地中海的船队去走向天涯海角了。 所有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发明，其来历都有些含混模糊。当时去过巴基斯坦的雅法或者法马古斯塔（塞浦路斯的一个地区）的人，可能在波斯商人手上买来一只指南针，然后带回欧洲。波斯商人说他是从一个刚从印度回来的人那儿得到的。这个消息传遍了街头巷尾，人们都想争先目睹这个奇妙的被撒旦施了魔法的小针。据说，不管你走到哪儿，这个小针总能告诉你北方在哪边。当然，那时的人们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不管怎样，很多人还是托朋友下次去东方时也给自己带回一个，甚至他们还会先付了钱，于是六个月之后他们也有了自己的指南针。被称为有撒旦的魔力的小玩意果然灵验！从那以后，人人都想有一个指南针，他们急切地要求大马士革和土麦那（今土耳其西部沿海的伊兹密尔港）的商人们从东方带回更多的指南针。于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仪表制造商也开始制作自己的指南针了。几年之内，这个带玻璃罩的小金属盒便普及开了，随处可见，平常至极，人们把它当作一件很平常的玩意儿，没人想到它的存在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 波利尼西亚人的编织地图 关于指南针的来历，就说这么多吧，还是让它继续充满着神秘色彩吧！自从这根灵敏的小针指引着第一批威尼斯人从他们的浅海峡地带来到尼罗河三角洲，我们对指南针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展。例如，人们发现，除了在某些地点外，指南针的指针并不总是指向正北的，有时略微偏东，有时略微偏西——这种差别就是专业术语所指的“磁差”。磁差的产生是由于南北磁极与地球的南北两极并不恰恰吻合，而是相差数百英里。磁北极位于加拿大北部的布西亚岛，1831年詹姆士?罗斯（1800—1862年，英国海军军官。曾在北极和南极进行过磁力测量）爵士首次确定了这个岛的位置。磁南极则在南纬73度、东经156度。 “教堂尖顶”航行年代 对一位船长而言，由于磁差的存在，仅有指南针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海图，以便告诉他世界各地指南针所表现的不同磁差。这就涉及航海学了。航海学是一门高深的学术分支，绝非三言两语就可讲清楚的。就本书而言，我只希望你能够记住，指南针是在13世纪和14世纪传入欧洲的，对于航海成为一门有据可循的科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们不必再依赖毫无把握的猜测和痛苦而复杂的计算。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现在，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航行的方向了，或者是向北，或者是北偏东，或者北一北偏东，或者北一东偏北……或者是指南针上所指示的32个方向中的任何一个方向，而中世纪的船长则只有另外两种仪器来帮助他在茫茫大海中辨别方位。 第一种是测深绳。测深绳几乎与航船一样古老。它可以测出海洋的任何一点的深度。如果有一张标明了他们目前航行的这片海洋的深度的海图，测深绳就能告诉他附近水域的情况，并以此确定航船的方向。 还有一种是测速器。最初的测速器是一块木头，船员将它从船头扔到水中，然后仔细观察这块木头到达船尾要用多长时间，由于船头到船尾的距离是已知的，人们就很容易计算出船要通过某个地方需要多长时间，并由此（或多或少的）推算出航船的速度。 后来，木头逐渐让位于绳子。这是一种又长又细但很结实的绳子，在它的一端系了一块三角形的木头，这段绳子预先按照固定的相等长度打上了一个一个的绳结，被分成了很多截，在一个船员将绳子抛下船的同时，另一个船员将沙漏打开计时。当沙子从瓶中漏干之后（当然，人们要预先知道沙漏的时间长度，一般是三两分钟），船员就将绳子从水中拉上来，并数一数在沙子从一个瓶漏到另一个瓶中的时间，有多少绳结抛到了水中。只需要很简单的运算：每一个绳结代表一海里，知道船在这段时间里航行了多少海里，就能计算出航速。不过，船长只清楚航速和航向还是不够的，因为海流、潮汐和海风随时都会扰乱他最精心的计算。其结果就是，即使在指南针引进了很久之后，任何一次普普通通的航海旅行都可能是一次充满风险的经历。于是，那些苦思冥想，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的人意识到，要改变现状，就必须找个东西替代原来的教堂尖顶。 我这样说绝不是开玩笑。在航海史中，那些教堂尖顶、高耸的海滩沙丘上的树冠、堤坝上的风车以及沿岸的犬吠都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是固定点，是参照物，无论发生什么事，它们总是固定不动的。有了这些参照物，水手们就能推算出自己的方位。他会告诉自己：“我必须再向东走。”因为他记起，这是自己上次到过的地方。当时的数学家（顺便说一下，他们是那个时期的天才，虽然他们掌握的材料不充足，仪器不精确，但他们却能够在数学领域取得出色的成就）十分清楚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要寻找到一个能代替那些人工“参照物”的东西。 这项工作从哥伦布（我提到他的名字，因为1492年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年份）横渡大西洋之前两个世纪就开始了，但是时至今日这种探索仍没有结束。即使今日的航运已经具有了无线报时系统、水下通信系统和机械驾驶舵装置。 假如你站在一个建立在一个巨大的球体表面的高塔脚下，塔顶部正飘扬着一面旗帜，你会发现，只要你一直站在那里，这面旗子就在你的头顶正上方。如果你离开高塔，你看旗子的视线就会出现一个角度，正如图所示，这个角度要取决于你距离高塔的长度。 一旦人们确定了拿这个“固定点”作为参照物，问题就简单多了。这不过就是一个角度的问题，而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经知道该怎样测量角度了。他们熟练掌握了三角形的边角关系，奠定了三角学的发展的坚实基础。 角度问题将我们引入这一章中最困难的部分，实际上，这是本书中最深奥的一段——关于探索我们所谓的经度和纬度。确定某人所在的纬度的方法比确定经度的方法早好几百年。确定经度看起来似乎要比确定纬度简单得多，可是对于没有计时仪器的古人来说，确定经度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至于纬度，只需仔细的观察和细心的计算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人类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解决的问题。 以上是经纬度的基本概况，下面我将尽可能简要地讲述一下经纬度的问题。 在这幅图中，你会看到几个平面和角。在D点，你发现自己处在塔的正下方，就像你在亦道线上时，中午12点时正处于太阳的正下方。当你移到E点，情况就有所变化。由于你所处的下方是个圆球，所以在计算角度的时候，你需要画一个平面。你从地球的假想中心点A画一根直线，经过你的身体，直达天顶（zenith，这是天文学中的正式名称，专指观察者正上方的天空一点；观察者正下方的天空一点则称为天底，nadir）。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实验来说明。将一根毛衣针穿过苹果的中心，假设你是在这个苹果的一个侧面上，背靠着毛衣针。毛衣针的上端是天顶，下端是天底。然后，假定有一个平面与你所处的位置以及毛衣针的方向垂直，如果你站在E点，这个平面就是FGKH，而直线BC就是你进行观察的这个平面上的一条线。为了使问题简单明了，再假设你的眼睛是长在脚趾上的，恰好是你双脚踩踏直线BC上的一点。然后你抬眼看塔顶的旗杆，计算一下旗杆的顶端L点、你所处的位置E点以及直线BC与平面FGKH的交叉点之间的角度（该平面与天顶到地心的直线呈垂直角度），如果你懂得三角学，你就会通过这个角度计算出你与高塔之间的距离。如果你移到W点，那么就再按照这种办法计算。W点是你在直线MN上的位置，该线是平面OPRQ上的一条直线，与地心到当前天顶（天顶自然随观察者移动）的直线成直角。只要计算出角LWM的角度，你就会知道你离高塔有多远。 “地心说”时代的世界 你瞧，即使用最简单的方式说明，问题看上去仍很复杂。因此，关于现代航海学的基础理论，我只给你讲个大概。如果你想做一名水手，你需要上一所专业学校利用几年的时间学习如何进行这些必要的计算。之后，再经过二三十年的磨炼，当你熟练使用所有的工具、表格以及海图，具有领导船员、纵横四海的能力之后，也许你的船主才会选你当船长。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志向，你就不必去了解所有这些复杂繁琐的计算了，所以请别介意这个问题的简短，我只是介绍一些概况而已。 由于航海学几乎完全是一种和角度有关的学问，所以在欧洲人重新发现三角学之前，航海理论一直没有取得巨大的突破。虽然在1000年前，古希腊人曾为这门科学打下了坚实的三角学基础，但是在托勒密（埃及亚历山大城著名的地理学家）死后，三角学就被当成一门精密复杂而又无用的学问，人们将这门他们认为浮华无用的学科渐渐遗忘了。可是印度人，还有后来生活在北非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却没有这些顾虑，他们堂而皇之地将这份没人要的古希腊遗产保存了下来，并将之继续发扬光大。 “天顶”（zenith）和“天底”（nadir）这两个出自阿拉伯语的术语，就充分表明了这一事实：当欧洲学术界再次接纳三角学时（约在13世纪），它变成了伊斯兰的财富，而不再是基督教的遗产，但是，在接下来的300年中，欧洲人奋起直追，弥补了他们所浪费的时间。这时，他们尽管再次学会了如何计算角度和解决三角形的问题，却又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如何找到一个地球之外的固定点来代替教堂尖顶作参照物。 对宇宙的新认识 最有希望接受这个崇高荣誉的是北极星，因为它成为最值得信赖的航海参照物。北极星距离我们如此遥远，以至于它看上去几乎是静止不动的；而且，除此之外，它很容易辨认，即使是最笨的渔夫也能在迷失了方向之后，找出北极星的位置。他需要做的事就是沿着北斗七星最右边的两颗星的直线方向去寻找，这样就可以找到北极星了。当然，太阳也是一个不变的参照物，可是它的运行轨迹从未被科学地测算出来制成图表，所以只有最智慧的航海者才懂得如何借助太阳的帮助。 在人们被迫相信“地球是平的”的年代，所有的计算结果都必然与客观事实背道而驰。到了16世纪初，这种计算方法终于结束了，圆盘理论被球形理论所取代。地理学家也终于可以探索和宣传真理，用科学来解释地理学了。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一个平面（该平面与连接南北极的轴线垂直）为界，将地球均分为南北两个相等的部分，分界线就被称作赤道，赤道上的每一点到南北两极的距离相等。接下来，地理学家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将赤道与两极之间划分为90等份，90条平行线（这些平行线就是一个又一个圆圈，因为地球是圆形的）平均地分布在赤道与两极之间，每条线与另一条相近的线相差69英里，是极点到赤道距离的九十分之一。接着，地理学家给这些圆圈编了号，从赤道开始，直到极点，赤道为0°，而两极为90°，这就是纬线（如下图所示）。纬线的确立是地理学的一大进步。不过，即便如此，航海仍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工作。经过十几代的数学家和航海者搜集有关太阳运行的数据，倾尽心血地将太阳在每个地点每年每月每天的确切方位记录下来，这样所有船长都学会计算纬度就不是一个难题了。 经纬度 这样，任何一位有点头脑的航海者，只要会读书识字，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判断出自己所处的位置离极点和赤道有多远。用专业名词来讲，就是他的位置在北纬或者南纬几度（赤道以北的纬度称北纬，以南称南纬）。过去，海船越过赤道到南半球航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南半球是看不到北极星的，这样他就不能找到参照物了。科学终于解决了这一问题。到了16世纪末，纬度问题不再是让航海的人们感到困惑的问题了。 然而，如何确定经度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你该知道，经线与纬线垂直）。人类又用了两个多世纪，这个问题才得以成功解决。在确定纬度时，科学家们可以以两个固定点——南极点和北极点——为基准。他们说：“这儿就是我们的‘教堂尖顶’——北极或者南极，它们将永远固定不变。” 然而，地球既没有东极点也没有西极点，地轴也是那么旋转的。当然人们可以画出无数条子午线——穿过两个极点环绕整个地球南北方向的圆圈。但是，成千上万条子午线中哪一条子午线可以被称为“本初子午线”，以便作为划分东西半球的分界线呢？从此水手们就可以说：“我现在在本初子午线以东（或以西）100英里。”以耶路撒冷作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在许多人心目中依然十分强大，很多人要求将经过耶路撒冷的经线定为“零度”或者本初子午线，即纵向的“赤道”，东西半球的分界线。但是，民族自尊心破坏了这个计划，因为每个国家都想让本初子午线经过自己的国家，让世界从自己的首都开始。即使在当今时代，我们自以为人类在这方面已经开通了许多，仍然有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地图上，分别将本初子午线定在柏林、巴黎和华盛顿。最终，由于英国是在17世纪（经度确定的年代）对航海学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国家，又因为1675年建立于伦敦附近格林尼治的英国皇家天文台监管着当时的航海事务，所以经过格林尼治的那条经线最终被选定为本初子午线，作为东西两半球的分界线。这样，经度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终于，航海者有了经度上的“教堂尖顶”，但是他们还面临另一个难题：在浩瀚的大海中央，他们将如何知道自己与格林尼治经线之间有多长的距离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政府在1713年成立了“经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设立巨奖来奖励那些能使人们在茫茫海上确定经度的发明者。在两个多世纪前，10万美元的奖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它促使许多人为此做出巨大努力。当该委员会在19世纪上半叶解散时，它已花了50多万美元用于奖励那些“发明家”。 今天，这些人的大部分工作早已被我们遗忘，他们的发明成果也渐渐被历史淘汰，但是在重奖之下诞生的两项发明——六分仪和天文钟——直到今天仍有其使用价值。 六分仪的发明使得解决这个艰巨的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就像全世界在同一时间里探求同一个问题时经常发生的那样，有三个人宣称自己是六分仪的最早发明人，并为这个荣誉苦苦争斗。这三个人分别是英国的约翰?哈德勒和艾萨克?牛顿爵士以及美国费城的托马斯?戈德弗雷。 六分仪是一种复杂的仪器（一种可以夹在臂下，随身携带的小型海上观察仪），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测量出各种各样的角距离。这个发明来源于中世纪简陋的观象仪、直角仪和16世纪的四分仪。 航海界对天文钟的兴趣比对六分仪的问世所表现出的兴奋要大得多。这种精确可靠的计时装置诞生于1735年，比六分仪晚四年。它的发明者约翰?哈里森曾是个木匠，他是一个制造钟表的天才。他发明的天文钟计时如此准确，以至于能够以任何一种形式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准确无误地报出格林尼治时间，而且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哈里森在天文钟里加了一个叫做“补偿弧”的装置，它可以通过调整平衡簧的长度，来调整因温度变化引起的热胀冷缩，所以天文钟完全不受温度和湿度变化的影响，一直能够走准。 经过漫长且有点儿尴尬的讨价还价，哈里森终于在他去世前三年（1773年）获得了10万美元的奖赏。今天，一艘海船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它带有一只天文钟（感谢哈里森），它就能准确地知道格林尼治时间。由于太阳每24小时围绕地球运行一周（其公转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恰好相反，我这么说是为了方便起见），每一小时经过15°经线，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航船的当地时间和格林尼治时间，通过计算二者的时差就可以知道航船与本初子午线的距离了。 例如：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航船所在位置的当地时间是12点（需要进行精心计算），而此时时钟上的时间（即格林尼治时间）是下午2点，我们又知道，既然太阳每小时要经过15°经线，那么我们的航船与格林尼治的距离就是2×15°＝30°。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航海日志上这样记录：某年某月某日中午，我们的航船到达西经30°。 现在，1735年的这件轰动一时的发明已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重要作用。现在，每天中午格林尼治天文台都向全世界准点报时，于是天文钟便很快成为一件华而不实的玩意了。实际上，如果我们相信领航员的能力，无线通讯就将毫不客气地取代所有复杂的表格和费力的计算。人类历史辉煌的一页将就此翻过，所有关于勇气、耐心和智慧的航海传奇也将销声匿迹。再也没有未经勘测的茫茫海洋了。那些面对惊涛骇浪，在片刻之间就迷失方向、不知所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那个手持六分仪的人将从驾驶室里消失，他将坐在船舱里，把电话紧挨着耳朵问道：“喂，楠塔基特岛（或者，“喂，瑟堡岛”），我目前的位置是多少？”那些地方的领航员就会报出他目前所在的精确方位。事情就是如此简单。 为了使人们能够平安、舒适而颇有收获地横跨地球表面，人类已经做出了20多个世纪的努力，这20多个世纪的光阴并没有虚掷。这是人类历史上国际合作第一次成功的经历。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挪威人、瑞典人、丹麦人、德国人，他们所有人都曾为这项工作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至于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无关紧要）。 讲述人类合作史上特殊的一章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是，下面还有许多别的内容，足以使我们忙碌很长一段时间。 四季的形成 “季节”（season）一词源于拉丁语动词“serere”，这个词的意思是“播种”。由此可见，“season”原来只用于表示春天——“播种的季节”，但是在中世纪初，“season”失去了原有的专有含义，把其他三个季节也加入进来，来代表一年中的四个部分：冬季（winter），或者“潮湿的季节”（wet sea son）；秋季（autumn），或者“增长的时期”；夏季（summer），是古代梵语对全年的称谓。 四季影响着人类的日常生活，甚至浪漫情怀，除此之外，四季还具有令人乏味的天文背景，因为四季的循环往复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直接结果。 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周，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是356.25天，为了使历法规范，我们将每年的0.25天叠加起来，这样每四年就有一年是366天，这就叫做闰年。以两个0结尾的年份没有闰年，比如900年，1100年，1300年等；可是，这些年份中能够被400整除的年份却可以有闰年，这算是例外中的例外。最近一次的特例是公元1600年，下一次则是公元2000年。 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迹并不是一个正圆形，而是椭圆形。虽然它还不算标准的椭圆形，但是对于人类研究地球运行的工作，已经增加了许多复杂因素。另外，地球的轴与太阳同地球之间的平面之间不是—个直角，而是—个66.5°的倾角。当地球围绕太阳运行时，地轴始终保持着这个角度，这就直接导致了世界不同地方不同季节的差异。 3月21日，地球和太阳所处的位置使得太阳光刚好均匀地照射着地球表面的一半，于是在这一天，世界各地的昼夜长短是一样的。三个月后，当地球完成了其公转行程的四分之一时，北极地区完全正对着太阳而南极地区则完全背向太阳，于是北极开始欢度每年的长达六个月的白昼，而南极却在安享长达六个月的黑夜。当北半球阳光灿烂的漫长夏季开始时，南半球的人们就要在火炉旁，一边读书，一边消磨着漫漫冬夜。但是，你要知道，当北半球的人们在圣诞节滑冰时，澳大利亚、阿根廷却正在忍受着夏季烈日的煎熬以至于许多人死于中暑，而当滚滚热浪袭击美国时，他们又在点燃他们的壁炉了。 四季更替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日期是9月23日，这是一年中第二次全球各地黑夜和白天长度相等的日子。然后，在12月21日，南极转过脸来面向太阳，而北极则与这个大热源挥手告别，这时北半球岁值严冬，而南半球正当盛夏。 气候带 然而，地轴独特的倾斜和地球自身的旋转，并不是形成四季变迁的全部原因。地轴66.5°的倾角还将地球划分为五个温度带。赤道两侧是热带区，那里的阳光几乎是垂直地照射着大地。南北温带区位于热带区与两极地区之间，在那里太阳光线并不是垂直的，所以它可以温暖比热带区更广阔的土地与水面。至于两极地区的太阳光线的角度如此之小，以至于在夏季一束阳光所照射到的地表面积要比其自身面积大一倍。 单凭文字解释这些问题，或许并不能使你全部明白。你可以去参观天文馆看看巨大的太阳系模型，那里的一切能比书本更快地帮你理解有关地球的问题。但是，只有少得可怜的城市认为有必要修建一个天文馆。你可以到市政厅去找那些老爷们，告诉他们，你要一个天文馆——作为圣诞礼物。当他们到字典里费劲儿地去查什么叫天文馆时（也许他们得花上20或30年时间才能找到答案），你最好去找些橘子、苹果和一根蜡烛，再用墨水来划分温度带，自己演示四季的交替。用一根火柴点燃蜡烛，就能给“南极”和“北极”带去白昼，或者长夜。如果有一只苍蝇飞到你自制的地球上时，你千万不要瞎想：假设——仅仅是假设——我们人类也是这样一只小飞虫，在一只硕大的橘子表面漫无目的地乱爬，一支更硕大的蜡烛在照耀着这个橘子和飞虫，而它们都不过是一个庞然大物在饭后消遣时掌中把玩的小玩意而已。 想象是有益的。 但是，千万不要在天文学领域内进行想象。 海洋中的大陆 我们所有人，都是无一例外地居住在岛上的。只是，地球上有些岛的面积远远超出其他岛，由此我们就将这些大岛归为一类，把它们称之为“洲”。顾名思义，“洲”就是比其他小块陆地，如英格兰、马达加斯加或者曼哈顿岛这样的小岛“拥有”或者“包含”更多的大块陆地的岛。 但是，在划分标准上却并不严格一致。美洲、亚洲和非洲是地球上三块最大的连绵不断的陆地，它们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洲”。可是，欧洲，在火星上的天文学家看来，只不过就是亚洲大陆伸出的一个半岛而已（也许比印度稍大一点儿，但也不会太多），却总是自称为“洲”。至于澳洲，如果有人胆敢提出这个岛面积不够大，人口不够多到足以称之为大洲，澳洲的居民无疑会因为他们亲爱的小岛而勃然大怒。相反地，格陵兰岛上的居民却仍然心甘情愿地做平凡普通的爱斯基摩人。虽然格陵兰岛的面积是地球上最大的两个岛屿——新几内亚岛和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岛——译者注）——面积总和的两倍。南极的企鹅如果不是这么温顺可亲，它们完全可以宣称自己是生活在洲上的，因为南极地区的陆地面积比那块位于北冰洋与地中海之间的陆地面积还要大。 我不知道这些混乱的情况是怎么造成的，但是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有许多个世纪出现过偏见。在那个时期，错误的观点在地理学资料中比比皆是，就像废弃的船身上附着的那些甲壳动物。天长日久（愚昧无知的黑暗时期持续了1400年），甲壳动物不断增生，最终可能被认为是船体的一个部分。 但是，为了使事情不再增加新的混乱，我还是采用普遍流行的观点来划分五大洲：亚洲、美洲、非洲、欧洲和澳洲。其中，亚洲面积是欧洲的4.5倍，美洲是欧洲的4倍，非洲是欧洲的3倍，而澳洲则比欧洲小几十万平方英里。在地理手册中应当将亚洲、美洲和非洲排在欧洲的前面，但是如果我们不仅要考虑面积，还考虑一个地区对整个全球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的话，我们就必须从欧洲开始谈起。 罗克奥尔——大西洋北部一块沉浮的大陆的顶部 让我们首先看看地图。事实上，与其多读文字，我们不如多看地图。地图之于地理，就像乐器之于音乐，水之于游泳一样，都是必需的。当你仔细观察地图，或者是拿一个地球仪，你会发现欧洲半岛被北冰洋、大西洋和地中海三片海洋紧紧包围，正位于拥有最多陆地的北半球的中心；与之相近的，形单影只的澳洲占据着它那个半球的心脏部位，正好在拥有最广阔海面的南半球的中央。拥有如此多的海水是欧洲拥有的最大优势，而且还不止于此。亚洲虽然有欧洲近五倍那么大，但其四分之一的陆地酷热难耐，还有四分之一的陆地与北极相邻，除了驯鹿和北极熊，那里再不会有永久居住者。 在这方面，与其他大洲相比，欧洲又占了明显的优势。意大利的脚趾尖——欧洲的最南端，尽管很炎热，但与赤道还有2600英里远的距离。欧洲北部的瑞典和挪威虽然有大片领土深入到北极圈以内，但受益于墨西哥湾暖流的呵护，其沿海地区气候长年温和湿润，而处于同一纬度的拉布拉多则是一片冰天雪地的荒原。 我们引以为荣的大陆难道就像这些漂浮在水盆中的软木吗？ 不仅如此，比起其他洲，欧洲还有很多的半岛、海湾、海岬和港口。想一想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丹麦、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爱琴海、马尔马拉海、比斯开湾和黑海，再想想诸如非洲和南美洲那些低矮而凹凸不平的海岸线。在欧洲，几乎每一部分大陆都能依偎海洋，于是就形成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的温暖宜人的气候。欧洲人的日子不太轻松可也不艰难，人们既不像非洲人那样整天游手好闲，也不像亚洲人那样不堪重负，这里的人们比任何地方的居民都能更好地将工作与闲暇娱乐恰当地结合起来。 山脉与海洋自然为界 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大陆就像这些漂浮在水盆中的软木吗？ 然而，气候因素并不是使欧洲人成为世界主宰的唯一原因，经过1914—1918年这场不幸的内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他们已经严重影响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地理环境在欧洲的发展和崛起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当然，地理的因素纯系偶然，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正是这种偶然让欧洲人从中渔利。同时，凶猛的火山爆发、大规模的冰川入侵和灾难性的山洪泛滥塑造了今日欧洲地理的这个现状，它们的山脉所处的位置成为自然的国界；它们河流的流向使内地以水为路，走向海洋，所有这些繁荣了商业与贸易，直到铁路与汽车发明的时代。 比利牛斯山脉将伊比利亚半岛从欧洲大陆断然隔开，同时也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然疆界；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也起着相同的作用；而法国西部的大平原则躲在塞文山脉、侏罗山脉和孚日山脉三座大山的背后。喀尔巴阡山脉也像一座屏障，面向着广袤的俄罗斯大平原，保护着身后的匈牙利，将两者隔离开来。在过去的800年历史中举足轻重的奥地利帝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环状的平原，但是它四周的崇山峻岭足以防范它的邻居，如果没有这道围墙的话，也许奥地利这个国家就不能存在那么长的时间。德国也一样不是单纯的政治产物。它辽阔的领土依托在阿尔卑斯山和波希米亚山的山脊之上，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缓缓下降的一大片地域。还有一些岛屿，诸如英格兰或者古希腊爱琴海上的那些小国以及荷兰、威尼斯这样的水上城邦。所有这些天然城堡，似乎都是造物主的精心安排，以使它们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 即使是俄国也不例外。我们常听说它是个人集权的产物（例如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可是实际上，它更是自然力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广阔的俄罗斯大平原处于北冰洋、乌拉尔山脉、黑海、里海、喀尔巴阡山脉和波罗的海的怀抱之中，这种地理位置恰好适宜发展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的帝国。在罗曼诺夫王朝崩溃后，苏维埃共和国能够建立并得以顺利保全，便是这一点的明证。 欧洲河流的流向，正如我以前所言，还对这块大陆的经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最实惠的作用。从马德里到莫斯科，除了多瑙河之外，都是南北走向，每一片内陆地区都能够直通大海。文明的产生往往更多地取决于水而非陆地。正是这些幸运的安排给欧洲带来了繁荣与富庶，成就了这块陆地的世界霸主地位，直到1914—1918年那场自杀性的灾难深重的战争发生，它才丧失了这个令人羡慕的王冠。让地图来证实我的话吧。 人类只能在高山与深海之间那一小块陆地上生存 与欧洲相比，在北美洲，它的东西海岸各有一列高大的山脉沿海岸线平行伸展，两列山脉中间是广阔的中西部大平原，这一地区只有一条入海通道，就是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而它们通往墨西哥湾——既远离大西洋又与太平洋相隔遥远的墨西哥湾。再看亚洲，那里崎岖不平的地表结构和蜿蜒曲折的山系走向使江河无序地流向四面八方。这些水系中最重要的几条河流穿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平原，消失到北冰洋中，除了能给当地渔民带来小小的福利，并没有给亚洲带去什么真正的实惠。至于澳洲，与欧洲相比，几乎没有可以航行的河流。在非洲，辽阔的中部大平原将河流挤到沿海的高大山脊之中，迫使河水在悬崖峭壁间左冲右突，蜿蜒曲折，这就使海运无法通过这些河流抵达内陆。相比之下，欧洲具备与人便利的山形地势、便捷有利的江河水系，其崎岖的沿海地貌还给它带来比非洲和澳洲那样齐整的海岸长9倍的海岸线。它还拥有温和宜人的气候和处于大陆群中心的便利位置。所有这一切都注定这一块大陆势必成为世界的领导。 但是，优越的自然条件并不能决定它的地位，在欧洲霸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是人的才智。北欧的气候温暖舒适，非常有利于人的脑力活动。此地的气候不会因为寒冷而影响休闲娱乐，又不会因为太热而影响日常工作，这种气候能够恰到好处地促使人去发挥聪明才智。正因如此，北欧的居民一旦国家太平、法规健全（法律是人们从事脑力活动的基本保障），便立即投身于科学探索之中，并最终依靠其先进的科学和强大的武器去奴役和剥削其他四大洲。 对数学、天文学和三角学知识的精通使他们能够自信地航行在七大洋中，他们很清楚返航的路线；对化学的兴趣使他们发明了一种可以在内部点燃的机器（叫做“枪”奇异的东西），利用这个工具，他们可以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或部落杀起人或者动物来得更快更精准；对医药学的研究成果使他们可以少遭受那些经常造成世界各地人口骤减的病魔的袭击。最后，土地贫瘠（与恒河平原和爪哇岛上的山区相对而言）和对生活质量的精心追求，使其逐渐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节俭和贪婪的习性，以至于他们常常为了财富而走向极端。因为，一旦没有财富，他们就会受到邻人的轻视而被看作是可怜的失败者。 那个神奇的被称作指南针的东西的引进，使欧洲人摆脱了教堂尖顶和熟悉的海岸线的羁绊，能够在茫茫大海上自由驰骋，将船舵从船舷移至船尾的改进（这一改进是14世纪上半叶完成的一项创举）使人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掌握航向的乐趣，并将欧洲人带出了他们那些小小的内陆海——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他们从此便以广阔无垠的大西洋为通道，进入了对遥远地区的贸易征服和军事侵占的时代。他们终于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幸运的地理安排，而恰好身处地球的大陆群中央。 500年来欧洲人一直保持着这个优势。蒸汽船取代了远洋帆船，由于贸易永远会选择代价最低的交通方式，所以欧洲仍然能够继续走在世界最前列。古代军事家称，哪个民族能够拥有最强大的海军，它就能够向其他民族发号施令。 他们是正确的，因为历史给出了证明。按照军事家给出的法则，挪威虽被威尼斯和热那亚霸占，而威尼斯和热那亚又成为了葡萄牙的手下败将；后来，葡萄牙夺走了西班牙的世界王冠；接着，荷兰取代了西班牙，成为下一任海上霸主；最后英国人又将荷兰人赶下台。这些曾操纵世界的国家，都一度拥有当时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海军舰队。然而，时至今日，海洋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它的重要性已被广阔的天空取代，并迅速地发展成为第二个商业高速路。也许，使欧洲失去霸主地位的原因并不完全是由于世界大战，自从那种比空气重却能在空气中飞行的神奇的飞机发明以来，就对欧洲的命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热那亚一位羊毛商的后人发现了海洋无限利用的可能性，从此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市郊一个自行车修理店的店主则发现了天空的无限价值。也许，一千年之后的孩子们可能会不知道哥伦布是何许人，但是他们一定会熟悉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的名字。因为，正是他们兄弟俩的聪明才智使世界文明的中心从旧世界转移到了新世界。 欧洲的发现：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的居民 在欧洲大陆上生活着5.5亿人，仅次于亚洲的9.5亿，比美洲、非洲和澳洲人口的总数加起来还多，是南北美洲的两倍。这些数字大致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它们是由与国际联盟相关的国际统计学会统计出来的数字，这个学会由许多学者组成，他们看待这件事时能够用比较客观冷静的眼光，绝不会取悦哪一个国家，为了他们的民族自尊而歪曲事实。 根据这个博学的组织的统计，地球上的人口正在以每年3000万的速度递增。这可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如果按这个速度，世界人口将在60年内翻一番。在几百万年后，在19320年或者193200年甚或1932000年，人类的生活环境将不堪设想。在地铁里“只有站位”已经是件很糟糕的事情了，而如果在地球上“只有立锥之地”将绝对无法忍受。除非我们敢于面对现实，并及时地采取措施，否则人类的未来命运将比“只有立锥之地”更可怕。 这个问题是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那些在历史上曾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们——欧洲大陆的早期居民——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第一批欧洲大陆上的居民吗？那我就非常遗憾地告诉你，答案肯定是非常不明确的。这批人可能是从亚洲长途跋涉而来，他们是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那条狭窄的通道进入欧洲大陆的。在这里，或许他们还发现了更早的移民种族，只不过，那些比他们更早的居民还仍然处在较为原始的社会阶段。在人类学家收集到更多的资料之前，这些只是人们的猜测而已。我们还不应该将这些猜测加进这本地理书中，所以我们只能谈论的是这些后来的移民。 这些人为什么要迁移过来？他们为什么不远万里、不辞辛苦，从亚洲来到欧洲呢？正如在过去二三百年中，成千上万的人从欧洲这块旧大陆移民到美洲新大陆一样，人们为了西方那些肥沃的土地，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的机会。 从亚洲来的移民遍及欧洲各地，就像后来的欧洲移民遍布整个美洲大平原一样。在对土地和湖泊的疯狂抢占过程中（在人类早期，湖泊比土地更有价值），一切“纯种”的痕迹都在迅速地消亡。在大西洋沿岸，一些难以进入的地区和某些幽深隐蔽的山谷里，仍然还有少数弱小的民族在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并为自己保持了种族的纯正血统而自豪，但是他们却无法弥补与世隔绝的缺憾。今天，当我们谈论“民族”这个词时，已经没有那种绝对的人种纯正的意思了。 我们使用这样的名词来描述某个庞大的人群：他们或多或少地讲同一种语言；他们或多或少地有相同的历史渊源；在过去有史册记载的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他们拥有相同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及社会行为。这一切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具有一种民族归属感，我们使用种族（racial group）这个词来称呼他们。 根据“种族”的概念，今天的欧洲人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大种族和六七个较小的种族。 首先是日耳曼种族，包括英格兰人、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佛兰芒人和部分瑞士人。然后是拉丁种族，有法兰西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及罗马尼亚人。最后是斯拉夫种族，主要包括俄罗斯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这三大种族占整个欧洲总人口的93％。 其他种族包括200万的马扎尔人（或者叫匈牙利人），近200万的芬兰人，约100万的土耳其人后裔，他们居住在昔日土耳其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译者注）地区的遗留地。另外还有300万犹太人。另外还有希腊人，他们已经快被其他种族同化了，我们只能靠猜测他们的来源判断出他们是否是希腊人，但是我们肯定，他们在血缘关系上要更接近日耳曼民族。再就是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可能也有日耳曼血统，但是他们现在看起来已落后于时代上千年了，虽然当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出现在欧洲大陆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欧洲大陆上安居乐业五六百年了。最后还有爱尔兰的凯尔特人、波罗的海的利特人和立陶宛人，以及吉卜赛人。后者人数不详，来源不明，他们的出现很耐人寻味，他们的命运仿佛是一个历史教训：对于那些迟到者，那些在最后一块土地也被别人瓜分完了之后才来的人，他们的情形将和吉卜赛人一样。 以上就是生活在这块旧大陆山野和平原之间的种族。下面，我们将看到地理环境是如何影响了他们，反过来，他们又是如何改造地理环境的。正是在与环境的斗争中，人类创造了今天的文明。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们可能仍在茹毛饮血。 楔子：你该如何使用本书 参考地图是阅读本书的关键。许多优秀的地图册都制作得精良准确，随便准备哪一本都行，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本书。 你很快会发现，本书中有大量的地图，但是你不要以为它们就可以替代正规的地图册。我画这些图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方式，帮助你理解本书要讨论的问题，并且我还希望这些图能培养你画图的兴趣，使你能够根据已经掌握的地理学上的知识，自己绘制地图。你可以看到，无论平面图制作得如何巧妙，它们仍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是那些地球仪上的地图，但也不是尽善尽美，因为它本应该是椭圆形的。实际上，人们把地球仪做成球形只是为了方便，而不是为了更接近真实。地球的真实情况是，在接近两极的地区略微有点儿扁平，而这种差异只有十分巨大的地球仪才能显现出来，因此我们不必将这些小问题放在心上。你应该有个地球仪（我写作本书时就是借助一个花10美分就可以买到的、装在铅笔刀上的小地球仪），并能恰当地利用它，但是切记，它只是“近似”于地球，而不是“完全符合”地球的实情。如果你能获取船长资格证书的话，就可以在实际生活中领略地球的“实情”。如果你真有此意，你将花费很多年的时间去掌握这门异常艰难的学问，而本书并非专业书籍，而是一本帮助生活在地球上的普通居民了解地球概况的大众读物而已。 分别比较一下地球仪上的和平面图上的格陵兰及南美洲，看有多大的差别 现在我要告诉你：学习地理最有效、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在图中重新认识一切。不要模仿我的，或是任何别人的图画。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参考我画的那些图，但是你只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种地理学上的“开胃菜”，以吸引你充分享受自己做饭菜的乐趣。 我给你们作出了示范，根据自己的地理知识画出一些平面图，或者立体图。适应这些立体图需要一定时间，不过一旦你理解了它们，你就不会再喜欢那些平面图了。在我画的图里还有一些像是从山顶俯瞰大地，或是从不同角度画出的图，它们可以帮助你更全面地观察地貌。我还画了一些像是在飞机或者气球上画出的图，以及一些大海干涸了的情形。还有一些只是很漂亮的像装饰画一样的图形，而另一些则像几何图形。你自己选择吧，然后根据你对事物的认识和想法，自己动手绘制地图。 绘制地图你得有一个地球仪，大小皆可，还要有一本地图册，然后再准备好铅笔和纸，然后你就可以绘制了。 要记住，学习地理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使你永远不会忘记，那就是——动手画图。 希腊：连接古亚洲和新欧洲的纽带 希腊半岛位于巴尔干半岛的最南部，北临多瑙河；西依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一海之隔；东濒黑海、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和爱琴海，与亚洲相邻；在南部，以地中海为界与亚洲隔海相望。 我从未在空中眺望过巴尔干半岛，但是我觉得从高空看巴尔干半岛，它的轮廓肯定像从欧洲伸向亚洲与非洲的一只手掌。希腊就是这只手掌的大拇指，色雷斯是小指，而君士坦丁堡则是小指上的指甲，至于那些从马其顿和德撒利亚连绵到小亚细亚的山脉就构成了这只手掌的其他手指。在某些情况下，只有这些山脉的顶峰可以看得见，这些山脉从北到南一路绵亘，一直伸展到爱琴海的波涛之中，如果从高空中俯瞰，它们的踪迹会非常清晰，如半浸在清水盆中的手指。 这只手掌的骨骼就是那一列列坚实的山脉，它们呈对角线从西北延伸向东南。这些山脉的名称也是各种各样，有保加利亚语的、黑山语的、塞尔维亚语的、土耳其语的，还有阿尔巴尼亚语和希腊语的，但是你要记住有几条山脉在这一地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中之一就是狄那里克的阿尔卑斯山，它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一直伸展到将希腊半岛一分为二的科林斯湾。半岛的南部近似于一个三角形，古希腊人曾误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岛屿（这不足为奇，因为连接半岛南北方的科林斯地峡大约只有3.5英里宽），他们称之为伯罗奔尼撒半岛或者珀罗普斯岛。这个珀罗普斯——按照古希腊的传说——就是主神宙斯之孙，坦塔罗斯（古希腊传说中宙斯的儿子。由于他向人类泄露天上的秘密，并杀死自己的儿子珀罗普斯，将其做成菜肴给诸神吃以试验他们的观察力，从而触怒诸神，罚他在冥界受苦——译者注）之子，在奥林匹亚，他被尊崇为优秀运动员之父。 在中世纪，那些征服希腊的威尼斯人只是一群毫无想象力的商人，他们对于这个曾被父亲做成烤肉用来招待客人的年轻人毫无兴趣。他们发现，从地图上看，伯罗奔尼撒半岛就像一片桑树叶，于是他们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摩里亚半岛（Morea）。这就是你在现代地图册上看到的名字。 这里还有两座山脉互不相连，一个是北部的巴尔干山脉，整个半岛就是以它命名的，巴尔干山脉仅是一个半环形山系的南端，而北部就是喀尔巴阡山脉。两座山脉被“铁门”隔开，这个“铁门”就是多瑙河通向大海凿下的一条峡谷。在这里，多瑙河受山势挤压，只得掉头东去，注入黑海，转变了多瑙河从匈牙利平原流向爱琴海的“初衷”。 遗憾的是，这座隔在希腊半岛与罗马尼亚之间的“墙”并没有阿尔卑斯山那样高，无法阻挡从俄罗斯平原吹向巴尔干地区的寒冷风暴，因此半岛的北部常年冰封雪飘。不过，当俄罗斯的阴云抵达希腊之前，它们就被第二堵“墙”挡在了外面，这就是罗多彼山（Rhodope Mountains）。它的名字含义是“杜鹃花遍山”，你可以在其他词中找到相同的词根，如rhododendron（杜鹃花）、爱琴海上的Rhodes（罗德岛），意思是“杜鹃花覆盖的岛”，这充分说明希腊气候的温和宜人。 罗多彼山的高度达9000英尺，而巴尔干山脉的最高峰才不过8000英尺，它位于著名的希普卡关附近。1877年，俄国军队曾为通过这个关隘损失惨重。罗多彼山为它身后半岛的气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高达1万英尺、终年积雪的奥林匹斯山也在时刻保卫着帖撒利亚平原。正是在这块平原上，诞生了希腊民族。 肥沃富饶的帖撒利亚平原曾经是一个内陆海，但是后来，皮尼奥斯河（现在地图上的萨拉米比亚河）从著名的腾比河谷中间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河床道路，于是帖撒利亚湖的湖水全部倾入了塞萨洛尼基湾，从此这里就变成了一片干涸的陆地。帖撒利亚，这个古希腊的鱼米之乡，土耳其侵略者却忽略了它，他们一贯的漫不经心，与其说是出于心怀恶意，还不如说是出于穆斯林无可救药的懒惰。对于所有近在眼前的重要问题，他们的回答总是耸一耸肩，问一句：“这有什么用？”后来土耳其人被赶出这块土地，希腊的放债人就控制了那里的农民，继续从前的横征暴敛。现在，帖撒利亚主要出产烟草。这里有一个港口叫沃洛，昔日亚尔古英雄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寻找金羊毛的（源出荷马时代前的希腊神话——译者注），早在特洛伊英雄出生前他们的英雄事迹就已经家喻户晓了。帖撒利亚还有一个工业城市和铁路枢纽，这就是拉里萨。 希腊 有件趣事可以说明在古代人们是如何被莫名其妙地聚在一起的。在拉里萨这个帖撒利亚的中心城市，有一个黑人区。他们是当年战争的纪念品。土耳其从他们在非洲的领地苏丹调来了几个军团，来镇压1821—1829年希腊人的起义，这些土耳其人并不在乎是什么人在为他们流血牺牲。拉里萨就是那场战争的土耳其总部。战争结束后，可怜的苏丹人就被遗弃在这里，终日流落无依，困顿他乡，直到今天仍然留在这里。 不过，这本书讲完之前，还有比这更莫名其妙的事情。你将了解到北非有红种印第安人，中国东部有犹太人以及大西洋无人居住的荒岛上还出现了马儿。这些奇闻趣事应该让那些鼓吹“纯正血统”的狂热分子好好读一读。 从帖撒利亚跨过品都斯山就进入了埃皮鲁斯地区。品都斯山和巴尔干山群山一样雄伟高大，一直都是埃皮鲁斯与希腊其他地区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当年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认为这一地区是人类的发祥地，至今仍是一个谜；因为这里民生凋敝，没有港口，没有像样的公路，只有贫瘠不堪的高山和无精打采的牛群，而且当罗马人在一次战役之后将15万埃皮鲁斯人卖为奴隶（这是罗马人建立法律秩序臭名昭著的手段之一）之后，当地的早期居民也所剩无几。但是，这里还有两个地方很有趣，一个是伊萨卡岛，另一个是克基拉岛，它们是被伊奥尼亚狭长的水道与大陆隔开的。伊萨卡岛是受难的神话英雄奥德修斯的故乡。克基拉岛则是淮阿喀亚人的最早的家园，他们的国王阿尔喀诺俄斯就是瑙西卡的父亲。这位瑙西卡是所有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可爱的女人，一直是优雅热情的典型。克基拉岛属伊奥尼亚群岛，起初被威尼斯人占领，后来又归法国人所有，接着英国人又成为这里的主人，直到1869年，它才回到希腊人的怀抱。这个岛现在已名扬天下了，这是因为在1916年，它曾做过溃败的塞尔维亚部队的撤退藏身之所，并且几年前还挨过法兰西海军几下漫不经心的炮轰。将来，这里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冬季疗养胜地，只可惜它的位置恰恰处在欧洲著名的地震带上。 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作为地震的产生地，留下了一个声名狼藉的记录。它附近的扎金索斯岛在1893年就曾遭受过一次严重的地震灾害。可是，地震灾害并未阻止人们去那些有危险但却风景秀丽的地方。如果你曾周游世界，你会惊奇地发现在许多火山舒缓的山坡上都住满了人，其人口甚至会超过地球脆弱的地表上其他不易发怒的地区。不管怎样，我要从埃皮鲁斯继续向南一路前行，到维奥蒂亚去瞧一瞧。 这个区域就像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汤盘，躺在阿提卡向南伸展的丘陵以及帖撒利亚和埃皮鲁斯向北伸展的山区之间。我之所以讲这一地区，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作为一个经典范例充分说明了我曾在本书开头提及的大自然对人的影响。 对于黄金时代的普通希腊老百姓来说，一个维奥蒂亚人——尽管他来自帕纳萨斯山，来自诗神缪斯的灵地，来自特尔斐（希腊古城，古希腊最重要的朝圣地——译者注）神谕立庙的圣地——仍是一个乡巴佬，一个反应迟钝的粗人，一个丑角，一个笨蛋，一个蠢货，一个呆子，一个笨头呆脑的傻瓜，一个命中注定要在古希腊一切粗俗闹剧中被人当成笑料的滑稽角色。 然而，维奥蒂亚人的天生素质并不比其他希腊人差。古希腊军事家伊巴密浓达和古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都是维奥蒂亚人，但是他们都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故乡。那些一直生活在维奥蒂亚的后人常年受到科皮斯湖沼泽地带瘴气的毒害，从现代医学角度看，他们或许都是疟疾的牺牲品，这种疾病当然会使人头脑迟钝。 在整个13世纪，法国十字军骑士们成为雅典新一代的统治者。他们排干沼泽，于是维奥蒂亚的基本条件得到了改善，而后来的土耳其人却任蚊虫孳生，使这里的环境每况愈下。最后，是他们的新统治者——法国人和英国人——把科皮斯湖的湖水完全排进了埃维克海，并把这片内陆海的海底变成了一片富饶肥沃的草场。 今天的维奥蒂亚人，就像雅典人或者布鲁克林擦鞋匠一样，和昔日的维奥蒂亚人迥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语。真是天晓得，他们已经变得十分机灵，足可以从苏格兰佬或者亚美尼亚人那里诈取更多的钱币。沼泽消失了，瘴气没有了，疟蚊也绝迹了。随着瘴气弥漫的沼泽被排干，多少世纪以来曾被当成是傻瓜笨蛋和弱智低能的A级展览区而受到嘲弄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接下来，我们去参观希腊最有趣的地方——阿提卡。现在，我们可以从拉里萨乘火车到雅典，这条铁路线与欧洲主干线相连。但是，古代希腊人如果想从北方的帖撒利亚到达南方的阿提卡，却只有唯一一条路线，那就是经过温泉关（Thermopylae）。这个所谓的关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关口，它实际上是两山之间的一条狭窄的山沟，只有45英尺宽，在伊蒂山和埃维亚海的海拉伊湾之间。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斯和他的300斯巴达子弟兵就是在这个温泉关前全部为国牺牲的。那是公元前480年，为了阻止薛西斯（古波斯帝国国王——译者注）的游牧部落的进军，拯救欧洲于蛮族的铁蹄之下。200年后，野蛮的高卢人也是在这里被阻挡，未能进入希腊大门。甚至到了1821—1822年在希腊和土耳其的战争中，这个关隘还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今天，这个温泉关已经荡然无存。海水从大陆后退了大约3英里，只在那里留下了一个简陋的海水浴场，患有风湿病和坐骨神经痛的人试图在这些温泉中进行治疗（“thermos”在希腊语中是“温”的意思，英语中“温度计”（thermometer）与“热水瓶”（thermosbottle）就是由此得来）。但是，只要人类还在尊重那些为失败的事业而宁死不屈的英雄，这个以“温泉”命名的战场就将永远为人们纪念。 说到阿提卡地区，它是个面积不大的三角地带——一块被爱琴海碧波所环绕的岩岬。这里多山，群山之间有许多小山谷，所有的山谷都可以直通大海，从海上吹来的温和的风使这里空气清新纯净。古代雅典人宣称，他们的聪明智慧与远见卓识均得益于他们所呼吸到的清新宜人的空气。这种说法应该是对的。这里没有维奥蒂亚那种污浊的死水沼泽，也没有生命力旺盛的疟蚊繁衍。这里清新的空气使雅典人非常健康，并能长久保持。雅典人最早认识到精神和肉体是不可分的，人的肉体与精神合而为一，健康的身体必然能促进健全的精神，而精神的健康对于肉体的健康又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种清新的空气中，就有可能从阿克罗波利斯直接看到彭特莱恩山，这座俯瞰着马拉松平原的高山还向雅典提供装饰城市的大理石。当然，气候并不是成就雅典的唯一因素。 地中海 还有，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海洋，它让阿提卡人直接走向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无论是人烟稠密的城镇海港还是人迹罕至的天涯海角，到处都留有阿提卡人的足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创造了地理奇观，它将一座类似于方台的峭壁平顶小山摆放在平原的正中间。这座小山500英尺高，870英尺长，435英尺宽，周围环绕着伊米托斯山（雅典最佳蜂蜜的产地）、彭代利孔山和埃格柳斯山。当年，就是在埃格柳斯山上，这位波斯国王的军队刚刚将他们的城市付之一炬的几天后，那些从雅典逃出来的不幸难民目睹了薛西斯的海上战船在萨拉米斯湾全军覆没。这座坡度陡峭的小山吸引了来自北方的移民，因为这里可以提供食物和安全，从而使他们成为这里最早的居民。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无论雅典还是罗马（或者伦敦、阿姆斯特丹），欧洲这些最重要的城市并不是紧邻海边，而总是与大海保持着好几英里的距离。这也许是因为，紧邻大海的早期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城市——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常常受到海盗突袭的威胁，所以几百年后建成的罗马和雅典不得不接受前车之鉴。不过，雅典比罗马更靠近海洋，因而出海更加方便。希腊水手在比雷埃夫斯（今日的雅典港）登岸后不久就可以与家人团聚了，而罗马商人弃舟登岸后，还需要三天才能到家，这未免太远了。于是，他们就不再回家乡罗马，而改在台伯河口岸定居。就这样，罗马渐渐失去了与大海的密切联系，而对于所有渴望世界霸权的国家，海洋是提供巨大利益的地方。 这些方台山上的居民，这些“高城”（即雅典卫城）中的居民后来逐渐迁到平原上居住。他们在方台山周围建立了住宅，还修筑了围墙，最后他们的堡垒与比雷埃夫斯连成一片，合而为一，这些居民从此便依靠贸易和抢劫过上了富裕惬意的生活。在相当长的时期，他们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堡都是整个地中海地区最富庶的城邦。他们的卫城也不再是一个住所，而变成一个圣地——矗立着一座座白色大理石的神殿，这座神殿骄傲地映衬在阿提卡淡紫色的天空之下。虽然这座卫城的一部分神殿被土耳其人炸毁了（指雅典卫城上的巴特农神庙——译者注），但是在那些名胜古迹中，它仍是能够尽善尽美地展现人类艺术天才的最独特最辉煌的代表。 1829年，希腊恢复了自由，而当时的雅典已经沦落成一个只有2000人的小村落。1870年，它的人口激增到4.5万。如今，这里拥有70万人口，和美国西部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差不多。如果希腊在世界大战结束后不曾拿自己的命运为赌注，愚蠢地将小亚细亚极其有价值的殖民地尽数交出，雅典可能会成为爱琴海的霸权中心。尽管如此，在不久的将来，它仍会东山再起。好事虽然多磨，但仍然可能会发生。以宙斯最聪明最机智的女儿雅典娜命名的城市，一定会像它那位从父亲的脑袋里蹦出来的守护女神那样，具有无与伦比的神力，可以死而复生，重焕青春。 我们来到希腊半岛的最南端，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在这里，我们的愿望和祝福不再生效。珀罗普斯王子被他恶毒的父亲诅咒着，他的诅咒使这块以这位不幸的王子命名的土地永远无法逃脱磨难。这里，雄伟的大山挡住了海洋，大山的后面呈现出一派阿卡地亚的牧歌般的土地。所有的诗人都称颂这个诚实、纯朴、可爱的牧羊姑娘和小伙子的故乡。诗人们对于自己最不了解的事物，就容易献出他们满腔的热情。因为阿卡地亚人并不比其他希腊人更诚实。如果他们没有像其他那些狡黠的希腊人那样玩骗人的伎俩，那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撒谎，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这样的本事。他们并不偷窃，这是因为在这个只有枣和山羊的地区，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他们也不撒谎，是因为他们的村庄太小，每个人都对其他人的一切知道得一清二楚。如果他们不是像埃莱乌西斯（古希腊城市，秘密宗教的发祥地——译者注）或者其他圣地居民那样虔诚而奢侈地敬奉诸神，他们就应该有自己的神——潘神（希腊神话中外形有点儿像野兽的丰产神）。当涉及开粗俗玩笑、低级趣事时，潘神丝毫不输于奥林匹斯山的任何一位大神。 和现在一样，阿卡地亚人是好战的，可是这对他们毫无益处。和大部分乡下人一样，他们不习惯被纪律约束，而且对于由谁来做他们的统帅，意见并不一致。 阿卡地亚山以南就是拉哥尼亚平原，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地，比阿提卡所有的山谷都肥沃。然而，就精神食粮而言，这里却荒凉贫瘠，除了满足生活必需的物质，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在这块平原上，有一座最奇特的古迹——斯巴达城。斯巴达人坚持北方人所反对的一切。如果雅典人说“是”，斯巴达人一定说“不”。雅典人信奉灵感之光，而斯巴达人则讲究效率与奉献。当雅典人骄傲地宣扬英雄人物的天授神权时，斯巴达人则在过着庸庸碌碌的生活。当雅典向世界敞开大门时，斯巴达人却闭关锁国，拒不允许任何人踏上其领土。雅典人是天生的商人，而斯巴达人则不允许自己涉足散发着铜臭的商业。如果我们以成败论英雄，那么斯巴达人无疑是失败者。雅典人的精神已经深入到世界各地，而斯巴达人的灵魂却随诞生他们的城市同归于尽，最终灰飞烟灭。 在现代希腊地图上，你可以找到一个叫“斯巴达”的地方。那是一个生活着贫苦农民和养蚕人的小村落。它于1839年在被认为是古斯巴达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一位热心的英国人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一位德国人进行了建筑设计。可是，没有人愿意在那里生活。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至今才有4000居民在那里生活。这是珀罗普斯的诅咒！这个古老的诅咒甚至于在半岛的另一端更加奏效，这一诅咒在史前的迈锡尼城堡则完全应验了。 迈锡尼遗址坐落在附近，纳夫普利翁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著名的港口城市。这个城邦于公元前5世纪被毁。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迈锡尼甚至比雅典和罗马具有更直接的重要意义，因为就是在这里，人类的文明首次登上原始的欧洲海岸，而那时候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没有开始。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形，就请看看巨大的巴尔干“手掌”从欧洲伸向亚洲的那三条半沉没的“手指”。这三条手指般的山脊是由一些岛屿构成的。这些岛屿大部分属于希腊，只有爱琴海东部的几个小岛被意大利占据，它们至今仍属于意大利，因为没有别的国家愿意为遥远的大洋中几块毫无价值的礁石开战。为方便起见，我们将这些岛屿分为两组，即靠近格雷西亚海岸的基克拉泽斯群岛和靠近小亚细亚的斯波拉泽斯群岛。这些岛屿，就像圣徒保罗已经知道的那样，彼此之间相距很近。于是，它们就成为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西传到欧洲的桥梁。由于受到居住在爱琴海诸岛上的早期亚裔移民的影响，这些文明已经显著地“东方化”了。当它们最终以那些形式到达迈锡尼时，迈锡尼本应该像后来的雅典那样，成为古希腊世界的中心。 这何以没有成为现实？我们无法知道。就像我们不清楚为什么马赛——这个雅典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地中海的新任霸王——竟然被迫将这莫大的荣誉拱手让给一个后起的小村庄、时代的暴发户——罗马。迈锡尼昙花一现的辉煌以及突然的衰落将永远是个谜。 也许你会提出反驳，因为我讲的这些都是历史而不是地理。但是，在希腊，就像在其他古老国度一样，历史与地理交织在一起，无法将它们分开讨论。而且，从现代观点看来，希腊只有很少的一点地理值得介绍。 科林斯地峡被一条运河贯穿，但是这条约有3英里长的运河太浅又太窄，大型船只无法航行。希腊由于同土耳其（还有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单独或共同）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它的疆域几乎扩大了一倍。但是，它又在它的霸主梦想中低估了土耳其人的战斗力，又丢掉了新领土的一半。现代希腊人仍和他们的祖先一样，随时准备走向大海。他们那面蓝白相间的国旗（这是1821年希腊重获独立时，第一任国王采用的这种古代巴伐利亚人使用的颜色）在地中海上到处可见。甚至偶然在北海和波罗的海中也可见到它的踪影。不过，那些希腊船只可不像英国诗人济慈所描写的希腊古瓶那样优美高雅，它们以懒散和肮脏而闻名。 还要补充几句，希腊还盛产无花果、橄榄和无核小葡萄干，并向那些喜欢这些美味的国家出口。 希腊能如她的人民所热烈期盼的那样，重获昔日的光荣吗？也许可能吧。 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它先后曾被马其顿人、罗马人、哥特人、汪达尔人、赫鲁利人、斯拉夫人所蹂躏，被诺曼底人、拜占庭人、威尼斯人和那些罪行罄竹难书的十字军恶棍征服，并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又几乎被阿尔及利亚人赶尽杀绝，并险些被新移民同化；还被迫在土耳其人统治下，长达整整四个世纪之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又被协约国军队当作后勤供应基地和战场——这样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而要让它恢复元气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只要一息尚存，就有希望，虽然对希腊而言，伟大的希望是如此渺茫。 意大利：地理造就的海上强国或陆上强国 从地理学角度讲，意大利是个巨大的废墟，它是一座庞大山脉的残骸。这个山脉曾像现在西班牙的地形一样，呈正方形，后来渐渐下沉（在上百万年的漫长岁月中，即使是最坚硬的岩石也会被腐蚀的），直至最终消失在地中海的碧波之下。现在我们看得到的只有古老的高原最东面的一角，即亚平宁山脉，它从波河流域一直延伸到意大利靴形半岛尖端的卡拉布里亚。 科西嘉岛、厄尔巴岛和撒丁岛，都是这片史前高原的遗迹。西西里岛当然也是它的一部分。第勒尼安海中随处散布着的小岛便是这座远古高原上山峰的化身。当整个高原全部被大海吞没时，必定是十分惨烈而悲壮的一幕。不过，由于这个悲剧发生在2000万年前，那时的地球正在遭受着最后一次火山大喷发的灾难，整个世界弥漫着火山的烟尘，自然不会有哪一个人类成员能够诉说当时的故事。沧海桑田只在一瞬间，但谁能想到一座大山的覆灭竟能给后来的亚平宁半岛上的居民带来福祉。今天，这个国家被赋予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及优越的地理位置，所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似乎命中注定使它成为古代强国，以及传播艺术与智慧的重要地区之一。 希腊是一只伸向亚洲的巨手，抓住了尼罗河流域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古老文明，并将这种文明传播到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 但是在那个时期，希腊人自己却有点儿疏离于给他们施恩泽福的大陆。他们的国家像个孤立的半岛，虽与大陆骨肉相连，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为整个巴尔干山脉的层峦叠嶂、万千沟壑将它与欧洲及世界隔绝了。 意大利 与此相反，意大利却能既得益于三面环海的岛国优势，又得益于横跨北欧大陆的陆上优势。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事实，而不时地将意大利与西班牙以及希腊相提并论。西班牙和希腊的确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利牛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都是南北方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屏障。相反，意大利的波河流域大平原却如同一个凸角，一直深入到欧洲的心脏地带。它最北方城市的纬度，要比日内瓦和里昂的纬度还高，甚至米兰和威尼斯也比波尔多（法国南部港口城市——译者注）和格勒诺布尔（法国东南部城市——译者注）的纬度更高一些，而佛罗伦萨（我们无意中把它当做意大利的中心）却和马赛几乎在同一纬度。 更何况，阿尔卑斯山虽然远远高于比利牛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但是它的走势却为南北交通提供了一条较为便利的通道。与意大利北部边境线几乎平行的莱茵河和罗纳河横穿阿尔卑斯山，那些山谷溪流都注入这两条大河，与主河道正好垂直，于是就为通向波河平原提供了捷径。汉尼拔（迦太基人，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译者注）和他的大象马戏团是第一批证实这条捷径的人，只不过他们的到来给毫无防范的罗马人以沉重打击。 依仗这样的地理条件，意大利便可以扮演双重角色：作为海上霸主，它主宰着地中海世界；作为陆上强国，它统治并剥削着欧洲各国。 直到地中海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美洲大陆的发现又使得大西洋一跃成为商贸与文化的枢纽，意大利才失去了昔日的优势。由于煤、铁资源匮乏，它无法与西方工业强国竞争。但是，从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起直到公元4世纪，在这漫长的1200年中，意大利一直统治并管理着易北河、多瑙河以南的欧洲的每一寸土地。 公元前5世纪，野蛮的日耳曼族部落从亚洲迁移而来（时至今日，这些人还在拼命争取炙手可热的东欧地区所有权），是意大利人最先向他们提出了法律与秩序的最初观念，并证明了自己这种较为开化的生活要远远优越于日耳曼野蛮人的那种居无定所、肮脏邋遢的游牧生活。当然，意大利对别国的横征暴敛无疑养肥了它自己。不过，在收取苛捐杂税的同时，它也将其中一部分交付于民，并从此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命运。 即使在今天，一个比较细心的观察者，在参观巴黎、布加勒斯特、马德里或者特雷沃时，也会吃惊地发现这里的居民与罗马人有着相似的外表和观念。他还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地方的商店招牌无论是法语的、西班牙语的、罗马尼亚语的，还是葡萄牙语的，他都能读懂。他很快就意识到：“这里是古罗马帝国的旧殖民地。这片土地过去曾归属于意大利，就如同今日的菲律宾之依附于美国。是意大利建筑师修建了这里的第一批房屋，是意大利将军规划了这里的第一条道路，甚至这里的最早的商业贸易法规都是由中央政府的语言——意大利语书写的。”他开始感喟这个国家所具有的巨大的地理优势——它既归属于大海，又是大陆的一部分。 意大利以其幸运的地理位置征服了整个已知的世界，但是正是这个位置使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瑕疵。这个在火山喷发中诞生的国家，将时刻面临着它的“生身之母”的死亡威胁。因为，意大利不仅是个拥有月光下的废墟、橘树、曼陀林音乐会和如诗如画的农庄的文明古国，它同时还是一个以火山喷发而闻名于世的“火山之国”。 每一个年满70岁的意大利人（在这里活到70岁是很容易的，因为笑声与礼貌已成为天性，就像在一些令人不快的国家，苦笑和粗野是那样的自然而然一样）在被恭敬地送入家族墓地之前，肯定都曾亲身经历过至少一次大地震和两次小地震。仅在1905—1907年间，地震仪（最可靠的仪器，我希望所有的仪器都能像它那样精确得可怕）就报告了300次地震。在其后的1908年，整个墨西拿就被地震完全毁灭了。如果你需要一些重要资料（数字往往比文字更有说服力），下面就是有关卡普里岛对面的伊斯基亚岛的地震记录： 仅仅该岛发生地震的年份就有：1228年，1302年，1762年，1796年，1805年，1812年，1827年，1828年，1834年，1841年，1851年，1852年，1863年，1864年，1867年，1874年，1875年，1880年，1881年，1883年，等等。 几百万年的火山喷发，使意大利广袤的大地逐渐被层层凝灰岩所覆盖。这些凝灰岩是从火山口喷出的火山灰构成的一种软质的岩石。这种火山凝灰岩层是多孔的，渗透性非常好，对整个半岛的景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火山凝灰岩覆盖了不下4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包括罗马古迹的那7座小山，它们也是由硬结的火山灰堆积而成。 史前的火山喷发还能造成其他的地质演变，使意大利的土壤层极其脆弱而变化多端。纵贯整个半岛并将它一分为二的亚平宁山脉，大部分是由石灰岩构成的。这种软质的石灰岩覆盖在年代更久的较为坚硬的岩层上面，非常容易滑动。古意大利人对此十分了解，所以即使在没有火山喷发的时候，他们也习惯于每20年就考察一下地界，查看一块大地产的尽头和另一块大地产的开端的石头标记，看看石头是否还在原处。对于现代意大利人，他们都要被教导去认识他们的土地，因此，每当铁路变形、道路断裂，或者一个村庄从可爱的绿色山坡上翻滚而下时，他们就认识到土地的滑动过程（这个过程，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当你访问意大利时，你会惊诧于这里会有那么多的村庄位于高山顶上。通常的解释是：古代居民是出于安全考虑才避居“鹰巢”。然而，这其实只是次要的考虑。他们住在很不舒适的山顶上面，远离山谷的水井和便利的交通要道，主要是为了避免遭遇滑坡的死亡危险。在山顶，古老的地质岩层往往暴露在表面，形成坚固的地表，为以后的居民提供了永久的居所。山坡松软的石灰岩地表，就像流沙一样不安全。因此，那些远观如美丽图画的村庄，你一旦住进去，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这一切将我们引入对近代意大利的思考之中。意大利不像希腊，并没有江河日下。这个国家正在理智而勇敢地向一个新目标前进。如果它能长期坚持，它就会弥补1000年来因疏忽而造成的损失，甚至会重返世界强国之列重获昔日的光荣。 1870年，意大利再度统一，而且意大利人刚刚赢得了独立，将外国统治者赶到了阿尔卑斯山那一边（这些侵略者的老家），他们就开始了这项伟大而近乎绝望的奋斗事业——重整山河。 侵蚀 他们首先把注意力投放在波河流域——它是整个半岛的鱼米之乡。波河不像其他河流那样长。事实上，如果你看过世界河流长度的对照表，你会发现，伏尔加河是欧洲唯一有资格进入前列的河流。波河位于北纬45°，只有450英里长。但是，波河盆地却有2.7万平方英里，既包括其支流的发源地，也包括那些承受波河恩泽的地区。波河的流域虽不及其他几条大河宽广，但也有其独特之处。 这条河全长的六分之五是可以通航的，同时它还是世界上缔造三角洲最快的大河之一。每年，波河三角洲的面积都向外扩大四分之三平方英里，把三角洲向前推进200英尺。长此下去，10个世纪之后，这个三角洲就会伸展到对面的伊斯特拉半岛，而威尼斯就会被置于一个内陆湖上，一条7英里宽的堤坝会将它与亚得里亚海隔离开来。 波河携带入海的大量沉积物，其中有一部分积到了河底，使河床上覆盖了一层几英尺厚的坚硬物质。为了防止日益升高的河水浸没周边地区，沿岸的居民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筑坝围堤，这项工程时至今日仍在继续。其结果使波河水面比其周围的平原高出许多。在一些村庄，堤坝高达30英尺，河面竟然与房屋的屋顶一样高。 波河流域还有一些著名的东西。曾经一度——如果从地质学角度看，就是不久以前——整个意大利北部平原都是亚得里亚海的一部分，那些今天深受夏日游客青睐的阿尔卑斯山峡谷，则是狭窄的港湾，就像现代挪威的被海水淹没的峡湾一样。这些昔日的海湾是冰川融水的泻口。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被冰川覆盖着，阿尔卑斯山上的冰川面积远比现在大。冰川上的石块从沿着山坡下滑的冰川上滚下来，形成“冰川堆石”或者“冰碛”。当两块冰川撞击到一起时，两块冰碛也就合为一体，比原来的高一倍，形成“中间冰碛”。当冰川最终融化，它就滴入碎石当中，称为“终极冰碛”。这些“终极冰碛”类似于地质学上的海狸堤坝，它们从低向高，隔离了整个峡谷。在冰川时期，大量的冰川融水渗透过“终极冰碛”向下流淌，随着冰川消失，水也越来越少，而“终极冰碛”又比原来的水位高出许多，于是这里形成了一片湖泊。 所有意大利北部的湖泊，如马焦雷湖、科莫湖和加尔达湖，都是冰碛湖。当人类出现，并学会农田灌溉时，这些冰碛湖又成为蓄水池。当春天来临冬雪消融时，冰碛湖接纳了所有多余的水，如果这些融水汇入一个山谷之中，就会形成最具破坏力的洪灾。加尔达湖接纳融水后会升高12英尺，马焦雷湖将上涨15英尺，而且还可以接纳更多的融水。一个简单的水闸系统就可以控制住这些水，并可以按需要来调节这些水。 波河平原的早期居民早已学会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了。他们开凿运河，将上百条汇入波河的小河连接起来，还修建了许多道堤坝。今天，每分钟有上千立方米河水通过这些运河。 这里也是盛产水稻的理想地区。自从1468年一位比萨商人第一次将水稻引入这一地区，到现在水稻田已经成为波河平原中部最平常的景观。其他一些农作物，如玉米、大麻和甜菜也被引进这里。这片大平原虽然比意大利半岛其他地区缺少雨水，但是却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 这个地区不仅为男人们提供食物，还为妇女们奉献衣裳。早在9世纪，养蚕必不可少的桑树就在这里出现了，它们被拜占庭人（拜占庭位于罗马帝国东部，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它的主要城市君士坦丁堡并将该城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都，拜占庭由此灭亡）从中国带到了这里。桑树找到了伦巴第地区（该名称源于伦巴第人，这是一个从易北河河口迁移到此定居的条顿部落）最适宜的生长环境。今天，这里大约有50万人从事丝绸业，他们的产品质量比“蚕的故乡”中国和日本的同类产品还要高。就是这种毫不起眼的小虫子为我们提供了最华丽的服装。 整个波河平原人口十分稠密是不足为奇的。然而这些城镇的最早居民却与河流保持着一定距离。因为，他们当时的工程还没有先进到足以建造稳固的堤坝，另外，他们还害怕那些每年春涝后形成的沼泽。都灵是波河平原上的唯一一座重要城市。它早年曾是萨瓦公国议会所在地，它现在统治着整个意大利，并且还连接着通往法国和瑞士的关口（塞尼斯关口和圣伯纳关口，塞尼斯关口通往法国，以狗和修道院著称的圣伯纳关口通往罗讷河河谷）。都灵地势非常高，无需担心会被洪水淹没。这里的另一座城市米兰是这一地区的首府，是五条重要商道（圣哥达、辛普朗、小圣贝纳德、马洛亚和施普吕根）的汇合点，它位于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布伦纳山口的终点维罗纳地处阿尔卑斯山脚下，是意大利与德国边境最古老的关口。克雷莫纳是小提琴制作世家——著名的斯特拉地瓦利、瓜奈里和阿马蒂三家族的故乡，位于波河附近，但是伯杜瓦、摩德纳、费拉拉和博洛尼亚（欧洲最古老的一所大学所在地）都与波河这条大动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同时又依赖着它维持着自己的繁荣。 这一点对于古代两座最具浪漫色彩的城市——威尼斯和拉韦纳——也是同样真实。威尼斯城内有157条河道，长达28英里，这些河道便是该城的交通要道。这里原本是难民的藏身之所。这些难民为了逃避蛮族入侵所带来的灾难，远走他乡，发现了波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这片泥泞的土地。这些难民发现只要他们愿意去挖，这里的盐滩就是遍地黄金，可以使他们富甲一方。于是，对盐的垄断使这些难民走上了致富之路。他们的茅草棚变成了大理石宫殿，他们的渔船采用了战舰的规模。 几乎整整有3个世纪，他们都是整个文明世界的领先的殖民强国，以一种最高贵傲慢而又最温文尔雅的风度面对着教皇、皇帝和苏丹王。当哥伦布发现了（当然是自以为发现）通往印度之路并安然归来的消息传到威尼斯里亚尔托岛的商业中心时，引起了一场极度恐慌。所有股票和债券都下降了50点。这一次，经纪人们作出了准确的预言。从此，威尼斯再也没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它精心维护的海上贸易通道变得一文不值，所有的投资都付诸东流。里斯本和塞维利亚迅速取代了它而成为国际大货栈，全欧洲的国家都向那里寻找香料及其他亚洲、美洲的产品。威尼斯则吞饱了黄金，成为18世纪的巴黎。那些重视高雅教育的青年，还有一些纨绔子弟聚在这里，想学一些上流社会的时髦玩意儿，或者进行高雅的享乐。狂欢刚刚开始，末日就已悄悄降临。拿破仑仅派了一个小分队就征服了这座城市。水道的美景依然在这里供你赞叹。只不过，20年后的机动船将使这一切毁掉。 北方与南方 另一座城市就是拉韦纳，它也是波河泥沙造就出来的。它与亚得里亚海被6英里长的一片泥沙阻断，由一个平淡无奇的小港湾变成一座内陆城市。这片沉闷的洼地曾使客居在此的但丁和拜伦纵酒销魂、放浪形骸。在15世纪，这里甚至比今天的纽约更为重要，因为它那时是罗马帝国的首都，是一个驻防着庞大队伍的重要海军基地，并且是当时最大的纺织用锭盘以及木材供应基地。 公元404年，罗马皇帝认为罗马已危在旦夕，因为蛮族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所以他们决定迁都到这座“海上城市”——拉韦纳。在这里，他们会有更多的机会使自己免遭蛮族突袭。从此，罗马皇帝和他们的后裔就在这座城市安居乐业、统治国家、谈情说爱，就像你现在在那些壁画上看到的一样。当你默默地欣赏那些奇妙的壁画时，你会看到一位黑眼睛的女人——这个出身于君士坦丁堡杂技团的舞女，后来却成为著名的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爱妻。她死时还拥有一个圣洁的名字——狄奥多。 后来，这座城市被哥特人攻占，成为他们新帝国的首都。再后来，这里的环礁湖开始被填平。之后，威尼斯和教皇开始争夺对这里的统治权。再后来，这里一度成为那位可怜的流浪者的家园。这位被逐者曾为他的家乡佛罗伦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回报他的却是火刑的威胁。他在这座城外著名的松林里度过了安静的一生。他死后不久，这座古老的帝都也随其一同消亡。 关于意大利北部，还有一点要说。这个国家没有煤，却有无穷无尽的水力资源。这里的水利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今后20年，你将看到这种廉价的电力的巨大发展。资源匮乏将永远是个难题，但是意大利人会凭借其众所周知的勤勉、严谨成为那些虽然富有资源却缺少人力的国家的竞争对手。 在波河平原的西部，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横亘在波河流域与地中海之间，它联系着真正的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的南部由于完全挡住了北方寒风的侵袭，成为著名的里维埃拉冬季胜地的一部分。这里是全欧最著名的冬季娱乐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供能付得起长途路费和昂贵旅馆费用的那部分欧洲人寻欢作乐的好地方。它的重要城市是热那亚，它是现代意大利的重要港口和拥有最雄伟的大理石宫殿的城市。这些宫殿还是热那亚与威尼斯争夺近东地区殖民霸权最辉煌的时期的遗迹。 热那亚以南有一块面积不大的平原，即阿尔诺河平原。这条大河发源于佛罗伦萨东北约25英里的山区，并流经这座城市的中心。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位于通往罗马的交通要道上，将这个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与欧洲各国紧密连接在一起，并如此巧妙地发挥其优越的商业地位，以至于使自己成为整个中世纪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尤其是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他们原本是医生，后来他们纹章上的三枚药片变成了我们当铺里的三只金球）在这方面表现出出色的天分和才干。这个家族不仅成了整个托斯卡纳地区的世袭统治者，而且还使他们的家乡城市也因此成为15世纪和16世纪最辉煌的艺术中心。 1865年至1871年间，佛罗伦萨是新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此后，它的重要性稍微有所下降，但它仍然是人们向往的地方之一。在那里，人们会看到，如果人们在金钱和美好情趣方面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平衡的话，生活定会美满如意。 阿尼诺河流过一片最富饶的地区之后便奔流入海，在其河口附近的两座城市却没有给历史留下多少可以追溯的往事。比萨最初是一个希腊殖民地，后来成为伊特拉斯坎的重要城市，然后又成为一个伟大的海上共和国，相继成为热内亚和佛罗伦萨的主要贸易对手。比萨的大学是中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比萨有一座斜塔，斜塔之斜是由于建筑师建造地基时不够谨慎所致，但是它却给伽利略研究落体规律提供了极大方便。另一座城市是里窝那，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英国人称它为来亨。它之所以为人们所记忆，是因为1822年英国著名诗人雪莱就是在这附近溺水而死的。 离开里窝那，古老的马车驿道以及现代的铁路线沿着海岸蜿蜒南行，乘车的游客还可以匆匆一瞥厄尔巴岛（这是当年拿破仑的流放地，就是从这里，他突然卷土重来，返回法国，并在滑铁卢覆灭）继续前行，然后就进入台伯河平原。台伯河在意大利语中也叫特维雷河（the Tevere）。这是一条迂缓的、褐色的河流。它使人联想起芝加哥河，但却没有那么宽阔；它还使人想到柏林的施普雷河，但却比它更加浑浊。台伯河发源于塞宾山脉，最初的罗马人就是到这片山里抢亲的。在史前时期，台伯河河口在罗马现址以西12英里，可是现在，它又向前推进了2英里。台伯河和波河一样，也夹裹了大量的泥沙，然而台伯河平原与阿尼诺河平原却有天壤之别。阿尼诺河平原虽然比台伯河平原面积小，却丰腴肥沃、更加富饶；而台伯河平原虽然广阔，却荒凉贫瘠，而且还是疾病之源。英语中“疟疾”（malaria）这个词就是由生活在这里的中世纪移民创造出来的。他们认为“malaria”即是“badair”（污浊的空气），就是那种使人患热病、常年发烧不退的罪魁祸首。出于这种恐惧，太阳一下山，这里的居民就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然而这种预防措施有一个严重的弊端，就是他们把小蚊子也留在了室内。但是，我们也是在30年前（1900年前后）才得知蚊子与疟疾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很难责怪我们祖先的无知。 在罗马帝国时期，这片著名的罗马平原（Campagna），排干了沼泽，人口逐渐变得很稠密，但是罗马平原四面洞开，完全无遮无挡地直接面向第勒尼安海，遂成为海盗的首选目标。只要罗马的警察不在场，海盗立即开始猖獗于整个地中海地区。于是，村庄被毁，田园荒芜，排水渠废弃了，死水潭中疟蚊繁衍。从整个中世纪到30年前，从台伯河河口到奇尔切奥山附近的彭甸沼泽地都是人们避开绕行的地区，或者驾着响声隆隆的车子疾驰而过。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座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城市会选择在这样一个瘟疫肆虐的地区建立？确实，这是为什么呢？还有，为什么圣彼得堡会选择建立在沼泽之上，使成千上万的人们为了排干污水而有性命之忧？为什么马德里会建在一片荒凉贫瘠的高原之上，与周围城市相隔数百里？为什么巴黎坐落在盆地的底部，常年饱受雨水的侵蚀？这些问题都使我无法回答。也许是因为机缘与欲望——或者说是有许多失误的政治预见——兼而有之。或者只是机缘，或者只是欲望。我不知道。这并不是一本哲学书。管他呢。 总之，罗马就是建在它所建立的这个地方。尽管这里有不利健康的气候、炎热的夏季、寒冷的冬季以及不便利的交通，然而这座城市仍然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帝国的首都和一个全球性的宗教圣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去追问一句简单的解释。它会有上千种绝不重复且相互交错的解释，但是在这本书里我们不必寻根究底，因为要找到问题的答案至少要写出像本书这样厚的三卷本。 关于罗马这个城市，我不想再费笔墨，因为我对这座号称东半球永恒之城的地方抱有深深的偏见，也许没有谁比我更讨厌它了。这主要归因于我那些富有反叛精神的祖先们。他们从公元前50年至公元1650年间，一直就与罗马格格不入，他们与罗马之间存在着深深的芥蒂。站在古罗马会议广场巨大的废墟上，我只有哭泣，哀悼那些逝者，然而我看到的却是那些流氓恶棍恣意蹂躏着整个欧洲大陆和大部分亚非地区，无耻的他们还打着将军与党魁的招牌。的确，他们为那些地区留下了一些业绩，而这些业绩似乎成了抹杀他们在那里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永恒借口。站在那座大教堂前，向殉难者与圣彼得奉献哀思，我应该油然生出敬畏之情。然而，我却为无数钱财浪费在这样一座毫无美感和魅力可言，只不过比同类建筑大一些的教堂上而深感痛惜。我景仰的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和谐，我欣赏的是热那亚的协调。我当然知道我不是唯一有这样想法的人。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德国诗人歌德，以及每一个有点儿成就的人，在他第一眼瞥见布拉曼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建筑师——译者注）的穹窿时，都会洒下一掬哀思之泪。就此打住吧，我可不愿破坏你对这座城市观赏的兴致，你将来自己去看吧。自1871年以来，罗马就是意大利王国的首都，它还有座城中之城——梵蒂冈。1870年9月是这个教皇国的大劫之日。这一天，意大利王国军队进驻梵蒂冈，颁布了一项法令，取消了教皇的绝对统治权，宣布该城从此由罗马统辖。直到1930年，这座城中之城才物归原主，恢复了教皇被剥夺的最高统治权。 现代的罗马城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它只有几座破旧的古罗马时期遗址，它的中央街道使人想起美国的费城，另外这里还有许多穿军服的人。军服倒很漂亮。 接着，我们又到了另一座城市，到目前为止，它是整个半岛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地理与历史的奇特的混血儿，而且它使我们又一次面临一个困惑不解之谜：为什么这座拥有各种自然便利的城市，竟没有取代那个坐落在干涸的河道上的罗马？ 那不勒斯正处于一个优良海湾的通海口，它比罗马历史更悠久，它建立在意大利西部海岸最肥沃的土地上。那不勒斯最早是由希腊人建立起来的，希腊人为了与危险的亚平宁部族进行贸易，他们先是住在与大陆保持一定安全距离的伊斯基亚岛上，但是这个岛也不是十分可靠，因为它时刻面临着火山爆发的威胁。因此，希腊人只好迁往大陆。由于这些殖民者们之间不可避免地经常产生矛盾（因为远离家乡并受到贪婪的总督肆意的欺凌，他们的心情很烦躁），并最终导致内乱，有三四个居民点在争斗中被毁坏了（就像美国建国时那样），所以这时有一批新移民决定从头开始，自己建立一座城市。他们称之为“新城”或者“那波利斯”，后来它就演变为“那波利”或者英语中的“那不勒斯”。 当罗马还是一个牧羊人聚居的小村落时，那不勒斯已经是一座繁荣的商业中心了。然而那些牧羊人一定具有真正的行政管理天才，因此到公元前4世纪那不勒斯就已经与罗马“结盟”了。“结盟”只不过是悦耳的名词，实际上它与“臣服”是一回事儿。从那时起，那不勒斯就扮演了一个低等的角色。后来，它又被蛮族的铁蹄侵占，最后它落入波旁王室的西班牙后裔手中，他们的统治已经成为无耻的暴政与对思想的集权的代名词了。 尽管如此，这座城市还是成为欧洲大陆人口最拥挤的地方之一。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过问。直到1884年霍乱流行迫使意大利王国来一次大扫除，他们的清理工作干得明智而且严厉，令人钦佩。 这个奇妙的城市的正面，被漂亮的维苏威火山所装点。在所有已知的火山中，维苏威火山的喷发过程是最干净利索、最有秩序的。这座4000英尺高的火山，整个周围都被许多漂亮的小村庄环绕着，这些村庄生产一种独特的烈酒——著名的“基督之泪”。早在古罗马时期这些村庄就在这里了。为什么不呢？维苏威是一座死火山，在人们的记忆里，近1000年的时间里它没有进行过一次喷发，只在公元63年，地下曾有一点儿隐隐的颤动，不过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那根本就不算一回事。 可是，16年后，它震惊了整个世界。不到两天的时间里，赫库兰尼姆城、庞贝城和另一个更小一点儿的城市全部被深埋于岩浆与火山灰之下，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从此之后，至少每100年，维苏威火山就会发出一次证明它远远没有熄灭的信号。比原来高1500英尺的新火山口不断地冒着浓烟。最近300年的统计资料——1631、1712、1737、1754、1779、1794、1806、1831、1855、1872、1906等年份的记录——都表明，那不勒斯成为第二座庞贝城不是不可能的。 从那不勒斯往南，我们便进入了卡拉布里亚区。这一地区饱受偏远荒僻之苦。虽然有铁路线与北方相连，但是它的沿海地区却受疟疾困扰，中部地区由花岗岩构成，当地农业水平还停留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 一道狭窄的海峡——墨西拿海峡——隔开了卡拉布里亚区与西西里岛。这条只有一英里多宽的海峡，在古代以两个大海妖（漩涡）而闻名于世，一个叫做希萨瓦（六头女妖），另一个叫做卡里布迪斯。据说，如果航船胆敢稍微偏离航道半码，这两个大海妖就会将它们吞没。对大漩涡的恐惧使我们认识到古代航海的无奈，因为现在的机动船可以安详轻松地穿过这些大漩涡的中心，根本不必去注意水流是否有任何骚动。 谈到西西里岛，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它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世界的中心。另外，这里的气候也非常宜人，所以这个岛人烟稠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是，和那不勒斯一样，也许这里的生活太优裕、太舒适了，以至于在过去的2000多年中，西西里人一直默默忍受着外强的种种压迫和暴政。当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他们就居住在100英里外的非洲海岸）、汪达尔人、哥特人、阿拉伯人、诺曼人、法兰西人和以这个快乐的小岛命名的120位王子、82位公爵、129位侯爵、28位伯爵及356位男爵对这个岛的掠夺与折磨终于结束之后，西西里人便开始动手修复他们那些被埃特纳火山毁灭的家园。1908年的火山喷发彻底摧毁了西西里最重要的城市墨西拿，时至今日，每个人对此都记忆犹新。在这次火山喷发中，大约7.5万人丧生。 我们要在此提及一笔马耳他，虽然马耳他在政治上并不从属于意大利，但是它就像西西里的一个“海上郊区”。这个富饶的小岛恰好位于西西里与非洲海岸中间，控制着从欧洲经苏伊士运河前往亚洲的海上商道。十字军失败后，这个岛被转移给了圣约翰骑士，从此这些人便称自己为马耳他骑士。1798年拿破仑在东进途中顺路占领了该岛。他想先占领埃及和阿拉伯，然后将英国人从印度赶出去，这是一个天才的梦想，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场，因为他没有想到沙漠会那样浩瀚无边。两年之后，英国人以此为借口，占领了马耳他岛，并一直留在那里。这使意大利人非常懊丧，可马耳他人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自己管理这个岛，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富庶。 我没有注意到意大利东海岸，因为这一地区并不很重要。首先，亚平宁山脉几乎一直延伸到海边，使这里无法大规模地定居。另外，由于亚得里亚海岸另一边山崖陡峭，不适宜居住，所以这里的贸易也不发达。从北方的里米尼到南方的布林迪西（邮船从这里出发前往非洲和印度），没有一个稍微重要的港口。 意大利的“靴跟”部分叫做阿普利亚。就像卡拉布里亚一样，这个地区也饱尝蛮荒之苦，因为它的农业水平也还停滞在汉尼拔统治时期。当时，他们苦苦等待迦太基人的支援达12年之久。可是，迦太基人始终没有来。 这里有一座世界上最好的天然良港之一——塔兰托，可惜的是，它却吸引不来顾客。人们还以“塔兰托”来命名一种剧毒蜘蛛和一种舞蹈症，古人认为，这种舞蹈可以防止被毒蜘蛛咬伤的人睡着后昏迷不醒。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地理分布变得更加复杂。谈到现代意大利，就不得不提到伊斯特拉半岛，这个半岛割让给意大利，是对意大利人在大战中倒戈的奖励。的里雅斯特是昔日奥匈帝国的重要出口港，现在它已经丧失了它的内地贸易供应区的地位，所以这个港口日渐衰落。还有一个隐藏在瓜尔内罗湾最里面的港口——阜姆港（今克罗地亚港口城市里耶卡），这也是哈布斯堡家族从前的产业。对于在整个亚得里亚海岸没有其他良港的日耳曼人来说，阜姆就已经是个很好的对外窗口了。由于害怕阜姆会成为的里雅斯特的竞争对手，意大利人一直叫嚷着要拥有这个港口。当缔结《凡尔赛和约》的政治家要拒绝将其划给意大利时，意大利人就干脆去占领了它。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诗人邓南遮，大名鼎鼎的作家兼无赖，为意大利人占领了它。于是，协约国只好先将这个港口变成一个“自由港”，但是经过南斯拉夫与意大利的旷日持久的谈判，最后终于将这个港口割让给了意大利。 这一章就剩下撒丁岛了。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岛，但是它地处偏远，人口稀少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忘记它的存在。然而，它确实存在着，它是欧洲的第六大岛，面积达10.0013万平方英里。它与亚平宁山一脉相承，是那座史前山脉的最远端。它完全背离祖国大地，西海岸拥有优良的海港，而东海岸却布满悬崖峭壁，没有一个方便的登陆港口。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它在意大利历史上扮演着一个奇怪的角色。在1708年以前，它属于西班牙。之后，它沦为奥地利的殖民地。1720年，奥地利人用撒丁岛来交换西西里岛，而当时西西里岛属于萨瓦公爵，他的公国首都是处于波河流域的都灵。得到撒丁岛之后，萨瓦公爵便骄傲地自称为撒丁国王（从公爵到国王是晋升的关键一步），而现代意大利王国就是从这个以岛命名的王国成长起来的，只是在成千上万个意大利人中没有一个见过这个岛的。 西班牙：非洲与欧洲在这里交锋 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人向来以他们的种族特色而名扬天下。他们以他们的种族自豪感，他们的彬彬有礼，他们的骄傲和严肃而闻名，他们这些显著的“民族”特征使你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一眼辨认出他们。甚至，你可以从弹吉他和打响板的水平识别出他们，因为音乐也被用来支持这种“种族理论”了。 伊比利亚半岛 或许是这样的，弹吉他和打响板能够像他们的高傲和矜持一样容易识别出西班牙人，但我对此却有不同看法。西班牙人善于弹吉他和打响板，只不过是因为西班牙的气候温暖干燥，他们可以使用户外的乐器。如果美国和德国的天气适宜，那里的人们也许会比西班牙人弹奏得更好。只是，他们的气候条件不适宜室外乐器的发展，以至于他们没有西班牙人那样多的机会，你不可能在柏林寒冷的暴雨之夜打响板，就像你不可能在手指冻得发抖时弹吉他一样。至于他们的矜持、骄傲与彬彬有礼，难道不是数个世纪以来严格的军事训练的结果吗？西班牙从地理上讲，更像是非洲的一部分，难道他们的军事生活不正是这一事实的直接后果吗？因此，它注定是欧洲人与非洲人的战场，他们非要拼出个你死我活，难道这不是西班牙的命运吗？最后，西班牙人胜利了，然而他们长期以来为之战斗的土地却给这个民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假如这个民族的发祥地是在哥本哈根或者伯尔尼的话，他们会发展成什么样呢？他们可能会成为十足平凡、毫不起眼的丹麦人或者瑞士人。他们可能不打响板，而改用假声高歌，因为那里陡峭的山谷里美妙的回音会引发一个人学会用假声来歌唱。而且，他们也不必靠精心而费力地去经营那些荒芜的土地（荒芜的主要原因是非洲与欧洲的冲突争斗）来寒酸度日了，也不必去啃那些干瘪的小面包，去喝那些馊酒了，他们会吃大量的黄油，使他们足以抵抗北欧潮湿的气候，他们还会喝北欧烈酒，因为那里有丰富廉价的粮食，可以让这种酒几乎成为不可或缺的全民饮品。 下面请再来看看地图。你还记得希腊和意大利的山脉吧。在希腊，那些山脉呈对角线形状纵贯全国，在意大利，它们呈直线贯穿南北把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又在两边留下足够的空间来修筑公路，将沿海各地连接起来，又有波河平原将亚平宁半岛与欧洲大陆相连，使其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在西班牙，山脉呈水平走向，我们几乎可以说它们是看得见的纬度。只要看一眼地图，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些山脉会成为任何有序发展的障碍。让我们首先看比利牛斯山脉。 比利牛斯山脉，全长240英里，从大西洋笔直连贯地通向地中海。这些山没有阿尔卑斯山那么高，看似能够比较容易地从山口越过去，但事实并非如此。阿尔卑斯山尽管很高，但也很宽阔，山路虽然长，但坡度却比较舒缓，不会给行人和货运马车造成多大困难。比利牛斯山虽仅有60英里宽，但这里的山口对于行人来说太陡峭了，只有山羊和骡子还勉强可行。按经验丰富的旅行者的说法，就连骡子也很难攀过这些山口。训练有素的山里人（大多数都是职业走私贩子）虽然能够侥幸走过去，但是也只是在夏季的几个月里。那些修建连接西班牙与外界的铁路的工程师们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从巴黎到马德里和从巴黎到巴塞罗那的两条铁路线都是沿着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岸线修建的。阿尔卑斯山脉上有许多条铁路线翻山越岭穿山而过。可是，在比利牛斯山脉，从西部的伊伦到东部的菲格拉斯没有一条铁路线穿过。毕竟开凿一条60英里长的隧道是不容易的，也没有人能够把火车开到40°的斜坡上。 西班牙的峡谷 在西部有一个相当平坦、比较容易通过的山口，即著名的龙塞斯瓦列斯山口。当年，查理曼大帝著名的十二武士之一的罗兰为了他的主公的利益，与撒拉逊人战斗到最后一刻，终于在这里倒下。700年后，另一支法兰西军队利用了这个关口进入了西班牙。但是，他们跨过山口后却被潘普洛纳挡住了南下之路。在守城战斗中，一名叫依纳爵·罗耀拉的西班牙士兵，腿部遭受严重的枪伤，在养伤期间，他看到了一些异象，这就促使他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组织，即著名的耶稣会。 后来，这个耶稣会对许多国家的疆域变迁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响要远远超出其他宗教组织，甚至超过那些不知疲倦地四方游说的方济各会的修道士。耶稣会正是从这里发起，保卫这个穿越比利牛斯山脉中部的唯一山口的。 毫无疑问，正是凭借比利牛斯的难以逾越，著名的巴斯克人才得以从史前时代一直持续到现在。也正是由于这一天然屏障，在东部山区高处的安道尔公国才能够保持独立。如今，70万巴斯克人居住在一个三角地带，它北起比斯开湾，东抵西班牙纳瓦拉省，西至桑坦德市和埃布罗河的洛格罗尼奥市之间。巴斯克的意思和英语中“吹嘘者”（gascon原指以爱吹嘘而出名的法国加斯科尼人，后引申为“吹嘘者”——译者注）的意思差不多，但它与著名的达塔南队长（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禁卫军队长，大仲马小说中英雄的原型——译者注）的同胞们没什么关系。罗马统治者称他们为伊比利亚人，并把整个西班牙称作伊比利亚半岛。至于巴斯克人自己则骄傲地称自己为埃斯卡尔杜纳克人（Eskualdunak），这名字听起来不像欧洲人，而非常像爱斯基摩人。 也许你的猜测与我的不相伯仲，为了评估得当，我们还是来看看关于巴斯克人的起源最近的一些理论。有些教授通过头盖骨和发音方式来研究种族起源，得出一种理论：巴斯克人与柏柏尔人有某种关联。我曾提过柏柏尔人是欧洲史前最早的人种之一，即克罗马尼翁人。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巴斯克人是那个传说中的神秘之岛——阿特兰提斯岛（大西岛）——的幸存者。当他们的栖身之地大西岛沉没海底之后，那些幸运者逃到欧洲大陆。还有人认为，巴斯克人一直就在他们现在的居住地，没必要去追究他们到底从何而来。不管真相如何，巴斯克人总是能聪明地远离尘嚣，与外面的世界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他们非常勤劳。大约有10万巴斯克人移民到了南美洲。他们是优秀的渔夫、水手，是能干的铁匠，他们只是默默地关注自己的事，从不惹是生非，报纸的头版也与他们从不沾边。 他们国家最重要的城市是维多利亚，由一位哥特国王建于6世纪。这里也是一场著名战役的战场。在那场战役中有一位名叫亚瑟·韦斯利的爱尔兰人（他以他的英文名字威灵顿公爵而知名）在此打败了一位叫波拿巴的科西嘉将军率领的军队，这位将军的法国头衔就是拿破仑皇帝。韦斯利将法国皇帝永远地赶出了西班牙。 至于安道尔，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只有5000居民。他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是一条马道。这个有趣的小国家是中世纪诸侯国幸存下来的唯一标本。它之所以能够保持独立，是因为作为前沿据点，他们乐意向远方的君主贡献珍贵的礼物。另外，因为他们与外面喧嚣的世界相距太远，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安道尔的首都只有600居民，但是在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试行民主制800年前，这些安道尔人就已经像冰岛人及意大利的圣马力诺人一样，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了。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公国的确值得我们尊重与敬仰。800年是段漫长的时光。等到2732年时，我们这些国家会怎么样呢？ 在其他方面，比利牛斯山脉也与阿尔卑斯山脉大不相同。比利牛斯山脉没有什么冰川。这些大山曾一度被厚厚的冰雪覆盖过，那些冰雪比瑞士山区的还要厚。但是，时过境迁，现存的只有几平方英里的冰了。这里的山脊上也没有冰川了。这些山脊山势陡峭，难以逾越，但是即使在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山脉的内华达山，也只是在10月到次年3月间有少量的积雪覆盖。 山脉的走向当然对西班牙的河流产生了直接影响。这里几乎所有的河流都发源于中部荒芜的高原，这是一列高大的史前山脉在几百年销蚀过程中的残存部分。这些河流由高原直奔大海，由于水流湍急，瀑布密集，以至于它们几乎起不到商贸通道的作用。此外，漫长干燥的夏季使河流水量骤减，正像你在马德里看到的，曼萨纳雷斯河的沙床每年至少有五个月可以为首都的孩子们提供一片美妙的假想的海滩。 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告诉你全部河流的名称了。不过，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塔古斯河算是个例外。这条河的航道几乎与西葡边境线一样长。西班牙北部的埃布罗河也可以通行小型船只，大型船只在大部分河段却只能在与河平行的一条运河中航行。瓜达尔基维尔河（“摩尔人的大河”之意）将塞维利亚市与大西洋连接，只能通行吃水小于15英尺的船只。从塞维利亚到科尔多瓦之间，瓜达尔基维尔河只能走小船。科尔多瓦曾以摩尔人的首都而扬名四海。据说，他们拥有的公共浴场不少于900座。后来，基督徒攻占了这里，人口从20万降到5万，公共浴场从900座降到0座。过了这段河道，瓜达尔基维尔河就与大部分西班牙河流一样，成为峡谷河（就像美国的科罗拉多河），这不仅严重影响陆地贸易，对水上商业也无任何帮助。 因此，总体而言，造物主对西班牙并无任何青睬。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区是由高原构成的，并被一列低矮的山脉分为两部分，北半部为老卡斯蒂利（Castile），南半部是新卡斯蒂利，分水岭则叫做瓜达腊马山。 “Castile”是个很漂亮的名字，它的意思是“城堡”。但是，它就像西班牙雪茄烟的牌子一样徒有其表。放眼望去，这里满眼蔓草寒烟，四处荒凉萧条，这种景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当年南北战争时，谢尔曼将军率军突破佐治亚州之后曾说过，一只想飞越谢南多亚山谷的乌鸦要随身带上口粮才行。他有意无意地引用了2000多年前罗马人的话。罗马人曾说，一只夜莺要想飞越卡斯蒂利必须带上粮食和水，否则就会饥渴而死。这是由于围绕高原的群山太高，足以阻止从大西洋和地中海飘来的雨云，结果造成了这块难以逾越的高台。 就这样，卡斯蒂利一年中就要忍受九个月阴森惨淡的日子，另外三个月则完全暴露在干燥的寒风之下。大风无情地在这片广阔的荒原上呼啸而过，只有山羊才是幸存的动物，可它们一点儿也感不到舒服。这片土地唯一能够茂盛生长的植物是茅草，由于非常坚韧，很适合编制篮子。 这片台地的大部分被西班牙人称为梅塞塔（即平顶山）。这种地方和沙漠简直没什么区别。这就使你理解了这一问题：为什么西班牙和葡萄牙面积比英格兰大得多，而人口却只有不列颠群岛人口的一半。 直布罗陀 关于这一地区的贫苦破败的情况，我推荐你去读一读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贝德拉的作品。你可能还记得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那位天真无邪的西班牙小贵族，他有一个骄傲的名字，叫“堂·吉诃德·德·拉·曼查”。事实上，曼查便是卡斯蒂利高原星罗棋布的内陆沙漠的一个。这是位于西班牙古都托莱多附近的一片萧瑟阴森的荒野。“托莱多”这个名字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就是不吉祥的，因为它的阿拉伯语原意是指“荒野”，而那位拥有一个高贵头衔的堂·吉诃德其实只是可怜的“荒野之王”罢了。 在这样的一片国土上，大自然又吝啬，又顽固，人要么定居下来老老实实地艰苦奋斗，让大自然为他生产赖以生存的必需品；要么就得选择像大多数西班牙人那样的生活，他们的全部家当用一头小毛驴就可以驮走。这就是恶劣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人间悲剧。 800年前，这个国家属于摩尔人。这并不是伊比利亚半岛第一次遭受外族入侵，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宝贵的矿藏。2000年前，铜、锌和银就像今天的石油一样重要。哪里发现了铜、锌和银，各国军队就要为它们而战。当地中海地区被划分为两大军事阵营后，并且当闪米特人（迦太基人的一支，属腓尼基侨民，对附属国施加残酷剥削和压迫）和罗马人（虽然与闪米特人并非同宗同源，但是在对待附属国的态度上是一致的）都开始密谋争夺各国财富时，西班牙自然难逃厄运。和许多国家地区一样，西班牙“不幸”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于是就沦为两伙有组织的强盗集团的雇佣军角斗的战场。这两伙强盗刚刚离开，这片国土又被北欧蛮族作为一座便利的大陆桥，试图通过这里去攻打非洲。 接着，在7世纪初，一位阿拉伯骆驼骑手（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译者注）心怀远志，带领一大批人们从未听说过的沙漠部落南征北战，走向争夺世界霸权的漫长征途。一个世纪之后，他们征服了全部北非地区，准备对欧洲下手。711年，有一个叫塔里克的人驾船驶向著名的猴子岩（欧洲唯一有野生猴子的地方），他的军队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便顺利地在直布罗陀（这块地方过去200年中一直被英国人占领着）登陆。 从此之后，直布罗陀海峡——这个据说因大力神赫尔克里斯将欧洲和非洲的大山拨至两边而形成的“世界尽头”——就成为穆斯林的囊中之物了。 难道西班牙人没有可能抵抗入侵吗？他们曾全力以赴，但是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妨碍了他们的统一行动。山脉是平行的，深谷中的河流将整个国家分隔成若干独立的小方块。到现在仍有大约5000个西班牙村庄无法与外界直接联系，隐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们的对外出口只是一条令人头晕目眩的羊肠小道，而且也只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通行。 历史和地理留给我们的确定规律为数不多，请记住其中一条：这类国家正是孕育宗派门阀的温床。宗派门阀无疑是有一定好处的，至少可以使同一宗派的人彼此忠诚，共同维护宗派利益。但是，苏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表明，门阀制度是一切经济合作与国际联盟的死敌。岛国居民一向被视为目光褊狭、保守自私，除了自己小岛上的事以外什么也不关心，但是他们至少能和邻国的人相安无事地共渡一舟，消磨一个下午，或者能够去救援沉船的海员，并听一听大千世界的信息。然而，山谷居民被几乎不可逾越的大山完全锁在了尘世之外，除了他自己和他的邻居就再也没有人了，其他人也一样，除了他们自己和左邻右舍，他们再也不知道还有别人存在。 西班牙之所以能够被穆斯林征服，是因为这些摩尔人虽然也是一个沙漠民族，虽然也是严格的“宗派”观念的忠实信徒，但他们却能一度在一些强大的领袖率领下齐心协力，共同战斗。他们被他们的领袖赋予了一个共同的民族目标，使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小算盘。可是，西班牙人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互相钩心斗角，内部仇视比对外敌的愤慨更加强烈，因此这些服从统一指挥的外敌就能把他们赶出家园。 接下来，伟大的西班牙独立战争持续了7个世纪之久。在漫长的700年中，那些北方基督教小国无休无止的钩心斗角、背信弃义，而这些小国之所以得以幸存，全赖于比利牛斯山这一天然屏障。在山的那一边，是他们不敢招惹的法国人，而法国人在查理曼大帝做出一些含糊的姿态后，终于听之任之，任凭他们受命运的摆布。 同样的，在这7个世纪中，摩尔人却把西班牙南部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花园。这些沙漠居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水资源，他们还非常喜爱在他们故土里难得一见的花草树木。他们修建了庞大的灌溉工程，并引进了橘树、枣树、杏树、甘蔗和棉花。他们使瓜达尔基维尔河运作起来，将科尔多瓦到塞维利亚的山谷改造成一片巨大的花园，使这里的农民一年能够收获四次。他们又进一步引用胡卡尔河水，使这条在巴伦西亚附近注入地中海的河流又为他们增加了1200平方英里的沃土。他们还引进了工程师，建立了大学，对农业进行专业的科学研究。这些穆斯林还建造了这个国家至今仍在使用着的公路。他们对天文学和数学所作出的贡献，在本书的前一部分已经提到了。另外，他们曾经是当时欧洲唯一关心医药与保健的民族。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非常细致而耐心，以致还将古希腊的作品译成阿拉伯文重新介绍给西方世界。他们还使另一个民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对他们来说具有极大的价值。他们没有迫使犹太人居住在保留地中，或者对他们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相反他们给犹太人充分的自由，让这个民族淋漓尽致地发挥他们的经商才能和组织才能，使国家受益匪浅。 随后，悲剧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穆斯林几乎征服了西班牙的全部领土，基督徒们也不再是个威胁。那些仍在悲惨的沙漠中焦渴着的阿拉伯和柏柏尔部落的人听到了有关这个人间天堂的消息。而且，既然穆斯林国家实行独裁统治，所以统治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在这样奢靡的环境中，由全副武装的农夫建立起来的王朝在逐渐颓废衰败，而另一部分同样全副武装的农夫却仍在自家耕牛后面挥汗如雨，不堪重负。他们向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和塞维利亚的阿尔卡扎宫里寻欢作乐的人们投以嫉妒与羡慕的目光。于是，内战爆发了，杀戮开始了。许多家族被斩草除根，其余的家族又涌现出来。在北方，强权人物适时地挺身而出，部落被合并为小诸侯国，小诸侯国又汇合为小公国。卡斯蒂利、莱昂、阿拉贡和纳瓦拉这些家族渐渐崛起。终于，西班牙人抛弃了长年的积怨，甚至阿拉贡的费迪南都可以娶城堡之邦的卡斯蒂利之女伊莎贝尔为妻了。 在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中，他们经历了3000余次艰苦卓绝的大小战役。教会又将这场种族冲突演变为一场宗教之战。于是，西班牙人摇身变成了十字军骑士——这种高贵的野心使其把毁灭整个国家当成他们最高尚的理想，为此他们浴血奋战。就在摩尔人最后的堡垒格拉纳达被攻克的同一年，哥伦布发现了通往美洲的航路。6年之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驶过好望角，发现了直通印度之路。因此，就在西班牙人应该管理好自己的家园、应该继续开发已由摩尔人发动起来的自然潜力时，一笔横财从天而降。西班牙人高尚的宗教热情使他们轻易地把自己假想成神圣的传教士，可实际上，他们不过就是一伙不一般的（因为他们不一般的残忍、不一般的贪婪）强盗而已。1519年，西班牙征服了墨西哥。1532年，他们又强占了秘鲁，自那以后，他们就成了输家。因为他们沉溺在滚滚的黄金中，所有的宏图远略都被淹没了。这些黄金被笨重的大帆船源源不断地运进了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的仓库里。当一个人能够瓜分从阿兹特克和印加掠夺来的财物，从而成为“金领阶层”的一员时，就决不会再去用双手劳动而自贬身价了。 摩尔人艰辛拼搏换来的成果付之东流了。他们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下一个是犹太人。他们被成批成批地扔进肮脏的船只，然后听凭船主发落，船长随心所欲地把他们运到任何一个地方登陆，更何况，他们上岸时已经一文不名，赤贫如洗了。于是，这些犹太人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心思却被苦难磨炼得更加敏捷了。他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所有有关他们反对的那个国家的事情上都插上一手，那个国家就是他们仇人——西班牙。甚至上帝也来推波助澜，他赐给这些“黄金梦”的受害者一个国王，这位国王一生都隐居在他为自己建造的伊斯科利尔宫中。这座宫殿是他为自己在荒凉的卡斯蒂利平原边上建造的，就在这里，这位国王建立了新都——马德里。 至此以后，三大洲的财富和全部国家的人力都被用来抑制异教徒的入侵，这些异教徒既包括北边的新教徒，也包括南边的穆斯林。西班牙人由于长达7个世纪的宗教之战，就变成了这样一种人：他们将超然的东西看成自然、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们的皇家主子。他们在急剧膨胀的财富中身心俱疲，甚至还为此赔上了性命。 是伊比利亚半岛造就了今天的西班牙人。那么，在荒疏了几个世纪之后，西班牙人能不能回过头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这个半岛呢，别去管它的过去，而只着眼于未来吧。 他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个梦，在一些城市，如巴塞罗那，他们真的十分努力。 然而，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事业啊。 法国：应有尽有的国家 我们常常听说：法国向来超然物外，居住在大陆上的法国人，却要比居住在淫雨霏霏、荒僻寂寥的小岛上的英国人更加无比地富有“岛民性”。总之，法国人由于一向固执地对国际事务漠不关心，他们已经成了所有民族中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而且他们还成为目前大多数事端的祸根。 那么，为了彻底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追本溯源。任何一个民族的根都深植于其地理环境与灵魂当中。地理塑造了灵魂，灵魂也在改造着地理，它们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不能抛开其中任何一个，孤立地去研究另一个。如果我们真正把握了两者的本质，我们就有了一把开启任何民族的特性的钥匙。 对法国人的不断指责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他们毫无保留地大肆颂扬也是由此而来。因为，他们的美德与劣根性都直接产生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他们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的情绪源于他们占有的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优越的地理位置，这使他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如果在自家后院就可以享受到宜人的气候与美丽的风景，又何必去其他国家寻求改变呢？如果只需乘坐几小时的火车就可以从20世纪返回到12世纪，或者从赏心悦目、满眼青翠的古堡田园，来到遍地沙丘苍松的神秘之乡，又何必奔波异国，学习不同的语言，熟悉不同的习惯与风俗呢？如果自家饮食起居和亲朋故旧不比任何其他国家差，如果他们能把菠菜做成一道人人爱吃的菜肴，又何必去为护照和支票之类的事情烦心，又何必去忍受糟糕的食物、酸酒以及北方农民那僵硬的呆头呆脑的面孔呢？ 当然，一个可怜的瑞士人可能一生除了山之外什么也没见过，而一个可怜的荷兰人，除了一小块平坦的绿草地和几头黑白花奶牛之外什么也没有见过，如果他们不经常到国外游览，肯定会无聊死了。一个德国人早晚也会厌倦自己一边听着美妙的音乐，一边吃着乏味的香肠三明治的用餐习惯。一个意大利人也不可能一生都吃空心面。一个俄国人肯定希望偶尔也能舒舒服服地吃上一顿饭，而不必为买半磅人造黄油去排六个小时的长队。 法国 与他们相比，法国人真是太幸运了，他们简直是生活在一个人间天堂里。这个国家应有尽有，所要的东西随手可得，而不需要再换一趟车。所以，法国人会问：“我何必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呢？”你可以说他固执、片面，说他是不正确的。我希望我能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法国人从许多方面的确是得天独厚的，他们独享上天之恩赐，独占地理之福泽。 首先，法国有各种各样的气候——温带气候、热带气候以及两者之间的温和气候。它还拥有引以为荣的全欧洲最高的山，同时它还有在平坦的大地上四通八达地连接着法国各个工业中心的运河网。如果一个法国人喜欢在山坡上滑雪来消磨冬季，他可以去阿尔卑斯山西侧萨瓦的小村庄。如果他喜欢游泳甚于滑雪，那么他只需买一张去大西洋岸比亚里茨的车票或者去地中海之滨戛纳的车票。如果他对人感兴趣，想看看流亡中的君主和就要成为君主的流亡者，或者那些有前途的男演员和大红大紫的女演员，或者小提琴家和钢琴高手，还有那些让水银灯下的君主和普通百姓都神魂颠倒的倾国倾城的舞蹈演员，看看他们的模样，聆听他们的声音，那么他只需坐在巴黎的和平咖啡店里叫上一杯加奶咖啡，静静恭候。或早或晚，每一个曾成为世界报纸头版人物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经过这里。而且，他们的出现从不会引起任何特别的关注，因为这样的事情在15个世纪中每天上演，即使是一位国王、一位皇帝，甚至教皇本人，都不会比一位新生出现在校园里更为引人注目。 这里，我们遇上了政治地理学上的一个不解之谜。2000年前，这片飘着共和国三色旗（这面旗帜日夜飘扬，因为法国人一旦举起一面旗帜就永远不会让它飘落，除非它已被时间与风雨磨损得无法辨认）的大部分土地乃是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西欧平原的一部分，何以有一天，这里会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上最集权的国家？这里显然没有任何地理的因素。 有一个地理学派认为，气候与地理条件对塑造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两种因素是在发挥着这个作用，但不是绝对的因素。有时，情况会截然相反。摩尔人与西班牙人曾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1200年瓜达尔基维尔河谷上空的骄阳与1600年的太阳没有什么区别，可是1200年他赐福给人们一个花果乐园，而在1600年它诅咒的光芒却灼烧在废弃的水渠上、漫天的杂草上、干焦的荒野上。瑞士有四个民族讲着四种语言，但他们却能感到自己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比利时只有两个民族，可是他们却相互仇视，甚至把亵渎对方士兵的坟墓当作每个周日下午的消遣。冰岛人守着他们的弹丸小岛，居然维持了1000多年的独立与自由。同样的岛民爱尔兰人却忘记了什么是独立与民主。世事往往如此。不管机械、科学和各种标准化发展到什么程度，在事情的总规划中人性却仍然是一切事物中最不可靠、最不稳定的因素，他要对许许多多不可思议、不可预期的变化负责，世界地图便是活生生的例证，而法国的客观情况刚好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政治上看，法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可是，假如你再仔细观察地图，你会注意到法国实际上是由两个背靠背的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东南部俯视地中海的罗讷河流域与西北方面向大西洋的广袤平原。 让我们先看一看这两部分中最古老的那一部分——罗讷河流域。罗讷河发源于瑞士，但这条不起眼的小河直到离开日内瓦奔向法国纺织工业中心里昂，才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在里昂它与发源于北方的索恩河汇合。索恩河的源头与默兹河源头只有几英里，后者与北部欧洲的历史是密切联系着的，就像索恩河（与罗讷河一道）对于南部欧洲的兴衰也曾起过重要作用一样。罗讷河不利于通航，当它注入利翁湾时，其落差已达6000英尺，这说明它水流湍急，使得现代汽船一直无法完全征服这条大河。 尽管如此，它还是为古代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提供了一条进入欧洲心脏的便利通道，因为当时的人力——奴隶资源——是非常廉价的。船只必须依靠那些“古代伏尔加纤夫”（他们的命运一点儿也不比他们那些俄国同行好）逆流而上，如果只顺流而下，则只需几天时间。就这样，古老的地中海文明通过罗讷河河谷首次敲开欧洲内陆的大门。奇怪的是，那一地区最早的商业区马赛（至今仍是法国最重要的地中海港口）并没有直接建立在罗讷河河口，而是建立在向东有几英里远的地方（现在有一条运河与罗讷河相接）。但是，马赛作出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马赛的钱币就已经流通于奥地利的蒂罗尔和巴黎的周边地区，不久这座城市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了。而且，马赛很快就成为这一地区及其北部地区的首府。 后来，这座城市遭遇到不幸。该城的公民由于受到阿尔卑斯山蛮族的压迫，便邀请罗马人来此援助。罗马人来了，而且按他们的一贯作风留了下来。罗讷河河口地区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provincia），即普罗旺斯省（provence）。它曾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它默默见证了一个事实：是罗马人，而不是腓尼基人和希腊人，认识到了这块肥沃的三角洲的重要性。 于是，我们又遇到一个历史学与地理学上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普罗旺斯——融合了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拥有理想的气候条件和广袤的沃土，前有开阔的地中海，后有北欧广袤的中部大平原，具备一切自然的优势，似乎注定能够成为罗马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却失掉了这场竞争。在恺撒与庞培的斗争中，普罗旺斯站在了庞培一方，于是对方摧毁了这座城市。然而，这只是小事一桩。不久之后，马赛人又在同一地方做起了生意，而罗马的文学、艺术、科学和礼仪在罗马已经无处容身，便跨过利古里亚海，逃到普罗旺斯，将这里变成一个在蛮族层层包围之下的文明孤岛。 当富甲天下、大权在握的教皇也无法在台伯河上的那个城市（中世纪的罗马暴民比豺狼强不到哪儿去，和我们美国的强盗们一样凶残）维护自己的地位时，他们将教廷迁到了阿维尼翁。这座城市以最早修建的巨型桥梁而闻名（现在，这座桥的大部分已淹没于河底，但却是12世纪的一个世界奇观）。在这里，教皇们还拥有一座足以抗拒一百次围攻的城堡。自此而后的一个世纪中，普罗旺斯就是基督教的领袖们的家园，教廷的骑士们在十字军中非常显赫，其中一个普罗旺斯的簪缨世家还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世袭统治者。 然而，不知何故，普罗旺斯并没有发挥出造物主在创造这片可爱的、肥沃的、浪漫的河谷时赐予她的神力。普罗旺斯产生过抒情诗人，然而他们尽管被公认为是那种文学体裁的奠基人（他们创作的这种文学体裁至今在小说、戏剧、诗歌中仍占据着一席之地），他们却从未能使柔和的普罗旺斯方言成为整个法国的语言。是北方（与它的方言）——而不是拥有任何自然便利条件的南方——创立了法兰西，造就了法兰西民族，给全世界送去法兰西文化五彩缤纷的精华。16世纪前，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一点，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这片从比利牛斯山脉到波罗的海的大平原肯定将成为条顿大帝国的一部分。是的，那是一种地理上的安排，而人类对这种安排不感兴趣，所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莱茵河与默兹河及其三角洲 对于恺撒时代的罗马人来说，欧洲的这一部分就是遥远的西部了。他们称这里为高卢，因为这里居住着高卢人，一个长着一头金发的神秘民族，希腊人称其为凯尔特人。当时，那里生活着两支高卢人，一支居住在阿尔卑斯山与亚平宁山之间的波河流域，这是最早的一支。当恺撒孤注一掷、勇敢地跨过卢比孔河时，这部分高卢人就被留在了那里，他们被称为“山南高卢”或“山这边的高卢人”。另一支是“山外高卢”或“山那边的高卢人”，在当时的欧洲，这一部分高卢人被排斥在外。但是，在公元前58—前51年恺撒那次著名的远征之后，这部分高卢人就与今天的法国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在这里征税不会遭到当地人的反抗，因此这里成为罗马强化殖民化的首选之地。 北部的孚日山与南部的侏罗山之间的山口有着很好的通道，罗马的军队（大部分为步兵）可长驱直入此地。不久，法兰西的大平原上就星罗棋布地分布着罗马城堡、罗马村庄、罗马市场、罗马教堂、罗马监狱、罗马剧场和罗马工厂。在塞纳河上有一座小岛——凯尔特人仍然在那里生活，他们居住在用原木搭建的房屋中，这个小岛就是鲁特西亚（巴黎古称）——它成为建造供奉朱庇特的神庙的理想地点。当年神庙的所在之地便是今天巴黎圣母院矗立的地方。 由于这座岛与大不列颠（公元1—4世纪罗马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可直接通航，并是可遏制莱茵河与默兹河之间动荡的一个优良的战略重心，因此这座小岛自然发展成为罗马帝国统治西方的大本营。 正如我在前面讨论地图的一章所述，我们有时对罗马人当时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寻路的本事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并不难理解。罗马人在选择精确地点方面有一种特殊的本能，无论筑港口、建城堡、设商埠，他们都没有失误过。一位细心的观察者在巴黎盆地中度过阴雨连绵的六个星期之后，可能会自问：“罗马人为什么偏偏选中这么个破地方作为他统辖西方和北方殖民地的总部呢？”但是在你面前放上一幅法兰西北部地图，地理学家会告诉你问题的答案。 在几百万年的过程中，这一地区被频繁的地震破坏得乱七八糟，山峰与山谷就像赌桌上的筹码，被扔过来扔过去。不同时期的四层厚厚的岩层被颠个不停，最终一个叠一个，有点儿像常用来温暖老祖母心灵的那些中国茶具中的茶托，摞在了一起。最下面，也是最巨大的一层“茶托”从孚日山脉一直伸展到布列塔尼，它的西部边缘便深藏在英吉利海峡的水底。第二层从洛林直达诺曼底海岸。第三层是著名的香槟地区，它环绕着第四层，这里曾被确切地称为法兰西岛。这个岛呈圆形，被塞纳河、马恩河、泰韦河和瓦兹河包围着，巴黎正处于这个岛的中央。这意味着安全——绝对的安全——因为它能最大限度地防御外敌入侵。因为敌人不得不首先攻克这些“茶托”陡峭的外延，而此时，防守部队早已占据了最佳防御位置。万一失守，他们还可以从容地退守到下一道“茶托”防线，在退回到塞纳河的小岛之前，他们可以连退四次。最后，他们还可以焚烧小岛周围的几座外桥，将这里变成一座坚不可摧的要塞。 法兰西的地质结构 当然，一支意志坚定、装备精良的敌军是有可能攻克巴黎的。但是，那是极其艰难的，就像不久前的世界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所证明的那样。拒德军于巴黎城外的不仅是英军与法军的勇敢善战，还有几百万年前地质变化的功劳，它设置了重重天然屏障，阻挡了西进的敌军。 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法国人进行了将近10个世纪的斗争。但是，当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去保卫各条不同的边境时，法国人却只需倾其全力守好西大门就可高枕无忧。这就解释了法国为什么比其他欧洲国家能够更早地发展成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 整个法国西部地区位于塞文山脉、孚日山脉与大西洋之间，被低矮的山脊自然划分为若干个相互独立的半岛和山谷。最西面是塞纳河流域与瓦兹河流域，它们通过一条自然通道与比利时平原联为一体，这个通道自古以来一直由圣昆廷城扼守。圣昆廷城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因此它就在1914年德军进军巴黎时成为其主要攻击目标之一。 塞纳河流域经由奥尔良隘口与卢瓦尔河流域连成一片，使得这一地区注定要在法国历史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法国的民族英雄圣女贞德又被称为“奥尔良贞女”，巴黎最大的火车站也被叫做奥尔良火车站，这两个名称的由来与该城正处于南北要冲的重要地理位置是密不可分的。中世纪，披甲骑士为这样的重要关隘浴血奋战，今天，铁路公司也为这样的重要枢纽你争我夺。世界在改变，可是往往改变的越多，对过去的重复也就越多。 卢瓦尔河流域与加龙河流域之间现在有经由普瓦提埃的铁路线相连，使彼此的交通变得很方便。公元732年，查理·马特就是在普瓦提埃附近阻止了摩尔人向欧洲深入的脚步。也正是在这里，公元1356年，黑王子（英王爱德华三世之子，英国著名将领——译者注）彻底消灭了法国军队，使英国对法国的统治又延长了100年之久。 至于那宽广的加龙河流域，它的南部是著名的加斯科涅地区，在那里诞生了无畏的英雄达塔南队长和英勇的国王亨利四世。这一地区由从加龙河上的图卢兹到纳博讷的河谷与普罗旺斯及罗讷河地区直接相通。纳博讷坐落在地中海岸边，曾是罗马人在高卢地区最古老的聚居地。 正像所有这样的古代商道一样（这条路线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前就已使用几千年了），对某些人来说，它永远是一棵摇钱树。其敲诈勒索和牟取暴利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如果你对此表示怀疑，就请你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山口关隘，去寻找1000年以前那条道路上最狭窄的地点，然后就是在那里，你会发现几处，甚至几十处古堡的遗迹。如果你略通古代史，不同年代的石壁会告诉你：在公元前50年、公元600年、公元800年、公元1100年、公元1250年、公元1350年、公元1500年，都有一些强盗在此建立过城堡，向过往行人勒索过路费。 有时候，你还会惊奇地发现，在那些地方会有一座繁荣的城市，而不是一堆荒凉的废墟。但是，卡尔卡松市的那些塔楼、堡垒、护城河崖和要塞会告诉你，为了抵御那些虎视眈眈的敌军的进攻，一座山口堡垒要修筑得多么坚固才得以保全至今。 法国的地理概况就谈到这儿吧。现在，我要简要介绍一下生活在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一种平衡感与协调意识。我几乎可以说，法国人一直在努力做到“合乎逻辑”，希望这个词不会使你联想到枯燥、刻板和迂腐这类的词。 不错，法国是欧洲最高峰勃朗峰的家乡，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巧合，普通法国人对那些冰雪根本就漠不关心，就像美国普通大众对佩恩蒂德沙漠兴味索然一样。法国人最喜欢的莫过于默兹河、吉耶讷、诺曼底以及皮卡第的和谐起伏的丘陵，跌宕有致；令人心旷神怡的小河，蜿蜒曲折；河岸点缀着高耸的白杨，英姿挺拔；河岸上的驳船，信步悠然；晚间笼罩在河谷上的烟雾，氤氲朦胧……这些美景再由华托（法国画家，他的画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尽数收入画中，那是最好不过了。法国人最熟悉的莫过于那些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村庄（任何国家中伟大的力量之所在）、那些小城镇（这里的人们仍然按照5000年前或500年前他们祖先的方式在生活，或者试图维持着那种生活），以及巴黎，在那里，10多个世纪以来最美好的生活和最伟大的思想携手同行。 巴黎 法国人并不是多愁善感，不切实际的梦想者，就像世界大战期间那些强加于人的荒诞离奇的故事中所讲述的那样。恰恰相反，他们是最明智、最热忱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永远能够脚踏实地。法国人深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活到70岁是他们最美好的愿望。于是，他会力图使自己安逸地享受现世的生活，决不浪费时间去幻想。生活就是这样的，那就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吧！既然饮食对于现代人是一件美事，那么我们就让哪怕最贫困的人也能掌握烹调的技巧吧。既然酒早在耶稣基督时代就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适宜的饮料，那么我们就酿制最美好的酒吧。既然全能的上帝认为应该让地球充满各种各样的迎合视觉、听觉和嗅觉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辜负了上天对我们的期望，而应充分享受这一切，因为是全能的上帝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既然集体的力量比个人的力量更强大，那么我们就应紧密依靠这个社会的基础单位——家庭，家庭会负责每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每个人也要对家庭的旦夕祸福负责。 这是法国人的生活理念，但是他的另一面却不那么理想了。这一面也是直接脱胎于我前文所讲述的那些特征。家庭生活往往会由一个愉快的美梦变成一场噩梦。无数大权在握的祖父祖母们成为阻挡历史进步的一块块绊脚石。他们留给儿孙节俭的美德退化成搜刮、偷窃、诈骗、勒索和悭吝等种种恶习，甚至退化成对生活中每一件必需品的锱铢必较的性格，甚至对他人的乐善好施也变成袖手旁观的态度，而事实上，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友善慷慨，文明的存在必将黯然失色。 但是，大体上说，法国人不论出身有多么卑微，处境有多么艰难，他们都抱有某种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是以最低限度的支出来获得最高限度的满足。至少在一点上，法国人决不好高骛远，因为他清楚，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如果有人告诉法国人，在美国，每个年轻人都希望将来的某一天成为其工作的那家银行的总裁，法国人会说：“那又怎么样？”法国人可不愿为了这种事而费力费神！身负重任还能花三个小时去用午餐吗？用同样的三个小时工作赚钱当然好，可是放弃了舒适和快乐未免代价太大了。因此，法国人是在勤奋工作，他的妻子以及儿女们也工作，于是整个国家都在工作，在赚钱，在按照自己喜欢的那种方式工作着、生活着，他们从不去管别人是怎么想的。这就是法国人的智慧，他们的这种智慧尽管不能让人发大财，可是却比其他国家所津津乐道的“成功”信条更能保证人们获得最大的幸福。 当我们谈到海洋时，我都不必告诉你海边的居民总是一味地打鱼。他们当然是以打鱼为生的。你还能期待他们能干什么别的工作吗？挤牛奶还是挖煤窑？ 但是，当我们涉及农业这个话题时，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正当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在过去100年中都被吸引进城市时，法国却还有60％的人口仍然继续选择生活在农村。法国是欧洲唯一一个能经得起长期围困而无需从他国进口粮食的国家。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取代了古老的耕作方式，当法国农夫不再像他们那些在查理曼大帝时期和克洛维时期的祖先那样耕种自己的土地时，法国就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法国农民之所以能够继续留在自己的田地里，是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地主。他的农场可能小得算不上一个农场，但是那是属于他自己的。在英格兰和东普鲁士这两个欧洲旧世界的大国有着大量的农田土地，但这些土地却属于那些不知姓甚名谁、不知身在何方的大地主们，而法国革命彻底地消灭了大地主，无论是贵族还是教士，他的土地都被分给了小农。这个过程对于以往的土地所有者是很难接受的，但是他们的祖先们不也正是用同样强制的手段才夺得那些土地的吗？这有什么区别呢？而且，事实证明，这场土地革命给整个法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它使法国一多半的人口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不过，正如一切事情一样，这种情况也有不足之处，它使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过度膨胀起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人即使迁居巴黎仍然依恋着自己的故土，这种地方主义还使巴黎大街小巷充斥了无数专为某些地区的旅客提供服务的小旅馆。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人极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去。如果他对自己的国家已经心满意足，他又何必移民去另一个国家呢？ 下面介绍一下法国的农业。葡萄酒酿造业将很大一部分法国人附着于土地。整个加龙河流域都从事着葡萄酒文化产业。靠近加龙河河口的波尔多是葡萄酒出口中心，而地中海岸边的塞特则是罗讷河流域的名酒港口。波尔多正南广袤的遍地淤泥的朗德平原，那里有踩着高跷的牧羊人和可以四季待在户外的羊群。来自勃艮第地区的全部葡萄酒都云集于第戎，而香槟酒则集中在法国古老的加冕之城兰斯。 当粮食生产与葡萄酒酿造不足以维系国计民生时，工业就来助一臂之力。古代法兰西的君主们不过是一群傲慢的低能儿，只知道如何残暴地压迫自己的臣民，并在凡尔赛宫漂亮的美人们身上挥金如土。他们使法国宫廷成为文明与时尚生活的中心，全世界的人都蜂拥而至，学习娴雅的礼仪，并了解吃饭与宴会的差别。时至今日，在法国最后一个旧时代统治者被身首异处地抛进巴黎墓地的生石灰中的150年后，巴黎还在引导全世界的女性该穿戴什么，该怎样穿戴。为整个欧洲和美洲供应着那些不可或缺的奢侈品（不过大部分人看成比必需品还要重要）的工业都以法国为中心，或依靠着法国生产着供千百万的妇女们使用的产品。里维埃拉一望无际的花圃是那些6美元或10美元一瓶（十分小的瓶子，这是我们明智地对那些我们美国不能生产的产品征税的结果）的香水的起源地。 后来，在法国的土地上发现了煤和铁。皮卡第和阿图瓦也由于那些工业大量的煤灰堆和矿渣堆而变得晦暗丑陋。这些垃圾山在英国人试图阻止德国人进军巴黎的蒙斯战役中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洛林成为钢铁中心，中央高原也随之成为法国的钢铁工业基地。战争结束后，法国人赶紧收回了阿尔萨斯，因为这里可以给法国供应更多的钢铁。在过去由德国统治的50年中，阿尔萨斯的纺织工业取得很大的进步。由于近年的发展，如今四分之一的法国人在从事工业，现在他们可以洋洋自得地宣称，他们的工业城市在外观上和那些英国、美国的工业城市没有太大差别，一样面部狰狞，一样乏味，一样缺乏人性。 比利时：几页文件创造的国家 现代比利时王国包括三个部分：北海沿岸的佛兰德斯平原，佛兰德斯平原与东部山区之间的富产煤铁的那片地势较低的高原，以及东部的阿登山脉。在这里，默兹河划出了一个美妙的弧线，然后流向北方不远处的低地国家的沼泽。 煤矿和铁矿主要集中在列日、沙勒罗瓦和蒙斯几个城市附近（大凡争取民主的伟大战争都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将那些富产煤、铁的城市推上报纸的头版），储量如此之丰富，以至于即使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煤矿、铁矿全部采尽，比利时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向全世界供应这两样现代生活的必需品。 从地上到地下，从人到鼹鼠 但是，这个有幸拥有德国人常说的“重工业”的国家却没有一个自己的现代良港。海峡沿岸不仅沙床、浅滩遍布，而且都很浅，情况极其复杂，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港口。比利时人在奥斯坦德、泽布吕赫和尼乌波特开凿了人工港口，但是比利时最重要的港口安特卫普却距北海有40英里的距离，而且斯海尔德河入海前的最后30英里也流经荷兰的领土。这一切都很不合情理。从地理学的观点看，这种安排可能是“不经意的”，但是对于一个依靠一些出席庄严的国际会议的国家代表用几页文件来决定各国命运的世界，这些安排又是必然的。因为，比利时就是一个几次国际会议的直接产物。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历史，看看是在什么情况下，那些大人老爷们舒服地围坐在绿色桌子前乱点乾坤的。 在罗马帝国的领地——高卢，居住着高卢贝尔吉卡人（与英国、法国的最早居民属同一民族）和一些日耳曼小部落。这些弱小民族在强大的罗马统治者面前不得不低头臣服。一路北上的罗马人跨过了佛兰德斯平原，翻过阿登山，直至不可逾越的沼泽地带。就在这里，孕育了后来的尼德兰王国。查理曼大帝（西罗马帝国皇帝，800—814年在位。他也是法兰克王，768—814年在位——译者注）时期，佛兰德斯成为法兰克人的一个小行省。公元843年，根据《凡尔登条约》，它又成为洛泰尔中央王国的一部分。3个世纪之后，它又被分割成若干个半独立的公爵领地、侯国和主教辖区。然后，中世纪最有才干的地产经纪商哈布斯堡家族将其据为己有。但是，哈布斯堡家族并不是来此寻找铁砂煤矿的，他们需要的是稳定的农业收成和快速积累的贸易收入。所以，这个国家的东部（今天仍是最重要的地区）当时就被认为是块荒蛮之地。不过，佛兰德斯最终还是获得了所有发展其潜力的机会。到14世纪和15世纪，这里已是北欧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了。 这一切主要归功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中世纪的那些中型船只可以深入到内陆；另外，还要归功于佛兰德斯这块土地上英明的早期统治者，他们积极鼓励发展工业，而不像当时的其他封建领主那样，一门心思发展农业，对资本主义极度鄙视，就像教会鄙视放贷取息的思想一样。 由于这些英明的政策，布鲁日、根特、伊珀尔和康布雷逐渐发展壮大、繁荣富庶起来。他们所做的工作，其他国家也一样能够做到，只要它们的统治者给予他们的人民足够的机会和自由。 这些早期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心的衰落主要是由地理与人为的综合因素造成的，其中人为的因素更多一些。 地理影响主要在于北海潮流的改变。在14—15世纪，低地国家格外繁荣，中世纪的船只吃水较浅，今天许多商船达不到的城镇，当时就是主要的商业中心。后来，北海潮流改变，随之布鲁日和根特的港口意想不到地淤积了大量泥沙，于是这些港口完全被陆地淹没了。工会虽然开始时表现得似一股强大的力量，可是后来却逐渐退化为专制的鼠目寸光的组织，它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延缓或者阻碍任何已有的工业活动。当本地的旧王朝土崩瓦解之后，佛兰德斯又暂时被法国兼并了。没有人来干涉这一切。当时的形势以及两国之间的代表终于将佛兰德斯转变为一个安静的乡村：可爱的小农场、白色的农舍、美丽的废墟，这一切或许可以激起英国老妇人的情怀，让她们画出最拙劣的水彩画。但是，青草仍然会从老宅院中那些精心打磨的鹅卵石间冒出来，它们从未停止过生长。 后来，宗教改革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一段短暂而尖锐的动荡时期，佛兰德斯还是摒弃了马丁·路德教派，仍然忠于罗马教廷。当它的北方的邻居荷兰获得独立之后，便很快封闭了老对手的最后一个港口，于是安特卫普与欧洲隔绝了，而整个比利时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冬眠期，直到詹姆士·瓦特的饥肠辘辘的蒸汽机难以得到满足，世人才想起比利时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将它从冬眠中唤起。 随后外国资本迅速地流入了默兹河谷，这里有着丰富的煤矿，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比利时已经成为欧洲领先的工业国之一。就从那时开始，这个国家的瓦隆人地区或者法语地区（布鲁塞尔以西）开始繁荣起来。虽然它只有全国42％的人口，但它却很快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与此同时，佛兰芒人却成为半受奴役的农民阶级，文明家庭的客厅绝对不允许讲佛兰芒语，他们的语言只能在厨房和马厩里听得到。 形成中的煤 虽然国际会议曾被人们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争端，稳定和平（就像一个世纪前的凡尔赛会议），但是，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却又进一步将事情复杂化。会议认为，应该将比利时与荷兰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王国，从而可以出现一股强大势力与法国抗衡。 这场奇特的政治联姻终于在1830年宣告结束，这是因为比利时人起来反抗荷兰人，而法国人（如预料的那样）冲过来帮助比利时人。联盟国家（总是稍迟一步）也进行了干预，于是科堡王室的王子、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利奥波德一世，比利时国王。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绅士，对亲爱的小侄女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被拥为比利时国王。他那时刚刚拒绝了希腊人的类似的拥戴，并对此选择没有任何后悔，因为这个新王国最终还是获得了胜利，虽然斯海尔德河的河口仍然在荷兰人手中，但是安特卫普却再度成为西欧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接下来，欧洲列强正式宣布比利时为“中立国”，但是利奥波德国王（王朝奠基者的儿子）非常聪明，对这种“请勿践踏草坪”之类的纸上协议不抱任何幻想。他努力要使自己的国家摆脱那种仰人鼻息，靠周边强国的恩惠才得以生存的三流小国地位。当一位名叫亨利·斯坦利的绅士从非洲中部归来时，利奥波德国王盛情邀请他到布鲁塞尔来，他们的会晤就产生了国际非洲协会，这个协会使比利时成为现代世界最大的殖民强国之一。 比利时地处北欧最繁荣地区的中心，地理位置优越，所以它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经济问题了，而是民族问题。在基础教育、科学和文化发展等方面，比利时第一大民族佛兰芒人已经迅速地赶超上了第二大民族——讲法语的瓦隆人。佛兰芒人一直在为争取国家政权而斗争，因为他们在王国建立以来就失去了应得的国家管理权。他们坚持要求佛兰芒语与法语绝对平等。 这个问题的讨论到此为止。因为，它使我感到困惑：我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一地步。佛兰芒人与瓦隆人有着共同的种族起源，共享将近2000年的共同历史，可是他们却像猫和狗一样，不能和平共处。在下面的有关章中，我会谈到瑞士人，他们讲四种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列托-罗马语（这是一种奇怪的罗马方言，只在恩加丁山区才得以完整保留），可是他们却和睦相处，没有什么根本矛盾。民族矛盾总有原因，但是我承认，它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之外。 热 卢森堡：历史的捉弄 在谈到瑞士之前，我还要为一个奇特的独立小诸侯国留点儿笔墨，那就是卢森堡（小城堡的意思）。这个小诸侯国如果不是在世界大战的最初的日子曾经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直到现在它仍可能默默无闻。这个诸侯国拥有20万人口，当它还是比利时的天主教行省时，他们的祖先就居住在这附近了。在中世纪，这里一度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它的首府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要塞之一。 由于它的重要性，以及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长期不和，它们曾为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争吵不休，最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作出决定，允许这块土地作为一个独立的小公国存在，并指定荷兰王室为其直接统治者，以补偿他们丧失在德国人手里的领土。 19世纪这个小公国又先后两次差点儿成了德国和法国之间进行战争的借口。为了避免类似的纠纷，这个大城堡终于自动解除防御设施，正式宣布为“中立国”——和比利时一样。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人为了满足其对领土的贪欲，撕毁了这个中立条约，因为他们要假道法国东北部的大平原长驱直入，而不想冒险从法国西部像茶杯一样陡峭的险峻要塞进入法国。于是，直到1918年，卢森堡才从德国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即使在今天，这个小公国也没有完全脱离险境，因为它有相当数量的铁矿。目前，这个小公国的贸易是受到比利时的一项协议保护的。 瑞士：有四个语言不同的民族的统一国家 瑞士人一贯称自己的国家为海尔维第联邦，在瑞士22个独立的小共和国（这些小共和国的代表常常聚在首都伯尔尼共商国是）的钱币和邮票上，还常常出现一个不很美的妇女形象，她就是海尔维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这个国家大部分人（瑞士有70％的人讲德语，20％的人讲法语，6％的人讲意大利语，还有2％的人讲列托-罗马语）多多少少倾向于德国（虽然还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中立），一个名叫威廉·特尔（瑞士的传奇英雄，是为政治和个人自由而奋斗的象征——译者注）的理想化的青年英雄人物渐渐地取代了那个海尔维第女神。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个在英格兰维多利亚中叶由著名艺术家创作出来的女诗人形象，第一眼看上去非常像不列颠女神。钱币与邮票头像的更迭（这种现象不限于瑞士，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了瑞士共和国的双重本性。但是，对于其他国家，这一切都无关紧要。瑞士对我们这些非瑞士人来说，只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山地之国，这正是我在这一章要重点介绍的。 阿尔卑斯山从地中海伸展到亚得里亚海，其长度几乎是大不列颠的两倍，面积几乎与大不列颠相等。这片土地有1.6万平方英里属于瑞士（与丹麦面积一样大），其中有1.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覆盖着森林、葡萄园或者小块的牧场，可以种植多种农产品，另外还有4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是由湖泊覆盖着或者由壮丽的悬崖峭壁组成。其结果是，瑞士每平方英里只有250人，而比利时为655人，德国为347人，挪威为22人，瑞典为35人；但是，不要以为瑞士只是一个巨大的山区疗养地，除了旅馆就是游客。瑞士除了生产乳制品，还把阿尔卑斯山与图劳山之间广阔的北部高原变成欧洲最繁盛的工业区之一，而且它只需要借助于很少的原料。这个国家当然有相当丰富的水力资源，另外它还处于欧洲心脏部位的有利位置。这就使得海尔维第共和国的制成品平稳地、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十几个周边国家。 瑞士 我在前面一章提到，像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这样巨大而复杂的山系是怎样形成的。我告诉你拿出6条干净的手帕，将它们展平并一条一条地摞起来，然后，把它们团在一起，观察这种团压结果造成的褶皱、折痕和压迹。你进行实验的这张桌子就是地基或者是花岗岩地心（有着上千万、上亿年的历史），在那上面较为年轻的地层在几百万年时间中缓慢地折叠，形成了奇形怪状的尖顶，再经过几百万年的风霜雨雪，才演变成今日形状和景观。 这些巨大的褶曲，高达1万英尺甚至1.2万英尺，逐渐被销蚀成一系列平行的山脉。在瑞士的中心（即哥达山口的安德马特村），它们聚集成一条巨大而复杂的山系（所谓的哥达山系），于是莱茵河从这里被倾入北海，罗讷河从这里被送往地中海，并且也造就了这样一些山河，它们滋养着北部图恩、卢塞恩和苏黎世附近的大小湖泊以及南部著名的意大利湖泊群。正是在这遮天蔽日的冰川、峭壁与深谷附近，在这高山积雪、山涧激流与冰川寒水之间，诞生了瑞士共和国。 山口 这又是现实政治与特殊的地理环境的结合，使得这个国家得以寻求独立与自主。这些半开化农民世代居住在难以逾越的深山幽谷之中，大约有1000多年的岁月里，他们强悍的邻居从来没有侵扰过他们。如果没有外辱，又何必高举帝国的骄傲旗帜呢？充其量不过就从这些野人手里抢走两张牛皮。但是，这些野人可是极其危险的，他们擅长游击战，还会把巨大的鹅卵石从山顶推下来，砸在盔甲上如撕破一张羊皮纸一般。出于这样的原因，这些瑞士人就被看成和北美洲阿勒格尼山（北美阿巴拉契亚山系西北部的分支——译者注）后面的印第安人一样，被外面的世界彻底遗忘了。 但是，随着天主教教皇势力的不断扩大，又由于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意大利商业贸易激增，欧洲北部迫切需要一条从德国直达意大利的便利通道，以便避开圣伯纳山口（这条经日内瓦湖从里昂到罗讷河河谷的商道要绕很长一段弯路）或者布伦纳山口，这意味着人们必须经过被哈布斯堡家族把持着的领地，然后缴纳几乎难以承受的关税才可通过。 就在这个时候，翁特瓦尔登、乌里和施维茨三个森林州（瑞士独立小共和国和地区的名称）的农民决定联合起来各出一点儿钱（天知道，他们并没有多少钱），修筑一条从莱茵河流域到提契诺河流域的道路。他们从山石中开凿道路，当岩石太坚硬，无法用手镐来搬时（从山中开凿道路却没有炸药！），他们就用木头做一些狭窄的装置，从峭壁上吊下来搭上木栈道，绕过那些障碍。他们还在莱茵河上建了几座原始的石桥，只是它们除了在盛夏可以步行，在其他时间是无法通过的。他们还循着查理曼大帝在400年前派人勘察但是没有修筑的路线，修复了一部分未完成的道路。就这样，到了13世纪末，一位商人带着骡队可以从巴塞尔经由圣哥达山口直抵米兰，而不必再担心他的骡子会折断腿或被山石所击中。 早在1331年，人们就听说在圣哥达山口有教会僧侣办的客栈，虽然它直到1820年才开始向商人开放，但是这里很快成为南北商道中最热闹的一条路线。 当然，翁特瓦尔登、乌里和施维茨的善良的人们虽然付出了千辛万苦，但他们只得到微薄的回报。这一份稳定的微薄收入，再加上这条国际商道对卢塞尔和苏黎世这些城市所带来的促进作用，都使这些小农业国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全新感受。这种独立感影响了他们公开反抗哈布斯堡家族。有趣的是，后者也有瑞士农民血统，只是他们在任何一本族谱中从不提起这一事实。哈布斯堡的族谱就保存在他们的老家哈比希茨堡（Habichtsburg-Hawk'snest，意即“鹰巢”），这个城堡就坐落在阿勒河与莱茵河的汇合点附近。 穿越天险 很抱歉，我所讲的这一切都很乏味。但是，正是从阿尔卑斯山繁忙的国际商道中得来的这笔实实在在的收益，而不是那个神话中的威廉·特尔的勇敢，为现代瑞士共和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共和国是一个极其有趣的政治实验品，因为它牢固地建立在世界上最有效的“基础教育”系统之上。这一套政治体制运行得如此顺利而又有效，以至于如果你问一位瑞士公民，谁是他们的总统，他们还不得不想一会儿才能回答出来。因为，他们的国家是由类似于委员会的联邦议会进行管理，议会由七名成员组成，每年推选一位新总统（通常由前一年的副总统担任）。按照传统，而并非法律，每任总统来自不同的地区，如第一年来自德语区，第二年来自法语区，第三年来自意大利语区，依此轮流下去。 瑞士总统与美国总统大不一样。他只不过是联邦议会的临时主席，而联邦委员会则通过七位成员的意志对国家进行管理。总统除了要主持联邦会议外，还兼任外交部长。总统的地位是如此无足轻重，甚至都没有固定的官邸，没有瑞士的“白宫”。当需要款待贵宾时，宴会就得在外交部举行。这些宴会就像是小山村里的节日聚会，根本不像法国总统或美国总统举办招待会所应有的那种隆重盛大的场面。 瑞士行政管理体系太复杂，在此无法详述。但是，到阿尔卑斯山的这面来访问的人经常会发现，不论哪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睿智而诚实的人始终在进行监管，看看事情是不是睿智而诚实地做好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里的铁路运输。当然，这项工作困难重重。两条纵贯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大干线将意大利与北欧连接起来。塞尼斯山隧道连接着巴黎、第戎、里昂与都灵（萨瓦公国的古都）。布伦纳铁路线则在德国南部与维也纳之间提供了一条直接的交通线，而且这条跨越阿尔卑斯山的铁路线没有开凿任何隧道。然而，辛普朗铁路线与圣哥达线不仅要穿隧道，还要爬山。圣哥达线是这两条铁路线中较早的一条，1872年就开始修建，10年之后才建成通车，其中用了8年的时间去开挖那条长达9.5英里、海拔高度达4000英尺的隧道。比这条隧道更值得一提的是从瓦森到格舍切的螺旋隧道。由于那里的山谷太狭窄，甚至于无法铺设单轨，所以铁路线不得不从大山中间穿越过去。除了这些特殊的隧道外，这条铁路线上还有59条其他的隧道（其中几条长达1英里）、9座高架桥以及48座普通桥梁。 第二条重要的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干线是辛普朗线。这条铁路线从巴黎开始，经由第戎、洛桑、罗讷河流域以及布里格，直达米兰。这条铁路在1906年正式通车，恰好在拿破仑的辛普朗公路完工的100年后。那条著名的辛普朗公路包括250座大型桥梁和350座小型桥梁以及10条隧道，是当时世界上最浩大的道路建设工程。与圣哥达铁路线相比，辛普朗线的工程就容易建造得多。它首先沿着罗讷河河谷缓缓上升，直抵海拔2000英尺高的那座隧道的开端。这条隧道长达12.5英里，铺设双轨。勒奇山隧道也是双轨（长9英里），它连接着瑞士北部与辛晋朗线和意大利西部。 彭尼内山是这些山脉中最狭窄险要的，辛普朗线便由此经过。这里环境极其复杂，在一片狭小的方形台地上有不下21座海拔高度在1.2万英尺以上的山峰，还有140座冰川造成的湍急的河流。这些激流有一个习惯，它们常常在一列国际列车到达前几分钟冲毁铁路桥梁，但这些意外的水患却从没有造成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这高度说明了瑞士铁路工人的高效。正如我前面所说，在这个有些僵硬、有点儿官僚主义的共和国，什么事情都不会听天由命。由于这里生活太艰苦，又危险，因此“得过且过”之类的温和人生哲学在瑞士很不受欢迎。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下，总有人在监察、注视、小心地守护着一切。 然而，这种中学校长式的高效性与准确性的传统却无法创造出艺术的辉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文学艺术的天地里——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音乐——瑞士人都不曾有任何建树。但是，我们的世界中已有太多的“艺术”国度，却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自诩稳定地保持着政治与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而且，这种体制能够使每一个瑞士家庭都心满意足。我们对此还能苛求什么呢？ 德国：建国太晚的国家 为了方便起见，我将欧洲各国按照民族与文化的不同，进行了划分。在前面的章节，我已经介绍过一些罗马的殖民地国家，即使在它们独立之后还依稀可见罗马文明的影子。 确实，罗马也曾占领过巴尔干地区。当时，那里至少有一个国家（罗马尼亚）保留了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但是，中世纪蒙古人、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把这里的一切罗马文明的痕迹都摧毁了，所以把那些巴尔干国家包括在目前的讨论范围之内显然是错误的。因此，我现在要跟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告别，转而讲述另一种文明类型，它起源于条顿民族，并以北海及大西洋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 在法国一章已讲过，这一地区有一片广阔的半环形平原，它从俄罗斯的东部山地（第聂伯河、德维纳河、涅瓦河及伏尔加河的发源地）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在日耳曼部落开始进行那次神秘的西移时，这片大平原的南部是归罗马人统治的；平原的东部也曾被斯拉夫游牧民族占领过，这些斯拉夫人刚被赶尽杀绝，马上又冒了出来，并迅速壮大，他们就像澳大利亚的兔子一样屡打不绝。当饥饿的条顿人闯进这片大平原时，剩下的是一片广阔的方形地区——东起维斯瓦河，西达莱茵河三角洲，北抵波罗的海，而南部罗马人筑起的堡垒则提醒着所有新来的人：不要踏入“禁区”。 这一地区西部多是山区。首先是莱茵河西岸的阿登高原和孚日山脉，然后由东向西依次是黑森林、蒂罗尔山脉、厄尔士山脉、里森格勃格山，最后是几乎延伸到黑海的喀尔巴阡山脉。 由于山势的走向，这里的河流都向北奔流。从西向东为序，首先是莱茵河。它是无数歌曲和传说中的题材，是所有河流中最富诗情画意的一条河流，没有哪一条山间小河能够像莱茵河那样，使人们不断地为之征战，为之流血流泪。然而，莱茵河确实只是一条很普通的河流，因为亚马孙河的长度就有它的5倍，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的长度是其6倍，甚至在我们美国根本算不上数的俄亥俄河也比莱茵河长500英里。莱茵河以东是威悉河，威悉河河口之上就是现代化城市不来梅。再向东是易北河，这条河流造就了今日的汉堡。接下来是奥得河，它使什切青城有了今天繁荣的风貌，这是柏林城及其工业腹地的出口港。最后是维斯瓦河和但泽（今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译者注）港，它是一个自由港，由国际联盟任命的一位特派员进行监管。 几百万年前，这片土地被冰川覆盖着，当冰川退却之后，它们在这里留下了大片沙石荒原，以及向着北海和波罗的海方向无限延展的沼泽。渐渐地，北部的沼泽逐渐发展出一条沙丘带，这些沙丘从佛兰芒海岸一直延伸到临近俄罗斯的普鲁士故都柯尼斯堡。一旦这些沙丘扩张，沼泽就享受一定的保护，便不再受到海潮的侵袭，这就意味着植被的出现，于是土壤渐渐适宜生长树木，森林就出现了，就是这些古老的森林后来又成为泥炭矿藏，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非常优质的燃料供应地。 这片平原的西北边界北海和波罗的海，都被冠以“海”的名称，其实完全是名不副实，它们实际上只是两个巨大的浅池而已。北海的平均深度只有60英寻（1英寻等于6英尺），其最深处还不过400英寻，波罗的海深度不超过100英寻，而大西洋平均深度为2170英寻，太平洋则为2240英寻。这些数据向你表明，你可以把这两片海洋想象成下沉的山谷。地球表面只要稍稍隆起，这里就会再一次变成干燥的陆地。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德国的陆地地形图。不但是看现代地形图，还应回到人类随着冰川退却的足迹进入这里永久定居的年代，看看那时的地形图。 这些早期的移民是野蛮部落。他们主要靠狩猎和种植一点点谷物为生。但是，他们却有一种极强的审美感以及对美的执著的追求。当他们的本土缺少用以装饰的金银时，他们就不惜长途跋涉到外面去寻找。 下面的叙述可能会让很多读者感到吃惊。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所有原始的商道都是奢侈品的贸易通道。世界上早期的民族冲突也都源于对奢侈品的争夺。就是那些深入到神秘的波罗的海沿岸去寻找琥珀的商人，使罗马人了解到北欧地理概况的，而他们寻找的这种石化的树脂不过是用来给罗马贵妇们做头饰的；那种坚硬的石灰石凝块有时可以在牡蛎壳中找到，妇女们用此物来吸引别人注意她们耳朵可爱的曲线和手指的柔美与纤巧，对它们的渴求比任何理由都更有力地激发了人们去太平洋和印度洋探险航行，并因此作出更多的地理发现。与对奢侈品的需求相比，甚至那种促使许多虔诚的人要把《福音书》带给异教徒的动力都显得不足为道。 德国 为了获得龙涎香（可以在抹香鲸内脏找到，因此导致了对那种可怜的鲸类的疯狂捕杀），更多的船只涌向巴西、马达加斯加和摩鹿加群岛，其数量比捕捞鲱鱼、沙丁鱼或者任何其他食用鱼类的船只都要多。因为龙涎香可以用来制作香水，用它制作的香水散发着鲜花般的芳香，别具异国风味，与之相比，食用鱼只不过是食用鱼，毫无情趣可言。 这一时尚的转变使17世纪的妇女都要在长装里面穿上让人看不出的紧身衣（12道菜的宴席太影响身段美了），这就使人类大大增加了对北冰洋的认识。一旦巴黎决定帽子上要有白鹭羽毛做装饰时，那些捕猎者为得到那种羽毛便深入到美国南方的环礁湖中追杀白鹭（这些猎人毫不考虑此举意味着一切造物中最可爱、最高贵的一种鸟类绝种），他们深入的地区已远远超出了从前为谋生到过的范围。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物以稀为贵，此类稀有物品都可能成为一部分富人追求的目标，他们常以铺张摆阔来炫耀自己的富有，引起周围不那么幸运的人的羡慕。自从人类历史开始以来，就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引导着人类探险的脚步。当我们仔细研究史前德国的地图时，我们依然能够追踪那些古老的奢侈品贸易通道，因为当时的大部分商道直到中世纪甚至现代仍在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想想大约3000年前的情景。南部的山脉——哈茨山、厄尔士山和里森格勃格山——都坐落在距离海洋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向北延伸到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大平原，早已经由沼泽变为干燥的陆地，而今天又被茂密的森林覆盖着。冰川渐渐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芬兰方向退却，随之而至的人宣称这莽莽荒野都要归他所有。居住在南部山区山谷中的部落已经发现，如果他们砍伐树木然后卖给占据着莱茵河与多瑙河战略要点的罗马人，就会得到合理的报酬。至于其他的条顿民族，不论是游牧人还是农夫，很少有人见过罗马人。有一支罗马探险队曾经试图深入到这个国家的腹地，但是这些探险者在一条黑暗的浸满水的山谷中遭到伏击，被杀得无一幸免，所以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行第二次尝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北部与外界就完全断绝了联系。 史前时代那条重要的东西方商道从伊比利亚半岛开始，沿着从比利牛斯山到巴黎的路线，直伸向俄罗斯大平原，穿过法国的普瓦提埃和图尔河谷，这一点我在前面讲“法国”的那一章已经提到。这条商道绕过德国境内的阿登高原，循着中欧高原的外延向前推进，一直到达现在苏联境内的北欧低地。这条商道在向东的行程中，有许多条河流阻止它，但它总能找到一个水浅的河段跨过去。正像罗马是在台伯河浅水处发展起来的一样，德国北部的许多早期城镇也是那些史前时代或者古代人类聚居点的延续。今天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和百货商场也许恰好正是当年人类早期的居民点。汉诺威、柏林、马格德堡和布雷斯劳（今波兰西南城市弗罗茨瓦夫——译者注）这些城市都是在史前的原址上发展起来的。莱比锡尽管起初只是一个坐落在斯拉夫大地中央的小村落，但是它也曾是古代欧洲的商贸中心之一。因为这里聚集了从萨克森山区采来的矿物，如银、铝、铜和铁，它们在这里汇集之后再沿河顺流而下，卖给那些在欧洲商道上南来北往、川流不息地做生意的商人们。 这条商道一经到达莱茵河后，陆路运输的商队就开始面临来自水上运输船队的激烈竞争。水上运输比陆地运输更便宜更方便。早在恺撒发现莱茵河之前，这条大河上就早已有许多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木筏。他们从斯特拉斯堡（莱茵河在这里与弗克兰、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内陆贸易区相连接）将货物运往科隆，并由此到达低地国家甚至不列颠诸岛。 柏林与耶路撒冷相隔很远，但是这两个城市都遵循了将城市建立在重要商道的交叉点上这一地理原则。耶路撒冷坐落在从巴比伦到腓尼基的商道与从大马士革到埃及的商道的交叉点上。在犹太人听说这个城市很久以前，它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了。柏林建立在河畔，横跨欧洲大陆的东西商道与西北到东南（从巴黎到彼得格勒，从汉堡到君士坦丁堡）的商道恰好在这里汇合，于是柏林就成为第二个耶路撒冷。 在整个中世纪，德国都包括无数个半自治的小公国，但是在300年以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有朝一日这块欧洲大平原的西部会成为世界大国。有趣的是，现代德国几乎就是从十字军运动失败中成长起来的。当人们肯定，西亚已经再没有新领土可以被征服（穆斯林最终证明了自己完全可以与基督徒匹敌），没有继承权的欧洲人就开始寻找其他农业财富的来源。他们十分自然地就想到了正好坐落在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上的斯拉夫大平原，那里居住的是野蛮的普鲁士异教徒。有一个十字军运动团一股脑儿地从巴勒斯坦搬到了东普鲁士，把他们的商业中心从加利利的阿卡迁移到但泽以南30千米处的马尔堡。此后的200年间，这些十字军骑士们一直在与斯拉夫人作战，这些来自西方的贵族和农夫霸占了那些可怜的斯拉夫人的田园。1410年，他们在坦能堡惨败于波兰人之手，1914年，在这同一个地方，兴登堡（德国元帅，总统——译者注）率军歼灭了俄国军队。然而不管怎样，那些十字军骑士还是在此地幸存了下来，当宗教改革运动爆发时，他们仍然是一支相当重要的力量。 当时的情况是，这个十字军正好由一位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领导，这位大公不仅加入了新教一方，还在马丁·路德的建议下，宣布自己为世袭普鲁士公爵，定都但泽湾的柯尼斯堡。17世纪初，这个公国又落到了另一支勤奋而精明的霍亨索伦手中。这些霍亨索伦们从15世纪中叶开始就一直统辖着勃兰登堡那片荒凉的沙地。100年后（即1701年），这些霍亨索伦们感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应该有资格获得比“选帝侯”（德国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译者注）更高的称号了。于是，他们开始积极活动，想让自己被承认为国王。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此愿意承认。自古以来，同类不相残，布斯堡王朝很愿意为自己的好朋友霍亨索伦家族帮个小忙。1871年，普鲁士国王霍亨索伦七世成为统一德国的第一任皇帝。47年之后，普鲁士的第九位国王、现代德国的第三任皇帝被迫离开皇位和家园，霍亨索伦家族庞大的持股集团终于垮台了。但是，这个由十字军的残兵败将组成的国家已成长为资本主义工业时代最强大最有效率的泱泱大国。 现在，一切都成为过眼烟云。最后一个霍亨索伦正在荷兰伐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前蒂罗尔山山民的确具有惊人的才干，或者至少聪明得足以组织起一批具有非凡才能的人为他们服务。要知道，他们的故土根本就没有任何天赐的财富。普鲁士大地从来只有农田、森林、沙地和沼泽，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以出口的产品，而出口是所有国家获得贸易顺差的唯一办法。 后来，当一个德国人发明甜菜制糖法之后，情况稍有改善。但是，由于蔗糖仍然比甜菜糖便宜许多，而且蔗糖可以从西印度群岛进口，因此这意味着不论是普鲁士人还是勃兰登堡人都依旧寒酸拮据。然而，当拿破仑皇帝在特拉法尔加损失了他的海军之后，决定用“反封锁”的办法来摧毁英国时，普鲁士的甜菜糖变成欧洲人大量而且持续增长的需求。同时，德国化学家发现了钾碱的价值，既然普鲁士的钾碱储量巨大，那么这个国家也终于开始有了一些出口产品。 当时的霍亨索伦家族是幸运的。拿破仑战败之后，他们获得了莱茵河地区。起初，这一地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直到工业革命对那些拥有铁、煤的国家予以极大的眷顾时。当时，普鲁士意外地发现自己拥有储量丰富的煤矿和铁矿。这个500年的贫困户总算翻身了！过去，贫困教育了德国人要认真和勤勉，现在，它又告诉德国人怎样大量生产和廉价销售。当陆地再也无法为这个小小的条顿民族的迅速膨胀提供充足的活动余地时，他们便向海洋发展。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已经成为依靠海洋运输业收入最多的国家之一了。 在发现美洲、大西洋成为重要贸易通道之前，北海还是文明世界的中心时，汉堡和不来梅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两个城市又恢复了生命力，严重威胁着伦敦和其他英国港口的独一无二的显赫地位。1895年，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开凿的可通行大型船只的运河——基尔运河开通了。运河网还将莱茵河、威悉河、奥得河、维斯瓦河、美因河、多瑙河连接起来，使北海与黑海之间可以直接通航，柏林则有一条到什切青的运河可以直达波罗的海。 人类只要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就能保证让大多数人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在世界大战之前，普通的德国的工人和农民虽然算不上富裕，而且还受着严格的纪律约束，但是与其他国家同一阶层的人相比，他们却吃得更好，住得更好，而且更加有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 所有这一切都随着世界大战的不幸结局而化为乌有。这是一个悲剧，但是它不属于本书要讨论的范畴。由于德国战败，它失去了50年前取自法国的繁荣的工业区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地区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战败国法国割让给德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由法国收回——译者注），失去了全部的海外殖民地，失去了商船队，还失去了1864年战争后从丹麦人手中夺来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一部分。另外，数千平方英里的前波兰领土（已被德国彻底同化）也从普鲁士划走并归还给波兰。于是，这片沿着维斯瓦河从托伦到格丁尼亚和波罗的海的宽阔的长条地带又重新置于波兰王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国家又可以直接通向海洋了。18世纪腓特烈大帝从奥地利抢来的西里西亚的一部分土地留给了德国。但是，许多宝贵的矿藏已经割让给波兰，尽管纺织业还由德国控制着。 至于其他方面，德国被剥夺了50年中抢来的一切，它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也被其他国家重新瓜分了，那些国家已经拥有太多的殖民地，甚至都没有更多的人口可以向殖民地输送。 从政治角度看，《凡尔赛和约》可能是一个完美的条约，但是从应用地理学的观点看，它却使人对欧洲的未来感到绝望。我以为，那些持怀疑论的中立国家想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已故的克列孟梭（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理）先生每人一本《基础地理手册》并没有什么错。 奥地利：无人喝彩的国家 多瑙河——它的河水不是蓝色的，而是灰色的——裹着泥浆，滚滚东去，辜负了那首著名的圆舞曲所赋予它的美名。河畔曾经了不起的古老城镇正在缓慢地死去，那些心灰意冷的老人在往日光荣的废墟中漫无目的地打发剩下的时光，年轻朝气的年轻人则奔向国外，在比较愉悦的环境中追求新的生活，而国内剩下的年轻人，因不堪窒息的生活而自杀。这就是目前的奥地利共和国。在它的大约600万的人口中，有200万人生活在拥挤的首都维也纳。维也纳这座曾经的快乐之都（那里的人们以一种天真幼稚漫不经心的方式，就可以使自己过上幸福生活）在今后的100年里，它的古老而重要的科学、医学和艺术中心的地位将逐渐地衰败下去，重蹈威尼斯的覆辙。它将从一个统领5000万人口的大帝国的京都沦落为一个仅仅依赖旅游业为生的单纯的村落。除了为那些从波希米亚和巴伐利亚向罗马尼亚和黑海运送货物的船只提供停泊码头之外，维也纳再无任何存在的价值了。 奥地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多瑙河君主国时期。“多瑙河君主国”这个名字既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性质，又泄露了它的野心。时过境迁，而今这个曾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在地理学意义上，已经变得极其复杂。它被历史以一种任意的方式拆卸得面目全非，但是这个昔日的奥匈帝国却是一个完美的范例，它以其自身的荣衰兴亡，生动地说明了自然环境是如何影响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让我们暂时将边界问题放在一边，来看一下这个地区的地理概况。奥地利几乎正处于欧洲大陆的心脏部位，与意大利的脚尖和丹麦半岛的鼻尖近乎同样的距离。这是一块辽阔的大平原，它西靠蒂罗尔山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北接波希米亚的厄尔士山、里森格勃格山和喀尔巴阡山，坐落在崇山峻岭的怀抱之中。多瑙河从喀尔巴阡山脉深处流出，隔开了南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山与巴尔干山。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为身后的大平原遮挡着来自亚得里亚海的寒风。 当初奥地利建国者的手中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备的地图，而且他们的地理知识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像美国西部的拓荒者一样，这批中世纪的征服者仅凭着本能和“当下可行”的原则，就占领了如此广阔的土地。当然，大自然会为这种征服和占有的后果埋单，到那时人类不论如何聪慧狡黠，也要听从自然的安排。 在公元1000年以前，匈牙利大平原是一个无人之境，许多部落从黑海向西沿着多瑙河进入这一地区，但是都没有能够在此确立起自己的稳定统治。查理曼大帝在与东方斯拉夫民族的长期战争中，在这里建立了一块东部欧洲的“边境”。这块“边境”标志着一个将最终统治这个部分的土地的公国的诞生。尽管它还不断地受到匈牙利和土耳其人的侵扰（维也纳最后一次遭到土耳其人围攻的时间要比哈佛大学建校时间还晚得多），但是在巴奔堡家族（10～13世纪奥地利的统治家族——译者注）和瑞士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强力保护和有效治理之下，奥地利公国总能逢凶化吉，巍然屹立。后来，这个弹丸之地的统治者们居然还将自己推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他们这个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又非罗马，自然也算不上什么帝国，只不过是一个由德国语种的民族组成的松散联邦而已。这个帝国一直“神圣”到1806年，这一年拿破仑这位无产者将神圣罗马帝国的徽章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把皇冠加在自己的头上。 此后，这块土地并没有就此沉寂，甚至在故土不保的情况下，那个不是太聪明但不失为顽固的哈布斯堡家族竟然还对德国的蛋糕垂涎三尺，想在这块大蛋糕上切一块下来。不过他们的美梦在1866年被彻底粉碎了——普鲁士人将他们赶回了老巢，并命令他们永远待在那片他们所属的大山里面。 时至今日，这个由查理曼大帝确立的古老的东方边镇已经沦为一个七流国家了。它被内部纷争所摧残，昔日的集权帝国四分五裂，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它的大半国土只不过是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余脉，以及著名的蒂罗尔山脉的一小部分。蒂罗尔山的其余地区已经根据《凡尔赛和约》移交给了意大利，理由是这些地区曾一度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奥地利的山区中有两个稍微重要的城镇，一个是因斯布鲁克，另一个是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是古代从布伦纳山口通往意大利的必经之路，这里处处弥漫着中世纪的气息。萨尔茨堡则因诞生了莫扎特这位音乐大师而举世闻名，它也是欧洲最美丽的城镇之一。至今，它还保持着活力，为世人贡献出优雅的音乐和戏剧表演。 奥地利的连绵山区和北部的波希米亚平原都不能出产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个所谓的维也纳盆地也是如此。当年，罗马人在这块盆地上建起一座叫做文多博纳的军营，就是今日的维也纳了。著名的罗马哲学家皇帝马克·奥勒留在抗击北部日耳曼平原的蛮族的多次入侵后，公元180年，他打完最后一战，就在这里一命呜呼，并使这个据点也多少沾上了一些名气。然而这座城直到1000年之后，才初具城镇规模。这主要归功于中世纪的那次人口大迁移，即十字军东征。由于这些梦想到东方圣地发财的人不想受到热那亚和威尼斯船主的敲诈勒索，他们以维也纳为出发地，沿着多瑙河东进，一路打到当初上帝赐予亚伯拉罕的希望之乡。 1276年，维也纳被哈布斯堡家族占领，成为他们一个广袤领地的中心。他们的地盘最后一直扩展到前文提到的各个山脉之间的所有土地。1485年，匈牙利人又夺取了这座城市。土耳其人在1529年和1683年又两次围攻这里。然而，维也纳却能够从每一次战乱中幸存下来。直到18世纪初，它才由于一个政策性错误开始渐渐瓦解。这一政策将公国的每一处领土，不论重要与否，尽数委托给了纯种的日耳曼裔贵族。统治者的权力太大，对于所有人都是异常严峻的考验。那些温和可亲的奥地利骑士也无一幸免地变得更加温和，甚至变得脆弱怯懦起来。 昔日的奥匈帝国，47％的居民是斯拉夫人，只有25％是日耳曼人，其余是匈牙利人（19％），罗马尼亚人（7％），还有大约60万意大利人（1.5％）和大约10万吉卜赛人。这些吉卜赛人主要集中在紧邻匈牙利的地区，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多多少少还受点儿尊重。 君主和贵族们只有自觉自愿地承担起领导责任来才能长治久安，而当他们只要求享受“服务”而不尽责“领导”时，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欧洲的其他君主们正在开始慢慢接受这个教训时，统治奥地利的日耳曼主子们显然没把这些教训放在心上。由于奥地利的军队在抵抗拿破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愤怒的维也纳人民就将那些高贵的公爵男爵们全赶出了城，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领地中，去过那种单调乏味、与世隔绝的生活。 自此而后，维也纳的地理条件就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了。随着贵族的离去，商人和制造商渐渐崛起。从古代防御工事中解放出来的维也纳迅速地发展成为东部欧洲最重要的商业、科学和艺术中心。 然而，世界大战给了这座城市致命的一击。转瞬之间，它的繁华与荣耀化为灰烬，和几年前它还统治着的那个奥匈帝国已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这个国家前途渺茫，徒有虚名。当法国拒绝将它并入德国时，奥地利人彻底绝望了。 它也可以拿来拍卖，但是谁会要它呢？ 丹麦：小国也可以比大国优越 丹麦在近代国家中是如此之小（只有大约350万人口，其中75万住在首都），以至于按照现代国家的标准，如果数量比质量更能说明人的重要意义的话，我们大可不必介绍这个国家。但是，丹麦与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作为将聪明才智应用于现实美好生活（即古希腊人智慧的最高境界——中庸之道）而由平淡变为神奇的范例，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这个国家只有1.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缺少自然资源，没有陆军，没有海军，没有矿藏，也没有山脉（这里没有一处地方高于600英尺），但是它却能抵得上12个面积更广、志向更远、军国主义野心更大的国家（如果我感到有必要的话，我会提及这些国家的名字）。丹麦人民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将文盲率降至0，他们将人均收入提高至全欧第二位。而且，他们还从实际上消除了世界其余地方普遍存在的贫富差别，达到了共同富裕的水平，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看一眼地图你就可以知道，丹麦是由一个半岛和被辽阔的海湾所隔开的许多独立的小岛组成，岛屿之间是开阔宽广的海峡，火车须由轮渡跨越海峡。这里的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整个冬季，强烈的东风横扫着丹麦平坦的大地，带来阵阵寒雨，迫使丹麦人也像情况与他们相似的荷兰人那样，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室内。这种环境养成了他们爱读书的习惯，使他们成为学识最广博的民族，他们的人均藏书量也高于其他国家的居民。 然而，风雨也滋润了这里的牧场，使草原繁茂、牛群肥壮，使丹麦一国就可供应全世界30％的黄油。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他们的土地都被那些四处游荡的富豪地主占有，而真正民主的（不是政治上，而是从社会与经济角度看）丹麦人就从不鼓励大地主的发展。 现在，丹麦有15万独立农场主经营着各自的小牧场，这些小牧场从10英亩到100英亩不等，面积超过100英亩的牧场全国只有两万个。每天运往国外的乳制品都是按乡村农业学校讲授的最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进行生产加工，而这类农业学校只是全国中学义务教育体制的延续。黄油加工的副产品乳酪被用来喂猪，然后猪肉再经过腌熏，供应给英国市场。 丹麦与挪威及瑞典的关系 因为黄油和咸猪肉贸易带来的利润远远大于种植谷物，所以丹麦人宁愿进口粮食。他们这样做既方便又省钱，因为从哥本哈根到但泽只有两天的轮船，而但泽是波兰和立陶宛这两个大粮仓的老出口港。这类进口的谷物部分又可用来饲养家禽，于是丹麦每年又有数以百万的鸡蛋出口到英伦诸岛。 为了维持出口农副产品近乎垄断的地位，丹麦政府对所有出口产品都采取严格的管制，从而为自己建立起了货真价实的声誉，他们的品牌被认为是绝对纯正的保证。 正像其他条顿民族一样，丹麦人也是不可救药的赌徒。最近几年里，他们在金融与股票投机生意中的冒险使他们损失了无数钱财。当银行倒闭后，孩子们、牛群和猪群依然如旧，于是他们又重新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中。现在，他们唯一担心的是周围国家不断剧增的破产率，因为这会使火腿、鸡蛋这样的简单饭菜也在逐渐成为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丹麦的陆上城市都没有多少重要性。在日德兰（此乃半岛旧称，英国最早的居民就是由此而来）的西海岸有一个港口叫埃斯比约，它是丹麦绝大多数农产品的出口港，也是这一地区最古老的基督教中心之一。在发现美洲的400年前，这一地区的许多人依然崇拜他们英勇的异教神祈。横亘在日德兰半岛和菲英岛之间的是小贝尔特海峡（据说现在已有一个修建跨海大桥的计划）。菲英岛是波罗的海群岛中的第一岛，在这个岛的中心（有牛群、猪群和孩子们）是欧登塞市（纪念奥丁神的地方），安徒生就诞生在这里。他是一个贫病交加的制鞋匠的儿子，但是他却为人类作出了最伟大最慷慨的贡献。 然后我们跨过大贝尔特海峡，到达昔日丹麦王国的中心——西兰岛。这个国家美丽的首都哥本哈根就坐落在开阔的海湾之滨，小小的阿迈厄岛（它是首都的植物园），正保护着它免受波罗的海的惊涛骇浪的冲击。海湾上就是哥本哈根这座美丽的城市，它是中世纪“商人的海港”（Merchant's Harbor）。 在9世纪和10世纪时，丹麦人统治着包括了今天的英格兰、挪威以及部分瑞典的地方。那时的哥本哈根只不过是个小渔村，而距此15英里的内陆城市罗斯基勒则是当时皇家官邸所在地，丹麦人就是在这里统辖着那些遥远的城镇。而今，罗斯基勒已经没有重要性，哥本哈根则一跃成为重要城市，而且规模还在扩大，现在它接纳的居民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哥本哈根目前是丹麦王室所在地，当国王外出去游泳、钓鱼或者顺便买一包香烟时，几名身着漂亮制服的警卫会随侍在侧。除此以外，你在这个国家不会看到什么威武的阅兵式的。这个小国曾经经历过最艰难、最激烈的战争，甚至在1804年，它还长期抵抗过普鲁士。最后，它自愿废除了陆军、海军，由一支小型国家警察替代原有军队，以维护其中立地位，并保护这块弹丸之地能在今后的欧洲大战中幸免于难。 这就是丹麦，一个走和平道路的独善其身的国家。这里的王室一直避免出现在较为敏感的报纸的头条，这里很少有人有三件以上的大衣，可是也没有人缺少衣服穿，很少有人有汽车，可是几乎每个人，男人、女人、孩子，都至少有两部脚踏车。如果你在午餐时间前想穿过丹麦的任何一条马路，你就可以亲身感受到此情此景。 在以野心和霸权为荣的世界中，丹麦难以有所作为；在以崇高理想为荣的世界中，丹麦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果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的幸福是所有政权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那么丹麦的所作所为都足以证明，它足以维护其独立国家的地位并万古长青。 冰岛：北冰洋上有趣的政治实验室 丹麦仰仗她那昔日鼎盛一时的大帝国，保存下来了几块海外殖民地，其中包括世界第六大陆格陵兰岛。这块大陆似乎还蕴藏着有价值的矿产资源（铁、锌和石墨）。但是，由于完全被冰川所覆盖（格陵兰只有三十分之一的土地没有被冰雪覆盖），所以这些矿藏对于任何人都毫无意义。除非地轴能稍微偏转一点儿，让格陵兰再次享受到数百万年前的热带气候——从这个岛蕴藏着几处大煤矿可以认定，这里曾是一片非常温暖的大陆。 冰雪覆盖了什么？ 丹麦另一块海外殖民地是法罗群岛（Faroe），其字面意思是“绵羊群岛”。它横亘在设得兰群岛以北200英里处，约有两万人口，首府是托尔斯港。当年，哈得孙（英国航海家和探险家——译者注）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跨越大西洋的航行并最终抵达曼哈顿岛的壮举的。除了法罗群岛，丹麦还有一块殖民地，那就是冰岛。这是一个有特殊韵味的国家。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火山景观，这些现象常常使人联想到火神伏尔甘的炉子喷出的那些神奇的火焰；另外，这个岛国的政治沿革也很独特。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在美国独立前800年它的自治政府就开始工作了，并且几乎不间断地一直持续到现在。 第一批来这个岛的居民是从挪威逃来的难民，他们披荆斩棘，在9世纪来到这个遥远的孤岛上。 虽然冰岛4万平方英里的总面积中，仅有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未被冰川和雪野永久覆盖，全岛只有十四分之一的土地适于农业耕作，但是这里的生活条件还是比挪威本土更令人满意，所以在9世纪初时，冰岛就已出现了大大小小4000块自耕地。这里的自耕农沿袭了早期日耳曼部落的习惯，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自治政府。它由“阿耳庭”（大议会）组成，“阿耳庭”又由各地方“会议人”组成。这个大议会每年仲夏时节在一个叫做辛格韦德利的火山大平原举行，该平原距离现在仅有百年历史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仅有7英里。 在独立之初的200年中，冰岛人民表现出了巨大的聪明才智，谱写了人类史上最动人的一章。他们发现了格陵兰和美洲（早于哥伦布500年），使这个冬天只有4小时白昼的北欧岛国成为比挪威本土更重要的文明中心。 冰岛 所有的日耳曼民族都有其致命的缺点——太强烈的个人主义使政治和经济合作都成为空中楼阁——于是，厄运接踵而来。13世纪，冰岛被挪威人征服，接着挪威又被丹麦吞并，冰岛也步其后尘。丹麦人对这个弹丸之地根本不感兴趣，随后冰岛就处在法国甚至阿尔及利亚海盗的控制和蹂躏之下，直到古老的繁荣之地变得一贫如洗。所有异教时期的文学和建筑艺术都被遗忘了，那些昔日贵族和自由民的木质建筑也渐渐被泥炭做成的小棚所取代。 然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古老的繁荣又重现了，接着要求完全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现在的冰岛又可以像11个世纪之前那样实行自治了，尽管他们对外还要承认丹麦国王为其君主。岛上最大的城市是雷克雅未克，其人口虽然不足1万，却拥有一所大学。冰岛全国人口不足10万，但是他们却创造出出色的文学作品。这个国家没有村庄，只有一片片独立的农场，孩子们由巡回教师授课，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总体看来，这个海角之国十分耐人寻味。如同其他许多小国一样，她又一次证明了在与外界不利的环境进行顽强的斗争中，人类的聪明才智会让世界呈现出另一番天地。不过，冰岛并非人间天堂。虽然有墨西哥湾暖流的影响，但是它的夏季却太短，使谷物和水果无法生长。另外，这里常年雨雪不断。 全岛29座火山中最出名的是海克拉火山。有史料记载以来，这些火山共喷发过28次，喷出的岩浆覆盖了上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这里还常常发生地震，它们毁坏了上百座农场，还常常从坚硬的岩层中劈开几百英里长的巨大的裂缝。还有那些硫磺泉和滚烫的泥浆湖，都使得在冰岛的旅行不那么轻松。这里最负盛名的间歇泉和热水喷泉倒是十分有趣。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大喷泉，它喷出高达100英尺的热水，但是现在这些间歇泉的活动越来越弱了。 冰岛人不仅现在以岛为家，他们还要世世代代在这里安居。在过去60年中，大约有两万多人移居美洲，主要聚居在马尼托巴（加拿大的一个省——译者注），可是后来许多人又回到了他们的祖国。这里的确阴雨连绵，令人感觉不舒服，但是这里毕竟是自己的家园。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瑞典王国和挪威王国治下的领地 中世纪那些生活在快乐的神话世界中的人们，一定十分清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奇怪的样子的。据说，当上帝完成他的创世工作后，魔鬼前来窥探上帝在不足七天的时间里都做了什么。当魔鬼看到我们的人间是这样朝气蓬勃、清新旺盛时，他勃然大怒，向人间扔了一块大石头，这块大石头就落在北冰洋上，变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块“巨石”看上去太贫瘠太荒芜，根本不适宜人类居住，但是善良的上帝想起他在塑造其他大陆时还剩了一点儿肥沃的泥土，于是把剩下的这些泥土撒在挪威与瑞典的山脉上，但是这一点点泥土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说明为什么瑞典和挪威的大片领土至今仍是洞穴巨人、土地神和狼人们的家园，因为没有人想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谋生。 山区贫瘠的土地 现代人也讲述了一个“创世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建立在一目了然的事实之上，比较科学。地理学家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只是一块十分古老而巨大的大陆的剩余部分，这块大陆早在煤形成前就横亘在整个北冰洋之上，一直延展到美洲。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大陆是“不久前”形成的——这些大陆仍在不断地移动，就像水池中漂浮的树叶。那几块被海洋分隔开的大陆曾是一块完整的大陆。当挪威和瑞典所在的那块大陆渐渐下沉之后，只有最东侧的高地——斯堪的纳维亚山系残留了下来。至于冰岛、法罗群岛、设得兰群岛和苏格兰的成因都与此相仿，都是这块大陆在水面的遗迹。大陆的其余部分则躺在北冰洋的海底。也许有一天真的会发生转变，那时北冰洋也许变成干燥的陆地，而挪威和瑞典则成为供鲸类和鱼类嬉戏的海洋。 挪威人对这种状况可能并不在意，他们担忧的是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挪威可用于农业耕作的土地不足其全部领土面积的4％。瑞典情况稍微好一点儿，达到10％，但是仍然严重不足。 挪威 不过，大自然也对这两个国家作了某些补偿。瑞典有一半以上国土被森林覆盖着，挪威也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上遍布着松树和冷杉。他们有计划地而不是破坏性地采伐这些树木，尽可能地用最科学的方法利用着这份资源，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国家并没有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造成这里资源匮乏的罪魁祸首是冰川，它们很久以前就覆盖了从北角到林德斯奈斯的整个半岛。这些冰川将山脊上的土壤彻底损坏，使整个半岛就像一只猎犬舔过的盘子一样。冰川不仅剥蚀了山上宝贵的土壤（需要数百万年才能使土壤覆盖整片陆地），还将这些土壤带走，将它们沉积在整个北欧大平原上。 4000年前入侵欧洲的亚洲尖兵对这里的情况肯定有所了解。当他们跨过波罗的海来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时，他们发现这里栖息着带有芬兰血统的游牧民族。于是，亚洲人轻而易举地就将这些芬兰部落驱赶到北拉普兰的荒野中。但是，在此之后，这些定居者们又是怎么样在此地谋生的呢？ 有好几种方式。首先，冰川入海使海岸的岩层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沟，这就形成了今天大大小小的海湾、峡湾，它们使挪威曲曲折折的海岸线比平直的海岸线长6倍。所以，直到今天，打鱼仍是挪威人谋生的手段之一。墨西哥湾暖流给这里所有的港湾带来温暖，甚至最北的哈默弗斯特也因此成为全年不冻港。邻近北冰洋的罗弗敦群岛盛产鳕鱼，这些鳕鱼似乎很喜欢北冰洋冰冷洁净的海水，每年都来这里产卵繁殖，这样一来，至少10万渔民在此找到了生财之路，当他们的拖船满载而归时，又为岛上的10万人提供了专门从事罐装工作的机会。 其次，如果这些居民不喜欢以捕鱼为生，他们就去当海盗。遍布挪威海岸的星罗棋布的岛屿，占全国领土面积的7％，这些岛屿被无数浅湾、沙丘、峡湾和海湾隔开，由于航行路线复杂，一条船从斯塔万格到瓦尔德，需由两位领航员每六小时轮流领航，才能确保安全无误。 在中世纪，当这一带水域还没有信号灯、浮标和灯塔时（林登斯纳是挪威最早设立灯塔的地方，但那也是最近的事情），外地人根本不可能靠近这段危险的海岸。尽管关于挪威西海岸那个可怕的大漩涡的故事被大大夸张了，但是如果没有当地人引路，连最有经验的船长也不敢冒险进入这座水上迷宫。正因如此，这片错综复杂的水域就为海盗们提供了基地，他们充分地利用着家乡的这一自然优势有恃无恐。这些海盗还改进了船只，提高了作战技术，以便可以一举打到英格兰、爱尔兰和荷兰这些地方。他们一步步地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一点点地扩大着势力范围，直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君士坦丁堡都开始感到惊惶不安。这些国家的商人常常回来报告说他们在附近的海面上看到了北欧海盗船的龙旗。 在9世纪早期，这些北欧海盗至少三次洗劫过巴黎。他们沿莱茵河逆流而上，一直到达过科隆和美因茨。至于当时的英格兰，来自挪威的不同部落正为争夺这个国家的所有权而战，就像现在的欧洲各国为了一块石油产地就发动战争一样。 大约在同时期，他们还发现了冰岛，在北欧建立起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在这里进行了长达7个世纪的统治。再后来，他们又组织了一支多达200条船（一旦需要，可以在陆地上抬着前进的小船）的远征军，横渡波罗的海，一直打到黑海，使整个君士坦丁堡惊惶失措，于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急忙收编这伙强盗，让他们当自己的特殊警卫部队。 这伙海盗们又从西边进入地中海，在西西里、意大利和非洲沿海安家落户，最后他们又拜倒在教皇的座前，为教廷征伐异教徒效劳。 往昔荣耀风光一时的挪威现在又如何呢？ 海盗之国已成历史，今日的挪威是一个备受尊重的小王国。捕捞并出口大量的鱼，还从事远洋运输业。另外，他们还为将哪一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而苦苦争斗。如果挪威政府没有那种要命的毛病——两三年就更改一次重要城市和火车站的名字——全世界恐怕都不会注意到他们国内的这些争斗。 讲到挪威的城市，大多数不过就是过度膨胀了的村庄。在那里甚至所有人的狗都互相认识。特隆赫姆是挪威古国的首都，它有一个天然良港，当波罗的海结冰之后，瑞典的大部分木材就是从这里出口到世界各地的港口的。 挪威现在的首都是奥斯陆，是在一个古老的聚居点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聚居点曾毁于大火。奥斯陆由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所建，因而曾被称为克里斯蒂安娜，后来挪威人决定将所有带有丹麦色彩的地名全部改为挪威名字，于是就有了“奥斯陆”这个名字。奥斯陆紧临奥斯陆峡湾，正处于挪威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峡湾延伸到宽阔的斯卡格拉克海峡，这个海峡其实是大西洋的一个支流，将丹麦与挪威远远隔开。 像斯塔万格、阿尔桑德和克里斯蒂安桑这些城市，直到每天早晨9点汽笛响过才会有一点儿生气。卑尔根曾是古老的北欧商业同会——汉萨同盟（13—17世纪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译者注）的殖民地，一度掌管着整个挪威海岸的商业往来，现在，这个城市由一条铁路与奥斯陆相连。特隆赫姆也有一条铁路线直达瑞典的波罗的海沿岸。再往北，在北极圈以内，还有一个港口——纳尔维克，它是瑞典拉普兰铁矿砂的输出港。特罗姆瑟和哈默弗斯特这两个城市不断散发着鱼腥味。我之所以提及这几个港口城市，是因为很少有人类在纬度70。以上的地区还能生活得这样舒适。 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一片坚硬而难以生存的土地。它迫使成千上万的人们去国离家，颠沛流离于茫茫海上。尽管如此，它的儿女们仍然保持着对故土的眷恋与忠诚。如果你有机会，不妨乘船去北方看看吧！所到之处大同小异。有一两座荒凉的村庄，摇曳着几棵只够养活一头羊的衰草，稀稀落落的五六间小屋，还有海边摇摇欲坠的几条破船。当一周只来一次的汽船又开进港口时，这里的人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终于又看到了它。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生活在这里，因为，这是他们的家园；因为，这是他们血和肉的组成部分。 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是一个高贵的梦想。 可是，在远离尘嚣的博德或瓦尔德，情况往往会发生奇妙的变化。 当整个北极大平原消失在大西洋的万顷碧波之中，瑞典是斯堪的纳维亚残留的另一端，这是一个与挪威截然不同的国家。人们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两个国家不合并为一国，这样会节省一大笔管理费用。从理论上讲，这种设想符合实际，可是这两个国家的地理概况却使这种设想成为空谈。由于受墨西哥湾暖流呵护，挪威是适宜的温暖型气候，夏季多雨，冬季少雪（在卑尔根，如果马儿见到不带雨伞和雨衣的人就会受惊）；瑞典是典型的大陆型气候，冬季漫长寒冷，降雪丰沛。挪威有许多深入内地数英里的开阔的峡湾；瑞典海岸低平，很少天然港口，只有面临卡特加特海峡的哥德堡比较重要，其余都不值一提。挪威本土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瑞典却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铁矿。由于煤炭资源缺乏，迫使瑞典向德国和法国大量出口铁矿砂。过去20年中，瑞典开发利用了境内几处重要的瀑布，建成几座水力发电站，使这个国家减少了对煤炭的依赖。森林覆盖了瑞典大面积的国土，这笔宝贵的财富使其火柴工业十分发达，造纸工业更是声名远扬。 瑞典人和挪威人以及丹麦人一样（也许可以说：和英国人以外的所有日耳曼血统的民族一样），坚信人类智力的潜能是无穷的。瑞典的科学家们有着自由地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空间，因此他们的化学家就在木材加工的废料中作出了许多重要发明和重要改进，他们变废为宝，从这些废料中提炼出电影胶片和人造丝。 斯堪的纳维亚山将半岛分为两部分，瑞典恰好处于完全没有遮挡的寒冷的那一面饱受了恶劣气候之苦，所以它的农业发展水平还要比挪威略胜一筹。由于寒冷，这里的人们特别喜爱鲜花。冬天漆黑而漫长，家家户户都用鲜花和绿色灌木来保持春天的明媚。 在许多方面，瑞典与挪威还有不同之处。在挪威，昔日的封建制度随着黑死病一同消亡了，这场发生在中世纪末期的灾难打消了北欧人的雄心与活力。在瑞典却正好相反，土地高度集中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使这个国家的贵族阶级仍然保留至今。虽然这个国家现在是由社会党控制（就像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但是斯德哥尔摩仍然是一个有贵族气息的城市，它严格保持着优雅的宫廷礼仪，与高度民主化的奥斯陆和哥本哈根形成了鲜明对比。 也许，它的政治体制发展也是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的一个直接结果。它的邻国挪威面临着广阔的大西洋，而它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内陆海，它的全部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都与波罗的海紧密相连。 当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漠之地时，就很难把西部的挪威人与东部的瑞典人区分开来。对于外人而言，他们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如果可怜的人们在说那句著名的祈祷词“仁慈的上帝，请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怒火中解救我吧”，他们并不能区分是哪一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使他们惶恐不安。 10世纪之后，情况有所转变。居住在北方斯维阿兰（其首府坐落在梅拉伦湖，现代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就建在该湖岸边）的瑞典人与居住在南方哥得兰的哥特人之间爆发了战争。这两个民族血缘关系极近，并且还供奉相同的神（供奉该神的城市就在今日乌普萨拉的位置，而乌普萨拉是北欧最古老最重要的大学城），可是他们的内战却持续了200多年。内战严重削弱了国王的势力，同时又大大增强了贵族的实力。就在这期间，基督教传入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教士和僧侣站在贵族一边（在大多数国家，情况刚好相反），最终，瑞典王室衰落了，丹麦王室开始了对这个国家长达150年的统治。 墨西哥湾暖流的杰作 59万平方英里的阿拉斯加只有6万人口，43万平方英里的挪威、瑞典和芬兰却有1200万人口。 欧洲这时几乎都忘记了瑞典的存在，直到1520年，西方世界被一件骇人听闻、罪不容恕的谋杀案所震惊，这件罪行甚至使整个人类蒙羞。在那一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邀请瑞典所有的贵族首脑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这次宴会的目的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丹麦国王与其亲爱的瑞典臣民之间全部的矛盾冲突。宴会结束后，所有的座上宾突然变成阶下囚，他们要么被斩首，要么被溺死。只有一人幸免于难，他就是当时正在德国避难的古斯塔夫，他的父亲埃里克·瓦萨在几年前就已经被这位国王下令斩首。古斯塔夫听说这次谋杀后，立刻动身返回了故国，在自耕农中发动了一场革命，并最终将丹麦人赶出了瑞典。古斯塔夫自立为王，成为瑞典新一代国王。 自此而后，这个奇特的小国拉开了它在国际舞台上绚丽辉煌的一幕。这个曾经忍饥挨饿的国家不仅成为欧洲捍卫新教最坚强的斗士，还成为抵御不断强大的斯拉夫人威胁的最后一道堡垒。这些俄罗斯人，经过默默无闻的几个世纪之后，最终走上征战讨伐的历程。他们渴求海洋，并不断地向海洋进军，时至今日，他们还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显然，瑞典是唯一一个感受到这种威胁的国家。于是，在整整两个世纪里，他们将全部精力都用来对付俄罗斯人，将俄罗斯人阻止在远离波罗的海海岸的内陆地区。然而，瑞典最终还是要输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耗尽了瑞典的全部财力，但只延缓了几十年俄罗斯人强悍的进军，他们最终还是来到了波罗的海。战争结束后，瑞典失去了大部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失去了对芬兰、英格门兰（今圣彼得堡在地）、爱沙尼亚、利文兰和波美拉尼亚的统治，沦为二流国家。它的领土面积只剩下17.3万平方英里（介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人口略微超过600万。 北冰洋全貌 瑞典国土一半以上由森林覆盖，欧洲大陆将近一半的木材均来自瑞典。这些树木都在冬季采伐后留在山里，直到开春之后才从雪地拖到最近的河流，投进河谷之中。夏季来临后，内地山区的积雪消融，小河变成了滚滚洪流，这些原木就被送到下游的河湾。 这些充当运输工具的河流又为锯木场提供了动力来源。这些工厂收集河中的原木，把它们加工成各种各样的成品——从小小的火柴棍到4英寸厚的板材，五花八门，品种繁多。这些木材加工品的成本十分低廉，仅仅是伐木工人和锯木厂工人的工资费用。只要时间允许，汽船也是最廉价的运输方式。这时，波罗的海冰雪融化，船只可以抵达东海岸各个地区，于是这些木材成品就被来来往往的汽船运往世界各地。 这些汽船还身兼双职。当它们返程时必定要满载而归，但人们不会买很贵的货物回来，因此瑞典一直保持着合理的贸易顺差。由于瑞典的铁矿质量特别好，甚至那些有铁矿的国家也大量求购瑞典的矿砂。他们在铁矿进口贸易中也采取同样的方式。 瑞典领土宽度不超过250英里，内地也比较容易接近海洋。在瑞典北部拉普兰的基律纳和耶利瓦德附近，大自然赐予瑞典丰富的铁矿宝藏，而且这些矿石就神奇地堆积在地表，形成两座低矮的小山。夏季，这些矿砂被运往波的尼亚湾（波罗的海北部）的吕勒奥；冬季，当吕勒奥封冻时，它们就被送往挪威终年不冻的纳尔维克港。 距铁矿不远处是瑞典的最高峰凯布讷峰（近7000英尺高），此处有全欧最重要的一家发电站，它在北极圈以内。但是，电力似乎并不在乎纬度的高低，因此这家电站正源源不断地为铁路和矿山机械供应着廉价的电力。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被冰川刮走很多的土壤，其中有一部分被带到了南部，于是瑞典南方成为整个半岛土地最肥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瑞典境内湖水覆盖面积达1.4万平方英里，是仅次于芬兰的“湖泊王国”。瑞典人在湖泊之间开凿了密密麻麻的运河，它们又为这个国家提供了最廉价的运输方式。这不仅给北雪平这样的工业中心带来巨大的利益，甚至也使哥德堡和马尔默这种重要港口大大受益。 在有些国家，人类是大自然的奴隶，完全听凭自然的驱使；而在另一些国家，人类却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于是，这位创造一切的母亲必然也会毁灭一切，这些国家便会失去自然母亲的庇护。还有一些国家，人类与自然学会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共同维护双方的利益。如果你想寻找后者，就去北方吧，去拜访斯堪的纳维亚三国。 荷兰：沼泽上的帝国 荷兰的正式英文名称为“Netherlands”（这个单词的本意是指“地下的、下面的”）恰好说明这个国家的地理特征：位于海平面以下二至六英尺的低洼地带。假如再有一次史前规模的大洪水，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其他所有重要城市将全部葬身海底。 正是这种险恶的自然环境成为荷兰走向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北海岸边狭窄的沼泽地上，人们很难创造出更多的空间来立国兴邦。但是，在人与自然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恶仗），最终，荷兰人取得了胜利。在对抗中，无情的大自然使他们坚忍不拔、居安思危。毕竟，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非一无是处。 当罗马人在公元前50年第一次踏入这片偏远的土地时，这里遍地沼泽，一条狭窄的海岸沙丘，从比利时延伸到丹麦，守护着这片沼泽地以抵挡北海的惊涛骇浪。无数大小河流穿过这条沙丘带，奔向海洋。其中最为著名的河流有莱茵河、默兹河及斯海尔德河。这些河流不受高坝河谷的阻隔，在低地上随心所欲地纵横交错。每逢春季，它们都会任意改变河道，将陆地变成岛屿，将泥土冲刷得毫无痕迹。在13世纪的一次洪灾中，70个村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10万居民转眼间葬身水底。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与相邻生活在坚实土地上的佛兰芒人相比，早期的荷兰人生活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但是后来奇迹发生了。也许是因为波罗的海的水温或者盐度发生了奇异的变化，荷兰人发展的机遇就来了。一天早晨醒来，出乎荷兰人的意料，他们发现那种叫做鲱鱼的波罗的海鱼突然集体来到北海海域，并且从此定居下来。当时，几乎所有欧洲人在每个星期五都要吃鱼，而且鱼类是那时人类的主食，于是鲱鱼的集体搬迁导致了一大批波罗的海城市的衰亡，与此同时荷兰港口却因此繁荣发展起来了。从此，这些荷兰城市就源源不断地向南欧各国出口鱼干，就像现在出口罐装鱼一样。然后，由鲱鱼贸易产生粮食贸易，由粮食贸易又推动了与印度的香料交易。自然而然地，荷兰这个贸易之国就迅速崛起了。 但是，命运之神又将这一切现实因素抛到九霄云外，将所有这些低地国家并入了哈布斯堡大帝国之中，并且命令这些强壮的农民和渔夫服从哈布斯堡坏脾气的军官的命令。这些农民和渔夫虽然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但是他们却有铁拳以及实用主义，而统治他们的那些军官们却孤傲乖戾，不切实际，他们只是在一个绝对集权的宫廷中受过严格的训练，生活在西班牙式的城堡中，离群索居。这两类人当然水火难容，专制的统治必然导致反抗。于是，由此引发了荷兰长达80年的为自由而战的斗争，最终低地国家的人民迎来了自由。 新的统治者是一些实用主义者，他们深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上，他们努力做到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因此，他们向那些在其他国家因信仰等原因遭受迫害的人伸出了热情之手，给他们以款待和保护。大部分得到荫庇的人（除了一小撮卑微的英国持不同政见者）都对这个国家感恩戴德，他们逐渐成为了这个国家的重要公民，在这里获得了新生。在他们的故国，那些统治者将他们的财产剥夺殆尽，将他们的固定财产全部没收，但是知识和能力是剥夺不了的，于是他们逃亡来到荷兰时还带来了非凡的才干与能力。他们无私地为新祖国贡献着自己的才智，为荷兰的贸易与文化发展带来勃勃生机。当独立战争结束后，拥有100万人口的荷兰，从废湖湖底的低地城镇中迅速崛起，勇敢地担当起统治欧亚大陆的重任，并保持了整整三代的霸业。 他们将大量的钱财用于置备家业，购买庄园和外国名画（本国的作品理所当然远远不及外国的作品），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终日沉湎在歌舞升平中。他们尽量想使邻人忘记他们这些财富是从何而来，但是不久，财富也不再来了。所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凡事都是盛极而衰，尤其是人气。当这些人不再保持积极进取的活力时，他们很快就会失去曾经拥有的一切，无论是财富还是思想。 19世纪初，荷兰的末日终于降临了。拿破仑（这位法兰西皇帝只在战争需要时才研究地理）宣布，低地国家只是法国三大河流莱茵河、默兹河和斯海尔德河冲积而成的一块三角洲而已，因此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它们理应归属法兰西帝国。拿破仑在一个文件上潦草地画下一个大大的“N”（拿破仑的姓氏Napleon的开头字母），就决定了低地三国（指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译者注）的命运，从此荷兰从地图上消失了，而成为波拿巴帝国的一个臣属国。
围湖造田水闸
1815年，荷兰重获独立，并恢复了从前的活力。它的殖民地的面积比本国国土大62倍，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成功地保持着印度产品集散中心的地位。这个国家从来就不是工业国家。荷兰本土严重缺乏矿产资源，只是在最南部有质地一般的煤矿。所以，荷兰为其殖民地提供的材料尚不及这些地区进口总额的6％。但是，爪哇、苏门答腊、摩鹿加、婆罗洲和西里伯斯这些地区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以发展茶园、咖啡园、橡胶园以及奎宁种植业，因此它们对资金的需求鼓励了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使这座城市成为当时欧洲的股票交易中心。各地的商贾甚至各国政府往来于此，到这里来筹措资金，并进行各种商业交易，整个欧洲也是在这里通过往来的商船与世界各地进行交易，并促使当时荷兰的造船业跃居世界第八位。 荷兰国内水路运输的商船总吨位居世界第一。其境内河网密布，水道四通八达，十分便捷，所以在荷兰，成本低廉的运河小船成为铁路运输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因为，荷兰人的时间观念不强，在这个国家，无论是男人、女人、奶牛、驮马还是家犬，都有着慢悠悠的生活节奏。 荷兰境内的许多运河实际上只是排水渠而已，因为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领土根本称不上是什么陆地，而是人们通过人工排水的方法，从鱼儿和海豹手里夺来的一小块海底罢了。荷兰人用人工方法将海水排干，然后时刻留意着这些得之不易的土地，以防意外。自从1450年以来，他们已经增加了上千平方英里的国土面积，这些都是通过排干沼泽、围湖造田的方法获得的。实际上，围湖造田的工程并不难，只要你懂得方法。首先，你在选中的水域或者沼泽地周围筑上一道堤坝；然后，再到堤坝外开凿一条又深又宽的运河，使之与最近的河流相通，以便今后运河可以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水闸系统将堤坝中的水排到河流中；最后，你还要在大坝上建造一些风车，并给这些风车装上一台抽水泵，然后其余的一切就由风和一个小小的汽油发电机解决了。当堤坝中的水被抽干，排入运河之中，你还要在新的堤围泽地中开挖许多平行的沟槽，让你的风车与抽水泵继续排干地下的水，就这样，干燥的陆地出现了。 这些堤围泽地的面积有的广大到能供两万多人居住。如果能把艾瑟尔湖的水全部排干，那里至少可以居住10万人，但是这个工程耗资太大，而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濒临破产（作者写此书的年代正值西方国家经济大萧条时期——译者注）。由于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领土是堤围泽地，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荷兰政府的“河流、运河与堤岸部”每年的开支都要远远高于政府其他部门的开支。 奇怪的是，这个国家的东西两部分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对比。荷兰东边，海拔稍高一点儿，但是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很久以前它曾是欧洲大平原与海洋相接之处，而西边的低洼地带是后来由莱茵河、默兹河和斯海尔德河三大河流冲积而成的沼泽三角洲。现在，西部低地繁荣富裕，而东部“高地”却几乎是个不毛之地。这片东部“高地”在过去千百万年中一直是北欧冰河卸放冰砾和卵石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土质与新英格兰（指美国东北的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六州——译者注）相似，沙性很大。这里的面积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根本是不能用于农业生产的（法国只有不足15％的土地不能用于农业生产，德国只有9％）。这就意味着，本已人满为患的荷兰王国（荷兰平均每平方英里居住625人，法国为191人，俄国只有17人）不得不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 堤坝 由于荷兰东部与西部，繁荣地区与贫瘠地区之间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差距，因此荷兰一些重要城市几乎都分布在堤围泽地中心的那一小块三角地带上。阿姆斯特丹、阿勒姆、莱顿、海牙、代尔夫特以及鹿特丹相互紧邻，几乎连成一片，与那条著名的沙丘带也相隔不远。就是在这道“堤防”的脚下，三个世纪前，荷兰开始走向富强，而且正是在那时，荷兰商人首次从波斯和亚美尼亚买回了一种球形花，它很像穆斯林妇女头上缠着的围巾，在荷兰，人们叫它郁金香。从此，这种可爱的小花便成为荷兰的“国花”。 荷兰小得可怜，一辆老式的老爷车用几小时就会带你从一头跑到另一头。和阿提卡地区一样，位于莱茵河、北海与艾瑟尔湖之间的这块弹丸之地对世界艺术与科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按照人口数量及国土面积的比例来计算，甚至比所有国家的贡献都要大。雅典诞生于一座荒山的一块顽石上，荷兰则诞生于一片水泽泥沼中。但是，这两个地方突然崛起的条件是相同的，它们都拥有优越的商业地理位置。在漫长的岁月中，两个民族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并对世界产生了好奇心，由此引导希腊与荷兰走向文明与辉煌，并造就了两个民族旺盛的精神活力与不竭的探险精神。 英国：人满为患的小岛 如果在几年前，这一章的标题还应该是“大不列颠与爱尔兰”，那时人类强行改变了造物主的手工作品，将地理上连为一体的一个国家分割成两个单独的实体。于是，所有循规蹈矩的作者不得不依从这一安排，并在单独的两章中介绍这两个不同的国家。任何其他方法都可能引发更为复杂的矛盾，我可不愿意看到爱尔兰海军驶进哈得孙湾，为“对爱尔兰自由联邦的尊严不能容忍的侮辱”要求道歉。 恐龙是不会画地图的，但是当时的岩石却留存下来讲述恐龙的故事。因为岩石无处不在——火成岩，是岩浆在地表冷却所形成的；花岗岩，是在重压之下形成的；沉积岩，是慢慢沉积在海洋江湖底部的；还有形似板岩和大理石的变质岩，它们的实际成分仍是石灰石和黏土。 各种各样的岩石覆盖着整个地球，杂乱无章，就像一间堆满家具的房间突然遭了旋风。这些岩石就是人类的地质实验室，而且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室。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对打野兔充满热忱却对探索科学兴趣寡淡的英国人中会出现这么多第一流的地质学家。不过，也可以这么说，正因为英国有这么多优秀的地质学家，所以我们对英国的地质构造也比对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有更多的了解。游泳冠军往往生于水乡，而不会来自卡拉哈里沙漠腹地。 那么，对于自己国家的起源，英国地质学家们是怎样描述的呢？ 不妨先去忘掉你所了解的欧洲地图，去想象一个最近才从海面浮现的世界。它还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抖。一片广阔的大陆不断升高，渐渐地耸立在水平面上，突如其来的爆炸又将其撕成碎片，就像纽约市地下管道的爆炸会将水泥路面炸开花一样。其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正在一点一点地塑造着这个新世界。从海洋上不断吹来的风，从西到东夹裹着大量的水汽润湿着干渴的陆地，给它铺上一层广袤无垠的禾本科植物与蕨类植物，并慢慢生出各种各样的灌木和乔木丛。日日夜夜，年复一年，那不知疲倦的海浪不断地拍打着、撞击着、研磨着、损蚀着、撕扯着海岸。直到海岸像烈日下消融的雪，渐渐凋零、碎裂。突然，轰隆隆——从大陆最高峰陡峭的悬崖顶部，冰雪呼啸而下，如一面死亡之墙残酷地冲下宽谷的斜坡，冰冻的水、山顶落下的碎石，霎时充塞了又深又窄的峡谷山涧。 得天独厚的英格兰——正处于大陆群中央 阳光普照，大雨滂沱，冰雪崩裂，海潮侵蚀，寒来暑往，季节更换，当人类出现在这个星球上时，这便是他见到的情形。一道河谷将这条狭窄的土地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这道鸿沟从北冰洋直至比斯开湾，纵贯南北。与这道波涛汹涌的狭窄水域隔海相望的，是一座孤零零的高原。那边海面上还有几块孤独的礁石，似乎不是给人类居住的，它们是海鸟的栖息地。 这就是英格兰的产生。现在，让我们看一看现代地图。 从设得兰群岛到兰兹角与从美国哈得孙湾或南阿拉斯加到美加边境的距离是相等的。如果以欧洲为例，它的长度相当于从挪威的奥斯陆到捷克的布拉格。换言之，在北纬50°到60°之间，生活着4500万英国人，因此英国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在同一纬度上的堪察加半岛的人口却不到7000人，他们不得不靠吃鱼来维持生存，仅以此免除饥饿而已。 让我们还是来看地图，看图比读文字更清晰明了。 英国东临北海（北海只是一个年深日久积了水的洼地而已），向东还面对法国，在两国之间有一条跨越陆地的小沟，那就是英吉利海峡。在英格兰平原最深的低谷中躺着大伦敦，再过去就是威尔士的高山。爱尔兰海是另一个洼地，这里还有爱尔兰平原、爱尔兰山脉，以及西边浅海上的一些孤独的岩石。最后是圣基尔岛（因为路途艰险，那里荒无人烟）。然后，地势突然下降，一直下降、下降，在那里，就是真正的海洋起点，巨大的亚欧大陆板块在这里才完全让位给真正的大洋。 大西洋、爱尔兰、英格兰、欧洲 至于英国的内海、海湾和海峡，我应该详细介绍一下，但我尽量避免罗列出一大堆毫无意义的名字，免得你看了后面忘了前面。但是，我们面对的这个国家是世界著名的大国之一。它虽然只是一个弹丸小岛，但是4个世纪以来，它却对世界上无数男女老少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它的成功既不是由于机遇，也不是由于种族优越，而是大自然的匠心安排，将这个可爱的小岛堂堂正正地放在了东半球大陆群的中央，而这些岛民充分利用了他们的机会。如果你想了解这意味着什么，请看看可怜的澳大利亚，它被孤零零地遗弃在浩渺的海洋之中，完全任其自行其是，没有邻居，没有从外面获得新思想的机会。再看看英格兰的地理位置，它就像一只网中央的蜘蛛，到任何地方的距离都是相等的，而且它的四周就像一道护城河，保护着它免遭外族的侵犯。 当然，当地中海依旧是文明的中心时，英国这个地理位置毫无价值，直到15世纪末，它还只是一个偏僻的小岛，在人们心目中和今天的冰岛一样遥不可及。“你去过冰岛吗？”“没有，但是我有一个姑姑去过一次。那是一个有趣可爱的小岛，可是太远了，去一趟要晕5天船。” 晕上三四天船——这就是1000年前英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而且，要记住，当时的罗马帆船远远没有现在从利思到雷克雅未克的700吨汽船舒服。 不过，渐渐地，人们对这个处于文明世界之外的小岛增加了一些了解。那些住在半埋在地下的圆形小屋中的野蛮人，脸上画着奇形怪状的花纹，屋子四周围上低矮的土墙。是罗马人将他们最终驯化，罗马人从他们的语言断定他们与北高卢的凯尔特人属于同一种族，而且罗马人还发现这些野蛮人都很顺从，从不谈自己是否享有“权利”。不过，这些人是否真的享有对这片土地的“权利”还很难说，因为这些土地也是他们从先来的一个种族手中夺来的，至于那些更早的居民，我们只能在岛屿的东西两侧一些十分闭塞的地方，还可以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 粗略说来，罗马人占领英国长达4个世纪，几乎和白种人成为美洲的优势民族的时间差不多。突然有一天，他们的末日降临了。在那之前的500年中，罗马人一直在阻止野蛮的条顿民族进入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但是，他们的防线终于崩溃了，整个西南欧洲很快被蛮族席卷了。罗马人急忙召回他们在欧洲各国的驻外军团，只在英国东部留下几个军团保卫身后的不列颠大平原免受苏格兰蛮族的侵袭，其余还有几个要塞保卫着威尔士的平安。他们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帝国一样，并没有意识到大势已去，直到覆亡多年之后，他们才猛然醒悟——国非其国。 有一天，定期补给的船只没有按时抵达英国，这意味着，高卢已经落入敌人之手。从此之后，这些在英国的罗马士兵就与母国隔断，永远地与罗马失去了联系。不久，港口传来消息，一些外国船只出现在亨伯河与泰晤士河河口附近，而达勒姆、约克、诺福克、萨福克和艾塞克斯等地的村庄都受到袭击并被洗劫一空。罗马人从未在东海岸线上设防，因为那在从前是根本没有必要的。现在，那个曾经推动条顿人跨过多瑙河、越过巴尔干和阿尔卑斯山山口的神秘力量（是饥饿，或是流浪的习性，还是后有追兵？我们无从知晓）又推动撒克逊的海盗从丹麦、从荷尔斯泰因蜂拥来到不列颠的海岸。 那时，那些住在漂亮的别墅区中的罗马总督、罗马军队、罗马妇女和儿童，顿时灰飞烟灭，就像美国弗吉尼亚州和缅因州最早的白种居民无声无息地从我们的世界中神秘地消失了一样，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寻找那些别墅的遗迹。这些罗马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中的一些人被自己的仆人杀死了，妇女则嫁给了好心的当地人——这就是那些骄傲的征服者的民族的离奇命运，这只命运的巨手将那些没有及时打道回府的人骤然攫住，再也没有放开过。 随后，暴乱开始了。那些来自苏格兰和喀里多尼亚的手持大斧的蛮族，肆无忌惮地杀戮他们的凯尔特同胞，因为这些凯尔特人在罗马人充当世界警察的几个世纪中，曾经做过他们的走狗。于是，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人们通常会犯下致命的错误——一个念头便造成万劫不复的灾难：“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找一些骁勇善战的人，雇佣他们来帮我们打仗吧。”于是，这些强人来了，他们来自艾德河与易北河之间的那些沼泽和平原，他们属于一个名叫撒克逊的部落，但我们不知道他们部落的具体来源，因为，德国北部全是撒克逊人。 他们为什么又要称自己为盎格鲁呢？这又是一个不解之谜。“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词是在他们来到英国几个世纪之后产生的。这个词现在是一个战斗口号：“盎格鲁-撒克逊血性”或“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如今“盎格鲁-撒克逊”已经成为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的主人公得意地认为自己比所有人都优越。那又何必太认真呢？然而，历史学家不得不遗憾地宣称，盎格鲁人不过是以色列王国失散的部落中的一支，这些失散的部落常常在编年史中被提起，但没有人能确定他们的来源。至于撒克逊人，他们也不过就是北欧外来的游牧部落，30年前，人们可能还会在远洋轮船的下等舱中见到他们。这些人非常强壮，他们对工作、战斗、娱乐和劫掠，永远热情高涨，精力旺盛。盎格鲁-撒克逊人用了整整5个世纪才完成统一大业，这块土地今日已经成为他们的世袭领地。他们还强迫可怜的凯尔特人使用他们的语言，于是这些凯尔特土著又很快将他们从罗马贵妇人厨房里拣来的那几句拉丁文抛到脑后。后来，当条顿的移民大潮涌到这个小岛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又被赶出家园。 到1066年，英国又成为诺曼底的附属国，因而这个岛国不得不第三次承认海外强国的统治权。然而不久，情况很快发生了逆转。诺曼底人感到英国殖民地比法国本土更有价值，于是他们抛开了暂时的落脚之地——法国，永久地在英伦三岛定居。 然而，到最后，诺曼底人不仅失去了在法国的全部领地，还丧失了在英国的统治权，他们的不幸恰恰是英国的幸运。英国人开始意识到大西洋的存在而不必再向往大陆。即便如此，如果不是亨利八世的情事，英国也不能走上开拓远洋的道路。让亨利八世坠入情网的那位安娜·博琳声称，想走进她的心灵必须要先走进一座辉煌的教堂——和她结婚。那就意味着亨利八世必须要和他的西班牙王后——血腥玛丽（英国都铎王朝女王，曾残酷迫害新教徒——译者注）的母亲——离婚。这引发了英国与罗马教廷的争吵，甚至触及到教皇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于西班牙站在教皇一边，英国人就必须学会自力更生，学会如何航海，并打败西班牙海军，否则它只能沦为西班牙的一个行省。就在这种情况下，时机来临了，一场婚变成为英国人驾驭大海的契机，并使他们从此开始了新的贸易，而他们优越的地理位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外在的转变必须要经历内部的斗争。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愿意看到一个阶级为了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自取灭亡，所以那些从诺曼底人离开之后就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的封建大地主们，开始组织起来反对国家丢弃农业，反对政府去开拓世界贸易，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从来都是死敌，所以在中世纪的骑士眼里，商人就像美国今天的私酒贩子，你可以差遣他们，但决不能允许他们踏进你的家门，他们对商业贸易不屑一顾，认为这不是自由人应该干的事情。因此，当时的生意人都是外国人，尤以德国人居多，还有著名的伊斯特利斯人——来自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民族。是他们首次让英国人认识到钱币有着不容置疑的价值，今天的英镑就是从“伊斯特利斯磅”发展来的。但是，有经商头脑的犹太人全被驱逐出了英国，不许他们踏入英国的土地，甚至当莎士比亚创作夏洛克这一形象时，他的素材也只是道听途说。 虽然英国港口也做一点儿渔业贸易，但是内地绝大部分土地当时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在那之前数百年一直如此。大自然非常青睐这块土地，使它特别适合畜牧业发展，多沙石的土壤虽然不宜种谷物，但却能生长茂盛的青草，饲养牲畜。 英国全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不断地刮西风，给这里带来丰沛的降雨。如果有人曾在冬季去过伦敦，就不能不想到那连绵不断的阴雨。正如我介绍北欧各国时所讲，现在的农业已不再完全依赖大自然。虽然那时我们还不会人工降雨，但是化学工程师们已经教会人们如何克服各种自然灾害，而在乔叟（英国诗人，人文主义的最早代表——译者注）和伊丽莎白女王（英国都铎王朝女王，在位时建英国海上霸权——译者注）的时代，人们将一切自然灾害全看成是上帝的旨意，根本无法违反。这个岛的地质结构也使东部的土地所有者们受益匪浅。英伦三岛的横断面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汤盘，略有倾斜，西部高高翘起，东部舒缓平坦。这是由于不列颠岛的前身是一块古老的大陆的一部分，东部最古老的山脉都被风雨销蚀殆尽，而西部年轻的山脉却仍屹然挺立，再过1000万年或更久的时间才有可能被海潮和飓风磨平。这些年轻的山脉蜿蜒着一个叫做威尔士（凯尔特语中少数几个幸存的词汇之一）的地方，这些大山像一道屏障，保护着东部的低地免受大西洋狂风暴雨的侵袭，使得东部大平原享受着宜人的气候，不仅适合发展种植业，还适合发展畜牧业。 由于汽船的发明，我们可以从阿根廷或芝加哥订购粮食，冷藏法的广泛应用又使冻肉可以从世界的一端运到另一端。富裕国家都不必再完全依赖本国的农田养活自己的国民，但是100年前，那些粮食供应商还可以支配整个世界。只要他们锁上粮仓的大门，数百万人就会慢慢地饥饿而死。英国却无饥馑之忧。躺在南面的英吉利海峡、西面的塞文河（这条河把威尔士与英格兰隔开，最后流入英吉利海峡）、北面的亨伯河与默西河以及东面的北海怀抱之中的不列颠大平原，就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地区，给这个国家供应着丰富的食品。 如果英吉利海峡干涸 当然，我所说的这块“平原”和通常意义上的平原并不完全一样。英吉利的中央大平原不像美国堪萨斯大平原那样平坦得如同一块烙饼，而是像一幅卷曲的风景画，起伏不平，跌宕有致。在平原中间流淌着泰晤士河，它几乎和哈得孙河一样长，达215英里。这条河发源于坎特伍德山，一个盛产绵羊的地区。这里还有一座著名的城市——巴斯。早在罗马统治的时代，那些受尽英国“饮食折磨”的人就常来这里，在热滚滚的钙钠矿泉洗完澡后，再继续吃一些半生不熟的牛排和蔬菜，以“增强”他们的体质。 泰晤士河流经奇尔顿山和怀特霍斯丘陵之间，为牛津大学的划船比赛提供了足够方便的河水。最后，这条河就进入位于东盎格鲁山与北当山之间的泰晤士河谷。如果不是连接大西洋与北海的多佛尔海峡将这部分白垩石地区拦腰斩断，泰晤士河有可能一直流向法国。 就在这条河上，屹立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伦敦的诞生绝非偶然，也不是统治者异想天开的产物，就像罗马或者其他许多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城市一样，它之所以出现在这里，完全是由于经济的需要。为了使南北交通不必受制于那些无耻的渡船夫，人们决定在河上建一座桥。桥址选择在河运的终点处，河面又不很宽，足可以让2000多年前的建筑师造出一座安全稳固的桥梁，使商贾、货物可以轻松渡河。伦敦城就出现在这里。 当罗马人离开之后，整个英伦三岛已经面目全非，但伦敦依然挺立。时至今日，这座城市已拥有800多万人口，比纽约多整整100万人。面积为古代最大的城市巴比伦城的5倍，是巴黎城的4倍。伦敦城内高层建筑不多，英国人不喜欢住在鸽子笼一样的高楼大厦之中，这样可以维护个人的小天地，不受他人干扰，因此整个城市一直在向水平方向扩展，而美国的城市恰恰相反，始终在向上成长。 伦敦的中心地区，即“城区”，现在只是一个工场，或者办公地区。在1800年，这里还有13万居民，现在仅剩下不到1.4万人了。英国有庞大的资金用于对外投资，每天有大约50万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城区办公，监察着几百亿资金的流通与运作，同时还要支配从殖民地运来的数不清的货物。这些产品从伦敦塔一直延伸到20英里以外的伦敦桥下。 为了保证泰晤士河随时随地畅通无阻，人们沿河两岸修建了许多船坞和仓库，以管理船舶，解决货物运输的问题。如果你想了解国际贸易是怎么回事，你就应当去这些仓库参观一下。然后，你会遗憾地发现，美国纽约不过就是一个偏僻的村庄而已，离国际贸易主干线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不过，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改变的。因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已经有了向西迁移的倾向，但是伦敦仍是国际贸易的领头羊，对外贸易技巧的知识仍具优势，而纽约则刚刚起步，只能望其项背。 大不列颠：灯塔之国 我们已经偏离主题了，现在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让我们去看看1500多年前的英国平原。它的整个南部边缘群山环绕，在最西端是康沃尔半岛，隔着英吉利海峡与法国的布列塔尼遥遥相对。康沃尔是个神奇的地方，直到200年前，当地的凯尔特人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那里许多奇怪的石柱与布列塔尼的石柱极为相似，以致人们认为从前居住在这两个地方的居民本是同根。另外，康沃尔半岛还是被地中海水手发现的英格兰土地的第一个地方。腓尼基人寻找铅、锌、铜（请记住，这个民族最为鼎盛的时期就是在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探险队在远征路上曾到过锡利群岛。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群来自大雾弥漫的大陆的野蛮人，还和他们进行过物物交换的贸易。这一半岛上最重要的城市是军港普利茅斯，这里除了偶尔有几艘大西洋汽船往来，极少能见到其他船只。 在康沃尔半岛的另一侧是布里斯托尔湾，它在17世纪的地图上被标注为“错误的海峡”，因为从美洲返回的船长们常常将这里误认为是英吉利海峡，从而进入这片恶浪滔天的水域，导致船毁人亡。 北海 布里斯托尔湾北边静卧着威尔士群山。从前，这是座毫无用处的大山，由于人们在这里发现了煤、铁矿藏，并在安格尔西岛附近发现了铜矿，所以这片寂寥的大山现在成为英国最富裕的工业基地之一。加的夫原本是古代罗马人修筑的要塞，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中心之一。与伦敦之间靠一条从塞文河下穿过的铁路相连，这个隧道工程可以与连接威尔士大陆和安格尔西岛及霍利黑德岛的跨海大桥工程相媲美。从霍利黑德岛出发，人们可以直接到达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港口金斯敦。 工厂征服了农田 英格兰的地形呈四边形，每一个城市和村镇都因年代久远、历史悠久而饱经沧桑。我们几乎都不敢提及它们的名字，因为这会使这部世界历史写成整卷的英国地理。这一片古老的土地至今仍是英国地主阶级的支柱。法国几乎没有大地主，在那里，小地产所有者的数量是英格兰的10倍。丹麦的小地主就更多了。这样的乡绅阶级的地位已江河日下，作为一个遗老集团，他们除了让别人学会怎么穿高尔夫球裤，就是靠打猎来消磨时光，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但是，这种退步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是由于詹姆士·瓦特发明了那实用而有效的蒸汽机，使我们的社会经济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格拉斯哥大学的这位工具制作者从小就偏爱数学，当他开始摆弄祖母的小茶壶时，蒸汽还只局限于缓慢而又费力的水泵里。可是，在他去世后，蒸汽简直成了世界的主宰，而土地却不再是致富的主要源泉。 正是从那时起——即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经济重心从自古以来的南方开始向北迁移。在兰开夏郡，蒸汽驱动着曼彻斯特的棉纺机快速飞转；蒸汽机又光临约克郡，将利兹和布拉德福德推上世界毛纺织工业中心的地位；在所谓的“黑乡”，蒸汽又使伯明翰开足马力生产出数以百万吨的钢板与钢梁，这些钢材是造船必需的，这些钢材制造出的船又将英伦三岛的产品送往世界各地。 蒸汽代替人力的这次巨大转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变革。当然，发动机本身没有思想，它需要人来操纵，告诉它何时开始工作，何时应该停止工作。作为一项简单的劳动回报，城里人对农场工人作出保证，他们也可以以此致富。于是，在城市的诱惑下，80％的农村人口蜂拥进城，转眼间城市飞跃起来，出租公寓的地产商也一夜暴富。英格兰积聚了大量的财富，这笔财富足以使它维持很多年。 如今，许多人都在自问：英国还能支撑多久？也许，这只有时间能作出回答——这个时间就是10年或者20年。英国的前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 这个大帝国的崛起是与衰败和一连串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命运与罗马帝国的命运极为相似。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中心，罗马帝国为了保全自身的独立地位，不得不四方侵略讨伐，而当英格兰登上大西洋文明的顶端时，也在走罗马人的老路。如今，世界性的大掠夺似乎已告一段落了。几年前的一个大帝国的核心总部，也许很快就会衰落，就像现在荷兰对面的一个人满为患的小岛。 这似乎是场悲剧，但这正是我们这个星球的规律。 苏格兰 罗马统治者对苏格兰人的了解就像美国最早的殖民者对五个开化部落（切罗基、奇卡索、乔克托、克里克和塞米诺尔）的了解：在北部的某地，在帝国防线与诺森伯兰郡最后一片茅舍的荒凉山区，有一群由牧羊人组成的不好惹的剽悍部落，他们的居住环境极其原始简单，他们是母系社会，不像世界其他民族那样处于父系社会。他们的大山中除了马儿都畏步不前的陡峭的羊肠小道，就没有真正的道路了，他们极力抵制对他们进行文明教化，因为他们激烈地反对一切文明形式，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行其是。但是，这群人还是可怕的盗贼，他们会突然从山上冲下来，偷走切维厄特丘陵上的羊群，掠走坎伯兰的牛群。对这些人的最好的防范办法就是从泰恩河到索尔湾一路筑起高墙，并以刀砍剑刺或者上十字架等死亡的痛苦来制止他们再次冒犯。 这些办法果然奏效，而且在罗马人统治英格兰的4个世纪中，苏格兰人除了几次大规模的进犯，很少与文明世界有瓜葛。他们和爱尔兰岛的凯尔特兄弟们保持持久的商业关系，而且他们物质需求很少，因而从不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 古罗马的城墙虽然已经消失，但是今天的苏格兰人仍然过着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发展着他们自己的苏格兰式的文明。 苏格兰的穷乡僻壤是使他们保持自己个性的真正原因。这里绝大部分是山区，在人类出现很远之前，这些山几乎同阿尔卑斯山一样高。风雨的缓慢侵蚀使高山渐渐变矮，激烈的地壳上升又将它们震得七零八落，接下来大规模的冰川入侵将积聚在山谷中的微薄的泥土冲得一干二净，难怪苏格兰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高原地区，而其余90％的人口都拥挤在苏格兰低地地区——这是一条不足50英里的狭长地带，从西边的克莱德湾到东面的弗思湾。苏格兰最大的两座城市——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在两座火山（从前多数要塞都是建在死火山口上）喷发形成的山脉之间伫立。爱丁堡是古代苏格兰首府，格拉斯哥则是现代钢铁、煤炭、造船和制造业中心。这两座城市之间还有运河联络。另一条运河从洛恩湾通向马里湾，小型船只可以从大西洋直抵北海，无须从约翰奥格罗茨、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之间的艰险水域冒险航行，不过这条运河很少被利用。 尽管格拉斯哥出现繁荣，但并不意味着整个苏格兰就能出现繁荣。普通的苏格兰农民尽管终日劳动，还依然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的劳动所得只能保证不致饿死，却不足以使他们感受到活着的真正幸福。极端的贫困使苏格兰人谨小慎微，对他们辛辛苦苦攒下的几先令“财产”视若珍宝，绝不轻易花自己的钱。同时，也使他们懂得自力更生，依赖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毅勇敢，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苦苦挣扎而不管别人怎样说。 由于伊丽莎白女王在死前将英格兰的王冠传给了她的苏格兰表兄詹姆士·斯图加特，这个历史的偶然却将苏格兰从此纳入英格兰王国的版图。就这样，苏格兰人便可以自由进入英格兰境内。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小岛太小不能装下他们远大的野心，他们完全可以在整个王国的大地上到处闯荡。勤俭、聪明而节制的苏格兰人是完全适合在那些边远地区担任领导职务的。 自由国度爱尔兰 现在，要讲述的是一个特别的故事，有关人类命运的难以解释的悲剧故事——一个本来前途远大、有无限希望的民族，居然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眼前的光明追求，为一个毫无意义的理由徒劳地奔向了渺茫的黑暗历程，而他们心怀仇恨的邻国却在随时准备着去羞辱并奴役他们，因为这些盲目冲动的人还没有明白独立的自身权益才是人类生存的首要原则。 这个悲剧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是地质构造吗？也很难说。爱尔兰也是史前时代北极大陆的残存部分。地质变迁使岛的中心下沉到海岸山脉以下，使整个岛屿的地貌呈现为汤盘的形状，而流向海洋的几条河流也因此形成了千回百转、曲曲折折的河道，航行十分不便。如果没有后来的地质变迁，这个岛也许会更加富饶繁荣。 是气候吗？不，因为这里的气候与英格兰的气候并无很大的差异，或许只是更潮湿一点儿，更多雾一点儿。 那么，是地理位置吗？回答仍然是不。自从发现美洲之后，爱尔兰在所有与新大陆通商的欧洲国家中地理位置最近，地理条件也最为便利。 那么，到底是什么该为这个民族的悲剧承担责任呢？恐怕还是那难以捉摸的人性。在这里，人类又一次自毁前程，将有利的条件变为无能为力，将胜利变成失败，将勇敢消磨为消沉，对沮丧的命运只能默默承受。 民族传统和这个悲剧有关系吗？我们都知道，爱尔兰人十分喜欢他们自己的神话故事。几乎每个爱尔兰戏剧和民间故事中都会提到小精灵、狼人和指点宝藏所在的小妖精。说实话，在现在这种枯燥乏味的时代，我们真是厌倦了爱尔兰人那些精灵小鬼亲戚们。 爱尔兰 你可能会说，离题太远了。这些又和“地理”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地理只限于山川河流、城市分布，只限于统计煤炭出口量、棉花进口量的话，这些的确和地理没有关系。可是，人类不仅是饕餮之徒，他还会思深虑远，有天然的想象力。这个爱尔兰就有一种不寻常的气氛，这是一个单纯为思虑与浮想而存在的国家。当你从海上眺望别的国家时，你会说：“这是一片陆地，看上去是隆起的山脉，或者平坦的平原，大地是棕色的、黑色的或者是绿色的。那里生活着许多人，他们要吃要喝，有人美丽，有人丑陋，有人幸福，有人悲哀，有人活着或者死去，有人死后得到了牧师的祝福，有人死后不需要牧师。” 然而，对爱尔兰来说，这一切大不相同。这个国家有点儿与众不同，或者说完全与众不同。这里到处弥漫着孤独寂寞的空气，孤寂的气氛甚至伸手可触。昨天的真实到今天就布满疑云，几小时前简单的事，转眼就会变得错综复杂。岛屿的西侧是变幻莫测的大海，可是你脚下的这片土地却比这潭沉默的深渊更加神秘。 爱尔兰遭受奴役的时间比任何一个民族都长，他们因为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而不断地怨天尤人。他们本应该从自身找出不足，可是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定有某种认识错误使他们千百年来始终落落寡合。这种弱点植根于爱尔兰这块沃土。在这片土地上，爱尔兰人时刻准备为之流血牺牲，却从不考虑怎样生活下去。 当年诺曼底的征服者们（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侵英国——译者注）把他们新获得的住所稍加安排，就将他们贪婪的目光投向了爱尔兰海彼岸。所谓的爱尔兰海和北海一样，只是一个下陷在海洋中的山谷，并不是海洋的真正的组成部分。而且，当时这个富饶的小岛的内部情况也大大助长了侵略者的野心。当地部族首领彼此纷争不已，将全岛统一为一个单一王国的努力都失败了。对于同时代的征服者威廉，爱尔兰就像“一块颤抖的荒地”。这里的神父都睁大了眼睛，狂热地要将基督的福音带给全世界的异教徒，而他们的故国却没有道路、没有桥梁、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一切使日常生活更舒适、更和谐的重要条件都不具备。岛屿的中央由于比四周边缘低许多，形成了一个大沼泽，而沼泽有个怪习性，就是自己排水，因此沼泽永远是沼泽，根本没有人去治理。因为，充满诗意的灵魂怎么肯动手去洗碗刷碟呢？ 当时，英法的统治者们都是叱咤风云的国王，他们与主宰世界的列强们维持一种非常体面的关系。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紧急援助他亲爱的教子约翰，宣布《自由大宪章》（1251年英国封建领主联合骑士和平民迫使英王签署的文件——译者注）无效，并诅咒那些逼迫国王签署这样一份文件的贵族永堕地狱，不得翻身。当一位在内战中被打得狼狈不堪的爱尔兰酋长向英格兰的亨利二世求助，帮助他打败自己的强敌时（我已忘记当时到底有多少交战方），罗马便暗中牵线，一只看不见的手又从罗马伸到了英格兰，英国籍教皇阿德利安四世热心地签署了一张文书，封英格兰国王陛下为爱尔兰世袭君主。于是，一支由不足1000人的杂牌军和200名骑士组成的军队占领了爱尔兰岛，原来那些过着原始而愉快生活的爱尔兰人不得不放弃早已在其他国家绝迹的部族制度，被迫接受英格兰人强加给他们的封建制度。这就是纷争的开始，自此之后，这个小岛就永无宁日了。围绕主权问题的争端直到数年前才算结束，但是说不定哪一天它又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成为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 爱尔兰的地形，正如爱尔兰精神，全然是为屠杀与伏击而存在的。在这里，崇高的理想与卑鄙的行径绝望地纠缠在一起，似乎不把所有爱尔兰人灭绝，冲突就永远不会停止，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这绝不是痴人说梦。当时的征服者们曾多次试图斩草除根，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放逐，然后再将这些不幸的人们所有的财产奉献给国王及其亲信。例如，克伦威尔（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译者注）在1650年毫不留情地镇压的那次起义对爱尔兰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仍然深深地刻印在几个世纪后的爱尔兰人脑海之中。当时，爱尔兰人又凭着他们超凡的空想与奇妙的直觉，在错误的时间干出错误的事情——站在一文不值的查尔斯国王（英王查理一世）这边。克伦威尔这次企图一劳永逸地最终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尝试，其结果就是使这个岛上的居民锐减到80万，饿死率增长到这种严重程度（爱尔兰的生存率一向不高），以至于那些能讨到钱、借到钱或者干脆偷到钱的人，只要能够攒到一张船票的钱，就慌忙离开故土，逃亡国外。其余留下来的人，满怀仇恨地守着死者的坟墓，靠土豆和一丝希望生活下去。可是，他们一直等到世界大战才得以最终解脱。 从地理方位上说，爱尔兰属于北欧；从精神状态上说，爱尔兰好像不久以前还停留在古地中海时代。甚至今天，当它已取得自治权，享有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这些国家平起平坐的权利时，它还与整个世界有一段差距。那里的人民并没有为全岛统一而努力，相反他们分成两个相互仇视的派别。占全部人口75％的南部天主教徒组建了“自由国家”，定都都柏林。北部爱尔兰由阿尔斯特六郡组成，主要居住着外来的新教徒后裔，继续留在英国，仍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并不断派出自己的代表出席伦敦的议会。 以上所述就是目前爱尔兰的情况。从现在起一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它会怎样呢？谁也不能预见。但是，这是1000多年来爱尔兰人第一次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他们终于可以自由开发这里的港口了。他们将科克、利默里克和戈尔韦建设成真正的海港。他们还实行在丹麦已经证明卓有成效的农业合作制。他们的奶制品完全可以和其他国家相媲美。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爱尔兰终于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他们真的能忘记过去而明智地去为明天奋斗吗？ 俄国：欧洲还是亚洲 就美国政府而言，俄国并不存在。它的领导人是不法分子，它的外交使节被拒之门外，美国政府还警告美国公民，如果他们冒险去俄国访问，华盛顿对他们的安危概不负责。然而，俄国就在那里，占有世界陆地的七分之一，其领土面积是欧洲的两倍多，比美国大三倍，其人口数量相当于欧洲最大的四个国家的人口总和。可是，美国虽然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和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都派驻了外交官，但对莫斯科却熟视无睹。 所有这一切总有一个原因。外表看来，这里似乎是一个政治原因，可是，实际上，这个原因很大一部分出于地理因素。俄国比任何一个国家更具有地理背景。这个国家难以决定自己到底属于欧洲还是属于亚洲。由于这种含混的态度，导致了文化矛盾冲突，而文化矛盾冲突又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现状。关于这一切，我要用一张简单的地图来讲明白。 我们首先还是来回答这个问题：俄国到底是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为了便于论证，你可以假设自己属于楚科奇部落，住在白令海峡之滨，假设你不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人们不会怪你，因为在东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之中谋生很艰难），再假设你决定听从霍勒斯·格里利（美国报纸编辑，改革家——译者注）的劝告——“到西部去”，而且你不喜欢山区，你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你向往着一块像你儿时所居的大平原，这样你就开始向西前进。你将顺畅无阻地走上两年时间，路上除了要渡过十几条宽阔的大河之外并没有任何障碍。最后，你将来到乌拉尔山脚下。在许多地图中都标注为亚洲和欧洲分界线的乌拉尔山，是亚欧两大洲之间的天然屏障。其实，这座山并不足以成为一道很大的屏障，因为第一批到西伯利亚来的俄罗斯探险家（实际上逃犯，一旦他们发现了有价值的东西，就立刻被抬举成了“探险家”）是抬着他们的船跨过乌拉尔山而进入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平原的。 欧洲 当你越过乌拉尔山之后，你还要经过半年或更长时间的艰难跋涉，就可以到达波罗的海。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因为波罗的海其实是大西洋的一部分）的漫长征途中，你所经过的地区都是大平原的一部分。这一大片平原几乎覆盖了三分之一亚洲和半个欧洲（因为这片大平原与德国大平原相连接，直抵北海）。但是，它也使俄国不得不面对致命的天然缺憾，那就是它直接面临北冰洋。 这是昔日俄罗斯大帝国的一大祸根。为了接近“温暖的海洋”，俄国人在过去数百年中花费了大量的生命和钱财。这也是苏联的最大的不幸。这个在罗曼诺夫王朝垮台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就像一幢有8000个房间、80层高的大楼，除了两个小窗子与三楼后面的防火通道相连之外，再无任何其他出入的通道了。 欧洲：海岸、岛屿及河流丰富的大陆 也许，你以为我们美国已经足够大了，其实那只是和小得可怜的英国或者法国比较而言。这片到处飘扬着苏联国旗的俄罗斯大平原是法国总面积的40倍，是英国的160倍。它的主要河流鄂毕河和亚马逊河几乎一样长，它的第二大河流勒拿河的长度与密苏里河相同。在内陆海和湖泊当中，俄罗斯西部的里海总面积几乎与美国的休伦湖、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及伊利湖的面积总和相当。它中部的咸海比休伦湖大约4000平方英里，而东部的贝加尔湖面积几乎是安大略湖的两倍，是欧亚大陆最大的淡水盆地。 这个国家南部的山峰将这个平原与亚洲其余地区隔绝，它的高度几乎与我们国家的最高峰相匹敌，因为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有2.03万英尺高，高加索的厄尔布鲁士山高1.82万英尺。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则在西伯利亚的东北部，这个国家在北极圈以内的国土面积有法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四国面积总和那么大。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区域都促使俄国人走极端。毫无疑问，这些常年生活在光秃的荒原以及冻土上的人深受其生存环境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在其他国家人眼中肯定荒诞不经。无怪乎他们千百年来一直虔诚地向上帝祈祷，而突然有一天却抛弃了上帝的一切，将神和神的名字彻底地赶出了学校。几百年来，他们始终心甘情愿地服从沙皇一个人的统治，在他们心目中，沙皇的地位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但是，突然有一天，他们会揭竿而起，将这个统治者消灭掉，去接受另一种经济学说的专制。他们以为这种学说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幸福。 罗马人显然未曾听说过“俄罗斯”这个名字。希腊人去黑海淘金（还记得“金羊毛”的故事吗？）时曾经与一些野蛮部落遭遇过，他们称这些人为“挤马奶的人”。从现在流传下来的希腊花瓶中的古画可以判断，他们当时遇到的大概就是哥萨克人的祖先。当俄罗斯人首次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时，他们居住在一块方形的平原上。南部以喀尔巴阡山和德涅斯特河为界，西部以维斯瓦河为界，北部和东部分别是普里佩特沼泽及第聂伯河。在他们这块方形地的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大平原上，住着他们的同族——立陶宛人、列特人（拉脱维亚的一个民族——译者注）以及普鲁士人。后者作为现代德国的统治者，细究起来，它本来不过就是斯拉夫人的一个部落。在方形地的东部居住着芬兰人，现在他们的领土被陷在北冰洋、白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那一小块地方。在南部，还有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或者这两个民族的混血民族。 后来，在中欧平原上四处游荡的日耳曼部落发现，每当他们需要奴隶时，就可以去抢劫那些北方邻居的营地。这些北方邻居是一个温驯的民族，不管命运如何对待他们，他们总是任其摆布，然后低声说：“算了，这就是人生。” 俄国风景 这个相邻的北方民族似乎有他们自己的名字，希腊人听起来那名字就像斯拉夫尼（Sclaveni）。那些经常在喀尔巴阡山地区劫掠人口当做活商品的奴隶贩子也常说，他们又捉住了许多“slaves”（奴隶）或者“slavs”（斯拉夫人）。后来“slave”这个词逐渐演变，就成为一个商品名称，专指那些成为别人合法财产的不幸的人。那些最早的“奴隶”或者“斯拉夫人”则渐渐强大起来，发展成为现代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们和历史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而且不幸的是，这个玩笑是对我们的嘲笑。如果我们的祖先稍微有一点儿远见，我们就不至于处于现在的困境。对此，我将要进一步说明。 开始，斯拉夫人还安安静静地定居在他们那一小块故土上，后来由于人口急剧膨胀，他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土地。强大的日耳曼部落阻塞了他们西进的道路，而通往地中海的门户则被罗马和拜占庭隔绝，因此只有东方有一条出路。于是，斯拉夫人蜂拥向东寻找更广阔的土地。他们跨过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一直到达伏尔加河。俄罗斯农民称伏尔加河为“母亲河”，因为这条大河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渔产，养育了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 伏尔加河是欧洲最长的河流，它发源于俄罗斯北部中央高原的群山之间。这些山为建筑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最早的俄罗斯人就是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城堡、要塞，俄国早期城市也大多建于此地。伏尔加河为了最终注入大海，在山间盘旋曲折，绕了一个大弯才掉头东去。它小心翼翼地沿着山的外廓流泻，由于山势挤压，大河东岸高耸陡峭，西岸却低矮平坦。由于山脉而造成的弯路很长。虽然从源头附近的特维尔到终点里海的直线距离只有1000英里，但是曲折蜿蜒的伏尔加河却足有2300英里长。这条欧洲最大的河流流域面积达56.3万平方英里，比密苏里河流域大4000平方英里，相当于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总面积。 但是，和俄国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这条河也有其古怪之处。伏尔加河是条举世闻名的便于航运的河流（在世界大战前，这条河上就有4000多条船的舰队），但当它抵达萨拉托夫时，河面就已经降到与海平面持平，下游的几百英里航程完全是在海平面以下。这听起来很奇怪，其实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伏尔加河所注入的是位于多盐沙漠中央的里海，里海目前的海拔高度低于地中海85英尺，再过100万年后，里海大概可以与死海一争高低。死海目前保持着世界最低纪录——在海平面以下1290英尺。 顺便说一句，我们餐桌上的鱼子酱几乎全部来自伏尔加河，伏尔加河被认为是鱼子酱的母亲河。我之所以用“被认为”这种说法，是因为伏尔加河只是鱼子酱的“继母”，它并不能生产鱼子酱，是金枪鱼为我们提供了这道声名远扬的俄罗斯佳肴，而不是鲟鱼。 昔日的俄国商道 在铺设铁路之前，河流与海洋是人们外出经商或者劫掠征战的天然道路。在没有找到新疆域之前，由于通往大海的道路被西方的敌人条顿部落切断了，另一伙竞争对手拜占庭人又挡住了南下的道路，所以俄罗斯人寻找土地时只能依靠自己的河流。因而从公元600年直到现在，俄罗斯的历史始终与两条大河密切相关，一条是伏尔加河，我在上面刚刚说过。另一条是第聂伯河，第聂伯河更为重要。因为，这条大河是从波罗的海通向黑海的重要商道的一部分。这条商道无疑和贯穿德国平原上的那条商道一样古老。请看下面的地图，然后听我来讲。 从北方开始，我们看到的首先是芬兰湾与拉多加湖（和安大略湖面积相仿）被涅瓦河连接起来。这条河上有座著名的城市——列宁格勒。有一条叫做沃尔霍夫河的小河从拉多加湖向南流，它将拉多加湖与伊尔门湖连接起来。在伊尔门湖南面是洛瓦季河，它到多瑙河的距离很短，两河之间地势非常平坦，人们可以进行水陆联运。就这样，旅行者可以从北方出发，从容地一路顺流南下，再由北面通过第聂伯河，直达黑海。第聂伯河在此的入海口距克里木半岛只有几英里之遥。 贸易是不分国界的，商业也没有种族区别。为了牟取利润，商人把斯堪的纳维亚的货物千里迢迢地带往拜占庭帝国，也正是由于有利可图，人们才在这些地方安家立业。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这是一条便捷的商道，直达俄罗斯大平原，途中经过加利西亚和波多利亚（喀尔巴阡山外围）之间地质下陷形成的低谷。 但是，当这一地区充满了斯拉夫移民时，情况就变了。那时，商人们已经摇身变成了君临天下的政治霸主，他们不再漫游四方，却雄踞一方成为王朝的奠基者。这些俄罗斯人虽然聪慧绝伦，却从来不善治国安邦。他们缺乏条顿民族那种缜密细致的逻辑思维。他们太多疑，不能集中精力而迅速作出决定。他们热衷争辩和空谈，最喜沉思和猜测，却不擅长集中权力，果断处事。但是，做个地方诸侯就比较容易。一开始，这些人的野心并不大，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能够居住的地方，他们建起了初具王家气质的宫廷。他们的侍从臣民也需要住所，于是古代第一批俄罗斯城市就这样产生了。 城市，尤其是生机勃勃的新兴城市，特别引人注目。君士坦丁堡的教士们听说又出现一批拯救灵魂的好地方，于是他们就急急忙忙划着小船沿着第聂伯河北上，犹如几个世纪前斯堪的纳维亚人划船南下的情景一样。他们很快就和地方统治者打成一片，修道院变成了王宫的一部分。之后，罗曼诺夫王朝登上了俄罗斯的历史舞台。这时，南部的基辅和富有的商业城市大诺夫哥罗德（和下诺夫哥罗德无关，这座城市建在伏尔加河上与奥卡河汇合处）已声名大振，甚至西欧各国都听说过这里的繁荣景象。 与此同时，耐心的俄罗斯农民还像过去几千年中他们所做的那样，在不断地生儿育女。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人口又需要更多的土地时，就再次拓展疆域，告别欧洲最富庶的大粮仓——乌克兰河谷，向俄罗斯大平原进军。当他们到达平原高地之后，随即沿河东进。他们沿着奥卡河谷不慌不忙（对俄罗斯农民来说，时间没有意义）地前进，最后他们到达了伏尔加河，建立了另一座新城诺夫哥罗德，这座城市将永远统辖着周边的平原地区。 但是，对历史而言，“永远”并不意味着能够恒久。在13世纪初，一场灾难暂时遏制了他们的雄心壮志。沿着乌拉尔山与里海之间的宽谷（布满盐碱地的乌拉尔河流域），不计其数的矮小的黄种人从东向西疾驰而来，他们源源不断的骑队就像亚洲全部人口都迁到了欧洲的中心一样。西方的那些挪威-斯拉夫小侯国异常震惊。不到三年时间，俄罗斯所有的平原、河流、内海、山区都落入蒙古国手中。德国、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完全是出于幸运（蒙古国人的马蹄患了传染病）。 后来，蒙古人又培育出新的一批战马，他们再次西进。但是，德国和波希米亚的堡垒坚不可摧，这些入侵者只好望“城”兴叹，他们绕了个大圈，在匈牙利一路烧杀劫掠，接着又回到俄罗斯东南部定居下来，开始享受胜利的战果。在此后的200年中，信仰基督教的男女老少只要见到成吉思汗的那些子孙，就闻风丧胆，匍匐在地，亲吻他们脚下的泥土，谁敢违抗都将被立即处死。 欧洲闻知这一切行径，却对此只是袖手旁观。因为斯拉夫人是按照希腊的仪式供奉上帝，而西欧各国则是按照罗马的礼仪供奉上帝。因此，就让异教徒的怒火肆意燃烧吧，就让卑贱的俄罗斯人在异教徒的皮鞭下变成奴隶吧，谁让他们是异教徒呢。受人奴役的命运虽然悲惨，但那是他们命该如此。最终，欧洲为他们自己的冷漠无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坚忍的俄国人用他们宽厚的肩膀担负起当权者强加给他们的一切重负，他们在蒙古人统治的250年中养成了逆来顺受的坏习性。 就让他们背着这副枷锁吧，他们永远也不能摆脱不幸命运的摆布。在俄罗斯平原的东部边疆，有一个古老的前沿哨所，后来发展成为莫斯科公国，这个小公国的统治者为解放自己的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1480年，约翰三世（即俄国历史上著名的伊凡大帝）拒绝向金帐汗国（成吉思汗长子尤赤的封地——译者注）的主子缴纳年贡，从此公开的反抗开始了。半个世纪之后，这些外国侵略者倒台了。然而，这些暴君虽然消亡了，他们的制度却保留了下来。 新的统治者是个头脑十分“现实”的人。大约30年前，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杀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台阶上。但是，他还有一个远亲，是个叫做佐伊·帕里奥洛加斯的女人，她刚好是罗马天主教徒。罗马教皇看到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可以将希腊教廷迷途的羔羊领回他自己的羊圈，于是他便撮合伊凡与佐伊的婚事。婚礼顺利举行，佐伊改名为索菲亚。但是，教皇的如意算盘却落空了。相反，伊凡比以往更加桀骜不驯。他意识到这是自己取代拜占庭统治者的天赐良机，于是他采用了君士坦丁堡代表东西罗马帝国的盾形纹章——著名的双头鹰——作为自己的纹章，使自己成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视朝臣贵族为奴役。他认为自己是当今世上仅有的“恺撒大帝”式的强权人物，他还在这个小小的莫斯科宫廷里实行从前的拜占庭礼仪。他的孙子在家族荣誉的鼓舞下，宣告自己为俄罗斯所有能征服的地区的皇帝。 1589年，鲁雷克王朝的末代后裔死去了，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入侵者在俄国的统治终告结束。经过15年的内战之后，罗曼诺夫一个贵族家庭的一位成员自立为沙皇，从那时起，俄国的疆域就随着罗曼诺夫们的政治野心渐渐扩大。这个家族的统治者们有许多明显的劣迹，但他们又有同样多的美德，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忘记他们的错误吧。 在这件事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只要能为他的臣民打出一条直接出海的通道，即使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他们在南部杀出一条血路，直通黑海、亚速海和塞瓦斯托波尔，结果发现土耳其人遏制住了他们前往地中海的道路。但是，这场战争却使他们赢得了10个哥萨克部族的加盟。这些哥萨克人是哈萨克人的后裔，他们就是在过去的500年中，为了逃避波兰或者蒙古统治者的奴役，一直藏匿于荒野之中的海盗、流浪汉或者逃奴。俄国人又和瑞典人开战了，瑞典人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发生在欧洲的一场国际性战争——译者注）中占领了波罗的海周边所有的土地。最后，俄国人又经过50年的征战，打败了瑞典人。于是，彼得大帝终于可以命令成千上万的臣民在涅瓦河的沼泽之中为他建起了新都圣彼得堡。但是，芬兰湾每年有四个月处于封冻期，所以“开阔的大海”仍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又沿着冰原中心的奥涅加河与德维纳河北上，在北冰洋沼泽荒原地带的尽头——白海之滨——建立了另一座城市，取名阿尔汉格尔斯克。但是，卡宁半岛的不毛之地就像哈得孙湾的冰雪海岸一样远离欧洲，甚至荷兰和英格兰的商船都小心翼翼地避开摩尔曼的海岸。看来，俄国人的努力又付诸东流了。除了向东的路线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1581年，来自欧洲各国的大约1600名逃奴、流浪汉和战俘越过了乌拉尔山。在东进的途中，他们被迫与遇到的第一个鞑靼首领进行了殊死拼杀，居然大获全胜，还把战败者的财产瓜分得一干二净。但是，当他们得知莫斯科军队的势力范围十分广大，与其坐等沙皇的军队追上来，将他们作为叛徒或者逃兵吊死，还不如将这片土地献给沙皇，这样一来，他们还可以凭着对国家的贡献，赢得一份犒赏和一个真正爱国者的美名。 东西伯利亚 这种奇怪的殖民方式持续了150多年。展现在这些恶棍脚下的大平原几乎没有人烟，但是土地却非常肥沃——北部是广袤的平原，南部覆盖着密林。不久，这些人就将鄂毕河甩在了后面，来到了叶尼塞河岸边。早在1628年，这支声名狼藉的先锋军到达勒拿河，1639年，他们来到鄂霍次克海岸边，在1640年之后不久，他们又在南部的贝加尔湖建立了第一座要塞。1648年，他们又抵达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同年一个名叫德日涅夫的哥萨克人在西伯利亚北部的科雷马河顺流而下，沿着北冰洋的海岸线来到分隔亚洲与美洲的海峡。当他返回后向人们讲述这一发现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80年之后，一个受雇于俄国的丹麦航海家维丘斯·白令再次发现这个海峡时，他获准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海峡，即白令海峡。 从1581年到1648年不过短短67年的时间，俄罗斯人就拥有了整个西伯利亚。相对而言，美国的殖民者却用了整整两个世纪才从阿勒格尼山走到太平洋海岸。显而易见，俄国人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迟钝。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整个西伯利亚，最终这些俄罗斯人还从亚洲进入了美洲。在乔治·华盛顿去世之前，美国就已经有很繁荣的俄国殖民地了，他们的一个以大天使加百里列的名字命名的要塞，就是现在的锡特卡。就是在这座城市，1867年，俄国正式将阿拉斯加移交给美国。 如果论精力、胆识和勇敢的冒险精神，早期俄罗斯殖民者远远胜于我们美国的早期移民。但是，亚洲式的帝王观念却仍然主宰着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当权者。他们广袤的国土上丰富的宝藏还在静静地等待着有识之士来开发利用，而且他们对牧场、森林和矿藏资源熟视无睹，反而将西伯利亚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监狱。 广阔的俄罗斯大平原 在哥萨克逃亡者叶尔马克翻过乌拉尔山的50年后，大约17世纪中叶，首批罪犯被遣往西伯利亚。他们是一些拒绝按照希腊教会的规矩作弥撒的教士，因此就被发配到阿穆尔河畔，以致冻死饿死。从那以后，流放大军从未中断过。无数男男女女（常常包括儿童）被迫成群结队地赶到西伯利亚的大荒原中，只是因为他们以欧洲的个人意志去冒犯俄国沙皇政府实行的亚洲大一统暴政。1863年，集体流放达到高峰。在波兰最后一次大革命后，俄国人将5万波兰爱国者从维斯瓦河流放到托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地区。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表明有多少人被强制流放，但是从1800年到1900年，由于国外政府施加了压力，流放政策稍有放松，不过流放人数每年仍能达到两万人。而且，其中还未将普通罪犯、杀人犯、小偷、窃贼之类的人计算在内。这些被流放者通常是那些精神境界高尚、不受约束的人们，他们的唯一错误就是对他们那些并不值得热爱的同胞付出了太多的热情。 当服刑期满，幸存者们就会在流放的村庄附近获得一小块耕地，成为自耕农。理论上，这是一个非凡的计划——使白人遍布整个国家，它使帝国政府也可以向那些欧洲股东们展示，西伯利亚的情形并不像报纸上形容得那么糟糕。西伯利亚的疯狂中也有理智，“罪犯”经过改造可以变成对社会有益的劳动者。可是，实际上这个计划执行得如此完美，以至于那些所谓的“自由移民”都从地球表面消失了。或许，他们跑到土著部落中生活去了，成为穆斯林或者异教徒，永远与基督教文明告别了。或许，他们在逃跑途中被狼吃掉了。我们不得而知。俄国警察的统计数据显示，始终有3～4万逃犯逍遥法外，不知去向。他们躲进深山老林，宁愿忍受大自然的各种折磨，也不愿回到沙皇的监狱中受罪。 今日俄国 随着俄国昔日的农奴体制和物物交换制度被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迅速取而代之，俄国的变化是众所周知的。在林肯签署《解放黑奴宣言》之前，俄国农奴已经获得了解放。为了让他们谋生，俄国政府还给他们每个人分配了一小块土地，但是土地太少远远不足以维持生计，并且这些分给农奴的土地是从农奴主手中夺来的。结果，无论是农奴还是地主都怨声载道，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地维持偿付能力。同时，当俄罗斯广袤的大平原埋藏的丰富的矿藏被发现，外国资本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俄国。铁路建起来了，汽船航线也开辟出来了。当欧洲的工程师们穿越一串半原始的村庄，趟着泥水来到一座和巴黎大剧院相仿的豪华剧院的门前时，同时又对自己建造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感到疑惑。 这时，那种曾经驱使俄国王朝的缔造者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勇猛锐气已经消耗殆尽了。一个身体虚弱、被教士和女人摆布的软弱之辈（罗曼诺夫王朝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登上了当年彼得大帝的宝座。当他以王位为抵押，被迫接受伦敦、巴黎那些放贷者的条件，参加一场大多数臣民都不赞成的战争时，这就等于宣告了自己的死刑。 一个秃顶的小个子男人，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归来的毕业生，推翻了旧世界，开始重建家园。他摒弃了欧洲的旧体制和亚洲的旧模式，他摒弃了一切陈旧腐朽的东西，以面向未来的眼光建设新的家园。 不管怎样，这片俄罗斯大平原总算苏醒过来，而全世界其他地方都将拭目以待。布尔什维克主义也许只是一个神秘的梦想，而在俄国却是一个现实。 波兰：波兰走廊带来的灾难和益处 波兰有两大不幸。一个是糟糕的地理位置，一个是选错了民族。对两个人而言，兄弟之间往往手足情深，但是就两个国家而言，同宗同族却很难保持真正的友情，而波兰人恰恰就与俄罗斯人同属斯拉夫民族。 我们已无从考证波兰人的来历，像爱尔兰人一样（实际上这两个民族有许多相似之处），波兰人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时刻准备为自己的国家献身，但就是不愿意好好生活和工作。据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说，关于波兰祖先最早的英雄事迹，可以追溯到诺亚时代。据说，隐藏在诺亚方舟中的英雄就是波兰人的祖先。然而，在值得信赖的历史文献中首次发现波兰人的名字时，就已经是查理曼大帝和他的勇士入土200年之后了。在著名的黑斯廷斯战役（发生于1066年10月14日，诺曼底的“征服者”威廉战胜英格兰国王哈罗德——译者注）结束后50年，人们才对波兰略有所知，而在此之前，人们还以为波兰是远东的某个荒野地带的国家。 据我们现在所知，波兰人原来生活在多瑙河河口，由于不断受到来自东方的侵略，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向西。迁移，一直到喀尔巴阡山脚下。他们穿越被另一支斯拉夫族的俄罗斯人放弃了的地区，最后在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那块欧洲大平原上发现了一块适宜的土地，在沼泽与森林之间找到了栖身之地。 然而，新的生存地却是他们最糟糕的选择。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就和一个坐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出口正中间的人一样，是不可能寻求到安宁与静谧的。这片土地实际上是欧洲的前哨和通向俄罗斯的走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些想去西面攻打欧洲占有北海的人必须得从这里起步，而那些想去东面抢劫俄国的人也得在这里借路。波兰是他们唯一的通道。处于常年的敌意和对抗之中的波兰将每一个农民锻炼成随时待命的战士，将每一座庄园转变成备战的坚固堡垒。结果，军事化生活使这个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一个常年备战作战的国家，商业发展根本无从谈起。 北极 波兰有几座大城市，它们都坐落在国家的中心位置——维斯瓦河岸边。南方的克拉科夫恰好位于喀尔巴阡山脚下的加利西亚（今波兰东南部维斯瓦河上游河谷——译者注）的平原上；华沙则在波兰平原的正中央；而但泽坐落在维斯瓦河河口，靠外国商贾维持着本地的经济。与这几座河畔城市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兰内陆荒凉干燥，人烟稀少。除了在俄罗斯境内的第聂伯河，这片平原上就没有什么其他河流。 波兰国内许多经济命脉操纵在犹太人手中。当年十字军骑士们带着神圣的热情洗劫了莱茵河地区许多著名的犹太区，以致这些犹太人逃到这片荒僻的土地上避难。那些发现俄国的、吃苦耐劳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许能给这个国家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波兰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呢？波兰并没有四通八达的便捷的商业通道，也没有君士坦丁堡那样的城市可以安慰他们长途跋涉的艰辛与疲惫。 就这样，波兰人左右都不逢源，陷于水火之中。日耳曼人恨他们，因为他们尽管是自己的罗马天主教兄弟，但却是斯拉夫民族。俄国人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尽管是自己的斯拉夫手足，但却不是希腊天主教徒。土耳其人厌恶他们，因为土耳其人是信奉天主教的斯拉夫民族。 在中世纪，立陶宛皇室曾为波兰作出过许多贡献。如果这个卓有成绩的王朝还一息尚存，这个国家的命运可能会有极大的改善，可是亚盖沃家族治下的许多大地主、大贵族不仅靠南征北战积聚钱财，还在自己广阔而荒僻的庄园中施行暴政。1572年，随着最后一位亚盖沃国王的去世，这些地主贵族终于将这个国家转变为选举制的君主政体。这种政体从1572年一直持续到1791年，新体制下的波兰逐渐走向衰败和没落。 波兰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主权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法国人、匈牙利人和瑞典人轮流成为这里的主人，这片土地对他们只不过是一块可以榨取不义之财的肥肉而已。当那些外国君主们越来越忽视曾经忠诚于他们的波兰走狗时，这些波兰贵族顿感委屈，他们就像1000多年前的爱尔兰人所做的那样，请邻居来帮助自己得到“应得到的权利”。他们的邻人，普鲁士人、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很乐意“伸出援助之手”，自此之后，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1795年，波兰被三国瓜分，俄国人从波兰划走18万平方英里土地和600万人口，奥地利抢到4.5万平方英里土地和370万人口，普鲁士获得5.7万平方英里土地和250万人口。125年后，这种可怕的掠夺才得以纠正。协约国由于害怕俄国势力极度扩张，矫枉过正，而走到另一个极端。它们不仅将新的波兰共和国的领地扩大到空前的规模，还割让给波兰一些原来不属于它们的土地。为了让波兰有一个直接的出海口，它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波兰走廊”，从原来的波兹省延伸到波罗的海，这条狭长地带将普鲁士的领土拦腰斩断，使它的两个部分从此再也没有直接的联系。 无需什么深奥的地理和历史知识，人们就可以预见到这条所谓的走廊的未来命运。这块土地使德国与波兰之间永远互相憎恨、互不信任，一旦一方强大起来，另一方就会拼命摧毁，而可怜的波兰将再次沦为俄国与欧洲争夺的猎物。 波兰看似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在国与国之间充满着仇恨，尤其是在某个国家的边界筑起仇恨的堡垒，并不能最终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凡尔赛和约》的产物 如果从经济学角度以及城市大部分居民的文化程度来衡量，在所有现代斯拉夫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是处境最好的国家。然而，它却是一个人为拼凑出来的国家。作为在世界大战中脱离奥匈帝国的回报，这个国家终于享有了自治权，不过它却由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三部分组成。它们能否长期共存，就不得而知了。 首先，这个国家地处内陆。其次，信奉天主教的捷克人与信奉新教的斯洛伐克人之间毫无感情可言。捷克人曾作为讲德语的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历来与其他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而斯洛伐克人在匈牙利主子多年的残暴奴役下，从未摆脱过贱民的社会地位。 至于摩拉维亚人，他们的国家处于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之间，拥有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联合体中最肥沃的土地，但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却无足轻重，因此，在无休无止的世仇争斗中，900万捷克人就像从前匈牙利那样对待400万斯洛伐克人。而匈牙利人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尊重只是最近才有的事情。 任何研究种族问题的人，都会礼貌地举出中欧国家作为例证。这里的形势的确使人感到无可救药，看不到出路。捷克斯洛伐克还不是这里最糟糕的国家，但是它的三个斯拉夫民族却互相仇视、矛盾重重。除此之外，还有300万日耳曼人——中世纪时一些来到波希米亚帮助开发厄尔士山和波希米亚森林山中矿产资源的条顿人后裔——又使情况更加复杂并进一步恶化。 1526年，波希米亚在中欧的全部地产都落到了哈布斯堡家族手中。在以后的388年中，波希米亚是奥地利的一块殖民地，不过波希米亚人并没有受到虐待。日耳曼人的学校、日耳曼人的一丝不苟和严谨周到的作风，使捷克民族成为斯拉夫人种中唯一知道如何目的明确、意志坚定地工作的民族。但是，没有任何受压迫的民族会因为主子对他们不错，甚至看在偶尔的几件圣诞礼物的份儿上就不计前嫌而喜欢他们的主子。既然复仇已经成为这些受压迫民族的本能，那么一旦他们获得自由，他们就会对过去的压迫者反戈一击，这不足为怪。捷克语被指定为国家的官方语言，而德语像匈牙利语在斯洛伐克的待遇一样，沦为勉强被接受的方言之一。捷克的新生一代完全是严格地用捷克民族传统的文学食粮哺育成长的。从爱国主义观点看，这无疑是正确而美好的。但是在从前，每个波希米亚儿童都学习德语，这至少可以使1000万人听懂他讲话，而现在能够听懂新一代儿童语言的人被限制在几百万讲捷克语的人群中。如果一走出自己的国家他们就会茫然无措。谁会费劲儿地去学一种既没有商业价值又没有文学价值的语言呢？捷克政府领导人的政治水平要高于其他中欧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会渐渐鼓励教育体制恢复原来的双语教学。不过，他们的计划将遇到极大的阻力，因为那些语言学家们憎恶使用两种通用的语言，就像政治鼓动家不喜欢看到所有的党派联合到一起一样。 波希米亚不只是老哈布斯堡家族独裁统治下的一个富庶的农业地区，它还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省份。除了拥有煤、铁之外，还有着闻名于世的复杂的玻璃制造工艺。另外，勤劳的捷克农民历来精于家庭手工业，他们每天在12小时的田间劳动之后，回到家里也还要做点儿东西。波希米亚纺织品、波希米亚地毯和波希米亚鞋都举世闻名。过去，这些产品运往奥匈帝国的任何地方都是免税的——这是哈布斯堡家族少有的优点之一——而现在，帝国四分五裂，每个小国都筑起重税壁垒，企图使邻国的贸易垮掉。从前，一车啤酒从比尔森运到阜姆，一路畅通无阻，不用接受海关检查，也不用付一分钱的税；可是现在，却要在六个关卡换六次车交六次税，等到经过几周的奔波，终于到达目的地时，啤酒早就变味了。 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小国自治是一件好事。但是，当这些小国与严峻的经济现实苦苦抗争，为了生存作着原始的挣扎时，可就不那么美好了。当1932年的人们还在按照1432年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我们对此也就无能为力了。 为了方便那些要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者，我还要加上几句。布拉格的名字不再是布拉格（Prague），而是改为布拉哈（Praha），那个流向易北河的莫尔道河（Moldall），现在的名字叫沃尔塔瓦（Vltava）。喝啤酒的好地方比尔森（Pilsen）也改名为Plzen，但你仍然可以到那里喝啤酒。对于那些不想喝啤酒而控制不住饮食欲的人，治疗的好地方是在卡尔斯巴德（Cavlsbad），那个地方现在改名叫卡罗维发利（Karlovy-Vavy），过去这里的马里安温泉（Marienbad）现在已变成玛丽亚温泉（Marianske Lazne）了。还要记住，当你想乘车从布鲁诺（Bruna）去普雷斯堡（Pressbury）时，你一定要找从布尔诺（Brno）到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的列车。如果你向列车员打听，而他恰好是在布达佩斯统治斯洛伐克时留下来的匈牙利人，他会一直茫然地看着你，除非你解释清楚你问的其实是波若尼（Pozsony）。由此可见，我们这个半球上的那些荷兰、瑞典和法国殖民地大约都不会维持得比捷克斯洛伐克更长久。 南斯拉夫：《凡尔赛和约》的另一件作品 这个国家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它的三个民族（“部落”这个词不太合适，因为太像是在讲非洲土著人，这样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中最主要的是塞尔维亚人，他们居住在东部萨瓦河两岸，贝尔格莱德是这个国家的首都，它处于萨瓦河与多瑙河的交汇处；克罗地亚人居住在多瑙河的另一支流——德拉瓦河与亚得里亚海之间；而斯洛文尼亚人则占据着德拉瓦河、伊斯特拉半岛和克罗地亚之间的那个小三角地带。然而现代塞尔维亚还包括若干其他民族，其中就有风景如画的小山国黑山。这个民族曾因与土耳其侵略者进行了400年的战争而闻名于世，还有当我们跳起“快乐寡妇”的华尔兹时，也会甜蜜地想起这个地方。塞尔维亚还吞并了昔日奥匈帝国的著名遗产——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块土地本来就是属于塞尔维亚人的，后来奥地利人把它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回来，所以塞尔维亚人与奥地利人之间相互仇恨，最后终于演变为1914年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并由此引发了世界大战（尽管这并不是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原因）。 塞尔维亚（其实我指的是南斯拉夫王国）归根结底是巴尔干国家，它们曾有500年受穆斯林奴役的历史。世界大战之后，它获得了亚得里亚海的海岸线，但是它的出海口却被狄克阿尔卑斯山隔开。即使可以修建穿越山脉的铁路（修铁路要花许多钱），也许除了拉古扎（现名杜布罗夫尼克）之外却再也没有便利的港口了。拉古扎是中世纪殖民地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之一，它也是地中海世界唯一一个拒绝接受美洲及印度新航线的港口。在发现新航线之后，拉古扎的大商船仍然固执地坚持走印度西南港口城市卡利卡特和古巴的航线，直至它们愚蠢地参加了命中注定要失败的无敌舰队而陪葬了自己最后的海上力量。 严寒 遗憾的是，杜布罗夫尼克并不能为现代轮船提供方便。至于这里的另外两个港口——阜姆和的里雅斯特——虽然是南斯拉夫的天然良港，但是其中一个被巴黎和会的那些老爷们送给了意大利，另一个留给了自己。其实它们并不真正需要这个只能与威尼斯媲美的港口，但意大利的威尼斯却正热切地希望能够重获昔日“地中海女皇”的地位，而这个港口只能成为它的对手。因此，南斯拉夫只能听任的里雅斯特和阜姆码头上的杂草丛生，它却只能和从前一样，通过三条旧路线将农产品送往国外。一条路是沿多瑙河将农产品运到黑海，就像纽约将它的商品经过艾尔湖和圣劳伦斯河运往伦敦一样，舍近而求远；另一条路线是沿多瑙河逆流而上，到达维也纳，再从维也纳出发，经过一个山口，到达不来梅、汉堡或者鹿特丹，这当然是一趟费时费力、代价高昂的旅行；最后，也许可以用火车将这些农产品运至阜姆，可是意大利人自然会使出浑身解数去打击他们的南斯拉夫对手。 在世界大战前，由于奥匈帝国作祟，南斯拉夫与大海隔绝，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可是时至今日，它却并未因为摆脱奥匈帝国而改变自己的处境。令人伤心的是，当年导致这场灾难的主要因素居然是猪。因为猪是当时南斯拉夫唯一的大宗出口产品，而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就是通过对猪课以沉重的关税，来毁灭南斯拉夫可以获利的唯一生计的。奥地利大公的遇刺身亡不过是调动全欧武装力量的借口而已。巴尔干半岛东北角各民族之间真正的矛盾所在就是对猪课以重税。 提到猪，我要告诉你们，这里的猪的主要饲料是栎树子。这就是为什么在亚得里亚海、多瑙河和马其顿山区之间的这个三角地带会盛产猪，因为这里到处覆盖着繁茂的栎树林。如果不是当初罗马人和威尼斯人不计后果地将许多山上的树乱砍滥伐，今天这里会有更加茂盛的森林。 除了猪以外，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其他资源可为1200万人口提供衣食之用吗？这里有煤、铁资源，但现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煤、铁资源了，将这里的煤和铁用火车运到德国的港口代价太高昂了，而正如我前面所说，南斯拉夫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像样的港口。 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得到了一大片匈牙利平原，即所谓的沃伊沃迪卡平原，这里非常适合发展农业。德拉瓦河和萨瓦河谷地出产的玉米、谷物可以为整个南斯拉夫的人提供食品，与瓦尔达尔河相连的摩拉瓦河又是一条良好的商贸通道，将北欧与爱琴海上的塞萨洛尼基港连接起来。这片平原实际上是欧洲铁路主干线的一个分支，这条主干线将尼什（君士坦丁大帝诞生地，德皇“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在那次倒霉的远征“圣地”途中，也曾在此短暂停留，接受塞尔维亚王子斯蒂芬的热情款待）与君士坦丁堡及小亚细亚连接起来。 不过，总体来说，南斯拉夫没有希望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像保加利亚一样，它宁肯做一个相当富裕的斯拉夫农业国。谁要是把来自斯科普里和米特罗维察身高六英尺的农民与曼彻斯特或者谢菲尔德那些典型工人作比较，就会怀疑，这样的命运是否能够得到补偿。贝尔格莱德也许永远就像奥斯陆或者波恩那样，安于做一个怡人可爱的小镇，但是也许有一天它真的会去和伯明翰或者芝加哥一争高低。 也许，它会有这个愿望。现代人的灵魂是不可捉摸的东西。受到好莱坞虚构文化的蛊惑而去颠覆祖先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塞尔维亚农民绝不会是第一人。 保加利亚：最正统的巴尔干国家 这是2000多年前斯拉夫人入侵欧洲而兴起的小君主国家中的最后一个国家。如果在世界大战中这个国家没有站错队的话，那么它现在的面积会大得多，人口也会更多。不过，这种站错队的事情即使在最循规蹈矩的国家也在所难免。但愿下一次它能幸运一些。在巴尔干半岛，“下一次”就意味着6年或者12年以后。我们这样讲时，其实是以一种蔑视的口吻谈论那些好斗成性、野性未驯的巴尔干人。然而，我们是否真的清楚，一个普通的塞尔维亚或者保加利亚孩子在开始自己的人生时，到底是带着祖先的哪种遗产？是仇杀、残忍、流血、奴役、抢劫、强奸，还是纵火？ 对于保加利亚的最早居民，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头盖骨，可是头盖骨不会讲话。难道他们和神秘的阿尔巴尼亚人（即希腊历史上的伊利里亚人）以及多灾多难的奥德修斯的同胞有什么血缘关系吗（据说奥德修斯来自一个神秘的民族，他们的语言与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不相同，他们有史以来世代居住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中。今天，他们成立了独立的国家，由当地部族首领统治着。这位首领一等到维也纳裁缝将他的漂亮制服送到，就急不可耐地在他的新首都地拉那登上了王座，他的臣民98％是文盲）？或者，难道保加利亚是吉卜赛人的祖国？这些被称为“Wlachs”的吉卜赛人四处漂泊，足迹遍布欧洲。英国的威尔士（Wales）和比利时的瓦隆（Walloons）等地区都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关于这个疑问，我们得承认自己一无所知，还是将它留给哲学家们去解释吧。 然而自从我们进入编年史时代，我们看到无穷无尽的战争、侵略和灭亡！在保加利亚，正如我已经谈到的，在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峡谷有两条通向西方的交通要道。一条向北越过喀尔巴阡山，通往北欧充满茂密的大森林的平原；另一条沿多瑙河，穿过布伦纳山口，将饥饿的野蛮人带入意大利腹地。罗马人清楚地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将巴尔干作为意大利的第一道防线，以抵御那些“外国渣滓”——他们喜欢这样称呼那些野蛮人，然而正是这些“外国渣滓”最终总能把他们的一切摧毁。由于兵源匮乏，意大利人不得不逐渐退回到自己的半岛，而将巴尔干扔到那里听天由命。当大迁徙终于告一段落，保加利亚人的祖先没能留下一点儿蛛丝马迹。斯拉夫人将他们彻底同化，以至于保加利亚古语没有一个词能够保留在现代“保加利亚人”所讲的斯拉夫方言中。 当然，这些新征服者总是根基不稳固，地位岌岌可危。在南方，他们要防着拜占庭人（拜占庭人虽然是罗马帝国在东部的残余，但他们虽有罗马之名却心在希腊）；在北方和西方，新征服者还时刻受到匈牙利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威胁；另外，还有穿越保加利亚的十字军铁骑，这是由一群圣徒组成的不圣洁之师，这些来自欧洲各国被剥夺继承权的世家子弟，时刻准备用同样凶残野蛮的方法进行洗劫，不管是土耳其还是其他任何一个斯拉夫国家。最后，当土耳其人的金戈铁马铺天盖地杀向这里时，绝望的保加利亚人不得不向欧洲祈求紧急救援，请他们来共同保卫基督徒的土地免遭异教徒的亵渎。当博斯普鲁斯的难民讲述那些穆斯林恶魔是如何将他们的铁蹄踏上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台阶去玷污这个东正教圣地之后，整个保加利亚突然死寂了。接下来是极度的惊恐。被焚毁村庄的熊熊烈火染成的血色天空告诉人们，土耳其大军正在沿着被鲜血浸透的马里查河谷步步西进。于是，长达4个世纪的土耳其暴政开始了。直到19世纪初，人们才看到了一线希望。塞尔维亚的一个放猪娃发动了一场叛变，并最终登上了王位。接着是希腊与土耳其人进行殊死的最后一搏，这场战争还因一个名叫拜伦的英国诗人而变成了重大的欧洲问题，这个诗人在传染病流行的小村迈索隆吉翁一瘸一拐地拥抱了死亡。最后，保加利亚人开始了100年的艰苦卓绝的争取自由的战争，并终于赢得了解放。让我们慈悲为怀，怜恤我们的那些巴尔干朋友吧，因为他们在人类受苦受难的悲剧中一直扮演着主角。 在现代巴尔干诸国，保加利亚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它拥有两块非常适宜农业发展的肥沃土地，一块是处于巴尔干山脉与多瑙河之间山脊上的北方平原，另一块是位于巴尔干山脉与罗多彼山脉之间的菲里普波利斯平原。菲里普波利斯平原在两座大山的屏障下，享受着温和的地中海气候，那里的农作物通过布尔加斯港送出国外，而北方平原所产的谷物、玉米就可以从瓦尔纳港出口。 保加利亚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家，所以大城市不多。首都索菲亚坐落于四通八达的商道中心，这个城市就是当年土耳其统治者的大本营。在400年的漫长岁月中，历届土耳其统治者就是从坐落在斯特鲁马河畔固若金汤的王宫里向所有巴尔干半岛发号施令的，只有波斯尼亚和希腊除外。 欧洲终于意识到了它们的教友正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任人宰割。英国的格莱斯顿首相的议会曾多次竭力呼吁制止发生在保加利亚的暴行，但是最先采取行动的却是俄国，它们的大军曾两次越过巴尔干山脉挥师南下。人们终于认识到，只要人类要摆脱受压迫被奴役的阶段，向相对自由的世界前进，战争就不可避免。他们攻打希普卡关和攻克普列文要塞的战役已经长存史册了。 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是解放斯拉夫的最后一战，最后终于将保加利亚从土耳其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次战争之后，保加利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公国，而它的统治者却是一个日耳曼人。这意味着，这些聪明而坚韧的保加利亚农民将从条顿人那里受到条理分明、逻辑严谨的思维方式的训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巴尔干国家中保加利亚的学校是最优秀的。战争使这里所有的大地主都消灭了，像丹麦、法国的农民一样，农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文盲的比例大大下降，每个人都在积极地工作和学习。这个由农民和伐木工组成的小国，却积蓄了无穷的坚韧与能量，也许它和塞尔维亚一样，永远也竞争不过西欧那些工业大国，但是当其他国家都烟消云散之后，保加利亚却能依然屹立。 罗马尼亚：一个有石油和王室的国家 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诸国全部介绍完了，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巴尔干国家我们谁也不会将它忘记，因为它常常带着悲哀的消息冲上报纸的头版。这并不是罗马尼亚农民的错。他们和世界各地的农民一样，在自己的田园里从生到死，耕耘不止，与世无争。这个国家一切不幸的根源在于他们的统治者——那个野蛮得难以名状而又粗俗不堪的盎格鲁-日耳曼王室。30年前，他们继承霍亨索伦王朝德高望重的查尔斯王子登上王位，而这个新王朝不过是由德国首相俾斯麦（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任首相期间推行铁血政策，逐渐实现了德国统一——译者注）和英国首相狄斯累利（英国保守党领袖、首相，在托利党改组为保守党时起过重大作用——译者注）建立起来的。 那是在1878年，这两位先生一起在柏林礼拜了上帝之后，决定将瓦拉几亚（Walachia，吉卜赛人称做“Wlachs”的地方）提升为一个独立的君主国家。巴黎是个好地方，那里的人不会在意你家里有什么丑事，如果当时的罗马尼亚家族同意迁居巴黎，罗马尼亚肯定会另有一番前景，因为上帝对这片位于喀尔巴阡山、老山（Transylvanian Alps）和黑海之间的大平原十分眷顾。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富裕的粮仓，就如它邻近的乌克兰一样，而且在老山与瓦拉几亚平原相交的普洛耶什蒂市附近，人们还可以找到欧洲第二大的石油储藏库。 不幸的是，比萨拉比亚平原和位于多瑙河与普鲁特河之间的瓦拉几亚均掌握在大地主的手里，这些大地主们大部分不居住在当地，他们在首都布加勒斯特或者巴黎花天酒地，却从不把这些土地收入花费在那些为他们积累财富的农民身上。 至于石油，都是由外国人投资开采，西本伯根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铁矿也是如此。这片莽莽山区本属于匈牙利，是世界大战中作为加入协约国的回报从匈牙利划给罗马尼亚的。但是，这里原本就是罗马尼亚达契亚省的一部分，在12世纪被匈牙利人夺走，另外，既然当今罗马尼亚旧王国的人对待这里的匈牙利人就像匈牙利人对待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一样，我们还是将孰对孰错的争论抛在脑后吧。除非有一天地球上一切民族主义的念头全部消失，否则这些错综复杂而又令人绝望的民族难题就永远无法解决。 据最新资料统计，前罗马尼亚王国有550万罗马尼亚人，50万吉卜赛人、犹太人、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希腊人。现在这个新王国，也就是所谓的大罗马尼亚，人口1700万，其中73％是罗马尼亚人，另外还有11％是匈牙利人，4.8％乌克兰人，4.3％日耳曼人，以及3.3％的居住在多瑙河三角洲南部的比萨拉比亚和杜布罗夫的俄罗斯人。由于这些民族不属于同一个种族，他们毫无血缘关系，而是被一纸和约强扭到一起的，而且互相仇视，所以这里随时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内战，除非那些外国投资者干预，以挽救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的投资。 俾斯麦曾说，整个巴尔干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波米兰尼亚（旧德国一地区名——译者注）掷弹兵的命值钱。的确如此。许多事实证明，这位脾气暴躁的老头儿——前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说得没错。 匈牙利：或者说匈牙利的残存 匈牙利人，或者说马扎尔人（他们更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很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够在欧洲大陆生存下来并且建立起自己王国的蒙古族后裔，而他们的远亲芬兰人，直到不久前还是别国的附庸。或许，处在自己悲剧中的匈牙利表现出很不必要的好斗性；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匈牙利作为一道抵御土耳其人入侵的天然屏障，为欧洲其他地区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教皇也充分认识到这个缓冲国的重要地位，所以他指定马扎尔人首领史蒂芬（指史蒂芬一世，马扎尔大酋长之子——译者注）为匈牙利帝国国王。 当土耳其人意欲侵犯欧洲时，是匈牙利将他们挡在了门外。匈牙利是欧洲的第一道屏障，一旦这道屏障被摧毁，波兰就成为第二道屏障。在一位出身并不高贵的符拉迪克贵族约翰·匈雅提的领导下，匈牙利成为一个为数不多的卫道士之一，而且名副其实地为了维护宗教的正统而战斗。不过，蒂萨河和多瑙河两岸辽阔的大平原，当年曾那般强烈地吸引鞑靼骑兵，使他们在此安居乐业，乐不思蜀，今天却成为许多内乱的根源。 辽阔广袤的空间更容易滋生强权人物，使奴役自己的邻居变得更加容易，因为这里既不临海又不靠山，贫苦的农民能躲到哪儿去呢？由于这种地理优势，匈牙利便成为大地主的王国。天高皇帝远的大地主们如此残酷地压榨他们的农民，到后来受压迫的人就不再在乎他们的统治者到底是马扎尔人还是土耳其人了。 1526年，当苏丹苏莱曼一世向西进军时，匈牙利的末代国王只招募一支不到2.5万人的军队去抵抗穆斯林的入侵。在莫哈奇大平原上，匈牙利全军覆没，2.5万人中有2.4万人命丧黄泉，国王本人和他的王公大臣们也都阵亡殉国，有10多万匈牙利人被押到君士坦丁堡，卖给小亚细亚的奴隶贩子。匈牙利的大部分领土被土耳其人吞并，其余部分又被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占领。为了这块不幸的土地哈布斯堡家族又与穆斯林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直到18世纪初，匈牙利疆土全部归入哈布斯堡家族，双方才算罢休。 然而，战火并没有就此熄灭。新一轮争取独立的战争又拉开了帷幕，这场反抗日耳曼人奴役的战争整整持续了200年。匈牙利人的奋不顾身、骁勇善战为他们赢得了独立，当然只是表面上的独立。他们接受奥地利皇帝做匈牙利的国王，按教皇的旨意统治匈牙利，同时匈牙利人也获得了一定的统治权。 可是，马扎尔人刚获得了这个来之不易的他们认为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力，就开始对所有非马扎尔血统的民族进行民族压迫。其结果是，他们众叛亲离。在弗塞勒管理议会对匈牙利进行托管期间，这个古老的教皇治下国的居民已从2100万下降到800万，其领土的四分之三都被拱手让给了那些有功的邻国。匈牙利人自己也意识到，他们的民族政策目光短浅和缺乏理性。 这一切给匈牙利昔日的辉煌蒙上了一层阴影，像孤城奥地利一样，一个没有内陆的大城市。匈牙利从来算不上是工业国，这个国家的大地主们对工厂里必不可少的大烟囱简直无法忍受，他们不喜欢煤烟的味道。因此，匈牙利大平原还仍然保持着农业传统，其农用地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经过世世代代精耕细作，匈牙利应该是比较富庶的国家，可实际上，这里的人民却是一穷二白。以至于在1896—1910年间，这个国家就有100万人通过移民方式逃离自己的国家。 种族问题令这个国家狼狈不堪，马扎尔人是最清楚这个原因的。结果，他们也加入了逃离的行列，乘车坐船，漂洋过海，很多人到美国参与发展我们的建设。其实还有一些数据表明：匈牙利的遭遇在那些由一小撮地主阶级掌权的国家也曾发生过着，只是匈牙利更典型罢了。 在16世纪初土耳其战争开始前，匈牙利大平原上生活着500多万人口，是个人丁兴旺的地区。后来，土耳其人占领了这里。在他们的统治期间，不到两个世纪这个地区的人口减少到300万。当匈牙利人最终将土耳其人赶出普斯陶（马扎尔人对这一平原的称呼）时，这里已是一片荒芜，人口少得可怜，于是中欧各国移民纷纷涌入，抢占被遗弃的田地。但是，马扎尔贵族们认为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统治民族，是高贵的骑士阶级，因此他们不肯将任何自己所享有的权利赋予新移民。总数占全国人口一半的新移民，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阶级，自然也就无法对他们的新祖国产生由衷的热爱。 正因如此，在世界大战中，匈牙利人深切体会到了民族凝聚力的缺乏，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双重皇权制度的土崩瓦解，就如一座百年老屋突遭了地震一样。这个结局难道还算意外吗？ 芬兰：勤劳与智慧战胜恶劣环境的又一明证 欧洲只有一个国家还没有叙述。除了君士坦丁堡和一小块色雷斯平原，现代土耳其在欧洲早年的战利品所剩无几，我们还是将它留到明天吧。芬兰是欧洲的一部分，这可是不争的事实。 芬兰人曾散居在俄罗斯，但是人数众多的斯拉夫人不断地将他们向北驱赶，直到把他们赶到俄罗斯与斯堪的纳维亚之间的那条狭窄的干土地带。芬兰人在那里定居下来，直至现在。生活在森林里的拉普兰人并不为难他们，因为拉普兰人迁徙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拉普兰地区正是为了远远地离开欧洲文明，他们对于自己能够离群索居而乐得其所。 芬兰与欧洲任何其他国家迥然不同。千百万年来，它的地表被冰川覆盖着，巨大的冰川将土壤层销蚀殆尽，到今天芬兰全国只有10％的土地适于耕作。冰川留下的冰碛，也就是那些石块和泥土，被缓慢流淌的冰河冲击到巨大的深谷中，沉积下来。在冰川期结束，暖流到来时，这些山谷便积满了水，形成芬兰境内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高山湖泊。然而这些“高山湖泊”并未给人一种瑞典的印象，因为芬兰是个低地国家，海拔超过500英尺的地区很少见。全国有4万多个湖泊。再加上湖泊之间的沼泽，芬兰全国大约有30％的湿地面积。这些湖泊被占全国土地总面积62％或者三分之二的森林环绕着，这些森林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提供着必需的纸浆，用来制造书和杂志用纸，其中一部分木材在当地就被加工成纸张。不过，芬兰没有煤炭。它有一些湍急的河流，可以用于发展水力，但是芬兰的气候和瑞典一样，河流每年的封冻期达五个月，在这期间，水电站当然就无法使用了。所以，木材不得不用船只运往国外。首都赫尔辛基（直到战前还称赫尔辛福斯）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还是芬兰木材的主要输出港口。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还希望你们了解教育对一个民族所产生的作用。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实例，在斯堪的纳维亚与俄罗斯之间花岗岩地带居住的几乎全部是蒙古族后裔后来，这一地区的西半部，也就是讲芬兰语的那部分，被瑞典人所征服。居住着卡累利阿人的东半部成为俄罗斯的附庸。经过瑞典人5个世纪的统治和影响，来自西方的芬兰人已经成为文明开化的欧洲民族，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那些地理条件更优越的国家。同宗同源的卡累利阿人在俄国人统治下经过同样漫长的5个世纪，却仍在俄国沙皇当年征服他们的地方原地踏步，虽然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开发利用科拉半岛和摩尔曼斯克海岸丰富的资源。在芬兰这边，直到1809年。瑞典将它作为一个省割让给俄国时，才接触到斯拉夫文化。当时，芬兰的文盲为1％，而一直处于俄国影响下的卡累利阿人中目不识丁者居然高达97％。两地人民同属于一个民族，他们拼写c—a—t和t—a—i—1的能力也应该是一样的吧。 亚洲的发现 早在2000年前，希腊的地理学家就对“亚洲”一词的来历争论不休。有一种理论认为Ereb，即“黑暗”，是小亚细亚水手称呼日落的西方的名字；Acu，即“光明”，是他们称呼日出的东方的名字。这个说法也和其他说法差不多，听上去也没有高明多少。不过，时至今日，这场争辩对于解决今天的问题已经毫无意义。 下面我们要谈论的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那就是：究竟从何时起，以何种方式，欧洲人开始怀疑自己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又是怎样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家园不过是广袤无边的土地上一个小小的半岛？在那片无边的大陆上，居住着许许多多的人们，远远超过他们，而且大部分人的文化程度远远高于欧洲。当特洛伊的英雄们手持各种原始的武器时，智慧的中国人早已把这些史前的“兵刃”当做古董保存到了历史博物馆。 马可·波罗通常被视为第一个到亚洲旅行的欧洲人，然而实际上，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到过亚洲了，不过我们对那些人的具体情况所知甚少。地理学的发展往往是这样：是战争而不是和平在引导着我们去了解亚洲的地理知识。希腊人与大洋彼岸的贸易往来使他们熟悉了小亚细亚；特洛伊战争使欧洲人加深了对亚洲的认识；波斯人的三次大规模西征对欧洲人地理知识的拓展更是有着很大的作用。我怀疑波斯人是否知道他们所去的是什么地方。希腊对波斯的意义胜过西印度群岛对进攻迪凯纳堡（指地处今美国匹兹堡的战略要冲，1754年法国人兴建，1758年被英国人夺取——译者注）的布雷多克（指1754年被任命为驻美洲的英军司令官爱德华·布雷多克——译者注）将军的意义吗？两个世纪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对亚洲进行“回访”已不是纯粹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它使欧洲人得以首次科学地了解绵延于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的那片大陆。 罗马人的骄傲自大使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并不真正有兴趣，他们只是尽量奴役一切可能奴役的国家，榨取他们的税赋以维持自己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至于那些被奴役的人们，罗马主子根本毫不在意，只要老老实实地纳税，修路，他们的罗马主子就对生生死死、吵吵闹闹听之任之，不闻不问。罗马人甚至从未劳神弄清楚在那些国家发生过什么。一旦他们在那些地方的统治遇到麻烦，他们就调集士兵，任意屠杀，以武力重建秩序，当一切平静下来，他们回去继续享福。 本丢·彼拉多（公元1世纪罗马派驻犹太和撒马利亚地区的总督——译者注）既不是懦弱无用之徒，也不是恃强凌弱之辈，他只是一位典型的罗马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在他统治之下的罗马殖民地。“秩序井然”。他采取对殖民地民众不管不顾、不理不睬的巧妙政策，赢得了罗马家乡人的高度评价。后来，怪人马克·奥勒留登上皇位，派遣外交使团出使到远东神秘的地区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当使团回来讲述所见的奇闻怪事时，引起一时的轰动，但不久罗马人很快便厌倦了陈词滥调，又天天坐到圆形剧场去观看令人兴奋的表演。 后来，十字军东征使得欧洲人对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略有了解，但在当时，他们依然认为世界的尽头在死海的东岸。 最后，使欧洲人终于意识到亚洲存在的，并不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探险的结果，而应归功于一位作家。这位梦想一夜成名的贫穷的文人找到了一个好题材，在一本书中描绘了一个从未目睹的国家。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是威尼斯商人。由于商业往来，他们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沾上了边儿。忽必烈汗是个非常睿智的人，他认为若能引进一些西方讲求实效的精神，他的臣民定会获益匪浅。于是，当他听说有两位威尼斯商人经常来到阿尔泰山脚下，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土耳其斯坦的布哈拉之后，便邀请二人前往北京——当时的元大都。两位威尼斯商人在那里受到隆重的接待。几年之后，他们的家人祈盼他们能早日还乡，他们便决定回去。忽必烈允许二人回国小住后重返大都，交代他们届时把他们时常提起的聪明伶俐的孩子一并带来。 经过3年半的长途跋涉，1275年，波罗一家重返大都。年轻的马可果然如他父亲和叔叔所赞扬的那样。不久之后，他就受到大都朝廷的极度恩宠，被敕封为一省大员，授予各种官衔和荣誉。24年之后，马可思乡情切，便经由印度（乘船）、波斯和叙利亚回到家乡威尼斯。 亚洲 他的邻居们将他讲的故事视为“无稽之谈”，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马可百万”，因为马可总对他们说起忽必烈大汗如何的富有，讲到庙宇中的尊尊金像，以及朝廷官员妻妾们的件件丝绸。当时的人们都不相信这种奇谈怪论。因为，谁不知道，就连君士坦丁堡的帝国皇后也才只有一双丝绸袜子。 如果不是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挑起小小的争端，如果“马可百万”没有当威尼斯一条战舰上的指挥官，不曾被战胜方热那亚俘获而沦为阶下囚，那么他的传奇故事也许会和他一起湮没无闻。马可·波罗在监狱里关了一年，他的狱友是一位名叫鲁思梯谦的比萨公民。这位鲁思梯谦是个经验丰富的作家，曾把亚瑟王的故事和法国骑士小说中一个中世纪的尼克·卡特的故事改写为意大利语通俗读物，风行一时。当他听到马可的故事，立即意识到马可·波罗的所见所闻具有极大的发表价值。于是，在监狱生活中，他记录下了马可讲述的全部故事。就这样，他为世人奉献了一部著作。人们今天对这本书的兴趣仍然不减，就像14世纪初版时一样。 这本书之所以获得成功，也许是因为书中不断提起的黄金和其他各种财富。罗马人和希腊人也曾模糊地提到东方国家的豪富，可是马可·波罗却是亲临其境，目睹一切。从此，欧洲人寻找一条通往印度捷径的计划便提上了日程。但是，完成这项计划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到1498年，葡萄牙人终于到达好望角。10年之后，他们到了印度。又过了40年，他们登上日本海岸。同时，由西向东航行的麦哲伦发现了菲律宾群岛。从此，欧洲人开发南亚的热情空前高涨。 以上是关于这个话题的总纲。关于西伯利亚的发现，上文已有论述。下面将逐一介绍其他亚洲国家的最初发现。 亚洲与世界 欧洲奉献世界以文明，亚洲奉献世界以宗教。更有意思的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全部起源于亚洲大陆。当年异端裁判所（为天主教廷的司法机关，用以镇压所谓的“异端”——译者注）焚烧那些犹太教教徒时，无论是施刑者还是受害者，双方信奉的神灵都源于亚洲。当十字军的骑士们屠杀伊斯兰教教徒，或者伊斯兰教教徒杀戮十字军骑士时，也是因为他们信仰的不同教义，而他们互相残杀的信条也均来自亚洲。当一位天主教的传教士与一位儒家信徒发生争辩时，他们各自所坚持的也不过都是亚洲的思想信念而已。 亚洲不仅是宗教信仰的源泉，它还为人类建造了全部文明框架的基础。当我们在大肆吹嘘我们西方的科技发明和社会进步时，请不要忘记，西方引以为豪的这种进步不过就是东方早已开始的进步的延续而已。我们不禁怀疑，如果西方没有在学校里学到东方贡献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它是否还能走在世界的前列？ 希腊的智慧并非来自一时的灵感。数学、天文学、建筑学和医药学并不是像雅典娜那样，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就全身披挂，时刻准备为消灭人类愚昧进行光荣的战斗。所有这些知识的获得都经过了一个漫长、痛苦而深思熟虑的发展过程。它们的真正开拓工作的完成，不是在欧洲的希腊，而是在亚洲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岸边。 艺术与科学从巴比伦携手到达非洲。在这里，深色皮肤的埃及人接受了它们，直到希腊人的文化达到较高的水平，能够欣赏几何图形的精妙与完全方程式的美妙。从那以后，我们才可以谈到真正的“欧洲科学”。而且，这所谓真正的欧洲科学的老祖宗在亚洲，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在那里生根发芽并发扬光大了。 广袤的欧亚大陆 亚洲对人类的贡献还远远不止于此。所有的家畜，狗、猫以及所有能够为人类服务的四足动物，温驯的牛、忠实的马，还有羊和猪，全部是由亚洲人驯化的。如果我们能够想到这些家畜在蒸汽机时代之前对人类的贡献，我们就会认识到东方所赐予我们的恩惠了。在我们的食谱中，还有大部分的果蔬也是亚洲人的奉献。西方人家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鲜花大部分也是来自亚洲，甚至所有的家禽也是希腊人、罗马人或者十字军的骑士们把它们从亚洲带回到欧洲的。 然而，亚洲并非总是一位慷慨慈悲、乐善好施的东方圣人，不断地将恒河与黄河岸边的幸福和财富带给西方可怜的野蛮人。亚洲还是一个可怕的魔王。在5世纪，蹂躏整个中部欧洲的匈奴人就来自亚洲。接着，步匈奴人后尘在7世纪后来到欧洲的鞑靼人原本也是来自中亚的沙漠地带，他们将俄国变成了亚洲的属地，并对欧洲所有其他国家构成了长久的威胁。还有，在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里，造成生灵涂炭、民生凋敝，使东欧至今仍然疮痍满目的土耳其人也是亚洲的一个民族。再过几百年，也许我们会看到一个统一的亚洲又走上战争之路，急切地要我们血债血还，为那些在伯索德·施瓦茨发明火药枪之后牺牲的亚洲同胞们报仇雪恨。 亚洲中部高原 总面积达1700万平方英里的亚洲分为五个不相等的部分。 首先是我在“俄国”一章已提及的离北冰洋最近的那个大平原，然后是中部高原、西南高原、南部半岛，最后是东部半岛。临北冰洋的大平原我已讲过了，所以我要从中部高原开始我们在亚洲的行程。 亚洲中部高原从一系列地势平缓的山脉开始，这些山脉一律由东向西或者由东南向西北平行伸展，横亘在亚洲中部，但没有从南到北伸展的。由于猛烈的火山喷发导致地壳断裂、褶皱、扭曲或者变形，产生了诸如贝加尔湖以东的雅布洛诺夫山脉，贝加尔湖以西的杭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以及贝加尔湖以南的天山山脉。这些山脉的西侧是辽阔的平原，东部则是蒙古高原，成吉思汗祖先的故乡——戈壁沙漠就在这里。 从戈壁沙漠向西就是地势略低的新疆高原。这里还有塔里木河谷，这条河漫无目的地流入罗布泊附近的沙漠之中。罗布泊因为瑞典旅行家斯文·赫定的发现而见闻于西方。从地图上看，塔里木河就像一条干涸的小溪，然而它却比莱茵河长1.5倍。你要知道，亚洲的一切都很巨大。 在新疆北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有一条通道。这个在地图上被称为准噶尔的地方，直通吉尔吉斯大草原。这是一个幅员辽阔，广袤无边的盆地，是那些去欧洲烧杀劫掠的沙漠民族，如匈奴人、鞑靼人和突厥人当年向欧洲远征的必经之路。 塔里木盆地以南，更确切地说是西南之处，地势变得极其复杂。塔里木盆地与注入咸海的阿姆河河谷之间横亘着一片巨大的高原，即帕米尔高原，也就是世界屋脊。人们可以通过希腊人很早就听说过的帕米尔山，然后从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直达中国。这些大山确实是重重壁垒，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山中崎岖小道以及山口越过它们。 亚洲的山口 这些山口的平均海拔高度都在1.5万英尺到1.6万英尺之间。要知道，雷尼尔山才不过1.4万英尺，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勃朗峰才不过1.5万英尺，美洲和欧洲的最高峰与这里的山口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些大山使一切地表的褶皱都相形见绌。 但是，帕米尔高原只不过是个开端。以这个高原为起点，许多巍峨高山向四面八方辐射。北面有前面提及的天山山脉，它是向东北延伸的，还有作为西藏与塔里木盆地分界线的昆仑山脉，还有虽然不长却十分险峻的喀喇昆仑山，最后是喜马拉雅山。这座大山将印度与中国的西藏隔开，并打破世界海拔最高纪录，平均海拔高度达2.9万英尺或者5.5英里。其中它的最高峰有埃佛勒斯峰（即珠穆朗玛峰——译者注）和千城章嘉峰。 西藏高原平均海拔高度为1.5万英尺，是全世界最高的地方，占地面积是整个俄罗斯的五分之二。南美的玻利维亚高原，平均海拔高度是1.1万英尺到1.3万英尺，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地区，而西藏则不同，它却有常住人口约200万。 这表明人体所能承受气压的极限也可以随环境变化。那些美洲旅游者，从巴西的里奥格兰德渡过格兰得河，到墨西哥可爱的首都小住几天，都会感到十分不舒适，而墨西哥城的海拔高度只有7400英尺。他们预先就会得到警告，走路不要太匆忙，如果走上半个街区就要停下来，因为他们的心脏会跳得厉害，必须得休息一会儿才能稳定。与他们相比，那些西藏人不仅每天要走上长达100个街区的路程，而且要驮着所有西藏政府强加给他们的重负。他们翻过险峻的山路，爬过许多令骡马都畏葸不前的陡峭的山口，但是对于西藏人来说，这是他们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道路。 西藏虽然比处于亚热带的西西里岛还要偏南60英里，可是这里每年的积雪却至少达六个月，温度也常常降到-30℃以下。这里常常有可怕的暴风掠过南部荒凉的盐湖，积雪遍地、飞沙飘扬，给生活蒙上暗淡的灰影。 但是，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登山者，喜马拉雅山确实是个理想的地方。屹立在“巨人国”——亚洲——中央的这片大山使阿尔卑斯山相形见绌。相比之下，阿尔卑斯山如同是沙滩上小孩子们堆出来的小沙丘。这些永远积雪的山脉比阿尔卑斯山宽1倍，覆盖面积是它的13倍，山上有几条冰川，它们的长度是瑞士那些著名冰川的4倍。喜马拉雅山中有40座高峰，海拔高度均在2.2万英尺以上，许多山口的海拔高度要比阿尔卑斯山山口高两倍。 就像西班牙和新西兰的那些大山一样，喜马拉雅山也是年轻的山脉（比阿尔卑斯山还年幼），它的年龄只能以百万年计算而不是以千万年计算。如果要将这座大山磨平、将它夷为平地，就需要更久的日照与更多的风雨。但是，有着伟大力量的自然力却没有闲着，她正在夜以继昌日地进行着这项破坏岩石结构的工作。事实上，喜马拉雅山已经被几十条山涧冲刷出无数不规则的深谷。印度三大河流——印度河、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其上游在我国境内，称雅鲁藏布江——译者注）——正在缓慢地帮忙对这座大山进行瓦解。
西藏高原高山深谷
从政治上说，这条长达1500英里的喜马拉雅山与其他大山相比自是别有天地。它不仅是两个毗邻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天然疆界，而且在它宽广的怀抱中还藏匿着几个独立的国家。其中有尼泊尔，是著名的廓尔喀人（西方国家对尼泊尔人的通称——译者注）的故乡。这个独立的国家有居民600万，面积则是瑞士共和国的4倍。这里还有克什米尔，这个拥有300多万人口，面积达8.5万平方英里的地区。 世界最高峰峰顶距海洋最深处11.5英里，是地球直径的七百分之一。 最后，如果你再浏览一下地图，你将会发现印度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这两条大河十分独特。它们流出的路线，与莱茵河从阿尔卑斯山流出的路线很不一样，和密苏里河从落基山流出的路线也很不同。这两条大河的源头并不是在喜马拉雅山之中，而是在山脉的背后。印度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布拉马普特拉河则先是由西向东横跨西藏高原，然后突然折回做一急转，又由东向西汇入恒河。恒河从喜马拉雅山与印度半岛中心的德干高原之间奔流向南，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汇合，最后注入大海。 有些地质学家声称，喜马拉雅山现在仍在不断增长。因为我们地球薄薄的的外壳，也和人的皮肤一样能够伸缩变化，所以这些地质学家的判断或许是对的。据我们所知，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在缓慢地由西向东移动，而喜马拉雅山则像南美的安第斯山脉那样，在一点点地向上增高。大自然的实验室只有一条原则——一切都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顺之者昌，逆之则亡。这就是造物的自然法则。 亚洲西部高原 帕米尔高原西部，是巍巍高山构成的一系列高原，高原向西伸展，一直到达黑海和爱琴海。 这些高原的名字对于现在的人们并不陌生，因为这些高原在人类历史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最重要的作用。如果有关人种起源的推断没有错误，那么在印度河与东地中海之间的这些高原与河谷，不仅仅孕育了我们西方人所属的人种，而且它还是人类文明的起点。正是在这里，人类掌握了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建立了道德规范的首要原则，正是有了这些原则，才使人与动物有了本质的区别。 从东向西，按顺序来说，首先是伊朗高原。这是一片群山怀抱之中的3000英尺高的盐碱沙漠。虽然这片高原北临里海与卡拉库姆沙漠，南依波斯湾与阿拉伯海，但是这一地区的降雨却十分稀少，以至于整个高原没有一条值得一提的河流。这里的吉尔特尔山将俾路支地区与印度隔开，1887年起就被英国占领的俾路支地区，倒是有几条不起眼的小河，最后统统汇入印度河。这里的沙漠使人谈虎色变，因为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在从印度返回欧洲的途中就是在这里因缺水而全军覆没的。 说起阿富汗，几年前曾一度引起轰动。因为这个国家新上任的统治者到欧洲来了一趟，并且一路招摇过市，使他和他的国家借这次旅行大大地出了一回风头。这个国家有一条重要河流，叫赫尔曼德河，发源于兴都库什山。兴都库什山是帕米尔高原向南延伸的一座大山，最终消失在伊朗与阿富汗交界处的锡斯坦盐湖之中。阿富汗的气候比俾路支地区要好得多，而且从许多方面讲，这个国家都极为重要。古代从印度到北亚及欧洲的商道就要经过这个国家的腹地。这条商道从西北边疆的首府白沙瓦起始，通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然后经过著名的开伯尔山口，跨过阿富汗高原，最后抵达西部的赫拉特。 地球上陆地与海洋的总数 大约50年前，俄国与英国为争取对这个国家的绝对控制权而开战。恰巧阿富汗人民也骁勇善战，于是那些英国人——他们曾企图由南向北和平渗入——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1838—1842年爆发的第一次阿富汗战争，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英国人试图强加给阿富汗人民一个不得人心的领袖，结果以失败告终。据有幸返回英国的人报告，同去的其他英国人已全部被杀死。自此以后，英国人进入开伯尔山口时总是如履薄冰。然而当俄国人在1873年占领希瓦，并向塔什干与撤马尔罕挺进时，英国人害怕有一天早晨醒来他们会听到沙皇的军队在苏莱曼山那一边进行军事演习的枪声，于是英国军队也不得不有所行动。最后，沙皇陛下派往伦敦的代表、女王陛下派往圣彼得堡的代表，分别向对方的政府保证，自己国家在阿富汗的行动完全没有什么私欲，相反那只是一项高尚的和值得颂扬的善举。另一方面，他们的工程师在为一个重要的计划努力工作——他们要为“被残酷的大自然剥夺了出海口的”阿富汗修建铁路，帮助可怜的阿富汗人民直接走向海洋，分享西部文明。 不幸的是，世界大战使这一伟大的工程破了产。俄国人的铁路一直扩展到赫拉特。今天，你可以从那里乘火车出发，经过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马雷，到达里海之滨的克拉斯诺沃茨克港，然后再从这里乘船前往巴库和西欧。另一条路线是从马雷出发，取道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布哈拉和浩罕，最后到达阿富汗的巴尔克。巴尔克坐落在巴克特利亚古国（中亚古国，中国史书称大夏——译者注）巨大的废墟中央，现在已经沦为三流村镇，但谁能想到，这个地方在3000年前竟和当今的巴黎一样重要。它是那个具有完善道德体系的宗教运动——拜火教（又称波斯教）——的发源地，拜火教不仅完全控制了波斯，还渗透到地中海地区，改头换面之后的拜火教甚至在罗马还广为流行，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个宗教组织都是基督教的有力对手。 与此同时，英国人的铁路从俾路支的海德拉巴修到奎达，又从那里通到阿富汗的坎大哈。1880年，英国人在坎大哈为他们在第一次阿富汗战争中的失败而大肆报复，终于洗刷了耻辱。 伊朗高原还有一个值得我们一提的地方，那就是波斯（指今天的伊朗——译者注）。所谓“月圆则亏”，这个国家曾一度辉煌，今天却成为如血残阳。当年，“波斯”这个名称代表着绘画和文学的最高境界，是生活艺术的最高准则的代表，那是一个充满魅力而令人神往的国度。波斯最早的辉煌时期是在公元前6世纪。那时，这里是一个泱泱帝国的中心，它横跨欧亚大陆，西起马其顿东到印度，幅员十分辽阔，但是最终被亚历山大大帝所摧毁。然而，500年后，在萨桑王朝统治下，又光复了薛西斯与冈比西斯（古波斯帝国国王——译者注）时期的疆域，并且重振拜火教，恢复了最纯正的信仰。他们还将所有的拜火教经典收集整理为一卷，就是大名鼎鼎的《亚吠陀》经解合刊。伊斯法罕城的玫瑰终于在沙漠之中绽放了。 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穆斯林打败了拜火教教徒。如果人们能够通过文学来了解一个国家，那么一个尼沙普尔做帐篷人家的儿子——奥玛开阳（波斯诗人，天文学家——译者注）——的作品可以为一度在库尔德斯坦与呼罗珊省之间的这片沙漠上繁荣兴盛的高雅艺术作证。一位数学家（指花拉子密，原名穆罕默德·伊本·穆萨，其著作《积分和方程计算法》是世界第一部代数学著作——译者注）能够用代数学与四行诗构建出他整个人生，歌颂爱情的欢愉与陈年红酒之甘美。那种情形实在不多见，只有极其明智与成熟的文明才能启用这样睿智的人物在教育的圣堂上授业解惑。 今天，人们之所以对波斯感兴趣却是出于私欲。这个国家发现了石油。对于一个怯懦得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权益的国家来说，这也许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情了。从理论上说，任何地方的地下宝藏都应归属于祖居此地的当地人，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住在油井附近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却只能偶尔在那里找到一份挣钱不多的工作，而苏丹的几个居住在远方的德黑兰的密友，却凭借具有采油特许经营权而大发横财。至于利润，则全落到了那些外国投资商手里，在他们眼里，“波斯”只不过是一种地毯的名称。 不幸的是，波斯似乎是那种永远摆脱不了贫苦而又纲纪废弛、管理不善的国家。他的地理位置实在可悲，非但没有给它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却使它深受其害。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片沙漠，可是既然它是一片连接东西方、沟通两大洲的沙漠，这就意味着，它将永远是一片战场，永远是利益冲突的策源地，永远是敌对双方争夺的目标。这不仅是波斯的不幸，也是整个亚洲西部的不幸。 从帕米尔绵延到地中海的高原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从伊朗高原向西延伸，那一片非常古老的土地就是亚美尼亚。这里的火山岩地表已年深日久，这里的人们很久以前就在这里受难。因为，亚美尼亚也是一个被当做路上桥梁的国家，无论谁要从欧洲前往印度，必须要穿过这里高耸入云的库尔德山。那些长途跋涉旅行的人中肯定有一些臭名昭著、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这一地区的最高峰是阿拉加茨山，海拔高达1.7万英尺，比埃里温平原高出整整1万英尺。据《圣经》记载，昔年洪水退后，诺亚方舟就是在阿拉加茨山靠岸的。我们对此确定无疑，因为比利时物理学家约翰·德·曼德维尔先生在14世纪曾对此地作过详细考察，发现方舟的残骸仍然留在山顶的附近。但是，这些亚美尼亚人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到此地的，我们仍然不能确定。亚美尼亚人属于地中海人种，是我们的近亲。不过，按照最近的死亡速度来算，这些亚美尼亚人很快就将灭绝。因为，仅在1895年至1896年一年之中，统治这片高原的土耳其人就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而且土耳其人还不是最残暴的凶手，库尔德人的凶残程度是他们的两倍。 亚美尼亚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让他们自豪的是，他们皈依基督教的时间比罗马人还早，因此，他们的教堂保留了一些古老的体制，包括神职世袭制。这一制度在那些西方正统的天主教徒眼中，简直大逆不道。所以，当库尔德的穆斯林对这一地区大肆烧杀抢掠时，欧洲只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 在世界大战期间，亚美尼亚又一次遭殃——协约国为了替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国部队解围，便从亚美尼亚包抄土耳其军队的后路。凡湖、乌尔米耶湖——它们虽可跻身世界最大高山湖泊之列却一向鲜为人知——的地名也突然出现在时事新闻之中，甚至古拜占庭的亚洲前沿重镇——埃尔祖鲁姆——自十字军之后也从没有受到过这么多人的关注。 当战争结束时，苟延残喘的亚美尼亚人带着对所有践踏过他们的民族的诅咒加入了苏联的阵营，在高加索山脚下的黑海与里海之间，建立了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这让全世界大吃了一惊。 下面，让我们继续向西进入小亚细亚高原。介绍完土耳其的残暴统治的牺牲品，我们该介绍土耳其自己了。 小亚细亚原来只是奥斯曼大帝国的小小行省，今日则是土耳其人统治世界的一个美梦的遗产。这片高原北起黑海，西隔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与欧洲相望，南濒地中海，托罗斯山横亘整个南部，将地中海与内地隔开。在这片地势较低的高原上，横贯着一条著名的铁路线，就是所谓的巴格达铁路。在过去30年的历史中，这条铁路线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条重要的铁路线始终是英国与德国争夺的对象，因为它将伊斯坦布尔与底格里斯河上的巴格达连接起来，在这条铁路线上还有西亚重要港口土麦那、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阿拉伯世界的圣城麦地那（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穆罕默德曾在此传教，是伊斯兰教第二圣城——译者注）。 英、德两国刚就此事达成协议，法国也要坚持在未来的铁路收益中分得一杯羹。最终，它获得了在小亚细亚北部的铁路控制权。由于那里的特拉不宗是亚美尼亚和波斯的出口港，当时还没有便捷的通往西方的交通线，所以外国工程师们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勘测地形，准备再修建一条铁路。就是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雅典殖民地的希腊哲学家们首次对人类的本性与世界的起源进行探讨；还是在这里，庄严的教会将宗教信仰赐予了世人，这个信仰已经支撑欧洲人生活了1000年；就是在这里，塔尔苏斯诞生了圣徒保罗，他在此不知疲倦地布道救人；这里还是土耳其人与欧洲人为争夺地中海控制权而搏斗的战场；也是在这里，一位阿拉伯赶驼人（指穆罕默德——译者注），在一个被人遗弃的沙漠小村产生了要做安拉唯一的使者与先知的梦想。 按照计划，这条铁路避开了沿海地区，绕过那些古代和中世纪的带有神话色彩的港口——阿达纳、亚历山大勒达、安蒂奥克、特里波利、贝鲁特、蒂雷、西顿，以及巴勒斯坦岩石海岸上唯一的港口、主要为山区进出口货物的雅法，投身到大山之中。 当战争爆发后，该铁路正如德国人所希望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条铁路采用了德国人最好的设备，再加上德国在伊斯坦布尔还停泊着两艘大军舰，因此土耳其人经过最实际、最认真的“考虑”，还是决定加入了同盟国。在其后的四年中，从战略角度来看，这条铁路建得恰到好处。因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海上和西线，当西线全面崩溃之后很久，东线还固若金汤。让世界感到奇怪的是，土耳其军队在1918年的骁勇善战丝毫不逊于他们的塞尔柱祖先（土耳其人的一支，13世纪前期达到鼎盛——译者注）。1288年，塞尔柱土耳其人征服了整个亚洲之后，又将他们渴求的目光投向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君士坦丁堡那坚不可摧的城墙后面。 欧亚大陆桥 直到那时，这片多山的高原还相当富饶。因为，小亚细亚尽管也是欧亚大陆桥的一部分，但它从未遭受过亚美尼亚和波斯的伊朗高原的厄运。这主要是因为，小亚细亚不仅是最好的商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印度和中国通往希腊和罗马的商道终点。当这个世界初现峥嵘时，地中海地区的学术活动和商业活动最发达的并不在希腊本土，而是活跃在西亚各城市，这些地区当时已经是希腊的殖民地了。就是在那里，古老的亚洲血统与欧洲新的民族融为一体，产生出一个举世无双、睿智和敏捷出众的混合体。即使在现在声誉不佳的地中海东部各民族中，在买卖公平、忠诚老实等方面声名狼藉，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窥见那古老血统的品格。因为，数百年来，它始终面对众多强敌而立于不败之地。 塞尔柱王朝的土崩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这支没有人性的退化的军队永远处于四面楚歌声中。今天，昔日辉煌的奥斯曼大帝国只剩下了这个小小的半岛。不可一世的苏丹们也不复存在了。他们的祖先在亚得里安堡居住了近100年后，终于在1453年离开了这座城市，迁都到君士坦丁堡。当时，他们还统领着整个巴尔干半岛、匈牙利全境和俄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长达400年暗无天日的拙劣统治导致了泱泱帝国的毁灭以及今日土耳其的颓败。而今，这两座古都成为土耳其人在欧洲仅存的领地。君士坦丁堡，那个曾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充当俄国南部谷物集散地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商业垄断城市；还是这个君士坦丁堡，曾备受大自然的青睐，其海港拥有“黄金角”“富饶角”的美称，港口鱼虾成群，足以养活天下人，如今，却已经沦为一个三流省会城市。战后，力图重整河山的新土耳其国家领导人明智地意识到，由于君士坦丁堡已经破败，城中变成了一个民族大杂烩，里面充斥了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和十字军留下的各种社会渣滓以及东地中海沿岸形形色色的人种，因此已不适合重振土耳其民族昔日雄风，无法再完成使他们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重任，所以他们作出了一个决定——选择了一个新都，这就是君士坦丁堡以东200英里，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中的安卡拉城。 安卡拉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公元前400年，曾有一个叫做高卢的部落生活在这里，就是这个民族，后来占据了法兰西大平原。安卡拉就像重要商道上的其他城市一样，也曾饱经沧桑，历经几度荣辱兴衰。十字军曾占领过它，鞑靼人也曾蹂躏过它。甚至到了1832年，一支埃及军队还曾摧毁过这里整个城区。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凯末尔·帕桑决定建立新都，光复故国。他排除了一切困难，他把不能同化的成分全部清理出去，用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换回了在这些国家居住的土耳其人。他还出色地重建了军队，并同样出色地为土耳其恢复了信誉。凯末尔使土耳其不断受到世人关注。只是，经过15个世纪的战乱与政荒，安纳托利亚大山能否引起华尔街金融投资家的重视还很难说，因为他们要寻找的是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投资对象。 毋庸置疑，小亚细亚永远是亚欧两大洲商贸往来最重要的地区。士麦那正在恢复昔日的地位。自从古代女战士——亚马孙人在这里统治并建立起国家之后，这个港口城市就一直久盛不衰。亚马孙人的国家有一个奇异的风俗，男性婴儿一生下来就将被处死，男人只能一年一次被允许进入这个国家，这样做唯一的目的就是延续亚马孙女战士的传统。 当年，圣徒保罗曾在以弗所（在小亚细亚西岸，古希腊殖民城市——译者注）发现，当地人仍在供奉处女守护神狄安娜——亚马孙女战士的神灵。而今，以弗所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但是这座古城的相邻地区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上收益最大的无花果种植区。 从以弗所向西，经过古希腊城市拍加马的废墟（这个古代世界的文学艺术中心为后人贡献了丰富的羊皮书资料），铁路线绕过特洛伊平原，与马尔马拉海岸边的班德尔马相连，从班德尔马乘船，到于斯屈达尔只需一天时间。东方特别快车（伦敦—加莱—巴黎—维也纳—贝尔格莱德—索非亚—君士坦丁堡）经过于斯屈达尔通向安卡拉和麦地那，再经过阿勒颇—大马士革—拿撒勒—卢德（在这里换乘汽车前往耶路撒冷和迦法）—加沙—伊斯梅利亚—坎拿哈，在这里跨过苏伊士运河，再沿尼罗河溯流而上，最远可达苏丹。 如果不是发生了世界大战，西欧国家完全可以通过这条路线向印度、中国以及日本运送五湖四海的旅客和四面八方的货物，并从中获得巨大利润。但是，在四年战火造成的巨大破坏未得到彻底修复之前，人们还是宁愿乘坐飞机旅行。 小亚细亚东部居住着库尔德人，他们是亚美尼亚人的宿敌。和苏格兰或者大部分山区民族一样，库尔德人也是有着极重的血统观念的民族，部族之间各自为政，过分注重个人荣誉与民族传统，对大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则唯恐避之不及。库尔德还是个相当古老的民族。据巴比伦的楔形碑文记载，以及色诺芬（苏格拉底的弟子，古希腊雅典城邦的贵族奴隶主、历史学家——译者注）在其枯燥无味的作品中的记录，库尔德人与西欧人属同一种族，只是他们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正因如此，他们丝毫不信任那些基督教邻居。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那些穆斯林国家也对周围的基督教国家不屑一顾。不过，他们这样做自有他们的道理。所有我们生活的时代的人都知道，当西方大国将“官方谎言”当作一种策略时，人们有理由对此耿耿于怀。 当最终和平的曙光出现时，人们并没有为此欢呼雀跃。旧仇未去，新恨又生。几个欧洲大国以“委托管理者”的身份对昔日土耳其大帝国的一些地区指手画脚，他们对当地民族的所作所为一点儿也不比当年的土耳其人更“仁慈”。 法国人本来就在叙利亚有很大一笔投资，所以战后法国很快就控制了叙利亚，并成立了一个“法国高级委员会”，带着大量的资金和大批的军队开始对300万极不情愿被“委托管理”的叙利亚人进行“管理”，而“委托管理”实际上就是殖民地，只是名字稍微好听一点儿罢了。没多久，前叙利亚的几个大民族就将彼此的旧恨抛诸脑后。库尔德人与他们的宿敌——黎巴嫩马龙教派天主教徒言归于好，基督徒也不再虐待犹太人了，而犹太人也不再蔑视基督徒和穆斯林了。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法国。为了维护在叙利亚的统治地位，法国人不得不到处建起绞刑架，于是秩序得以恢复，叙利亚很快又沦为第二个阿尔及利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叙利亚人已经接受了这一现实，而不去痛恨他们的“管理者”了。只不过，他们的领袖已经被绞死，其他人还没有足够的勇气继续战斗罢了。 至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那里现在已被抬举为一个王国，巴比伦的废墟和尼尼微（古代亚述国首都——译者注）的遗址现在都已成为伊拉克王国的一部分了。但是，这个王国新任的君主很难真正享有汉谟拉比（古巴比伦第一王朝第六任国王——译者注）或者亚述的纳西拔（古代亚述国君主——译者注）的自由，因为这个王国已被迫沦为英国的附庸。费舍国王如果要作出比挖掘古巴比伦排水管更重要的决定，就必须得等待伦敦的恩准。 巴勒斯坦（腓力斯人的土地）也在这一地区。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国度，但是我不敢对其作长篇大论，因为这样也许会使本书剩下的篇章变成对一个小国的专题讨论。这片比欧洲最不起眼的小公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还小的国家却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着比任何头等大国都重要的作用。 犹太人的祖先离开他们在东美索不达米亚的荒凉村庄之后，穿过阿拉伯沙漠的北部，跨过西奈山与地中海之间的平原，先在埃及逗留了几个世纪，最后他们流浪的脚步到达朱迪亚山与地中海之间那一小块狭长的沃土上，便停留了下来。经过与当地土著人几次激烈的交战，他们终于夺得了大量的村庄和城市，建起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 然而他们在这里的生活一定非常不如意。在西侧，腓力斯人和来自克里特岛的非闪米特民族占据了整个海岸地带，使犹太人无法接近大海；在东侧，一道巨大的大裂谷从南到北将他们与亚洲其他地区隔绝，最深在海平面以下1300英尺。当初施洗约翰曾选择定居于此地。这条大裂缝北起黎巴嫩和前黎巴嫩之间，沿着约旦河河谷南下，经过太巴列湖（又称加利利海，低于海平面520英尺）、死海（低于海平面1292英尺，美洲大陆最低点——加利福尼亚的死谷也不过在海平面以下276英尺），再穿过伊多姆古国（莫阿布人曾经居住的地方）的旧地，最后到达红海北部的亚喀巴湾。 这条裂谷的南部是世界上最炎热、最荒凉的地区。这里遍地是沥青、硫磺、磷矿石和其他令人生畏的矿物质。现代化学工业可以从中提取十分有价值的东西，就在战前，德国人曾在此成立过一家实力强大的“死海沥青公司”，但是在古时候，人们却对此地望而生畏。因为当时的人相信，这座城市之所以被摧毁，不是由于一次寻常的地震，而是因为罪孽深重，耶和华用火和硫磺将它夷为平地。 当东方第一批入侵者越过与大裂谷平行的朱迪亚山，发现那里的气候与景象和南部大不相同，而是呈现出另一番风光时，他们一定为自己找到了一块“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土地”欢呼雀跃。现在去巴勒斯坦，人们已经很难发现牛奶或者蜂蜜了，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鲜花，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常说的气候变化造成的，现在的气候与当年耶稣的信徒四方传道时的气候相比，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当年这些信徒从北部的达恩到南部的贝尔谢巴跋涉，一路上都不愁吃喝，因为这里有充足的椰枣和家酿酒来满足旅行者的需求。是土耳其人和十字军骑士的巨手改变了整个巴勒斯坦的面貌。十字军先破坏了犹太国时期和后来罗马统治时期修建的大量灌溉工程，后来的土耳其人又摧毁了幸存的部分。于是，一片只要有水源就能丰收的土地就这样干涸而死了。最后，这里十室九空，人们只有背井离乡，或者坐以待毙。耶路撒冷沦为贝都因（沙漠地区阿拉伯游牧民族——译者注）式的村庄，生活在这里的基督教派与邻居穆斯林们争吵不休。因为耶路撒冷也是穆斯林的圣城。当年，亚伯拉罕在悍妻萨拉的逼迫下，不得以将庶子以实玛利及其生母夏甲赶到了荒漠之中，阿拉伯人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可怜的以实玛利的后裔。 萨拉的阴谋落空了，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没有像萨拉希望的在沙漠中饥渴而死，相反他还娶了一个埃及姑娘，并成为整个阿拉伯民族的鼻祖。今天，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就葬在天房（一座方形石殿，内有黑色圣石，是麦加所有礼拜寺中最神圣的卡巴神殿）之外，这里成为麦加最神圣的地方，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不论旅程多么艰险、多么遥远，有生之年至少要来朝觐一次圣地。 阿拉伯人一征服耶路撒冷就在那块黑色圣石上修建了一座清真寺。据传说，他们的远亲，亚伯拉罕的另一直系后代所罗门就曾在同一地方建有著名的寺庙，但那已是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了。可是，这两个民族还是为争夺这块石头和建在石头周围的那道有名的“哭墙”而争吵不休，致使阿拉伯人与正统犹太教徒之间结下了深仇大恨。现如今，这两个民族却被强行捏在一块，组成了巴勒斯坦托管国。 所以，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当英国人进驻耶路撒冷时，发现这座城市中有80％的穆斯林（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以及20％的犹太人和非犹太基督徒。作为现代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帝国的统治者，英国人当然不愿意伤害他们忠实的臣民的感情，将50万巴勒斯坦穆斯林交到10万犹太人手里，任凭摆布，而另有企图的犹太人有太多的理由可以对穆斯林们为所欲为。 耶路撒冷 其结果就是又炮制出一份巴黎合会之后的那个妥协方案，而且这些“和约”“调解”永远不会使任何人满意。今天的巴勒斯坦是英国的托管国，英国军队负责调解这两个敌对民族之间的争端，总督也是从英国最知名的犹太人中选举产生。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殖民地，一点儿也享受不到贝尔福先生（英国首相、外交大臣。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和阿拉伯对抗的犹太居留地，以保持英国在近东地区的殖民统治——译者注）所说的“完全的政治独立”。贝尔福先生在巴勒斯坦运动（犹太复国运动——译者注）之初曾说，这一地区将成为犹太民族未来的家园，这些话很有蛊惑力，但今天看来却是不实之词。 如果犹太人清楚自己究竟要在古老的祖国干些什么，事情也就变得简单多了。东欧正统犹太教徒，特别是那些俄国犹太人希望这里仍然维持现状，成为一个里面有小型希伯来博物馆的巨大的神学院。年轻一代牢记着那句著名的预言——让死者埋葬死者吧。他们认为一味对过去的荣耀与辉煌念念不忘会有碍于建设明天的荣耀与辉煌。他们希望将这里建设成为一个和瑞士或者丹麦一样的现代化国家。这个国家应该使国民将精力放在筑路、修渠这些现代化建设之上，而不是沉浸于多年流离失所、寄人篱下的痛苦回忆，为了几块年代久远的石头与阿拉伯邻居争吵不休。这几块石头是不是当年利百加（《圣经》中的人物，以色列人祖先雅各的母亲——译者注）汲水的井石还在两说之间，而今却成为她这些后代子孙前进的绊脚石。 巴勒斯坦大部分土地连绵起伏，呈由东向西的坡形，每天从海上吹来的和风给整个大地带来滋润的甘露。如果将这里废弃的农田开垦出来，无花果树将会给这一地区带来丰厚的收益。死海地区唯一的重要城市杰里科，也可能会再次成为椰枣的贸易中心。 由于巴勒斯坦地下既没有煤矿也没有石油，所以它不会成为外国开发商的猎物。他们完全可以安心地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只要耶和华和占大多数人口的穆斯林们允许。 阿拉伯：是不是亚洲的一部分 根据普通地图册中的地图或者地理手册所示，阿拉伯是亚洲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一位不了解我们地球人的历史的火星上的来客，就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那片著名的内夫得沙漠，不过就是撒哈拉沙漠的延续，只是有一条微不足道的印度洋浅湾——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红海——将两者阻隔。 红海的长度几乎是其宽度的6倍，其中暗礁密布。它的平均深度约300英寻，但是在与印度洋上的亚丁湾相接的地方，深度只有2—16英寻。所以，这片到处是火山岛的红海很可能在波斯湾形成之前只是一个内陆湖，就像直到英吉利海峡形成之后，北海才可以称得上是海一样。 至于阿拉伯人自己，他们既不想属于亚洲也不想属于非洲，他们称自己的家乡为“阿拉伯岛”。那是一个面积比德国大6倍的国家，但是它的人口与面积却不相称，这里的人口只有700万，尚不及英国的大伦敦区的人口。然而，这700万现代阿拉伯人的祖先却具有强健的体魄与顽强的精神，他们非凡的表现曾在全世界人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且他们没有得助于造物主的丝毫恩惠，就获得了世界霸权。 首先，他们生活的这一地区的气候条件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这里不仅和撒哈拉沙漠一样，没有什么河流，而且还是地球上最炎热的地方之一。只有最南端和最东端的沿海地区潮湿多雨，但由于过分潮湿，欧洲人还是无法适应那里的环境。在半岛的中部和西南部山区，海拔高达6000英尺以上，温差很大，只要太阳一下山，温度立刻下降，不到半小时，温度计的水银柱就从原来的80华氏度降到20华氏度，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和动物都无法适应。 如果没有地下水，这个国家整个内陆就不能住人，而沿海地区也只有亚丁湾英国移民居住区以北还比较富庶。 虽然在商业地位方面，整个半岛尚不及曼哈顿南部一块低地地区，但在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响方面，它却远远超过了曼哈顿。 有趣的是，阿拉伯半岛从来没有像法国或者瑞典那样出现一个完整的国家。大战期间，由于缺乏人力的协约国向周围每一个人乱许愿，结果战后从波斯湾到亚喀巴湾，一连串出现了13个所谓的独立国家。甚至北方的约旦河两岸也出现了一个独立国家，由一位听命于耶路撒冷的埃米尔（即穆斯林国家的酋长、高级官员——译者注）进行统治。这个国家横亘在巴勒斯坦与叙利亚沙漠之间。这些独立国家大多数空有其名，不过就是波斯湾沿岸的哈萨（今沙特阿拉伯东部省份——译者注）、阿曼，南部的哈德拉毛（今也门共和国东南部地区——译者注），红海岸边的也门和阿西尔（今沙特阿拉伯西部省份——译者注）以及汉志（今沙特阿拉伯西部省份——译者注）。其中只有汉志还算得上比较重要，因为这个地区不仅有自己的铁路（巴格达铁路线的终点已通到麦地那，今后还要延至麦加），还掌握着伊斯兰世界的两座圣城，这就是穆罕默德的诞生地麦加以及穆罕默德的安息地麦地那。 这两座沙漠绿洲城市在7世纪初期还默默无闻，给它们带来巨大声誉的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大约出生在公元567年或569年。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已去世，襁褓中的他又很快失去了母亲，他是由贫穷的祖父抚养成人的。穆罕默德小小年纪就开始为别人赶骆驼，跟随着雇佣他的商队走遍了整个阿拉伯半岛。他还曾渡过红海到达非洲，甚至还去过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旧称——译者注）。当时，阿比西尼亚正企图将阿拉伯半岛变成它的一块殖民地（当时是个绝佳时机，因为素来不合的沙漠部落那会儿正打得不可开交，根本不会一致对外）。 后来，穆罕默德娶了一位寡妇，由于女方的家境还算富裕，他的财产渐渐增多，于是他不再四处奔波，而是留在家乡开了一家自己的小商店，专门经营粮食和骆驼饲料。后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开始了严肃认真的传教生涯。 我不想详细介绍穆罕默德的教义，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买一本《古兰经》试着读一读。可以说，是穆罕默德的努力，使阿拉伯沙漠中一直钩心斗角的闪米特部落突然团结起来，他们意识到要完成一项使命。不到一个世纪，他们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得到了非洲北部沿海地区和西班牙。一直到18世纪末，这些穆斯林们已经对欧洲的安全构成长久威胁。 一个能在极短时间内获得这样成就的民族，他们的人民一定具有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体魄。据那些和他们打过交道的人讲（包括拿破仑，别看他对女人毫无品味，却对优秀的战士独具慧眼），阿拉伯人是令人生畏的战士，可怕的对手。阿拉伯人在中世纪的大学足以证明这个民族他们对学术和科学的重视，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凋零衰败了。这是为什么？我无从知晓。津津乐道于地理因素对民族性格的影响倒是容易，并且可以顺理成章地证明沙漠民族一向是伟大的征服者，世界的霸主。但是，也有许多沙漠民族始终湮没无闻，就像许多山地民族成就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业，但还有许多山地民族却是好吃懒做之徒，一直在无所事事中蹉跎。我实在无法从任何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中总结出一条基本规律。 然而，历史往往会重演。18世纪中叶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使伊斯兰教摆脱了一切繁复的礼仪和偶像崇拜，清教徒式艰苦朴素的瓦哈比派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朴素而简单。这次改头换面也许有可能把阿拉伯人再次推上战争之路。如果欧洲继续让他们的精力耗费在内战之中，那么这些穆斯林会和1200年前一样，对欧洲人构成威胁。他们这个可怕的半岛储藏着一个难对付的民族。这些人不苟言笑、清心寡欲，他们总是威严地板着脸，任何物质财富都不会使他们动心，因为他们的生活需求本就十分简朴，他们从不觉得自己缺少什么。 这样的民族从来就是巨大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当他们有正当理由认为自己受到伤害时。在阿拉伯、亚洲、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这些地方，白人至上的观点并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毫不动摇。 印度：人与自然在互动中成长 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发现了印度。但是，亚历山大虽然跨过了印度河，穿过了锡克族的故乡——旁遮普平原，却没有向真正的印度人所居住的印度腹地——恒河流域深入。这些印度人，从那时直到现在，一直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与德干高原之间的那片恒河流域。马可·波罗把这个地方描绘成人间仙境。直到1800年后，葡萄牙航海家达·迦马来到马拉巴尔海岸的果阿，并在此登陆，欧洲人才首次揭开这个奇异王国的神秘面纱。 一旦由欧洲到这个香料、大象和黄金寺庙之国的海上通道被打开，地理学的新知识就纷纷涌来，以至于阿姆斯特丹的地图绘制者们不得不加班加点来满足市场需求。从那时起，这块富饶的半岛的每个角落都被欧洲人翻了个底儿朝天。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印度地貌。 在西北部，从阿拉伯海一直到兴都库什山，纵贯印度西北的吉尔特尔山和苏莱曼山将印度与外面的世界隔开。北部又有从兴都库什山直到孟加拉湾的喜马拉雅山，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屏障，使这个国家完全与世隔绝。 请注意，欧洲地理中的大小概念与印度地理中的大小概念完全不同。与印度相比，欧洲的一切都显得渺小。印度的面积几乎与除了俄国之外的欧洲面积相匹敌。如果把喜马拉雅山挪到欧洲，那么它就会从法国的加莱一直延伸到黑海，喜马拉雅山中至少有40座山峰比欧洲最高峰还要高，山上冰川的长度是阿尔卑斯山冰川长度的4倍。 印度是世界上最炎热的地区之一，同时它还有一些地区的年平均降雨量也保持着世界最高纪录（年平均降水1270厘米）。印度有3.5亿人口，讲150种不同的语言。这里十分之九的人仍然靠天吃饭，如果有一年降雨量不足，因饥荒而死的人数会达到200万（我提供的是1890—1900年的统计数据）。现在，由于英国人已经控制住瘟疫的蔓延，平息了种族混战，兴修了许多水利灌溉设施，改进了卫生条件（这些当然要印度人自己出钱），印度的人口又迅速增长起来，而且其速度高得惊人。如果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又将回到从前贫困不堪的状况，当饥荒、瘟疫再度降临，婴儿的死亡率又将回升，每天24小时都会有人往贝拿勒撒山上抬尸体（贝拿勒撒被印度人视为最神圣的地方，死在那里便可以解脱永无休止的转世）。 印度 印度的主要河流走向都与山脉平行。西边，印度河上游流经旁遮普全境，然后突破北部山区，为来自亚洲北部的那些贪婪的征服者们提供了一条通往印度腹地的便利通道。印度人的圣河——恒河，则基本由西向东，在注入孟加拉湾前，同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群峰之中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汇合。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也几乎是一路向东，到了卡西丘陵被迫转了一个弯，才掉头向西，并很快汇入恒河。 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是全印度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大概只有中国还有那么几块地方和这里一样，成千上万的人挤在狭小的一块土地上，为了本就少得可怜的生存资料而相互争夺。在两条大河交汇处潮湿而泥泞的三角洲西岸，坐落着印度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加尔各答。 恒河流域又被称为印度斯坦，或者真正印度人的土地，那里物产丰富，如果不是整个地区长期承受着人口严重过剩的重负，这里本应是块自给有余的地方。首先，该地出产大米。印度、日本、爪哇居民吃大米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大米，而是因为大米的产量很高。每英尺、每英寸甚至每平方英里生产的大米要比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其他作物收获更多。 然而，种植稻米却是一件又苦又脏的活儿。说它脏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这的确是描绘种植稻米的过程最恰当的词。上亿的男男女女，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泥水和粪肥中趟来趟去。这些稻苗先在泥土中培育，等它长到八九英寸高时再用手拔出来移植到水田里。到了收获季节，收割完稻谷之后，又要用一种很复杂的排水系统将水田里恶臭的泥浆排入恒河。这时的恒河水又要供那些聚集在贝拿勒撒的虔诚信徒们饮用和沐浴。贝拿勒撒是印度的罗马，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这里的信徒认为，水田的泥浆汇入恒河就变得神圣了，比任何形式的洗礼都更能洗净人类的罪恶。 稻田 恒河流域的另一种农产品是黄麻。这是一种植物纤维。一个世纪以前它被首次送到欧洲，被当作棉花和亚麻的替代用品。黄麻是一种植物内茎的皮，它的生长和水稻一样需要大量的水。收获后，先要把黄麻在水里浸泡数周，然后再抽出纤维，最后送到加尔各答的工厂中加工成绳子、黄麻口袋或者织成一种供当地人穿的粗布衣服。 这里还出产一种植物——靛蓝。我们可以从这种植物中提取出蓝色染料。不过，最近人们才发现，从煤焦油中提取蓝色染料要比从植物中提取更加经济实惠。 最后一种物产就是鸦片。它本是用来减轻风湿病人痛苦的一种药物。在印度这个国家，大部分人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没膝深的泥淖中耕作，为种植供养他们所需的稻谷而忙碌，因此患上风湿病在所难免。 恒河流域平原外侧的山坡上，茶园取代了原来古老的森林。茶树叶虽小，价值却很高，生长这种小树叶的灌木需要湿热的环境，而根茎又很脆弱，所以最适宜种植的地方就是山坡。在这里，流水不会伤及植物柔软的根茎。 恒河流域的南部是呈三角形的德干高原。这里出产三种不同的植物。北部山区和西部山区是柚木的重要产地。柚木是一种质地坚硬的木材，不变形，不弯曲，还不腐蚀金属。在铁制蒸汽船发明之前，这种木料大量应用于造船业。即使现在，它还广泛应用于其他行业。德干高原的中部降雨量极少，是另一个经常发生饥荒的地方。这里主要生产棉花，也种植一些小麦。 至于沿海地区，西部是马拉巴尔海岸，东部是科罗曼德尔海岸，那里降水充沛，盛产大米和小米，完全能养活这里大量的人口。小米是一种我们拿来喂鸡的作物，但印度人却把它当做主食。 德干高原是印度唯一发现了煤、铁和金矿的地方，但是这些矿藏并没有被认真勘探，因为德干高原上的河流多急流险滩，无法航行。铁路建设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根本就不会有人乘坐火车。这地方的居民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商品可以买卖，所以他们从不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庄。 科摩林角以东的锡兰岛（即今斯里兰卡——译者注），也是印度半岛的一部分，横亘在大陆与锡兰岛之间的保克海峡暗礁密布，只能不断疏浚才能确保航运安全。暗礁与浅滩在锡兰岛与大陆之间架起了一道奇特的大陆桥，被称为“亚当桥”。据说，当年亚当和夏娃违忤天意，上帝动怒之后，就是通过这座桥从伊甸园逃往尘世的。按印度当地人的说法，锡兰岛就是昔日的伊甸园。而且，与印度其他地方相比，锡兰岛现在仍然是座人间天堂。这里不仅气候怡人，风调雨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它还远远避开了印度最邪恶的东西之一——种姓等级制度。印度内陆居民认为佛教那种崇高的精神力量非常人所能及，因此他们背离了佛教，而锡兰岛的居民却仍然忠实地信奉着佛教，并因此逃离了至今在印度宗教中仍占重要地位的森严的种姓制度。 地理与宗教的关系，远比我们通常想象得要密切得多。在印度这个国家，千百年来，宗教对人的支配是彻底和绝对的，宗教的影响无所不在。它指导着人们应该说什么，应该想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吃什么，应该喝什么，它规定着人们不该做，不该想，不该吃，不该喝的一切。 在其他国家，宗教也经常干预人类正常的生活发展。中国人为了表示对去世的祖先的尊敬，常常把他们埋葬在向南的山坡，却把寒冷当风的北坡留作自己养家糊口的耕地。结果，人们在对死去的亲人克尽人子之孝的同时，他们自己的孩子却有可能饿死或被卖为奴。的确，几乎每个民族（包括我们自己）都会受到一些奇怪的清规戒律、禁忌以及祖宗法规的禁锢，这些会对整个民族的进步产生消极影响。 印度有太多的人 为了理解宗教对印度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回到史前时期，至少回到第一批希腊人到达爱琴海的3000年前的时代。那时，印度半岛上居住着一个深色皮肤的种族，即达罗毗荼人。他们可能就是德干高原最早的居民。原本居住在亚洲中部的雅利安人（与我们的祖先同宗同源）为寻找更理想的水土，纷纷离开故土。他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向西迁徙，在欧洲定居，后来还漂洋过海，占据了北美大陆。另一部分则一路向南跋涉，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山口，在印度河、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定居下来，然后深入到德干高原，再沿着西高止山与阿拉伯海之间的海岸，最终到达印度半岛南部和锡兰岛。 与原来的居民相比，这些新移民武器精良，他们对待土著人就像所有强大民族对待弱小民族一样。他们讽刺这些达罗毗荼人是黑鬼，夺走他们的稻田，当自己的女人不够用时，就掠去他们的女人（越过开伯尔山口的路途太艰险，他们无法从中亚带那么多女人同行）。当土著人稍微露出一点儿要反抗的意思，就被肆意屠杀，幸存下来的人被强行赶到半岛最荒凉的地方，让他们在那里听天由命，不管他们的死活。但是，当地的达罗毗荼人在人数上要比雅利安人更占优势，因此文明程度低的民族对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影响力更大。为避免这一危险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黑鬼们画地为牢，严格地控制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不让他们出来。 现在的雅利安人也像我们西方人一样，总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将社会分割成几个界限分明、等级森严的不同阶层或者等级。“等级观念”风行于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文明程度较高的美国也未能幸免。在欧洲，等级观念在不成文的社会偏见的纵容下迫害着犹太人；在美国，等级观念又在正式法律规定的支持下，强迫南方各州的黑人乘坐种族隔离的汽车。纽约被认为以兼收并蓄而闻名的城市，但是在这里，我从来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与深色皮肤的朋友（黑人也好，印度人也好，爪哇人也好）共进晚餐的饭店。我们的铁路也通过专为白人提供卧车或坐式卧车的方式来对等级观念表示拥护。关于美国黑人的“等级观念”，我不太了解，但是在某个所谓的伟大的国家里，当看到德籍犹太家庭的女儿嫁给了波兰籍犹太家庭的儿子，女方的家庭会感到深深的耻辱时，我就意识到“出类拔萃、出人头地”的思想在我们的人性中是多么的普遍。 不过在美国，“等级观念”还没有彻底地主宰社会与经济生活。从一个阶级通往另一个阶级的大门虽然被小心地锁住，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只要用力去推，或者有一把小小的金钥匙，或者干脆使劲敲外面的窗子，总会有一天被接纳进去。然而在印度，作为统治阶级的雅利安人却将各个等级之间的大门用巨石封死了。从那时起，每一个阶级都被永远禁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并且被迫永远留在那里。 这种制度的出现绝非偶然。人们“发明”这种制度既不是为了一时兴起也不是因为与自己的邻居闹了别扭。在印度，等级制度的建立是恐惧的产物。僧侣、士兵、农民、手工业者——这些最早的雅利安征服者们绝望地看到，与他们征服过、掠夺过的达罗毗荼人相比，他们在数量上已远远少于被征服者，因此他们决心采取一种极端的措施，强迫那些黑人“待在他们应该待的地方”。然而，他们不仅这样做了，而且他们走得更远。他们建立了其他民族从未敢建立的一种森严的“种姓等级制度”——把宗教也拈进了他们制造的等级制度，规定婆罗门教只为三个上层阶级所独有，将那些位卑的国人排斥在神圣的精神世界之外。就这样，为了保持本阶级的纯正血统，免受出身更低微的人的玷污，每个上层阶级都为自己建立了一整套繁冗的宗教仪式以及神秘的风俗，他们以此作为保护自己的屏障，最后只有本地人能够进入由一大套毫无意义却又令人不知所措的禁忌所组成的迷宫。 如果你想了解这种制度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不妨这样设想一下：如果在过去的3000年中，不允许任何人超过其父亲、祖父或者曾祖父，我们的文明会是怎样？我们个人的创造精神又将会怎样呢？ 各种迹象表明，印度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与精神复苏的前夜。但是，直到不久以前，印度等级社会的最高阶级、统治着所有阶层的婆罗门世袭僧侣们仍在竭力阻挠此类变革的发生。那个使他们成为无可争辩的领袖的正统宗教有一个含糊不清的名字——婆罗门教。他们所尊崇的神就是梵天。就像希腊奥林匹斯山的宙斯和朱庇特，梵天也是众生之父，是万物的起源和终结。但是，这个梵天只是一种抽象化的概念，对于凡夫俗子，它却太含糊不清，太虚幻不具体。 虽然印度也有几座大城市，但至今仍然还有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其余的人分布在你至少能叫得出名字的那几座城市中。加尔各答坐落在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河口。最早这里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渔村，18世纪，它发展成为克莱武（指罗伯特·克莱武，英国殖民主义者——译者注）的东印度公司反法运动的交易中心，最终晋升为印度最重要的港口。当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加尔各答失去了往日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有货物要运往印度地区或旁遮普地区时，汽船可以直接开往孟买或者卡拉奇，比去加尔各答更方便。建在一座小岛上的孟买也是东印度公司的杰作。最初，东印度公司只是把孟买当作海军基地和德干高原棉花的输出港口。这个港口建得正是地方，繁荣的商业吸引了亚洲各地的人来此定居，其中还包括波斯最后一批拜火教教徒。这些波斯人成了当地最富有、最聪明的一个阶层。他们崇拜火，把火当成圣物来崇拜，不允许对火有任何玷污，所以他们从不用火焚化死者。因此，孟买成了一个奇异的地方。在那里，波斯的死者实行天葬，他们把死后的尸体扔给老鹰去吞噬，似乎让秃鹫来解决死者是最完美的办法。孟买也因此而闻名。 德干高原的东部是马德拉斯，它是科罗曼德尔海岸最主要的港口。稍微往南一点儿是充满法国情调的城市本地治里。这个城市是当年英法为争夺对印度半岛的控制权激烈交锋的遗迹，它还让人联想起法属印度总督迪普莱克斯与克莱武短兵相见的日子，在那次战争中，曾发生让人毛骨悚然的加尔各答黑洞事件（1756年，加尔各答被孟加拉纳瓦卜攻克后，有146名英国俘虏被关在一间被称为黑洞的小房间里，其中有123人因窒息而死——译者注）。 印度最重要的城市当然都在恒河流域。首先是西部的德里。这是莫卧儿王朝的旧都。莫卧儿王朝的国王之所以选中这座城市作为首都，是因为它地处要冲，可以完全遏制住从中亚进入恒河流域的主要门户。谁控制了德里，谁就是整个印度的主人。再往南是亚格拉。莫卧儿王朝曾有四位国王居住在这里，其中包括那位为自己深爱的女人修建泰姬陵的国王（指莫卧儿王朝的沙杰汗——译者注）。顺河而下就是安拉阿巴德，正如其名，这是穆斯林的一座圣城。在它附近有勒克瑙和坎普尔，这两座城市因1857年大暴动（指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译者注）而闻名。 再沿河南下，我们就到了贝拿勒撒，这是所有印度教徒的罗马和麦加。印度教徒不仅在这里的恒河圣水中沐浴，还希望在这里辞世，将尸体在此地两岸的山上焚烧，并把骨灰洒在他们所向往的神圣的恒河之中。 我最好就此打住。无论何时，只要一涉及印度这个题目，不管你是历史学家、化学家、地理学家、工程师，还是一个单纯的旅游者，都会感到自己陷在深奥的道德与精神问题的漩涡之中。当我们作为陌生人踏入这片神秘莫测的土地时，我们应该格外小心谨慎。 亚洲南部半岛的主人 中南半岛包括四个古老王国，其中有独立的，也有半独立的，还有完全附属于别国的半岛，它的总面积是巴尔干半岛的4倍。最西边是缅甸。缅甸在1885年以前始终是独立国家，后来英国在征得当地人的同意与全世界的支持之后，放逐了缅甸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吞并了这个国家，将其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对此，除了国王本人，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这位臭名远扬的国王是那种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存在下去的人，除非他像电影《东方君主》中的那位国王一样发疯。他甚至不是土生土长的缅甸人，而是来自北方的舶来品。整个半岛都受够了他们这种北方贵族的压迫。这个国家的山脉地势要为此负主要责任。北部边境一座从东到西伸展的座座高山将印度阻在了门外，起到了一定的天然屏障的作用。而中南半岛境内的五座大山却一律纵贯南北，为那些生活在中亚大平原上的民族提供了便利的通道，他们可以顺利地由此到达孟加拉湾、暹罗湾以及中国南海等富庶的沿海地区。他们所到之处不仅留下了无数断壁残垣、被掠夺的村庄、被焚毁的城市，还留下了许多后裔。这位末代君主就是其中一个。 你不必为那个缅甸君主的不幸感到难过。我可以告诉你，正是此人，为了庆祝自己登基，竟然重演古老亚洲的悲剧——杀光了他所有的亲戚。从前土耳其帝国的苏丹们常常这样干，那是以防万一。就像在南美国家，如果有朝一日你被选上某个共和国总统时，一定要上意外死亡保险一样。在19世纪80年代，发生这种将上百名兄弟、子侄斩尽杀绝、血流成河的事情，听起来可就让人无法忍受了。于是，英国总督将这个暴君取而代之。从那以后，这个拥有90％佛教徒和3％印度教徒的国家迅速繁荣起来。从仰光到曼德勒可以一路通航的伊洛瓦底江很快成为贸易运输大动脉，江上无数船只运载着大米、石油等物资来来往往，盛况空前。 缅甸正东是暹罗（泰国的旧称——译者注），两国之间的边界是多纳山脉和他念他翁山脉。暹罗能够继续享有独立地位有若干原因，其西侧是英国占领地，东侧是法国殖民地，两国相互猜测、提防，无疑使暹罗从中得以保全。另外，暹罗一个聪明的国王也是这个国家幸存的另一重要因素。老国王朱拉隆功是18世纪后期将暹罗从缅甸分出去的那位中国人的后裔。朱拉隆功执掌朝政近40年，他小心巧妙地利用西边的邻居和东边的邻居的矛盾，还会在适当时候做出微小的让步来换取更大的利益，而且他的顾问既不是来自英国，也不是来自法国，而是从对自己威胁不大的小国中挑选出来的。这位睿智的国王将自己国家的文盲率由原来的90％降低到20％，他还开办了大学，修筑了铁路，疏浚了湄南河，使其通航路线长达400英里。他还建成了一个出色的邮政电报系统。他的军队也训练有素，使这个国家不仅成为一个十分可靠的盟友，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一个潜在危险性的对手。 位于湄南河三角洲上的曼谷已经扩展到100万人口，但那里的多数人仍住在河边的小船上，使人感到这里像东方的威尼斯。这个国家不仅不将外国移民拒之门外，而且允许勤劳的中国人自由地到首都定居。中国人现在已占暹罗总人口的九分之一，并使暹罗很快建设成为最重要的大米出口国。暹罗内地覆盖的茂密的森林也具有很可观的经济价值，柚木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出口产品。凭着运气和智慧，暹罗至少保住了马来半岛的一部分，那里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锡矿。 然而，总的来说，暹罗政府是反对国家工业化的。所有热带地区的居民如果要生存，就不得不从事基本的农业和其他一些简单的手工业。有几个亚洲国家充分了解这一政策的意义，暹罗就是其中之一。让欧洲享有工厂和贫民窟吧，亚洲只想永远保留村庄和农田，暹罗的村庄可能是西方人不喜欢的那种村庄，但它们符合东方人的性情，而工厂就不在此列。 顺便说一下，暹罗的农产品与其他多数农业发达国家有些不同。除了中国人在那里饲养的100万头猪以外，这个国家还有600万头驯化的水牛和6822头大象。这些大象不仅可以在自家田里干活儿，也可以租出去当作起重机和载重卡车使用。 法属印度支那是指中南半岛所有法国人占领的那部分，大体可分为五个部分。从南向北看，首先是在湄公河三角洲大平原上的柬埔寨。这里种植棉花和胡椒。柬埔寨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王国，但却处于法国的监管之下。在柬埔寨的腹地，洞里萨湖以北茂密的森林之中，还有一处非常让人感兴趣的历史遗迹——吴哥窟。它是由一个神秘的民族——高棉族——留下来的，关于这个民族，我们所知甚少。公元9世纪，这些高棉人在柬埔寨北部吴哥建立了首都。这个工程十分浩大，城墙四边，每一边至少长达2英里、高30英尺。最初，在印度教徒的影响下，高棉人开始信仰婆罗门教，但是到了10世纪时，他们又改信佛教，并将佛教定为法定宗教。由婆罗门教转而信仰佛教也导致了他们精神世界的重大转变，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建于公元12世纪到15世纪之间的大量的寺庙和殿堂结构之中。在吴哥被摧毁时，这些建筑给后人留下了令人惊叹的建筑废墟。如果拿我们美洲那些举世闻名的玛雅遗产与这里相比，玛雅建筑就像是头脑简单的初学者的作品。 有一种说法认为，吴哥最初是建在海上，早在湄公河三角洲形成之前就已存在。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就意味着大海向后退却了300英里之多。那简直是世界奇迹！在历史上，曾记录过纳拉文海岸线向后退却了约5英里，而比萨的海岸线后退约7英里。关于吴哥过去的种种情况、来龙去脉恐怕永远是个谜。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城市，它在当时的地位比今天的纽约还重要，而它现在消失了，成了明信片上的风景，在巴黎殖民地展览会上，花上一个便士就可以买到这样的卡片。当巴黎还是一个由气味难闻的简陋房子凑成的渔村时，吴哥已经成为世界文明中心。这多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的湄公河三角洲已经是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一部分了。由于法国在墨西哥的远征遭受重挫，为了给帝国挽回一点儿面子，他们于1867年占领了这块地方。这里有一个天然良港——西贡（今胡志明市——译者注）。在这里，数千名法国官员管理着400万印度支那居民，心力交瘁的他们热切地盼望着尽早结束这份苦差，能够早日荣归故里，过着平静而体面的生活。 印度支那的东方就是安南（现在越南的中部——译者注）。尽管它自1886年以来就受法国“保护”，但它仍然维持着王国的地位。这个国家的内地主要出产木材，但是这个国家多山，几乎没有道路，因此仍然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 这个地区的北部（即现在的越南北部——译者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里不仅有一条重要的河流——红河，而且还盛产煤和水泥。它实际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和那个国家一样，生产并出口棉花、糖和丝绸。自从1902年以来，首都河内就成了法国统治整个印度支那的行政中心。法属印度支那还包括内地的一块狭长地带，叫做老挝，是法国人在1893年吞并的。半岛最南端被分为两部分，那个所谓的“马来联邦”包括四个在英国保护下的半独立的小公国。半岛的另一部分就是英国皇家殖民地，官方成为“海峡殖民地”。对于英国人来说，控制马来半岛至关重要，因为这片海拔高达8000英尺的山区，蕴藏着丰富的锡矿。这里的气候也适合种植各种各样的热带产品，而且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在马六甲海峡沿岸的槟城和新加坡，大量出口橡胶、咖啡、胡椒、木薯淀粉、槟榔膏等产品。坐落在一座小岛上的新加坡是一个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为这个城市控制着所有从南到北，从东向西的重要海上通道。 新加坡又名狮城。1819年，新加坡还是一个灌木丛生的地方。它的建城历史几乎与芝加哥差不多。最早是由著名的荷兰殖民官员斯坦福德·莱佛士所建，他预见到该地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就竭力说服英国和印度政府从法国人手中夺回爪哇岛。今天，这里已是种族和语言的大杂烩，东方的各种风俗、各种语言、各种人种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新加坡也是一座像直布罗陀一样坚固的堡垒。一条连接着暹罗的曼谷的铁路线从这里开始，但这条铁路线目前还没有通到缅甸的仰光。当东西方最终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新加坡将发挥其重要的作用。由于预见到这种情况的出现，新加坡涌现出一大批闻名遐迩的豪华酒吧，它们的富丽堂皇见闻于整个东方世界。另外，像都柏林一样，这座城市把巨资花在一年一度的跑马会上。 中国：东亚的大半岛 中国是个泱泱大国。 中国人口约占地球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当欧洲人的祖先脸上涂得五颜六色，还在用石斧打野猪时，中国人就已经知道怎样使用火器，知道如何写信了。在很短的篇幅内要把这样一个国家讲述清楚，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仅仅能给你界定一个框架，勾画一个轮廓。至于更为详细的内容，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慢慢去了解。有关中国的文字，足可以把两三个图书馆装得满满的。 和印度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半岛，只不过这个半岛呈半圆形。但是，中国并不像印度周围有那么多的高山，因此与世隔绝。中国的山脉就如同叉开的手指，由西一路延伸过来，使其直抵黄海之滨的那个富庶的大平原，几乎毫无遮挡地面对着中亚凶猛的冲锋军。 为了克服这个地理上没有天然屏障的不利条件，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争夺地中海控制权的时候），一位中国皇帝修建了一道1500英里长、20英尺宽、30英尺高的巨大城墙，从东边的辽东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嘉峪关，即甘肃以西的戈壁沙漠的边缘。 这道人造屏障出色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直到17世纪满洲人攻入中原时，这道万里城墙才开始崩溃。不管怎样，一座傲然挺立了将近2000年的壁垒，毕竟不可等闲视之。我们在10年前修筑的一些堡垒不仅现在已经无法使用了，还得开支一大笔钱进行翻修。 在这个巨大的圆圈中，南部的长江和北部的黄河把这个国家分成三个部分。北京所在的华北地区，夏季比较炎热，冬季非常寒冷，这样的气候使当地人习惯吃小米而不是大米。中部地区，由于祁连山脉挡住了从北方刮来的寒风，气候比较温暖，人口也更稠密。这里的老百姓喜爱吃大米，却不知谷子为何物。华南地区夏季湿热，冬季也不冷，可以种植热带地区所有的作物。 华北地区又分两部分——东部的平原和西部的山区。山区是著名的黄土高坡，那是一种非常肥沃的土壤，土质极为疏松，雨水落到地面立即就渗透进去了。河流和小溪将这一地区冲得千沟万壑，给交通运输带来极大的不便，就像西班牙那样。 直隶湾（今渤海——译者注）边上的华北平原，是一个由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冲积而成的平原。黄河没有什么重要港口，也几乎无法通航。黄河北边还有一条很小的河流，即运河，也一样不能通航，它的功用就是北京的排水系统，专门为这座城市排泄污水。至于北京，因为现在中国的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所以我只能说北京是900年的天朝帝都，或者说自从征服者威廉登陆英国的那个时候起，北京就一直是中国的京都。但是，我们还无法知道，当这部书出版时，它是否还是中国的首都，或者只是中国的一座城市，或者成为某个日本将军临时或永久的驻地。 北京历史悠久，见证过无数兴衰荣辱。在公元986年，鞑靼人征服了北京，将它易名为南京，也就是“南方的都城”。12世纪，汉人光复了这座城市，但并没有在此定都，只把这里当做一个二流的省会城市，称之为“燕京府”。又过了500年，另一支鞑靼人占领该城，改称“中都”，即“中部都城”。100年后，成吉思汗的大军占领了“中都”，但是成吉思汗本人却仍然钟情于蒙古沙漠中的帐篷，拒绝在城内居住。他的继承人——著名的忽必烈大汗——则与他的祖父截然相反。他对这座城市的废墟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再次给这座城市更名为燕京，又称“大都”。不过，当时这座城市还有一个名气更大的蒙古名称——“甘巴努克”，意为“大汗之都”。 后来，汉族人又把鞑靼人赶出了中原，自己做了皇帝，这就是明朝的建立。燕京又变成了北京，即为“北方的朝廷”。从那时起，一直到1860年，北京就一直是中国的统治中心，但是它与外界的联系很少。那一年，一位欧洲使节（指埃尔金伯爵，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任英国侵华军全权代表，与法军侵华，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和《中英北京条约》。——译者注）以官方身份被允许进入北京拜见皇帝。那位将古希腊大理石雕刻（指埃尔金石雕，古希腊大理石雕刻品，是老埃尔金在雅典购买的——译者注）献给大英博物馆的埃尔金就是这位威仪堂堂的大使的父亲。 北京城在鼎盛时期一定固若金汤，仅城墙厚度就达60英尺、高50英尺，城墙上面还建有方塔和通道，这本身就是一道要塞。北京城内的建造结构就像一座迷宫，有许多一个套着一个的内城，其中有皇宫、满洲人城、汉族人城，到了19世纪中叶，又多了一座外国城。 北京的寺院庙宇很多，但中国人却不是像印度人那样虔诚的佛教徒。这两个民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除了在人口过度膨胀之外，再没有其他共同之处。印度人十分崇敬神佛，他们修建了最宏伟、最富丽、最豪华的寺庙，这些寺庙建筑几乎将贫苦农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财全部耗尽。“宁掷百万造神庙，不费分毫在黎民”是婆罗门僧侣们提出的口号。中国人看上去是佛教徒，但是他们从上到下，从老到幼，每一个人都受到那个精明的孔夫子的影响。孔子是一位东方哲学大师，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他提出一条普遍真理：不要把时间荒废在关于来世的虚无模糊的辩论中。中国人完全遵循孔夫子的信条，去做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因此，中国的统治者把大部分赋税用于公共设施上，比如挖运河、修水渠、筑长城、疏浚河道等，而至于庙宇和神殿，只要做到神灵不会感到未被轻视就行了。 中国大运河 古代中国人是一个具有杰出艺术才能的民族。与恒河流域的民族相比，中国人付出的是小得多的代价，但是取得的成就更令人满意。到中国的游客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可能发现像印度那样庞大的神殿建筑群。在北京以北60英里的明皇陵中，几只大型动物雕塑守卫着那些长眠于地下的帝王，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座庙宇，供奉着几尊大佛像，仅此而已。中国的其他神像都是比例和谐，不大不小。比起印度来，西方人更喜欢中国的艺术品，因为中国的绘画、雕塑、瓷器和真漆等艺术品都更适合进入欧洲或者美国的家庭，而印度的艺术品看上去很不协调，让人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即使放在博物馆中也是如此。 现代中国的商业地位也不可小觑。中国的煤储量位居世界第一，铁储量位居世界第二，假如有朝一日英国、德国和美国的煤矿枯竭，我们仍然能够从山西省那里获得温暖。 山东省位于直隶的东南方，它所在的山东半岛是直隶湾和黄海的分界线。这一地区除了直隶湾附近的黄河平原以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山区。黄河曾经是注入黄海的，但在1852年却突然改道，北上直隶湾，那次黄河改道造成的洪灾才让人们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洪灾。如果你想明白黄河改道究竟意味着什么，就不妨作个假设：莱茵河有一天突发奇想，决定改道注入波罗的海，塞纳河也突发奇想，决定从比斯开湾转向北海，结果就一目了然了。自17世纪末以来，黄河已经十度改道，我们不能断定目前的河道是否还会改变。在世界其他地区，大河的堤坝很容易把河水控制住，但是对黄河和长江这样的河流，堤坝却显得力不从心了。1852年，当时黄河的堤坝足有50英尺高，而洪水冲毁它们就如同撕毁一张纸片一样毫不费力。 你可能听说过中国人被称为黄种人的说法，也一定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黄祸”之类的文章。我们常常将中国人的面色与黄色等表示中国事物的某些概念扯在一块儿。但是，在很久之前，中国的统治者就自称为“皇帝”，与“黄帝”同音，当然不能理解为黄皮肤臣民的“皇帝”，而是臣民居住的这块黄土地的“皇帝”，即“黄土地之帝”。黄河携带的大量的黄泥将整个华北地区染成黄色——河水、海水、道路、房屋、土地，甚至男女老少的衣服也是黄色的。这个民族正因这些黄色的泥土而得名，而事实上，他们的肤色并不明显黄于西方人。 为了让自己的臣民不必冒险作海上长途旅行，而能够顺利地从北部到达中部和南部，13世纪，中国的一位皇帝下令开凿了一条连通黄河与长江的大运河。运河长达1000多英里，自建成之日起，一直恪尽职守，运输着南来北往的船只。直到1852年黄河从黄海改道直隶湾，将运河连同黄河故道一起被摧毁，这条运河才废弃。但是，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还表明，这块土地的统治者是一些具有开明思想的帝王。 现在我们要重新回到山东半岛。半岛海岸线上坚硬的花岗岩形成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威海卫就是其中之一。直到不久前，这个港口还被英国人控制着。当年，俄国人占领直隶湾对岸的旅顺港，把它作为军港和通往西伯利亚铁路的起点，从那时起，英国人就从中国人那里“租借”了威海卫，“租借合同”上规定，只有俄国人撤出辽东半岛，英国人才会归还威海卫。但是，当1905年日本人打败俄国人，占领了旅顺港后，英国人却没有从威海卫撤走。德国人也不甘人后，很快攻占了半岛南部的胶州湾和青岛港。这也是世界大战在远东引起的连锁反应，那就是为了某些并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英国和德国你争我夺，而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日本这个第三方坐收渔翁之利。 为了重新博得中国人的好感，世界大战后，威海卫和胶州湾都归还了中国。但是，如果这一回日本占领了满洲，从前的那套游戏必定会重玩一遍。 华中地区东部是一片广袤富庶的平原，与华北平原连成一片。中部为山区，长江在这些大山中间蜿蜒流过，最终投进了东海的怀抱。四川位于长江上游，这是个面积几乎与法国相当的省份，那里肥沃的红土地养活着比法国总人口还多的中国人。几条南北走向的高山将四川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只有寥寥几个白种人曾进入过四川，显然这个地方比中国其他地方保留了更多的中国民族传统。 长江从四川向东奔流出来后，就进入湖北省。著名的港口城市汉口就在这个省，它是1911年把清朝末代皇帝赶下台的那场革命（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译者注）的发祥地。那场革命将世界上最古老的王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即中华民国——译者注）。长江自汉口以下的河段是中国中部的主要商业运输大动脉，直接与中国的外贸中心和第一大港口——上海——相连。排水量在1000吨以内的海轮可以航行。上海是中国的贸易中心，直到1840—1842年那场“鸦片战争”结束后才被迫对外国商人开放。 长江三角洲以南是杭州，马可·波罗把它称为“金山”，三角洲以东是苏州，以盛产茶叶闻名于世。长江三角洲最西端的南京，长期以来不仅是中国中部最重要的城市，而且还是许多朝代的都城。这是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极为富庶。 南京被选做中国新政府的所在地，至少在我写此书时（1932年1月2日零时7分）它还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官邸，部分由于历史原因，部分由于战略位置，它处于从广州到北京的中转站位置，再就是这里不会受到海上外国军舰大炮的直接威胁。 华南地区是一个多山地区，而且丘陵遍布，虽然也盛产茶叶、丝绸和棉花，但相对来说，依然是一个贫穷的地方。从前，这里曾经森林密布，后来森林被砍伐殆尽，山上只剩下光秃秃的石头，水土流失严重，因此这一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移民潮，大批中国人涌向那些还未限制中国移民进入的国家。 中国的两条大河 广州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是中国从欧洲进口的中心，而上海是中国对欧洲的出口港。在珠江入海口（广州市距离海岸还有几英里远）有两个外国占领区。右侧是澳门，葡萄牙曾在中国占有众多殖民地，最后就只剩下这一个地方了；左侧是香港，早在在鸦片战争中就被英国人占领了。 华南沿海有两个岛屿，一个是海南岛，现在还在中国人手中，另一个是台湾，原属荷兰殖民地，从1894—1895年中日战争后就被割让给日本人了。 90％的中国人都是农民，他们都靠天吃饭，年成不好就忍饥挨饿。但是，中国还有48个港口城市与外国通商，主要出口茶叶、棉花和丝绸。奇怪的是，中国从不出口鸦片。鸦片是一种让人上瘾的毒药，中国皇帝一直在努力禁止臣民吸食这种毒药，于是原来那些罂粟田变成了棉花种植园。 至于铁路，中国人修建它的过程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困难，这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尊崇他们的列祖列宗。老祖宗安息在地下，他们恐怕火车沿着铁路呼啸而过惊扰了他们。1875年，有人要在上海到吴淞口之间修建一条几英里长的铁路，结果招致了强烈的反对，最后不得不停工。直到今天，中国在修建铁路时如果遇到祖坟仍要绕道而行。目前，中国建成通行的铁路已超过1万英里，济南附近跨越黄河的大桥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铁路桥之一。 至于中国的对外贸易，仍有60％控制在英国及其殖民地手中，这可以解释为何英国一直强烈要求各国取消从前那些歧视、虐待中国人的政策。与代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利益的顾客保持友好关系才是上策。万一这些聪明的中国人起来抵制英国的产品，英国人每天的损失就会高达数百万美元。 在朦朦胧胧的远古时代，中国人最早的祖先就出现了，他们生活在黄河两岸的黄土地上。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最称心如意的莫过于有一片肥沃的土地了，更何况黄土地还给他们解决了居住问题。人们在山的侧面挖出一个个窑洞，住在这种舒适的房子里根本不必担心墙壁透风或者屋顶漏雨。 据那些对黄土地情况比较熟悉的旅游者讲，这个地区本来人口十分稠密，可在夜晚竟丝毫看不出人类居住的迹象。当清晨第一缕阳光出现，无数男女老少一下子从窑洞里冒了出来，就像兔子从洞中蹿出来晒太阳一样，他们开始了一天的辛勤劳作，直到暮色苍茫，又全部消失在窑洞之中。 中国人占领了西部的高山地区之后，又开始慢慢向东部扩展。汹涌的黄河激流携带着数百万吨黄泥，沉积到下游平原，使那里的土地变得更加肥沃，足以养活不断膨胀的人口。随着黄河的变迁，中国人也跟着迁徙，在公元前2000年（罗马出现的1500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到达长江流域，他们的帝国中心也开始从黄河流域慢慢转移到东部大平原上。 公元前6世纪至前3世纪，中国出现了三位伟大的道德大师：孔子、孟子和老子。这三位圣人出现之前，中国人的宗教思想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当然，身为造物力量的渊源，大自然理应受到膜拜，尤其是那些完全靠天吃饭的人，对大自然更是顶礼膜拜，绝不敢产生一丝一毫的不敬。孔子、孟子和老子与耶稣、释迦牟尼以及穆罕默德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并不是宗教创始人。 首先，他们的道德教义是建立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基础之上，认为人并非天生就是大智大勇的人，只是凡夫俗子而已，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勤奋好学，谦虚谨慎，认真聆听长者与智者的教诲，肯定会有所作为的。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看，这三个人所宣扬的观点是过于世俗化和功利化的唯物主义思想。他们都没有宣扬过人以善报恶或者逆来顺受之类的思想，他们不相信凡夫俗子会有这样的高尚情操以至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而且他们自己也在怀疑，这样的行为准则是否能够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所以，他们说，恶人自有恶报，好人应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做到忠信仁义，尊崇先人。 这三位中国哲学家所宣扬的道德思想内容不多，而且每一位都有自身的不足之处。我并不是说这种道德体系比我们的好，或者不好，但这种思想的确具有某些非常明显的优点，它至少使这个讲数种方言（中国北方人与南方人交流就如瑞士人与意大利人交流一样困难）、生活在各式各样环境中的4亿中国人能够拥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人生荣辱沉浮的达观态度，也就是一种实际的人生哲学。正是这种哲学态度支撑着无数境遇悲惨的下层人民承受很大的劳苦，走完自己的一生，而如果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面对同样的磨难，就会垮掉或者自杀了事。 孔子、老子和孟子的这些朴素的哲学思想，几乎每个人都能理解。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看一下中国人4000年的同化奇迹。这种同化奇迹是非常反常和难以置信的。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被一个更大的帝国——蒙古大帝国吞并，这个大帝国的疆域辽阔广大，东起太平洋，西抵波罗的海，但是这些蒙古帝王却都和忽必烈一个下场，最后都被同化成汉人。蒙古王朝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是中国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1368—1644年）。后来，这个王朝又被满洲一个鞑靼国王推翻，建起了大清帝国。虽然当时的满洲统治者征服了汉人，强迫汉人留起了辫子，剃光了前面的头发，以作为对满族人的屈服。但是，他们仍然被同化得比汉人还更像汉人。 自从满洲人入主中原，中国就天下太平了。大清王朝只需把海港守住以防范西方的外国侵略者，便可高枕无忧。于是，中国的文明进程终于有了一时的静息，但是它一旦停歇下来，整个国家就立即失去了活力，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僵化保守。它的政治专制比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政治体制还严厉，文学被冻结了，甚至那曾经无与伦比的科学也不再发展，如果还有人发明什么新玩意儿，他立即就会遭到他人的耻笑，甚至中国无可比拟的艺术也墨守成规，就像古老的拜占庭镶嵌画一样，开始流于形式。中国完全与世隔绝了，他们没有机会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做什么。闭关锁国的民族总是夜郎自大、盲目乐观地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认为他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天下无敌的，认为他们的艺术也是人类一切艺术中最精彩绝伦的，还认为他们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也远远比别国优越，如果拿外国作标准来衡量中国，简直是荒唐透顶。然而，所有试图排外的国家，最终的结局只能是不幸。 自16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才允许少数几个“洋鬼子”进入太平洋沿岸的几个贸易港口城市。这些主要来自葡萄牙、英国和荷兰的不幸的“洋鬼子”在这里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如同刚好与弗吉尼亚州早期殖民者的后裔搭乘同一条船的黑人医生。 英国人在1816年派阿默斯特勋爵（他在1817年去圣赫勒拿岛拜访过拿破仑）来觐见天子，希望中国天子对英国商人给予庇护，改善他们在广州的待遇。阿默斯特勋爵被告知，他能否上朝觐见天子决定于他是否愿意在御殿前磕头。所谓“磕头”，讲文雅一点儿，就是“在皇帝的宫殿中，以头三次触地”。这对一个荷兰船长来说是办得到的，因为他明白，只要他在皇帝面前磕了头，他就能把大量的茶叶和香料带回去，一生享用不尽。但是，阿默斯特不是船长，他是英国国王的代表，于是他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结果他甚至连北京的城门都没进去。 这时的欧洲，詹姆士·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被广泛应用，因此而富强起来的欧洲急切地要去征服新的世界，中国理所当然地被列在榜首。对骄傲的白种人来说，以突然爆发的事件为借口挑起战争很不光彩。1807年，马礼逊博士作为欧洲第一位传教士来到广州，开始不断对中国人宣传基督教如何如何好，为何要信仰基督，因此要必须给它一个机会。但那时，即使那些最迂腐、最狭隘的满洲官员都能够积极地固守孔子的教义，以此来阻挠滚滚而来的鸦片狂潮，不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却在不断地从罂粟籽中提炼着数百万磅的鸦片，将它们卖给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居民。英国东印度公司坚持要把鸦片输送到中国，中国当局则坚决拒绝让鸦片上岸，于是鸦片和受伤害的感情引起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让中国人目瞪口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绝对不是那些被他们看不起的外国人的对手，经过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 这种担忧最终变为现实。自从鸦片战争的不幸时期开始，中国就完全听凭外国人的摆布。那些一味埋首于田园而不问世事的中国人通过偶尔目睹的事实，也开始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出了问题。中国人把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灾难归咎于由外族统治的满清政府，于是中国人开始揭竿而起。大约80年前爆发了第一次起义，中国人希望以革命换自由。 鸦片战争后，当清政府正与英国和法国开战时，“太平天国运动”在华南地区风起云涌。这些人拒绝剃头，把辫子也剪掉了。但是，对于那些因贫困而造反的老百姓来说，满清王朝的大军太强大了。他们推举出来准备取代满洲人的汉人皇帝（指洪秀全——译者注），最后在南京自己的宫殿中自焚，还把所有的嫔妃活活烧死（这里作者弄错了，洪秀全是病死的，而不是自焚而亡。湘军攻陷南京时，洪秀全已死了一个多月了。由于太平军战士誓与南京共存亡，故点火自焚——译者注）。在这场革命中，被杀者达数十万人。剿灭这场革命的清朝统领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是美国工程师华尔，另一个则是虔诚的基督徒、深邃的神秘主义者戈登。戈登返回英国后，专心从事慈善和宗教事业，过着退伍之后的悠闲生活，为他的悲惨结局作准备。有关戈登的故事，你可以在“非洲”那一章里了解到。 1875年，清政府与德国之间出现分歧，于是德国就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中队，理由是帮助中国清除沿海的海盗。1884年至1885年，发生了中法战争，结果，中国失去了南部的安南和东京湾。1894年，他们和已经西方化的日本又打了一仗，结果丧失了台湾岛。 随后欧洲人开始对中国的军事战略要地进行争夺。俄国人强占了东北的旅顺，英国人夺取了威海卫，德国人进驻了胶州湾，法国人则分到了湄公河左岸的金兰湾，而至于在外交政策上带点儿感情作用的美国，他们只是含含糊糊地提出了“门户开放”之类的意见。其实，那些欧洲人把抢到手的土地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美国的山姆大叔探过头去（当然不是为了看热闹），他们就急忙把大门关上。 中国人民虽然天生吃苦耐劳，但也开始看到，他们不仅在受政府的压迫，也受到外国人的欺凌。看清了这样的事实之后，他们再次把所受到的屈辱与苦难统统归罪于外族统治者——满清政府。1901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他们先是刺杀了德国大使（理由是这位大使先杀害中国人），然后围攻在北京的外国使团。结果，由俄、日、英、法、奥、德、意、美八国组成的一支联合军队进入北京，来援救被围困的外交使团，把这些绝望中的大使及其家属解救出来。援军为了进行报复，在北京城内大肆抢劫，使这座富裕的城市遭受到空前洗劫，不管是多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都被侵犯了，甚至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也不曾幸免于难。德军司令率领他的2万名士兵（虽然停止了射击，但抢劫仍在大肆进行）奉德国皇帝的指令——“就像匈奴人那样干吧”。这是一个不幸的命令，是老威廉皇帝在他执政生涯中发出的最糟糕的指令。十几年后他就在自己国内遭了报应。 巨额的战争赔款，欧洲各国的得寸进尺，政府的奴颜婢膝，这一切使中国人民再也无法忍受。1911年，他们再次发动革命。这一次，他们成功地推翻了满清政府，成立了共和国。 这一次，中国人已经得到了教训，知道西方国家到中国来，并不是对孔夫子的道德文章感兴趣，而是对中国的煤炭、铁矿和石油等珍贵矿藏感兴趣。中国人要么努力保护好这些矿藏，否则就把它们沉到太平洋里去。很快，他们开始认识到应该向日本人学习，在短时间内认识到“西方化”的重要性。为此，他们从世界各地请来了许多老师。尤其是请日本人当自己的老师，因为两国人民比邻而居，交流极为方便。 同时，俄国人已经按照马克思理论进行管理，开始了把占地球六分之一面积的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的进程。它作为中国的近邻，可以悄悄地把一些新思想传到这些长期遭受折磨的中国苦力耳中。在从前，不论谁在主宰着中国人的命运，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还是日本人，这些中国人似乎逃脱不了生来就得当牛做马的命运。 自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计划和情感在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在那场世界大战中，中国是被迫加入协约国的。和以前一样，战争结束后，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收获，反而又蒙受很大损失。 我不是一个预言家，无法预料在未来10年、15年中，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可能现状不会有太大改善，也不可能很快就赶上世界的前进步伐，因为贫困的中国觉悟得太晚了。但是，如果有朝一日他们真的赶上我们，那么就请上帝怜悯我们吧，因为我们那时不知要还一笔怎样的债啊！ 朝鲜与蒙古：前途未卜 让我们学一学简单、实用的经济学。 就像意大利人一样，禁锢在小岛上的日本人人口急剧膨胀，所以他们渴望拥有更多的土地。有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世界上所有漂亮的言辞、最美丽的条约、所有心地善良的女士和先生的甜言蜜语都改变不了，那就是——我很强壮，但饥肠辘辘，一无所有。我在大海中间的一个小木筏上漂泊，与我同船的还有一人。比起我来，他羸弱不堪，但是口袋里却装满了火腿三明治。于是，我要么拼命去抢他的火腿三明治填饱肚子，要么就是等着慢慢地饿死。作为一个体面人，受敬畏神灵的父母悉心教养，我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犯罪的欲望。一天、两天，甚至三天，但欲望终于还是忍不住爆发了：“给我一块三明治，否则我就把你扔进大海——赶快！” 我早年所受的教育使我对三明治的所有者或多或少还比较仁慈，允许他留一份三明治给他自己，但是如果不把他杀死，我仍然得忍受饥饿的痛苦。如果将木筏上的人的情况放大百万倍、千万倍，你就会理解日本人所面临的问题了。 日本人生活在一片面积很小的土地上，比加利福尼亚还小（加利福尼亚州的面积是155652平方英里，日本是148756平方英里），农业用地只有1600万平方英亩，还不到美国农业用地总量的2％。如果想拿一个距我们比较近的地方进行比较，就拿纽约州经过改造的土地好了。即使请来世界上最好的农业专家，只要让他到日本转一圈，他就会对那个贫穷的岛国所面临的问题一目了然。由于临海，日本人以捕鱼为生，尽管他们的农业已经达到在稻田的泥水里养鱼的程度，但是要解决吃饭问题还要假以时日。因为，这个国家每年要增加65万人口。 自然而然，日本急需寻找更多的土地。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海（指日本海——译者注）对面那块管理不善、弃置不问的土地。美国最合他们的胃口，但是太远了，而且也太强大。澳大利亚也不近，而且那块大陆90％的地方一片荒芜，人迹罕至，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相比之下，满洲近在咫尺，朝鲜半岛恰好起到一个陆地桥梁的作用，而在朝鲜半岛与日本本土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朝鲜海峡相隔，其宽度只有102英里，日本的对马岛正好把朝鲜海峡分为两半。1905年，日本舰队就在这个岛屿附近一举摧毁了俄国舰队，把远东的一个潜在劲敌干掉了。 朝鲜半岛与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的纬度大体上一致，但是却比那里寒冷，因为这里没有起保护作用的天然屏障。古代，朝鲜半岛也叫高丽，之所以叫朝鲜，他们的解释是“静谧的向阳之地”。朝鲜人是中国移民的后裔，他们是公元前12世纪占领这片土地的。他们来到这里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住在中部石穴中的原始部族。这些新来的中国人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但从未从它的宗主国——中国——那里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权，而且他们还时常受到日本海盗的袭击。 1592年，日本首次企图控制朝鲜。没有充分的准备，日本人向来是不会贸然行动的。他们事先从葡萄牙人手中购置了几百枝大口径散弹枪，利用装备的优势，派遣30万大军渡过朝鲜海峡。这场战争持续了5年之久，最后，日本还是败在前来援助朝鲜的中国优势兵力下。 在这次侵略中，朝鲜的首都汉城被毁，日本人还制造了许多令人发指的残暴事件，所以朝鲜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朝鲜弱小，而日本强大，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朝鲜的政治和经济各方面都被迫屈从于俄国时，日本人就找到了一个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引发战争的表面原因往往平淡无奇，而真正的动机常常潜藏在幕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和1592年的那次远征一样，最直接、最绝对的原因就是——日本政府需要更多的粮食来养活国内迅速膨胀的人口。 如果太平洋干涸 日本打败了俄国，将莫斯科的军队从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赶走，朝鲜从此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10年，它又被并入日本帝国的版图，和台湾岛及库页岛一样。台湾岛是日本在1895年从中国夺取的，库页岛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现在，居住在朝鲜半岛上有50万日本移民和2000万朝鲜人，而且，还会有更多的日本移民涌进朝鲜半岛。 如果大西洋干涸 蒙古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总面积达140万平方英里，大约是英伦三岛的11倍，但其总人口还不到200万。南部地区是戈壁沙漠的一部分，人烟稀少，其他地区则是广袤的大草原，非常适合畜牧。如果没有这些草原，依靠骑射技术获得成功的蒙古人就不可能骑着战马从太平洋一路打到大西洋了。 许多人似乎对日本的野蛮行径表示义愤，对“日本野心”进行痛斥。我倒宁愿称之为“日本生存需要”。在国际政策上，一种健全的利己主义，是一种合乎需要的品质，日本需要为国内过多的人口寻找一条出路，因此，它在北亚的行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那里地广人稀，政治腐败，居民处境恶劣，给日本一个很好的机会寻找出路。 如果北亚这个安全阀不复存在，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西海岸将永面临着日本侵略者的威胁，美国将不得不在波利尼西亚群岛每个岛屿前部署一艘战舰，以防某个晚上被日本巡洋舰趁黑“拖走”。 总之，从全局来看，目前这种格局似乎更有利。如果有人要因我这番冷酷且自私的话而伤心落泪，请趴在美国印第安人的肩膀上哭泣吧。 日本帝国 日本，在它开始侵略邻国、征服世界之前，是由500多个岛屿组成的一个半圆形岛国。这些岛屿的总面积与英格兰、苏格兰和曼哈顿面积之和差不多，其中518个岛屿上共居住着6000万人。据最新统计数字表明，日本的总人口已接近9000万，不过这其中包括2000万朝鲜人和一些波利尼西亚岛上的居民在内。自世界大战以来，这些波利尼西亚岛屿就一直是日本的领地。 其实，只要记得本州、北海道、四国和九州这几个岛屿的名字就足够了。本州是日本中部的主要岛屿。北海道是北部仅次于本州的第二大岛屿。四国和九州这两大岛屿紧邻本州南部。日本的首都东京，坐落在本州中部肥沃的平原上，居民200万。横滨是东京的港口。 最大的城市是大阪，位于本州南部，是日本重要的纺织工业中心。大阪以北是日本帝国的旧都。其他一些城市的名字你偶尔在报纸上能够看到，比如大阪的港口神户，还有位于南部的九州岛上的长崎是最方便欧洲各式船只出入的港口。 你可能在历史书上经常见到江户这个名字，它是幕府时代东京府旧称。1866年，幕府失势，明治天皇就从京都移居到江户，并改称为东京。东京从此进入了一个巨大发展时期，而成为现代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 然而，这些城市都处于随时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之中。这是由于日本列岛地处大亚洲山脉的边缘（日本海、东海和黄海形成的时间都不长，就像使英国成为一个岛屿的北海），是从萨哈林岛到荷属东印度群岛（旧时西方国家使用的一个名称，指马来群岛——译者注）的爪哇这条火山带的一部分。这条火山几乎一直处于运动之中。地震仪观察到的统计数据表明，自1885年至1903年间，日本发生过27485次地震，年均地震1447次，日均4次。当然，其中大多数地震都不太严重。茶杯轻微地晃动，椅子碰到墙上摇晃一下，仅此而已。如果你知道，日本的古都京都在过去的十多个世纪中曾发生过地震1318次，这个岛国的危险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在这1318次地震中，“强烈地震”有194次，纯粹“毁灭性”的地震有34次。其中，1923年9月的那次大地震，几乎将东京夷为平地，15万余人丧生，有几个小岛只露出水面几英尺，其余部分都沉到了大海之中。由于地震发生时间距现在不远，所以人们仍记忆犹新。 人们经常把地震与火山活动联系在一起。当然，一些地震无疑是由火山爆发引起的，但大多数地震，是人类生活的表土层下面的岩石层突然坍塌而造成的。如果这些岩层移动不过二三英尺，其后果不过是弄倒几棵树而已，但如果这种情况恰好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方，那么就可能发生像1775年里斯本那样的大灾难，6万人遇难；或者像1920年中国广东大地震，丧生人数可能高达20万人。据某位最权威的地震专家的保守估计，在过去的4000年间，也就是所谓人类的“有史以来”时期，至少有1300万人死于地震，不管怎么看，这个数字相当可观。 当然，地震几乎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就在一年前，北海的海底发生强烈地震，莱茵河和斯海尔特河河口岛屿上的泥滩震动得厉害，引起了当时上面的掘蛤人一阵恐慌，但是北海海面上却风平浪静。日本地震频发，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日本列岛地处山脊项部，该山脊东部一直向下，延伸至我们的科学家目前所能测定出的最深海沟，著名的塔斯卡罗拉海沟深达2.8万余英尺，仅比目前最深的海沟——菲律宾和马里亚纳之间的海沟浅6000英尺，日本一半以上的灾难性地震都发生在海岸下沉约6英里的东部沿岸地区，这绝非偶然。 然而，像居住在地震带的大多数人一样，日本人并未因这一永远威胁他们安全的现象而夜不能寐。与我们一样，他们照常播种耕耘，一日三餐照吃不误，和孩子玩耍，看到查理·卓别林的演出也会大笑。他们从多年的教训和实践中摸索出一条经验：用薄纸板造房子。这种房子虽然冬天可能有穿堂风，但当房子突然倒塌时，对居住者而言，危险能降至最低。当然，如果他们模仿西方，比如在东京建的摩天大楼，碰到大地震，损失将不可估量。总的说来，在适应并克服这一不可避免的地理缺陷方面，日本做得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好，而且他们还成功地把生活安排得比大多数西方国家更协调也更具冒险性。我指的不是日本艺妓在樱花树下喝茶的漂亮明信片，也不是蝴蝶夫人那些美丽的木偶玩具，我只是在复述那些旅游者告诉我们的一切。他们看到的是昔日的日本，那时日本还承袭着祖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其生活方式尤其高雅），也没有试图将这个岛国变成芝加哥和威尔克斯-巴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城市——译者注）的郊区。日本从旧到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对我们美国的安全和幸福无疑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将以突飞猛进的势头继续下去。所以，我们美国人应该至少对日本人有些认识，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他们，只要太平洋没有干涸，我们就是比邻。 与中国历史相比，日本的历史并不长。中国的大事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637年（大约是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基奥普斯建金字塔的时期），而日本的最早纪年不过始于公元400年。那时目前所谓的日本族已经出现了。其实，严格说来，并没有“日本人种”，正如英国人一样，日本人也是一个混合民族。日本岛上最早的居民是阿伊努人，后来被来自中国南部和马来半岛、中国中部、满洲和朝鲜的三批入侵者逐渐驱赶到了比较偏远的北部岛屿。因此，日本最初的文明其实是中国文明的延伸，日本人的一切，都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 当日本仿效中国皈依佛教时，两国关系就更密切了。当一种新教义代替了旧教义时，新教义不可避免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原教义的影响。所有传教士，不论他传播的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或佛教，都应懂得这个教训。 日本 公元6世纪，第一位佛教高僧到日本传教。他发现日本创立了一种本土宗教体系，也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适合他们需要的宗教体系。该本土宗教叫“神道教”，来源于“神道”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神圣的道路”。较之于亚洲普遍流行的鬼神崇拜，神道教高雅得多。它认为世界是一种不可毁灭的力量，教导人们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所作所为负责，因为不管这结果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永远是个结果。日本现在的国教就是佛教与神道教的混合产物。神道教特别强调个人对整个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日本人与英国人一样，也是岛上居民（未必是孤僻的人）有一种非常真挚而且根深蒂固的信念，即认为他应该对他的国家负有某种非常明确的责任。神道教还强调尊崇祖先，但这种尊重和恭敬在日本没像中国那样发展到荒唐的地步。偌大的中国，把大量土地变成了大量的坟墓——死人统治着活人，坟地占据了本应是生产粮食养活活人的土地。 然而，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出现巨大分歧，已经是16世纪晚期的事情了，当时日本国内诸侯割据，拥兵自重，对天皇的重视还不及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对其皇帝的尊重。各派势力在经过一段无休止的争吵和战争之后，政府终于被一个铁腕人物控制了。 在遥远的欧洲，800年前，古法兰克国王的男总管们把他们的主人推进了寺院，而自己行使统治国家的权利。因为这些总管们比那些国王们更精于统治之道，所以没人对此提出异议。日本人民受够了几乎长达400年的内战，只要能得到安宁，他们并不关心谁来当统治者。因而，当帝国的总管，富有且颇具影响力的德川家族首领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时，他们并不反对，也不出来奋起捍卫正统的君主。这位日本大管家宣扬天皇是地球上的某种神灵，是全日本人的精神之父，但他又是那么遥远而神秘、那么完美，就像西藏的喇嘛一样，所以他的真面目永远不能在其臣民面前显现。 这种格局维持了几乎整整两个世纪。幕府将军们（就是众所周知的对那些统治者们的称呼，相当于美国的“总司令或最高总司令”）在东京统治国家，而天皇居住在京都寂静的宫殿，在豪华的屏风后面消磨光阴。在幕府统治时代，日本建立了严格的封建制度，完善这一新制度的细节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制度对日本人的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直到今日，已经经历了近80年的工业化的日本，本质上依然是封建主义者。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和他们的欧美竞争者们截然不同。 1600年后，日本社会明显地分成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集团，最高层是“大名”，由封建贵族成员组成，是大地主；第二阶层是武士，即世袭的斗士，相当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骑士；所有其他人属第三等级，即平民。 这一制度并不理想，但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广大老百姓从未对政府的任何理论产生过浓厚的兴趣。所有平民百姓关心的是：这个政府行吗？能给我安宁与和平吗？能确保我辛苦劳动换来的果实确实属于我，没人能非法夺走它吗？在两百多年里，这一制度一直运转得很好。幕府将军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天皇被视为国家的精神领袖。大名和武士被迫坚持遵守着非常严厉的贵族信条，那就是恪尽职责。如果不按宣誓的规定行事，就得在最庄严的剖腹仪式中剖腹自杀。 昔日日本 那时日本人口开始过分拥挤，人们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他们向来非常有节制而且节俭，不奢求太多。大自然似乎也是个忠实的朋友，发源于荷属东印度北部赤道地区的黑潮（即日本暖流，墨西哥湾流的旁支）先流经菲律宾，然后又跨越太平洋赐福于美国的西海岸，这股暖流使日本的气候温和适中。同时，另有一条狭窄的寒流正好流经日本东海岸不远处，使得日本没有加利福尼亚那样温暖潮湿。不过尽管如此，日本的气候也还是要比中国大陆强多了。 似乎一切都有利于那个幸福岛屿的正常和合理的发展，当一个叫门登斯·平托的葡萄牙航海家因迷失方向而登上这个群岛时，日本历史的未来进程完全改变了。因为，这个葡萄牙人不只是访问遥远的国家，与他们进行贸易通商，还给这些国家带来宗教信仰。 那时，基督教传教士的总部设在印度果阿和中国广东附近的澳门，他们受到了极高的礼遇，日本当局也给他们提供了一切机会和方便，让他们宣扬其教义比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日本宗教更优越。他们到处布道，使许多日本人皈依。后来，其他的一些教派的传教士从属于西班牙的菲律宾群岛来到了日本，他们同样也受到了欢迎。但是，幕府将军发现，陪伴这些传教士前来的人并不太神圣，而且他们身穿铁甲，手持奇形怪状的铁棍，铁棍射出的沉重铅弹能同时穿透三名日本普通士兵，于是将军开始对这些外国传教士的存在感到不安了。 日本人对当时所发生的那些痛心事件的观点和看法，美国人直至最近50年才开始有所了解。这些事件使日本人背上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名声，这与美国人从其他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完全不同。幕府将军决定禁止基督教传教士在日本活动，这样做并不是他们突然讨厌西方人了，而是因为他们恐惧。他们担心整个国家被宗教纷争搞得四分五裂，国家的财富被那些既是船长也是商人的人们抢去。后者载着和平和祝福的使者们来到日本海岸，然后又满载着分文未付的日本货物离去了。 九州是耶稣影响最大的地方，该岛离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最近。起初，教父们还谦卑地宣讲着耶稣基督如何如何，可当他们一旦得势，就开始拆毁日本人的庙宇，捣坏日本人的偶像，逼迫数千万的农民和贵族在枪口下接受十字架。 丰臣秀吉是当时的铁腕人物，当他了解所有情况后，意识到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后果。于是，他声明：“那些牧师们来我国传道，而其实他们的道德却是掩盖他们对我们帝国险恶用心的工具。” 1587年7月25日，即首位日本使节觐见了教皇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之后第五年，所有的基督教传教士都被驱逐出日本国境。商人们可以像以前一样在日本经商，但必须置于日本政府的监督之下。葡萄牙传教士刚一离开，他们的位置就被来自菲律宾的西班牙方济各会和多名我会的修士修女们填补了上去。他们乔装成觐见丰臣秀吉的特别大使来到日本，不过他们的诡计很快就被识破了。不过他们也没受到什么非难，只是被警告不要再布道，但他们并没有遵守此令，还在江户建了一座教堂，给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施洗。接着他们又在大阪建了教堂。然后，他们又抢占了长崎的一座耶稣会教堂。之后，他们开始公开反对他们的竞争对手耶稣会，并指责耶稣会，说他们给日本人民传播福音的过程中使用的方法一直太过于谄媚。简而言之，他们的判断完全错了，他们那些专门隐藏那些职业入教者的仓库被发现了。根据丰臣秀吉的命令，他们最终被驱逐出境，但他们走得快，返回得也快。经过数年徒然的警告后，日本人对那些不受欢迎的西班牙人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和容忍，他们最终得出结论：除非采取极端手段，否则别无他法了。 他们没有重蹈以前的400年中给他们的国家带来极大灾难的内战，他们吸取了教训，自发地齐心协力，一致对抗一切外国侵略者，那些以身试法的基督教传教士被宣布处以死刑。 在接下来的近一个半世纪里，日本心甘情愿地与世界其他国家断绝往来。可以说日本几乎处于完全自我封闭状态，但不是彻底。还有一小扇窗户对外开放，通过这个小窗口，大量的日本黄金流到西方；也是通过这个小窗口，一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悄悄潜入了这个奇怪的国家。荷属东印度公司曾是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商业竞争对手，但荷兰人是纯粹的商人，对别国人民的灵魂并不太感兴趣，英国人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谁会独占日本市场是件难以定夺的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人由于经营不善，失去了日本市场。 自从葡萄牙派往日本的一连串外交使团的最后一名成员被处死后（这其实是证据确凿的官方谋杀），荷兰人先前享受的许多特权也被剥夺了，但只要他们在日本的企业每年能获得近80％的回报，他们就决不放弃日本。他们被迫居住在一个叫出岛的小岛上，这是长崎港口的一个长300码、宽80码的石头岛，小得几乎连遛狗的地方都没有，而且还不许他们携妻带子，更不许他们踏上陆地一步。 仅仅这一次，荷兰人修炼了天使般的耐心（不一定是民族性格），因为只要他们对日本当局制定的数百条规章中的任何一条稍有违犯，就会立刻遭到拘押。一天，东印度公司决定建一座新仓库，遵照那个时代的习俗，建造日期是刻在建筑物正面的，而且通常前面要加上“A．D”也就是“公元”。这一符号直接涉及了那些基督徒们的上帝，日本人对此就好像我们美国人对待刚从莫斯科来的布尔什维克鼓动家们一样，所以结果可想而知了。幕府将军们下令不仅要将那些令人不快的字母去掉，而且要把整座建筑物拆掉，夷为平地。为了让荷兰人记住葡萄牙人被驱逐出境的下场，他们可怕的敕令里面有这样几句话：“只要太阳照耀大地，就不允许基督教徒如此大胆地踏上日本的土地。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即使是菲利普国王本人甚至是基督徒的上帝违背了这条法令，也要用他们的头颅来抵罪。” 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似乎把这个教训牢记心中，因为出岛继续在荷兰人手里达217年之久。在这217年当中，日本的黄金和白银不断地外流，因为荷兰人是现金交易者，不管日本人从国外定购什么，必须付出汇费。也是通过这个渠道，欧洲人从这些太平洋的隐士们口中，零散地了解到了一些与日本人有关的消息。所有这些消息让人得出一致结论：日本帝国的情况远远不尽如人意。日本很快成为“没有国家能期望它完全自给自足”这一理论的实例。而且，日本的青年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束。他们隐约听说了西欧国家一些了不起的科学知识，便开始经由出岛这个小窗口接触科学和医学方面的书籍。他们费了很大劲终于理解了那些奇怪的荷兰文字，同时了解到整个世界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只有日本依然在原地踏步。 1847年，荷兰国王给江户的日本皇宫送去了满满一箱科学书籍作为礼物，并附有一份世界地图，警告日本人不要采取这种闭关自守的愚蠢政策了。这时，中国与欧美之间的商业关系迅速发展，从旧金山开往中国广东的货船有时在日本沿海遇险失事，船员们没有领事或外交保护，他们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1849年，一艘美国军舰的舰长威胁说，除非日本人马上移交18名美国水手，否则就要炸毁长崎。荷兰国王又一次警告他的日本同僚，不要再继续执行这种孤立政策，否则等待日本的只有灾难。这些来自海牙的信件只不过说明了全世界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事。只是早晚的事，日本肯定会向西方商界打开它的大门，如果它拒绝和平开放，那么等待它的就是武力强迫开放。 这时，一直向阿拉斯加海岸步步推进的俄国，正在慢慢地计划加强它对西太平洋的控制。当时，唯一可以采取行动而又不会被怀疑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只有美国。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率领四艘军舰和560名船员进入了浦贺湾。对美国海军的首次来访，给日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天皇正式地祈求上天保佑。佩里一离开（他只待了10天，把美国总统的信转交了日本天皇），日本就请求荷兰人提供一艘军舰，各要塞配备人员守卫，还架好了以前的葡萄牙火枪，一切安排就绪，以防大洋彼岸那些由蒸汽机推动的怪物们再次造访。 当时全日本的人分成了两派。大多数人赞成不惜一切代价继续闭关锁国，但另一部分人则支持开放政策。支持后者的幕府将军从此失势了，被痛斥为崇洋媚外。然而，从佩里那次著名的访问中受益最多的却是天皇。 今日日本 幕府将军作为封建政府无可争议的首脑，走过了其繁荣的黄金时期，很早就开始走向衰落了。就像那些大名和武士们的境况一样，他们仍坚持佩带刀剑，忙于镇压内乱的光荣使命，好像是生活在1653年似的，而不是1853年。进行全面改革的时代来临了。 机缘巧合。当时的天皇，也就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正是一位非常智慧、才识过人的年轻人。他说服幕府将军自动辞职，重新掌握了国家的统治权。他认为再继续闭关锁国下去无异于自杀。他热情欢迎所有的外国人回来，就像当初驱逐他们那样热诚。这就是明治时代，或称维新时代。将日本从16世纪的一个封建小国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 如果要问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彻底的感情改变是否是件令人愉快的好事，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实在多余。工厂、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煤矿和钢铁铸造是否能给人带来幸福，我不知道。一些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另一些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从什么角度看。10年前，俄国人培育他们的精神，热爱他们的圣徒。如今，他们在厨房的壁炉里焚烧他们的圣徒，而他们的灵魂非常满意地待在机器的排气管里。 我个人认为，这种发展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就其本身来看，它们既非绝对错误，也非绝对正确，而是必要的，是我们把自己从对饥饿和经济变幻无常的担忧和恐惧中解脱出来的一个必经步骤。在这场变革中，机器既充当父亲角色又充当母亲角色，但也同样摧毁了许多美好的令人愉快的东西。这一点无人能够否认。北斋（日本画家、木刻家——译者注）和歌麿（日本浮世绘画家——译者注）笔下的日本会比到处是汽油厂和煤气厂的日本有趣得多，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北斋和歌麿早已作古，而东京的家庭主妇们更愿意用煤气做饭，而不是在炭火上慢慢地煮饭，这就是回答。 自1707年以来，白雪皑皑的富士山，这座古老而历史悠久的火山就一直沉默不语。它俯瞰孩子们向路边的神道庙敬献鲜花的那个地方，如今却只见香烟广告牌了。寺庙院内的神鹿的腿也被游人们乱扔的罐头盒砸坏了。 但是，富士山知道——总有一天，这些会结束。 菲律宾：曾是墨西哥的旧领地 亚欧大陆向东伸向太平洋，露出海平面的前缘部分，形成了一个从堪察加半岛至爪哇岛的半圆形列岛，菲律宾群岛就是其中一部分。太平洋的海水淹没了这个半弧形岛屿群和大陆之间的低地，就出现了日本海、东海和南海了。 菲律宾群岛共由70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其中面积在一平方英里以上的岛屿仅有462个。其他的岛屿只是些大的悬崖或是小块的沼泽，由于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四分之一的岛屿有名字。整个菲律宾群岛的总面积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面积之和差不多。约有1100万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还有约10万白人。这个群岛历史上肯定是多火山地带，虽然目前我们只发现了25座真正的火山。而且，除了两三座火山外，其他的似乎已停止了活动。 对此，我们应当万分庆幸。因为，从地质学角度看，菲律宾所处的位置是非常危险的。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地球上最深的海沟（即马里亚纳海沟——译者注），就位于菲律宾的东面，就是我先前告诉你的那个地方。它到底有多深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海沟作为喜马拉雅山的安息之地，那么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高的山峰埃佛勒斯峰还在水下5000英尺。试想一下，如果世间万物都滑向这个地球之角，那么将来可能留不下什么遗迹。 菲律宾群岛中最重要的岛屿是吕宋岛。它状如蝌蚪，中部隆起高达7000英尺。菲律宾最重要的城市——首都马尼拉——就坐落在吕宋岛的东岸。它是西班牙人1571年建起的，位于一个古老的伊斯兰教村落的废墟上，城市的名字来自于菲律宾群岛盛产的一种烟草——马尼拉。1590年，西班牙人在这里又筑起了城墙。事实证明，这些城墙的生命力比那些建造它们的人的统治更持久。 马尼拉虽然在西班牙人的糟糕管理下，还是迅速发展起来，成了整个远东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港中船舶云集，大多来自中国、日本、印度，甚至遥远的阿拉伯世界。他们满载货物来到这里，与西班牙人从中美洲的墨西哥殖民地转运来的欧洲产品进行交换。西班牙人取道经由好望角而穿越印度洋的这条航线，可能会遭到英国人和荷兰人的袭击，因此西班牙人选择了另一条航线，即从马尼拉直航至特万特佩克湾，然后装上货物，穿越美洲地峡，经陆路转运，把货物再装船，再经由古巴及波多黎各，最后返航至西班牙。 吕宋岛以南，分布着十几个较大的岛屿，其中最著名的是萨马岛、班乃岛（岛上名城伊洛伊洛是菲律宾第二大城市）、内格罗斯岛和宿务岛。再往南是棉兰老岛，仅比吕宋岛小一点儿，岛上的土著摩洛人信奉伊斯兰教，为了保持独立，他们曾顽强抵抗西班牙人和美国人，因此声名远扬。棉兰老岛上最大的城市是面临苏禄海的三宝颜市。一般而言，菲律宾人对太平洋不感兴趣，西方才是菲律宾人真正关注的对象，他们与西方进行贸易。他们的宗教、他们关于文明的最初概念也来自西方。东方的人们发现菲律宾纯属偶然。 1521年，麦哲伦在此登陆。他选择这条不寻常的航线，只是为了平息他的雇主西班牙国王和教皇之间的一场麻烦的纷争。1494年，教皇为了永远结束伊比利亚半岛上他心爱的孩子们之间的争端，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大体相当于西经50°左右的位置）自北向南画了一条直线，把全世界划为均等的两个部分，西侧属西班牙势力范围，东侧属葡萄牙势力范围，这就是著名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对敢于越过此线进入西班牙人的势力范围的任何人，西班牙人都有权予以惩罚，因此它使英国和荷兰初期远征美洲大陆的探险成为一项非常危险的活动，无论任何人，只要敢越雷池半步，就会被当成普通海盗马上绞死。 然而，使这次冒险旅行实现的教皇，也就是声名狼藉的亚历山大六世切萨雷·博尔贾和卢克雷齐娅·博尔贾之父，他本人就是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声称，这一条约不公平，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因此引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关于谁该拥有何地的争吵和战争。麦哲伦卷入了这场争端。尽管他是葡萄牙人，却为西班牙国王所雇用。他向东航行朝印度洋进发，以便弄清富庶的摩鹿加群岛到底是葡萄牙的还是西班牙的。结果证明葡萄牙人是正确的，摩鹿加就归葡萄牙人所有了。但是，没过多久就落入了荷兰人之手。在这次航行中，西班牙人却意外地发现了菲律宾，并将其划归为自己的领土，通过西班牙在墨西哥的机构对菲律宾进行管辖。此后，由于中美洲的人口递减，修士们就从新卡斯提尔大规模地离去，来到了前景灿烂得多的菲律宾。 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修士们在菲律宾居民中做了大量全面的工作。说实话，如果他们的工作做得稍稍逊色些的话，后来的美国人在菲律宾的工作就会容易得多。因为当美国人在1898年获得古代西班牙在菲律宾留下的一切时，不得不和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徒们打交道。这是美国政治史上从来没有的。 站在官方的立场来看，美国可能不能称之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但他们的人生哲学绝对是属于基督教，而非天主教。也许我们美国人会因为自己对菲律宾人的厚待而自豪：给予他们无数良好的公路、上千所学校、三所大学以及众多的医院和医生、护士、育婴箱、肉类和鱼类的防疫、卫生保障方法，还有无数进步科学所带来的益处。所有这些，在美国之前统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听都没听说过，但所有这些慷慨的美好行为对菲律宾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这些世俗的舒适和享乐固然好，但是与能得救进入另一世界相比，卫生防疫、医院和良好的公路以及学校又算得了什么呢！ 荷属东印度群岛 前文已经讲述过，日本、“福摩萨”（某些外国人沿用的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对我国台湾省的称呼——译者注）以及菲律宾都是古老的亚洲大陆的边缘高山，历经几百万年太平洋的惊涛骇浪的冲击，它们最终脱离了大陆，形成了岛屿。 马来群岛（它还有许多其他名称：马来西亚群岛、印度群岛、荷属东印度群岛等）不仅是亚洲大陆架的边缘部分，也是一块面积与中国相当的巨大半岛的残留部分，它从缅甸、暹罗和印度支那南部地区，向东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在地质史初期，这个半岛可能与亚洲大陆（面积远比现在大）直接相连。后来，在人们至今仍知之不多的时间里，一条狭窄的水带将该半岛与澳大利亚分开，这条水带的宽度与今天昆士兰和新几内亚岛之间的托雷斯海峡差不多。 荷属东印度群岛与欧洲对照图 由于地质巨变，一块巨大的大陆化作了一群千奇百怪的岛屿，从婆罗洲（面积与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大小相当）一路延伸出成千上万块大大小小的礁石，给航海造成极大的不便。这次地质大变动的原因并不复杂。这一地区是地球火山多发地带，直到今天那蓝色的绶带——火山活动的纪念物，依然在爪哇岛上清晰可见。不过，在最近300年中，爪哇的120余座火山总的说来还算表现稳定，稍靠西一点儿的苏门答腊岛上的火山也一直处于沉睡时期。 爪哇人普遍信奉印度古老的婆罗门教，这里的祭司们经常在节日里把活人投入火山口沸腾的岩浆中，作为供品来安慰地下深处的神灵。这种祭祀好像还很灵验，因为几百年来，尽管火山不断喷出浓烟，发出怒吼，甚至偶尔咆哮暴怒，但是未曾给当地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然而，喀拉喀托火山遗址却犹如一把无言的利剑倒悬在人们心头，它提醒着人们这里的火山随时可能再度喷发。1883年8月26日清晨，位于苏门答腊岛与爪哇之间的巽他海峡上，喀拉喀托岛的火山爆发了。就像史前时代喀拉喀托火山的那次爆发一样，火山顶被夷为平地，整个岛屿化为无数碎片。两天后，该岛的北部彻底消失了，从前那座海拔高达1500英尺的山峰现在变成印度洋底1000多英尺的深洞。火山喷发时巨大的轰鸣声在3000英里以外都能听到，火山灰弥漫到17英里的高空，然后散落蔓延到非洲、欧洲、亚洲、美洲，甚至远达斯堪的纳维亚的北角，这种现象持续6个星期，天空被染成怪异的颜色，从远处望去，就好像是附近的森林在燃烧。 不过，因为喀拉喀托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所以火山喷发在岛上并未造成多大的灾难，而其对海洋的破坏则是毁灭性的。海洋掀起了高达50英尺的巨浪，它横扫爪哇岛海岸，吞噬了3.6万人的生命，港口和村庄顷刻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巨轮就像引火木一样顿时粉身碎骨。巨浪甚至波及了锡兰和毛里求斯，在8000英里以外的合恩角附近，人们都能清晰地看见这滔天的巨浪。更有甚者，在距离巽他海峡1.1万英里之遥的英吉利海峡都能隐约看到这可怕的一幕。 去年，喀拉喀托火山的残骸再次表现出活跃的迹象，但谁也无法预测出地底之火将于何时何地再度喷发。像所有生活在类似环境中的其他民族一样，这里的居民对此泰然处之，并不在意。他们对于身旁火山的关心程度，还不及我们美国那些在最拥挤的意大利人聚居区打棒球的小男孩对过往的车辆所注意的程度。 他们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可能与信仰伊斯兰教有关，也可能来自于他们朴实而又安于生活信念。他们认为，火山喷发就如同外国人的统治、洪水、火灾一样，都是微不足道的事，他们将继续在世代劳作过的土地上耕耘，他们的儿子也会在同一块土地上播种收获。他们安于现状，从未有人想过放弃这种温饱生活。 我似乎把爪哇描绘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爪哇的确是极受大自然的恩赐才保留至今。 爪哇20％的土壤是火山土，如果在这里耕种得当，作物可以一年三熟。 爪哇岛上的气候尽管比较炎热，但并不酷热，适宜种植各种热带植物，山区的气候比纽约和华盛顿的夏天还要凉爽舒适。那是因为，爪哇和马来群岛的其他岛屿虽然处于赤道附近，昼夜几乎等长，但它四面环海，空气中有足够的湿度，气温最高时从未超过96华氏度，最低时也从未低于66华氏度，年平均气温在79华氏度左右。雨季和旱季有规律地交替，从11月到次年3月是雨季，其间每一天总要在同一时间下雨；雨季之后是旱季，其间滴雨不降；旱季过后、雨季来临之前有一个“斜季”，这是一个时间不长的中间阶段。 由于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爪哇岛虽然只有长622英里、宽121英里的区域，却养活了4200多万人口，而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的面积比爪哇大得多，但供养的人口却只有爪哇的十分之一。肥沃富饶的爪哇岛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白人的注意。 爪哇 首先登上岛屿的是葡萄牙人，接着是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和土著爪哇人打交道的头3个世纪里，荷兰人像其他殖民者一样，在犯了所有欧洲人可能犯的错误之后，最终还是摸索出了一些对殖民地管理的初级经验。他们尽力避免干涉当地人民自己的事情，而是将有限的精力用来管理国家，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如何，当地人总有一天会站起来反抗，要求独立。全岛3万人的军队中，白人占的比例只有20％。如果当地居民真的决心要赶走殖民者，那么荷兰人绝对统治不了这块比其故土大50倍的领土。荷兰人明白了这一点之后，顺理成章地取消了“强制劳动”和“政府农场”。学校、铁路和医院的建立代替了惩罚性的远征。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得不放弃对这些地区至高无上的统治，他们或许还希望能够保全荷兰在爪哇经济结构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爪哇人中，老一代深信“本地人只要识相就不会有麻烦”，而逐渐崛起的年轻一代则相信我们的世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创新的，他们知道面对现实才是最重要的，如今老一代已渐渐向年轻一代屈服。 在荷兰其他殖民地岛屿中，没有一个岛屿的文明程度可以与爪哇岛媲美。西里伯斯岛（苏拉威西岛的旧称——译者注）正在逐渐变成第二个爪哇岛。该岛位于摩鹿加群岛（原名香料岛，整个17世纪，是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军事争夺的焦点）的西面，形状奇特，像蜘蛛足一样细长。该岛西南部的望加锡已经成为爪哇岛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与爪哇北部沿海的主要港口苏腊卡尔塔和三宝垄都有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和丹戎不碌（首都雅加达的港口）也联系颇多。望加锡出产油料，在维多利亚时代，老爷爷们爱用它来修理锁头，老奶奶们则用它来织没完没了的罩布。 摩鹿加群岛已不如昔日那般富庶了，但岛上的居民安汶人依然以拥有太平洋上最好的水手而闻名远近。400年前，这些安汶人以太平洋上最残暴的海盗行径而恶名远扬，令人胆战心惊。今天，他们却已经成为模范的基督徒。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为荷属东印度提供了最英勇善战的兵团。 婆罗洲是亚洲半岛伸入太平洋形成的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当地有一种奇怪的风俗：用人的头颅来祭奠神灵，所以岛上人口稀少。荷兰人曾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取消这种广为流传的残暴行为，然而直到今天，在一些偏远地区，岛上的年轻人若想结婚，仍必须获取至少一个人头来献给神灵。这种根深蒂固的互相戕害（婆罗人展示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时的骄傲和漫不经心就好像一个高尔夫球高手展示他的奖杯一样）使得居民人数不断减少。如今，岛上的河流得到了开发，尤其是石油、煤炭和钻石的开发，道路开始修建起来，未开化的居民被渐渐说服，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照这样发展下去，如果没有意外，该岛能养活20倍于现在的人口。 婆罗洲的北部属英国殖民地。其西北部有个独立地区，叫沙捞越。当初，一位著名的英国人的后裔统治着这里。这位英国人叫雷查·布鲁克斯，也就是詹姆斯·布鲁克斯爵士，在镇压了本岛的一次叛乱之后，他留在了这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 东部的苏门答腊岛是荷属东印度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岛屿。该岛与马来半岛平行，火山活动频繁，火山灰使土地非常肥沃，物产丰富。遗憾的是，一座高大的山脉把全岛切成了两部分，使两部分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直到有了公路，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交通的发展，尤其是飞机与汽车比任何其他机械都更能改善这里的经济环境。 位于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的是邦加岛和勿里洞岛。它们是马来半岛的延伸部分，盛产锡矿。爪哇岛东面是著名的巴厘岛，是史前人类生活遗迹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佛罗勒斯岛和帝汶岛位于澳大利亚北面。最东面是新几内亚岛，它实际上是澳洲大陆的一部分，它的西半岛属于荷兰。该岛面积相当于大半个中欧，几乎有从巴黎到敖德萨那么远，然而却几乎无人涉足这里。 这里没有河流通往内地，而且人口稀少。部分原因是互相残杀的劣习，部分原因是当地人的落后，再就是因疾病丧生和猎取人口。直到现在，内地还到处是一些小部落的残余。这表明这个岛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至少有一种理论证实：东印度群岛是一块非常古老的岛屿，就是在这个地方，人类最先告别了类人猿时代。在爪哇岛上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化石即爪哇直立猿人，以及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上发现的那些硕大的类人猩猩都是很好的证据。 这是一个奇异的世界。当人类家族中的一部分成员已经进化到能够建造热带动物园的时候，而另一部分人却依旧生活在和动物园一样的环境里。 澳大利亚：大自然的不经意之作 我们该谈谈造物主创造万物时的粗心大意和漫无目的了。据说，已故著名德国科学家、生理光学专家赫尔曼·路德维希·德·亥姆霍兹曾发表过一个论断：如果有哪个仪器制造者拿给他一个像人眼构造一样拙劣的新发明，他将宣布此人是个根本不能胜任本行的无能之辈。 我很庆幸亥姆霍兹没有将他的研究工作延伸至生理学和电学以外的领域，否则我将不得不复述他评论世界地理形态的话了，而复述别人的话恰恰是我最讨厌的事情。 以格陵兰岛为例。在它之上覆盖着上千英尺的冰雪，如果能把这片8.27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移至海洋的中心，这方土地或许能养活数百万的人口。而如今，它仅能让几千只北极熊和人数稀少的食不果腹的爱斯基摩人勉强维生。不过，情况最惨的还要数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尽管名义上是一个洲，但实际上在它的发展道路上横亘着很多巨大的屏障，难怪第一个到这个国家的白人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首先，它的地理位置是很不利的。100多年来，虽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一直在怀疑这片大陆的存在，而且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去解开这个疑团，但直到1642年，荷兰航海家塔斯曼才使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旗帜飘扬在它的上空，但他发现的也只是澳大利亚的一小部分。他环绕这片大陆航行了一圈，最后以尼德兰联邦的名义占领了这个地方，这块将近300万平方英里（和美利坚合众国一样大）的辽阔领土才算是真正为人所知。 澳大利亚 然而，从现实的角度看，塔斯曼的造访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荷兰人对这块荒漠并不感兴趣，听任他们的所有权自行失效。1769年（也就是塔斯曼航行125年后），当库克船长被派往太平洋观测金星的运行轨迹时，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地图绘制员还无法确定，该把位于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中的澳大利亚放在何处。 其次，除了地理位置不佳，澳大利亚气候还极其恶劣。只有东部沿海以及东南沿海的气候还不错，那里坐落着四大城市——阿德莱德、墨尔本、悉尼和布里斯班，而北部沿海太潮湿，西部沿海则太干燥，也就是说，这里是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最远离亚、非、欧三大洲重要商船航线的地区。 第三，整个内陆地区是块干燥的沙漠，滴雨不降，地下水补给严重缺乏，无法进行系统灌溉。 第四，大陆的外围是澳大利亚地势最高的部分，所以内陆地区就像一个空碗。因为水不会往高处流，所以也就没有真正的河流。墨累河连同支流达令河是澳大利亚最长的河流，全长2310英里，发源于昆士兰的崇山峻岭之间，距离属于太平洋的珊瑚海不远。它没有向东注入太平洋，而是向西汇入了因康特湾，一年中相当多的时间里（别忘了，当北半球是夏天时，南半球则是冬天，反之亦然），它只是一串小池塘，对人们毫无用处，连附近牧羊场的主人都对它不屑一顾。 第五，在澳大利亚，找不到被训练得能做白人农庄杂务的土著人。不幸的澳大利亚人（对其先人，人们仍然知之甚少），就他们与人类家族其他成员的关系而言，他们就像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造物主任他们自生自灭，他们的发展水平几乎和某些更原始的动物相同。比如，他们不知如何建造房屋，也从未学习种植谷物，更不会使用矛、箭和斧头。他们倒是知道如何使用回飞镖，正如世界上其他民族也曾使用过，但是不同的是，其他人最终从回飞镖这一非常笨拙的武器发展到了弓、剑和矛，而澳大利亚人依旧停留在其祖先的阶段，那就是刚学会不用手臂只用后腿走路之后不久。对他们最善意的归类方式，也许只能说他们与石器时代最早阶段的“狩猎者”相似。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冒犯了那些典型的石器时代人，因为事实证明，他们是比任何一个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都强得多的艺术家。 最后，澳大利亚这块与世隔绝的大陆还影响到植物和灌木（它们为人类的舒适与幸福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干燥的气候下，澳大利亚形成了特殊的植物体系。也许我们的专业植物学家会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然而对于一心想收获点儿什么（任何东西都行，只要他们的辛苦能得到回报）的白人殖民者来说，这些植物群则预示着非常黯淡的未来。袋鼠草和滨藜为绵羊提供了充足的饲料，但遍地都是的连硬腭的骆驼也难以嚼动的带刺三齿稃。再者，种植桉树也不可能致富，尽管一些桉树能长到400英尺高，只有加利福尼亚的红杉能够与之匹敌。
大西洋太平洋
孤独的澳大利亚 1868年，澳大利亚不再是一个流放地，许多农夫来到这片他们期望中的乐土。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大量无法归类的活化石。是澳大利亚与世隔绝的位置使得所有史前生物得以繁衍，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些稀有而独特的动物早已绝迹了。虽然澳大利亚根本没有像亚洲欧洲那些更大、更聪明的哺乳动物，但这并没有促使澳大利亚的四足动物提高智力，或者灭绝。由于没有丝毫竞争，它们没有进化，一直停留在它们出现时的水平。 袋鼠这种奇特的动物我们都很熟悉。它属于有袋目动物，这种动物的腰部长着育儿袋，未发育成熟的幼仔就在妈妈的育儿袋里长大。第三纪时期，有袋目动物遍布全球。如今美国保存下来的只有一种有袋目动物，叫袋貂，而澳大利亚却为数甚多。 这里还有另一种史前遗物，即所谓的单孔目动物，是最低级的一种哺乳动物，这种生物只有一个排泄口。其中最有名的单孔目动物要数模样古怪的鸭嘴兽了。它通体棕褐色，约20英尺长，毛短，嘴像鸭喙（幼仔还长着牙齿），蹼足长着长指甲，雄性的脚后跟还长着有毒的角质突出物——它简直就是一座走动的博物馆。造物主在这千百万年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和遗弃的一切生命的影子尽在这里。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足可以组成一座令人惊叹的珍稀动物博物馆：羽毛像头发状的鸟，只能走不会飞的鸟，叫声如豺似的鸟，看上去像雉鸡一样的布谷鸟和小鸡一样大的鸽子，有着蹼足的老鼠，还有用尾巴爬树的老鼠，能用两条腿行走的蜥蜴，早在鱼龙时代就有了鳃和肺的鱼——它其实是鱼和两栖动物的混合体，既像豺又像狼的野狗——可能是来自亚洲大陆的早期移民带进澳大利亚的杂种狗的后代，还有其他形形色色、不胜枚举的怪异动物。 这还不是全部，澳大利亚还有各式各样独特的昆虫体系，它们甚至比老虎和蛇更可怕。澳大利亚是跳跃动物的乐园。无论哺乳动物还是鸟类，抑或是昆虫，较之于飞翔和奔跑，它们更喜欢跳跃。比如跳蚊，还有一种蚂蚁，住在自己建造的“摩天大楼”里，能吃掉除铸铁制的门以外的任何东西。这种蚂蚁能在普通的锡和铅盒子表面涂上一种特殊的酸性物质，从而使金属氧化，最后打洞进到里面，恣意地毁坏里面的东西。 澳大利亚还有一种苍蝇，在牛羊毛皮里产卵，还有一种蚊子，使澳大利亚南部的沼泽地区完全无法居住。那里还有使人们数年的辛劳在几分钟内化为乌有的蝗虫，有寄生在畜群身上专门吸食畜血的扁虱。还有大冠鹦鹉，它们看上去是那么美丽，那么温和，但它们集体行动时却能造成可怕的损失，这是它们在世界各地的一贯作风。 然而，当地最可恶的祸害却不是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动物，而是从欧洲进口的动物。我指的是兔子老兄。这种动物在一般的生息地是绝对无害的，但在澳大利亚这块生物得以随意繁殖的沙漠荒野中却泛滥成灾。第一批兔子是1862年从英格兰引进的，目的是为了狩猎消遣。殖民者觉得日子很烦闷，他们认为打野兔将会是个愉快的消遣活动，可以打破这偏僻地带单调乏味的生活。 澳大利亚的发现 有些兔子闻声而逃，幸免一死，然后就以众所周知的兔子的生活方式建起了家园。擅长与大数字打交道的天文学家们，曾试图计算出目前澳大利亚的在逃兔子的总数。他们得到的结果是：有将近40亿只兔子在澳大利亚安居乐业。就按40只兔子的食量和一只羊的食量相当来计算，它们吃掉的东西相当于1亿只羊吃掉的东西。整片整片的土地因此荒芜了，西澳大利亚遭受的破坏尤其严重。如果将这些兔子完全消灭，澳大利亚可以增加四分之一的牲畜数量。为了防止兔子进一步的侵害，人们搭起了巨大的铁丝栅栏，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拦兔网，地上超过3英尺，地下深3英尺，以防止这些害人的家伙在地下挖洞。但是，由于生存的需要，这些兔子们很快又学会了攀援铁丝网，兔灾依然猖獗。于是，人们又用上了毒药，但仍然无效。澳大利亚没有能控制兔子繁衍的野生动物，进口来的动物又不能适应这块奇怪的土地，很快就死掉了。尽管殖民者们想了一切办法，兔子还是像麻雀一样快活地繁衍着，速度之快就像仙人果一样。麻雀也是从欧洲引进的，如今成了所有澳大利亚园艺爱好者们的心腹大患，而仙人果对干旱贫瘠的澳大利亚土壤的喜爱就像海豹对于水那样。 然而，尽管有这么多令人却步的不利条件，移民们还是成功地使澳大利亚变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羊毛出口国。如今的澳大利亚拥有将近8000万只绵羊，羊毛供应量占全世界羊毛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羊毛占全国总出口商品的五分之二。 由于澳大利亚大陆比欧洲还要古老，矿产当然十分丰富。19世纪50年代早期，淘金热把世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澳大利亚的金矿。从那时起，人们又发现了铅矿、铜矿、锡矿、铁矿和煤矿，但仍未发现石油。在这里人们还找到了钻石，但很稀少，不过这里发现了大量的次贵重宝石，比如蛋白石和蓝宝石。由于资金匮乏和交通不便，阻碍了对这些宝藏的全面勘探，但当澳大利亚最终从多年的财政窘迫中恢复过来，并再次成为有偿付能力的国家时，这种情况就会改变。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被认为是除非洲之外最难探险的大陆。到19世纪初，它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已广为人知——西部是高地，平均海拔高度2000英尺，某些地方高达3000英尺。这片高地也是金矿区，但这里没有海港，只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珀斯；东部的高原地区是十分古老的山脉，经过风雨多年的侵蚀，其最高峰科修斯科山海拔仅有7000英尺，这里有澳大利亚的优良海港，因而吸引了第一批移民。 海底采珠 位于这两个高地之间的是一块广阔的平原，海拔从未超过600英尺，而且艾尔湖地区的高度实际上低于海平面。这片高原被两座高山分为两部分，西面是弗林斯岭，东面是北连昆士兰山脉的格雷岭。 谈到澳大利亚的政治情况，说不上十分成功，但还算得上平稳。第一批移民，根据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法律，被视为“罪犯”。这些人所犯的罪通常只是因贫穷而偷一片面包或几个苹果。与之相比，那些驱使人犯下过错的贫困和不幸才是真正的罪恶。第一个罪犯流放地是植物学湾，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发现它的库克船长到达这里时正值花儿遍地盛开之时，他发现了新的植物品种。殖民地本身叫新南威尔士，首府是悉尼。1803年，当时还属于新南威尔士的塔斯马尼亚岛变成了一个劳役所，犯人们被集中在距此不远的霍巴特市附近。1825年，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市建立。在19世纪30年代，位于海湾前沿的殖民地菲利普港湾，以墨尔本勋爵（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政治顾问和密友，曾任首相——译者注）的名字命名，并成为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南澳大利亚州的首府阿德莱德也在同一时期建立，而西澳大利亚州的首府珀斯直到19世纪50年代早期淘金热开始时，仍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至于北部地区，则处于联邦的管理之下，就像我们美国的领土过去被华盛顿管理一样。尽管这里面积达50万平方英里，但只有5000居民，其中不到2000人住在濒临帝汶海的达尔文市。该市是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港之一，但却没有一点儿商业气氛。 1901年，这6个州组成了澳大利亚联邦，600万居民中有四分之三住在东部。7年后，他们决定在悉尼西南部150英里处建立新首都，定名为堪培拉，离澳大利亚最高的科修斯科山不远。 1927年，自治领建立了自己的新政府。但是新联邦的议会要想使国家摆脱当时的重重困难，还得费些周折。首先，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掌权的工党政府大肆挥霍，以致联邦从欧洲的放债人那里已得不到任何贷款。在不做非常重大让步的前提下，最近取代工党的新政府能否克服财政上的不利条件则令人担忧。其次，澳大利亚人口特别稀少。塔斯马尼亚和新南威尔士每平方英里只有8个人，维多利亚州每平方英里有20人，而昆士兰州和南澳大利亚州每平方英里仅有1个人，西澳大利亚州每平方英里才有半个人，但就是这些人也仍然沉湎于工会的积习之中。他们简直是全世界最无能、最没积极性的工人，如果没有那些让他们去运动或者去赛马的公共假期，他们简直就活不下去。 那么，谁来承担开发这片土地的工作，来维持这个国家的发展呢？ 显然，意大利人是不受欢迎的，尽管他们非常愿意来这个国家，但在联邦政治生活中占优势的英国中产阶级分子则坚持“澳大利亚人治理澳大利亚”，这就意味着排斥了一切非白人和非英国中产阶级出身的人。勤劳的意大利人没份儿，也就没勇气穿越托雷斯海峡了。黄皮肤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也不可能。波利尼西亚人、马来西亚人和爪哇人是巧克力色皮肤，所以也不可能。我重复一遍这个问题——谁来干活儿呢？我要补充一句——我不知道。澳大利亚那么多的土地几乎无人居住，而它周围的国家都急需殖民地来安置他们过剩的人口。 新西兰 新西兰，加上新近拥有的萨摩亚群岛，面积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面积之和还要大四分之一。新西兰人口近150万，其中14.3万人居住在位于北岛的首都惠灵顿。 1642年，塔斯曼首先发现新西兰，他以其祖国荷兰南部的一个岛屿为此命名，关于他的祖国在前文已经谈及。大约距此300年前，划着独木舟的波利尼西亚的神奇水手曾发现过新西兰。这些太平洋水手使用一种形状怪异却很实用的草制地图，并可凭此图从家乡出发航行数千英里，而不会找不到归程。 这些来自波利尼西亚的征服者，也就是后来英勇善战的毛利人的祖先。1906年，这些毛利人的人口总数已达到5万，并且还在不断增加。毛利人显然是少数几个既能坚持反抗白人，维持自身生存，又能在不失去自我的前提下吸取西方文明精华的土著民族。他们摒弃了许多古老的风俗习惯，例如吃掉他们的敌人和在自己脸上刺纹等。他们向新西兰的议会派出代表，还修建教堂，但这些教堂都和他们的白人主子们建的教堂一样毫无吸引力。所有这一切表明，种族问题今后有可能得到关注和重视。 在19世纪初的25年里，法国和英国都曾试图通过各自的传教士来控制这些岛屿。但是，毛利人1833年主动投到英国人的麾下。于是，1839年，英国人正式占有了新西兰的全部土地。 假如法国的船队早到三天的话，新西兰现在就可能会像新喀里多尼亚和马克萨斯群岛以及太平洋中的许多岛屿一样成为法国的殖民地。1840年，该群岛成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殖民地的托管地。1847年，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1901年，新西兰获得加入澳大利亚联邦的机会，但是新西兰拒绝了这一殊荣，因为他们为新西兰从不是罪犯流放地而深感自豪，他们不屑与澳大利亚为伍。自从1907年起，新西兰一直是一个独立的自治领地，设有英国总督，但拥有独立主权。 就新西兰地质情况而言，它的南北二岛可能与澳大利亚大陆没什么联系。深达1.5万多英尺、宽达1200英里的塔斯曼海将南北二岛与澳洲大陆分开。它们可能是一座高大山脉的遗迹，并且这条山脉可能一度曾形成了太平洋的西海岸。但是，之后不知曾发生过多少沧海桑田的变化，以至于很难弄清楚现在的岛屿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再者，南北二岛相似之处实在很少，这就使得事情更加扑朔迷离。北岛是一块巨大的活跃的火山地区，而南岛的地貌如同瑞士的复制品，又免费奉送了众多的挪威的峡湾，两岛之间就是90英里宽的库克海峡。 就气候而言，新西兰算不上热带气候。它与意大利的气候相同，都远离赤道。这就意味着，与澳大利亚相比，它更有可能成为欧洲永久的殖民地，所有的欧洲水果，如桃、杏、苹果、葡萄、橘子都能在山谷生长，而两边的山坡则为牛羊提供了最优良的牧场。这里的亚麻长势很好，可以和古老潮湿的译兰（荷兰西南部省份——译者注）生长的亚麻相媲美。从奥克兰出口的北岛慢生树是极好的建材。 新西兰看上去与挪威十分相像 1901年，新西兰吞并了太平洋上的不少岛屿，其中包括库克群岛和拉罗汤加岛。毛利人认为，新西兰第一批波利尼西亚开拓者就是来自拉罗汤加岛。库克群岛是由火山形成的，不过我们还是离开火山带，进入珊瑚岛的世界。 珊瑚虫是海洋中的一种微生物，属珊瑚纲，也称“花状动物”。这些生物死后，它们的尸体堆积在一起形成珊瑚岛。这些珊瑚岛形成数以千计的暗礁和小岛，星星点点布满整个南太平洋。 珊瑚虫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动物，它们只能在某一特定温度下的新鲜海水中存活，稍遇微寒就会死亡，而且在海洋120英尺以下的深度无法存活。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珊瑚沉积低于这一深度，我们就知道此处曾发生过海底沉降。珊瑚堆积建造小岛需要花费数百万年的时间，即使最优秀的石匠也建造不出这样的杰作。珊瑚虫依赖流动的活水，所以生活在珊瑚大厦中心的珊瑚虫首先因缺水而死亡，处在边缘部分的虫体则继续生长，最后形成了所谓的环礁。这种环形珊瑚礁外沿狭窄，由质地坚硬的石灰岩组成，中间有一个圆形的礁湖。通常礁湖只有一个出口，而且往往背离信风，所以海浪能给这里的珊瑚虫提供丰富的养料，使其生长得更加迅速。 新西兰有许多这样的环礁，上面生长着茂密的椰林，可加工成干椰肉。萨摩亚群岛本属德国的殖民地，因大战期间新西兰军队的出色表现，战后，萨摩亚群岛就成了新西兰自治领地的托管地。至于后事如何，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太平洋群岛：居民不耕不织却照样生活 大西洋上岛屿很少，太平洋上岛屿却星罗棋布。赤道以北有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其余的岛屿都坐落在赤道以南。所有这些岛屿都是群岛，复活节岛是一例外，人们就是在这个岛上发现了神秘的巨大石像。它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距离南美洲比澳洲近得多。 太平洋群岛可以清楚地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岛屿是史前地质时代巨大的澳洲大陆的残留部分。新喀里多尼亚群岛就是一个例子，它是法国罪犯的流放地。第二类就是像斐济、萨摩亚群岛、夏威夷群岛和马克萨斯群岛，它们都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岛屿。第三类就是像新赫布里底群岛这样的珊瑚岛，被称为“低岛”。 在这数千个岛屿中（许多珊瑚岛只露出水面几英尺），最重要的要数夏威夷群岛。1779年，库克船长在返航的途中，就是被这里的土著人杀死的。1810年，夏威夷群岛成为南洋大帝国的中心，直到1893年被美国吞并。该岛不仅肥沃富饶，物产丰富，还扼守着美洲至亚洲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目前，夏威夷群岛因火山运动，稍有点儿不稳定。高达4400英尺的基拉韦亚火山活动仍然相当频繁。毛伊岛上的火山有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口。这些不值得信任的老朋友喷出的火山灰偶尔会令人担忧，不过岛上迷人的气候补偿了这一点。瓦胡岛上的火奴鲁鲁是夏威夷群岛的首府。 斐济群岛最重要的城市是苏瓦，是所有从美国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过往船只的停靠港。 珊瑚岛 萨摩亚群岛的首府是阿皮亚。 另一个你可能听说过的岛屿是关岛。它位于日本和新几内亚中间，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电报站。 再就是社会群岛上的法属塔希提岛。据说许多有关南海的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最后，还有许许多多数不清的岛屿组成的三大群岛。它们是美拉尼西亚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和波利尼西亚群岛。它们自西北向东南平行排列，像是人们在太平洋上航行的主要屏障。在大西洋上航行则全然不同——在爱尔兰到美洲的航线上，罗德岛是唯一的危险地带。 对于那些喜欢简单生活和返璞归真的人们，对于那些认为现代工业文明太复杂的人们，对于那些更喜欢和平宁静，喜欢能够愉悦相处的伙伴而憎恶嘈杂、忙碌以及嫉妒的竞争对手的敌意目光的人们，这些岛屿简直是世外桃源，是他们最舒适的家园。我觉得，这些岛屿比百老汇和第四十二大街的某些角落更悠闲自在。但是，它们实在太偏僻遥远了。难道那里真有一种忘忧草，能够使人类逃避现实生活吗？ 非洲：一块充满矛盾和差异的大陆 非洲像澳大利亚大陆—样，是一块非常古老的大陆的残留部分。早在不知多少百万年以前，这块大陆就已经消失在海底。直到最近的地质时代，非洲和欧洲这两块大陆还是相连的。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只是撒哈拉地理上的延续）和马达加斯加岛（马达加斯加岛拥有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三大洲的所有动植物）的存在似乎可以表明——早在地球生命初现之时，这三块大陆就彼此相连。 其实情况很复杂，我们只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才可以得出“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结论。同时，提出这些理论也不是件坏事。这些理论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地球表面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从昨天到今天，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相同的。100万年以后，我们的后代看着我们的地图，将会难以掩饰其惊讶的神情，就好像我们现在端详着第三纪或志留纪时代的假定地图一样，我们会问：“这可能吗？” 非洲 这块最终得以保全的古老的大陆，这块有史以来未发生任何变迁的陆地，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赤道以北的广阔的方形土地和赤道以南较小的三角形土地。这两块土地在地理上却遭遇到相同的不幸。它们的外围边缘部分比内地高，因此内地形状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茶碟。这种地理条件和澳大利亚一样，如我们分析过的那样，对整个国家来讲是十分糟糕的。茶碟高高的边缘阻挡了海风深入内陆，内地极容易变成沙漠，而且还使内地失去了通往大海的天然通道。非洲的河流冲破无数崇山峻岭后，蜿蜒流过所有高低起伏的地区，最终流入海洋。这意味着这些河流会变成没有丝毫利用价值的瀑布和使人们饱受其苦的险滩；意味着船只不能通过这些河流航行到内地；意味着必须得等待人工港口和公路建成，非洲的贸易才能开展起来。简而言之，意味着与世隔绝。 在大多数人看来，非洲仅仅是一块“黑色大陆”。通常，人们会把热带森林和黑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虽然非洲面积达1130万平方英里（是欧洲面积的3倍），但其中三分之一是沙漠，没有多大价值。非洲人口约1.4亿，可分为三个人种。首先是黑人，即黑种人，另外两个种群是闪米特人和含米特人，肤色从深棕色一直到象牙般的白色，深浅不一。 通常，黑人较之于他们浅皮肤的邻居更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不仅是因为第一次见到他们时感到多么奇特，更是由于我们的祖先错误的经济观念，把他们从森林中赶出来，当作廉价的劳动力在全世界兜售。每每想到我们祖先这些可耻的行为，就使我们感到不安。因为黑人奴隶制不仅仅是黑人遭受到的最大不幸，也是白人民族的最大耻辱。我们稍后会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现在我们要先谈谈黑奴制度产生之前的非洲本来面目。 希腊人对埃及以及那些居住在尼罗河谷的含米特人很熟悉。含米特人在很早以前就占据了北非，把当地那些肤色比他们黑的民族驱赶到南方苏丹的方向，将地中海北部沿岸据为己有。“含米特”是个非常含糊的名称，他们没有像我们所看到的瑞典人和中国人那样有着鲜明的民族特征。含米特人是雅利安人和有少量黑人血统的闪米特人的混合人种，其中还夹杂着在这些侵略者首次入侵时就已存在的许多古老种族的特点。 含米特人到达非洲的时候，可能还处于游牧部落的发展阶段，他们分散在整个尼罗河流域，进而向南深入阿比西尼亚，向西远至大西洋沿岸。阿特拉斯山脉的柏柏尔人是纯正的含米特人，撒哈拉的许多游牧部落也是含米特血统。如今的阿比西尼亚人则完全和闪米特人混合，失去了大部分含米特民族的特征。生活在尼罗河流域的瘦小的农民，也是含米特血统，但是数千年中，他们与其他种族通婚，已经看不出含米特人的特征了。 一般来说，当我们对不同的种族进行区分时常常依据他们的语言。然而，在非洲，语言的帮助很小。在这里，有只讲含米特语的闪米特部落，有只讲阿拉伯语的含米特部落，而古埃及信奉基督的科普特人却是唯一保留了古代含米特语的民族。希腊人和罗马人像我们一样对此大惑不解。他们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把来自那片森林的狭窄地带的所有人都称为“埃塞俄比亚人”或“黑脸人”。他们对这些人建造的金字塔惊叹不已，对斯芬克斯像上黑人式的厚厚的嘴唇深感诧异，这是不是含米特人的嘴唇呢？问问教授们去吧！他们对长期受苦受难的农民们所表现的忍耐力、数学家的智慧和物理学家的博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他们好像从未费心去打听一下这些人的来历。他们将这里的人统称为“埃塞俄比亚人”。 我要警告你们，如果要去北非，一定不要仅仅因为那里的人肤色深就把所有的人一概称为“黑人”。他们会对此很反感，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勇猛的斗士，他们的体内流淌着那些曾经征服了整个西亚的埃及战士的热血，他们甚至可能是那些有闪米特血统的迦太基人的后裔，正是迦太基人一度差点儿夺取了罗马在地中海的统治权；他们也可能是不久以前横扫整个南欧的阿拉伯征服者的子孙；或许，他们是那些阿尔及利亚族长（当法国试图征服阿尔及利亚，当意大利试图染指突尼斯时，这些族长们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的后代，虽说他们的头发略有点儿弯曲。你要记住1896年那个可怕的日子——在那一天，这些头发像绒毛似的埃塞俄比亚人曾把白皮肤的意大利人扔进了红海。 含米特人是欧洲人成功地越过地中海后见到的第一批人。至于闪米特人，需要补充的也不多。当汉尼拔将军带着驯化的大象驱入波河平原时，欧洲人就与他们进行过非常惨烈的接触。奇怪的是，一旦迦太基被消灭，通往非洲的道路就畅通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很少有欧洲人想借此机会弄明白被罗马人命名为努米底亚的那片浩瀚的沙漠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 前往奴隶海岸 在所有的帝王中，尼禄是真正对探索非洲感兴趣的一位。他的远征探险队最远曾到过法绍达（现名科多克，位于苏丹南部——译者注）。30年前，此地差点儿成为法英战争的导火索。但是，即使在遥远的当年，尼禄的尼罗河探险队似乎也不是走得最远的白人。现在看来，迦太基人可能早在许多世纪以前就已经穿过撒哈拉，光顾过几内亚湾了。只是，迦太基人已经灭亡，关于中非的一切资料都无处可寻了。而撒哈拉这个障碍把最勇敢的探险者都吓跑了。当然，他们本来可以沿海岸地带探险，但是，由于这些海滨地区几乎没有港口，所以淡水供应成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非洲的海岸线只有1.6万英里，而面积只有非洲三分之一的欧洲却有长达2万英里的海岸线。船员无论想在非洲沿海的任何一个地方登陆，都不得不在距陆地许多英里以外的地方抛锚，然后乘着敞篷的划艇穿过惊涛骇浪，到达海岸。这个过程极为艰险，很少有人敢去尝试。 所以，直到19世纪初，我们才对非洲的地理情况有所了解。而且，即使在那时，这些信息也是偶然获得的。因为葡萄牙人（首次探险非洲西海岸的探险者）正在远征印度的途中，对这块到处是赤身裸体的黑人的土地毫无兴趣，而环航非洲南部是他们到达印度和中国的必经之路。他们就像一个盲人在摸索着走出一间漆黑的屋子，小心翼翼地沿非洲海岸前进。他们碰巧“撞上”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最后，他们终于在1471年到达了赤道。接着，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探明了好望角的确切位置。1498年，达·伽马经过好望角，确立了从欧洲到印度的最短航线。 新航线发现后，非洲又一次受到了冷落。对航海来说，它是一个拦路虎：这里要么炎热干燥，要么炎热潮湿，居民都尚未开化。16世纪和17世纪的船长们在前往东方的途中，每当受到坏血病威胁，船员大量死亡，迫使他们必须采购新鲜蔬菜时，便不得不在亚速尔群岛、阿森松岛、圣赫勒拿岛停靠。对他们来说，非洲大陆不是一块什么好地方，他们对此敬而远之。若不是那位曾在新世界任牧师的人大发慈悲，这片辽阔的大陆上可怜的异教徒仍会如从前一样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 拉斯卡萨斯（在美洲的西班牙传教士、历史学家——译者注）的父亲曾随哥伦布首次出航美洲。拉斯卡萨斯被任命为墨西哥恰帕斯州的主教，作为对他工作的酬劳，他得到了一块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居民。换句话说，他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和大家一般无二的奴隶主。当时生活在新世界的西班牙人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奴隶为其服务，如同其他许多不合理的制度一样，这种制度坏透了，但它却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因为全体犯罪就等于无人犯罪。终于有一天，拉斯卡萨斯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对于这块土地原本的主人来说是多么的不公平，这项制度是多么的可恶。这些原来的土地所有者们被迫去矿山劳动，干奴仆们干的所有活儿，而当他们还是自由人时根本碰都不会碰这些活儿。 于是，拉斯卡萨斯前往西班牙，试图对此采取措施。当时大权在握的吉麦内兹主教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忏悔牧师。他认为拉斯卡萨斯的想法是对的，就任命他为“印第安人的保护人”，并派拉斯卡萨斯返回美洲写一份调查报告。拉斯卡萨斯回到墨西哥后，发现他的上司们对这个问题非常冷淡。那些基督徒们任意驱使印第安人，就像对待田里的牲畜、天空中的鸟儿和海里的鱼一样。如果某件事情会打乱新世界的整个经济结构，而且会进一步严重影响西班牙人的利益，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拉斯卡萨斯对上帝赋予的使命极为认真，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印第安人死也不愿为奴，这一点在海地已得到了证实——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海地印第安人的数量由100万锐减至6万，而非洲的黑人却好像对做奴隶并不介意。1516年（新世界历史上一个恐怖的日子）拉斯卡萨斯公布了他那篇为了彻底解放黑人奴隶的著名的人道主义方案——每个居住在新西班牙的西班牙人，都有权买入12个非洲黑人为奴，允许印第安人回到原有的那些农场里。可是原有土地中的良田已经被西班牙移民霸占了。 可怜的拉斯卡萨斯在有生之年真正认识到他做了些什么。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羞愧无比，隐居在海地的一个修道院里。后来，他又重新回到政治生活，想为不幸的土著黑人争取人道，但没有人理睬他。1556年他去世的时候，新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印第安人更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同时，非洲奴隶贸易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存在了300多年的奴隶贸易，对非洲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只能根据流传下来的很少的资料猜测一二。真正捕获奴隶的工作并不是白人亲自干的，而是阿拉伯人。因为北非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可以自由出入整个北非，并且独揽了这桩非法勾当。自1434年以来，他们就开始不时地把整船的非洲黑人卖给葡萄牙人，但是直到1517年，贩卖奴隶才成为阿拉伯人的一项巨大的贸易活动。这是个发大财的买卖。查理五世（著名的哈布斯堡王朝）曾将一项特权赐予他的一位佛兰芒朋友——允许他每年各运送4000个非洲黑奴到海地、古巴和波多黎各。这个佛兰芒人马上以2.5万个金币的价钱将此项特许状卖给了一个热那亚投机家，那个热那亚人又转手将此项特权倒卖给了一个葡萄牙团体。之后，这些葡萄牙人前往非洲，与阿拉伯商人接洽。于是，阿拉伯商人们袭击了许多苏丹部落，直到他们凑够了1万个奴隶（还要把航途中损失的奴隶数目考虑在内），这些奴隶被塞进令人作呕的大船舱里，远渡重洋。 关于这条新的生财之道的各种传言不胫而走。教皇的正式命令曾将世界分为两半，一半归西班牙，一半归葡萄牙，这一划分使得西班牙人无法染指非洲的奴隶贸易。这样一来，葡萄牙人就独占了买卖运送黑奴的生意。后来英国和荷兰打败葡萄牙后，这两个基督教国家马上独占了奴隶贸易这块肥肉。它们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供应“黑色象牙”（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的商人对黑奴的戏称）；直到1811年，议会才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对贩卖运送奴隶处以刑事重罪，即罚金和放逐。但是，从1517年至1811年，这是多么漫长的一段岁月啊，而且甚至在1811年以后，尽管有英国军舰的监视也未能阻止奴隶走私的进行，这项活动还是又持续了3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初期，所有的欧美国家明确废除了奴隶制，奴隶走私才算终告结束（阿根廷于1813年废除；墨西哥于1829年废除；美国于1863年废除；巴西于1888年废除）。 奴隶贸易在欧洲的统治者和政治家眼中有多么重要，可以从他们为自己国家垄断奴隶贩卖专营权所做的努力中得到证实。由于对奴隶贸易的优先权遭到了英国人的反对，西班牙拒绝继续与一些英国商人签署奴隶贸易合同，结果差点儿引发两国兵戎相见。著名的《乌得勒支和平条约》中的一项条款明确规定，把荷兰对西印度群岛奴隶贸易的专营权转让给英国。荷兰人早在1620年就把首批非洲黑奴运到了弗吉尼亚。为了加速奴隶贸易，他们在威廉和玛丽统治期间曾通过了一项法案，使其殖民地可与全世界进行奴隶贸易。实际上，本因可笑的疏忽而应该失去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属西印度公司，正是因为从奴隶贸易中大发横财才免于破产。 有关奴隶贸易，我们掌握的数据极少，因为奴隶贸易者们通常对他们的生意并没有什么科学态度。但是，仅仅是我们掌握的那一点点材料，就足够让人们瞠目结舌了。法国的红衣主教拉维日里——迦太基的大主教，创建著名的白神父会（一个在北非做了许多善事的传教士团体）——非常熟悉非洲事务，据他估计，奴隶贸易使非洲每年至少流失200万人口，其中包括在艰难航程中丧生的人们，包括那些因为年龄太小无劳动能力，所以被扔去喂野兽的孩子，以及那些被运往世界各国的奴隶。 一位非常资深的法官利文斯顿博士认为，每年被掠夺的奴隶数目（略去那些被遗弃死去的奴隶）是35万人，其中只有7万人能到达大洋彼岸。 1700年至1786年间，活着到达了牙买加的奴隶至少有60万。在这一时期，英国的两个很小的奴隶贩卖公司把200万多奴隶从非洲运到了西印度群岛。18世纪末，利物浦、伦敦和布里斯托尔拥有200多艘船，可以容纳4.7万名黑人，定期往返于几内亚湾和新世界之间。1791年，当贵格会教徒和反蓄奴主义者开始反抗奴隶贩卖这一暴行时，沿贝宁湾进行了一次奴隶贸易的考察，结果表明：英国有14个据点，荷兰有15个、葡萄牙有4个、丹麦有4个、法国有3个。英国公司装备精良，控制了整个奴隶贸易市场的二分之一，另一半由其余4个国家分享。 对于这些发生在非洲大陆上骇人听闻的勾当，我们以前所知甚少，直到很久之后，当英国当局决心彻底根绝这种暴行，并前往非洲就此事进行详细调查时才真相大白，干这一勾当的罪魁祸首中还包括当地土著部落的酋长。他们随意出卖自己的族人，就像18世纪的德国统治者，为了平息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小叛乱，把他们自己招募的士兵出卖给英国人一样。这桩勾当的组织工作却一直掌握在阿拉伯奴贩手中。这一点非常令人费解。《古兰经》极力反对这种暴行，而且一般说来，在对待奴隶的态度上，穆斯林教义要比那些基督教法令宽容得多。根据白人的法律，一个女奴和她的主人所生的孩子仍是奴隶，但根据《古兰经》教义，这种孩子应该随其父亲当成自由人对待。 后来，那个罪大恶极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指利奥波德二世——译者注）开发刚果，需要大批的廉价劳动力来为他工作，又使得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和刚果盆地之间的奴隶贸易暂时复活了。这简直是历史上最奇妙的现象，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王位上竟坐着这么一个戴着王冠的中世纪无赖。幸运的是，当卑鄙可耻的老家伙咽气的时候，比利时政府已经接管了刚果自由邦，这就意味着，靠买卖人口牟取暴利的生意最终结束。 由此，白人和黑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非常不幸，且越往后越糟，其中原因我尽可能用几句话说明。 在亚洲，白人所面对的民族要么和他们一样文明开化，要么比白人文明程度还高。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亚洲民族完全有能力进行回击，而且白人们必须小心行事，否则会自讨苦吃。 19世纪20年代几乎使荷兰丧失在爪哇的统治的蒂博·尼哥罗战争（1825—1830年爪哇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的大起义——译者注），50年代的印度大起义、日本的大规模驱逐外国人运动、1899—1900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以及目前仍动荡不安的印度等，诸如此类的情况都使白人不敢掉以轻心。在澳大利亚，白人碰到的是贫穷愚昧的石器时代早期的残存者。他们可以随意地杀掉这些土著，而且毫不愧疚，就像杀掉那些吃他们绵羊的澳洲野犬一样无情。当白人到达美洲时，那里的大部分地方实际上还荒无人烟。生活环境较好的中美洲高原地区和安第斯山脉的西北部（墨西哥和秘鲁）人口密集，而其他地方则人迹罕至。为数不多的游牧民族，很容易就被消灭，疾病和衰败把剩余的人们赶上绝路。 非洲的情况迥然不同。在非洲，尽管遭受着种种虐待，诸如奴隶制、疾病、陷阱、非人的待遇等，这里的人种仍然无法灭绝。白人早晨毁灭的一切，一夜之间就会恢复原样。可是，白人还是要拼命地搜刮黑人的财富，其结果是史无前例的血腥大屠杀。这是一场白人的枪支弹药和黑人旺盛的繁殖力之间的较量。 让我们找张地图，大致了解一下非洲目前的情况。 笼统地说，非洲可分为七个部分。我们从左上角西北部开始，这里是臭名昭著的巴巴利海岸，我们的祖先每次从北欧驶向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各个港口时不得不路过此地，这里总使他们心怀恐惧。因为，这里正是可怕的巴巴利海盗出没的地方，过往人们一旦落入这些海盗手中，就意味着要当多年的奴隶，直到家乡的亲人筹到足够的钱，才能把他们赎回去。 非洲沼泽 整个地区全是崇山峻岭。这些高山揭示了为什么这里的国家仍然在照老样子发展，为什么直到今天仍未被白人真正征服。此地危机四伏，险峻莫测，遍地沟壑纵横，到处可设埋伏，抢劫团伙袭击完目标之后，便逃得无影无踪，让他们的受害者们一筹莫展。 相对来说，飞机和远程大炮在这里没什么用处。就在不久前，西班牙人还曾多次惨败在里夫人（指住在北非里夫山地区的柏柏尔人——译者注）手中。我们美国人的祖先就聪明多了，他们每年向统治这里沿海地区的苏丹们进贡，而不会拿自己的海军和名誉去冒险远征那些不许白人涉足的港口，他们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设有特别领事，其任务就是安排他们那些被俘属下的赎金问题。另外，他们还资助一些宗教组织，目的是为了设法营救那些不幸落入摩尔人手中的水手。 从政治角度来看，非洲大陆的西北角目前可分为独立的四个部分，但四个部分全都听命于巴黎。渗透和占领的进程始于1830年，一次无关痛痒的冲突是战事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而真正的原因是海盗，他们是西北地中海地区长久以来的害群之马。 在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列强一致决定“必须采取行动”，来消灭地中海地区的海盗行为，但应该由哪个国家来完成使命呢？这就难决定了。因为，成功者就会为自己额外留一些疆土，而这样一来，对其他国家就不公平了——这是所有外交谈判过程中上都会发生的事。 就在这时，有两个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许多个世纪以来，北非的所有事务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向当届法国政府提出粮食索赔，这些粮食是拿破仑时代以前他们发给法国政府的。这是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档案馆中都有材料记载的索赔中的一个案例。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许多不和也都源于此。如果国家也可以像个人那样付清自己的账单，我想我们所有人就会幸福安全多了。 在关于那笔粮食欠款的谈判过程中，阿尔及尔代（671—1830年阿尔及尔、旧时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统治者的头衔——译者注）某一天突然发怒，派人袭击了法国领事馆。结果是法国封锁了阿尔及尔，并向阿尔及尔开火（此事或许是事故，但一旦军舰介入，这种行动就在所难免）。法国远征队横渡地中海，于1830年7月5日攻入阿尔及尔，阿尔及尔代成为阶下囚，后遭流放，战火越烧越浓烈。 阿尔及尔的山民们拥立了一个领袖阿卜杜卡迪尔，他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教徒，极富智慧和勇气。他带领阿尔及尔人民坚定不移地反抗侵略者达15年之久，直到1847年才被迫投降。他投降前，法国人曾向他许诺，如果放下武器，就可以留在祖国，但侵略者没有遵守诺言，将他押到法国，不过拿破仑三世放了他，条件是不得再干涉其祖国的和平。阿卜杜卡迪尔后来隐居在大马士革，将他的余生献给了哲学研究，做了许多善事。1883年他在大马士革去世。 早在阿卜杜卡迪尔去世之前很久，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次起义就被扑灭了。如今，阿尔及利亚只是法国的一个省。它的人民有权推选他们自己的代表，在巴黎的议会中维护他们的利益。阿尔及利亚的年轻人可以“光荣地”参加法国军队，但不是想去就能去的。不过，从经济角度来看，法国的确做了大量有益于改善其新成员生活条件的工作。 阿特拉斯山脉与海洋之间有一块平原，名叫特尔，盛产粮食。闪特高原因散布着许多小盐湖而闻名，是片牧业区，山坡地带越来越多地用来发展葡萄园、酿酒业，同时修建了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使热带水果的种植成为可能，从而可以满足欧洲市场的需求。在这里，人们还探明了铜矿和铁矿的储量，并且有铁路与地中海的三个主要港口阿尔及尔、奥兰和比塞大相连。 阿尔及利亚东部是突尼斯，它名义上是个独立国家，有自己的国王，但实际上，自1881年起，它其实已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因为法国没有过剩的人口，所以这里大多数移民都是意大利人。他们来到这里与犹太人进行激烈的竞争。几个世纪前犹太人迁到突尼斯的时候，突尼斯还是土耳其的领地。犹太人在这里要比在基督徒统治的国家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紧靠首都突尼斯的斯法克斯市就是全国最重要的城市了。2000多年前，突尼斯要比现在重要得多，当时它是迦太基的一部分，这个曾经可容纳220艘船只的港口至今依稀可辨，但留下的遗迹却很少，因为当罗马人真的想干什么的话，他们会干得很彻底。他们对迦太基的仇恨（出于恐惧和嫉妒）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当他们在公元前146年终于占领了这个城市之后，没有留下一所完整的房屋。他们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被烧成灰烬的废墟静静地躺在如今距地下16英尺的地方。谁能想到，这片废墟曾是一个拥有百万居民的城市？ 非洲的西北角是苏丹统治的摩洛哥公国。现在该国仍有苏丹，但自1912年以来，他只是法国操纵的傀儡。这个苏丹无足轻重。居住在小阿特拉斯山的山民们，牢牢地固守着他们的家园，也懒得去操心他们的国王。这位陛下为了保障安全不断地在两个城市之间跑来跑去，一会儿跑到南面的首都摩洛哥，一会儿跑到北面的城市非斯。 你可以讲出反对法国在非洲这几个地区统治的许多理由，然而当说到公路的安全问题，他们却创造了奇迹。他们把政治中心迁到坐落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拉巴特，这样在必要的时候，法国海军可以助一臂之力。拉巴特位于大西洋另一港口阿加迪尔以北数百英里处，在1914年的世界大战爆发前4年，阿加迪尔出人意料地成了举世瞩目的地方。当时，德国人向此地派遣了一艘炮舰以暗示法国不要把摩洛哥变成第二个阿尔及尔。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那场灾难性战争的最终爆发。 直布罗陀正对面摩洛哥的那个小角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它是法国占据摩洛哥后送给西班牙的一件和解礼物，在若干年前，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座城市曾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据报道，士气低落的西班牙军队多次败在被称为里夫-卡比尔人的当地人手下。 丹吉尔市位于里夫山脉以西，是座国际性城市。18世纪和19世纪，驻摩洛哥的欧洲各国使节们常住在这里，因为苏丹不希望各国大使住在他自己的宫廷附近，于是就为他们选定了丹吉尔作为驻地。 沙漠 这片多山的三角地带的前景不会再是一团迷雾了。未来50年内，整个三角地带将全部属于法国，包括我们就要谈到的非洲第二个部分——那片广阔的棕色沙漠，阿拉伯称之为埃兹-撒哈拉，也就是我们现代地图上的撒哈拉沙漠。 撒哈拉面积几乎和欧洲大陆一样大，位于大西洋和红海之间，其延伸部分越过红海，落户在阿拉伯半岛。在北部，除了有摩洛哥、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这一块三角地带外，还有地中海为其北界，南至苏丹。撒哈拉虽是高原地形，但不是非常高，最高海拔只有1200英尺，古老山脉被风雨剥蚀后的遗迹随处可见。撒哈拉沙漠有相当多的绿洲，寥寥无几的阿拉伯人就靠着这些绿洲的地下水勉强维持生活。撒哈拉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0.04人，这就意味着撒哈拉确实是荒无人烟。在撒哈拉沙漠中的游牧部落中，最广为人知的要数图阿雷格人（西撒哈拉和中撒哈拉的柏柏尔族人），他们是非常出色的战士。另外，住在撒哈拉的还有闪米特人（或阿拉伯人）、含米特人（或埃及人），以及苏丹黑人的混血民族。 法军中的外籍兵团负责观光旅游者的安全，他们做得非常出色。这些法国外籍兵团的士兵（他们从未获得许可踏上法国土地）或许有时候有些粗鲁，但他们碰到的难题也很棘手。和欧洲一般大的地区的治安，仅靠少数几个人来维持不同，这是很难做到的事。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应征担当此任。 古老的沙漠商队渐渐被淘汰了，马达驱动的汽车取代了气味难闻的骆驼。对于漫长的旅途来说，汽车不仅运输成本低得多，而且又非常安全可靠。昔日成千上万只骆驼聚集在廷巴克图，为住在撒哈拉西部的人们运送食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沙漠中的绿洲 1911年以前，撒哈拉大沙漠邻接地中海一带，一直由本地的一位帕夏（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员的称号——译者注）统治，最高统治者是土耳其的苏丹。就在这一年，法国一方面想将摩洛哥据为己有，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当意大利得知这一消息时，猛然想起利比亚（的黎波里的拉丁名字）曾一度是一个非常繁荣的罗马殖民地，于是机不可失，他们也渡过地中海，占领了这块40万平方英里的非洲土地，在此插上了意大利的国旗。然后，他们又彬彬有礼地问全世界该怎么处理这个局面。没有哪个国家对的黎波里（这片沙漠既没有铁也没有石油）特别感兴趣，所以就听任这些恺撒的后裔们顺理成章地占有这块新殖民地。现在，他们正忙着修筑公路，并准备在此地种植棉花，为伦巴第的纺织工厂提供原料。 意大利的这块殖民试验田的东面是埃及。埃及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地理位置。埃及就像一个孤立的岛屿，西部有利比亚沙漠隔断、南部的努比亚沙漠是它的天然屏障，红海和地中海是它北部和东部的自然屏障。历史上的古埃及是法老的领地。所谓一个古代艺术、知识及科学的巨大宝库，其实只是一块沿着河流两岸展开的非常狭长的土地，这条河流和我们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一样长。如果不包括沙漠地带，真正的埃及面积比荷兰还小。荷兰只能供养700万人口，而肥沃的尼罗河流域却能使两倍于此的人口丰衣足食。等英国人建造的大型灌溉工程竣工后，尼罗河流域将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这里的农民（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穆斯林）只能死守着农业，因为埃及既缺乏煤又没有水力资源，发展工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自公元8世纪以来，伟大的穆罕默德西征之后，埃及就一直是土耳其的属地，它由土耳其驻埃及总督和埃及自己的国王共同管理。1882年，英国借口埃及财政情况糟糕透顶，强大的欧洲国家有权干涉，攻占了埃及。世界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后，“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英国人不得不宣布放弃在埃及的管辖权。埃及再次获得了独立，有权同其他国家签订除商业条约外的各种条约，如果要缔结商业条约，则必须首先提交英国讨论。英国军队撤出了除塞得港以外的所有埃及城市，但保留其在亚历山大港的海军基地。这是因为自从尼罗河三角洲上的达米埃塔和罗塞塔丧失了重要性以后，亚历山大就成为地中海上的重要商业港口。 这是一个既慷慨又万无一失的协议。因为，与此同时英国已占领了苏丹东部，而尼罗河恰恰流过这里。通过控制这条1200万身材矮小、棕色皮肤的埃及人赖以生存的河流，英国人确信，他们的要求完全可以让遥远的开罗或多或少地领会。 尼罗河 无论什么人，只要真正熟悉近东的政治环境，就不会对英国竭力想控制这个地区的企图有什么微词。苏伊士运河是通往印度的捷径，它完全从埃及领土上流过，如果听任其他国家控制了这条商业动脉，对英国来说，无异于自绝生路。 当然，这条运河并不是英国开凿的，实际上，英国政府曾尽最大努力阻止雷赛布（法国外交官、工程师——译者注）开挖这条运河。他们的理由有二。其一，他们对于拿破仑三世再三强调的声明一点儿也不相信。拿破仑宣称，这条由法国出资、法国工程师开凿的运河完全是商业投机行为。维多利亚女王也许很喜爱她住在杜伊勒里宫的这位兄弟（当她心爱的臣民们为了面包濒于暴乱的边缘时，此人曾担当过伦敦的特别警官），但一般的英国老百姓都不愿意听到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会让他们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那场噩梦。其二，英国担心，这条通往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捷径一旦开通，就会严重影响她自己在好望角城的繁荣。 然而，运河还是建成了。威尔第写成了宏伟的歌剧《阿依达》，来庆祝这一盛事。埃及国王尽其所有为全部外国来访者免费提供食宿和《阿依达》的门票。这些来宾们从塞得港前往苏伊士（该运河在红海上的终点）去野餐时，挤满了至少69艘船。 尼罗河三角洲 英国于是很快改变了策略。当时的本杰明·狄斯累利首相是个极富商业头脑的人，他设法控制了苏伊士运河曾掌握在埃及总督那里的大部分股份。而且，因为拿破仑已没什么地位，这条路线又被证明是亚欧贸易的黄金干线，年收入将近4000万美元（仅在1930年，苏伊士运河吞吐量就高达2800万吨，几乎是美国的苏圣玛丽运河自开通以来总吞吐量的三分之一），英国政府也就毫无怨言了。 苏伊士运河 顺便说一下，埃及的文物古迹随处可见。金字塔坐落在开罗附近，这块地方过去曾是古埃及都城孟菲斯的所在地。上埃及的古都底比斯，坐落在距孟菲斯几百英里的尼罗河上游。不幸的是，阿斯旺水坝把菲莱岛（位于尼罗河上游的古代宗教圣地——译者注）变成了许多小岛。在尼罗河涨水的季节，这些小岛四面全部被尼罗河浑浊的河水环绕，因此它们注定会被彻底毁掉。死于公元前14世纪的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像在这里发现的许多其他法老的陵墓一样，他们生前的用品和财产以及他们本人的木乃伊如今都汇集在开罗的博物馆里，开罗博物馆正在迅速变成一座陵墓，同时也正在成为世界上最迷人的古迹收藏地。 非洲的第三部分是苏丹，其地理环境与非洲其他部分截然不同。苏丹几乎与撒哈拉大沙漠的南部平行，但它没有继续向东延伸很远，埃塞俄比亚高原挡住了它的去路，把它与红海隔开。 如今，非洲就像盛大国际桥牌比赛中的赌注，当一个国家亮出“三张黑桃”，另一个国家立马会以“四张方块”回击。19世纪初，英国从荷兰人手中夺走了好望角。此地最早的殖民者——固执的荷兰人不喜欢英国人的统治，于是把他们的家当收拾到大篷车里，套上牲口，集体向北方迁移。英国人于是照搬了俄国人16世纪征服西伯利亚时的老办法——一旦有足够的流浪者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新地区安顿下来，沙皇的军队就尾随而至，通知这些居民：既然他们原本是俄国的臣民，那么他们刚刚占据的土地也就是俄国财产，莫斯科政府会通知他们，收税官什么时候到来。 英国人一直尾随着那些向北前进的布尔人（非洲南部荷兰移民后裔——译者注），并试图兼并他们的领土，结果导致很多不愉快的争端。长期在户外活动的布尔人的射击技术远比那些伦敦士兵好。在1881年的马杰巴战役后（格莱斯顿在这件事上非常公平，他就此发表了关于忍耐的一段讲话，其中一句话值得所有政治家们抄录：“我们昨晚打了败仗，我们的骄傲受到了伤害，但我们没有理由再为荣誉付出更多的鲜血。”），布尔人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重新获得了独立。 然而，整个世界都知道这场大英帝国和一小撮农民之间的战争会有何结果。英国的地产公司从土著首领那里买下了大片的土地，逐渐向北部蚕食。与此同时，为了控制全埃及的局势，英军也正沿尼罗河两岸缓慢而稳步地向南挺进，一个著名的英国探险队正在开发非洲中部地区，并取得了辉煌战果，显然英国人是想修建一条穿过非洲中心地带的隧道。同时，他们已开始在开罗和好望角建立地面指挥所，这两端迟早会在尼罗河和刚果河发源的大湖区汇合。到那时，英国人的火车就可以从亚历山大一直开到桌湾（因桌山而得名，该山形状奇特，是个台状山，形成了开普敦的天然背景），而不必中途换车。 显然，法国人则想沿东西线大展宏图，而英国人则想沿南北线有所举措。这里的东西线是指从大西洋到红海，即从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到法属索马里的吉布提。吉布提是整个阿比西尼亚的出海口，而且有铁路与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相通。如此巨大的工程当然要花费很多工夫，但并非我们所想的那么夸张。我们看着地图，可能会觉得工程中会有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需要克服。比如，尼日利亚北部的乍得湖的工程就很棘手，从此向东就是工程中最艰难部分的开始，因为苏丹东部（如今是盎格鲁-埃及的苏丹）和撒哈拉沙漠一样贫瘠荒凉。 非洲 然而，如果一个雄心勃勃的现代强国手中掌握着资本，特别是当它发现了能让资本翻倍的机会时，那么它就会毫不犹豫地炸毁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像一辆军用坦克轧过一群鹅一样残忍。法兰西第三帝国有足够的精力，它一直想挽回第二帝国失去的特权。此外，法国农民收藏了很久的雪茄和饲养的牲畜又为它提供了必要的资本。东西干线与南北干线的激烈竞争正式开始了。为了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之间土地的所有权，自17世纪初以来，法国就一直在和英国、荷兰争战不休。如今，法国把这一地区作为政治斗争的阀门，用来开启整个苏丹一望无际的土地。 法军为了把西部苏丹大部分地区划入其非洲殖民帝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外交伎俩、商业手段以及哄骗和谎言，在此我无法一一详述。直到现在，他们仍然继续假惺惺地自称不过是许多保护国和托管地的临时管理者而已，不过谁都明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垄断了纽约牛奶生意的黑社会可能还会把他们那些杀手团伙称作“牛奶商保护协会”，而欧洲各国也很快从美国那些卑贱的拦路抢劫者那里学会了不少伎俩。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从地理上看，法国作了一个明智的选择。苏丹的大部分地区都很富庶，当然这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非洲所有的黑人部族中，苏丹的土著人是最聪明、最勤奋的一支。苏丹的部分土壤是像中国北部那样的黄土。不过，它又像塞内加尔一样，没有被山脉与海洋隔开，所以内地有充足的降雨量，人们可以饲养牲畜，种植玉米和小米。顺便插一句，非洲的黑人不吃大米，而是吃玉米。那里的玉米和美国的玉米糊有点儿相似，不过做法没那么精细而已。他们还是非常杰出的艺术家，他们那些雕刻和陶器令人赞叹不已，在美国的博物馆里展出时，从来都是人们注意的焦点。就像我们美国那些未来主义画派的画家最近的杰作一样。 但是，在白人看来，苏丹人有一点对白人很不利——他们是穆罕默德忠实的追随者，穆罕默德的传人侵入北非，使整个北非变成了一个伊斯兰世界。在苏丹，弗拉人或费拉台人（黑种人和柏柏尔人的混血种）散布在塞内加尔河南部和东部各地，他们是当地的统治者，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法国当局的心腹大患。不过，铁路、公路、飞机、坦克和履带拖拉机毕竟比宗教的经文有力得多。费拉台人逐渐学会了开汽车。浪漫情怀很快就被汽油泵取而代之了。 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在苏丹定居前，这块土地大部分属于那些土著首领。这些人相互捕捉彼此的人口，然后把他们当奴隶卖了，并以此赚钱致富。他们中的一些统治者声名狼藉，被归入旧时代最典型最残暴的恶霸之列。 苏丹南部大部分地区被几内亚湾沿岸的高大山地与海洋分隔开来。这样一来，诸如尼日尔河这类河流对内陆的发展根本起不到什么重要作用。原因就在于，像刚果河一样，为尼日尔河避开这些高地，不得不绕很大一个圈子，而且在到达海边前，还必须在这片高地上冲开河道，结果在海洋附近形成了很多大瀑布急流。非洲大河的上游通常可以航行，但是却无人居住。 其实尼日尔河不像一条规则的河流，而更像是一串狭长的湖泊和小池塘，正如芒戈·帕克在1805年发现它的样子（在孩提时代，芒戈·帕克就开始梦想探索河流的奥秘）。在没有水路的情况下，北非人开辟了陆上贸易路线，他们取得成功要归功于这条河，这也是尼日尔河上游左岸的廷巴克图能成为十分重要的商贸中心的原因，四面八方的商人们都云集于此。 廷巴克图的广泛欢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这个奇妙的地名，这个地名听上去就像颇有几分神秘的非洲巫师的咒语。1353年，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马可·波罗的伊本·白图泰（穆斯林旅行家——译者注）就曾造访过该地。20年后，该地作为重要的黄金和食盐的交易市场首次出现在西班牙的地图上，这两样商品在中世纪几乎等值。1826年，当戈登·莱思少校从的黎波里出发，穿过撒哈拉沙漠到达此地时，它已是一片遭受过图阿里哥人和费拉台洗劫者的反复袭击和摧毁的废墟。莱思少校在去海边的途中被塞内冈比亚的费拉台人杀害，从此以后，廷巴克图已不再像麦加、卡瓦或西藏那么神秘，而成了法军在苏丹西部军事行动的一个一般性“目标”。 1893年，廷巴克图被一支法国“部队”占领了。所谓的法国“部队”由一面法国海军军旗和6个白人组成，另有12个塞内加尔人随从。沙漠部落的抵抗未被瓦解，不久之后，他们便杀掉了大多数白人侵略者。一支200人组成的救援部队来为那支海军先遣队报仇，但也差点儿被全歼了。 当然，这仅仅是法国完全吞并苏丹前的一件事。苏丹中部的乍得湖周围地区也是一样的情况。这一地区更容易进入，因为贝努埃河只是尼日尔河的一条支流，流向是从东向西，比尼日尔河更适于航行。 刚果河与尼日尔河 乍得湖海拔约700英尺，湖水不深，很少超过20英尺，与大多数其他内海不同，它的湖水是淡水而非咸水。湖面随雨季而变化，但总体来说是逐渐变小，到下个世纪可能只剩下一个沼泽。一条内陆河注入乍得湖里。这条河名叫沙里河，它从距海洋1000英里处发源，又在离海1000英里处流到尽头，它的长度同莱茵河一样长。要想对非洲中部地区的大小比例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想上述概念是更为合适的。 乍得湖东面多山的瓦代地区正好介于尼罗河、刚果河和尼日尔河之间。这一地区政治上从属于法国，是法属刚果的一块行政区。法国的势力范围也以此为终点，因为该地区以东就是英属埃及苏丹，在古代被称作白尼罗国。 当英国人已着手勘测从好望角到开罗的道路，并正在犹豫是占领这块极具价值的战略地区，还是将其拱手让给其他国家时，苏丹东部还是一片平坦、开阔和奇异的沙漠。尼罗河不适于航行，沿河两岸也没有道路可通。这里居民的贫困和不幸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听任来自沙漠地区的坏人们摆布。从地理上看，这里没有丝毫价值，但政治上的潜在价值巨大。1874年，埃及总督将这一大片上万平方英里“名义上的埃及疆土”的行政权，委托给戈登托管，戈登我们在前面“中国”的章节提到过。戈登在苏丹待了6年，在一位机智的意大利助手罗莫洛·杰西（意大利军人和探险家——译者注）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粉碎了最后一个贩奴团伙，枪毙了那些团伙的头目，使1万多名男女获得解放，并让他们返回家园。 在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清教徒离开苏丹不久，苏丹古老的残暴统治和压迫又死灰复燃了，结果爆发了一场争取完全独立的运动，口号是“苏丹是苏丹人的苏丹，我们需要奴隶买卖”。起义的首领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他自称为马赫迪，意思是“救世主”，能够正确引导真正的穆斯林信仰的道路。1883年，马赫迪征服了科尔多凡的奥贝德（此地现有铁路与开罗相连）。此后，他又在同一年消灭了由英国殖民地军官希克斯帕夏率领的一支1万人的埃及军队。希克斯本人是一名英国上校，在埃及总督的部队中服役。由于英国已于1882年宣布对埃及实行保护制度，因此马赫迪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了。 英国对殖民地统治很有经验，但也深知困难重重，不愿贸然做任何莽撞的冒险。这时，它劝告埃及政府暂时从苏丹撤出部队。戈登将军再度被派往喀土穆，组织埃及守军的撤退事宜。他刚到达喀土穆，马赫迪便挥师北上，把戈登及其手下困在了喀土穆。戈登发电紧急求援，格拉德斯通立即派出一支增援的远征军，但为时已晚，当这支援军离喀土穆尚有几天行程的时候，这座城市已被马赫迪的部队攻占，戈登被杀。这件事发生在1885年。同年6月，马赫迪去世。他的继任者成为苏丹的统治者。后来，1898年，基奇纳率领的英埃联军将他们逐出沙漠，收复了苏丹全境，重新控制了向南远至位于赤道的乌干达的整个地区。 为了改善当地土著人的生活条件，英国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修建公路、铁路，提供安全保障，消灭了各种疾病。通常，白人为黑人做这些事，如果他是个十足的傻瓜，他就指望黑人对他表示感谢。可是黑人的回报是，只要有机会便从背后朝白人开枪。对此，只要白人有过200年的殖民经验，就会明白这一点。 由亚历山大和开罗向南的铁路，如今又向西延伸至奥贝德，向东延伸至红海的苏丹港，将来如果苏伊士运河突然被某个敌国摧毁，英国还可以用这条由东向西穿过埃及的河谷地带并横跨努比亚沙漠的铁路来运送部队。 现在，我们再回到几年前，看看马赫迪发动的起义，这场起义对非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这与马赫迪本人及其要成为自己祖国的主人的野心勃勃却无半点儿联系。 马赫迪起义开始时，深入到南方的埃及军队被迫在中非地区寻找一处安身之地。那一地区当时还无人知晓。1858年，英国探险家斯皮克在穿越这一地区时，发现了尼罗河的母亲湖——维多利亚湖，但阿尔伯特湖与维多利亚湖之间的大部分地区，仍是一片未知的土地。这支埃及部队由爱德华·施尼策尔博士（一位德国物理学家，以其土耳其头衔埃明帕夏著称）率领。喀土穆沦陷后，这支部队便失踪了，整个世界都十分好奇地想知道他的下落。 非洲 寻找这位博士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名叫斯坦利的美国新闻记者，他的原名叫罗兰斯。当他初到美国时，还是个刚从英国救贫院里跑出来的穷小子，在美国得到了一位奥尔良商人的好心照顾，为了纪念那位恩人，他就改姓那位商人的姓斯坦利。作为一名非洲探险家，斯坦利在1871年的一次寻找利文斯通博士的航行就已经成名。从那时起，英国就已认识到染指非洲事务的重要性，因此《每日电讯报》和《纽约先驱报》共同资助了那次航行的费用。由东向西历时3年的探险，证实了被利文斯通怀疑是刚果河一部分的卢瓦拉巴河，实际上是刚果河的源头。探险还发现，刚果河曲折入海所横贯的地区，面积是多么辽阔。除此之外，这次探险还带回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土著部落的故事，这些事情人们以前闻所未闻。 斯坦利的第二次航行使全世界把注意力转到刚果潜在的商业价值上，也正是这次航行，为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建立他的刚果自由邦提供了可能。 当埃明帕夏的命运成了世界普遍关注的话题时，寻找他的最佳人选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斯坦利的头上。他从1887年开始察访，第二年，他在紧靠阿尔伯特湖北边的瓦德拉找到了埃明。埃明好像正在用一种可怕的力量对付当地的土著居民。斯坦利试图说服埃明为比利时国王效力，这可能意味着非洲大湖地区也会被并入刚果殖民地的版图，但埃明似乎已另有自己的打算。他一到桑给巴尔（其实他并不急于被“救”出来），就与德国当局联系，最终德国当局决定送他回去，并给他提供充足的人力和资金，以便让他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和坦噶尼喀三个大湖之间的高原上建立德国的保护地。早在1885年，德属东非公司便在桑给巴尔海岸地区获得巨额利润。如果再加上那一片大湖地区，德国就能让英国的计划成为泡影。英国的计划是，建立一块从埃及到好望角的英国海外领地，从而把非洲分成两半，可是1892年，埃明在刚果河上的斯坦利瀑布附近被阿拉伯奴隶贩子暗杀。这个严厉的德国人年轻时曾理所当然地吊死了那帮人的同行们，遂遭到他们的报复。埃明在坦噶尼喀湖高原上建立新德国的梦想因此随风而去了。然而，当年为寻找他的下落而进行的探险，却使中非的大部分地区被我们探明，并得以标注在现今的地图上，这就把我们引入非洲的第五个自然部分——东部的高山地区。 东部的高山地区包括从北部的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南部的赞比西河之间的全部土地，赞比西河以南就是南部非洲了。该地区的北部主要是含米特人，如阿比西尼亚人和索马里人，他们虽然头发卷曲，却不是黑人。南部区的居民主要是黑种人和大量的欧洲人。 阿比西尼亚人是十分古老的基督徒，早在公元4世纪就皈依了基督教，而中欧的第一个基督教组织是在公元前8世纪才出现的。然而，阿比西尼亚基督徒的情感并未阻止他们对邻族不断发动战争。公元525年，他们甚至穿越红海，征服了阿拉伯半岛南部，当时属罗马帝国治下的阿拉伯半岛费利克斯（本地人称作阿拉比亚沙漠）。正是这次远征使年轻的穆罕默德意识到，必须把自己的祖国建成一个强大、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并由此开始了他作为宗教创始人和世界性帝国缔造者的生涯。 穆罕默德的追随者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是将埃塞俄比亚人逐出红海沿岸城市，并切断他们与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往来。此后，埃塞俄比亚就像日本一样不再关心外界事务，直到19世纪中叶。当时，欧洲列强开始觊觎索马里半岛方向，这并不是因为索马里半岛本身有多大潜在价值，而是因为它地处红海，很快就成为苏伊士运河的延伸。法国人捷足先登，占领了吉布提港。英国人发动了对阿比西尼亚的讨伐战争，战争期间，阿比西尼亚那位了不起的国王西奥多宁可自杀也不愿作敌人的俘虏。之后英国占领了英属索马里。此地隔海与亚丁相望，因此海湾被命名为亚丁湾。意大利人坚持要将这块海滨地区用作远征阿比西尼亚的供应基地，所以就在法国和英国属地的北边获得了一块地盘。 这次策划已久的远征发生在1896年，结果意大利人损失了4500名白人和2000名土著部队，还有略少于上述数目的俘虏。此后，意大利人再也没有干扰他们的阿比西尼亚邻居。他们又在英国殖民地南部的索马里占据了另一块土地。 当然，最终阿比西尼亚将走上乌干达和桑给巴尔的老路。不过，在阿比西尼亚从吉布提到亚的斯亚贝巴只有一条铁路，解决不了交通上的难题；另外，整个阿比西尼亚高原的地势起伏不平，又使其成了天然的堡垒，而且白人也意识到黑人随时会进行反击，所有这些因素使他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挣扎，但这个古老的王国至今还未像其他地方那样遭到吞并。 乞力马扎罗山 阿比西尼亚南部和刚果河东部之间有3个非洲大湖。其中，马拉维湖是赞比亚河支流的发源地，维多利亚湖是尼罗河的源头，坦噶尼喀湖则与刚果河相连，由此可见，该地区肯定是非洲最高处。最近50年的考察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维多利亚湖东南部的乞力马扎罗山海拔高19321英尺、肯尼亚山为17000英尺、鲁文佐里山16800英尺（这座山是斯坦利在20世纪重新发现的，首次发现时曾命名为托勒密之月山）、埃尔根山14000英尺。 过去，这一带是火山区，不过非洲的火山已有很多世纪不曾喷发过了。从政治上看，整个地区又被划分为许多个小部分，但都在英国的统治之下。 乌干达是个产棉国，1899年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现在的肯尼亚殖民地，过去曾是英属东非公司领地，1920年被纳入大英帝国。同时，从前的德属东非殖民地于1918年成为英国的托管地，如今属坦噶尼喀地区。 赞比亚瀑布 桑给巴尔是最重要的沿海城市，也是这个从事过奴隶贸易的古老苏丹国的首都，1890年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对印度洋各地的阿拉伯商人来说，这个城市是个重要的活动中心。斯瓦希里语（东非流行的一种语言）的传播很可能是他们造成的，那是一种在桑给巴尔通行的南腔北调的混合语，如今整个非洲东海岸都说这种语言，就像马来语已是荷属东印度公司诸岛的“法定语言”一样。如今，任何想在印度洋3000英里海岸沿岸及其数百万平方英里的腹地做生意的人，哪怕他只懂一点点斯瓦希里语，那就是他最有价值的资本。 这样，有关北部非洲的介绍就大体结束了。除了那块位于大西洋和苏丹山区、喀麦隆山间之间的狭窄的沿海地区，近400年来，这块狭长的土地一直被称作上几内亚和下几内亚。在谈论奴隶制时，我曾提到过这里。就是在此地，“黑象牙”在准备装船运往世界其他地方之前被集中起来。这一地区现在分属好几个国家，它们都看到了此地工业产品日益增长的价值，特别是棕榈产品。 塞拉利昂是古老的英国垦殖地，和它西边的利比里亚一样，居民中很多是从前的奴隶。许多善良的人慷慨解囊，好让黑人重返其祖辈的故乡，但他们得到的除了失望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象牙海岸（科特迪瓦的旧称——译者注）属法国。英国版图上的阿克拉以黄金海岸著称，只有一个港口，不过在西部的科腊迪正在建造一座新港。两个港口之间有铁路相通。尼日利亚也属英国，首都拉各斯。达荷美曾是个独立的土著民族国家，1893年后被法国人吞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喀麦隆属德国，现在成了法国的保护国。多哥也一直是法国的保护国，现由英法两国将其作为托管地瓜分。其余的还有法属刚果，这样一来，世界的这一部分整个成了法国的赤道大帝国，很少还有其他外国的地盘。 为了缩短从巴塔维亚到阿姆斯特丹的航程，荷属东印度公司开辟了一条自己的陆上通道，途经波斯、叙利亚和亚历山大。可是，每当美索不达米亚的邮车和商队之间争执不休，就会使承运的货物延误，这种状况令商人们只得继续通过绕行好望角的海路运送货物。 为了确保对印度产品货流的稳定，荷兰占领了几内亚海岸的不少码头，用来贩运奴隶。荷兰还抢占了圣赫勒拿岛，并加强了好望角的防卫力量。 像所有精明的商人一样，荷兰人喜欢用立字据的方式购买东西。1671年，他们用这种方式从霍屯督人那里买下了开普敦要塞周围的土地。这就意味着霍屯督人走上了绝路，因为他们一旦失去土地，就得向北迁入奥兰治河及瓦尔河地区，而那里的统治者正是他们的世仇布须曼人。似乎是上苍的惩罚，曾残忍地对待过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的荷兰农民，后来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1806年，开普敦被英国人占领，随后布尔人迁往北方。他们曾多次故伎重演，直到1902年，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治邦这两个布尔人的独立共和国最终被英国人吞并。 整个三角形地区最重要的港口是开普敦，但在丰富的金矿和其他矿藏方面，沿海都无法与内地相比。这片内陆是一片高原，点缀着一些被称作“丘陵”的小山。高原的西面与大西洋相望，中间隔着一片台地。东面与印度洋之间，隔着马托波山和德拉肯斯山脉等其他山脉。 这些山脉没有冰川，所以整个地区河水补给都要靠降雨。结果是，这些河流冬季和雨季汹涌湍急，夏季则干涸见底。在入海之前，高山挡住了这些河流流向海洋（纳塔尔的河流则例外，因而纳塔尔是目前组成南非联邦的不同国家中最富裕的一个），所以不可能成为通向内陆的贸易路线。 为使内陆腹地通向海洋，已修建了很多铁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重要的一条铁路是从比勒陀利亚到葡属东非迪拉果阿湾的洛伦科马魁斯之间。大战后，又修通了前德属西南非洲的斯瓦科普蒙得和卢得立次的道路。德属西南非洲如今是南非联邦的托管地，现有铁路向北到达坦噶尼喀湖，然后乘船渡过该湖，再坐另一趟从这里出发的火车前往桑给巴尔。这一地区和中非现在正在开展一场名副其实的修建铁路的竞赛。 去往北方的旅行者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穿越卡拉哈里沙漠，这段旅途特别辛苦。等过了沙漠，又得穿越罗德西亚的丘陵地区。罗德西亚因塞西尔·罗兹的名字而得名，塞西尔·罗兹是历史悠久的英国南非特许公司的创始人，也是英国治下的统一南非的最早指挥者之一。如今，这个梦想已部分实现。不同的特许公司、前布尔人共和国以及卡菲尔人和祖鲁人的国家，现在都被纳入了1910年成立的南非联邦。农村地区的布尔人的势力似乎渐渐超过了主要居住在城市地区的英国人的势力，他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将决定这两个竞争对手中谁将成为统治力量。后来出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联邦议会设在开普敦，而政府所在地则设在前德兰士瓦共和国的首都比勒陀利亚。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分别从西边和东边将南非联邦与大西洋和印度洋隔开，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是古葡萄牙帝国的残余，它们的面积之大在葡萄牙现存的殖民地中是少见的。可是，它们却没有被很好地治理，迟早会被更强大的邻国吞并。由于粮食价格低于从前，而畜牧业几乎完全停顿了，南非已不再开垦新的农田和牧场。如果时局恢复常态，这两个葡萄牙的殖民地将被轻而易举地兼并。现在，南非正在形成一个既非荷兰人也非英国人的新的种族，他们是纯粹的南非人。它的土地肥沃，铜矿、煤矿、铁矿等资源十分丰富，很可能像美国那样发展，只是规模不大。 莫桑比克海峡的另一边的马达加斯加岛，面积23万平方英里，比它的宗主国法国还要大。人口约400多万，岛上山川连绵，东部面对盛行风。该岛盛产原木，这些原木从塔马塔夫港出口。其他的出口产品是皮革、橡胶和硬树脂。该地有铁路与首都塔那那利佛相连。 马达加斯加的居民不像黑人，而更像是马来人。由此看来，马达加斯加在很早的地质时期就和非洲大陆分开了，因为在该岛上很难发现非洲的动物。 马达加斯加以东有两座小岛——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在前往印度的商路必须绕道好望角的时期，它们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毛里求斯曾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蔬菜、淡水供应站，现属英国。留尼汪归法国人所有。 还有一些其他岛屿，在地理上属于非洲。我已经提到过的圣赫勒拿岛以及在大西洋位置更北一些的阿森松岛，是供煤站和海底电缆站。佛得角群岛是葡萄牙的属地。该群岛位于毛里塔尼亚海岸以西几百英里的地方，现由毫无价值的西班牙里奥德奥罗殖民地占据。加那利群岛属西班牙。葡萄牙人拥有特纳里夫岛及其首府圣克鲁斯，以及该岛著名的火山，还占有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这一带还有圣布兰登岛，在17世纪和18世纪，所有诚实的船长都确信有这个岛，就像我们对乘法运算表深信不疑一样。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个岛究竟在何处，因为一旦有船只从附近驶过，它就沉没入海，等造访者离开后，它又重新露出水面。对一个非洲岛屿来说，它这样做很有先见之明，因为这是它逃避西方列强占领的唯一办法。 大多数大陆都可以被归纳为简单的代表形象。比如，我们提到“欧洲”时，我们会想起圣彼得教堂的穹顶、莱茵河沿岸废弃的城堡以及寂静的挪威峡湾。我们甚至还可以听到俄国三驾马车的铃声。亚洲，则让人想起宝塔，想起瘦瘦的黄种人成群结队地在宽阔的河里洗澡，以及高耸入云的各色寺庙，还有古老的富士山的平静和谐。美洲则令人联想到摩天大楼、工厂的烟囱以及骑着矮种马漫游的印第安老人。甚至偏远的澳大利亚也有它自己的象征：南十字星座、瞪着好奇和聪明的眼睛的可爱的大袋鼠。 但是，面对这块充满差异和矛盾现象的非洲土地，我们如何才能归纳出一种独特的象征？这块土地炎热干燥，尼罗河却几乎和亚马孙河一样长，刚果河仅比密西西比河稍短一点儿，尼日尔河的长度比黄河还要长，却没有适于航行的河道。这块土地还会有倾盆大雨和难以忍受的潮湿，而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撒哈拉大沙漠却在这里，仅这一个沙漠的面积就比整个澳大利亚的面积还要大。卡拉哈里沙漠的面积则与不列颠诸岛相当。 人民是软弱无助的，这片土地上的黑人不知该怎样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然而，世界上组织得最好的军事机器却在祖鲁人中发现了。沙漠中的贝督因人和其他北方部落，沉重地打击了用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欧洲军队。 在非洲，没有像波罗的海或美国大湖区那样便利的内海，但三大湖弥补了这一缺陷，维多利亚湖像苏必利尔湖那样大，坦噶尼喀湖像贝加尔湖那样大，马拉维湖的面积则是安大略湖的两倍。 非洲的山不多，但乞力马扎罗山比美国（除阿拉斯加）最高峰惠特尼山还要高5000英尺，而赤道以北的鲁文佐里山比勃朗峰还高。 那么，这块大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不得而知。如果只看某一个方面还算正常，但放在一起就难以理解。尼罗河通往具有重要商业意义的地中海，但这里众多的瀑布急流却对航运造成阻碍。刚果河和尼日尔河都没有合适的出海口。赞比西河发源于奥兰治河的尽头地区，奥兰治河则结束于赞比西河的发源地。 现代科技发展最终会让沙漠长出果树，会让沼泽排干，可以找到治愈痢疾和嗜睡病的办法（这些疾病席卷了苏丹和刚果地区的整个农村），就像现代科学让我们摆脱黄热病和疟疾一样。现代科学还可能把非洲中部和南部的高山地区变成法国的普罗旺斯或意大利的里维埃拉的复制品。然而，热带丛林自形成起至今已存在了上百万年，它们是如此强大和顽固，以至于现代科学只要有半点儿懈怠，丛林和它所有的暴虐就会卷土重来，掐住白人的脖子以致令其窒息，然后将毒气呼入他的鼻孔，死后被鬣狗和蚂蚁吃掉。 也许正是阴森森暗无天日的热带丛林给整个非洲的文明打上了可怕的印记。沙漠只会令人恐惧，但闪烁的黑森林则更令人毛骨悚然。它生机勃勃却又杀气腾腾。生死搏斗必须悄悄地进行，否则猎人就会变成猎物。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万物在无精打采的树叶搭起的高顶下彼此吞没。看似最温柔的昆虫却长着最毒的刺。最美丽的花朵却暗藏着剧毒的秘密。每一个角、蹄、嘴、牙齿都会对付别的角、蹄、嘴和牙齿，它们以牙还牙，互不相让。生存的脉搏伴随着咀嚼骨头和撕裂柔滑的黑色皮肤而跳动。 这些事我试图同非洲人谈论过，他们却笑我。生活就是这样。要么是极度贫穷，要么就是富甲天下。没有什么中庸之道。一个人不是受冻挨饿，就是享受佳肴。一个人要么在摩加多与一个阿拉伯商人用金杯共饮咖啡，要么就是对一个霍屯督老妇肆意开枪射击。这块矛盾的非洲大陆使人感到无比恐惧。它扭曲了人们的想象力。它扼杀了人们对人生美好的感受力。在旷野和森林中无休止的屠杀发出的血腥味浸入他们的血液中。一个在比利时区区小村受过正统教育的芝麻绿豆官到了此地则成了魔鬼，妇女们仅仅是因为没有交纳超额的橡胶而被他鞭笞至死，还有些可怕的“黑鬼”因为拖欠了主子所要的象牙被砍去手脚，而主子却在悠闲地享受饭后雪茄。 我尽最大努力要做到不偏不倚。虽然其他的大陆在人类的残忍狠毒上也负有责任，但他们总还有其可取之处：耶稣的劝谕、孔子的谆谆教诲、佛祖的慈悲为怀、穆罕默德的疾恶如仇。可是唯独非洲没有先知。其他国家的居民当然也是贪婪和自私，但有时在灵肉相搏中灵战胜肉，他们曾经进行朝圣巡礼，把巡礼的目的深藏在天堂之内。 在非洲沙漠和深林中的唯一足音，是那些目光锐利的寻找人类猎物的阿拉伯人奴隶贩子，他们寻找达荷美的阿梅宗人，等待在人们熟睡之际突袭村庄，把儿童偷走，卖往外国做奴隶。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妇女，从古到今总是想方设法把自己打扮得很美，吸引她们的男人，以便博得他们的欢心，而唯独非洲的妇女总把自己弄得面目可憎、奇丑无比，以便抗拒那些不速之客。 美洲：最幸运的大陆 美洲大陆是所有大陆中最富有生机的一个。我之所以这样说，既不是把它作为整个工业发展中的经济因素，也不是把它当作各国政治体制的试验田。这里所讲的美洲大陆，纯粹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从地理角度看，美洲大陆几乎是得天独厚，应有尽有。 北美大陆 美洲是西半球唯一的大陆，所以这里没有其他大陆与之抗衡。它坐落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大洋之间，在大西洋刚刚成为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时，白人就在此安居落户了。 美洲地域辽阔，从北极一直延伸至南极，所以这里分布着各种气候带。其中一些地区虽然横跨赤道，但那一部分同时也是全洲地势最高的地方，因而拥有较好的气候，成为人类聚居之地。 相对其他洲来说，美洲的沙漠面积是很小的，而上天赐予的那些广袤的平原又正好位于温带地区，所以这里似乎注定成为世界的粮仓。 美洲的海岸线既不平直，也不过于曲折，因而极适于深水海港的开发建设。 美洲的主要山脉都是南北走向，因此这里的动植物就得以避过了冰川时期的冰川袭击，比起同样在欧洲大陆的动植物群，它们享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美洲拥有丰富的煤、铁、石油、铜及其他矿产资源，还有在大机器生产时代需求量不断增加的原材料。 在白人侵驻美洲大陆之前，这里几乎无人居住，整个大陆仅有100万印第安人，因此土著人对白人的侵略无能为力，更无法阻止那些白人在这片土地上为所欲为，直至依照其意图建立国家。除了存在自己一手酿成的一些不幸的种族问题，美洲不存在太严重的种族问题。 这块崭新的处女地上孕育着许多机会，因而吸引了来自各个国家的精英们，他们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很快就适应了这片大陆新奇、独特，却又简单的地理环境。一个多民族混居的独特的美洲大陆出现了。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居住在今天的美洲的人们是没有历史的，他们不必被那些不可能回头的过去所拖累。因此，他们不受历史的束缚（在很多地方已经证明，历史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包袱），他们可以比其他民族前进得更快些，因为他们不必像其他地区的人们，无论到哪儿都要背负祖先留下的一切。 南北两个美洲的地理特征，不仅简单而且相互对称。它们各自的特点也是它们相同的地方，这样我们可以把他们放在一起介绍，却不会担心读者混淆。 南北两个美洲的形状像两个三角形。唯一不同的是，南美洲的三角比北美洲的三角略偏东一些，这一点证实了一个事实：南美洲比北美洲更早被人发现。当南美洲已为人们熟知的时候，大部分北美洲的地区仍属于“未知的领域”。 在南北美洲的西部是一系列贯穿南北的山脉，它约占全洲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另外，东部三分之二的面积包括中部广阔的平原及东部的稍低一些的山脉，它们是：位于北美的拉布拉多山和阿巴拉契亚山、位于南美的圭亚那高原和巴西高原。大陆东西两边的山脉将中部的平原与海洋隔开。 至于河流的分布，南北美洲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河流向北流，而北美的圣劳伦斯河与南美的亚马孙河的走向几乎平行，南美的巴拉那河与巴拉圭河简直是北美的密苏里河与密西西比河的复制品：两河都是在中途交汇，分别流入亚马孙河及圣劳伦斯河。 红杉——历史的见证 至于中美洲，那时是一块由东至西的狭窄地方，从地理角度讲，它是北美大陆的一部分，而在尼加拉瓜，景致和动植物群都出现明显的差异。因此，从这里开始就进入南美大陆。中美洲的其余部分多为高山。由于这个原因，墨西哥虽与撒哈拉同样位于赤道附近，却气候宜人，人口稠密。 南美洲比北美洲更接近赤道，发源于安第斯山脉的亚马孙河几乎是沿着赤道线向东一路流向大西洋，这真是一个壮观的行程。总体而言，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例，以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类及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作用。 在这里，大自然创造了两个几乎相同的环境：左边是一堵高墙，右边是通道。中间是一片开阔地，形成储量相当丰厚的仓库。然后，它把北部舞台交给了一群日耳曼流浪艺人，他们身份卑微，已经习惯到处流浪，喜欢在小镇上的戏院里演出，扮演普通的屠夫、面包师和制作蜡烛台的手艺人等平淡的小角色。南部的舞台又租给了地中海的上等艺术学校里的高贵显赫的悲剧学员，他们只习惯给王公贵族演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以优美潇洒的姿势舞弄长剑。对于这种风度，他们北方的同行们却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不得不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劳作，常年使铲弄斧的手臂已是僵直，而脊背也过早地弯曲了。 大自然却几乎同时在几个舞台上拉开了帷幕，并召集全世界观赏他们的演出。瞧呀，第一幕还未进行到一半，两个舞台上的演出看上去就已经十分不同。到了第二幕开始时，演员们表演的变化更是明显，于是观众们开始窃窃私语：“这种事情可能吗？” 北欧海盗的大船看上去非常标致，但却禁不住海上的滚滚风浪。因此，那些彪悍的古斯堪的纳维亚人驾驶的航船总是偏离航道，因为他们那时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测程仪，那些装备与古埃及的装备一样简陋，不过当看到画在莎草纸上的3000年前行驶在尼罗河上的埃及船只及装备时，你仍会赞叹不已。 现在，请仔细看看地图上有关墨西哥湾流（本书已多次提到过）漂流的轨迹，你会发现，墨西哥湾流从非洲穿过大西洋抵达美洲，然后又经过北大西洋的西南漂流到东北，将祝福赐给挪威海岸，然后一直漂流至北冰洋。墨西哥湾流在这一段漂流过程中，速度平缓。从北冰洋，经冰岛和格陵兰岛向南返回时，墨西哥湾流降低了温度，名字也随之改变，先叫格陵兰寒流，接着又称为拉布拉多寒流，这一系列的寒流给整个大西洋北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冰块。 正如我们的荷兰祖先所描述的，挪威人凭着上帝的指引和自己的运气，早在9世纪就已到达冰岛。冰岛和欧洲之间有了固定的航道，往来频繁，发现格陵兰和美洲就成了必然的事。正如中国或日本的船队，如果偏离了航道，必然会被日本暖流带到大洋的另一边——英属哥伦比亚或是加利福尼亚。同样，当一个挪威人，因大雾迷失了方向（即使拥有世界上所有的仪器的今天，在有雾的天航行，仍是件可怕的事），被困于从特隆赫姆到冰岛之间海域，他迟早会发现自己到了格陵兰岛的东海岸，或者如果雾天持续不散，而挪威人又有好的运气，他们也许漂在被早期上岛的人们叫做瓦恩兰（音译，原意是葡萄地——译者注）的地方。此地种植的葡萄据说可以酿成非常好的酒。 格陵兰岛 我们应当记住，正是由于祖先对新大陆的不断发现，人们的生存空间才越来越大。大部分船长们都不想被视为疯子，因此他们不愿在亲友面前讲述那些谁也不会相信的传奇故事。那些传奇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幻觉，也许是将低矮的云层误认为山脉；或许只是一缕阳光，人们就将它当做是海岸线。早在阿贝尔·塔斯曼踏上澳洲的土地之前，法国和西班牙的水手们就已经在航海时看到过这片大陆。亚速尔群岛和加那利岛一次又一次地被发现，又被遗忘。反复几次后，我们的教科书已经很难注明第一次发现它们的确切时间。毫无疑问，法国的渔民们早在哥伦布时代之前几个世纪就到过纽芬兰的大浅滩，但他们只是告诉邻居在那里捕鱼很方便，新的土地对他们来说，只是多了一块捕鱼的场所，而对其他却不感兴趣。法国的布列塔尼是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他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土地，为什么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呢？ 正如在以前的章节中提到的，我一直坚持这样的理论：先有了人性，然后才有民族性。我不会让自己陷入那种惯常的激烈争论中，比如有庆祝哥伦布日，或是莱夫日，或是纪念发现美洲的一些被历史记录遗漏的法国水手。我们只要稍微列举一些事实就能够证明：古代挪威人11世纪的头10年中曾经踏上美洲大陆；还有一些水手，以西班牙人为主，但也有其他民族的航海者们，在一名意大利船长的带领下，于15世纪的最后10年中光顾过这里，然而他们发现自己并不是最早到达新大陆的人，他们错将当地的土著居民认作是亚洲后裔。如果一定要赋予谁以第一个踏上美洲大陆的殊荣，那么蒙古人倒应该被刻在纪念碑上。 我们有一座缅怀无名英雄的纪念碑。如果在美洲大陆再竖立石碑，以纪念那些无名的发现者们，也并不是不得体。然而，现在这些发现者的可怜的亲属因法律限制，不可能来到新大陆，恐怕我这项提议也不能实现了。 纽芬兰 对那些来自远东的第一批勇敢的开拓者，我们已了解得很多了。然而有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但直到今天或许永远都是未解之谜，即这群亚洲人到底是如何进入美洲大陆的？难道他们是乘船横渡狭窄的太平洋北部？或是步行穿过白令海峡的冰面？或者，他们是在亚洲和美洲之间还有陆地相连时，就来到了美洲？我们对此无从知晓。我个人看来，这无关紧要。当白人来到新大陆后，他们开始与当地人接触（少数偏远的地区除外），发现他们还处于石器时代晚期刚刚结束的时代，人们还没有从各种艰苦冗长的体力劳作中解脱出来；没有足够的家畜供人们食用或帮助人们干活儿，他们不得不以捕鱼打猎为生。这些有红色肤色的土著人即使用尽所有武器，包括弓和箭，也无法与白人抗衡，因为白人可以用枪在很远的地方将敌人杀死。 红皮肤的人们的主人地位已不复存在。虽然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存在若干世纪，但是最终他们会被他们的敌人彻底同化。这真的很可悲，土著人在许多方面都有其杰出的品质，无论是他们强壮的体魄还是聪明的脑子。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现在，让我们最后一次看看地图。 美洲西海岸，从白令海峡到巴拿马地峡，由一系列山脉将大陆与太平洋隔开，这组山脉全部是南北走向，有些地方因分布着几座并列的高山，而比其他地方要宽一些。 阿拉斯加的这组山脉很明显是东亚山脉的延续，它被阿拉斯加最重要的河流——育空河一分为二。阿拉斯加过去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1867年，美国以700万美金买下了这片59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美洲三次被发现 俄国对这笔买卖相当满意，这是因为他们忽视了阿拉斯加的潜在能量。几个小渔村，以及到处是厚厚积雪的山地换回700万美金在当时还是很划算的。但是，到了1896年，人们在克朗代克地区发现了金矿，阿拉斯加于是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人们从温哥华到朱诺，然后经斯卡圭、赤库特和赤卡特，最终到达道森——克朗代克的中心地区。这段行程长达1000多英里，途中经过艰难的跋涉，但是人们只要想到路的尽头有金子等着他们，就会相信自己将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 从那以后，人们发现阿拉斯加不仅有黄金，还蕴藏着大量的铜矿、银矿和煤矿。阿拉斯加不再只是一个猎取树皮和捕鱼的好地方。结果，在阿拉斯加成为美国领土后的最初40年里，它创造的价值比从俄国人手里买来时增加了20倍。 就在阿拉斯加以南，山脉被分为两部分。两座山脉以北美最高的山峰麦金利山为界，东部一座是落基山脉，向内陆延伸，并最终与墨西哥高原融合；西部一座依旧与太平洋平行，向南起伏，直至它消失在墨西哥高原的怀抱当中。沿途因经过不同地区而有不同的名字，在加拿大，它叫做圣伊利山脉和海岸山脉，但经温哥华岛后，又分成两部分，向西的一部分依然被称为海岸山脉；向东的一部分在加利福尼亚则被称为内华达山，在华盛顿和俄勒冈被称为喀斯喀特山。山脉之间是宽阔的萨克拉门托河流域和圣华金河流域，两条河在注入旧金山湾之前中途汇合。旧金山湾是世界上最宽、最深、性能最好的海港之一，通过金门与太平洋相连。 当西班牙拓荒者来到这个河谷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原。如今，依靠灌溉，这里已成为世界的水果之乡，苹果、桃子、李子、柑橘和杏等硕果累累，并因其廉价的劳动力，使得种植成本很低，在市场上也就能卖很好的价钱。 对加利福尼亚来说，这个河谷真是上帝赐予的一块宝地。当19世纪末淘金热逐渐冷却的时候，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的矿工发现，种植果树一样能使他们过上舒适的日子。在阿拉斯加和澳大利亚，一旦金矿枯竭，就没法养活那么多人，这些人们放弃村舍匆匆离去，留下空荡荡的城镇和村庄。加利福尼亚与其他产金区不同的是，它没有因金矿的枯竭而衰败，相反它找到了其他致富的途径。这段不寻常的发展历史成为人类历史上独特的一笔。 加利福尼亚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保障了该地区未来经济的发展。不错，该地区也有不稳定的因素，即加利福尼亚湾的缺口可能导致不同岩层的偶尔移动，这很危险（尤其是随后引发大火），但地震造成的灾难是暂时的不利，而宜人的气候却是永久的祝福。作为整个北美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加利福尼亚的发展刚刚起步。 在内华达山脉和落基山脉之间，是一片三部分组成的宽广的河谷，北部是哥伦比亚高原，斯内克河与哥伦比亚河由此向东注入太平洋；南部是涡萨奇山脉和科罗拉多高原，科罗拉多河就是穿越高原中形成的大峡谷；中部两座高原之间是闻名的大盆地，从美国东部被赶走的摩门教徒选择此地作为永久的居留地。尽管这里的气候较为干燥（虽然大盐湖水量丰富，但含盐量相当高），但摩门教徒通过不到一个世纪的努力，使这里成为富裕之乡。 整个这一地区是火山活动频繁的地区，以前曾经发生过剧烈震动。这可以以下面的事实为证：站在276英尺深的死亡谷谷底可以看到14496英尺高的惠特尼山峰的顶部——美国最高山峰。 落基山脉向东是广袤的大平原，北到北冰洋，南至墨西哥湾，向西延伸到拉布拉多的劳伦斯高地和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阿肯色河和红河流经大平原，注入墨西哥湾。由于这些河流的滋养，大平原成为世界性的大粮仓。马肯兹河、阿萨巴斯卡河、萨斯科彻温河这些河流，有的流入北冰洋，有的流入哈得孙河，因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结冰期，因此它们只给当地带来一些影响。发源于蒙大拿省黄石公园附近的密苏里河和发源于温尼伯湖与苏必利尔湖分界地的密西西比河，从源头到其入海口的三角洲都适宜船队航行。两河流域如同中国东部的长江流域那样富庶而人口稠密。 作为哈得孙湾、大西洋和墨西哥湾分水岭的是一块地势稍低的平原，该地区有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伊利湖通过一条较短的河流与安大略湖相连，因为尼亚加拉大瀑布就在这条河上，所以这条河是不通航的。航船要通过韦兰运河。连接休伦湖和苏必利尔湖的也是一条运河，即苏圣玛丽运河，通过这条运河船闸的运输总吨位比通过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和基尔运河的总数还大。 五大湖区的湖水，先通过圣劳伦斯河，经圣劳伦斯湾，然后注入大西洋。圣劳伦斯湾类似于内海，西面是加拿大的高大山脉，东面是纽芬兰岛（1479年由意大利航海家约翰·卡伯特发现，1500年设葡萄牙总督），南面是布雷顿角岛和新斯科舍岛和新不伦瑞克岛。隔开纽芬兰岛和布雷顿角岛是卡伯特海峡，它见证了一个事实：是意大利人第一次登上这片土地的。 加拿大北部，也就是所谓的西北地区，严寒的气候使白人望而生畏，白人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我们对那一地区知道得不多，除了一些关于本地独特的警察的传说。这片湖泊众多的土地原来大部分属于哈得孙公司。这家公司创建于1670年，正是这片海湾的发现者，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英国人——哈得孙死后的第59年。组建这个公司的“英格兰冒险家们”的确名不虚传，只是他们没有远见。如果再给他们半个世纪的时间，他们会杀光湖区两岸及森林中的动物（即使在繁殖季节也照杀不误），他们还无限制地向印第安人提供大量的酒，印第安人差点儿要在酒中毁灭自己。后来，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插手兼并了哈得孙公司的大部分领地。哈得孙公司成为了一处历史古董，尽管仍然在原来的地盘做生意，但与从前大不相同了，而是采用新的发展方式。 尤塞米提国家公园 拉布拉多半岛位于哈得孙湾和圣劳伦斯河之间，因受格陵兰岛冰雪海岸的寒流影响，这里气候寒冷，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但是加拿大的自治才刚刚开始，对拉布拉多的开发抱有乐观的态度。今天，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严重不足。 从政治上讲，加拿大是昔日帝国梦想破灭以后的产物。当乔治·华盛顿出生时，北美大陆的大部分还是属于法国和西班牙的，而英国的殖民地仅限于大西洋沿岸一小块孤岛，孤岛周围都是虎视眈眈的敌人。早在1608年，法国人就在圣劳伦斯河口居留。逐渐地，他们开始向内陆地区发展。首先到达休伦湖，慢慢地侦察了整个湖区；然后发现了密西西比河的上游地区，占领了河谷地带，并命名为路易斯安那。到了17世纪末，法国人抢占的土地已到了落基山脉脚下，比西班牙人抢占的领地还要大。阿勒格尼山脉成为分隔法国、西班牙、英国和丹麦各国殖民地的天然屏障。 大平原的土壤 如果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能够对地理懂得稍微多一些，如果地图对这两个热爱艺术的君主来说，比一幅工艺精致、色彩斑斓的双面挂毯更重要，那么也许今天的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的人们应该说法语，而整个北美应该听命于巴黎，但是这些决定欧洲命运的人并没有意识到新大陆意味着什么。由于他们的疏忽，加拿大人讲起了英语，魁北克和蒙特利尔不再是法国的城市。经历了几代人以后，新奥尔良及大西洋沿岸地区又卖给了从叛乱的英国小行省建立的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即使是伟大的拿破仑，看到一些土地换取一些成堆的美元，也会觉得是划算的生意。然而这片土地今天成为美国最富裕的地区。 尤塞米提国家公园 1819年，佛罗里达划入新领地，1848年，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犹他相继脱离墨西哥。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北美终于彻底易手了，并且成为欧洲平原的延伸。 这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地区，由于主人的冷漠，见识短浅，由于几次战争，他们突然意外地被合并在一起了。随后是惊人的发展，前所未有的繁荣，令世界瞩目。随着第一辆火车开通、第一艘汽船的通航，大量移民涌向了五大湖区，人们在这里安家落户，还种植了小麦，当时的芝加哥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贸易中心。 在人们发现五大湖区、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落基山脉环绕的三角地带有大量的煤矿、石油和铜矿后，这里很快又成为重要的工业区。世界各地的大批劳工纷纷来到匹兹堡、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底特律和布法罗，加入开发各种矿藏财富的行列。当人们需要海港来出口他们的钢铁、石油和汽车时，大西洋沿岸的纽约、波士顿、费城和巴尔的摩相继发展成为重要的海港城市，并从此声名大振。 同时，南方各州终于从南北战争（比内战还要痛苦）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废除奴隶制后，他们积聚了足够的资金，开始自己种植棉花。加尔维斯顿、萨凡纳和新奥尔良又恢复了生机。铁路和电报电话使整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机的农场和工厂。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有6000万欧洲人远渡重洋，来到美洲，加入到开发建设北美大陆的事业中，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这样在他们手中诞生了。没有哪个民族能像美国一样享有这么多的机遇：广阔的平原、作为屏障的山脉、宜人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资源，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同一个民族，用一种语言交流，没有沉重的过去。 继续向南走，了解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后，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拥有一个对民族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优势。墨西哥除去玛雅人居住过的尤卡坦半岛，基本是个山地国家，从里奥格兰得山脉到马德雷山脉，海拔逐渐增加，马德雷高原平均海拔为4800～5200米。海拔更高的山峰，如波波卡特佩特山（5450米）和奥里萨巴山（5549米）都是火山，而科利马火山（3962米）却是唯一的活火山。 在朝向太平洋的一面，马德雷山脉山势陡峭，但是朝向大西洋的一面，山势却很平坦。对欧洲人来说，从东面入侵墨西哥内陆就很容易了。16世纪的最初几年里西班牙人的先头部队开到墨西哥。这一时期对西班牙先遣队却是非常不幸的，发现热那亚人被证明是个彻底的失败，这里没有人们先前预想的金山银海，有的却是赤裸裸的野蛮人，一让他们干活儿就装死，还有数不尽的蚊虫。 随后，墨西哥全国流传着，有一个靠近大陆叫阿兹台克的地方，那里的居民都住在金子做的房子里，人们用金子做的盘子吃饭，晚上躺在金子做的床上，所以1519年，费尔德南·科尔特兹就带领他的3000人组成的部队来到了墨西哥。凭12门火炮和13支老旧步枪，击败了蒙特朱马对这个王国的统治。墨西哥曾经秩序井然、管理有方，但是，其统治者却被人以哈布斯堡国王的名义绞死了。 随后的300年里，墨西哥一直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由于担心墨西哥种植的农产品冲击本国市场，殖民者禁止墨西哥种植相关农作物。大多数财富汇入部分拥有大量土地的人手里，也有的用来发展各种宗教，直到现在，这些宗教还在抢夺势力范围。 19世纪中叶，奥地利人马克西米利安企图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成为蒙特朱马第二，他又搞了一次冒险。不久，墨西哥被发现蕴藏大量的铁矿和石油，并且储量可能超出美国。那时墨西哥有1500万人，五分之二的人拥有印第安血统，却生活在极度贫困中。银行界开始插手他们的事务中，组织革命，土著人则以反革命予以反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整个墨西哥似乎都在暗杀和杀戮之中。幸好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大金融机构资金紧缺（战争耗费极大），墨西哥人才得以存留。现在，人们正在努力消除300年来因为歧视、疾病和愚民等政策所造成的创伤，并且获得了成功，这可以从韦拉克鲁斯和坦皮科的出口数据看出来。而今，华盛顿和墨西哥已缔结友好关系。 巴拿马运河 南北美洲之间的中美洲地峡，土地肥沃，盛产咖啡、香蕉和甘蔗还有国外资本希望生产的经济作物。白人不适应这里天气的酷热，黑人又不愿为白人工作。再加上活动频繁的火山，无论对黑人还是白人都是一种威胁。对大多数人，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都只是一些浪漫的名字（除非是收集邮票）。因为“国库越空虚，邮票越精美”真的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巴拿马共和国却另有一番重要性，特别是对美国。 中美地峡是一条狭窄的陆地。在西班牙探险家巴尔博站立在达连的山峰上观测两大洋后，西班牙人就对地峡的地理位置有了清楚的认识。早在1551年，西班牙人就想过在这里开凿一条属于他们的大运河。此后，每一代的人都在听说关于开凿运河的新计划。科学界有点儿名气的人物都至少拿出了一套设计方案，以解决不断出现的难题。但是，从坚硬的岩石中开凿出一条30英里长的运河确非易事。直到诺贝尔发明了炸药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项发明的初衷是想帮助农民除去田地里的树桩或石头，而不是用来自相残杀。 在后来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人们不再长途跋涉绕行合恩角，而是蜂拥到中美地峡地区，从这里进入加利福尼亚。1855年，穿越地峡的火车通车了。15年后，苏伊士运河开凿成功，举世皆知。这时，运河的设计者费迪南德·莱斯普斯决心修建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运河，但是他的公司因管理不善，一片混乱：工程师在设计时错误百出，工人也身患疟疾和黄热病而大量死亡。经过8年与大自然的搏斗，以及在巴黎交易所上更为残酷的交锋，这家法国公司再也无力支撑局面，最终倒闭了。 这之后的12年中，一切工作似乎都停止了。莱斯普斯遗留下的火车头上，烟囱里都长出了棕榈树。直到1902年，美国政府购买了这家破产的法国公司的所有权。这以后，哥伦比亚共和国与美国又开始为一块可供开凿运河的土地讨价还价。最后是西奥多·罗斯福对这次谈判失去了耐心，决定扭转这个局面。他在这个地方策划了一个小小的政变，并在不到24小时里承认了这个新诞生的偏僻角落的独立政府。事情发生在1903年，自此，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工作纳入正常的轨道，1914年开通。 运河的开通，使加勒比海从一个内海变成连接亚欧的重要商道，位于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之间的海上岛屿的价值也随之提升。英国的巴哈马和百慕大（位于纽约和佛罗里达之间），还有古巴属于远离航道的岛屿，也是同样的境遇；而牙买加（英属领地）、海地和圣地亚哥（名义上都是独立的国家，实际上，要听命于华盛顿）地理位置较优越，从运河的开发中获利更多些。波多黎各、小安的列斯群岛及其东南的一系列岛屿都成为巴拿马运河的受益者。 在17世纪，对欧洲国家来说，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价值比美洲本土还要大。那里的气候炎热湿润，非常适宜种植甘蔗，而被运到岛上的奴隶是无法逃离这里的。如今这里依然盛产甘蔗、可可和咖啡。小安的列斯群岛包括：背风群岛、圣托马斯岛、圣克鲁斯群岛、圣马丁岛、萨巴岛、圣约翰岛、圣尤斯塔蒂尤斯岛（一个小礁岛，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走私物品的集散地）、瓜达卢佩岛、多米尼加岛、马提尼克岛（火山活动频繁，几乎毁于1902年爆发的培雷火山）、圣卢西亚岛、圣文森特岛和巴巴多斯岛。 向风群岛由布兰基亚岛（属于委内瑞拉）、博奈尔岛、库拉索岛和奥鲁巴岛（属于荷兰，与委内瑞拉海岸平行排列）组成。这些岛屿从前是一组山系的外延部分，这组山系曾经连接委内瑞拉的圭亚那高原和马德雷山脉。后来，这组山系的框架部分消失，而山峰形成了现在的岛屿。 从工业角度看，这些岛屿中没有什么比较发达的。奴隶制的废除也带走了从前的繁荣。如今这些岛屿是闻名世界的冬季旅游胜地，也是石油和煤的集散地。只有位于奥里诺科河三角洲的特立尼达，因盛产沥青而仍保持着昔日的繁荣。印度人来这里谋生的非常多，取代了往年的奴隶，他们的人数约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 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在极短的时间里学到了很多的地理知识。年轻人很自然地放弃学习德语，转而学习西班牙语。理由是“学会西班牙语，在南美洲的前景不可估量”，在战争尚未结束时，这种观点还没有体现出来。但事实上，那时世界与这片大陆的贸易往来出现了严重的衰退。 究其原因，在秘鲁、巴西、厄瓜多尔以及其他一些南美国家，对外贸易的具体细节都是由耐心细致的德国职员处理，德国人被认为是这类工作的行家。老板们没有想到，这成为最不幸的事：当南美洲加入了协约国后，那些可怜的德国职员都被送往集中营，于是所有对外业务也就马上中断了，直到战争结束，集中营里的德国职员们重新回来工作，一切才恢复正常。 密西西比河 渐渐地，我们明白了真相。虽然南美是个物产丰富的大陆，但是人口稀少，而在其他许多方面又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所以至少需要经过50年的努力才能前进一小步，但对那里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够的。当然，这里也有少数富有的人，但他们不是靠着整个大陆的发展而积聚财产的，或许是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攫取的，或许是在多变的政治格局中，以当权者亲属的名义趁机占有的。 第一条铁路 如果我在本章对南美的情况讲述不够详细，请不要怀疑我有反拉美情绪。相反，我作为一个北美洲人，我比南美洲人更加懂得欣赏他们的优秀品质。在本书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们我要写的是关于“人”的地理，并且始终坚信，地域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各方面的素质，比如科学、商业、宗教和艺术，以及他们对这个世界所作的贡献的大小。从这个角度看，到目前为止，南美洲几乎和蒙古一样，在各方面都是一无所有的。我总是反复强调这一点，或许这一切源于人口资源的极度缺乏。人口稀缺可能是因为：南美洲大部分位于赤道地带，在许多地方白人不可能取代当地的土著人，诸多的混血（黑人和白人的、白人和印第安人的，还有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难以施展他们在各方面的潜能。 最古老的山脉并不代表海拔最高 很久以来，南美洲是各种政治的舞台。巴西帝国虽然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但还算一个较新颖的事物。还有巴拉圭的耶稣会，它在研究乌托邦的学术著作中占有一席之位。南美至少产生了一个伟大的人，那就是玻利瓦尔。像我们的华盛顿一样，他解放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国家，整个南美大陆的革命运动的成功都是与他的名字紧紧相连的。我从不怀疑，在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的历史上还有许多重要的人物，但是他们并不扬名世界。在深入了解他们以后，我肯定他们能够归入世界名人之列。因此，这本书只介绍高山、河流和国家就足够了。 落基山脉和墨西哥的马德雷斯山脉在南美洲西海岸的延续部分被称为安第斯山脉。“安第斯”是西班牙文的音译，是西班牙占领者们对印第安人在山坡修建的用于灌溉的水渠的统称。西班牙人通过破坏水渠和堤坝使土著人饿死，达到他们抢占土地掠夺财产的目的。西班牙人的这种掠夺行为只是白人侵入新大陆以来众多强盗行径中的一种。 安第斯山脉在接近南极时断裂为许多小岛，其中以火地岛最为著名。在智利和火地岛之间有一条海峡，是以麦哲伦的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航海家麦哲伦是第一个进行环球航海的白人。最南端是合恩角，这是以发现该岛的人家乡的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保卫麦哲伦海峡作用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英国领地。 安第斯山脉同样是多火山的山脉。厄瓜多尔的钦博拉索火山（现在熄灭了）高达20702英尺，阿根廷的阿空拉加瓜火山高22834英尺，而海拔为19550英尺的科托帕斯火山（也在厄瓜多尔），是世界上最高的活火山。 位于南美的安第斯山脉，和在北美境内的姊妹山脉还有其他两点相似之处：延绵的山脉环抱着宽阔的高原，并形成国家之间的天然屏障；另外，山势险峻，没有便利的通道。所以，唯一的一条横穿安第斯山脉的铁路，也就是智利—阿根廷铁路，不得不依山势爬行，其攀登的高度远远超过瑞士的圣伯纳得山口和哥达山口。 南美洲 至于延伸至南美东海岸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由北部的圭亚那山脉和东部的巴西高原组成。圭亚那山脉和巴西高原之间是亚马孙河，它虽然不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却是拥有最大流量的河流。亚马孙河有数百条支流，其中至少15条支流与莱茵河一样长，而马代拉河和塔帕若斯河，则比莱茵河还要长一些。 圭亚那山脉的北部是奥里诺科河。它实际上是通过内格罗河与亚马孙河连接的，但它比亚马孙河更适于航船，因为在入海之前没有任何山峦阻隔，而在入海口的地方可达20英里宽；而且，它的流量相当大，在内地时其水深达到300英尺，因此说奥里诺科河非常适合远洋航运发展。 穿越安第斯山脉的铁路 巴拉那河是南美洲一条南北流向的河流，它在途中汇集了巴拉圭和乌拉圭的一些河流，形成拉普拉塔河。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坐落在这条河的流域上。与奥里诺科河一样，巴拉那河也是一条适于内陆航运的河流。 委内瑞拉平原 除了欧洲，南美比大多数大陆都占优势，它是沙漠面积最少的大陆。智利的大部分地区雨量充足，亚马孙河流域及巴西东海岸地区地处赤道附近，受热带雨林气候影响，热带雨林比刚果的还要茂盛。由于这里气候湿润，其他地区，特别是离赤道稍远一些的南部地区，极适宜发展农业生产。阿根廷大草原、奥里诺斯河流域和巴西大草原可与北美大平原相媲美。 南美许多国家的形成，并不能称作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通过不断的战争与变革造成的偶然结果。临近赤道的委内瑞拉共和国，人口3216万，其北部的马拉开波湖已探明有着丰富的石油，现在已成为委内瑞拉最重要的港口，渐渐取代了离海较远且交通不是很方便的首都加拉加斯的地位。 哥伦比亚位于委内瑞拉共和国的西面，它的首都是波哥大，地处内陆，交通极其不便，直到有了通往这里的飞机，人们才有可能与马格达莱亚河口的巴兰基亚自由往来。哥伦比亚东西部与美国一样，临近大洋，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是在开发其自然资源之前，还需要大量的北欧移民。 厄瓜多尔是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自巴拿马运河开通以来，首都基尔的瓜亚基尔湾港有了很大的发展。该国曾经出口大量的奎宁，现在出口最多的是可可。 秘鲁位于太平洋沿岸较南端的地方。当西班牙人最初到达新大陆的时候，这里是印第安人势力最强大的地方。由贵族，即太阳的子孙印加人统治，他们享有国王专制的特权。或许是由于统治的封建性，印加文明较阿兹台克文明更高级，更富有人性。 当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到这片土地时，印加帝国已存在了400年之久，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都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当时的印加帝国存在许多政治派别，贵族之间斗争十分激烈。皮萨罗用挑拨离间的方式在1531年统治了整个印加帝国。他囚禁印加人，把所有印第安人变成奴隶，把所有能偷来抢来的东西都运回了西班牙。古印加帝国的遗迹，包括废弃的道路，位于安第斯山脉的喀喀湖（海拔1246英尺，面积为3300平方英里）附近城堡的残垣断壁，以及无数的陶罐及其他一些艺术品，向人们展示了这个民族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而如今，它的后代一夜之间沦为痛苦麻木的土著人，要么在印加帝国的首府库斯特的大街小巷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要么参加革命。 利马是个现代化的城市，秘鲁的首都。在这里，已探明有着银、铜和石油的丰富储量，这是秘鲁的未来之所在。除非共和国的总统和他的外国银行家将这笔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矿藏转走，并把所得存入法国银行。这类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玻利维亚是个内陆国，但它的首都拉巴斯曾经与海直接相通。在1870年至1892年发生的秘鲁与智利为争夺阿里卡地区的战争中，玻利维亚愚蠢地站在了秘鲁一方，战争以智利的胜利而结束，玻利维亚从此丧失了沿海地区。玻利维亚是个非常富裕的国家，这里是世界上第三大产锡国。玻利维亚人口稀少，每平方英里的土地平均不到5人，人口共计300万，而且大多数是在印加王国被毁灭时逃亡至此的印第安人。 智利和阿根廷是南美大陆最南端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在美洲大陆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们地处温带地区，良好的地理位置为它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这里很少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似乎更适宜在热带地区生活），吸引了大量层次较高的移民。 相比较而言，智利的自然资源要比阿根廷丰富。智利的阿里卡（从这里可以坐火车到玻利维亚）、安托法加斯塔、伊基克和瓦尔帕莱索是南美大陆西海岸的最重要的四个海港，首都圣地亚哥是整个南美最大的城市。智利南部以牧业为主，主要是养牛。大批的牛在这里被宰杀，后经冰冻处理，经由麦哲伦海峡的蓬塔阿尔纳斯运往欧洲。 阿根廷是南美洲最重要的养牛大国。几乎有欧洲面积的三分之一的巴拉那河流域是南美大陆最富有的地区，这里的牛肉、羊毛、皮革和黄油的大量出口，致使其他地区同样产品的出口要以降低价格为代价。在过去10年中，源源不断地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不仅给阿根廷提供了劳动力，而且带来了技术，使这里成为西半球最重要的谷物和亚麻生产国之一。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的牧羊业规模相当大，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牧羊业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坐落在拉普拉塔河流之上，与它隔河相望的就是乌拉圭的首都蒙得维利亚。乌拉圭的土壤与气候都与阿根廷完全相同。这里印第安人已经消失了。乌拉圭人只是采取了一些小小的措施，就成功地发展了经济。阿根廷人虽然发展规模很大，却因投机和混乱的财政管理常常陷入危机。 废弃的矿井 巴拉圭是位于拉普拉塔河流域的第三个国家，它实际上具备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许多优越条件。如果不是1864年至1870年的那场战争，它的经济状况会相当好。可怜的印第安人在前任统治者（1769年把国家让给了西班牙王国）的军队里受训，后来又不得不听命于一个十分疯狂的总统而征战南北。这位不自量力的总统，平白无故地向他强大的三位邻居挑衅，连年的征战，使该国的男人所剩无几。战争结束时，面对这残酷的事实，巴拉圭人不得不恢复一夫多妻制，以使全国人口有所增长。然而恐怕还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巴拉圭才能真正从那场灾难中恢复过来。 我们还需要介绍的国家就剩下巴西了。作为一个殖民地国家，它受尽了歧视。巴西是属荷兰领地，后来又由葡萄牙人霸占。葡萄牙人禁止土著人和移民与他人进行商贸往来，除非是在里斯本的那些被授权的商人。于是，葡萄牙人管理下的巴西一直处于被奴役的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07年，这一年，葡萄牙的皇室为躲避拿破仑逃亡到里约热内卢，这以后的12年中，乾坤扭转，受人歧视的殖民地竟成了葡萄牙的政治中心。1821年，葡萄牙国王返回到里斯本时，将自己的儿子唐佩德罗留在里约热内卢作自己的代表。一年后，唐佩德罗宣称自己为独立的巴西帝王。这位帝王给予巴西一个开明的政府，即布拉干萨政府。这是其他南美国家所不曾有过的。从那以后，葡萄牙语成为连接今天的巴西与葡萄牙的唯一纽带。布拉干萨政府由于1889年发生的军事政变，它的末代帝王不得不退位逃亡到巴黎，并死在那里。 巴西的领土面积为327.5万平方英里，与美国的面积相当，约占南美大陆的一半。巴西是赤道以南所有国家中最富有的。全国可分为三部分：亚马孙河流域、大西洋海岸和巴西高原地区。在桑托斯，咖啡的日生产量几乎可提供全世界需求量的一半。除咖啡以外，巴西还盛产橡胶，位于亚马孙河河口的帕拉和贝伦地区，及里奥内格罗河与亚马孙河交汇处的马瑙斯都是种植橡胶的地方。此外，东海岸的巴伊亚出产烟草和可可，马托格罗索高原以发达的畜牧业而闻名，另外，内地还储藏有大量珍贵的宝石，因为开采难度大，直到今天这些矿藏尚未被完全地开发。铁矿和其他一些金属矿的开发面临同样的境况，要依靠铁路事业才能发展。 最后是三块依然为欧洲殖民地的地方，它们是17世纪和18世纪旧殖民地的产物。它们是英国的圭亚那，或叫做德梅拉拉；荷兰的圭亚那，或叫做苏里南（荷兰人以安的列斯和新阿姆斯特丹城作交换得来的）；法国的圭亚那，或叫做卡宴。若不是法国仍将卡宴当作他们胡作非为的殖民地，如果不是从那个是非之地传出的种种丑闻，我们恐怕早已忘记圭亚那的存在。当然，它毕竟对人类的发展没有什么贡献，但它提醒人们回忆起从前，并告诉远道而来的探访者，南美大陆曾是一个可以随意掠夺的富庶仓库。 新世界 我想知道乞力马扎罗山的确切高度。一本书被反复修改过多次，数字就容易出问题了，一次又一次地抄写，却还有新的改动。像是和自己在玩捉迷藏的游戏，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又是那样，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如果你曾患有雪盲症，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意思了。 也许你会说：“查询有关高山的高度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只要翻阅一下权威的地理书籍或是百科全书就可以了。” 如果那些地理书、百科全书或是地图册所记载的能与事实一致的话，那查阅之事将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我有很多规范的地理书籍，内容虽不太枯燥，但阅读起来却没有那么有趣。其实地理学不是一门很有趣味的学科。一旦讲到有关山脉的高度和海洋的深度，这些书就开始变来变去。江河流域和海洋海域面积时而扩大、时而又缩小了；世界任何地方的所谓平均温度更是变化无常，就像股市出现危机时的股市行情显示器；海洋时深时浅，就像一个人追完猫后呼呼喘气时的肚子。 这个领域已经在许多方面让人失去信仰，我并不想再对此进行任何的指摘。但是我不得不对“地理事实”中极为重要的统计数字提出疑问。我倒希望这些异议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恶习。每一个国家都要制造出来自己认可的数字，似乎唯此才可以显示主权的独立。 我要举例说明一些问题：世界上有一半的国家按十进制计算测量重量和长度，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仍沿用十二进制计算；把米和千米精确而非近似地换算成码或英里不是件容易的事，世界大战中的军火制造商对此颇有感触。借助数学手段（在这方面我是外行），必要的数字之间的换算还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如何以统一的名字来认知一个国家、一座山脉或一条河流呢？如何统一地理名词的拼写呢？如：The Gulf of Chili，Gulf of Tschili，Gulf of Tshili，你会选择哪一个呢？Hindu-Kush，Hindoe-Koesch，Hindu-Kutch，Hindu-Kusj，你更喜欢哪一个？如果几个大语系协商决定以统一的方式拼写俄国、中国、日本或西班牙的名字，情况可能会好一点儿。但是，对某一大语种下的多种方言来说，又怎么协调一致呢？ 于是，每一块拥有自己语言的地方都会要求完整、平等的权利，因为那是祖先传承的神圣的语言。从前的欧洲地图相当简单；而现在，为区别以各式各样语言划分的区域，欧洲的地图已经变得五颜六色了。人们再阅读库克先生那本老式的、曾经值得信赖的反映欧洲铁路分布的《大陆铁路指南》，就会发现自己像是在研究埃及的象形文字。 我并不是在为自己所写的寻找借口，但是请读者对我在本书中关于深度和广度的数据给以理解。即使著名的百科全书与统计手册，在某些内容的记载上都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对一个非专业写作者，又何必苛求呢？ 我猜想他会像我做过的那样去做这件事。他会将这些专业书籍扔掉，再买一本百科全书，并且会说：“我将以此书为标准，如果有人因为我说乞力马扎罗山有19321英尺高而告我，我会告诉他，去和那些编辑出版百科全书的人们分辨是非曲直吧，我只不过是个读者而已。”因为乞力马扎罗山的高度在《大英百科全书》中是19321英尺，在《牛津现代地图册》中是19320英尺，在《世纪名录百科词典》中是19780英尺。 以乞力马扎罗山引起话题，我想说的只有这些了。我正在寻找自己的世界年鉴，这本年鉴大约是被放在一大堆地图集的后面，就在翻找过程中我发现了别人寄给我的一本小册子。这是一本关于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先生生平和事迹的纪念册。作者以婉转的口吻暗示道：如果不是因为绝对需要，罗纳德先生在有生之年离舒适的生活还差得很远，而这一切是我们应该为他做的事。科学家们很少用金钱计算他们应得的回报，但是当他的健康因长年累月的辛劳而受到严重损伤时，坐在舒适的病椅上继续工作的待遇就能让他满足了。 我把这纪念册放在一边，又想起了美国的沃尔特·瑞得（Walter Reed）先生。我已经记不清我们的国家是如何对待他的遗孀的。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这位善良的遗孀应该是只是获得了免费邮寄的特权（每一个国会议员都享受的待遇），当然还有从医疗机构获得的一笔抚恤金（医疗机构官员的遗孀同样可以获得），还有就是一所医院以瑞得的名字命名。 在沉思中，我开始寻找着流行病历史的图书。突然，一个新的想法闯进脑海：罗纳德和沃尔特先生尽管不为众人所知，但他们对这个人类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连低年级学生都熟悉的新大陆的探险家们。罗纳德和沃尔特先生通过发现导致疟疾和黄热病的原因，告知世人根治这些疾病的方法，使人类从这些疾病的折磨中解脱出来。引发疾病并因此抹杀人类生命的祸首——蚊子被制止，人类才有能力继续创造新的世界。 如果在这一章加上几页“医学对世界地理的影响”是不难办的，天花、脚气、失眠等其他许多小病的根治，使整个世界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改善，使人类的生活更有保障。然而这一切有点儿超出我的“领域”，这方面我知之太少。虽然如此，这两位医生却给了我许多启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安定因素。不满的情绪像严重的麻疹一样到处蔓延。于是，人们写出数以万计的书籍以诊治病情，并提出适合的药方。我在写此书之前，从未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虑（作者的生活有些与世隔绝）。突然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很简单，这要感谢罗纳德和沃尔特先生给予我们启示。 对着一张地图遐想，真是个惬意而有教育意义的消遣。这里是罗得西亚——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塞西尔·罗得让少数人富起来，却残杀大批土著人。有一个政府却把枪杀和流血忽略了，而以其名字命名一个辽阔的新省。 再往北一点儿，在刚果、斯坦利维尔和利奥波德维尔，还有大量没有标记的坟冢，地下埋着无数被折磨至死的土著人，也许只是因为他们所割的橡胶没有及时交足，或是运送象牙有些慢了，便遭此厄运。 哈得孙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个河湾，后来又把这个河湾的名字送给了一家富有的殖民公司。我们美国与当地的印第安人也没有签任何协议。我们的祖先在那些远离本土的岛屿上的残暴行径，通常不会被写进学校的教科书里。南美的普图马约河流域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每个人仍然还有清晰的记忆。非洲和阿拉伯一些国家那些形形色色的贩卖奴隶的当权者，在沉寂的塞内加尔森林中所犯下的罪行，致使人们希望但丁在他的《地狱篇》中，为这些恶魔般的人物划出一片囚禁的地方。 在讲述澳大利亚早期历史的书籍中，很少有人提到过有关当时的人们为灭绝澳大利亚土著人，而将人、马及狗一起进行捕杀的场面。 我们的许多土地就是这样富庶起来的 还要继续讲吗？ 我只是在重复人人皆知的事实。 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开拓新大陆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而那些不愿意继续扮演牺牲品的受害者，越加成为当今世界的不稳定因素。 只是坐在审判席上评判过去的是非毫无意义，我们最好是吸取教训，以我们的聪明才智想出各种办法，以避免我们将来再犯错误。类似罗纳德和沃尔特医生的人们已给我们领路。伤感地沉湎于乌托邦世界的思考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如果说，我们已经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去索取，那就应该用几个世纪的时间去弥补、去奉献，显然这种方法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施舍与抢劫在某些意义上是相同的，它们对于接受施舍或是遭受抢劫者都不公平，因为施舍只考虑到了给予者心理的平衡。如果将印第安人从英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置他们于野蛮落后的生活而不顾，这又是一个大错。 如果我们现在收回在中国、爪哇和缅甸铺设的铁路，拆除那里的电话装置和石油开发基地，让他们重新回到落后的年代，身扎腰带，划着小舢板，这样做，对那里的人民就有好处吗？机器时代已经来临，当地的居民们也已经习惯快捷的交通和便捷的通讯。当他们的小孩子生病时，他们愿意到医院去请教医生，而不是求助巫术的帮助。当他们要去拜访朋友，他们更愿意坐公共汽车，而不是步行。已经发展为以货币为交换手段的世界是不可能再回复到物物交换的年代了。 答案在哪里 不论如何，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整体，时间已不是932年，也不是公元前32年，而是1932年。 然而，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罗纳德和沃尔特医生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他们两个人的工作不是“给予”，也不是“索取”，而是“合作”。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合作，他们永远不会有如此大的成就。他们研究治疗疾病的方法，并不只是为了某一个种族，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受益，而是全世界的人们，不分种族，不分肤色，都将有所受益。当戈特尔斯和戈加斯博士开凿巴拿马运河时（戈特尔斯绘图，戈加斯组织人力，最终将蓝图变为现实），他们没有把太平洋、大西洋，或是美洲区分得很清楚，他们考虑的是整个世界。当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时，他没有发表声明：“只有意大利的船只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用无线电。” 你应该明白我所追求的。 不要误解，我无意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那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种问题自有解决的办法。即使解决不了，那么过上几个世纪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到那时，人们是不会关心这些事的。 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不能把握的世界里。蒸汽和电的问世，使相距遥远的人们成为邻居，并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相互交谈。我们生产产品不再只是自给自足。日本能生产我们需要的且相当便宜的汽车；阿根廷可以生产供整个德国免于饥荒的粮食，而且成本不高。 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只是支付一个相当于白人二十分之一的工资，来雇佣中国苦力或是南非的黑人。因为莫斯科的广播电台传播范围很广，而且使用多种语言播放，他们正告知黑人和黄种人，他们被人骗走了本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 我们无法再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像强盗一般尽情偷盗掠夺。因为——如果你真想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的良知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即使我们生来就没有一种精神上的罗盘，人类的集体良知也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这就是诚实与礼仪，这两者不仅在普通民众之间的私人交往中，而且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说教，我也无意用某种启示或是预言把你打发回家。不过，既然你已经阅读到这里，我希望你静静地思考半个小时，然后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好像一直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着。一个人来到这个星球上，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充其量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或者最多是一个多世纪。这一切都好像是一种偶然。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是新西兰列车上的那些贪婪的乘客，在自己下车前只有10分钟的时间，他们会尽快吃遍这里提供的所有饭菜。 渐渐地，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不仅要在这里生活很久，而且在这里生活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那么，为什么要如此匆忙呢？当你要搬到新的地方，并且决定在那里度过余生，这时你会对未来有所计划。你的邻居也是这样，那些屠夫、面包师、杂货铺店主、医生，还有开办出殡门面的人，会对自己的前途有一定设想。否则这个地方很快会陷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也许是一个星期，这里就混乱不堪，不再有人烟了。 当你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时，你是否觉得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和你所居住的家乡之间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如果真的有什么差别，那只是量的差异而非质的区别。这就是我说的一切。 也许你会说我的思维过于跳跃，从乞力马扎罗山到罗纳德与沃尔特医生，现在又开始为地球描绘未来的蓝图，这一切太漫无边际了。 但是，正如艾利斯的问题，同样是我的问题：“如果没有旅行，地理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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