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 正文 ------------ 题记 2014，又是甲午。 1894，甲午之年，日本侵入朝鲜，战火烧到辽东。我大清陆军一败再败，雄居一时的北洋海军，一战之后，再无建树，直至可耻投降。 甲午之败，揭开一个民族更深灾难的开端，侵凌接踵而至，甚至由不得我们，也来不及去哀痛，去深思。 那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又莫名其妙的时代。 一个民族无比惨痛的记忆，灯下读史，每每不忍卒读。 一个民族含泪饮恨的记忆，拔剑四顾，谁可一雪前耻。 站在现在谈古论今，总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意思。 但有些事情现在做起，还是有其意义。 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娱乐一切的时代，有更多人谈论、挖掘，追问探究那段历史，总比都去关注小明星恋爱了、又结婚了又离婚了要有意义的多。 特别是日本还在掩盖历史、将自己塑造成文明的促进者、亚洲的解放者、战争的受害者，而完全否认自己是“凶手”。受诸多因素限制，日本虽不刻意宣扬甲午战争，但定远号的铁锚还被展示于上野公园，作为帝国的荣耀，真所谓“低调是最牛X的炫耀”。 我们有权利、有义务翻开那段历史，问一问为什么，想一想该记住什么。 至于历史人物谁是谁非，已非关键，重要的是那些是是非非加在一起，所带来的失败恶果，作为教训，永远值得铭记。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两个甲子之后，忍顾北洋水面，海军由兴到亡，短在倏忽之间。这支被清朝上下视为国之重器、赖以振兴国运的舰队，没有给大清朝带来实质性的延续。 在风云激荡的年代，它无法改变大清国这艘旧船的沉没命运。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认为，它的覆灭，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就如一声“警世钟”，唤起有识之士“猛回头”，一个民族开始觉醒，这恰恰加速了清朝政权的土崩瓦解。 但一支军队如果不能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就无法谈及民之福祉、国之振兴。 甲午年，中国第一次败于日本，之后的五十年内，中国受尽了日本的欺凌。 我们寻找的教训，根本上还在我们自己。 当然，反观对手的时候，我们应该正确分析日本明治维新，揭其实质，日本之强在于引进生产技术的先进之器，而政治文明并未升级甚至倒退，所以不必高看了其先进性。同时，我们应正确分析中日之间的一时胜败，其胜之因，也是败之因，我们以1945抗日战争的胜利，告诉了日本，唤醒了一个民族，也使它的武运必不长久，穷兵黩武终会导致最后的彻底失败。 特别是，我们更不能因甲午而妄自菲薄，否定或遗弃中国传统文明和精神价值。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最强大的武器，是和平、包容，是胸怀、智慧。 包括对于今日的日本，我们最需要做的，是自尊、自信，是自身的强大。 百年来，历史就在那里，任人评说，不管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还是坊间野径的传说。但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认真的。 一个大国民族的一段往事不堪回首，随着时光流逝、年代久远，记忆恐怕益发模糊，留下一团迷雾，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巨大猜测空间。 然，幸有各位方家不懈劳作，为我们提供高质量的研究著作，遂以更全的资料、更广的视野和更深的思维，带我们逐步深入，全面领略其全貌，系统认识其因果，不断接近其本质。 有心者纷纷加入，众人拾柴火焰高，更烘起这一“研究讨论热”。虽多为一家之言，零零散散，即便是耸人听闻的怪异观点，亦足以启发思考，至于完全对立的观点，也能相互订正，以补不足。 基于此，不辞孤陋，加入讨论。 ------------ 第二节日本要求定约 大清立国，二百年间，日本人一直躲在那几个岛子上，没敢轻举妄动。 时间就这么过去，什么也不曾发生。 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但实际上，直到日本被迫“开国”，唯一与日本保持贸易往来的，可能就是中国。日本人在安心地享受着大清商船带来的财富，带来的生活必需品。日本人到大清来的也不少。 象嘉庆元年的时候，皇上下令对海上遇险逃生的日本人，给吃给喝，估计还给船票路费，送他们回国。此事就作为了一条规定来实行。（史载：上谕“日本商人每遇风暴，漂至沿海，情殊可悯。其令有司送乍浦，附商船归国。”著为令。）后来，日本长崎奉行（相当于市长）河津又致书江海关道应宝时，请求清国对日本经中国海域到欧洲或到中国内地学习、经商时，予以保护，大清国也准许了。（言其国人往来欧洲，时附西舶经行海上，或赴内地传习学术，经营商业，皆有本国符，乞念邻谊保护。） 这些都说明，此前，大清一直以仁慈之心，对日本加以恩遇。 可就是这么个王八犊子，从1870年起，竟屡次三番派使臣来华，要求与中国订立条约，又三番五次耍赖使诈，还本着“心有多黑，舞台就有多大”的英勇无畏精神，打算享受与西洋列强一样的待遇（“日使初请照西约办理”）。 也就是说，不但是互开商埠，还要沾沾“最惠国待遇”的好处。 几天不见，行事见涨！真要跟洋人平起平坐啦？ 不光是脸皮厚，而且也太低估我大清官员的智商了吧！ 起初大清没怎么搭理小日本。 原因很简单，一件事情如果既无必要，又有损害，有害无利，回了就是了。 处理也不费事，给点面子，婉言谢绝。不把请求扔到日本人脸上，就算是大国风度、上邦礼仪了。 大清有如此反应，自然有现实道理。我们都知道晚清那些条约是怎么回事。 一方面，中国的条约基本上是与西洋强国“订”的。说是“订”的，其实那是被“打”出来的。至少目前看，日本也没这个资格。有那么点事也是日本低三下四地来求咱，还不是隔三差五地捎书信、带土特产吗？ 二方面，通商条约是为了做生意，跟小日本，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似乎没有订约的“需要”。 大清推掉日本的请求，所依据的倒是实情。从江户时代起，中国人就留居长崎，中国船也往来日本，通商贸易，但与大清打交道的，都是个别藩（也就是幕府和下边的地方政府），一切只是按照长期约定俗成的规矩办，运作得好好的。直至明治维新两国都没有展开什么正式的国交，更别说订约了。 三方面，大清国对“条约”真是怕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种自然的警觉。西洋强国来订约，也有个别的西洋小国跟着占了一些便宜。客气回绝的背后，是防着日本照抄照搬西洋条件，谋取利益。 这么办还对了！ 果然，小日本还真就是这么想的！ ———————————————— 第一次，派人探路 1870年7月，日本外务大丞（外交部副部长）柳原前光来到天津，向直隶总督衙门递交请求订立条约的公函，打算做做前期的接触，探一探路子。 清政府拒绝了，理由是“大信不约”，就是说：两国关系这么近，源远流长，相互又非常信任，不需要那一纸文书。（关系不好的话，一纸文书随时可以扯破，是吧） 柳原前光应该不是傻子，知道拿订合同为“世界潮流”，来为大清普及“合同法”知识是枉然的，对中国人，还得交友谊、讲利害关系。 于是，柳原拿出了日本人说谎话不变脸色的本领，开始忽悠。 招数就是“一诉苦”、“二讨好”、“三拉拢”。 下手也很准，专找有影响力的重臣、同时也是反对订约的关键人物。 这里忽悠李鸿章。先是历数列强恶行，再讲日本之困境，然后是套近乎。“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中、日脣齿相依，商贾往还，以无约故，反讬外人代理，听其约束，丧失国权，莫此为甚。” 又去那里，忽悠曾国藩。也是先站到同一立场上，拉近彼此距离。而后便大讲世界形势之害处，再讲两国结好之好处，“当今欧洲诸国势力，方以压力加诸中日两国之际，两国迫于形势，实有迅速同心协力之必要”等等。 态度很诚恳，表情很自然，痛心疾首加推心置腹。 包装得相当成功。 表演也相当到位。 两位大臣本来也架不住人家上门，当面不好推辞，一番言语之下，大致也就被说动了。 当然主要还是找到了彼此需要的地方，有需要才有合作。柳原所讲，句句切中紧要，如果真的能靠在一起取暖，自然是再好不过。 10月，清政府同意了订约的请求。 柳原前光胜利完成使命，可以回去交差、升官了。 只是他可能不知道，大清仍然不失警惕，清楚地把握“不载比照泰西总例一语，致启利益均霑之心。” ———————————————— 第二次，来人订约 1871年6月，日本派使臣大藏卿藤原宗臣（一记伊达宗城），与柳原前光再次来华，拿着准备好的蓝本，到中国谈判订约。 这个条约的蓝本，与柳原所讲并不相符，有的地方就是改头换面，但有的地方则大相径庭。 此前的话，都是谎言。 “图穷匕首见”，彻底露出了日本人包藏的祸心——果然是处处“援照西例”，企图均沾列强在华利益。 自己被西洋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尚在，就想骑在大清头上，享受与西洋一样的待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李鸿章不干了！不谈了！ 小日本遭到严辞拒绝，没办法，就死乞白咧的再三叨叨，拉着大清的衣袖，再不行就拉着衣角、抱着大腿。最后好歹还是订了个框架性意见——“条约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互遣使臣，设领事，以上海等十五口与日本横滨等八口通商，而禁其私入内地……” 定是定了，但，确实没有给什么特殊照顾！ 特别是，没有写入“最惠国待遇”条款。 虽然含有双边享有领事裁判权，互相承认协定关税等，但你有我也有，基本上也是对等的。 仔细扒拉扒拉这个条约的内容，可以讲，是比较公平的。 比较公平，在日本人看来，就是不行。 未能得到最惠国待遇和在中国内地的通商权，日本人那是相当的不满。 占不到便宜就是吃亏！ 达不到目的，决不罢休。 不等互换条文就撤换了使臣，另派别人要求改约！ ———————————————— 第三次，再换人改约 日本派来的“主要代表”不是别人，就是政府比较满意的忽悠高手柳原前光。 本以为搭上桥，就可以交给别人了，现在头痛又落在了自己头上，不知柳原到哪里倒“苦水”。 1872年，柳原前光再次来华，硬着头皮，忽悠。 说出花来也不好使了。谁都清楚他那药瓶子里装的什么货色——叨叨来叨叨去，不就是要按西洋的标准办？ “罢宗臣官，遣柳原前光诣北洋大臣李鸿章交日本外务卿副岛照会，谓来岁与欧西诸国改修条约，欲酌改所议事件，与欧西一律，豫拟条款请商。” 这段记载十分令人费解。 费解的是日本人的举动。 日本确实一直想与西方各国修改条约，也就是废除现有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租界、领事裁判权、协定海关税率……当然目前只是想想，“路漫漫其修远兮”，所谓“来岁修约”，只是日本人一厢情愿的想象，换句话说，没影的事。 拿没影的事做由头，似乎只是想找个搭讪的借口，避免太突兀，让大清觉得日本没信用，毕竟说好了的事这么快就变，说不过去，搞不好定约的事就彻底扯破了。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关键，关键是，与“西欧一律”。 什么样的“一律”？ 如果日本诚心想与各国平等交往，正常的情况，应从现在做起，中日定一个平等公平的条约，不能作为日本对外交往的典范，至少给欧美看看。 再说大清不曾欺侮你，你日本首先要善待大清，打下一块友好基石。 可是，那是人性角度的想法。 日本人的理想是：与西洋一样，享受对华最惠国待遇。 噢，我明白了——日本人是神经病。 *——*——*——*——*—— 这么大个明显的动作，得有个漫天的大谎说不定还遮得住，你整个八杆子打不着的还是小小的由头，明显不相称嘛。 这种理由，亏日本人还能说得这么仗势。那不是十分牵强，而是混蛋逻辑百分百——你小日本谋求与欧西诸国改修条约，到底是想修改西洋强加的不平等条款，还是要发扬自虐的特殊嗜好，再降低一点底线？ 再说了，日本人又是通过什么过程推理出必须与“欧西一律”这个结论的？ 好比，突然有一天，有一个还算熟的人突然跑来，告诉你： 大哥，我过几天要去看“小英”、“小法”他们。 ——你看他们干啥？ 我去找他们要点东西。 ——噢。（他们凭什么给你东西，他们拿你的也不会还的）那你找我啥事？ 大哥，你能不能把以前给“小英”、“小法”的东西，一样儿也给我一份？ …… 这就是日本人的逻辑推理过程。 你找他们要东西，跟我必须给你东西，有什么联系吗？ 兄弟你这么轻视我大清啊？想办什么事，也得找点稍微有技术含量的理由来啊，光“刷脸”可不行啊。 再精美的包装，也遮不住透出的臭豆腐味。 这次可不听他忽悠了。李鸿章果然很是恼火：你日本人准备与西洋改修条约，这算什么理由，与我有什么关系？ 李大人对日本不讲规矩、不讲礼节，出尔反尔，更是严加训斥。（答以“去秋甫经立约，尚未互换，此时遽行改议，殊非信守。”） 完了，忽悠不成了。 忽悠不成柳原前光也不能走啊。硬着头皮交涉，但大清在底线上一步不退。 能玩的，也就是玩点文字游戏了，想方设法夹带点私货罢。 ———————————————— 第四次，终于正式换约 1873年4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中国进行条约的正式换文。 柳原前光修约没搞定，碰了一鼻子灰，原稿打回。回去以后，人很郁闷，条约也被当废纸搁到阁楼上了。 将近一年。 又是忽然有一天，政府忽然决定批准条约、派人换文，急事急办。 请记住我说的这点。这件事的背景，马上会在下文谈及。 啊，做了这么多艰苦的工作，尤其是日本，不畏艰难、瞒山过海地来往奔忙，费这么大劲，终于成了。后期主要领导代表最高领导出席，也就是握手、微笑，签个字、换个文书，再吃个饭罢了，是吧？ 按现在的情形，好象是吧。 但不是。 ------------ 第三节“日使三问” 事情没那么简单。 日本人从来就不是那么简单。 副岛种臣使出阴招，竟在官方正式议题之外，派出随员柳原前光、翻译官郑永宁造访大清总理衙门。 在日本的郑姓，有什么来头？可能有人不知道。如果我提郑成功，你肯定知道。郑永宁可是郑成功兄弟的后代。当然也不是汉奸，郑成功虽然是南明赐姓封王的人，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的民族英雄，但他母亲确实是日本人，田川氏。郑成功的母亲在清兵攻灭南明政权时，自杀殉国，他的二儿子却在日本。郑永宁这家伙能量不小，我不能不多次提到它。 二人到总理衙门，无中生有地提出三项交涉事宜，清史称“三问”： 澳门还算不算是中国地盘？朝鲜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原住民杀害了琉球人民，日本要派人去追查。（一询澳门是否中国管辖，抑由大西洋主张？一询朝鲜诸凡政令，是否由朝鲜自主，中国向不过问？一询台湾生番戕害琉球人民，拟遣人赴生番处诘问。） 历史记载很简单，可背后的情节很复杂。这三问，其实大有深意，用心也可谓毒辣。 大清当时那个情况…… 副岛他们一定捏准了大清国不好回答。 但，这决不是让大清国面子上过不去那么简单。 为什么？我们结合当时的情况，分析一下： ―――――――――――――――― 第一件，澳门 中国地，谁也不敢说不是。 问题是，怎么处理葡萄牙人。 据史载，葡萄牙开始是在澳门租空地建房居住，要交租金的，“请隙地建屋，岁纳租银五百两。”后来，逐渐发展到“钉关逐役，抗不交租”，不但不交钱了，还把我们的机关办事人员给赶走了，当然赶走人也是为了不交钱。再后来，葡萄牙人还趁着英国法国侵占澳门作为据点的机会，伙同英国法国闹事。由小偷转当强盗，乱哄哄之中，也趁混水摸一把鱼，把部队开进来，建上了营房、炮台，向澳门人收起了税。这样一步一步，久而久之，竟造成“澳地关闸以内，悉被侵占”的既成事实。 对这么明目张胆的事，该管事的粤省大吏竟然“置之不问”。 不管怎么说，未经大清国允许就在澳门建兵营筑炮台，公然把地盘拿去用了，俨然主人一般。这就是现实，唯有法理上的“事实”，是连个借条都没有。 没有借条，大清国没说赠送，没说割让，当然是“主权在我”，不搞“共同开发”。 但日本人所指要害是――为什么管辖权没有了？你是收回还是就这样默认给了？ 日本人问此事，不仅面子上把大清国损得够呛，简直是戮到了大清国的心窝子上。 但事情还要仔细分析，我发现，其实这一问背后隐藏着一个“逻辑陷阱”，即故意混淆“主权”与“治权”概念，转而玩弄一个议题――“存在即等于领有”！ 而专门跟大清玩弄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表达这一主张，强加给大清一个“先入”印象：在地盘问题上，谁拿走，甚至谁占用，谁管着，就归谁，不管是什么时间怎么拿走的。 这是日本人的“逻辑”基础。这个“逻辑”在当前的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仍在在使用。 如果以这一套为铺垫，以下问题就好讨论。 ………………………………………… 对第一个问题，应该告诉日本人： 一，澳门不存在领土争议，任何国家窃取该地管辖权，都不被认可，也决定不了主权归属。 二，按道理，主权与治权一致，如有意外（被人占着啥的），哪怕税都收上了，那也是主权高于治权。除非我让与你，否则别拿“实际占有”说事。 大清实际如何回答的，没找到记载。 ―――――――――――――――― 第二件，朝鲜。 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这是中外皆知的事。 但在中国之属国问题上，有其特殊性。 特殊就特殊在，中国自古以来这一套“封贡体系”，更近似于一套“友好互惠关系”。 这个属国，不同于“领有”，也不同于近代欧州国家的殖民地。 中国在“藩属”问题上相对宽松，只要表示服从，甚至表示一下尊敬就行。除非出现挑战天朝权威、影响疆域安全稳定的情况，或应其国主请求帮助稳定局面，基本不干涉内政。 对朝鲜也是这样―― 你说是从属关系吧，中国朝廷不收税、不征粮、不殖民、不命官，领导也不去视察，两下相安无事。 要说主权独立吧，他们的国王、王妃、世子均须经大清册封，“朝鲜”国名还是朱元璋从朝鲜的请示中，拟定的三个名字中给选定的呢，还有一个象征性的不定时朝贡、晋见一下，送的东西也不多，还不如说是礼仪性的。一般情况下，拿回的（中国皇帝赐的）更多。 只是，朝鲜也仰赖中国的保护，在此之前并不与其他国家订立什么通商章程之类的东西，各国关于朝鲜的事务，一般也是与中国沟通，很大程度上需要有中国出面打交道才行。 所以，中国对藩属国的权威在于，没有中国政府的承认，你私下里定的东西，都是一个结局――扔垃圾筒，作废。 这些事实存在不止一年了，全世界都知道，离得最近的日本人当然知道。 明治政府肚子里明白，如果和朝鲜所依靠的宗主国中国缔结了对等的条约，获得与大清国同样的地位，才能在和朝鲜的交涉上取得有利的地位。 先修上栈道，再暗渡陈仓，这是日本处理与朝鲜关系的最初思路。 出于这种考虑，明治二年（1869年）阴历的十二月，政府还命令木户孝允出使中国、朝鲜，但大清这一年事情较多，随即发生了“天津教案”，法国人都把军舰开到天津了，日本人讲是由于天津的形势恶化、安全难保证而未能成行。 实际上，是即使来了，身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也没工夫接待。李大人先是被确定负责处理“教案”，还没等开始，又被派走了――陕西的回民起义了。 这事情过去没有这么久吧？日本忘性这么大？ 那日本人忽然掀起“朝鲜是否能自主”这个议题，有什么深意？ 这么问，不是装傻就是充愣，只能说明他们是故意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这段时间内，日本人有了新的想法，准备开辟什么新的途径。 一个一步到位，一劳永逸的途径。 那么，现在仅就日本人的问话本身思考，事情明摆着，日本人要针对朝鲜与中国的宗属关系这件事上干什么坏事。 ………………………………………… 确实如此。 日本人早就想吞下朝鲜了。但眼大肚子小，“牙口”也不硬，直接动武，必然要面对大清。把朝鲜一口吞下，还没那么大本事，搞不好不是崩了牙就是撑死。 那就从迫使朝鲜人订立条约、开埠经商，获得在朝鲜的驻留权，一步步来。但是一开始，又遇到了大清。 日本尝试过同朝鲜订约通商（看看日本同大清定约的过程就知道，这个尝试是怎么回事），被朝鲜拒绝了。理由嘛，恰恰是“你日本不能有天朝上邦大清的待遇”。朝鲜国王接到日本政府的信函，“礼貌”地告诉日本人：“皇”，只有天朝皇帝才能享有这个高贵称呼。而且你称我们的通商大臣为“公”，是不对的，应该称“大人”。 实际上朝鲜人比谁都知道日本人太坏，突然上门必定没安好心。不仅是历史的教训值得朝鲜警惕，而且现在有充分的资料说明，日本人当时小动作不断，正在朝鲜国内从王族到士人一直到民间，培植亲日的政治势力，分化朝鲜。 看来，不管选哪条路，首先要面对的，是朝鲜与中国的宗属关系。 绕不开，跳不过。 那，就在中朝关系上撬开一条缝。 ………………………………………… 日本正式向大清探问朝鲜自主权问题，是先看看中国的态度。 日本人想得到什么答案？如果我们循着后来的历史发展去思索，就能发现此时日本的盘算： 如果回答，朝鲜是独立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国政――那么就简单了，不用考虑大清肯不肯，朝鲜也就没法拿这条理由推托了。 这就能跳出最初的思路，顺理成章，绕过大清，直接与朝鲜接头了。 我想日本人最想听到的就是这个答案。 如果回答，朝鲜是大清属国，朝鲜的事大清说了算――那么今后日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与华定约，要求一并开放朝鲜的某些地方给日本做点买卖、办个厂？ 如果这样，就回到最初的思路上去了。 ………………………………………… 不管日本出于何种目的，要打朝鲜的主意，那是不行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应该回答：朝鲜是我的属国，我支持朝鲜发展，但是未经大清同意，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朝鲜的现状，大清也绝不允许将朝鲜问题“国际化”。 这就是划出“红线”。 但是，大清官员只说了前半句：“朝鲜虽我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 实际上，这个回答并没有对日朝关系调整给予任何的肯定或否定。说它是重申一下大清对藩属国的政策也可，对日本人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通商是小事情，如果朝鲜闹乱子，你中国管不管？这才是核心的关键。 这无法使大清与朝鲜的藩属关系有什么实质性改变。 今后，日本人的征途还很漫长。还要找出各种理由，辩明或“说服”大清认清事实，自己放弃。当然这是最好的了。再不行，就必须运用各种理由、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割断清国与朝鲜的藩属关系。 后来的甲午战争，日本恰恰是采取了这一完整的实际步骤――朝鲜“有事”，派兵干涉，逼清国退步，废除清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纳入日本保护之下，而后占领之，最后纳入日本版图。 ―――――――――――――――― 第三件，琉球――台湾。 这是第三问的两个关键词。 首先，琉球是大清属国，五百年往来不绝。 琉球在大明朝时称“琉虬”，这个名字大明洪武皇帝朱元璋册封琉球国王，一并给定的，意思是指琉球群岛风光秀美，象琉璃蛛串、又象一条小龙，跃动在东海之上。 琉球与中国的感情很深，不是以“上邦”为称的一般礼遇程度，而是称为“父母之邦”。 但1609年，琉球遭到日本萨摩藩的军事侵扰，不得已，遂岁岁向萨摩藩纳贡。柳原提出来之前，日本明治政府也已经逼迫琉球政府签了字，答应也要做日本的属国。 有人为此讥讽琉球人耍了个“两面讨好”，这纯粹是清谈之流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是弱者却不对更弱者抱同情心。要知道，萨摩藩入侵琉球这事上，大清只是借有些场合责问了日本几句，然后就没了动静，没采取丁点的武力措施（也没有民间反日游行或抵制日货什么的）。虽然算是暂时保全了琉球的独立一国地位，但琉球门前的狼却没有赶走。一个小国面对如此境况，无奈之下，出此策以自保，有何可笑？ 且琉球也曾派人进北京“上访”，恳求“父母之国”作主，干涉此事，以至面对有关部门的一再拖延，焦虑悲愤以及绝望之下，还出现了琉球使节在总理衙门前留书，挥剑自杀，以死相谏的悲剧。那是一个面临国破家亡者忧国爱国之情的最惨烈的表达方式。 他叫林世功。他留下的，是写给大清政府的《以死乞师以全臣节折》，奏折中的一字一句都饱含血泪，读来绝对令人震撼，也令人热血上涌。 再后来，琉球也一直把国家独立、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大清上，这才有即使是被日本实质霸占之后，还克服困难、冲破阻拦，咬牙坚持向大清进贡，以示藩属关系不断绝。 这一切，在大清的历史上，仍只洋洋自得地简单记录一句，什么“咸丰某年，琉球来贡”，“光绪某年，琉球来贡”，却不见有任何实质性的回馈，几乎不曾有任何担负道义的行动。 多年。对，是多年。 直到琉球从大清的记录中消失。 ………………………………………… 其次，关于日本人所称“琉球渔民”被杀一事，日史称“牡丹社事件”。 我不知道日本人的语境中哪来那么多事件、事变，好象日本人到哪儿，哪儿有事件、事变。反正日本人一出现，大多没好事。 这次也是这样。 日本史煞有介事所称的“牡丹社事件”，用更科学的词语表述，其实应称为“台湾生番杀害琉球贡民案件”，而实情则是1871年，有一艘琉球贡船漂流到台湾东南部八瑶湾中，和台湾土著人发生冲突，部分贡民不幸被土著杀害的事。 日本人是如何偷天换日的呢？ 我找到的最为详细的记载是： 1871年12月，由宫古岛和八重山岛各两艘船组成的两组进贡船（实际上是朝贡贸易，重点还在于贸易），先后从琉球向中国进发，途中两组人员全都在台湾海峡遇险。 宫古岛民的进贡船，于11月30日离开那霸港，遇暴风后在海上漂流，一艘返回，另一艘遭遇更大厄运，于12月18日漂泊到台湾西南海岸的牡丹社（社是排湾族基层社会组织）八遥湾。这艘船上共有乘员69名，其中有3名在海中遇难，其余66名登陆上岸。但是，其中的54名不幸被排湾族原住民杀害。也有说是起初与土著相处一段时间，因语言不通，贡船人员谋划出逃，反而引起土著猜忌，以致被杀，对此情节我不大相信。土著部落保留着原始的习俗，所谓“未开化”状态，向来以外来人员为敌。 电影《赛德克?巴莱》中，也揭示那时的土著部落仍然存在“出草”（猎取人的头颅，作为一种文化信仰的仪式）这种原始的陋习，以此来看，贡船乘员被不问缘由、袭击杀害，当是实情。 所幸，逃出来的12名乘员在凤山县受到清政府官兵的保护。 八重山岛也派出两艘进贡船，于12月11日从那霸启航。由于遇上飓风，在海上漂泊，一艘下落不明，另一艘于12月23日漂泊到台湾，相对幸运的是，46名乘员也受到了凤山县官兵的保护，只有1名病亡。 1872年2月，两批难民共57名，被护送到设在福州的琉球馆，于当年的7月返回那霸。 无辜岛民被杀害，确实是一场不幸的惨剧，贡民进贡贸易，大清朝应有保护义务。清朝台湾官员措施相对得当，虽没有进一步追查土著部落人员（在那种状态下估计也无从查起），但也未造成日本和琉球两国间的更大风波。 不管怎么讲，这一切，本来就和日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如果日本人硬要往自己身上拉，那就不是一般的事情了，日本人说是事件，那就是真要挑起“事件”了。 ………………………………………… 第三，基于以上事实判断，日本人讲：台湾人杀害了琉球人，我们日本人要兴师问罪。这句话实在是“一石两鸟”――既要对台湾挑事，又要对琉球动手。 日本人自己设定的出发点（也是日本人结论成立的逻辑前提）是：琉球属于日本，而台湾不属于中国（至少生番部分不是）。 因此，攻破日本人的“矛盾”，就是抓住一个要害――“琉球不属于日本，但台湾属于大清”，抽掉其逻辑基础。 没有这点，日本人的观点就全部崩塌。 总之，作为大清朝，千万不能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陪着日本人“搅和”台湾生番问题。 一旦退回一步，只是明确生番之地属于中国主权范围――那就请吧，来讨论如何惩治生番、赔偿“琉球渔民”的事。可能的话还要割点地（最好把台湾奉送），否则，就还请约束好台湾居民，确保不要威胁日本的安全。 于是，我们将发现，不管往下如何讨论，都是悲剧的。 那等于告诉日本人，我们承认了你们为琉球人出头的权力――也就等于否认了中国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 从此，我们将看到日本人随便怎么着以什么方式贴心地“保护”琉球，包括做琉球的宗主国，也包括直接把琉球纳入版图。 如果申明“台湾生番不属我管”（哪怕是流露出一点），那往下同样是悲剧的。 ――好，日本人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日本将这两个问题拴在一起，方法简单而又机巧。重心还在琉球上面，以琉球为因由扯出台湾问题，正好将矛盾转移到台湾上，使大清难以两顾，同时以台湾问题处理为掩护，达成对琉球的目的。 厉害吧？里面很复杂。我是从以后的历史史实印证之后，反思梳理，看出来的这么一点道道。 这么复杂的逻辑，日本人都想得出，设置成陷阱，脑子够精。 ………………………………………… 对待第三个问题，应该直接回答――“都是我们家的事，关你鸟事！”到此完结，也就完了。 不错。接待日本人来访的是一名借调（或临时帮助工作）的外交官员――总理衙门行走毛昶熙（行走，清朝不设专职的官员或不专任的官员。老毛是吏部尚书，管干部的，来这名为加强领导力量，充其量是临时“客串”的。力量不足找人“客串”，也可以看出大清对“外交部”是多么不当回事）。老毛一开始说的还是在道上的，不管日本人如何强调“琉球是日本属土”，毛坚称“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都是我们大清的自己人，关你何事？ 很硬气，很直接，很干脆。 可惜，只是一开始还在道上。 日本人捏准了中国人。当日本人见“把琉球人当日本人”现时不被承认，便退一步，拿出所谓证据，硬说死者中确有四名真正的日本人――是小田县渔民。 这下子，打乱了毛大人的思路。 这小田县渔民是咋回事？历史记载确有其事――也漂到台湾，死倒是没死，据后来的记载看，日本人又改口说是被人扒了衣服、抢了铺盖之类。但无论怎样，那也是1872年4月的事，与琉球贡民时间相差甚远，出发地点也距离很远。 所以，“小田县民”跟“琉球渔民”唯一的关联，也就是都漂到了台湾。 可惜，毛昶熙没有抓住这个“关节”，予以查实，或针对性的应对。 反而如我们担心的――接下来，就陷入了掰扯“台湾生番”问题的陷阱。 毛昶熙开始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反驳。 当柳原前光威胁说“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民”时，毛大人对这种不讲逻辑、不讲道理、掺水比较严重的话语不加揭露，最后竟然说出“生番系化外之民，伐与不伐，贵国当裁之”这样的昏话。 柳原成功地将辨论的“攻防”推进到了台湾上。 ………………………………………… 不过，先别忙着骂毛大人。 我始终怀疑这些记录，因为大清再不济，也不至于会有这样不堪的吏部尚书吧？ 这次谈话没有什么详细的原始记录。骂毛大人的，是因为多数历史这么记载，而多数书上这么记载，又多因为日本人是这么说的。 也就是说，这个结论是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而反推出来的。 这就需要怀疑了。日本人的说法就可靠吗？ 完全不可靠。 实际上，这句话，是对毛昶熙话语的别有用心的断章取义、着力剪裁。 查询资料，在有的记载中我看到了毛昶熙的话还有半句。 完整的表述是“生番系化外之民，皆政教所不及，譬如日本之虾夷（北海道），美国之红番（印第安人），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时所有。” 我对以上记录感到还比较可信。 从回答看，毛昶熙虽然“客串”外交，应该还是了解世界情况的。所以他的话，不但看不出“理屈词穷”的样子，反而还有针锋相对、有守有攻的景象： 各国时常有未接受教化的人，这并不稀罕。洋大人美国领土上还有不服从政府领导的民族呢。你不服，问问他们去呀。 你还不服，你日本也不打招呼占领了虾夷（后来的北海道），虾夷人（阿伊努族）乐不乐意接受被大和族统治还不一定呢。 这不是击中了日本人的“短”了吗？ 如此回答，唯一“不搭调”的是，毛大人可能不知道，美国人对印第安人，日本人对阿伊努人，可不象中国对台湾土著那么和善。不信你查查美国的印第安人、日本的阿伊努人现在还有多少，当年是怎么回事。 其实不管怎么回答，都不是关健。 关键是，经过这段争论，到此为止，日本人已经成功地将矛盾焦点钉在了台湾土著身上。 而细想一下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生番是否属大清的问题上，日本人硬是拿“化外”等同“治外”，又进行了一次纯粹的偷换概念！ 反过来理解，日本人的谬论就很好认清―― 好比说，阿伊努人不讲日本的鸟语，北海道是不是就不能算日本的？ 如果按文化来算，你日本人用汉字，那你日本是否可以算是在中国治内？ ………………………………………… 面对柳原的威胁，毛永熙首先说的是“生番固我化外民”，还是认定生番是我人民。而“伐与不伐，亦惟贵国所命，贵国自裁之”，我倒觉得，应该公正一点，考虑毛尚书讲此话的前提，并考虑一下当时的情节、语境。试想针对柳原的无理要胁，这样的回答反而是有几分底气，有几分严正警告的味――你说伐就伐？伐伐试试！ 我完全可以告诉你毛大人这话背后的“底气”：第一，我大清不是好惹的。第二，生番也不是好惹的。美国人也曾发生过商船被劫船员被杀案件，美国人私自派了两船人枪去，都没把台湾生番怎么的。英国法国人也去那块土地上试过，损兵折将，再也不试了。你小日本还想捅捅“马蜂窝”吗？ 实事上，下来我们会看到，日本人也是很忌惮那些土著的。 ………………………………………… 以上只是柳原私下拜会毛昶熙的非正式会谈。 至于柳原前光在正式场合提出的：“贵国台湾之地……贵国所施治者仅及该岛之半，其东部土番之地，贵国全未行使政权，番人仍保持独立状态。”还是回到玩弄“治权”与“主权”的那一套歪歪理上去了。 世上根本就没有那么个道理。 要说大清自从攻克台湾，确实并没有十分重视，虽然设了台湾府，但仅满足于在汉人开发过的地方设立治所，对土人部落所在的地方，采取了不干涉的自治政策，这倒是实情。但自治也是治，也不能因此而说“贵国台湾之地”仅及施治的半个岛吧？ 这又是一次混淆“主权”与“治权”的狡辩！ 从始至终的过程，日本人就是抓住将“化外”等同于“治外”，“治外”等同于“属外”，即使不能说台湾“不归大清”，但也咬定台湾并“不全属”大清所有。 实际上，祸之根源不在外交，而在于大清朝廷施政上。 我们得承认，由于清朝的目光短浅，政府的懒政，才有对生番的“教化不及”，实际还有律令不及，否则就不会屡屡出现杀害其它国人员和琉球贡民的悲剧，也不会惹来这场风波。 但也有一点，“教化”说着容易，做着难。改变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尚有难度，在文化上改变、改造一个民族，岂是件容易的事？民族文化交流乃至同化、融合现象确实存在，但如果不采取武力征服或胁迫手段，作为一个民族自愿的选择，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决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完成的。 所以各国对内部的民族，一般能形成有效的管理，就已经不错了。难道都要象大和族对待阿伊努人、美国白人对待印地安人一样，灭绝式地“同化”吗？ 况且在世界多样的发展中，不承认各种文明形态，以某种文化和行为标准去定义野蛮和文明是荒谬的事，甚至这本身就是一种野蛮行为。 华夏都已经进入帝王时代了，欧洲人还在住山洞、裹兽皮，近代西方文明人愣说我中华五千年文明为“野蛮”，清教徒向印第安人学会了种植玉米、土豆，才在美洲活下来，却反过头称印第安人为“野蛮”，小日本一旦学习了点西方文化，也反过来称大清为“野蛮”，还都说得理直气壮。这不都是扯淡吗？ 这个世界有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冲击与征服，但也有所谓文明国家以比所谓“野蛮民族”更粗暴更野蛮的手段去杀戮“野蛮人”。这才是真相。 所以，与日本人讨论“化外”、“化内”，是一件相当没有意义的事情。 …………………………………………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总结：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下，大清官员以谈话的层次来交涉，对应的是日本人以交涉的层次来谈话。 在这场小型“辩论”中，不管毛大人回答如何有理，也改变不了日本人的认识了。 坏就坏在大清在对日交涉上应对不清、不准、不狠，仿费理亏的是我们。 更坏的是坏在大清陷入了“台湾生番”问题，而舍弃了琉球这一重要议题。 这下可让日本人拿到了话柄。 日本再次成功地将矛盾焦点从琉球地位直接转移到了台湾地位的争议上。 而且，还为以后的行动打下了“楔子”。 ―――――――――――――――― 这就是所谓的“日使三问”。 这“三问”透露出什么信息？背后到底还隐藏什么？ 面对咄咄逼人的“三问”，当时大清官员该问问日本人，至少也要在心里问问自己，这种试探，是何居心？ 事实是，对占有琉球、台湾、朝鲜，日本政府不仅有想法，还有决心、有行动，一切工作正在准备之中。 副岛种臣作为全权大使，就是要在订立清日条约的同时，还要为解决琉球、台湾和朝鲜问题“探路”、“垫石”。 至少也是一种“吹风”、放话。 这还不算，在日本拿来交换的条约上，盖的是太政大臣的官印，而没用“天皇御玺”，或按日本惯例盖上刻有“大日本国玺”印章。（“其上谕内仅盖用太政官印，未用国玺。”） 李鸿章大人明白此事不恰当，再次与日本人交涉，任凭日本人再三狡辩，就是不接收这份文本。直至小日本道歉，并答应回去重换文本，再递交给大清。 日本人到底又是什么意思？ 鉴于日本人极会算计，不可能随便出现这种粗心大意的事，这里必定有蹊跷。 还得找。我翻了很多史料，去探究这件事。 自庆应四年一月十五日，即1868年2月8日，日本已经以日本国天皇的名义通知西洋各国使节，声明内外政事将由天皇亲裁，以前的条约中皆用大君――就是将军――之名称，今后更换成天皇的称谓。国书末尾盖的是“大日本国玺”的大印。 那么，与大清国打交道，竟以太政大臣名义，是为何？ 是毫不讲外交礼数，直接对大清进行羞辱吗？应该不是。 从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埋“地雷”来看，是否还有其他阴谋？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日本违背自己定下的规矩，等于还是递给大清一份非正式文件。 或许是为了还留着他们的最高领导――天皇一张“王牌”不打，以为今后的不法行为开脱？还是方便了在必要时撕毁这份本来就没有实现其目标的文书？ 后面的事告诉我，这个答案是基本上对的。 ………………………………………… 得寸进尺。毫无脸面的得寸进尺！ 让他到屋檐下避雨，他就要进屋，还要上炕！ 太坏了。简直坏透了。 办一件国书，竟还夹杂这么多阴谋。机械百端、穷其狡计。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处处设套。 ------------ 第四节日本早已定下征讨台湾决定 有个时间上的细节需要注意——“琉球贡民”遇害，发生在中日换约一年多以前。 有意思的是，强要出头的日本当时并不知道此事。 直到1872年5月，本来“事件”已经平息，获救的琉球贡民即将踏上回国旅程。 恰在此时，柳原前光出使大清。 我说过，日本人一出现，案件就真成“事件”了。 要求修改条约未成，正愁回去无法“交差”呢，怎么也得弄点有价值的东西回去啊，就在京城到处转悠。我可没说他是瞎转悠，人家专往衙门和官员那里跑。不知怎么，从清政府邸报中获得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柳原“偷得”这一情况，如获至宝：修约没弄成，拿它回去也好“讨赏”。当即就把它作为“功劳”一件，报告了日本政府。 果然是实实在在的功劳一件。 ———————————————— 征台的“鼓噪” 因日本早已内部决定将琉球的5个岛屿划归鹿儿岛管辖，日本统治者及鹿儿岛士族闻讯，就如丧考妣，大肆鼓噪——“征台”。 对旧武士出身的人来讲，打仗就是发财。而对于新政府的新贵们来讲，这可是建功立业、成名立万的大好机会！ 首先是地方官员很好的表现了尽职任事的精神。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带头要求政府出兵“问罪”。胡说什么残杀琉球藩民的“残暴恶行，刻不能容”，末了还锐身自任“伏愿仰仗皇威，兴问罪之师，发兵征剿”，“故谨欲借军船，直指彼巢窟，灭其巨魁，上张皇威于海外，下慰岛民冤魂于九泉”。 官冕堂皇，主要还是“上张皇威”吧。 军方自然是闻风而动。还是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官的陆军少佐桦山资纪（这可是日本的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我们也不断看到他的名字。别忘了此时他还是个小官，即使是放在也许在还没有几万人马的日本军队里，那也不算个大官），与鹿儿岛地方官相唱和，在上司——熊本镇台司令官出差的情况下，赶到东京越级直接向陆军省提出倡议，向陆军少辅西乡从道建议向台湾派遣“生蕃探险队”（生蕃，古书有这么记载），还多次会见西乡隆盛，上陈自己的意见。 一个怎么说也是下级军官的桦山，做出这样的举动，可见日本军人是多么的急切。 政府大员们也激动起来了。不久前还高唱“内治优先”、反对西乡隆盛“征韩论”，争得“头破血流”，直接把西乡挤回家呆起来了的对朝“缓征派”大久保利通，在“征台”上突然成了“急征派”，亲自制订《处理台湾蕃地要略》，迅速呈到了天皇案头。 大久保主张：“台湾生蕃部落，为清政所不及之地。……我藩属琉球人民曾遭杀害，为之复仇，乃为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 看来经过日本政府平时注意这方面教育，“扩张”在基层和民间有深厚的基础。政府未动，民间先吆喝起来。 这一套，与以后的日本历次出兵如出一辙。 此时的日本，举国上下，显露出一片腾腾杀气！ 跟打了鸡血一样的日本政府，兴奋得哆索了很多天，突然想起一件事——与大清交涉前，还缺乏的关键一件事。 就是——自己对琉球的管辖权问题，还没有实际确立呢。 ———————————————— 匆忙制造“口实” 别看鹿儿岛县的“土豪”们都以替琉球出头为己任，实际情况呢？ 前边说过，琉球有5个岛划给了日本鹿儿岛县，仅引而已。而对于琉球…… 有个日本政府自身的情况可以证明：一年前的7月12日，还是萨摩藩的鹿儿岛向新政府递交的对琉关系调查报告，明确承认：“明洪武五年、我应安五年（1372）年，该国服从于彼（大明），接受王号，衣冦等变为明制，且改国号为琉球，但亦未与我中断。”此处基本属于事实，琉球就是接受大明的册封，后来是接受大清的册封。唯一不实的是，日本所自称“亦未与我中断”，那绝不是“自上古属日本”之事，而不过是琉球与日本的贸易往来、礼仪互访罢了。 即使不得不老实地承认这个前提，调查报告中还是胡说了一通“嘉吉元年，九代国王受领将军恩赏，再加封琉球国”，“庆长降服以来，鹿儿岛公开派遣士官从事政务”等瞎编乱造的谎话。 谎话次数说多了，就连自己都当真了。 还有一个日本的“自证”——不远，仅仅就几天前，1872年5月3日，时任大藏大辅的井上馨刚向政府提交一份建议，说到琉球的现状，只是“庆长年间，岛津家久征讨琉球，擒获中山王尚宁，使之服从皇国以来，该国被视为萨摩藩附庸，延至今日。”岛津侵略琉球，这是事实，但注意接下来的建议：“现今百度维新，终究不可置之不理……宜速收其版籍，明确归我所辖，扶正制度，使之国郡设置、租税调贡，悉如内地一轨，一视同仁，以洽浃皇化。” 这个建议非常有意思了，什么是收其版籍？就是准备收取琉球国土户籍，将其纳入日本版图，与本国各藩一样对待，撤藩置县，实施直接统治。 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日本人“哈喇子”流好长、谋划吞并琉球，搞了一些入侵性的动作，但纳入版图、置于治下的一切还在会前讨论酝酿阶段，连个正儿八经的会议都没开，更别提做出实质性的变动了。 日本政府总算想起来了。可是，这下子事情紧急起来了，来得及吗？ 俗语说：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啊。 但是，日本人使我们相信了，准备不足，也可以现场准备。 日本人可不会轻言放弃。我确认日本人的头脑中，只要有思想准备，哪怕是空想妄想，也叫准备。日本人更不会坐等一切条件具备，而是拿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干的精神，缺什么补什么也行。 一旦出现机会，日本人加速行动，三步并作两步，什么礼节程序、开会研究研究，该省的都省了。 使琉人遇难事件变成日本的内政问题，先得使琉球国人民变成日本藩民，而变琉球国民为日本藩民，首先得确立日本对琉球的管辖权。 于是日本匆忙动手了。 9月14日，琉球王子尚健率使者抵达东京，谒见天皇，代表国王庆贺明治新政的时候，天皇亲切地告诉使者：他已册封琉球国王，“升其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 把一国之国王“升”为藩王，亏日本人能想得出！ 10月，又派人向琉球国王传达“琉球事务，归内务省管辖”，对内，再把琉球王国与欧美各国缔结的等约和今后的外交事务转归外务省管辖。 “琉球藩”名义上已经有了，管辖权也明确了，就这样单方面定了。 好了，可以向大清兴师问罪了。 这也是日本此后常耍的一招。自这个先例开始，到对朝鲜，直至对今日的钓鱼岛，几乎全是“单方面改变现状”，再理直气壮地迫使别人承认。 但是真正据琉球为己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定的事，别人得承认和认可才行啊。 那好，下一步，就是割断琉球与中国的关系了。 这一步，等台湾事情搞定，也就成定局。 ——*——*——*——*——*—— 先制造“琉球为日本一藩”的单方主张，以借“琉球难民事件”向大清发难，交涉台湾原部落处理问题，发兵侵台，再以侵台行动的成果（不管台湾事情成功不成功），谋取达成琉球的实质占有（这个必须成功，必定成功）。于是，琉球真的是日本一藩。 真是“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我才发现”：这种转一个大圈子的“逻辑”，只有日本人能想得到、做得出。 ———————————————— 名为换约，实为寻衅 当然，作为“进两步，退一步”渐进战略的要害，还在真正踏上台湾。 其实，日本政府叫了半天，台湾什么样，政府官员还没个概念呢。估计更不知道郑成功、史琅的事。 日本政府的一些主意，还是从一个日籍、法裔、美国兵痞，“三姓家奴”李仙得（清史所载有时为李让礼，李鸿章文中有时称李仙得，有时称李让礼）那里征询到的。 查查历史，这家伙还真是个比较能混的人。 李仙得，1830年生于法国，后加入美国籍，参加过南北战争，1866年混了个厦门领事干。由于处理前边所提到的美国商船船员漂泊到台湾、惨遭杀害的案件，派兵去没拿下来，李仙得凭着一股子冲劲，又跑去了。除了与岛民有过接触，成功定了个盟约，他还调查过岛上的情况，绘有台湾的详细地图、海图，并拍摄了详细的照片。 盟约倒不是最珍贵的，这些地图、海图和照片倒是珍宝，李仙得打算报告本国政府以求晋升。可见，从一开始，李仙得目的就相当不纯。回国途中路经日本，不知怎么着被介绍给了副岛外务卿，然后又被聘为外务省顾问，就此居停日本，并加入日本国籍。 一个丢了职务、到处晃荡的破落户一样的人，就这么成了日本顾问。聘他的关键，也就是李仙得的这点“台湾游”经历有了巨大的用武之地。 他接受副岛的请求，介绍了有关台湾的情况。此后，他这个外交顾问便俨然成了台湾问题的“专职顾问”，为日本政府考察台湾的形势和日本应采取的政策提供咨询。 梳理一下，前前后后，李顾问所提供的建议有：台湾“形势如同未垦之地，日益空旷，无论哪国公民都易于移殖”——好象台湾是无主之地；日本政府“既不欲西人在我近处殖民，故若支那政府不喜领有此地，则与其落入西人之手，还不如由我国（日本）占领此地”——谁占了归谁；英俄两国正围绕着“东方问题”（围绕土耳其的国际关系）处于对立之中，正是打入台湾的有利时机——好象这块只有英俄值得一提，主人中国都不算。 如果说李顾问这些建议是对美国政府说的，还差强人意。我看完全是把准备好回国“讨封赏”的报告，转卖给了日本政府。 李顾问上来就一通半胡说、半强词，再夹些日本人似懂非懂的国际局势，云山雾罩把日本人弄晕了，然后，用一个“强权政治”兜底——有它，一切都是真的！然后，收功。 日本人顿感“天光大亮”，两眼放光！ ——你扯那么多干嘛，直接说“抢”不就简单明了了吗？ 当然，李仙得未忘劝日本：务必弄清清政府与台湾土著居民居住地区有什么样的关系。 ——*——*——*——*——*—— 得到这些情报信息就够了。 以前还不怎么了解台湾的副岛，此时已对向台湾出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对，应该是升腾起了强烈的欲望。 当然，他还记得自己是个外交官，外交人员还得干外交的事。 他的部下、外务少丞郑永宁（这家伙升官了）写的《副岛大使适清概略》记载了副岛为台湾事件（又是个事件）而开展的“外交活动”： 日本陆海军群情振奋，甚至有准备“不待朝命，自谋讨伐生蕃者”。 副岛忧之，亲自劝说：种臣非常佩服大家的忠君爱国精神。但若不名正言顺地进行讨伐，那就跟强盗没什么区别了。大家更不要暴虎冯河（成语学得不错），莽撞行事。有三件事是我担心的，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是不止日本，各国窥伺台湾不是一天了；二是清政府一直说台湾全部是自己的领土；三是岛上的原住民部落也不好惹，是吧？好啦，我作为外交大臣，先把这三件事搞定，然后大家就可以发挥作用，把台湾拿下来，使它永远当咱日本的南大门！（乃劝谕曰：壮志义气，无非为我君。然若不名正言顺进行征伐，则等同寇耳，幸勿暴虎冯河。种臣谋之，有虑者有三：外国窥视台湾久矣，一也；清政府仅治其半，而自谓全有，二也；生蕃野性好胜，视死如归，乃其三也。种臣愿借外务之权除此三虑，而后专恃诸君之力，取此地为我有，永镇皇国之南门。） 这说明，副岛正是为这“所忧虑的三点”，决定亲赴清朝，打开解决这一事件的缺口。 这就是副岛所想的日本外交的事。 于是他上书天皇，强调：“欲使外人觊觎台湾者不敢阻我王事，使清人甘让生蕃之地，辟土地获民心，非臣力之，恐难成功。”并“请准余亲自赴清，借换约（批准互换《中日修好条规》）之名以入北京，游说各国公使，绝其娼疾。借与清政府讨论谒见皇帝之事（指借批准换约而建立邦交之机，谒见皇帝，面呈国书，祝贺同治皇帝完婚和亲政），告以讨伐生蕃之由，正我疆界而开拓半岛。” ——*——*——*——*——*——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副岛到大清来谈判、换约，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探听大清口风、找到寻衅台湾的借口，才是真正的目的之一（“三问”之一的内容）。 至于条约，那是随时可撕毁的废纸。 所以，前边已经讲过的日本与大清反复纠缠、死缠烂打，再三要求修改的条约，本来因一直得不到列强一样的待遇，而被政府拖延搁置，眼看就落满灰尘了，到了1873年3月，拿出来扫扫、吹打吹打，忽然获得政府痛快地批准，并派出庞大的使节团来华互换批准书了。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就在这儿——副岛来华“换约”是一种谋略，是为了发动侵台战争而投下一颗探路石。 “换约”纯粹是个由头，而“三问”，才是实质性工作。 ——*——*——*——*——*—— 日本政府特命全权大使——肩负光荣使命的副岛外务卿启程赴华了。 一路上，春风那个吹。意气风发、趾高气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郑永宁记下了：3月18日，途经佐田岬时，副岛特意赋“打油诗”一首，充分展示自己的抱负，其中自感最为得意的一句“保护海南建新藩”——实指要“在台湾建藩”。19日，副岛到鹿儿岛会见正在休假（实际上是长期休假，俗一点说叫在家呆着了）的参议、陆军元帅西乡隆盛，共同研究了如何在台湾建藩的问题。 20日，从鹿儿岛经由长崎出发，先至上海，然后一路考察大清沿海“风光”，于4月19日，到达天津，开始与钦差全权大臣李鸿章进行会谈。 在此之前，1872年11月，那个无比积极的桦山少佐，已如愿讨得一份“差事”，带人赴台湾，展开实地调察——也就是侦察了。 还未与大清交涉，日本侵台早已进入实质性准备。 ——*——*——*——*——*—— 值得一提的是，天皇睦仁在策划对清交涉和入侵台湾中，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好勇斗狠”。 副岛赴华前，天皇特别授意：“台湾岛生番数次（到睦仁嘴里又成了数次）屠杀我国人民，若弃之不问，后患何极。今委你全权，前往伸理，以副朕之保民之意。” 既而又下达《敕语》，称：“清国政府若以政权之不及，不以其为所属之地，不接受这一谈判时，则当任从朕作处置。清国政府若以台湾全岛为其属地，左右推脱其事，不接受有关谈判时，应辩明清国政府失政情况，且论责生番无道暴逆之罪，如其不服，此后处置则当依任朕意。” 从这个敕语中，可以看出明治与大臣可谓声气相通，把握住了这次关于台湾交涉的关键：清政府若不认为台湾为中国之地，则“日本必占”。若说全岛归中国所有，却又不肯惩治生番，那“日本必战”。 不管大清怎么说，都要“依任朕意”啦！ 谁说日本的天皇都做不了主？！ 端的是十分霸道。 简直是霸气侧漏！ 这种专横暴虐的话语中，哪里能看出还有半点日清修好的善意。 ------------ 第五节日本魔爪第一次伸向台湾 中日定约，最大的收获不是条约，而是，日本人找到了想要的答案。 “询以三事”，问过了，就算通知了。回答了，就是答应了。 这就是日本人的想法。 就象某部电影里讲的：记者采访，你不能开口，你只要开口说一句话，记者就能报道出一百句。 日本的外交水平，与当今小报记者采访报道并无二致。 对照两国“友好”的历史记载，就会发现常有出入，始终是分歧多，矛盾多。一个事，从日本人嘴里出来总是另一个味儿，别人溜光顺滑的话语，日本人都能找到“把儿”来。更何况在台湾居民的问题上，大清总署官员的回答本身就有点问题。日本人可不管是什么非正式的谈话，别说是个官员，估计随便个大清老百姓，日本都会指认他说话算数！ 只要是日本需要的话。 你看：副岛种臣的报告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清朝大臣答称：“土蕃之地，为政教禁令所不及，为化外之民”，彼此再无异词，顺利结束。 这不是曲意删节的精简版，又是什么？ 至于日本人扬言“惩治生番”的事，却不是说着玩的。 ———————————————— 日本人动手了 机会来了。 日本玩起了以后常用的“阴阳两手”——1874年（同治十三年三月），兵船至厦门（那里有日本的领事馆），做出不依不饶的样子，向大清有关部门催问对台湾人杀害琉球人事情的处理。 几乎同时，那边已经准备派兵登陆台湾了。 清政府十分诧异——日本人好像是要玩真的啊。 然后地方政府开始开始磨磨唧唧地上报，报告还在路上，台湾已经战火连天了。 日本人压根就没等要到什么答复，也没准备非要什么答复。外交行动，无非是为军事行动打掩护、立幌子。 而且，日本人也根本没有将什么中日首次订约——《大清国大日本修好条规》当作不可逾越的准则。 可惜了那些华丽煽情的空洞文字，象什么“此后大清国、大日本弥敦和谊，应与天壤共无穷”这样诗一般的山盟海誓，都堪比“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了，转眼就被抛开了；什么“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的信誓旦旦，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也没有给日本人带来任何的心理负担。 真是变脸比翻书还快，撕书比变脸还快。 时间往前回翻一下。 1874年4月，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大隈重信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长官”，李仙得为“台湾蕃地事务局二等出仕”，陆军少将谷干城和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台湾蕃地事务参军”。 还没上台湾岛呢，就当成自己家了，连都督、长官、参军都任命了，弄得此行好象是集体走马上任。 此外，还任命海军省聘用的美国海军少将日格塞尔和陆军省聘用的美国人华森、英国人布郎为随员。 一时间，政、军机关俱全，组织已经成立。加上“外援”，远征台湾的阵容相当齐整。 唯一差劲的就是海军家当不行。 为了运送军队，日本租借了英国轮船“约克夏”号和美国轮船“纽约”号。 因为租借轮船的事，走漏了消息。 日本人说的时候记得，干的时候忘了：不止一个国家觊觎台湾。 日本人没有想到的是：也不止一个国家希望东北亚形势平稳，保持目前的格局，不要改变现状、打破平衡。 破坏了目前安定团结发大财的局面，就是给大家添麻烦，就是跟大家过不去。 英国公使威妥玛最早获得这个消息，迅速向李鸿章通报情况。 李鸿章先是接到英国公使的报告，跟着又听说日本兵舰到厦门施压，扬言进军台湾，仔细思量确认属实，立即致书总署，称：各国举兵，必先有文函知会，说明为什么起兵。台湾原住民一切事项，先前并未进行正式协商，岂能突然诉诸武力？（“各国兴兵，必先有文函知会，因何起衅。台湾生番一节，并未先行商办，岂得遽尔称兵？”） 李鸿章只所以诧异，还是把《万国公法》太当回事，以为大家都得照这个做（人家日本人却不见得当回事）。还在教导总理衙门，按照《万国公法》的规范，与日本进行严正交涉，并请英美各国出面调停，以期制止日本人的不法行为。 针对美国人参与领导日本陆军、海军，参与攻台，李鸿章再次致电总署，讲：如果这事属实的话，不光是日本人悖义失好，就是美国人帮助带兵，雇商船装载兵员装备，也属于违背《万国公法》。既然美国答应帮助我们调处，就先请美国公使按照公法，撤回李让礼等，严禁商船帮助日本运兵。 大清总理衙门依计向各国进行交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美国人答应严禁美籍军人参与，还真是说到做到，逮个机会扣押了李仙得。但对商船，美国人称因为法律原因，没有办法，不能完全禁止。 这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至少，大清有了一定时间的反应和准备。 ———————————————— “西乡暴走”？ 因行事不机密，走漏风声，惹来国际上的压力，使日本一时很被动，也犹豫了一下，内阁甚至都有了暂缓进军的考虑。 4月9日，西乡都督率军舰“日进”号和“孟春”号从东京品川湾出发，开赴长崎。在那儿准备停当，就等着开拔了。 政府（西乡认为是个别人）突然命令西乡：原地待命。 这个180度的弯子，西乡的大脑袋一时转不过来。 干粮都备好了，待啥命啊？停了，我这个官还当不当啊？ 西乡“都督”无比威严地决定，不听他们的，先走再说！ 5月2日，西乡令军舰“日进”号、“孟春”号和运输船“明光”号、“三邦”号共4艘船只起航。 日本共派遣士兵3658人。 这些不全是正规军队。内里包含着民间代表：西乡隆盛为弟弟募集了295人，称萨摩藩征集队，熊本也凑起了51人的义勇兵，加入了出征队伍。 征集队这帮人，基本上是因追随西乡隆盛鼓吹“征韩论”，被打击后又追随西乡辞职回家待着的警视厅官员和巡警，义勇兵则是旧武士出身的士族，素来以打仗为职业。一句话，全都是亡命徒充任急先锋。 这就是日本政府所称的，海军擅自决定，西乡也拒不受政府之命，带着这群暴徒，直奔台湾，来了个“西乡暴走”行动。 6月3日，在台湾西海岸登陆。时间上看，海上征途相当艰难。 窜上岸的倭寇立刻凶相毕露。 清史记载：日本人分两队，一支是兵舰，载兵近两千人，分三路窜犯。上岸就直接展开，烧杀抢掠。虽然牡丹、高士佛、加芝来、竹仔等各社原住民与日军英勇战斗，但伤亡严重，各社村寨全部被焚毁。等日军占据牡丹社之后，跟着第二批兵舰，除了带兵增援，还带了部分女人，带着吃饭的家伙事，还带着农具、种子，及各种花果草木，在龟潭、后湾那里盖起房子还种上地了。 不错，别看一字之差，“蕃地事务官”要搞的就是变“蕃地”为“藩地”，殖民台湾，建设台湾藩地的事儿。 ———————————————— 沈葆桢兵逼日军 日军窜犯台湾时，厦门的日本兵船还未离开。 大清国扎扎实实地上了日本人一回当。 日军烧杀抢掠都快一个月了，南洋大臣沈葆桢、福建布政使潘霨，才率人到达台湾。不是上来就打仗，是处理纠纷的样子。 潘霨与台湾兵备道夏献纶一起，找到“台湾藩地事务官”西乡从道，与日本人先打了一番嘴官司。[《清史稿志邦交日本》] 大体是—— 我方先申明：台湾属于中国二百余年了（自康熙收复台湾起，前边还没算），一切当然归我们管。如果杀人，我们自会按法律严惩，也用不着你们劳师动众破费银两来管。（“生番土地隶中国者二百馀年，杀人者死，律有明条，虽生番岂能轻纵。然此中国分内应办之事，不当转烦他国劳师糜饷。乃闻贵中将忽然以船载兵，由不通商之琅軿登岸。台民惶恐，谓不知开罪何端，使贵国置和约于不顾？”） 意思是这个意思，当然外交上嘛，话语比这个婉转一些，柔中带刚。以下也是。 日称：台湾人杀了琉球的人，我们得管。（这里没敢明说琉球是日本的。） 答：我们也是刚刚从你们的公文得知，你们来这的意思。琉球虽然弱小，作为一国，人家自己也能而且也有渠道找我们说理。你们就算是怜恤邻国，也可以给我们总理衙门发个函啊。为些陈年旧事，过去你们不说，现在又等不及了。现在牡丹社被毁了，还烧了其他一些村寨，要知道被波及的卑南社，头领就曾救过你们的难民佐藤利八一些人的啊。（“无论琉球虽弱，侭可自鸣不平。即贵国专意恤邻，亦何妨照会总理衙门商办。今牡丹社已残毁矣，而又波及于无辜之高士佛等社。卑南社救贵国难民佐藤利八者也。以德为怨，想贵中将必不其然。”） 日又称：佐藤利八至卑南番地亦被劫掠。 答：绝对是谣传。可能是这样那样的原因，出现这样的误解。（“诚恐谣传未必无因”。） 凫水逃生的人，还有什么钱可劫？再说哪有劫人钱财的人，还肯养活一个逃生的人好几个月而不要钱的？或者哪有劫人钱财之后，还养活被劫者几个月的？就算是地方官员报告上难民的口供不可信，你国可是写了感谢信的，信上并没说被抢被劫。你们给钱奖励的救人者，就是你们要杀害的人，你们国家就是这么办事的吗？（“夫凫水逃生者，有馀资可劫，天下有劫人之财，肯养其人数月不受值者耶？即谓地方官所报难民口供不足据，贵国谢函俱在，并未涉及劫掠一言。贵国所赏之陈安生，即卑南社生番头目也。所赏之人即所诛之人，贵国未必有此政体。”） 至此，大清官员还是没有点破——实际上所谓日人被劫之事，本是日本人刘穆斋（姓名判断，应是琉球人，归入日本后起了个什么佐藤利八，利八，一看就是生意人，还不如叫佐藤王八，王嘛，来得大器）在花莲港遭遇大风，翻船，命都差点丢了，还差银子？被救了不图报，反而来诬陷“社番盗劫”。沈葆桢还真命令夏献纶查问过这件事。劫掠失银的事没查着，反而查出其它的事了：日本人想从生番那里租地，拿出一些洋银来贿赂番社，番社头领来益没有接受。 来益还向官府上缴了日本人给的日本国旗等物件——连旗子都给做好了，事情明摆着是要勾结土番，煽动原住民自己造反叛变。 以上为战场交涉的大体事项。 当然，最后对西乡还进行了一通“两国和谊，载在盟府，永矢弗谖”，诸如之类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 外交上好像起到了明显效果。 西乡从道没什么词了。等清朝官员再去会晤，就躲着装病。 但是，西乡却不走人。 反正就这么赖上了，就是驻扎在牡丹社这地方不挪窝。 看见没？对待日本人，明知他从始至终就是耍赖，就不该费劲说那一大堆好言好语，应该上来直接就往脸上吐唾沫才对，敢回嘴，上去就打嘴巴子。 早就知道，舌头不管用，那就得靠拳头。 沈葆桢可不是单身一人来的，也不仅靠台湾兵备道。 那边藩霨出面谈，这边沈大人坐镇调度，早已请派水师提督彭楚汉率兵舰六艘增援台湾。 发现日本人又增兵驻风港后，沈葆桢急令营将王开俊由东港进驻枋藔，以戴德一营由凤山移驻东港，作为为后应。 李鸿章也深虑台湾兵力单薄，按沈葆桢借拨洋枪队的要求，立即派提督唐定奎统军赴台湾助防。 此外，沈葆桢还吩咐潘霨，偕前署镇曾元福等赴凤山旧城招募土勇，并动员奖励乡团，加强各地的防备。 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大清共调往台湾军队6000多人。 除了台湾的一线兵力，澎湖也在修炮台，以防大举进攻。福建沿海也做二线防御的准备，厦门成了前线，淮军开始调拨部队进入。 对付这点日本人，闹这么大动静，实在有点小题大作，礼节待遇太高。 但雷声大了着实吓人，总算是让日本人瞅明白了——现在还不是与大清动手的时候。 反正是试探，就说误会误会，我们来纯粹是学术研究，但方式有点过激，惊扰了大家。 然后，决定撤了。 撤之前还得赖一赖。 因为，那边还在谈判桌上搞讹诈，以期捞点好处。 自古贼不走空。都是苦日子过来的，岛内打来打去、放火哄抢，使日本人似乎天生就懂得打仗就是发财的道理，不管是过去官方鼓励和组织武士当海盗，还是现在的正规军抢村子。 现在又顺理成章开始搞这一套了。 道理？道理就是，既然都来了嘛……是吧？ 不过到此处我很纳闷。 兵员调动部署完毕，应该开打。为何不痛击日军？ 区区三千左右日军，连被土著打死带得痢疾拉死，还剩多少？ 按日本人的报告，只有20人阵亡，但病死的就有650人。 虽然也在修军营、建医院，做出一副长期驻守的架势，但能不能守住，日本人也没个底。 说到底是快撑不下去了。 日本人在盼——尽快立约。 大清将士在等——后续援军。 台湾守军等的，还有福建巡抚王凯泰集结的2万5千大军，准备渡海。 明显已成孤军深入、后继无援之势，日本人改了口风，提出“我国暴师海外，糜财劳师，为贵国开草莱，锄顽梗，费用耗损，岂可胜计？” 瞧这点出息！ “为贵国开草莱，锄顽梗”，搞劳动力输出啊？还是成“国际主义战士”了！ 你直接说要钱不就得了，害什么羞。 ———————————————— 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 那边大兵压，这边大臣谈。 柳原前光已经赶到北京。 总理衙门出场，再次与日本公使费一通口舌，来往交锋。重点环节有： 一是抓住日本人贿赂原住民头领租地一事，据理反击，不待细言。 二是对柳原前光提出的作为侵台依据的“台湾生番为无主野蛮，本不必问之中国”之语，总理衙门毫不客气地予以斥责：“台湾生番系中国地，不应称为‘无主野蛮’。以前的事，也未曾与中国商量明白，何以捏称中国允许日本自行办理？” 三是对柳原前光最后亮出的“标的”——索要军费300万元，清楚回答：没这个规矩。事实上，大清此时是很硬气的，军机大臣文祥公开表示，对于日本方面要求的军费赔偿“一钱不给”[高阳《清朝的皇帝（下）》]。 柳原前光入京前，已先到天津去拜谒了李鸿章，李鸿章又派遣道员孙士达前往答拜，实际上是嘱付柳原：到京城以后，对兵费及请示觐见皇上两件事干脆连提都不要提。（属以到京后勿言兵费及请觐两事。[《清史稿志邦交日本》]） 因为不用猜，就知道提出也没戏。 事情到了这一步，说你是讨饭的吧，你还带着杀人的家伙，说你是抢劫吧，你膀子也没那么粗。你架式倒是摆出来了，便弄了个两头都靠不上啊，咋整？ 实在不好意思，日本乃一“蕞尔小邦”，这种认识一时改变不了。张口就要钱，恐怕你还没那实力。至少大家感觉，大家一样都被西方列强欺负，你有什么可对我牛X的。 这就是东洋还未和西洋一样可怕，中国人只是见到西洋就诚惶诚恐，还不至于见所有洋人就膝盖发软的时候的实际情况。 别说找李鸿章说项，估计请吃饭也没用。 虽然李鸿章不这么想，但慈禧估计这么想。 一些资料和影视片中，慈禧太后批准的意见是“给点小钱，换个太平吧”。可能还不这么简单。 对西洋人，给钱，对一个“蕞尔小邦”，还给钱，深处北京皇宫内的慈禧不见得立刻能从思想上转过这个弯子。惹老佛爷个不痛快，还不如不提。 一帮大臣更这么想，或想也不想，上来就掐脖子都有可能。 给钱？谁说给钱谁就是想挨“踩”。 此种无异于投降、有损祖先脸面的行为，一大帮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人，肯定会挽起袖子齐声喊打，也肯定会不依不饶地攻击。 总之一句话，要钱的事，大清国朝廷上下不会答应。 大清国不差这点钱。但这不是钱的事，是面子的事。 日本人要是真这么“作死”，激起大清的恼怒，也许还真的是另一个结局。 这边谈判陷入僵局，那边大清又一再增兵，日本神经开始紧张，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也急忙跑来助阵。 看日本“内务加外务”这一对搭档，又怎么忽悠。 身在前线的沈葆桢当然深知情势，接连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发电报，沟通情况：“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冀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和。”“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急可想……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 沈葆桢已经看穿：日本人已经撑不下去，也拖不起了。 也就是差最后一把劲的事，后一批清兵一到，战自然占上风，没准不用战，吓也把日本人吓走。 应当说，这个判断相当准确，对策也是十分对症的。 此前柳原前光得到的政府指示《谈判须知》中，虽强撑着要着力解决番地处分之事，但转而又指出“谈判之要领，在于获得偿金及让我攻取之地”，既而又讲“但不可有欲求偿金之色”，并具体传授了讹诈技巧“谈判逐渐涉及偿金数额时，虽在要求所费之外，但不能由我提出，宜将彼之所云报告政府，以伺决定多少”。 说直白一点，就是虽然想要点银子，也不能首先提出，急唠唠的，会被人看出我好打发。 如果没有前边的事，我绝对会以为这是哪家公司的一次商业谈判。 日本人天生就会摆摊做生意，讨价还价。 银子都要不到了，还要什么让地方？ 但是，大久保利通不愧是日本足智多谋之人，入京的时候，先暗地里找到了英国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 说是调停，这威妥玛的屁股明里暗里又坐在日本人一边了。 原因？ 原因是许给英国点好处了。 同负外交职责，深处北京的总理衙门机关老爷和身处一线的南北洋大臣之间，又一次出现了不合拍的问题。 表面上的不合拍。 按有些史书记载的，总理衙门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以赔偿50万元，与柳原达成了三条协议。 为什么？ 英国公使使劲了。 不光英国公使出面了，美领事毕德格也跟着出任调停，一个劲劝说李鸿章答应总署与柳原议好的三条，并加抚恤赔命。 这才是事情的关键。 综合当时的各种记录，我觉得，事情转机主要还在大清国大臣的态度变化。 李鸿章已经有了新的考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争一时之长短”，且待来日，等等。咱中国这种深谋远虑的道理多了去了。 实际换一句更直接的话说——目前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从李大人的心思里，已经开始想着怎样尽快结束这场“争斗”。 那根本称不上战争，是一场日本职业军队对土著人民的杀戮，大清军队大兵压境，基本上是准备列队送日军出境。 按李鸿章的理念，能“压服”就算成功。 历史不容假设。但这么放日本人回去，而不是趁形势有利、痛击上岛日军，总是让人郁结。 大兵压是震慑，如果死死揪住这拨人、赶尽杀绝，也许能起到更强烈的震慑作用。 后来二战时的张鼓峰、诺门罕，苏蒙军毫不客气，对敢于伸脖子的日本关东军痛下杀手，一个半师团几乎全歼，从此日本人再没敢向苏蒙方向动过念头。 老子不呲出獠牙，你就当老子不会咬人了。 对于日本这样的对手，不彻底打痛，而给他留个念想，留下“一雪羞辱”的机会，只会让它下一次进攻更疯狂。 实在可惜。 还有一个能让大清接受的是，这50万元，比之陪偿军费的开价，除了还了还价，也换了个名堂，被拆成两部分：给抚恤银十万，再给修道建房费四十万两。 好象赔偿军费不可接受，给点劳务费就能接受了，也许这算是商务活动性质？ 这也算保全大清的颜面？！ 你小日本替琉球出头，死了人了，还要我们给钱，担负抚恤金、丧葬费、误工费、青春名誉损失费？也没人请你，你没取得土地使用证、施工证，就无证施工，属于违章建筑，不但不拆，我们还得付钱买下来？ 让我们给抚恤，那日本人杀害的台湾民众，那就不是命吗？那就白死了？ 但当时就是这么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琉球反而明确向日本表示：我们没有邀请，也不接受日本替自己出头。 至于大清给难民的那部分抚恤银两，是日本人要的，也在日本人手里，琉球人一文未取！ 两相比较，孰明孰暗？ 事关切身利益的琉球所以这么做，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中日两国在1874年的9月22日签订了《北京专约》，共有三条： 1、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清国不指以为不是。 2、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卹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清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 3、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清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不能再受凶害。 所谓别有议办之据，就是史上所载的《会议凭证》。上面列出具体银两数目，外加约定钱货两清，日本走人。 问题就出在专约的第一条。 大清官员可能对银子的数量比较在意，但玩文字游戏的功夫实在不够。 日本人坚持因“牡丹社事件”出兵是“保民义举”。据说这个措辞，就是英国公使、调停人威妥玛给日本人出的主意！ 而大清或是思绪不清，或是清楚明了但觉无须计较，最为可能的是，大清完全被日本用“台湾”问题牵住了鼻子。 日本出兵台湾，若为琉球，前边已经辩明，在此更不应承认。处理起来，两者也必须掰开。 在条约首条承认了这一点，那就等于明确说，琉球人成了人家“日本的民”了！ 这一条，其害处尤其大。 从日本人的反映可以看得出。 虽然日本付出了1千5百万元的军费（还是借的加捐的，才凑齐），得到了50万两的现金收益，从账面上，怎么看也是一笔连本钱都输光的买卖。但是，据日本资料说：日军回国，举国欢迎，谓为大胜！ 可见拿到这一纸承认书，有多么大的好处。 好处就在第一条。 日本以台湾为目标，成功地获得了头一个巨大的成果——琉球。 大久保利通回去便报告：“通过与清之谈判，彼承认我征藩地为义举，并出银两抚恤受害难民，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之实迹……” 这就是日本人的解读。 此后至1879年，日本放心大胆地将琉球王室胁迫到京都，给了个华族（日本贵族阶层）的待遇，然后设置一个县，派个县长过去。 琉球彻底由一国被降格成了一县，起了一个恶心的名字——“冲绳”，直至今日。 没办法，实在没办法。 ———————————————— 大久保的“台湾之行” 日本人就是事多。 清史载：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前往琅軿，命领事福岛九成谒沈葆桢提出四件事（日本人所称的五事。第四件分开，就是五件事）：一，请派人受代；一，请撤销两国大臣来往公文；一，请被害遗骸于收埋处建碑表墓，许日人以后登岸扫祭；一，请以后台湾交涉事件，由中国官交厦门领事。 沈葆桢见抚局已成，就答应了，但要求登岸扫祭须有领事官钤印执照，祭毕马上返回。[《清史稿志邦交日本》] 终于结束了。 这所谓四件事，唯有两件，一件可恨，一件可疑。 可恨者：把被杀的侵略者葬在台湾，还要充许日本人来上坟扫墓。 既允许他们来，谁能保证某一年他们是来上坟，还是来打劫？ 可疑者：条约规定撤销两国大臣来往公文，这里又重申，为何？ 国家交往，大臣来往公文，是重要档案，怎么日本人却要求撤销？条约中有，此处也有。 我对这一情节百思不得其解，到处在中日两方面记载中寻找有关资料，忽然感到，在1874年日军侵台之后一段时间，中日之间还是保持了相对平静的关系（只能用平静这个词形容），说不上友好，也说不是明显敌对。 此后，相互之间小心地交往，似乎忘了这件事。日本政府为镇压国内暴乱，还曾向大清借了3万发步枪子弹。 答案，也许就在这个“平静状态”之中。 种种记载说明，大清朝对日本还是有一种“怀柔”的成分。 这些，应该与大久保利通的台湾之行有莫大关系。 沈葆桢与西乡从道的往来公文，全部事关交涉事项，内容如前所备述一致，那基本揭示了日本的不法行径。 退出台湾，消除这些公文，维持中日之间刚订的通商条约的精神，同时把责任推给西乡从道。OK，大家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这就是对条约中第三条“永为罢论”四个字，最好的注解。 日本人给西乡从道按上个“西乡暴走”的记录，也从侧面暴露了这一点。 维护这种“平静”，是大久保的初衷，也是大久保的设计。 所以，大久保利通的台湾之行，不是客气，而是必须，是重要一步棋。 为什么需要这种平静？ 别忘了，这次入侵台湾的成果——琉球。 前边所说大久保的报告中，“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之实迹”之后还有一句，“但仍难说两国分界业已判然”。 所以大久保建议政府，加快吞并琉球的步伐。 之后，日本人用了十年时间，来消化吞并琉球的“果实”。 骗局，自始至终都是精心策划、精心实施的骗局。 小日本连这么不讲智商的东西都能拿出来玩，真是无耻者无畏。 ———————————————— 耗这么多笔墨，从日军侵台事件说起，就是因为，一则，日军侵台，使西洋和东洋更加看清了大清的软弱，也使日本滋长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特别是未经打仗就给钱，也让西方外交官基本看出：大清随时都会解开腰包掏出银子，而不准备战斗。从此，在列强眼里，大清就是一部提款机。 二则，这次事件，就是日军图谋侵略中国的一连串动作的第一步，与甲午战争同为锁链上的一环。 三则，日军侵台，直接刺激了清王朝的神经，决心大建海军、经略海防。北洋海军成军之路由此发端。可以说，甲午战争，两国在黄海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展开命运对决，也是今日的发展结果。 我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就是日本当时是破釜沉舟，悲壮地走向战场，走向那个未知的命运。 但这没有日本自己主动作为、自食其果的功劳吗？ 假如日本人做大清的好邻居，两家用不着兵戎相见。 假如日本人不急着露出“背后的这一手”，表现得低调恭顺一点，暗地里建起一支舰队，取得压倒性优势，那时再出手，没什么风险可言，也就用不着“赌上国运，与中国人一搏”了。 日本人似乎总想唤醒一个沉睡的巨人，结局是靠自虐式想象、也靠实际行动，为自己培养一个强大的对手。这次不行，还要再来，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回到那几个岛上，割占的、新抢的地盘，怎么吞进去的，还得怎么吐出来。 一切归零，白费了几十年工夫、搭上几百万个靖国神社的鬼魂，还有陪葬的连靖国神社都进不了的几百万个日本人民的阴魂。这是不是日本人的悲哀？ 这只能说明，日本人骨子里的狼性。 再狡猾的狼，终归还是狼，掩饰不住的凶残外露，按捺不住内心的贪婪躁动。 它永远成不了兽中的王者。 ------------ 第一节海防、陆防之争 朝廷“火筷子”一拨，又拨旺了大清“海防、陆防之争”这把火。 原浙江巡抚丁日昌以《拟建海洋水师》章程入奏，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甚至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以左宗棠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则力主出兵收复新疆，理由是：如果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不知是“收复新疆”的争议开始，还是“专心对日”的争议打头，反正两者赶在了一起，又引起一个长久的问题——“海防”与“塞防”之争。 ———————————— 海陆难以两顾之痛 一直以来，事关大清国的国防建设，大臣们分成两派，即海防派和塞防派，或称海防和陆防两派。 随着时局的变化，两派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朝廷也一直左右摇摆。 但是，我们评判大清“海防和陆防之争”优劣长短，其实就是个伪命题。 古人不是傻子，大清高官也不是吃白饭的，清楚问题所在。 海陆两派争的，不是不防，也不能不防，不是需要哪个不需要哪个，而是谁先谁后。 先海上还是先陆上，不同之处，只是军事思想指导上和对局势的判断的差异。说到底，它实质上最终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 中国是传统的大陆国家。长期以来，中国的疆防概念，也基本上等同于陆上边疆，而无“海疆”概念。 明太祖朱元璋派36大姓迁居琉球，提高琉球制造大船水平，是中国王朝史上最大规模的航海技术输出。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沿岸，是中国王朝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探险。 然而，今日的海域怎么样呢？最远处，也只留下南海一片海上遗产。 对着世界地球上那一大片海，会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思。我们错过了地球大发现之旅，反而让欧洲后来者居上，那一轮全球势力的大布局后，地缘政治版图的变化给我们造成的压力，直到今日还在。 天朝大国丰富的物产，使我们不必看重外域。航海巨大的花费、生命的付出，得不偿失，使中华帝国打消了走出去的愿望。 退回就退回吧，国防上也没有将海上列入重要防御方向——茫茫大海阻隔，即是天然防御。我们不出去，敌人也未必有那本事进来。 谁想到会有一天，欧美的舰船会将大海变成通途。 等到察觉海上威胁的时候，中国已经无法有效地从关注陆上疆界的安全中转移到海上。 到晚期，大清国面临多个方面的威胁。海上不时有西洋各国舰船逼迫，陆上面临俄罗斯步步进逼，巧取豪夺，列强推动下中亚几个国家的势力，也都趁火打劫。俄罗斯侵占伊梨，阿古柏竟在大清国内“建国”……大清国的边防，已经如同一个四面透风的篱笆，连“左支右绌”的局面都比这乐观，实际上已经陷入四面招架。 看看这次海防陆防之争的源起就知道，事实明摆着，若海防陆防同时并举，财力、兵力，力不从心。处处设防，则等于处处无防。 先解决哪里的问题，成为摆在大清面前的一个难题。 如此境地，分个谁先谁后，先顾一头，实为无奈之举。 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李鸿章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也是从当前“急需”出发，有点收缩防御，集中财力、精力，力求从海上取得优势的意思。 所幸争归争，干归干，面对西北被入侵瓜分的危局，左宗棠坚决主张反击。 我所知道的，左宗棠大人一直是“洋务派”干将，也是一直大声疾呼水师建设，还挽起袖子，准备在福建海面大干一场的大臣！ 从他的痛苦选择上，难道不是正能看到大清之痛吗？ 1875年，左宗棠以63岁高龄，愤然请旨出征，带领湘军子弟，历时三年平定新疆。到1878年击败阿古柏，摧垮了浩罕国，并将沙俄军队驱逐出伊梨。 打仗就要用银子，收复新疆，朝廷调动了陕甘宁蒙各省的力量保障，并给了千万两白银。这还是左公精打细算，又自筹部分钱饷，外加步步稳扎，一路屯田，就地解决部分军粮的情况下，所支出的用度。 海陆难以两顾，这是大清之痛。明知“挖东墙、补西墙，还是住破房”，也已经在所不惜了。 ———————————— 大清水师之痛 大清水师，不是落后，是相当落后。 不是没有，是聊胜于无。 清史记载，清朝后期水师已经有了内河水师和外海水师之分。 内河水师是古老兵种，古老到从大清至少上推到三国赤壁，基本没变。当时各省及内湖、内河、沿江水师，战船名称形形色色，皆是落后的帆船，所谓的兵舰，不过是个头大点、帆数多点，弄几个老式铁炮在上边。 但外海水师呢？不过是个名头而已，也好不到哪里去，战船差不多，连个小火轮都没有，基本无法出海作战，竟至落到租用商用轮船出海剿匪，还要出近海、不能走远了的境况。 两次鸦片战争，大清海面上仅有的那点战船，几乎被“扫荡”一空。水师提督关天培和水师官兵的血肉之躯，挡不住西洋的大炮巨舰。 具体看看历史记载就知道此时有多破落： 道光“二十一年，以外夷船坚砲利，旧设外海水师，强弱不敌，等于虚设，拟改水师为陆师，专防内地。”“寻以海盗滋扰，全恃水师缉捕，广东之虎门，为外海籓篱，尤藉舟师之力，乃定议缓裁。”[《清史稿本纪》]就是说，勉强能称得上海军的外海水师，因为打也打不过洋人，还不如不搞，所以除了虎门的以外，基本全给裁了，留下虎门地区的外海水师，也是用来防备和追剿海盗的（追剿都够呛，估计也就是吓跑还行）。 这等于是干脆把海防撂下了，成了不设防。 …………………………………………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清便进行了建设“现代海军”的第一次尝试。 1862年，时任清朝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受恭亲王奕？委托，前往英国购买军舰。 英国人出奇地痛快。 刚刚和大清打了一仗，马上又好起来了。这一点以前的教科书上没看到，也没想到，非常意外。 很快，1863年，一支英国造舰队到达中国。率领这支舰队的是英国人，叫阿思本。 非常意外的还有，阿思本不但带来了军舰，还带来了英国政府的好意——帮助大清建立舰队，舰队的名称就是“中英联合舰队”，或者更真实一点，称为“李——阿舰队”。 李阿？——李泰国和阿思本啊。 就是说，这个舰队名义上由大清领导，实际上由李泰国控制，阿思本统领。 啊，想起来了，记得有位著名人物曾经说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在海上霸主英国看来，你捡个现成的，有了这支舰队，海上不就无事了吗？ 在大清看来，我花银子，你来率领，这样的生意，天下难寻。 打个比喻：我买个车，不会开，请个司机是可以的。我不买车，我租车，或干脆打出租车，也行。但我不能买车了，车还要由卖车的掌管，想怎么用、想去哪，他都说了算，我还要跟他商量，那谁是老板？ 合着我花那么多银子，就是算个“初装费”？ 这太荒谬了。 这一切，最初源于李泰国的野心和狂妄，他已经私自“代替大清作主”，与阿思本签订了一个合同，就是两人掌控“李——阿舰队”权力的合同。 李泰国把自己代签的合同递给奕?，奕?当即就震惊了。 曾国藩、李鸿章等大臣们也被激怒了。 这种毫不掩饰、也没打算掩饰的野心，自然引起大清上下毫不掩饰的反对。 曾国藩说得明白：宁可将船贱价卖了，做成亏本买卖，也不能接受英国人领导中国的舰队。 双方别扭在那里了。 奕?不客气地明确立场、予以指正，虽然李泰国修改合同，接受大清派官员统领，而让阿思本担任副统领和教习的要求，但阿思本不干了，宣布辞职，带领舰队返回英国。 到最后，军舰被作价卖给其他国家。大清支出了173万两的购钱银两，只收回了106万两，大大地被坑了一把。 因为闹出这么一出，李泰国也被清政府免去税务司职务，炒了鱿鱼。 但大清国第一次建海军的尝试，却无可挽回地匆匆收场了。 ………………………………………… 到同治皇帝上台以后，从同治六年（1867）开始，一帮大臣们又反复上书，提议加强海防建设。 结果怎么样呢？ 7年过去了，一遇外事，还是无船可用。 加强海防建设的结果——水师人数虽然空前庞大，但战力却更加衰退不堪。 原因——水师无船。 船只数量、质量，还是他老爸道光时候的样子，除去朽坏的，甚至还不如。 从曾国藩给皇上的报告可以看出：“以江南水师，向分外海、内河二支，外海水师六千七百七十六名，武员一百十八人，内河水师八千二十一名，武员一百三十三人。船数则近稽道光二十四年江南旧例，水师船二百七十五艘，朽坏居多，别造舢板船一百三十五艘，大?船十二艘，约计各船不过载兵二千数百人，而额定之兵数，尚有万馀人。”[《清史稿本纪》]就是说，将近一万五千人的水师，手里的船只能载二千余人，竟有近一万三千人无船可坐！ 没有船的水师叫什么水师，难不成还有陆基水师？ 一段时间以来，清朝水师（包括地方部队的，如湘军水师）不过专注于内乱，镇压太平天国时，还能拉出一支内湖水军，在鄱阳湖里大战一场，沿长江直指南京。后来呢？ 后来仗打完了，就嫌“吃白饭”的多了，裁撤淘汰。一般士兵也乐得拿点钱，回家整几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去了。 战船质量呢？据所查资料，清水师营所用内河战船有小哨船﹑舢舨船﹑长龙船等。舢舨以下，均为用桨划动的小船。 综合这点兵力装备，要拉出去上阵，别说海上能不能行驶、打仗，光从规模上看，还不如动员一些渔民出海打鱼阵容壮观。 难怪曾国藩称之“徒费饷项，有水师之名，无舟楫之实”。 这一切只说明一点：大清的海军基础之薄弱，薄得象一张煎饼。 实在是——不建不行了。 朝廷颁旨各地大小官员，为建设新式水师出谋划策。一时群情激奋，各地督抚纷纷上书。 具体讨论发言，说开话就长了。简要说吧： 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之论一时压倒“塞防”，促使清政府下定决心加快建设海军。 实际上，也是形势所迫。 日本人在大清海防建设上推了关键的一把，功不可没。 太后老佛爷圣明，小皇上英明，各大臣给力。虽是半梦半醒之间，也该是一扫昏昏沉沉的时候了。 ------------ 第二节描绘海军蓝图 李鸿章的一生，可称见证外敌入侵的历史。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有以后的更大、更多的战争。 李鸿章的发迹，几乎全部是征战路上。太平天国，捻军，各地起义军。 富国强军、加强国防的重要性，李大人非不知也，实难为也。 内忧外患，外敌隔个十年二十年一次入侵，间杂着起义、叛乱，反复袭来。 大清江山，就象一面四面漏风的破篱芭。 李鸿章清楚，多少个王朝就在内外交困中倒台。 前者明王朝不就是这样吗？被后金军（清军）和大大小小的起义军来来回回、反复折腾，直到耗尽力气，轰然倒地。 照这样推算，大清朝也已经濒临崩塌的边缘。 早在1870年，日本要求与中国缔结通商条约一事就引起李鸿章的警觉。此后参与与日本的订约交涉，从日本人一再派人到大清国订约、修约，一连串阴谋奸邪的做法中，已经预感到日本人志向不小。 李鸿章曾上奏朝廷说：“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造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国技艺”。“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可以看出，对于日本学习西方、引进枪炮铁路的行动，李鸿章始终十分警惕，但对选择哪种方式与日本相处，又十分矛盾，“拉”还是“压”，拿捏不定。 日本侵台，形势明了，事实验证了李鸿章的预感，“狼”真来了。 此时，他更清醒更明确地认识到了日本这个“肘腋之患”对中国的威胁。 与日本是友好相处、危难共担，还是相互竞争、成为仇家，不是大清国一家能选择的，还要看人家。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李鸿章再次上书，要求在北东南三大洋各添置兵舰，强化海防，分别守卫海疆。 李鸿章提出的构想是：“中国东南北三洋，请各设大兵船六艘，根钵小兵船十艘，合成四十八艘。三洋各需大铁船二艘。北洋驻烟台、旅顺等处，东洋驻长江口外，南洋驻厦门、虎门等处。铁甲船每艘需银百万两外，分年向外洋购置。馀船由闽、沪二厂仿造，以足四十八艘之数。”并“请饬沿江沿海各省，裁并新旧红单、拖罟、艇船、舢板等船，以节省之款，专练海军。” 前辈当中，曾国藩曾上书，提出整顿水师，按其设想，决定按内洋、外海、里河三大支，加强建设。 这可算作大清水师蓝图的1.0版本。 但是，这个很有点创意的设想，也只是停留在了设想阶段。 前边，丁日昌提出的“三洋水师”建设，是相当有创意、有针对性的，先进之处在于从总体上谋划布局了大清海军的建设。 这个设想，可以称为大清水师蓝图的2.0版本。 李鸿章与丁日昌认识一致、声气相通，可能也是在丁日昌设想的基础上，更为具体地进行了计划。 李鸿章大人的设想，可称为改进细化版――2.0.1版本。 到此，大清的水师蓝图基本成形了（但还没有最终形成）。 别看都是“三大水师”，这个2.0.1版本专指外洋，与曾国藩提出的外海、内洋、里河三大支水师建设的结构全然不同。 三个版本，体现的是海军建设重心的转移，也体现了大清国防与海军建设上的思想变迁。 随着李鸿章的上书得到了朝廷和多数大臣的认可和赞同，加强海防建设的决策终于定下来了。 朝廷决定：减江防，建水师，建真正的外洋水师。 这次以北、东、南三大洋海域为区域筹划，专门着眼于海上作战。 不但要建海军，而且一建就要建三支：北洋水师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南洋水师负责江苏、浙江沿海，广东水师负责南海。（后又从南洋水师中独立出来一支福建水师，又称福州船政水师，守卫福建沿海。） 北洋大臣李鸿章终于能着手创设北洋水师，经营大洋。 这以后，李鸿章实质上还将承担整个大清海军的大任，亲自实现强军救国的梦想。 在海洋水师的建设上，朝廷说办就办，超前的急切。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桢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从速建设南北洋水师。 事不宜迟，先搞起来再说。 但水师建设是项综合性的大“工程”，空前的大事业，还要讲科学、讲步骤，人员不可能一哄而上，项目不可能全面铺开，资金也不够遍撒胡椒面。 南洋大臣沈葆桢提出了一个更为科学的策略，“外海水师以先尽北洋创办为宜，分之则难免实力薄而成功缓”。 身为南洋大臣的沈葆桢，能不拘于南洋一隅，胸怀全局谋划，实为可贵。加上其他一些大臣也有同样考虑，或支持这个意见，逐渐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思路： 可分轻重缓急，先建北洋，强化京师守卫，也有利于培养军官、锻炼队伍，以后再行扩大。 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北洋水师负责守卫京师，朝廷同意采纳沈葆桢的建议，先创设北洋一军，等北洋水师实力雄厚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 这一决策，应该说线路图很清晰，计划是十分可行的。 按照我们当前的说法，这叫“滚动式发展”。 至此，大清的海军建设蓝图升级到3.0版本。 大清国海军蓝图已经绘就，发展思路已经清晰，决定成败的关键只有一样： 时间。 ------------ 第三节洋务派大臣的底气 但是，船呢？人呢？ 提一个很俗的事――钱呢？ 创建水师，首先要有钱。 有了钱，就有办法。其它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好在，建水师的经费有了着落，朝廷明确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从海关和厘金收入内提取，基本上保证了有一个稳定的来源。 但这些钱多吗？不多，也就是一座皇帝陵墓的造价。有，也只能算是来源稳定吧。 建水师，买船、建船、建军港，购炮、铸炮、建炮台……军政训练、后勤保障、技术支持，一个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光靠朝廷那点拨款，用泥塑也塑不起一支海军。 但李鸿章等人看来，甚至可以说，只要有政策，其它都不是问题。 除了朝廷直接给钱，地方上的积极性如果调动起来，各省还可以拿出一点，各地再捐点，中国这么大，自有大的优势。 洋务派大臣有这个底气。 底气从哪儿来？ 底气来自于洋务派辛苦多年的“洋务运动”。 办了这些年“洋务”，北边李鸿章在皇太后的眼皮子底下，要政策外加打擦边球，南边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荃、张之洞等人躲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明里暗里施手脚，一番折腾下来，成果不小。 这些成果，虽然远不能赶超当时的强国，但也超出一般人从教科书简略记载中得来的印象。 估计大清中央朝廷也不见得能摸清各地方大员们手里的底细。 各地已经在开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科学，开办船厂、铁厂、煤矿等实业，并有针对性地建立专业大学堂、培养人才，使各方面有些基础，有所准备。 特别是，洋务派从起步之初，就坚持围绕“富国强兵”的基本路线和目标，宗旨明确，“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几十年的努力不脱离这一范围，为军事发展服务，兴办了福州船政局（内有马尾船厂）、江南制造总局……建厂子本身就是为强军准备的，正好无缝对接，纳入海军建设之中。 热衷于“洋跃进”的大臣们比我以前所认识的更具深谋远虑。 从各方面条件上说，也只有洋务派官员们能担当建设海军的重任。 从现在起，十年之间，洋务派官员将让我们看到一个奇迹――建成远东第一海军的奇迹。 读晚清历史，记忆最为清晰、印像最为深刻的，就是： 来了，打了，签了……直至来了，来了就签。 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一件又一件的不平等条约，一次接一次的羞辱。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划出租界……中华民族任人宰割，无还手之力，发不出哀号之音。 曾经傲视一切的大清统治集团，面对时代命运的考试，就象是即将踏上“千军万马过一座独木桥”考验的可怜差等生，一次摸底考试落后了，就决心洗心革面、埋头书本，东山再起。可刚刚洗把脸、攥紧拳头，又一场考试袭来，还是落后……这种反复打击，真是自己灰心丧志，让人欲恨又怜。 面对国门随时被击破，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还是有一批忧国忧民的能臣，看出了中国国弱兵钝的原因，努力向西方学习，殚精竭虑地办洋务，开学堂，造机器，修铁路，建船厂……指望扶大厦于将倾。 再读到清史关于海军的这一段，自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曾国荃、刘坤一……这些封建王朝的督抚大员呼喊、奔忙，海军建设一度热火朝天，在对日备战竞赛的开场，还打出了一个小“高分比”，回味此番景象，再想想大清办海军艰难的开局和黯然的结局，不禁令人叹息、内心酸楚。 然而，与列强的赛跑，也是与自身命运的赛跑中，留给大清朝，留给这个封建帝国的时间，不多了。 ------------ 第四节向大洋深处启航 要说明北洋的强军之路，想选择一句话概括，比较难。 难在难以包含这条道路上的雄心与拼搏，体现这个历程的困难与艰辛，也无法倾注自己的全部情感。 “扬帆启航，乘风破浪”，太过诗意、浪漫，像毕业季的留言。“北洋强军之路”，太过冷统、平面。 北洋成军之路—— 艰难而顽强。 辛酸而执着。 曲折而坚定。 随着读史的深入，了解更多细节之后，就愈加感叹大清推进这一进程的千般不易万般艰辛，越加体味北洋海军的汗水与泪水。 在这个薄弱得像一张“煎饼”的基础之上，建设强大的海军，需要补课，需要吸收引进，需要开创开拓，需要做的太多。 那几乎是一个从零起步的不懈探索、顽强追逐，光工作量就难以想象，更罔提还有一个又一个数不清的难题。 但是，大清终于****大洋，远航世界，突破了几百年来蹲守海边的局面。 对这个庞大得看不到边的国防事业下，具体而繁杂的事物，实在无法细说。只能依据各方的资料，提一个粗线条的认识。 —————————————————— 追逐坚船利器 建水师，得有船。 福建船政局已经有一座马尾船厂，照葫芦画瓢，敲敲打打，愣是也整了个铁皮的小火轮。吨位不大，勉强用于水师学堂的学生认识、练习。 初创阶段，还是造不了大型兵舰。 等是等不起，那就先买，向外国买。 老途径，李鸿章又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4艘炮船。 这是开始，先买几艘小身量细炮管的用用。 以后的大舰，会陆续花银子买来。 大清海军的一部分船舰，是国家财政支出、专项拨款购买。 朝廷拨款不够，有时还以专项捐税的名义，加以征收补充。 各地督抚还主动从地方财政拿钱出来，有的是组织机关和团体、人民群众捐款。 一些军舰从舰名上就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命名上体现着捐款来源的地名。 耗资巨万的大清海军，就是这样堆砌起来的。 几十年来，英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拉上俄国人，单独作案或者结成团伙作案，与大清前前后后打了好几次大仗。为什么西洋还能将军舰，甚至是先进的军舰卖给大清呢？ 前边英法联军与大清的战争刚刚打完，英国人就急着卖军舰给大清。只是英国人私心太重，目的太大、太明显、太急切，没搞成。 其实，还有一个比这个更有意思的现象。 以后的中日战争后不久，大清国还开始定制、购买日本制造的兵舰呢。光绪“二十九年，江督向日本订造江元浅水快船。”“三十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日本厂购雷艇四艘”，“三十一年，以萨镇冰总理南北洋海军。江督在日本厂购浅水快舰三艘”，这些记载的，可能是向日本买船的开端吧。 答案是利益。 英国人、法国人，与中国打仗的重要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打开中国国门，打开中国市场的门。 国与国之间，战与和，结盟还是散伙、重组，脸变得比天气还快。 关键是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 首先是直接带来丰厚的利润。大清舍得给银子——咬牙也得买。德国、英国均有此造船实力，“人傻、钱多、速来”，在这一生意上，自然争先恐后，谁也不能落后。 其次是事关各国在华地位和整体利益。这项生意有一个附加收益：清政府雇用洋员、购买装备，也有利于打开其它商品的市场，攫取经济利益。如果能占据要位，掌控海关，甚至掌控大清海陆军要职，竞相获得凌驾于清廷之上、领先于其它各国的权益，那都是本国利益的重要保证。 所以，只要各国家认为大清强壮对各国造成的威胁在“可控范围”内，这个生意就完全合算，就能够继续做下去。 大清海军最高的世界排名，也不过是“第六”嘛。 好了——不怕你流氓使坏，就怕你铁板一块。只要利益排他，就不怕铁板一块。 各国展开竞争，就是对大清国难得的“善待”。各国相互排挤，就有大清国活动的余地。 以后的时间里，李鸿章长袖善舞，用尽苦心，利用各国间的缝隙，从小兵舰起步，陆续争取到了最新式的铁甲舰和快舰。 此外，大清国的造船厂也在发扬自立更生的精神，积极地仿造、改装，甚至设计制造一些小吨位的兵舰，或者辅助船只。 中间停购外国军舰期间，直到甲午战争中，中国船厂研制工作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过。 当然，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转化，特别是跨越“代差”的技术引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得已，长期雇佣洋人雇员。虽然解决了部分问题，但生产能力、研发改造能力始终未能赶上人家，大清造的船也好，枪炮也好，甚至炮弹的制造，工艺水平也始终相差人家一截。 毕竟，整体的工业化发展水平是军事工业的基础支撑。从金属冶炼到铸造加工，从技术到精度，无一不是大清军工生产制造能力的制约因素。 这一不足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都将在此后的战争中无情暴露，这一点，我们后边还会细述。 ———————————— 培养海防人才 船，还要靠人来驾驶。 人有，前边已经说到——航海专业学校已经开办，人才早已开始储备。而且，随着大清水师建设的推进，新的学校也作为第一步的基础工作，不断建立和开始招生。 虽然这些招生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难度，从当初开办新式学堂起就有的难度。入新式学堂，等于断了科举之路。可不比“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在一个以科举为进身途径的社会里，洋文西学那些新鲜玩意不受待见，生源问题就十分突出，以至福州船政学堂把招生的文化标准定在“粗通文墨”，年龄也放宽到16岁。 但，还真不能小看了那时的水师兵员素质。 《大清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战官，由水师学堂出身，兼备天算、地舆、枪砲、鱼雷、水雷、汽机诸学，及战守机宜，充各船管带，暨大、二、三副职事。”从这些要求上看，北洋舰队各级军官必须是科班出身，受过专业培训，文化水平和基础军事素养，应该是不弱的。 除了自身培养，还要“送出去”、“请进来”。 从记载来看，南北洋大臣及实际负责福建、广东水师的督抚，也十分重视，积极向外派学生学习。甲午前，就派出了三批留洋学生。 “光绪二年（1876年），沈葆桢会同李鸿章奏派学生，分赴英、法各国，入大学堂、制造局练习。此为第一届出洋学生。” “光绪五年（1879年）……沈葆桢疏言，续购蚊砲船四艘到华，以留学英国毕业生管驾，名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分防吴淞、江阴二口，为夹护砲台之用。”[《清史志水师海军》] 第一批留洋的学生，三年后，已经学成并能自英国驾船驶回中国了。 “光绪十一年（1885年），曾国荃……与北洋大臣会奏，派第三届学生出洋。” 除了分批派出留学生外，大清还不放过其它学习锻炼机会，与各国联系协调，派学生到外国军舰上充任兵员，见习培训，每有外购军舰之机，则派官员带船政学堂的学生到造船国船厂进行实习、见习，监督造船质量、进度，船成即学成，尔后自行驾舰归来。 这种培训人才的方式，可算短期培训，是留洋学生的补充方式。 除此之外，船政学堂的学生也乘训练舰，开始游历各国，实地操练，开阔眼界，无疑是有意识地锻炼了学生的远洋能力。 大清不惜重金，请“洋教员”来进行教习。 其中最突出的，清海军史着墨最多的，是琅威理。 清史稿记载：“八年，北洋、粤督各购德国雷艇数艘。以英人琅威理司海军训练，与各国兵舰相遇，始有迎送交接之礼。” 琅威理，英国人，1843年1月19日出生，14岁进入皇家海军学校，16岁入大英帝国海军实习，以后一直在英国海军服役。 琅威理与中国可谓有缘。 最早来华的经历，是曾在在前边所述的“李—阿舰队”中任职，但因成立“中英联合舰队”一事未成，而随舰队回国。 1877年和1878年，两次受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所请，担任管带（舰长），实际上负责了清政府所购两批英制军舰的接舰、移交工作。 当时李鸿章为正在编组的北洋水师寻找外籍顾问，琅威理得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金登干的强烈推荐。先前曾委托驻英公使曾纪泽在英国海军部寻找人选，曾纪泽也推荐说，琅威理新近将送炮船来华，此人“诚实和平，堪以留用”。此外，英国海军上将古德路过天津时，李鸿章与他谈到择派兵船熟手，古德也说琅威理明练可靠。 多方推荐考察，均说明琅威理是合适人选。 1879年11月，琅威理率领的四艘炮艇（就是“镇北”、“镇南”、“镇东”和“镇西”四艇）到天津，请李鸿章验收。这次中国之行，让他在李鸿章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特别是几次调阅操演，应该也是对琅威理的考校，李鸿章对琅威理亲自指挥下进行的演练十分满意，也感到琅威理勤干明练，遂当面商请，重金延聘。 此后，李鸿章请曾纪泽与英国海军部洽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及海关官员赫德、金登干等人出面活动，争取了三年，才得到英国准许，商量妥当。 1882年秋天，琅威理来中国北洋水师任职，大清给的头衔是“副提督衔北洋海军总查”，月薪600两白银，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 其间，因中法战争爆发，英国宣布中立、英国军官依律需回避，有一段时间，琅威理辞职回国。 1885年，清政府组建海军衙门，李鸿章电请琅威理回华复职。1886年1月，已晋升为海军上校的琅威理重返中国，月薪也涨到了700两白银。5月，醇亲王奕譞巡查北洋海军，对琅威理的训练实效大加赞誉，清廷特地授予“二等第三宝星勋章”，并赏给提督衔。 各种史料中，基本上都对琅威理的工作给予了正面评价。主要是：由于陆军出身的提督丁汝昌不懂海战，实际上是琅威理在肩负着北洋海军日常训练的全部事宜。他治军严明，办事勤勉，按英国海军的条令，在舰队官兵中灌输海军行为准则，严肃风纪。琅威理对北洋海军的操练倾注了大量心血，表现出很强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感。连丁汝昌本人也认为：“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 由此可见，这名英国人极具职业军人精神，不仅训练有方，而且严格管教，为大清北洋海军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也在大清史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甚至提到北洋，提到大清海军，就不能不提琅威理。 面对这样一支新兴海军，竟还有不少洋人主动前来投军。不止是当教员，还实际上舰任职、作战。这倒是我以前没有了解过的。 美国的马吉芬，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1884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却投军无门的马吉芬上门求职。虽然他揣着美国海军部长的介绍信，但李鸿章仍然告诉他：必须通过军械局水师学堂的多学科考试，才能受雇。 考什么？考写文章？ 当然不是。资料上讲的是，考船舶驾驶、枪炮使用、导航、航海天文学、代数、几何学、球面三角学、二次曲线以及积分等项目。既有文化基础，还要会实际操作。 这是中国水师学堂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那么，可以肯定水师学堂的课程设置也是这些内容。 读到这些，令人大开眼界，以前印象中大清末期人们总是拖着一根小辫子，有文化的小人物也不过能拽两句“多乎哉，不多也”，到此有了被颠覆的感觉。真真的不落后啊，对于一见代数就手心出汗脑子空白的我来讲，参加这种考试，真不一定能通得过。 这些对著名海军军校出身的马吉芬来说却不在话下。马吉芬顺利通过考试，被李鸿章聘用，担任自己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的外籍教习，也是学堂初创时第一个引进的能教授船舶驾驶和枪炮使用的人。 这位美国人还负责传授领航和航海天文学知识，同时还要给陆军“打工”，训练陆军和炮兵的学员如何筑防、如何使炮。简直是全能老师，性价比极高。此后10年，他把一重中最美好的时光留给了中国，留给了北洋海军。这以后，他还与北洋海军官兵共同作战，共同承担了战争给北洋海军带来的荣辱。 负伤回国后，马吉芬一边疗伤，一边给报纸写文章，为北洋海军呼号、正听，直至不堪伤痛、留下遗书自尽，遗书中仍字字血泪，为北洋鸣不平。 有人说，按照马吉芬遗愿，亲友们为他穿上北洋军官服，棺上覆盖着大清黄龙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我没有质疑，我带着心底的感动，而宁愿相信这一节。 因为在这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共通的。真正的军人，没有军国主义的病态狂热，但也有忠于职守的职责操守。 看过很多关于洋雇员在舰队工作、生活、战斗的记载，在一些军舰全体人员的合影中，这些洋人们与清朝官兵一样的装束，一样的年轻，一样的亲密。他们的音容笑貌，定格在大清国的历史深处，他们的目光，也穿越厚厚的历史，注视着今日的中国走向强盛。 日本人曾预测，“北洋之五只军舰，皆有十二三名外国人帮助。而此辈之志操，即使谓为侠义，但内心也皆以利己为目的，一旦开战，又焉有为清国而敢死尽力者耶？纵有一二好自为之者，也需一体同心。”意思是说洋人雇员平时趋利寡义，遇战必畏死失义，无须忌惮。 但从洋人雇员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特别是前期海战中英勇战斗、受伤乃至牺牲的记录看，日本人确实低估了一点，至少低估了部分洋人的职责意识，还有人性品德。 日本人怎么能理解，对于那些有志于海军却不能实现抱负，最后辗转来到大清的洋人海员来说，大清舰队不光有个岗位，还承载着自己的“海军梦”呢？ ------------ 第五节非比一般的恩遇 大清朝对海军极为珍视，说不上是“万千宠爱于一身”，也是待遇优渥、恩遇有加。 光从北洋海军的编制品秩上，便可以明显看出大清朝廷的大方。 光绪十四年，海军衙门奏定官制，设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经制外委等官。 查阅资料，由于海军成立得较晚，在大清官制的记载中是单列的，但应该是对应早有的武官品秩（职务、官阶、衔）。我试着对比了一下：北洋提督，按“提督军务总兵官”的规定，是从一品。两个总兵官，按陆军的镇守总兵官，就是正二品。五名副将，都是从二品。其它设置的参将游击人数不等，参将，正三品，游击，从三品。 看一个人官大小，比较复杂，得仔细分析。这么简单说吧，林泰曾和刘步蟾，按实际职务虽为管带（舰长），但官阶为左右总兵，基本品级为正二品，这样一来，可以理解为两人属北洋舰队级领导，是兼着舰长的，打起仗来，还能指挥分兵作战或担任分舰队指挥员。 平步青云的方伯谦管带，副将衔，从二品级别，都相当于副省级了。厉害吧? 按编制的基本品级，再通过加衔，高定一两级待遇的也比较普遍。丁汝昌虽应为正二品，但也曾给加到了正一品，尚书衔。那就是部长级的提督了。 当时日本海军与现在的职级军衔基本一样，舰长为大佐（上校）。想想吧，要是以官衔压人的话，一个管带能顶日本海军一群舰长。 当然，人家遇到大清海军，是实实在在按舰长与管带相对等待遇的。对林泰曾、刘步蟾，则按舰队副职（或分舰队长官），少将军衔待遇。日本舰长东乡平八郎大佐的军舰在海上遇上“镇远”，一看旗帜是林泰曾总兵的座舰，马上首先敬礼，就是按这个关系来的。 按规定，北洋有提督一、总兵二、副将五、参将四、游击九、都司二十有七、守备六十、千总六十有五、把总九十有九，一个规模不大的舰队，数一数，七品（这才实际相当于现在的舰长）以上官员就有272人！ 这哪是舰队，整个一个官僚机构。 大清朝派“官帽子”，还真是舍得呀。 单纯与陆军比官大小，感觉还不够惊人的话，再考虑到升职过程，估计就足够震憾了。 大清军官好当吗，升职容易吗？回答是：不好当，不容易。搞不好，官没当，人先死掉了。 别看大清兵少、官大，一个总兵才管不到一万人。但是，这些总兵却不可能是一日“炼”成的。就是熬，一个职位也要熬很多年。淮军、湘军，还有一部分绿营的总兵，包括很多人还是虚衔的“记名总兵”，基本都是与丁汝昌同期“入伍”的，哪个不是身经百战，提着脑袋过来的，哪个身边不倒下一大片同袍？ 而大清的舰长们，基本未经战阵，赶上了政策，一下子就副将，参将啦……还不够优遇吗？ **** 官衔，往往和待遇挂钩。官衔高，不光脸上好看，腰包里也有实惠。 大清北洋海军工资待遇更是优厚，工资单是相当体面的。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海军采取“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的方法，一般来说，提督丁汝昌，年收入白银8400两，总兵级的管带林泰曾、刘步蟾，年收入3960两，副将管带，像方伯谦，年收入白银3240两。前边所讲的琅威理，副提督衔总查，月薪达到600两，年薪那就是7200两。 综合各种资料上查证的数据，如果按购买力来算，光绪初期一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200元。那么，提督的年薪相当于168万元，方伯谦年薪都在64万元以上。到光绪末，银子再贬值，也没低过150元，方伯谦最终也得拿40万以上的年薪。 如果这个可比性概念还不够清晰，那么换个说明：琅威理一年的薪金，当时在北京买一处三进四进的中型四合院足够。 此外，每个管带每个月，还掌握着350两到850两的“行船公费”支出，这么算下来，比工资还高――我这么想是有点“邪”了，但这确实是个“活钱”。其它还有发给各舰的防暑、降温、取暖等公费，不一而足。 不跟现在比，跟大清其他官员比（按基本工资、其它办公费等杂项加上朝廷给的“养廉银”实行），北洋海军军官的工资也是高出不止一个档次。普通海军士兵的工资，也是陆军士兵（八旗、绿营都算）的三至五倍。 当然这是账面上，大清明里给的。你可以说，大清其他地方官员“工资基本不动”，有很多法子生钱，有很多渠道来钱。 但是我说，北洋海军官员不会吗？ 下来，我们会讨论到这个问题。 **** 各国海军都有军旗，这是一支海军的重要标志，是国威军威的象征。 没有军旗，连海军对外交往都缺了门面，很成问题。 李鸿章奏请遵循各国海军的做法，设立大清海军旗。皇上、太后指示――用大清龙旗。 一下就把大清的国旗黄龙旗让海军作军旗用了，荣耀得足够让陆军眼红冒火了。 ------------ 第六节“夹缝”中艰难的成长 不幸的是，大清海军的建立，自开始便掺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派系之间的博弈。 从各舰队的建设上，鲜有象沈保桢这样顾全大局的，身为南洋大臣，主动上书，以北洋为先，而后再逐步推及其它各海军。李鸿章可是个滑头，军舰的分配上，李鸿章也是欺负沈葆桢老实，得便就把吨位大的、先进的军舰往北洋舰队划拉。来了好的大的，就先拨给北洋，北洋小的、旧的，往其它各洋海军分。（清史稿志一百一十一有详细记录）。 说到底，还是亲生的儿子亲。 **** 要提大清海军建设，不能不提洋务运动。 洋务派有头脑，有雄心，是近代海军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殚精竭虑费尽心血的实际操办者。海军建设从资金到人才，都是洋务运动的成果支撑。 也只有洋务派，能担起这个历史重任。 所以，作为一种肯定，史书上都把筹办海军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一部分，写下了应有的一笔。 但，成也洋务，败也洋务。 **** 伴生着洋务运动的权力争夺，一开始，便先天性地渗入到海军建设之中。 从海军层面来讲，本来划海而守，划片而建，是一个科学的计划安排，但客观上却造成了各海军“一强多弱”格局。舰队之间也条块分割、难成一体。 编制不统一，装备不一致，训练有差别。 以上还不是最要害的。 最为要害的是：这样做导致了各洋海军虽称为大清海军，但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军阀海军”的烙印，而缺乏“国家海军”的牢固意识。 所以，大清海军并没有形成整体力量，特别是最关键的时候没有统一对敌。 **** 从上下关系来讲，中央统治者对海军的建设前前后后的态度，似乎都是矛盾的。 最上层对洋务运动的种种挤压、阻滞、牵制，一样不少地反映到海军身上。 权力收归中央，虽然很大程度是名义上的，但财权、人事权，大事的决定权，毕竟还在中央朝廷和衙门。 他们可不会甘心只当个签字盖章的机器。 就是买个新式军舰吧，那得一一报批，就是个程序那也得走到。走程序需要时间（有时会拖很长时间），遇到意见不一致，再三上书，倒腾好几个来回，还不一定说得服、通得过。 所以，具体负责海军建设的地方官员有时采取私下“挪借公款”、“变更项目”，先办事后补报，以违规的方式来办成一件正确的事。 各地督抚请示建造小舰的拨款，就曾集中在一起办大事，第一艘铁甲舰就是这么拿拨给小舰的钱“凑”出来的。 这种事，李鸿章干过，沈葆桢干过，曾国荃干过，有时他们还合伙干过。 这不是一种奇怪的事情吗？ 各支舰队负责的大臣有时也要埋头干事，光做不说，悄悄地进行，不至于锋芒太露，刺激了当权者的浓重戒心。 以上还不是最可悲的。 最为可悲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重器，海军在自己维护的统治阶层面前，有时竟需要隐藏自己的雄心，掩蔽自己的实力。 饶是如此，统治阶层仍处心积虑对海军实施掌控、约束，限制着海军不至过于强大。 特别是到了海军初步成军，到了发展的关键阶段，海军遭受了“釜底抽薪”一般的打击。 这个，以后我们也会讨论到。 把海军事务完全还给那些朝廷的当权派？ 结果可能更糟。那帮人向来创业艰难时候躲开，看见成果了就眼热，冷言冷语有之，袖手旁观、坐等着挑毛病的有之，指望他们是办不成实事的。 种种原因，洋务派培植了海军的幼苗，到头来，又牵绊了海军发展的步子，而且从一开始就限定了海军发展的“顶棚”高度。 这似乎从开始就预示了，大清国的海军建设，终归是一场悲剧。 ------------ 第七节画虎不成迹象早已显露 权力，最直接体现在组织人事上。 古往今来，选人用人，驾驭部下，这个课题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到现在，专门论述这门学问的书塞满书架，凡管理方面的书，又几乎没有一本不涉及，加起来，已经称得上汗牛充栋。 深谙此道的李鸿章不能不小心细致，不能不煞费苦心。 关乎北洋水师成败的军官选拔上要考虑的因素太多，要避免的问题也太多。 北洋管带人选（或者说可选的人），大部分为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地域上福建人居多，少部分为广东人，政治力量版图上属于南洋培养的居多。这是清廷朝臣们，特别是李鸿章十分在意的事情。 各大臣分办南洋、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则各求把持大权，确保它成为自己掌控的力量，这一关键因素，各经办大臣不能不考虑。 谁叫自己前期没办船政、航海专业学校呢？当初办的时候，说的都还挺好——都是咱大清的，谁教也是教，谁用都能用。可一旦“亲生儿子”一样的北洋舰队，不得不使用别人培养出来的人，叫别人“校长”，李鸿章一定比较在意，只是说不出口。 而如何驾驭这些人，则相当麻烦，于是也相当重要。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各派在选人上，很动了一番脑筋。 这一点，和日本人何其不同。 虽然日本也讲究个出身、成分、和谁一起战斗、参加革命早晚，什么以地域划分的萨长派，以革命起来的倒幕派，那是比较根正苗红的。但人尽其才、无才不用，甚至对投降了又反、反了再降的，都能不计前嫌，这却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就说日本海军的功臣，胜海舟、榎本武扬，都是旧幕府的人才，是明治政府过去的敌人，半路起义过来的有，临阵倒戈过来的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反正过来的时候，官就很大了。就在明治政府与德川庆喜之间打响戊辰战争的紧要关头，榎本武扬还带着幕府海军再次反出江户，前往虾夷，搞“独立”去了。但明治政府在武力迫使其重新归降后，仍然没有清算老账，而是继续任命他为新政府海军将领，官照干，兵照当。 当然我们古代也有“七擒七纵”，但那是古代。 放到地大人多的大清，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北洋舰队领导人选上，体现了李鸿章的周密老辣。 ———————————— 是是非非丁汝昌 北洋水师领导人选，是当时直至后世始终都被人置疑的丁汝昌。 大家对李鸿章有很多议论，也包括在当时和后来的历史上饱受诟病的丁汝昌的任命。 丁汝昌为何能脱颖而出呢？ 查清史稿，丁汝昌出道的前部分，基本没有什么名头，属于级别和层次不够，也没有干过什么很出名的大事的那种。 然而，由李鸿章向朝廷保奏，丁汝昌跨军种调任，还是由闲置状态，一下子出任北洋水师提督，平步青云。 丁汝昌——原名先达，也作雨亭，号次章，原籍安徽凤阳县（朱元璋的老乡），出生在巢县。早年参加太平军，准备试试运气，饭碗还没捂热，太平军便大势已去。又跟随陈玉成的部下程学启深夜攀城而下，叛投湘军。跳槽再试试，运气还是不佳。对这种没带“投名状”的机会分子，曾国荃一向并不信任，遇战就派他们打头阵。不走运之中的大运，是冲冲杀杀，大难不死，终于扛到了“好运来”。 李鸿章挑选人员，至上海组建淮军，带走了程学启的一个营。丁汝昌因为是安徽人而被一起选中，终于由在一楼徘徊中找到了楼梯口。在一次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作战中，刘铭传发现了丁汝昌，把他调入铭字营，从此又由“步行梯”进入了“直升梯”。因和捻军作战屡立战功，官至记名提督（授总兵，加提督衔），还被赐予一个“协勇巴图鲁”荣誉称号。 这一时期，丁汝昌的运气实在是好。作为叛降人员，若按照林则徐的标准，是绝对得不到重用的。但他由太平军到湘军，再到淮军，从此算是跟对了人，进步上似乎也没有经受什么波折。 直到有一天，太平军打完了，捻军也打完了，运气没了。 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层层摊派到刘铭传头上，刘铭传又摊派到丁汝昌头上，准备裁掉属于他的马队3个营。丁汝昌跳起来了：那我干什么去呀？头脑一热，不顾犯上，写信提出抗议。刘铭传大怒，你不执行命令，我就要拿你开刀，以儆效尤。 头脑冷静下来，知道“作”大了就是死，跑吧。丁汝昌连夜跑回家乡巢县，躲了起来，幸亏先走了一步，才免了杀身之祸。 当然，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从土地上爬出去，又在死人堆里爬，叱咤风云爬了几十年，又爬回这片土地，只是多了几亩地，那种郁闷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 蛰伏数年，丁汝昌视线没有离开李鸿章，时常想念老领导，某天看看风声过去了，立刻前往天津投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 再试试运气吧。 这一试，果然运势又回来了，而且还涨了一截。 李鸿章并未见过丁汝昌，但也知道这个小老乡“才略武勇”，有惜才之心，又见其千里投奔，不但没有追究违反军令的事，还对他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今吾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当以此任相属。” 李鸿章的意思，不能让他再回淮军。李鸿章为部下想得还很周全，同时可以看出，在“正愁缺个人选”的当口，丁汝昌正好找上门来，不是“偶遇”，而是“相守的结果”。一番话已经交底：打算重用他了。 赶上李鸿章办海军这个好机会了，这边跑了跑，要了要（给点差使），没想到天上掉下这么大个好事，一切就跟梦里一样。回报高得溢出预期，简得漾得盆满钵满。 好运来了，都是成双成对地来。 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西征收复新疆，也缺人手，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把他发往甘肃，在自己手下差遣。现在看来，这其实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能发挥自己的陆上优势，再展宏图也未可知。如果那样的话，他的命运将改写。 甚或，大清北洋海军的命运也将改写，历史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唉，没有那个“金刚钻”，干嘛要揽海军这个“瓷器活”呢。 所谓“艺高人胆大”不一定正确，反过来，胆大的人也不一定艺高。贪心的人一般胆子也大，艺到高处人反而变得谨慎，无数历史人物的成败利钝，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面对一样东西，有的人只关心能不能拿到，全然不考虑自己能不能玩得转。但这世上，脸厚的、胆大的，还有二愣子，还往往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丁汝昌的荣辱生死，从此就要与北洋系在一起了。 李鸿章未同意丁汝昌西行（主要是又苦，又危险，丁自己也不想去。到水师有官做，有船坐，能海上清爽地兜风，谁还去当尘灰暴土的“泥腿子”步兵），便编了个丁汝昌“伤病复发”的理由，把他留在了天津。 可见，当时李鸿章确实已经下定决心让其领军北洋。 关键他是淮军将领，李鸿章部下，同乡，在李鸿章看来，堪为亲信，这是最重要的。本着着眼于不管能不能打仗、打胜仗（李鸿章也许相信这位将军能打胜仗），关键是能不能听话、信得过的选人原则，李鸿章选中了丁汝昌，顶着非议和压力，死往上推。一道《保举将才折》，将丁汝昌送上了北洋水师提督的座位。 成功打下这颗钉子，北洋就稳稳地捏在他李鸿章手中了。北洋还是淮军，还是李家军。 至于能力，虽然可能都没上过船，甚至没见过军舰，好赖丁汝昌也是一名马上猛将，可不是靠盖房子、喂猪种菜提升起来的。李大人早就安排了左右两个总兵，都是地道的海军专业、科班出身，协助练兵管理，领导主要抓全面，具体事他们干，当不成问题。 所以，混公司、混单位的，别老拿自己的专业说事。朱元璋的专业是和尚，可他当了皇上。 至于海战，不会可以学嘛。 职务就是压力，职务就是动力，职务就是经历，因此李大人可以有把握地说，有职务就有能力。 况且，有的是机会，有的是时间历练。 **** 事实证明，丁汝昌是一个绝佳的人选——非常好地胜任了李家军的“管家”一职。 即使是海上作战，在战与守、还是走的重大战略问题上，丁军门总是先请示老当家的。 事实也证明，确实因为选了丁汝昌，李鸿章加分不少，往后更能有机会名垂青史，大放异彩。 不过留的是骂名，毁的是一世英名。 因为，丁汝昌能当个好“管家”，却当不好冲锋海上的好“中军”。 所以拜托了，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谁种的果子谁吞下——最后还得老东家卖了老脸，忍辱负重，亲自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 但不管怎么说，丁汝昌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我在很多资料上都看到，丁汝昌一日负责北洋水师的工作，不等不靠，亲自上了小轮船开始操练。起码这种深入一线、甘当学生，从基本学起的态度是明确的，是值得表扬的。至于有人说李鸿章安排专门买个小火轮给丁汝昌个人学习海战，这就有点寒碜人了。至于吗？其实北洋水师外购的军舰到来之前，也就有这点装备，不在这上边练，还能在岸上练划浆吗？ 后来，李鸿章安排丁汝昌率队前往英国，接回了两艘军舰，途中还专门赴德国考察大型铁甲舰的建造，也算出过远洋、长见识的了。 职务就是压力，丁汝昌一上任，首先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对于各位总兵和管带们的种种质疑，种种冷眼，丁汝昌应该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官职是一回事，但能不能服住这些水师学堂出身、大多留过洋的总兵、管带，又是另一回事。 由于自己经历和素质结构的缺陷，始终让北洋海军军官们不那么虚心听从管教，这一点丁军门也十分清楚。 既然大家认定自己是靠后台上来的，有“背景”——当然不算陆军背景，这里是海军。对这些会拽洋文、从未打过仗的学生官，拿“你们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已经如何驰骋战场，如何神勇”摆谱是没用的。你从自己擅长的领域跳到人家擅长的领域，你就是不折不扣的“菜鸟”大人。唯一的选择，是必须始终亲力亲为、以身示范，争取能替李大人拢住这帮人。 当然，丁军门有些缺点，象吃点、拿点，还有象那个方面的。我们也没必要从阶级角度去分析，说什么封建社会，当这么大官，官场、社会风气这样，大环境这样，丁军门身在江湖，也难以免俗。说到底还是个人的追求和品位问题，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不是也有很多人拒腐蚀、永不沾吗？ 问题还在其本人。 ———————————— 喜喜悲悲琅威理 读北洋海军史，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就是总查琅威理。 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到，就是总查琅威理的去职。 而琅威理去职的起因，是另一件事，“争升提督旗”。 现在我们可以断定，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 清史记：“十六年十月，北洋所聘海军总查英人琅威理，以争提督升旗，辞职回国。英政府遂拒我海军学生在英留学。”[《清史稿志水师海军》] 这段简短记录，背后是一个复杂的故事。说的是1890年初，北洋舰队停泊香港过冬（注意，这是北洋官兵的好日子！）2月24日，提督丁汝昌率领部分海军出巡南海。 这是例行性的工作，不是第一次。留下的人员照常运转，直到突然有一天，平静中起了波澜。 3月6日，一大早，旗舰“定远”突然降下提督旗，升起总兵旗。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提督之下，两个总兵。身为右翼总兵的“定远”管带刘步蟾下令升总兵旗，就宣示他要代行指挥舰队的职责。 这让舰上的琅威理十分诧异，也难以接受，于是找刘步蟾理论：他认为虽然丁提督出巡，但身为副提督的他还在舰队中，理应继续升提督旗。（“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镇旗？”） 刘步蟾毫不让步，直截生硬回敬：规定就是这样的。 那就向上请示。琅威理立刻给李鸿章发电报，其实也是希望李大人评理。 以下，按历史教科书上说的是：李鸿章却暗示北洋舰队只有一个提督，没有所谓的“副职”。6月25日，北洋舰队抵达天津后，丁汝昌和琅威理面见李鸿章，谈及撤旗事件时，李鸿章支持了刘步蟾的行动。 琅威理对此非常愤慨，当场提出辞职。 而李鸿章接受了他的辞呈。 ****** 琅威理的愤怒可想而知。 因为，相互之间曾经有言在先。 当初李鸿章盛情邀请时，琅威理就已经说明自己的要求：要他来华任职，第一，须有调派弁勇之权；第二，须向英国海军部请假并获允准；第三，中国方面须与英国海军部商妥，将他在华服务年限作为海上服役年资，不能影响他在英国海军中的升迁。 第二、三件事，就是当时大清费劲周折与英国洽商，经三年才解决的问题。 但第一件，则是大清来决定的。 而大清、李鸿章似乎已经应允，也给了他这个权力。一下子给封了个“副提督衔水师总监督”，1888年12月17日，清政府组建北洋舰队，又以丁汝昌为提督，琅威理则担任副统领。后又加到“提督衔”，和提督一个待遇了。 日常工作中，李鸿章确实又非常倚重琅威理。 李鸿章在发给琅威理的文电中，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 在北洋海军的正式公文中，他的头衔全称是“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 按照大清在某职务前加“会办”，低一点加“帮办”，作为副职、助理的称呼，这个通俗做法，那么“会统”，明显带有副手、帮助正职工作的语意，也包含统率、领导的范畴。琅威理可以可以就此认为，自己确实已经具有一定的实权呢？ 看来，有一种可能是：由于以上种种错觉，于是，可能，老琅搞错了。 加个什么提督衔之类的，这个“衔”，又是大清的一个通用做法，实际上是在原官职的待遇上提高一两级，本质也就还是一个待遇，而不是实职，他的职务和实际职能，就是个总监督。至于前边的副提督衔，大清官制里都没有，《水师章程》里也没有，纯粹是一个玩闹。而老琅却当真事，以为自己是“实授”舰队副职领导了。 等到亲耳听到李鸿章明确表示，舰队只有一个提督，没有什么副提督，老琅定是恍然大悟：自己被忽悠了。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可能性有多大，值得探讨。 琅威理在华多年，不会不知道，给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提督衔，只是个“衔”而已，也就是一种名誉上的副提督。 那么多围绕此事的探讨，几乎都关注了一个问题：领导指挥权力。 琅威理为什么提出“须有调派弁勇之权”？ 按琅威理的说法，没有调派兵员之权，则官兵不服从指令，无法展开严格训练。 这种顾虑，有一定道理。 李鸿章自己在给朋友的信中就已经提到，聘请的外国军官不愿前来，“问其何以不愿，据云仅令教练而不假以节制擢陟之权，弁兵必不听令，断难进益。即以‘龙’、‘虎’两船原募各教习，皆以求退，因兵官以下，毫不虚心受教，炮船机器久恐废坏云云”。 可见先前就已存在这种现象：聘请，人家不愿意来，来的，想离开。原因就是：只让当教练，不给调整甚至升降的权力，兵不听令。不听令的结果，是官兵毫不虚心受教，怠于训练，不按操作规程办事种种。 琅威理来之前，是极有可能听到此类事情的。 所以，作为未来要专司北洋海军训练的军官，他提出此件要求，似乎是针对这类事情的因素多一些。 一个教练，决定不了队员谁上场、谁替补，都是俱乐部老板说了算，这个教练要么自己主动“下课”，要么被“下课”。 但他是否想控制整个舰队？ 说没这个个人权力上野心，可能不客观，人家回英国后都当上了中将，管着38艘军舰的舰队，在这里当然会有发号施令的欲望。 回想1887年3月，琅威理受李鸿章的派遣，到英国和德国接收“致远”、“经远”、“靖远”、“来远”四艘快船。他以“靖远”为旗舰，升提督旗指挥，直至抵达厦门与丁汝昌会合[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书局.1987]。对一个职业军人来讲，这是何等的荣耀。 而对此事，大清也好，李鸿章也好，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还有一件，1886年，北洋水兵访问日本，与日本警察、浪人发生冲突（这件事，后面我们还会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琅威理竟然要直接发动攻击，趁日本实力不足，当头给日本一个重大打击。 现在无法评判可行与否、结果会怎样，历史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但他根本未获得足够实权打出这一炮。 这种建议，只能说是一个职业军人的思路，海上霸主英国海军职业军人“遇敌必战”的思路。 一定程度上也是作为大清舰队一员，乃至领导者的思路。 至于替英国争取控制权，则可能性不大。英国可能期望通过逐渐影响北洋、获取有利地位，但直接控制是行不通的，前边已经试过，对琅威理来说，离完成这个任务还有差距。就算他想，就他一个人，再加几个其他的英国雇员，想也办不成。 洋雇员也不止英国一个国家的，李鸿章的顾问还有德国人，雇员也有德国将领。 合理的解释，或许还应从琅威理职业军人的思路上去思考： 以前的日子，不管自己这个提督衔管不管用、好不好使，大家心照不宣，面上总还是过得去，至少从朝廷和李鸿章那里，还是尊重的，所以，号令至少畅通，没有人公开挑战。 现在，刘步蟾与自己相争，升起总兵旗，分明是对自己赤祼祼的羞辱，更是直接的挑战。 那么，也许可以认为：事情的是非曲直已不重要，琅威理所争的，无非就是一个面子，一个权威。 ****** 李鸿章的“暗示”，颇为值得玩味。 其实刚开始，李鸿章是想和稀泥的。 教科书上所谓“暗示”，是指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即3月7日，李鸿章致电北洋海军第二号人物——左翼总兵林泰曾，讲：“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制四色旗自然是调和折衷之语，李鸿章的电报——无异，已经明确表明了北洋海军只有一个提督。 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说“这样理解的，是林泰曾、刘步蟾等人”，应该更加准确。 我觉的，北洋只设一个提督，这是一个事实，根本不需要再明确。而李鸿章“和稀泥”的真正用意是——可不可以考虑制四色长方旗，与提督有所差别。言下之意，这个旗应是代表提督衔总查琅威理的，也即丁提督不在，就可升起这个四色长方旗，糊弄一下老琅，而不是指明要升总兵旗。 所以说，李鸿章大人是还想把这个“稀泥”继续和下去的。 但刘步蟾等人却让他和不下去了。 然后，就只能等着“摊牌”了。 ****** 琢磨这件事，不应排除无法脱离干系的其他当事者，特别是左翼总兵林泰曾、右翼总兵刘步蟾。 按中国官位的一般规矩，“左”应比“右”大。出事了，李鸿章给林泰曾发了个“似商似令”的电报，等于把事交于他处理，也是按这个程序来的。 那么也证明了职务最高的不是刘步蟾，而是林泰曾。 那么，并非舰队现有最高职务的右翼总兵刘步蟾，却要担起指挥之责，本身就有些问题。 丁汝昌率四舰至南海一带操巡，预定3月10日左右返回。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从2月24日丁汝昌离港到3月5日间，“定远”上依然飘扬着提督旗的话，6日刘步蟾的突然撤旗，显然就是故意寻衅发难了。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就牵扯到另一个相当有可能的起因：琅威理与清军官兵的矛盾由来已久。 据资料分析，琅威理是个性强脾气躁的人，赫德说他“具备了海军军官的坦率，但缺少一个‘组织者’需要具备的宽宏大量。” 这种“情商”的缺陷，表现在他的管理风格上，使得一些中国军官难以接受。 另有记载说：琅威理治军严格，办事勤勉，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海军官佐所敬惮，舰员对他严厉的规定也颇有怨言。 “颇有怨言”的人群，构成了与琅威理对立的另一个矛盾面。 在这个事情中，还隐隐显露出了一个北洋的内部问题。 也是李鸿章从开始之初便警惕和防范的问题。 ——地域问题。 北洋内部拉帮结派，山头林立，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丁汝昌完全没有如李大人期望的完成平衡各方力量、压住这些山头的任务，只是调和和维持，他在北洋舰队的权威令人置疑。 确切记载中，北洋所有闽籍管驾，皆拥护刘、林，这种情形很明显。而琅威理因此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 这个，是真没办法。船政学堂培养的，就是闽人多。再者，古往今来，有单位、有组织，就有“非正式群体”存在。何况咱中国地大，人多，就喜欢搞“老乡”、“同学”那一套。这是一个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也是人们相处的精神需要，李鸿章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明白，而是比谁都知道。 琅威理的话，本是一句忠言，却犯了大忌。 琅威理向“淮派头子”李鸿章讲“闽派官员”的不是，能引起什么样的关注，解决什么问题？那只能表明他还不算真正了解中国人，也不算了解形势。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说，水师官兵与洋人教习之间，特别是与琅威理之间，确实矛盾已经存在，并不断积聚。 而“撤旗事件”，不过是这些矛盾的一个爆发而已。 北洋海军按人数讲最大的“山头”上，林泰曾官大，但不大爱管事，不喜欢在“团团伙伙”中出头，所以，福建籍的管带们，大多以刘步蟾为首。 在这个矛盾总爆发之中，无疑，刘步蟾当了“领头羊”。而因为对琅威理的“共同矛盾”，大家选择了一致对琅，至少也保持沉默，一边看热闹。 所以，这件事更象是意气之争，而跟民族大义无关，用不着给他戴这顶高帽。 等事情再度回到李鸿章身上，意味着就不一样了。 特别是6月初，丁汝昌、琅威理率舰队远航西贡、新加坡、马尼拉，25日返回威海，丁、琅“两提督”一同赴津，与李鸿章面谈撤旗事件，李鸿章的态度便于此时有了明确变化。 这在李鸿章看来，无异于“要请放实缺提督”（这个看法，后来在他与薛福成电报中提到，并请其与英国外交部转达）。 不知是出于哪些事情的缘故，或许是个人的感觉，或许是部下的进言，反正李鸿章就是认为，琅威理一直希望全面控制舰队。 前边“李－阿舰队”的教训，李鸿章当然深有感触，记忆深刻。 李鸿章可以组建中英混合的洋枪队，可以使用华尔、戈登来率领洋枪队，但不表明他能接受“李—阿”舰队。因为华尔也好，戈登也好，都是听从他的指挥。他不能接受由一个洋人实际控制的“李—阿”舰队，同样也不能接受琅威理控制自己的北洋舰队。 哪怕是有这样的企图都不行，都需要提高警惕。 既然这个“稀泥”和不下去了，只能“摊牌”，明确地表明态度。 至此，李鸿章表态：“北洋海军官制只一提督、二总兵，提督去，自应总兵带”。 于是，先前因与北洋官兵存在矛盾，几度打算辞职回国的琅威理，感到极大的羞辱和彻底的失望，立刻给国内打报告，同时向李鸿章正式提出辞职，走人。 李鸿章答应了。 这在李鸿章看来，矛盾焦点又已不在争面子和评理长短的问题上了，而是向自己施压，一种受制于人的感觉促使他立刻下决心——“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 无奈的李鸿章。 技术落后，不得不求助于洋人，又要时刻提防，保证大清对舰队的控制权，这个斗争时刻存在。李鸿章有切身体会，自然是警醒的，在这件事上李鸿章没有“和稀泥”，不能说不妥当，却也实为无奈之选。 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向近代化转化的艰难征途上，如何一面进行反控制的斗争，一面又努力汲取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始终是一个更为重要又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课题。 ****** 这就是“琅威理去职”事件。事情过去了，这件事的影响并没有到此为止。 琅威理返回英国后，逢人诉说他在华受辱的经历，引起轩然大波。中国驻英公使薛福成电告李鸿章，英国外交部已电驻华公使复查此事，并考虑撤回全体在华英籍人员，并恳请“能否转圜？邦交有益”。 11月4日，英国政府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国人担任海军顾问的请求并撤回部分在华雇员，同时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学生。 这就是清史所载“英政府遂拒我海军学生在英留学”之事。 ****** 琅威理去职，对北洋水师也有直接的影响，多数资料上都提到、分析到。 可以肯定的是，琅威理走后的时间里，北洋海军明显训练日渐松懈，军纪不断松驰，终至下滑到谷底。 甲午海战的恶果，就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的关联。 自此，“军官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北洋海军战败后的检讨书里提到了这个局面，终于出现了，至少是更便当，也更普遍了。官兵的“好日子”也终于真实地来了，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更显得“撤旗事件”像是一场悲剧的开端。 赫德后来幸灾乐祸地对金登干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好好利用他。” 认真想想他的这句话，再想想英国政府的反应，似乎人家倒没有表现出什么过分的失落。 可否认为，英国方面对琅威理一事的感受，只是大清对英国的一种奚落呢？ 等对日战败，大清醒悟过来，重建海军，又重新想起已经是英国海军中将的琅威理，想聘请琅威理再度来华，并答应了琅威理提出的苛刻条件，不也从别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吗？ ------------ 第三章日本人在干什么 很久以前，日本以中国为老师，实行了大化革新。 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一样，在国家贫弱、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面临着列强的侵入和欺凌，被迫与欧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日本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景象也让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结果日本无法承受，必须改变这一切，以避免同样的下场。 而改变这一切的首因，是主动改变自己。 应该说日本具有一个优势，或都说有与中国不同的地方，是文化根基不深。不深有不深的好处，对日本反而成了好事。反正都是学习，日本毫不犹豫地转身面向西方，几乎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什么牵挂。 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争分夺秒、快刀斩乱麻，完成了对其自身，对东亚乃至世界，对当前乃至其后的一个世纪都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件大事――明治维新。 维新的核心，是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 这一变，日本开始走向富强。 这一变，日本终于有实力实行欺凌近邻、争霸东亚的强权路线，成了中国面临的巨大威胁。 这一变，对中国是极大的不幸，而对日本自身，又是幸抑或不幸？ 封闭的中国，被西洋强国包围的中国，竟没有几人能够看清日本发生的旷古变化，更没有几人能准确预料日本到底渴望什么、想干什么。 ****** 说甲午，不能不说大清的对头日本。 甲午之前的二十多年内，必定有很多的事与甲午相联。 最关键的锁钥，就是这场至关重要的明治维新。 时间翻过两个甲子，站在今天，又该怎样看待这场维新？ ------------ 第一节挂上“倒档”的政治维新——王政复古 读日本史，我总感觉很难。 要想一下子记住、记清楚，是很费劲的事。倒不是他们那点历史多长多复杂，前边一半那些神话，可以当瞎话，不看都行，主要是那一些稀奇古怪的人名，让人头疼。剧情嘛又比较单调，反正是今天这个打过去，明天那个打过来，一会捉对厮咬，一会组团群殴。 最后，只留下一个简约而深刻的印象：这个小国没有几天是消停的，除了有两次出去杀人放火，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在几个岛上，自己咬来咬去。 后来强人家族德川出场，好不容易过点安稳日子了，美国军舰来了，英国、俄国军舰来了。 然后，就是被外边来的人摁着打了几顿。说是打，其实顶多算是敲打，大家在海边相互开了几炮，连个象样的战斗都没有发生，日本人就“开国”了。 人家被打之后，眼泪都不擦一下，便以强烈的好奇心，跑到西洋去看个究竟了。 于是一部分所谓的“有识之士”，一看外面的世界，立刻就发现了本国的问题并决心改变――实行西式的政治改革。 而要推行改革，必须彻底推翻腐败无能的幕府统治。 这就不是改革，而是先革命了。 革命不是吃饭聊天、开会商量的事，还得先从自己人打自己人开始。 可是，所谓革命志士，有志，却没有枪杆子，遍地的农民起义、暴动，又被革命志士们看成可利用而没有领导价值的力量，搞不好还是革命成功后的敌人。志士们只能投身和借助当下的倒幕运动，打进去、拉出来，联系和鼓动一部分对幕府有怨、对现状不满的大名们，对阵拥护幕府将军的大名们，一阵混战。 当时的条件，也只能如此。 依靠军阀来消灭军阀，终究得不到想要的理想结果。因为各藩主的理想追求与维新志士的理想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跟他们打交道，从来不是拿嘴皮子就能镇得住刀把子的事，最终恐怕是一个幕府将军倒下去，几个甚至几十个大名站起来。看来维新派是混不下去了，就把天皇找出来了。 自己影响力不够，就打出归政于天皇的旗号，先把德川将军搞下去再说；和天皇结成同盟，实行不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政体，也可以效仿大英帝国的式样。这应该是部分维新派的如意算盘。 双方各有需求，自然一拍即合。 倒幕运动开展之际，还是十六岁孩子的明治天皇睦仁继承皇位，在革命分子的鼓舞之下，12月9日断然实行“王政复古”。1868年1月，倒幕派发动政变，迫使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把政权交给天皇睦仁。2月9日（庆应四年一月十三日），在紫宸殿举行元服之礼，接受加冕。3月发布《五条誓约》，即施政方针：“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上下一新，共展经纶；文武百官以至庶人，务使各遂其志；破除旧日陋习，一切从天地间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展皇基。” 9月天皇下诏，改庆应四年为明治元年，元号为明治。 “明治”还是从易经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语中选出来的呢，很有文化，非常讲究。 ****** 这就是日本所标榜的革命。 人家革命是推翻帝制，日本人革命是强化皇权。 我曾十分不解，日本人自己相当得意的资产阶级革命，怎么与社会潮流背道而驰，整出了个走向专制的“王政复古”？ 日本人的资产阶级革命，岂不成了一个轮子向资本主义跑，一个轮子向皇权专制倒退？ 仔细想来，以上就是基本原因。 用句常见的话说，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现实的选择。 但是，谁利用谁，还不一定。 日本人也许会发现，至少该有部分日本有识之士明白，这是一个祸根。 等他们明白，“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时候。 我们不必带有任何幸灾乐祸的感情成分，或平衡心理的需要成分，等着。 ******** 天皇亲政了，接下来―― 还是一顿打。 维新的内乱、戊辰战争……历时1年零5个月，才告结束。 维新势力、新兴地主和资产阶级力量，毫不留情地扫荡了一切反对势力。 德川家康势力终于被搬掉了。 因触及利益而反对改革的武士团伙终于被清除了。 因负担加重而起义反抗的下层民众终于被压住了。 面前，已经没有了对手，局面终于巩固下来。 维新派们终于从“倒幕派”中脱胎换骨，恢复面目。 一大群维新派，加上一大群来自旧幕府的投机分子，成了革命元老，粉墨登场。把持了朝廷政府上下权力，占据了一伸其志的重要位置，也占据了谋取个人私利的有利位置――没错，记住我说的话，这帮人既要留名青史，也忍不住要点真金白银！ ******** 终于有机会大展身手。于是，上上下下忙活起来。 忙啥？忙着出国考察，一下子走遍了欧美十几个国家。 第一件事干啥？宪政嘛，得先拿一个宪法出来。 制宪的活动，是相当广泛、相当喜人的。 一时间，各个能人都要欢欢喜喜伸一嘴，拿出了形形色色的草案和建议，掀起了一股热热闹闹的宪法热。好象既然高唱民主了，民众就说了算了；有了宪法，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了。 一番折腾，终于搞成了一本《大日本帝国宪法》。 但是――其他人搞的“制宪活动”都是白扯，得到颁布的这部宪法，是秘密制定的钦定宪法。 是伊藤博文拉着一帮子人，在秘密的地点――最初在东京官邸，其后迁到神奈川县金泽的一个旅馆，最后在横须贺海上的夏岛、伊藤的别墅里――秘密炮制出来，由天皇的最高咨询机关――枢密院秘密审定，天皇亲临参与秘密修改、再审定、批准。 自始至终都在秘密当中。 所以，制定和审议决定这个宪法的，不是民主的宪法议会。民间及政府内部的一部分人，还想退而求其次，主张将这部秘密的明治宪法草案提交给国民议会或官民共同的宪法议会上讨论，但这也不行。因天皇御用班子的反对，胳膊终是扭不过大腿，而只好作罢。 而且，这个宪法，还是以德国宪法为蓝本，修修改改炮制出来的，其“民主基因”和“民主成分”可想而知。 1889年2月21日（明治二十二年）纪元节，日本宫中正殿举行发布宪法的仪式。宪法不是国会授予，而是由皇后捧献给天皇。 日本人还是兴奋不已，各报纸争相报道，无不自豪宣称“日本成为亚洲最先立宪的国家”。 只要夺得第一，走在亚洲前列了就好，其它也不管了。 没错，是亚洲第一部。好赖这是部宪法，对亚洲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进步启示的。 仅此而已。 对日本鼓捣出来的这种只赋予议会之名、却束缚议会权力的伪装的宪法政治，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激进的理论家中江兆民评论说：国民“未及见到其实，却先为其名陶醉了。” 明治宪法从开始就跟议会没发生多大关系，宪法中对议会的权力也设了障碍，留下了“后门”。而本应限制的皇权，却空前加强了。 当初部分维新派们算盘珠子噼噼啪啪，千拨拉万算计，事情发展的结果还是超出了他们对“大英帝国模式”的预期。既然把天皇捧上天去、都捧成神了，就不可能再从神坛上下来，顶多降了一个台阶。干脆，再加一把火，培养培养，培养成个激进分子、同道中人，继续用着吧。 当然还有一部分维新派从来都信奉集权专制，相信这一套对日本更合理更有用。这些人一路考察到德国，聆听教诲，终于认定，这各模式才是最适合日本的。 就这样拉拉扯扯好多年，把日本的政治体制搞成了皇权至高无上，名义上内阁、议会分立的半封建、半资本的“杂交品种”。 这部混杂着神权、皇权、上层特权，唯独缺少民权的号称“资本主义”宪法，将皇权放在首位，第一条即以“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实施统治”开头，并赋予天皇统帅，决定陆海军编制、常备兵力量、宣战、讲和、缔结条约，还额外具有战时、国家事变之际的特别大权。 为保证以上权利能实现，天皇还直接被弄成了最大的地主、资本家，大臣们故意让其拥有可敌全国的财富，很大很大，大到――即使议会卡住预算，天皇拿自己的资产，都可以发得起官吏的俸禄，可以在预算外干很多事情，比如――造军舰。 这就是《日本宪法》，未来扩张战争的制度之根。 ******** 日本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了。 从前的天皇，权力不是落在地方豪强或外戚贵族的手上，就是落在武家政权的手中，天皇可以说只是一个傀儡。到了明治天皇，终于总揽大权于一身。虽说一帮“元老”们动不动也耍耍牛，但说他仅仅被日本改革派用来作“精神领袖”是不够的，说他只是“偶像派”是不对的。 谁要再以为天皇是一个傀儡，明治开始，包括后来的昭和天皇裕仁，那纯粹是不察史实。 日本人拿来为裕仁开脱罪责的话，可信吗？ 日本人民被军国主义分子驱使，军国主义分子听从上级的，上级听天皇的，天皇说了不算…… ？？？？？？谁发动的战争？谁该为战争罪行负责？ 历史上真实的睦仁，没那么老实，也不象有些人说的那么不堪。 睦仁极会等待机会，利用机会，争夺权柄、巩固皇权。 特别是当对外战争、扩张的野心一致时，天皇和权臣们还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自发挥有力的作用的。 ******** 在中国，一个皇朝江山坐久了，皇上往往犯迷糊，安享太平就忘了“忘战必危”的道理。你看中国皇帝善于干的事就知道了――有写诗填词的，有画画的，有演戏的，有摆摊的，有念经修道的，也有干木匠活的。不是随便玩，那可都是绝对专业水平的业余爱好。 而日本天皇一家子一旦好不容易掌个实权，就“暴走”。虽然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处在权力顶峰、至高无上的皇权有一种魔力，容易使人膨胀，但象日本这样造成滔天祸害的，空前绝后。对于明治天皇睦仁这样一位年轻、被改革派精心培养，有胆识有见地，渴望建功的人来说，掌握实权就是给他插上翅膀、如虎添翼。 当试着发了几个号令，发现还比较好使之后，站在那几个狭长的小岛上，一股血直冲脑门子，雄心“**”，立志“开拓万里波涛”，妄图“布皇威于四海”，发起侵略战争，把国家引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实在是太正常了。 睦仁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继承大统，也继承了日本开疆拓土的民族基因，又生逢其时，面对一个空前的挑战，也有了一个大好的历史机遇。国家统一，直面世界，在充满弱肉强食、奉行丛林法则的时代，太适合日本人的本性了。几千年净自己打自己了，此时不放手一搏，简直白瞎了由野蛮向野兽“逆进化”的成果。 师永刚、张凡在《首败》一书中，以“日本明治天皇一生对位的三位中国皇帝”进行结论性归纳，做了非常有意思的描述：明治对同治――“不同之治”，明治对光绪――“‘光’‘明’殊途”，明治对宣统――满洲无国。 清日两国帝王的政治建树，国家的命运兴衰，一目了然。 现在，对日本人来说，大海对面那个占着一片富饶的大陆，老得快走不动的老大帝国，怎么看，也象是一个待捕的诱人猎物。 ------------ 第二节欲进又止的文明开化——转向西方 为实践推行“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明治天皇五条誓约之一），建国之初的日本人首先将学习西方列强、勾画本国蓝图，作为一条实用便捷的途径。 简单说就是――依样画葫芦。 日本人是出了名的善于学习和移植，前面就有“遣隋使”、“遣唐使”的成功经验，现在感觉“日本特色的隋唐政治文化”不行了，立刻抛到一边，自然而然地又准备象老祖宗一样――遣使，学习西学。 ―――――――――――― 组团考察 由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建议，上下一致拥护，出使考察的意见很快在政府要员中统一了思想。1871年（明治4年）10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出国考察《事由书》两份，明确规定了使节团的总任务和具体的考察任务。 总任务是：一、历访缔约国，呈递国书，修聘问之礼；二、考察各国文物制度，制定建国方略；三、举行修改条约预备谈判，表明日本的立场和希望。 具体任务是：一、考察合国的政治制度、法律的理论和实际情况；二、考察各国的理财、会计（财政、金融）、各类产业的法规和管理亢怯及现状；三、考察各国教育制度、法规和现状。 以上任务中，串个门、递个介绍信，代“老大”“拜码头”还可以，但上来就和人家“预备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有纯粹为出国立名头的嫌疑。按现在日本的分量，人家除了当笑话，莞尔一笑以示“礼节礼貌”，就是干脆不“鸟”你。所以，实质性的任务也就剩下了考察。不过，倒也有利于专心学习。 首先是成立组织。 政府官员带头实行。连木户孝允等一帮“大哥”都表示早有出国考察的愿望，只是由于“革命重任在身”，无暇出国，但还是认真地推动这件事，参与选定人员。最后敲定48人，作为使节团，定了特命全权大使、副使，一、二、三、四等书记官，基本上是把内阁、各级政府官员分成两拨，一拨出洋，另一拨成立“留守政府”，负责日常工作。 组织成立了，又订制度。 为了使两班人马互相协调，双方签订一份《约定书》12条，约定在使节团出国期间，留守政府与使节团每月通报两次，互报情况，研究决定重大兴革事项，必取得共识后再办，保证了“在职学习”落到实处，考察团有实名、有实权。本人感觉这对于出使团成员也是一种约束――需定期汇报工作、思想情况，学习领会指示精神。按日本人“一根筋”的性格，好象真是一心学习，没有出现借出国考察之名、行公费旅游观光之实、虚报和改变路线、报销私人购物费用之类的“聪明人”。当然后来也有个别的类似情况，那是后来，国家富了，形势不那么紧迫了，勾结起来谋取私利，手就伸出来了。 《事由书》明确按考察任务分科定人专科考察，一些青年才俊被选入考察团，赴欧美考察学习，归国后担当要职，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转，大开眼界。 使节团考察，取得了累累硕果。 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制度，欧美各国的工业、铁路、军队等等，使他们惊叹不已，看到了差距，看到了方向，决心以加强“内治”为先（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回到日本就照样子开干。 到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明治政府在国家建设各个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绩。按其发端，便是这次考察学习，推动日本大力吸收的文明成果。 举一个方面来说，前边讲过考察、对比各国宪法，制订日本国宪法的事，那只是是重要成果，是各项成果之一。 我说“之一”，是因为日本吸取了西方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制定出了刑法、刑事诉讼法……这些名词，即使没学过法律专业的，对此也不陌生吧？ 这些名词――人家日本造的。 ―――――――――――― 教育改革 在文明开化上，日本人敏锐地紧紧抓住了正确的途径――教育。 要文明，不能不讲教育。搞教育，首先要依靠学校。 随着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日本的教育改革也轰轰烈烈开始了。简单说来： 1871年设文部省，派员考察各国教育制度，成立学制调查研究委员会，着手草拟《学制》（学校制度法令）。 开了眼的日本人，知道办事法令先行。1872年8月（阴历），以太政官布告形式颁布《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将全国分为8个大学区，每区设大学1所；每个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中学1所；每个中学区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小学1所。全国共设8个大学、256所中学、35760所小学，形成一个金字培型的统一的学校体制。 各级政府立即开始将原有的乡校、寺子屋这类地方府县和乡村搞的旧式学校统统改成小学，并强令学龄儿童就学。 虽然“一穷二白”基础上的教育改革推进并不顺利，也遇到缺乏师资等困难，也受到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限制，但日本人从不困顿，到1875年，重新建立（改建）小学24225所，实际就学率一下子提高到约占学龄儿童30％，并且以后逐年提高。 别笑，那时日本的文盲率也很高。 缺师资那就培养合格的师资。1872年起，日本在各地创立了专门的师范学校，还在东京特设女子师范学校。有专门教学生如何当老师的学校，这估计也是首创。 这以后，日本又先后发布《教育令》，和一系列《学校令》，包括1886年发布《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令》、《中学令》，1889年发布《实业学校令》，学校体制终于一步步建立完善起来。 看到历史记载的日本那时创立的名词――小学、高等小学，中学、高等中学，普通教育，师范、高等师范，真让人有种时光错位的感觉。还有――帝国大学本科，法、医、理、文学、农学部（系），大学院（研究生院）……原来那时的日本，基本上设置了完备的学科体系，还为现代大学规范了本科、院系、部等概念。而我们，还是后来从日本引进了这些概念。 日本人的学习力、迸发的创造力可见一斑。 ******** 日本政府为激励人们接受教育，也得采取宣传和法制两手抓。 首先将教育与个人的命运相联系，大力宣扬“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产，昌其业，以遂其生者，此无他，端赖修身、开智、长其才艺”，故“非学不可”。这与我们古代人讲的“书中自有黄金屋”那一套基本一致，也与我们一些学校单位提出的“知识改变命运”意思相仿。 当然，凡事与个人命运和利益挂钩，比较能打动人。日本政府也明白，这样搞层次有点低，所在，在国家层面，又着眼服务国家的教育目的，秉持“学政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国家，并非为学生个人利益，凡是涉及学术利益和国家利益时，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强力推进“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教育政策。 一句话，不想上也得上。不强制，估计还会有很多孩子不上学，而去种地打工，升学率连30%都达不到。 以上这些措施，有的是针对幕府时期的“词章记诵”、“空理虚谈”的教育内容方式，并破除“士人以上之事”、“农工商以及妇女置之度外”的封建教育制度。从“士人教育”到“国民皆学”，倒是称得上教育的一大革命。 看到这些，想起大清洋务运动中“创办新学”的尝试和努力，开头真是异曲同工，而洋务派办学过程之漫长、历程之艰难，实在令人不胜感慨。 到如今，日本早期成立的大学中，东京大学已是世界名校，而我们，仅有几所能称得上亚洲名校吧。 有些（我说的是有些）学校大建楼堂馆所，学院升格为大学，兼并学院建综合大学，大力“扩招”，流水线式地培养研究生，学历升级堪堪搞成了学历“大跃进”。教育“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的理念，大学借贷、负债，真像是公司化经营了。按这个标准，孔子办的“大学”，布衣粗食，穷相寒酸，实在不称。 虽说有几所大学也发奋要建成“世界一流”，很是振奋人心。不过，我没见到什么资料中说明，有靠一流的大楼，靠兼并扩招，靠给所在城市留出指标、降低分数录取本地学生，而成为一流大学的。 ―――――――――――― 德育之争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伴随教育改革，日本也发生了教育思想和方针的争论。 大清洋务运动，始终被一个问题纠缠着――围绕国体的论争。 聪明的李鸿章们知道争论没用，干是正道，但不得不争，于是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消弭分歧，堵住顽固派的嘴。 日本人也面对这个问题。而且从1878年夏天开始，掀起了一场“德育”论战，这一战，就是十几年。 乍看这场论战，竟然颇有些“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冲击”的意思。 这么简单说吧。开始是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一伙保守派，与伊藤博文一伙改革派斗嘴。 元田对天皇说：文明开化政策“追逐文明开化之未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将来有可能达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今后须基于祖宗之训典，竭力宣明仁义忠孝”，维护儒教的道德伦理原则。还要在学校内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 伊藤博文拉着井上毅等一帮人，起草《教育议》上奏天皇说，品行风俗的败坏不在于文明开化政策，而是维新变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看来，拿“负面效应”、“必需的代价”、“交学费”之类来辩白，掩盖不加辨别地全盘吸收引进中的失误，是从那时候就创造出来的）。虽然为了纠正风俗，的确需要研究，但不应该放弃国家的根本政策――文明开化政策，倒退回去“保护旧时的陋习”。 元田又写了一篇《教育议附议》（关于《教育议》的议）给天皇，重申“忽视仁义忠孝”是风俗紊乱的原因，恢复儒教、“读四书五经、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是矫正风俗的手段。 元田、伊藤这两拨人左一句，右一句，天皇两个耳朵不知该听谁的，夹在中间，倒像个传声的“媒介”。听了四年之久，实在不耐烦，便出来表明自己是始终站在保守派一边的。1882年12月地方长官会议上，天皇发言：“彝伦道德是教育之本，为我朝、中国所尊崇，虽欧美各国亦有修身之学，但我国对其采用仍不得要领，方今学科繁多，本末误置者屡见不鲜。” 天皇认为，道和德是东方文化的根本，还认为是“我朝、中国所尊崇”的呢。而西方修身之学，我国用得不好，单纯追求技术，搞不好要产生误导。 一“崇”一“疑”，意思不是很明显了吗？ 但天皇的倾向性意见，竟然没有浇灭这场“嘴仗”，反而像泼了一桶油。 随后一大批所谓思想家、教育家也卷进来，德育之争很快便白热化。 激进分子福泽谕吉，一向把儒教当成“毒害”思想的毒物，从正面向儒教主义教育论发起连续攻击；元田永孚又发表《国教论》，主张树立以孔子为中心的国教，确立以儒教作为“百科基础”的修身教育；西村茂树发表《日本道德论》，主张德育的根本是忠孝仁义，同时采纳一些西洋思想，“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 最后连坚持或否定以宗教为教育基础的两派也掺合进来了。 乱了，彻底乱了。 喋喋不休，旷日持久，主导思想定不下来，中小学的修身课教学搞不下去了。 最后，一群地方官员涌上来，向内阁要求：文部省尽快确立德育方针，统一教学方针和方法。 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上，体现了东方国家在接受和吸收西方文化当中，所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难题。放到大清，就是“西学为体”，还是“中学为体”的选择。 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 日本上下一致努力，问题解决了。 可惜的是，解决的不是儒家、西学的问题，而是皇家的问题。 第一任学部大臣森有礼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这家伙其实是十分推崇西学的。在任驻清公使时，曾针对李鸿章所问的“中学有几分可用”，回答说“中学只有二三分可用，西学倒有七八分可用”。现在，他又违背了自己的本意，提出了另一套东西。 森有礼为什么转变，这要问为什么天皇会一直站在保守派一边。 资产阶级的启蒙和开化，与皇权思想背道而驰，闹大了，将对皇权构成威胁。天皇不傻。 森有礼的这套东西，吸取德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提出“国体教育”，在思想教育上又强调以“忠君爱国”为根本，在学生中灌输“万世一系”的“皇统”教育。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才是日本思想教育的基础。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儒家胜利”的好事，应该看看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承中，都被抽取、改造成什么了。忠君，服从封建社会秩序体系……这些才是日本天皇和一些大臣需要的。 为这么点“退缩”，推崇西学的森有礼还陷入了“内部矛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要求“全盘西化”的激进改革分子当成保守派，乱刀砍了。 砍了森有礼，皇统教育也不受什么影响。1890年10月30日《教育敕语》颁布，以最高法律形式确定了教育方针，终于平息了自1878年以来的德育论战。 也结束了自维新以来的教育改革。 最终，日本本着“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的原则，搞出一套神学、儒学和近代国家主义的混合物，明确了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方针的灵魂、以培养“和魂洋才”作为教育纲领――到此，“忠君爱国”终于在近代日本思想教育中确立了主体地位。 这些“皇国”、“皇统”思想，在《教育敕语》中处处体现出来： “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 “尔臣民，应……广行公益，力行公务，经常遵守国宪、遵守国法，一旦危急，则忠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 “如是，则不独为朕之忠良臣民，且足显彰尔祖先之遗风。” “斯道，实乃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使之通古今而不谬，施内外而不悖。朕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宜其德。”[《日本帝国主义的兴亡》] 平时老老实实，为天皇流汗，急时啥也不说，为天皇赴死――就这么个意思。 ******** 轰轰烈烈的德育论战，就这样结束了。 又是一场以东西文化之争始，以“皇国”思想终的文化异化过程。 后来日本建立军国主义体制、炮制法西斯制度、发动侵略战争，并给亚洲国家带来灾难，似乎也应归功于这个结局。读到后来这一件件史实，我每每都要记起那一幕奇怪的论争。 “皇国”化也好，“开化”也好，如果指向一个目标“军国”化，还有什么好争的？区别，无非是天皇本人胜了而已。 一套“忠君爱国”、“和魂洋才”的皇统教育纲领在日本实行了半个世纪还多，影响之深不可低估。 所谓《教育敕语》，也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事实上是全日本人民的行为道德规范，统治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着人们的一切行动，虽然也倡导孝友恭信等道德品质，但更是从精神上驱使日本人民为“大日本帝国”、为天皇效忠。 直到把他们驱赶到中国、亚洲战场。 直到把他们收进靖国神社。 外边的人还在顶礼膜拜。 服务对象、教育指导方针的歧化，推动日本教育走向“靠偏方治大病”的歧途，最终结出恶果。 “文明开化”的明治维新，先在思想文化上种下了一大祸根。 ―――――――――――― 社会改革 在维新政府的推动下，“文明开化”在日本社会蔚然成风。 当然，开始还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变化，隐隐也“秀”出政府夹带的“私货”。 明治政府接连发布一系列文告和法令，废除中世纪的风俗习惯，宣传奖励以至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方面掀起了“欧化运动”。 先说衣（服饰外观）。 象1871年9月23日发布的《断发脱刀令》，给人们“断发”（剪短发）、“脱刀”（摘掉武士佩刀）的自由，并奖励效仿西方人的发式。这样的好处是，日本男人不用再留那类高扎马尾、露出几片头皮的怪异发型。令旧武士不悦的是，他们无权再腰里带把刀子出来瞎晃荡了。再那样，警察会请他进“号子”吃饭。 1872年12月，太政官布告第373号，禁止“直衣”、“狩衣”（幕府时期高级官员常用服装），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礼服，并提倡官员穿西装（你说日本人不守旧，到现在欧美人都不穿燕尾服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衣服后摆还拖着那个蝌蚪尾巴）。 于是，西服、普鲁士帽、法兰西鞋一时成为最时髦的服装，妇女也穿起紧紧缠在身上的衬衣，看到身着时装、手捧洋书的女子，也已经不稀罕了。 当然普通日本人服饰的“洋化”不值得讥讽，仅仅是一种“新潮”嘛，这种时尚潮流有时候就个人审美的选择，甚至连文化现象都称不上。我们也有，现在我国大江南北、城市乡村，结婚不穿大红礼服，穿婚纱，多数是看上“那是一件漂亮的嫁衣”，不代表我们都是天主教徒，大家仍然拜父母、敬祖宗，不须去教堂、请神父。 应该说，相比中国后来的维新，闹腾一阵子，连妇女“裹脚布”都没有放开，日本的改革，虽然一下子显得有些急唠唠的，还是很值得称道的。 再说吃的。 西餐馆开始在各地普遍出现，从前被日本人认为是“脏物”的牛肉、猪肉、牛奶等，也成了上等食品。一个人要想标榜自己也文明开化了，追逐时髦生活，有个方法就是到火锅牛肉菜馆“下个馆子”――哇噻，一下子就高大上了。不光是高级官员或社会名流，连人力车夫、演员、艺人、学生等，都像假名垣鲁文在《安愚乐锅》（诙谐文学）里描写的那样，在牛肉菜馆里坐下来，一边用筷子拨拉着牛肉火锅，喝着啤酒（如果喝白兰地那就显得更“文明”了），一边说着很蹩脚的英语，讽嘲社会上的旧弊，显示自己才是“文明开化”的人士。 读到这些记载，有点思维错乱。火锅牛肉菜馆……日本人是眼瞎还是选择性遗忘？ 火锅是中式的吧，再往前追，据传说那是蒙古成吉思汗部下的发明，战斗激烈来不及煮肉，就削成片，热水一涮就吃。 牛肉，牛肉――武松那伙人拍出点碎银子，就粗声大气地喊一嗓子：小二，有牛肉尽管切来！我在咱们某乡村的火锅店，用筷子拨拉着涮羊肉，禁不住想问：吃火锅牛肉，还用筷子，何时竟成西洋上等生活了？ 什么牛肉猪肉被日本人认为是“脏物”，说实话，连武士都穷得肉都吃不起、满大街人们一脸青菜叶子色的日本，真是靠维新逐渐富裕，才有机会吃上牛肉、喝上牛奶，喝完一上头，忽然还觉得这就是过上了“洋人”的生活。 这些生活方式改革，要找源头，都是外务卿井上馨出的主意。搞什么“欧化”，希望这样能帮助日本，尽快与欧美列强“打成一片”，但收效确实一般。 不过，政府允许华士族与平民通婚，规定自1873年1月1日起采用阳历并废除天宝历（即阴历）等政策，确实有助于社会革新。 允许是允许。如我们中国，“七仙女”嫁个不名一文的董永，那是神话。 就是不知道农民习惯了按二十四节气种地，是怎么办的。 明治政府在推行文明开化上“弗远不及”，力度大的时候，一下子连娼寮都取缔了。不过，后来私娼公开露面，为政府发动战争进行募捐，“国家兴亡，娼妓有责”，娼寮随之又从地下转移回地上，成了向政府纳税、捐款的正经企业了。 这样的例子都能说明开始之初，日本政府为建立一个适合世界潮流的文明体系，按时下的话讲，向现代社会转型，与西方接轨，由上到下、由内到外，一时间到了统统照搬、照着葫芦就画瓢的地步。 照单吸收西方文化的风潮占了上风，一旦过了头，就成了全社会的一种普遍“病态”的执着。 据说，日本政府中有人认为，日本同西方相比是劣等国，不如搞“全盘西化”。社会上也有人主张，日本应废日语而以英语为国语，甚至组织“人种改良会”，提倡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等等。 看来日本人玩什么，都不是玩个心跳，而是要玩个彻底“休克”。再醒过来，就是新时代、新人类。 ―――――――――――― 强权理念 在以上的文明开化上，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国际政治理念的养成。 修约要求被各国无情拒绝，给日本当头一棒，脸面掉了一地。各国国富兵强的景象，应该给了使节团一个深刻的教训，更是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德国首相俾斯麦对他们赤落(luo)裸地鼓吹“强权政治”，日本人带着一颗崇敬的心，听完之后，彻底明白了。 弱国无外交，这个道理日本懂得一样很早。 他们痛感国家贫弱之可悲，深知只有自身迅速富强、国力充实、法制完备，才能修改不平等条约，才有可能真正平等独立，这是绝对正确的。 但日本人也从此认准了，弱肉强食是国际政治的法则。原来自己血液里流淌的那些基因，竟然如此天然地符合世界形势。于是，富国强兵成了第一要务，强兵之后便是侵略邻居、欺凌弱小。 没有任何情分，没有任何负担。 ******** 时至今日，我们总是想不通：日本人为什么不承认侵略？为什么不道歉？ 日本人的历史观念，是植根于“文明开化”的认识之上的。经过“进化”，日本俨然已把自己当成西方文明体系中的一员，把未来的战争――对朝对清的侵略，称为“西方文明体系与东方文明体系碰撞”的结果，这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可能还要早。 在日本人看来，日本到中国，叫“进入”。侵略是我们单方面的认识，是误解，甚至是“泼脏水”。 没错，日本人就是这么想的。 在日本人的混蛋逻辑里面，你不强，活该受欺。 日本人也会说：日本这么干，也是有“难言之隐”的，要知道1890年乃至以后的年代，全世界各强国都把主要力量放在军事上，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发奋图强的中国，“面对”英、美、俄这些军事强国――虽然我们知道，这些“碰面”，几乎都是日本人自己大老远地跑到别人面前的。 类似的混蛋逻辑日本人还有很多。过去有，现在有，可以肯定将来也会有。 讲道理是没用的。怨只怨我们自己不争气。 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在中国没激起波澜，却在日本成为重要的启蒙读物，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未引起反响，在日本则畅销无数。完了人家还深入研究，找了一个更传神的汉语词表达这一科学概念――“进化”，我们后来不用“天演”，从日本引进了“进化”（我们所运用的现代学科里，日本创造的、被我们引入使用的“汉词”数不胜数）。从这种学习态度上足可以见到当时我们的差距。 我们应该承认的是，凭着日本人酷爱学习、善于吸收，有时甚至囫囵吞枣、敢于“先吞下去再消化”的无畏精神，有时拿来就用、敢照样子扒谱的优良品格，确实学到了一些适应历史潮流的先进的东西。 日本在开化上，充分利用了世界发展成果，虽然始终病歪歪的、矛盾不断，虽然从第一步就迈入邪路、走上依靠军事拉动经济的畸形发展道路，但毕竟是促进了国力的发展。 关键是，在一场与亚洲邻国的赛跑中，日本终于跑到了前边。 ------------ 第三节先天失衡的经济转型——殖产兴业 明治政府的领袖们掌权伊始，就把狠抓经济建设作为建立富强新日本的总纲。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是十分可取的。 发展经济的途径，是改变“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 而政府又从日本的现实情况出发，选择围绕“殖产兴业”展开，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支柱，扎扎实实向西方学习引进，能买的就买，能请的就请，能学就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施机械化大工业的移植。 ―――――――――――― 发展工业 1874年5、6月间，刚刚游历、考察欧美各国回国的大久保利通，交出了自己的第一篇调研作业――《关于殖产兴业建议书》，将自己振兴、发展日本经济，改变贫穷落后状况的设想、主张合盘托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兴亡》] 他的设想，基本上反映在了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说他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总设计师，也不为过。 大久保使日本上下认识到：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工业，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为国家与人民，负其责者……举凡工业物产之利，水陆运输之便，凡属保护人民极为重要之事，均宜按各地风土习俗，人民之性情知识，制定办法，以为当前行政之基干，其既已建成者保护之，尚未就绪者诱导之。 如果按现代的名称，用一句话讲，以上发展形式，就是“政府主导、强力推进经济改革。” 具体方针，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来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创办国营工矿企业，保护扶植生丝、棉纺等民间工业，大力保护私人海运事业。[《日本帝国主义的兴亡》] 新政府正是按照这种构想，遵循保护、诱导、扶植等原则，筹建起日本近代工业体系。 资金保障上，治理财政、金融，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发行国债、外债，借资兴业； ――当然，目前日本还很弱，政府少钱，大财阀也还没出现，借钱倒是经常。没有足够的白银支撑来实行“银本位”，政府不能大量印发纸币。日本急需出去，捞上一大“票”。 技术保障上，通过智力引进（人才）、技术设备引进（购买设备），实现技术升级。 维新前的日本，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科技水平相当落后，掌握先进科技的人才基本上没有。被迫“开国”，“睁眼看世界”，不仅是大清一家，也是日本的写照。 还得佩服日本人善于学习和引进。 “拿来主义”再次在日本殖产兴业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工艺，初期便大量雇用外籍人员协助，日本很快便步入近代化的轨道，并在短时间内实现富国强兵。 日本在引进人才同时，十分明智地选择引入科技――派出学生，留学欧美。不管是规模上还是持续时间上，都比大清有力度。大清的第一个真正的“留学潮”是甲午战败之后，最大的留学群体是赴日留学生。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时光流转，曾经派出“遣唐使”的日本，近代成为了中国的老师。 历史有时真让人无奈，又深感“造物弄人”之言不虚。 ******** 林林总总，一时实在难以说清，只能择要记录。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近代工业的建设上，一上来就没有丝毫旧思想障碍，一上来就是“举国体制”。 相比之下，李鸿章大人背着太后和一帮王爷大臣偷偷摸摸修第一段铁路，“兴办新学”在科举制的体制下举步维艰（前边提到，船政学堂招生都遇到了困难），各地督抚大臣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努力实现工商产业建设，从实际效果上来讲，实在难以发挥“总体”效益。 ―――――――――――― 贸易立国 日本产业发展中，还有一个闪光的地方，即“贸易立国”。 这是个很有意思，值得研究、讨论的事，特别是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中去思考的话。 有个叫神田孝平的人从东西方国家对比中，得出结论： “若以商立国，其国常富，若以农立国，其国常贫。”“交易之利，是无限度的，衣业之利是有限度的。再者有限没有胜过无限的道理”。神田慨叹：东方诸国，是以农业立国的，虽地质肥沃物产丰富，却常常贫困，竟不如土地贫碍、以商业立国的西方诸国富足，终于受着西方诸国侮辱，真是不堪叹息的事啊！ 神田断言：不过，若一旦改变旧法，挟着国有的肥土，更加尽力于工商业。那么，不过数年间，便形成强大富有的国家，岂在西洋诸国之下呢！ 这个结论，用我们的词讲，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神田的看法，论据不一定充分，甚至不一定完全准确，结论却非常有道理。对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在工业发展进步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商业贸易，依靠制造产品销往海外，赚其他国家口袋里的钱，无疑是日本发展的“神器”。 今日的日本，正是依靠制造业、外贸业，成为经济大国的。 ******** 但神田所言“贸易无限”，有个前提――产品无限。保证产品无限的前提之一是――原料无限。 我相信他能看出，却没有说出的是――他所称的“土地贫瘠、以商业立国”的西方诸国，是依靠全球占领殖民地，廉价掠夺资源，再返回去倾销商品，来实现“交易无限”的。 日本人十分骄傲自己的技术，却经常焦虑一件事，那就是自己的国土狭小、资源贫乏。 同时，头脑发热时的日本人又常会忽视一条，还是国土狭小、资源贫乏。 特别是到了战争中，这些因素将具有巨大的制约作用――战争潜力不够！ 可悲的是，日本人更为认可另一个快速发财的途径：买原料不如抢原料，卖产品挣钱不如抢钱，要不咋叫“倭寇”呢。 当日本人决定以战争解决资源等问题时，初期效果明显，但占据更多地盘并维持下来，需要更大的力量，更多的资源。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战略的“张力”（借用液体的表面张力原理，我估且称之为战略“张力”）。“张力”不够，地盘就应缩小，勉强撑大，不是撑不起来，就是撑破，就象肥皂泡需要吹才能变大，吹大了却总会破裂一样。 当战争扩大到一定规模、持续到一定时间，并随着自身力量的“稀释”和反抗力量的增长等因素，入侵者就会日渐吃力，等到冲过了维持战略平衡的临界点时，便再难支撑。 可以说，又恰恰是资源短板，使日本无以为继，导致差点面临灭项之灾。 依靠外部“资源链”所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和由此存在的脆弱性，注定只要发动战争，时间――从来不在日本这边。 未来的甲午中日战争是这样，日本人将首次面对并深刻感受到这一“难题”。日本人应该庆幸，那时有个明白人，伊藤博文。 再后来的抗日战争时也是这样。 日本为什么无休止地全面侵华？为了无尽头的战略资源需求；为什么进攻马来、“匪律宾”？为了橡胶和石油，不是为了地盘而抢占地盘。战争――资源，于是――更大规模的战争，然后――更多的资源需求……这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正是一个失败的魔咒。资源，象一个索套，从日本人决定跨出那个小岛子开始，就把日本人脖子勒紧。 日本人就象一个追着咬自己尾巴的2B狗一样，不到累死是停不下来。 别看一上来来势汹汹，日本人一出动，就被瞅准露出了“七寸”。 可惜，这时的日本人就不懂得，也不学学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在一个庞大的国土上，你日本人每个据点放十来个鬼子，每平方公里不到半个鬼子，你还能怎么的？ ******** 到现在为止，“资源贫乏”和“资源需求”的矛盾，这种情况改变了吗？本质上并没有改变。看看今日财大气粗的日本，殚精竭虑地维护自己的海上运输线，喘着粗气奔赴世界各地购买资源，煤，石油，铁，稀土…… 但似乎，短视、只顾眼前、看问题始终缺乏纵深感的日本人似乎始终没有搞清楚。 本来，二战侵华战败，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被美军强行改造，不得不走），以产品赢得市场，竟然在商业市场领域，实现了依靠武力未能实现的“大东亚共荣圈”。这是多么值得珍视的宝贵经验。 我原以为日本人从此弄明白了。 我原以为日本人“从此不复反矣”。 但不是。 写这篇文字时，安倍这帮人组成的日本右翼政府，正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正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正到处无中生有地宣扬“中国威胁论”，正在别有用心地否定二战和中国抗战的成果，不断玩弄混蛋逻辑，还要在蛮横争夺别国领土上试图“显示肌肉”。 日本人又快疯了！ ******** 由于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短时间内，日本相对以前富起来了――注意我指的是“相对”――而日本人都以为自己是绝对的富国、强国、大国了。 但对亚洲乃至世界实属一大不幸的是，日本的工业体系自始便以军事工业为主导，始终与发展军力的发展命运相连，是日本对外战争的基本依靠，也是对外扩张的内在推力。 除提供军备物资，一些大企业还直接参与战争，服务于战争。并从战争中获取不义之财。二战中，日本公司掠夺被占国财物，强掳和奴役使用中国劳工，直接欠下一笔笔血债。 从今日的现状看，日本各有名的大企业也始终实行以商养军、以商强军的体系发展战略。 就是说，他们的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基本是一体的，从未分割。 这一切从初创以至今日，未曾有变，调整的无非是需求数量和比例问题而已。 ―――――――――――― 军工财阀 没有什么秘密。 殖产兴业的目标，天生便免不了将企业导向军事。 还有我说的，维新功臣们占据了捞取真金白银的位置。他们从哪里发财？还是在殖产兴业的事业里。权力结合资本，才能够变现成金银。 看看日本有影响力的大企业的发家史，对这两个本质就知道得很清楚了。 ******** 日本“海运之王”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就是在明治政府的扶植下，登上财界大亨宝座的。1870年，岩崎开创了“九十九商会”，以承担土佐藩所有债权、债务为代价，占有该藩应归国有的轮船，专营运输。 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时，岩崎又走了大久保、大隈的关系（注意这点），独揽全部海运业务。此战后，在“战时无船可用”教训的刺激下，明治政府花了137.68万墨西哥洋元从国外购置13艘大轮船，无偿交付给三菱公司使用，使三菱商会一跃成为日本的海运之王。 之后，大久保又通过《第一号命令书》，在14年内每年补贴给三菱商会25万日元资助金和1万元海员训练费。不久，政府又出资81万洋元，为三菱买下美国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的船只和该公司在横滨、神户、长崎、上海的建筑物和财产，等等。 由此看来，三菱航运起家资产，倒有一大部分是政府无偿赠送的。 就这样，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实际上是坐在政府位子上说了算的大佬扶植下），同时依靠发战争财，三菱羽翼渐丰，逐步垄断了对朝鲜、中国的航路，并将触角伸及金融、保险、工矿、建筑、造船、食品等许多种行业，成为日本最具实力的财阀控股公司。[参考《日本帝国主义的兴亡》（上）] 公司好，政治大佬们跟着好，这种利益链接，也决定了他们天然有一种纠集在一起发动战争、深度介入战争，创造发财机会的原始冲动。 ******** 三菱重工，除了我们所知道的经营海运，造轿车、造电梯，还制造了日本的军舰、飞机、坦克、火炮，二战时有名的“零式”战机，就是他们的杰作。中国各地的史馆里，有关抗战历史的展厅，基本都要摆点日式枪炮，三菱制造，找到这东西也不算难事，抗日战争留在中国的太多了。最近又在开发什么第五代战机“心神”战机，工程进展顺利，被日本右翼政府倚为重器。 斯巴鲁（日语“星”的读音）汽车制造商是哪家？为日本制造重型轰炸机的中岛工业公司。现在，它也积极参与了日本新式战机的研发制造。我奇怪的是离二战结束已经近七十年，它竟能迅速重操旧业。 包括日本在内，多个国家的成功经验说明，“军用商用合一”这种发展战略是极具威力的。它在技术的积累、储备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起码保证军事技术发展从未中断过。需要的时候，它们能迅速完成向军工转化，释放出军事产能。 而且至今，它们不也是与日本的政客们通过“政治献金”，结成牢不可破的关系吗？ ******** 国际贸易中，有个什么条款，禁止劳改工厂的产品出口。 我常想，为什么不能禁止与这些有军工背景的工厂的商品贸易？ 不能，因为杀人武器都可以公开买卖。 因为军火贸易，是创造财富的快速渠道，是很多国家的支柱性产业。 害怕囚犯被掠夺劳动，影响了犯人的人权，就是不管被侵略国家的人民死活，强权国家都在参与和制造杀戮、暴力，使这样的惨剧日复一日、永无停止地在这个世界上演。 这个强权世界，到处充满着人类的虚伪，一些虚假的文明，绝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纯洁。 禁止武器确实是幻想，联合国也管不了，但我仍然认为，应当出台一道限制条款，迫使军、地工业分割，否则，只要沾着军工的，就应该与一般商品有所区别。 我知道买日本车的人会反对，说这样想十分幼稚，十分不明智，因为技术这东西，军用也好、民用也好，不可能分开。 但我想说，技术分不开，企业能分割。 你坐着丰田轿车风行天下，人家的坦克也风驰电掣；你坐着三菱电梯直上高楼，人家的三菱飞机已直上九宵。你就从没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吗？ 我还想说，我们不能拿“某些人的某种标准”去推及人家，那会低估了日本人的爱国情怀。 日本人勒紧裤腰带，都有力气要为天皇、为皇军作贡献，何况让他们吃饱之后！ 有本事造飞机、坦克、军舰，就让他们靠军队订单吃饭。 ------------ 第四节暴起的武力支撑——皇国皇军 该说说“大日本皇军”了。 按日本人的观念和设计，在维新的三件事中，富国强兵当然建立在政治改革和殖产兴业的基础之上，但却是排在绝对首位的，也是最终的目的。 在这个首位的目标之中，强兵又自然应当排在富国的前面。 山县有朋对“富国强兵”这一建国总目标是如此解释的—— “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语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交往之对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而国民之劳力始可积，国民之富贵始可守。” 若论自强自保的话，道理绝对是这么个道理。但若论对外扩张掠夺，这个道理就是“以武力开拓利益”的道理！ 日本沿着这个道理的指向，走上侵略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大国崛起的经验和榜样，教育了日本人——那都是流血和浴火的历程，都是对其它国家的掠夺、殖民地的扩张。 梦寐以求对北海道、琉球，乃至台湾、朝鲜的“进占”，就是留给日本人的“家庭作业”和“培训结业考核”。 ******** 日本人毫不掩饰“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这个思想意识。 明治维新锁定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而按照日本政府的理解和思路，“富国强兵”的最终结果，是建立了国内军事警察统治和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体制，以实现在国内的法西斯统治和对外的侵略扩张。[《日本帝国主义的兴亡》] 又是一个“动机不良”导致的冲破“和平籓篱”的恶之果！ ———————————— 改编军队 为建设现代军事强国，日本维新大臣们不遗余力地强化军队。日本先后实行征兵制，编制新式军队，并大力扩展现役军队规模和发展后备役力量。 戊辰国内战争结束不久，明治政府腾出手来，整顿军制。 要建新军，必须处理好旧军队。“卸磨杀驴”可不是一件随便的活儿，而是一件实在有风险的事。杀驴不成，搞不好会被驴踢。 天皇和手下一班能臣不是傻子，有招儿！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第一步，是在1871年，发布建立近卫军的法令，先从参加推翻幕府军事行动的原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的部队中选拔出大约1万人，建立起专门保护天皇的近卫部队，叫作“亲兵”。 这样做，既稳定了中心，又安抚了有功的各藩，同时，也抽掉了各藩军队的精华、支柱。就各藩那点兵力，基本上留了个皮皮。 第二步，将原属各藩的军队调整改编，作为新政府军队的核心。 先凑合着，还是为了稳定。 这还不行。这也不是明治天皇和大臣们的最终目标。 一来，旧的封建军制腐败，武士打仗为的是赏钱，为的是封地，仗打完了还要长期养着，如果生活条件差了，吃不上肉了，就常起来闹叛乱，是决计不能再全盘接收了。二来，从内战中体验看，大家都感觉到，有民众参加的非正规军（日史上记的“奇兵队”、“农兵队”等），反而战斗力更强。明治政府决定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制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军队。 打仗过去是武士的职业，一般人想参加没资格，现在让农民参加，对渴望政治地位的农民来讲，非常有吸引力，好象一下子就有了“身份”，调动群众积极性不足为奇。 挖开这个“源头”，日本军队的规模和战斗力，就有了新的更大的来源。 于是，第三步，吸收新鲜血液，更换军队肌体。 1872年11月，日本发布征兵诏书。 1873年1月颁布《征兵令》，正式着手建立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模式的常备军。 国家统一了，各藩荡然无存。明治政府在全国划片，设6个“军区”，“军区”的管理机构叫“镇台”。 镇台这个名称很形象，功能也很明确。负责建立陆军的山县有朋扬言：“镇台就是为了镇压人心。”设立镇台，既达到军令统一归中央的目的，也是为了分片驻守、稳定各地局势。 有了“镇压人心”的军事机构后，按照《征兵令》，1873年4月，第一次征兵的应征者在东京镇台入伍。之后，各镇台都接连不断地征召新兵入伍。 第四步，训练、整编。 海军以英国为师，陆军以德国为范，加强军事训练。 为对外战争的需要，日本不断改组军队编制体制。 1885年，日本陆军特意从德国聘请了梅克尔少校，帮助日本将军队的编制改成德国式。 在这个框架下，设置了预定在战争时期能够担任军团长的监军。 下面的层次中，先制定旅团条例，整顿了旅团编制，使旅团能在战时作为基本的作战单位。 而后，又改镇台编制为师团编制。 很明显，“镇压人心”的使命完成了，分片驻防的“镇台”也就没有意义了，需要适应新的需求。 而师团这级编制，完全是为了适应野战机动作战需要。 这是一步相当大的跃进。好处和目的，都不言而喻。 整军工作卓有成效。 据统计，1873年刚开始实行征兵制时，新建的日本军队平时编制不过3.1万人，战时编制4.6万人。到1879年，日本陆军的编制总计达16个联队（团）；骑兵1个大队（营）1个中队（连）；炮兵10个大队，工兵3个大队1个中队；辎重兵1个中队2个小队（排）。 第一批改编，全国共编成了6个常备师团，天皇的“亲兵”则改编成了近卫师团。 以上只是常设的兵力，称为战列队。战列队之外，还有对应的0.5倍兵力的补充队。 除了由战列队和补充队组成的常备军外，还设置了与战列队同样数量的预备役人员——后备军。这样，日本可动员的兵力一下子增加到了原来的二倍半。 这个扩军过程，正是日本对外战争的所谓“十年备战”之中完成的。 ******** 还有最后一步，关键的一步。 第五步，皇军化。 在长期诸侯割据的基础上，迅速建立国家军队，想来难度不小。但日本政府找到了两个支柱——一是天皇，二是神道。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统制，维新大臣们先以宪法确定了天皇的统帅权，并在军队中大力鼓吹和发扬“忠君”思想，满满地灌输“武士道”精神。 1881年1月建立了宪兵制度。 1882年1月，以天皇名义颁布《军人敕谕》，向士兵灌输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等5项“武士道”精神——旧武士道的升级版。 后来令我们印象深刻、大人小孩皆知的大日本皇军的“武士道”始于此时。这套从旧时代承接过来的“武士道”精神，首先是保证忠于天皇，让每个日本军人时刻牢记，“朕是汝等军人的大元帅”。然后又借助“神道”，让每个日本军人相信为天皇而死，一律变成神，进入皇家神社，所以不但不应怕死，还应积极追求进神社、被供奉起来。 如此努力加大步伐前进，从精神、思想到编制体制，终于建立起了大日本帝国陆海军，并且“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也是名副其实的皇家陆海军——皇军。 ———————————— 军令独立 从调整编制到成为皇军这一步中，还有一个相当关键、相当具有决定性的动作——军令机关独立。 据日史称：它的缘起是，日本政府从打击本国武士反判势力的西南战争的经验中，认识到参谋组织的不健全，于是决定——使军令机关独立。[参见《近代日本史》] 这是什么逻辑？ 参谋组织不健全，你就建立机构、细化职能、增加人手，让它健全吧，跟独立不独立有什么关系？一个儿子头脑或身体不健全，你就让它分家过吗？ 对，就是这么个逻辑。统帅权独立，这是军队系统努力的结果，也是天皇想要的结果。 那么，这个“参谋组织不健全”的缘由背后，一定有深层的用意，巧妙的设计。 军政、军令，简言之就是军队的管理和指挥。古代军队一般是军政军令统一，将军有管理和指挥军队的权力。后来为了限制将军的权力，从欧洲一些国家开始，设立陆军大臣，掌管军队管理权，军政、军令便分开了。 日本刚好是反着来的。 开始的时候，是在政府内设陆军省、海军省，陆海军大臣掌管军队的管理权，同时通过陆军省下设的指挥机关、各级长官，行使指挥权。 日军所采取的，是军令首先与军政分开，将指挥权从政府中分离出来。 1878年（明治十一年）12月5日，日本废除了以前的陆军省参谋局，新设参谋本部。 我们要注意的是，日本军队为什么这样做。 这样做，确实大大提高了指挥效能，使日本具备了“现代战争”的作战能力。 但更重要的是，把参谋机构从陆军省剥离出来，也等于军事指挥机构脱离政府节制。 陆军有了成功先例，海军自然不甘落后，起码要争个平起平坐。原来1886年3月（明治十九年三月）设立的参谋本部海军部，好象从体制上决定了海军从属于陆军，那怎么配称帝国陆海军呢。在海军的不懈努力下，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5月，海军的军令机关也终于从参谋本部独立出来，变成海军参谋本部，次年改称海军参谋部，到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甲午战争前一年，借着帝国对外战争的需要，海军再努一把力，也如愿以偿地脱离了海军大臣的支配。 这下就彻底改变了陆军和海军的军政、军令（作战）都统辖在陆军卿和海军卿之下的格局，使作战指挥机关成为与军政机关陆军省、海军省地位相等、互不节制的二元组织。 这下，谁也管不着谁了。痛快了吧？ 但独立出来的日本参谋本部，应该归谁管？直属于天皇。 作为军令机关，参谋本部直属天皇，从此天皇直接掌握军队，内阁无权指挥军队，议会也不能左右政局。 这就从指挥体制上保证了天皇统帅权的独立。 以后，日本又在宪法中具体加以规定，来保证统帅权的独立。宪法明确——有关军事各务，用兵作战由参谋总长（陆军）、军令部长（海军）辅弼，其他的事务由陆海军大臣辅弼。 就是说——从此，陆军省、海军省，对军队只管着给人、找钱，而如何运用、如何打仗这些事，陆、海军省无权过问。 我们知道，日本的明治宪法根本就不是保证议会、内阁的权力，而是强化皇权的。毫无疑问，以宪法规定将统帅权置于政府议会的干涉之外，制约着内阁的责任政治，更架空了议会。 然后宪法还进一步赋予天皇以开战和指挥权力……到这个地步，还有谁能控制得了军队？ 这就是日本创新发展高度集权专制的德国军事指挥参谋体制，搞出来的独特创意。 这也是个很危险的创意。 这还不够，玩什么都要玩得彻底、玩到极致的皇军还是动脑子想办法，充分运作修订和利用宪法，争取到了现役军人出任陆相、海相的条件，保证陆军省、海军省是自己一家的。接着又动辄以不出人参加组阁使内阁“流产”，或以陆、海相辞职使内阁“破产”相要挟，进一步削弱政府对军队可能存在的约束和牵制。 所有这些，都有意无意指向一个目的——为以后日本明治至昭和天皇与政府推行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创造了条件，扫清了障碍。 可以认定，从此，已经几乎没有力量能阻止日本军队“暴走”了。 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给亚洲带来灾难的前奏。 同时，这也是军国主义将日本自身带入深渊的制度根源。 ------------ 小结语 以上择要所述，就是日本引以自豪的明治维新之路―― 以自强面目始，以妖魔本相终。 ******* 很多人讨论清日战争失败原因的时候，也基本从两国的发展阶段来对比，关注“日本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这个特点。但不得不说，这只是诸多因素之一，它反映的仅仅是力量对比。 造成日本发起战争的最终因素，却不是力量。 更深一层看，日本对邻国、对世界的态度和秉承的法则，反映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迈进的基本政治生态，和基本格局形态。日本跨过一步，赶上了这班车，但也许是“文化基因”里天生的缺陷，日本人没有认清并接受世界发展的经验，而是汲取了其中野蛮血腥的成分。 所以，日本发起战争的最终因素，是使用这种力量的本能“冲动”。 这注定了日本和邻国，以后日本与世界会有悲剧发生。 不幸的是，日本人的维新，绝没有能力彻底完成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而是鼓捣出了一个皇权、内阁的政体加上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玩意，且将武士道“阴魂”植入里边，培养出了近代军国主义的怪胎。 我不说，这一切是日本后来成为“挨核弹第一民族”的原始起因，那是日本人的不幸。这个很多人说过很多了，但就是到目前日本人的表现来看，我们再说，日本人也不相信。 站在我们的角度，我只说： 令亚洲不幸的是，日本走上“脱亚入欧”这条道路，并走火入魔地坚持至今，还自认为自己“进化”到了第一等强权国家行列。 更令亚洲不幸的是，日本在没有能力挑战西洋列强之前，首先将魔爪伸向了邻国。 被强人欺负，就找一个比自己软的来欺负，借此向西洋列强表明，自己已经有资格进入强国的第一梯队。 ******** 对照日本，反观大清的“洋务运动”，有些地方十分相似，在洋务运动主营的发展经济、兴办工业等方面，甚至如出一辙，但效果迥异。到底是什么原因？ 多少年来，日本学者也好，国内的一些书中也好，多从政治体制和文化改革角度论述。诚然，大清追求的是“师夷长技”，不可能触及落后但仍十分顽固的封建社会生产关系，而是硬在上面另起炉灶，建设厂。 日本学者洋洋自得的“脱亚入欧”，抛弃汉文化、学习西方文化，被认为是高明之处。但那是经验，也是祸根，不提了。 很少有人注意，日本后于中国被迫“开国”，目睹中国的惨状，为日本提供了前车之鉴，日本人很容易就醒悟过来，看到出路。观察中国，也能够从先期发动的大清洋务运动上吸取经验、避免教训。 中国已不足为师，那就直接向中国的老师学习，回头还要和大清竞争。 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相比日本，不管是面积还是资源上，无疑都具有无法比拟的强大吸引力，不仅吸引当时的列强的注意力，还扛住了列强的扩张侵略，为日本抵挡了风雨、减轻了压力、赢得了时间。 否则，列强是不会给它时间和机会的。 而我们中国，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近代化的道路上不断被列强打断，几尽毁于一旦，不得不从零开始。 其中关键的两步，就是被日本破坏殆尽的。 ------------ 第四章日本人想要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说——如果把你放到一个孤岛上，待上三年，你就会知道，日本想要什么。 如果把你放到一个孤岛上，待上十年，估计你就会说，我得想想，日本还有什么不想要的。 四面环海，国土狭小，地震频仍，火山不断爆发，象一页孤舟漂荡在茫茫大海之上，终生生活在沉没的恐惧中。何时才能有一个坚实的立足的地方，这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渴望。加上近代以来，日本科学家们又抛出一个又一个吓人的“塌陷论”、“沉没论”，更加剧了这种紧迫感。所以，日本人想要大陆。 长期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文化落后，尽管善于二次开发，加以改造后为我所用，但原创很少。好比技术开发终究是原创理论之应用层面的东西，二次开发套取个专利还行，知识产权总是个问题。虽然日本人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少得可怜，对外影响力太小，却比谁都渴望政治上的尊重。所以，日本人想要得到承认。 资源贫乏，几十块地加起来可能才够一亩，除了产点森林，就是向大海要吃的，特别是本土的战略空间实在太小。要有绝对的安全，必须极力扩张自己的安全空间，构造海外的战略缓冲地带，恨不得天下归其所有。所以，日本人想要空间。 以上这些，对日本人来讲，不象是我们有功夫娇情的“你幸福了吗？”的问题，而是攸关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以上的原因，还给日本人造成了一个相当不好的狭獈的民族心理——只要我好，别人的死活我不管。 从这一点上去理解日本人的行为，一切就有极为显然的“正当性”了。 ********** 日本研究我们比我们研究日本多，过去现在都是如此。 我不知道在日本关于中国的书有多少，但我知道我们关于日本的书很少，想多找些来看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说专研究日本的了。看看NHK电视台拍的关于中国历史和发展的纪录片，比我们介绍日本的多，而且有些研究问题很有深度。 我们是骂日本的多。 作为我们的强大对手，日本一直在研究我们，而我们对日本知之甚少，除了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的日本产品，象我们骂完日本又颠儿颠儿去买的日系车，把钱留着等风头过去再买的日本车，贴上中国国旗、标个“我是中国人，我的中国心”、“钓鱼岛属于中国”之类口号的日系车，呵呵。其他，甚至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日本人太坏了。 到底坏在哪，不大清楚。 一切的根源来自：发自古代的自大心态+资本冲击下的市侩心理，塑成了今人浮于表面的傲慢+掩于内里的虚弱。 ********** 日本的原创，好像是插花，歌舞伎，相扑，有很多。 而日本引进的文化，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以及文字、书法（书道）、水墨画、围棋等文化载体。 吸收并发展出来的文化，武术（剑道）、摔跤（柔道）、音乐（和乐）、茶道花道等，也是独具日本特色的代表性成果。 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吸收，是不遗余力的。如果花点时间，了解和欣赏一下日本的书法，或者其它的文化成果，也许会在教科书的叙述之外，有更具体更新鲜的感觉。（搜索一下的事。） 一次偶然机会，我在一套日本书法名作中，看到小野道风为醍醐天皇书写的御令《智证大师谥号敕书》，还有精选白居易《玉泉寺》等四首诗作书写的《玉泉帖》，真是开了眼界。楷书、行书、草书俱全，浓淡相宜、大小错落、极尽变化，酿出浑然一体的调和美。让人恍然如面对魏晋风骨、隋唐气象。 进一步了解，又长见识了。日本古代各个时期，都有著名的书法家，最著名者是被称道的“平安三笔”：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被誉为“日本三迹”的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从身份上看，有皇家代表嵯峨天皇、光明皇后，大臣代表小野道风、橘逸势，还有最澄、空海等高僧，从这些代表人身上，可以看出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僧俗各界，对中华文化的深深痴迷和高深造诣。 我了解的一点知识是，后来日语一般用汉字和假名混合书写，日语的汉字读音有音读和训读，所以读音是不好随便猜的。但看着那些与中国古文几乎并无二致的日本古文，一下子便理解了中日间笔谈的可行性。但想象不出，纯文言文书写的文章，古代日本人是怎么个读法。 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据说，只有到京都、奈良，才能领略唐代风格的建筑，听到日本的古典音乐，才能领略到大唐超凡脱俗的韵律。 “想看唐朝到日本，想看宋朝到韩国，想看民国到台湾”——网友的一句话。 所以，一般了解研究中日关系的，喜欢从文化着手，我觉得是历史留下的一个必然而直接的通道所致。 就是因为中日这种文化上的内在联系，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言，通过两国历史上这般交往，日本“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了朝鲜和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即进入了文明阶段。” 但是，这种有良心的话所指的，也仅仅是“那个阶段”罢了。 以前，我们很少把目光投向“那个阶段”之后——遣唐使之后，“毕业”了的日本人，在那些岛子上都鼓捣了些什么玩意。 中华文明传到日本，包括经中国传入日本的佛学，却意外地结出了一个恶之果，奶大了一只恶狼。 那些精致的外在美之下，怎么就掩藏着一颗恶魔的心呢？ ------------ 第一节炮制一系列邪恶理论 从文明之初就在邪恶的道路上奔走的日本人，从邪恶的本性出发，制造了数不胜数的邪恶理论。 特别是近代，自诩“文明开化”、“先进”的日本人，以“井喷”式的模样、“爆发”式的速度，产生所谓“思想启蒙者”，创造种种优等论、扩张论调。 无法想象这里面，刚刚还想借欧洲人种改善自身人种的日本人，转过头，面对亚洲各民族的时候，竟然成了优等人种，对着劣等民族。 这种变戏法似的转变速度，综观世界历史，只有日本人能达得到。 其实日本人从哪里来的，他自己都没搞清，也不敢搞清。 全世界都爱搞考古挖掘，日本人也挖古墓去，越挖越害怕，不挖了，还以法律规定禁止挖掘，特别是对皇家陵墓，更是不得动土。 因为已经出土的文物已经显示，那些东西不是秦的就是汉的，连日本流通的铜钱都是――好似早先就有“货币一体化”的迹象。 再挖下去，搞不好能证明连天皇都是中国种。 ********** 面对列国的欺凌，日本人奋起直追，变法图强，本是正常的需求，正当的选择。 但日本人变态的是，出于对欧美强国的软弱和对亚洲邻国的强梁，竟从幕府末期所谓的志士们之中，便形成了卑劣的“失之于欧美，补之于亚洲”思想。 这是一句直白的话，光从字面上就不难理解。 不管日本人如何粉饰自己融入西欧国际体系之中，只是致力于修订幕未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谋求成为国际“内部”平等的一员，都无法掩盖的是，一方面，日本政府都在力争加入列强的行列；另一方面，日本也同样采取欧美列强的手法，强迫与近邻的朝鲜、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邻国推行霸权主义外交。 所以，“失之于欧美，补之于亚洲”的另一面，就是“学之于欧美，加之于亚洲”，将从列强身上学到的“丛林法则”，使用到自己的近邻身上。 于是朝鲜，于是中国，于是马来，于是整个东南亚。 谁挨着它近，谁就先倒霉。 ********** 与明治政府采取的做法相对应，在思想上，近代主义者福泽谕吉对西欧国际体系的“二重原理”心领神会，他抛出《脱亚论》，主张走“脱亚入欧”的道路。 《脱亚论》的理论基础，是论中炫耀的日本已跨入西洋文明，相形之下，中国与朝鲜却抱残守缺、停滞不前，断定中国、朝鲜必将亡国。 这个理论基础，冷冰冰地，榨也榨不出任何伦理道德和人性成分。 从这个基础上，福泽推理出了――“唇齿相依、邻国相助”的道理对日本已失去意义，与其“等待邻国之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文章最后宣布，“亲近恶友者不免共被恶名”，因此要“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之后的高山樗牛、德富苏峰等文人，又将“脱亚入欧”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掀起了狂热鼓吹侵略亚洲近邻国家的帝国主义思潮。 在明治专制政府的主导下，日本民族走的竟就是这条通过侵略东亚邻国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跻身帝国主义阵营的“脱亚入欧”的道路。 这条充满血腥的道路，借用福泽谕吉书中曾用的“杀鳅养鹤”一词来譬喻，即“杀”东亚邻国之“鳅”，以“养”日本之“鹤”。 ********** 而且，特别值得我们记住的是，这些理论，不仅产生于日本朝堂之上，更大量充斥于在野的民人学者之中，甚至“传染源”就在社会民间。 朝野配合、相得益彰，泛化开去，就成为日本全民族的思想意识。 记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对外扩张思潮，决不单纯是少数日本“封建军国主义”者的思想特征。 共振，共进，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形成中的一个固有现象。 ------------ 第二节争立“以我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日本人从来不想当弱者，而是要当强者。 日本在吸收中华文化和政治制度上，极为注意形成自己的风格，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日本引进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和概念，也确立了自己的政治追求。一个明显的取向就是，日本也想学习中华，当一当“老大”，弄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而始终抗拒自己被纳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之中。[参见米庆余著《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 首先是争取平等地位。 这里边有很多的故事。 最早日本分为上百个国家，有的国主一直给中国纳表，自称倭王，而不称皇。甚至想方设法获得中国皇帝给的封号，有时求得一个“倭王兼某某大将军”的封号，那在列国之中，就很牛了。有了一个靠山，干什么也有面大旗，打出来好使。 尽管日本人可能不太方便承认，但日本福冈博物馆藏国宝、一方东汉光武帝刘秀所赐“汉委奴王印”，照片和印文还印到了邮票上，这方金印就证明了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情形。 日本列岛基本统一以后，倭王的王权大增，追求也“高大上”，不满足于称王了。 日本向中国隋朝派出的第一个政府使团到达洛阳，“团长”小野妹子（男人）向隋炀帝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按古代以来东亚地区朝贡体系中的规矩，只有中国的皇帝才能称为“天子”。这个倭奴统治者突然自称“天子”，还有什么“日出”、“日没”，令炀帝大为上火，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隋书倭国传》]后来炀帝派裴世清出使日本，带的书信开头写着“皇帝问倭皇”，还是加了个定语——倭，你还是倭王，地方小政权。 当小野妹子又作为“送隋使回国之使”，陪伴着再度来中国，日本国书吸取了前次教训，抬头变成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还是表示敬意的呢？不争天子可以，既然你已称我为皇，我们就争“皇”的称呼。人家还嫌倭—皇……太那个，都称“天皇”了。 这其中发生了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隋国，就把国书弄丢了的事情。以后史学界对丢书真假也有很多猜测，有的就认为不是丢了，隋朝国书大写隋朝廷对日本修书称呼和用语不当无礼的指责，言辞很严肃，小野担心天皇看了震怒，就耍滑头而故意毁掉了；也可能是小野秘密呈给了天皇，为防有损天皇威严的不利之词扩散，就没有公开，而是宣称丢失。 我觉得“国书未丢”有一定道理。 因为以后出使中国时，在这个问题上，日本采取了类似的策略。 日本连续多年向中国派遣遣唐使，还有唐史（《唐书》，《新唐书》等）皆记载日本经常“遣史朝贡”，两国交流是不断的。 对是否携带国书的问题，日本史学界争论不断。 主流意见倾向于“不携国书”，因为日本史书中就没有记载携带国书的事。再说，携带国书，光在确定双方领导称号上就是一个难题，再搞你们皇上、我们皇上怎样怎样，只怕容易引起隋帝那样的不快。 但遣唐使必竟是“出使”，不拿出倭王的书信，就能好吃好喝招待着，一路护送到长安，然后还能出入大唐朝廷、大学校园，做官、留学？ 所以连日本也有人不这么看，如东野治之在其著作中指出：“遣唐使时代的天皇，对外奉大唐为宗主而遣使纳贡，对内逞神国之威而隐瞒真相，这便是正史不录两国往来国书之原因所在。”[王勇著《日本文化》]东野的观点不无道理，采取这种权宜之计，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处在当时的情形下去考虑，更让人觉得，“隐瞒国书”较之丢失国书有道理。 ********** 事实是，不但隐瞒了，而且这种隐瞒做得更巧妙。 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没留下太多痕迹。 我下功夫查阅了一番我国的历史资料，确实没有找到相关日本直接递送国书的记载。 但，国书确实是递了，跟随他人一起。 《旧唐书》记：“太宗贞观五年(631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远，诏有司毋拘岁贡。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谕，与王争礼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还。久之，更附新罗使者上书。”这是说，唐太宗对待日本使者很客气，体谅日本离大唐远（还风大浪大的），就不要一年一次过来磕头了，有关部门也不要太计较。太宗派使者高仁表去日本，宣示自己的意思。因为仁表执意要倭王北向接受唐皇的国书（北方为上位，皇上都是在北面的。而北向表示臣服），倭王（实际当政的圣德太子）硬挺着不从，双方发生争执，高仁表一气之下，也没交国书就回来了。 但公元648年，日本“附新罗使者上书”，借着唐朝的藩属国新罗朝贡的机会，和人组团一起来到唐朝了。而“附”别人上书——是附在后头几页纸，还是附了个落款，都有可能。 这样的情形一直保持了很多年，例如，“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蝦蛦人偕朝，”这次还跟着虾夷（现称北海道，当时还不属日本）使者来了。 这说明，类似这些情况下，日本是耍了个心眼，通过“借光”新罗或蝦蛦（虾夷），达到了既递了国书，又没有留下国书痕迹的目的。 这就是日本采取的策略。 对没有携带国书一说，日本史书得意地解释说是不破坏圣德太子立下的规矩。那就宁可跟着新罗、跟着蝦蛦一起来了？绕了一个大弯子，其实揭破了，在“国际”上丢脸丢得更大。 还有其它的情况下呢？象“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这次应该是自己来的了吧）。 《新唐书》记“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倭国）出兵援新罗。”高宗都能大模大样地给日本发文件，让他们出兵支援新罗，可见此时高宗是不客气地把日本当属从支使的（这应该是两国关系的真实状况）。 兵是发了，但发兵的结果，竟发生了“白江口一战”。 据《新唐书》记载，百济国被破之后，百济国的王子扶馀丰奔逃日本，后又造反，企图重建百济。“丰率亲信……与高丽、倭连和。” 原来是百济的残余跟倭奴联合了，仍然拉上了新罗北面的高丽。日本不知哪根筋又拧上了，可能觉得百济倒是可以利用一下，又有高丽，胜算很大，于是打着“挺小弟”的旗号来搅和，想捞一“票”。 唐朝大军来挺新罗，大将“仁愿……乃与新罗王金法敏率步骑，而遣刘仁轨率舟师，自熊津江华进，趣周留城。丰众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火四百艘。丰走……伪王子扶馀忠胜、忠志率残众及倭人请命。” 这就是发生在663年的“白江口之战”，某些现代学者所谓的“中日间第一次直接军事对抗”，不过是日本自己找残，被唐兵顺手就给打了。日本武士的“战斗值”与唐朝将士相比，真不在一个等级上。试了试大唐的刀口，一下就没血了。本想趁火打劫的，没想到火放大了，把自己烧了。如果按日本吹嘘的一千只战船算，也有40%灰飞烟灭了，剩下的赶忙投降。 大唐先收拾了倭奴，回过头去，又把跟倭奴勾结的高丽捶扁了。 投降的就成一家了，大唐灭了高丽，日本又赶着派人朝贺了。 朝贺怎能不带国书？总得得封贺信吧？ 那就只能硬生生以“弄丢了”对外搪塞了。 所以，即使递国书，也不入记载之中，应当是比较可能的。 ********** 对照以上，可以认定，日本是坚持不接受唐朝的册封的，这倒是不假，而且态度还相当不老实。 隋唐将日本与新罗、百济、高丽一道列入东夷行列，史书记载也将其放在一起，始终称其为倭，或倭国，不再称其为倭奴罢了。 后大唐改称其为日本，是因为日本使者老来中国，文化知识多了，弄明白了倭字不好听，就自称改名为日本——太阳升起的地方。“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新唐书》]看来日本国名是日本积极推广、唐朝逐步认可的。 在这些故事中，一直被中华列为蛮夷的日本，自称“皇”和“天子”，始终希望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就体现了这种追求和维护平等地位的意识。 —————————————— 其次是争夺藩属国。 日本也想搞自己的“华夷秩序”，做梦也想。 但向太平洋望去，几乎空空荡荡，只能眼睛向西。于是问题和矛盾来了—— “地盘”就这么大，日本的理想必然要与中华属国产生交集。 交集产生争夺，争夺终会产生碰撞。 前边说过的，倭王讨封号的时候，这种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例如，中国南北朝时期，倭王珍于438年遣使讨要封号，要求宋文帝刘义隆正式批准他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这已是公然在中国的地盘上讨属国了，文帝全部删除，只认他个“安东将军、倭国王”，不但否认百济、新罗、秦韩、慕韩等朝鲜半岛诸国归他管，把他打回到日本诸岛那片地盘上老老实实待着去，而且从“将军”称号看，地位都低于在此之前封为“镇东大将军”的百济王。[米庆余著《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以后这类的事情还发生过很多次。 等倭奴翅膀硬了，到了感觉可与中华帝国比肩，就不要封号了，专门争藩属国。 即使只是嘴上吵吵，那也是吵吵不停，象苍蝇嗡嗡不绝。 求人也不忘嘴硬地吵吵一番。 德川将军家康托中国商人带给福建总督一封信，求天朝给派发“执照”，“欲修遣使之交，而索勘合之符”。那就有意思了。 在信的开始，先是不忘吹嘘日本“其教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无不上书输贡。”上述国家基本都是向中国纳贡的中国藩属国，说他们向日本“上书输贡”，根本不是什么事实，只是一个理想。 看德川的语气，纯粹是来“找茬”的。 但接下来，说的话就有意思了，语气可谓急转直下。 “我邦虽日出海隅，谚亦所谓蕞尔国也，中华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废乎。然则来岁所请，颁符使来，则海东之幸，而黎庶之所望也。中华虽设珍贵，而其不动遐迩博爱之意哉。感激之至在于言外。” 到底是有求于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海外一隅的“蕞尔国”，中华“以大事小”，说的话也谦卑起来。 那你说前边那一大堆让人长气的话干毛用？ 读来简直不是一个人说出来的。莫不是日本人“精神分裂症”随时会犯？ ********** 实际上，日本就是欠揍。 四面环海，孤悬海外。除了外出不方便，别人也很难打进来。在航海技术不够的时代，“一衣带水”保证了日本的安全。可以说，日本所处的位置“恰好”，真是上天所赐，既与中国相近，虽然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才能来一趟，但却能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同时又避免了被中国征服的下场。真是占尽其利，而无其害。 中国元朝曾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集结大军进攻日本，后一次差点得手，但两次都因突然刮起的海风而受挫。从此，日本笃信有一股不知哪儿来的“神风”始终在保佑自己。 那时没有蒸汽大船，更没有轮船、飞机、导弹。日本人得以在岛上做自己的大国梦。 以文化上的独立争取地位，以不定时的军事挑战侵占、夺取利益，最终退化到只顾利益的军事冒险。即使今日的日本走向看，对外武力征伐、破坏和平的风险并没有减少。至今，日本也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国际观和对华关系思路。 ********** 从日本开始拒绝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起，从公元7世纪日本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表述，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种称谓，到了16世纪末的德川幕府将琉球收入自己的纳贡体系，还进一步觊觎朝鲜，这种努力时刻不懈。 一直到，1873年，《日清修好条约》签订，日本天皇如愿以偿地与大清皇帝平起平坐了。 ------------ 第三节伺机入侵，进取大陆 平等，日本的雄心还不止于此。 称雄东亚，与中国争霸，才是日本长久萦绕的梦想。 一旦时机显现，日本就会敏锐而迅速地抓住，“反噬”中华，而不思反哺。 ******** 近代日本的扩张，有一个战略支点，就是“大陆政策”。 很难说，“失之欧美、补之亚洲”的思想催生了“大陆政策”，但可以肯定，这一思想急剧地强化了“大陆政策”。 实际上，大陆政策一直是日本国策，也是一种战略思想。 争论大陆政策出现得早晚，也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 简而言之，那是早就有的东西。 从拥有大陆的梦想开始，到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并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有一个过程。 日本人始终是边实践边总结，绝对没有等着思考明白了，才开始动手。 日本人动手时，他已经梦想很久了。 ———————————————— 理论上的—— 首次明确提出征服朝鲜、中国乃至亚洲的狂妄计划，并身体力行付诸实施的第一人，当推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在初步完成日本的国家统一之后，就企图乘胜进取、踏出国界，先占朝鲜，后征服中国和印度，定日本国都于北京。 可惜，他发动的两次战争都踏上了朝鲜，却终于停在朝鲜。 这似乎说明，日本的影响力只能限于日本沿海以内，好比“神风”走不过对马海峡——在自己的地面上，日本人有“神风”护体，跑到别人的土地上，“神风”就没了。 但是想法永远还在。 如果从上到下画一条线的话，日本扩张思想的演进线路，依然绵延不断而且越来越清晰。 其实我们不必去琢磨日本是不是一直想征服中国，需要我们琢磨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得意的时候，都要做起“大陆梦”，而日本失意的时候，就把入侵朝鲜、进攻中国，作为解决问题的“解药”。 ******** 发展到德川幕府末期——这个时候，日本人正在被西洋压迫，抱着脑袋寻找解决办法。 思路与出路，好象自然而然要把“扩张”纳入其中，朝鲜、中国也就再次成为侵略扩张的必然之选。 其代表人物阿猫阿狗三狼四犬的很多，多到无法细言。 拣一个重量级的群体来说吧。 江户中后期，最大的“扩张帮派”——经世学派登场。 “帮派宗旨”：主张用纵横五大洲的大眼光，跨越岛国局限，以经世济民、自强自存并雄飞海外。这个“纵横五大洲的大眼光”，跟今天安倍晋三的“地球仪外交”有得一拼。 经世学派就以“海外雄飞”及“尊皇攘夷”为目标，高声宣扬开国论和海防论。 简记一下那些代表人物和他们的代表作，你会知道那绝不是为了说着玩的： 1783年工藤平助著《赤虾夷风说考》（又名《俄罗斯略记》），疾呼关注盘踞在“赤虾夷”（堪察加半岛及周围地区）的俄国人南下日本的动向； 1785年，林子平写成《三国通览图说》，1786年又推出《海国兵谈》，这两部书提醒人们注意朝鲜、琉球和虾夷地等3国状况；勿忘江户日本桥下的流水直通中国、荷兰；主张作为海国的日本应铸炮造舰，演习水战以防御逼近日本沿海的外寇俄罗斯； 1842年佐久间象山提出《海防八策》，力主铸洋炮、造洋舰，严守海岸关防； 1849年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推出《水陆战略》，强调操练陆海军，认真研究海外动向。 拔除经世学派发展航海、贸易的有关论著，以上这些专注于军事的论著，已经开始把眼光伸向海外地区。 依我看，与其称其“开国论”、“海防论”，莫如称之“开拓论”、“陆海进论”。 在这些著作中，经世学派不光是叫嚷，还对近代日本“走向世界”的战略，作出了未雨绸缪的先期探索。 他们提出的主攻方向上，基本都是以西侵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为主，兼顾北攻俄国，南进琉球、台湾、南洋和印度。 这一点，经世学派们从来不加掩盖。 林子平自称著《三国通览图说》，是为将来用兵朝鲜、琉球、虾夷地时预作准备。 本多利明在《经世秘策》中，将堪察加、满洲（即中国东北）、库页岛等地划为进攻方向。 吉田还提出了“开垦虾夷（北海道），夺取满洲、朝鲜，吞并南方，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就将无往而不胜。” ******** 更值得一提，在众人集体的研究中，成果逐渐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代表作出现了。 1823年佐藤信渊搞出了一个影响极大、史上非常有名的《宇内混同秘策》（差点可以理解为“地球大一统”了）给天皇看，更加明确主张和鼓动——“皇国欲开拓他国，必先从吞并中国开始”；而当今最易攻取之地，“莫如中国的满洲”；欲攻取满洲，则应先攻黑龙江地区，再陷松花江、盛京，入山海关，占领江南；一旦“将中国纳人日本版图，其他如西亚、暹罗、印度诸国”，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匐，甘为臣仆”。 此“秘策”一句话表述：甩开其它地方，把一步步进占中国作为决定性步骤。 至此，“大陆政策”已经初步成型，显现给世人。 100多年后，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被曝光，“奏折”中所谓“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各民族必敬畏我国并降服于我”的侵略方针，与佐藤构想如出一辙，甚至不过是个翻版。个中微妙，令人深思。 ******** 后来，有一个人，以很专业的角度，为日本的“大陆政策”出炉添了大大的一把“柴火”。 山县有朋。 日本陆军的缔造者，当过陆相，干过军司令官，也任过内阁首相，一个相当不简单的人物。 他算是近代以来一个国际政治概念的创造者，第一个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理论的人。 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11月，日本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会议。第一次出任首相，也是议会选举成立后的第一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对议会的施政演说中讲道：国家独立自卫的道路，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线，即不仅仅是国境，还必须要保护国家利益线。而所谓国家利益线，是指和国家主权线紧密关联的区域。 至今为止，这是我见到的最简略、最清晰、最准确的表达，关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安全、利益空间的范围。 而且，山县还相当早地确立了“国家利益到哪里，军队就到哪里”的军事理念。 时至今日，这条理论仍对我们有启示意义。后世所谓“利益攸关地区”，“保护海外利益”，大概与此相似。 虽然内阁随后便提出了以陆海军经费为主的预算案，显得这次演说有点象打广告、目的是为军队要钱，但是这个理论仍是突破性的。 当时的议会会议上，人们也听出了弦外之音——利益线即暗指朝鲜。 从此，足以影响日本努力在国际上争取“生存空间”，拓展“利益空间”。 谁都知道为维护利益线，拓展海外利益，必须将朝鲜纳入，并力争向中国扩张。为此，使用武力也是当然之选。 ******** 真正使这些理论上升为国策，变为“大陆政策”的，最终还应归功于天皇。 明治天皇上来，素以继承所谓神武天皇以来的宿愿——“兼六合”、“掩八纮”，以征服亚洲乃至世界为己任，到处鼓吹宣扬“国威”、扩张“国运”，为日军官兵参加侵略战争打气。 还是天皇说了算嘛。 天皇说得更崇高，更宏大。 从此，天皇和臣民们就不遗余力地去实现这个“崇高理想”。 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也就在实践上把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与军国主义奇特地融汇起来，变成了日本近代外交、特别是对邻近国家关系的主线。 ———————————————— 实践上的—— 1880年（明治十三年）11月，参谋本部成立第二年，效率很高地以山县有朋参谋本部长的名义，将编写好的6册《邻邦兵备略》连同上表，一起呈给天皇。 《邻邦兵备略》是为了对外备战，在福岛安正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日本的对中、对俄政策出发而编撰的，其中特别详细地说明了中国的兵制军备，并叙述了日本对外军备的要点。 还有1883年（明治十六年）4月，日本参谋学府——陆军大学校的小川又次大佐，在参与办学和随同学习之余，便着手编制《征讨清国策案》，1887年上书天皇。这个策案肯定是得到了天皇的高度评价，小川之后又不断修改完善，至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2月，终于完成定稿。 读了《征讨清国策案》，不由从脊梁生起一股凉意。 《策案》侵略意图昭然。 以参谋本部多人亲身参加过对中国的实地调查，所以所列要点基本切中要害。 对我大清政治体制，对大清兵力、战备，弱势不足，策案中的判断极为准确。而且在以后的中日甲午战争，基本上一一得到了印证。 战略构想很宏大，涉及东北、华北、华南。何处直接占据，何处培植傀儡政权，将中国分裂成多少块，区分情况分别加以控制，均给予了针对性的建议。 行动方案也择重详尽，对征清的步骤、兵力部署、作战行动，均做了具体安排。 文如其名，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全面侵华计划，恐怕以后几十年的战略思想和行动步骤也与此一脉相承。影响深远到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仿佛也是以此为蓝本的，很多实际作战行动与策案所议，如同“照章办事”。 ******** 以上史实说明，日本不但一直存在大陆梦想，逐步形成完备的大陆政策体系，而且从军事上已经做了实际的研究和准备工作。 军队寸步不落地在理论上为“大陆政策”出力，在实行上更急迫。 ———————————————— 偶然中的必然—— 如同那种因日本公开的历史并未记载，而置疑《田中奏折》的真实性，进而认为“日本全面侵华并非早有预谋、而是由一群参谋有意挑起、遂至扩大”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些认为日本甲午逐步扩大战争、开战前并未准备占领中国的说法，应该也是不够准确的。 擦枪走火有可能，但我认为那不过是点燃导火索，而一堆炸药早已堆在那里了。 其实甲午之战，唯一扼止住日本的，是日本自身实力的问题而已。 开战之后，决定战争的规模，以及是以低烈度还是高强度方式进行的，还是日本自身的实力。 所以，了解甲午，必先了解日本国策。如果对日本国策不了解、战略目的不清楚，先错在前，战术层面的讨论也就无法进行了。 ******** 似乎有观点认为，看历史不能只看到军事，不能只看到侵略，要从经济角度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无非是资本、商业，无非是市场，我们不应把大清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看得那么严重。 当然，说得很温情——如果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通过通商签订条约，完全可以避免战争。说得很轻松——做生意嘛，就象现在只要我们有钱，我们也可以去，可以买下纽约，买下巴黎任何一处地方。 我觉得这已经脱离历史实际，无异于“刻舟求剑”的故事。 决不是一句“反正是做生意嘛”那么简单。 晚清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基本形态是殖民，是掠夺。西方列强内部可以平等，但列强与落后的国家之间签订的，基本全部是不平等条约，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纯粹的谈肯定谈不出什么平等的结果，非洲、太平洋国家被直接占领、瓜分，不存在谈的问题，亚洲国家都是被迫开国，一边谈一边打，谈不拢就打，军事压力下签订的屈辱条约，也不存在依靠谈的问题。 世界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用了近一个世纪，付出多少牺牲和代价，才先后逐步取得独立地位。亚洲，20世纪50年代，非洲，20世纪50——70年代……怎么解释“做生意”这个事？ 独立也不行，“全球化”都不行。 即使是现代社会，资本也不保证就是纯洁的，就是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附着在全球权力体系上，霸权从来是“霸王条款”、“霸王贸易”的强大支柱。 要想公平，你得拿出相等的实力。这一个法则不敢说永远不变，至少到目前始终未变。 贸易只是人类全部活动之一。记住，是之一。 就算你能买下纽约，你能把纽约搬回来吗？你能把军队派到纽约吗？不能，那么你的财产靠谁，靠什么来保证？ ******** 我们看对岸，似乎，也有一部分日本的历史学者认为，以日俄战争为界限，之后日本才走上了扩张道路。而之前，皆为求独立，或者是自保。 这当然是自说自话，不过，各家有各家的不同观点，排除掩饰、开脱的因素，这也值得我们更开阔地分析日本的对华政策演变。 甚至有时候我们还真得适当站在日本人的角度去看一看，那样反而可以证其虚伪，发现其原罪。 当是时也，大清帝国确实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局面。 日本人需要抓住时机，加入到其中，因为机会千载难逢，而且机会从来都是失不再来。 取得满洲，开疆拓土，是取得“实地”，获得实利；加入瓜分中国的行列，以此表明日本已有资格成为列强之一员；以实利强实力，更进一步保证与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 这是日本发动清日战争的思维逻辑，也是战争的基本诱因。 ******** 当然，日本国内，始终也有一种声音，就是与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一起，抗衡西洋、抵挡白人，避免亚洲灭亡或被奴役。 这是一个相对理性的思路。 但这种声音太弱，零零星星、隔三差五地发出，而且全部是民间的呼声，而不是政权上层的声音，无力影响社会，也无力改变日本的走向。 为什么日本的当政者多抱强梁意识？为什么说友好的政治家一再被边缘化，包括二战以后，仅有的几位推动中日友好的日本政治家要顶着压力，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甚至生命危险？为什么对华强硬派被选上台，日本右转？ 这难道不是日本国内承自明治时期的思想基础雄厚，侵华罪行未及清算，“以邻为壑”的心态始终未彻底清除所造成的吗？ ------------ 第四节中、朝、日上演东亚“三国志”？ 晩清时的中日朝三国，是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 “三国志”打一个“？”，是因为“两强一弱”格局中，实质上是中日的争夺。 ******** 从地理位置上看，朝鲜西北枕着中国东北，东南伸向日本，有点象字母“N”。 那么，如为了和平交流，朝鲜就象在宽阔的海洋上，为中日搭起一个天然“栈桥”，缩短了中朝、中日之间的距离。 但日本人不这么看。 日本觉得，如用作战争，朝鲜就象是刺向日本腹部的一把刀子，“刀把”现在在大清手里，未来或将在俄国手里。 这种忧患意识倒是可以理解。历史上两次元朝征日，北路大军都是从朝鲜半岛渡海过去的。但除此之外，都是日本人从那个半岛上岸的。 事实上，日本人早就把朝鲜当成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 朝鲜自己会怎么看呢？日本可能不知道，朝鲜历史上曾用一个老虎的形象来描绘朝鲜地盘，老虎的嘴和前爪可是冲着中国东北。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象不象。 对我们呢？ 我们当然知道这块土地把握不住，经营不好，会引来什么样的祸端。 中日两国的恩恩怨怨，几乎每一场，都是从朝鲜半岛开始上演，又在这里谢幕。 其实，要是站在朝鲜半岛角度观察，中日之间夹着个朝鲜（包括今日的朝鲜加韩国），绝象砧子和锤子之间放着一个核桃。 这意味着，如果中日（现在情况看，可能还要加个中M）发生战争，朝鲜半岛将首先面临被“砸核桃”的命运。 ****** 日本人垂涎于一片大陆，但不动手，大陆到不了手。要动手，首要的一环，就是夺占朝鲜。 6世纪白江口一战以来，日本人似乎老实了一阵子。但日本人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登陆朝鲜，进占中国。 对一度在朝鲜半岛南端存在的短命的日本海外殖民实验成果——“任那国”，更是当成曾经的辉煌，念念不忘。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蛰伏了几百年的夺取台湾、朝鲜，乃至征服中国的欲望，又活泛躁动，升腾起来。 朝鲜是进入大陆的跳板；取得朝鲜，还能形成对中国、俄国的有利态势，扩大日本的生存空间——日本政府对这些不会不了解，不能不动意。 但还存在一个时机问题。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坛形成“修内”和“征韩”两派，还搞得头破血流，前边说的西乡隆盛因为是“征韩”中的“急征”派，而回家休息着了。实质上“修内”派暂时不提征韩，不是“不征”，两派只是因对形势和时机的判断不同，在急征还是缓征上意见不统一而已。 此时，日本明治维新方兴未艾，实际上政治、经济、社会变革远未完成。1881—90年代，是日本出台明治宪法的关键十年。伴随改革带来的国内政治分裂、矛盾重重，内乱不止，需要用心打理。 还有一个字，穷。 没钱，打不起；借钱打，怕还不起。弄不好，政府都会破产。 所以以出洋考察归来官员为主导的缓征论者的观点是：列强的经验说明“内治优先”，有必要先把日本搞强大再动手。 但急征论者说了：列强总是喜欢以军事侵略推进经济压迫，正说明强兵才能强国，用兵才能富国，哪怕冒险一战也是值得。 再说，如果大清洋务运动成功，强大了怎么办? 如果列强抢先一步，瓜分了朝鲜、中国，怎么办？ 怎么办，一步步办。随着两派实力消长，日本的政策也稍有调整，但日本人一直在准备，一直向“征韩”目标前进，从未停止，更未倒退。 而且加快步伐，力争赶在大清前边，落实明治维新的成果，把国家搞上去。 ******** 大清与朝鲜的关系上，虽然将朝鲜作为藩属国，但除了“箕子封朝鲜”的故事，没有什么殖民、大规模移民记录，史书上也没有经济掠夺的记载。一般认为，所谓封贡，不过是一种政治仪式意味更浓的“面子工程”。 但即使是这种“面子”问题，也得问问朝鲜人乐不乐意。 我的判断是：朝鲜人当中，寻求独立的思想苗头不是没有，而是一直存在，有的时候，还会泛为一种思潮。 可能，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依附，也是一种耻辱。 一个半岛，能独立于大陆之外，需要很多条件促成。要么是山重水远，土地贫瘠，不值得费劲；要么特别能打——这种可能性很小；要么表示臣服，被封为王而不称皇，替中央大国屏藩疆域。朝鲜（包括越南等）大致就是这个情况。 唯一的例外，是中央王朝更替的短暂时光里，朝鲜基本上想干啥干啥。 恰逢晚清，随着大清国的国力下降，自身难保，朝鲜离心的倾向已经产生。 因此，除了被日本强行夺取的危险现实存在，朝鲜人不能不顾虑外，朝鲜本身也会唤醒脱离藩属地位的思想余脉。 一个国家想具有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本身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韩国的由来，大致是历史上朝鲜半岛曾存在的慕韩等三个“韩国”，这个我不说了。估计很多人领略过韩国的历史神剧。 反正是神剧，就比谁更神，只有更神，没有最神。于是，“韩国人”英勇抵抗了从唐太宗到元朝、直至明清的入侵，获得一次又一次“胜利”，一次次上演“神话”。 现实中，也有不少“神话”在上演。韩国不少人将清日战争后短暂的十几年，称为脱离中国统治、独立建国的时期；比之更露骨的是，韩国人坚持把长白山叫做白头山，韩国女队输了比赛，却在体育盛会上打出“白头山是韩国领土”的纸牌；高句丽与高丽的关系本来就如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但韩国还是把中国历史上东北的高句丽国，混同朝鲜历史上的高丽，跟中国喋喋不休，用意很明显；韩国国歌《爱国歌》里反复吟唱“无穷花三千里锦绣江山”，于是有韩国作家称“我们失去的何止是三千里锦绣山河”…… 虽然我们看来有些荒诞，但这些“自我安慰”式的情节，却反映了朝鲜对民族独立的天然情感，对国家强大的热切情怀。 ******** 可是，大清朝没有看到朝鲜人的心思。 近代，大清在处理与朝鲜的关系上，没有轻易地被外力击破。 相反，这种宗属关系，随着日本企图染指朝鲜，被大清自觉地加以强化了。 这是大清极力维护的结果。如今我们的一些思索、评价，基本接近大清对朝鲜重要性的认识。 舍弃这个前提，一定程度上可以肯定，大清已经陷在“藩属国”的政治陷阱中，“画地为牢”。 要是这么想的话，我们自然可以推论出：如果大清能打破这种自我束缚，及时地调整两国关系，或许可以避免陷入朝鲜内乱、直面与日本的纷争。 虽然任其自生自灭，这样做对朝鲜不负责任，也缺乏“国际主义精神”，或许会背上一个名声不好的“大包袱”，但却卸掉了一个实际的真包袱。 是这样吗？ 从“阴谋论”的角度思考，我并不这么认为。 大清即使舍弃朝鲜，并不等于就能换来日本的止步。日本控制朝鲜以后会干什么，还是没有准。 所以，再坏无非是，一场早晚得打的战争，在这时引发了。 公允地说，大清尽到了宗主国的责任，也为保住这个“藩屏”，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决定历史走向的不是意愿，是——当时的大清朝确实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 第五节关于中日战略思维的讨论 悲剧的是，当时情况下，清廷和李鸿章一班大臣没有清晰地判断中日力量对比消长，也没有判清日本的国策和战略，而是用一个模糊的概念和印象来代替。 其实判断了也没用。 日本领导人现在为了压制中国，特别喜欢戴着微笑的面具、揣着银子，游走在世界各地，到处扯“价值观外交”，好象自己讲的是欧美的价值观，就是善的化身、天使在人间，又好象一扯起这片“破布”，日本就相当体面、相当高尚了。 但欧美的所谓价值观本身就不是啥事，日本人又能当它是什么事？ 那不过是为了拉拢欧美，往人家队伍里钻。 一个西方七国集团的“G7”，拉上俄罗斯变成“G8”，后来又把人踢出去，要咱中国人说那算个“G8”？可日本人在里边那个气势啊，仿佛一参加那个会，就站在了世界顶峰。 其实，我们正可以挖挖日本人的价值观，起起他们的老底子。 这一起，才能看出日本人和中国人战略上何其不同。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日本人真的学会了吗? “仁义礼智信”，日本人就是缺“仁”，无“义”，少“信”。 忠义二字，在日本人心目中，只讲“忠”字，没有“义”字。忠于主人、忠于上级，不问行为对错，没有善恶是非。 以前忠于将军、大名，后来忠于天皇，服从长官，让杀人就杀人，让放火就放火。 扒下一层又一层的装饰，露出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就是日本价值观的核心。 日本人把中国博大精深的武术拿回去，把花里忽哨的动作当作没用的虚招全部舍弃，留下劈、扎、刺等直截了当的手段，把中华武术的美感、艺术成分全部去掉，留下“一击必中”的狠辣，把中华武魂的扶弱、侠义全部去掉，留下嗜血、争强。我真不知道中国一些人追捧日本人的剑道、追捧韩国人的跆拳道有什么道理，那些玩意动作虽简练，但直接而露骨，露骨得毫无美感可言。 日本人把中国的孙子兵法、武经十书全搬回去，潜心研究，看到的是阴谋，学到的是血淋淋的博斗方法，形成的是“不惜一切手段”的实用主义，唯独抛开“不可轻易言战”的宝贵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至大智慧，埋头苦干、走穷兵黩武的道路。 一个只有狭隘利己心理的民族，除了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对人的生命都不尊重，哪里还有什么善美的价值观可谈。 ******** 作为一个连历史都被“神风”和“神话”支撑的民族，日本人常被狂人描画的前景煽动起来，而不问实现这个空想有没有可能。 几乎所有的专著都认为，日本人缺乏战略，目光短浅。 几乎所有的专著也都认为，日本人不善于思考，容易盲从，是一群被狂人带领的人。 所以，讨论日本的战略思维，不如讨论其民族心理特点。 其实，当下只要关注：日本人这个群体随时可能被点燃，瞬间爆发，对外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从日本人发动的一次次战争就知道了。 日本人不懂战略的“张力”，不懂得维持力量的平衡需要什么，战争的后果是什么，更不知道“拿到手的并不一定是永远拥有的”这个起码的道理。罗马帝国，元帝国，拜占庭帝国……这些帝国大起大落的兴衰成败，从没有发生在日本这个小国身上，这些历史一次又一次显现的规律，日本人自然是学不到的。 所以，直至今日还有日本学者惋惜石原莞尔“不出满洲”的侵华方案，不懊悔发动战争而是懊悔“扩大战争”，喋喋不休地讨论“如果当初没有全面侵华，而是牢牢地占据满洲，那么……”，检讨日本在侵华时中了蒋介石在南方开辟战场，把日本拖入两线作战的“战略陷阱”。好象不那样，就怎么怎么的了。 这就是日本人对战争的理性反思！ ******* 我们常常说：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绝版甲午》却指出：包括日本在内的大量海外史料，说明“日本人民”从来就不是什么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推动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就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属于“被压迫阶级”的工农。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那么，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只是受害于“不幸战败”而已。 此言深刻！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比较客观的，也比较准确说明子日本人的思想认识实况。 我们直到日军侵华战争，至少2000万人无辜被害，还念念不忘日本多少人也被战争夺去了性命，为军国主义殉葬。 我们可怜日本人。但，日本人这么想过吗，这么认为吗？ 直到挨了原子弹轰，人家去找那“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算账了吗？ 日本人不是脑子进水了，是进水泥了。 ******** 但我们应当佩服日本人的勇气和韧性。 日本人一但定下决心，就坚韧不拔地实施，直到被原子弹轰掉，也不回头。 投降不代表战败，投降也不代表忏悔，不代表回头。 只是暂时缩回“忍者神龟”的头而己。 ********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们与日本人的不同： 我们常常拘于当前条件，提出基于现实选择的方案。我们常常选择等――等着全盘准备完毕，一击之下奏效；更高明的是――等着有了压倒性的威慑力量，对手自动放弃非分之想。 日本人却更多地信奉“豺狗战术”――在实力不够时，日本人就象一只豺狗，坚忍地跟在猎物后面，不定时瞅时机上来咬一口，直到猎物的血流尽。 ******** 所以，遗憾的是，大清面对咄咄逼人的小日本，选择了忍让。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贯哲学。 也许，李鸿章选择“中日之间不可轻启战端”这一思路，不失为一策略。 忍让怎么了？汉武帝和他的父亲、爷爷不也跟匈奴单于和亲，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父亲不也受过突厥可汗的气吗？ 是。但有一个前提，暂时忍让，是争取时间，积极备战，这样的忍让才能称其为积极策略。 不是自以为换得永远平安，恬然自安，自此无忧了。 ------------ 第五章枪声，自朝鲜响起 《现代日本史》讲到：似乎中国先出兵朝鲜，日才出兵；但日执意改造朝鲜内政，特别是废除朝鲜与中国的宗属关系，未果，攻入朝鲜王宫，而后中国增兵，日本终于攻击了中国军舰。 单从字面看，日本对朝鲜，仿佛是柔情护花的痴心男，又好似拔刀相助的侠义汉。但说来说去，就是只字不提日本干这些事的真实目的。 问题是，日本人的所为，真的只是执意改造朝鲜内政吗？ 还可以问：日本人有权利、有资格，改造朝鲜内政吗？ 别看日本的史书上，对朝日关系或轻描淡写、刻意遮掩，或擦脂抹粉、百般回护，其实，所谓“执意改造朝鲜内政”就已经能够算作“自首”的供词，单凭这个，足以证明这种引诱和强迫性的治疗方案，也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 先吓唬一下朝鲜人――你中毒了！ 然后一脸真诚地说――给，这是解药。 等解药吞下去，才知道，哈哈，这副解药，才是真正的毒药。 ******** 日本侵朝，还得从头说起（这样才能说得清楚。） ------------ 第一节江华岛事件——日本在朝鲜“有事” 又是一个“事件”。 我说过，只要日本人到哪里，哪里就容易发生“事件”。 现在，我们可以断定：江华岛事件，纯粹是日本人挑起的事端。 ******** 日军在台湾小试身手，摸了摸底缩回去了。 但日本人根本没打算休息，一个劲地在东北亚转悠。 虽然跟大清暂时不能搞大的动作，但在大清周边，仍然小动作不断。 1875年，日军第一次侵台的第二年，日军便将爪子伸向朝鲜。 还记得1873年日本使臣对大清的三问，第二问――关于朝鲜？还有，当时清朝是怎么答复的吗？ 不管大清怎么答复，在朝鲜主权问题上，日本人得到了想要的回答――在日本人看来。 副岛种臣对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报告是：“又问清政府，政权是否及于朝鲜。确答：‘只要循守册封贡献例行节礼，此外，更于国政无关。’” 就算各执一词，对于善于没事找事，无中生有，凭空把没有的事编造出来的日本人来说，这就够了，理由已经足够充分了。 与其说日本摸清了中朝“宗属关系”，不如说日本探到了中国的“底线”，胆子便一步步变大了。 ******** 1875年这一年，朝鲜果然有事，就是9月发生的“江华岛事件”。 据日本人的报告和“新闻发布会”上说，日本军舰“云扬”号到大清国友好访问，途经朝鲜江华岛，要求补给淡水，不期遭朝鲜守军炮击。 这朝鲜够能惹事的，还没说打就打，简直是置国际法准则于不顾，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恶行！――日本人也是人啊！ 但是――按日本人的习性，这件事肯定没有讨口水吃、化一钵斋饭那么简单。 别看当时日本国内该怎么斗、怎么吵，日本军队一刻也没闲着。 实际上，从这年5月份开始，“云扬”等三艘日本军舰未经朝鲜允许，便沿着朝鲜沿海测量海路，还一度闯入了釜山港。这样测完朝鲜的东海，又测到朝鲜西海岸。有了釜山的前科，便更加大胆，9月20日，直接开到了汉江河口。再沿江往上，就是朝鲜京城汉城了。 日本人可能不太了解，朝鲜连法国英国军舰都敢打，打完了还没啥事。 日本人可能也忘了，自己干的，是明显的故意侵犯主权的军事活动，是带有示威性质的挑衅动作。 所以当“云扬”号派出小艇，划近江华岛的时候，朝鲜海防军这次开炮了。 随后的发展，日本军舰随即炮击江华岛，并派兵登陆攻击了附近的永宗岛，烧毁三座炮台。 ******** 日本国内人们得此报告，脸上顿时怒了，心里旋即乐了。 嘴上说是――“出乎意料”，实质上是――“盼望已久”。 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立即打起了“悲情牌”。发布公告，联系各国公使，制造舆论，获得列强谅解……反应速度之快，甚至都赶在了朝鲜政府弄清这一顿炮仗到底是跟谁打的之前。 1876年1月，前边功课已经做足，日本人擦干泪，派出代表团，率大军赴朝鲜兴师问罪。这次，出了3艘军舰、3艘轮船，800名水兵，以武力做后盾相威胁、以谈判为手段相讹诈，逼迫朝鲜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 记住这个条约――通过与朝鲜“修好”，日本获取了开放港口、自由通商、派驻公使、设置领事以及享有“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不平等权利。 与大清折冲三年，都没有实现的“与西洋一例”，终于在朝鲜实现了。这是一次“零的突破”，意义非凡。 而且，与大清协调了好几次，大清都再三推托、没有答应朝日定约的事，现在抛开大清，也实现了。 史料有的是，大家去读一读，就能知道日本人有多坏，帝国主义的后起之秀，资本主义的后学先进，较之欧美前辈和老师有多黑。 日本人还用心良苦，在这个条约上首先载明了“朝鲜乃自主之邦”。 似乎很正义地赋予了朝鲜以平等主权国家的地位，“兄弟，想独立吗不是，我在帮你”，但实际上是告诉朝鲜：你不要依靠大清了；也告诉大清：朝鲜的事你别管。 大概日本人以为通过这一条款，可以极为隐蔽地破坏和割断朝鲜与大清的宗属关系。 读读先前的历史，看看当今的世界，就可以知道：任何时候，主权是神圣的，但却是昂贵的，也不是不可侵犯的，只要你有足够的武力。 你若是真信了日本人给的平等独立地位，那剩下的日子，你就要去独自面对这个敌人了。 ******** 这事，日本人直接越过了大清，打破了规矩。但事先大清并不知晓，事后，朝鲜向大清国专门递了报告。 本来，大清如果出手，日本人这一趟还可能白跑。只要将条约一撕，拒不承认也不为迟。既然要争，此时不争何时争？ 然而，朝鲜的报告已经迟了。 也可以说，早报也白报，老大含含糊糊，没有出手。 中国在力避动手，因为还不到时候。 李鸿章大人的比谁都清楚中国还需要积聚力量。 洋务运动勉强才有起色，海军建设刚刚起步，自强进程决不能被打断。 ******** 但从此朝鲜再无太平。 新的情况很快就会出现。 ------------ 第二节壬午兵变——中国涉险过关 清史载“光绪八年六月戊寅，朝鲜匪乱，命张树声剿平之。寻提督丁汝昌往援，吴长庆率师东渡。癸未，朝鲜焚日本使馆，日本以兵船至。命李鸿章赴天津部署水陆军前往察办。秋七月丁未，吴长庆军入朝鲜，执其大院君李昰应。癸丑，朝鲜乱平。” 这件事情，就是后来史书上的“壬午兵变”（日本人按自己的喜好，凡是表示自己很委屈、很受伤的，都叫“事变”，这次就称之为“壬午事变”）。 事情经过，还得从朝鲜王的家事说起： 1873年12月，朝鲜王妃闵妃以“国王亲政”为由发动宫廷政变，朝鲜国王高宗李熙亲政，其父、执政的兴宣大院君李昰应“被退休”了。 闵妃，就是后来被“大韩帝国”(注意此时为1897年）追谥（死后追认）为“明成皇后”的，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当然，可不是韩剧《明成皇后》里边描写的那样，说她是抵抗清军入侵的女英雄、女孔明。 不过闵妃极有手腕、极有心计。因为长得不够漂亮，所以有时间，彻夜攻读——不光读《论语》，还读《战国策》。一读三年，一位女强人就这么“炼”成了。然后，好象很容易就搞定了自己的老公公，又搞定了自己的丈夫——象一摊“软柿子”的国王李熙，实际掌权，形成骊兴闵氏为核心的“闵妃集团”，统治朝鲜。活生生的一个后宫干政、外戚专权故事。 1876年朝鲜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国门从此被打开。为图自救，朝鲜也在多方考察、借鉴，寻找出路。闵妃集团推倒云岘君时代的一切制度，表示要“开化自强”，效仿清朝的“洋务运动”改革。 但是，开放岂是将大门“一开了之”，内政不修、内治不稳，还有前边说过的内部分化，加上在大清和日本之中，朝鲜靠哪边，风险极大。 闵妃集团排除异己，贪污腐化，已不得人心，开始时又采取亲日措施，无异于与朝鲜的仇人合作，引得街头巷尾都是不满。 特别是1881年创立新式军队——别技军，聘日本人充任教官，解散大部分旧式军队，使军队怨愤积压……掌这个权，跟坐在火山口上区别不大。连年的旱灾和日本的掠夺性贸易，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国王家里也缺钱。管事的宣惠厅堂上闵谦镐又不识眉眼高低，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导致武卫营和壮御营等旧式军士兵竟然一连13个月未领到军饷。 这可不行啊。军队是有刀枪的。 1882年7月23日，军队怨恨暴发，发起兵变，拿起刀枪上街要吃的。 为表示自己也缺米，大量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城市贫民等汉城普通市民也加入了暴动，“兵变”又成了“民变”。 兵变士兵还算清楚，闹再大，总要有人顶着，才好安全收场。大家很聪明，认定这个最佳人选，就是大院君李罡应。于是乱兵涌向云岘宫，把大院君请出来了。 然后，乱兵又攻进昌德宫，杀死几名闵妃集团的大臣。另几路分别攻打日本公使馆，处死日本籍的别技军教官；打跑了守卫和粮官，开仓放粮。 闵妃化妆成宫女逃往外地。 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和随员也逃往济物浦（今仁川），由英国军舰搭救回国。 兴宣大院君借兵变重新回来，掌握政权。 Tobetinued. 以上为壬午兵变之上集。闵妃政变，赶走大院君，兵民暴动，大院君卷土重来，赶走闵妃。 壬午兵变，是朝鲜王朝的一次政变，本是朝鲜内政。 但朝鲜内政，在中日两家眼里，则不仅仅是朝鲜人的事。 因此，大院君能想到开头，却没有想到结尾——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就不是朝鲜人说了算的了。 下集，主角登场。 ******** 日本。 自打开朝鲜国门之后，变本加利，连续逼朝鲜签约，几年内便获得了条件比租界还优越、还舒坦的“居留地”，享有领事裁判权，并要求租借岛屿，用以驻军。由此看，靠近日本人借光、取暖，都不是好着。 但日本人还是感觉朝鲜开放的胆子还不够大，步子还不够快。听闻兵变，日本上下一时欣喜若狂——终于又有了派兵入朝的机会！ “使馆被烧”，这种行为无异于攻击日本。既然朝鲜无力保护，那就我们自己上阵“抢险救灾”了。 明治天皇的亲自裁决下，日本政府决定先派花房义质率领军队前往朝鲜接触大院君政权，最好是胁迫他们再签订几个条约，否则便威胁发动对朝战争。外务卿井上馨坐镇下关遥控指挥，花房义质会同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领的4艘军攻舰、1500名士兵气势汹汹地开赴朝鲜“问罪”，另有代理陆军卿山县有朋率大军待命。 数年之内，日本今日的气象和场面，已经不同于上次。 中国。 属国不断丧失，眼见琉球就要被日本吞并，如果再坐视不管，已经不多的藩属国之一——朝鲜就将归于日本，那就真的会掉转方向，成为刺向大清的一把利剑了。 所以这次，大清出手。 ******** 8月1日，大清才从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到朝鲜兵变及日本出兵的消息。李鸿章回家守孝，代为负责的直隶总督、淮军将领张树声立刻决定，对朝鲜采取积极措施，一面则奏请出兵朝鲜，对抗日本，并镇压乱党；一面立派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和朝鲜问议官鱼允中搭乘“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东渡朝鲜，调查此事。 7日清廷批准了出兵计划。 丁汝昌、马建忠和鱼允中的调查船队于8月10日到达朝鲜，便发现日本先遣军舰“金刚”号已先一步到达。 8月12日，日军抵达朝鲜仁川港。来得真够快的。 丁汝昌等人经过侦察，断定大院君为壬午兵变乱首，并且已经明显感受到了日本的威胁。14日，丁汝昌带回马建忠极力主张出兵朝鲜的报告——“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 迅速扑灭兵变，消除日本出兵的因由，成为大清策略的关键一步。 日本人也在抢时间。为防中国干涉、半途而废，井上馨训令花房义质“一秒也不要犹豫，马上进入京城（汉城）”，以求速决谈判，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 16日，花房义质率1500名日军朝汉城靠近，准备强行进城与朝鲜政府谈判。 17日，由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3000大军出发，张謇、袁世凯等后来的风云人物，就在这次出征大军之中。 19日，朝鲜大院君被迫同意日军入城谈判。 20日，清军大队抵达朝鲜，在仁川西面一百二十里处的南阳府马山浦登陆，与马建忠等会合。 ******** 中日两军齐集朝鲜，在此——玩起了太极推手。 虽然一时很狂热，但因为考虑到朝鲜作为中国属邦的地位，以及夹在中日俄三大国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鉴于自身羽翼未丰，日本本来就是“走两步试试”的。现在大清有动作了，反而不敢轻举妄动了。 中方也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避免与日军冲突是在朝清军的基本方针），只要消除日军动手的把柄，压制住日军，完全可以控制局势。 思路、策略，与台湾守卫时如出一辙。 ******** 日本人所期望的朝日谈判开始了。 日本一下子提出了七项条款，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徒、对日本遇害侨民和各种损失给予赔偿、增开通商口岸和驻兵权等，并威胁朝鲜政府以三天为限答复。朝鲜一面找种种借口一再拖延，一面暗中准备动员全国兵力击退日本军。 22日，花房义质率日军撤出汉城，以示谈判破裂，再次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看这困势，好像真打算按照如果谈判破裂就诉诸武力的原定计划，对朝鲜发动战争。 朝日双方在汉城、仁川一线对峙，局势空前紧张，迫使大院君向清朝求援，邀请马建忠调停朝日冲突。 接到邀请的马建忠意识到，此时再不出手，恐怕局面不可收拾，便率200名清兵星夜兼程赶赴汉城。 先按大院君的请求，“居中调停”。 23日下午马建忠到达汉城，一方面前往仁川与花房接洽，缓和局势，一方面在汉城与大院君会谈。 25日，吴长庆所部的淮军六营共计3000清军也开拔汉城，抢先日军入驻汉城郊外。 清军大队终于掌控了局面，可以动手了。 26日下午，清军突然动手，抓捕了大院君。 ******** 清军到底是干什么来了，变化得是不是有点快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完全出乎大院君的意料。 朝鲜政变，自家人你打我、我打你，那点事儿，外人不会关心正义与非正义，时间地点正确不正确，有理没理。 一个势力微弱的国家，谁上台不重要，以什么方式也不重要，关键是，你在朝鲜扇动翅膀，振动起的波纹不能传过了太平洋。 大院君，在清军眼里，是这次兵变的“逆首”，幕后主使。而且他这次突然硬起来了，死抱着抵抗日军的态度，反倒成了清军避免冲突、争取和平解决的障碍。 他完全没有看出清军此来的目的，也没查觉清军的策略，完全落入了马建忠的“口袋”。 吴长庆等先拜访了大院君府邸——云岘宫，当时的情景，宾主一定相谈甚欢，大院君一定对天朝上国表示感激，以及还有“盼上兵如盼星月”之类的话。但第二天等大院君按礼数回访清军大营时，吴长庆突然变脸，令兵士将其逮捕，强行塞进轿子运到清军“登瀛洲”军舰上，立刻送往中国天津，等候发落——实际上也没怎么发落，就是押到了保定限制行动，待了三年才放回。 快刀斩乱麻。“逆首”已经“问罪”，清兵又帮助朝鲜剿灭了兵变，惩办了参与人员，特别是在日本人的督促下，还抓获和处理了进攻日本使馆的兵匪、暴民。所有问题一笔笔勾销，日本发动军事行动的理由已全部没有了。 然后就是再把逃跑的闵妃一行迎接回宫。 总之，壬午兵变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但是，在清军主导下，又压迫朝鲜让步，跟日本人签订了《济物浦条约》，答应了日本人的条件。 遗憾的是，清朝并没有把准双方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与日军正面交锋，逼日本人撤回，一举废除先前日本与朝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而是让日本人在这个基础上又捞了几条，配合了日本人“步步为营”、巩固一步、再进一步的步调。此种息事宁人、但求平安，无疑等于再次示弱。 事实上，日本人撤了，是因为武力胁迫、谈判定约、捞取权益的目的已经达到。 清政府一再忍让下，竟默认朝鲜同意日本派部分兵力，保护日本驻朝领事馆。 而此前，日本政府压下一片“立即开战”的狂吠，定下派遣陆海军武力交涉（也就是军事讹诈）的方针，还是因为一件事——实力。 ******** 对大清国来说，东海、黄海终于平静。 但这种平静，维持了仅仅不到两年。 朝鲜局面已经不起任何微小震动。 壬午兵变虽然平定下去，但日本在朝鲜的全局上打入一子，取得了驻军权力。大清国不得不留驻军队以抗衡，一城之中，面对面明争暗斗将不可避免。 被委派留守朝鲜的营将袁世凯，将开始一段极具挑战、极为磨炼人的“艰难岁月”。 ------------ 第一节法国要夺走中国的藩属 1884年，大清光绪年间。 “十年二月，谅山大捷，法忽请和。” “五月，法兵以巡防为名，忽攻谅山，败走。” 这是咸丰爷以来清史中少有的对外作战得胜记录。 太难得了。虽寥寥数语，却弥足珍贵。清廷上下激动成啥样，是否人心大振、奔走相告？我无法知道。 清史很简练，很矜持，没说年老的慈禧太后和年轻的光绪都会怎样。但我估计，靠这股风，至少也能把连日的“雾霾”吹散几日吧。 ******** 事情的起因，是法国人到远东探险。 进入一个人类生活了几千年、建国上千年的地方探险――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 从1749年法国人一踏上这块土地，就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野心，要把这个地方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建成一个大印度支那。 特别是后来，法国人在与英国人的“七年战争”中，一败涂地，失去了北美的殖民地加拿大和东印度殖民地之后，这块土地就更加值得珍惜。法国的传教士再次建议国王路易十六――占领安南。 可见那些传教士在东方干的都是些怎么回事。 但众所周知，越南曾属于中国版图，汉朝的伏波将军马援为之“马革裹尸”的地方。北宋开宝年间脱离中国，以后九百年，成为中国的藩属国。这一点，连英国人都知道，法国人“探险”发现的是本属于中国的土地。[《李鸿章传》约翰?奥特维?布兰德著]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便开始了对越南的蚕食。先是控制了越南的南方五省，起了个“交趾支那”的名字，然后，与阮氏王朝签订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宣布越南独立了。 到这里，怎么看着这么面熟？与日本人在朝鲜搞的那一套“朝鲜乃自主之邦”一个模子出来的嘛！ 于是，大清朝也面临着与在朝鲜一样的问题了。 ******** 如果不管，越南与中国唇齿相依，失去越南，广西、云南就暴露在法国人面前，中国南部门户大开。 失去越南，接着缅甸、朝鲜，如果也出现这种情况，局面将不可收恰。 如果管，中国面对的外敌太多，耗自己的力量为越南守土，得不偿失。再说越南自己也确实不争气，甚至还有点“骑墙”，想借法国力量，摆脱大清。 这些吃了、拿了大中国的藩国为啥都是这个样子。 以上，是大清朝中大臣的两派意见。 但是，仔细权衡，大清又不得不做出强硬反应。一方面是感受到了威胁迫在眼前，躲也躲不过，另一方面，也是对藩属国的道义，推也推不开。 就这么低调地走了，大清的颜面何在？ 于是，一方面，通过驻法公使曾纪泽明确告诉法国政府，大清对越南之事不能不管，并划出一条“红线”：如果法军攻击越南的北圻和北宁，就将视为对大清宣战。 另一方面，在东线，以帮助越南平叛为由，派广西防军进驻越南。在西线，则派军以“剿办土匪”的名义进入越南，暗中支援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两军互相呼应。 广东水师还在北部湾布防，并不时南下越南洋面巡视。 1879年至1882年，清军不断调动，完成了以上防御部署。 ******** 1883年5月，法军增兵越南。然后，便分陆海两路开始向越南北方大举进攻。 要说法军，如果要查阅它的辉煌战绩，我劝你别费工夫扒书了，真的很难找。除了拿破仑那时候“牛”过，其它时候好象真不怎么能打。为法国挣得的史上最高荣誉，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了――唯一一个一打就投降的常任理事国。 在越南的陆路这一拨法军，真的踩着大清划下的“红线”，占据了北圻，然后再往前――就被黑旗军毫不客气地打了。 打了也没闹清，这黑旗军――一支非正规部队，到底是什么来头。这可是刘永福从广西天地会起义中带出来的一支队伍，在越南站住了脚根，转而为民族大义而战，战斗力岂可小瞧。 海路这一支倒还可以，趁着越南皇帝去世，阮朝内部争夺王位的时机，在舰队司令孤拔带领下，占领了顺化（越南都城），逼着越南又签订了《顺化条约》，承认了法国的保护权，并规定越南只能通过法国才能与外国联系，包括与大清。 ------------ 第二节内斗外斗，同时上演 战事胶着的状态下，也是很多人纠结的时候，李鸿章被委任为对法战争的总指挥。 按朝廷的旨意，他要进至广州，统督所有广东、广西、云南的防军，负责越南战场的一切事务。 但，这位总指挥官南下途中，走到上海就停下，不往前走了。 ******** 以前学历史的时候，我在中法战争简略的叙述中看到了李鸿章的身影――书上说得不甚明了，影影绰绰，但我觉得他肯定与这场战争有很大关系。在清史的记录中我才发现原来李大人还有这么一个任命。 那么琢磨他这段时间的行动，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了，也许会为我们揭开很多细节的东西。 包括，他为什么奇怪地停在上海，还上书要求驻在上海，以观形势、再定行止。到底有什么玄机？ 原因，原来很复杂。 首先，李鸿章的态度问题。 李鸿章办了这么多年的外交（通商），有了自己的一套。从前边的一些事情的处理上，我们不难判断，李鸿章在对列强的态度上，是一贯以忍让为本的。 在法军入侵越南这件事情上，李大人其实对保护越南，介入这场战争，本身就持无关紧要的认识。 偏偏朝廷就让他去处理这摊子事。这可是着实令人头疼的难事，老李对两广、云南的防军也好，对广东水师也好，就没抱什么“必胜信心”。 老李对统督三省军务这个看似很大的官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还是他的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 ******** 其二，李鸿章非常挂念的权力问题。 前边说过，李鸿章回家治丧，张树声代他署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 按照礼制，李鸿章要去职守孝28个月，这在封建社会有个专门的名称叫“丁忧”。这确实是一个很让那些位居高位的孝子们忧心的事――回家待着，意味着大权失去，恐怕回来时候还不一定有什么安排。不回家，又怕世人耻笑，降低声望。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夺情”。就是最好让朝廷出面说话――国家大事离不开你，你就化悲痛为力量，守上几个月就回来上班吧。然后擦干眼泪，舍小家顾大家…… 李大人一面恳切上书，不顾一些人的挽留（当然也有一些幕僚坚持让老李回家守孝），决定回家。 但老李安排得十分有意思。在他的推荐下，朝廷让两广总督张树声调到直隶，署理李鸿章的职位。署理――就是代理，有暂时干着的意味。 而且，明眼的人都看得出，老李的老婆连直隶总督衙门都没有搬出来，那还不足以说明他其实打心底里，是想很快就要回来吗？ 上次有一个机会，朝鲜壬午兵变，朝廷有意召唤李鸿章回来。没想到张树声干得很漂亮，事情处理得很利索，李大人只是帮着出了出主意，用不着出马。 这次机会又来了。可是，朝廷又让他去和法国人对阵。 这和老李的安排，眼瞅着有了一定的偏差。 于是老李想辙了。先到上海停下，然后，展开对内的工作。 拖延时间，向朝廷上书。历数很多困难：队伍不行，军备不行……广东水师难以为敌，还吓唬说现在看关键要加强本土各海口的防御。 而且危险性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老李竟然还能断定：法国只是胁迫，而决不可能是吞并整个越南。 所以，没事。 同时，老李又动用自己的关系，在朝中进行紧密的活动。主题只有一个：呼吁让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张树声回任两广总督。而原定接任两广总督的曾国荃，有说他调度乖张的，还是开缺的好。 至于张树声，李鸿章提前写了一封官冕堂皇的信，意思就是：你看，曾国荃生病，还没有到任，两广总督的位子，肯定是你的。即使你回不了广州，要是朝廷非要我回来，我就只管管北洋通商的事，你当直隶总督，我一定支持兄弟，云云。 以老李的份量，朝廷还真得掂量掂量，再以老李的势力，纷纷有人出来上书、说话，张树声终于回到了两广总督任上，老李再次驻节天津。 其三，这段时间，老李在等一件事。 5月24日，他等来了自己的亲信，津海关道周馥拍来的密电：报告了法国方面拟出的议和办法。 ------------ 第三节战争和谈判，无非是政治手段的两面 议和。 李鸿章故意拖延，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探寻与法国议和的路子。 在李大人的心目中，大清根本无法与法国相匹敌。现在需要的，是按照《国际公法》，把中越边界固定下来，防止外敌入侵。 也就是说，先别管他法国与越南怎样了，我们关起门来再说。至于是与法国还是与越南确定边界，都无关紧要。 ******** 法国人也正是这么想的。 法国人当前的目的（注意是当前），是将越南夺下来。但战争打了一年多，却不能得志。 或者应该说是相当狼狈，英国人、德国人都在看法国人的笑话，看法国人如何在一个“百战百胜”的民间武装黑旗军面前受到教训，在清军面前落荒而逃，白白在越南消耗大量的金钱。 所以，法国人开始转变思想，积极地与大清联系，希望用温和的办法解决问题。当然，前提还是要达到自己占有越南的目的。 于是，6月，新任的法国公使德理固一上任，便着急赶往上海，与李鸿章见面。会谈的结果，据德理固给国内的报告称是——我们的态度，足以让李鸿章在上海滞留一个月，而不能到南方广州去履行职责。 看来，法国人对李鸿章到广州组织一场对法作战的无限可能，是相当紧张的。 他们哪知道，此时的李鸿章，仅仅是虚张声势而已。 虽然内心主张和谈，但他摆出一副真的要南行的架势，除了给朝廷正吵吵得火热的主战派们个样子看，也是给法国人一个“决心战斗到底”的印象。 谈还是要谈，等法国人心虚、嘴软的时候。 法国人紧紧抓住了机会，等李鸿章回到天津的总督衙门，正式从朝廷获得谈判的授权，9月，德理固再次找上门来。 谈判进程再次恢复。 ******** 可以认为，在这次战争中，李鸿章实际是一个“主和派”，他所做的，只是寻求和谈的可能。 1884年4月，他也主动派出了广州税务司德璀琳与法国舰队司令利士比少将和旗舰“窝尔达”号巡洋舰舰长福禄诺接上了头。 福禄诺与李大人是老关系，曾居住天津多年，相互之间都很熟，还曾经在制定水师章程上应邀帮过李大人的忙。德璀琳出面牵线搭桥，法国人也决定就派福禄诺代表法国，到天津谈判。 老李捏得很准。法国突然把一个如此重要的职责赋予一位舰长，只说明此时的法国，已经实在难以忍受被拖在一场毫无荣誉感可称的战争，和无休止的战争投入了。 5月11日，两人经过商谈，签订了一个《中法简明条款》（就是《天津专约》）。李鸿章答应，撤回大清军队，将北圻交法国人保护，法国人可以通过北圻与中国通商。法国人也答应不向中国索取什么赔款，在与越南交往、定约中，不伤害中国威望体面。 这份条约，完全按照李大人（还有一些意见相同的官员）的想法，尽量保持了越南的独立性，关键是，保持了越南北部的独立，还运用此前周馥探来的法国人的“期望值”，与法国人达成了在法国占领的越南南方和大清之间，建立一块缓冲地带的共识。 冷静地想，这已经是不错的结局了。 但是，此时朝中的主战派并不认同李鸿章的这个“外交成果”，李鸿章辛苦一通，惹来的，是一堆弹劾奏章，最狠的，当数有人指出李鸿章有六条可杀之罪，请旨明正典刑。 草签条约后的6月23日，法军前出到谅山与清军交涉退兵事宜，清军表示——未得到总理衙门和李总督大人的命令，不能撤。有本事，拿出条子来。 双方冲突，法军再次被打得死伤50多人。 于是法国人认为，要想让大清按“合同”办事，就得拿到大清的什么地方为“质”——抵押品，虽然花了很多很多钱了，但军事冒险依然不能停止。 还是得打。 打吧。 ******** 这便是清史所记：一战谅山，法军败了，请和。 还没等谈拢，二战谅山，法军再败，于是，再请和。 前方接连报捷，形势不是一般的好。 这次，清廷开启谈判大门，派出了另一位主和派——南洋大臣、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荃，到上海与法国代表谈判。但法国人反而提高了价码，提出了2.5亿法朗赔款要求。曾国荃大方地说——只能以抚恤的名义，给50万两。 50万两？抚恤？看着这么眼熟，这不是与日军侵台时候的价码一模一样吗。 但这个价码也不行。与日军侵台时一样，还是军机处发了个电报，训斥了曾国荃和陈宝琛，明确：一文不给。 按说，败者求和，还提出一些要求，勒索人也没有这么勒索的。明显的态度有问题！ ******** 但激动，也是短暂的。激情过后总要回归现实，这就是生活。 此后法军不断增兵，不断压迫前线清军，实际已使清军逐步退回到边境附近。 最后，1885年2月，前广西提督、退休老将冯子材再次披挂出征，取得镇南关大捷，歼灭法军一千余人，逐出一百余里，收复谅山等地。 法国内阁倒台，国内批评政府的意见纷起。 此时，大清上下意见基本统一。权衡之下，派出了李鸿章作为谈判代表，与法国举行和谈。 基本上还是一年前的《天津条约》的基础上进行。6月9日，李鸿章在条约上签字了。 越南权益被法国夺走，中国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同时还开放了几个口岸，减少了关税，在铁路建设、开矿等方面许了诺，被法国攫取了一些其它的利益。 国人愤慨，直至今日。都说清廷混蛋透顶、李大人糊涂透顶、清各级腐败透顶，败了割地陪款，赢了还要出让利益，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 其实，客观上讲，中国乘机与法国言和，没割地、没赔款，已经算作较好的结局。 这个机会，就是法国人也已经被折腾得够呛，打算结束的时候。 而且，决不是什么大清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也不是应该“乘胜进军”或者不应该“乘胜议和”这么单纯。 就整个中法战争而言，这里的事情不是在谅山这里就能了结的。 除了谅山，还有澎湖，还有别处。 法军除了陆军，还有海军，这里被打了，总要有一个地方找回场子。打打谈谈，谈不拢再打，法国人是铁了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结局是，虽然陆上输了，但人家海上赢了。 整个中法战争，海陆两个战场，对方出手就是两个拳头打人。 ******** 这年“秋七月，法水师提督孤拔等率兵船入闽，泊马尾等处，迫交船厂，欲据为质。时张佩纶以会办海防兼船政大臣，漫不设备，法遂开砲毁船厂。”（《清史稿》） 清史记录得同样简约，简约得象败家子身上仅剩的破布片，遮不住的寒碜。 这就是历史上的马尾海战，又称马江海战。此一役，大清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辛辛苦苦建成的马尾造船厂被打烂。 这就是迫使大清在条约上签字的两大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又牵扯到日本。后边再详述）。 ------------ 第四节马尾悲剧，如何铸成 马尾（又称马江）位于福州东南，闽江下游，闽江支流台江、乌龙江会合处，水路西至福州16.4公里，东距闽江口26.6公里。是福建海军军港，马尾船厂所在地。 在越南打打停停的同时，法国海军也偿试着向台湾基隆进犯过，没捞着好，因为刘铭传赶在前边到了台湾，有这样一位强将在，所带这一帮人也不是好惹的，法军又只能在海上牛一点，一上岸就不行了。 只好再次海上漂流，一路漂一路试，游荡到了福建沿海。 从7月中旬起，法国军舰就陆续闯入闽江口，进泊马尾。 战争史上奇怪的一幕出现了。 ——*——*——*——*—— 十天前刚被派到福州主持福建军务的钦差大臣张佩纶，会见了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建巡抚张兆栋和福州将军穆图善等一大帮头面人物，堪察了马尾一带，作了简单的部署调整，后脚，法国军舰就来了。 仕途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的张佩纶，曾经在大清水师建设上指点江山的张佩纶，好运到头，霉运来了。 14日，法国领事通知，今日将有两艘军舰入口。 除了上报军机处，张钦差和一干大员却没有打出什么有力的招式。 这一典型的“晚清式”反应，历来饱受诟病，有的书上都埋汰他们对“来访”的法国海军客人笑脸相迎、热情款待。同时认真行使自己的职责，严肃命令自己各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一副“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还是好兄弟”的样子。 我觉得虽不至于这么下作，但绝对是束手缚脚。 为啥？让张佩纶没法的，是两国并未宣战，按照《万国公法》和两国已有条约，不能阻挡法国军舰进入闽江。 这真是一大怪哉。 搁现在，你能想象一国未经另一国同意，仅仅是打个招呼，就直接把军舰开到人家港口吗？何况是两国实际已经开战的情况下。 足见李鸿章大人带头推崇，当成西方“圣经”和东方“天书”一样的《万国公法》，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也足推测，当时和后来，包括现在一些人吵吵的“不应妄自开战，而应与各国协商定约”，实质会是弄来什么样的“友好协定”。 说到底，《万国公法》，实是“强国公法”。“炮舰外交”下的友好协商，是弱国向强国上贡。 还为啥？为了清廷下达的一条“不可衅自我开”的训令，责任在上边。 对张佩纶的报告，朝廷给予的答复是：规劝法国领事，彼此宜遵条约，切勿生衅。军舰勿再进口，以免百姓惊疑。[《中法交涉史料》] 我真是无语。人家要是这么客气、懂事，就不会这么干了。 对于以上，我也可以告诉你，直到我英雄的解放军准备渡江战役时，英国海军远东舰队的“紫石英”号还牛气哄哄无视解放军的告知，准备“畅游长江”，被解放军一顿炮击“饱揍”，才知道中国的领土之内还有“公法”存在。 也只有大炮发言“规劝”，才能说了算数，才能让列强记住要守规矩。 那么大清不动，还为啥？实力不济。 法国舰队已经无视公法所定“一国军舰在另一国港口停泊，不能超过两艘，时间不能超过一周”的惯例，随后法舰不断到来，达到了8艘，1．45万吨，另有鱼雷艇两艘，共有重炮77门，总兵力1800人。等等——还有两艘军舰，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停着，保障后路安全。 经过张佩纶等大员一番调遣，马尾一带福建水师军舰达到了11艘，6500吨，炮45门，兵员1100人。基本上福建水师的全部家底都招呼过来了。 但是，人家的是铁舰居多，而我们的……全是木売的，从吨位、防护能力、重炮数量、兵员素质等方面比较，法舰队占有明显优势。 大清实力明显不济，先陪笑脸是应该的，是一种聪明和明理的表现。 ——*——*——*——*—— 于是，就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景之一。 宣战两国的军舰近在咫尺停靠，甚至形成了法舰对福建水师的包围态势。 法舰在马尾港进进出出，自由自在，象自己家里。而中国军舰则处在法舰监视之下，不得移动，局促不安，象刚到陌生人家的孩子。 也许，大清官员们在等。 大清朝与法兰西的交涉仍在进行。 中法台湾交战之后，朝廷仍寄希望于曾国荃的和谈，没有定下宣战决心。 法国当然是利用了清朝的这个心理，也不作出宣战。而且这样做还有其它好处，既显示自己有未拒和谈的意思，也防止因为宣战，会连带出英国等国宣布中立，势必会影响法国军舰在英国占据的地盘上加煤、补给。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何璟、张佩纶和何如璋的一再请求，朝廷对全盘布置迟迟未见定策，各地对福建方面的增援也迟迟不见动静。 本来，法国舰队劳师远来，深入闽江、自蹈险地，福建方面和中国军队却忍气吞声，一再迁延，有利时机已经过去，主动权也一步步丧失，直至完全操于法国人手中。 ——*——*——*——*—— 这一个月，是张佩纶最不堪重负的一个月。 双方军舰彼此剑拔弩张，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请示，还有张佩纶提出的“先发制人”要求，清廷给予的答复依然是——有美国等各国调停，张佩纶“所称先发，尤须谨慎，勿稍轻率”。最后关头、最有力的指示，也是“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 张佩纶大声疾呼的“互援是活招，先发是急着。舍两着，布置更难。”的应敌之策，沦为空喊。 难怪张佩纶愤懑地称：“旨云‘如有蠢动，即行攻击’，非后发何？”[姜鸣《龙旗飘场的舰队》] 等清政府见和谈无望，调解失败，下令沿海沿江各省加强防备，但还未解除“不得主动出击”禁令的时候，法国人不等了。 ——*——*——*——*—— 不能再等了。虽然孤拔大胆断定清军不会主动开炮，但在对方的炮口下待一个多月，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折磨。 本来已将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劫为“人质”，却未换来大清谈判中的让步，法国人感到应该拿出点真格的，让大清，特别是让那些主战派感受一下刺痛了。 况且开战以来，大法兰西陆军上去就被痛打，海军也反复冲上岸去又被赶下海来，实在是没法再说了。 ——*——*——*——*—— 8月23日上午，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泰向闽浙总督何璟发出最后通牒，限福建海军于当日下午撤出马尾，否则开战。 布置停当之后，法国人决定“撕票”了。 有些书上说，船政大臣何如璋竟提出延至24日开战的要求。 不知何大人是真以为法国人真是绅士，还是真有事需要向上请示，请示了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对此情节表示不解，也未查到切实的记录。 即使有，就是一个大笑话了。开战以来，法国人的最后通牒下了好几通，在马尾，已经将大清欺辱够了的法国人不会再给这个面子了。 除非，下午的时限之前，大清能认清形势，拿出“赎金”。 所以我觉得更为可信的是，何璟根本连回复法国人的时间都没有了。 从开始，孤拔就耍了一整套的阴谋诡计。 孤拔与白藻泰约定的，是上午8时通知各国领事，而在10时将战书送给闽浙总督何璟。 据姜鸣先生引确凿记录考证，白藻泰转手委托一位传教士将战书送达身在福州的何璟手中。此时，已是午刻（11—13时），经过翻译，下午未刻（13时以后），何璟才得以紧急通知马尾的船政局和炮台作准备，最快的方式依然是需要通过电报。几经周折，传递消耗大量的时间。 这种“提前送达战书”的行为，只是对各国有一个法理上的交待，解脱可能的谴责，对马尾一线清军，等于未有任何提前警示。何如璋拿到电报的同时，炮声已经隆隆响起。这是孤拔耍的计谋之一。（参见《龙旗飘扬的舰队》） 为什么时限是下午？好吃好喝一个多月了，还差这一天半天的吗？ 是的，法国舰队司令孤拔就是在23日下午1时56分，下令发起攻击。 因为，这个时候，是落潮的开始。 选择落潮时开始攻击，又是由于当时清舰港内系泊都用船首，船身随潮水涨落而改变方向——落潮时，水往海里退，船头指向闽江上游。此时开战，大部分处于上游的中国军舰背对法军，船尾暴露在法方炮火之下，舰炮无法对准法舰进行有力的回击。 这是孤拔玩弄的计谋之二。 算计，精妙的算计！ 孤拔趁落潮之机，指挥法舰突然发起攻击。记住，是突然，从背后开枪。 福建海军官兵虽对法舰旗号变动有所察觉，但舰只未及起锚即被敌炮击沉两艘，重创多艘。 广大爱国士兵被激怒，奋起还击。 具体的作战过程，无法详细和准确的描述，也不好发挥想象，那是读者的权力。对照多个版本，简略记下： 旗舰“扬武”号在管带张成（他还被确定为全港舰只的总指挥）带领下，冒着如雨而至的炮弹，急切应战，用尾炮准确地打击了法军旗舰“窝达尔”号（一说为“伏尔泰”号）。 炮艇“福星”号在开战时就受了重伤，但水兵们危急下断锚转向，冲入敌阵，瞄准敌旗舰猛烈射击，连续命中，直至自己的火药库中弹爆炸，全艇官兵殉国。 “振威”号重伤之下，在管带许寿山带领下，向敌舰“德斯丹”冲去，准备于敌同归于尽。船身倾斜下沉之时，“振威”仍在烟火中射出了仇恨如海、嘶嘶而鸣的炮弹。 “飞云”号、“福胜”号、“建胜”号官兵也都临危不惧，进行了最后一搏，直到沉没江底。 ——*——*——*——*—— 败局早已铸成。 这是一次实力相差悬殊的战斗，水师官兵英勇悲壮的抗击，已无法挽回。 约半小时后，福建海军11艘舰艇9艘沉没，仅余2舰退往闽江上游。海军将士伤亡700余人，包括舰长许寿山、高腾云、吕翰、叶探、林森林等6人壮烈牺牲。 还有人说，大清差点失去一位未来的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 实际上詹天佑在集训，未参加战斗，是书上记错了。 如果真的参加战斗了，那就不一定这样幸运，就不是差一点的问题了。 ——*——*——*——*—— 8月24日上午，法军估计派兵登陆占领船政局胜算不大，而且很危险，便用舰上重炮轰击马尾船厂，使船厂遭到毁灭性破坏。 整个海战当中，江防陆军20余营如同处在战场之外，无处下手，期待中的法军登陆没有出现。 陆上炮台除了阻击外海法舰的支援，与敌舰进行过炮战，大多数时间，因为射程不够，只能焦急观望。 25日，陆军炮台官兵在坐等中迎来了战斗。此后几天，法舰沿江而下，受到炮台阻拦，法舰集中炮火，又将金牌、长门等两岸炮台一一摧毁。 ——*——*——*——*—— 今日，我们从外国人拍摄的照片上，从漂满江面的残木破片中，还能感受到那种无力回天的伤痛。 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 那一天，福建水师盼望的南北两路救援之师——南北洋水师还在推三阻四，犹豫着到底出不出来。 那一天，大清国在德国定购的铁甲舰下水，还未踏上回归的路途。 ------------ 第五节覆亡之痛，能否得鉴 教训是深刻的！…… 历史证明，这样说的意思是――所提到的教训一般也不会被吸取。 福建马尾海战，就告诉大清太多的教训。 其一，朝廷中枢战守、战和不定，或反应迟缓，或左右游移、朝令夕改，不仅招至失败，前线将士浴血得来的战果，往往被葬送殆尽，流的血也白流了。 其二，朝廷远离战场，权力抓得紧紧。前线将领被后方牵制、束缚，没有足够的临机处置权，贻误战机。失败后，却往往是最大的责任承担者。 其三，缺乏机动作战力量。偌大中国，大量的兵力驻防各地，集中难，集中起来形成战斗力更难。七拼八凑调到前线的各部人马，分属各个派系，有时还各行其是，貌合神离、软磨硬抗。 仔细对照中法战争与后来的甲午海战，两者又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假设这次不是发生在越南，而是发生在朝鲜呢？大清又将如何？ 这种假设，不是无端虚亡。因为相较于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法战争，怎么看都象是一次“带妆预演”。 其一，大清与外敌，围绕争夺和保守大清的藩属国而战。两国在国防、经济利益上发生冲突，法国为控制大清的藩属国，不管是政治外交活动，还是军事作战的目的，第一步必然指向切断藩属国与大清的联系。包括政治上，假惺惺地宣布赋予大清藩属国以“独立自主地位”，俨然站到道义的制高点上。 而大清，只能以传统的对属国的保护义务为道义基础。这一套在列强眼中，基本站不住脚。 其二，在军事上，法国凭借较强的军事实力，海陆协同，双拳出击。特别是利用舰队的机动性和隐蔽性，灵活寻找战机，造成大清兵力分散、处处薄弱，竟然不敢广泛调集兵力于一处，全力对决。至于每一战场上，猝然临之，又应付不暇，陷入被动。更关键的是，即使此处打得出色，而彼处失利，最终还是无法改变整个战局。 从1840年起，中国由于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这种局面竟再三上演，毫无改观。 这些，朝廷上下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然而，又能怎么样呢？一个昏沉的朝廷，一个沉睡的国家，能就此被唤醒吗？ 何况，新的危机已经在酝酿之中。 ------------ 第七章震荡再起东亚 1884这一年，中国与法国在越南陷入“拉锯”状态。 马尾港，法国人击败福建水师，让日本人看出了中国的虚弱。 特别是越南，越来越象块“吸铁石”一样，吸引着大清军事力量。这一点，日本人想必也看得十分清楚。 当中国几乎全神贯注于南方，也有一个人始终忧心忡忡，就是李鸿章。 对法战争，李鸿章对作战“心猿意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前面未提到，就在这里。 虽然不得已，驻朝鲜的吴长庆所部淮军大部分都抽调到回国，但又驻止于东北，成两面观望的“骑墙”状态，也说明了老李的顾虑重重。朝鲜，毕竟还是显得清军兵力空虚。 “壬午之变”中日“交手”的结局，与其说是重压下的和平，不如说是一个以忍让换来的平静。他知道朝鲜的事还在发酵，不斩断日本人的狼爪子，日本人不会就此消停。 他也知道大清勉强维持着朝鲜的局面，已经是朝不保夕。 事实验证了他的预感。 同一年，在中国与法国争斗中，躲在暗影里观察了很久的日本人又趁机出来了。 ------------ 第一节甲申之乱——日本人趁火打劫 这个时候，偏偏朝鲜内部再次闹起乱子。 看来，盼着大清出事的不止一国，不止一人。 日本又及时开始了动作。 地点，就选在朝鲜。 *——*——*——*——*——*—— 按日本人的一贯作风，一定在等待机会，如果等不到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这次朝鲜内乱，就是日本人在背后插手、搅动。 事物的变化，内因是主要因素。 朝鲜的乱局，源自内部分化，祸起“萧墙之内”。 前边说到，朝鲜内部原本就已经有两股势力——守旧派和开化派。 闵妃集团夺权和“壬午兵变”之后，守旧派基本被压下去了，闵妃主导的开化派占了上风。 随后中国、日本对朝鲜的争夺加剧，几乎已经成了公开活动，开化派又被撕扯成了两派。 一派奉清朝为老大，坚持早请示、晚汇报，被称为“事大党”。这些人中的闵妃一帮人比较特殊，刚开始想和日本接触，惹事了，最终还是被大清搭救的。从此比较死心塌地，又依赖大清了。所以闵妃这帮人属于本派的代表势力，执掌着政权。 还有一派主张以日本为老师，坚持脱离大清，与日本结盟，实行激进改革，可以称为“独立派开化党”，或“独立党”（名为独立，实际是附日）。这拨人主要在下级官员、青年干部当中，属于成长上升中的力量，代表人物有金玉均、洪英植等。 这些青年人大多到日本学习考察过，私底下和日本政府人员没少搞拉拉扯扯的事，还拿了人家的钱做经费。这帮人是什么样的性质，我们由此就应该知道了。 花点小钱就能办很多事，这是一笔很合算的买卖。经过日本长期不懈地努力，培养、资助、煽动，1884年的12月4日，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策动下，亲日派“独立党”成员终于动手，以“打倒清国”为口号，发动政变。 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甲申之乱”。 这次变乱，又被日本冦以“事变”一词，接着上次的壬午兵变，称为“第二次京城之变”。 *——*——*——*——*——*—— “独立派开化党”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借用日本守备队的手，占据王宫，挟持国王、王妃，斩杀亲清大臣，自己给自己封上官，组成了一个亲日派主导的新政府。然后，就发布了各项改革方针。 当然这些方针，有进步。但先不说如何了，它头一个，就是宣布废除同中国的宗主关系。 没什么主见的李熙也被说动了，准备确认这次“人事变动”，自己也享受一下“独立”的成果。 原以为事情办得机密，大功告成，正准备大摆宴席庆贺新官上任，没想到，出岔子了。出大岔子了—— 闵妃再次彻底站到了“独立党”对面，悄悄派出亲信，向清政府驻朝军队发出请求：出兵平乱。 怨只能怨“独立党”太毒辣，不仅以“通知开会”为名设下骗局，把闵妃一派的人一个个叫来，来一个杀一个，闵妃的兄弟侄子好几人就是这样遇害了。而且他们还物色好了朝鲜王族的一个小孩子，准备把李熙踢下台去，另立新王。 事情做得太绝了。 “独立党”没有忘了吴兆有、袁世凯和他们的清兵，但却极不应该地小看了他们。这绝对是个难以挽回的错误。 开场的动静闹得再大，也只能代表这个回合才开始。 虽然还不是带兵驻守朝鲜的最高官员，相比吴兆有他们，袁世凯却是最有胆略的一个。 他还尽职尽责，发挥主观能动性，一直积极帮助朝鲜训练军队，与各层各类人员广交朋友、广布眼线，甚至连日本人也不断地称兄道弟、一块吃喝，混得很熟。难怪后来他被言官以“与日本公使做亲家”、当成汉奸参了一本。实际上，一个枭雄特质的人，用点江湖手段，对日本人搞搞探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次，从带着一身伤，跌跌撞撞前来报信的朝鲜官员那里，他又一次及时得到消息。 没有犹豫，没有什么废话，袁世凯显示了他的杀伐决断。 因为派军舰回大清报信、请示，已经是远水难救近火。 袁力排众议，联系好自己训练的朝鲜军队，布置保护国王王妃，然后，与吴兆有、张光前二将（其实这俩人官级比袁世凯还高呢），分三路进击，打退日军阻击，直接杀进朝鲜王宫。 一举扭转乾坤。 再派人至北门关帝庙，将被“独立党”劫持的国王迎入清营，成功奠定胜局。 摇摆的国王李熙终于又改回主意，拉下脸来，下令严惩政变人员，捕杀了亲日派开化党领袖和十几名大臣。 不必同情什么“独立党”，他们在政变之时，借助日本军队的手，对付所谓“事大党”手段也是极其残忍、相当血腥。 这些人反对大清，勾结日本，斩杀大臣，犯上作乱，已经让传统的朝鲜人看不下去。连中间派大臣们都起来反对他们，朝鲜军队在关键时候又纷纷“反正”，焉能不败。 竹添进一郎见势不妙，自己放火烧了使馆，带着金玉均，一路冒着朝鲜百姓的投来的碎砖烂瓦，跑到海边，狼狈潜逃回日本报信去了。 第一回合：由于袁世凯的果决，清朝在和日本对朝鲜的竞争中占了上风。 *——*——*——*——*——*—— 天皇闻听报告自己的驻朝公使第二次被打出朝鲜，狼狈而回，脸真不知往哪儿搁。派人去，唯一的用处就是跑回来吗？ 天皇立刻决定——增兵朝鲜。必须找回这个“场子”。 这次天皇拿出了7艘舰船（包含军舰和运输船）——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日本的实力增长之快。 可是，七艘，行吗？看看吧。 日本政府一边积极布置，陆续增兵，同时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应负甲申事件的责任。 实际上，这件“事变”来的这么是时候，本来就是你日本人鼓动起来的。竹添在幕后，井上馨在后台，联手导演了这一幕政变“大剧”。可惜演员太差了，演砸了，成了悲剧。 日本人在选择时机上，确实是处心积虑。 趁着法国人放火，动手打个劫。 对头，清廷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正脚底失火、头上冒烟，绝对不愿和日本再生麻烦。 但麻烦找上门来，还得应对。 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抗议后，清廷派会办北洋事务的吴大澂、续昌为特使到朝鲜来调查。 说是调查，看来头更像是来抺抺光滑墙的。 袁世凯辛苦得来的所有的成果，几乎毁于一旦。 本来吴特使一行到达的时候，袁世凯这边已经控制了局面，留给吴特使大人的事情，就是对付日本人了。 可是，吴大澂不知是老花还是近视，竟先找起了袁世凯的“茬子”。 象袁世凯这样的小官（营将），在朝鲜闹出这么大的事情，不请示不汇报，就是轻启衅端，就是给大清找麻烦。 该硬的时候没有硬起来，两个特使还命令袁世凯把驻守王宫的军队悉数调回本营了。 日本人从这些动向中估计——清廷已经软化，态度便更趋强硬，得寸进尺。 但，请大家信任，吴大澂绝对是个血性汉子，未来的历史会为他证明。 此时吴大澂的软，是为了“不伤和气”地解决问题，在多种解决手段之中，这是咱中国人的手段之一，一般在使用上也排在第一。 给你搭个梯子你不下，那对不起，只有自己往下跳了。 终于，日本人得知：李鸿章调兵，发朝鲜。 大清终于断然结束与法国的战争，腾出手来。 两面受敌逼迫，大清不得不对法国让步，迅速签订合约，全力应付朝鲜之事。因为很荣幸地，日本在大清的威胁“排名榜”上，是居于榜首的。相比较而言，英法是军事冒险，而日本的野心则是对外军事扩张。 不知道想乘法国人“东风”的日本人，发现自己到头来还给法国人帮了忙，会如何想。 日本人止步了。 只所以退却，只是因为——实力。 还是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前边讲过日本军队改编的事，日本此时还未整编成师团，各个镇台还在国内“镇压人心”，抽不出足够的兵力镇压朝鲜方面。 谁让天皇一下子就把手里的牌出完了呢？ 第二回合，平手。 *——*——*——*——*——*—— 看出大清还有“后招”，日本人又软了。冷静下来，惦量惦量双方的实力，日本人明白：机会已经变没了，对阵没有什么胜算，还是不搞大动作的好。 但小动作还是要搞，否则白白浪费人力物力。 日本全权大臣、外务卿井上馨亲自出马，率日兵千余，进驻京畿道，直达汉城西门外。1885年1月，井上便另带卫队200人入宫，与朝鲜国王见面，先与朝鲜交涉，搞日韩洽商议和。 老路子，仍然是撇开大清，向朝鲜施压，榨油。 日方提出五条苛刻条件，包括赔偿使馆和日本伤亡人员，惩治冒犯日本的官吏，日本要派兵保护使馆，租借釜山用于日本驻军等。朝鲜表示——一条也答应不了。 但是，大清使臣适时出面了，宣示了大清皇帝的意思——还是隐忍。 大清不希望出事，不希望与日本翻脸，不希望真打起来。反过来，压着朝鲜国王，对日本让步。 日本与朝鲜又签订了一个《汉城条约》，顺便又捞了点钱。 第三回合——大清松动，又被日本占了个便宜。 *——*——*——*——*——*—— 甲申之乱，带有一定的改革成分，也有脱离大清的意图和要求。因为“独立党”靠日本起事，日本人竟将其定义为“独立运动”。韩国也有人忘了被日本占领、曾经在上海组建“流亡政府”的事，一度将其标榜为“近代民族主义先驱者”的行动。 这么一说，人家都是高尚的了。 而我们一些学者，也附和日、韩的这些说法。 实际上，对这个事情，日、韩、朝之间也认识不一，即使一国之内，争议分歧也仍然很大。 不管其出发点如何，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前门驱虎，后门迎狼”策略，会得到想要的结果吗？ 以“独立”之名大加赞颂的日本，可能是——真的还以为别人都忘了这事是谁在后边拨弄的，或者听了日本人的话，就不会问他们是不是真心要给朝鲜独立了。 ------------ 第二节《天津条约》——中日都忙着布局 接下来，该坐下来，谈谈朝鲜问题了。 连同该由大清说了算的，就让大清说话。 朝日的谈判转变成中日谈判，谈判地点也转至中国天津。 日本人还真应感谢朝鲜这档子事，又给了日本一个与大清接触的机会。 ——*——*——*——*——*——*—— 1885年，距离上一轮交涉十年，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偕自己的副手吴大澂，与日使专就朝鲜问题的解决进行谈判。 话题基本还是那些老话题。他的对手换上了有名的伊藤博文。 这是日本史上有名的能人，也是一个十分难缠的对手。不过，他似乎十分关注“洋务运动”（肯定也研究过），甚至希望大清能通过改革自救自强，貌似还有点期望与大清“同心互助，共御外洋”的想法。我对他在深恨之余还有一点好感，也来自他的这一点好意。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往往是复杂的。我不敢绝对说伊藤是“联中”派，但他绝对是一个有远见、很务实，不缺乏冷静的政治家。 他在对付大清上毫不手软，与李鸿章在谈判桌上死掐，私下里，却就时局与两国的国政，竟夕长谈，包括谈判结束之后，两人间的对话竟还有所深入，二人也颇有些惺惺相惜。 ——*——*——*——*——*——*—— 双方谈判，伊藤上来就代表日本，就大清驻朝鲜军队（袁世凯他们）（平乱中）伤及日本军队、人员，强烈要求惩办驻朝将领。 然后在朝鲜地位问题上，又激烈争吵，言辞攻伐。 最后，双方重点在朝鲜驻军的问题上，你来我往，争执交涉。 第一件，无非是“恶人先告状”加“倒打一耙”。李鸿章岂能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惩治自己的干部？就说驻朝清军代朝鲜平定判乱，不意伤及日本人，如果非要弄清原因，我们倒是乐意好好查一查。 当然，以伊藤这样的聪明人，怎会不知道李鸿章不过是遮挡？好在也没指望能查个啥结果。再说日本人也不干净，“出水都是两脚泥”，谁还说谁。 提起这个事，不过是个见面的由头，开场的锣鼓。 那就提正事。 朝鲜地位独立不独立？ 李大人还是老调重弹，不说代为作主，但说如果朝鲜有情况，大清决不会坐视不管。 等伊藤进一步提出应明确给朝鲜独立地位，大清对这个底线是始终不退后的，吵半天，没用。 伊藤只好中止，好好，这个问题也不吵了。 真正取得进展的，是李鸿章答应退兵，而且是双方一起退兵。 伊藤确实难缠，一项不成还有一项。等真有一项看似快要达成了，可能节外生枝还会再出一项——对今后如果朝鲜有事，两国如果派兵，如何办，也让伊藤顺势提出，并且还解决了。 虽然李鸿章一开始曾放出狠话：“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惟有预备打仗耳。”说得十分硬气。 但伊藤前两个问题的铺垫十分熨贴。在李鸿章看来，伊藤也算是讲理的人，在追究驻朝将领的责任上，竟然能给予理解（李鸿章自己后来曾有表述），所以，李鸿章大人对伊藤有了一些好感。 况且，李大人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双方罢手。 看来，伊藤确实理解人情世故，也击准了李鸿章这个老者内心柔软的部分。 最后，《天津条约》签订，双方约定以4个月为期一同退兵。 还加上一条：如果将来朝鲜有变乱，日清两国或者一国派兵，都首先照会对方，事件平息立即撤兵。 伊藤最终的目的终于成功达到了。日本争得了出兵朝鲜、与大清平等的权力。 而关于这一条，后世均认为给甲午战争埋下了祸根。 ——*——*——*——*——*——*—— 李鸿章只所以同意，是因为此时还需要妥协。 他暂时打退了日本“给予朝鲜平等一国地位”的要求，维护了“宗主国”的地位——至少是名义上的。 同时，他深信：如果日本派兵，须先照会大清国，日本断不会贸然行事。——不管是从李大人信奉的《万国公法》来讲，还是从儒家道德的光辉思想来讲，甚至还是从“进化论”上来讲，“文明的日本人”都不会，也不敢胡来吧。 还有一个“小算盘”是：如果派兵，大清怎么着也比日本先到一步。鸿章大人盘算过，中国驻军跨海远征，两天足可到达汉城，而日本从海上运兵，至少需要四天。 ——我不知道李大人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但他很认真、很自信。 因为自信了这一小步，大清在外交上，又后退了一大步，在“法”与“理”上（我的意思是，也就仅是这个层面）也埋下了一定隐患。 在以后的甲午战争中，陆奥宗光外相拿“两国对朝鲜具有平等权力”和“派兵权力”说事时，中国将尝到苦果。 太小看日本人了，太把日本人当人了！ ——*——*——*——*——*——*—— 但我认为，也无须把这一条看得危害程度有多么多么大，再大也仅仅是留下“一定隐患”。也没有给野兽打开笼子那么严重，因为野兽本来就不在笼子里。 至多是给个现成“口实”罢了，日本人想干什么事，理由多得是。没有理由，那……非得理由吗？ 而且，日本人手里还有一张牌——日本与朝鲜的《汉城条约》。 ——*——*——*——*——*——*—— 其实李鸿章也深知，此时单靠大清，力制日本乃不可为。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让我觉得，李鸿章在对待保护藩属国的问题上，有了新的路线。 打发走日本人之后，李鸿章立刻向总理衙门建议，并主导着干了另一件事——引列强势力进入朝鲜。 大清一改往日抵制列强与朝鲜缔约的态度，打开了口子，劝服朝鲜与英法美俄德各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既然打开大门，就干脆对各路豪强敞开，不能让日本人吃了独食。 深知制衡之术的李鸿章期望，借列强之力，或可制止日本独占朝鲜，避免越南那样的结局。 况且，李鸿章那是真下力气来帮助朝鲜。从与英国所订的第一个条约起，基本上是平等条约，尤其是在关税实行浮动制和定期协商定税等方面，李鸿章从中所做工作值得肯定。史料称，这是连大清都未实现的。只能说李鸿章对朝鲜是真心实意，也最大可能地保证了它的利益，而不是“黑”朝鲜一把。 要知道，日本通过朝日之间的条约，是获取了免税特权，外加领事裁判权和驻留地、驻军权等一系列特权的。 应该说，这一手给日本人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今后日本想在朝鲜“有事”，需要打交道的就不止大清一国了。 这个“麻烦”还包括未来二十年，日本被拖入一场危险的战争——日俄战争。 李鸿章这个“坏老头”的招数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却不可谓不毒辣。 ———————————————————————— 1874年，北洋开始建设。 1874年到1894年，发生了太多的事。 其间的1884，是一个明确的前奏，一个关于朝鲜的几乎同样模式的战争“活剧”，又完成了全部的“铺垫”那一幕。 1884年到1894年，甲申之乱到甲午战争爆发。留给中国，留给日本的时间，都不多了。 ------------ 第八章终于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北洋海军 马尾港惨败，给了清朝又一个沉痛的教训。 被打痛，至少痛一阵。 就象慈禧太后在召见即将启程去跟法国人商议、划定中越边界的大臣邓承修时，黯然叹息道：“此番立约，实系草草了事，朝廷吃亏在无水师。”[《龙旗飘扬的舰队》] 啊，多么痛的领悟！ 大清终于再次痛下决心“大兴海洋水师”了。 马江海战，也清楚的告诉大清一个显然的事实： 木舰，已确实不能称为海军的军舰了；老式火炮，也无法对付钢铁军舰；十只小炮艇，赶不上一只大铁甲舰…… 这本来是个浅显的道理，只是因为大清官员大多不了解形势，不知道舰船技术的发展，整天在朝堂上下争执不休，说一些非常正确、非常没用的大道理。经此一事，“清流派”两大“青牛角”（最富战斗力的论战专家），一位是张佩纶，被革职反思去了，另一位张之洞，从空谈中“跳槽”，跳到了“洋务派”阵营。 非要吃了亏才能长见识，流着血泪去感悟。历史竟然以如此讽刺的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事实胜于雄辩。” 好了，至少大清认识到，自己的水师离真正海军，还差好几个等级。 不光是舰船有差距，在指挥上，在运用上，在战术上，都有改造的空间和余地。 怎么办？ 改。 ------------ 第一节衙门就是新的官僚机构 1885年九月，终于下定决心，把海军衙门成立起来了。虽然办公地点是临时找的，但班子倒不用费多大事就搭齐了。清廷任命醇亲王总理节制沿海水师，以庆郡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会办，都统善庆、侍郎曾纪泽为帮办。 海军衙门正式开张，仍按前边定的计划，从北洋开始加力推行、操练海军，让李鸿章“专司其事”，专管北洋舰队，具体办理各项事务。 从此，北洋加速了“扩建”，在失败的刺激下，在日益增大的海防压力下。 这可能是唯一的“亮点”。 其它……很不错，改了一个名字。 不叫水师了，叫海军！ 但是，接下来，我还得说，但是…… 可惜。这个名字，可能就是大清海军能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了。 ——*——*——*——*—— 我以为，起什么名字，对大清海军舰队建设根本不是什么要紧事。你要是行，你叫“丐帮”，也照样能打赢。但，上层指挥机关，可就是生死成败的大事了。 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开天辟地，前所未有。 虽说没有经验，但各国有样式摆在那，你倒是学学，借鉴一下啊。 可咱大清建海军的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光看见人家的坚船利炮，以为买了船了，再学学人家的技术，就万事大吉了。 至于制度，明眼的人也知道，但朝廷能拿自己开刀吗？ 所以，大清下这么大决心对海军改革，结果却是——另建了一个官僚机构。 一支军队，一旦染上官僚习气，必定战败。 何况，大清海军自诞生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僚体系。 ——*——*——*——*—— 选这帮人，有什么“规则”吗？ 有。“以满制汉”就是要遵从的老规矩。这班人马绝对符合大清满族王公大臣，特别是皇族执掌大权的传统。还有，虽然醇亲王压根不懂什么海军，但他是太后信得过的。也就是，有他在，海军就标志着掌握在慈禧老佛爷手里，掌握在满清统治阶级手里。 醇亲王对慈禧太后还有一大奇妙的用处。下来大家就会知道。 倒是李鸿章身为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继续负责具体操办海军事务，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李鸿间也是在别人的节制之下的啊。给个帮办（海军衙门副职领导）还是“之一”，直接管北洋还行，但南洋、广东海军各自有领导、有后台，李大人能实际节制得了人家吗？ 你算是上级领导兼职，可能在经费分配、舰船拨付上占个优势，但关键时候能不能说了算，我觉得悬乎。 咱中国自古这样的事不少。 李鸿章肯定也觉得不靠谱。 海军领导机关成立的事，吵吵了好几年，方案也拿出了不少。中法战争时，朝廷有意想成立个总管七个沿海省份水师的海防衙门，想让李鸿章去管，李鸿章听说就急了：他可不想离开北洋，去当什么“海防大臣”。这又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官”，和那个越南战场总指挥差不多，调不动督抚啊，这是实际情况。 后来，听说有人向朝廷建议成立南北两个衙门，估计能批准，他又想拉着南洋大臣曾国荃一起，分管这摊子事。 但还是不行，那和以前南北洋大臣分抓南北洋水师，不是一样了吗？那还叫改革吗？ 要管海军，必须成立一个中央机构才够显示重视。现在朝廷这个方案，是在众多的建议案中，采纳了吴大瀓的意见。看来，只有成立个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让一个有威望的最好是王爷级别来管，这样，才即加强海军领导，又符合朝廷的心意。 当然，不符合李鸿章又有实权、又能干事（或者有了实权才好办成正事）的心思。 这里，也不再细说了。 说说“路线”问题。在这个机构里面，李鸿章也是比较特殊。前期来看，他是奕?线上的人，两人在学西方、开风气、办洋务上，是情投义合的，很多情况下，是奕?在朝中撑腰，李鸿章在底下办事的。 再后来，一般断定，他也是太后的人。——一般断定，请注意我说的这句话。 慈禧太后与奕?叔嫂之间的“合纵连横”，其间并没有多少李鸿章的影子。奕?失势了，李鸿章仍然很得太后的信任。这很重要，尽管李鸿章始终认为自己按自己的判断、遵照自己的一套行事。 这个身份，不光对李鸿章有利，也有弊，不仅对目前的事有关连，对后面的事也有牵动。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的。 接下来，我们也会知道。 ——*——*——*——*—— 海军衙门之下除设立总办文案、帮办文案，还有12名管股章京（分什么管理海疆、管理款项、管理船政、管理军械4个股），其他还有轮班当月章京之类。这些职务，开始全由旗人担任，并且渐渐的还由挂职、兼职，成了实缺的专职人员。 好了，这些编制都被什么人占了？ 全成照顾性的位置了。 不懂海军的还不算，甚至不懂一般军事知识的也安排进来，可以说不需要经历，不需要专业，职称、职级往上长还不耽误。弄来弄去，倒成了安排子弟、提升职务的“终南捷径”了。 有编制的地方就有人瞎琢磨，还有比这更为“根子”上的腐败吗？ ------------ 第二节半拉子的保障功用 一个海军衙门，竟找不出几个懂海军的。 当然，海军衙门也比较谦虚，醇亲王自己就谦虚地说自己虽然奉旨总理海军，但“轮船之制，苦不深悉”，承认自己不怎么在行。 谦虚态度下办的正确的事，是醇亲王对李鸿章办事十分支持，同时对海军的军政一事，也不怎么插手。 那管什么？就管钱。 有了海军衙门，倒是把经费“统”起来了。 管钱的醇亲王，在钱这上面也办了一部分正确的事，就是也费劲出力，帮着海军要钱，催款，催各地上缴摊派的税、捐，为北洋海军买船买炮。 同时，他也干了一些不太正确的事，或说是本属分内，却办得有点不明不白的事。 这，有利于谁？ 下来，我们也会看到。 ――*――*――*―― 当然事情都是两面性的。事实上，正因为“领头大哥”不怎么懂，李鸿章在“专司其事”上就有了相当的操作空间。而且，以后那些会办、帮办大臣不断轮换，只有奕诓和他一直在坚持。 李鸿章大人能不把有利条件运用得淋漓尽至吗？ 我们能看出他丝毫没客气，充分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让后起之秀的北洋一跃超过其他水师，膨胀般地发展起来。弄得其他大臣对他搞来的军舰眼红，象南洋大臣刘坤一，就曾写信给李鸿章，要求把铁甲舰拨给南洋海军一艘。 可气的是，不但铁甲舰没要着，南洋海军的军舰反而经常被调去北洋，训练、操演啊，一去就是大半年。《北洋海军章程》里就明文这么定的，出发点是为了帮助辅导和共同提高，但北洋的章程拐进南洋，总是有点那个吧。这大半年里，南洋大臣就是个“海军光杆司令”。 除了打着给其它水师购买军舰的幌子向朝廷要钱，再想法用到北洋身上，干了不少挪用的事，李鸿章还连哄带骗地揩其他大臣的“油”。上过当的，福建、南洋均在其列。象鼓动福建筹银130万两买炮船、巡洋舰，还主动充当代办，结果，这银子落到了李大人梦寐以求的铁甲舰上。朝廷拨给南洋40万两买2艘“超勇”级巡洋舰用，南洋高兴地自己拿出了25万两贴补，结果也贴补到了铁甲舰上。 这一套，除了沈葆祯忠厚老实，不跟他争，其他督抚，对李鸿章这个老滑头难免会有些意见、有点怨言。 ------------ 第三节刀弓战马时代的指导 一群“门外汉”，如果有业务上的需要…… 当然，会有。但，领导还需要亲自动手干那些粗活吗？ 他们会抽调部分专业人员，临时组建班子，去研究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北洋海军章程》，就是李鸿章带着周馥，抽取部分管带们一起搞出来的。 当然，醇亲王对这个《章程》十分重视，多次接见周馥，提出修改意见，也算是亲阅、定稿了。 实质上中央机关出力最多的，不是海军衙门的管理人员们，而是兼职的会办大臣，兵部左侍郎、出使英国回来的曾纪泽。 其他，海军衙门也就是当个“快递”，负责把它呈给太后和皇上，签完字再原路返回就是了。 因为有这机会，刘步蟾、方伯谦才露了一把脸，结结实实地火了一把。 史书讲，方伯谦似是一名出色的参谋人才。但为什么不调上去呢？ 还是因为，海军衙门不需要。 也许朝廷还会觉得，这样的人才就该放在舰上，而不是衙门里。 ――*――*――*――*―― 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判断这个“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换个角度说，难以起到什么作用。 从理论上来讲，海军衙门应当负责海军建设和调度的军政军令大权的。但象大清这样，却弄成了一个地道的军政部门。 军令（也就是指挥权）在哪里呢，在内廷，军机处。 再加上人员的配备，就形成了掌管军政的满族部员不知海军事务，掌管军令的皇帝和军机大臣（文官）不知海军运用，这样一个糟得比糟心萝卜还不如的格局。 即使要想把它作为参谋机构，海军衙门都基本不合格。 当日本已经按近现代参谋体制的样子，建立起参谋本部，海军参谋部也已在酝酿之中，我们的海军衙门，却看不出什么参谋体制的影子。 在军事指挥越来越专业化、精密化的条件下，大清的指挥体系，完全停留在刀弓战马时代。还是“皇上――军机处――李鸿章”这个体制，未来的战争中我们即将看到，海军衙门基本站到了一边，或者仅仅是奉旨准备军资装备，还办不到位。 ――*――*――*――*―― 这套体系，最要害的问题在这： 新衙门老班底，老班底老思路，自然是以老一套体制，来搞海军的指挥和使用。 大清这段时间始终在讨论海军建设，但徘徊很久，老是转圈圈，就是离这个海军战略和指导思想有段距离，始终没有找到“法门”。 仔细查看大清的海军建设指导，如果要让我概括一下，我觉得最确切的就是一条――“以陆制海，以舰护港”。 马背上打出江山的大清终于变了一种形式，继续延续和重现前朝人建设“长城”的伟大实践，不过是在海边，用上了“舰队加炮台”而已。 这套旧东西能否经得起一场新式舰船、枪炮的检验，还未可知。 今天的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种指导思想给大清、给北洋舰队带来了无法逃脱的厄运。 但今天的人，对历史是说了不算的，至少在没有掌握“时空机器”之前。 当然还是要说，那个时候，就这么一帮高官，能思考出这么个东西，已是最出色的发挥，实在是不能要求他们能有什么创新了。 而且，大多数时间，海军衙门并没有干海军这一项本职业务。他们一度还修起铁路，和热衷于搞其它的工程建设了。 ------------ 第四节“要塞舰队”的强大身影 1875年，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水师。从那时起，他就费尽心思地采购欧洲近代舰船，同时，又是派人，派了官员还要派洋员，又是自己亲自踏勘，惮精竭虑地选址和兴建海防要塞。 我估计大清“以陆制海、以舰护港”的思路，多半也是出于李鸿章的决策。 在大清，李鸿章对建设海防体系算是相当明白的人了，而且他还注意吸取别人的意见，委托出使大臣郭嵩焘考察洋人舰队，亲切询问留洋归来的学生，还十分信任千方百计请来的一班洋人顾问。所以他才被认为颇有见地，大家都承认。 他主张的就是“水陆相依”，强调：“水师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若有兵船而无炮台庇护，则兵船弹药、煤、水耗尽，必为敌所夺。有池、坞、厂、栈而无后炮台，亦必为敌所夺，故炮台与水师极宜并举。” 可仔细思忖这这段话，当然我们主要是从北洋舰队的失败的结果去反思、印证，这段话可谓“正谬参半”。 我感觉，要害就在“舰船――港口――炮台”三者之间的关系中。 诚然，每一支舰队都需要有良好的基地。再强大的海军舰艇，续航能力终归有限，海军总要回港，总要靠岸，总要补给，总要修理养护…… 所以，李大人重视港口建设，把港口建设成强大的“基地”，是正确的。 而有港口，必须要考虑港口的自身防卫，所以修炮台，以护港口，也是正确的。 甚至必要时，以炮台与军舰相配合，也有其必要性。保船也是保港，保港也是护船。 但请注意――我说的是“必要时”，只能是偶然的，一时的，比如，港内的舰队突然被袭击，岸上的防御炮火就必须发挥作用。 这种时候是有的。二战，英国舰队突袭法属北非的奥兰和米尔斯克比尔军港，把此地的法军舰队送入了海底（法国投降德国了嘛，英美都不愿法国舰队变成德国的财产）。即使有了雷达了，珍珠港还被日本人突袭了呢。 但，这种情况是少数的，那这种依靠和配合也就不是永久性的。 舰船是机动力量，是进攻性力量，是独立作战的军种。 舰队要离港作战而不能老躲在港口里开炮，舰队也不可能带着港口去作战。 这能解释为什么一支舰队还需要多个补给基地，基地延伸到哪里，战舰就能到哪里。 即使是防御作战，非击败敌舰队，就无法取得胜利。舰队也不可能依靠基地的港口、炮台，消灭机动之敌。要想击败和消灭敌人，唯一的办法，还得打出去。 这么思考，我们就可以发现，李鸿章的观点，缪就缪在“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和“以炮台庇护兵船”。 它清楚说明了李鸿章在海军力量运用的根本认识上，出了问题。而问题就在，把炮台、堡垒、要塞，当成了主要依靠（炮台为体嘛）。 李鸿章有言，“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而已”，专“防敌之登岸”，也许是他作为一个海军统帅，自己给出的最贴近的解读。 读大清海军史，对于北洋舰队成立时轰轰烈烈，后来竟日渐凋敝，战时做出那么多怪异的行动，直至风吹云散一样消失在历史中，这个吊诡的轨迹，一直困扰着我。直到读到这句话，我几乎瞬间就明白了。 ――*――*――*――*――*―― 这一思路，与海军战略上所称的“要塞舰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惜的是，这恰恰是海军战略家马汉所批评的――这种作战观念严重限制了舰队的活动半径，桎梏了机动自由，窒息了海军指挥官的主动性。 这一点，与海军舰队的机动作战特点，是背道而驰的。 按照李鸿章的思想，清朝海防十分重视永固型防御体系的建设，确实大大强化了清国海岸的防御能力，舰队在港湾内的停泊安全似乎得到了有效保证。 这是符合当时海军曾有一段时间内的传统做法。在大清海军力量尚不足以制海的条件下，倒也不失为一颇为正确，至少属于“最优策略”的选择。 但大清“要塞舰队”的弱势就很明显。 弱在弱在，基本丧失出海作战、机动作战能力。 弱就弱在，“依靠岸防要塞的舰队”缺乏杀伤力。 因为躲在岸炮火力的掩护之下，就等于把海军行动范围限制在近海、限制于岸炮的有效射程之内。 如果科技能有象现在这样的水平，具备远距离火力打击或投送能力的话，依托岸基飞机、导弹等远程武器或作战平台，舰队与岸防将相得益彰，有效地控制大片海域，让敌人停止在安全区域之外。 只是，大清时代与现在不同，那个时代，最远的岸基火力有效射程也不足10英里。 时代不同，武器不同，同样一种战略，同样一种行动，却是天壤之别的差距，就是对与错的距离。 所以，马汉的结论虽未有所指，但几乎就象是对大清海军的结论： “一支被限制在港口周围的舰队不过是浅水困龙，不足以有效地行使海权”。 ――*――*――*――*――*―― 更深一点说，战略战术的选择服从于军事思想。大清、李鸿章的海军思想，就似乎没有海权一说。 作为陆上大国的当权者，满脑子都是固守陆上要点（包括港口），而对于远距离保卫商业航路、到大洋上与敌决战，甚至到敌人家门口放火，是相当陌生的。 我这样说一点都不冤枉他们。如果真有这个眼光，哪怕还有那么点老祖宗努尔哈赤的冒险精神，就不会出现一跟日本人打起来，大清不是想着让舰队到日本本岛的港口去瞧一瞧，而是首先想到自己的“龙兴之地”奉天的安危。 从时人对军舰的认识，加上规定的“守备港口要地”的主要任务，我们也可以看出，大清和李鸿章的战略思想当中，就是把海军作为一道战略藩篱使用，大清舰队从开始建设，就是防御性的，每一艘舰船，也不过相当于一座海上移动炮台。 这一点实在令人可惜！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了呀。英国人、法国人的军舰都是远离家乡，到我们门口来放炮，你倒是学学呀，从这些“海盗”身上就没瞅出什么门道出来吗？ 又是留洋，又是聘请洋教官，大英帝国、“海上霸主”，老师的“牌子”这么“硬”，就没有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舰队，什么是真正的海战？ 合着仅有的几次跑到人家门前，就是友好访问、接见、参观，真打起仗来，就跑回到里圈来了。 ――*――*――*――*――*―― 所以，大清海军、北洋水师，一度威严地立在大中国的海疆，留下一个壮观的身影。 也给小日本敏感的心灵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但它强大得近乎华丽的身影，却最终会被发现，只是一个外表而已。 ―――――――――――――――――――――――― 至此，名义上，海军的领率机关建立起来了。 虽然这一套衙门机构，完全不是“现代军队”指挥体系的标准，甚至基本不具备指挥机关的性质和职能。 但在一定程度上，全国的海军――北洋、南洋、广东三支舰队（福建，就那样了），还是有了一个统一的节制。 名义上的。 ――*――*――*――*――*―― 大清看来受刺激不小，似乎要振起一呼。这一套动作，确实挺吓人的。 日本一些人也对北洋海军的建设感到忧虑，咋咋呼呼的，担心自己以后出东海会遇到这条“大鲸”。 但多次出使大清的副岛种臣不愧为“中国通”，对此抿然一笑。他有这样一番话，可以让我们重新听一听：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中法战争），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兵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 ――*――*――*――*――*―― 海军建设，跟大清的很多“工程”一样，是大清朝政的一个缩影。命运相联，结局也将一致。 恰巧，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两位政治强人第一次交手之后，对两国的形势判断可以说明问题。 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说：“伊藤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这个十年，判断得相当准确。 而伊藤归国后，说到自己的感观和评价：“现当法事（中法战争）甫定（刚一结束），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方人所说，中国又睡觉矣。”这个一二年，判断又确实不谬。 都是名人。名人就是名人哪。 ------------ 第九章釜底抽薪——海军军费被削减 时常感觉，北洋大臣李鸿章既象统帅，又象工程师，还要象账房先生。 既要注意了解军舰的发展程度，评估、确定，还要托洋人朋友联系厂家，谈判定立合同。做完这些之后，还要向朝廷上书，与户部交涉。 建海军的过程，也是向朝廷讨银子的过程。 没办法，朝廷许诺的银子经常拖欠，各省的厘金也不能及时解递，有时还会被截留。 这有个相当严峻的背景：那个时候，各地督抚已经开始不怎么拿朝廷当回事了，出现拖欠税金这种暗中捣鬼的事，根本不新鲜。户部问起，不说不给，就说“等一等”呗。 一句话，朝廷都不能保证足额足量地、按时按项付给银两了。 相反，那些银两倒是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当初说给的是太后和皇上，同样，他们也可以随时说不给。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幕场景： 反复上书、上书，饶是以李中堂的水平，也快要搜肠刮肚了。而且还需要谨慎措词，每写就一份奏章，少不了从重要历史意义、现实需要出发，从中日两国的动向对比，当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力陈添加军舰、整修设施、维护保养舰船的筹策。修改妥当，便打发人呈上去。 剩下的，就是回家等着，但愿能有好消息。 等到的确实是一个好消息。但，却又跟着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太后要归政于光绪皇帝。不管朝中文武该担忧还是该庆幸――是福还是祸，还有以前怎么站的队、今后怎么站队，都是一个问题――但太后喜滋滋地，说自己该休息了，享享清福，这一摊子事啊，让皇帝去操劳吧。言语之中充满着一个伟大女王对带领大清昂首前进的丰功伟绩、对培养了一个年轻有为的新皇帝的志得意满，你不能不相信她是真心说再见。 不管你乐不乐意，太后喜欢的，你总不能说不好吧。 坏消息是，归政之前，太后还有个想法，给自己弄一个大园子。 这事不能交给别人，太后亲自看好了几个地方，趁着自己春秋不高、手里还有权，事不宜迟先干起来，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马。 ------------ 第一节太后要建园子 中法战争刚刚结束后的1885年，越南战场和福建水师阵亡官兵的英魂不远，而远在北京的大清朝廷似乎全然没有什么痛苦伤感，依然生活在欢乐中。 仿佛太后那道帘子是“穿越”神器，一隔开，里外就是两个世界、两个时空。 6月，慈禧即发布懿旨勘修“三海”。 “三海”，不是大清朝的黄海东海南海，而是紫禁城城西和西北的南海、中海、北海。当年大清皇帝开凿“三海”，要的是风景，不是海上的霸业。 此时，太后不能亲自看到大清海疆，在北京城看着这“三海”，心里记着海上的安危，也是忧国忧民的表现。 兴修“三海”的工程还在热火朝天，从皇帝到负责的大小官员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太后还嫌不够，又提出要修缮颐和园。 清史记载：光绪十四年二月，“是月，诏修葺颐和园，备皇太后临幸”（《清史稿》）。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与圆明园同时被毁，英法联军干的坏事。 毁了就毁了吧，找强盗算账，咱没本事，但咱有本事重建一个。 老太太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改清漪园为颐和园，取“颐养冲和”之意，并下令“殿宇一切，亦量加葺治，以备慈舆临幸”（《清德宗实录》卷二五二）。 列强们，不怕累就再来烧，你能烧我就能建。 再说，老太太为中国操劳了大半辈子，归政后有个颐养之地，倒是说得过去。 ——*——*——*——*——*—— 当然皇帝家说话十分注意分寸，用词十分讲究，口气太大别把大家吓着，“量加葺治”，就是稍稍地、适当地修理修理。 关键是钱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呢？ 首要的来源当然是国库中出了。国库存银不够，就把任务下给各口海关，下给各省，途径就是增加税负。 其实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的方式没什么不同，今年的收入不够使，就花今后五年、十年的钱，大清朝也用上了借钱花的招儿，向外洋贷款、向商行借款，用明年、后年以及以后很多年的钱来还嘛。 可惜那时候皇家就盯着那点钱了，眼界不够宽，思想不超前，还没有创造出承包商包工包料、工头垫钱施工这个招数。 其次就是以各种名目，敛财补贴。这个途径很是隐蔽，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全看当权者的创意。我知道一些，比如，针对特殊项目的特殊专项捐税，但实在说不全乎。 第三个，有一部分是各地认捐。象本身就是靠着朝廷发财的各地盐商，不得已还能孝敬一点，一些琢磨升官发财的人，“才”不够但有“财”也可，明里拿出银子或承担相应的建筑材料，借机会换个官当当，这可是正当渠道的“捐输”。 除此之外，平民百姓是没有这份钱，甚至官员们也没有这份热情。工程的事放出风去了，可是两个月，才收到几万两捐款。可见即使是太后家的事，靠自觉自愿的积极性，是不可能的了。 这类事情向来如此，据说以前慈禧要重修圆明园的时候倒出了个骗子，声称认捐所有梁木，“官帽”批下来了，钱没交，人“失联”了，末了还搞出了一桩“公案”，连带摘掉了一批人的顶子。 第四个就是一部分报效银。目标是京官、各衙门、各地督抚将军大员们，人人有份。你这官是朝廷给的，报效朝廷、尽尽孝道是天经地义，光口头上表示不行，要看表现，现在是时候拿出点实际行动了。 这个，有时是暗示有时是明讲，对不识相的，则要动点粗的，到后来，完全成了一种摊派。按清朝官员的工资收入，……这种报效实在是无法抽出，只能从官府小金库、额外的收入、个人的“灰色收入”中吐出一点，反正平时这些也少不了。这纯粹就是逼着大家去贪、去刮，去挤占正常的公务支出给朝廷上“回扣”。拿出来了，缺额怎么办，那就是加紧搜刮压榨吧。有的还是四处借债，然后这任还不上下任接着，一任接一任地还。 所以你花大价钱捐个实职的官，到任后，挽挽袖子，却发现面对的是一个财政大窟窿，这都是极有可能的。 一片乱象。 慈禧强要学习乾隆老爷爷建园子，但此时的景象，怎可与老爷子气象比？上上下下演出的一出出闹剧，已经丢尽大清颜面。 ——*——*——*——*——*—— 一片热闹之下，不是没有诤臣敢于直言，想泼点凉水。但是…… 为一个修园子的事，因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阎敬铭坚决不予拨款修缮，并坚称“无钱”，便被太后怒赐以通俗易懂的国骂——“滚出去”。电视剧《百年共和》中有经典一幕，对此情景描述十分传神： 慈禧（脸色不悦）：阎敬铭，你怎么不说话呀？ 阎敬铭：话好说，事不好做。 慈禧（粉面现出怒容）：这就是说，你阎敬铭还是坚持要将修园子的工程停了？！ 阎敬铭（不卑不亢）：禀太后，不是臣阎敬铭要停，是银子要停。 慈禧（生气，起）：好，好啊，你顶得好啊！我就不信死了张屠户，就要吃连毛猪！你给我滚—— 阎敬铭（起立）：臣有罪，太后可将臣罢黜问刑，不可叫滚，辱及朝廷制度。 慈禧（很生气）：我就说了，滚，滚，滚—— 阎敬铭（挣脱前来拖他的太监）：臣不滚，臣自会走！ 不久，阎敬铭这位有“救时宰相”之称的一代名臣黯然去职。 以上是电视中的情节还原。 真实的历史记载中，还留下老佛爷那句震动青史、响彻云寰的名言“谁让我今日不痛快，我就让他一辈子不痛快。”（“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除此，太后还有一句响亮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前人的结局就是最好的教育。太后老佛爷的脸一变，谁敢不烧香？ 就有一个人没烧香，御史吴兆泰。“十六年，九月，壬午，御史吴兆泰请停颐和园工程”，结果如何？“予严议”——被严肃处理。 从此，消停了。再没人敢站出来了。 ——*——*——*——*——*—— 围绕这些工程的耗费问题，各家给出了很多研究成果。有多人根据所能留存的资料统计，整个“三海”大修工程的经费总额约为600万两。 这种估算，大抵是不可靠的，缺陷是也无法证明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渠道来源，也汇入了“三海”。实际上，除前面所记，“三海”工程基本完工后，还有续修、年修。光续修一项，就达上百万两之多。 但就算是共有600万两，也是一个手面很大的数字了。 还有颐和园呢。那情况就更复杂了，因为实际上从兴修“三海”开始，这边就已经动手了，先是偷偷摸摸地修，后来才光明正大地实施。 各家研究者给出的数据，也多为估算。 比较详尽的，是王道成先生在《中日甲午战争与慈禧太后》（《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发现的清代主管皇家工程的专门机构“算房”关于颐和园五十六项工程用工、用料、用银的估算（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预算），共用银三百一十六万六千六百九十九两八钱三分三厘，又依据这五十六项工程，约占颐和园工程的一半以上，进一步推算出，颐和园的修建经费，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 仍然是估算。 学术界，至今仍未有一个称得上权威的统计数字。说穿了，其实那就是一笔糊涂账。 糊涂账，就没法查了。而且这么大的事，史料还很少有记录。 我在《清史稿》搜寻半天，只发现一条记载：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奕譞面奉懿旨：“著户部自光绪十二年起至二十一年止，于每年内务府经费银六十万两内拨十万两归工程处应用。”照这样看的话，十年，每年十万两，下来才一百万两呢。 可能吗？当然不可能，我自己也不信。 相反，清史倒是经常蹦出太后懿旨要求“勤俭节约”之类的记载。象1888年二月下旨开建，又在十二月下了新旨——“丁酉，懿旨，以水灾停减颐和园工作。”这些类似的情况，不止一次地出现。 有地方闹水灾了，虽然太后高喊减停建园，到底是减，还是停呢？ 到了光绪十七年夏四月辛酉，“颐和园蕆工，上奉皇太后临幸自此始。”历时三年两个月的颐和园工程到此始成。 按颐和园浩大的工程量来算，这工期进度还真是十分神速，一刻也没有耽误的。 此后的记录中显示，太后也多次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内帑）帮添着赈济灾民。太后搞工程，只记事、不记账，“太后恩典”倒是数目清楚。象清史也记载着，“十五年四月，懿旨发内帑银十万备山东赈；冬十月丁亥，以江、浙雨水为灾，各拨库储五万，并发内帑五万赈济。”之类的话。 与庞大的工程耗费来比，十万五万的太后“隆恩”，竟然还能说得这么大气！ 这点银子，不知道能干点什么。就算全数分给地方灾民手里，肯定也是——抗旱，则不过滴雨，防雨，则不抵片瓦。纯粹就是一个做样子的“形象工程”，带个头罢了。 但“三海工程”、颐和园这样的实体工程，却都是那段时期出来的。不花钱，能吹起来？ ------------ 第二节太后生日将近 有件事情，有所关联，性质类似，提前在这里讨论一下。 除了修园子，不久之后，大清上下还会有更大的喜事――太后快要过生日了！ 慈禧老佛爷要过六十大寿，要大大地庆祝一番。太后太需要摆这么个排场，要个面子了。国人太需要振作士气了，要让百官百姓们都实实在在地看到、摸到大清朝的强盛与兴旺。海上的洋人有几年没来了，形势一片大好，君臣民都普天同喜同乐，沾一沾太后的福。 太后从选秀入宫不久，便随着皇上，被赶出了京城，跑到了避暑山庄；男人走得早，孤儿寡母的，担起这么大个国家的重任，却总是被洋人惊吓，没个安稳日子。 太后的一生，简直就是荣耀的一生，倒霉的一生。 弄个节日，讨个吉利吧，国人也当就是给大清朝“冲冲喜”好了。 综上历史、现实必要性，其它的事先搁一搁吧。当下太后的生日才是头等大事，是大清国第一位的政治大事。 但是，还是，钱呢？ ――*――*――*――*――*―― 光绪帝估计除了心疼银子，也头疼银子。 光绪十分明白：大清还是当家的慈禧说了算，自己将来能不能真正当上这个家，还得看园子修得好不好，修好了，没准还有希望。于是早早就拿出孝心，率领朝臣大张旗鼓地为慈禧六旬寿诞做着精心的准备。 庞大的工程不断地吞噬着王朝的财政收入，而军队的编练、沿海的防卫也无一日不亟需款项，可慈禧的寿诞庆典又接踵而至。在王朝库帑空虚，战争将至的危殆时刻，庆典的费用又将如何筹措？ 毫无疑问，从已经寅吃卯粮的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来看，用于慈禧庆典的费用，只能是挪用、拼凑与搜刮，此外绝无他途。 据《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资料记载，费用主要来自二个方面： (1)“部库提拨”：从“筹备饷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一百万两，从铁路经费中挪用二百万两； (2)“京外统筹”：即向臣工摊派的银两。说是京外，实际京内外统吃。据档案记载，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各省督抚将军等文武官员共计报效银两二百九十八万余两。 这是《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中有据可查的银两（共598万两，不多，感觉还不到600万两呢），至于不见于账面的隐性费用还不知有多少。 而《藏园群书题记》记载：“用银至700万两，其中户部库银400万两，京官报效银121万两，外官报效银167万两，两淮盐商捐40万两。” 仅计库银400万两，按当时大清朝的正常岁入8000万两来算，用国家收入的1/20来搞一场生日，不算很过分。 是吧？现在有的人每月两三千块的工资，还每年拿出一万来开个小轿车上下班呢。 且不说还留下了一个颐和园，供后人卖票、游览呢。 *――*――*――*――*―― 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 极尽铺陈，极度腐败，增加的只是百姓负担，削弱的只是自己的国力。 再华美的园子，一旦战火再起，付之一炬，可怜焦土。 “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国力衰弱、内忧外患，仍要满足一个老太婆的骄奢淫逸，大清朝真是没落透顶，救无可救。慈禧可谓中华大地空前绝后的败家娘们，活该青史留骂名。估计连她自己也想不到，因为死后也要极尽奢华，不久便坟墓被掘，抛尸棺外。 *――*――*――*――*―― 我从来不信什么“明亡清兴××年”这样的鬼话。 那是一个夹杂着落后的游牧和奴隶制，强行嫁接到封建统治政权之根，并通过残酷压制、扼杀新生思想，使封建制度之树得以延长的朝代。 有清一代，再也没有什么创新性增长。《1750-1950的中国》中提到过：出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在论及中国时说，中国长久以来便是世界是最富有的国家，但“中国财富已经臻其法律与制度性质所能容许的限度”。 用句简单的话说：封建社会走到这，已经到达顶峰了，没有潜力可挖了。 正处于世界工业革命兴起之时，中国不进则退，终于没落。 曾出使中国的马戛尔尼的日记则形象而一针见血指出：“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支撑。而它能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有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 他的话，打破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西欧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和无限敬意。 在我看来，所谓大清盛世，不过是朝廷贪得无厌、巧取豪夺，使财富向上层集中的盛典而已。 换句话说，一种落后的制度，真的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导致一个徘徊不前的结局，遑论“同光中兴”、再创辉煌。 帝国荣光不再，独有满清朝廷和王族的“一家天下”，还在两千年封建帝制的残阳夕照中，享受着权力的福利。 回望晚清那时候，看着那一张张陈旧的照片，只感到一股陈朽、腐败之气，透过历史厚厚的书页，阴森森地传来。 ------------ 第三节海军军费挪用疑案 随着北洋海军军舰沉入大海深底，沉入历史深处，那个时代的很多事实也将一并消失。 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和一个争吵至今的话题。 那就是挪用海军经费的事。 军费成了老佛爷建园子的费用，目前这已经是多数人公认的。 大家所争的，无非是数额的多少。 围绕具体数字的研究还在进行，不断有人发现有关的资料、记载，不断有新的证据出现。可惜，到目前为止，给出的数据各不相同。 当然也有人详细地统计后指出，慈禧并未挪用多少海军经费。 这又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但是，一个内政完全不透明的封建朝代，凭什么不让老百姓猜测？ 我们可以猜想。 ——*——*——*——*——*——*—— 这一天，中堂大人早早上班，处理完政事，又忙着考虑海军的事。 当是时，西洋造舰术更上一层楼，新式快舰、快炮，都已经出现。在造船数量上你追我赶的同时，造舰技术也是突飞猛进。对西洋舰船技术发展时加关注，也比较明白的李鸿章，知道海军装备在需求上，已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 身为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人要做的，是上书，要钱，要船。 海军的经费一再拖欠，连续打报告，皆无消息，然后，还是上报告。 即便明知要不到钱，这苦还得诉，钱还得要。 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用意——来自李中堂的学生、幕僚周馥的提醒。 周馥密告李鸿章：北洋海军用费已过千万两，但购来的军舰，按外国海军的编制标准看，实在够不上一支舰队。万一有事，恐怕无法对敌。那时再请扩充海军，一切都晚了，而且，朝中官员必定会指责我们白白浪军费，而将责任归到北洋头上。 通过周馥的话，我理解了北洋面临的一个“两难”境地：前期投入已经很大，但北洋海军从规模上都还称不上舰队。要追加投入，后期需求还是个“无底洞”，停止投入，前期还等于白费。 那经费还要不要了？要。 周馥又给李鸿章出了一个主意：趁现在局势平静时候，还要多向朝廷要钱。“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有关部门抓紧办理。如果朝廷给钱，是国家社稷之幸，如果不给，将来我们也能站住脚。否则，别人反而说我们误了国家大事。 我也理解周馥的意思，一个未说出的意思——一旦真遇上战事，海战失败，我们能有理讲：我说过海军还不行，是你不给钱。 难怪李鸿章心领神会，继续趴在桌子上打报告，同时又不禁长叹：“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 李大人的能力，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其它，无能为力。 看来，“部议”，也是漫漫“钱途”上的一大鸿沟。 ——*——*——*——*——*——*—— 果然，李鸿章等来的，不是朝廷给钱买军舰的批条，是有关部门忽然通知，年度的海军经费不能给了。 《清史稿》记载，还是简单一句话：十七年（1891年）四月，户部请停购外洋枪砲船只机器二年，以所节价银解部充饷。 这句话给人无限猜想、无限愤恨。 单凭这个记录，我们就几乎可以认定，海军经费肯定被动了。 也有人拿这句话为太后辩解，认为银子充饷，不见得就是太后用了。 但我们要知道，即使太后要用，也总得整点其它的名堂，怎么能直接说是“建楼堂馆所”呢？ 本书前一节已记录皇太后庆典费用中，一个来路是“从饷需和边防费中”提款。看来动饷银也不是一件难事，慈禧能为生日挪用经费，其它事情就不能吗？类似的挪用仅此一次吗？ 事情如此容易，军费就被扣了。简单说，太后需要；李鸿章同意了；奕譞、翁同龢之流可不问他同意不同意，反正事情已经办了。 宁可穷了海军，不能苦了太后啊。 ——*——*——*——*——*——*—— 李鸿章自称裱糊匠，明哲保身，委屈求全，不会硬扛的。他又是后党的骨干、忠臣，自从奕訢去职，回家休息了，朝中没有撑腰的了，自然更要在太后面前表现表现。为大清政权计，也是为太后考虑，力主添加军舰，是忠心；让太后痛快，舒心，办一个热热闹闹的庆典，也是忠心。怎么能让太后感受到这份忠心，最终还得看太后中意哪个。 所以，这位裱糊匠顾全大局，最终不再为调拨银两的事坚持。相反，他还迅速转变了思想，与奕譞积极配合，分工担负起具体向各省勒索海防捐的任务。 ——*——*——*——*——*——*—— 翁同龢私下里对修园子建形象工程、享乐工程是十分不满的，他的日记里也给予了相当辛辣的评价。行动上，也曾在奏折中力陈户部筹款之艰难，请求停止“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翁同龢日记》），无非是：当前兴建的无须停止，以后的无关紧要的小工程就不要搞了，仅此而已。 但饶是如此，还是象电视剧里显现的那样，陪着阎敬铭大人挨了一顿“国骂”，也就消停了，话憋在喉咙里，老老实实回家写日记了。 可是，仅仅是这些吗？ 答案是——不是。 下来，我会谈到。 ——*——*——*——*——*——*—— 这里先谈谈，有一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最不应该被忽略的人物。 奕譞。 奕譞，醇亲王。慈禧太后亲妹妹的丈夫，慈禧太后的亲妹夫。 同时，他也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虽然光绪4岁就被抱走，管慈禧叫“亲爸爸”。 围绕他身份的分析一： 主张节用的恭亲王奕訢遭罢黜，而此后一味迎合慈禧的醇亲王奕譞开始操弄大权。 曾于同治朝带头反对重修圆明园、致使太后的宏图大志“胎死腹中”的奕訢表面是因为带头叫着和法国开战，就要承担战场失利的责任而被集体下课，实际上也是有点不明不白地离开了军机处，回去休养了。 嫂子小叔之间的权力斗争是绝对因素，看来太后也是不想再让颐和园工程重蹈覆辙。 而此时，太后将修园子的总指挥大权给了奕譞。 不过，以前奕譞也参与了反对重修圆明园的活动，给他，可靠吗？ 可靠！别忘了，人是会变的。 此时非彼时也。自己的儿子被太后“恩宠”，突然就成了皇上，这样的浩荡皇恩，牙齿还在，怎么就能忘了？不符合中华传统美德啊。还有，亲儿子小皇帝就捏在慈禧手里，别说富贵了，安危都成问题，搞不好哪顿饭都会吃出“急病”。所以这些年来，奕譞时加注意，各种小节地注意，唯恐触犯慈禧，哪天不陪着小心。 这奕譞也绝对不是傻人一个。有一个故事能说明：说某年慈禧以小皇帝的名义赐给他一架“皇马车”——龙辇，这是让他享受太上皇待遇的节奏啊。把奕譞吓瘫了，会不会是自己的小姨子试探自己呢？象，相当象。这玩意，要是退回去，即是抗旨，要大模大样坐着，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奕譞采取了一个非常的办法：不退，不坐，把它高高地供起来，天天上香嗑头，天天念叨太后的似海恩典。 再说了，慈禧就要归政于皇上。能让这个老太太早一点离开，那是好事。而且要是能让她脱离凡间尽情玩乐，踏踏实实颐养天年，忘记了过问朝政，那就是好事成双，最好的好事了。作为父亲，奕譞有此私心，也是正常情况下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那奕譞在修园子的这件事上，能不尽心竭力吗？ 事实证明，慈禧真是选对了人才，奕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四处筹集经费，推进工程建设，“攻坚克难”到园子修成的第二年，便耗尽心血、灯枯油干、撒手归西，真可谓是“鞠躬尽瘁”了。 围绕奕譞身份分析二： 奕譞（十一年起）掌控海军衙门。正巧，是慈禧定下“三海工程”项目不久。然后，本来应该由内务府和工部共同负责的工程交给他负责，从这一刻起，海军衙门就成了慈禧的新内务府，兼工程建设指挥部。 那么，海军大臣在关注海军建设的同时，将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精力兼顾造园子——如果园子较小，或者奕譞亲王精力超常旺盛的话。 而且，工程建设指挥部就在海军衙门，一些款项，就方便通过海军衙门转用，以掩天下的耳目，不致于被人指指点点了。 但是，这怎么能洗清挪用的嫌疑？ ——*——*——*——*——*——*—— 我通过各种方法查阅有关资料，学习各家研究成果，想弄清个究竟。 各种关于海军衙门经费的记载中，几乎到处都是借用、垫付、拨银，还有借拨，借款，还款……小则三万五万两，多则几十万两，全是几大工程的用度。相对于千万两的建设费来讲，弄出这一堆鸡零狗碎的账目，可以看出大清朝国库空虚、捉襟见肘，只好东拆西借，甚至拆东墙补西墙，凑银子以救急的窘况。恰如一个行将破产的公司，最后靠七拼八凑的钱来对付到期的巨大欠账，以苟延残喘！ 海军衙门几百万两的经费和几百万两的存银，户部盯着，海军衙门的领导奕譞也正好有这个便利条件，反正先完成自己的任务再说。于是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借拨、垫付…… 奕譞还授意李鸿章以“海军衙门筹款以备急需”的名义，分别向两江、两广、湖广、四川、江苏等地督抚勒捐，说弄点特殊经费。没想到各地督抚一使劲，竟划拉来260万两，存着能得利息40万两。说的好听是存到大英银行，260万两本金用作购舰之用，利息用作工程。但说好的购舰本金呢？ 同时海军衙门收到各省的海防捐银157.8万两，如果说海军衙门的经费不仅仅是海防经费，但这些钱可都是专项经费了。这些钱都去哪儿了呢？ 还有一些是通过海军衙门转的款项。 包括向外洋借款，以用于工程建设，也走海军衙门。象“每年内务府经费银内拨十万两归工程处应用”于三海工程，正好福建海关每年需解内务府银10万两，因此户部指定福建海关直接解往工程处。但按懿旨“自光绪十二年起至二十一年止”，怎么能能满足三海工程进度的需要？时间等不起啊。于是奕譞与李鸿章协商，李鸿章办洋务、搞外交，接触外商多，由他出面走关系，先向德商筹借大笔款项以应急需，以后再用福建海关的解银逐年偿还。德商借款共折银约“一百零一万四千三百余两”，这笔借款先解往海军衙门，再由海军衙门陆续转解工程处应用。 看来，通过正当的渠道“走账”，报销建豪华设施、楼堂馆所费用，是深远传统、古已有之，而不是后来的人们才想出来的。 ——*——*——*——*——*——*——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神奇，不够荒唐，那就错了。 太后果真玩出了花样，在颐和园兴建水师学堂。 请看两条清史纪录：“十三年（1887年），北京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十五年（1889年）三月戊辰，上奉皇太后幸颐和园，阅水陆操。”对照颐和园十四年（1888年）下旨修建，至十七年（1891年）基本完工，有什么内在关系吗？ 有，昆明湖就在颐和园里。 当然，这是常识。 我是说，先修昆明湖建水师学堂，实际上是开始颐和园工程。 这些，都是海军大臣奕譞的主意。 说起颐和园中的昆明湖，那是当年乾隆皇帝为母亲祝寿，以兴修水利和操练水师之名，牵强附会地扯上汉武帝挖昆明池以操练水军的典故，将京城西北的瓮山泊扩改为“昆明湖”，也曾调健锐营、外火器营在昆明湖进行过水上操练。本是一个观赏、娱乐项目，却被奕譞再次巧妙运用，使出“暗渡陈仓”之计，明练水军，暗修花园。 奕譞上了一道《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提出：“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机营，海军衙门会同经理。”慈禧当日即下懿旨——“依议”。 办吧——配合得够默契的。 为统一领导海军而成立海军衙门，办的第一个大事就是筹划成立昆明湖水师学堂，并恢复起在昆明湖“水操”“练兵”的旧制来了。 为请皇上和皇太后“幸临”检阅昆明湖“水操”，到一线进行指导，奕環另上一份奏折，称“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圯，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因此“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 好了，终于看明白了吧，殿宇亭台，那不是用来游玩的，是太后视察指导海军建设的。 修园就在恢复水操旧制和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这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正式开始。 1887年1月，昆明湖水师学堂举行开学典礼，同日，排云殿举行上梁典礼。 1888年，水师学堂的内、外学堂先后竣工。同年，朝廷下诏明确，改清漪园为颐和园，建设的名义还是准备太后临幸。 1889年，朝廷命令李鸿章将部分北洋水师官兵和水师学堂新毕业的学员共计三千多人调来昆明湖，将昆明湖当成“汪洋大海”，用小火轮作“战舰”，进行了“演练”。 史记：光绪十五年，三月戊辰，上奉皇太后幸颐和园，阅水陆操。 彩旗飘飘，人山人海。 慈禧高坐于南面的湖岛岚翠间“阅兵台”上，进行检阅，检验了水师建设成果，体现了对海军的关心和作为全国军队最高统帅的绝对权威。 活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此后，颐和园水师学堂又先后进行完善，并安装电灯机器等现代化设备，还是李鸿章亲自操办，直接向德国购买。李鸿章还特意报告太后：全是“德厂订购，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国所未有”，“鸿章逐加披视，实属美备异常”，“机括巧密，料件繁多”，“惟此系新式，与寻常不同”。 这份报告，可算是“明为建校，实为修园”的直接证据。 身为北洋大臣，李鸿章如此殷勤，连一个电灯泡都亲自操持，为谁，很明显。 为何？李鸿章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交了底：不把太后的事办好，海军还想要银子，难。 水师建设，经费自然从海军出。1886年奕譞从340万的海军经费中拨出67万8千两作为“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开办费。关于那些昆明湖、大学堂、电灯机器，我相信，没有人能在其他地方找见任何拨款记录。 昆明湖水师学堂终于完全建成了，它作为学堂的使命也告完成。 不过三年多时间，估计连一批“大专生”都培养不出来，水师学堂迁出，回到天津。 这种以建水师学堂和水上操演为遮障，掩盖修建享乐工程之实的把戏，其实玩得并不高明，只是上下无人说而已。翁同龢日记中记下了：“盖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就是指向以北洋海军建设经费投入昆明湖，并修建类似避暑山庄一样的行宫别馆的行为。 李鸿章每每叹息：“如果海军经费如数拨给，不过10年，北洋军舰甲地球矣”。 此时，已是北洋舰沉人息，上下左右相互指责、共推责任之时。鸿章大人所言，当是真话。 怨谁呢？ 这其中，都是谁参与了这场巧言令色、巧立名目、巧取豪夺、巧为无米之炊的盛宴呢？倒是说明，李大人不仅会“裱糊”，还会“挖补”吧。 ——*——*——*——*——*——*—— 由以上证人证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颐和园一案中，奕譞挪用海军经费正款修园一案罪名成立。 之前的“三海”工程，也是奕譞在鼓捣，据陈先松先生在《也谈三海工程与海军衙门经费》一文中详细计算，比较客观、分类清晰：光三海工程，光绪十六年（1890）年以前，就挪用海军衙门80万两，此后，又借拨、垫付“三海”工程续修银共147万余两。即使证明有记载的账目中借拨、垫付银后来已经归还，但挪用确实存在，数额至少在80万两。 关于海防费、紧急征收的海军购舰费、暂停购买外洋军舰、枪炮的费用，都去哪儿了，包括当时的官方记录、后来的研究者，没有人能说清。至于“海防费不仅包括海军费，当然也就不仅包括购舰费”之言，逻辑上成立，不过，“海防费没了，海军费当然也没了”，却完全证明挪用行为对海军造成损失，不过是情节上轻重的问题。 关于“军舰枪炮费用充饷，不算挪到园子工程上了”的意见，我认为，停购军舰枪炮，已经对海军造成直接损失。至于饷银哪去了，为何需要补，不能证明是挪到园子上了，也不能证明不是。我们只能另外开一个课题，来进行查究。 ——*——*——*——*——*——*—— 我们可以认定：部分海军军费已经被扣到户部，进了国库，并已经从国库流向园子建设，还有部分是海军衙门直接拨付工程使用了。 事实就是这样，虽然不可能将全部海军军费用来修园子，单靠那个也不够。但取一部分补贴了老太太的家用，倒是十分可信。 这还不包括，后来为太后盛大的庆典，接二连三地涉及到海军衙门的费用。 至于慈禧到底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众说不一。研究者们反复对此进行研究论证，统计的数据也不尽相同，有说从1888年开始至1894年七年间，每年挪用30万两，共210万两的。有人推断，其中从海军衙门经费中挪用436.5万两（叶志和、唐益年：《光绪朝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其它还有说300万、400万、750万不等。 甚至有人计算出挪用的经费多达几千万两，当然，这有点夸张，因为大清统共给海军的经费，也不会超过这个数。 ——*——*——*——*——*——*—— 本来，弄清一件事，并不困难。只要有一个那一时期详细的海防经费收支报表，即可真相大白。 但是，我恰好没有查阅到海防建设，海军用度方面的收支和决算账目。所以，还得回到工程账目记录上找证据。 所以，这还就是一件困难的事。 为采各家之长，反复验证，得出一个我认为更为合理的数据，我尽可能地查阅了各种资料。最后不能不承认自己脑力有限，会计知识全无，且眼花缭乱。各项收支项目太乱了！由于拨款、借拨、垫付、偿还……感觉象初中时学星空图，记住这儿，忘了那儿。 何况，就这还不可能是全部，有些资料已经损毁甚至故意销毁，根本就没有一本完整的工程档案在。 我只能说，慈禧太后是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 其实，我们统计这些数据并不是重要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要说价值，无非就是想弄清楚一个事实，得到一个真相。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知道，清朝为什么会败，北洋海军为什么会败，历史发生了，我们总得知道原因。 而且，我觉得就这些数据来说，多和少，无非是挪用和借用的差别，影响都是巨大的。就算垫支不算挪用，因为“陆续”都还了，有账可查，可陷入这纯粹的统计学、会计学层面的问题，有什么现实意义？有些欠账到光绪二十一年，仍未还清，还在“陆续”。但是，日本打过来的隆隆枪炮声已经响了一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争已经以大清失败宣告结束，这时还上款，与挪用有何区别？ 打个粗俗的比方，说一个简单的道理。且不论有性命之忧了，就拿幸福指数说事。假如我们都住一样的草棚，你有钱了，想盖楼，我借你的拿来盖了一个。我说十年之内还你，我“陆续”在还了，可是这十年，你住着原来的草棚子，看着我住大房子，你乐意啊？ 还有，海军衙门的经费不全是海军军费，甚至海军军费也不全是军舰和炮弹的购置费用，这个我们知道了。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想象，这些费用，几千万两白银啊，如果用来补贴海军购买舰只，而不是用来享受，那么舰队的实力，是不是另一个样子呢？ 一切都无法证实。我们只能知道，“三大海”工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止，十年苦功夫，方见成效。此时，甲午战争已经打响一年；颐和园工程，自1888年（光绪十四年）始，至1891年（光绪十七年）四月大体建成，那还只是一期工程，还有续修、年修，直到甲午战争前仍未见停工记录。 “三大海”还未建成，颐明园虽有石舫，中国的黄海、东海已尽成日本联合舰队的自由海洋。 外敌环伺于外，民生倒悬于内，大清已经危如累卵，仍大肆榨取民脂以供铺排奢华，实在不是“可恨”二字可以形容。 宁弱其国，不舍享受，大清腐败，已经从头到脚，实在无可救药了。 ------------ 第四节停购外洋军舰迷案 在海军军费这个迷之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之后，清政府就停止海军新购军舰和更新设备。 就算后来恢复了，但订的舰在甲午年后才来。确切说，到甲午战前，没有补充新舰。 为什么这项工作会停止？如果不是军费的原因，又会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算坚持认为“挪用海军衙门的经费，而很少挪用海军经费”的研究者，显然也给不出答案，只能建议应该从其他政治等方面深入研究，比如，从统治集团何以“不为”的角度着手分析。 不错，这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的确应该从其他角度去寻找答案。 ********** 这些事当然是他们干的。 我怀疑，甚至从一开始，大清朝就没打算连年投入巨额经费建设海军。虽耗资千万两白银，但前期铺下一个大摊子，已占去了相当部分，即使到成军后，也只能算是一支维持性军队。 说穿了，制约大清海军的首要因素，仍然是还是那个战略指导思想。 不仅落后，而且保守。 朝廷也罢，北洋海军也罢，加上李鸿章大人，对海军作用方面的认识，是基本处于一个层面上：短期内能有一支能够保卫沿海的近水海军，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即算完成任务。 换句话说，这个具体要求，不过就是“打不过，能吓住”罢了。 北洋海军规模初具，海军大臣奕譞视察检阅之后，十分满意，认为战斗力十分可靠，足以自保了，还提出给这个封赏，给那个授勋；李大人也奏报：“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财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虽然前一句说出了北洋的困境，但后一句更让太后皇上欣慰——“渤海门户深固不摇”。 而且，李大人还奏报，北洋水师镇远、定远几次赴日访问，已经充分“宣威”，看样子日本人是给镇住了。 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那自然便可高枕无忧了。 制约大清海军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朝廷与地方权力的消长。 咱中国这么大，一个省都赶上欧洲一个国家了，纵贯于中国历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难解之题。分封，诸候国对抗中央，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并起，汉有“八王之乱”，元有汗国分裂，明有藩王之乱、靖难之战，清朝前期，还出了个“三藩”之乱；中央集权，也要防着不听招呼的。郡县制，行省制，不管是中央直管州县，还是派出行省，最后都难保地方不坐大。最早实行郡县制的秦国迅速瓦解，盛唐基本败于节度使叛乱。 当然，也有反过来的例子。宋朝对地方管得很严，尤其是对军队将军们防得特别死，结果被打到江南，到了江南还是“严防内部”，结果又被打到了海上。 这个难题，基本上无解了。 大清也逃不出这个“怪圈”。 尤其到了清末，朝廷腐败、兵不能战，事实上，从八旗到绿营，败坏得一支比一支快。到最后，绿营都不行了，只好靠团练，靠湘军、淮军。随着各派军事力量的消长，权力已不可避免地向汉族大臣和地方督抚手中转移。中央政权力量削弱，终于使后起的督抚将军们拥兵自重，明里暗里与朝廷对抗。 到处“摁下葫芦起来个瓢”，各地起义差一点点就扳倒朝廷，这些“火”虽然扑灭了，但随即，借平叛整乱编练武装，地方大员拥兵自重，又成了朝廷一大危险。 这个难题始终摆在朝廷面前，还让不让太后睡个安稳觉啊。 而内廷官员与太后、皇上思想倒是一致，时刻与地方督抚将军们进行着权力的斗争。再加上满族权贵们，也极为“不满”，想方设法削弱对方，坚强自己。 说穿了，各大臣练兵，是为了“剿匪”，手里一直有兵，还是因为“剿匪”。要不是“匪乱”不断，各大臣的兵早削没了。历史就是这么吊诡。 北洋水师的建设，是在原来水师的基础上进行的，各支水师分南北洋大臣、两江、两广总督分别负责组建和训练，建着建着，朝廷迟早会回过味来——好象又有点成了他们手中掌握的一支力量了？ 当然是了。这也是各地督抚下力气、自己想办法投银子，建厂子，买军舰的一大直接动力。 对此，朝中的清流派官员（汉族“忠臣”也不少）们没少念叨，上书弹劾得厉害，每一锥子下去，都带出血来。“海军非大清海军，乃李鸿章的海军”，这样有杀伤力的话都出来了。你说掌握大清最高权力几十年，都已经炼成“猴精”了的慈禧会看不出来？ 对地方大员，不能没有，没有他们什么事都办不了，江山早丢了，就是还有命在，他们娘们也不知什么地方找吃的去了。一大家子跑到承德“避暑”，完了又“避寒”，这样的事不是没有过。但是又不能让他们权力过大，怎么办？ 慈禧的经验就是捏住李鸿章这帮子人，没事再挑挑他们之间斗一斗，抓住时机削一削他们的力量。 捏住李鸿章他们，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财权——我不给你银子，你就办不了。 所以，慈禧热心修园子，而不再积极建海军，也许就是因为一个说不出口但相当现实的考虑：海军够大了，再下去就不好说了。一但权力构架失衡，那么倒塌之下的废墟里，肯定会有自己。 至于争斗，是时刻存在的。 斗争只需要抓住机会，利用机会。 而且机会总是会送上门来。 在大清这个纵横交织的矛盾“大网”中，横线扯平了还有纵线，总会在某个网眼上拉扯出故事来。 这就是制约大清海军的第三个根本性的因素——派系斗争。 朝廷与地方上下拔河的同时，太后“老当权派”、皇帝“新势力派”各拉一帮，伺机展开较量；满族权贵与汉族官员警惕争斗的清朝“先天性疾病”；各地督抚间也是分分合合，斗斗和和，上边有压力，就结成统一战线，眼前有利益，就你争我夺。 朝廷到各级充斥着拉拢与打压，结党与分化，明谋与阴谋，局面相当复杂，构成一片晚清政治乱局。 在这样的乱局中，所谓识“时务”的形势估计，官场的游戏规则，政治斗争的幕后暗室，模糊了人的底线。已经没有一个纯粹的是非界限，看人也不是好人或坏人那么简单。 翁同龢，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在支持光绪维新变法失败后，光绪悲惨被囚禁，维新派几乎被扫光，他也被整得跟孙子似的，所以，曾经我对他深表同情。翁老师还是大清名臣，有名的清官。多年位居高层，被罢黜返乡时，竟基本上不名一文，落到靠学生故旧接济才能过活的境地。长期管着那么多官员的考评推荐，掌着户部财政大权，竟能做到不贪不占、两袖清风，69岁被赶回家，到终也没犯类似“59岁现象”的错误，就凭这个，也值得我辈敬仰。 但事实证明，我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全面地辩证地去看一个人。他的局限性，他的复杂性。 就是这位翁老师，在接任户部尚书时，对北洋水师经费能减则减，能扣就扣，实在不能扣也得拖一拖。户部奏请停购外洋船炮的奏章，实际上就出自翁老师之手笔。 ********** 就在1887年，武陟沁河、郑州黄河先后漫堤决口（“八月，决郑州，夺溜由贾鲁河入淮，直注洪泽湖”），急需银子去堵“口子”。御史周天霖、李士锟先后奏请设立郑州河防工程的例捐（“先后请开郑工例以济要工”）。但户部会议上报的结果，是开了郑工捐，但停海防捐。 户部尚书翁同龢是怎么主持的工作呢？ 起初，部分官员建议不必去管黄河决口，而乘机让黄河重走老河道（“议者多言不必塞，宜乘此复故道”），让它随便流吧，省钱又省事。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潘祖廕一起上奏，直陈不可，强烈建议封堵缺口。等真正把堵口子的人派出去了，钱又出现“口子”了（“时工赈需款钜且急”）。翁同龢光知道凑热闹了，忘了人家工部尚书只管报工程、找施工队，他却要负责找钱了。 然后，户部就上报了一个筹款的办法（“户部条上筹款六事”），这六项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停购军械船只机器。这等于是断了水师的装备更换之道。还有一条，裁防营长夫（防营本为各省驻守之兵，前以绿营、后以淮军为主，长夫则是清军长期雇佣的担任后勤的人员），都是动李鸿章的“奶酪”。 在翁同龢眼里（或者单纯是在他的理由里），军械存积已经够多了。按照他的意见，大清的（或者说是洋务派手里的）船厂、枪械厂每年耗费上百万两白银，就应该自己生产。 虽然，“议上，诏裁长夫、捐盐商及预徵税银，馀不允”，朝廷否决了停购军械船只机器的建议。 但是，户部到底还是借着开郑工捐，停止了海防捐。 前边说过，海防捐是各省每年上交的特殊捐税，是大清水师拨款的补充，专门用于北洋舰队建设，甚至比拨款还要可靠一点，所以至关重要。北洋水师还未成军，这项常年经费却没了着落。直到三年后，为筹办海军，才停止郑工捐，开海防新捐。 实际上，这三年内，所有沿海沿江各省确实一律停止了向外洋购买枪炮船械。 为啥？太后、皇上不是回了翁尚书的建议吗？ 是，但银子还是没办法。我翻到的情况是：翁大人对海军催促拨款，不说不给，就是说“等等”，今年等到明年，明年的可能等到后年，就是拖欠，也给不到足额。 没办法，只好改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等处自行制造，采用“国产货”了。 技术上就差强人意了。 翁同龢这几手，基本上让北洋水师在正式成军后，马上就陷入无法更新装备的境地。 而在河工结束后不久，翁同龢再次故技重施。 1891年5月，户部上书，称“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藉资弥补”。于是奉旨：“是月起，停购外洋船炮二年。” 好一个“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多么充分合理的理由，这次可是一下子就把太后、皇上说动了。 这就是前边所讲的，李鸿章等来的通知，也是前边所写的，清史记载的“十七年（1891年）四月，户部请停购外洋枪砲船只机器二年，以所节价银解部充饷”一事。 无可质疑，清史记得清楚明白。 海防新捐，重开又能怎么的？这次真的是有钱也不让外购了。 北洋水师再次陷入无法外购的境地。据说，李鸿章当时正在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结果被日本买去。 整整7年。北洋水师没能外购一条新战舰，一门新火炮。 ********** 这些不禁令人深思，翁同龢在这件事情上绝对脱不了干系。这老先生再缺钱花，为什么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盯着船炮经费？ 如果这证据还不够“铁”，那么两则事可以佐证。 一是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作为军机大臣，还到天津视察军舰战备情况，李鸿章怒目以视，质问：“你自己就掌管财政，平时请示拨款都是被你否决，现在问军舰，你说军舰可顶事吗？”（“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一般人被这么抢白，应该无话可说了，但翁同龢有话说。曰：“我为国家节省支出，是尽自己的职。如果我办的不对，为什么不再上报请示？” 这简直是耍流氓的腔调嘛！ 二是1894年10月，户部对北洋未购军舰的“完美”解释是：奏明停购军舰两年，是1891年的事，已经解禁两年了，一些省份也购了枪炮，北洋没有购，却不知什么原因。 话外之音，责任还是在北洋自身。 这已经不是耍流氓的层次了！是“流氓懂文化”的高度！ 这就是翁同龢老先生“正大光明”干的事。 对，我也仔细查证了一番，有记载，买船是买了。1894年2月，“（光绪）二十年，订购英国砲舰一艘，命名福安。”这是甲午战争打响的当年！ 也有记载，解禁以后，南洋确实也定购了外舰，但是，直到1895年，“二十一年冬，南洋订购之辰、宿、列、张四雷艇来华。飞霆、飞鹰二驱逐舰在英、德厂造成。”这年冬天——甲午战争已经结束，南洋定购的鱼雷艇刚驶回大清，而两艘大的驱逐舰才刚刚造成！ 买船不是逛超市，也不能是逛二手货市场，都有现货。造铁舰，可不是纸糊个风筝，一天半日就行了的。 你去年前年订，今年能用上，就算不错了。 真叫人攥紧铁拳、咬紧钢牙，现在到来，于前事何补？ ********** 看来，不把公家的银子往自己兜里装，是清廉；按照开支项目用钱，不挪借乱花，是公道；维护国家强盛，是职责；能不能把银子用到刀刃上，花在急需的地方，是智慧。（对现代人讲，除了搞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科研技术发展等等，还可以使用财政补贴等作用，发挥财政支出在市场经济上的杠杆作用。） 当权者在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个人学识修养、成长经历所造就的思想意识、学术观点，乃至性格喜好，无一不是决定其决策和行为走向的关键性因素。在一个权力往上集中、各级各部门都是个人说了算的封建制度下，有时候，当权者个人一个念头能成事，也可能会坏事。 特别是，判断银子怎么花才好，凭借的只剩下了“智慧”——精于政治斗争和人情世故的另类智慧的时候。 那么我们应该再来仔细琢磨，翁老师为啥对水师，对海军如此苛刻？ 因为，皇帝家知道的道理，翁老师一样：捏住各支军队的钱袋子，筹拨饷银公费，就是捏住他们的“撒手锏”。 这样做又是因为，他是清流派领袖，是慈禧一度宠信的大臣，但他更是帝党的头儿。 作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一甲第一名进士，也就是状元出身的学者型官员，翁老师与李鸿章这些“公务员考试”成绩没自己高，与左宗棠、曾国荃这些甚至都没通过考试的官员们不同。加上他们是借镇压内乱起步、走到封疆大吏位置的，可能属于走的道不同，也就谋不到一起。加上文人统兵，好像比单纯的武将还难斗，让人戒心更重。 虽然瓮老师大多时间都是在两朝皇帝的书房教书，在朝廷内行走、提建议拿决策，但好象没怎么佩服人家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善于处理社会安定问题等优点，也没有对他们的经国治世的能力水平表示出相当的认可和信任。 这都是一方之见，也算互有成见吧，人家还不一定瞧得上他老翁呢。 不过，要说翁同龢迂腐，只知孔孟之道，似乎也不对。他在对光绪帝教授《四书》、《五经》等20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还讲授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充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据说这些对光绪帝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么说的话，他还是洋务运动的理解支持者，甚至思想上比洋务派走得更远。 历史上的清流派，虽然对办洋务之人“清议”最多，但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也是对人不对事，对洋务运动的成效并没有持全面否定态度，清流派一大主将——张佩纶，还是李鸿章办洋务，特别是建海军的第一谋士。由此推断，说“翁同龢是清流派领袖”是绝对正确的，但还不至于因李鸿章办洋务而和他势成水火。 以上原因都不是关键的话，那就只有更重要的——权力。 可以理解，以前辛辛苦苦培养的学生同治，刚刚出师，据说得了种“不明不白”（不好明说）的“皮肤病”（路边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常有这类信息），“龙驭宾天”了。这次辛辛苦苦培养的学生光绪已经成人，就要亲政，翁老师除了倾心传授毕生所学，也将中兴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个学生身上。 那就尽一切力量，包括培养一帮人，保证光绪能够坐稳宝座。在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中，这是不能不做、不能不预先筹划的大计。于是我们看到，太后三度亲点、两任的帝师，已经成为帝党的头领。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帝党头目翁同龢——后党支柱李鸿章——淮军，海军。 削除李鸿章权柄，就是弱化太后势力，而牵制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 海军呢，外敌呢……权力斗争就是这样，冷酷而直接，只问自己的目标，一切形势均可利用。 所以这位翁老师，心理实在是有些阴暗。一直以来，你可以忌惮李大人的权势太可怕，但不能怀疑李大人的事情才对大清有补益。如果大清败了，你的学生还能到哪里去当皇帝？ 你赞成的我就要反对，你想干的我就让你干不成。这已是判断的唯一标准，办事的唯一规则。 也许他到最后还认为这样做的是对的，是对朝廷、对国家负责呢——我心光明正大，日明可鉴，天理昭昭，唯有公心，不存私怨…… 个人的名节，个人的政见，都大得过大清的安危，民族的兴亡？ ********** 于是，我感到自己在接近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北洋海军，一直在夹缝里艰难地生存。 这或许也是停购军舰的最终答案。 我曾经无法理解慈禧一个老娘们，竟然能让一帮大臣服服贴贴，玩弄于股掌之上，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执掌朝廷几十年，也祸害中国几十年。当然我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片面认识，才有的无法理解。 中国的皇上既有实权，也是一个象征，一帮子地主的头、全国最大的地主，执政集团就需要这么个象征。按中国的传统，大臣的意见也要皇上扣个章、下个文，才能发布出去。几千年都是这样传承的，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皇上就是个代表嘛，公司董事长，摆也要摆上位置，一切事都有了正统性。能从皇族中选一个穿开裆裤的孩子当皇上，历朝历代这种事都没少出现。反正是有了正统性，才好办。 所以象曹操这样的强人敢“挟天子以令诸候”，却至死不敢称帝；所以象曾国藩这样的“大哥”也“削兵自保”，仔细掂量着在保持权力与不引起朝廷震动之间寻求平衡。 咱中国这一点和日本不同。我见过所有的资料都说明一个事实，日本天皇多数时候没有实权，就是个象征，单纯的象征，吃穿都供不上的时候都有。他自己都承认“政权归于武家”，将军幕府长时间不鸟他，发通知都不需要他扣章。不管大臣掌权，还是幕府掌权，日本权力移位时，除了底下一群人之间比谁更强、更狠，没人打算换天皇，因为不需要、没必要。这也是天皇保持“万世一系”的根本原因。 种种原因吧，自从慈禧拉上恭亲王弈?，以雷霆之势，扫除了执政的“八大臣”，另一个集团便登台了。 不能否认，慈禧确实是个弄权的天才，一帮子清朝大臣们围着慈禧这个老妇人转了几十年，却又更象是攀附在这个集团大树上的藤萝，相互遮护的，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而已。 李鸿章莫能外之。身处朝廷之外，更要小心保持“土底下”和庙堂之上根子上的共生。 靠她，不一定成事；离开她，绝对能让你坏事。 谁肯拿北洋海军的急需忤慈禧之威，丢了顶戴、前程，坏了整体大事。 ********** 李鸿章虽说是出过洋、见过世面的，但不能说有了世界眼光、有了现代民主意识，他就能“改道”。虽然他访问德国，专门就内政改革与“铁血宰相”俾斯麦有过交流，也在天津与到访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就维新一事有过问答，但恐怕只是叹服，断不敢生出制宪、分权、宰相内阁掌权的非分之想。特别是对于皇权的染指，是谁也不敢妄为的僭越行为。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中国国情的限制。 所以，曾国藩没有拥兵自重，李鸿章也没有。 甚至李鸿章更甚于曾国藩，或许他十分想强化手中的北洋，借以强化自己的地位，但又不能不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 这一点，李鸿章成功做到了。至少在外观上，不管从哪个方面讲，他也简直称得上是兢兢业业为皇家的典范。 这就是他和一大批晚清重臣的共同特征：对清廷忠心不二，胸怀富国强军的抱负，与命运奋起抗争——对外与战斗，对内还要与政敌回旋——最后，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不得不承受大清一败再败的结局，并承担身后的滚滚骂名。 这是一代名臣们改变不了、抗争不过的悲剧命运。 ********** 北洋海军在权力网的“结点”上，被相互拉扯。又在平衡的需要下，受到挤压。 他的实际的统帅有时也无能为力。 恰如李鸿章自己对翁同龢说的：朝廷怀疑我有异心，朝中官员参我贪污，我再喋喋不休要银子，今日还有我李鸿章吗？（“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大清朝廷不给银子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也不再投钱给海军（是怕）。北洋有一大把银子，却没有再添到海军中去。 有人讲北洋海军境况是：不差钱的大清，差钱的海军。 这是可以认定的结论。 **********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日本。 前边我们讨论过在中国开始建水师的时候，日本干了些什么，两国都想强国，强军。这段时间他们又干了什么？ 现在可以两相对比： 起始——中国搞洋务，日本搞维新。 目前——中国在造园子，日本在造船。 大清倾全国之力，不惜挪用海军经费造园子；天皇带头节省宫内用度，全国勒紧裤腰带造船。 ------------ 第十章日本人所干的一件事——造船，造船 日本政府不仅把船当成事业，当成强国的法宝，甚至当成国家的“生命线”，已经到了痴狂的地步。从1884年至1894年，这10年之间，日本人一直在造船，造船，拼命地造船。 日本上次调兵侵台，还要租用美国客轮。此后便一波三折，先是引起大清总理衙门与美国交涉，差点没租成。再后来，如果海军听从政府“暂缓行动”的指示，这趟行程十有八九会取消。不按合同办事，白白赔上船票钱，而且还不一定赔得起。一句话，大日本真丢不起这个脸。 按常理，遇上事的在那鼓动唇舌、浪费唾沫，一般是因为牙齿和爪子还不够锋利。对台试探和几次在朝鲜挑事，都没有搞起来，半途而废，还是由于实力不济。 50万两、50万两的，每次弄这点小钱，基本是赔本买卖，太不够满足日本人的胃口了。 很受刺激的日本人很清楚：必须加紧强化军备，才能有与野心相匹配的实力。 ――*――*――*――*――*―― 《日本近代史》讲：由壬午事变而引出的扩张军备案，为准备对外作战，从明治十六年（1883年）开始8年中，军费计划总额达6740万元，增加的军费加上警察费，占年支出的30%（嫌多？这还是起步价，以后逐年上扬）。并且，军费还在逐渐向海军偏移。1890年时，海军经费占国家支出的10%，1892年，这个数字猛增到了40%以上。 就算军费占年度支出30%的比例，这也是相当惊人的。一个国家事情那么多，教育呢，医疗呢，基础设施建设呢？还有多少？ 如果对这个比例还没有清晰的认识，请查一下近年和当前世界各国的军费支出情况，除了两伊战争时的伊拉克，恐怕只有非洲那些每天的工作除了打仗还是打仗的穷国，才会把国家收入那么大比例地投向军事当中。 我只能说，存在这种情况的国家非常少。 这个比例被当成重要指标，各个国家之间相互都盯着。现在，一个国家，特别是经济强大的大国，即使提高那么零点一个百分点，说不定也会引起轩然大波。这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常识：除了被外敌打进门来，为抵抗外侮，不得不转入战时经济体制，还可以理解，没事的时候主动这么干的，就疑似一个目的，而且只有一个目的――出门去打别人。 现在进行时，或未来时。 面对枪弹刺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没办法，只要能吃饱，如果还有一块钱，我就拿来打鬼子。但为了未来时的敌人，能做到有一块钱就换一粒子弹，真需要一点意志。 日本的扩军备战也是在咬牙坚持中进行。在建立并召开议会之后，议会开始和政府不断争吵、斗争。 别看政府虽然平时和皇军之间也有斗争，但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是绝对与陆海军站在一起的。 对面议会的议员们也不是多么爱好和平，这么做只是因为――负担太重！ 长期保持这样一个军费支出水平，不是闹着玩的。连年的扩军备战，军队的胃口还象一个无底洞，给本不富裕的日本国内造成沉重负担，连造酒税和烟草税都一再增加，人民苦不堪言。 据最新的资料，有人估算，当时日本人的平均税负比例，是大清国人民的2倍。 我们不必可怜日本人，日本人有时也会想起可怜自己。有了代表民众的议会了，下层人民也指望通过议会，做一点削减军费的努力。 但有了议会，不等于就可以掌握国政、决定一切，更不等于日本人民就当家做主了。别忘了日本天皇最大，没有什么能高过天的。在独具“日本特色”的议会体制中，议会之上还弄出了一个贵族院。这是个由皇族、华族和敕任议员（还是天皇钦点的红人）组成的特权阶级机构，具有“预算先议权”，并且它做出的决定，还与“众议令”有同等的权限。 不管议会怎么努力，只要有这些当权者的抵制，军费支出照样能在高水平上维持。 军费是无底洞，海军就恨不得把它变成宇宙“黑洞”。 对海军来讲，他们的假想敌，就是中国。 海军有一万个理由，认为与中国相比，日本海军力量仍处于劣势。在海军看来，为了尽快扭转这个劣势，自己已经作出预算的军备费用是不能改变的！ 获得了天皇和当权派支持之后，政府和海军方面一致行动，想方设法排除议会制造的麻烦，甚至绕开议会，硬性推动。 1891年（明治24年），日本第一期的8年扩军计划完成，正赶上有议会了。但是，事情一点也没耽误。 海军大臣又雄心勃勃地向内阁会议提出了9年海军扩充计划（铁甲战舰4只、巡洋舰6只、通讯舰1只），连同争取年内建造其中的巡洋舰和通讯舰各1只的预算。 预算案交到众议院，“卡壳”了。 这一年，日本第二届议会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将政府提出的预算案削减了近1/10，约794万元，其中便包含海军梦寐以求的定制与“定远”、“镇远”相抗衡的铁甲舰经费。 12月22，议会全体会议对军舰建造费、制铁所建设费（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制铁工业，哪有造船的钢板）等议题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桦山资纪，当时的海相对削减海军预算的事本来已经相当不满，正生着气呢，听到议员们提出的削减海军军费的理由，竟是“萨长藩势力把持海军”，还有“海军经费不透明，有腐败问题”，这下可把出身萨长藩的桦山惹毛了。于是他怒不可遏地在议员的吵吵声中突然跳上台去，发表了被指为公然违反议会法规、冒犯众议院权威的“蛮勇演说”，质问： “无论萨长政府，还是什么别的政府，保护今日国之安宁，既与4000万生灵无关系，那么，保护了安全又该是谁的功劳？” 完了。这段激愤的演说，根本没起到好作用，反而如火上浇油。民党群情激昂，接连否决了政府的方案，并通过了削减造舰、制钢所费892万的削减预算案。 事情的结果是，海军赢――当夜，政府第一次解散了议会。 1892年（明治25年）第三届议会召开，造舰费再次被全面削减。但是―― 结果仍然是海军赢――贵族院又重新进行了讨论，这项眼瞅着就被“拍死”的预算又活过来了。 1892年（明治25年）11月29日第四届议会开会，以自由、改进两党为中心的民党方面又削除了全部造舰费用。事情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眼看着，海军提出的铁甲舰两艘、巡洋舰和轻型巡洋舰各一艘的希望将成泡影。 结果…… 结果是海军又赢了――就在政府和议会陷入对立，矛盾似乎无法调和之际，1893年（明治26年）2月11日，天皇下达诏敕，命令：今后6年中，每年由内廷费中支出30万元，并要求文武官员同心协力，献出俸给1/10，来充当部分造舰费用。 太后别在意我的冒犯，我想说：看人家日本皇家，跟你家所作所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呀。 谁也未料到，天皇斜刺里捅出这么一“刀”。不干涉议会，没批评议会，但比打一耳刮子还损他们的脸面。 开始肯定是有意的，这个消息被传出来，又被日本人传来传去，都成了天皇每天少吃一两顿饭，飘过海洋传到大清，成了天皇吃不起吃肉了。 当时，30万日元是多少？等于20万两白银，数目真不小啊。但别忘了，这只占皇家的10%用度。前边我还说过，为防止议会制约政府行动，天皇被有意打造成了最大的地主和资本家，这不用上了吗？ 所以，天皇节约一点，养活自己的一个老婆（皇后一条美子，正妻）5个小老婆（典侍、权典侍，相当于嫔妃吧）和十几个孩子，还是不成问题，还不至于少吃一碗大米饭。呵，现在还有人说明治天皇睦仁一夫一妻呢，也有人信。 我看真正饿肚子的，是不明真相、白白感动一场的贫苦人民吧。 不管怎么说，你看天皇都准备饿肚子了，议会还能怎样？政治休战，造舰预算在议会中通过，人民该缴的税一分不能少。 这就是某些日本史书不无赞许地记载的“在第四届议会中，出现了政党转变方向的征兆，在国是问题上政党将采取‘积极的手段’的方针，这意味着议会承认扩军”，背后的真实原因。 ――*――*――*――*――*―― 一切都说明，在这关键的十年内，日本在时刻准备着。 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 我的逻辑——插播的话 围绕晚清的战争，围绕北洋海军，一直存在很多争论。看了之后，耳目一新，看多了，又不知所从，还给我带来很多逻辑上的混乱感。还有时候，围观了半天争吵，我才发现，吵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问题。 比方说，为什么会失败？ 政治腐败，制度落后，海军装备不足，战备水平低下……当然是一场战争失败的原因+S（复数）。这么多因素，如何去分析，有没有一个公式：如果战斗力为L，各项因素分别为X，Y，Z……，那么L＝X+Y+Z+……；或者，如果战斗力为L，各项战斗力指数分别为3……，那么L＝A（3*……Wn）？ 要有个这么简单的公式表达，分析起来还有点头绪，但这么简单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战斗力的指数比这复杂得多，决定一场战斗的因素也比这复杂得多。否则我们没法解释弱国、弱小的军队，有时候竟能战胜强敌，而古今中外的战史上，以弱胜强的例子偏偏俯拾皆是。 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从结果出发，找到一个或几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认为是决定性的，从一对一的逻辑关系上去分析。 但是我们很多人不承认这一点，不觉得自己的观点是有局限性的。 于是我们就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于是我们开始争吵，认为自己的有道理。 于是我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有道理，除了摆事实，更狠的就是攻击对方的事实，否定对方观点，证明他们的没道理，抽去他们的基石，让对方站不住脚。 而且，有人还强迫被弄得一头雾水、左右摇摆的读者，选边站。 ********** 论证考证的方法有很多，引证（旁征博引）、例证（举例子）、统计或单纯摆数据，不得已才用推论。 但在很多文章里，我看到的不是这个。 我看到最狠的就是，有人动不动站在一个所谓正确的制高点上，拿着一撂“帽子”――我说的就是这样的，你若有怀疑，那就是立场问题！ 呵呵，我们都是批大清，站在同一立场呀，何来问题？ 我还看到，有人喜欢以人文关怀、人性复杂的角度去为历史上那些应负责的人开脱。我想说，这样的观点，还是不要说了。他都这样了，你还奚落他干嘛？偏偏这种例子很多，当下比较时兴这个。可是，如果，我们从人性的角度去关怀，秦桧跪拜金人，杀害岳飞，都是形势所迫，不代表他是坏人。对吗？ 把责任推给时代、推给朝廷、推给他人，再剩下的就推给敌人，然后为某某北洋海军指挥官翻案的，那些奇异的结论，不光差点颠倒我的历史认识，还差点颠倒我的人生观知道么。毕竟人都是时代造就的，这个我们都懂。但这个联系，恰恰说明了他该承担这个结果，处在那个时代，占着了那个位子，就该负责任，谁也代替不了谁。 这种翻案的事要是再说，接下来有人该拿地域说话来攻击他了――我发现为某人翻案的全是他们省的、他们市的人，老乡就应该这么好么？ 这是相当无聊的事情。 别忘了我们的本来目的。 我们是为了寻找历史真相，寻找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不再发生同类的事情。 ********** 历史是一个小姑娘，谁想打扮成啥样就是啥样，这句话，本身很深刻，没有错。 但问题就在，谁将为她扮妆。 历史是有立场的，因为研究者、著史者、读史者，是有立场的，谁也无法超脱、中立。于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历史，都处于道德人伦等社会经纬中。尽管结论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文化的改变而改变，但它始终是有立场的、有是非的，有感情、有好坏的。 对于历史，不能没有立场地戏说，不能脱离立场、是非界限去乱谈。 成吉思汗的后人曾经征服大宋，但在中国他已是无可置疑、共同敬仰的英雄。金国与大宋攻战，但今天我们也给予金朝以应有的地位。同时，岳飞仍然是民族英雄，秦桧不可以成为忠臣。就是这么个道理。 我们认可哪种结论，要看我们会选择哪个角度、哪个位置，这是我们认知座标的原点，也是我们逻辑的起点。 打个简单的比方，看战争片也好，看战争类图书也好，如果是中国打日本、打越南，我向着中国人，这个不需说。如果中国打美国（打联合国军），我向着中国，也向着朝鲜，这个也是自然。 如果是美国打日本鬼子呢，我仍然向着美国人，赞赏美国人，因为那是打击法西斯，等于帮了中国。可是如果是美国打越南，我仍然不由地向着美国人，尽管美国是侵略者而越南是抵抗者，因为我就觉得越南人太坏了。 简单说，谁打日本、打越南，我就向着谁。 我们不是经常下意识地按我们的一贯判断，来选择同情、赞美，或厌恶、诅咒，隐隐在心里对某人某事施以褒扬或惩罚吗？ 所以，那些“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对中国思想的解放”之类的观点，连提我都懒得提了。 所以，我也不想听什么学者辩论“清日战争是满族对日本的战争，不是中国对日本的战争”，“清朝已经传承了中华大统，清日战争就不是日本对满族的战争”，这就是些极其扯东扯西、不着正题，于“大道”之外专寻“野径”、翻“花边”的研究成果。 可是，偏偏就是这些问题，我在研究者们的文章中，都看到了。 ********** 我们回到甲午战争。 有人说，为修颐和园和筹办慈禧六十大寿，挥霍的金银数字确实惊人。按照北洋海军的7艘主力战舰的购置费为778万两，这样算来，颐和园工程和“三海”工程总共挪用的海军经费大概可建好几支北洋舰队。这不过是一个充满遗憾的推论，或者说仅是一个假设而已。 有人就认真起来，反对这么评估，说，慈禧太后修园子对北洋海军影响并不大。北洋海军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装备落后，而在于政治腐败。――这是什么逻辑？ 接着便给人扣“帽子”：只要不是唯武器论者，就不会这么说。――这又是什么学术风格？ ********** 我反对唯武器论，但我也特别反对以“唯武器论”的“大帽子”来压人。 战斗力是人与武器的结合，这两个因素都不是定量，也无法做定量分析；没有固定的系数，也不能用一个公式来揭示其规律。我们只能看先哲和军事家从战争中得出的结论：人是主要的因素，但不能否定了先进武器的作用。 人的主要因素――个体的有思想素质、知识技能、训练水平、战斗意志……除了这些比较稳定一致的因素，还有身体不适、惊慌失措、一时发懵、困意袭来、忘了一件东西，甚至关键时候接到了家信……这些偶然的因素。 而到了集体层面的群体的因素，就更为复杂了。 这还只是对战斗力的分析，一场战斗，一场战争，决定胜负的因素又远远不是一个战斗力能代表的。 这还只是相对固定地去分析，如果加上平时、战前、战中、战后……当然，战后可能无所谓，胜负结果出来了，对本场战斗或战争来说，就没什么意义了。 如果大家对我的话烦了，说明……这些问题确实很复杂，简直讨论不下去。 拿“唯武器论”来压人的，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甚至有些粗暴。 “对北洋海军来说，武器再多也没用”，这句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话，掩盖不了海防经费薄弱带来的恶果。既然说政治腐败是大清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你承不承认，不建海防建花园，宁可少了买大炮的钱，不能少了皇家的一顿盛宴，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恰恰是腐败透顶的清王朝才干出来的？ ********** 兵者，国之大事。 但养兵，始终是个很费钱的事。 一个贫穷的国家无法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古往今来，军力几乎都是与国家贫富相匹配的，或者直接说是与国家的支出相匹配。 当下的承平世界，有一种观点又开始出现，就是号称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养兵这么费钱，费了钱也用不上，白白浪费，不如省下。 这不是什么新鲜观点。过去就有人提出，北宋就是养兵太多，耗费了国力，导致民贫国弱，才打不过金朝的。这观点确实“卓而不群”，挺有迷惑性的，搞不好真会让人认为，军队反倒成了国家贫弱的祸首。 这些观点再套到晚清身上，就是清王朝还不如别花那么多钱养一支北洋海军。 我知道这个论点的前提“早知这样……”。 早知这样……还不如年年进贡，岁岁纳钱，买个平安呗？ 这是“诡辩”的逻辑套路，还是真的经济学原理？ 其实真正从经济学上来看的话，我倒觉得，养兵所费，应该是“社会经营”的必须支出、必要成本。 就象――一个厂子要雇保安、设门卫，你家里还要花钱安个锁，道理一样。 特别是你每天对着一群一刻不停地打造兵器、磨砺钢刀的“商人”，你记得别忘了摸摸自己的兜，想想到什么时候你的钱还是你的。 除非你移民，加到人家那边，但你必须心甘情愿地为人家缴上税费，为换得绿卡之类的拿些“入会费”，奉上些银两买平安――这其中一部分正好是为人家的军备支出做出你应有的贡献。 所以，要是为自己负责任，说削减武备是不对的，不说但这么做更不对。搞不好中日再战，你不是成为罪人，就是成为受罪的人。 还是人家日本明治天皇在解决政府与议会“预算案纠纷”的诏敕中说的透彻：“国防之事，苟缓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 ********** 这就是我的逻辑。我带着这个逻辑去继续寻找，分析，对比。 ------------ 第十一章结论——大清与日本军力悄然逆转 清史记载：“十四年戊子，十一月壬戌，初置北洋海军提督，以丁汝昌任之。” 这里记载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大清和大清北洋海军的一件大事。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那一篇已经翻过，成为过去，改设北洋海军提督。 这一年，《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实施，名称也改了。 我们研究水洋海军的时候，都认可一件事，就是以这个为标志，大清朝北洋海军已经正式成军，北洋舰队已成建制。 但这是否预示着海军有更大的动作，迈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呢？不是。相反，朝廷对海军的热情已经降温，这一年却成为北洋海军发展的顶峰。尽管如周馥所讲的，按西洋舰队的标准，无论从规模还是作用上，它都还难以称得上一支标准的舰队。 这个结果谁造成的？还是北洋海军的大东家――大清朝廷。琢磨他们批准的这个《北洋海军章程》的那种心态，怎么也不象是发布一个创业开篇的宣示，倒是更象签署一个成果和经验的总结性文件。在我看来，就如同大清验收合格，通过认定，签发的资格证书，赐予的营业执照。 这个《章程》产生后的作用也值得怀疑。它既没有促进北洋军备的提升，也没有推行到其它两洋（哪怕再加一洋舰队也行）。大清心气很高的“三洋海军”建设，又成了“纸上画花”。 大清海军与日本海军的竞争，从这一天开始，进入逆转的轨道。命中注定的一场悲剧，或许从这一天开始，便将正式上演最后一幕。 ------------ 第一节亚洲第一海军是谁？ 首先声明我不是为北洋战败找借口。这个问题是研究者和读者们争论很多、分歧很大的问题。 我们经常讲，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也有说第七、第八，诚实说我没有找资料查证。因为如果世界第一100艘军舰，第二50艘，就是第六，也是弱旅）的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海军。 1881年时，北洋海军已有了“定远”、“镇远”这样两艘在德国定制的一等铁甲舰，1887年又从英德两国接回了四艘巡洋舰。到了1888年，按装备来讲，北洋水师确实是世界第六位或第七，在亚洲地区也是无可置疑的第一名。 十几年间，几乎从零起步，跟我们自己比，也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这一点，不光是我们自己这么说，欧美列强都承认，日本不仅承认这一点，还非常焦虑，焦虑得吃不香、睡不好。 但是，我指的第一，只是1888年的“年度排行榜”上的排名。 而且，这还是只从装备上来讲。 我们应该有个正确概念，就是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海军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1894年不再是1888年，甚至1891都不再是，排名榜变了――亚洲第一海军的座位已经传到日本人屁股底下。这才是事实。 ――*――*――*――*――*―― 东亚两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中，日本是后发动，但决心大、投入高，以当了裤子、节衣缩食的精神，铆着劲追赶。前边是盯着大清，后边已经是回望大清，且行且努力。 海军战斗力的重要标志是――舰船。 且看大清这边的实情。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上书朝廷，称“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搜，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远’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臣前奏定海军章程及两次校阅疏内，迭经陈明在案。” 看这份奏章的前半截，李大人列出的清单，我们就会知道，大清的北洋水师其实没什么豪华可言，甚至有些寒酸。 而李大人的奏章，后半截，读来让人心酸。 第一、1888年之后，咱们不拨钱不添新船（前边我们已经论述了），所以总战力不足，北洋舰队仅八艘可以打大仗，其它只能用于训练、守备、运输。 第二、具体战力装备的技术太落后，19世纪90年代前后，战舰采用大量新式速射火炮，以高射速对大口径，弥补火炮火力的不足。 不能不佩服李鸿章老大人诺大年纪，还注意学习，对决定舰船战斗指数的因素――吨位、装甲厚度、航速、火炮威力，把握得相当准确，认识得十分到位。 但也不得不说，另一边的天皇和他的臣子们认识也十分到位。航速和射速上的优势，恰恰是日本人赖以取胜的“法门”。 这些问题，也是李鸿章在1894年检阅海军之后的报告中提出来的，与那个“就渤海门户而言，有深固不可动摇之势”一起。 可是，大清的统治者只看到了“不可运摇”这个报喜的话，却对李鸿章提出的大量的不足之处、海军的急需，都选择性地遗忘了。 ――*――*――*――*――*―― 如果对李大人列的清单还没有什么“概念”，可以对比一下。 再看日本那边。日海军舰数、吨位，炮数、航速，都已非“吴下老二”。 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拥有可出海作战的主力军舰是――31艘（二等铁甲舰3艘、巡洋舰11艘、炮舰17艘），其中包括专门为克制中国“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设计建造的3艘“松岛级”军舰――“三景舰”。 还有号称同时代的冠军舰――全世界火力最猛、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 据说这个“吉野”，就是中国定制的，适逢户部奏请停止购买外洋军舰，这事黄了。日本一看，我买，大不了再当一次裤子。于是，大清弃儿就成日本的养子，改日本姓了。 这些两国舰船的资料随处可以查到，被转来抄去的很多，一大串枯燥的数据我也不再缀述。我只说一个结论性的数据即可――就是重量级的主力军舰数量上，总吨位上，几项指标一对比，结果大致就已清楚。 再往前数几年，情况是： 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 1892年，北洋海军――不变。日本海军，总排水量72000吨。我数了数，其中二千吨以上的主力战舰11艘，总吨位30000吨以上。 还应说明的是，以2000吨划线，是委屈大日本海军的。 因为，北洋水师除了“定远”和“镇远”2艘七千多吨的巨舰外，其余舰船排水量全在3000吨以下。 而日本联合舰队，虽然没有5千吨以上的超大军舰，但除了“赤城”“千代田”“比睿”三艘战舰外，其余战舰排水量全部大于3000吨。 如果比喻一下，两相比较，大清北洋舰队是两头大象率领着一群狼，日本海军，整个就是一群猎豹。 日本海军在规划上，完全是按照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来讨论需求问题，他们的目标可次仅仅是大清，而是包含英国在远东的舰船。为了防止中日开战时英国可能帮助中国，日本海军在计算军舰需求时，目标定在超过中英军舰总吨位之和。 所以，才有那么巨大的海军军费需求。 在这个军费支出的支撑下，从1888年起，日本海军基本是以每年两艘战舰（不算小炮舰也不算辅助船只）下水的速度在扩张。 要知道一点：1892，甲午战争前两年，日本就已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 日本海军此时的规模已远远超过了北洋海军，而且，还没有停止购买军舰。直到甲午战争中，也没有停止。 ------------ 第二节一条重要的法则 一支靠钱买来的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有着先天的不足。 一句话：钱买不来素养，钱买不来传统，钱还有很多买不来的东西。 仅有装备，不足为恃，何谈战胜强敌。 ************ 有钱难买素养――制度建设 要说大清海军不讲制度化建设，那有点委曲他们。 他们也费了一些事，组织人马、从下级抽调人才，调研、论证，制订出了一部条令――《北洋海军章程》。 说实话，这本章程我瞅了N遍，可以概括地讲：章程除了官制，待遇，就是礼仪――讲纪律的不多，讲训练的也不多，且纪律也体现着对上如何尊敬的礼仪，训练也体现着校阅时如何迎接、如何汇报，大量繁琐的礼仪。 就这么个玩意，花大量的笔墨在跟训练打仗无关的事情上，不是官僚作品又是什么？ 当然，大清也专门弄过几本训练章程、作战条令的东西。但这个海军章程，可是个总的指导文件，是海军的“根本法”。 难怪！虽有指导，然大清训练，用当前形象的概括，是明显存在“练为看”。 大清自己称为北洋舰队，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形成了北洋舰队的规模，但是仅仅是规模。 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它是不是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从他的人员构成和编制和训练上讲，他是。但是从它的战略指导，从他的作战指导，大的方面来看，它远远没有实现它的近代化。 因此它是一种很怪的军事体，怪就怪在它是嫁接来的，船是买来的，比如说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并不低，他直接聘请了英国人，据讲当时海军在船上的训练，包括他的操作口令都是用英文来发出和执行的。有学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这只能说明，丁汝昌和大清海军是多么懒惰。 但是这个仅仅是皮毛，从战略意识和战略指导，到对海军这一军种特性的体现来看，它远远没有实现自己的近代化。 ************ 相比，日本海军也是英国人一手训练起来的，皇家海军的英格斯上校回忆在日本服役时，日本政府曾封赠他以贵族，使他能有足够的权力和地位，以与日本的高级将领接触。日本海军从英国人的教育中得到极大的好处，当他们认为自己有理由独立行走时，英国军官便体面地告退。而日本人“坚持走着他们在英国的指导下踏上的道路，他们不仅使舰队保持着英格斯离开时的面貌，而且更趋完善了。” ―――――――――――――――― 有钱难买实力――后备人才建设。 在后备人才建设上，在学习吸收造船知识形成自建能力上，清朝是有作为的。 一个人，一支军队，最后胜出的决定性因素，一定是吸收、转化新生事物的速度。 在这方面，日本人做得更彻底，更绝。 1875年，日本已自行设计建成第一艘大型军舰“清辉”号，仅此一点，就比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海军强国的中国先进许多。 前边说到的日本松岛级“三景舰”，怎么来的呢？ 1885年12月，西乡从道任海军卿，采纳法国技术总监贝尔顿的设计，批准海军建造3舰。就以日本的三个著名景点“松岛”“严岛”“桥立”来命名，表达一种美好的憧憬吧。 日本请法国人建造军舰，不能白拿合同，他们要派人前来观摩，还要学习。一边干，一边练，不到8个月，便能回去自己也照着建。“松岛”、“严岛”正由法国人建造呢，那边日本人在横须贺船厂就开始自行仿造了。法国人不干了，撤了和同。剩下的“桥立”号，就是由日本人自行完成的。虽然敲敲打打，比法国人多用了一年多时间（1888年9月开工，1891年3月下水，1894年6月才完工），但毕竟弄成了。而且不等“桥立”下水，马上照着法国人的原图纸，自己又开工造了一艘“秋津洲”。这次速度赶上法国人了，4年，也赶上参加了中日大海战。 为专门用以对付中国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两艘巨型战舰，按照日本人的要求，修改方案，在“三景舰”排水量均为4278吨、并不算大的战舰上，各装上了一门320毫米的巨炮！ 这么单薄的小身板，给拿个这样大的“家伙事儿”，他们也不怕一打就震翻了。 这也是为准备和大清的战争，给逼的。 敢想敢干。勇于学习，敢于创造。“偷师”都能偷到这个水平，真是有胆气，有毅力。 ************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事。 日本赶着造船，军舰舰龄普遍短，几年内迅速膨胀起来，人从哪儿来？ 相比于北洋海军那些至少在舰上服役5年以上的官兵，日本人不就是“菜鸟”吗？ 按常理是这样。可是，按常理，一支军舰从培训人员到形成战斗力，没有几年工夫恐怕是不行的。外人不知道，培养一支军队有多难，可对企业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需要多长时间，应该有印象。就算日本海军水兵都是聪明的一休，也不可能违背了这个基本规律。 难道日本人是用“菜鸟”们上阵的吗？我看绝对不象。胆子大跟有技术，是两码事。 唯一的可能是：日本人在计划造船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培训海军人员了。利用现有的军舰，轮流上舰或一岗多人，完全能够做到。 我所知道的，大清却根本没有这么雄厚的后备力量。 ------------ 第三节整体虚弱的军事 大清朝落后的军事体制，还不仅在海军建设上。 专业一点说，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主要体现在指挥控制能力、机动能力、防护能力、火力（打击力)，还有保障能力。而要想应付大规模的战争，在部队的编制上，至少也应该有机动兵团，而不能依靠一支数量巨大的守备部队。 因为后者，恰恰至少欠缺指挥控制和机动能力。 大清皇家的祖宗虽然贫穷、家底薄，养不起常备兵，但他们成功继承了从匈奴到蒙古，到自己的先祖女真，这些游牧民族的传统做法，搞了一套“八旗”，聚则为兵，散则为民，照样组织起了一支强大的机动作战兵团。 当然那时候军事技能水平不高，没有现在这种高科技，非有知识、经专业训练才行。能骑马射箭、拿刀砍人，就能上阵，而游牧民族对骑马打猎这一套，几乎就是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自备刀马铠甲，上阵就能打仗。 他们关键的成功经验还在于：趁着大明内部乱了，边境守卫薄弱，瞅冷子就聚过来，瞄着一处山海关猛啃。 这叫“局部战场的优势”。管你地盘有多大，别处兵力有多大，我只啃你这一块。而且我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从不告诉你。 大清拿一块钱的花费，就得让大明付出十块钱来应付，真是占尽了便宜。但这些经验在开国之后，逐渐都被淡忘了。 晚清时代，形势易主。轮到外国人不定时过来啃一下，大清尝到了前明的痛苦，处处设防、处处挨打，仿佛一个运转不灵的巨人，挥舞着双手，就是拍不着几只吸血的牛蠓。 ………………………………………… 为啥？首先部队的战斗力不行了，说它落后于时代绝对没错。 时代发展，无情地淘汰落后的军队，这是历史大势。 如果说，乾隆征新疆时，八旗的弓箭骑射还是胜过了俄国的礈发火药枪。当然清军喜欢选择阴雨天气，且仗着大炮数量占优势。到鸦片战争，便已经彻底暴露出落后本色，那简直叫不堪一击。刀箭和火枪对阵，在军事学上分是冷兵器和火器，相差了一个时代。 到后来国内“剿乱”，也不行。连太平天国都已经打不过，常常是八旗、绿营在前边跑，后面跟着太平军、捻党，以及各类土匪，再后面是湘军、淮军跟着跑。而且追完这拨追那拨，追来追去，满中国跑的大半只有淮军了。 这样的八旗、绿营，纯属应裁汰的行列。 但是，首先遭到裁撤的是湘军、淮军。 这个问题，连当时的日本人、英国人都提出来了。日本人一眼看出，辛辣地讽刺为“恰好如同减少骠悍壮勇之精兵，而训练贫困惰弱之士族。”[《征讨清国策》，日本人拿自己打不了仗的武士集团“士族”比喻大清旧式军队]这如何能让人瞧得起？ 为什么大清都快塌了，还要养着八旗兵，养着绿营？ 根本原因——在满清朝廷。 八旗是大清开国之基，是功臣，功臣的后代，自然要享受祖上的荫功。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群体，不管是担任禁卫还是仪仗，光干点轻松体面、摆架子的工作，但银子不能少，还轻易动不得。 前边说过朝廷与地方督抚的军权之争，都影响到了大清海军的建设，其实陆军一样受影响，不过是另一种方式而已。太平天国被扑灭后，若按朝廷的意思，恨不得把乡勇全部削减为零。虽然解散了大部分湘军，但内乱不止、外敌不断，对军队维持着“刚性需求”，成了地方军队存在的最大理由。朝廷无奈，只好准许淮军继续发展，各地督抚也继续掌握着“私兵”。 说穿了，各大臣练兵，是为了“剿匪”，手里一直有兵，还是因为“剿匪”。要不是“匪乱”不断，各大臣的兵早削没了。历史就是这么吊诡。 怎么办呢？平衡一个天平，不能减少这边盘里的物体质量，那就剩下唯一的一个选择：往那边盘里添砝码。 于是，朝廷也只能再花大量的银钱，继续大米白面养着八旗、绿营，也好为皇家权力核心地带的安全，提供一点保障。 这样做，至少也是为了使他们之间相互牵制、相互防范。毕竟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因为以后把不准能依靠谁。 当然，大清朝廷也清楚八旗、绿营是什么货色，也不能让他们白吃大米白面吧，那就本着废物利用原则，从八旗军和绿营中选出部分精干兵员，组成“练军”，也采用西洋新式武器，吸取西洋练兵技法，以为这样能整训出点战斗力。 但这套动作，也是花架子多，旧的体制就象大清人人脑袋后面拖着的那条小辫子，革不掉、剪不去。 练军练军，练来练去，战争来临，痛苦仍然缠着大清。 曾国荃在中法战争中，曾经发牢骚：“吾兄文正公盈满是惧，吾亦成功而不居。不然，金陵既克，我师七八万，皆百胜之卒，先打捻子，后打回子，再打鬼子，宁待今日！”这些话半真半假，在内战中练出点战斗力的湘军，难说能扫净“鬼子”，但应该还是能与法军对打一阵子，但是可惜，由于被朝廷猜忌，已经裁去大半。 大清军队，落得个什么状况呢？与西洋军队打仗，往往“先去先败，后去后败，同去同败，不去不败。” ………………………………………… 坐拥百万大兵，倾全国之力调兵而无兵可调，这种让人十分诧异、思来想去都觉得不可能的事，在大清成了现实。 这也是大清的一个奇景。 防军（湘淮军改编而成）虽然也分驻各地，还有点兵团的样子，绿营就被细细地分了，分割得七零八落，撒遍全中国了。 这原因也在大清朝廷。对皇帝来讲，军权当然是越分散越好，偌大一个参将，级别很吓人，指挥不到上千人马，平时各部互不节制，相互牵制，谁也闹不起事来，皇帝就可以睡安稳觉了。 但是要集中，可就难了。 就算好不容易集中起来了，一旦“攒”到一处打仗，你不服我，我不听你，你说攻，我说守，还有一部分人说撤，军权“碎片化”的恶果立刻便显现无遗。就算派来一个统领，能统起来吗？ ………………………………………… 一而再再而三，接二连三，一连串的痛苦教训，仍然没有使清朝上下清醒过来。 大多数书上都是这么说的。 但这样说有点埋汰他们，因为他们不傻。甚至问题在于，他们太过聪明。所以更可能的是，他们早就明白过来是咋回事了，但是，绝不敢放手改变。 太后和皇上有那个魄力，敢整一个十万、二十万人马的机动兵团，让一员有能力的将领去统领吗？ 不敢行之，所以不行。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比傻呵呵不知道要痛苦得多。 ………………………………………… 减少大清痛苦的，只能是杜冷丁之类的药。找个能够起麻醉效果的方子，可能是太后、皇上唯一的选择。 太后、皇上把劲用在什么地方了？中法战争失败，先把军机处大臣几乎全轰出去，换了一批人。 当然，也可能是泄泄忿，顺便整整人。新班子、老衙门，换汤不换药，不过是换上另一批颟顸之人，总体效果上实在不佳，还没有奕?他们精明能干呢。 然后呢？然后就是拿出一大把银子，继续到东北练兵去了，说是照着西式军队的样子，搞新式练军。后期对北洋也不那么认真支持了，多半是因为热心移到这儿了。谁说太后不管军事？ 但是，稍微观察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太后搞的，仍然是那个“新八旗”、“新绿营”的玩意。那边户部一再奏请“停购外洋军舰枪炮”，“裁撤防营长夫”，这边每年三四百万两，花上大把的银子，海军那边困难，这边不困难，说明太后对东北练军，是寄予深切厚望的。 希望——既要强大大清的军队（当然最好是满族将军控制下的），还要削弱、平衡和制约他老李也好、老左也好，甚至还有老曾或者还有谁的嫡系武装，“一石两鸟”，一举两得，太后娘俩想得太巧妙了。你能说他们傻吗？ 只是，那些练军，还是老一套的东西，除了麻醉，能不能起作用、有“疗效”，恐怕会让老佛爷失望了。 这些恶果，不久，就会在下一次的战争中再次显露无遗。 日本可不这么保守，他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 看他们的编成就知道，日本军队是一支“外向型”军队，基本瞄准作战，有事出征，无事时驻守。无事是真没事，驻守也是训练，其它事不管，出乱子有警察呢。而清军则是“内卫型”军队，无事时驻守（兼着警察、武警、城管、保安多项职责），有事时，集中不起来。 日本已经废除守备功能色彩浓厚的镇台，组建了旅团，而后又编成了师团，建立了独立的参谋机构，完善了战时大本营体制。所有这些动作，都指向一点：使日军成为具备野战能力的军队。 而大清兵力，还在分片驻守，各成一家。你就算每支队伍都很强，颗颗珍珠，那也是满地的珍珠，不是能挂出去争个“体面”的项链。这个，我在后面的问题中还要详细谈及。 ………………………………………… 先来看几段文字： “论清国之兵力者，往往以防勇、练军为两种士兵，总计八旗、绿营、蒙古兵，以为十万练军之外，尚有七十七万人，且谓其国库费用巨大，其实乃是有名无实之兵员。 此种四十万兵力，并非元帅一人统辖，而由各省总督、巡抚分而辖之。是以，教育之法各不相同。或采用半洋、半清式之战术，不过徒生烦杂之极。其教育既已如此，其军备又何能齐一。故而，一朝有事之际，聚合此等士兵奔赴战场，其不便之处，必然不可名状。更为可怜者，乃是将校为文官，虽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学为何物，皆是唯有利己之谋。以如此将校指挥如此之兵，其临阵对敌之技，实可察知。 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急，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战时无动员编制，增加或补充兵员，不过临时招募无赖游民。是也足以证明其军备薄弱、财政困难。” 以上话语，是谁说的？ 日本人，小川又次。1887年。 以上摘自他编写的《征讨清国策》。 扫嘎。这些话语简练而直接，翔实而生动，是一篇非常好的调查文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大清兵制、指挥、作战能力的劣势状态。寥寥数语，大清陆军外强中干一目了然，胜过我读过的其它历史资料，而生动、深刻的程度，也胜过无数分析文章。 都说大清文官统兵、官不知兵，一个敌国的参谋，咋知道得这么透彻呢。 读小日本的《征讨清国策》，应该在一个温暖的午后，如果在昏暗的灯下，效果就象晚上独自一人看鬼片，让人感觉脊梁骨发凉、不由自主就会打一串寒噤。 ………………………………………… 大清军制五花八门、纷繁复杂，多彩多样的程度，我敢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先有八旗，后有绿营，出来了湘军、淮军（两军称营勇），大清又选拔练营（从八旗和绿营中）。到了甲午，真正的新军还未出现（那是甲午后的小站练兵为起点的）。 清朝立国后弄的一套兵制，从“诞生”就已经落后，即便是这样一个东西，到后期也基本上已经无法执行，当然也谈不上一个标准化的问题了。 番号就更复杂了。一支部队一个名号，八旗是什么正白、镶黄之类，最多出个神机营（皇家的“御林军”），绿营和练军地按方算，有吉军、奉军之类。湘淮军的比较有意思，开始，淮军有铭字营、盛字营、树字营和庆字营，将领分别为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和吴长庆，后来队伍扩大了，产生了刘铭传的铭军、程学启的开军、刘士奇的奇军、潘鼎新（后继者聂士成）的鼎军、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军、张树声三兄弟的树军、吴长庆的庆军、郭松林的松军、杨鼎勋的勋军、唐仁廉的仁军，还有李鸿章直辖的武毅军……大家看出名堂来了吧。 到了“某军”下面，各营又有字号，同一个字号下的还分个左营、中营、右营之类。后来淮军被裁去一部分，剩下的各军又开始动脑子增加“营”，想方设法扩充实力，搞得就更复杂了。到最后，大清也没能统一一个编制出来。上了战场，能记清这些番号，对指挥员都是一大考验。 具体再往功能上区分，复杂程度已无法用一个词形容。就说“清朝军队中驻守各地的各类部队中的绿营”这一块，就分督标（由总督统辖）、抚标（由巡抚统辖）、提标（由提督统辖）、镇标（由总兵统辖）、军标（设于四川、新疆，由将军统辖）、河标（由河道总督统辖）、漕标（由漕运总督统辖），标下还有协、营…… 说到防军（原湘淮军改编），那些军、营、哨、队……原谅我说不下去了，太乱了。 清军作战单位，似乎经常是按营算，绿营1000人，勇营500。装备不一样，训练样式也不一样。湘军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已经引入洋枪，大清海军已经开始近代化的进程，但是，只能算是一脚踏进了新式军队的大门。 所谓改变，不过是看中洋枪厉害，换了一些新式火器，吸收了一些训练和作战的方法罢了。整个大清军队现代化程度，也只有防军和练军营以下是按西式编制、装备和训练的——记住，还是营以下。换一个角度说，营往上还是中式的。 ………………………………………… 这一切，都被小川又次看了个底透。 就象多数王朝在末期所遇到的困境一样，大清皇帝家在内外交困之中，除了苟延残喘、坐以待毙，也绝对不敢改革军制。再出十个李鸿章、左宗堂也没治。 大清在更新军队战斗力上，终于比日本慢了一步。 一小步，就是胜与败的差距。 战场无亚军，胜者活，败者亡。 ------------ 第十二章荣耶？失耶？ 在一帮“裱糊匠”的上下裱糊涂抹下，大清北洋海军成军，渤海已有“坚固不可动摇之势”，一片龙兴大洋的气象。 但是私下里，北洋不断的这里冒泡、那里冒烟，还在手忙脚乱、应付不暇，到处“弥缝”，点点滴滴中透露着不祥之兆。 在这段洋洋自得的日子里，在大战前的平静里，朝廷似乎不知道，北洋这帮人自己已经悄悄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有两件事，我觉得很值得提一下。 一件事，到访长崎。 1886年，这一年丁汝昌很忙。英俄一对冤家打打闹闹，又转到东北亚“暗斗”。英国不声不响占据了朝鲜巨文岛，俄国则对大清叫嚷，称要占据朝鲜东海岸的永兴湾。为了维护平衡，劝也好，压也好，需要赶走这两个老冤家。7月中旬起，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就奉老东家之命，率领北洋水师巡视了朝鲜的东西海岸。 办完这个事，丁汝昌又奉命率主力舰赴海参崴，去接回参加中俄边界谈判和勘界的副都统丰升阿、钦差大臣吴大澂。中间，丁汝昌带领“定”、“镇”等四舰顺道到日本走了一趟。 还有是一条记录，清史稿记载：“十七年（1891年）六月，提督丁汝昌率兵舰六艘赴日本东京。” 去日本，都干什么了？ 名义上是去维护。因“定远”、“镇远”两艘大型铁甲舰需要上油涂漆，修理维护，而当时中国还没有建成适宜二舰的吃水在20尺以上的船坞，不得已，须到条件具备的日本长崎，借用日本的船坞。 实际上，是利用这个机会，探察日本海军的保障能力。 再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李鸿章交与的重要使命——对外宣武，耀扬军力。 ………………………………………… 同样，简洁的记录后，还是发生了太多的事。 清海军赴日引发的一连串事情，称得上“改变了历史走向”，或说“从此改写了历史”。 ------------ 第一节闹哄哄的出洋，最终出了“洋象” 北洋宣武的成果，可远远不止一个。 事物都有两面，一般来讲，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双刃剑。而根据“万有联系”定律，一件事动了，必定也会引发多方面的反应。 一面，当然是好事。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好事的。 日本人都记载了，1886年大清军舰第一次到来的盛况： 日本朝廷达官贵人，有马车乘马车，没有的纷纷买票乘火车，来到长崎，平民百姓也纷纷涌到港口，只为一件事：参观北洋军舰。 首相出面，宴请大清水师官员。丁汝昌他们备感温暖、荣耀。 恰巧，正值日本内部存在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围绕――是联合大清、共兴亚洲，还是脱离亚洲、拥抱欧美。 一部分人是从实力出发，认为单凭日本，不足以与西洋开战，难以避免失败的人，这下可拿到了论据。这些“联中派”借着参观大清军舰的盛况，极力赞扬大清值得借重，要跟大清友好相处、唇齿相依，共同振兴东洋。 如果这一派能主导日本思想舆论走向，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当然，这一派未占主流。不过此次出使，也可认为，日本人对中国还有点点友善存在。 剩下的一面，是坏事。 可惜更多的日本人，看到的是大清的威胁。 而且，这个威胁近在“一水之间”，近在眼前。 清朝的“宣武”之海上游，倒反过来被日本的“反动派”充分利用了。 ………………………………………… 在1886年8月这次出洋，发生了一件事：长崎水兵事件。 这是指中国北洋水师在长崎与日本警察发生了两次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日两国间的交涉。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13日（星期五），中国水兵上岸购物，由于语言不通与当地人发生口角，既而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进而斗殴，酿成了日警一人重伤、水兵一人轻伤的悲剧。 15日（星期日）下午，水兵放假，200余人登岸购物。丁汝昌为防止再生冲突，下令水兵不得携带刀枪，并拨派12名头目沿途监督、巡查。不意,晚上8时余打斗又起。经过3个小时的混战，双方死伤竟达80人之多。按李鸿章高级幕僚伍廷芳所拟《长崎案交涉办法》的说法是，我士官和水兵死亡8名，受伤者42名；日本方面2人死亡，27人受伤。 这个事件至今存疑。我读后也不由疑问，为什么第一次冲突之后，大清水兵仍登岸购物，仿佛时针拨回去了，是用了月光宝盒，还是时间机器，什么也没有发生？ 看来，事情从发生到解决，都没这么简单。 至今双方仍有不同的说法。 按我挑出来的日方最有客观色彩的说法，第一次，8月13日，本来是日方“邀请”抵达长崎的北洋官兵登岸购物。一些水兵却违反军纪，前往当地娼寮寻乐且酗酒斗殴。闻讯赶来的警察很快平息了事端，并将人带回警署。多名情绪激动的清兵进而前往警署继续闹事，其中以军刀将一名警察刺成重伤，肇事水兵也受了轻伤并被逮捕。 事情经过长崎县知事和清国领事馆人员商讨，平息了此事，按双方条约中“领事裁判权”规定，清兵由中方带回处理。中方还答应暂停集体外出，再上岸需要日方同意并由北洋军舰派军官随同监督。 不料8月15日，北洋方面违反协定，下午1时，300多水兵蜂涌上岸，有人携带棍棒，少数还购买了日本刀。由于几个清军士兵在派出所前随地撒尿（一看就是故意找茬），与派出所值班人员冲突，水兵围攻巡警，并杀死一名警察，早有防备的警察数百名将水兵分割包围，双方拔刀互砍。人员越聚越多，由于两天前的纠纷所带来的不满，所以先是由人力车夫、而后是街边市民，也群起加入，数百名日本友好人民配合展开石块攻击。争斗几个小时，而舰上的12寸巨炮则调转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事情才平息下来。 照此说法，那么这件事，则是两件事。一个，大清水军去娼寮，发生斗殴。跟谁斗殴？先跟一个日本顾客（也有说是伙计）。为什么发生斗殴？说是为了争一个“女人”。 不光《长崎快报》对此作了报道，英国驻长崎领事也将事件写进报告。后来两国交涉时，李鸿章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这就是说，清兵确实是违反军纪在先的。 但第二个，按日本人的说法，中国水兵集体出来殴斗，还动用了巨炮相威胁。 照此解释，中国人就是理亏的，不但毫无理由地挑起争斗，而且采取了武力压迫的解决办法。 那么，接下来，有几点就解释不通了。 日本所谓巨炮对准长崎，估计是有意夸张。那基本等于是战争行为，双方打斗、争气是有，但不至于为斗殴而以开战相威胁。可能有的船还在船坞里，如何开战，如何退走？ 这个且不说，关键的分歧在于：既然出事了，仅仅事隔两天，为什么清兵又组织了第二次购物？ 围绕第二次购物，为什么又发生了殴斗？ 依据中日两国的条约，双方各具“领事裁判权”，清军闹事，警察制止，交由中国公使带回处理就是，渠道到目前应该还是通畅的。 基于以上，丁汝昌派人寻衅，可能性很小。 那么，只所以准许士兵放假、上岸购物，就跟没发生什么一样，只能是因为13日的事情并不大（没有日本夸张的那么大），而且已经解决――至少丁汝昌认为已经解决，可以正常行动了。 丁汝昌确实命令不得带刀械，从这一条，可以看出，丁汝昌决不会派人去示威，把事情闹大。 然而据日方记载，许多水兵手执棍棒刀器，其中包括从日本古董店购买的日本刀。 对照各种资料，双方都承认水兵所用之刀，确是在日本的店铺里购买的日本刀（我们叫倭刀）。但确切的是，北洋水兵只是想拿回做纪念。 那日本的记载中渲染此事，必定是有意的，与清兵首先有污辱性行为的说法一样，都是为了把责任栽给清军。棍棒之类的说法，同样也就不足为信了。 再看看双方的伤亡。日本的资料是，清军军官亡1人，伤3人，水兵亡3人，伤50余人。日本方面3名警官负伤，巡察亡2人、伤16人，还有十数名住民负伤。早有预谋、事先准备上街群殴的大清水兵，会在伤亡数字上高于日本人吗？ 应该值得注意的倒是日本人自己的说法――“早有准备的200多名警察冲出来，对大清水兵进行围攻”。这已经算是彻底“露馅”了。 这表明，反而一切都是长崎警方有所预谋的。 所以，我们只能判断，从表面看来，中国水师官兵与长崎日本警察的冲突具有偶然性，尤其是第一次冲突。但偶然性的冲突，却为第二次的必然冲突埋下了“引信”。而点燃这个“引信”的，是日本人。 如果我们能把这件事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分析，可能就会更接近事实，找到它背后隐藏着的事件必然发生的趋势。它实际上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及远东局势复杂化，日本对中国敌对情绪逐渐高涨的一个具体后果。 我认为，这才是要害。 想想，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长崎港，长崎市民挤满了码头，首次目睹来自中国的“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无比威猛地驶入港口。 这可是除了欧美国家的军舰，日本的近邻大清也派出了这样的舰队。 尤其是那两艘铁甲巨舰，体形巨大、显示无比威力，仅从日本人拍摄的照片看，也确实够吓人、够震撼的。 要命的是它还是大清国的，要是美国的，英国的，俄国的，日本人早就锻炼出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了。 望着威风凛凛的巨舰上龙旗高扬，人群中，有人惊叹、羡慕，也有人顿生嫉妒、失落和愤懑，种种的复杂情绪。 产生这些情绪的，有民间的人士，也有警察等政府人员。一些日本人酸劲或辣劲一上来，就做出了不友好的行为。 所以，也可以认定，所谓争抢“女人”，就是个别市民对大清海军不满的发泄，而蓄意挑衅，发动对大清水兵的围攻，则是第一次冲突后引发的整体敌意的积聚、升级。 由此可见，大清巡游日本，远不是李鸿章所期待的那样简单美好，真是“开始很美好，但结果会很忧伤”，实在是有违初衷。 这只能帮助那些抱着对外扩张主义的好战分子。 日本国内本来就很微弱的“联合清国”论者，更加微乎其微了，从此，几乎没人为大清说话了。 随着这支强大海军的出现，自此，日本把自己长期以来的假想敌从俄国换成了中国。 从此，打败“定远”、击沉“镇远”，成了日本人的目标，从官府到民间。 从此，更加推高了日本人的“造船热”。“三景舰”立刻被推上日程，就是明确标志。 很有意味的是，为备战，日本人提出的口号，竟是“卧薪尝胆”。 中国是日本人的敌人吗？占了他们的国家，毁过他们的家园吗？值得用这么个严肃的词？ 如果日本真懂得这个成语的意思，而且没有用错，那么就只能说明，大清“定远”、“镇远”，压在日本人的心里，太重了，伤大了！ ………………………………………… 两国因此而展开交涉，交换一下，互相赔偿了对方的损失，抚恤了死伤人员。从赔款数额上讲，大清似乎占了一点便宜，有人（包括有的学者）便据此说，日本人先让步了。似乎大清还挺牛，这真是讽刺，忘了大清死伤的人多了。 在一场由人家蓄谋挑起的争斗，发展成两国的外交干涉，这绝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胜利。 长崎水兵事件，大清失分的，不止“鼓舞了日本人的斗志”这一点。 还有琉球。 本来，大清还在努力与日本交涉琉球事情的当口上，在美国人调停下，日本提出了一个割部分岛屿与大清的方案，中国因为有瓜分琉球之嫌，正坚决不允，准备进一步想办法，以保全琉球。 针对日本认可“武力外交”的传统，如果宣武能够得当，不能增加砝码，也不至于有损于琉球事情的交涉。 可是，“长崎水兵事件”已经被日本人反利用，焦点已经再次被完全转移了。大清自己也承认： 谈判“旋因长崎兵捕互斗案出，暂置未议，而琉球遂属于日，不复议及矣。” 机会一失不来。解决琉球问题的最后的一次努力，终于化为乌有。 这一点，李鸿章是不好意思说的。 ―――――――――――――――― 第二次访问，没出什么“事件”。本身就是应日本海军之邀，进行友好访问。 日本邀请北洋海军，有自己的目的。因为此前不久，日本有暴徒刺伤了来访的俄国皇太子，日本政府相当背动。在这样的局面下，请北洋海军来等于是给自己“压场子”，显得中日两国走得很近。 但是，表面风平浪静、宴饮欢语，暗地里却是各怀戒心、明枪暗箭，不亚于任何一部战争片情节。有些事情，已经关联到了今后的历史走向。 北洋海军1891年第二次访问日本，又给了日本极强烈的刺激和极大的震慑，这是双方记录里都提到的。 对照历史会发现，就是这一年，日本海军大臣向国会提出了第二批扩军、为期九年的造舰计划。 丁汝昌比上次有很大的提高，了解了“舰队外交”的，借此机会，便与日本人高吭提倡“东洋兄弟之间如不团结，势必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中日海军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列强”。 他的这些话，在日本人听来，就是一种刺激。 实际上，大老远赶来、热情迎接大清海军的日本政府官员和海军军官，已经完全是面和心违，虚词诡说，虚与委蛇。在宴请丁汝昌等将领的酒席背后，日本一帮人做了太多的手脚。 根据记载，日本军政官员，尤其是海军官员，主动提出了参观“定远”和“镇远”。 丁汝昌微微一笑，答应了这个请求，并在舰上摆了酒宴，以作回请。本来就是来宣威的，让日本人领略一下铁甲舰的威力，有何不可？ 而且，作为“回敬”，北洋水师的官兵也借此机会登上了日本的军舰，参观交流。 日本海军官员一行，包括名人东乡平八郎，及其他舰长们，借机登上“定远”、“镇远”，详细观察，询问了一些情况，请教了一些问题，暗地里测量了整个军舰的火器配备等情况。 回来后，他们立刻组织研讨会，研究什么？ 如何打“定远”、“镇远”的问题。 据说，一开始，谁也不说话，就这么沉默。因为大家都是明白人，都十分清楚以日本现在的军舰实力，想打沉它，几乎不可能。搞了这么多年，竟然没有搞出一艘能对抗这两个庞然大物的军舰，结果实在是令人沮丧。 但有人打破了沉默。开动脑子，钻牛角尖一样钻，也得钻出个办法。研究的结果是，可以打。另辟蹊径，打不透铁甲，就不要打，打上层建筑。 至此，大家长舒一口气，沉重的气氛才逐渐轻松起来。 日本人的准备向来细致，借此机会，准确测量了“定”、“镇”两舰的主桅高度。这为将来测定距离，提供了准确依据。 为了防止大清作假，改变主桅高度，东乡建议，趁着北洋海军到访多个日本海港的机会，动用多个测量组、在各个海港进行测量，以求准确。 他想得很对，丁汝昌为将宣武工作搞得更充分，正要一连串访问日本多个海港。这就给日本人提供了多次测量的机会。 当然，东乡也想多了。自信的丁汝昌根本没有他想的那么狡诈，会细心提防，细到特意改变主桅杆的高度。 北洋实在的收获是，丁汝昌也掌握了日本军舰的装备，表面的平静下，掩饰着内心的震惊和焦虑。只是他的一系列报告――关于购买军舰的建议，关于换装新式快速后膛炮的建议，被大清“有关部门”压下了。 无奈，直到最后的报告，变成了关于“先给‘定远’‘镇远’换装部分新式舰炮”的请示。 这一点，是否也在日本人的预料之中呢？ ------------ 第二节北洋腐败的“冰山一角” 一百年来，有关大清海军的污点，一直各有说法。有的直言，有的回护，为尊者讳。有的则是难以启齿，羞于提及，而有意带过了。 其实，大清对水师的那方面“小毛病”，并没有觉得是多严重。 李鸿章在交涉处理“长崎水兵事件”时，承认了水兵有那方面的可能，但在如何处理上，转而又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这样说文雅一点，逛逛小街曲巷）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 就是说，在李鸿章看来，都是些鲁莽武夫，没什么文化，水兵搞点这事，并打个架，也是“人之常情”，那就不算事；因这事引起冲突，死几个人，也只能算是小事。将领管束不严，还不算重要过失。 除了护短，就是思想认识问题了。 “狭邪游”都“游”到国外去了，还不叫事，那在国内“游”的，肯定更不是事了。 可见这种事，在北洋水师，是什么程度、什么状况。 ************ “长崎水兵事件”，揭开了一个被后人反复论及的北洋腐败、军纪败坏的问题。 这样的例子，大家一定听到、读到很多。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 实际执行情况怎样呢？“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 为什么不管？不好管。 北洋水师最高指挥者丁汝昌，自己率先利用章程规定的限制导致的需求“缺口”，发现和制造了商机，又运用手中权力，创立了“北洋房地产”，提供“出租业务”。 丁军门在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商户，以及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 看来，不但不好管，还得提倡。 在他的带动下，聪明人也跟着上，北洋一下子出了好几个“房叔”。 刘步蟾，方伯谦，也纷纷发展房地产，出租给部属，收取租金。 管带们有了银子，不光想带家眷，还要娶几房姨太太。每个基地放一个，金屋藏娇，到哪儿都有个念想，有效杜绝了离港前的那种离家出走的感觉。 既然“那事”不是“事”，不知是谁搞的，“女支”院也开到了营地。 悄悄的都不行了，还争风吃醋，闹出“桃色事件”和“丑闻”了。 不是别人，有头有脸的丁军门和副将方伯谦。因看上同一个“女支”，都要娶回做小，二人差点拔刀相向。据说，丁军门“百计营求”，终未得手，小女子嫌他老，不够伟壮，而让方伯谦抢走了。 丁军门带兵的威信，从何而来？ 《章程》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 但每年冬天，北洋水师就例行下南洋巡视，每停一地，水兵们便离船上岸，把酒寻欢，打牌赌博。 《章程》规定的舰船保养也形同虚设，保养经费普遍被挪作他用。 不光是东乡平八郎看到了大清军舰的斑斑锈迹，如果说他是有意“埋汰”北洋，别人呢？据说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也谈过极为类似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 至于舰船不作训练而用于它途，已非个别现象。 突出的行为是以军舰运输货物、走私贩运，当成客船搭载旅客，赚取银两。 据说北洋军舰到一趟朝鲜，就来回贩运一次高丽参、鸦片，赚了不知多少银两。 同为北洋一系的袁世凯，在汉城时候，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负责过采买、导购、转运等事宜，补贴家用。 不要提内部监督，这本来就是集体参与。不要说上级机关检查，这些生意，不少衙门都有份。 有例外吗？有，不是被当成傻子就是怪人的邓世昌。《清史稿》邓世昌传记中记有“独世昌以粤人任管驾，非时不登岸，闽人咸嫉之”，就是他平时按要求住在船上，也不带家属，到规定的休假时间才上岸，以至于七年才回了几趟老家。这种遵规守纪、严肃认真，搁现在那是劳模标准，当时竟成了特立独行，为以刘步蟾为首的福建籍军官们所不容。 这些，读来让人感叹：一个新生的北洋海军，那种生机勃勃的样子，犹在眼前，却在十数年之间，迅速腐败，沾染上了种种恶习，谁之过？ 以大清朝廷给的那样优厚的待遇，再相较于北洋舰队后期的作为，充分说明，没有理想，不守制度，还叫唤要“高薪养廉”，实在是扯淡。 ------------ 第三节站在虚假荣光的顶峰 一支军队，最大的腐败是什么？ 不知战阵，不习武事。 用现在的一句话：不会打仗，不能打胜仗。 ************ 北洋海军的战斗力，丁汝昌以下人员自身应当很清楚，当权的李鸿章肯定也有所了解。 关于平时的训练，有种种资料，都进行了评价和讨论。特别是北洋海军战败后的检讨书，那才真是透出个十之六七。 就算是战斗力的检验上，北洋水师没有真正的军演，只有阅操。只是按照《海军大阅章程》的程式进行，先是礼炮迎接，而后是依序排法和打靶。 1894年5月，在朝鲜东学道起义已爆发引来的火药味中，北洋海军举行了规模最大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操演。历时18天的阅操，共调集了南北洋21艘军舰，盛况空前，阵势浩大，场面蔚为壮观。 《深圳晚报》登载的梁二平先生的文章，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这次海上“军演”，留下一个重大成果，是清宫画工所绘的一套精美的《渤海阅师图》，以作记录和庆贺。 十幅图中，第一图，《庙岛蜃市》。庙岛即长山列岛，多有蜃市奇景。不画排兵布阵，却画海市蜃楼，似暗喻此阅师，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第二图，《阅师纪程》上，详注了阅操的航线与航程：大沽口―旅顺―威海―烟台―大沽。 第五幅《威海船操》、第六幅《旅顺水操》、第七幅《海军布阵》展现了：舰队在威海、旅顺操练一字纵队、鱼鳞队之阵法，演练了打靶、施放水雷。 李鸿章在操演完毕后，很快就给朝廷和海军衙门上了那份满是忧虑的报告，痛陈“日本进步很大，而北洋海军久未添新舰”的重大隐患。但在现场讲评中，他仍然高度评价了北洋官兵：“攻守多方，备极奇奥”，鱼雷“娴熟有准”。 是否算是给官兵的打气和鼓励呢？ 最后一幅《登州振旅》图上，大清舰队排成一字纵队，自蓬莱凯旋。 ************ 此时“一衣带水”的日本，正图谋朝鲜，觊觎中国。 参加这次大阅的军舰中，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之定远、镇远、济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等主力舰；记名总兵余雄飞所率广东水师之广甲、广乙、广丙三舰，不久便要参加中日海上大决战。 如此浮夸之师，会将图画变成现实吗？能为画图增色吗？ 可惜，结果我们都知道――是“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的千古一恨。 ------------ 第四节根源——习性？人心？ 有人评价“中国人做事极不认真”。 北洋舰队的洋人雇员这样说也就算了，到现代的洋人学者，这个说法多多少少，沥沥拉拉，从来没有消失过。 每当看到这句话，以及这个意思的其它的话，我都很想跳起来，批驳一通：谁说的？你洋大爷的，我们喂你三聚氰氨了吗？还是让你吃地沟油了？说我们。你们的转基因大豆还说不清呢，有资格吗。 想想还是算了。 这里面可能有误解，可能有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 我这话绝对是认真的。中国传统上不是一个契约国家，所以我们的做法，可能不容易被理解。 有一个故事，能最好地体现这种差异性和认识分歧。晚清文化怪杰辜鸿铭的书《中国人的精神》里，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在中国海关工作的苏格兰人说，他曾有一个中国仆人，“流氓”一样，撒谎、赌博，可当他在一个荒凉的渡口伤寒发作病倒时，身边没有外国朋友照顾，正是这个中国仆人，细致地照顾他，比能想到的最亲近的密友和近亲的照顾还要周到。 一般情况下，中国人不拘小节，但讲大义。 我们注重道德自觉，而非依赖于机械固化的尺度。 这就是东西方的差异，也是容易引起认识分歧的地方。 当然，我们有其优势。 与西方不同，中国是从道德层面强调遵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意识，有些人（我说的是有些人）别不信、不当回事，因为任何朝代都有这样的人，任何危难时候都有人挺身而出。五千年文明不断，靠的就是这种精神传承。 但，我也承认有其不足的地方。主要是这种责任发挥，又靠家族、里坊、社会群体来约束和监督，多的是权力、舆论力量因素，而缺少明确的条文规范（除法律、法令和乡规民约）。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人们执行起来有大道而无细行，中国这么大，具体到各地、各单位，往往侧重不同方面，符合各自标准，不一而足。 这样的社会活动方式，成就了典范，也暗藏了操作空间。 最突出的是，个人如果脱离熟人包围的环境，就容易放松，在上下施“遮眼法”中寻找空子，蒙混过关。 都说日本人的文化是“耻感文化”，干了坏事，只要不被人发现，就不会感到不适。这里面是否也继承并发扬了中华“面子”文化的基因片断，或未可知。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环境本身就已经趋同私利，特别是象晚清这种政治腐败、世风日下的时候，则往往上下相护，内部结党营私。这个时候，我们往往看不到坏人了。 导致社会运作不畅，风气整体下滑，甚至处于崩溃状态的，人人都有功劳。 所以我们只能说，道德说教和约束有时候并不好使，有时会面临困境。 我们过去为什么出现买办，对外出卖民族利益，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富贵？过去，为什么会有汉奸，甘心做走狗，还觉得跟着谁不是混？现在，市场上为什么假货、劣质品特别多，为什么有人为小集体利益而损害国家全民利益？答案就在这里。 传统道德都是教小孩子的，大多数的大人们都能说出一套。但厚黑学、官场学、权谋术这类书籍一本接一本出笼，说明什么？ 不好意思地说，有些东西，在我们的文化上本来就有相当深远的根源。 所以，如果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中国人特别容易被唤醒内心的责任，去干符合道德传统的事情；中国人也特别容易放松下去，做出违背道德和缺乏责任的事情。 ************ 前面讨论“琅威理去职”和“北洋战力”问题时，我没有提这个因素。说到北洋海军，基于前文的史料，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了。 应当承认，中国人的“智慧”——圆通、偷懒、钻空子，在做事中随时出现，在做人上、共事上，也随时会出现，斗争、排挤、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狡黠亦或奸诈往往伴随始终，未谈合作，先想退路。这些在北洋之中，也淋漓尽至地展现出来。 此时的北洋，连训练都做假，其它事都可以做假。 战斗力状况评估本身十分易于做假。李鸿章视演也罢，加上不懂海军，甚至不懂多少军事的海军大臣恭亲王奕譞（我敢说他除了老子是皇上，儿子是皇上，他就是一个普通官员），还有一个连男人都算不上的李莲英，都能来校阅海军（还闹出一场风波，只不过官员们受不了的是“违反祖制”），能评出什么战斗力来？ 看那一份份奏折，一份份喜报，原来全是为了哄皇上太后欢喜。 ************ 还有一点，事实证明，任何国家的任何组织都有一种倾向：当集体谋私行为受到制约时，又往往会有一种天然的冲动，为摧毁制约体系、破坏制约力量而上下其手，集体使坏。 中国也不例外，北洋也未必能跳出这个“圈子”。 不管是出于职业军人的精神和契约意识，还是代表着英国国家利益需要，琅威理对水师官兵严格管理，最后的结局，却是被整个北洋权力体系挤出来，辞职还家。 “墙倒众人推”，这一定是重要原因和事实。 ------------ 第十三章朝鲜再起风云 几十年战场外的较量，一次次的试探、碰撞很快停息，就象大海中的微澜一般，大多数的时候，激烈被平静深深地掩盖着。 双方都在积聚力量，双方都在等待时机。 我相信今日之果，必有前时之因，因为一切都是联系和发展的。跳出甲午向前，了解这二十年发生了什么，才知道日本人有多么阴狠――这一切的准备工作，竟基本上在静悄悄中完成了。 而这一切，竟然都是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完成的，从成语的本意去读，日本的人心要多邪恶有多邪恶。 读史记史之时，虽然尽量保持平和，既为冷静思索，也求以利健康。但有的时候，我渐觉是带着仇恨写下这些文字。所以不得不停下来，调整一下自己。 经常忍不住就想大骂日本人，想破口大骂。 虽然我知道，辱骂不是战斗。 今日的日本，右翼沉渣泛起，势力渐渐上升，已经占据日本的朝堂。你说日本民间反战，但那些右翼政党分子、国家领导人，可是他们选上去的――通过他们的“民主”和“法制”。 这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吗？ 反思历史，真正帮助日本人战胜我们的，是我们自己。 正视现实，真正能帮助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 ************ 历史一年年前进，终于迈进1894，一场灾难也一步步向大清帝国逼近。 中日之间的对峙，终将成为一场对抗。最激烈最残酷的最后较量，好比一声惊雷，就要炸响。 祸不单行。读清史的时候，对这一段，我不情愿的发现，还有一个十分强烈的不祥的感觉：满目都是水灾、决口、蝗灾、旱灾。偏偏天步艰难，大清朝真是年年有灾，月月有事，一时风火雷电旱震全来了，光赈灾就迎接不暇。 这个时候，一场“蝗灾”――大日本皇军来了。 ************ 目前为止，日本战略目标已经锁定中国，进而锁定俄国，甚至在锁定中国同时，还考虑了英国。 未来要与英法俄争雄，必先打败清国，这是日本人的战略筹划中的一环。 所以，虽然按日本判断和设想，中日之战必定先在朝鲜发生，但没有什么北纬38。之类的“红线”，日本目标是与清国决战，不是解决朝鲜问题之后，便到此为止。 可以说，朝鲜不过是一根导火索，等到日本人感觉到准备充分时，定会将其点燃。 ------------ 第一节送上门的机会——东学党起义 每次提到朝鲜，最后都是中日的角力。在外部环境已经象坐在火山口上的时候，朝鲜自己内部矛盾也已经十分尖锐，一点火星，都可能燃起扑天大火。 如果站在朝鲜角度去思考，朝鲜面临的困境，与大清何其相似——贫弱。因贫弱而挣扎，因贫弱而寻求帮助。 金玉均组织“独立党”、发动政变，当然是有一定的追求独立的意思。只是，他选错了路，被日本人当做棋子，恶意地利用了。 利用之后，又被抛弃。 被日本人以保护为名放逐到北海道等地“雪藏”数年，金玉均辗转来到中国，据说是看清了日本人的凶险，决定转而寻求大清的帮助。 可是，刚刚到达上海，金玉均便被朝鲜派出的刺客刺杀在日本人的旅馆。然后，应朝鲜要求，大清没有追查刺客，而是派军舰将金玉均遗体和凶手一起送回了朝鲜，去接受朝鲜的严厉“刑罚”。 生前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死后仍然是枚棋子。已经陨去的金玉均突然又具有了利用价值，日本人兴奋了，又是搞哀悼大会，又是数落朝鲜和大清的“罪状”。 一部分人“群情汹涌”，指向一点：讨伐朝鲜，问罪大清。 这枚棋子的份量够不够，尚存怀疑。日本政府是犹豫的，再三考虑，判断也就是吓唬吓唬，讹诈讹诈。就是说，与大清和朝鲜进行“外交交涉”。 “好战分子”们好生失望，整了那么声势浩大的场面，搞了那么多的舆论，政府竟然没领这个情。 但是，用不了多久，新的机会，一个更大更好的机会，马上从天降临。 ******** “二十年三月，朝鲜东学党乱作，乞援于中国，中国派兵前往，日本旋亦以兵往。” 所谓“匪”或“乱”，朝廷标准用词，指的是1894年4月，朝鲜爆发的东学党起义。 我一说，大家就不陌生了：这其实是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斗争形式。 东学党，自称“东学道”，即后来盛行于朝鲜民间的天道教、侍天教的前身。 所谓“东学”，就是“东方之学”。 这里需要探讨一个问题。虽然名为“东方之学”，这可不是一些书本资料认为的捍卫“中华文化的核心”——儒释道。真实的含义是，当时以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被叫做“西学”，有人创立宗教与天主教相对抗，也就自称“东学”。对，是独创的一门宗教。 东学道的创始人崔济愚，1824年出生，本名济宣，号水云高，庆尚道庆州府人，象很多有志者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可能是贫寒出志者），少年丧父，家道衰微，无以为业。下来的经历有些千篇一律——这个少年忽然有了理想抱负，而实现理想抱负的途径我们也不陌生——遍游名山大川，访师求友。 忽然有一天，他改名济愚，进入庆尚道梁山郡之千圣山，在内院庵内修道——要自创一个宗教。 数年面壁苦修，他做的唯一功课就是：对于儒、佛、道三教教义之长短进行了反复的忖量和比较。（实际上，儒家本是一种文化，根本不能称宗教。） 到1860年5月25日，济愚忽然顿悟。感到儒教拘于名节，未臻玄妙；佛教入于寂灭，断绝伦常；道教悠游自然，缺乏治平之术。 问题找到了，方法就有了。济愚取三教之长，舍其所短，以“诚”、“敬”、“信”三字为要义以教人，并制成二十一字咒语。 于是，济愚仙风道骨地出山了。 当然这个东西要想让群众接受，就不能说是自己创出来的，必定是“神授”，而且针对天主教，也整了个不知何方神圣的“天主”的名头，你有你的，我有我的。然后，自称代天主布教济民，所新创之道为“天道”，学为“东学”，以与天主教为代表的“西学”相抗。 东学道被济愚充分运用自己苦苦修炼的成果，搞得深入浅出——教义简明，很容易背记，不需要出家或躲起来长期修炼，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仪式程序，每天想起来念念“二十一字咒语”，对文化不高、每天还要干活的群众而言，优点明显，就是简便易行，不耽误生产生活，就能收到改变人生的功效。 于是信徒日众，教派日隆，崔济愚为道主，号天宗大神师，其下各道还有了大按主，郡县有接主。接着，以庆尚、全罗二道为中心，在几年的时间内渐渐普及到了朝鲜全国。 这一把可闹大了。 封建统治者对道啊、教啊，总是很敏感的。东学道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官府一般对超过100人以上的“聚堆”，就比较敏感，还有这个“XX道”之类的东西（跆拳道除外），更加敏感，马上就想起了“黄巾”、“白莲”之流 。立刻抓捕了崔济愚和道徒二十余人，判崔济愚以左道惑民之罪，在道治太邱府处以斩刑。 崔济愚虽死，其道不灭，继承其衣钵的东学道第二世道主崔时亨继任。 崔时亨，初名庆翔，号海月堂，庆尚道庆州府人，与崔济愚同族。接任后称海月神师，在太白山中躲了一阵子以后，继续在庆尚、忠清、全罗三道之间，秘密传教，还想法整理、出版、再刊了教祖遗文——《东经大全》。有了经典，东学道教义更加广泛传播，东学道的内部组织也更加完备，设立了教长，教授，都执、执纲，大正、中正六职。 东学道在隐蔽中继续发展，发展中被屡加镇压，直到有一天。 1892年，不堪压迫的道众终于决定团结起来，公开斗争。各地教众会于全罗道参礼郡，到者数千人，草拟陈情书，于12月20日和25日，两次向全罗道观察使李宪植请愿，要求为教祖平反，为之建祠，并严禁迫害东学道徒。上书后，道众数千人留全州府不去。李宪植害怕道众暴动、闹出乱子不好收拾，27日发布告示，禁止今后再发生迫害东学道众的事。 团结就是力量，集体就是力量。 被胜利鼓舞、被转折激励起来的道众们决定，百尺杆头、再进一步——上京城！ 1893年1月23日，崔时亨召集八道道众，于忠清道报恩县聚会，决定向中央呈递陈情书，继续陈述东学道教义及教祖之冤案。 3月29日，崔时亨门人四十人，齐集景福宫光化门前，上疏于国王。 这弄得国王李熙很没面子。打压了这么多年，反倒打到自己家门口来了。但看这势头，也不能不应付一下。 李熙耍了个滑头，一方指出，群众越级给国王上疏，这是违反规定的（“违制”，不予接受），有意见还要一级一级地反映；一方又安抚：你们先回去，好好种地，你们的要求我来办（下教旨曰：“尔等其各归家，各安其业，则依愿施行”）。 就这么给打发了。 东学道徒伏阙上疏，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令人惊异的是，东学道此来，不光是“上访”，还干了一件与上访关系不大，但却与时局发展关系极大的事。 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 这个口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大到远超教众上疏的事情本身。 什么情况？ 我们可以从袁世凯致李鸿章大人的电报中了解。袁世凯报告：“东学邪教，联名诉请韩王，尽逐洋人。迭有揭帖榜文，沿西人门多端诟骂，称将逐杀。在汉（汉城）洋人均大恐。日人多携刀昼行，尤骚讹。” 东学道不仅反西学，还要驱逐洋人。不光西洋人受惊，东洋人都只敢在白天出门，手里还得带把刀。 东学道挂在西洋、东洋人门口的揭帖榜文，直指“今倭洋之贼，入于心腹，大乱报矣。试观今日之国都，竟是夷贼之巢穴。窃惟壬辰之仇，丙子之耻，宁忍说乎？宁忍忘之？今我东方三千里兆域，尽为禽兽之据；五百年宗社，将见黍离之叹。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而今安在哉？况乃倭贼反有懊恨之心，包藏祸胎，方肆厥毒，危在朝夕。倘视恬然而谓之安，则方今之势与投火薪上何异哉？”“生等虽草野蠢氓，犹袭先王之法，耕国君之土，以养父母。于臣民之分，虽有贵贱之殊，然忠孝何所异哉？愿效微忠于国家……同力誓死，欲扫破倭洋，而效大报之义。伏愿阁下同心协力，募选有忠有义之士吏，同遂辅国之愿。千万祈恳之至！” 这哪里是宗教宣示，这已经是政治宣言！脱胎换骨了，升华了！ 这是份充满爱国激情的揭帖，这是份充满战斗意志的战书。 高举“扫破倭洋”的口号，无异一篇讨伐外国侵略者的檄文。 崔济愚、崔时亨领导的东学道，其宗旨是对抗“西学”，与中国近代的某些反洋教斗争有相似之处。 从反对西方教会开始，逐步发展到逐灭一切洋人。 从反对西方教议开始，逐步发展到反对西方经济、文化、政治压迫，反对军事侵略！ 发生这一变化，决不是偶然。一定是有什么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人不是崔时亨。 从1892年12月东学道开始公开活动后，连续发生了全州请愿、伏阙上疏及报恩聚会三大事件，但其斗争的结果，因崔时亨本来就没有反抗政府的胆量和念头，命令道徒解散，各自归家，最后竟化为泡影。 但有一个人站出来了。 朝鲜政府采取欺骗手段，先稳住道众，又派人镇压。因为这个人，政府的搜捕和镇压，没有镇住东学道，相反，1894年，却引发了东学道徒为主的农民起义。 领导者不是东学道主崔时亨，而是一个级别不高的道徒全琫准。 全琫准，全罗道古阜郡人。他的父亲全彰赫是乡校掌议，属于郡衙的小吏，因不满郡守贪婪无厌，带领农民代表在郡衙前请愿，也就是要求减减赋税，却不幸被官府逮捕杀害。看来，他的家庭本来就有“革命倾向”。全琫准受父亲影响，也受过良好教育。据说他5岁开始学习汉文，当然那时候，朝鲜日本都以“懂汉字”为有学问的象征。12岁时，全琫准就作了一首汉诗《白鹭诗》： 自在沙乡得意游，雪翔瘦脚独清秋。萧萧寒雨来时梦，往往渔人去后丘。许多水石非生面，阅几风霜已白头。饮啄虽烦无过分，江湖水族莫深愁。 这首诗把白鹭写得悠闲自在，独立清秋，而且最后还描写了白鹭和水族的心理，一派平和，看出此时的全琫准既观察很深，也充满童心，虽然可以牵强地说最后这两句表现了这个小孩对“官府不过分掠夺，民众生活负担不重”的美好愿望（要求），但还远没有到写出类似“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的战斗诗篇时候。也决不是里写的英雄人物，一般从小就立下大志，要干个什么样的大事。 后来，事情就不一样了。身负杀父之仇的全琫准投身东学道，干得非常出色，成了古阜郡东学道的首领。 但他跟崔时亨不同，他不是纯粹的道首，他是个有文化的“秀才”。虽然古语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事实也往往是“秀才革命，必有不同”。 可以肯定，有了道众，就有了力量。全琫准已经准备干一番大事了。 2月15日，全琫准率东学道徒和农民袭击郡衙，驱逐了郡守赵秉甲，开仓放粮，而后建立根据地，招兵买马。 起义军制订了四项行动纲领：一、弗杀人、弗伤物；二、忠孝双全，济世安民；三、遂灭夷倭，澄清圣道；四、尽灭权贵，复国安邦。 从这个纲领，还有起义军的檄文来看，起义军并未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仍然认为“今我圣上仁孝慈爱，神明圣睿”。 但是，起义军提出了一个“逐灭夷倭”、“尽灭权贵”的口号，这是一个带有鲜明反侵略、反封建意味的口号。 就是说，全琫准所领导的起义，虽然是以东学道徒为核心，并继续沿用东学道的名称，但已经脱去了宗教外衣，有了一个崇高的政治目的。 与崔时亨领导的反对西教的斗争相比，这显然已经提到了民族自卫、反帝爱国的更高的水平。 所以，用一个政治性的名称，历史上一般称之为“东学党”起义。 ******** 起义军利用“东学道”这一宗教信仰，打起了“东学”的文化旗号，提出“灭尽权贵”、“驱倭灭洋”的纲领。 一群人，有一个指导思想，又有了一个纲领，那么这个群体完全可以称为战斗集体，而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所以，这次绝不同于上次的兵变之乱。 朝鲜政府调动军队，前往镇压。派出的是“壬午兵变”时因护送闵妃出逃立了大功的京军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给他一个“两湖招讨使”的大招牌。 宋朝出个“招讨使”，动不动点起十万大军，直奔梁山。 洪“招讨使”……率京军八百，自仁川海路向全罗道群山浦进发；又命京军二百，自汉城由陆路开赴全州。当时，北洋海军的“平远”舰正停泊仁川港，朝鲜政府还得到袁世凯允许，借用此舰帮助运兵。一时水陆大军齐进，招摇过市。 太大意了！ 两个月过去，镇压的结果：东学党起义军占领了全州，逼近汉城。 ******** 与清朝开始相对超然、做壁上观不同，日本人的目光一直紧密跟随着起义斗争的发展。现在史料关于东学党起义的，除了政府的报告，多是日本报刊媒体的报道。 东学党既要驱逐西洋人，也要驱逐倭寇，这个问题，除了需要关注和防范，还可以有很大用途。 于是就有了一个很诡异的事，东学党起义军中，却有了日本人的影子——雇佣军，日本浪人、黑帮组织。 看来朝鲜闹个什么事，都会有日本人的影子在里面。 ------------ 第二节日本人施放“烟幕” 日本人再次等到了一个机会。 不，是终于创造了一个机会。 日本人觉得这个机会的份量足够大，可以出兵了。 但日本出兵，还需要一个幌子，外加一块“遮羞布”。 列强势力已经深入朝鲜，这是不能不考虑的。前边的教训已经告诉日本人，要获得他们的谅解，是成功的关键之一。至少，也要遮挡一下列强的眼睛。 最基本的考虑，或最合适的条件，就是清国派兵入朝。 按照日本人所持的“朝鲜实际有独立自主权”这一逻辑前提下，这意味着清国干涉了朝鲜内政，同时战乱还威胁到了在朝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应的两个必然行为是，日本人就可以再兴“保民义举”，并且以“保护”的名义替朝鲜整顿内政了。 即使大清不出兵，日本人也还是要出。对日本人来说，无非是强大的对手走了，战斗规模小了，一样可以占领和支配朝鲜，更痛快。不是吗？ 不是。那样，就少了大清作挡箭牌，日本人要用什么样的理由，来控制朝鲜？与列强交涉，那是非常麻烦、非常棘手的事情。 ******** 就是这个问题，给了现在的我们无限想象的空间：如果大清不是碍于面子，就是不出兵，日本人不就抓瞎了吗？ 这个想象只对了一小部分。对的这部分是“有这种可行性”，错的那大部分，是“这种事情却不会出现”。接下来我会告诉你。 关键是，日本人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而且比我们想的更全、更深。 相比与列强交涉的麻烦，问题不能彻底解决，那才是大麻烦。清军随时还会卷土重来，这是他们更担心的事。另外，你以为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朝鲜吗？ 所以，当务之急第一步，还是让大清出兵。 ******** 日本人使出了市井无赖层次、粗劣到毫无技术含量的欺骗战术。 一边是派上门探听口风，甚至连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濬（各种资料中有写“睿”的，“浚”的，真够乱的）都亲自出马，跑到袁世凯门上，亲切交换意见，大谈自己的忧虑，实际上是劝诱恐吓：“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国何不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白话文就是：这样乱下去，影响做生意嘛，朝鲜人搞不定，你们应该出来管。 这是劝诱，言下之意还有一句没说：否则我们就得派人保护使馆和侨民了。 另一边是通过驻天津领事，向李鸿章传达同样的意思，也等于是向大清表态：我政府必无他意，你们大胆去，我们相当欢迎，相当支持。 两边下手、两头配合，往一处使劲，无非是极力诱使清国出兵。 作为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不是中朝通商，是全部朝鲜对外通商和外交事宜）的道员（三品，正省级），也是大清驻朝鲜的最高官员，待在汉城的袁世凯不傻，必竟这些年袁大人以一人之力独自支撑，也不是白混的。他当然明白这些都只是日本人的欺诈术，袁世凯岂是那么容易上钩的？ 但是，袁世凯更清楚：不管给不给这个借口，日本人是决计会出兵的。因为还有一个现成的理由——东学党的事。 大清出兵不出兵，需要从能不能保住朝鲜这个大计出发去考虑。按照前边的经验，袁世凯认定：唯有决然断然出兵，赶在日本人之前将火苗熄灭，或许还能有补于事。 袁世凯决定行动起来。 袁世凯直接进王宫，提出“请求清国出兵帮助剿灭匪乱”的建议。 另一方面，也给国内报告：日本可能会借东学党之事，派兵入朝。 至于李鸿章命令袁世凯与杉村接触，探听日本人的底细一事，袁世凯回道：“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就是这个情节，让袁世凯大人成了千夫所指的“冤大头”。 ******** 后来，乃至今日的人经常拿这个说事，由袁世凯窃国卖国、政治品格不高、一向滑头，认定袁世凯能力低下、被日本人蒙蔽了，提供了假情报，进而致使大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或者认定袁世凯为了自己立功，谋取官位，故意引清兵入朝。总之，袁世凯要为清朝战败负责。 这有点纯粹以现在的政治品质标尺判断，以人论事。 如果以事论人，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大清出兵，才能解决问题，必竟有前面的例子在，从速出兵还有胜机。为了使大清出兵，袁世凯既已压迫朝鲜国王向大清发出求助请求，自己也力陈出兵的理由，当然是势在必行。 在一些影响朝廷出兵决心的事情上，隐去不说，倒也显得滑头了一点。但我可以确认，日本人隐藏得相当成功，袁世凯开始并没有判断清楚“日本决心与大清开战”这个关键的问题，包括日本出兵的目的，以及日本出兵的规模和将采取的行动。他还以为日本真“为保商民”作打算呢，大不了还象以前一样，捞点好处。袁世凯的谋划，当然是停留在以前的老思路上。大家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 这个谋划，袁世凯也已经明白地报告给了李鸿章。从职责和程序上，我看不出什么不妥，从以后的表现看，我也看不出袁世凯想“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他还没这个胆量。 至于——如果不是因为袁世凯，大清不会出兵，如果大清不出兵，也许会是另一个结局——这种观点，乍看挺有道理，实际细看矛盾的重点在后边，尽管版本有所不同，无外乎还是与“不出兵自然不会失败”同属一类的。 ******** 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理智地说，不出兵，确实是个现实的选择。 朝鲜一次次的动荡，其实已经警告大清，应该考虑一件事情：该如何在新的座标点上，处理对朝关系。 既然宗主藩属关系不符合历史潮流，就应放弃。 但这么做，不战而走，大清面子往哪儿搁？据我现在手里的资料看，大清皇上不会答应，众大臣也不会赞同。 大清如果从战略全局考虑，也应跳出这个泥沼。 从策略上，一要避免陷入朝鲜内乱的泥沼，二要避免与日军的正面接触，防止冲突。 但以上策略，仅为权宜之计。 如果加一前提——时间和地点，那它的“正确性”就在于——此时此地，绝不能在朝鲜开战。因为天时、地利皆不在我，对首战不利。首战失利，必将冲击以后的一系列战役，造成雪崩式的严重后果。 但是，这只是战略层面的考虑。 出不出兵，最终能够决定的，是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和手段，军事必须服从于政治。 ******** 我们其实应讨论的，或者干脆说有讨论价值的，是大清能不出兵吗？ 即使知道可能与日本人发生冲突，大清能够不出兵吗？ 前边已经说到，日本瞄着朝鲜，这个已经没法掩盖的事实早已引起大清的警觉。为了保全朝鲜这个最后的藩属，中国准备了很多年，和日本斗争了很多年。为了朝鲜，大清已经付出了对法战争议和、舍弃越南的代价，苦心经营十几年，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到了此时，大清会袖手旁观吗？ 不会。不是怎么选择，是无可选择。 因为早在“舍弃旧有的宗藩体制，还是努力保持这个属国”上，大清已经选择了后者。 在长达两个世纪之后，朝鲜半岛的问题还是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人反而去假设、想象“不出兵便不会败”，恕我直言，只能算瞎纠缠。照此逻辑，我倒是可以说： 我们不来，不等于日军不来。当前不打，不等于日后不打。 一个敷衍了事，一个励精图治，再打，我们还是败。 ******** 历史上大清朝是败了，但是从朝廷到北洋，却没人拿这个理由处理袁世凯，这不仅仅是靠滑头耍出来的，这算是给袁世凯的一个“交待”。战败之罪，非“战与不战”，失败是形势所致，大家都清楚。如果追究出兵的决策，拿袁世凯做“替罪羊”，倒显得我们“不清”。就他在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来看，他显然也不够份量。 中日必有一战，唯有不惜一战，确保朝鲜的“拱卫”，才是大清的核心利益。 我们可以痛惜甚至痛恨大清战败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应该尊重前人的选择。 ******** 历史就是历史。 历史事实是，大清清楚日本的政治图谋，却未能一下子看透日本人的战略意图；判断不清，所以筹措失当；应对不当，所以步步被动。 战略上的失误，或战役展开时的错误，是无法在战斗中弥补的。 而大清朝对日军事的失败，第一环，就是从朝鲜崩溃的。 ———————————— 6月2日，袁世凯的电报发出。 这一天，日本正式做出了出兵的决定，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的裁准。 ------------ 第三节日本几乎现成的对朝用兵方策 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向朝鲜派兵。 陆奥宗光外相、林董外务次官、川上操六参谋次长三人当夜就一起研究出兵方策。 日本历史上是这么记载的。 我一度对这个“急急风”似的狗头军师“三人组”十分费解，日本人干事就是这么怪异——怎么外交大臣不是灭火的，而是点火的？到底谁是指挥战争的？外务大臣和次官，再加一个参谋次长，就负责并完成了研究具体出兵方策的任务？ 慎重地小心求证，仔细琢磨之后，我又觉得这个组合，十分具有日本特色，也十分有可行性。 可能，而且相当可能，还不止他们这一组在研究，那一夜肯定有很多日本人彻夜不眠。 从日本追随大清国、持续十几年的“研究热”来看，外相、海相、海军舰长、陆军参谋，只要有有点官职的，都争先恐后地上书天皇，《征讨清国策》，《对清国战争方略》，都是这么鼓捣出来的。别忘了民间，还有一些“军事爱好者”、一些“大清发烧友”们呢。 这三个人也许只是志同道合、脾气也挺合得来，会议一散就组合在一起了——在多个组合当中。 从小老师就教育我们，要提前预习功课，而川上他们的准备速度告诉我，老师说的是多么正确多么重要——“三人组”能这么快速地拿出一个方案，实际上也得益于，对朝方策其实几乎都有现成的。 日本人野心已久，关于战略的谋划，可以说是从维新时起，非止一天，可不是今日才提出。也早就有不止一个策案，《东亚兵备志》里有，《征讨清国策》等方策里也有，还有其它等等地方，多了去了。日本人还不时地拿出来修改一下、补充补充，这些东西也是一个接一个版本地问世。别说对清作战，连几十年后的对俄作战都讨论过了，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朝鲜战事的设想、对策，在历次的官方和民间研究中，在方案连续不断的修订中，哪一次不被讨论讨论？ 所以，基本就是现成的，直接拿出来就能用。 好了，先找出那几本“参考书”作蓝本，“三人组”要干的，就是花点工夫再根据实际推算一下细节，完善一下，大功告成。可惜那时候没有电脑，有电脑，可以调出文档来直接修改，连抄一遍的力气都省了。 加上这三个家伙，还真不是等闲混饭吃的。那都不是一般的能人，是胸怀大志、责任心强、工作热情高的能人，三人联手，可谓强强联合。 陆奥宗光，日本千年“智慧”的结晶、集大成者（脸皮厚，心黑，有谋略），日本外交界的鼻祖，外务省的偶像级人物，至今仍有铜像立在日本外务省大院里，还是唯一的一座。不过他倒不甘于“默默无名”，把自己的事迹、心得，凝在一本《蹇蹇录》里，也被后来的日本外交官当作必读的经典。也许他没有想到，这本书从另一个角度去读，就是供述日本军事外交、战争策源等罪行的不遮不拦的“自白书”。 这个鼻祖，就是这样为日本创立外交传统的。 川上操六，可是个标准的“中国通”。日本政界、军界的要人们，很多是亲自到清国旅游观光兼考察调研过的，川上次长自当参谋起，就先后多次到中国调查兵要地志，刺探中国的兵备。 1893年4月，也就是一年前，川上次长又亲自前往朝鲜和中国实地考察，从朝鲜釜山、仁川、汉城，再到清国芝罘（烟台）、天津，用一个月时间对朝鲜和清国的军事现状进行了评估。李鸿章视川上操六为座上宾，采用炫耀自家实力打压对方的一贯做法，能拿出来的全拿出来显摆显摆。这就等于反过来向潜在的敌人敞开了秘密，给川上的刺探提供了各种方便。川上一行在天津参观天津机器局，走访武备学堂，观摩步兵战术操练，登上北塘炮台观看炮兵操演，还利用郊游的名义，对天津周边地形进行了观察。[宗泽亚《清日战争》] 所以，对于搞这么个东西，从对政府战略目标的把握、局势的判断、外交与军事的配合到具体的兵力和战术运用，这几个人的职能上刚好能有效担负，不多不少。 只需再加上一点战争的狂热。 后来日本人也得意地认为，这样的组合，无意中有了一个好成果——此后正式的战争中，日本外交与军事行动的配合协调，“正是基于此次的一致”。 我看这个例子，确实可以作为日本行动的范本。 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的外交，从来就是军事外交，刺刀外交。 不是所有的加班熬夜都是被逼的。 有机会进入历史记载的，必是天皇和政府采纳的，得到实际施行的。天皇他们选中的，正是这个“三人组合”制定的方策。 *——*——*——*——* “三人组”研究的结论是：清国在朝鲜的兵力不会超过5000。为保持优势兵力，日本须派兵6000——7000人。决战地点很可能就是汉城地区和平壤一带。 ——评价：估算相当准确。 战役设想是：如在汉城一战即胜，清国可能即求和；如清国增兵，则日本再派一个师团并在平壤战胜，清国讲和必成定局。 ——评价：这个设想几乎把局势发展算计了个恰好，如神算子“掐算”一般。 行动：为达成以上设想，考虑必须先派一个混成旅团，并做好再派一个师团的准备。 ——评价：准。这特么就不用考虑。 由于长期的准备，日本军力已完成近代化转变。师团都是现成的，从6个里面定一个即可。靠平时关系，还是靠看哪个师团长顺眼、长得好，选一个都行。除了那个近卫师团，是天皇的亲兵，不能随便动用。 当然，可能是考虑战斗力。 战斗力也都是相当强的，编制统一，武器兵员都法制化了。 按日本实行的步兵师团、旅团、联队编制，一般将两个兵联队编成一个步兵旅团，两个旅团编成一个师团。师团另辖有炮兵联队、辎重兵联队。 而所谓混成旅团，可以理解为我们所称的加强旅团。就是在师团所属的某个旅团编成的基础上，抽调部分师团直属的炮兵、工兵、辎重部队，予以加强，使之各兵种俱全、基本具备单独面向一个方向的独立作战能力。 这个组合模式不固定，所以很灵活，可按任务需要和兵力实际抽调，甚至有点现代常用的“模块化”结构、能灵活组合的意思。 混成旅团，这个在后来的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中频频出现的概念，此时已经用于中日战争，可见日军已经达到十分成熟的水平。而且从编制到兵力运用，都具有了多兵种合成作战的意识。 看来日本人请德国教官，真是没白请。 “一根筋”的日本鬼子从技术层面上学习什么东西，还是很在行的。 *——*——*——*——* 最后决定，这个混成旅团由第5师团所属第9旅团为基干编成。 第5师团，按日本以地域征兵和编成的传统，是由来自广岛——就是那个光荣地挨原子弹轰的地方——的兵员编成。 它是日本第一批编成的师团之一，日军称为老师团，战力强，战功多。对外第一仗，就与中国军队作战，看来不愧是侵华的急先锋，所谓战功多，也几乎全是转战中国创立的。 后来曾由坂垣征四郞率领、自称为“钢军”、横行一时的，就是这个第5师团。 山西平型关被伏击，成就了林彪和八路军115师的盛誉； 山东台儿庄战役被包围痛击，成就了池峰城、张自忠等名将和所属部队盛名； 广西昆仑关被“铁军”痛歼，成就了杜聿明和国军第五军的声誉； 这一路“光辉足迹”的最后，是穷途末路——老家被原子弹几乎灭了，老领导坂垣被吊死了，这个师团也算完事了。 *——*——*——*——* 所以，日本在对朝用兵上，基本上是预有准备，而部队也做到了快速反应。 抽组一个混成旅团，只能算是日军的先头部队，更大的行动还在后头。 怎么上去？那得海军来帮忙了。陆军参谋次长的方策里就没提，那点事，到时候再现说吧。 海军方面。 在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与外务省两名“军事外交官”研究对朝策略时，海军也没闲着。 早在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向朝鲜派兵决定的当天，日本海军也立即着手，进行动员和战争准备。 虽然开始政府，陆军都没怎么看重海军，打算让他们配合一下而已。但他们有自己的考虑，有自己的理由，可不会这么“服从安排”。 而且相比陆军，他们的工作量也是相当大的。 ------------ 第四节大清派兵牙山协助平乱 清史记载：“二十年甲午，五月丁酉（6月24日），初，朝鲜以匪乱乞师，李鸿章檄提督叶志超、总兵聂士成统兵往。上虑兵力不足，因谕绥靖籓服，宜图万全，尚须增调续发，以期必胜。”[《清史稿本纪德宗本纪》] 这段记载简略得不能再简，对现代人来说，在时间上也容易读颠倒。补充完备，包含的内容应该如下： 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国派兵的正式公文送到，袁世凯立即电告李鸿章。接到朝鲜的正式请示，清朝正式决定出兵。 对日本动向茫然无知的清国，出兵的目的，不过是“绥靖籓服”，帮助朝鲜清除乱党匪徒，维护治安。 既然是清除乱党来的，那本来就不需要太多兵力。按照清日两国十年前签订的《天津条约》，派兵不超过三千，那咱们派两千出头足矣。 朝鲜事务向来划给北洋，也就划给了李鸿章大人。李鸿章大人首先要用的，还是自己一手带起来的淮军。 李鸿章接到圣旨，于6月3日夜签发赴朝命令，传令直隶提督叶志超、总兵夏青云、太原总兵聂士成等，率军赴朝。 只用了短短几天（有的是从山海关出发，先到大沽集结），从6月6日起，三将便分率士卒从大沽登船，前往朝鲜牙山。 *——*——*——*——*—— 目的选择在牙山，也透露出大清出兵确实是为了帮助朝鲜平定乱局。 清军进驻牙山，便直接面对东学党起义军，截断全州向汉城发展的道路。这个选择，符合大清的战略意图，也符合行军打仗的原则。 只是，有一个问题——这也是考虑了别人，而把难题留给了自己——这里远离大清领土，有些物资补给需要就地采买，也很难保证说有一个稳定的后方。虽说目前，还可以通过海上接济，一旦运输线被切断，或者是受到威胁，那么，所有被掩盖的劣势都将暴露出来。 那，牙山的清军，就真成了一支孤助无依的孤军。 这些，不知道大清上下考虑到没有。 还是那句话，如果没有诚心，如果不是对朝鲜的信任，我想是绝对不会选择到这么个地方来的。 *——*——*——*——*—— 这次出征，对淮军来说，既是光荣，也是无可选之选。 叶志超，1838年—1899年，字曙青，安徽合肥（今肥西）人，淮军将领。早年从团练的一个民兵开始，就开始打太平军了。后参加淮军，跟着刘铭传镇压捻军起义，累年升至总兵，受赐“额图浑巴图鲁”荣誉称号。后得李鸿章赏识，成了北洋系干将，提拔为直隶提督。曾因率军镇压热河金丹道教，表现突出，赏穿黄马褂。 叶志超年轻时非常有胆气，打仗不知道有怕字，拔刀就冲上去，所以得了个诨号“叶大呆子”。传说他的老婆孙夫人，被他看上，伙同自己的上级领导一起抢了来，就拜堂成亲了。孙夫人可是另一大团练的头目，后来的淮军大将张树声的表妹，大家都为叶志超捏了一把汗，但叶志超出出入入，从来没怕过。 几十年风风雨雨过去了，谁想到叶志超又要征呢？谁又能想到叶志超的出征，又扯出孙夫人一起露一大脸呢。（传说后续。） 聂士成，1836年－1900年，字功亭，安徽合肥北乡（今长丰县岗集镇聂祠堂）人。据说老妈就是一侠女式人物，70多还在练武，聂士成也自小好行侠仗义。后以“武秀才”身份投身军旅，征讨捻军。开始的时候跟着团练大臣袁甲三干，后来又隶属刘铭传部，也是从基层逐步成长，得到了“力勇巴图鲁”荣誉称号。1870年（同治九年），聂士成以两江补用记名提督调赴直隶办理海防，所属部队参加了旅顺要塞的建设。中法战争爆发时，聂士成奉令渡海援台；也曾参加平定陕西回乱，镇压热河金丹教叛乱，因功又给换了个“巴图隆阿巴图鲁”的荣誉称号，赏穿黄马褂，与王孝祺、章高元并称“淮军后起三名将”。1892年，补授山西太原镇总兵。 叶聂两将军有很多交集，同是征捻起身，同在刘铭传部干过，比起镇压太天平国的老字辈，都属小字辈。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军旅生涯，基本是参与“内战”，平定个农民起义。我发现，捻军虽然失败了，倒是培养了很多将帅。 这次，他们将带大清的“机动部队”——淮军，与日本人对阵。行不行，战场见。 *——*——*——*——*—— 其实，行与不行，这都可以说是大清唯一能战的军事力量了。 虽然大清国有着庞大的陆军，100万之多。不是号称，是实实在在。 有一支数目庞大的部队，却落得捉襟见肘，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也只有大清了。 这就是大清的战争机器，防内甚于防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部锈蚀的机器，还有一大部分在空转、虚耗，再加上内耗，总体战斗力打三折来计算就不错。 各分支的战斗力就更不用提了，要提，还得进一步打折。 此时对清朝，对李鸿章，真正能依靠的，也只有淮军这点老本了。 回想部队的历程，追完太平军，又追捻军，对外防御中，又长期担负机动作战，前边调台湾，后边赴朝鲜，主力部队全是淮军。而且吴长庆的庆军还曾长驻朝鲜，为大清稳住了局势。 可是，弹指又是十年。 淮军怎么样，李大人最清楚。当年以一营起家，越战越强，打出十一营。最盛时，号称“十一军”的家底，纵横全国。如今，已经裁撤过半。士兵早已不复往日能征善战，跟随自己一起打过来的淮军骁将，都已零落殆尽，还有刘铭传、张树声几位，已经位居督抚，领兵打仗，不得不起用“后备”力量。现今一线带兵的，全是当时还是小兵的这些小字辈。虽称小字辈，叶志超、卫汝成，也是年将60岁了。虽然勉力支撑，但总有今不如昔的感觉。 不要以为李大人对叶志超、卫汝贵等人就放心，没有办法，从甲午兵败后李鸿章的痛心可以管窥一二。 海军呢。丁汝昌是李大人亲选的，李大人认为如何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丁汝昌的历史评价却不是很好。关键是，打不了胜仗。现在有文章中，对北洋水师的管带的能力，也存在质疑。 但按照淮军国内战斗和前两次朝鲜战斗的经验，消个乱党，打打农民军，还是很有把握的事。 于是，两千人信心满满上路了。 大队分三批渡海。 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九百一十人，为前锋。6月6日下午6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8日下午6时抵牙山海口。9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 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一千零五十五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8日下午6时启航，10日下午3时抵牙山海口。 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百名，旱雷兵百名及步队三百名，乘“海定”轮渡海，于25日抵牙山县。 于是，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二千四百六十五人。 陆军出发之前，丁汝昌先期派遣“济远”舰率“扬威”驶抵仁川海面，与“平远”一起，作为警戒，观察汉城方向的形势。大队开拔时，先派出“超勇”舰护航，又派“扬威”赶赴牙山警卫，留“济远”、“平远”两舰停驻仁川海面。 北洋海军，开始了护航、警戒行动。 *——*——*——*——*—— 这一去，形势难料。最大的问题是，兵力单薄。本来，还有调兵的机会，因为从实际记载看来，首先光绪帝就存有兵力不足的担心。清史所记的6月24日，是皇帝下圣旨的时间，皇帝的意思，是要“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至意。” 但是，对这位年轻皇帝的圣旨之意，却没人完整深入领略：“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清国派兵助剿，地势敌情均非素习，必须谋出万全，务操必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如需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 皇帝是担心，乱匪人多，不能大意；地形不熟，敌情不明，对敌作战缺乏经验，尤其不可轻视敌人；必须谋划周全，云云。 特别是日军已经向朝鲜派兵，皇帝“宜图万全”的指示，则更显对中日可能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忧虑。 处在深宫大院的年轻皇帝，能如此洞悉要害，确实很难得，也好不容易能讲上几句靠谱的话，但是，却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 在李鸿章看来，特别是对发生冲突的顾虑，属于不足为虑，一来没有迹象表明日本出兵，来了人也不会多，更不会多事；二来李大人诚心诚意地以为，我们只要是按照条约行事，即可避免。 这就是李大人的迂腐了，太实在了，咋就差多留一个心眼呢。你按合同办，别人不拦着，别人不按合同办，你也拦不住。别人不按合同办，也是算准了你拦不住，如果对方能有种强烈的感觉，知道撕毁合同必定会被惩罚，或许还有可能收手…… 除了兵员数量按照《天津条约》上来，6月6日，李鸿章还按照相关约定，“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指示驻日公使汪凤藻，知会日本政府“清国出兵”的事——别忘了打个招呼。 6月7日，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很正式、很光明正大地向日本外相递交照会公文，声明：“此番清国派兵援助朝鲜乃我朝保护属邦之旧例，清国政府依据1885年清日《天津条约》中第三条规定，特知会日本政府。” *——*——*——*——*—— 其实按时间算，根本不必要通知。因为日本人根本就没在等这个通知。 终于觉得局势判断明白，也得到日本人不出兵承诺的大清国，派兵上反而落在了日本人的后头。 ------------ 第五节日本已经抢上战争轨道 日本军事准备的速度，绝对创下了历史记录。 6月2日，御前会议已经定下了出兵朝鲜、征伐清国的策略。 6月4日，日本政府根据临时内阁会议作出的出兵议案，决定抢先完成在朝鲜的军事部署。 6月5日，战时大本营成立。 5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乘坐八重山舰前往朝鲜仁川。身后，是日本海军的5艘军舰，由釜山开往仁川。 5日，大本营命令，由第5师团编成的第一混成旅团。 9日，不待混成旅团编成，陆军少佐一户兵卫率领一个大队（营）步兵，作为先头部队从广岛宇品港启航，开往仁川。 *——*——*——*——*—— 此前，奉令率“松岛”、“千代田”、“高雄”三舰南下侦察台湾海岸形势，然后又碇泊福州进行窥探、监视，正在福建马祖岛的日本常备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接到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于朝鲜近海“集合”的命令，紧急从中国返航釜山，而后直驶仁川。 9日。仁川，“八重山”舰，伊东祐亨与大鸟圭介商讨了进兵计划。 当时决定，自各舰抽调人员编成联合陆战队，护卫大鸟登岸赴汉城。 仓促之中，日本人还真能划拉，一下子组成了两个中队的枪队，一个中队的野炮队(有野炮四门)，大队长松岛副舰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以下，共有官佐28人，士兵405人。 这个规模、装备，从战斗力估算，应该够耍一阵子的了。 当天晚上，陆战队全部上岸，进入仁川日租界驻扎。10日凌晨三时，起了个大早，全队在日本总领事馆集合。四时，枪队和炮队便乘着朦胧的晨光出发，枪队由陆路护送大鸟向汉城出发，炮队乘汽船溯汉江而上，在龙山登陆。 日本的外交官就这样开始对朝鲜的“外交”了。 下午，大鸟等人准备在麻浦乘渡船过汉江，自南门入城。 在麻浦，大鸟遇上了赶来的朝鲜官员。 原来，朝鲜政府接到日本出兵通知后，外务督办赵秉稷还派人到日本公使馆，认直地质问了日本出兵理由。有没有理由不打紧，却听到更惊人的消息——大鸟圭介将率兵入京。于是，赵督办又急急忙忙派担任外务衙门参议的美国人李仙得和参议闵商镐跑到仁川（真有点联合国军的劲了），想劝阻大鸟，但无缘谋面——大鸟已从仁川出发了。接着又派外务协办李容植“迎”至汉江左岸，终于在麻浦附近望见了大鸟的“鸟影”。 李容植客气地告诉大鸟，京城平稳，就不劳率兵入城了，还是让他们回去吧。 主人倒是有主人的礼节，但客人却没有客人的客气。 双方竟当场翻脸，争论得还相当激烈。 正争得起劲的时候，“鸟人”不啰索了，大手一挥，就带兵大摇大摆，进入了另一个国家的京城。 11日，赵秉稷亲自上门，抗议日兵入京，并要求急速撤兵。 跟“赖人”打交道，这套当然是行不通的。 实在窝囊。但赵秉稷其实更应该关心一下，就在前一日，日军大队已经来了。 *——*——*——*——*—— 6月10日，凌晨2点，日本一户兵卫率领的步兵大队在仁川登陆。此后，我还将多次提到这个家伙，这个大队在朝鲜战争期间，一直走在日军第五师团的先头。 时间定在凌晨2点，一切都在夜色的掩蔽下，悄悄的登陆上岸，3点开始向汉城进发，隐蔽地完成了不见光的行动。 27日，整个第一混成旅团全部在仁川登陆完毕。兵力8000。 日军在汉城已经全部展开。 这样的规模和速度，至少表明：它完全不与维持治安的需要相匹配。 而日军登陆的地点，也全部指向仁川。仁川——位于汉城和牙山之间，距离汉城很近。 日本说是来帮助朝鲜的，日本兵却不去和东学党接战或交涉，却把兵放在仁川，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日军的真实意图——南压清军，北镇朝鲜。 *——*——*——*——*—— 也就是说，日本怎么看也不象是来与东学党作战的。 到目前为止，事实好象也无法说明——日本人与东学党没有任何关系，东学党只是日本人偶遇的机会。 确实是这样。除了军方的迹象，我们前边已经说过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中的作用。 一些历史资料说明，日本流氓浪人和“黑社会”组织在前期，支持和参与了东学党的起事。实际上是，鼓动东学党闹事，同时刺探朝鲜的情报。 这些“暗探”和“军师”，在创造侵朝的借口上，可谓是立了头功。 后来，这些浪人和黑社会分子又跟日军联合，对东学党起义军下黑手。至于原因，无非一是东学党失去利用价值，二是自己的面具被揭穿。 还有更重要的，东学党不会始终老实地待在家中，看鬼子横行。让他们老实的办法，就是消灭他们。 *——*——*——*——*—— 日本海军。 最近可是一直忙并快乐着。不等不靠，积极上进。 一直以来日本海军虽然已经很努力，但或许是努力程度不够，更也许是形势发展快得还是超出想象，在突如其来的机会面前，日本海军颇有些不适应。 现在，日本海军怀着激动的心情，以尽可能的最大速度，做着为天皇立功的准备。 在陆军展开行动之时，日本海军当局还在忙着——加紧对舰队进行调整和改编。 而这一切，还需要外交官们的积极努力——拖，拖得越久，越有利。 当时，日本常备舰队由“松岛”(旗舰)、“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武藏”“筑紫”“赤城”八舰组成。虽然在实力上，与双清比已经不弱，但，还不够。 18日，政府颁布了《舰队改正条例》（日本语词改正，好像不是改正错误的意义，似乎有“转入现役”的意思吧），要求抢修和装备非役舰，加强战斗训练，以提高舰队的作战能力。 属于非役舰的“严岛”“桥立”“扶桑”“浪速”“秋津洲”“比叡”“海门”“爱宕”“凤翔”九艘军舰立刻被送进坞，修理改装。大家不要误会，以为都是老弱不堪的军舰，“严岛”“桥立”“秋津洲”可是新造成的舰，下水了，还没有整修完备。严格说，“改正”就是封存的启封，新来的赶紧办手续入伍、入队，做战斗准备。 海军对进度还不放心，专门下达通知：天皇亲自过问了，说了，修理“浪速”“秋津洲”“扶桑”“爱宕”“比叡”等舰为“至急之事”，必须抓紧抢修。 天皇过问，就是大事了。误了事，就跳海或切腹谢罪吧。 军舰在调整增加之时，海军同步进行了人事更替，为战时编组做准备，再说也不能让军舰等人。 政府免去了伊东祐亨常备舰队司令官职务，由海军少将坪井航三补任。 随着分散在各海域执行任务的常备舰队各舰陆续赶回佐世保军港集合，24日，原常备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也率舰到达。随后，便组织各舰开始作必要的战斗准备，并进行了突击训练。 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要突击？ 不是日本人日夜想着打仗吗？ 不错。但其实，日本海军准备同样不足。 从常备舰队的数量上，从非现役军舰与常备舰舰只的比例，从常备舰队到处执行侦察、护航、护送侨民上南洋……等等任务来看，不但时间仓促，确实也是舰不敷用。一些并不老旧的舰只停驶、封存，也是因为省钱才这么干的。 不得已，时间仓促，那就抢时间，任务急，那就把船从中国、朝鲜沿海各个地方使劲往回划拉，从现有任务中“拽”回来。 回来干啥？玩命地投入“突击训练”。 夜以继日地展开紧张的训练和实战演习，特别是突出了舰队运动的演习。 不要奇怪，临战了，日本舰队还在练队形，练阵法。 大清海军都在5月份开始，以庞大、威武、整齐的队形，胜利完成了一次盛大操演，成功接受了高层的检阅。 日本的“赤城”号跟在大清北洋舰队的屁股后面，从威海到烟台，一路侦察北洋的军演情况，这个消息，日本当然知道。 日本海军是怀着悲壮而义无反顾的心态，等待和投入这场实际无多大把握的战斗的。 反正，这支“半调子”的日本海军，是在从解决“如何在海上保持好队形”开始，踏上甲午战场的。 当然还是有所创意。这么短的时间，日本人竟然还创出了编成两个舰队、相互配合的新战术。 有压力才有动力，才有激情。 很短的时间，终于激发出了日本人“二次开发”的一贯能力。 不要小瞧了这个“创新”，“飞虎队”打败“零式”战机，就是由于陈纳德双机编队的创新。而日本人要取胜，也靠这个“双队”编队的创新。 有时候创新只是一点点，却是取胜的要素。 *——*——*——*——*—— 这些日子，日本舰队就在佐世保外海上，练啊练，或化零为整，编为统一队形，或化整为零，分成两个舰队，研究阵形变化、冲击行动。 27日（也就是这一天，第一混成旅团完成了在朝鲜的部署），新任常备舰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参谋长海军大佐鲛岛园规，到达佐世保就职。 7月10日，可能是根据战术演练已经有了成果，日本又正式组建了一支“警备舰队”，以海军少将相浦纪道任司令官。 从此，日本海军便按照两个舰队的形式作战，经甲午战争相沿未改，后来就是名字改了改。这种形式，成为日本舰队的基本编制。 伊东祐亨呢？ 另有任用。下一步，日本会告诉我们。 虽说陆军考虑的是以陆军为主的事，但是，从当前海军的努力程度、行动规模来看，日本海军已经有了一个跨越式的计划。 *——*——*——*——*—— 陆海军都忙活起来了，下这么大功夫，摆这么大阵势，足够明确无误地说明了，日本人要在朝鲜搞一个空前的大动静。 如果这些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战时大本营成立，就能说明性质了。 战时大本营的成立，至少包含三层信息： 一，军队已经进入战时状态。赴朝军队决不是单纯护民，也不是在朝“维和”，而是发动战争。 二，国家已经进入战时体制。统帅权独立显示威力，政府无法左右军事。而且国会已经空前一致，支持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国内的舆论，几乎整齐划一地鼓吹对朝、对清的征伐。民众也被充分发动起来，空前的支持出兵。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女支者”主动献身鼓舞军队的工作，部分看护妇加入后勤卫生保障。全民购买了国家发行的战争债券，并发起了捐款，连娼寮工作者都献出了劳动所得，大家一起“凑分子”，赌啊，全赌上。这TM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三，天皇亲自指挥。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睦仁，终于可以一试身手了。 ------------ 第一节东学党之乱解除 清日两国大兵压境，大有眼看就要在朝鲜国土上开战之势。 巨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之下，“东学党之乱”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 早在6月12日，前两批清军在牙山扎住脚，立即展开工作。 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土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自己坐阵牙山指挥筹划。 聂军并没有直接对起义军发动攻击，而是打起了“政治攻心”仗。 聂士成只是派出一百多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义军，以期兵不血刃、消弭战端。 一，晓谕起义军解散。告知起义军和百姓，“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说明来意之后，就宣明政策，承诺“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聂士成《东征日记》] 二，安抚民众。“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 三，申明军纪。公开向朝鲜民众申明，清军“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自行军旅，纪律严明。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件，照给钱文。如有骚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不稍轻。” 清军的策略，既宣示天朝兵威，又体谅民众，设身处地、入情入理，还能着眼保全民众生命，不妄加杀害。恩威并重之下，确实高于一般的武力清剿。 孙子曰：夫战，攻心为上。 孟子又曰：仁者无敌。 聂士成虽然挟着威严，但在举起屠刀之前，选择了“说服教育”，确是以仁厚对待朝鲜义军和民众，有将者的智谋和仁心。 事实证明，一人不杀，也能达到目的。 这与后来日军占据朝鲜，对重新拿起武器、抗击日寇的东学党人大举进攻、大肆搜捕、大加杀戮，唯恐除之不尽的凶相，实有天壤之别。 *――*――*――*――*―― 大清出兵之时，北洋舰队派往朝鲜的警戒分队，赫然发现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也先进进泊仁川海面，还明目张胆派遣出汽艇在牙山湾进行探测。 清军据此判断，日军“居心叵测”。 警号已经出现，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对日本采取隐忍的态度，委屈求全：“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迭阻不听，即听之。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日自息。如有要挟，仍可坚持不许。”[《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 李鸿章竟将日本的派兵看作是“和中国争体面”，显示与大清有同等的待遇，为的是一个“虚名”，确实有些掉以轻心了。 他已经被先入为主的错误认识困住了，包括解决问题的思路。 当然，一个统帅，考虑更多的还是策略问题。所以，他还在与朝鲜国王统一思想，协调步骤，以在行动上取得一致：尽快平息东学党起义，恢复全州的局势，然后中国撤军，日本人除了撤回，也没什么咒可念了。 “消除乱源、釜底抽薪”，是绝佳的的获胜之道，屡试不爽。 理论上是这样。 但日本能听李鸿章指挥吗？ *――*――*――*――*―― 自6月10日起，朝鲜朝廷行动起来，主动改变态度，向农民军妥协和让步，命全罗监司（全罗道长官）金鹤镇与农民军谈判。 政府愉快接受了农民军的全部12项要求，包括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教徒、查明并严惩贪官污吏的罪行、严惩横暴富豪、改善七种贱民待遇等，痛痛快快地全部答应，还煞有介事地邀请东学党人一道参与、合力维持社会秩序。 看来农民军就是农民，特别容易满足。一旦变“剿”为“抚”，对抗局面便逐渐缓和。 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大火，终于平息下来。 双方握手言和，达成《全州和议》，签订和平协定。 农民军主动退出全州，解散返回故里。 *――*――*――*――*―― 到此为止，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这是朝鲜官府和义军的有效沟通、互谅互让，当然，也是清日两大军“共同努力”的结果。 准确说，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尽管日本人的兵马，离起义军还有一段距离，也并没有马上朝自己进攻的迹象。 这一点，也许连日本人开始都没有想到。 扶持着东学党的日本人大概也不会往那上边想。 所以，我们有种种理由肯定，东学党的退让，是一个深明民族大义的行动。 虽然是政府首先妥协、让步，而且农民军所要求的改善自身地位、待遇，分地、减税，并实施一些政治改良措施等诉求，至少从纸面上，也都得到了承诺，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但能够让屡屡上当的农民军兄弟冒再受一次骗的风险，恐怕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在“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时候，让他们停下脚步，那他们的意志也太弱了，与他们那个纲领差距也太明显了。 显然，突然撤旗，只能有一个原理来合理解释：当外部矛盾上升时，内部矛盾就不再是主要矛盾。就凭这一点，东学党就不简单，比什么事大党、亲日派独立党要明白事理。 农民军兄弟接受谈判，一定程度上是看清了，自己搞起来的这场内乱，成了外部势力――清军也好，日军也好――侵入的缘由。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大清和日本纷纷进军朝鲜，战争阴云密布，受害的不光是朝鲜王朝，还有朝鲜百姓。 东学党还不想在这个时候坚持闹事，沦为民族罪人。 *――*――*――*――*―― 现在，出兵的理由已经烟消云散了。请的也好，不请自来的也好，大家各回自家吧。 不管怎样，朝鲜政府终于可以大起胆子，向清日两国提出了退兵的要求。 ------------ 第二节退兵谈判“花明柳暗” 事情没有按照大清和朝鲜预料的发展。起义军退了，但怎样使日军退兵，却陷入一波三折。 前边发现日本竟然派兵，而且来得不少，完全不是保护使馆、商民的来头，李鸿章就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但条约也好、感情也好，对日本人根本没有任何约束，你按那个办，那是你活该；抗议也罢、对话也罢，都是白费，没有任何价值。 日兵后续部队仍源源不断，陆续登陆，登陆就抢地盘。 现在好了，东学党起义军偃旗息鼓，帮助平乱的、保护商民的，都已经没有必要。 朝鲜政府提出退兵要求后，大清官员明白这是个脱离漩涡、消除战争危险的重大时机，立刻与日本交涉，提出按照条约，还有上次的办法，同时撤兵。 “及事平，驻韩道员袁世凯牒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圭介，援约同时撤兵。”[《清史稿邦交日》] *——*——*——*——*—— 退兵问题，终于出现了光亮——至少先把日本人晾在了一边。 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来如雨，去如风。这让急急赶来“帮助平乱”的日本人一下子被“抽”去了支撑。 这下日本人该傻眼了吧? 但这是正常的真正的人的想法，是今天我们的想法，当然也是当日大清的想法。 据说大鸟圭介起先还是很痛快的，准备签字同意。但被手下、还是那个先前临时代理公使职务的杉村濬提醒——这么大的问题，需要向上请示。 其实这种痛快，是怕“痛”。 6月11日，俄、英、美等各国驻朝公使纷纷站出来说话了，日本为什么向朝鲜出兵？有的已经不耐烦了，干脆直接撂下几句狠话走人。 无法解释，大鸟只得给国内回电： 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目前汉城平稳，民乱状况业已发生变化，在收到下次电报之前，剩余的大队人员暂停派遣。 跟外务省请示的结果，发现自己对内阁赶走清军、抢占朝鲜的思路和预期目标，在领会精神实质上差距很大！ 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马上回电指示：即使在外交上稍有纷争，也要按日本政府原定计划迅速将日本军队开赴朝鲜，进驻汉城，并向朝鲜政府建议，劝其速借日本兵力弥平叛乱，是为上策！ 人都特么跑光了，还速借日本兵呢。这个“借”字，却包含了太多太多的意思在里面。 大鸟圭介立刻就心领神会了。 这家伙施展阴谋手段，玩弄外交权术，继续与袁世凯进行日中共同撤军的谈判。6月15日，还像模像样地达成一个协议：日本将驻朝鲜兵力撤回3/4，只在朝鲜留250人，且不在汉城驻兵；清国撤出援朝兵力的4/5，只留400人以应不时之需。等东学党起义平息后，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出全部兵力。 为表示诚意，大鸟圭介甚至提议立即交换中日两国共同从朝鲜撤军的公文。 就在6月15日这一天，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伊藤首相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新议案，第一，日清两国共同参与镇压东学党起义军；第二，乱党平息后两国各派代表若干名参与朝鲜的内政改革，如果清国不接受此议案，日军就不撤出朝鲜。[宗泽亚《清日战争》] 按照政府的授意，大鸟很快重新抛出一个问题，一下子就把撤军问题挤到了一边。 说到底，招数很简单，就是基于当前对日本有利的态势，只需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就行了。 先前的都不算了，要重新谈！ 谈的也不再是撤兵问题。 谈的是朝鲜内政改革！ *——*——*——*——*—— 据记载，大鸟代表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三项：一，中、日两国兵协同平定韩国内乱；二，乱定后，两国各设委员于京城，监督财政及吏治；三，募集公债，以为朝鲜改革经费。[《清史稿邦交日》] 内乱已经平了，提出这第一项，纯粹是捂着眼假装不知道，耍赖嘛。对，但关键是看赖的啥。 看似没用，这条实在是很有必要的！它关系到名份问题。别忘了，朝鲜请的是大清，还没有请日本呢。日本不请自来，名声不好听，所以现在要加进来。加进来，就同样师出有名，进而获得与大清同样的权利，再进而好收取同样的好处。 其它两项，显然是对朝鲜内政的干涉。在第二项上，虽然指明是拉着大清一起干，但实际上是要求有相同的地位权力，大清要是答应了，也就是等于对清朝宗主国地位的撤销。 所以，这个提案，首先将大清推入两难的境地。 而这些，只是日本连环套的第一环。 这第二环……一切皆是日本伊藤博文首相和陆奥宗光外相的主意，让他们说明吧。 这两位都在自己的书中得意地承认，伊藤首相故意提出这么个让大清难堪的提案。 伊藤博文明知清朝以朝鲜宗主国自任，决不会放弃，也决不能允许别人插手朝鲜内政，偏偏针锋相对地戳大清这个痛点。 只要大清不答应，就可以继续纠缠下去。 大清不答应，除非动武，那就正好开战，把清军赶走。 所以，日本提出的提案，其中20%是刁难，80%是制造借口。加在一起，是100%的落实独霸朝鲜的战略意图。 这才是日本设下的连环套的第二环。 陆奥宗光自己承认：“余自始对朝鲜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注意”，后来才发觉提出改革这个主意的妙处，“莫如以此促成破裂之机，欲作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的风雨计而利用之。”[陆奥宗光《蹇蹇录》] “欲作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真是非常形象的比喻。挑起事端，然后以雷霆手段速战速决，解决问题，这就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盘！ 日本已经下决心要发动对大靖的战争，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了。 这个“连环套”还有第三环呢，留着给大清，也是给列强的。 对这个提案的妙用，陆奥宗光后来也吐露实情：“当时日本尚不具备与清国全面战争的信心，必须制造合理借口博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减少各列强国的谴责。所谓朝鲜内政改革的提案只是空有虚名而已，清国政府一定会拒绝日本的提案。如此一来，阻碍朝鲜国家进步的责任在清国，日本和清国决裂一战就会名正言顺。”[宗泽亚《清日战争》（引自《蹇蹇录》）] 就是说，还要继续摆出一副帮助朝鲜的脸孔，打出道义的大旗，将战争的责任推给大清，堵住列强的嘴！ *——*——*——*——*—— 这一手，将清军彻底拴在了朝鲜。 有人认为：如果中国在双方撤军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宣布根据朝鲜政府的要求而单方面撤军，未始不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因为中国军队一旦撤离朝境，那末，日本不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军拖住的阴谋必然破产。以后，那个精心策划的“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就想提也提不出来了。 这样说，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说，接下来，看日本人敢不敢提“单独改革朝鲜内政”。是吗？ 日本有啥不敢的？ 伊藤和陆奥两个可是日本有名的聪明人，脑袋瓜子好使，非常善于“缠斗”。既然提出来这个方案，就是有把握，大清政府一定无法接受日本的提案。 问题还是回到原点：清军撤离，那就是放弃朝鲜。而清朝上下都知道，朝鲜是放弃不得的。 所以，事情诚不得已！ 果然，大清没有答应这一条件。 结果，大清就被吸引在朝鲜，被吸引在朝鲜内政改革问题上。 大清只知道，对日本的这个图谋，必须阻止。 要阻止这个图谋，必须继续交涉施压。 而要保证交涉效果，或做最后打算，作为武力工具的清军就不能撤离。 *——*——*——*——*—— 无论怎样叹息，事情都在我们的假设之外，真实地发展下去。 日本早就对清政府的反应有准确预测了，在《针对朝鲜国变乱的内阁决定》中，已经明确：“在与清国政府开始商议后，不见结局，不撤回目前在韩派遣之士兵”；“若是清政府不赞成我国意见，帝国政府要以独力使朝鲜政府从事前述之政治改革。”[米庆余《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历史记载：“总署电令汪凤藻答覆，略谓朝鲜内政，应由朝鲜自由改革，不应干预。日本政府覆凤藻，谓朝鲜缺独立资格，日本为邻邦交谊，不能不代谋救济。既又提出二条件，谓无论中国政府赞成提案与否，日本军队决不撤回。中国主撤兵再议，日本则要求议定再撤兵，持久不下。”[《清史稿邦交日》] 总理衙门的电令中，据理力理争不干涉朝鲜内政。看似后退一步，不提宗主藩属地位权力之事，以回避了朝鲜仍然是大清属国的既有事实。 日本人岂是那么好糊弄的，偏偏抱定朝鲜主权问题，顺杆子往上爬，就要帮朝鲜独立，代替朝鲜搞改革。 而且等大清再把话题拉回到撤军问题上时，日本撕掉伪装，去掉斯文，明白讲：日本决不撤兵。 6月22日，日本政府发出与大清的“第一次绝交书”，强硬地表示：“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 退兵谈判破裂了。 *——*——*——*——*—— 小日本不光把改革朝鲜内政，作为赖在朝鲜不走、还要挤走清军的借口，而且还乘势而上，说干就干，压着朝鲜采取行动。 所谓的“改革”，本来也是加紧控制朝鲜的一条有效手段。 所以我说，那些认为大清一撤，“日本‘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就想提也提不出来”的假设，根本就不成立。 一国帮助另一国改革，此事闻所未闻，前所未有，只有列强的学生、帝国主义“后起之秀”小日本能想得出。 这一招儿等于动手抄大清“后路”。退兵问题上，大清与朝鲜的“双簧”也演不下去了。 日本在与大清交涉同时，对朝鲜加以威逼，施加压力，以实行“帝国政府要以独力使朝鲜政府从事政治改革”的决定。 朝鲜王朝接连受到日本的步步紧逼，在屈辱中抗争。 6月26日，大鸟公使拜见朝鲜国王，据日史称是“劝朝鲜国王实施改革”，好吧，我们且当是“劝”。 6月27日，混成旅团先遣部队完成对京城各要地的控制，日本人再来“劝”的时候，说话就不那么和颜悦色了。 6月28日，时隔一日，大鸟公使直接向朝鲜外务督弁赵秉稷发出照会，质问朝鲜政府是否仍然承认朝鲜是清国的属国，要求在翌日立即答复。 6月30日，朝鲜国王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却发布了个《罪己诏》：“当前朝鲜国内混乱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自身的不德和官吏渎职所造成的……”一个国家的国王被逼成这样，真是情何以堪，但在日本人看来，实属避实就虚、支支吾吾、闪铄其词，当然不会满意。 既然朝鲜方面没进展，大鸟公使决定，自己代替朝鲜，提出一个行政、司法、财政、兵制、教育改革纲领，帮助他们设计设计，由他们拿出改革具体意见。说动手就动手，决不拖拉。 7月3日，大鸟公使按照陆奥外相的训令，强硬“邀请”朝鲜政府参与内政改革，答复时间限定在8日中午。 这次，朝鲜政府有所行动，任命内相申正熙、内务次官金嘉镇、曹寅承三位重臣加入改革委员会，准备与日本共同商谈改革事宜。 7月10日，在汉城南山老人亭，大鸟公使会见朝鲜内政改革委员会委员。各位委员看来准备要跟大鸟好好探讨探讨。 会议的内容，是不用开会了。 大鸟“啪”地甩出一个文件——五条、二十七项内政改革案纲目。要求：三日内决议、十日内实施。 改革案要旨：第一，恢复议政制，确立六曹判书的权限。第二，严格宫中、府中的行为，宫廷不得干涉政务。第三，明确外交责任制，由专任大臣负责。第四，清除派阀、起用新人。第五，严禁买官卖官。第六，严禁官吏收受贿赂。第七，汉城及重要港湾间修建铁道，全国主要都市间架设电信线路。[宗泽亚《清日战争》]…… 还别说，这个“破玩意”还真有点意思。 大鸟确实是个人才！闭门造车，整出来的提案，就好似经过了细致调研的，而且怎么看也象是在为朝鲜政府着急、着想，有的地方，恐怕比日本国内的所谓神圣的明治维新改革还彻底、还激进、还完善。 比如，宫廷不得干涉政务，那睦仁……？ 然后，到四五六条，日本还管着朝鲜的组织和纪检工作了。 要照这么弄，只能是把朝鲜“改革派”之“亲日派”人才全弄进政府当官，才符合日本人的标准。 装不下去了。实在装不下去了。不搭理也不行。 7月15日，朝鲜政府终于通告日本——请你撤兵。 朝鲜宣称：如果日本方面不撤兵，不撤销改革案实施期限，朝鲜的内政改革则无法如期实施。 *——*——*——*——*—— 话题又回到退兵谈判上来了。 其实改革与否，本来不是个事。 事情需要回到退兵谈判上来。 而且退兵谈判需要的结果是破裂。 日本人要的，可能就是这个答案。 ------------ 第三节伐谋？伐交？伐兵？李鸿章陷交涉泥沼 困守朝鲜的袁世凯焦急地直转圈。 想到了日本会出兵，但真的没想到，日本人一来场面这么大，8000人，十艘以上的军舰。 上次甲申之年，手头有两千人马，对付千把日本兵，干了就干了。 到了甲午之年，这回还想象上次一样打过去，也许能解决问题，但手头兵力有限，百十个护卫，无力回天。 上次，后边还有待发的大军，背靠一座大山。 这回，外围就是日军，再往远处，还远处，才是清军。 虽然前期也与叶志超商量，建议调些兵马到汉城，壮壮气势，给日本人和朝鲜人施施压，以利于谈判。实际上这还是个争取主动的建议，但被叶志超拒绝了，白跑一趟。 为什么？因为按照李鸿章的命令，大清军队是绝不可与日军发生冲突的。连占的地方都是离汉城较远的牙山，更不要说向汉城调兵了。 这个不能怪叶志超。他确实请示了，要求向汉城逼近，但是，不许。 现在，日本人抢先控制了要道，占据了汉城附近的有利地形，增加了汉城的兵力，清军再想增援，时机已失。 眼看战云密布，袁世凯判断，战争一触即发，只好一再给国内发电报，请求要么撤走汉城的清朝官兵，要么增派援兵。 然而前期的工作等于白废，时间一天天过去，除了电报中只言片语的鼓励和安慰，没有见到一个援兵。最后处境日益凶险，只好连请求回国的话都说了。 明明局势已经是他袁大人无法控制的了，就凭他那点人，再待下去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有生命危险，李鸿章还在再三要求他勉力转圜，稳住朝鲜政府，与日本人据理力争，“任他多方恫吓，当据理驳辩勿怖”。 李中堂到底做何想法？ *——*——*——*——*—— 中堂大人此时正日夜操劳，忙着发电报、寄书信，约见日本公使，据“理”力争。 李大人一直是按自己对地缘政治和战略文化的认识办事的。他恐怕真的以为，用“中日同在东亚，同气连枝，如果争战起来，让欧美人笑话”，这些大道理能让日本人幡然醒悟。凭这几句咒语，魔鬼的枯冢上，能结出善之莲花吗？ 一连接到袁世凯的紧急报告，李鸿章大人好像老学究的脾性又上来了——不相信日本人会贸然开战，竟相信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意思就是伊藤人品好、脾气好，大家都是文化人、文明人，还不致于撕破脸皮，更不会使出下三滥的手段！ 他以为伊藤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跟他一样考虑“东洋联手”的事。拜托，人家“黄皮白心”，是“欧洲人”了好不好？ 不错，伊藤是有远见的，但目前，伊藤考虑的是先打完这一仗再说，往远里讲，再要联合，那也是“日本老大、中国小弟”之后的事。 一个老江湖，一个半生争战、运筹帏幄的老帅，精明了一辈子，狡诈了一辈子，却一再栽在日本人手里。 因为这个，也因为后来的谈判中“丧权辱国”，这一笔笔烂账记在他头上，看来说啥也得委屈委屈李大人，让他背负“国贼”名声了。 个中滋味，唯有李鸿章大人知道了。 *——*——*——*——*—— 历史到李鸿章这里，好象又走入了一个分叉。 按照史书记载，李鸿章大人分明是深知日本人的威胁，深为忧虑的。 外交的失利，战场的失败，原因肯定不止一个。 但仅凭个人好恶，相信一个敌国的首相，不能不说过于单纯了吧？原因就这么简单吗？ 这两种记载看似矛盾，但我对这两个方面的记载都充分相信。 因为这事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并不怪异。 李大人不是不知道日本人的野心，否则他不会一再上书，提醒朝廷警惕日本、加紧备战，甚至也是未雨绸缪，作过一些准备的。 李大人恐怕也比谁都清楚，日本的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 之所以弄出这种矛盾的表现，全因为李大人心存侥幸，还指望能尽力避战，为大清朝消弭一场兵灾。 *——*——*——*——*—— 李大人的避战策略，无非一压，二劝，三化。 压，就是派兵，示威。大清海军赴日本友好访问，舰炮也曾对准长崎。看来李大人对海军的威慑作用，还是很有研究，麾下北洋水师将领，耍这一套也是很得要领的。 劝，就是搞教育引导，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诱之以利。李大人这么大年纪的老者了，还试图与日本掌权的少壮派们表示谦卑，一口一个贵大使、贵大臣的，拉家常、套近乎，得空就讲点中日友好的大道理，还不够给面子吗？关键是这一套对人讲行，对日本鬼子不行。 化，不给日本人以任何借口，再想法办转移矛盾，为了大局，忍和退都在所不惜，可以一忍再忍，大不了霍出老脸去。实在不行就拉着几个洋人上，化解危机。 三字诀，合成一个字，实质上就是“拖”。争取一天算一天，拖后一年算一年。 等三招使完，实在无法敷衍的时候，却发现，等和拖，成全了别人，伤害了自己。 到时候，找谁问：时间都去哪儿了？ *——*——*——*——*—— 李大人最大的失策，是嘴上说一味“谋全”，心底里实为“谋和”，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与日本人消磨。 毫无意义的消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李鸿章与官员、将领的往来电报中，一再提及静、忍。 6月17日，谈判还在进行时，驻日公使汪凤藻已经察觉日本动作不小，提出增兵的建议，“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候余孽尽平，再与商撤，可望就范”，应该说，一开始就把动静搞大点，对日军施以压力，还是有助于事情的处理的。 但李鸿章却复电说：“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 18日，袁世凯亦致电李鸿章，“日廷意在胁韩，大鸟不能自主，难与舌争。似应先调南北洋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 袁世凯提出加强军备，不可单靠口头上的交涉。这个建议切中要害，谈判，必须以军事上的压力为后盾。李鸿章却认为大清增兵，刺激了日本也相应增兵，反而会造成“必战”的结局，所以，还是要保持“备而未发”好。 对于汪凤藻、袁世凯二人加强战备的建议，李鸿章不是没有考虑过。 但是，李鸿章的担心占了主要——大清增兵，反而触发战争。 这个想法，除了他对建议者的回应之外，在他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也阐述得比较清楚——“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 总之还是——弄点兵在那摆摆架势，既能自保、也造点压力就行了。重兵相压，剑拔弩张，搞不好就擦枪走火。惹不起，就躲远一点，别打起来。 就是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李鸿章一再拒绝了部下出兵的建议。 包括持续到此后的一段时间内，7月初，叶志超请示移军水原，逼近汉城，而李鸿章却回复：“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寄朝鲜成欢交叶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 连北洋海军自己提出的赴朝鲜的建议，李鸿章也是再三犹豫，而让海军白白在近海徘徊。 *——*——*——*——*—— 为免“必战”，先自避战，这就是李大人思想中的伐谋上计！ 兵法讲“上兵伐谋”，“谋”指的是谋划全局，未雨绸缪，而非仅是战时权宜之计策、临阵之智谋。现在已经两军对垒，至少已经到了“伐交”的阶段，“伐交”再不成，就要动刀兵了。大清国都处处背动了，还讲什么伐谋！ 我们承认，兵法是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兵法上讲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更重“造势”，以形成“我不可战胜”的局面，以压迫敌人，才能达到“不战”。 相比来讲，袁世凯倒还真能识得“造势”的玄妙。 先前袁世凯与叶志超商量，借部分兵力到汉城示威、布势，叶志超无法自主，请示又不允许，袁世凯便提出了：“不妨先播进汉声势，而不必遽进，看其如何变态。”[《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意思是说，你们可以先做做样子，不必真急着进汉城，我再对外放点风声，制造点“气氛”，看看有什么变化。 不能不说，袁项城不愧称在朝鲜“以一人敌一国”，就是鬼点子多，坐镇朝鲜，跟日本人斗了十来个年头，没有几把刷子，也混不下来。 说干还真干，叶志超不干，自己单干也要干。 不久，汉城就风传：聂士成“准备以谒见为名，率二千大兵入京”。 这一搅和，还真能试出草里有什么兔子要跳出来。 大鸟圭介听到风声，异常惊慌，给国内打报告，准备“如不听其劝告，即以武力相拒”。而陆奥宗光回电则称：“可进行劝告以制止其入京，但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杉村濬：《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 这时候，日本人还在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并以外交烟幕掩护兵力加紧部署，一切还未安排妥当呢。 可见，当时如果清军及时增派兵力，在军事上争取主动，不失为可行的办法。 可是，这种试探，最后价值为零。 孤身待在朝鲜的袁世凯，凭这点聪明“鬼点子”，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 到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 李鸿章在已觉察日本怀有“侵夺之谋”的情况下，不作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以立于不败之地，而想依靠对日交涉，并且处处避免刺激日本人，企图保全和局，当然只能是一种幻想。 可悲的是，这种思想，却使他在战术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不管是对外交际场，还是战场。 这些，都是因为李大人根本没有掐准日本人的企图。 朝廷上下，后人，以及后人之后人，说你李大人“消极避战”，你还有什么可委屈的呢？ ------------ 第四节多边外交已难支绌 与日本直接交涉陷入“死循环”，除了“关机重启”，干掉日本人，还有其它手段吗？ 有——我是说，希望还在。 李鸿章还祭起了另一个重要法宝：以夷制夷。 这一套，说穿了不过是——以日本的行为会影响列强在华利益来说服列强干涉。意思是：好处被人拿走了，就没你们的份了啊。 后来一百多年时间里，都有人以此来攻击大清的无能、李鸿章的迂腐。须知，晚清时虽无“平衡”这一说法，但李鸿章比我们清楚“以夷制夷”这一招法，能不能有效，也说不准，只能试试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军事上不强，奔走在虎狼群中，耍横是不中用的。 “割肉饲虎”，李鸿章面前，基本就剩下这个选项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或为了与长远的对手建立联盟，以对抗眼前的敌人，有时候，不得不舍出点什么。 *——*——*——*——*—— 也有某些人很认真、很虔诚地跟我们讲：甲午败在不能很好地运用国际法。 是，我听了不禁频频点头，我承认这样说有道理。 我说的“有道理”，仅仅是指两种情况下： 一，要是大清铁定能赢，却不注意运用国际法使战争胜得更完美，这样指责他们失策，则有几分道理。 二，要是大清铁定会输，却不注意运用国际法让自己败得更“帅”，这样指责他们一下，也有一定道理。 除此，啥都不行。为何？战斗力才是核心，国际法于战争只居次要位置，不是什么通关“神器”，只能作为辅助“装备”，打个旗号、贴贴门面也可以。在诸多因素都不顶事情况下，你拿这个来“盖全”，则无多大意义。 恰如一个人身体本来支持不了“多久、多坚”，还讨论什么“技巧”问题？ 所以，实际上，对这些迂腐学究近似混饭吃的成果，我真想大吼一声：少跟我扯什么国际法了。那时还有什么国际法，连“国际法”这一概念都没有。就算有，能不能有效也难说，因为各国向来是有用则用，不利则弃之的。 大清倒是翻译了一本外交的基本程序规则的东西，还起了一个吓人的名字《万国公法》。过程大家可以去查史书，看看是个什么东西。这本书更象是外交礼仪而已，即没得到什么国际组织的承认，也没有什么普遍约束力，大清倒拿来把自己给束缚住了。 还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福泽谕吉说了句实话：“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这还不够直白地表明日本对于这个所谓“公法”的态度？ 别老骂人家福泽谕吉，人虽然坏，但人家确实知道这玩意不好使，也知道为什么不好使。 不要忘记，任何一国法律都需要国家机器作力量支撑，靠强力机关保证它的效力，才有威慑力迫使人遵守。只有法律书，没有警察、法院和监狱，那书能吓唬谁？扩大到国与国之间，就是这样的情形了。现代的国际法固然好看，但就是没有一个超国家的强力机构来保证它的实施。远有“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我们诉诸国联，调查结果如何呢？近有美国和他的小弟们，绕过联合国四处动武，国际法在哪儿呢？ 在没有真正超国家的强力机构的情况下，你只能依靠强大的国力，来维护你的利益。 如果你出国了，那么，你最好遵守人家的规矩，老老实实趴在人家国家的翅膀底下。至于你说人家的规矩好，舒服，那我没办法。我想这道理出去的人都明白。 某名牌大学百年校庆，专门开通了专列啊，一车一车地从南方往回拉那些回国参加校庆的校友——顶尖大学的优秀学生加归国华侨啊，必须优待。 电视台也来助兴，笑盈盈地问：有何感想？ 回答老标准了，对着镜头喜滋滋地说： 国家强大了，我们在外才有地位，我们在外边少受欺负。 XX（此处省去两个字），中国强大了，你少受欺侮。中国受欺负的时候，你在哪里。 对着你热爱的、为之光荣的母校，你说说，你做过“两弹一星”元勋那样的事吗？人家历尽艰难、千辛万苦往回走，你千方百计往外跑，过后给我们祖国带个感谢来吗？ 还好，那还比一些弄回“资产阶级自由化”玩意的玩意强。 *——*——*——*——*—— 国家之间无道义可言，只有利益，无公理可言，只有实力。 关键时候，还是谁拳头硬谁说了算。相互吐唾沫不行了，就得亮拳头。 所以，在大清的国际外交中，我们清楚看到一个道理： 没有实力后盾的外交，是一边倒的外交。 一边倒的外交，是乞讨，是外卖。 *——*——*——*——*—— 李鸿章首先想到的是请俄国人和英国人出场。 据说李鸿章会见了俄驻华公使，许以在一些方面给俄国一些好处。这一点应该十分可信。 请人办事，手里头总得有点“硬货”。 李鸿章能办的，首先是将俄国人往“同盟”里拉。道理很直接，日本人是大清的敌人，也是俄国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再一点，就是东北铁路修建等方面，为俄国提供一下方便。 日本人和俄国人都盯着朝鲜和中国东北，只要这样，就有矛盾存在。 两个强人面前，当然要依靠更强的人。 眼前危机与未来的危险，当然要先解决眼前的危机。 与其一切都被夺走，不如拿出一部分送人。 李鸿章手里攥着的，也就这些东西了。 *——*——*——*——*—— 但，李大人的“以夷制夷”，有一个天生的致命的缺陷——只注意到了列强之间的矛盾，没有注意到俄日英之间的利益。 所以，李鸿章扔给它们一块骨头，让它们争。 但是这次，他失败了。 因为日本狼已经给它们描绘了至少两块骨头。 清国与日本的外交争夺中，日本已经占到了先机，抢占了主动。 *——*——*——*——*—— 外交上的和纵、连横，围绕东亚一齐上演。日本人也在马不停蹄地穿梭，也是从对东北亚局势最为关切的英俄入手，使的也是“利益”的这个武器。 特别是，日本成功利用了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矛盾。 另外，日本人也会在关键的时候，透露透露自己准备的情况，给列强一个“日本必定会成功”的强烈印象。 日本必定成功，日本的承诺兑现就有保证。 外交，是相信实力的，是讲求投资的回报的。 不要忘了，俄国是机会主义的集散地，英国则是绥靖主义的原发地。 成功拉住英国、阻住俄国之后，日本密集地大力开展与美、德、法等国的外交活动，一一获得突破，各国先后十分公道地表示严守“中立”，不介入两国的纷争。 国际风向一边倒地刮向了日本一边。 *——*——*——*——*—— 首先，日本人成功说服了英国人，把它拉进了同盟。 为取得英国的支持，日本决定在砂糖和帽子交易问题上对英国做出让步，先在贸易和市场上给英国佬一点甜头尝尝。 针对英国的担忧，日本人一再信誓旦旦，英国保证把未来的日清战火严格控制在北方，不会引向中国的上海和长江流域，决不损害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 只要自己的利益有保证，英国是不会努力去为他国做贡献的。 英国人还有一点没有明说，也以为日本人不知道——英国人其实需要的，是日本在远东牵制俄国。 这一点，和一战、二战时英国的表现如出一辙。 玩了一回又一回，回回都引火烧身。 你说英国人聪明吧，一而再、再而三的失算，还就是不改。 英国这次出“大血”了，舍弃在日本享有的一些特权，终于答应与日本修改条约，送给日本一份厚礼。 要知道，这在日本被当成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个“里程碑”，日本称其为“惊人耳目”之举。 一场尔虞我诈、讨价还价的“交易”行为，在盛大的仪式下结束。 7月16日，英国与日本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并举行新条约签字仪式。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在祝辞中继续给日本人吃“定心丸”，明白提示：“此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的大军！” 对日本人来说，第一个发动侵华战争的国际障碍扫除了。 *——*——*——*——*—— 同时，日本也成功地让俄国人闭嘴。 甚至，日本人还大着胆子，顶回了俄国人的严重警告。 6月30日，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送来了政府训电，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硬警告，要求“日本应遵从朝鲜政府的要求，接受日清两国军队同时撤兵的方案，否则日本将负有重大责任。” 这份威胁语气十足的通告公文，显然有通牒的意思。陆奥外相与伊藤首相沉默良久，决定驳回，并下决心：“今后之事态无论演变得如何艰难，都是你我两人的责任，其他不必多言。”当夜陆奥就给日本驻俄国公使西徳二郎发去急电，以“目前尚不是应该撤军的时机”为由，婉转驳回俄国政府的要求。 这一向俄国表示不撤军的固执立场的行为，实际上是铤而走险，如俄国会做出军事上的强硬反应，将使日本陷入国家危机，因为日本确实还没有抗击清俄共同军事力量的能力。 陆奥说是不怕，其实——很怕。 但是，俄国人终于没有采取大的动作，甚至没有再发出更大的警告。 陆奥在回忆录《蹇蹇录》中，瞄写了自己内心十分担忧，十分后怕，后又十分窃喜的心态：“呜呼，追想当时的情形，至今都毛骨悚然。吾与伊藤伯的短暂会谈，两人竟在默诺间心领神会，虽然仅仅三言两语却成就了天大的事情。如果当时两人或一人稍微动摇，就不会有今日的时局，更不会有受到世界瞩目夸耀的日本。” *——*——*——*——*—— 日本人让俄国闭嘴的办法，只用了一条，就是让俄国人相信，他们不会触及东北的利益，也无意驻军朝鲜，只想让朝鲜独立。 日本人确实把准了俄国人的心境。当前沙皇最关心的，是远东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这是长久之计，目前，还没有精力管其它事，也不可能中断这一重大战略性工程。 一个独立的朝鲜，当然更方便俄国伸手，省却了俄与大清交涉的事儿。有别人打扫场子，还没有大多风险，这便宜不拣白不拣。俄国人当即停止了干预的念头，等着捞好处。 所以，一开始俄国驻华公使应李鸿章邀请、积极出面调停的热情，俄驻朝公使对日本警告、通牒式的表态，只是站在防止日本夺占朝鲜、影响俄在东北亚的利益，没有想到更深一层的意思，与后来俄国政策一度出现不合拍的节奏。 节奏调整好，形势就开始变了。 日俄两家还各怀鬼胎，在东亚这盘“棋局”上，摆出了精彩的一手“连环劫”： 日本人自以为俄国吞下了“饵”，实际上俄国要吞的还在后头，甚至俄国感觉自己有能力连设“饵”的人一口吞下。 俄国人对“合同”的事把握得确实比李鸿章到位，他们不见得能相信日本人的承诺，但相信自己有实力让日本人遵守承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坐山观虎斗”……局势，何其相似乃尔。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这么多智慧计谋，运用得最好的，却还是俄国机会主义者啊。 在日本施出利诱时，俄国不但默许了，还默默地挖好一个坑，日本人也一步踩入了这个坑里，后来的发展会让他们知道这一点。 于是俄国人一面暗中怂恿日本，一方面则通过驻华公使表示：“我们当然不会置身事外。” 这种典型的两面派手法，不是置身事外，而是深度介入，为今后的行动留下伏笔，有相当的现实成分。 而日本呢？去他的远东大铁路，日本最恨的就是这个大铁路。日本不但要朝鲜，还会要满洲，满洲的铁路，只能由日本人建，日本人用。 日本人是冷静的，务实的。对于英俄等诸国的内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当然清楚的，他在《蹇蹇录》中这样记述： “中日两国演此悲剧时，俄国始终隐现于舞台之一隅，为一演员而动作；英国不过在舞台外，为对于戏剧热心，下种种批评之看客而已……总之，该两国在中日交战之进行中，常窥伺何时何地是否有能达其目的之机会。” 国际之事原本就是这样，日本当然会遵从“国际公法”的本质，去开展卓有成效的外交了。 *——*——*——*——*—— 这些还不算全部，日本人还成功地在大清以为把得很“铁”的地方，让朝鲜人有了冲动。 本来，朝鲜内部也是暗流涌动，“亲日派”们发现有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战事一起，他们很可能就争得上风，东山再起，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如果清军战败，朝鲜就真的可以从大清属国位置上跳开去。借日本人帮助，获得独立，这是“独立派”的如意算盘。看不清日本人的真实意图的可能性不大，估计是假装犯傻，让清国和日本先打起来，最好打得两败俱伤，自己渔翁得利。所以，说是“饮鸩止渴”，人家可能感觉“钢丝好走”，虽然有些冒险，但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目标很诱人。 而朝鲜的“亲清派”，还在眼巴巴地望着宗主国大清有所作为。 朝鲜政府上下闹起了分裂，纷争不断、莫衷一是。 政局的走势，哪派占上风，还得看清日相争的结果。 同时这也决定着，未来朝鲜在清日战争中，到底会站到哪一边。这点，我们走着看。 *——*——*——*——*—— 以上就是多国交涉的主要情节。 从李鸿章抛出的“骨头”看，李鸿章还是没弄清此时的利益外交，要旨在哪，成败关键在哪，比起日本人，还差点“火候”。 关键是，人家是在拿大清的利益做交易，李鸿章只能拿自己的利益做交易。 坑了朋友，再出卖兄弟，这就是国际外交的本质。 你是被坑被卖的那个，你没有兄弟可坑，还想拉朝鲜兄弟一把，肯定是玩不转了。 *——*——*——*——*—— 此时的日本，兵马都已顺利部署完毕。 形势的发展，完全跟事前预料的一样。清国兵力，基本一样，行动，也基本一样。慢慢腾腾，反应迟钝。 掌握了主动权，战与不战，皆已操于日本人之手。 对日交涉，全是白费。 既然兵力已经展开，就不需要那块遮羞布了。 两军已在敌前展开，还需要理由吗？ 政治家的事情已经完成，只需将剩下的事交给前线指挥官即可了。 军人需要的，是信念，是目标，是一声命令，而不是理由。 甚至日本军队等待的，就是谈判的破裂。 接下来，该用子弹对话。 ———————————————— （写到此处，正是七月七日，“七七事变”77周年，窗外风雨交加。今日国家领导人与千名群众在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纪念仪式。 日本刚刚通过解禁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日本政府依然没有表现出反省态度，而是进行辩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甚至宣称，中国恣意将历史问题国际化的做法，对地区和平与合作毫无益处。 日本人总把自己干的坏事称为“事变”——“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好象谁惹谁不知道，双方闹了不愉快，也不是故意的。你跑到我的领土上，跟我们闹什么冲突？ 蒋介石为了息事宁人、大事化小，不敢宣战，所以也叫“事变”。我们的历史书为什么至今还跟着叫“事变”，不叫攻击，不叫侵略，不叫战争？实在有些不明白。） ------------ 第五节再无法遏止战争步伐 虽然外交上没有任何成果，但李鸿章极力通过外交转圜，避免战争发生，这是基本事实。 本来以列强的力量，联合一家两家，制止日本，是很有可能的。可惜，李鸿章失败了。因为，他拿不出太多的东西。 所以他后来才发现，自己被合伙坑了。 但若言李鸿章外交失败，为甲午战争埋下祸根，甚或引发战争，却实为倒置。 应该说，外交也许能推迟甚至制止战争（只是或许），这样的事例是有的，但洋洋万言，能吓退百万雄师，那是传奇。 滔滔宏论，能消兵灾之祸的真实原因，是背后有实力，而且必须是“硬实力”。 从中国的战国时起，就有纵横家活跃着，但他们彪柄史册的成就，他们闪耀在古典的光辉事迹仅说明一个问题：外交能明势，能造势，就是不能凭空起势。 他们从来不是上来就拿口水淹死人家，也没有一位是靠见面就把剑拔出来，说“不听我的，我削你”。 他们一个个又打比方、又举例子、又找数据，捭阖一通，看透了不过是：讲清实力、讲清实力的组合分拆，分析实力变化引起的事情发展走向。能打动人的和吓住人的，只有这一个――实力。 空空两手，凭三寸之舌，纵然唾沫口水激如暴雨、天花乱坠密如飞瀑，能抵住一支利箭穿透之？ 消灭北洋舰队，占领朝鲜、台湾，外加捞一大笔钱，是日本人此战的既定战略目标。 要吓住日本人，你得有实力，还得是足够的真本事、真实力。 要议和，那得满足日本的胃口，但谁能给起这个价？ 李鸿章可能还没有判清楚，日本人能有这么大的胃口。但事实明摆着，至少他已经清楚，战与和，已不是老大人说了算了。 *――*――*――*――*―― 我们埋头于对外交涉，在谋全局上，又慢了一拍。 这已经不是退不退兵、谁先退兵的问题了。 其时，已经是如何应对一场战争的时候了。 而且再明白一点说，这时，求和恐怕都不可得了。 日本人等的不是大清自动退兵、让出朝鲜的好事。 日本人也不会傻等白等，因为从开始就没做这样的预期。 假惺惺还在对大清、对朝鲜认真进行“口水”战、政治战的时候，藏在身后的倭刀马上就要拿出来了。 *――*――*――*――*―― 6月22日，大鸟已经接到陆奥外相的训令：“日清冲突不可避免。”[《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6月27日，大鸟又接到陆奥外相传来的更明确的训令：“制造开战口实。”[同上。] 就在朝鲜接到大鸟改革提案、还未答复之时的7月12日，大鸟再次接到陆奥更加急切的命令：“英国在北京的仲裁已告失败，今有断然处置之必要，如不至引起外界过度非难，当利用某些口实，迅速开始实际行动。”[《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开战的决心从一开始就在，现在，终于可以明目张胆地亮出来了。 7月14日，北京那边，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清政府递交照会，也就是小村得意洋洋称为的《第二次绝交书》，称： “……贵国依旧只是主张我国撤兵，更无容纳我国意见之表示。此非贵国政府好事而何？事局既已至此，将来所生事态，帝国不负责任。”[同上。] 这种唯恐矛盾不激化、唯恐事态不扩大的挑衅和诬蔑言语，已经称不上是外交的措词了，简直是战地军使来下战书。 而且，汉城这边，日军参谋本部事先已经明确随大鸟开赴朝鲜的军舰和陆战队员，全部归大鸟公使指挥。 有兵有枪，大鸟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这帮日本外交官都已经成为唯恐不乱的点火者，而不是灭火者。 *――*――*――*――*―― 袁世凯嗅觉是最灵敏的，脑筋也很灵活。应该说，他是第一个从各种风声中判断出日军必会挑起战争的危险的。经过与日使连日的交涉，对朝鲜国王的安抚、争取，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直到突然之间，日本人攻破王宫，“撤换”了国王，袁世凯明白：大势已去。 见事不济，他就再次给李鸿章发了一封回国的请示，不等回电指示，就把所有事务委托副使唐绍仪，再向朝鲜国王撂下几句狠话：我还会回来的。 转身，趁夜色赶往仁川，乘上轮船返回了大清。 此去是搬兵，还是逃命，不知是什么想法。但结局我们知道。 反正，再留已是于事无补。 *――*――*――*――*―― 除袁世凯外，两名战将也洞悉时局，预测到了日军一心只求挑起战端的本意。 一位是北洋水师的副将、管带方伯谦。 一位是淮军将领、直隶提督叶志超。 方伯谦上书：俄国是靠不住的，日军定要开战。不如退回驻朝军队，重新部署。 叶志超给出的建议是：上策，应该迅速向平壤增兵，以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遏止日军冒险的企图。中策、下策……不说了。 可是，这两位，一位受到袭击，狼狈奔回威海。 一位一路狂奔，过了鸭绿江才刹住脚。史上赞曰：创造了超远距离高速奔跑运动的历史纪录。 ------------ 第六节可讨论的战略退却 就当前的朝鲜局势来看，布局阶段已经结束。 先前是出与不出，日本必出。 现在是战与不战，日本必战。 只要还在那待着，日军肯定要想办法赶走清军。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 要么是不体面地撤军，丢掉朝鲜。 要么是先打，打不过再不光彩地撤军，还是要丢掉朝鲜。 别无第三条选择。 *――*――*――*――*―― 从不体面的选择上来讲，本来大清还有调整部署的机会的。 当东学党起义一哄而散，有一名战将敏锐地观察到了当前的局势，并在状态完全逆转之前，及时把握时机，提出了退兵的建议。 他就是聂士成。 7月5日，东学党起义军退出全州后，聂士成率领数十骑进入州城，查明流离失所者，“开列名单，每家给以洋银二元，聊助牵萝补屋之费”。又发布告示，希望“本统领旋师之后，尔等士农工贾务须守法奉公，各安生业，同享太平之福”。 安抚百姓之后，立即离开全州。聂士成所焦虑和着急要办的，还有其他事情。 10日，聂士成匆匆返回牙山，向叶志超报告全州事件处理情况，接着便建议速请李鸿章“派轮接队内渡，免启衅端”。这是聂士成认为应该急办的事。 叶志超当时却犹豫不决。 聂士成当然知道，走与留，战与非战，都是中央朝廷决策的事，撤出朝鲜的后果，他当然也清楚。但战场指挥的将领，还是能就“怎么打”提出建议的。与叶志超商量不成，聂士成又连夜单独给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报告“前敌招抚情形，并请撤队内渡”。[《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聂士成在报告中，分析了形势，“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 首先，朝鲜的起义军已经平息，已经没有再待下去的理由。我们不要忘了出兵的目的，而且要坚决守住，不能被吸引、转移到与日军对抗中去。 对下一步维护在朝的地位和权益上，聂认为非争一日之长，“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就是完全没必要担心朝鲜，清军撤军，日军也没有了停驻的理由，相反还要直接面对俄英法诸国，等于把烫手的山芋扔到了日本人手里。所以，聂士成主张利用各国与日本的利益冲突，一起使压，同时，从容做好水陆各军的战备。到日本人手里的芋头，即使吞下去，最终还得吐出来。 当然，聂士成的建议区别于单纯的撤走了之，对今后的战略选择，他也给出了正确建议：要驱逐倭寇，可以“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 对于继续耽搁下去，聂士成担心“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 聂土成所提建议，中心意思是主张实行退却，而且要早退。 在毫无战略准备、军事上已失先着的情况下，应该说实行战略退却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因为“兵无常势”，要逐步地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只有采取以退为进。这才是兵法所说的“避实就虚之计”。 特别是聂士成提出的“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夺回主动权以后，变防御为进攻，陆军攻其背，海军卡咽喉，海陆大军协同，发动战略反击。这也包含着“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原理，“致人而不致于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的道理…… 我真心认为聂总兵谋划得当，真不愧为日本称赞的“计划战略常以勇敢见称”的帅才。 假设――实在遗憾，只是假设。 中国若真实行战略退却的话，将给日本人造成很多麻烦。 尽管日本还会玩弄各种花招，还会想办法赖下去，即使不考虑各国外交上的压力，但与清开战的“对象”都没了，想要实行“速战”决策也成为泡影。 再前进，就会在平壤，再大不了，在鸭绿江，大清还会与日军碰面。 清军严阵以待，以逸待劳，以新锐之师对疲惫之旅――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聂士成还不知道，由于日本抛出一个“改革朝鲜内政”的问题，他，还有叶志超他们这支“孤军”，已经成功地被日本抑留在了朝鲜。 11日，聂士成再次力请叶志超致电李鸿章“请班师”。 可是，老叶犹豫了一宿，突然有了自己的考虑，向李鸿章提出上、中，下三策。 即由北边速派大军为“上策”，聂士成的建议作为“中策”，实在不行，只能守此不动，这是“下策”。 兵机既钝，缓不济急，大清朝那边还在与列强交涉中徘徊，仍是“迁延不断”，上中下三策，最后都无可挽回地滑向了“下策”。 当天，李鸿章一封“暂静守勿动”的复电，把叶、聂两将军钉在了牙山。 2500名精锐淮军，就这样在朝鲜进退失据。 *――*――*――*――*―― 聂士成“撤队内渡”的建议被否，清军战略退却的大好时机稍纵即逝。 我们无法对一个没发生的事进行确定。但判断战略的优劣，要考虑几大要素：天时，地利，人和。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们从大清前边的布局来看，既然已经失去了先机，就需要考虑聂士成建议的可行性。 如果不退兵，就打。 打就应趁日军尚未完成集结，猛冲汉城，如果汉城守不住，就穿过朝鲜腹地到平壤，再不济，且战且退，退向朝鲜北部，对日军也是一种牵制和扰乱。 对比时间，我们会发现：在聂士成建议提出不久，大清也转向考虑增兵，相同的问题，也在朝廷和李鸿章的谋划、抉择之中。着眼的，也是怎样保全牙山这支清军，并发挥他们的作用。 但是，时机不符，再好的设想也最终归零。在困守牙山中，由于白白丧失了时间，叶志超、聂士成连撤退的时机也没了，向北打的时机，也即将丧失。 等准备战斗的命令到来，他们的作用，也终于无可奈何地化成一个美好的意愿。 ------------ 第十五章主战与主和之争 中国历史上，一到外敌入侵、兵临城下，关键时刻，皇朝内部都会忙着一件事：开会。 哪管他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拼死抵抗。也许将领在战斗激烈的时候，还得问一句：朝廷会开完了吗？ 等吧，战斗有多长，会议就有多长。 还有没等会议开完，敌人已经进城了，连跑都没来得及的。比如有名的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 如果要打仗，就交给武将、交给前方。需要皇上组织大家共同讨论的，一般是一件事：战，还是和？ 大臣一般就会分成两派：主战，还是主和。 大清面临的这次情况比较特殊。特殊之一：敌军远在朝鲜，但朝廷上下就感觉象是战火烧到了京城一样紧张。可能是被1860年的事吓怕了，未雨绸缪，没事当作有事，隐患当作险情，早早就开始讨论了。 讨论比较深入，也堪称深远，个别的还讨论了战败的善后问题。 特殊之二：基本除了主战的，就是既言战、又谋和的。也就是说，好象只有主战一派。 因此我认为，大清实际上在与日本打仗这件事上，思想非常统一。 至于有人说，两派有啊，光绪皇帝带一派，慈禧太后带一派。 那我只能说，慈禧太后开始就没有出来说话。 等慈禧太后出来说话的时候，是说其他的问题了，没有着重说什么战与不战的事。 ------------ 第一节热闹的虚相 依我看来，朝廷上下，基本上是群情激愤，一片言战。言和者，少数之少数，都难称得上“派”。 事情很容易理解：敌人还离得远，喊打，风险小。而且显得自己人品正、胆气足、知恩遇，具有种种的优秀品质。 清朝统治者，除身在前线的官员还能了解形势，后方这帮人，既看不清世界局势，也看不明东亚局势，最后也谈不上战场形势了。 因此，开始的时候，大清朝闻说日本出兵朝鲜，还不是那么敢相信小日本要搞大事。即便图谋不轨，也不过派点兵马过去，“弹压”一下罢了，还能打起大仗来？ 随着局势的发展，小日本还真逼上来了，太气人了！主战派们更是群情激昂，一副“早打、大打”的样子。 这种盲目自大的集体病态下，这种压倒性的语境下，谁言和不言战，谁就是不忠君、不爱国，谁就要回家抱孩子。 孙毓汶，徐用仪，就已经到了回家抱孙子的边缘了。 所以，就算是李鸿章，刚说了句“现在还不是时候”，就被训斥一通，也不敢再明目张胆，说“打不了”。 *——*——*——*——*—— 可是……别看大清的主战派，整天在庙堂之上慷慨陈辞——打，打，大多都是喊喊而已，至于如何打，具体的谋划，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就象今天网上的一些“童子军”，遇事就一片喊打差不多，还动不动就“马踏某处，血洗某处”。 战争，可不是一款游戏。 朝臣中难得有军事素养、能提出些战略、战术的人，则是另一种方式的白话——置身事外，旁观者清，说说而已，就是不愿挽袖子上。 大清除了主战的占主流，如果硬要从中摘出一派，那还有一派很明显：没主意派。 没主意派最大的主意，就是一会跟着这拨人吆喝，一会跟着那拨人吆喝，举手同意、随声附和。 所以大多数书上都提及的“主战、主和”之争，充其量也就是每天一个话题，分成几拨吵上一阵子，散会，明天再来。贯彻始终，吵到了最后，几无宁日。 *——*——*——*——*—— 至于“主战派盲目要求开战，导致大清失败”，这纯粹是个伪命题。 这么说，近似于指责主战派引发了这场战争。 战争不是中国挑起的，中国不存在开战责任问题。 中国是应战。应战还有开战责任，那是不是打了不还手，才好啊？ 不管轻率与否，开战的责任，应该推给日本。 就象古书中所讲：季氏将伐颛臾。孔子的弟子冉有、季路将“季氏将有事于颛臾”推给“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说：“求！无乃尔是过与？……‘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夫子所谓“这特么不是你们的过错吗？”诸如这些指责，与大清这帮看面象就是一副挨揍样子的人挂不上私毫关系。 况且，战争需要的是谋士。而大清朝唯独最不缺的，就是这帮官僚。 官僚们，评论别人一套一套的，说到自己，兴许也能表白一套。 这么怎么怎么不行，那样怎么怎么不对。然后，事情回到原点，重新讨论。该怎么办？一人说完，大家又要相互咬一场，看看日头西斜……永远找不到那个统一的思路。 别看吵吵的欢，我看，只要大清皇帝问一声：谁上？ 保准，朝会就可以结束了。 所以，要是说主战派除了瞎吵吵，实际上帮不上什么忙，倒还接近事实。 要说因为他们轻率开战，而导致战争失败，那纯粹是高看了他们一大截子。 要知道，我们今天才将这顶帽子扣给他们，而当初战败之际，那一帮人还立刻转成了“事后明白派”，将“轻启战端”的帽子扣给了李鸿章呢。 *——*——*——*——*—— 读史书，想看看大清的战争谋划，记录林林总总，看得我头都大了几圈，却总是浑浑沌沌，几乎失去学习的信心。 观点太多，太杂，都难以理出一个主题、一个清晰的线条。 值钱的不多。或者说前线最需要的，作战指导、筹划、运作，寥寥而已。 换句话说，看到的多是没用的虚话，或者是非常正确、却非常没用的废话。抄几句给大家看： “轻于开衅，则兵连祸结，恐无已时；急于求和，则贻患养骄，亦非至计。”词倒是整得象对联一样工整，也不能打，也不能和，这意思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此时舍大张旗鼓，攻其所必救，则朝鲜之事无可望其瓦全。”正确，加十分。知道攻其必救，看来读过孙膑的书。打哪儿，仁川还是直扑东京？不知道。 如果这也算真知灼见，偌大一个大清朝，不知能找出多少。 科举制度考出来的文人，做官样文章倒是有一拼，耍滑头也有一套，一堆大道理，但就是没有急需的措施方案，特别是对战场有指导性的意见。 这样说文人也不对，由文人或者有秀才进士“职称”的文人，而至知兵带兵者，中国历史上不知凡几，兵家鼻祖姜太公，给人拾鞋子的张良，投笔从戎的班超，打得刘备找不着北的陆逊，诸葛亮、司马懿这对老冤家，能诗能战的杜牧，能文能武的范仲淹，能填词也能率三十骑杀入杀出金军大营的辛弃疾……也曾经灿若繁星。连被大清灭了的大明，也能举出一些进士出身的军事家。 大家要是读一下中国的军事思想史，就知道，历代名人辈出，兵法洋洋大观。到大清，能称得上军事家的只有四个，一个林则徐，其余揭暄、王余佑、魏禧三个还是抗击过大清的明朝末年人，勉强算作大清的人了。那时大清已经占了北京了，这些人不过是在南方给大清找了些麻烦，已经无力回天了。 当然，由秀才进士到名将名帅之路，大抵都是在战斗的实践中，见过阵仗、经过风浪，刀口上舔过血的。人非生而知兵，泰山不是一天，啊不对，战将也不是一天炼成的。 不管怎么说，大清倒是胜了大明，“明亡清兴××年”嘛，兴了之后大清文人怎么样了呢，比武不行，比文也没人家厉害啊。在大清奴才的治理下，倒是成了“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了。 曾国藩、李鸿章怎么没被称为军事家呢，可能是，他们始终被认为是文人，也可能是——让他们成名的对手，太弱了！ 就这样，大清，偏偏是不知道战略的人，在指导战术问题。 *——*——*——*——*—— 大清的军事体制下，遥控指挥的，似乎就是那个不知道军事才能多少的光绪皇帝。 中间具体谋划的，好象就李鸿章。 军机处呢，兵部呢？就象是传达室。恐怕不干事还好点，干事就是碍事，甚至坏事。 看看那几个人吧。主管军事战备的军机处大臣，多为庸禄无知之辈。史书记载的情况来看，礼亲王世铎，唯唯喏喏，整日以讨太后欢心为要旨。最能抓权的孙毓汶，除了迎合慈禧外，对外情知之甚少。 不仅无能、无知，而且这帮家伙相当无耻，相当贪。 讲一个故事。1889年，有个学生樊增祥给老师张之洞的一封信（樊增祥致张之洞密札）中讲到，京城公然行贿，没有底线，送银子也是“量身而定”，说“近有一人，引见到京，馈大圣六百（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洨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 这就是一个行贿记录，师徒二人在信中，用的全是代称或外号。你不需要猜，有解释，查查便知。进一步对照解析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军机大臣官员皆知，通信的人略有所指，大家就明白，不明白的也“对号入座”吧，还象模象样地有点“为尊者讳”，或者“保密”意识呢。 这些代号，“大圣”就是指孙毓汶，因为姓孙的嘛，最大的名人当然是孙悟空，“大圣”的官位就当世袭给孙大人了。“相王”就是指礼亲王世铎，亦王亦相，皇帝的孙子也穷到要吃“回扣”了。“洨长”代指许庚身，可能借的是东汉经学家和文字学家许慎名号，他编过一本影响巨大的书《说文解字》，曾经当过洨县的县长，世称为洨长，别无二人，因为晋朝洨县就没了。姓许嘛，与许庚身一家子。至于“北池”，指的是张之万（此人还是张之洞的叔伯兄弟哪）。可能因为张之万是当时著名书画家（毕竟公务员考试得过状元），书精小楷，唐法晋韵，兼擅其胜，和另一外书法家戴熙交情也不浅，并称为“南戴北张”，所以，“北池”者，北面的那个书法家喽。还有“腰系战裙者”，就是武将出身，指的当然是额勒和布。揣测古人之意，真是妙趣不少啊，充满文化感。 看送的数目，孙毓文还是最多的呢，600（单位是两噢），表面上地位最高的亲王世铎300，这已经对亲王相当“尊重”了，因为军机处是孙、许二人最受太后宠信，孙毓文权力最大。不但送银子有等差，接银子的人行为、态度也有等差，有的当面收下，已经非常平常了，有的代为转交，然后代转谢意，有的就当面收下，还要连连道谢。呵，真是形象生动。 送礼人没考虑额勒和布，都没上门去。看来他还真是为官清廉自守的，估计在那帮文人当中，他也说不上话，被边缘化了。史书上也说额勒和布喜欢沉默，不管事，有人评价他“木讷寡言，伴食而已”，型男就是这么炼成的吗？我真怀疑他这个武将是怎么混起来的。军机大臣不说话，不办事，不就是个灶王爷画像吗——你说他不行吧，他是“一家之主”，说他行吧，他又不管事。 这就是光绪的“参谋指挥班子”。不，是慈禧太后给配的“参谋指挥班子”。 *——*——*——*——*—— 甲午战争当中，整个大清指挥体系落后、低效，不是表现于一时，是兢兢业业、锲而不舍、贯彻始终。 该出来作主、指挥的，不断不决。 两国相争、兵锋相见，这么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清朝廷却让大臣们展开“大讨论”，广泛听取意见。因为有人给朝廷提意见，说这么大个事，一定要讨论讨论，“饬下廷臣密议，广集群策，独运宸谟（专指帝王独自运用权威谋略），计必出于万全，事无持夫两可。”意思是让大家都说说，必须广泛听取意见，皇上再拍板定调，那样才能想得周全，不能老是这样也行，那样也行。 好，有道理，问题找到了，那就改正。然后，就开始广泛征求意见。 然后，“大讨论”就变成了“大鸣大放”。 人人发言，个个表态。 公开讨论，不加遮掩。 不怕没招法，就怕没想法。 不怕敌人知道，就怕敌人不知道。 与日本战时大本营的高效率相比，差的，正好就是“一胜一负”之间的距离。 *——*——*——*——*—— 封建王朝的历朝历代，对武将始终又不不信任、又得依靠，用了也是防而又防。清朝同样也是“以文制武”，有提督，有将军，但兵权最后握在巡抚、总督这些文官之手，带兵者不知兵事，拿什么取胜？ 况且地方督抚也被隔离在外，包括靠打仗出身的总督、巡抚。 要说他们不关心战局，那是不公允的。虽然他们也纷纷上书，但就好似被隔绝在这场战争之外。 李鸿章的老哥们，湖广总督张之洞还是打电报给津海关道盛宣怀，打探朝廷意思：“日来情形如何？内意及傅相意若何？”云云。 内意及傅相意——问得真准。主战主和，拿意见的还是皇上和皇上的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 ------------ 第二节权力之争的真相（上集） 但主战、主和既然闹得很象样子，乱像之下，必有其内在的东西，真正的东西。 就如同热闹的背后，有戏看，冒泡的水面下，有泉眼。 主战派中有一个“圈子”逐渐就会浮出，除去为大清的安危这个堂皇的理由，那只有一个深刻的秘密。 别忘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帝党。 *——*——*——*——*——*—— 宫廷的政治斗争，向来是封建王朝的重头戏。大家查查，大清一朝，留下了多少疑案、多少“迷案”，就知道它有多剧烈了。 说个笑话，皇帝的家务事也很闹腾。再看看电视剧中的“宫斗戏”，那一帮女人围着一个男人，个个出手那个阴险、那个狠辣，整得皇宫内院春光盈盈、寒气逼人。可惜了这些人才，要是都掺合掺合军机大事，一部大清史，那得多波澜壮阔啊？ 慈禧能从后宫脱颖而出、直达朝堂，执掌朝政几十年，岂是等闲之辈？一上来就是血流成河的节奏。 前边，朝廷被“八大臣”掌了权，被冷落的奕?一帮人与不知满足的太后联合起来，一鼓而下，成功上了位。 奕?也不是太后的死党，剪除“八大臣”之后，两下分了，里外保持了几十年的平衡。 后来，虽然围绕慈禧的有那么一些人，但还没被叫做“后党”。和他对面斗争的奕?那群人，也没有叫做什么“小叔党”。 再后来，太后说是归政，准备安享晚年的时候，然而、竟然，却出来了一个“后党”。 整得最明白的是光绪的老爸——奕譞，第一个上表，恳求太后继续“训政”，凡有家国大事，还要请示太后才算数，太后再三推辞经不住再四相请，为大清江山社稷考虑，勉为其难了。糊里糊涂的是光绪，见了太后就打哆嗦，看不见了就抖擞。精明的和以为自己精明的，是围到他身边的那帮人。 光绪这伙人被人称为帝党，相应的，依靠太后讨生活的人就成了后党。 不过后党那帮人，人品、能力，可不怎么的，名声也越来越坏。 不管日本在那边怎么闹腾，大清的内政恰好面临一个节点：太后“归政”、皇上“亲政”，将是许多人权力升降、命运沉浮的分野。 “杆子”都拉起来了，双方各已占据山头就位，就看谁打出这第一枪。 甲午，又成了帝党和后党的斗争战场。 *——*——*——*——*——*—— 首先，战事的安排涉及权力。 战事的发展和结果，决定着权力转移。 排挤，打压，攻击。在战场之外的最核心的“战场”，早已展开。 朝廷中枢开始，对慈禧配的“参谋班子”，光绪终于忍受不了了，往军机处掺沙子、钉钉子，最后直接撤掉孙毓汶、徐用仪，换人！ 可换人也一样，还是改变不了什么。 而且，换掉孙、徐，还被人（包括当时的人，后来的人）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后党。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因为选人，会导致战争失败的悲剧。因为战败，又引发权力洗牌的闹剧。 闹剧的戏台上，个人和集团，或喜或悲，但对大清朝来讲，对中国来讲，都是一场悲剧，毫无悬念的悲剧。 这场悲剧中，本来感觉没什么关系，而且就要与日本人展开血战的淮军，却头一个中枪了。这才是最真正的“躺枪”呢。 *——*——*——*——*——*—— 高声喊打的主战派，对敢言和者口诛笔伐、唾沫交加的主战派，动机怎样不单纯？ 直到我看到有关记录，才沉重地发现一些很不愿发现的秘密，才知道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看下边几段（我试着翻译了一下）： “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新科状元张季直就是张骞，前边提到过，跟随吴长庆做幕僚，到过朝鲜的。这位晚清名人科举考试却十分不得意，命运不济，复考了一次又一次，总是阴差阳错，终于在41岁时，被极力向光绪推荐，点为第一名。他本来就有点硬气，加上新点状元，老青年意气又上来了，在常熟面前慷慨陈词：日本蕞尔小国，哪够打一顿的。不打他个满地找牙，不足以让他知道厉害。常熟深为赞许，于是也一力主战。 “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者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合肥上奏，说不可轻易开战，被皇上骂了。我从天津回到北京，因觉得我本是常熟的座上常客，给过我不少欣赏恩遇，就借这个面子去见他，也劝他不要主张开战，别把事情闹大了。谁知常熟不以为然，还笑我书生胆小。 “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我说，“临事而惧”（遇事要知道有所害怕，保持小心谨慎），古有明训，岂可仗着胆大，轻易尝试。况且我们装备战法，没一样比人行，还是不要太草率的好。常熟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平了那么多内乱，现在北洋海陆两军，办得如火如荼，怎么能说不堪一战呢？ “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余见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复与语，兴辞而出。”——我又说，知己知彼，才可指望百战百胜。现在明明都知道我们不如人家，就应该避避锋芒，哪还指望获胜？常熟说，我正想试试它顶事不顶事，也好整治整治他！ 看吧：正想试试它顶事不顶事，也好整治整治他。 对，就是这个意思。 常熟者谁？翁同龢。合肥者谁？李鸿章。 谁写的？ 翁同龢的弟子王伯恭，在他写的《蜷庐随笔》中。 这段文字，彻底明白地记下了甲午未开战前翁同龢的真实想法，应该比较可信。 除了“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的盲目自信外，“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才是翁同龢的真正关心的另一处所在。 回想以前翁师傅在经费上卡北洋的脖子，应该是两相照应、互为验证了吧。可叹北洋！ *——*——*——*——*——*—— 这里点出了一个秘密：抱着看好戏然后整肃淮系北洋的目的，正是光绪的帝党所抱的想法之一。 李鸿章是大家眼中不折不扣的“后党中坚”，不打击他，还打击谁。 李鸿章一手培养起来的淮系军队，却是大家眼中的绝美目标。 翁师傅口中所谓“整顿”，实际不是整垮，而是借机整掉淮系将领，换上自己系统的可靠人员，掌控北洋这个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巩固光绪和帝党的地位。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这个奇怪的景象： 翁师傅本来对战胜丝毫没底，左右游移，从内心里也紧盼着李鸿章的外交能成事。朝堂上吵完了，晚上就找自己的弟子汇报李鸿章的外交进展情况。 身为军机大臣，让他拿个决策，都拿不出来，光绪让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合研究如何打仗，议了一天一夜，竟然是：议无所决。 一直到7月18日，终于弄出了一个决策建议： “倭人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说，日本人派了大军入朝，久久不撤，交涉协调至今不成，不得不抓紧筹划作战，这也是必须的。——这是绝对的废话。 “此次派兵前往，先以护商为名，不明言与倭失和，稍留余地，以观动静。……”说，要打着护商的旗号再派兵去，留下点余地。——还是不放弃幻想。 “现在倭兵在韩颇肆猖獗，而英使在京仍进和商之说，我既预备战事，如倭人果有悔祸之心，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说，拿大兵一压，日本人可能就有悔祸之心，老老实实谈和了。——出兵主要是压，而不是打。 “盖国家不得已而用兵，必须谋出完全。……刻下各国皆愿调停，而英人尤为著力，……我若遽行拒绝，恐英将暗助倭人，资以船械，势焰益张。”说，国家不得已才用兵，必须想周全，这个周全就是考虑其它国家的反应。还是先看看各国调停情况。尤其是英国人，不希望中日开战。要是我们拒绝了英国人的调停，先开战的话，说不定英国人生气，会暗中帮助日本。——居然还有这种理论？还是不敢打。 “且兵端一起，久暂难定。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难为继，此皆不可不虑者也。然果事至无可收束，则亦利钝有所勿计。”说，一打必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中国沿海这么大，不好防备，经费紧张，筹款不易，都需要考虑。——强调了很多困难，最末了又硬起来了，说如果事情真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那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这也算个出兵的方策吗？ 奇怪的是，拿不出个可行的方案，大清就要开战。 所以，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帝党一帮人，就如此轻率地——“主张开战”了。 ------------ 第三节难为李鸿章 也真难为了李鸿章。 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伴着各种身份带来的尴尬，勉力支撑。 因为诸多头衔在身，有的还不一定好使，但职责、任务却实实在在地、并不和谐地压在头上。 北洋大臣——总理衙门的实际处办者。一直被有些人认为，作为外交部门、总理衙门的下级，却好象是北洋在给总署那边下指示。权力是有了，面子也不小，却不得不奔走呼号在对外交涉的舞台中心，四处作揖说好话。谁让李大人地头熟，谁让洋人都只认他，不认总署呢？ 北洋大臣——北洋海军——海军“具体负责人”。你能调动，你能指挥，就指挥着上啊。海军是大清的，也是李大人的心血，是李大人的根基。如同含辛茹苦拉扯大，难道轻易就失掉吗？ 直隶总督——军机大臣（间或）。远处前线，则左支右绌、调动不畅，高居庙堂，则中枢失灵、调度失措。是进亦忧，退亦不妙。 淮军统帅——对日战争的实际指挥者。虽然有皇帝的授权，大多时候，这个“总指挥”是大家不愿揽的活，李鸿章又更多的被其它部队当成淮军的总指挥，仅仅是因为皇上一道谕旨，调的是淮军，自然而然就是你上了。 后党重臣…… 当然这个属于“被认为是”。只所以“被认为”，也因为李鸿章确实还在琢磨太后的心思。估计恰逢太后60大寿，一定想过个太平庆典，不希望打起来，这一点也被李大人算准了（其他的聪明人也能看清这一点）。 但有一点往往被忽略，就是李鸿章何时向太后靠拢？ 弄清这个问题很关键。 因为我也曾经看到，李鸿章面对动荡的时局，竭尽小心地维持，也曾经期待小皇帝亲政，对他能改变世事抱有极大的希望，他在一封信中的话“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不知能否不生他变。焦悚莫名”，多少体现了这段殷殷忠心。但是，什么时候起，就变成曾经了？ 所谓靠拢太后，是奕?这位老上级、也是“洋务运动”老战友失势以后。具体应在修颐和园的过程中，李鸿章才通过配合奕譞的工作，表现出对太后修园子的支持。 而且有一段时间，李鸿章还耍过态度，对奕譞商量向北洋“借钱”的事，冷冷地回以“我这里也缺钱，请王爷从别的地方另想办法”。后来，等到奕譞再向李鸿章商量向各省摊派“特别捐税”，李鸿章突然转变了，变得非常支持。 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原因：李鸿章听说“存入银行生息，本金拿来购舰”，一见有利可图，马上答应了。 所以，李鸿章的转变，有多种原因。至少，极有可能是势单力孤，想要抓住奕譞这棵大树，为自己挡风遮雨。同时，搞好与这位海军领导人的关系，有利于为北洋谋“发展”。另外，就是直接的“有利可图”。 既然奕譞是太后的红人，与他走近一点，疏通与太后的关系，同时也偶尔亲自向太后示示好，又有何不可呢？ 而且，奕譞确实支持了北洋舰队，拨船、拨钱上，给了种种条件。他们还一起干了很多“好人好事”，比如操持了修铁路、建海军码头。 弄清时间，有助于我们具体分析原因（有一贯的倾向，也有偶然的因素，必须因时因地而视），弄清原因，能更好地找准他的动机。 弄清动机，很重要。 以李鸿章的作派、思想，再加上动机，于是我相信，他肯定把这当成“智慧”，而不是软弱。 事情，也就不是看上去的那个样子。 ——*——*——*——*——*—— 所以，太后——皇上——李鸿章之间，不是单纯的选哪边站的问题。实情更象是，李鸿章玩弄的，是尽可能地把握与太后和皇上之间的距离，形成“三角关系”。 投向某人的怀抱，还没到那程度。别说小皇帝，李鸿章干什么事的时候，也没有非得先经他批准，以李鸿章的地位和重量，偶尔也敢说几句真话，呛一下太后。至于向哪一边偏一下，全看李大人权衡之后来定。 甲午年也是这样。仔细翻阅皇上的旨意和李鸿章的命令之间，就会发现总有一些出入存在，有时是你说“就这样吧”，我不说不行，我说“再看看”；有时是你说“就这样”，我说“按皇上的意思，另外还要怎样怎样”，有时明显，有时隐隐，总要搞个变通。 所以，才会出现皇上要舰队出去，李鸿章说静守，或者有时派个三艘两艘，略显威力。以至于皇上在电谕中，经常用上严厉的话语和词藻，都已经急了。 这些在大家看来，好象是“拿到了太后的什么指示，就不拿皇上当回事”一样。实际上，开始太后根本就没有说话。 很多时候，太后这根拐杖，是被李鸿章大人巧妙地利用了。 此时的“和”“战”斗争中，李鸿章被内外相加、逼得鸡飞狗跳。有相当的可能，聪明的李大人倒是盼着太后出来说句话。他还指望利用太后的影响，只要一句话，就能为自己的“保和局”扫清场子。 就象，中法起战争时候那个样子的一句话。 但太后开始偏偏不说话。 等日本人送来“第二次绝交书”，太后被惹急了，又传谕“同意开战”，命令对日本人“不准有示弱语”。 完了。 “斗争会”基本结束，不打也得打了。 李鸿章想到了开头，没有想到结尾。也怪日本人逼得太紧了。 ——*——*——*——*——*—— 以上，是李鸿章的微妙处境。 其实，这最主要的问题，却不是谁想打、谁不想打，是能不能打。 我理解李大人的苦处。 说李鸿章是“一人敌一国”，这话未免有点夸张。 指挥不畅，调动不动，这是全国性问题。李大人动别人手下的一兵一卒，都要向皇上打报告，向别人借。记录里边经常出现的“电商”二字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那是发电报商议、请求，而不是网上购物。 况且，有时皇上也不一定完全调得动。 所以，说“大清以一隅对一国”，才是真的。 但李鸿章清楚地知道，自己已身处漩涡中心，是挣脱不掉了。 如果打，胜，则已，不胜，唯你是问。 一国之失，谁承担得了？ ——*——*——*——*——*—— 我也理解李大人的难处。 所谓“国难思良将”，此时才能痛切感受到。 御史种德祥上书直言，忧虑北洋陆军不可恃，想战而不可能。“臣独不能不长虑而却顾，何也？北洋水陆诸将，即使尚有可恃，亦必不堪疲于独战，况未必可恃乎？其势将不得不搜起宿将。然所号宿将者，臣夙知之矣：名位已极，家实已厚，精气久耗于利欲，而勇悍非复其往时，仍泯然庸众人耳。”[《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意思是，如果北洋一军独撑，疲于争战，形势危险。况且老将们官大了，家富了，利欲熏心、锐气消减，实在无法依靠。 这是一句真话。真是戮到了李鸿章的脸面上。 当然，也说出了李鸿章的心理话。 他有痛处，也有难处！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也曾经说过“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 前者派军牙山，李鸿章已经感受很深。对淮军今不如昔的状况，还有自己的忧虑，也在他给哥哥李瀚章的信中，道得明明白白。 有一个比较确切的记载，李鸿章曾再三想请刘铭传，这位硕果仅存的老将出来挂帅。报告都打到皇上那儿去了，但是，没有达成。 至于具体原因，就不好下确切的结论了。 也许是因为顾忌刘铭传，李大人最终自己放弃了？这是有可能的。当年张树声没吭气，李鸿章是怎么对待他的，别人也清楚，有此前鉴，大概也不会有人再来听老领导忽悠了。刘铭传跟李鸿章本来不那么和睦，也是较早地与李鸿章“分道”的淮军将领。个人的成见，绝大多数时候是影响合作大计的。 更或者，因为刘铭传对李大人“任人唯亲”、为同乡故旧谋利益的“选人之道”甚为惊谔，曾经当面提出异议，也曾对淮系同僚“非议”，或许真的象文章上讲的，刘铭传早就看准了李大人用的那些将领遇战必败，就是不想被拉下水去，才主动推脱避祸，以防止“身与北洋同败”。 还有，一说刘铭传接到圣旨，拒绝赴任，说了一大堆理由，最后表示自己得病了，需要休养，就这样想法推脱掉了。私下里，他却发牢骚，说自己是封疆大吏，朝廷呼来唤往，象对待一个普通将领，太不给自己面子。这或许是实情，实在讲，已经做了大官了，现在要再去当一个没有实权没有油水、只有风险的前线指挥官，还要再次跑到李鸿章手下，谁也不愿干这傻事。再说，以前跟法国打仗，李鸿章不也推三阻四过吗？ 所以有人说，如果皇上诚恳相请，晓以民族大义，极有正义感和民族意识的刘铭传，或许能义无反顾，承担这个重任。 可能吗？ 这里，还有一个更加接近真实的原因。我更为相信：刘铭传早已洞悉时局，知道这场战争开局并不会顺利，甚至失败。他也看出朝廷实际并不想打仗，更不想打持久战。他断定朝廷很快就会议和，极有可能在失利的局面下议和。那样，开局的不利将永远没有翻盘的机会，失利的责任谁来负？还是主帅。 他是不会去当这个“冤大头”的。这些，李鸿章肯定也知道，但李鸿章已经“责无旁贷”地卷进去了，他却还在“岸上”，趁早置之事外，绝对不去趟这趟混水。 不错，刘铭传是名将，也是一员战将。但朝廷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谁不先考虑一下利害关系呢？ 于是，我们在以后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甲午战争，日军几乎一批人一仗一仗打到底，而我们换将的频率，比部队换阵地还要勤。 ——*——*——*——*——*—— 所以，李鸿章的痛苦无法言说。 非不敢战，实不能战。只有他最清楚，却不能说。一说，皇上震怒，其他人也加以讽刺。而且，还抓住话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谁让自己多报喜，少报忧，吹牛吹大了呢？前一阵还说“观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可动摇之势”。 后来就有人指问——“然北洋海陆全军，缓急足恃与否？渤海门户，深固不摇与否？” 有人干脆辛辣讥讽，大加揭批——恭读嘉奖李鸿章和北洋的上谕，说李鸿章建设北洋，校阅各营，“技术纯熟，行阵整齐，各海口炮台船坞，亦一律坚固，办理渐著成效”，还要加以奖励，让我们大家向你学习，啊，但是，“伏读之下，方欣武备修举，可恃以镇靖海氛，乃区区一日本，而亦避退不遑，且欲求他国，然则前奏之粉饰欺妄，百喙何以自解？”刚刚还欣喜这下可天下太平了，没想到一个小日本就把你吓住了，还想拉外国来撑腰，就算你有一百张嘴，怎么解释清楚？ 确实是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了。 ——*——*——*——*——*—— 说也不能说，没法说。 不能打也得打，无人替代自己“背黑锅”。 况且，还有人等着看笑话，等着整顿自己。 李鸿章，战也是罪，不战也是罪。 他，还有很多人，已经注定要被这场战争拖入深渊。 ------------ 第一节战略目标超越朝鲜 甲午战争，有重要一环不可或缺，也是我在读史之中有些困惑，决定要弄清楚的。 即：一个旅团的军事行动，何时打成了两个军、四个师团的规模？日军何时决定攻击大清本土？ 这个环节，史书基本是采取“跳越”式或“自然过渡”式的记录，连其中的形势变化、决策过程一概略过不提，以至于给人留下的印象好象战争就是这么自然而然扩大的。 这就留下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 战争为什么升级、日本何时决定扩大战争、如何谋划的？要还原真相，这个事情不能不弄清楚。 而且如果错过这一节，就错过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日本海军争着要演“一号”。 ——*——*——*——*——*—— 涉及比较深入的资料本身有限，观点也就两种，一个认为是开始前即已经确定，另一个认为是开战后。 至于后一个观点的具体时间节点，有的认为是丰岛海战后，有的认为是牙山之战后，还有的认为是拿下平壤之后。 反复思考，我觉得，从军事常识角度讲，可以作一个判断。 对于战争问题的分析，必须区分战略和战术行动，行动方案。 按程序和责任，首先，内阁定下出兵朝鲜的决心（6月2日已经做出）。 下一步就是明确战略目标，制定作战方案。 这应该由参谋本部（还应加海军的参谋部或说海军军令部）负责。先前“三人组合”那种方式，有一种先例。但今后，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将担任主角。至于还给不给内阁报告、批准，那已经不一定了。参谋本部早就独立了，就在此前一年，海军参谋部也如愿以偿，脱离了海军大臣。这已经够让内阁不安的了，日本还有一个“战时大本营”制度。此前的6月5日，大本营也已经成立，对外战争问题有权独立负责，并直接对天皇报告。为了保证内阁还有点参与和发言权，政治强人伊藤博文硬挤进了战时大本营。这也成为特例，此后的首相，也被感觉不舒服的大本营踢了出去。 再下一步，按照战略目标和总体作战方案，制定具体的计划或分阶段方案。 这一步，则完全由军队独立负责了。从参谋本部以下各级制定，报上级批准，最高报到参谋本部。其它人，无从插手。至于行动过火，惹出外交乱子，才用得上外务省——当“灭火队”去吧。 ——*——*——*——*——*—— 计划必须视军事行动结果和下步需要而定。而军事行动，我认定按日本人目前的实力，只能是打打看看、逐步升级。从小打开始，打到准备征服整个大清朝这么大规模。 到此为止，就达成整个对清战争的总体战略目标了。 前边，分析“三人组”的方策，我们会发现，目标其实没有后来的那么大。那仅仅相当于一个在朝鲜挑起战争、然后进占朝鲜的方案。6月4日（大本营成立前一天）经内阁通过，根据这个方案，日本已经初步完成了在朝鲜的部署，完全占据了有利地位。 而陆、海军的准备工作，没有仅仅局限于这个方案，而是大大地超出。这说明，军队的野心、军队的胃口，远远不止是朝鲜。 所以可以相信，对清作战的方案，军队已经进一步讨论成型，至少也是个新的预案，只需在适当的时机向天皇全盘端出。 最适当的时机，就是形势向日本倾斜，扩大已有成果的有利时机。 ——*——*——*——*——*—— 既然各国已经“闭嘴”，各自回家关门闭户，强盗就可以明火执杖上街了。 确认后退的路也已经考虑到，胜了什么都好说，即使战败，也可以请列强出来调停，结束战争，所以，也不必担心后顾之忧了。 况且，战场布局已经完成，大清将自己陷入“外交泥潭”，军事上仍然没有做出有力反应。 日本帝国决心与大清一战的胆量空前增大。 作为外交协调成功的标志性成果——与英国签订条约的第二天，即7月17日，天皇立刻现身，参加了大本营举行的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通过了作战方案。 请记住这一天。 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天皇和皇军们就不再围绕驻朝清军废话，而是直接将战略目标越过朝鲜，指向清国内陆！ 整天磨刀霍霍、急于发硎新试、为帝国建立功业的大日本帝国陆海军经过一番争吵，终于敲定了对清作战方略。 “作战大方针”是—— 主力在山海关附近登陆，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北京。 （因为解决朝鲜问题，根本在于对清作战。 陆军十分清楚，要确保朝鲜，进攻就不能止于朝鲜。） 拟定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 第一阶段：首先派陆军第五师团进占朝鲜，钳制和击败在朝清军；海军则以联合舰队击破中国北洋舰队，迅速夺取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 第二阶段，陆军设定三案：第一，如海军主力决战获胜，则将陆军主力输送至渤海湾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第二，如果海上决战胜负不分，中日双方均未掌握制海权，就用陆军主力侵占整个朝鲜；第三、如果海上决战失败，清军控制制海权，本国又受威胁，则尽力援助在朝陆军，而把陆军主力留守本土，以防清军反攻。 三案的区别，在于海上作战成果。 陆军的意图中，如果海军胜，则进军清国，败，则据守朝鲜。不论海军作战成败，朝鲜都是必须确保的目标。 最远的目标，指向直隶平原——决战地域放在天津保定地区。 这个目标，与基本（或说最低目标）相比，跨越太大了，远不是最初的“三人组”策案中设计的样子。实际上，它都已经超出了内阁的想象。可见，皇军的雄心膨胀有多大。 当然，这个目标后来被修改了。原因，是第一阶段的作战效果。 ——*——*——*——*——*—— 从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发现，从一开始，日军就没有以战领地盘为目标“攻占并确保之”，而是吸引清军主力实行“决战并消灭之”。从指导思想上，日本陆军已经掌握了机动作战的精髓。 日本人敢拿自己举国的6万多兵力，与大清国90万陆军对阵，勇气绝对可嘉，但是也绝对有自己的精确盘算： 清国兵力分散，分兵把守。可用于机动的有战斗力的，按日军计算，不过5万。日军机动作战，完全可以在局部战场上形成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是不可能持久的。 所以，仔细研究这个计划（从它的目标和行动），会发现——它的成功必须是建立在速决的基础之上的。而日军这个计划的缺陷恰恰有一点没有盘算上：时间。 实际上，决定日军成败的关键因素，将是时间。在此后的作战实施当中，这一致命因素将会凸显出来，扼住日军的脖子。 政府有人就预感到了这个缺陷——伊藤博文，而且他已经感到明显不安和担忧。 ——*——*——*——*——*—— 在这次会议上，海军明确表达意见并成功加入了决策：他们有自己的首要目标——消灭（或击退）北洋舰队。其次，才是护航、运兵。 因为，只有消灭北洋舰队，或把北洋舰人从海上赶走，夺得制海权，才有海上运输的安全。从这一点上说，日本海军在战略上触到了海上作战的要领。 为实现这一目标，只能先独立于陆军，实施海军的舰队战役对决。 海军需要腾出手去，彻底、一劳永逸地解除来自大清舰队的威胁。在完成夺取制海权任务之前，陆军必须在海上运输线近乎暴露的情况下输送兵力，完成登陆，并自己克服后勤补给等各种困难，几乎等于是独自作战。 为实施舰队决战，日本还必须将几乎能用的海军力量集中使用，编成联合舰队，以对北洋海军形成优势。 海军这一计划的冒险之处，或者说不确定因素，就是清国几大舰队会不会也联合起来，组成一支舰队，集中使用；或者实施联合作战，从不同的方向发起攻击。如果夹击日本舰队，或分兵攻击日本前期的脆弱的海上运输线，甚至直接攻向兵力空虚的日本本土，海军将陷入两难——集中兵力，就无法他顾；分兵阻挡，则战略目标就落空。 归于一点，日本将无法分兵招架。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决定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仍然是时间。 所以，必须实施突袭，以达成突然性，并力争一击奏功，实现速胜。而后，才有机会和能力，转向别处。 ——*——*——*——*——*—— 制定计划的过程，并不轻松。 首先，从前面分析就会感觉到，它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日本陆海军实力如何，没有实战检验过，大清到底如何，也是建立在预测基础之上。总之，都接近于是未知数。而且，战争这种最剧烈的对抗，还有无法想象的偶然和意外。 倾全国之力与大清作战，胜败在此一举，国运也在此一战，兴衰成败，后果不能不考虑。 别看热情很高涨，真到了制定计划，往往越考虑、越细致，胆子越小。我相信很多可能发生的战争，都在计划、计算中，悄悄地收住了呼之欲出的“心魔”。 但最终，日本决定赌上国运，与大清赌上一把。 然后，怎么个出牌法，陆海军在兵力使用上、任务分配上，出现了分歧。 按最初陆军的设想，海军需要先以最大的力量来保证航渡和安全，然后在朝鲜海岸警戒，保证陆军顺利、安全地发起作战，完成攻击。 陆军当然习惯了以“老大”自居的，但海军却不想再当“老二”。这次作战任务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谁当老大，并在最终战果上决定谁当老。况且，作战原则问题，也决定不能按陆军的安排办。不那么办，才有机会当老大。 好，逻辑上就是这样。海军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度和陆军发生了争执。 但海军最后说服了陆军。 山本权兵卫，海军省官房主事（办公厅主任），大佐，在参加会议时，不顾自己身份不够格，勇敢站了出来，指出了陆军为主制定的计划的先天重大缺陷，提出了“海军独立作战、首先决战于海上”的意见。 说服陆军并不难，只需问问陆军，是想永远在朝鲜东海岸运兵，还是放任大清往朝鲜西海岸运兵而不管？ 一下就明白了。军事博奕就是这样，追求最大收益，也争取最小风险。显然，真要双方陆军都跑到朝鲜摆战场，日本陆军真要冒更大风险。 有勇气。这个出身萨摩藩的小字辈，敢当着这么多大老的面，站出来指摘陆军川长次长了。 开眼。陆军还是第一次听到“制海是根本”这个理论。 佩服。这个方案比陆军那个更富冒险精神，更具有日本人好赌的性格。反思一下也脸红：陆军是不是太害怕海洋上的行军了？ ——*——*——*——*——*—— 当然，除了战略思想上让陆军心悦诚服的原因，还有天皇“圣断”的功劳。 天皇不但支持了击败大清海军的决策，为保证决策实施，还临阵换将，进行了海军人事的调整。 当时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海军中将认为日本海军与中国海军相比不占优势，一旦开战没有取胜的充分把握，因而主张“日本舰队取守势运动”。 话音未落，天皇立刻下令，让中牟田“下课”。 而后，天皇发布特旨，恢复枢密顾问官、预备役中将桦山资纪的现役，取代中牟田仓之助出任海军军令部长，作为大本营重要成员参与甲午战争的决策和指挥。 桦山资纪，前边1874年积极建议攻台，并先期潜入台湾侦察的那个桦山资纪。1837年生于鹿儿岛，旧军队出身。还是一个营级干部时，就敢于积极要求并跑到台湾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家伙的脾性。1884年由陆军少将转为海军少将，1890年任海军大臣，任上大力推进海军扩军备战计划。 就是他因海军经费预算问题，大闹国会。 桦山资纪一向强烈反对在战略上取守势，多次向明治天皇建议把日本海军舰只全部集中使用，组成强有力的联合舰队，向中国海军发动进攻，将其打败，夺取制海权。 这些主张，非常对睦仁的心思，“甚得朕心”。 桦山资纪接受钦命，当天立即奔赴日本军港佐世保，将日本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将常备舰队、西海舰队和所有船只集结起来，组成联合舰队。 伊东祐亨由常备舰队司令官提拔为联合舰队司令官。 看见没，我说过，政府和海军方面，是早就策划好了的。 ------------ 第二节外交公使负责挑起战端 大鸟公使在袁世凯离开之后，7月19日便得到了这个消息。 据在仁川的村木少佐向大本营报告，清国朝鲜代表袁世凯未通知各国公使馆，深夜秘密从京城出发前往仁川，换乘本国军舰归国。 无法判断，袁世凯是否真回国调兵去了。 也许是恐惧战事，临阵脱逃，也非常可能。 但若袁世凯此时归国搬兵，显然不是什么利好的消息。 日本决心不再等了，决定赶在前面，单方面采取行动。 ——*——*——*－*——*—— 接下来的日子，每天的行动，一切都是快节奏的。 大鸟圭介接到日本当局的紧急授权命令，立即行动起来。 他带领公使馆官员闯入朝鲜外务衙门，向外务督办赵秉稷提出强硬无理要求： 日本帝国要求朝鲜政府，对下述4项要求，必须在7月22日以前做出答复：（1）同意日本政府自己架设汉城至釜山之间的军用电线；（2）根据《济物浦条约》，朝鲜政府立即为日军修建兵营；（3）驻牙山的中国军队师出无名，应速使其撤退；（4）废除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清韩水陆贸易章程》等一系列清韩条约。 这哪是平等的国与国关系，这就是皇帝对“儿皇帝”的命令。 不等张口结舌、一脸苦相的赵秉稷说出话来，大鸟就威胁说： “逾期不答，日本就采取断然措施！” 这个外交通牒，关键在第3条——驱逐清军。 日本人的阴险毒辣实在透顶。 这一要求，还是迫使朝鲜政府出面去做——人是你请来的，现在由你把人请出去。即使请不出去，也能借朝鲜的口，消除掉清军继续驻兵的正当性。 然后，这桌“酒席”就有戏剧性了，“不请自来”的占了主位，原先请来的主客坐在下位，还有可能站到门外。日本可以再在军事上施压，或对清军发动攻击，并能规避开战责任。 至于第1条，则象是无关紧要。 其实不然。 大鸟圭介完全是站在军队的角度考虑问题。开战的第一要务是保持电讯畅通，而汉城与釜山间的电话早已不能使用，陆军只得借助海军汽船进行通讯联络，极不方便。这一条，就是保证日本军队在朝鲜国土上敷设通信电线时，不能受到朝鲜人的阻挠。 作为公使，在挑起事端的通牒上，仍然认真细致地深入考虑到战术细节，首先想到为军队解决通信问题，真是尽职尽责的典范！ ——*——*——*－*——*—— 大鸟真正的细致和尽责，还不在这里。 提出这个通牒，就有被拒绝的可能。 有被拒绝的可能，大鸟这个外交人才就已经想好一套绝佳的方案。 甚至就没指望朝鲜国王会按自己的这套方案办，所以大鸟等的是实行自己的另一套方案。 一切都已经策划周密。 ——*——*——*－*——*—— 在提出通牒之前的7月18日，大鸟已准备包围王宫，只是顾忌引起外交纷争，陆奥外相嘱其“作战行动需谨慎不得妄动”，大鸟还是先控制了王宫及京城外围。 如不服从，便武力胁迫他服从。 这是大鸟的第一方案。 7月22日，面对日本的最后通牒，朝鲜国王和政府只得回复大鸟：朝鲜同意放弃清国属国论，并已经向清国驻朝鲜临时代办唐绍仪提出了撤军要求。 但是，大鸟主意忽然变了。 大鸟指责这个答复只是口头应付，朝鲜政府内心其实仍然承认属国论，此答复不能算数！ 人才。真是人才。 读史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有部电影里强人胁迫弱者的镜头： 服了吗？——服了。 我看你口服心不服啊。——真的是服了，口服心服！ 不对！你眼睛不服！——…… 何况，大鸟不傻，清军根本就没有撤退的迹象嘛！ 大鸟终于露出战争狂人的真面目。 7月23日，日本规定的期限已过。 此日凌晨3时，大鸟命令早已部署在王宫附近的混成旅团向王宫发起攻击。 朝鲜王宫卫队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但仓促应战，战斗力又不济，很快便被从各城门进攻的日军打垮，朝鲜卫队战死40余人，余者投降。日军从卫队手中缴获大炮30门、枪械2000支，仅付出了死1人、伤1人的代价。 6时20分，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宫。 仅仅3个多小时，前边算上日本人穿衣服、整队，后边加上大鸟洗把脸吃早饭，猛劲凑巴凑巴也不到一日，朝鲜历史上号称的“日朝战争”，便告结束！ 朝鲜王宫养的这些卫队，好象用处就是亨用大米白饭的，总是这么不顶事，一触即溃，连个象样的战斗都算不上。从缴获来看，人马也不少，肯定有什么原因吧，象内部出了问题？ 没错。有日本人的内应。 大鸟敢带几百人抄国王的家，还能成事，还多亏了朝鲜的“亲日派”——有资料记载的金嘉镇、安駉寿、俞吉濬、赵羲渊、金鹤羽、权滢镇等，这帮被日本收买的家伙，甚至被指为“日本党”。大鸟提出的内政改革，也有这帮人在其中“积极展开运动”。 ——*——*——*－*——*—— 大鸟带领日军占领朝鲜王宫，囚禁了朝鲜国王。 日军在宫中也四处行凶杀人，以残忍的手段，一一清除亲清派官员。 这些血腥残暴行为，都是为了威胁朝鲜国王下达两条御旨，一是把国政大权交给国王的父亲大院君，由其组织傀儡政府；二是授权日军代朝鲜驱逐清军。 这次，大鸟又把大院君找出来了。 什么原因？ 日本交涉也好，通牒也好，好似走完了开战前的程序，但对国际社会显然缺少必须对朝开战的交代，特别是其中的理由，真是见不得光，连日本人自己也知道不好意思说出来。 各国公使都在呢，噼噼叭叭枪就响了，总得弄明白怎么回事吧？ 日本政府唯恐一旦事情暴露，陷入国际谴责的危机。 为此，大鸟早想出了第二条妙计： 让大院君出山，与国王和闵妃势力对抗，建立临时亲日傀儡政权。 此计一出，顿时就可将“朝日战争”转化为朝鲜内争。日本就可再次装扮成“受邀介入”的模样，洗去侵略者的血腥和污垢，国际舆论非难化于无形。 噼噼叭叭枪就响了，早晨一看，国王换了！就这么回事。 当日午前，杉村（曾任代理公使的那位）跑到大院君宅邸，向被清朝释放回国、赋闲在家的大院君李罡应出示日本政府的书状，作出日本只是帮助朝鲜实施内政改革，绝不占领朝鲜一寸土地的书面保证。 大院君同意了日方的要求，但必须由国王李熙亲自下诏，恭请自己回宫。 这就是儿子向父亲让位的意思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还要端个架子。真不知这爷俩是怎么回事。 当然，也很可能是大院君为了保全儿子的生命，才提出这样的条件。 11时，大院君收到国王委任全权处理国政的诏书，在日军护卫下进入景福宫。 这应该是第三次坐上国王宝座了。 一贯奉行锁国逐倭政策的大院君，曾经热心借助清国军队打败日军的大院君，摇身变成了日本的代言人。 这一刻，不知大院君作何感想。 这一生，受到多少欺骗、出卖、背叛！ 如今，还是一个被控制的木偶。 此后，做事情认真到底的日本人，不忘要求日朝双方对7月23日的王宫战斗统一口径，面向国际舆论，“一致”表明“日朝间发生的战斗，纯属两国士兵间的摩擦，偶尔发生的冲突事件，事件已经平息，两国政府对此不再追究”。 ——*——*——*－*——*—— 7月23日，日本外交官们在汉城大搞“武力外交”，日本国内整装待发。 这一日，日本海军军令部给联合舰队下达了出征的命令。 上午，伊东祐亨已将“吉野”号、“秋津洲”号、“浪速”号等3艘快速巡洋舰组成第一游击队，先行派出，到牙山湾侦察。 下午，伊东祐亨亲率军舰15艘、水雷艇6艘、侦察艇1艘，从佐世保海军基地出发。 桦山资纪亲自到佐世保为联合舰队送行，要求他们发扬武士道精神，“发扬帝国海军荣誉”。 ——*——*——*－*——*—— 7月25日，朝鲜政权更叠之后仅仅2天，朝鲜政府正式通告清国领事馆唐绍仪代办，即刻废弃朝鲜和清国的诸项条约，朝鲜委托日本军驱逐驻留牙山的清国驻军。 这一日，既是朝鲜通告的时间，也是此前日本照会大清，要求停止向日本增兵的截止日期。 我怎么看也不像是巧合。 我断定，两个日期这么一致，必有蹊跷。尤其朝鲜的通告，是大鸟“快节奏”外交的成果，也就是按日本人要求的时间发的。 此后的事情发展证明：日本人又为大清设下了一个“连环套”。 这个时间，已经等同于日军单方面划定的对清军发起攻击的时间线！ 就在这一天，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和清国舰队“遭遇”，发生战斗，日本驻留朝鲜的混成旅团也开始向牙山清军发动进攻。 ------------ 第三节仓促调兵应战 日本人的战车隆隆发动，无法阻止。 以打促和，以战止战。这个道理我们后来才明白，明白得太晚。 一手谈，一手调兵，才是正道。 人家日本人已经把兵力部署完了，大清才开始忙着调兵。 这一切的节奏，全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简直是按人家的部署在行动，搞演习也没有配合得这么好的。 ——*——*——*——*——*—— 7月14日，就在日本送来“第二次绝交书”、关闭谈判大门的同一天，光绪迭降谕旨。深宫大院内的皇帝都终于清醒了，还要敲醒昏昏沉沉的李鸿章： 一道电报谕旨“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一道密寄谕旨，令李鸿章“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而“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军机处密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光绪始终忧虑牙山清军，似有先见之明。而先将大军集结鸭绿江边的指示，也相当正确。如果早这样办理，结局决不至此。 16日，军机处又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谕“朝廷一意主战”，口气相当严厉，指责“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严令李鸿章“将布置进兵—切事宜迅筹复奏”。并重重警告“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军机处密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皇上急切责备，朝鲜局势危急，李鸿章这才行动起来，急忙筹划并上奏向朝鲜派兵事宜。 ——*——*——*——*——*—— 清军7月16日的计划，主要是： 驻守小站的卫汝贵部盛军（淮军）6000名，由海路至大东沟登陆，由陆路赴平壤。 驻守旅顺的宋庆部马玉崑率毅军6000名也自大东沟登陆，由陆路赴平壤。 盛京将军部下左宝贵（淮军旧部）部奉军3500名，由陆路赴平壤。 丰升阿率盛字练军1500名，由陆路赴平壤。 此外，驻牙山之叶志超、聂世成部在被敌包围以前从海路撤往平壤。 北洋水师主力首先掩护陆军的海路输送，然后支援在朝陆军，同时守卫渤海湾口。 本来此前准备海军天津、旅顺部队直接由大同江口登陆，进占平壤，但因北洋侦察船在大同江口发现敌舰踪迹，为避危险，改由大东沟登陆。由于一拖再拖，朝鲜西海岸港口战略要地竟全数在日本控制或威胁之下，给大清造成很大阻碍。 凭感觉来讲，这个计划，也有数处问题： 整体上评价——感觉零零散散，就是分头机动、集结，数路进军，集中于一点，看不出什么战略目的。就是一个纯粹的运兵计划。 着眼点就是哪儿缺兵，往哪儿补。战略视野相当狭窄，仅及一隅。老祖宗创下的而且朝堂上空谈时也提到的“攻其必救”、“围魏救赵”……这些战争谋略和辉煌战例，都去哪儿了？ 费尽思量，综合当时的情况，我终于认定李大人的战略目的：压。 就是大兵压境，重兵压迫。造成“泰山压顶”之势，吓住日本人，使其不敢动手！ 从援军开拔后，李鸿章绐总理衙门的另一封电报中，可以看出： “派赴平壤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各军，皆系鸿旧部，练习西洋新式枪炮多年。屡饬该统将等和衷商办。凡其力所能及者，当可无误机宜。……俟添兵到前敌时，仍可一气贯注。如各军均逼汉城，届时须与各国交涉，再随时请派大员前往督率联络，期有实济。” 在李鸿章看来，卫，马、左诸军皆有较强的战斗力，且同气连枝，只要进逼汉城，中国便可转居主动地位，再与列强交涉，促成和议。 这与前两次处理朝鲜之乱，本质上如出一辙，只不过是规模大了一点而已。 按前两次的经验，再不听就把日本抽几鞭子，把它抽到谈判桌前，是比较有把握的。 惜哉！这个计划，如果一个月之前提出，就是在牙山清军到位之后，接着派这些大军进发，还行。 可现在的时间变了，形势已经变了。 ——*——*——*——*——*—— 从各部行动来看——没有显出什么总体战思路，仍然是各打各仗。唯一的一点点配合，不过是海军提供掩护、支援。 先不说陆军。 深入分析大清在海军的使用上，任务就是三个关键词：掩护，支援，守卫。 这个计划一开始，从战略上，就没有决心与日本决战。 从战术上，就没有集中作战这个概念，反而是，不管是哪两项任务同时完成，都会造成海军分兵的后果。 战术上，也没有注意发挥海军的海上机动作战特点。如果将战火烧到朝鲜海岸，甚至日本海岸，敌人还有什么力量来攻击大清海港，这样不就是对渤海湾口的最好守卫吗？ 其实，三个任务集中到一点：只要在海上击败日本联合舰队，那么，运兵无需海上掩护，来去通畅；支援行动将更自由，选择项更多；渤海门户远离战区，安全自有保障。 而大清海军的任务中，独独缺少了两个关键词：攻击，歼灭。 事到如今，北洋海军走上战场了，我们只能哀叹，前边所说的北洋海军“要塞舰队”思想的“病症”，全都在这里开始发作了。 咱先拿一些人言必称的“西洋海洋战略鼻祖”说事——马汉，在他关于“制海权”理论奠基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已经问世。在自己的著作中，马汉推崇英国海军通常以在“海上击灭敌国舰队”或“对敌港口建立封锁”为一贯指导，是其成就空前海洋强权的“诀窍”。 海军作为一种进攻性力量的运用原则已经升级。 但透过大清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发现：大英训练出来的清国海军，竟然好象没有学到半点“制海权”的概念。 这与同样是英国培养出来的日本海军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其实不必“言必称西洋”，说说中华祖先，对这个“海上制胜”也早有深刻认识。亡于大清的大明，在抗倭战争中，就已经形成海战的整套理论——“御敌于海上”。 胡宗宪主张“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杨溥也讲过“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归有光也说过“不御之外海而御之内河，不御之海而御之海口，不御之海口而御之于陆（海岸），不御之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俞大猷说得很明白，要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其有登陆的机会，“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还有很多人也说过…… 时移世异，前明军事家所竭力反对的，在大清都成了一再实行的。 当然，我宁愿相信大清领导者和将帅们一定明白这些道理，只是手里东西有限，战备不足而“攻守之势异也”。 战船大小、火炮多寡的对比，在中国和倭寇之间已经调转，采取守势，也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这也是我们分析、理解此后中日战争中大清一切行动的一把“钥匙”。 ——*——*——*——*——*—— 缺乏“海军有效控制海洋”这个前提，讨论陆军的调动，则问题更多。 日本海军有釜山为基地，并已经前出仁川。联合舰队全体出动，在朝鲜海域部署。大清海上运兵，将始终处于日本海军的威胁之下！ 那么，牙山清军从海上转移，如何才能确保完成？ 所以，驻守牙山的叶志超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海上转移，已经难以实现。 叶志超与李鸿章大人真是始终思想一致。 前边选址牙山驻守，后来，叶志超也知道形势恶化了，曾建议移兵，或者靠近汉城驻扎。但由于开战风险，被李鸿章否决，就没有移动。叶志超也坚定地奉行：只要我军不擅自移动，确保不“衅自我开”，日军就没有开战的理由。 到了16日，又接到到了准备以军舰海运自己撤退，然后在海上虚晃一枪，到大同江口登陆，去平壤与大军会合的命令。叶志超不敢冒险，回报了自己的选择：通过陆路去平壤。 叶提督还是忘不了自己那“三策”。可是，这一手棋，也不能说风险就小。汉城情况不明，日军动向不知，能不能平安通过，是一个问题。 当然，不行的话，可以绕路。从后来的情况看，此时北撤，其实还是最后的机会。清兵忙运兵，日军第九混成旅团也忙着往仁川运兵。如果叶志超派人加强侦察，获得这个情况，是能够做出正确决断的。如果老叶有胆气，猛冲而过，甚至只是误打误撞，都可能撞出去。换一个狠的，没准敢去仁川，吃掉他一批刚登陆的小日本。 可惜这些，老叶都做不出来。所以只能是时机一失，时过境迁，那时的“上策”，也是下策了。 一波三折，也犹豫再三之后，叶志超表现了身经百战、习惯风口浪尖的素质，冷静下来，突发奇想，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不如近距离转移，选择要地驻守。“仍由陆扼要移扎，稍有把握，且梗日兵南路。若并军而北，日以全力专顾北面，势益张。” 这下又和李鸿章的思想“合上拍”了。这次，是他的建议触动了李鸿章。 牙山守军，对日军也是一个威胁和牵制，如果战事一起，还可以与平壤守军，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 即使夹击不成，躲在汉城东边到南边的山区打游击，时不时地出来一下，抽冷子“抓一把”，日军也不敢不管。 这个设想，非常大胆，而且相当有道理。 很多时候，有的部队千方百计，甚至杀开一条血路地在战场上穿插、迂回、包围，作为重要的战术手段，为的就是夹击和围攻敌人。后来的我PLA军队最擅长此事，成功战例累累。何况现在，牙山清军就身在敌人的侧背。 但是，战术原则是不变的，战术手段是相通的，关键是，还要看是谁来实施。 ——*——*——*——*——*—— 但李鸿章仍然不放心牙山守军，兵力不足啊。当初为平朝鲜之乱，选择了这么个地方驻军，现在形势一变，等于是送进了虎口。不行，还得增援！ 李鸿章决定派军增援。 李鸿章电嘱叶志超：“贵军过单，恐不足当一面。再四筹思，除芦榆马队添调外，拟令吴育仁挑精队千五百，交江自康带往牙口，归弟调遣，合之将及五千，气力稍厚。以后但筹济饷需。” 但问题是，牙山守军海上转移已成问题，那海军运兵增援牙山就不叫问题吗？ 对此，李大人不是没想到，而且经李大人“再四筹思”，已有筹策。 十年前，日本租借美国船舶运兵的事，大清与美国交涉，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且美国公使曾说明，无法限制商船的商业活动和自由航行。 此时，李鸿章大人想到了同一个办法。 借海上霸主、大英帝国的船只来运兵，即可规避风险，保证安全。 对这个决策，我有些不解。其实增兵牙山本来就是“狗尾续貂”，牙疼往腮帮子上贴膏药的事。实在不放心，那按原定计划，让牙山守军转移至平壤算了。 至于租船一事，我感觉不是李大人在日本人面前耍滑头，而是有理有据。因为这确实是符合李大人的“万国公法”的。 甚至这种可行性，才进一步坚定了李大人往牙山增兵的决心。 谁相信，小日本有那个胆量，敢对悬挂米字旗的大英船只开炮？ ——*——*——*——*——*—— 大清立即忙着准备运兵。 一部补充牙山兵力。 走海上。 唐朝时，就是走海上运送援兵。那是去支援新罗，攻百济。新罗的北边，是高丽。 情况相似，牙山在汉城以南，汉城一线是日军。除非不顾牙山而从平壤重兵全力压迫汉城日军，想增援牙山，恐怕只此一辙。 为什么其它淮军部队不从陆路，过鸭绿江增援，而从海上到鸭绿江口？ 看地图，水路确实近一点。大沽口到大同江口（也包括后改的鸭绿江口），按路程和陆上、水上行军速度大致量划，能节约一部分时间，同时可能节省部分体力。如果加上运送物资，在当时陆路车载马驮的条件下，海运确实是更为高效的方式。 为什么不就近调兵，从关外多抽调部队前往？ 关外能抽出奉军就不错了，再抽，恐怕大清“龙兴之地”，就成一座座空城了。 何况增援牙山是原计划之外的事，涉及整个大清朝的兵力调动。 也许在李鸿章看来，对于守卫牙山的淮军部队，也只能调淮军增援。唯此，方最可靠。但是，淮军作为大清的机动部队，已经差不多全部出动了。 海路赴朝增援牙山的，由记名提督江自康率领的仁字军两营，实际是从直隶通永镇总兵吴育仁部芦塘防军抽调来的。 这么算的话，直隶所属部队，也已经快抽调一空了。 因为就是这仅两千余人的兵力，也不是李鸿章给叶志超电报中说得那么轻巧，还是多方设法抽拨的。李鸿章虽然未便说出，但从下面盛宣怀给叶志超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筹拨增援军的为难情形： “贵部孤悬牙口，力薄势单。前议于山海关抽拨一营，以恐该处空虚，仅拨二百人，合之吴乐山所统共二千二百人，仍不见厚，帅意向绥、巩商调两营，孝侯观察(戴宗骞，字孝侯)亦未见允。只得先令渡海，计二千令人……贵部如须厚集兵力，仍望麾下切实电禀中堂，弟再代为说项。至目下则防军已属空虚，无可添拨。贾致堂招八营，吴瑞生招五营，均备填扎。卞吉云添五百人，新兵一时不能到，且未经训练，亦不能战也。”[《日清韩交涉事件记事》，转引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 临战了，方才东拼西凑，已经打算从山东威海的戴宗骞所属绥、巩军那里抽调军队，可见统帅李鸿章捉襟见肘的冏态，也可见大清朝平时的军备状况。 ——*——*——*——*——*—— 大清终于开启了大规模的对朝派兵增援。 然而这一切，皆在日本人的严密观察之下进行。 ------------ 第四节甲午背后的暗战 中日战史，关于甲午战争，用词最多的是“遇”、“遭遇”……仿佛双方就是在一个屋子里，蒙着眼玩相互“捉迷藏”的游戏。 战争中有巧合，但不可能始终是运气。中国咋那么倒霉，挨着日本还不够，走路还老碰上？ 茫茫大海，漫无目的，没有卫星侦察也没有卫星导航，哪有那么容易就遭遇的？ ——*——*——*——*——*—— 有太多的事实和过多蹊跷的“巧合”，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人其实很早便知道了大清增兵的计划。 做到这条，首先是十分注重和依靠周密的情报侦察工作。 在扩军备战同时，日军就注意情报的作用，并建起了一个虽说不够严密、但也相当密布的情报机构。 日本各级设立电报课，还有后来的特高课，樱机关，梅机关……这些情报机构，是日军的一大特点。后来的很多日军高级将领，都具有情报工作的背景。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由于情报意识和思路问题，日本刺探情报的意图最初并没有引起清朝政府重视，相反清朝为了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震摄目的，不断炫耀本国军事实力，甚至和盘托出。 但这样做，从另一面来讲，等于是主动向日本公开展示本国的军事秘密。 所以，日本的一些战略性侦察工作，不是偷偷摸、困难重重，而是大摇大摆、唯恐不细。 而且，决没有虚虚实实、实而虚之、虚而实之一说。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征讨清国策》，就会发现：大清几乎所有的重要军港的地形、炮台建设、兵力配置，都进行了详细介绍，准确地分析了优劣势、强弱点，还为未来的攻击行动提出了预案。 这些相当有效率的工作，足以证明日本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情报网络，并较好地进行了了情报的收集、处理、评估工作。 随着对清战争迫近，日本侦察工作也加紧、更加密集地进行。 战前，日本在驻天津、上海公使馆，直属政府的间谍领事和隶属参谋本部的陆海军间谍武官，都在汇集各路间谍密探送来的军事情报发往本国，为政府决心开战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代表军方的著名情报人员有：参谋本部派遣的陆军情报官神尾光臣少佐、海军派遣的井上敏夫、泷川具和等人。他们都具有外交人员身份，可以方便地掩护开展刺探情报的活动。 身份为公使馆海军武官的井上敏夫，曾亲临渤海湾航道，到大连湾、旅顺要塞、威海卫要塞、天津、塘沽等地，对地理水文数据和设防情况进行了详细侦查。驻天津的海军武官泷川具和，则乘帆船沿渤海岸线航行了一个月，详细调查了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沙滩、海泥、岩石、民船、运输情报，为日军选择登陆地点提供了有力依据。 这些情报官员中的好战分子，还是“谎言”的制造者——有时，他们还要主动配合军方的要求，提供一些虚假的情报，有时甚至敢“扇风点火”，误导上层。战后公开的相关文献资料记载，为了推动日清战争，情报官神尾光臣按照参谋本部的意思，在提供给政府的情报中，刻意夸大清内部好战势力，渲染清国执意与日本开战的动向，掺杂了许多煽动战争的成分，对政府下定决心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一份神尾光臣6月22日发自天津的报告，讲述北京政府状况，称：清国政府已决意出兵朝鲜，风闻外国人对李鸿章的反映多有非难之语，一曰：“袁世凯公使唆使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李鸿章应请遂行，然北京政府内心并不赞同。”二曰：“此番出兵主谋者乃李、袁及李的德国顾问德璀琳之主意，反对派总理衙门和英人总税务司罗伯特攻击论盛上。驻韩俄国公使访问李鸿章，非难出兵之举，李氏承诺待贼势（指东学党）剿灭即速退兵。”[宗泽亚《清日战争》] 这样的报告是不间断的。日本人对清朝动向掌握非常细致，清政府内部的矛盾被洞悉无余，可见日本人情报侦察、收集水平之深，几乎达到了大清一举一动，皆在日本人掌握之中的地步。 ——*——*——*——*——*—— 另外，这一切，还要归功于民间日本人的谍报战队伍。 在长期的对清作战准备过程中，日本人的间谍已经纷纷潜进大陆。 日本利用乐善堂、玄洋社等商社的名义，派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 这造成的形势就是：至今你也无法弄清有多少间谍在中国活动。甚至你也弄不清有多少类间谍。 潜入中国的各色人等，包括旅居清国的有合法身份的居民，还有商业公司职员、商人、旅行者、医生、学生等，还有浪人打前锋，四处收集情报。你不知道哪些人，做的只是兼职的身份和工作，你也分不清，哪些是偶尔做一把兼职情报员。 可谓是“人人有任务，只要有机会”。 我不是随便说的。 日本人自己都骄傲宣称日本已经培养起“国民意识”，任何一个人都愿为日本而战，为战争服务。日本对大清的战争，已经是“全民总体战”！ 不要以为这些人都是有编制、拿政府薪金的。相反，很多人不要编制，倒贴，为国家服务。 看到《坂上之云》海上打鱼的日本渔民在昏黑中大睁警惕的眼睛，看到俄国舰队，鱼网都不要了赶着去报信，我就一下子服气了。 总体上可以确认，在华的一线间谍确实很多，但和大清的政治、军事行动情报之间，还缺少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渠道。 这方面，日本人也不是搞了一天了，日本当然懂得把一些要害部门的关键性岗位，作为拉拢策反的目标。而且，还是卓有成效的。 史料显示，大清天津的电报局人员被收买，成了日本人的“交通员”。 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就在李鸿章眼皮底下潜伏了一年，通过天津军械局书吏刘棻窃取情报，偷抄炮械底单等，这等于是把北洋的装备情况挖了个“底儿透”。后来石川五一被擒获，李鸿章初期还想搪塞朝廷。为啥？天津军械局可是北洋的要害部门，而军械局总办就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 关键部位能攻破，普通的“眼线”也有价值，这方面并不难找。 甚至可能只要给几个小钱，就能从清朝官府和军队的杂役，或其他中国人那里得到有用的东西，估计都不用掩饰什么，中国的汉奸似乎一直是不绝种的。 ——*——*——*——*——*—— 其实，大清军队保密意识本身就很缺乏。 所以，估计都不用花那个大钱去收买、策反。 因为日本人长得跟老祖宗中国人太像了。再留留辫子、学学汉语，你根本认不出。 我们可以推测：大清海军海港内外，舰只增加了物品采购量。负责采买的水手（水勇）大大咧咧地告诉熟人朋友、熟悉的商贩：“我们要去朝鲜”。伪装成中国人的日本间谍混迹其中，披着商人合法外衣的日本人，随时可掌握、判断清军的动向。 有的水兵甚至可能还要趁着出远门前的机会，去自己相好的日本（女支）那里度得一夕良宵、讨得枕席欢娱，说一番珍惜的话，被窝里透露了自己的去向。 毫无秘密可言。 换句话说，这一切行动，都可能已经是公开的行动。 某个地方，就有一双或几双眼睛，瞭望着海港，观察着北洋海军军舰装载、出海。北洋海军的船只本来就有数，每个海港就那些船，就日本人的智商，掰掰手指头都算过来了。手指不够了，脱下鞋子数脚指总够了。 ——*——*——*——*——*—— 日本人也能干一些有技术性含量的工作，包括：大清的密码被破译。 日史记载：外务省电信课成功破译清国密电，为日本取得朝鲜初期作战优势，以及后期和谈优势提供了决定性情报。 怎么破解的呢？ 说是有一些技术含量，其实是不需要计算机、加密机之类的高技术，只需要一点头脑，玩点狡猾的手段——“钓鱼”。 1894年6月22日，中日双方为共同撤军打嘴官司的当口上，日本外务省送达大清驻日本公使馆一份外交照会——“决不撤军”，也就是“第一次绝交书。” 令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感到意外的是：他拿到手的那份长长的文件，居然一反常态使用了中文。 难道日本外务省“贴心周到服务”，都已经翻译好了？ 被谈判搞得焦头烂额的汪凤藻，已经无暇多考虑这一反常现象，朝鲜局面失控，形势刻不容缓，于是赶紧将中文版“绝交书”交给了译电员，译成密码，迅速送交电报局拍发。 可是他不知道，也忘了警惕，日本外务省留有绝交书原稿。而当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将译成密码的电报送交电报局时，电报局照例抄录了一份副本。 这一次，日本人再也不用为破译密码伤脑筋了，他们拿出了自己写的中文版的“绝交书”，与密电码副本略加比对，中国使馆的密码便显出了原型。 日本政府只不过找个懂汉语的人员（日本并不缺），花了点写中文照会的功夫，中国使馆就主动将密电码全盘交出。 我在学者雪珥的《绝版甲午》中读到这一故事，不由得不信。书中披露：搞成这件事的外务省的中田敬义，因此功劳后来官居外务省政务局长。直到1938年中田敬义本人披露此消息，大清国早已灭亡了27年，日军的铁蹄也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书中还披露，汪凤藻自6月6日至8月4日的全部54件往返密电均被破译。日本人不动声色，从此不仅掌握了中国使馆与国内的全部通讯，而且，还从中截获了大量军事情报。而清廷却毫无觉察，整个战争中一直未改密码，以致在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件也被全部破译。 这个也不由我不信，只要密码被掌握，日本人哪有不利用的道理。 这也说明了，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差无几，但为什么日本舰队总是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集结优势兵力。除了陆上的情报人员之外，应该也与此密码的泄露有相当关系。 即使这个因素还不能判断真实与否，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可靠的事情。 日本在即将到来的海战中，击沉了“高升”号，俘虏了“操江”号，据资料讲，日本人从掳获的船上，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大清通信密码本。 ——*——*——*——*——*—— 我怀着对日本人的恨读这个故事，也幸灾乐祸地看日本人遭到“报应”。 二战，美军将“钓鱼”手段用在日本人头上，破译日本人的通信电报。“中途岛海战”，就是成功的例子。 美军从日军一系列电报中，发现十分频繁出现的“AF”代码，估计应该是指中途岛。为了查实，美军便用浅显的英语拍了一份“中途岛上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的电报作为诱饵，果然，不久便截获一份日军密码电报，声称：AF可能缺少淡水。自此，美军便对日军动向了如指掌。 山本五十六，就死在密码被美军破译上。 ——*——*——*——*——*—— 基于以上的种种史实，可以断定，日本人所谓“海上遭遇战”，已经完全不算是偶遇，而是精心掐算、人为制造的“邂逅”。 最大的难度，无非是在北洋海军的航路上寻找而已。 ——*——*——*——*——*—— 这都不是虚构。 从日本所藏日清战争留下的大量情报文献，可以加以印证。 1894年6月22日，神尾光臣少佐的报告中，对清军动向掌握得一清二楚：现清军状况：（1）卫汝贵、吴育仁出师准备，北洋海军所在一带发布戒严令。（2）卫、吴两将官派兵朝鲜奏请朝廷批复。（3）出兵事宜致电朝鲜国王。又芦台及山海关兵三百、马七十匹，20日塘沽港乘“海定号”，待夜间满潮时出帆牙山，同行携带地雷、水雷。小站及北塘兵赴朝准备，李已上奏等待敕谕。[宗泽亚《清日战争》] 1894年7月7日，天津日本人员连日报告：6月23、24日进京上奏，胜军未动。7月1日李氏命各营加紧操练，李氏不希望开战，今委托俄公使调停。7月6日大沽派员报告，“镇东”、“镇北”两舰修缮完毕，船渠注水明日出渠，牙山清兵三四十人搭乘“康济号”返回大沽。7月7日“镇东”、“镇北”两舰本日大沽解缆。7月9日，广东水师“广甲”舰大沽海军公所入港，传说每年广东舰此季节上访献技。7月10日“定远”、“镇远”以下十一舰停泊威海卫港内，扬威舰直航朝鲜。[宗泽亚《清日战争》] 大家可以读宗泽亚先生的《清日战争》，还有更多的细节、更多详尽的记录，能够帮助大家从日本人的记载中，自己从另一面去反观、去探究。 仅从以上记录作为“代表”，便足以令人惊愕于日本人的情报之详尽，对于部队调动情况的掌握，几乎等于坐在大清的朝堂之上、指挥机关之内；而一港、一舰一船，甚至到一人一马，动态变化，都能了如指掌，又说明日本情报人员在大清国土之上，几乎等同于在本国内行动。 反观大清，仅有的情报，几乎还是战场人员观察到的星星点点、零七碎八的情况，还有仰仗各国人员私下交流的或真或假的信息。 比较讽刺的是，根据日本人后来报告的情报，中日宣战、绝交，驻日本的清国公使汪凤藻回到国内，一到天津便被关押，罪名恰恰是不能与国内政府意向相协调，并及时地获取日本人的情报。 那么，大清向朝鲜调兵情况，又怎么可能是凭预测和“瞎猜”来把握的。有记录可查： 大清军队逋一行动，日本情报机构便接到那个打入天津军械局的日本间谍石川五一侦知的情况： 为向牙山增加援军，清政府雇用“爱仁”号、“飞鲸”号、“高升”号等3艘英国商船，于7月21日由海路赴朝，另派小炮舰“操江”号载运饷银、枪械同行，只派“济远”号、“广乙”号两艘军舰护航。 同时，日本驻清国公使馆的海军情报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参谋本部情报武官神尾少佐也分别报告，20日、21日、22日清国派数艘运兵船向朝鲜运送作战兵力。 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是，日本大本营依据上述情报，而作出了乘机进行袭击的决定。 好比一桌牌，日本已经清楚地掌握了大清的牌面。 战争艺术，最“迷人”、最玄奥的背对背“博奕”，变成了单向透明的“玻璃房子”。 ------------ 第一节最后一次预警——丰岛 1894年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吉野”号、“秋津洲”号、“浪速”号等3艘快速巡洋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在坪井航三少将的率领下，先行出发。 随后，日本联合舰队本队与第二游击队，也从佐世保出航。舰队全部离港时，已是下午四时二十分，随即便于五点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夜间保持着灯火管制，向朝鲜海面连夜兼程航进。 24日下午五时二十分，舰队绕过朝鲜丰岛的西南端，抵达黑山岛附近。伊东祐亨命令第一游击队前进侦察。 这天，联合舰队与大清前两批运兵船队擦肩而过。 ——*——*——*——*——*—— 有书上说，23日（也有说24日），联合舰队即与北洋舰队相遇，由于未到最后的期限，联合舰队未进行攻击，而是按照海军的礼节，相互敬礼而过。 根据时间推断，23日这一天，联合舰队不可能抵达丰岛海面。发生这样有传奇色彩、又有些浪漫的事情，也许只有在作品里才会有的虚构情节。 23日，日本人根本不会到来。 因为这一天，汉城的大鸟公使还正忙着更换朝鲜国王，成立“新一届”朝鲜政府。 在此之前，日本人照会大清“以25号为限”，25日，就算是日本人划定的交战时间线。 也是根据得到大清运兵情报和日本的需要，卡在25日这天，日本就急着从朝鲜那里获得了代替朝鲜武力驱逐清军的“授权”。 这就是日本人为大清设下的“连环套”。 所以，在此之前，日本人是不会浪费不能交战的一天，来跟大清舰队“相互敬礼”。 第一游击舰队搜索前进，如果情报准确，大清的运兵船和护航船队将会出现在这片海域。另外，还准备迎回自己先期在朝鲜海岸警戒观察的“筑紫”。 舰队早已做好战斗准备。虽然日本给大清的最后期限还没有到（具体是明天），但坪井航三接到的命令是： “如果在牙山湾附近的中国舰队力量弱小，则不必一战；如果中国舰队力量强大，则加以攻击。” 这等于是授命开战。当然，最好还是取得朝鲜的“授权”再动手。 丰岛海面已是战云密布，危险重重。 ——*——*——*——*——*—— 李鸿章的“多边外交”，既耽误了陆军的行程，也让海军不知所措，进退失据。这并不希奇。 皇帝有一套，到了李鸿章这还有一套（个别地方不一定跟皇上一致）。军令一改再改，舰队的出动计划也一变再变。 这个，其实也并不希奇。 希奇的是，李鸿章和丁汝昌，谁是更强硬的“主战派”？ 他们，一个不是一味地求和，一个也不是一味地表现强烈的“刺刀见红”的意志。总观整个战争中，他们更象是突然爆发那么一下子，而且是两人交替进行，始终没有形成“共振”。 海军欲进又欲退，好象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下来我们会看到。 驻日公使汪凤藻、驻朝官员袁世凯都提议要加强水陆战备，厚集兵力，但李鸿章迟迟不下决心，只是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添调数船住仁川，以“聊助声势”。[《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6月23日，林泰曾率“镇远”“超勇”“广丙”抵达仁川。在这里，林泰曾遇上了日舰——共8艘。当时，仁川港仅有一艘老旧而无战力的“操江”，孤零零地待在里。 林泰曾一下子便察觉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但鉴于驻泊仁川对清军不利，“战守皆不宜”，26日便建议留一两船监视，自己率其它军舰转移牙山，与“济远”“平远”等军舰会合，组织备战。 这个方案，照顾了李鸿章“又想给日本人点实力看，又不能过于刺激”的意思，同时，应该说也避免了海军过于分散，且能靠近牙山守军，加强掩护。 而且，牙山湾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这是一个显然的好处。日军既然将仁川作为登陆地，驻扎牙山，同样能对日军将来的行动构成一定威胁和牵制。 如果真能这样，保持一个机动舰队在牙山，将来的战争，或许又是一种样子。 但是，这个如果根本不可能出现。因为，丁汝昌一直要求，舰队集中兵力，再图大举。他认为要搞就下重手，不能这么零零星星，吓不住人家（“添兵必须大举，零星调往，有损无益”）。所以，再三请示，要将主力军舰调回威海。 这不能说丁汝昌想的就没有道理，乍看是很有道理的，但他的战术思想有一个缺陷——非得把船和人挤到一起，才叫集中吗？ 这是战术学上的一个基本概念，一时难以详细解释清楚。说明这个缺陷，我只举一个战例：抗日战争中，彭德怀老总集中100多个团，打了一个集中破袭战，也就是史上著名的“百团大战”。 这也是集中兵力，但战场多大？大到华北，千里战线。所以集中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瞄着日本几个地方，同时下手。 26日这天，李鸿章同意了丁汝昌的请示。 林泰曾一个本来极有见地的建议，没能付诸实施，非常可惜。 人和船集中到一起的北洋海军，将会怎么样呢？ 6月29日，北洋提督丁汝昌主动出来请战，提出：“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拚战，决一雌雄。”[《丁军门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 看似决心很大，我始终没有弄清，丁汝昌所言“候陆兵大队调齐”，是个什么意思。 集中了，也报告了，然后呢？然后，就待起来了。 这下集中得好，仁川基本已经成了日本人的港口了，连牙山湾，大清军舰也撤回，留了个空荡荡的海湾，一支孤零零的叶志超大军。 等大举调派兵力的时候，我们知道，李鸿章的计划里，压根也没有一个“舰队集中出去，直捣黄龙”的意思。 开始给的命令是，有5艘轮船去转运牙山军队，北洋派出5艘军舰前去保护。 随即，计划又改变了，成了护送，更确切地说是保障陆军增援牙山的行动。 丁汝昌只按护航的标准，派出副将、“济远”管带方伯谦为队长，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由威海出发，去到朝鲜牙山海面警戒，并到大同江一带游巡。然后，等待“爱仁”、“飞鲸”等运兵船到牙山，掩护陆军上岸。 这个样式，与掩护叶志超、聂士成一军登陆牙山时候的行动，几乎一模一样。可是，形势变了。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形势变了，对策就得变。否则，“刻舟求剑”的笑话，又要在海军上演。 还好，7月22日，李鸿章终于获悉日本联合舰队出海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情况，“日方公使大鸟迫韩逐叶军，恐叶军危困，添队难登岸”，马上开始调整部署，电令丁汝昌“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 要求加强护航力量，显示李鸿章决心应战，不惜与日军开打，也不怕大打，并将前方的决定权授予丁汝昌。但又加了个前提“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却仍然拘于“我不先开第一炮”的陈规。 唉，隐隐便含着不祥的气氛，使人想起马江海战时张佩纶的那句悲愤的话——“‘如有蠢动，即行攻击’，非后发何？” 丁汝昌呢？据说丁汝昌当天便通知各主力舰升火待发（先把锅炉烧热了），并立即复电报告，称“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看来他也并不认可被动应战，而要主动先发制人。 但是，凭这句话的前提，还有措词，却不禁让人怀疑，他真的有一些书上说的那么慷慨激奋吗？ 丁汝昌电报中还说“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战。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 其实如果完全领会他的电文，分明有点不得不出战的意思，而表态之中，却隐含着几分怯懦，和几分无奈。 难怪李鸿章一眼看出，次日便回电，将其训斥了一番：“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谓‘人有七分怕鬼’也。”这刺激也够冷峻的！ 不过，舰队已经生火待发，此时李鸿章却改变了主意，又取消了前日的命令，指示舰队无须出海。 “暂用不着汝大队去，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 为什么会突然变卦，电报里说得很清楚，即所谓“俄拟派兵船”。 原来是22日，电令大队出去的当天，俄国公使喀西尼便派参赞巴福禄向李鸿章报告，称已电请本国政府派兵驱逐在朝日军。这可能是俄国驻朝公使放弃尝试之后，驻清公使的最后一次努力。 就是这次努力，反而给大清带来了祸害。李鸿章听后，竟信以为真，顿时腰杆子硬起来，准备和俄国强大的舰队联合，吓退日本人了。于是，他又收回成命，不让舰队往牙山接应。 本来，丁汝昌已经准备率海军大队随后接应，但李鸿章否定了丁妆昌的计划，海军大队未能出海。 结果，盼望中的俄国舰队再没有消息，而日本舰队却已经渐渐逼近。 ——*——*——*——*——*—— 时间仅差了两天。 大队取消出动，首轮交手便痛击日寇的机会又一次丧失了。 相反，就是人家有了得手的机会。 23日，“济远”等三舰抵达牙山。24日早晨四点，掩护“爱仁”进口。 六点，开始使用驳船卸载、驳运。到七点钟，仅用了一个小时，仁字军统带官记名提督江自康、仁字副营管带记名总兵谭清远，及两营士兵均全部登岸，随运的一百六十箱弹药也都卸清。 八时，“爱仁”号出牙山口返航。同日下午二时，“飞鲸”来到。 兵舰“威远”在此日早晨往仁川送电报，也有说是被方伯谦派往仁川附近侦察，所以只留“济远”、“广乙”两舰警戒和协助卸船。 下午五时半，“威远”返回牙山。“威远”管带林颖启带来了日军与朝鲜军队开战，攻占朝鲜王宫，汉城电线已被已被截断的情况。 林颖启还带来一个重要情报：自己见到了英军船主罗哲士，据罗哲士说，“日军舰队明日就会到达（倭大队兵船明日即来）。” 方伯谦本来对战争可能性早有预见，这些情报，恰恰证明了自己的预感。 情况紧急，怎么办？这是考验一个将领的时候。当然，它也是碰运气好坏的时候。 方伯谦首先想到的是，让“威远”和“广乙”立刻起航，即刻回返，也好赶回威海报信，路上要是能遇到后续的运兵船队（尽管茫茫大海，这个机会不大），立刻令其返回威海或天津。 这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决定。 但是，“广乙”的蒸汽艇全部放出去，正在帮助往岸上运兵，这边缺了小艇也不行，所以无法立即收回。这意味着，“广乙”不能马上就走。 这个细节令人深思。丢几个小汽艇，这么严重吗？ 这就要怨海军有些纪律设置得太过严坷，在情况处置的训练上又太过教条。 这种情况，日本海军也有。俞天任先生在《浩瀚大洋是DU场》里讲到，日本海军军官升迁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不利因素，就是事故。一出事故，你能力再强也白搭了。似乎只要是事故，就能证明你能力并不强。 或许，北洋海军只强调了装备保管的责任，没有讲到战时特殊情况下的处置。难道按战损对待，把几个艇扔给牙山陆军，即使不能收回，也不行吗？ 可叹。就是因为舍不得这几个蒸汽艇，却要付出更多生命的代价。 那怎么办？方伯谦不得不另定方案。考虑到“威远”是木船，行驶迟缓，万一遇敌，徒遭损失，所以不能冒险独自返航，于是便令“威远”于当天晚上九时十五分先行离开，再回到大同江口。自己带两舰继续留在牙山湾警戒，等时机差不多了，赶往大同江口会合，再一同返航。 这一方案，救了“威远”。但对于其它，则无力再顾，基本连“途中遇到后续兵船”的好事，也无法再幻想了。 在方伯谦命令下，清兵加快卸载。到25日早晨四时，“飞鲸”所载兵、马、粮米、军饷、炮械、子药等已大部分上岸。 方伯谦不敢再耽搁了，便率“济远”、“广乙”起锚返航。 ——*——*——*——*——*—— 日本方面，25日早晨四时半，第一游击队到达安眠岛，三舰又以十二节速度成单纵阵，向丰岛附近搜索。 果然，在这里，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与北洋海军护航船队，“正巧”相遇了。 ------------ 第二节丰岛海战——不宣而战 早上，快到八点钟时，飞鲸还在牙山湾内抛锚时，“忽闻海湾内有大炮声”。[《瓦连航海日记》，《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 日本舰队对“济远”、“广乙”二舰发动了袭击。 ………………………………………… 丰岛是朝鲜牙山湾外海面上的一个小岛，北距仁川约26海里。 丰岛海面南阔北狭，水深礁少，适于大舰通行，因而便成为日本至仁川的通航要道，也是中国至牙山航线的必经通道。 方伯谦带队匆匆返航，一路紧张地警戒和搜索着海面。 刚刚驶出牙山湾口，海面朗日高照，清军突然发现左侧海面上有3艘军舰向他们飞驰而来。 来者正是第一游击队“吉野”号、“秋津洲”号、“浪速”号3艘日本快速巡洋舰。 等来舰渐近，清军仔细辨认，竟发现除了“浪速”还能认识，还有两艘新锐军舰从没见过。 看势头，来者不善。大清海军官兵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然而，在距离3000米的海面上，日本舰队突然右转，与方伯谦的舰队平行，改为向东航行。 大清海军官兵见日舰向东开去，以为日舰不会起而挑衅，便继续前行。 多数资料上是这么讲的。 两国仍没有宣战，没有开战的理由。即使有日舰，估计也是干侦察之类的工作。 两国军舰在海上不止一次相遇，虽每次都杀气腾腾地交错而过，却没有发生战斗。 这些情况，都能使大清官兵放下心来。 这是有些资料上讲的，但是，我不这样认为，也不打算用这种方式将方伯谦埋汰到底。我觉得方伯谦不致于这么疏忽。前边他已得到情报，汉城日朝开战，汉城的清军现在生死不明；也获得了日舰大队将来的警报；看一下当面的日舰数量，也不像是单纯的侦察。 即使日舰转向，方伯谦也一定清楚，警报仍未解除。 那么就需要讨论了，虽然日舰摆出了与北洋船队平行的队形，但日舰向东航行，会不会进入牙山湾？ 那里，还有在湾内锚泊，甚至还没完成卸载的“飞鲸”号。 如果顾虑到这一点，担负警戒护航任务的方伯谦，此时的最佳选择，应该是调头回航，守住牙山湾口。 可是，方伯谦却趁着日舰转向，带着舰队按回程全速航行。 牙山湾的舰船，还有牙山清军，都管不了了，现在最紧要的事情，是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一瞬间，大智大勇全都没有了。特别是面临险情时，智谋往往向趋向于盘算如何利己。我不能说方伯谦是一个无能之辈，但他绝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但这世上的事是公道的，有时因为选择利己，反而使自己放弃了有利的选择，滑入不利的境地。 接下来的事，应该也不出方伯谦所料，当大清军舰驶至丰岛南侧的宽阔海面时，便发现日舰转舵，在海面上画了一个半圆，转向西驶。一下子，成了追击的样式。 日舰航速快，很快就拉近了距离。 到与清军船队大致平行位置，又突然折向偏北方向，舰首指向大清船队。 日舰的意图一下子彻底暴露出来了。 ………………………………………… 结合研究者后来从日本的资料里探到的情况，我可以断定，实际上，坪井航三按事先估算好的时间，来到丰岛海面，25日7时许，迎面就看见了返航的两艘中国军舰，正驶出牙山湾，向北航行。 但地点却不太恰当。这里海面不够宽阔，回旋余地太小，周围密布小岛，利于吃水较浅的军舰。加上，济远舰的大口径火炮射程上也占优势，如果方伯谦抢先发炮，日军可就吃亏了。 当时，坪井见日舰所占位置不太有利，难以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包括舰数，火炮数），便命日舰转舵向东行驶。 这一招，同时意在迷惑清军，让他们稍微放松一下，免得先开火。 等清军舰艇驶到开阔海面，坪井指挥第一游击队调头追上，一下子抢占了有利攻击阵位。 ………………………………………… 此时方伯谦应该为刚才的决策后悔。 如果退向牙山湾内，守住湾口，或可改变命运。 坪井就是担心清军退后，如果退进牙山湾，日本舰队展不开，只能一对一，数量上的优势便化为乌有。 如果岸上的清军再来帮忙，架起大炮，日舰不但占不到便宜，还可能惹一身麻烦。 况且，日舰吨位较大，吃水深，也不敢贸然闯入。 可惜，方伯谦太急着回家了。 ………………………………………… 7时52分，当双方相距3000米时，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下令“向‘济远’号猛射”。刹那间，“吉野”号、“秋津洲”号、“浪速”号立刻喷出浓烟烈火，炮弹呼啸着飞向中国军舰。 朝鲜的“授权”还未取得，先打再说，事后补办。只要是今天能拿到，日本人一样能理直气壮地拿出来给世人看。 遭受攻击之后，中国官兵立刻开炮还击，与日舰展开激战。 硝烟蔽海，炮声震天，从这一刻起，甲午战争由此爆发。 ………………………………………… “济远”号是重2320吨的穹面钢甲快船，为德国弗尔干造船厂建造，装有威力较大的炮塔，为清军主力战舰。 所以海战一开始，坪井航三就指挥日舰利用其速度快、速射炮多的优势，集中轰击“济远”号。 被围攻的“济远”号官兵勇敢开炮还击，首先瞄准了第一游击队的旗舰“吉野”号，集中火力射击。 老成持重的大副沈寿昌双手稳稳操舵，指挥士兵猛攻敌舰。 但开始不久，一发炮弹击中“济远”号瞭望台，大副沈寿昌壮烈牺牲。 二副柯建章立即接替指挥战斗，不一会儿又不幸中炮牺牲。 福建船政学堂的实习生黄建勋主动接替指挥，开动战舰向“吉野”号奋勇冲击，一炮命中“吉野”。“吉野”号慌忙掉转船头，向一旁逃避。 就在“济远”在日舰围攻下，左冲右突，形势危急的时刻，煤烟、硝烟中，冲出了“广乙”舰，林国祥。 ………………………………………… 林国详，原籍广东新会，南洋华侨，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其家最值得称道的，是六兄弟一同回国，投身大清海军，均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这次南洋水师所属几艘舰船赶到北洋参加海军校阅式之后，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带队的余雄飞主动要求留下参战，林国祥等便与北洋海军一起，加入了战斗。 “广乙”是福建船厂制造的一艘钢骨，外面包层铁壳的舰船，实质是鱼雷艇，炮战本来也不是它的强项。 对这么一艘小铁船，一开始日舰还没怎么看得上它。 本来认为，只要制服“济远”，“广乙”定能轻松拿下。 日军轻视了“广乙”，更轻视了林国祥。 驾驶鱼雷艇的林国祥，竟然借着烟幕掩护，杀入战阵，拼死攻击。 一颗炮弹在“浪速”号周围爆炸，激起的冲天水柱打得舰长东乡平八郎浑身是水；一颗炮弹在“秋津洲”号右舷水面炸响，将船墙击穿；一颗炮弹横穿“吉野”号甲板，“吉野”主炮炮手直接吓呆了。 小船“广乙”还在冲向近距离，伺机发射鱼雷。同时，两舰相接，“广乙”在个头比自己大的钢铁战舰前，竟有用冲角冲撞敌舰的阵势！ 日本人再不敢小看“广乙”了，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个凶猛异常，简直超出想象的对手。 趁此机会，方伯谦率般冲出重围，脱离攻击，直接全速向旅顺退却！ 不知林国祥看到这一幕，该是何等气愤。 以一敌三，“广乙”号不幸被“秋津洲”号击中桅楼，官兵死伤20余人。 左侧鱼雷管被击中，幸未引起爆炸。 在受伤严重、渐渐进水的情况下，“广乙”号再次借烟幕掩护，向浅水处退去。日舰“秋津洲”拼命追击，“广乙”全速规避，勉强驶至朝鲜西海岸搁浅。 无力再战的林国祥命令官兵向火药仓点火，才离舰上岸。 由于采取了战舰“自毁”的手段，“广乙”舰和火炮全部破坏，剩下一堆残骸。 ………………………………………… 激烈的丰岛海战进行了1小时20分钟，“济远”号管带方伯谦，作为护航舰队的指挥官，却撇下“广乙”不管，只管向旅顺方向退却！ 日舰“吉野”号紧追不舍。 “吉野”逼近距济远两千公尺处，以右舷炮猛击，共发六弹。济远航速才十五节，而“吉野”航速则近二十三节，眼看就要追上。 紧要关头，水手王国成挺身面出，反击敌寇。 王国成（1867——1900年），山东文登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投北洋海军为练勇（预备水兵），学习期满后被派上“济远”当水手。[《王守谊口述》(1978年记录稿）] 王国成怒不可遏，奔向舰尾炮位，另一水手李仕茂也从旁协助，用十五公分口径尾炮对准“吉野”连发四炮，第一炮中其舵楼；第二炮中其船头；第三炮走线，未中；第四炮中其船身要害处。当然这是济远舰人员的说法，日本人说的没这么厉害。但“吉野”肯定是中炮了，立刻采取减速避让，然后转舵退走。 日舰“浪速”号超越“吉野”，继续追赶。 已经魂飞魄散的方伯谦扔下战友、独自逃离，在被追击中，又做出了更令后人不齿的行为！ ………………………………………… 据说“浪速”号在追击中，舰长——大名鼎鼎的东乡平八郎突然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逃跑中的“济远”号挂出了白旗！ 按打仗的规矩，这是投降的旗号。 东乡平八郎迟疑了，没有开炮。但打出白旗的“济远”舰却没有按规矩来，没有“停车”，反而一溜烟继续逃跑。 感觉被骗的东乡指挥军舰，全速追赶。这时，东乡又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济远”在白旗上，又挂出了日本海军旗！ 这是彻底表示加入日本舰队阵营了？ 东乡又是迟疑了一下。 被日本高层认为“老实、不善言语、年龄偏大”，差点没当上舰长的东乡平八郎，终于上了方伯谦一当。 “济远”没有停下，仍然继续向前逃跑了。 ------------ 第三节不屈忠魂——高升被击沉 “济远”号北退之际，清朝雇用运载北塘援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与装载着枪炮和饷银的中国运输船“操江”号，由西南海面徐徐驶来。 两国要开战了，还要向战地运饷银，真不知是如何想的。有钱花得出去吗？回头我会告诉你――花不出去。 前方的炮声早已停止，两船根本不知道中日双方已经发生了激烈交战。 “高升”于二十三日早晨从塘沽出口，装有北塘防军官兵1116人，还有行营炮十四门及枪枝、弹药等件。通永练军左营营官骆佩德、义胜前营营官吴炳文随船而行，李鸿章请来负责训练北塘防军的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随队一起出征，也乘坐在本船上。统带官则为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 高善继，宇次浦，江西彭泽县人。戊子科举人，保举五品衔知县。1894年春，看到国家处在多事之秋，正男儿挺身卫国之时，便去天津见李鸿章，自请投笔从戎，为国效命。不知为何，这次没有投成，据说是“话不投机”，也可能是李鸿章门槛高。转投直隶通永镇总兵吴育仁幕下，被留为仁字军营务处帮办。 这次增援牙山，高善继是自请赴前敌，受命辅助江自康带队同往。在江自康乘“爱仁”号出发后，高善继带第二批官兵，乘“高升”号出发赴朝。 ――*――*――*――*――*―― 据方伯谦称（我说的是据称）：“济远”号立即发出信号“我已开仗，尔须速回”。但是―― “高升”号在前，看到一艘军舰驶来，上面悬挂着日本海军旗，但下面还有一面白旗。 “济远”发了一个警报信号，但据“高升”号人员讲，还没认出的“济远”军舰，擦肩而过的时候，才匆匆降下了日本海军旗（估计是方伯谦才想起来吧），对这个举动，还以为是按海上的礼节表示敬意。 “济远”从两船旁边驶过，自顾自地向远海驶去。 “高升”带着疑惑，仍旧向前继续行驶，步步走向危险之中。 迎面，遇上了“浪速”和“秋津洲”。 “高升”号对面，是“浪速”。 “浪速”见是运兵的运输船，打出旗语，命令“高升”号停船。 自恃为大英帝国船只的“高升”号，起初还想仗势走人，没想到，日舰频频施放空炮进行武力威胁，只好按“下锚接受检查”的旗令，停下船来。 清军官兵反对停船，见英国船员接受停船命令，便控制了船长和船员。 清军最高指挥官、仁字军帮带高善继慷慨激昂地鼓舞士气说：“弟兄们，吾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怕死？今日之事，莫要惊慌，要听号令！” 此后，据记载，日舰为逼迫“高升”号随其返航，两次派出人见善五郎海军大尉登舰检查，并进行交涉。 舰长高惠悌有意按日军的命令行事，并试图说服清军将士对敌降服，但清军坚决反对，把他看管起来，并看守了船上的所有吊艇，不准任何人离船。 汉纳根告诉日军军官：“船长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兵士不许他这样做。军官与士兵坚持让他们回原出发的海口去。” 高惠悌倒也试图向日本人明确：华人拒绝“高升”船当作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还跟日本人讲了一通“国际法”：“高升”是一艘英国船，并且离开中国海港时尚未宣战，“考虑到我们出发尚在和平时期，即使现在已宣战，这也是个公平合理的要求。” 由于中国官兵不怕威胁，宁死不屈，日本人迫降不成，磨了几个小时，东乡平八郎已经决心下毒手。 至于后人所论，东乡与坪井因“会不会引起外交纠纷”而犹疑，反复请示商量了一会，而身为留英学生回来的东乡熟知“国际法”，认为不会有大的问题。 扯！ 外交纠纷，那是外交官的事。 日本的外交是什么样子的外交？ 从那个时候起，日本的“军事外交”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或者外交官帮着打前站、点火，让军队去灭火，或者军队惹事，让外交官抹平，甚至军队还拿着外交官打掩护，以便发起突袭。 再说了，日军的胆量不是一日练出来的。只要当面占优势，还有谁他们不敢惹？ “英国人的学生”东乡平八郎断然下令：“开炮！” ――*――*――*――*――*―― “浪速”在距“高升”一百五十公尺处，突然发射一枚鱼雷，但没有命中。又用六门右舷炮瞄准高升，发炮射击。 当“高升”号将沉之际，高善继同士兵一起誓死抵抗，在浪速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没有其它方法，唯有用步枪勇敢地还击。 明知对敌舰基本没有任何杀伤力，这种还击，不如说是悲愤的表达，不屈的宣言！ 这才是真正的“有心杀敌，无力回天”！ 出师未捷身先死，在毫无抵抗能力的状态下，上千官兵白白付出生命，谁应该为此负责？ 清军官兵视死如归，英勇战斗，直至船身全部沉没。 日舰为了报复，在击沉“高升”号后，还对落水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野蛮的屠杀，竟用快炮来向水里游的人进行射击。[《汉纳根大尉关于高升商轮被日军舰击沉之证言》，《高升号遭难遇救者之陈述》，《中日战争》（6）] 哪有半点日本电视剧所宣扬的“武士道”精神那么光明！ ――*――*――*――*――*―― “高升”沉没后，所幸，经过的和围观的外国军舰，对落水清军官兵进行了救援。 记载的有：法舰“利安门”号从桅杆上救出42人，德舰“伊力达斯”号运回112人，英舰“播布斯”号运回87人。事后，清政府对三国军舰舰长及有关人员授予相应的宝星奖章，以酬劳勤。 此外，有记载的还有两名士兵被俘，有两人凫水爬上孤岛，渴吸海水，饥食野草四十余日，才得以获救。 根据现存资料，可知“高升”号上的中国官兵共有245人遇救获生，其余871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高升”外籍船员和工作人员中，只有12人得救，德国人汉纳根因水性好，自己游到了岸上。二副韦尔什、大车戈尔顿等5名英国人，以及舵工一名和船员56名，也都葬身海底，成为这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 ――*――*――*――*――*―― 跟在“高升”号后面几公里的是“操江”号。 “操江”先是忽然看见“济远”舰由一海岛后傍岸驶出，向西北而行。当“济远”驶近“操江”，并超过“操江”船头驶过，两舰相距仅八百公尺。 但是，如此近的距离上，“济远兵船原可帮助操江，乃并不相助，亦未悬旗通知。”[《弥伦斯致博来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 半小时后，日舰“吉野”尾随“济远”舰航向而来――由此可见，“济远”舰“腿短”，跑得还是挺及时的，与敌舰拉开了半个小时的航程。在这半个小时之内，“济远”除了径自跑路，竟什么也没有做。 “吉野”以全速疾驰，与“操江”距二千五百公尺处、大致并列位置的时候，“操江”急将龙旗降下，以表示没有交战之意。 “吉野”并未理会，追“济远”去了。 可能“操江”上的人以为没事了，但是，事实上是“吉野”的当前任务并不在这里，日本人的盘算是，一个小小的运输船，等击沉“济远”，再来处理也不迟。 接下来，“操江”惊恐地看见了日舰“浪速”截击“高升”号的一幕，顿时感觉不对劲，连忙转舵，调头向西驶离。 无奈，“操江”号只是个900余吨的陈旧木质小船，船速慢，秋津洲可是个刚刚建成不久的新家伙，所以很快便被追上。 据说管带王永发见“秋津洲”号越追越近，就要抽刀自杀，被旁边人劝住。 日舰逼近过来，截住了“操江”号，将官兵全部掳至朝鲜群山的日本舰队停泊地。 中国官兵83人被押往日本佐世保港，上岸之后，被日军押着游街示众，满城围观辱骂，最后被关到佐世保监狱，一年多后，才被放回，受尽了污辱。 万幸，命是保住了。 我们无法更多苛责他们。 “操江”号此来，本来就无异于一趟有去无回的“断箭”任务。 他们这次的任务是装载武器饷银，由塘沽出发，经烟台、威海卫开往牙山。 “操江”本是木质旧式炮船，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所造，舰龄已逾二十年，实际航速只有八节，是一艘真正的“老爷”舰了，虽装备五门旧式炮，但已实在难以胜任海战，所以干脆被改为运输舰使用。 如果是和平时期，或者随舰队行动，依靠军舰的保护，没有什么武装的老运输舰还能派上点用场。 但“操江”起航东驶时，时局已相当紧张，而舰队仍让这艘老迈的运输舰在无军舰护航的情况下独自出洋，相当于将其置于危险境地。 “操江”还是义无反顾地独自上路，快要驶近丰岛了，正好与由塘沽起航的“高升”号不期而遇，于是两船就一起同行，也算壮壮胆子吧。 没想到，这趟任务真的是到此为止了。 据说，惊慌失措之中，受船上洋人雇员的提醒，王永发烧掉了文件和密电码，本来还要将20万两饷银扔到海里的，未来得及。 本来…… 我宁愿相信王永发危急关头，镇定地做完了以上工作。 可是，据后来日本披露的资料：丰岛海战后，日军从被俘虏的运输船上缴获的电报中，掌握了清军运兵的情报。 我翻资料查证才知，估计是有这么一份电报，丁汝昌所转。 是24日下午2时，操江离开威海港，起航前，丁汝昌将一些文书交王永发带至牙山，本来是要交给牙山叶志超的。 结果，可以肯定是带给了日本人。 ――*――*――*――*――*―― 丰岛海面惨剧还在进行，战友凶吉未卜，肩负警卫保护（也许不能说是护航，因为李大人没有这么明确，也没有采取伴航行动）责任的方伯谦，只身一舰，独自回到了威海。 丰岛海战，“广乙”自毁，“高升”被攻，“操江”被掳。 还有一千多大清官兵生死未知。 这样的情况，作为指挥官，该当做何解释？ 这一切，都被方伯谦巧言掩过。方伯谦用“济远”舰的伤痕，官兵的牺牲，证明了自己是与日寇展开了一场英勇绝伦的战斗！ 电影《甲午战争》中，描述了这一幕。回到威海的方伯谦，对着舰队官员绘声绘色地讲述： “我下令：左满舵，用尾炮连连射击。……” 引起满堂轰笑！ 事实确是尾炮命中“吉野”。但，主动左满舵，却是掉头！ 掉过头之后呢？ 尾炮如此神勇。但方伯谦却没有乘胜倒车回去，攻击日舰，解救第二批清舰，而是一溜烟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当然，这是后人想象的。方伯谦说是说的“尾炮攻击敌舰”，估计没这么喜感，但也很生动。 打了败仗而不被惩罚，就要以谎言遮盖真相。 方伯谦那一套，按实情，根本不可能骗过北洋舰队的将帅们。 但丁汝昌却报告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风闻”二字，真是用词绝妙，为夸大其词做底，以备谎言被戳穿，还有托词。但……这样的词，竟然还能用在要求准确第一的军事报告中。 ――*――*――*――*――*―― 这次，方伯谦逃脱了惩处。但真相却不可能永远掩盖，很快，就有人揭露了他的“老底”。 方伯谦，一名“优秀青年”，战前即洞悉国际局势，做出了“必有一战”的结论，也向李鸿章提出了“集中力量，与敌决战”的建议。 一旦遇敌，却成了“白旗管带”，并抛下同僚，放弃职责，一味逃跑。甚至他对“高升”、“操江”，也应加上负有“误导”责任这一项。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勇者。 后来，不断有人为其鸣冤，几年前，还试图从学术上，掀起一场“翻案”小高浪。但是，早有其他人的证言在先，岂是那么容易推翻的？ 据当时随队乘“高升”赴朝鲜的教习汉纳根说：当他先在航行中看到一艘日本军舰时，“心中有些不安，但到现在看见这只日本船驶过我们的船时，以旗来向我们行敬礼，我们对于他们和平的意旨感到安慰”。[《汉纳根大尉关于高升商轮被日军舰击沉之证言》，《中日战争》（6）]“高升”船长高惠悌也加以证实：“我们将近丰岛的时候，掠过一艘军舰，它悬挂日本海军旗，旗上再挂一面白旗――这只船后来证明为中国战舰济远号。”[《高升号船长高惠悌的证》，《中日战争》（6）] 这说明，他们都把济远当作了日本军舰。 也证明，方伯谦肯定降下了大清国旗，升起了日本海军旗和白旗，由于伪装得太好，把大清运兵船上的外国船员都给“骗”了。 而且“日舰经过并敬礼”这一幕，显然使“高升”号的英国人产生了错觉。船长高惠悌和大副田泼林等“坚信该船为英国船，又挂英国旗，足以保护它免受一切敌对行动”。[《汉纳根大尉关于高升商轮被日军舰击沉之证言》，《中日战争》（6）] ------------ 第四节牙山成欢战斗 牙山清军已经等不来后面的援兵了。 仅凭听到海上传来的炮声，也能预感到战争――开始了。 早几日派援兵之时，李鸿章还关心通信联络问题，电嘱叶志超：“如电报中阻，应由釜、汉日电借发，不知顺手否？” 要打起仗来了，竟准备借日本人的电报线路搞通信联络，能顺手吗？ 现在，别说汉城已经去不了了，即使能去，汉城与天津的通信电线已经被割断。 朝鲜驻军已成隔绝的孤岛。 李鸿章怕叶志超沉不住气，还专门叮嘱“北兵尚早，贵部不可距汉过近。俟北南能通气会合时，再行前进。望相机稳慎筹办，勿性急。” 可是，日本人比叶志超性急，也不会给叶志超时间。 牙山的清军，既没有成为内应，“中央开花”，也没有形成夹击之势。倒成了一个吸引援军的“诱饵”，舍弃不了，只能增援。 增援不继，守军已先陷入危机。 因为日军抓住了战机，抢先发动了攻击。 ――*――*――*――*――*―― 几乎就在日海军在丰岛海域对大清发动袭击的同时，日军少将大岛义昌战刀一挥，指挥陆军混成旅团4000人向驻守牙山的清军进犯。 我们得肯定日军做出了一个正确选择。牙山清军孤军深入，后援不继，还是趁早清除为好。等这一拨变大了，那还真是个麻烦。 即使还有增援，也能趁着大清军队还未完成部署，来一拨打一拨。 现代军事上有个名词，叫“易受攻击之窗”，就是指部队调整部署期间，是比较脆弱的时候，此时攻不足，守亦无力。虽然古今叫法不一，但道理却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日本人可不等什么宣战。只要兵马凑齐够用，马上就开打。 牙山清军首当其冲。日军抢在了前边，在南路发动进攻，以消除自己的后顾之忧，把战场的主动权抓在手里。 相比来讲，大清朝、李鸿章，真的太善良了。 平壤清军尚未到位，大清设计中的两面夹击构思还没有形成“模样”，自己就被攻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牙山一战，对日军有积极意义。而对清军，就看战果如何。 只有凭险据守，大量消耗日军，或者拖到北路清军到位，还要保证自己有充足的战力，坚持到“夹击”计划的实施。 除此之外，牙山将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 牙山的位置，基本在汉城和全州中间。当初就是实心实意为了帮助镇压东学党农民军，才选了这么个地方，人也真够老实的。为了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一直也没“挪窝”。虽然这地方靠近牙山湾，初期也方便海上行动，但此时海上通道被隔断，情况大变，就没什么可依凭的了。 总之，有利的条件全没了，剩下的，全是不利之处。 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到此时才感觉牙山县城无险可守，开始移动。选择了牙山东部不远的成欢和公州，移师防守。 成欢（又叫成欢驿），位于牙山东北20公里处，北距汉城70公里，有两条驿道纵横而过，是汉城到全州的必经之地。东有月峰山，西有银杏亭、牛歇里高地，四周丘陵环绕，安城川河两岸沼泽密布，地势复杂，易守难攻。 两位将军的阵地选择上，还是非常有眼光的。 清军面向汉城方向，由北向南，成两线配置，聂士成率部防守成欢，作为前沿和一线阵地。叶志超率1000余人退守公州，作为后援。 聂士成部2000余人到达成欢后立即构筑工事，分左、右两翼展开。左翼部署在成欢西北约2公里的牛歇里高地，集中了主要炮火及兵力，以阻击日军由成欢趋牙山的道路。右翼以成欢东面月峰山为依托，沿山修筑堡垒工事。清军还将成欢北面沼泽的下流堵塞，使沼泽泛滥，水漫路面，以阻遏日军行动。 聂士成布置肯定是有一套的。但反复对照记载和能找到的图表，就会发现地方的选择是没问题，但这个计划却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兵力不足。 正面少说也有几公里宽，在这么大的地面上，摆上2000多人，平均每人守好几米。你算算会是什么情况？兵力单薄，不敷使用。 没办法。战争史上，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多数是天气等原因，也有的是上层的失误，个别时候最不走运的，还会遇上高俅啊、秦桧呀这样的坏人的陷害，将士被扔上战场才会发现情况完全不对头，轻则遇到巨大困难，重则陷入危险之中。这是相当悲哀的事，那也只能全盘接受，咬牙承受。 但愿能守住阵地，而且多多杀伤日军了。 ――*――*――*――*――*―― 7月28日，日军便一路搜索，抵达了成欢前沿素沙场。 29日凌晨，日军分兵两路发起攻击，主力重点进攻清军右翼。 日军前卫部队在涉过沼泽，越过安城川上的桥梁安城渡时，突然遭到前出阵地的数十名清军的伏击。部分日军慌乱之中被困沼泽，全部被击毙。很快，日军发现清军兵少无援，再次猛攻。 清军以寡敌众，与敌人激战一个多小时，伤亡十几人，最后被迫后撤。 拂晓，一路日军攻占了牛歇里阵地前沿佳龙里，逼近清军主阵地。 聂士成刚开始以为左翼是日军进攻重点，到左翼后发现错了，6时30分左右，双方步兵在右翼阵地前展开激战，炮兵亦猛烈对射。于是聂士成率军再驰援右翼，并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往来策应，鼓舞士兵，指挥战斗。 日军炮火猛轰清军右翼，清军士兵奋起还击。阵地前炮弹飞驰，爆炸声震耳欲聋。 大岛义昌还采取了将炮兵集中使用，瞄着清军堡垒轰击。由于清军火炮数量不够，又分散使用，右翼阵地火力薄弱，清军堡垒被逐一轰塌。 聂士成急调左翼数百人支援，日军则倾全部火力拦截，援军受阻。 6时50分许，右翼堡垒全部被攻陷。不久，左翼阵地又告失守。 清军被压缩在成欢驿街道附近，渐渐陷入四面受敌。商量好的后援――叶志超军，一直踞守后方，没有上来。 聂士成不得已率众撤退，奔往公州。成欢遂被日军攻占。 叶志超不但没有上去，反而认为，成欢失陷，公州亦不可守。再往南走是决计不可行的，叶志超决定北奔平壤。 ――*――*――*――*――*―― 牙山、成欢之战是中日陆军的首次交锋，双方伤亡相差不多，但清军辎重损失较多，且牙山失守。 两军兵力，清军以3000多对4000人，清军稍弱一点。当然有叶志超将军在，清军就变成2000对4000，一半。 不过清军兵器甚至优于日军，又是阵地防御战，按常理，攻则不足，守则有余。 安城渡一次出击，日军已经陷入混乱。但这个小小的战术行动，无法对整个战斗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日军通过朝奸带路，周密侦察，早已知晓清军的阵地和兵力，查清了虚实。所以，大岛义昌首先佯攻清军左翼――清军的主要防御方向，而主攻右翼――清军的次要防御方向。 无疑，这是极有针对性的攻击部署。 第一回合，日军有效地影响了清军的判断，并牵制了清军兵力。 第二回合，日军有效地利用了手中的重炮，削弱了清军防御工事。 清军先失于庙算，败于情报，后失于困守，败于重炮。 无力回天，清兵放弃了阵地，后撤。 奔向平壤。 ――*――*――*――*――*―― 不要以为“奔”是项简单的运动。我们来讨论这一时节的问题。 战术问题一：兵法云：不若，则能避之。 战术问题二：防守中的进攻主义。攻防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体大方向是防御，战术行动当中也要有出击和进攻。单纯防御无法支持，铁律选择就是攻势防御。 聂士成深知此律。梯次配备的防御阵地，主阵地前的警戒阵地，相互配合，比较得当。 此后的战争过程中，聂士成将发挥这一思想，取得新的成就。 战术问题三：退却，是一门相当复杂的指挥艺术。“伟大的统帅和久经战争锻炼的军队的退却，往往像一只受伤的狮子退去一样。”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的，经典话语。 军事上，为达成后撤目的，必须精密计划，有前锋、有断后，有掩护、有阻击，组织起来纷繁复杂。如果不精密，极易造成混乱，导致溃逃局面，无法实现有秩序后退这个目的。 为隐蔽后退企图，隐真示假，一般会在撤退前，再进行一次攻击，一为迷惑敌人，使其无法判断，二为打乱敌人的部署，使其无法及时组织追击。 撤退过程中，遇到有利地形，要悄悄埋伏，趁追兵长驱直入、思想麻痹、前后未接，打一个伏击，杀个回马枪，使出拖刀计，一个意思，就是“回头咬敌人一口”，打消敌人的意志，抑止敌人追击行动，或者至少迟滞敌人。 这些东西并不深奥，何用兵学经典，读一本《三国演义》，全有了。 …… 叶志超率军实施的后撤，基本就一个事：跑路。 清军自成欢后退，先向东南到清州，再折向东北到忠州，再折向西北至春川，围着汉城绕了半个大圈子。 而后沿金化、平康、逯安，一路奔向平壤。整个轨迹就象反向画了一个大大的“？”号。 不过，万幸的是，部队终于平安到达这个“？”的一点上。 仔细看这一路线图，我一下子深深体会到了清军的艰辛。 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沿着朝鲜半岛的中线偏东一点前进，这是山多林密的朝鲜国土的“屋脊”，半岛东西两半部分的天然“分隔线”，高山连绵、道路最窄、最难以行走的山区中的山区。 1950年后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几乎都是分成东西两线作战，多数是因为中间是天然的战场分隔线，我们从这里出击不容易，敌人从这里打进来也基本不可能，左右两个战场调动都很困难，只好各打各，彭老总订下“东顶西进”之类的战略，就是针对这个特点来的，而我军擅长的大兵团迂回包围战术手段在这里受到了极大限制。 你想想吧，就这么个地方。 翻过一座山，前边还是山……中间不时有道川（江河）。 爬高山、钻密林，躲避日军可能出现的追击和截击，至少在春川以前，始终在巨大的危险笼罩之下。 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清兵丢掉那么多重装备和物资。 看看这条路线，仔细掂量掂量，人能爬过那些山去就不错了。 ------------ 第五节大清“四路大军”进平壤 兵马不足。 兵马凑齐了，粮草又不足。 运兵和运粮，交通又不足。所以，清军向平壤开进的过程曲折迁延。 在影响军队战斗力、决定战争胜负的几大因素上，清军处处落在了日军后头。 不说别的，仅有两点，就够大清部队呛的： 首先，部队机动力。这个一则决定于军队配备，二则决定于陆路海路交通的支持。 大清国的交通建设，除了海军多了些舰船，一到陆路上，几乎是千古未变。 怪谁呢？ 今日乘高铁，从上海到北京5个多小时，坐动车，从北京到沈阳3个多小时即到。大清时候呢？视铁路为怪兽，视办铁路为卖国，为腐败之由，洋务大臣们吵吵办铁路，就是办不成。李鸿章以运煤的名义，偷偷在唐山铺成一小截，为防太后等人问罪，不敢大张旗鼓展示机车，还要耍个戏法蒙混他们。所以，当全世界文明国家都在广泛运用蒸汽机带来的福利时，铁路在东方大国的首次堂堂登场，却上演了在铁轨上奔驰的“铁路马车”，用马匹做动力取代蒸汽机车牵引的闹剧。 愚昧观念，守旧势力，让清朝铁路以比爬行还慢的速度发展。自唐山开始，1881年，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竣工，7年，建至至芦台，延长35公里，又1年，至天津。1894年，铁路大发展，天津至山海关间的津榆铁路通车，全长127公里。13年时间，大清国本土仅修建铁路300多公里。 中日战争中，天津以及山海关一线的清军调动，曾经利用了这段铁路——仅仅是这一段上。 而其它地方呢，其他各地的大部分部队呢？ 只能依靠畜力牵引、人力步行方式行军。 清代漫长的官马大路，估计都赶不上秦朝的“国道”——“驰道”。大多数是沙石路或泥土路，马踏人走的自然道路，没有专门人工修筑，没有路基填筑和排水构造，晴朗干燥天气还可以支承骡马大车，雨水时节道路泥泞，车马行进艰难。 可是，不想要啥偏来啥，这一年，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连年涝灾，路状极差，完全不能满足清军辎重运输的需要。从陆路出发赶赴朝鲜增援的军队，只能沿官路昼夜兼程，历尽艰辛。赶到前线，也是精疲力尽，人困马乏。 再说后勤保障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普通百姓都明白的道理。大清呢，本来路就不行，粮食还缺乏。 甲午之年，正赶上辽东大灾，饥民遍野。清军依靠辽东就近补给，几无可能。相反，调运前线的大军，有时还要匀出一些粮食，救济灾民。 津海关道盛宣怀实际上担起东征大军的后勤保障任务。时任锦州转运局知府的周冕，致电盛宣怀，说到：“查自锦至辽，沿途大水为灾，类多颗粒无获，极好者不过一二分收成。”第二年（1895），锦州、广宁一带，秋灾又连上春荒，麦秋无望，赤野千里，拆屋卖人，道馑相望。 赴朝作战清军的一切军需均由满洲境内负责供给，增加了奉天衙门的负担。 严重的自然灾害，使集市上粮少价高，军粮采购十分困难。 从远处采购、征集，路程太远，耗费过高，运费，加上浪费…… 说不清该是头疼还是脚疼，弄得盛京将军裕禄和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呼天怨地。 价高点，有银子也行啊，银子还不足。 上级拨不下来，依靠自己垫，两将军也垫不起。更不能预先从各部队扣，怕引起军心涣散。 依克唐阿曾奏：“若在各兵口分内扣留银两，预为办运粮食，窃恐大敌当前，军心解体，难期得力。” 翰林院蒯光典说得更明白：“兵事一兴，偶有灾歉，采办艰难，归之于公，则此项无著；扣之于兵勇，有不哗溃者哉。” “归之于公，则此项无著”，向朝廷要钱，一时还到不了位。 大清的银子都干什么去了？ 皇帝不是不晓得打仗要用钱这个道理。宣战第二天，光绪皇帝命令户部筹集军饷，还命令户部和海军衙门各拿100万两银子，交给李鸿章购买军舰呢。 可一句话，远水永远解不了近渴。 清军的后勤就是这种已经快完蛋了的节奏。 ..................................... 这里还要说说从朝鲜失踪，这段又在历史教科书中失踪了一段时间，到小站练兵才出现的一个人—— 袁世凯。战前从朝鲜秘密潜回国内，皇上还是惦记他的，马上又指名派他去平壤“抚辑”——安抚慰问。两国都宣战了，还安抚啥，别说赶在清军之前去，是打死也不愿回朝鲜了。 于是，被降职。 降职也比丢命强。袁世凯聪明，但人不懒，自愿去协助直隶臬司办理东征粮秣转运事宜，为清军作战部队提供后勤支援，也算是为“抗日”做贡献。 可上任之后才知道，这个“美差”，虽然不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也没有前线的性命之忧，但也不是好办的——办不好，还有可能在东北又整出个“东学道”之类的起义！ 他在给上官奏报函中写道：“辽沈自遭兵祸，四民失业，饥馑流离。关外居民本极困苦，近遭灾荒，营勇骚扰太甚，哭声载道，惨不忍闻。” 看来不光是天灾，还有兵祸！善于处理棘手问题的袁世凯，现在只是个粮草官，也管不住别人手下的营勇。 另一个人，湖南巡抚吴大澂（就是甲申政变时派往朝鲜的吴特使）斗志昂扬，主动请缨参战，被任命为帮办东征军务。当他前去筹赈军粮时，直接被惊住了，马上转过头来，向朝廷，向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以及广东、浙江、湖北等地督抚发电报请求支援，求爷爷告奶奶，直称“幸存百姓甚或有十余日不得食者”、“灾民之悲惨，目击伤心，不忍漠视。如若不迅速抚辑饥黎收拾人心，战争将很难进行”。 未曾征粮，先得救灾。 没有被敌人吓住，但面对千里饿莩、尸横遍野，吴大澂完全丧失了必胜的信心。 ..................................... 这种情况下，就近摊派补给，实在无实现可能。即使朝廷能从各地调拨，势必又要远程运来。庞大的军需，既增加了转运的困难，也大大拖后了军队行动的速度。 因为缺乏专门的辎重部队，清军仓促出兵，粮秣辎重大部分还要自己肩扛马驮，随军而行，木轮马车在朝鲜及满洲官马土石道上行进困难重重，部队的推进速度大受制约，机动性实难保证。 哪里还有兵贵神速，动如疾风、进如迅雷……简直是老牛拉破车。 慢慢往前方磨蹭吧。 ..................................... 7月26日，卫汝贵才抵达义州，接到李鸿章电报：“电旨屡催进兵，为叶军南北策应，岂知远莫能致！” 大岛义昌已向牙山清军开进，如果早日从北部向日军施加压力，或可有所帮助。但李鸿章已知“远莫能致”，所以，竟然还有一些牢骚。 不知道“我两日可抵汉城，日军须四日”的自信哪去了？ 老大人忘了，那是十年前的结论。 十年后的此日，日本国内铁道线全长3,200公里，铁道网延伸到了全国各主要城市。 十年后的此日，日本国内航运发展迅速，虽然一次性运兵运不了，还要往返很多趟，但已经不再需要租借英美的客船了。 可能老大人也忘了当年那个判断的理想前提是：两军同时进发的情况下。 好比有这么一道数学题：中日两军从两头向汉城进发，已知中国军队离汉城某某里，每日前进某某里，日军离汉城陆路某某里，海路某某里，海上行进每日某某里，陆上行进每日某某里，问谁先到达，先几天到达？ 答案：清军先到。比日军早两天。 但是，战争不是理想的数学计算题。 战争也不是赛跑，双方蹲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听着一声发令枪响。 日军比清军早起身二十多天。 ..................................... 但，奇怪的是，李鸿章又命令与卫汝贵同一天抵达义州的马玉崑，率毅军“先进平壤”，卫汝贵，留下。 这是一个很少被注意的细节。包括一些客气点说是比较懂战略不太明白战术问题的人。 26日，李鸿章想已得知前一天丰岛战事发生，那么，随便判断一下，也应该首先想到牙山守军也是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卫汝贵留下干啥呢？ 负责安排好大东沟至义州的转运事项后再“相机前进”。[《寄义州电局交盛军卫统领》，《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 问题在大东沟，更在后勤。 按原计划，大军到了鸭绿江安东，到了才发现，渡口军事设施不全，栈桥、浮桥没有，缺少转运的船只，海运来的部队无法上岸。 虽然据说事先已经通知，但几乎没有做什么准备。找到地方官员的时候，谁知还扯起了皮，说江那边的事，归义州府管。这是什么意思呢？大清官员开始踢球了，而且还一脚把球踢给了朝鲜那边。 这是洋人雇员所说“中国人办事极不认真”的又一表现。 说实话，这种事几千年不绝迹。我到有关单位有关部门办事，听到最多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事不归我管”。管的人不在，这事就办不了，分工细啊，“有关部门”竟然有“无关人员”，实在没辙。 前方着火，一个地方官员就敢扯皮，原因还在于“你管不着我”，官员只认这个。 造机器要考虑盈余度，打方向盘要考虑上“空回”，大清行军打仗，本来就应该考虑到这些事情的存在。这能怪谁呢？ 无奈，事前又没有专门安排人员保障，临时抓住谁是谁吧，这个担子落在了卫汝贵头上。 谁叫大清没有工兵等完善的保障部队呢，只能让作战部队上了。我们大清和前朝，以及前朝的前朝都一样，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此外，让卫汝贵留下，还有一个原因。25日丰岛海战后，李鸿章按照军情判断，大沽至大东沟也已经不再安全，第三批装船的部队，包括卫汝贵盛军三营已经改由营口上岸，穿过辽东过鸭绿江。这将大大拖后到达的时间，鸭绿江渡桥的压力也随之加大。 多种需要之下，卫汝贵只好滞留在义州，想办法搭造浮桥，（“饬干员会同义州府尹前往搭造浮桥，以资进剿。”[《卫汝贵致盛宣怀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先把眼前的部队渡过去，再等待接应后到的增援部队。 可是，就是这个任务，给卫汝贵带来了毁灭性的噩运。 ..................................... 承李大人的好意，部队正好也借这个机会休整一下，再努力前行。 这等于是推迟了进兵平壤的时间。 28日，仅马玉崑率毅军一支人马出发，前往平壤。 就在当天，盛宜怀接义州电报局委员张廷桂转平壤电报局委员王锡祉电，又辗转通知，清军才得知消息——日军已抵大同江口。 大同江口，平壤西南面，离平壤不足150公里。 李鸿章得到报告，已是29日，这才感觉自己的“相向运动数学题”不靠谱，着急起来，命令又变了——李鸿章急忙电令卫汝贵：“日兵已抵江口，恐先据平，事更棘手，须与马荆山（玉崑）合力图之。”[《寄义州交盛军卫统领》，《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 此时，全队开拔已赶不及，卫汝贵当机立断，派哨官曲德成率自己的亲兵马队先行，沿途侦察有无日军动静。这一路先头部队31日才得以抵达平壤。 ..................................... 所幸，卫汝贵安排得当，曲德成率兵先行抵达平壤。 7月30日，日军已有先头部队的指挥官、步兵中尉町口熊槌亲自化妆潜入平壤，侦察清军动向，可能是口音不对，不成想被朝鲜人认出来了，急忙逃出来了。 回来后，想主动找点力所能及的事干（人家日军就是有这个主动性），便准备趁清军大队到达平壤之前，先将平壤电报局破坏，切断清军通讯。 8月1日夜，町口与骑兵少尉竹内英男率骑兵到大同江南岸船桥里，准备偷袭。 可是不凑巧，岸边连只小船都看不见。 原来，驻平壤的中朝官员想在前边也干在前边，抢先一步，已经将小船全部收归北岸。 这要感谢朝鲜平壤监司闵丙奭、清朝驻平壤电报局委员王锡祉，在援军未到的关键时刻，负起守卫之责。 形势相当危急。史载，8月2日，日军百余欲渡江北进平壤。 日军仍然恋恋不舍，还要尝试一下，派人泅渡过江。试了两天，江水湍急，搭上好几个会水的。没有成功，反而惊动了到达平壤的盛军亲兵小队士兵。 曲德成与闵丙奭、王锡祉共同商议对策，决定由盛军亲兵小队及朝鲜兵百余名“出南门堵御，连放排枪，惊退日兵”。 能顶一阵算一阵。日军虽暂退，但危机仍未解除，8月3日，焦急的王锡祉还致电盛宣怀：“平壤危在旦夕，盼援不至。马统领二十六发队，至今未至。卑职此时已计穷力竭，倘失守城池，是谁之过？”[《王锡祉致盛宣怀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 3日这天，曲德成不顾辛苦，又率众昼夜守城，以防日兵偷袭，“其胆识奋勇，合城乡民同声感激”。[《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4卷] 这样一位下级军官，能有胆有识，发挥先头警戒阻击作用，巩固平壤城防，终于等到了清军大队的到来，而日军探兵才未能先进平壤。 盛宣怀在4日的一封电报里高兴地说，“平壤电局会同平安道将民船悉数收至北岸，倭在南岸无可渡，正在击船，危急。马镇、卫镇头队今日赶到，即可扎住。平壤居然不失，诚国之福！”[《军机处奏录李鸿章电信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8卷] 8月4日，平壤焦急盼望的大军——卫汝贵和马玉崑，终于进至平壤。 ..................................... 按时间算，牙山一战后好几天，清朝大军才匆匆忙忙，赶到朝鲜平壤。 按照计划调来的清军共有四大部分，分别为盛军、毅军、奉军，另加奉天练军和吉林练军合为一部，历史上很吓人地称为“四大军入朝”。 按照入朝先后顺序记： 盛军，由记名提督卫汝贵统带，7月21日从塘沽乘船出发，23日在安东县上陆，28日经义州，8月4日到平壤。所属共6000余人。 毅军，由山西太原镇总兵马玉崑率领。7月22日自旅顺口乘船前往大东沟，也由陆路转赴朝鲜。所属共2100人。 奉军，原分驻奉天各地，由广东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领，总兵聂桂林分统。从7月21日起分批开拔，左宝贵于7月25日起程，29日抵九连城，并于即日渡过鸭绿江入朝，8月6日抵平壤。所率部队共计3562人，后又招募炮队一营500人，达到4026人。 奉天练军盛字营，也被人们称为盛军，实应称盛字练军，和一部吉林练军，由副都统丰升阿统带，7月26日由奉天开拔，9日，最后到达平壤。所属共计1500名。 “四大军”共32营，合计人数为13526人。 这就是大清先前在照会中吓唬日本人的“决计派出12万大军”？！ 整整少了一个“零”——是少了一位数。 ................................... 不管怎样，“四大军”先后抵达，平壤城幸得保全，对大清来讲，确实是一个大好消息。 抢先进入平壤，有了立足之地．并且集结了一万余兵力，这从战略上说是有利的。 但是，清军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获得胜利吗？ ------------ 第六节叶志超再提“总统” 8月下旬，叶志超终于千辛万苦地率领牙山败兵，最多不到2000人，到达平壤。 合兵一处，声势大振。 只是声势。 对大清历史记载中的数据，我始终保持怀疑。 大清估计是照着花名册和军饷账簿点兵。计划中的盛军6000人，是按12营，按每营500人计算。这纯粹是理论上的。实际每营仅300人左右，盛军也就4500人，去了四分之一。 因为清军有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吃空饷。 此后，卫汝贵战场被参，其中有一条，就是吃空饷！ 这不是一支部队这么做。几乎所有部队都多多少少存在这种违法行为。 如此推算，那么，每一支部队，到大清的总兵力，都需要打6折！ 不客气地说，6折都是保守的。 平时谁虚报人数套取军费，打仗的时候，谁可就有苦头吃了。 自己坑了自己不说，还坑了大清朝，恐了国家！ .................................. 叶志超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发电报，请罪。 没错，是请罪。 原来是29日，李鸿章专门雇佣到仁川探听战况英国船回报：27、28日，叶志超军连胜两战，歼敌2000多人，自己只损失了200多人。而且，叶军现距汉城80公里，汉城日军主力已经调往牙山。 英国人就弄回这样一份漏洞百出的“情况报告”，还能让李鸿章相信，拿到赏钱？ 照这样合计，叶志超不但没有绕圈子跑路，反而是“直挺挺”地向汉城挺进。 那日军主力又跑到牙山干啥去？ 反正李鸿章是信了，立即上奏朝廷。 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电报：“廿三（阴历）叶军与倭开仗，倭兵三千死一千余，我兵伤亡百余。倭兵已往北退。闻叶军要往水原府。”[《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5卷] 谦虚的李鸿章还是小心地把歼敌数量2000改成了1000余。 这份电报被一些大清官员探听到后，还相互传告，搞得愈发“真实”。 .................................. 牙山成欢大捷！光绪龙颜大悦，赏！ 8月2日、3日，叶志超还在跑路当中，皇上便给李鸿章连下谕旨，予以奖励。 同时为牙山成欢的胜利所鼓舞，谕旨之中，皇上激动地问“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各军，日内行抵何处”，并要求“着李鸿章迅速电催，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以期迅奏朕功”。 皇上心中，还一直热切期盼着那个幻想中的“南北夹击”呢，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 .................................. 8月15日先期赶到平壤的叶志超接到了转来的朝廷谕旨，不知几分惊、几分喜、几分忧、几分不安。 皇上给的赏银领下了，而对于“夹击汉城”成了跑到平壤，是无论如何搪塞不过去的。现在再回牙山，以形成符合皇上圣旨之形势，是无论如何做不到了。怎么办？ 没法办，也得想办法，给皇上个交待。 找了半天资料，没见到叶志超同志的奏稿。只在《清日战争》这本书里，看到一条信息，日军记载的缴获的清军文书中，有关叶志超给左宝贵的信笺，还有叶志超夸大战绩的上奏文。上奏文为何还留在军中、一直带到了九连城，会不会是皇上的谕旨？这个不好考证。 不过，史料中却有皇上的圣旨。所以，只能反向对照，看皇上说啥，揣测一二。 看叶志超怎么耍过这个滑头。 .................................. 26日，皇上的圣旨，首先对前边奖励叶志超与倭人接仗获胜一事进行了回顾（当然还应假定那还是真的）。然后讲，后来“据电奏，该军欲移公州，而倭兵二万余人突来围袭，我军奋勇对敌，鏖战六时之久，倭兵死者千七百余人，我军伤亡三百余人。该提督等以众寡悬殊，设计退敌，遂率兵东渡汉江，暂驻平壤，自请严议，并请将出力及阵亡将弁勇丁分别奖恤等语。” 据电奏，谁的电奏？不是叶志超的，就是李鸿章转发叶志超的。 那么，叶志超所发电报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他根本没有否定前边盛传的“牙山成欢大捷”。（否则皇上圣旨不会再回顾一下，这说明谎言还没有戳穿）。 叶志超紧紧抓住了四点： 其一：我军本来想转移到公州，两万多日本鬼子突然来袭啊，我们奋战了六个小时，打死了一千七百多，我们也伤亡了三百多，众寡悬殊，在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之后，便渡过汉江，转移到平壤。 这是解释了一个不能不解释的问题：自己为什么打赢了牙山一仗（牙山就没打，在成欢打的），没有进击汉城，反而跑到了平壤。简单说就是：敌人突袭，寡不敌众，无奈转移。 同时也再次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虽然我们被迫转移了，但也杀了1700多鬼子。当然我们伤亡不大。 好家伙，一下子又多杀了1700多鬼子。 叶志超竟然大胆地跟皇上虚构了一场子虚乌有的惨烈战斗。而一路上的艰苦行军（跑路的事）含含糊糊、略过不提，随君想象吧，反正我是没说。 行，自己突然出现在平壤的事圆过去了。 其二，自请处分。 （由于以上原因，接着）皇上，我没有实现您的夹击意图，未经请示，率军北撤，给大清“抗日”造成巨大损失，罪该万死，对不起皇太后、皇上，对不起大清列祖列宗，请皇上降罪，严肃处理，让大家看看，不要再出现叶志超这样的人。…… 这一步无论如何是不能省的，认错越是诚恳，自我批评越是深刻，越显得自己心诚。立功了不能骄傲，有问题更不能自满。 其三，给大家请功。 大家跟着我，牢记皇太后、皇上的恩典，牢记皇上的嘱托，奋勇杀敌，以报皇上于万一。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他们想起了皇上的话……他们是某某，某某。尤其是某某，家中四夫人刚生了小孩，某某毅然收起家中寄来的书信……恳请皇上下旨，勇者给以赏赐，殉国者予以抚恤，以褒先进，显皇恩浩荡。 这一步，更不能省。好汉做事好汉当，错误一人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其实，大家都这么好，仗也打得好，你怎么能说我不好呢？） 还要说得真诚，说得声情并茂，最好让皇上两眼含泪。这样才显得自己爱护部属，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将领。 其四，估计还要表表决心。如赐臣死，请将我埋在平壤，头要冲北，我要在阵前看着兄弟们杀敌，然后魂归大清；如蒙不弃，恩准戴罪立功，我必当以死报效，全力尽忠……等等等等。 这个决心一定要大，表态一定要有力，第二条的基础上再加一把劲，皇上要的就是这个态度。 这样，一推，二拉，三请，四拍，妥了。 看来，老叶纵横行伍几十年，一路升上来，不止是个“兵痞”，还愣是炼成官场上的“老油子”了。 撤退不叫撤退，叫转进。这一路走来，不光跋山涉水跑路，还成了“过五关斩六将”了！ .................................. 据有的观点讲，大清朝廷获悉叶志超抵达平壤的消息，对漏洞百出的战功毫不追究，有点将错就错，以掩盖朝廷的失查。我看未必。 从后来朝廷对叶志超，对那些失利将领处理起来不过夜的利索劲来看，也不像这个风格。 比较靠谱的可能，是叶志超这个报告把上边“糊”住了，也把上边感动了！而且到目前并未暴露真相。 因为皇上在圣旨的下半部分，对叶志超充分进行了安慰、赞赏。 皇上讲，“叶志超一军，本为朝鲜定乱，兵数不多，此次途遇敌军、数倍于我，围合攻扑，卒能以少击众，全师而出，虽有伤亡，功过是以相抵，所请来议之处，着加恩宽免。该军将弁，奋勇出力，深堪嘉尚，均着准其择优奏保，阵亡弁勇，即着查明请恤。”等等。 末了还有一句：“现在该提督已抵平壤，与大军相合，即着统帅诸将，协力进剿，迅奏朕功，以慰鼓盼。” 是啊，勇敢突击数倍于我之敌，敌我伤亡之比近六倍，还有什么可追究的呢？ 能说不是叶志超把皇上感动了吗？ 杀敌尚未奏功，掩过已经奏效！ .................................. 这次叶志超所部大得好处了，每个参战将领升一级，士兵人人有赏钱。 清史的资料里记述不太详细，仅有寥寥数笔。 在日本编的《日清战争实记》，却看到了一些日本人依据战场拣到的清军文书记录下来的，关于大清赏赐有功之将的情况： 提督叶志超，赏给白玉翎管一支，小刀一柄，大荷包一对，火镰一把，赏给“刚勇巴图鲁”称号。 记名提督聂士成，赏穿黄马褂。 记名提督江自康，以提督总兵遇缺请旨简放。 记名总兵谭清远，同并赏加头品顶戴。 提督衔记名总兵叶玉标，总兵衔儘先副将冯姜和，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遇缺请旨简放，并赏加“威勇巴图鲁”号。 副将衔先锋儘先游击魏家训，毛殿飚，孙礼达，聂鹏程，免补参将游击，以副将儘先补用。 其他受赏有差。 前有日本人的题记，试译如下： ——清国败军之将获得封赏 牙山一战，清军大败，诸将奔亡。二十八日，乃赏赐有加。赏罚失宜属彼国常态……国运已失，至此暴露无遗。 赏赐记录如为事实，那么虽然日本人讽刺有加，却是讲了点实话。 看来叶志超没有独吞战功，而是人人有份！ 人人有份，那就堵住了大家的嘴！ 且不论加官晋衔、顶戴花翎，赏穿黄马褂，赐“某某巴图鲁”称号，一看到这么多将领，都令我不是一般地吃惊！ 区区几千人，光总兵以上级别的就有6人。 总兵什么概念？概略来讲，一般一省设一提督，一省内设几镇不等，一镇长官为总兵，可以比照现在的师级吧。虽然很多人只是虚职，没有实授任某省提督某镇总兵，级别待遇却是一样的。 不知道总兵以下，一个参将、副将，现场统多少人马。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广而在勇。 岂能指望为将者“以一当十”，多多益善？ 可悲可叹！仗竟然打成这个样子，岂不是兵少将多之过？ ———————————————— 平壤城，一下子来了“四路大军”，加上“一路退下来”的，就成五路大军了。 估计光吃住，就是个问题。 将多，事非多。 一开始，卫、马、左、丰四将领一样大的官，一样高的地位，谁听谁的不知道。 这就是李鸿章所倚仗的“屡饬该统将等和衷商办。凡其力所能及者，当可无误机宜。” 恐怕就是淮军一个“系统”内的，也不见得是能和衷共济。特别是在战守之策上，在涉及到任务分工上，靠自觉自发，是不是能靠得住，要打一个折扣。 这么大规模的战役，几部人马互不相属、互不节制，如果形不成有效的统一指挥，势必各自为战，战场一盘散沙。 令出多门，各行其事，这打的什么仗。 好在，清廷下令了——统一事权。 “己亥（25日），命叶志超总统驻平壤诸军。”[《清史稿本纪》] 圣旨说得一本正经，让人哭笑不得：直隶提督叶志超，战功夙著，坚韧耐劳，即着派为总统，督率各军，相机进剿…… .................................. 好不容易上头指定了战场前敌总指挥，选的却不是别人，正是叶志超。 除了奖励虚报战功的人，按职务也属理所当然。 谁让他是一名实职的提督，战场官阶最高，其他人不是记名“待缺”的提督，就是实职的总兵呢。 这么想也对。 但不要忘了，估计还有一个原因——后方的实际统帅，李鸿章。 下来，我将详细讨论这一点。 .................................. 叶志超真是想哭都没有泪了。 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吹个“牛皮”也要“纳税”，这一把可是玩大了！ 想必叶志超自己也很清楚，戴了这个“官帽”，决不是什么好事。 这个时候谁想干呀！实在没有平时荣升时的那种喜悦，却好比自己坐在一个火盆上。 叶志超担任统帅后，首先是数次给老领导李鸿章发电报，不是汇报战守之策，而是——称自己“有病”，且病得不轻，头晕目眩，动不动就晕过去了。 然后就是和“老帅”探讨能否将自己调回。 调回？你以为你是袁世凯啊，耍这一套。 怎么一到平壤，就得病啊。 老实守平壤吧。 .................................. 说实话，大清这种选帅方式……如果能振奋人心、凝聚士气，统一指挥、提高整体作战能力……鬼才相信。 这是严重削弱清军的指挥和斗志。 就叶志超那点事，皇上不知道，前线的将士会不知道吗？ 据说，接到圣谕，全军皆惊，一片哗然。 再说从国内赶来的这四路人马，说是四路大军，实是来了四位诸侯。 各路人马由不服气，到不服命令，尽皆出现。 无形之中，已经为战败埋下重大隐患。 .................................. 面对光绪这样的大清“CEO”，哪个员工还肯出力？ 各将领落实将令，变成了“凭良心干活”。 即使一个阵地守住，翼侧却已崩溃。 一点被攻破，整个防线随之土崩瓦解。 战场上互不支援，推脱责任却互相指摘。 这种状态，持续到整个甲午战争结束，竟丝毫没有改变。 ------------ 第七节先战后宣的战争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在同一日宣战。 7月30日，清朝政府下令撤回中国驻日使馆和领事署，委托美国政府代为保护中国侨民。第二天又谴责日本首先挑起战端，“致废修好之约，此后与彼无可商之事”，宣布断交，令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回国。 因为身材矮小、生性活跃，到处乱跑乱钻、窃取各种情报，而被各国公使尊称为“鼠公使”的小村，完成了在大清“情报员”和“点火员”的使命，荣归故国，也没什么遗憾，搞情报还有其他人去干。 8月1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对日宣战。在历数日本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罪恶事实之后，诏谕： ……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 ................................ 8月1日，日本天皇也发布了《宣战诏书》。 虽然已经挑起战争，但日本人仍然振振有词。这几天，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早早就起身，到处给英美俄公使发“帖子”，称“日本的军舰在牙山湾被大清军舰轰击”了，把开战的责任推给了大清。不过，他实在难以堵住众人的嘴，很多国家的海军救过大清的水兵，而且还有一件事需要陆奥解释――击沉英国商船“高升”。 当然，即使没人信大清会开第一炮，但宣战的事，从遵守国际法的角度讲，日本做到了――不过是坏事干了，再补个手续。 以后这种行为，日本人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干。 天皇称： 朕即位以来，于兹二十余年，寻求文明开化于和平之治……凯料清国之于朝鲜事件，对我采取殊违邻交，有失信义之举。 朝鲜乃我帝国首先启发，使其与列强为伍之独立国家，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公开与暗中干涉其内政，并在其内乱之际，借口拯救属邦之难，而出兵朝鲜。朕依据明治十五年（1882年）之条约出兵备变，更欲使朝鲜永远避免祸乱，保持将来治安，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和平……然清国反而设置种种生乱之辞，加以拒绝……事既至此，朕虽以和平为始终，专事内外宣扬帝国之荣光，但亦不得不公然宣战，依赖汝等忠实勇武，速克和平于永远，以期保全帝国之光荣。 首先大篇幅宣扬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将责任推给大清，假惺惺地摆出“和平”论面孔，一切为了朝鲜，一切为了和平，一切……为了帝国之荣光。 直到最后，还把真实目的隐藏在天皇的号召之中。 要知道，日本政府的对清宣战书，是早早就准备好的。 据记载，这份宣战书已先后做了六次重大修改，其中第三、四、五案中还有对朝鲜宣战的内容。后因为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皇宫，朝鲜李罡应当傀儡很称职，老老实实按照日本统一的口径，将日本侵略并进攻皇宫解释成两国士兵间的摩擦，偶尔发生的冲突。敌国成了同盟，日本和朝鲜间的战争早就结束，因此从宣战书中删去，宣战对象只剩下清国。 在宣战书的具体问题上，还出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矛盾。 日本玩弄了很多手腕，在“25日”这个时间上给大清下了个连环套，没想到还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小小的麻烦。 宣战书中的开战日，是7月25日的丰岛海战日呢，还是8月1日的宣战日呢？对此，内阁出现不同意见。 这倒不是日本人不好意思，而是因为，如果宣布8月1日为开战日，8月1日以前海外出征的日本军人的军龄就无法加算，各种战争待遇抚恤也无法授予。 大臣间最后的协调结果，决定以7月25日为实际战争爆发日，8月1日为清日战争宣战日。 这下，还得解释，这个战争是怎么着就爆发了……怎么在宣战之前呢？ 当然不好解释。自然无法避免地，这件事也就成为日本不宣而战的有力证据。抱着看日本人“以文明对野蛮战争”态度的西洋人，也“表示”深感失望，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非议”，在舆论上给日本人扔了点“石子”。 当然对日本人，这同样没什么心理负担。宣战，对日本来说本来就是个新生事物，反而从此以后，不宣而战成为日本的常态化，规定性的动作。 后来他们在珍珠港也玩这一套。计划发起进攻的同时，日本驻美大使向美国递交“断交书”，计划得很好，可惜由于电报传送原因，等大使送达的时候，美国总统已经接到珍珠港被日本人袭击的报告了。这是一次没玩好的失败例子。 后来，他们也吃了苦果。二战，苏联百万大军布置停当，苏联外交部向日本驻苏使馆送达断交书。提前12小时通知就是给面子，日本政府知道以后，赶紧命令大使再去交涉，那边，苏军已兵分三路，杀向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已经溃不成军。 可见，举起刀来，再大喊一声，接着（或同时）便是风过刀落，不是日本人一家可以玩的。 不过日本人也有说道：清日战争在朝鲜的爆发，是由于清国拒不接受日本的要求，清军向日军进迫引起的。 这一说，挑起事端的是大清，而日本纯粹是“自卫”。 坏事做了，还要做得官冕堂皇、道貌岸然。 日本人，确实是“出老千”的高手，还是天生的。 ................................ 内阁终于通过宣战书议案，提交天皇裁可，大白于天下。 相比之下，光绪宣战诏书大义凛然，仁至义尽，激起义愤，可称为“口号”中的典范。天皇宣战书满是捏造加编造，强词夺理、颠倒黑白，通篇就一句实话――以开战“专事内外宣扬帝国之荣光”，这就是“寻求文明开化于和平之治”！文采倒是不输，堪为谎言中的极品。 然而，正义又怎样呢？道义又能如何呢？ 正义始终是在强者一边的。 还好，日本史书给了大清一个面子，称“两国同日宣战，一场令全世界瞩目的亚洲两强间的战争爆发。” ................................ 在此，我们看看强大的清政府宣诏后，这一月干了些什么。光绪的本纪里记载： 加强对台湾的防御，让李鸿章扩充海军，慎选将才，精求训练。 调部分部队驻通州、南苑，以防近畿。 派员练旗兵，从八旗枪营暨汉军枪队充选人员（似为加强近卫）。 下令暂停不急工程。（这应该是慈禧太后的一些工程项目，充其量是收尾的、点缀的小项目。）当然，慈禧太后的生日还是要筹办的。 月初，还命两广总督李瀚章毁南海举人康祖诒所著书。―― 康祖诒，康有为的原名。此时离1895年“公车上书”尚有一年，此时南海举人康有为接受了什么进化论，还是立宪论观点，我没有细查，但一定写了什么惑乱民众的书籍出来，“量”上升，竟被皇上“粉”上了。 皇上真是忙啊。都这时候了，还惦记着康有为搞的“非法出版物”。 战争呢？军队呢？除了给朝鲜的清军发号施令，其它的就没什么可圈可点的了。 近的，就是调了调皇家卫队，近得不着边际。 远的，开始扩充海军――何时有成效，远得看不到边。 也就命令加强台湾守卫，还靠点谱。 ------------ 第八节日军大举增兵 写材料是文人的事，打仗是武人的事。 宣战是内阁的事，调兵是军队的事。 这边忙着宣战、做官样文章的时候，日本乘胜而进，马不停蹄地按计划向朝鲜大举增兵。 ……………………………… 轮到大本营发挥作用了。 日军大本营是从德国学习来的，但又有超出德国的“高招”。明眼的人会看到一个现象：大本营还有一套自上而下的参谋体系，来确保作战命令的执行。 探究日军侵华战争时的指挥体系，我就发现它有两个独特之处：一个是，本级的参谋长既负责制定计划，辅助部队长指挥，还有监督之权，发现不对头，可以阻拦或上报到上一级参谋长。第二个是，如果本级对上级的命令有疑义，可以提出意见。实在不行，可以上诉请求裁决，师团一级的参谋长可以一直把“官司”打到大本营。记录中这样的事情还发生过不止一次。 这就等于在军队指挥上，又弄出来个“二元体制”，好处就是确保军令畅通，并大大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但坏处是，很多急功近利、近躁冒进的事，都是这帮参谋们干出来的。 而在大本营，我们说过，它能独立行使指挥权，其他部门无权干涉。此时，可以充分地享受站在帝国权力顶峰的感觉了。 ……………………………… 8月14日，日本大本营根据现实的情况重新制定冬季作战指导方针。 大本营决定，除第5师团其余部分立即开赴朝鲜，并增派第3师团入朝，与第5师团合编成第1军。枢密院议长、陆军大将山县有朋被任命为第1军司令官。 大本营给第1军明确的任务是：在联合舰队配合下，北攻平壤，将清军驱逐出朝鲜。尔后，相机进攻奉天，吸引直隶清军主力出援。 大本营还敲定，同时组建第二军，以待机攻占辽东半岛，建立进军基地。 一个跨过鸭绿江、进攻大清辽东的计划已经成型。 ……………………………… 宣战后，联合舰队就在那边到处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机会与北洋舰队决战，与陆军配合的行动不得不往后推迟。 这个情况在下边的章节内讨论。 毫无疑问，陆军遇到了很大困难——运兵。 但困难吓不住大日本帝国陆军。海军不行，也不全是坏事，这正好是显示陆军老大地位的时机，必须证明给海军看。 于是，激情澎湃的山县有朋决定不等海军成功这一天，而是刻不容缓，独自发起朝鲜的进攻。 ……………………………… 再提提夺得首功的日本的外交官们吧。外务省官员也没闲着，始终处于亢奋状态的他们争分夺秒地行动，一口气逼朝鲜签下了《日韩暂定合同条约》、《大日本大朝鲜同盟条约》，紧紧地把朝鲜控制在日本手中，“使其就范，不敢他顾”。 事实上——只是没对外宣称，到此为止，日本已经如愿以偿，将朝鲜纳为自己的“从属国”。 日本人已经首先从着手建立釜山到义州纵贯铁路开始，“帮助”朝鲜规划和搞建设了。 当然，我们现在，包括将来也不要看到类似事情，就相信什么“殖民不是坏事，能促进发展”这样的卖国的无耻言论。 别忘了，钱是需要朝鲜出的。卖儿卖女卖老婆，砸锅卖铁也要出……不够？先向日本借，高利贷，或者把XX年的所有权、使用权做抵押，“当”给日本。 至于建成以后有什么用，谁都能看出来。日本人最着急的是将来用这条铁路运兵直达鸭绿江，好对抗大清和俄国，方便争夺和控制中国的满洲。 你以为日本人的思想那么纯洁吗？ 朝鲜的境地，跟欧洲列强满世界建立的殖民地没有实质性区别，而且是“升级版”的。 指望借日本帮助脱离大清的朝鲜“独立派”们估计能够想到，却无力摆脱这个“饮鸩止渴”的结果。 很快，日本人连这个“独立”的名分，都舍不得给朝鲜了。 ……………………………… 支持战争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融资”到位了。 打仗是要花钱的，而且是特别烧钱的生意。国库不足，但为了避免沦为外国的附庸和国际银行“大鳄”的奴隶，天皇明确，决不向列强借款。 那就只能面向不足4000万的日本国民发行公债，筹措战争资金。 “筹款机器”开动起来之后，竟取得了远超出预期的效果，计划筹集5000万，实际筹集7694万日元。 好象不多啊，一人才1.921日元。 别忘了，这可不是今日买双“靴下”（袜子）都是“千円でし”（千日元）的情况。 那时候日元是叮当响的银洋，“值钱”！按当时1两白银折合1.5日元，日本人筹集到了5000多万两白银。一人1.25两银子。 还没有什么感觉？有资料：大清一户普通农户，10口人家，年收入5两银子。比大清农户还不富裕的日本，该是什么情况！ 日本士兵踏上中国东北，看到中国乡村稍好点的青砖瓦房，都被惊呆了：这么富裕啊！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如果我再告诉你日本皇家一年国库收入3000多万两（超不过3500万两），你有什么感觉？5000万两，至少是国库收入的1.5倍！ 那些政府扶持的企业，既有钱投资国债，又能从战争中揽到活干，大挣一笔，战后还能从国债中得到丰厚回报。一场战争，就是一场巨大的经济活动啊。 节节胜利，也给日本人民强烈的希望，日本人民也逐渐发现其中的好处，而热情参与。 国家兴亡，“女支者”也有责，娼妓也走上街头宣传，参加了捐献活动。 政府终于筹集到了用于战争的资金。 ……………………………… 做好种种准备后，日军大本营于9月12日由东京迁往广岛。 明治天皇9月15日也驻跸广岛，以显示靠前指挥，亲自督战。 这一日，日军对平壤发动总攻击。 ------------ 第一节战守之策，非战非守 从平壤这里来看，是战是守，可谓一波三折，到了朝令夕改的程度。 史料记载：自从进驻平壤，清军在李鸿章“坚扎营垒”的指示下，以“先定守局”为上策。 但卫、马、左、丰四将领地位并列，“平日彼此拜会，专尚虚文”，军中早有人“知其不可守”。[《两浑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 诸将则惟“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及志超至军，弥庸懦，无布置，识者忧之。”[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1）] 就是说，四位将领定下了“防守”战略，然后，便躲在城里，除了组织部队和百姓构筑工事，架设大炮，然后就是相互之间拜访、唠嗑，客气客气，估计还要请吃、吃请。其它，便一无所事。 这就是未定统帅造成的局面。 连军中都有明白人看出来“不可守”了。 等叶志超退入平壤，接到朝廷任命，担任平壤清军“总统”之后，叶志超更是显得束手无策了。 就在这样的虚耗中，先敌一步占据平壤的战略意义，正逐步地被耗掉。 ………………………………………… 当然，估计也可能，叶志超不停地转圈子，是在紧张的思考，只是需要时间。 战前，摆在主帅叶志超面前的头等大事，是早日确定战守之策。 首先，可以肯定，只是一直远远躲在后方听枪炮声，“跑路”前都未与日军见上一面的叶“总统”，说什么也不会趁着日军大队还未在平壤集结，打什么主动的进攻战了。 光从清军派出的探骑每天只在平壤附近活动，东仅到成川，南不过保山、黄州一带，就能看出叶“总统”的战略视野有多大，决心有多大。 8月31日，叶志超决心已下！ 叶志超向上打报告，提出的是一个“俟兵齐秋收后合力前进”的计划。 这个战略目光够深远，打算够长远，估计还体谅朝鲜百姓，怕踩坏了百姓的庄稼。 秋收后——就是不知道日本人允不允许，同不同意到那时再来。 ………………………………………… 当然，这个计划被李鸿章客气地批评为“老成之见”，“潜台词”就是——保守，畏敌，避战。 此时朝鲜已有一万多清朝大军，李鸿章要的是叶志超在平壤站稳脚跟之后，相机出兵，主动迎敌，可不是等什么庄稼收完，倒出原野来。 9月2日，李鸿章接平安道闵丙奭电报，得知日兵已自元山登陆，南路平山日兵到瑞兴，急电叶志超“预备进占”。 3日，叶志超复电了，直言怕敌切断后路，不敢迎击来敌。 所凭的理由竟是：听说——大岛（义昌）曾经说过，如果我军前出，他就由水路登陆，切断我的后路。（“闻大岛有云：‘若我军前进，渠由水用船载兵登岸，袭我后路，断我转运。’”） 这个情报哪来的？我翻阅资料，在一本书里发现：竟是汉城的朝鲜翻译探查到的。 叶志超的话是真是假，是不是他编造的敌情，这里不好认定。 但总让人怀疑，反正我觉得，光这个渠道就不那么可靠，不可靠在中间似乎缺少什么环节。 如果是清军的翻译，怎么探听到的日军情况。 是日本人请的翻译的话，还有可能探听到，但又怎么传到清军这里的。 我就这个问题琢磨了很长时间，也到处查证。最后得到的唯一可能有关联的，还是在大院君李罡应身上。 有人说，李罡应被迫与清军断交，但私底下却仍然与清军联系，包括送出日军行动的情报。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渠道就几乎无缝地连在一起了。 李罡应真的是这样，做过这些事情吗？确实有这个可能。这个需要从他本身和面临的处境去分析。 李罡应被日本人扶上宝座，与上次被乱兵拥护夺回王权，虽然都是被利用，却有很大的不同。也许是为了保住了自己的儿子，据说他当时将儿子痛骂一通，李熙也痛哭着承认错误。上演这样一场亲情戏码，验证了我的猜测。 而且，李罡应完全是委屈求全，他并不是很得日本人信任，只是在那个职位上而已，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这点没有疑义。甚至连新任命的政府首脑金弘集也是“两面派”，别看这家伙很反清的样子，一看大清不行了，也不避讳乾隆爷“弘历”的名讳了，正大光明地把“金宏集”改回了金弘集。真正被日本人扶持起来掌权的，是金弘集手下的一帮“亲日开化派”（在日本攻打王宫中做内应的）。 李罡应在日本人的眼里，一直是亲清派的，“七十五年来，只知有中国，不知有其它，是自顶至踵完全为‘顽固’所充满的老翁。”有记载说，李罡应安排自己的孙子掌管宫内亲兵，联络了东学党人员，号召他们起来抗日，为依靠大清反击日本人作准备。而且据日本的资料，说他确实与清中暗中相通，还有一封给清军的书信被日军截获。 如果日本人的记录不可靠，还有一个可以作为辅助判断——闵丙奭。日军未到之处的各地朝鲜官员，仍然与大清紧密合作，团结起来保卫朝鲜。即使是在朝鲜王宫向清军下达逐客令之后，这种情形依然存在，估计一是与大清感情仍在，二是视日军为共同寇仇，三是，可能朝鲜国王李罡应虽然应日本人的邀请而“邀请”日本人帮助，却并没有认真约束各地的官员与清军脱离合作。 所以渠道的问题，基本可以确定。 但，就是情报的真假，还有一些问题。下文我会详细说到，日军的行动，对照一下就明了了。我只说，此时叶志超如果真摸准了日本人怎么打算的，倒是妙了，对指挥员来讲，还有比这更幸运、更有利的事情了吗？ 但“听说”是听大岛义昌说的，这也不是一个旅团长的任务，也不可能由他嘴里说出来呀。 如果真是他说的，让大院君探听到，再传给叶志超，那……真是复杂了，也太有戏剧性了，大岛义昌掌握大院君与清军联系，智设“反间计”，快赶上《三国演义》了。 可以怀疑，这里不做妄断。 总之这件事，半真半假。叶志超的话，反而让人怀疑，搞不好，他还是假托的朝鲜情报呢。 主要是，随后叶志超便话题一转，要起兵来了—— 我军到朝鲜的虽说一万几千，但实际还有没到齐的，加上沿义州、安州一路留下守卫，保护后勤运输线和运弹药给养，平壤不过万人。怎么也得有四五万人，严密部署，把住前沿后方——看叶志超的劲头，估计得一个挨一个，围着平壤几层，铁桶一样——才可保万无一失。您看看想想办法吧。 这是叶的原话，不带任何虚构万分：“名虽万有数千，实在各军马步有未到齐者，亦有护运由义州、安州分扎后路者，现平壤不过万人。陆军劳费万端，必有四万余人，厚集兵力分布前敌后路，庶可无虞。请筹调添募。”[《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9卷] 大敌当前，还要指望“筹调添募”，这不是给李老帅出难题吗？ 对，是出难题。 其实兵多了好办点，这个没错，真有一百万，踏步上去，踩也把日军踩死了。但我觉得叶志超只是拐了一个弯，重新提出自己的主张： 仍旧还是——即使不后退，也要守在这，暂时不宜进兵。 李鸿章绝对不会接他这个“茬”的，当天就直接指示：“应与诸统将密筹，挑选精锐，间道出奇，拦头痛击，使其畏威不敢深入。我军未齐，自然不能遽然前进，须将日队设法击走一两处，俟后布置周密，相机进发。”[《寄平壤叶总统》，《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7卷] 李鸿章的意图很清楚：出去，迎敌。 挑选精锐，偷袭也罢，埋伏也罢，先挫掉敌人的锐气再说。 李鸿章的谋略的确很老辣。——管他敌人几路来，先打走他一两路。 关于李鸿章的“击敌一路”策略，我们在这里稍作讨论。 萨尔浒大战，努尔哈赤面对明军四路大军，也是“任你十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兵力击敌一路，逐个击破，遂取得大胜。 后来的，毛主席老人家指挥我红军反“围剿”、八路军反“扫荡”，也往往抓住一路弱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击破敌包围。 无数战例证明，防守一方应“主动跳出去，争取外围作战，而不致困于内线，将主动权全部交给敌人”，这是善守的法则。 ………………………………………… 对叶志超来说，如果确定要打防御战，也应按李鸿章的指导，主动出击那么一两下子。 这是采取“攻势防御”的问题，他应该很清楚。 连光绪皇帝看到叶志超的电报，都看出了问题，不仅是不悦，是已经急了。当即指示李鸿章：“现在敌氛已逼，所有分布进剿机宜，著即妥筹具奏；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敌人之攻，而于敌之分兵修道，听其自由往来，不思半济而击之术也。” 说的是同一个道理——要在敌调整之时，就打出去、扰乱敌人，寻找歼敌机会，决不能坐等敌人舒服地准备好，稳稳地来攻。 皇上都看明白了，老帅也直接点透了，前敌主帅叶志超还“揣着糊涂”，有些不应该。 打了半辈子的仗，升到提督位置，难道就是凭嘴皮子上来的吗？ 实际上，他不是糊涂。 叶志超拖延不前的原因，是他私底下根本就没有打算守平壤。 什么秋收后，什么俟大军齐整，没说出来的，是在鸭绿江后面等大军、等秋收，而不是平壤。 他的策略，既不是战，也不是守，而是——退。 ………………………………………… 那么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策略。 的确，此时讨论退守鸭绿江，已经难称得上是“上策”。 后来的人，包括现在的人也有一种观点，应该放弃平壤，固守鸭绿江一线。 这种观点，我敢肯定大家想的是“早知平壤守不住，不如……（退守鸭绿江）”。 我们前边在“牙山成欢之战”一章里，讨论了清军战略退却，尔后战略反攻的可行性。 但，这个问题，重要的一点，是时机。 时机的背后，是形势。 那是日军开始派兵朝鲜之时。如果那时撤兵，消除日军派军的借口，就争取了战争准备的主动权，而将处理在朝日军的问题抛给了日本人。 这个可行性，到此时，不说完全不可以吧，恐怕可能性也不大了。 形势已经变化，时机已经失去。 此时，日军拿到了朝鲜国王的“授权”，两军已经宣战，丰岛一战等于通知日本舰队已经主动找上门来，威胁大清舰队，而日本陆军也步步进逼，迫向平壤…… 退无可退。看大清进军的速度，就知道他们也难以迅速缩回，摆脱敌人。 即使清军毫发未损地退到鸭绿江，如果让日军也完整无损地前进到鸭绿江，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清军准备，日军也准备，只能更充分，估计清军在鸭绿江也难挡住新锐之师。 所以，此时的优先选择，还是打出去。 不管是守平壤，还是撤退之前，都应挫敌锋芒，争取时间，并尽最大可能地杀伤敌人。 ………………………………………… 叶志超不战而退的主张，是早就打下的主意。 他曾召诸将会商，提出：“敌人乘胜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弹药不齐，地势不熟，不如各整队伍暂退瑷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 据说，当时各位将领一半同意，一半反对（史称“诸将依违参半”）。 其实，对这个意见，只有左宝贵极力反对，拍案而起：“敌人悬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使只轮弗返，不敢窥觎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每岁靡金钱数十万，正为今日耳，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哉？大丈夫建业立功，在此一举！至成败利钝，不遑计也。” 左宝贵慷慨陈词，怒色形面。 然后，马玉崑也支持了左宝贵的意见。 其他“四大军”将领估计了一下形势，也决定守平壤。堂堂之师，费这么大劲进入平壤，没打出一两个胜仗，这样回去实难交差。 叶志超本来对私自撤军不能不有所顾忌，考虑撤军是个大事，不拉几个垫背的，将来不好说。现在见得不到“多数人”支持的票数，一时间，也不敢再做这个主张。 只是，“一时”。 ------------ 第二节外围拒敌，一触即回 9月4日，李鸿章再次急电叶志超及诸将，告知：各国从日本宫廷秘密打探到的消息，日军将在两三个礼拜内围攻平壤。 事后来看，此消息基本属实，看来各国虽然中立，但同情大清者并不少。 李鸿章要求：“现我续调各营难遽齐集，望诸君尽此兵力，同心奋勇，出奇制胜，勿为所算，勿中诡计，是为至要！”[《寄平壤叶总统及各统领》，《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7卷] 至此，叶志超只得派巡哨远出，侦察敌情。 9月6日，左宝贵派奉军哨官傅殿魁率骑兵一哨出探。进至黄州东五里时，便与日军遭遇。 双方发生交火。奉军巡哨迅速与敌脱离，立即回营报告。 ………………………………………… 奉军巡哨所遇，是第九混成旅团先头部队――一户兵卫步兵少佐所率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 大岛义昌少将在牙山得手，按照战役的大方向，移军越过了汉城，将所率领的第九混成旅团分驻数地：一部在龙山；一部在临津；一个步兵大队被派赴朔宁。 这是个防守型的布置。 在日军尚未在朝鲜集结足够的力量之前，大岛义昌犯不上去冒犯平壤，只是警戒平壤方向，防止汉城被攻即可。 所以，大岛暂取守势，只是命一户兵卫大队向平壤方向探敌。 ………………………………………… 在联合舰队取得制海权之前，在护航力量有限的情况下，日军向朝鲜运兵，不敢轻易走西海岸，而是经釜山走陆路向汉城。还有部分兵力在东海岸的元山登陆，同样再经陆路向汉城集结。 加之日本可动员的运兵船（包括商船）仍然不敷使用，只能辛辛苦苦、来来回回，速度也是大受影响。 这些，本来是对大清极为有利的情况。 日军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也十分清楚，因而非常心焦。 野津（荒野中一渡口），道贯（用汉语读出来象倒灌）。 8月19日，野津道贯由釜山从陆路抵达汉城，但部队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第九旅团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开赴汉城以北驻扎，第十旅团还在元山。 野津眼前的其它情况也不少。 除了运兵慢，补给也跟不上。 日军苦于口粮不足，而且后援的第三师团一旦开到，补给将会更加困难。 野津又担心清军还将有后继部队进入朝鲜，每延宕一日，估计清军肯定会进一步加强防御阵地。 按照大本营的训令：务将清军驱逐于朝鲜境外，不使在朝鲜留有一兵一卒。执行这项命令，唯有迅速进攻平壤，舍此而无他策。 攻城宜速。不能再拖下去了。 因此，野津决定，不等第三师团到达，所部第五师团便强攻平壤。 大岛义昌旅团便先行奉令，由现地继续向北推进。 仍然担任前卫的一户大队，最先与平壤方向清军相遇。 ………………………………………… 敌人前卫的出现，使叶志超判断日军大队即将来攻，便召集卫、左、马、丰等将领会议，决定各军抽调八成部队，合计七千余人，酌带行粮，于7日晨渡江，进至中和，相机迎击，如形势有利，进占黄州。留其余人员，仍扎平壤老营，以做守卫。 这次出击，竟先演成闹剧。 近晚，部队进至中和，便选择地形，分扎要隘，组织宿营。 到半夜时分，不知哪里忽然响起一声呼喊“敌人上来了――” 黑夜之中，部队分不清东西南北，便胡乱开枪。有发现敌人接近的，互相攻击，展开混战。 打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自己人打了自己人。 此番误战，双方战死二十人，伤者百人。 一场自己吓唬自己的闹剧，似乎不是什么好兆头，清军士气大挫。 ………………………………………… 接着，进击中和的计划，又遭到李鸿章质疑。 8日，李鸿章接到报告，急电叶志超，询问赴中和迎击的部队出发没有，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揣度敌情，元山至阳德一路可窜我后路，关系尤重。前边电报商令派队拦头迎击，何不于此路设法击敌？ 李鸿章并不赞成沿中和向黄州方向进攻。 黄州在平壤正南，元山基本在平壤正东。 平壤面临两大股敌人，汉城方向敌人自南来，元山登陆之敌自东来。 李鸿章担心，如果进攻黄州，击南面之敌，则元山之敌经阳德，完全可以迂回至平壤以东或以南地区，切断清军进击部队的后路。 李鸿章判断，东路大股登陆部队为主要敌人，所以应选择南阻、东击的策略。 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 实际上，先后经元山登陆的日军有两个混成旅团，除一个混成旅团按计划向汉城开拔，到达抱川郡后奉令改道，向西北进至朔宁，还有一个旅团在元山驻扎。 但是，你李老帅把元山登陆之敌说得这么严重，会将叶志超吓住的。 平壤偏于一隅，日军已经能够随意在朝鲜海岸哪个地方登陆，咋办？ 大清老前辈的招数是“任你十路来，我只一路去”，叶志超的行动是――任你八方来，我只能守一点。迅速传令前线，调各军回防平壤。 缩回去，便不出来了。 更不要说转向东进击了。 ………………………………………… 连日本军方，以及后来的日本史学家都承认：叶志超军主动迎敌，不敢说一定能扭转战局，但可能性很大。因为可以想象―― 从日军进军至各部到达的15天内，日军无法建立有效的联络，也无法形成相互支援。这是一支部队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战场最危险的时候。 如果叶军能顶住一处，在其他两处发动进攻，日军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可惜，叶志超短短几天、短短距离的行动，只是让日军“吓了一跳”。 朝鲜的地形多山，各路日军进军的道路上，险阻重重。而所有天然的险阻，清军全部放弃，未留一兵一卒据守，甚至连哨兵、斥候（侦察兵）都没有设置。每通过一处，日寇将兵除感叹行军的艰苦，就是感谢上天眷顾――叶军竟没有据险阻击、袭扰。 ------------ 第三节坚匿平壤，坐等敌来 南面，是曾经战败过自己的日军。 东面，又来了一大队日军。 两大股敌人，哪路也是叶志超惹不起的。 既然平壤城城高墙固，不如待在城里更安全。 ………………………………………… 反复地观看平壤保卫战的史料，想起日军攻城，我总会想起《孙子兵法》讲的：攻城，为诸军事行动中的“下策”，“将不胜忿怒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将之罪也”，日军有多大能耐，敢来啃平壤城墙？ 看到平壤保卫战，我脑中也时常浮现出抗日战争中的著名保卫战。 史上对日作战，以守城摧敌锋而寒敌胆，足以荣耀史册的，均在抗日战争中，有“常德保卫战”，有“衡卫保卫战”，有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 常德，两条江环绕古城，与平壤最相似。国军利在牢牢占据城外制高点、依托江岸河堤，控制道路桥梁，层层抵抗。外围失，继以城墙战斗，城破，继以巷战争夺……终以8000男儿血肉，抗击日寇40天，日寇竟未能全部占领常德城。 衡阳，有一江流过城西，与平壤差似。国军利在巧妙改造地形、构筑工事，设置层层阵地、重重火网。日寇撞上铁疙瘩，从外围开始，反复争夺，每前进一步，都死伤累累。50天，终未攻克全城。 长沙，一江过城西。国军利在设立层层战线，轮番接敌，逐步后退，至长沙脚下，一鼓而齐出合围敌军。尤其以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寇遭遇前所未有之惨败，不但未进长沙城，还落得个狼狈北逃，又一路被追击、截击，退过新墙河了，还站不稳脚。 分析这三个著名守城战例，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加强外围防御，层层迟滞消耗敌人。 从军事角度讲，防御本身，必须讲究：纵深，弹性。 在炮兵装备和技术接近现代的抗日战争中，国军能采取外围抗击的方式，减少和抵消火炮对中心阵地――城池的威胁，大清朝时候，炮兵哪有现在厉害，叶志超却未能想到这一战术，使城墙直接暴露在日军的火炮之下。 翻来覆去看，叶志超的指挥上不过只有一招，始终使部队猬集一团，出则同出，退则同退。 稍作试探，便迅速缩回，自此以后，清军便将自己关在平壤，紧锁大门，作固守之计。 还是猬集在一起，不敢离城太远设立阵地。 说到底，叶志超再次犯了单纯困守的“消极防御”错误。 当然，部下也有要求主动出击的，叶志超则是坚守不出，主力决不跨过大同江。毕竟还是“感觉安全”一些的好。 ………………………………………… 日军的感觉也好不到哪里去。 8月19日，日军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抵达汉城当天，终于见到了第十旅团的传令兵。 8月8日在元山登陆的第十旅团，仍在开赴汉城的途中，十几天才行至抱川郡。 既然决心不再等待援军，独自发起攻击，那还向汉城集结个啥？别绕那个弯子了，直接拐向平壤。 20日，野津命令该部改变方向，由抱川郡向西北方向的朔宁进发，与第九混成旅团原先派出的部队（一个大队）会合。22日，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少将由仁川进入汉城，野津当面命令：到朔宁集结的第十旅团和第九旅团一部组成朔宁支队，由立见尚文率领。 这一天，野津道贯又接到大本营训令：第三师团的一个混成旅团将于8月26日前在元山登岸，暂归第五师团指挥。野津又将其编为元山支队。 野津又将师团本部分成两个行进团队。 而后，野津下达命令： “第一团队宜以五日由新庄进，十日分其半：半队由看乐坡、祥原、串场，半队由绿沙浦、月江、保山镇、新兴共进冲平壤。第二团队宜由南川经黄州，分为两队：一队由麻华里、当洞、潮川，期十四日进至平壤；一队由看东坡、祥原、串场、麦田店，以十五日迫近平壤。大岛混成旅团宜以七日聚集黄州；前队忽与之合，更先发至中和，十一日再聚集。以十三日由水湾桥出赤屯田，十四日进至大地境洞，十五日突击平壤。朔宁支队宜由新溪县九日出三登；十二日午前出发，经江东县、麦田店，十四日至大地境洞，邀击敌遮大岛旅团队者，从便突平壤。元山支队宜以五日由阳德向顺安，截击敌逃路。”[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4卷] 野津设想的，是一个四路分进、合击平壤的部署。 各部队即由现地按命令向平壤进发。 ………………………………………… 现在我来和大家回想一件事情，叶志超“听说”来的日军情报。 目前我们知道，日本人是在元山登陆了，开始并非为平壤后路而来，而是向汉城集结，瞄上平壤后路，那是野津道贯部署以后的事。十天时间，叶志超能有那本事拿到野津道贯的部署吗？而且好象自始至终，日本人并没有迎击可能遭遇的清军的计划和部署，更象是碰运气，或者是野津干脆把可能出现的情况，全部推给了下级去临机处理。谁碰上，算谁倒霉吧。 对这个部署和部队的行动，我只能说，日军的将领在战术上，比叶志超等人要灵活得多，也敢于冒险得多。 按照一场战役的规模来看的话，这种广阔地域的行动，似乎也比较相称，无大的问题。 但是，问题仍然有。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日军未及准备完毕，后续未至，困难重重，仓促决定向平壤发起进击，可以说许多条件尚不具备。 部队未及集结，处于相当分散的状态。 向平壤的进军，仍然处于分散行动状态。 这意味着各部队必须独自行动，相互之间无法支援，一旦与敌遭遇，后果十分严重。严重到一路被歼灭，如果救援，则整个进击计划就会被打乱。 况且，战场的通信、指挥控制长时间无法有效建立。那时可没有无线电报，也需要依赖有线电报，但朝鲜仅有少数大城市设电报局，还用不了。为什么？ 一个日军下级军官记录，支队从元山登陆后，自己奉上官命令带领八名兵卒前进当地电信局发报，与京城司令部联系，但是电信职员已经闻风逃走，电信机器也封存了。[《日清战争从军秘录》] 所以，日军来往全靠通信兵运动通信联络。用不了多少人，就可轻易切断。 竟然连有的旅团长也独自行动，按不同的路线前去与所属部队会合。 多多少少数个地方违反战争原则行事，野津这帮人，是哪儿来的这个胆量？ 也许这种胆大，是建立在对叶志超胆小的基础之上的。 其实，按李鸿章“出奇兵”的指示，只要派出小股部队四处游击，极有可能捕获通信兵或小股敌人，甚至可能捞到大鱼；只要广泛向远方派出巡哨侦察，便可早一步获知准确敌情，实施行动；只要向多个方向部署阻击部队，预警和阻击迟滞敌人；只要保持机动性，必要时调动部队，死死咬住一股敌人，直到把它咬死，就能各个击破；只要…… 太多的只要，叶志超有太多的选择。 实在不行，甚至都可以权力下放，以主要力量分兵击敌，如果四路大军各打一路，各打各的，都不会是死守平壤这个结局。 但是，可惜，只是如果。 反观叶志超的所为，需要的恰恰是，或仅仅是胆量，是一股勇气，是一种必死的决心而已。 看着日本的军史家们纷纷表示的“后怕”，愈想愈发觉得尴尬，那还不如说是对叶志超提督大人的调侃意味更浓。 ………………………………………… 日军按照计划启动了。 各部队相继向平壤进发。 一路翻山越岭，一路艰难险阻。 大岛义昌少将在师团长野津道贯到汉城后立即出发，8月23日起，率本队经临津、开城、金川、平山、瑞兴、剑水驿，走走停停。9月6日，旅团本部到凤山。就是这一天，一户兵卫所率先遣队与奉军一哨在黄州附近遭遇。 7日，旅团本部进入黄州府，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 这一路上，凤山与黄州之间有一山，名叫洞仙岭，岭上有一关口，叫舍人关，关前地势险要，关后山势陡峭。连滚带爬过舍人关，还有一条赤壁江横过。过江即是黄州府，这黄州城背依峻岭，面临湍流，是开城以北的第一城镇，也是出名的险要之处。 此前，曾有小股清军进至凤山，但闻风一路退去，将洞仙岭舍人关、黄州城尽皆弃掉，竟不分兵把守，对辛苦行军的日军来说，只剩下辛苦，流一些汗水，不能不说是一大福音。 ………………………………………… 朔宁支队出发时，支队司令官立见尚文少将还在开城。9月3日，支队只能按约到新溪后暂住，等到司令官到来，6日，从新溪出发，经遂安，费力地攀过天子山之险，至陵洞。9日后，进入朝鲜中部连绵山地，沿途山路崎岖，河流纵横，行进十分困难。特别是大同江的重要支流柳绿河，河宽约一百公尺，水深流急，从两峰之间穿过，正常涉渡都困难，如果敌军在对岸摆上一支队伍…… 所幸，在这些险要之处，清军却未派兵扼守。 特别是部队在向平壤以北迂回中，到达平壤东北约二十公里元山大道大同江渡口时，突然发现渡口有清军把守，这一下受惊不小。然而大惊之后不禁又喜的是，清军稍事抵抗，便向平壤退去。此处为东路进攻平壤的必经之路，清军竟随意丢弃。日军仅抢来五只渡船，便夜以继日抢时间过江，用了近一昼夜，才全部到达北岸，所幸，其间清军也未进行任何袭扰、反击。 元山支队8月30日开始分批进发，9月1日进至阳德府，5日从阳德出发，沿途也是道路险阻，用了三天才到达成川，休整三天，11日，才又从成川出发，向平壤继续前进。 一路上，也是克服艰难险阻，不过，同样，除了地理河川阻挡，幸喜倒无清军威胁。 ………………………………………… 激流险关，这还不算，部队彼此不能保持紧密联系，分进真成了分头乱撞。 最早到达平壤附近、甚至已与清军展开前哨战的大岛义昌，到14日，还未与其他各路部队取得联系，象一支孤军，惴惴不安。直到夜间，终于等来野津道贯师团长从保山镇派来的使者，才了解师团本部正费劲涉渡大同江的情况，算是对上联系上了。 而后，又接到朔宁支队司令立见尚文从国主岘派人送来的一封信，通报了抢占渡口，迂回进至平壤的情况，同时也带来了元山支队的消息。 可见，在这一段时期内，日军部队联络不通，部队处于何种凶险之中。 托天照大神的福，不，还不如说是托叶提督的福，所幸有惊无险。 前边我提到，军事上有个名词叫“易受攻击之窗”，就是指部队调整部署期间，是比较脆弱的时候，此时攻不足，守亦无力。前边牙山清军处于这种状态，合围平壤前形势转换，轮到日本处于“易受攻击状态”之时。这是大岛义昌最担心的事。 到这个时候，日军已经顺利到达平壤城下，顺利完成分进包围，形成合围之势，并初步建立了联络。 日军“易受攻击之窗”已经关闭。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预感中可能出现的坏事，一件都没有发生。 叶提督，在虚耗中失去了机会。 没有前出百里、夹道欢迎的礼节，只是在坐等中，让日军顺利前来会面了。 ------------ 第四节婴城而守，凭险应战 当然，叶志超虽然一直处于纠结之中，但也不是啥事没干。 没有出城远迎，也是因为太忙吧。 清军一直忙着整修防御工事。 包括前边“四路大军”修筑的，又经调整完善，清军已在平壤城内外修筑了若干防御工事。 先作个简要介绍，尽量说得清晰一点。 弄清楚平壤的防御问题，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年代太久、当时的记录本身就不够详尽，能找到的有限的图表，竟各不相同。有的介绍还算详细，但因为没有配上地图，看得也是一头雾水。版本不一，与地图也有出入。只能拿到一起相互对照、印证，摩画出个大概吧。 最终判断：平壤古城依山水而建，所以不太规则，也不是那种常见的外城、内城层层嵌套的“回”字形状。俯视平壤城的布局，象从正面看一个三层抽屉的柜子，也就是汉字的“目”字形状。大致来讲，最北边一个“口”为内城，往南则依次为中城、外城（外郭）。另外在内城北面，还围出一个不大的三角形城区，在体系上，也算是外城，有的记述为东北城。 中城内城部分的城墙是比较高大厚实的，至最南面的外郭，城墙并不高大、完备，甚至只是土围子。 各个城门也不是那么规正。确切说，平壤内城一圈的大门，南有朱雀，北有牙城门（玄武门在牙城门外东北城城墙上），东边偏北有长庆，东边偏南有大同，西边偏北有七星门，南面偏西还有静海门。这里我不能说东南、西北之类，那样说不清楚大门在哪面城墙上。 下面介绍清军最外面防线的设置： 东面防线—— 出大同门至江东岸，原有一座船桥，东岸桥头有一村，习惯称为船桥里。原有的船桥已经被主动毁坏，清兵就在外城东南角、老桥位置南面新架设了一座，连通江东岸的长城里。 清军在江东岸共修筑5座堡垒。其中有正对新桥的长城里堡垒，主要掩护船桥；北侧船桥里、南面的中碑街，筑2座堡垒；再向南，至大同江向西拐弯处南面的支流上，有座永济桥（水湾桥），扼住中和至平壤大道，清军构筑了2座堡垒。 南面防线—— 清军在大同江以西，从外城区的东北隅，习惯叫“外城一里”的地方起，筑堡垒及兵营十五处，沿江岸绵亘至平川附近，设置了南部防线。我仔细对照地图，发现这条防线，基本上是绕城东南至城南半圈。清军还利用旧时胸墙加固，修建了一道长约半里、高丈余的长墙，名之“长城”。就在外城一里临江处，还修筑了炮台，以支援江东岸守兵作战。 西面防线—— 已经到了中城。城墙与普通江的河堤并行，清军就在城墙和城区苍光、安山两处高地上，由北向南共构筑三座保垒，控制普通江河谷地带。 北面防线—— 构筑两重堡垒，以堡垒为骨干，设置两重防线。 先在东北城紧靠玄武门的牡丹台高地，构筑一座堡垒，作为内重东垒。围绕牡丹台往前，在台东北江岸处，又构筑一座堡垒，作为外重堡垒，以防东路来敌。 在台西的并岘高地稍南，构筑一座堡垒，为内重西垒。高地北侧（向敌斜面），构筑两座堡垒，作为外重堡垒，护卫内重堡垒，并防西路来敌。 这样就形成了三座外垒环绕两座内垒，扼守平壤城以北至北面爱美、坎北二山以南的谷地。 ………………………………………… 此外，清军在大同门至朱雀门一线，充分利用临江的城墙，加强守御，包括设置炮位，加强对船桥的控制，以防止敌人抢渡。似乎，清军明显将东南方向作为重点防御方向之一。 同时，清军很可能将城北七星门至玄武门—带作为另一处防御重点，在内城的乙密台，利用城墙增修胸墙，并加设炮位，增强了对东北城城郭向北伸出的凸角的防御。 只所以持猜测的态度，是因为未见资料显示叶志超明确防御的重点方向，包括下面在防守兵力的部署上，也未有明确安排。只是从防御工事和火炮等重武器的配置上，分析他的防御意图。 更或许，由于东南清军过江设置一线阵地，北面有东北城玄武门和城北牡丹台的阵地，内城自然成了二线，防御纵深加大，且城墙高厚地形有利，清军自然地加以利用，而自然而然此处防御相对较强。其它南面、西面两个方向则无这个条件，也因为西面未过普通江设置阵地，城墙成为一线，南面外郭距离较远、中城无法控制到，因而自然导致了防御相对薄弱。 如果是这样，那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接下来的讨论中，不仅关系到清军的防御有无重点，还关系到日军的攻击是否存在重点，这些战术问题。 也许，很多时候就是误打误撞。 战争令人着迷的地方，就是不确定性；历史令人着迷的地方，也是故事的发生，存在太多的偶然性因素。 ………………………………………… 应该说清军没有闲玩，也没有白干。而且，清军将领也确实是经过战阵、富有防御知识的，也不全是无能之辈。 从这个阵地的构筑上来看，已经充分利用了平壤地形——城墙、江河、近处的高地，特别是东南、北面两处，设置更为合理、科学。 这套平壤城防工事，将让日军吃到苦头。 但这套城防设置，也有明显的缺点。一个根本的问题——浅，近。 工事离城太近，外围兵力离城太近，防御也就失去了弹性。 炮兵阵地的设置靠后，虽然能有效支援到清军阵地、打击靠近之敌，但对敌人纵深的目标，却无法发挥火力。 特别是清军赖以支撑的堡垒工事，外墙一般达一丈多高，构筑得非常坚固，上面设置枪眼，又配以七连发步枪和加特林转管机枪，火力炽烈，对步兵的杀伤力相当强。有的堡垒中还配置火炮。所以，这对敌人步兵来讲，绝对是个噩梦。 但是，这种堡垒有一个弱点，就是难以抵御炮火的攻击。如果我方炮火不能对敌炮兵加以压制，有效地掩护堡垒，相互加强形成一体的战斗力，那么堡垒的效能将大打折扣。 尝到苦头后的日军，会最终发现这一点。 ………………………………………… 9月13日，叶志超终于最终确定了部署，下达了守城命令。 这个命令，应该是在各单位早就分片驻扎并构筑工事的基础上，不过是重申一下，而且末了老叶还严肃地强调：“不论何军何营，倘有疏失，一经查出，立照军法惩办。”看那话语，有点“谁丢了阵地，要严肃处理，不管是谁、有什么后台”的意思。 清军的防御部署大致为： 南面，包括江东阵地，由马玉崑毅军（外加配属盛军一营）防守；城南外郭防线，由卫汝贵部盛军防守。 西面，由牙山军，即芦榆防军（芦台及山海关戍兵），加上新到的正定练军及武毅军古北口练军各营防守。统领人没明确，估计是统帅叶志超自己。 有一个人没有提，特别能打的聂士成。 因为他在关键时候，被叶志超派回天津，负责征召新军去了。 这实在是叶志超的失策。大敌当前，前线将领怎么还回去召兵呢？ 有记载，自打从牙山北撤平壤后，聂士成又显出他闲不住的勤利劲，到处转悠，“出望大军漫无布置，隐切杞忧”，瞅出很不靠谱，一个劲地向叶志超等人建议，应该派兵把城外的重要地方给占住，不能困守城中，老老实实被敌人“包饺子”。（“力陈各军宜择要分扎防敌抄袭，悉驻平壤城中非策。”）这非常不合老叶的思路，而且这家伙曾越过自己，直接给李鸿章打报告。或者因此，他便有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北面，由左宝贵部奉军和丰升阿部盛字练军防守，其中北门外山上，江自康率盛字练军两营驻守。 以上只是从各种资料中梳理出来的大致安排。因为日本人记载的叶志超的命令，也是大致安排，且有的人员安排上直接吩咐到了总兵，而不提统领将军，地名上用了大西门、南门、北门等名称，与资料不甚一致。 根据叶志超的“大体安排”，分析一下，也就是一个“分区据守”。根本没有明确哪是重点防御方向。且存在相当的不科学的地方。 整个兵力部署，前轻后重，北轻南重。 我说的前轻后重，是一线兵力不够。唯一的亮点，是准备由二线向一线不断增援——采取“添油战术”。但是，如果顺利，还可抵挡。一旦后援不继，防线就将被突破。 一线兵力不够，也说明清军还是没有打算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回合下重拳，一举将敌击溃，然后再追击它一阵，也没有打算在某个时机，发起反攻。叶总统所谓增援，最多只是危急时候堵“口子”。 而北轻南重，说明叶志超事先就把重点放在南面——敌人最有可能来的方向。可能也是过分看重了北面的地形，其实那个牡丹台高地，或者说牡丹峰，只是个山丘。有多高？95米。明明已经发现敌人渡过大同江，从北面包围了平壤，叶志超却没有认真对待，至少他没有明显做出向北侧调兵的反应。 还有，那些留守后路的清军兵力呢？ 仿佛消失在了时空之外。 ………………………………………… 日军合围平壤的任务基本完成。正好，也是四路大军。 按野津道贯命令是限定的“以九月十五为总攻之期”，至14日，除第五师团主力到达距平壤十六公里的沙川，还在费时费力地渡江，所以15日上午才抵达距平壤六公里的山川洞，也就是除了师团长阁下本人，日军其它三路部队已经按期到达指定位置。 野津道贯命令中，对各部队的任务分配是： 大岛义昌3600人，沿汉城至平壤大道逼近平壤，从正面进攻平壤，吸引清军精锐部队聚集于平壤东南方，掩护其他部队强攻。 师团本部（野津道贯亲率）5400人，从十二浦渡大同江，迂回至平壤城西南； 立见尚文率2400人的朔宁支队，由麦田店渡大同江，绕到平壤北面； 佐藤正率4700人的元山支队，迂回到平壤北面。一部与朔宁支队一起攻城，一部占领平壤清军后路顺安（平壤以北约二十公里），切断平壤与后路联系。 我看日军的这个攻击部署，一句话，也就是“分片包干、三面围攻”。和叶志超比，高明不到哪里去。看不出哪是重点进攻的方向，也瞧不出什么围三缺一之类的花花点子，完全是硬上。 因为根本来不及会同研究，连个战前会议都没开。 大家齐搭伙子上，谁能撕开口子，就算谁运气好、战力强吧。 但是从兵力上，却是北面两支部队合起来兵力最多，即使是还有一部分占领顺安的情况下。 歪打正着，可以这么说，正是北面，击中了平壤清军防御的弱点上。 ………………………………………… 由于清军畏缩平壤，不敢远出，日军步步进迫，基本判明“清兵据平壤城壁，如为专守防御者”，日军各部队力争最大限度地迫近平壤，占据了十分有利的位置。 朔宁支队进至国主岘高地附近的国主店，沿大圣山南麓设前哨线，隔合并江与清军对峙，两阵相距仅三、四公里。在朔宁支队通报中，说到日军还一度进至“距平壤城壁凡六百米突”。 元山支队13日进占顺安，14日，负责攻城的一部分部队向前越过坎北山、爱美山两山，移驻坎北院，在此处布置炮兵阵地。此处距平壤城北的井岘清军阵地仅约三公里。 这个距离，等于直接占据了攻击出发阵地，省却了接敌的路程，而且使清军阵地完全置于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有的地方还直接威胁到城墙防线。 真是标准的兵临城下。 ------------ 第一节南部战场——击退大岛 用一句来概括：急不可耐的大岛，碰得头破血流。 从进入朝鲜以来，一帆风顺的大岛，终于碰上了硬茬子。 ………………………………………… 9月12日上午9时25分，日军大岛义昌的第九混成旅团前卫已接近大同江东岸，一面向栽松院清军堡垒进攻，一面试图从下滩附近江岸乘船渡江。清军发炮轰击，日军前卫被迫后撤。 这是两军的正式会面，是叶志超和“老朋友”的再度相遇。 到达平壤城下的大岛没有等待。他立刻将部队划分为左右两翼：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为左翼，第十一联队为右翼。令日军右翼首先炮击清军炮兵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10时，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清军堡垒发起冲锋。毅、盛两军士兵英勇抵御，江西岸的清军也发炮支援，终将日军击退。 13日上午，大岛义昌召集幕僚举行军事会议，双方战斗暂时停息。 对于大岛的这些行动，多数史书认为是平壤之战的开始，并认为大岛轻敌冒进，急于抢功，而发动了攻击。 细加分析，我认为不尽然。作为连战连捷、未遇强敌的旅团长，大岛当然有些轻视清军，但是，战略上轻视并不等于战术上不重视。自始至终，没有迹象表明大岛以为清兵全是好捏的“软柿子”，并打算拣这个便宜。 大岛所采取的行动，规模并不大，没有全力攻城的气势，而且持续时间不长，前锋稍作接触，本队稍进即止，不难发现他的战术意图。 其实，这只是符合战术原则的一般的战术动作——试探性进攻。通过炮击和攻击，能够有效探明清军的兵力部署、阵地等情况，在现代，这个动作还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叫“威力侦察”。 另外，大岛的进攻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图——掩护性进攻。这一点，他在给师团长野津道贯的报告中已经说明：“万一师团本队后期，恐元山、朔宁两支队孤立，是以本旅团冒犯危险欲陷平壤。”[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看来，大岛义昌是一个有总体意识和全局眼光的将领，能够充分领会和执行师团的作战意图，在未获得北面两路日军位置的情况下，通过适度的伪装的（半真半假）攻击，吸引清兵的注意力于平壤东南，掩护元山、朔宁支队顺利进至平壤。 既能侦察清军部署，又能掩护兄弟部队，顺便还扫扫外围、清清场子，为即将发起的进攻做准备，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 他的这些积极行动，对扰乱清军统帅决心，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3日大岛的军事会议，应该就是在前期“威力侦察”的基础上进行的。下午，双方又炮战许久，则是围绕前两个意图的继续“演出”。 这家伙，相当的诡诈，决不是一般的莽夫。 ………………………………………… 日军还在试探性攻击的掩护下，做着攻城前的准备。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船。前边已经说过，清军“四路大军”进入平壤以前，朝鲜官员平壤监司闵丙奭、清朝驻平壤电报局委员王锡祉非常主动，毁掉船桥，并将船只全部集中到了大同江西岸、平壤城下。 经过一天努力，上下寻找，找到了大小不一的五只船。 日本方面记载，二十一联队长武田秀山中佐派所属第三大队的一等军曹生实、胁田等数人凫水到江心洲羊角岛，又泅至西岸，夺得大小船只五艘而归，便为日军渡江作战提供了便利。 这估计又是吹嘘，不好意思说是抢老百姓的罢了，顺便还能体现下皇军神勇。前边说过，一个月前，日军最早到达过平壤的侦察队想过此法，因江水湍急，扎下水去就没出来。现在，在严密防守的清军眼皮底下，又能抢船了？ 9月份的朝鲜还没进入枯水期，温度却比8月份至少下降10度，阳光好的中午，也在25度以下，恐怕对人体机能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吧，不知道日军能在江水里泡多久。 大岛旅团的举动，也给清军提供了预警。原先，清军防守江东岸的部队，只有毅军一营和盛军一营，日军进攻后，卫汝贵又派队从船桥过江支援，进入河岸的三个堡垒里，增强了防御兵力。 14日，大岛继续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攻击部署。是日黄昏时，大岛对部署做出调整，将左翼变中路，中路二十一联队抽取第三大队加两个中队，从左翼操船渡江，冲击清军侧翼。又将炮兵队全部移至右翼，以全力炮击大同门外的清军堡垒。 ………………………………………… 15日，按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和第五师团师团长野津道贯的命令，日军对平壤的总攻击正式开始。猛烈的炮火打破了平壤黎明的寂静，激烈的战斗同时在3个战场展开。 大岛义昌第9混成旅团分左中右三路，猖狂地向大同江左岸清军阵地发动进攻。 右路，直接压向船桥里清军正面。中路，沿水湾桥攻向碑石洞，从侧翼攻向江东岸守军。左路，则在趁这个机会加速渡江，伺机发起攻击。 首先是大炮轰击，然后步兵冲击。 清军是大炮轰击，然后步枪射击。 双方在硝烟中猛烈对打，抵死不退。 大岛旅团的士兵头次发现自己练成的“老一套”动作，竟然有失效的可能。 按日本人“功课”的扎实程度，他们不可能不对大清这位与自己对阵的将军“挖根究底”，了解清楚。日军将领早就耳闻马玉崑“骁勇慓悍”，今天算是亲身领教了马统领的英勇善战。 ………………………………………… 马玉崑（1837——1908），字景山，原籍安徽蒙城，后徙居涡阳。幼家贫，性沉毅，有远志。曾随父办团练，后投宋庆的毅军。由亲军哨长（连长）起，积功至副将，以总兵记名。马玉崑真正出名，是1874年，随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出嘉峪关，与左宗棠共同抗击阿古柏和沙俄的侵略，被左、金称赞“勇略冠诸将”。在新疆十余年，收复大小城以十数，功不可没。1889年，被老领导李鸿章奏调北洋，派至旅顺统毅军后军。奉调朝鲜时，刚刚被任命为太原镇总兵。 马玉崑久经战阵，可不是对面大岛这种没打过大阵势的将领。他沉着指挥，督同将士拼死防战。战斗打到天亮，在清军防线前，日军竟难以前进一步。 此时，北岸的卫汝贵亲率两哨士兵过江增援，清军士气更振。 日史记载，清军“于堡垒频连发铳弹丸，掠树枝如疾风扫落叶。江右清垒亦飞巨弹拒之，弹片屡降，多伤日军”。 太阳出在东山之上，双方更加清楚地看清阵势。日军在开阔地带，没有良好的隐蔽地物，恨不得钻到地下。只要军官指挥刀一挥，士兵就不得不将身体暴露在清口正前方，真正熟悉了什么是清军的连发步枪。 ………………………………………… 第一轮突击，日军右路连中队长都伤亡殆尽，连清军堡垒的外壕都没有摸着，只好败下阵去。 面对如此强硬的对手，日军中路的联队长督队拼死冒前，连炮兵阵地护卫队都投入了战斗。冲到堡垒前，忽然发现，后路被清军截住，侧射火力也极为猛烈，日军死伤遍地。 日军第十中队见状，连忙向前救援，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冲进了一座堡垒。这个中队，是唯一夺占堡垒的中队。 兴奋地冲进去一看，顿时心凉，原来这一处大堡垒被中间筑以间墙，实际上是两个堡垒，自己仅占其中之一。 清军从另一面的堡垒发起生死搏斗，大队清军又飞奔来袭，第十中队支持不住，只好撤出堡垒。 ………………………………………… 第二轮突击，各路日军整队再战，战况更加激烈。 日军部分炮兵本来是压制对岸清军堡垒的，这次向上调整阵地，准备轰击东岸清军。结果由于距离太近了，被清军观察到，抢先送来一顿炮弹，两个炮兵中队基本报销。 中路日军部分兵力由于和炮兵配置在一起，也挨了一顿炮弹，二大队长当场阵亡。至此，二十一联队已没有一名大队长了。 日军全线被阻挡在清军战壕前，死伤累累，终未前进一步。 而且日军弹药渐渐告急，士气更为低落。 而江北清军能通过船桥，不断为江南堡垒补充援兵，运送弹药，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 ………………………………………… 第三轮突击，轮到马玉崑和卫汝贵了。 日军已经开始阵脚大乱，还未重整旗鼓，马玉崑和卫汝贵看出日军的混乱，下令发起反攻。 日军没有防到这一手，两路日军、两个中佐联队长正挥舞着战刀，鼓励部属“宜进而死，勿退而生”、“不取敌垒，不敢退也”，部队刚鼓起劲头、振作精神，一阵密集的七连发步枪弹雨压向日军，气焰瞬间被打低下去。 清军竟然冲出堡垒，跳出战壕，发动了反击。 日军正奋力抵挡前面，联队长武田中佐突然又发现有清兵向日军的左侧迂回，看样子是要袭击自己的后背。 完了，“左右夹击”清军，变成了被清军“前后夹击”。 日军终于全线溃退。 ………………………………………… 左翼渡江的两个中队日军呢？ 早早起身，向江中心的羊角岛偷渡。因为手头就五条小船，只能赶早。 部队顺利占领羊角岛，再向大同江出发时，清军开始密集射击。经过苦战，终于抢到对岸，清军已经退回外城1里的“长城”防线。 日军整顿队伍，向“长城”突进。这次，就没那么容易了。 盛军分统孙显寅率军据守“长城”，日军只要走近，就用密集的枪弹迎接，直到日军全线溃退，也没有冲到“长城”前边，别说迂回任务了。 好吃好喝好招待之后，在清军的枪炮欢送下，左路日军退回东岸。回去的时候，船倒是显得宽裕了不少，少运好多趟呢。 ………………………………………… 日军强攻船桥里战斗惨败告终。平壤城就在眼前，却终未越过清军防线，还被马、卫率军打残。直到下午，部队撤下来，士兵还一日都未进餐，弹药将尽，实已无力再战。 自进朝鲜，第九混成旅团一路高歌猛进，进汉城、攻牙山（实际未遇到清军）、战成欢，再一路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那个狂劲就不用提了，今儿个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战斗。 多情的日本人都爱用悲壮的文字记述这一战斗，表现日军如何“英勇不屈”、慷慨“奔向”靖国神社。有个叫杉浦梅潭的，还曾写了一首诗，以记载大岛旅团兵败实况： 霜惨烈，风萧索。吾军衔枚乘暗斫。平壤壁，大同江，古来天险称无双。陶器店头岩栅固，炮雷迸裂弹雨注。蹀血登，蹈尸进，白日黯，山河腥。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 部队死伤累累，大雨又来得正是时候，日军士兵浑身淋透，据记载，雨水和伤员的鲜血混在一起流淌，第九混成旅团的营地到处呈现出一片凄惨的景象。 ------------ 第二节西部战场——坚守普通江 一句话总结西部战场，就是：普通江之战，日军表现确实很普通。 在平壤城西南大同江北战场，卫汝贵率领的盛军击退了野津道贯的第5师团本部主力。 甚至，卫汝贵兴起的时候，还有空跑去参加东南战场的战斗。 ………………………………………… 本来野津道贯姗姗来迟，其他几路部队都到一天了，他还在路上磨蹭。平壤都打响4个小时了，他的前锋还在努力渡过大同江；直到在城东南方向，苦战之中的大岛旅团已经是强弩之末，他还非要辗转到达平壤城西。 看照片，野津道贯年轻时长得还是挺帅的，贵家哥出身。这个帅哥打仗非要搞个死板的“四路、三面围攻”，好象要唱戏一样。 攻击行动，也中规中矩，一板一眼，决不抢点。 来到城下，扎住阵脚，远远观察了一下城池，首先派出炮兵，与城上的清兵进行炮战。 然后派出二十二联队一个大队，十一联队一个大队，十二联队一个大队，兵分三路，占领进攻出发阵地，然后在炮火掩护下渡过普通江，向平壤城发起攻击。 清军据城奋力防御，盛军在左，卢榆防军在右，等待、观察，开枪射击。 一阵弹雨，就把日军“盖”回去了。 野津道贯命令：“白昼进兵不便，暂退居要地。” 这个回合就算结束。 ………………………………………… 日军退后，占据要地，野津带人还在不慌不忙，准备下一步行动。 正在此时，清军骑兵队突然冲出城来，对日军发动了悲壮的冲击。 第一队一百多人的骑兵迅疾出动，勇猛冲向敌阵。但是，由于城外地形开阔，骑兵目标明显，日军炮兵与步兵配合射击，火力很猛，清军不断被击中落马。虽然离敌军只有短短的几百步，冲锋路上，撒下一路鲜血。 紧跟着，第二批骑兵一百多人又前仆后继，冲向敌阵。 这两次进击，清军付出很大牺牲，273匹战马战死，士兵牺牲130余名。 这种明显违反骑兵战术原则、无异于自杀式的攻击，十分反常。 我看到的资料中，除了表达对他们的深深敬意，就是为他们而痛惜，几乎没人注意到他们的意图。 是无谋的莽撞，或仅仅是冲冠一怒吗？不是。 这支悲壮的骑兵，足以为成欢之战雪耻。 他们用英勇的精神，以勇猛的冲击，将占据普通江东面的一部分日军全数赶过河去。 此后，清军便依靠堡垒城墙坚守，牢牢控制普通江东，使敌人未敢再越雷池一步。 每一个牺牲都是有价值的。 ------------ 第三节北部战场——外围失守 用一句话总结北部战场，就是：日军啃下来了，啃得满嘴是血。 对于清军准备的内外两层堡垒，日军采取的战术十分巧妙：就象是吃硬核桃，把面前的一排核桃从东往西啃一遍，一个没啃动，再回到第一个，继续啃。 ………………………………………… 玄武门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城门，它跨牡丹峰修筑，外侧紧靠城墙。门外稍高一点的是牡丹台。这个牡丹台便成了守卫平壤的关键。 其实，说是山峰，实际有多高？95米。顶多是个小丘陵，不是什么天险，所以实在不能寄予太多的期望。 真正决定性的，还是堡垒工事。有它，两相促进，牡丹峰才有实际意义。 左宝贵的奉军3个营1500人，分别负责守卫平壤玄武门、牡丹台及城外堡垒，而江自康的2营4哨共1400人，防守稍左后一点的箕子陵一带。 双方兵力对比，日军进攻部队的兵力是清军的二点七倍，相差极为悬殊。日军算是碰上了运气，由于叶志超安排上的原因，北门成了清军兵力最薄弱的地方。 可能是，他太过于相信北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了。 ………………………………………… 当然，镇守北门的主将左宝贵，是不会让日军失望的。 左宝贵（1837―1894)，字冠廷，回族，山东费县地方镇（今属平邑县）人。幼年家贫，被迫携两弟投军，累功至总兵，先后多次获得奖励，被赐予“铿色巴图鲁”勇号，赏穿黄马褂，头品顶戴，赏戴双眼花翎。1880年，奉命统领奉军，1889年，授广东高州镇总兵，仍留驻奉天，率奉军参加了保卫平壤之战。 由于他的果敢刚毅，带头阻止，叶志超没有实现北逃的愿望，只好硬着头皮在平壤顶着。左宝贵是扎实认真地组织防务、抢修工事，昼夜操劳，以至突患“右偏中风”之症，但他却仍然不下阵地。据史料记载，左宝贵治军严肃，爱护士兵，功不各赏，罪不私刑，所以深受部属爱戴。 ………………………………………… 立见尚文少将也看出来了，玄武门是平壤的北门锁钥，而玄武门附近的牡丹台是平壤城北的制高点，攻与守，这都是必争之地。 北门外，清军外重堡垒――牡丹台东北一座，西边并岘高地北面两座，大致为东、中、西垒，也让立见尚文的部队探了个大概。立见判断，并岘高地正对玄武门，为牡丹台和箕子陵以北之要冲，不拔掉并岘山，就难达城北。 14日夜。通过来往的信使，朔宁支队与元山支队联系上之后，立见尚文便与佐藤正分配了任务，协调好战术，约定好凌晨1时收束部队，开始攻击。 第一波攻击，立见尚文选择的攻击重点就是并岘高地外重堡垒之中垒，而元山支队在右，负责外重堡垒之西垒攻击，两支队并肩发起突击。 趁着暗夜，日军朔宁支队攻击部队，悄悄爬到平壤牡丹台和并岘高地前。 小鬼子使出了常用手段，企图靠近再靠近，一举袭入外重堡垒之中垒。 突然，听到右边传来隆隆炮声，元山支队发起了攻击。 朔宁支队士兵立刻跃起，向中垒扑过去。 不料，迎接朔宁支队的，是首先从清军西垒方向射来的密集的枪弹。清军以毛瑟十三连发枪，突然向进攻的日军实施侧射。日军形容，“其势猛烈，锐不可当。” 在猛烈的正面和侧射火力面前坚持不住，朔宁支队人马只好退回原阵。 那边元山支队也败下阵来。 ………………………………………… 重新组织进攻。 第二波攻击，立见尚文调整部署。自己的部队一部分攻东垒，一部分从中垒东北进攻中垒。佐藤正人马一部分仍然攻击西垒，一部分从中垒西北攻击中垒。这样，两部队合力夹击，增强了对中垒的攻击力量。 这个部署，也是针对了第一波攻击所吃的亏。 日军领教了厉害，清军堡垒能够相互支援，对攻击部队进行侧射和交叉射击。前次，元山支队没有有效压制和吸引西垒的全部火力，让攻击中垒部队两面挨打。这次，日军也实行夹击，要让形势掉个个儿。 再啃一遍试试。 ………………………………………… 朔宁支队兵分两路，右路再次向外重中垒进攻，首先发炮轰击。但是，堡垒里寂静无声，没人回应。 日军见堡垒内似“阒无一人”，迅速向前接近。刚进至两阵地之间的低地，骤然一声枪响，事先埋伏于附近高地的清军突然出现，飞弹如雨。中垒也打破了寂静，“至此俄张气势，炮如飞霰，(与)高阜清弹交叉于中队头上，兵皆伏地”[桥本清关《清日战争实记》]，死伤累累。 上了清军的当了。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朔宁支队左翼扑向清军外重东垒，忽见垒内冒出黑烟（“时有一缕烟氛，如墨冲天”），然后又看见玄武门也升起黑烟。正不知何意，顿时炮声四起，响声如雷，落在日军头上。日军才搞清，那是清军施放的“狼烟”，是召唤炮兵发炮的信号。 日军猝不及防，被打得豕突狼奔。 右边元山支队，也重新调整人马，兵分两路，向中垒和西垒冲击。 首先接近外重西垒的右翼攻击队，半道上便遇见了上前“迎接”的清军。日军估计有四、五哨清军（约为一营）发起阵前反击，猛放排枪，西垒内也发炮支援，日军还未发起冲击，便挨了“当头一棒”，势头被打压下去。 还是不好啃。 但是，日军随即改变战术，很快便调集后续部队，顽强发起新的冲击。 ………………………………………… 从前边看，清军表现相当不俗，战术手段发挥发色。而日军在战术运用上表现也相当成熟，步炮协同配合十分紧密，不愧是德国人教出来的学生。 但是，随着战斗的持续，日军逐渐疯狂。 朔宁支队左翼，日军军官拼命麾众前进，接近清军阵地前，竟冒着弹雨一拥而上，使用了“肉弹攻击”，踏着尸体，不计成本地往上压。 清军部队坚守不动，外围小队奋勇搏战，全部壮烈牺牲。垒内清军坚决抵抗，枪炮齐鸣，在优势的日军面前，跳出堡垒，与冲到垒下的敌人展开肉搏，直至全部战死在阵地。 日军付出重大伤亡，包括中队长一人战死，两人负伤，终于冲进了外重东垒。 ………………………………………… 疯狂的日军为集中炮兵轰击，压制清军堡垒，又极为恶毒地使用上了极不人道的榴霰弹。 榴霰弹是一种炮弹，最早是英国人发明，这种炮弹的特点是弹壁薄，内装火药和大量小钢珠或钢箭。弹头装有定时引信，计算和设定准确后，有现在使用的空炸引信的效果，能保证炮弹在预定目标上空爆炸，内藏的小钢珠或钢箭便形成弹雨，从天而降，难以防护，所以杀伤威力巨大，极为残酷。即使比定时引信更为高明的近炸引信、空炸引信出现，现代战争中，这种榴霰弹也已被限制使用。 因为这种炮弹太黑，太不人道。 战争就是杀人，杀人还有人道？我告诉你，战争也有人道。 不使用太残酷的武器、太残酷的方法，就是人道。我们知道非常著名的国际公约《日内瓦公约》，规定了战争双方的义务，其中就有这方面的规定。 我说几种，大家就清楚了。比如说，地雷，踩上地雷的死法肯定是花样繁多，但地雷更多的造成种种伤残，尤其是即使战争结束也会留下长期的祸患，所以地雷被限制使用。 还有象开花弹。开花弹，俗称炸子，是一种易碎的子弹，打中之后，就会碎成十几块，分布在人体中。别说有了X光，谁要是中一发这个，让医生把身体划拉开，到处翻找，情景一定很恐怖。还有化学毒剂，人吸收之后，没有马上死的，也只能慢慢等死。比死更折磨人的，是等死。一般情况，不等死去，人已经疯了，毫无尊严。所以，这些东西就严重违反人道，被严格禁止。 虽然当时日内瓦公约只是在酝酿之中，1864年仅出来了一个《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一系列公约之一），但榴霰弹确实已经表现出一种相当恶毒的特质，具有了登上“禁止或限制使用武器”名单的资格。 日军不知什么时间有了榴霰弹，可见日本炮兵武器技术上已胜中国一筹。 榴霰弹帮助日军扭转了战场形势，日军的榴霰弹在清军阵地和堡垒上空不断爆炸，清军伤亡殆尽。 在炮兵支援下，日军不断向清军阵地涌来。 终于，继外重东垒首先失守之后，上午8时，清军内重堡垒之东垒又被敌人攻陷。 ………………………………………… 元山支队也使用了榴霰弹，配合步兵攻击。 清军苦于日军榴霰弹频频在头顶炸响，伤亡巨大，无法抵敌。日军趁此机会，蜂涌向外重西垒突击，并夺取了这一处堡垒。 内重西垒的清军终于无力支撑，力战之后，放弃堡垒后退。日军进一步占据了内重西垒。 再往前，清军江自康部的箕子陵阵地，便暴露在日军面前。 ………………………………………… 佐藤正大佐立即命令乘胜向箕子陵清军进攻。 清军勇猛抵抗，“尽力铳击，其弹丸如十安火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清军巧妙运用交叉火力，使日军被阻在阵地前，一时无法前进。 为对付清军的侧射和交叉火力，日军仍然采取分路围攻的方法，从侧面进攻，分散吸引清军的火力，并不断瞅准时机，从正面突击。几个回合下来，清军陷入困境。加上弹药用尽，江自康命令部队放弃阵地后撤。 ………………………………………… 至此，外围堡垒尽失，牡丹台，陷入敌人的三面包抄之中。 日军两个支队合兵一处，从牡丹台的左右发起围攻，一路正面攻击，一路抄牡丹台的后路，还派出一路从西侧越过牡丹台，压迫台后的城墙。 激烈的战斗在牡丹台打响。 因为牡丹台地势较高，清军把堡垒构筑得非常坚固，还配有野炮3门。日军记录，牡丹台“垒壁高五丈，炮座完备，掩蔽极坚固”，“清军固守，而攻取匪易”[桥本海关《日清战争实记》]。 防守牡丹台的清军拼死抗击，双方炮兵也激烈炮战，再次让日军啃上了一个铁核桃。 日军不得不集中兵力，反复猛扑。连负责压制玄武门的一个炮兵大队，也加入对牡丹台的战斗。最大限度的炮火，终于击毁了堡垒胸墙，清军大炮也被击毁。日军乘势“蚁附而上”，清军被迫撤回玄武门。 ………………………………………… 牡丹台一失，左宝贵便明白局势已经难以挽回。 敌人得已全力攻城，牡丹台上也架起火炮，居高临下轰击玄武门。 弹雨纷飞中，左宝贵回到内室，静静地脱下临阵必穿的战弁衣服，换回顶戴花翎，特意穿上御赐黄马褂。然后，他站到城楼上，继续指挥战斗。“至是，乃衣御赐衣冠，登陴督战。”[《甲午战争史》引自《沈阳县志》《左宝贵传》] 在战场上，这身装束无疑是最显眼的标志。清兵能够清楚地看到主将在哪里，敌人也看得清楚这里有一个高级将领，肯定就是左宝贵。 副将劝他回去隐蔽，他执意不肯，又劝他换掉翎顶和黄马褂，以免敌人注目。左宝贵回答说：“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 这是一种必死的气概，是中华不屈的气节。 清军奋勇击敌，日军三次冲锋，均被击退。 日军牡丹台的炮队见状，再次使用榴霰弹，接连轰击玄武门城楼，城墙崩碎，城楼倒塌。 左宝贵本来已身中两枪，始终不下火线，又被炮弹击中前胸，血洒玄武门。 他是甲午战争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大清高级将领。 “戊辰，奉天援军统领、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及日人战于平壤，败绩，死之。”[《清史稿》] 虽然历史记载仅为数语，也许相对于一场战争，将帅的生命也占不上太大篇幅，更何况一部清史。但清史专门有他的传记，左宝贵身后也被广泛称诵，从皇帝到民间，无不痛悼，一篇篇祭文、哀悼诗文，表达了对英雄的无限崇敬和哀思。 ………………………………………… 左宝贵慷慨赴死，继续激励着奉军这支编成时间并不长的军队。与他一起战死的，还有营官副将杨建春和都司徐玉先。 日军虽夺取玄武门，但清军仍顽强战斗。进入玄武门的日军一个中队，遭到弹雨阻击，拥挤在狭小的地方，死伤殆尽，无力再向内城攻击。只好退出城去，返回阵地。 这日，天空乌云翻腾。 一场大雨即将倾盆而下。 ------------ 第四节第一个回合——不败而败 一天的血战，终于随着日军的退出而暂告结束。 战场上，枪声渐息，突然陷入一种异样的沉寂，异常的平静中埋伏着多少不安！ 清军士兵们紧张地整修阵地，调整兵力，补充物资。 对面的日军呢？ 惶惶，戚戚，茫茫然，在雨水中发抖，震颤…… 日军的攻击，也到了强弩之末。 ………………………………………… 反复翻读手头的各种史料，对平壤的战斗，我始终有四不解： 一不解——日军元山支队进至顺安，要切断清军后路，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应该出乎日军预料。原定留守后路的各营清军（虽然分驻，但总数近5000人），却没有阻击，也没有袭扰，战斗发起后更没有趁机前来夹击日军。日军竟然无须北顾，得以分出主要力量参加攻城。 二不解——日军大军围城，为什么不调整部署。奉军不明不白被调往别处，仅剩4营不到，而同一阵地体系中，反而调入了江自康部。不是江自康部不行（实际上是不大行），而是这么做，拐一个大弯，有必要吗？ 三不解——日军破城的危急时刻，为什么不向北门方向增援？ 四不解——日军攻入玄武门，在内城困顿于一隅，为什么不发起反冲击，将日军赶出城去？日军自行退出后，为什么不乘机追击，恢复阵地，哪怕是一部分。 这次战役以后，叶志超还为自己辩解，说闻听北门失守，就冲过去探看情况了。那个“叶大呆子”，一个战场表现十分无能的将领，再次葬送了一场战役，也葬送了大清的整个对日战争。 ………………………………………… 15日的战斗，各个战场可谓艰苦卓绝，有的地方险象环生。但综合一天的战况，清军并未有明显失误，还远未到失败的局面。 日军虽经苦战，夺取玄武门，却未能突入内门，只得退守。其他各路日军，也被阻挡在城外，攻击一天，寸功未建。 但因为一个主帅叶志超，将清军无可挽回地引向失败。 城未破，叶志超的胆子先破。 到这时，估计日军扎起一群草人，都能让叶志超肝胆俱裂。 在此胜负未分之关键时刻，这个躲在城中心、连前线都没有去过一趟的清军统帅叶志超突然决定：弃城。 ………………………………………… 叶志超没有一条继续打的理由，却能找出一打逃走的理由。 供给不足，弹药不足，兵力不足……还是那一套。 可能是吧。清军的后勤保障这么艰难，这么无序。 我开始的时候是不理解为什么打仗了还在大车小包地往朝鲜运军饷，将士们都把脑袋别在腰带上了，你拿银子来有嘛用？后来想到，清军的打算实际是想就地购买补充粮袜给养。 可惜了运给牙山的军饷，2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没有弃到海里，成了日本“海盗”的战利品。 现在来看，现地补给已无可能，即使有银子，也不可能买到了。 驻防部队报告：“朝鲜地瘠民贫，大军云集之时，一切米粮及日用所需无从购觅，皆需由奉天省城及凤凰城转运而往。” 清军粮食供给问题一上朝鲜战场就露出破绽。 叶志超又提这“一壶”，也许真的算是一条站得住脚的理由呢。 后来我知道，就这一条，也纯粹是扯淡。 还有兵力问题。 按照军事上的常理，进攻一个准备充分的固守之敌，需要付出比防御一方大得多的代价。整个战争史都证明，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 平壤一战，目前为止，日军付出的伤亡远远大于清军。虽然各种史料上统计的数字不尽相同（说实话，也不可能统计那么准确），但对这一点，大家观点基本是一致的。 这些，打了一天的将领们肯定是比谁都知道真实情况的。 ………………………………………… 叶志超召开军事会议，再次强调了种种理由，准备跑的时候，多数将领们却再没有反驳。 叶志超言：“北门咽喉既失，弹药不齐，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若敌兵连夜攻击，何以御之?不若暂弃平壤，令彼骄心，养我锐志，再图大举，一气成功也。”[《盛档甲午战争》上] 这次，除了马玉崑据理力争，强烈反对弃城，激愤道：“余带兵三十余年，经数百战，常以不得死所为恨，岂临敌退缩自贻罪戾哉？” 可惜，左宝贵已经不在了，其他将领没人再支持马玉崑。 马玉崑的经历，何尝又不是叶志超曾经的辉煌？而“临敌退缩自贻罪戾”这句警告味儿很浓的话，真的成了叶志超下场的预言。 这些话，没有打动叶志超，也没有再吓住叶志超。事情遂不可挽回。 平安道监司闵丙奭苦苦哀求，再三劝说，也无济于事。 叶志超立即派一个朝鲜人用平安道监司闵丙奭的名义，致书日军要求停战。 “平安道监司闵丙奭致书于大日本国领兵官麾下：现华兵巳愿退仗休让，照诸万国公法止战。伏俟回教，即揭白旗回，望勿开枪。立俟回书。”[《甲午战争史》引自《楚囚逸史》] 立见尚文接到停战书，心头按捺不住大喜：天照大神显灵，这可救了日军的命！ ………………………………………… 叶志超不知道，战场的平静，根本不是更大规模进攻的先兆。 叶志超更没有判断出，日军对平壤发动的是一次极为冒险的进攻。 按他的判断，清军后路被断，什么都不足，但实际上，对面的日军也好不到哪里去。 虽然有比大清朝强很多的后勤兵站体系，但也有断档的时候。 本身运输船不够，加上海上大清舰队的威胁存在（日本人想象中的也算数，效果是一样的），运兵、运粮、运弹，十分困难。先运兵好，还是先运粮好，这是一个极为令人挠头的选择题，不得已，日军只能以运兵优先，先把人弄过去再说。 正因为如此，日军才希望以快制敌，打一场速决战。 但长途艰难跋涉，又在平壤胶着一天下来，此时的日军，也已经断粮，连饭团子都吃不上了。一句话，推进太急，后勤跟不上来了。 所以，对面的日军也在苦苦的坚持。尤其是弹药不足，更是日军最大的不利因素。没有子弹，步枪虽不至于成烧火棍，但也就是能当红樱枪使了，就算拼刺，能爬过清军火网，贴上清军士兵，发挥“两米之内的硬功夫”吗？ 有本书讲：“叶志超只看到自己缺粮，却看不到日军也在苦苦支撑。” 老实地呆在平壤城里的叶志超，根本没有胆量派出机动部队，估计也没有派出什么侦察人员，朝鲜也成了“敌国”，各种信息不通，成了聋子和瞎子，怎么可能看到日军的情况。 于是，在一个被吓破了胆的将军——叶志超眼里，只有不利条件，没有有利条件。 ………………………………………… 这一天，平壤战场天气骤变，雷鸣电闪，大雨倾盆，疲惫不堪的日军只能在雨水中露营，苦不堪言。日军将领清楚，不要说清军还有有生力量，可以发动夜袭，即使清军能在暖暖和和的营垒中舒舒服服睡上一觉，等到日上三竿再杀出来，恐怕都能一鼓作气将日军赶出平壤地区。 八 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c c 再打下去，确实十分危险。 正在惶惶无计的时候，意想不到清军竟会“高挂免战牌”，主动提出停战，怎能不让日军喜出望外。 读过停战书，确认自己眼睛没花，疑心未消的立见尚文又接到手下报告：在七星门上挂出了一面白旗。 ………………………………………… 清兵要求停战，在日军看来，就是要投降。外强中干的日本人决定干脆再装大一点，写好回书，并派人接洽受降事宜。 一名大尉——大队长桂大尉带一小队士兵前去。 有记载说是立见尚文旅团长亲自至玄武门，这一说不可信。日本人为了体现自己军事指挥员的英勇，常把他们说得亲冒矢石、冲在前面。那都是吹牛的，别听他们忽悠。 我曾仔细琢磨过侵华日军的指挥体系特点，他们联队长以上的指挥官离前线很远，比有些国军将领都不如。日本人有个“肉弹攻击”的战术，就是不惜代价向敌人阵地集群冲锋，直到用堆成山的尸体把敌人吓疯，把对手的意志摧垮，可是被驱赶的都是下级军官和士兵，到联队长，已经不是一个层次了。 抗日战争中，日军被打死的高级军官很少，其实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只有研究我们才知道，八路军在黄土岭用几发迫击炮弹炸死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需要潜进日军阵线多深，需要另加多少偶然因素，这一战果得来多么不易。 一个少将旅团长会为和清军洽降这个尚未确定的事，甘冒危险，到清军把守的城门下吗？回答是不可能。 这种危险还是下级军官去担吧。桂大尉带人进入玄武门，到内城门前喊话。 估计是：投降，挂白旗不算，得缴枪才算……这类的话。清军却并不听他嚷嚷，也不打开城门。 因为言语不通，桂大尉即用铅笔在纸片上写道：“若降服，可允。应速开城门，集中兵器缴于我军；否则，即攻取之。”强撑着架子再吓唬清军一把。写好，从门缝塞进去。 等了一阵，清兵从门内又塞出一张纸。上面写着：雨太大了，一时难以通知到各军，明天早上一定打开城门（清兵亦书于纸上答以：“降雨甚，刻下兵多，难以速散，当期明朝，开放此门。”） 拿大雨为借口，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就是熟人给你下请帖，请你参加婚宴，你说雨大去不了，人家都可能认为你是托辞，何况是敌对双方？两军对垒，计出百端，谁不留个心眼？ 没有敲开城门，立见尚文一时倒也做不到“即攻取之”，他沉思之后，下令：“提高警惕，严加防御。” 有书上说，立见尚文一下子看透了叶志超准备逃跑的企图，马上将伏兵埋下，这又有点《三国演义》了。 反正恐怕有诈，做好防御准备是对的。管他是夜袭，是逃窜，还是一夜没事。 饥寒交迫的日军士兵，又要硬挺着在雨中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了。 ………………………………………… 叶志超已决心突围了。 说他突围，都是高看他了。 还是前边讨论过的战术问题：退却。此时的退却，就是敌前的退却。 我们说过，敌前的退却，是一门复杂的指挥艺术，是一支久经战阵的军队才能顺利完成的活动。 而我们知道，叶志超不是这方面的行家。至少牙山、成欢已经证明了，他撤也撤得没人家漂亮。 现在，他却还要玩一把。 没有“声东击西”制造假象，没有派出得力的前锋、后卫，没有选准一个部位一举冲破敌人防线，打开撤退的通道…… 甚至没有开一个象样的军事会议，周密地组织。而这些，恰恰是一场军事行动成败的关键，生死攸关的关键。 当然，即使有会议，当突围明显成为逃离，谁还愿意打头阵，或当后卫阻击部队，都是一个问题。承担最危险、最悲壮，基本上是牺牲自己的任务，这样的部队，除了有“钢火”，还要有精神。 叶志超所做的部署就一个简练的目的：跑！ 从双方的记载，特别是亲历战争清军官员写的材料，基本可以证实这一点。 叶志超只是事先密传各营，轻装持械，趋夜而退。就这道命令，还因为叶志超跑得太着急，时间不足，没能详细传达到各个部队。真是坑人！ 晚上8时，清军开始撤退。说是撤退，就是选择七星门、静海门（这里离老家近，又处于日军接合部，估计逃出容易些），一下打开城门，结队成群，蜂拥而出，挤不开的就从城墙攀越而出。 出去之后，或取甑山大道而走海岸，或由义州大道而向北奔。 但是，路在哪里？ 大雨迷眼，黑夜之中，根本分不清南北，只能是瞎撞瞎碰，争相逃命。一些清军部队迷失方向，撞上了“严加防御”的日军。 开始，日军听见人喊马嘶，还以为是来夜袭营寨的，急忙上前迎战，开枪开炮阻挡。 排枪打来，前面的清军死伤遍地，而后队仍不明情况，还在拼命往前涌，挤在一起。溃兵“回旋不得出，以避弹故，团集愈紧，死亡愈众”[姚锡光《乐方兵事纪略》]。前边的人想回头跑，后边的人只听见前边枪炮声，黑夜中辨认不清，有的误将退回的人当成敌军，慌忙开枪。部分清军就这样被敌我两面夹击，糊里糊涂送了命。 亲历此役的盛军军官栾述善，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情况： “阴云密布，大两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似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而敌兵忽闻人马奔腾，疑为劫寨，各施枪炮，拦路截杀。各山口把守严密，势如地网天罗，数次横冲，无隙可入。且前军遇敌击，只好回头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顾奔前。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敌人抑是己军，放枪持刀，混乱相杀，深可怜悯！前行士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兄唤弟，鬼哭神号，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非投水自溺，则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入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栾述善《楚囚逸史》] 求死反生，求生反死。 和日军死拼一天，都没有牺牲这么多人。 对死者来说，没有死在阵地上，死在逃跑的路上，真是再也没有比这还冤的了。 叶志超，实在该杀。 ………………………………………… 9月16日晨，日军占领平壤。 意外截击清军、报了一箭之仇的朔宁支队，野津师团本队，还有被打得胆寒，加上雨寒，哆嗦了一夜的大岛旅团，都以胜利者的姿态，列队入城。 平壤本是计划中清军进兵汉城的基地，不仅工事构筑坚固，而且军储甚厚。据日方统计，日军在平壤所缴获的战利品有：各类大小口径炮三十五门，步骑连发枪五百五十支，后膛单发枪及其他枪六百一十支。炮弹七百九十二发，子弹五十六万发，行军帐篷一千零九十二顶，军用锅三百五十四口，各种粗细杂粮四千七百石，大车一百五十六辆，乘马及驮马二百五十匹，金砖四十三公斤，金锭等五十三公斤，银锭五百四十公斤，以及火药、信管、纸币和其他物资无数。[《甲午战争史》引自《日清战争实记》] 这就是叶志超所说的“物资缺乏，补给不继”！ 看到这份统计数据，我的吃惊不打一处来。清军的后勤保障困难，官员，民夫，看来十分努力。辛辛苦苦运到平壤，囤积的军需，竟然被叶志超转手补给了日本人。再说，你带不走，可以一把火烧了，埋了……仓促得连这点工夫都没了。 叶志超纯粹在找借口，满口谎言，此前有一阵子我还信了。现在看，仅凭这些东西，打他一个月，都还有余。 不敢说，再支持两天，日军即告弹尽粮绝，不攻自溃。如果坚持十天呢？不用出战，只管守城，战局都有可能改变。 因为，大批的清军已经在往平壤支援的路上。 叶志超，真是杀一千遍也难抵其罪。 ------------ 第五节撤退，撤退——一路溃退 叶志超开始千里“大跃进”的第二段，目标——鸭绿江。 这一路，有无数不可能的可能，让人无限遐想。 因为这一路，有数处天险关隘可以阻敌。 可是，仅仅是遐想而已。 奔离平壤一百八十里，跑到安州。此地足可以守——安州北倚清川江，南则群山环绕，据称为平壤以北第一巨镇，卡在日军北犯的必经之路上，而且城垣高大。占据此地，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回头杀日军一个回马枪，得手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老叶在安州，还遇到了被派去募兵的聂士成。原来朝廷也觉出老叶安排得有点扯淡，征兵还要前方将领返回，后方没人了吗？命令回去（有旨，“前敌得力之员，著勿庸回津招募。”），结果毫无意义地转了一个大圈。聂士成奉旨后，记挂平壤军情紧急，马不停蹄往回赶（飞驰回助战守），赶到安州，却得到消息：平壤已失，左宝贵阵亡。恰在这时，叶志超也率人逃到安州。 聂士成又热心地过来提建议：请下令收拢散兵，就在安州固守。（“即请出令收散队，扼守安州，深沟固垒以待。”） 但叶志超没心情听他罗皂，匆匆给老帅李鸿章打了个报告，休息了一下，起身道：走。 向西北再跑一百六十里，就到定州。此地据称也相当险要，不光城高墙厚，清军收拢收拢败兵，又收起一万多人，稍作整顿，等待后援部队开到，仍然可以与日军大战一场。 但叶志超稍事休息，不顾疲劳，又道：走。 去哪？直奔义州。 叶志超连经两战（都被他摆弄成了败仗），已经闻风丧胆。一路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狂奔五百里，直抵义州。 该停下了吧？ ………………………………………… 当时还有人叹息：假若（只是假若）我将领能认清战场形势，占据这些城池，死守，倭人岂能这么容易就渡过江来，践踏我们的土地？（“苟我将领简料军实，为死守计，倭人岂得长驱渡江躏我边圉？”[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历史不容假设。历史留下的千古憾事，从来不会改变，只会让世人心有不甘。 但是，说实话，回望甲午，我几乎看不到一场完整的战争，甚至谈不上有一场完整的战役。 有的只是混乱。 有的，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战斗。 没有完整的计划，各部各自为战，没有完整的敌情，近乎盲目参战。能否打好，全看将领的能力和部队的发挥，即使打好一场仗，结果也会被白白卖掉。 然后就是败退，败退。赢的，赢了之后，也得跟着退。 朝廷难以容忍，国内的人也看不下去，最后成了，你敢撤退，我就撤你。 但，摘官帽仍然挡不住撤退。 ………………………………………… 很多人不明白此时清军的困境，逃跑既不光荣，也是很艰难的。 打仗还可能有人支持，撤退就只能靠自己了。败退的清兵抛弃了朝鲜人，当然也就已经失去朝鲜人的支持。 本来，朝鲜与日本的协定中，已经“授权”日军驱逐清军。现在，不光请日军，还真正实地参加了战斗。 难怪，一触即休的“朝日战争”结束，清援朝抗日同时结束，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来讲都是：现在，是清与日朝战争！ 手中资料颠覆了我以前的认识！以前我以为朝鲜呆在一边，看大清与日本打仗，所以对朝鲜抱有深深的理解。 我在日本人留下的史料中，看到的朝鲜军队帮日本军队看守押送清军俘虏的照片，清楚地说明了一点——这帮熊玩意儿已经彻底反水了！ 但是，这能怪人家吗？ 曾经，日军未到之处，朝鲜地方官员还对清军抱以希望，否则，不会出现闵丙奭这样竭力配合清军的人员。 当清军背影远去，希望成为泡影，在到来的日军面前，朝鲜王宫的决定就是命令，不执行也得执行了。 ………………………………………… 要说一味撤退也不对，一路上一定战斗不断。 清军被日军狼群一样紧紧咬住，这应当是事实。在平壤，拿清军的给养喂饱了的日军，紧跟着清军，寻找时机扑上来撕咬。 走在后边的清军各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只是，局面已溃不成军，各自为战的状态下，已经形成不了完整的阵线，有效的防御。 我从四处搜寻到的一些照片上看到，一路上，清兵往往是死伤枕藉。 还有日本人的说法——从战场检验情况看，清兵中弹位置大多在后背。 这纯粹是污蔑！ 为鼓动士气、振奋国内人民，日军做一些夸大的无耻宣传，是惯用的手段，不过是技术进步了，由纸笔换上了照相，官府通告加上了报纸。 当然，胜者是不被指责的。败者，往往被埋怨。 但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香闺梦里人。” 清军退向国内，走出了一条鲜血铺成的回家之路。 朝廷的颟顸，将领的无力，使所有的牺牲都付诸东流！ ………………………………………… 老叶赶到义州，此地离祖国已经不远，终于能喘口气了。 于是老叶给李鸿章发电报。 “现在各军退回带伤及足踵难行者，十有八九；带有枪回者，不过十之六七，所有枪子每枪不过数颗。锅、帐、炮位等件遗失尽净；整顿养息非月余不可。若勉令其扎守义州，不特势有所不能，亦且必致误事。” 最后一句是重点，就这个意思：还是不想待在江这边，似乎还是江那边安全。 临近国门，叶志超肯定十分矛盾。因为但凡是个人，就会有心理矛盾。 心灵受到创伤的叶志超只想回家，但败军之将，有何颜面回来？ 不是。不要脸的叶志超担心的不是这个。主要的危险是朝廷不让自己过江，让自己守义州。 所以，他在电报里强调了一大通不利因素。伤了这么多人，丢了这么多东西，敢把损失说得这么大（可能还有点夸大），不怕朝廷追究吗？但害怕也得说呀，不说，怎么能继续退回鸭绿江呢？吹牛是要纳税的，这亏已经吃过一回了。也许朝廷追究，也能混过去吧。 这才是让叶志超矛盾的事呢。 还好，9月22日，李鸿章接到义州来电后，命令：过江休整。（当即电饬叶志超等“分起过江，择地驻扎，整顿休养，再图合力进展。”） 谢天谢地谢领导，就是心疼下属。自接令到朝鲜以来一向“墨迹”的叶志超，这次一点都没磨蹭，即刻下令：走。 回国。 ------------ 第六节迟来的换将 《清史稿》关于叶志超的军事行动报道：“迳定州，亦弃不守，趋五百馀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 叶志超狂奔500里，创造了大清人数最多、距离最远的溃退的战场纪录。 他的好运终于走到尽头，噩运来临了。 ………………………………………… 此前，朝廷还在继续四处调集援兵，一再催促后路部队速至义州，准备在义州组织会战。 接到命令的，有刘盛休铭军十营，还有四川提督、毅军统领宋庆，还有奉天、吉林的守军…… 但前线将领同样认为义州作战，不如守九连城，也就是，鸭绿江西、国境之内，固守门户。 刘盛休致电李鸿章：“查九连城在鸭绿江西岸，实为奉省门户，现只有两旗营，不甚得力。”“九连城为义州紧要后路，必得重兵划江防守。” 这个意见，提醒了李鸿章。 20日，李鸿章便向上报告，提出了以九连城为核心，组织江防的意见。“九连城防军太单，铭军即去义州，未必能当倭人数万之众，若令在鸭绿西岸布防，于大局有益。昨奉旨催宋庆赴九连城，因海路运兵不行，必须遵陆前往，尚须时日，且仅二千四百人，力量亦薄。自不若暂留铭军，扼江固守为稳。”[《北洋大臣来电》（《甲午战争史》）] 从电文揣摩，甚至他连宋庆去九连城都不愿意，既然让刘盛休留守九连城，那宋庆就不要离开旅顺了，这是李鸿章的一个盘算。所以，感觉自己的建议能被采纳，他便再次发电，把自己隐藏的目的讲出：“饬刘盛休驻九连城一带，与派出旗营连络，严防鸭绿江窜越之路，留宋庆仍住旅顺。” 李鸿章内心十分清楚朝鲜的战局，同时作为前敌的统帅，他不能不通盘筹划，考虑旅顺的安危。 或者，宋庆不去，自己在旅顺近前多了一个得力帮手，或许叶志超还有得安排。即使宋庆到九连城去，朝廷授予统领，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朝廷基本同意了李鸿章的意见：别外调兵增防九连城，防守鸭绿江。其它，光绪否定了李鸿章的建议。 看来，朝廷已决意起用宋庆。 果然，朝廷连降几道圣旨：派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并带所部各营往扎九连城，“与铭军固守沿江一带”；命令刘盛休还按原定计划，“仍先驻义州，与叶志超通筹战守”。 李鸿章不得不重新上奏折，提出一个重要的防御方针：“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军事紧急情形折》（《甲午战争史》）]。就是严守渤海近京门户，同时确保辽东和山东。这个指导思想，得到了朝廷的认可。21日，朝廷给李鸿章一道初看有点模棱两可的电谕： “义州屏蔽奉边，仅隔一江，又为前敌各军转运之所；该处兵亦无多，倭人惯用抄截后路之术，势亦可危。叶志超等军日内有无战事？若以大队回顾义州，背水扼扎，能否足遏寇氛？倘量度贼势过众，不能操退敌之胜算，与其株守孤城，不若全军渡回江西，于九连城一带合力严防。先立于不败之地，一俟各路征调之军到齐，再图进剿。著李鸿章统筹进止机宜，妥为调度，朝廷不为遥制。”[《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甲午战争史）] 最后一句，光绪说授予李鸿章以统筹进止之权，自己在后方不加干涉，确实是不加干涉。前边对义州，守还是不守，只是强调了一下重要性，也从地形利弊、形势允许方面进行了分析，等于是给李鸿章一道选择题。意思是：我的意见说完了，怎么办，还是你来定。 李鸿章还会怎么办？他的意见早就清楚了。所以，这也等于是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听从李鸿章放弃在鸭绿江南岸与日军作战的计划。 另外，光绪也在着手向九连城增调军队。前前后后，包括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所部三千人，东北练兵大臣定安手下张锡銮所带两营，另特谕安定、盛京将军裕禄，对边防事宜责无旁贷，不能置身事外，要与依克唐阿他们分别征召新营，赶赴前线。 当然，这表明了加强鸭绿江防线的意图，但是，这与留义州作为江南的前进“基地”，并不矛盾。 李鸿章却立刻着手，命令刘盛休、宋庆到九连城集中，并在22日，给义州的叶志超回电，分批渡河。 ………………………………………… 义州这个桥头堡，被这一帮人上下撺掇、从中阻梗，终于被放弃了。 这仍然是消极保守思想的结果。 叶志超在平壤城下摆阵，李鸿章在国境线沿江摆阵。这一做法，充分证明了老帅确实是叶志超的师傅。 如果在靠近鸭绿江的东岸险要的地方，选择几处作为桥头堡，再设法架设船桥连通两岸（这不是难事），就算是守，也能为鸭绿江所谓“天险”加上“保险”。最明显的好处就是日军在沿江地区的行动将受到极大限制，绝对不可能再后顾无忧、聚精会神地组织渡江。这本是一个基本的军事常识。 不这么做，即使日军现时不发动攻击，冬天马上就要来到，江面封冻，任何“天险”都成平川。 这本来也是需要将帅考虑的一个基本因素。 可惜，叶志超一心过江去，后边的人一个也不愿过来。 虽然又后退了一步，但清廷还是满怀希望叶志超等退回江西后，能够组成一道牢固的鸭绿江防线，以阻止日军的进攻。 叶志超回到江边，得到了老战友宋庆到达九连城的消息。很明显，这是来代替自己的。 官是做不长了，正好，也可以卸下这副担子，哪怕回家，也心甘。 而且，估计也坏不到哪里去。 但他确实没有想到下场这么坏。 ………………………………………… 开始大清朝廷确实还被蒙在鼓里，这一点我十分确信。 叶志超逃到安州后，曾重演谎报军情的“老绝技”。他给李鸿章的报告，就是按成欢之战的模式，“照葫芦画瓢”，虚构了一个吓人的“倭人遽以三四万之众猛扑环攻”，编造出个“苦战五昼夜”的战绩，再说明自己是“子尽粮绝，退出平壤”，一派抱恨而走的样子。 不知道老领导信不信，但不信也得信，以上就是从他给朝廷的报告中摘的。李鸿章很规矩地上书，由于自己负有领导责任，请朝廷“严议”（严肃处理），顺便还请求严肃追究叶志超的问题。 说得很诚恳，但处理了他，谁来顶这个“缸”，担当对日本人的战争？ 朝廷对李鸿章宽慰有加，并比较宽容地宽免了叶志超，降旨慰勉有加，称其“深入异地，苦战连日，此次退出平壤，实因众寡不故，伤亡甚多，尚无畏葸情事”，最后，竟然“加恩免其议处”。 既然任命了宋庆，人是否得换？以前的任命是不是该撤销？朝廷竟然把这事给忘了，所以，这也说明朝廷还没有得到实情。 还是在李鸿章的提醒下，朝廷才免去了叶志超的总统职务，让他带好本部人马，配合好老战友的工作，同心协力，再接再厉，打好鸭绿江保卫战。 叶志超心知肚明，自己那点烂事能“扛”过去就是侥幸了，也没有什么心情布置防务，而是早早便进入情况，就是晒晒太阳、憧憬下未来，等着宋庆到来。 但他终于没有“扛”过去。 宋庆到来后，不光是交接，还顺便送他回去“休养”。 直接宣布了皇上的谕旨，抓起来，送回京城大牢。 一同被抓的，还有卫汝贵。 马玉崑“临敌退缩自贻罪戾”的警告，终于应验。 ………………………………………… “事儿”没捂住，终于“爆”了。不知怎么的，朝鲜的真实情况传到了大清，朝中一片哗然。 有的说是其他部的将领将实情透露了出来，有的说是还在日本的华侨将真实情况传回来了，有的说是些西洋人通报了情况。甚至还有的说是盛宣怀给爆出来的，他的弟弟从军出征，就在盛军营中，本想捞点战功，却不幸牺牲。这期间，他在电报中，给盛宣怀传递了不少消息，弄得象个搞监视“特务”。 这些渠道，都有可能。 叶志超的所做所为，要想让其他的官兵服气，不可能。那么多将士白白死了，让他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我估计也不是人人都咽得下这口鸟气。出去这么多人，打得这么窝囊，不是人人都能腆得下这个脸。再说，知情不说，就是跟着他叶志超吃了亏，到头来还要“背黑锅”。 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别说其他部队，就是淮军，也把不准会“窝里反”。 总之，是谁说的无所谓了，反正中国古话说得好，“瞒得了初一，瞒不了十五”，“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朝中言官怒不可遏，群情汹涌，奏章雪片般飞来，揭发叶志超捏造战功，编造事实，为战败开脱，不杀不足以慰阵亡将士英灵……原先知不知道都不重要了，现在办不办才重要，朝廷一改初衷，下令查办。 叶志超被“械送京师，下刑部鞫实”。本来刑部的意见，是“斩立决”的，经老李一再求情，定了个“斩监候”（也就是秋后问斩），投到大牢里。性命暂时保住了，拖延些时日，将来拿点银子打点打点，改判一下也有可能。 可惜，虽然叶志超受到了严厉处分，也是其罪有应得，马上杀了都不过分。但朝廷用人不察，以致造成平壤大溃退的严重后果，却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千古遗恨，所恨，历史的结果不能改写。 ………………………………………… 令人奇怪的是，现在还有人为他“喊冤”了。 叶志超导致的，是对大清无法弥补的大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挫折。这么一个可恨之人，真被依律处理了，“天道公理”之中的事，在某些人嘴里说出来，倒成了一场“阴谋”了。说别人我信，对他，能有个鸟的“阴谋”？ 倒是卫汝贵反倒象是受了叶志超的“池鱼之祸”，也被牵连进来，拿交刑部治罪。 据言官“举报”，刑部查实上报，卫汝贵有三条罪状：一、“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二、“克扣军饷”；三、“纵兵抢掠”。 其实，临阵退缩，是乌有之事，全军溃败，也不能怨他，那是叶志超的事。至多，他也就是没有坚决反对叶志超的错误决定，象左宝贵、聂士成、马玉崑他们，阻止叶志超不战而退。平心而论，平壤之战，卫汝贵做战勇敢，指挥得当，盛军在西、南两个战场激战，重创敌人，坚守阵地，是有战功的。 但卫汝贵所统盛军纪律不严，这是有可能的。当然要说就是“纵兵抢掠”，则让人存有疑问。很多资料表明，反倒是丰升阿的盛字练军（八旗）军纪涣散，时有骚扰百姓的事。盛军战场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一般来讲，这样的部队纪律也较严格。而从盛字练军的作战，未发现有过人表现，似乎也不象是有战斗力的。所以当朝中也有人怀疑，包括现在的历史学者也怀疑，是否是言官信息错误，把盛字练军的账算到了盛军头上？ 不过，情势有变，卫汝贵没有整饬军纪，出问题也未免。卫汝贵带兵进入朝鲜境内，便奉李鸿章电令，负责起全部后方运转事谊，一边指挥紧急进军平壤，到达平壤后又布置防务，根本无暇顾及军纪。前边我说过，转运任务给卫汝贵带来了毁灭性后果，就是指这个事。 至于“抢掠”一事，我也觉得很难说没有。很多资料都说明，清军缺乏基本的后勤意识，在后勤保障严重不足的被动状况下，部队不知道全力保护有限的粮秣辎重。成欢不说了，就是在平壤，也轻易丢弃大量粮秣辎重，反而便宜了敌人，亏了自己。溃退当中，清军粮食状况很可能短时陷入严重困难境地，比如平壤到安州路上（只有到安州才能得到接应），造成部队士气低下，强抢朝鲜百姓食粮的事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对待大清吃了败仗的溃兵，别说朝鲜百姓，就是中国百姓，也不见得待见，谁还象迎接救兵或胜利之师一样，箪食壶浆、夹道欢送？ 所以，这一条，卫汝贵自己也是无法证明没有的。这就直接触犯了大清朝廷“严格军纪”的命令，也违反了李鸿章再三叮咛的“不得扰民，买东西要给银钱”的要求。 剩下一条，“克扣军饷”，却是卫汝贵再也无法洗清的罪名。 言官言之凿凿，主要的依据有： 卫汝贵在出发前，在领到军饷后，立马扣下了8万两，寄回家中。 当然这个数字有点大。查一下，总共28万两，他一下扣这么多，不仅有点大，而且真是贪得头脑发昏，光看见银子，不知“此时何时、此地何地”了。部队马上就要出发，军费能宽裕吗？ 也许自己也知道这个不太成立，言官又说，是平时扣下，攒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条有点“风闻言事”，你至少要拿出证物，或者找出一两个证人来吧？ 但是对卫汝贵来讲，到这，就已经说不清了。 还有一件事，确实无法推脱，我们前边说过——吃空饷。 平时兵不足额，但按足额领钱。这是各部队普遍存在的，不打仗不知道，一打仗就检验出来了。说有6000兵马，实则4500左右，骗不过敌人，也骗不了自己了。偏偏派他去打仗，偏偏又是他被盯上，只能怨倒霉吧。 当然，真的要追究起来，可就是触犯刑律了。 以上仅是后来人的质疑，对所控之事，不知卫汝贵如何为自己辩护的，没有资料，反而还爆出个“向刑部尚书行贿十万两银子，被尚书大人严辞拒绝”这么一档子事来。 完了，彻底完了。 几条罪名，刑部按查实上报，判死罪。上谕：“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无约束，此次统带盛军，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罪状甚重，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军律而儆效尤？卫汝贵著倚律论斩，即行处决”。 1895年1月16日，卫汝贵被押往刑场斩决。 其实全面衡量，卫汝贵是功大于过。即便有罪，但罪不该死。 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高级将领，清廷竟然丝毫不念他的功劳，把战败的责任一大部分推给他，草率成案，匆匆处决，不能不让后人为他感到遗憾，且留下更深的疑问。 朝廷露出一个明显目的：拿卫汝贵当标杆，“以肃军纪而儆效尤”。卫汝贵之死，已经成了一种政治需要，所以，他必须死。 后面章节，我还会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 卫汝贵陪着叶志超这个难兄难弟，一起为朝鲜战败“买单”，死后，也是骂名滚滚，十分不堪。他们俩被牵出来，连接着还牵出一桩“公案”——一封家书。 这封家信，怎么爆出来的呢？他们跑得急，给丢在朝鲜战场上，让日本兵拣到了，还被登在报纸上、编进了书里。 《清史稿》中，卫汝贵列传记载，“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年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说卫汝贵的妻子写信给他，告诫他不要上阵就冲在前头，所以卫汝贵遇敌就避战，战败就逃走。 这条记录哪来的依据？记录本身也说了，日本人得到了他的信，拿来警示国人。 看来这消息，还是从日本人那里来的。 没错，是从日本人的宣传中得到的。日本人似曾经缴获过清军将领的书信，还拿来发表（清军怎么这么狼狈，家书也丢，皇上的嘉奖令也丢）。甲午战争中日军派了大量随军记者，也在国内大量刊发书籍、杂志、报纸新闻，以嘲弄敌国敌军的狼狈，宣场日军的英勇，激励国人精神、军人斗志。前边讲到牙山战斗之后，日军便刊发了清军的“立功嘉奖”，便是这种情况。 但错的是，如果不是编造的，就是说那封信是真的，却不是卫汝贵的家书，而是叶志超的家书。 据海军史专家陈悦先生考证，确认有日本书籍刊载了一位年近六十的中国陆军将领收到的妻子来信，确有“戒勿当前敌”的内容。不过，从称呼、落款和内容看，这封书信的收信人并不是卫汝贵，而是直隶提督叶志超。 根据陈悦先生记录的书信内容，抬头称呼为“军门大人座右”，是对提督的标准敬称，就象国民党军下级称军长以上的官为“钧座”。落款为“妻孙氏端肃、大媳暨儿女等侍笔”，确认为叶志超的妻子孙夫人无误。 至于信中所写，无非是说了些来往书信收到没有，托人捎来一些食品（火腿、洋点心等共八色）这样的事。后边还报上了家人平安，勿为挂念，又希望丈夫注意保重身体之类。纯是家中挂念出征之人，也是人之常情。中间关健的部分，“教匪（东学党）刻已肃清，俟与日本讲和，即撤兵内渡，闻此甚慰。如果和事说定，固属甚好，否则必动干戈。忆吾夫廿余岁从戎至今，每战必先，人所钦佩。此时年近六旬，精神虽好，较前实差许多。总宜调遣得人，勿身先士卒，是为祈。”实际上，除了讨论点战事情况，也没有什么犯错误的言论。 但就坏在一句“勿身先士卒”，惹下了说不清的麻烦。人们不看前边“总宜调遣得人”，更不看更前边的“从戎至今，每战必先”和“时年近六旬，精神虽好，较前实差许多”，便抓住这句大作文章，对战败者大加挞伐——临战之时说这种话，无异于教丈夫临阵退避，难怪会失败。其后便越传越神，越描越黑。 这个麻烦还引到了本来与这封信没有丝毫关系的卫汝贵头上。 就这么一个事，漂洋过海返回到大清，经过这么多渠道和层次的加工，竟成了卫汝贵的罪证，还载入了正史。 准确与否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正好印证了清流派言官们的弹劾之言。真是洗也洗不清了。 ------------ 第二十章两支舰队的对决 三年前还在相互访问、交流学习，现在，远东两大舰队的一场大战即将到来。 尽管与列强相比，这两支舰队都算不上豪华阵容。但是，却强烈地吸引了世人和后来人的目光。 在我们的历史上，它的重量几乎到了占甲午战争全部的地位。提起甲午，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北洋海军，想到北洋海军，就首先想到大东沟之战。 这是世界海战史上第一次蒸汽动力军舰的对阵。意义当然不止于此。 这场海战的胜负，对甲午战争的影响至关重要，它的份量也与此有重大关系。 对日本海军，甚至日本国家来说，这无异于一场豪赌，生死赌。 最后的结果是日军赌赢了。 日军冒险一战，硬是胜了。虽然还未完全获得渤海、黄海和大半个东海的制海权，但主动地位却从此战得以奠定。 对大清对中国来说，近代自强的一次巨大努力无情地被击沉到大海深处。 北洋败了，中国败了。 北洋舰队，留给中国人心中一个巨大的不甘，也留下太多的疑问和迷团。 ------------ 第一节都来当“海上运输队” 丰岛海战，对战局所起影响，无论如何也不容小视。 对清军来说，虽然损失不小，但不幸中的幸运，却起到了难得的预警作用。有此一点，将士鲜血不会白流。 敌人的偷袭，一时也激起了北洋官兵的愤慨，大家同仇敌忾，都欲一战雪耻。据说连洋人雇员们都决心要共同打击日寇。 在丰岛海战后，李鸿章便命令丁汝昌“统带铁甲各船，驰赴朝鲜洋面，相机迎击”。奉此命令，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丁汝昌舰队就三次赴朝鲜洋面巡游。 7月26日，北洋9艘军舰便开往朝鲜，这次是汉江口外，寻找日本舰队踪迹。没有找到。 8月2日，李鸿章下令舰队再次出巡。北洋舰队奔赴朝鲜大同江口，巡航结果，还是没有找到。 8月9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第三次出巡，10日再次到达了大同江口，结果，仍未发现日舰踪影。 这几次出巡，未有任何收获，令人起疑。 朝廷对舰队毫无战果地空手回来也相当不满，一次比一次更严厉切责，直至与“畏敌避战”问题挂钩了。 难道，日本舰队打了一场就跑了？到哪里去了呢？ ⑧ ○ 電 孑 書 w Ｗ Ｗ . Ｔ Ｘ t 8 ○. Ｃ c ………………………………………… 丰岛海战，对联合舰队来讲，也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 击沉一艘运兵船，支援了陆军，却给外交上惹上一场乱子，让外务省花钱、找人，买好脸，忙着去摆平。 当然那都没多大关系，关键是，给联合舰队带来了危险。 这决不是简单的如某些书上所写，日本国内齐声欢呼，军队士气大振，从前的担心一扫而光，战胜的信心升腾。 一句话说：还未到那个时候，也未必到那个程度。 相反，按照军事常识，伊东应该懊恼和惊惧。 仔细回味，舰队主力在战场之外，并未露面，一直呈隐蔽状态。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给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安排的任务，核心是：搜索。 出发前，他给坪井明确了一条，至关重要的一条：如遇大队，则开战，遇小队，遇放过。 坪井却一遇“济远”、“广乙”就开炮了，可能他认为遇上两艘战舰，就可以攻击了。 我觉得把握伊东的命令，所谓的大队，是指大队作战舰艇，而非两三艘军舰，更非运输舰。 如果为了“捅”一把陆军运兵船，那么根据传来的情报，伊东肯定知道，那几天，还有更绝好的目标――清军盛军毅军的大队运输船队，何必去冒这么大险抓一把牙山增援的清军。 伊东所求的，是舰队要力争找到北洋舰队主力进行决战，而非打草惊蛇。 与一个实力相当强大的对手作战，最有效的办法，是趁对方不备，猛然下手，下手就来狠的，务求一下将对手打倒。 坪井这一开炮，等于把舰队的意图完全给暴露了。联合舰队的最宝贵的“突然性”一下子也不复存在了。 而且，北洋海军的主力一艘未少（“广乙”那只不过是一艘不起眼的钢胁钢壳鱼雷快船），令人恐惧的不沉铁舰还在。不但没打倒大清海军，反而还极有可能激起对方强烈的复仇决心，这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北洋舰队频繁地出去，似乎已经有迹象表明了这一点。 尽管可以派情报人员向港口侦察，但只要舰队离港，又怎么能确定他们的目的地？ 所以，茫茫大海犹如漆黑暗夜，谁知道北洋舰队会躲在哪里，又会从哪里猛然蹿出来咬自己一口？这种恐惧，如果不是伊东本人，不是整个舰队的生死压到肩上，是无法体会到的。 ………………………………………… 所以，联合舰队一再回缩，直到缩回了长直路根据地(在朝鲜全罗道西南，由群岛相拥而成的海湾)[郑彭年《甲午悲歌》]。 还记得缺少护航、几乎独自上路的日本陆军吗，还在一股股小心地在朝鲜东海岸元山登陆，再跋山涉水向汉城集结。 联合舰队突然想起了受难的陆军兄弟，已经准备专心给陆军的后续部队护航，当专业海上运输队了。 难怪丁汝昌与伊东一直碰不上面。 ………………………………………… 但还有一个问题，是丁汝昌无法向朝廷解释的。 看他去的那几个地点，全在汉城（仁川，汉江口）一线以北。 最威猛的一次，也就是唯一最靠近南边的一次，是冲向了汉江口。 据陈悦先生研究，丁汝昌所谓的复仇，只是把目标定在截击孤立的敌舰。“原冀截冲寇船，麇其一二冠军者歼击之，庶微足雪死士之冤仇，泄臣民之公愤”。这一句话，道破天机。 原来丁汝昌的战术，并未到与敌决战的高度，而是采取了一种捕捉单个或小股敌舰，逐步消耗，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术。虽说“钓”到一两个大舰（麇其一二冠军者歼击之），那是遮盖脸面的用词。 这个设计，其实非常符合北洋水师的实力，也是一种精明的选择。 从军事角度讲，采取这种方法，决不是消极避战，而是一种主动防御作战，通过小心地保存自己、逐渐的消耗敌人，争取到实力的天平向大清一方倾斜为止。 这是对阵双方实力基本相当，特别是较弱的一方通常采取的行动。无数陆上、海上的成功战例，都印证了这一战术的正确性。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将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一点点打扫了个一干二净。实力差距太大，那弱者就只能“打海上游击战”了。当然，遇上美国这样实力相差悬殊的对手，人家可以分成几拨跟日本人打，都占优势，所以，只有偷袭，偷袭不成，就轮到日本人被一片片地打扫干净了。 所以，不能以这个来指责丁汝昌。 但是，还有一个疑问无法解开。就是巡游了好几次，竟然连一艘落单的日军军舰没捕捉到，这就不好说了。 至少也有日本的侦察、通信舰吧。看资料，那段时间日舰从北向南，仁川外海有“高千穗”，牙山有“筑紫”，还有“八重山”舰在南北游逛。远离主力，个个是标准的“单枪匹马”，这胆子可够大的。 所以，“没找到”的意思，更确切一点说，开始丁汝昌根本就连靠近江口搜寻都没有这个胆量，更别说深入港湾冒险了。 按丁汝昌的话说，“意欲直捣汉江，又虑其中暗伏。特以战舰无多，不得不加珍惜耳。”[《甲午海战》] 原来如此。但是，这个自我解释一点也未体现丁军门的诚意。我就是不怀疑丁军门真想捕捉敌舰，也怀疑他不过就是想碰个运气、拣个小便宜。连敌人的警戒舰都没看到，怎么会有大队敌舰？江口狭小，怎么可能暗伏大队敌舰？至少，你也应派出侦察警戒舰，前出搜索一下吧。这是一般的军事常识问题。 对战舰“不得不加珍惜”，才是真心的。就这么点“宝贝疙瘩”，丁汝昌不敢拿它去冒险，更不敢全赌上去。 所以，丁汝昌充其量就是远远地在汉江外海兜了一圈。 于是，怒气最高、胆气最大的第一次汉江口“海上游行”，就这样结束了。 ………………………………………… 第二次巡游的地点是大同江口。 从时间和地点上，非常巧，正好与陆军进占平壤相一致。那么它的目的，既包含了搜索日舰的既定方针，同时也为了从海上保障陆军行动，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这个行动与总理衙门传达的命令根本不一致，总理衙门的意见是要海军往仁川截击日本运兵船。 这次，明确说是李鸿章搞的。 有一个实情。前边的7月28日，“四大军”进平壤途中，平壤的官员（平壤电报局委员王锡祉）发来电报，传递了一个情报，日军已至大同江口。后来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只是日军派出的先头侦察部队到达了平壤大同江边，官员着慌，所以据此做出了一个并不准确的判断。这个情况，当时确实让李鸿章着了慌。 这就有一个可能，李鸿章于是也将奉令出巡地点稍作改变，既向朝廷交差，也兼顾了平壤。 但是，皇上不干了。 ………………………………………… 就是这次巡航无功而返，让李鸿章遭到朝廷严词斥责，连同上次老账都翻出来了。朝廷甚至命令李鸿章调查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不得有片词粉饰”。 别以为光绪一片激昂，就是个好东西。北洋舰船实力如何，他应该清楚。 在北洋买船一再被户部以“无钱”阻滞的时候，皇上大婚。这是真正皇家才配称的大婚，不是现在几个小明星、土豪结个婚也叫“大婚”，搁过去那是“谋逆”的节奏。媒体也跟着瞎起哄，当然明星结婚，也娱乐大家一把，未尝不可。皇上大婚那可不一样，估计民间葬礼都得停了，这时候谁敢哭？大婚可不是比谁花钱多，当然谁也没法跟皇上比。就是这个年轻皇帝，娶个老婆，花了550万两白银。按一两银子合150元人民币折算，8亿多元。550万两，按“定远”140.9万两的定价，又约等于4艘“定远”舰。 也就是他，在李鸿章上书请示购买大炮、更换装备，他竟然御笔朱批五个大字“该衙门知道”，发给海军衙门了事！ 慈禧造园子，过生日，皇上大婚，一个劲在烧钱。丰岛都开战了，光绪也在过生日，安排唱戏、庆贺，不知道这小皇帝哪来的气势？ 朝廷迭加申斥，虽然并未搞准内情，但总是戳中了“出巡无功”这个短处。皇上龙颜震怒，李鸿章忙不迭地解释。 他不得不传达皇上的旨意，并要求丁汝昌每月带队往返威海与大同江口两次，相机击逐日舰及运兵船，并就近前往鸭绿江口巡查，使日舰不敢肆行窜扰。[《龙旗飘场的舰队》] 这是现实的。平壤以南已是日军的地盘了。能保证平壤防线以北的安全，就是最好的结果，也不再指望到敌人的地盘上去“捣乱”了。 走吧。9日，丁汝昌率10舰第三次出洋巡航了。到大同江口，再北上，转了一个大圈。 依旧一艘日舰未见，10日，日本联合舰队却冲到了威海家门口。 ………………………………………… 这段时间，伊东日子也不好过。 8月2日，大本营命令――联合舰队要捕捉并击败北洋主力，夺取制海权。 能说什么呢？说大本营冒进吗？这本来就是海军自己要求的。 制订计划容易，吵得很热闹、很过嘴瘾，实际打起仗来，才感觉“说者容易，做者难”。 但现在转头要去当“运输队”，是决计不行的。一心要“主力决战”的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首先坐不住了，亲自过来督促。 进退两难之际，真正的“定心丸”到了。正巧，北洋舰队“力避主力决战”的实质被日本情报部门敏锐地看破了。宗方小太郎从北洋海军看似忙忙碌碌的行动中，竟瞅出了门道。随之大胆地打报告建议：“今日之急务，为以我之舰队突入渤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今日之事，惟有突击之一法，‘突击’二字，虽颇似无谋之言，然不可不知无谋即有望也。” 这下，深受教益的伊东佑亨胆气立刻大壮，9日，便派出侦察舰前往威海。而后，以鱼雷艇队为先锋，大队也随之启航，准备到威海，堵北洋水师的老窝。 看见了吧。上级领导跑来了是次要的，关键的是，一纸情报，让伊东由黑暗中的摸索中，有了一点光亮。 ………………………………………… 什么“主力决战”？伊东佑亨要搞的，是“偷袭威海港”。 可惜不巧（当然，原因我们知道），伊东的威海之行，也没有什么收获。 10日凌晨，船小、速度快的鱼雷艇便悄悄靠近了威海军港，准备趁着夜暗，抢先发动偷袭。 所幸北洋海军及时发现日艇，防守海港的蚊炮船和炮台一齐开火，迫使日军鱼雷艇队退出海口。 清晨，日本舰队会合以后，又试图先派军舰引诱北洋舰队出战，再以主力突然发起突击，攻击北洋舰队。 当舰队象小偷一样再次靠近威海卫时，在军港外几海里处海面上遇到了戏剧性一幕，不知什么时候停泊在这里的一艘英国军舰马丘利号，见到日本舰队，“海上霸主”的军舰表现了十分尊重、主动鸣礼炮致意，旗舰“松岛”只能鸣炮回礼。隆隆炮声惊动了清军，各炮台立刻发炮示威。[参考《清日战争》] 我在几本史书上，都看到了这个情节。这确实是有意思的事。 日本人击沉了“高升”号，在大英帝国海军中引起极大愤怒，整天嚷嚷着要把日本联合舰队送到海底下去。只是政府无意问罪，帝国海军“遇敌必战”的军人思维也只好服从于国家和政治利益，但对日本海军似乎总是有点意见。这些，日本海军也很清楚。 如果是有意为之的话，在这个“严肃”的时刻，英国人一本正经，眼瞅着一大群日本军舰无奈回礼，场面一定十分滑稽，英国人的狡黠也令人忍俊。 当然，北洋主力并不在海港内。除了迎来炮台的炮弹，根本就没有军舰出来对阵。 伊东当然也不敢冒着炮台的绵密炮火，趟着水上的铁栅和水雷冲进港去，弄清北洋舰队主力不在，也不敢待在那等着出门回来的北洋主力从背后摸上来。最聪明的选择是命令撤退，回去交差了。 继续做充当运输队的打算吧。 ………………………………………… 伊东没有找到北洋舰队，炮声却震痛了大清高层的耳膜。 一时间，群情激昂，新一轮责难汹涌压来。还是这次的新账和前边的老账一起算，皇上连“若再迟回观望，致令敌船肆扰畿疆，定当重治其罪”的话都说出来了。 最后议定，丁汝昌削职，暂且留任，以观后效，得了个“留用观察”的处分，这还是李鸿章三番五次替他解释，并再三申明暂时无人可代替，才争取来的。 伴随着责难的，还无缘无故地、十分蹊跷地飞来片片敌情报告：大沽、旅顺外，出现敌舰踪迹。 ………………………………………… 大沽，北洋最早建设的基地，离京师最近的门户，大清京畿之疆，“深固不摇之牛皮”破了，如何了得？ 没办法，13日清晨刚回威海的丁汝昌只好打起精神，于14日再次率队匆匆出港，开始第四次出巡。 这次，就是顺着大清海岸一路北上，寻找报告中的“敌舰”。那能有个鬼的敌舰影子？ 舰队到大沽，所幸，没事。但也可以认为，北洋舰队主力赶到时，日军已经“跑”了。 下一站日本“鬼影”出现的地方是旅顺。 按照从南到北这种轨迹推算，莫非日本人前在南边打两炮，又在中间打两炮，都是“调虎离山”，其真正目的是旅顺？ 这可能性也是极大的。 丁汝昌再次兼程北上。顺路又掩护“图南”等运输船往旅顺运送了一趟军火煤炭。 终于赶在了旅顺报警之前，驶进了旅顺港。 旅顺，也没事。 ………………………………………… 至此，我们能够发现，两军对垒，情报是多么至关重要。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战争的一大原则就是，自己的事千方百计不让对方知道，对方的事千方百计弄清楚。多少人，多少枪，在哪里，在干什么……这些事是最宝贵的战争资源，也是要命的秘密。我能肯定地说，没有一位牛人敢说自己全靠胆量，就炼成了名将。 你有没有经验？比如，你没弄清楚状况，高调欺负了一个小同学，他哥哥可能就在高年级的哪个班里，这都有被他哥收拾的巨大风险。 鉴于日本人在中国派了那么多间谍，威海的情况都没及时弄准确，如果丁汝昌仅仅是装上煤和吃的，就去海上漂着，估计也会把日本人弄疯的。 丁汝昌偏偏不是待在港里，就是在海上徘徊，很大程度上是受困于情报缺失。 战争就是一场赌博，战争就是在互相“猜谜”，但战争却要求不惜手段，摸清对方的底牌。当然你要故意设个局，让对方按着你的设计就位，那更是顶尖的层次了。可是大清连兵法中古老的“用间”都忘了，也没有新鲜的手段，所用方法有限，所以，真实情报缺乏，倒有不少捕风捉影的事出来。谁知道是谁弄出来了个近海有敌舰踪迹出没呢？ 你不能说他们是故意使坏，但这么负责任的“误导”，同样无异于陷己方于不利。 对于丁汝昌也好，对于伊东也好，只要没有情报支援，全靠猜测对手，那比“捉迷藏”还恐怖。说准确点，只能象一间黑屋子里、蒙着眼睛，各拿着一把刀互相乱扎了。 没有胆量，两方就只能各自回去埋头苦干当运输队了。 ………………………………………… 后来（仍然是后来），有人说，平壤战役期间，如果丁汝昌集结北洋军舰，扫荡仁川海面，并护送清军主力部队直冲仁川登陆，一举进占汉城，日军的整个朝鲜作战将被打得粉碎。 善哉。我承认，那样雨夜溃奔的就不是叶志超，而是“倒灌”（道贯）先生了。 而且我敢肯定，如果有此一举，那以仁川登陆而战史留名的，就不是麦克阿瑟了。 但是，与有关甲午的许多“假设”和“如果”一样，这仍然仅是一厢情愿的“可能”。 对，由于日军未敢放胆运兵，致使汉城一度兵力空虚。但别忘了，日军惧怕北洋水师的完整无缺，清军难道就不惧怕日本联合舰队的事实存在吗？ ………………………………………… 这就是两支运输队的真实情况。 双方就在这茫茫大海上，互相探测，互相猜谜。 要打破这种“恐怖的平衡”，获得有利地位，关键只有一点：制海权。 不懂制海权，也该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这个战场上（大洋上），只能允许一支舰队存在――有我无你。 ------------ 第二节黄海大东沟 随着朝鲜战事推进，两支舰队的对决终于渐渐越来越近。 9月17日，在平壤陷落的第三天，日本联合舰队终于找到了机会，挑起了决定两国命运的舰队大海战。 对大清北洋海军来说，虽然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基本上还是不期而遇。 日军则至少是大致掌握了北洋舰队的行程，基本上是前往寻找，等待着相遇。 ………………………………………… 只要“有心”，相遇不难。一支有“羁绊”的海军舰队，即便在海上也是容易被找到的。 平壤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再次调兵，派刘盛休部铭军12个营，约6000人，紧急赴援平壤后路。 仍然通过海运，自大连湾至大东沟登陆，再由陆路赶赴义州。于是，护航和掩护的任务再次落到北洋舰队肩上。 显然，因为通信手段不行，李老帅并不知道平壤实情。他显然也低估了日本的陆海军，特别是过分地高估了叶志超。平壤仅战一日便逃离，彻底打乱了清军的整个战役部署，使接下来的努力化为泡影。实际上，由于这个“猪一样的队员”在，海运大东沟，已经不是济急，而是多余地“续貂”，变得毫无意义。所以，我相信李老帅拿到迟来的平壤实情，念及增援的陆海军还涉险前往，面对这种种失控和脱节的情势，一定会为自己的这个错误决定而后悔一生。 丁汝昌是清醒的。由于是在明显的敌情危胁下行动，丁汝昌集中舰队主力，几乎是全部出动。 舰队16日凌晨由大连湾启航，犁开清冷的海面，驶入茫茫黄海。午后，平安抵达大东沟。 此时，舰队中仍无人知道，这一天，平壤已经陷落。 舰队更无人知道，日本联合舰队正向北洋舰队高速驶来。 ………………………………………… 8月10日突然造访威海之后的联合舰队，返回后也开始在风声鹤唳中专心担任运输任务。前线吃紧，不这样也不行了。陆军第三师团开始冒险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接着第一军军部也要赶赴仁川。 其间的28日，提心吊胆的联合舰队还虚惊一场。英国军舰伯卢易斯号刚刚入泊牙山湾，又神秘地匆匆离开，这一情况立刻引起联合舰队的高度重视。[《清日战争》] 从记载看，开战以后，各国似乎在观战，其实也隐隐约约在掺合。俄国人有意无意透露给日本人一些清舰调动的信息，而大清得到的一些情况，是英国军舰探来的（李鸿章的法国朋友其实也在暗地里帮着中国打探情况、出谋划策）。英国海军对日本舰队有点“敌视”，日本人肯定心知肚明。 所以，在这个逻辑下，英国这个反常行为，立刻被待在此地的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当成大清军舰即将来袭的预兆，全队急忙赶到贝卡岛附近拦截。 可见，这种不知对方在哪里的挑战，对双方，都是十分折磨的。 不过，没用多久，日本联合舰队终于又等来了让其胆气大壮的东西——关于北洋舰队行踪的情报。 ………………………………………… 进入9月中旬，日本陆续从不同的渠道，获知了大清将再向朝鲜运兵的情报。 这些情报来自于各个渠道，书上记录不一。其中包括一些“性的情节”，据说陆军在攻打平壤时，在大同江截获了一艘送信的小船，搜出了平壤守军写给刘盛休的书信，信中透出清军增援的重要信息（也有书上说是刘盛休写给平壤叶志超的）。当然，本人觉得这一说不足为据。一来这些记录都是来自于日本方面的说法。二来，平壤打仗正紧，送信人不管送入还是送出，有这么傻吗，会让敌人抓着，抓着之前还不把书信销毁？ 而且，对照时间看，这个情报显然已经来得迟了。 潜伏在大清国内的间谍网这个渠道倒还可信。而且，大清只要出动，海港一般仍有商船，想保密也不好办。 反正日军已得到的情报是，清军登陆地点是鸭绿江口，也可能为大同江口。 按照比较确切的时间——联合舰队作出判断，是13日晚些时候。此时，日军前锋刚刚抵达平壤，如果清军真在大同江口登陆，对正在包围平壤的日军来说，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联合舰队立刻放下手头的护航运输工作，集中出动，干自己的主业，于14日出发，向大同江口围堵。 这次，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也乘坐一艘改装过的商船“西京丸”号，跟随舰队督战。看来伊东司令官处境也有点尴尬，竭力呼喊要“舰队决战”的领导随行，这就带有对舰队“不太相信”的意味。 很贴心地专门为军令部长弄个商船跟着，到战场上去摆这个“派头”，这个细节又说明，日本人此行，肯定以为还能轻松上演一次运兵船截击战。 15日，舰队行至大同江口。 这个情况，可能被有些书上仅仅记载为——平壤战役打响后，联合舰队曾赴大同江口，为日军警戒后路。 实情是，有目的而来准备好截击的联合舰队，并未见到传说中的大清运兵船队。 眼看又是一场徒劳无功。但海军领导在，就不能轻易返航。伊东判断，清军可能沿辽东半岛近海向鸭绿江口输送军队。其实，不用猜也知道，大清不走大同江，往北的地盘上，唯一可用的也就是这里了。 所以伊东决定，再到鸭绿江口撞撞运气。 他选择的路线是直插大连湾与大东沟连线上的海洋岛，这里基本在运兵航线上。如果在此拦截不到返航的大清船队，就转向鸭绿江方向继续搜索。 再搜索不到呢？那就大胆沿中国海岸转一转。 这次，伊东是决心狠捞一把了。 不过，这次他终于判断对了一多半。 ………………………………………… 16日夜间，在“镇中”“镇南”两艘小炮船、鱼雷四艇护卫下，大东沟内东港的清军通宵达旦组织换乘，用小艇、木船载运，上行至义州，然后登陆。这个过程颇为耗时，战场上拖一分，就多一分危险，焦急的丁汝昌命令连夜卸载。为提高速度，除可用的小汽艇外，部分小型舰艇，包括鱼雷艇也来拖拽驳船。但直到17日清晨，仅有一半人马登岸。 为防止日军偷袭，丁汝昌派“平远”、“广丙”两船在口外下椗，就近护卫，自己选择鸭绿江口外西南方，离大东沟12海里的地方，组织主力舰投锚警戒。 不安始终笼罩在丁汝昌的心头。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祥的预感，从笼罩海面的薄烟中逼过来。 舰队倒如往常一样作息，4时30分鸣钟起床，早餐，操课，然后准备吃午餐。 12时，舰队瞭望哨发现了远处的煤烟。 在不安的静候中，随着时间推移，煤烟越来越多，丁汝昌和他的管带们判断，是日本海军舰队来了。 丁汝昌立刻命令，舰队拔锚，向前迎敌。 ………………………………………… 其实，由于大清军舰使用的煤质量差，不仅热效低，而且煤烟大。日军已经先于一个半小时发现了北洋舰队的煤烟。 随着烟迹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多，是大清舰队无异。但数一数烟迹，舰船竟有十数艘之多。 伊东猜对了一半，清军确实在鸭绿江口登陆。但他却没有想到，护航舰如此之多，他找到的是北洋舰队的几乎全部主力！ 北洋那边已经黑烟滚洋，明显是加足马力，迎向自己。那一刻，伊东立刻闪过一个念头：报仇的来了。 一个多月来，丁汝昌一定也在到处找他。现在，自己却找上门来了，因为那个运兵的情报。 眼前的北洋舰队让伊东佑亨产生了一个错觉，他估计是情报有误，自己面对的，分明是北洋要与自己进行一场舰队的决战。 截击运兵船，打北洋一闷棍，这些都没法去谈了。情况变成了主力决战，只能硬碰硬上了。 虽然日本海军上层高叫要夺取制海权，但我想那一刻，伊东并没有什么信心爆棚的感觉。 据可靠的记载，联合舰队的“菜鸟”们并没有报纸杂志吹嘘的那样，表现出什么兴奋，而是紧张得呼吸短促。 “定远”“镇远”那两个庞然大物，就在眼前。 在接仗前的最后时刻，伊东下令，水兵们可以自由活动一会，可以吸烟，并吃一顿饱饭。 这也决不是象某些书上说的，表现了什么日军的镇定自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缓解这种巨大的压力。 丁汝昌没有伊东想象得那么复杂，他和舰队的管带们都明白，大东沟内还在卸载作业。此刻，他唯一想到的，是必须迎上前去，拦截日军，将他们赶得越远越好。否则，一旦日军突入大东沟，那将是一场灾难。 丁汝昌的士兵们也不需要靠抽烟缓口气。他们从北洋成军就在舰上滚打，从技术上也有自信能取胜，而仇恨和怒火早已填满士兵的胸膛，面对鬼子，士兵们以最快的速度迅速拔锚，收好锚链，站好战位，准备对鬼子发出复仇雪耻的一击。 他的官兵始终是镇定的，安静的，动作有条不紊，显示了良好的训练。这不仅是北洋官兵中的中国人说的，洋人雇员都这样记录。不仅洋人雇员这样说，观战的外国海军也这样记录。而且，连敌人大日本海军官兵，都在各种材料里这样赞叹。 就这样，伊东以为丁汝昌寻仇而来，要跟自己发动决战，丁汝昌以为伊东还在惦记着自己的运输船队，决心不惜代价，全力迎击。 双方在相互猜测中，在相互误判中，迅速地相互逼近。 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海上大战，在苍茫的黄海上展开。 ------------ 第三节尖锋直冲敌阵 北洋海军警戒中保持着接敌中使用的双纵列阵形，能够迅速起航，非常方便地仍以双纵列向敌开进。 接近中，舰队需要展开战斗队形，这个行动也就是被称为的“列阵”。丁汝昌传令，以“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致远”“靖远”为第二小队，“来远”“经远”为第三小队,“济远”“广甲”为第四小队，“超勇”“扬威”为第五小队,排成“犄角鱼贯小队阵”[《甲午战争史》]，用每小时五海里的航速驶向敌舰，准备迎战。 接下来的记录中，伴随着这场黄海大海战的，是丁汝昌和他的北洋舰队勇敢地陷入敌阵，也一头扎入了说不清的长久不息的被猜测、被争论—— “但在途中，他突然又下令改犄角鱼贯小队阵为犄角雁行小队阵。 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在布阵上有些混乱。” ——以上，还有许多类似的关于各战斗时节的表述，就是多数书籍上所记录的情形。 关于大东沟海战的说法很多，围绕这场海战的争议也就一样很多。研究战争史，有关的战时记录、战后回忆，参战人员的口述和文字记录，一般是主要的依据。但不知为何，人们往往对大清官兵的一些陈述和文字，又过分持怀疑态度。也许战败者的记忆，不值得那么相信吧。 战败的结果，也使每一步作战行动备受质疑。 就是这道命令，引起很多的批评。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考证，北洋舰队到底用的什么阵形。 甚至也有这样的说法：因为旗令传递有误，提督丁汝昌的“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总兵刘步蟾传令后，变为“一字雁行阵”，变化的结果却形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于是，就如北洋官兵所记，时间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 我只能说，认为舰队官兵说的战斗场景不可信，说到败像的描述，倒容易被采信。 其实类似说法，根本不成立。 ………………………………………… 这里我们不能不停下来，讨论一下北洋舰队战术选择的问题——先从阵形的讨论开始。 无须多言，阵形是作战的基础，甚至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但在阵形方面提出很多质疑时，有两个问题，却往往被忽略了。 一个，阵形不是死的，阵形是机动中变化和形成的。 二个，阵形选择着眼的，无非是发扬火力、机动力。 一般史书却撇开这两点，用过多的笔墨，讨论了双方的阵形优劣。 大家首先说的，是“横队”，“纵队”。 其实，只有从舰首方向看的话，才有纵队、横队这个区别。 换个角度，或者换个描述方式来看呢？ 如果将各舰当成一个点，各点连接起来呢？就成了一条线。 日本联合舰队是一条线，北洋舰队也是一条线。 这就是军事上更为准确的战术名词——阵线。 ………………………………………… 与军事上的阵线相关的，首先是射击方向。 很显然，如果有一队人，人人端着枪，要想大家都开火，那大家只能横着排开，而不能前后排着。 拿军舰来说也是这样。不过军舰不能摆动胳膊，只能转动舰身朝向，优先保证让炮向着对手。 所以，用“线”来描述，双方均采取线式阵形，以阵线对阵线，更能反映本质。 区别在于，线上各点的舰首方向而已。 而选择舰首方向的决定因素，是舰上主要兵器——舰炮的部置和射击范围。 如果我们对“纵队”还是“横队”反过来考虑，只能说，在各自的阵线上，双方均为了发挥自身军舰的火力、机动力优势，选择了（被迫地）恰当的舰首方向。 北洋舰队军舰主炮全在舰首，他们就先择舰首对敌；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主要火炮在侧舷（军舰两侧），那他们只能选择将舰横过来，一侧对敌。 ………………………………………… 与阵线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火力。火力也是决定双方胜败的重要因素。 简单打一比方说：如果大家都是单发的枪，那为了提高火力密集程度，你就要一个挨一个地摆开，就象电影里过去（一般在二战前期以前）打仗的镜头那样，大家一齐发射，场面又好看，威力又大。 等大家有了连发武器（机枪，冲锋枪，连发步枪），挨个摆就没有意义，可以距离远一点，一个人控制的地段赶得上原来十个人了。影视剧中反映这时期交战场景的镜头就不算了，挤在一起，镜头里多收进些人去，纯为显得好看、热闹，并不求符合实际。 这是双方武器基本一样的情况下，但对大清和日本军舰有点不太适用，复杂的地方是，双方用的炮不一样，船也有区别。 那我们还得来讨论一下火力打击力。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实军事技术本来就是很高的，从事军事的人员素质要求也很高，绝不是蠢笨的人能干好的），只能从简单的情况开始说（不然会把我自己弄糊涂了，最后说不清了）。 对一种火炮来讲，可以列一个简单的公式：打击力＝火炮数量(门）*发射速度（发/分钟）*命中率（%)*杀伤系数。 为了增加“打击力”，当然是增加火炮数量，提高发射速度，提高命中率，并增强杀伤系数。 但是，发射速度和火炮数量可能没有矛盾，却和杀伤系数有矛盾。 增大杀伤系数，途径有加大口径（口径大，炮弹大，装药多，直观想想也是越大越吓人），提高火药质量（我不能提具体的炸药名称，更不能提成分，但可以肯定，火药在战争史上不断推陈出新，且爆炸威力越来越大），提高设计水平（象在弹头碎片的数量和形状上做文章）。 于是就有一个问题了，弹头大了就更重。所以，不同口径（弹头重量），就又出现不同的样式。 小点的炮弹，可以做成一体式的，就象一个大子弹，弹头与药桶（称弹壳也行）在一起。装填的时候是一次装入，所以打起来省点时间。 大炮炮弹，一般需要做成分装式（不光弹壳质量要求高，搬运也是问题），也就是一部分是弹丸，一部分是发射药。发射时，炮手要先填入弹丸，再填入发射药桶，再完成击发。这导致发射速度也随之降低。 不同口径（重量）的炮弹影响更大的，还有火炮重量。你可以想想小手枪和巨型手枪之间的关系。日本32厘米的大炮重多少？60吨！基本上是一列车皮的核定载重量。如果拿私下改装的大拖车拉着上路，得被查超载的罚死。 火力方面，清军主炮普遍为大炮，而且开战前，主力舰已经换装克虏伯大炮（三十点五厘米），日军则普遍装备速射炮。 清军的大炮，优势是口径大，破坏力也大，所以不管对舰体还是上层建筑、人员，都有较大的杀伤力。但火炮数量少（炮重，军舰能承受的数量有限）。 日军的速射炮，口径不一，小口径的还采用一体式弹药，优势是射速快（名字就体现着呢），而且每个舰上安装的炮管子多。缺点是，这种炮弹不可能口径过大，每一炮命中，对军舰造成的破坏并不严重，特别是对舰体，说不上穿甲效果。 清军和日军的火炮数量是无法改变了，炮弹口径也定下了。那么哪家厉害呢？其实，单纯两种舰炮比较，说不出哪种更有优势。 如果你非要说速射炮好，那打个比方：一个8岁小孩和一个20多岁的大人（两人均没有异人相授，没有吸收任何人的功力，也没有在山洞或坟墓中找到秘笈这类的情况），小孩打大人五拳，大人打小孩一拳，效果会怎样？ 日本海军就遇到了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钥匙恰恰在于：火炮数量和发射速度的优势。至于杀伤系数，就要在选择目标和部位上做文章了。 所以日本海军很聪明，前边讲过他们研究大清军舰时就提出了这个对策：日本追求的是以数量取胜，尽可能地发射更多弹药，而且着重破坏上层建筑和杀伤人员。人员伤亡大，即使船不沉，也照样失去战斗力。 剩下最后一项，就是“命中率”，双方都需要更高的命中精度，来保证命中的数量。这个就靠平时的训练水平和临场发挥了。 ………………………………………… 以上所说，归结在一起：讨论横队和纵队的优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是个已经由军舰决定了的不选之选。 那么我们再来讨论变阵问题。 大清以雁行阵接敌，无非是发挥舰首巨炮的作用。 “鱼贯”字义为“像游鱼般一个跟一个地先后接续”，“雁行”如专作阵名，则是“横列展开﹐似飞雁的行列”之意。而“犄角”，是指一舰在另一舰的侧后，错开一点。 “鱼贯小队阵”也好，“犄角鱼贯小队阵”也好，都是用于机动接敌时的类似双纵队阵列。而“犄角雁行小队阵”也好，还是“夹缝雁行小队阵”也好，才是接阵对杀的阵形，在向前方发扬火力上也类似于横队。 之所以前后错开，是因为把火炮射击角的威力也发挥出来。火炮不是死的，都是有一定的转动范围，在射击上可以有一定角度的。很显然，左右对齐，左右射击角都大大减小，而错开一点，比如右后方的军舰，在右面射角范围上，就可以全部发挥出来。 别忘了，海战中每一方舰和舰之间，也有几百米、上千米，瞄准的范围要很大，这个角度的发挥，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因此，丁汝昌在攻击发起前，便下令变成战斗形，是无可指责的。采取的“犄角雁行阵”也是北洋舰队在作战预案中选定的基本攻击队形，经过反复训练的熟悉队形，这一点无疑也是正确的。 至于开战后才变阵，致使号令出现失误，我认为明显属于“欲加之词”。一个舰队司令，不大可能犯这种打响以后才变阵的错误。 ………………………………………… 所以，把过多精力用在讨论变化前后的阵形问题，是对常识上的误解。 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忽略另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关键的实质性问题： 这些阵形的名字中，应该都有一个词——“小队”。 此前海军大队作战时，一般又实行三舰编成一个小队，作为基本作战单位，以利于相互配合、掩护作战。 海军史研究专家陈悦先生论证，琅威理担总教习期间，帮助北洋水师创立了两舰分队制度。就是以两舰为一个战术小分队，多个战舰战术小分队编组成整个舰队。作战中，本着军舰吨位、航速、火力等相近的原则，除“定远”“镇远”这样同级军舰编为战术分队，也有“致远”“经远”这样，由穹甲巡洋舰与装甲巡洋舰混编搭配的。 因此，北洋舰队无论是在出击时排列的鱼贯阵，还是后来变换的雁行阵，实际上内部都是由多个两舰分队叠加组合而构成的。[《甲午海战》] “犄角雁行小队阵”要求是：每一小队中，前舰为队长，其僚舰位于其右后四十五度线上，相距四百码；各小队之间距为一千二百码。 与此相应的，日本联合舰队的纵队，实际上在最基本单位上采取的是三舰分队阵形。只是两个分队间距离缩短，军舰相互错开变成了鱼贯纵队，而变得不再明显而已。 当然，选择有效的阵形，是一个方面，打起仗来，阵形能否保持、如何维护，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甚至需不需要保持，也是一个问题，毕竟情况是变化的。 作战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舰队的相互配合、保证整体战斗力。 日本联合舰队有一个亮点，按照航速、吨位、火力等因素，将整个舰队分成两拨，创造性地编成两个编队。要知道，在没有无线电话的时代，全靠观察旗语指挥，开战煤烟、硝烟，爆炸声……指挥控制一个大的舰队谈何容易？指挥一支分舰队，就相对容易得多。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 最后，判断、评价双方阵形优劣问题之上，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具体因素——战术意图。 大清海军采取的是接敌之后，以主力舰当先，首先冲乱敌阵，以乱战取胜。 这是此前海军战术领域的重要战法，即发挥战术小队的作用，多点突破敌方编队，破坏敌人阵形，然后进行混战，发挥火炮、鱼雷，甚至军舰撞角，以近战乱中取胜。[参考《甲午海战》] 丁汝昌在命令中强调了三条，也说明了这个意图： “(一)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二)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战术；(三)诸舰务于可能的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之。” 减少敌人速射炮多的威胁，发挥己方火炮优势的“法门”就是——“舰首始终对敌。”这也是大英帝国老师教的。 八_ 零_电_子_书_w_ w_ w_.t_x_t _8_0. c_o_m 联合舰队采取一拨担任游击，首先接敌，待主队接敌，游击队则快速机动，进行翼侧包围或夹击。这是经英国老师教授，学生日本在战前匆匆独创的。 实践证明这样能扬长避短，形成游击、本队多波次的攻击，阵形变换也灵活机动。而当初联合舰队更多的是考虑指挥方便，兼顾高低两种航速军舰，而且，纵队容易保持队形！ 大清舰队战术的关键是，尽可能发挥定镇二舰吨位大、装甲厚、火炮大的特点，力争先敌发射，击沉敌舰或打乱敌人纵队。而后各战术小队也快速跟进，抢在敌舰前发炮并尽可能快地突入敌阵。 联合舰队战术的关键是，尽可能发挥自己速度快、火炮快的特点，尽可能避开清军的炮弹，力争以密集炮击，破坏大清军舰。 从战术来看，日军更为灵活。 ………………………………………… 在实战当中，大清军舰在变阵中，出现了不到位的情况。当然，那一样不能认为是失误，更称不上是混乱。 造成变阵不成“雁行阵”，这是由于第一小队之后各小队要依次向两翼展开，越往后的小队斜向运动的距离越远。而后边的小队航速本来就低，特别是还有几艘“老爷舰”就更吃力。所以，平时变阵时，中央的定、镇两个排头兵，一般都要保持较低的速度，等后边的小队舰船赶上来。但为了将敌人尽可能远地拦住，定、镇二舰力争尽快接敌，并争取时间尽快向敌开火，所以保持了较高的航速。 除了速度上的差异，当然也有个别人的因素。这个秘密在战后官兵的分析中也透露出来。“定远”舰大副沈寿堃说：“……乃勇怯之不同也。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谁为勇者，谁为怯者，下来我们就会知道，这句话既说明了变阵不及的部分原因，也验证了个别将领的畏战不前。 这样，北洋两翼较弱的军舰就落在了后面，成了一个狭长的“人”字形。在对面的日军观察，是一个尖角冲过来。因这个队形又象是一个倒立的字母“V”，也有外国海军观战者将之记成是“V”形阵。 与我们的一些说法相反，日军也好，其他外国人也好，反倒没有对这个“V”形阵做过多的批评。 因为，判断一个作战行动是否得分，基本的评价标准是：它是否实现了指挥员的战术意图。最终的评价标准是：实战效果。 在此处，首先是看大清是否如愿，把战斗打成了想要的“乱战”局面。 其次，战术不是一成不变的，队形是变化之中的，因为战场情况是变化的，除了愚笨的战斗员，双方都不会让对方全部猜到，也都不会按对方的要求去做。 别忘了，战争中预案再完美，也无法拒绝和排除偶然的因素。 随机应变，是对统帅和一支部队的基本要求。 而歪打正着，在战争中也从来都是有的。 北洋舰队的“V”字阵形，意外地偶然之间，给日本人带来了很大麻烦。 ------------ 第四节打成“乱战” 变阵后的北洋舰队，起初正是一个窄长的“人”字阵式，恰象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舰群。 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双方舰队相距为五千三百米。 “定远”舰打响了第一炮。日舰“高千穗”上官兵看到，“三十公分半巨弹冲开烟雾，从游击队头上高高飞过，于左舷附近落入海中，海水顿时腾高数丈。”描述的情景着实吓人。这一发弹着点稍远，以致落在“吉野”舷左一百米处。 “定远”的第一炮，实际上也是全队发动进攻的信号。 紧跟着十秒钟不到，“镇远”舰上的大炮也跟着怒吼起来。 随后，北洋各舰也纷纷开炮。 北洋舰队充分利用重炮射程优势，尽可能地打击敌人。 ………………………………………… 日本人的意图，是第一游击队吸引北洋舰队的注意力。接战后，迅速冲击北洋右翼的薄弱环节，配合本队攻击北洋舰队。 日舰第一游击队始终以北洋舰队阵列中央的“定远”、“镇远”为基点，瞄着中央而来的，但日本舰队本来就“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三十点五厘米巨型炮弹”一飞过来，旗舰“吉野”远在五千米以外便突然向左大转弯，在海面上划出一道近似直角的航迹，并加速以斜线从“定远”、“镇远”二舰之前夺路而进。 这是一个非常难熬的时刻。 日舰队以纵队做接敌机动，到达一定距离，便向左依次转向，全队在大清舰队的侧前做了一个大转向，然后在大清舰队阵形前通过。 这个场景倒底是怎样的，绝大多数电影电视剧都没有清楚地表现出来。反倒是日本拍摄的电视剧《坂上之云》关于日俄对马海战的接战情形，反映得最深入细节。看来日本舰队是认定了这个战术是好东西，十年间，除了军舰有变化，战术竟未做什么改变，上来还是那“三板斧”。 这个距离，要算好双方速度，保证自己转过弯来，能迅速开打。好象一般在进入敌人舰炮射程外开始，即使这样，由于敌舰前进，舰队也会有一段时间暴露在敌舰火力之下，却只能抱着头单纯挨打，而无法还手。射程够不着，急速转弯造成了船体倾斜也使舰炮无法瞄准使用。 第一游击舰队提前转弯，还是挨了炮。短短几分钟时间内，一颗炮弹“恰恰击中吉野，穿透铁板在甲板上爆炸”。“高千穗”也中数炮，“在火药库附近的军官室被击穿，八吋多厚的钢板穿透三个大洞”，人员死伤不少不说，舰上顿时燃起大火，危及附近的火药库，舰上忙乱不堪。“秋津洲”第五号炮座也中炮，海军大尉永田廉平以下14名官兵死伤。 为了发挥侧舷炮的作用，只能付出这样的代价了。 ………………………………………… 在窒息一般的忍受和等待之后，第一游击舰队终于完成了大回转，切到北洋舰队右翼，咬住了“超勇”“扬威”。 “超勇”“扬威”是北洋舰队中两艘最弱的军舰，排水量1300多吨的小小“身板”。舰龄已在十三年以上，已属“老明星”军舰。速力迟缓，连7节都达不到，而且火力与防御能力皆差，仅有首炮和尾炮对敌人还有点杀伤力。 驾着这样的战舰，与敌人新锐的军舰冲杀，令人悲叹！ 况且基本上是以二对四，老舰虽竭力抗击，终究敌不过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四舰。 这次海战，北洋舰队官兵还发现日本人使用了装填新式炸药的炮弹。原来日本有一个叫下濑雅允的发明了极为敏感、爆炸力强于黑火药的“下濑火药”，装填这种火药的炮弹虽然极其敏感，不能重力磕碰、震动，但发射后碰到东西就炸，哪怕是一根钢索，而且，还有一个恶毒的特性：象粘油一样四处燃烧，并产生黄烟和有毒气体。纵看古今，横看全世界，也只有日本人有这种炮弹。 在第一轮对攻中，“超勇”舱内便被击穿，引起大火，刹那间，黑烟将全舰遮蔽。“扬威”与“超勇”几乎同时起火。管带林履中亲率三副曾宗巩等奋勇抵抗，发炮击敌。但是，在日舰第一游击队的轮番轰击下，“扬威”伤势过重，“首尾各炮，已不能动”。 ………………………………………… 跟在第一游击队之后的联合舰队本队也冒着弹雨，到达北洋舰队正面。 旗舰“松岛”成为北洋舰队炮火集中打击的目标。设计用来对抗定、镇铁甲舰而强行安装的三十二公分口径大炮，当时就被摧毁，失去了作用。 “松岛”驶至距定远三千五百米时，联合舰队本队终于可以发炮了。日军集中火力，向定、镇二舰攻击，而且一上来就有目的地瞄准飞桥、瞭望楼、信号旗部位，用速射炮猛烈轰击，试图上来便破坏北洋海军的指挥系统。 在猛烈的炮战中，“定远”舰首先经受了暴雨般的攻击。“战阵甫合，炸弹遽来，正中定远之桅。桅顶铁瞭楼中，有七人焉，弹力猛炸，与桅同堕海底。又有一实心弹至，击中汽管，幸而未断。”[《甲午战争史》引自《中东战纪本末》]前桅折断，瞭望楼坠入海中，旗号设施也就被摧毁了。 更为严重的是，开战不久，北洋海军的统帅丁汝昌受伤。 丁汝昌正与几名洋员站在飞桥——军舰最上层贯通舰身前后，并连通主炮甲板的平台——上督战，因前桅中炮，舰身猛烈簸，几人全部被冲倒，又有炮弹击穿飞桥，掀起飞桥木质甲板，压在丁汝昌的腿上。丁汝昌脸上和颈部几处受伤，在水兵的救护下，才得以脱身。 这对北洋来说，开战主帅就严重受伤，是一个巨大的挫折。 危急时刻，幸亏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接替指挥，“代为督战，指挥进退，时刻变换，敌炮不能取准”。 由于“定远”屹立，事先丁汝昌命令“各舰随旗舰进退”，北洋舰队基本保持着稳定，并未像有些资料中所说“陷入混乱”。 丁汝昌被救到舰道舱室，包扎之后，拒绝再到更安全的地方。不能指挥，甚至不能行动，就保持着镇静，坐在那里，尽可能与来往的兵员简短交流，激励部下杀敌，并期盼着舰队能传来好消息。 老提督临危不惧，受伤而不退，确实有效地稳定了军心。 但作为一个“总指挥”，整个海战当中，他所发挥的作用，似乎就是下令迎敌，下令开炮。然后，然后就打成了混战。 当然，战时有左右两名总兵，实际上清军没有实现分群作战，这个指挥功能看来未曾发挥出来。 等到右翼总兵刘步蟾主动接替整个舰队的指挥，旗号装置已被摧毁。（所以，所谓刘步蟾再传令时出现失误，基本上是不会出现的虚构情节。）可以认为，主帅受伤，号旗被毁，失去了统一指挥，严重损害了北洋海军的整体战力发挥。因为指挥不力，战斗力至少打折两成以上。 客观上，两支舰队已经绞在一起，煤烟、炮火硝烟，笼罩着海面，就是有旗号也已经无法看清了。 北洋唯一可依靠的，就是各舰管带根据战场情况，主动配合的程度了。 ………………………………………… 在激烈的战斗中，北洋舰队也在战火煎熬中，向着期待中的目标奋力挺进。 战场形势终于有了一次有利的转机。 以“松岛”为首的日舰本队，在且战且进中，驶往“定远”的右前方。北洋舰队也全队向右旋转约四度，各舰皆以舰首指向日舰本队。掠过北洋阵线右翼，旗舰“松岛”提速、准备左转舵，本队各舰也纷纷跟上，估计是想调转方向，换以左舷火炮，向北洋舰队进行第二次攻击。 可是，日舰本队后继之“比叡”等4舰，因速度迟缓，远远落后于前方诸舰，特别是“比叡”，与前舰中间出现了近1000米的空档。 北洋舰队“人”字阵形之尖一下切入，日舰本队被拦腰截为两段。 至少，“比叡”4舰，几乎坠入了深渊。 这里边，还有日本海军的高官，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丸”。 ………………………………………… 北洋舰队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向敌发动猛攻。“定远猛发右炮攻倭大队，各舰又发左炮攻倭尾队三船。” 接下来，就是北洋舰队发挥“小队作战”的主动性，实施“乱战”歼敌的战术。 轮到日本人受苦了。 落在后面的这4艘日舰，也是联合舰队的弱点。 被断下的“比叡”就惨了。 “比叡”在弹雨中惊恐地发现，中国军舰“定远”和“靖远”正迅速向它驶来，进逼至相距七百米处，不但舰首重炮难当，照当前形势，还有被撞沉海底的可能。处境危殆，“比叡”走投无路之下，竟向右急转弯，一下子钻进了“定远”和“靖远”两舰的间隙之中。（按各种史书，“比叡”自“定远”左舷通过无异，《甲午战争史》记为定、靖之间，《甲午海战》根据《日清战争实记》等史料考证，为定、经之间。） 这情急之下的本能避险动作，却救了它一命。因为“定远”“靖远”怕误伤了友舰，不敢使用重炮平射，只能以小型速射炮居高临下轰击“比叡”。 这大大便宜了闯进“胡同”的“比叡”，虽然左右两面都受到攻击，但还不致于立刻被击沉或失去动力。所以它不顾伤亡，在弹雨中向“胡同”尾端猛窜。 中间，“比叡”突然发现，打来的火力减弱了，观察发现“靖远”舰停止炮击，“甲板上排列着携带步枪的突击队，欲靠近比叡”，明显是准备派陆战队士兵，“跳帮”过来俘虏自己。危急当中，“比叡”只能一边逃跑，一边趁着北洋火力减弱空档，用“舰上的速射炮不间断地连射，在五分钟内发射了一千五百余发”，使“靖远”难以靠近。 等终于穿过“胡同”，却被“定远”尾炮逮住机会，大大出了一口恶气。“比叡”被“定远放出之三十公分半巨弹击中，下甲板后部全部毁坏”，士官室也被洞穿，一下子死了19人，后部舱面燃起火灾，喷出浓烟。 “比叡”赴死的惨景被跟在后面的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跟在后边的“扶桑”舰没有施以援手，而是拼了命地加速，逃往主队方向，躲过了一大劫。 所幸，正要围攻“比叡”的北洋军舰发现了又一个弱者“赤城”，扔下了都快要沉没的“比叡”。侥幸脱出北洋舰队的炮火网，樱井舰长大呼感谢上天保佑，挂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的信号，向南驶逃。 “赤城”本是一艘炮舰，速度更为迟缓，跟不上队伍，落在了最后，陷于孤立地位。本来“赤城”位于比叡左后方，等“比叡”穿过中国舰群后，北洋舰队左翼各舰扑向“赤城”，一顿猛打。 小个子“赤城”根本无力招架，舰长坂元八郎战死，“鲜血及脑浆溅在海图台上，染红了罗盘针。”舰上军官几乎非死即伤。“赤城”只能转舵向南逃离，“来远”又尾追着连连发炮，先击倒“赤城”的大樯，又中其舰桥，击伤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直至追到“赤城”逃出作战海域。 ………………………………………… 北洋舰队对“比叡”和“赤城”的攻击，也为右翼苦战的战友赢得了一点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战场上常讲的“牵制”。 眼看已经陷入绝境，那边，联合舰队本队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打出了“比叡、赤城危险”的信号旗。 第一游击舰队忙着去救援，“超勇”和“扬威”得以脱出火力圈，驶出战场，实施自救。 但是，在扑天的大火中，到2时23分，“超勇”如一个伤重将息的勇士，渐难支持，右舷倾斜，海水渐渐掩没甲板。 船上人员纷纷坠水后，赶来参战的“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眼看军舰行将沉没，管带黄建勋没有接抛来救援的长绳，而是选择了与舰同沉于海。 这是海军舰长有尊严的结束自己使命的一种方式。 黄建勋成为黄海海战中第一个牺牲管带。 “超勇”大副翁守瑜也选择了与军舰一同沉海。 “扬威”舰也只得驶离战场，准备靠近浅水搁浅施救。 虽然受伤严重，但“扬威”没有选择较近的浅水，而是向更远的西北方向大鹿岛驶去。因为，那里离大东沟更远。大东沟，是陆军兄弟换乘登陆的地方。[《甲午海战》] ------------ 第五节就差一点点 战斗打成乱战，这是北洋舰队舰长们期待中的情况。这是舰长们任意挥洒的时候，同时，也是考验一支舰队的素养和战力的时候。 但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出现了。 北洋舰队似乎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赤城”这艘炮舰上，而忽视了敌人的主队和主力舰！ 仅仅是指挥不足，缺乏训练，而导致盲目地攻击，正如很多书上指责的那样？ 情况恐怕不是这么简单。 从个头到斤两，“赤城”都不应该有这样的吸引力，引来北洋四舰围攻，同时定远还从旁发炮助阵。 据陈悦先生等人考证，有一个可能：开战前，北洋舰队同样得到了一个情报，说日军可能在清军之后登陆。当然，这个情报并不确切，北洋得到的各方面的信息比较杂乱，无从判断和印证。但“赤城”护卫着桦山军令部长的豪华座舰“西京丸”号，这个与海战不搭调的小队，吸引了丁汝昌和北洋管带们的目光，肯定也让他们一下子联想到了那个“日军登陆”。 我在李鸿章关于海战的报告中，发现有一句“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大东沟战状折（九月初七日）》，《李文忠公全集》]基本佐证了北洋海军确实持这样的判断。 之所以下大力攻击这个小编队，一定是把他们当成了登陆士兵的运输舰。 不击沉他们，一旦让他们夺路靠岸登陆，对大清登陆中的陆军将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全军俱覆”也毫不夸张。 在这种被“误解”下，“赤城”又因为没有桦山的“西京丸”跑得快，结果就成了“吸铁石”。 ………………………………………… 这段时间内，联合舰队正忙着调整，陷入了混乱之中。 问题出在旗号上面。 桦山海军部长的船上打出“比叡、赤城危险”的信号，当然是提醒舰队，能救就救一把吧。 接下来，本队旗舰打出了“第一游击队回航”的旗号。 至今弄不清伊东这个旗号，到底是什么意思，想要干啥。 伊东祐亨中将原先的计划是：因第一游击队速度快，尽量与本队拉开距离，“绕到敌人背后，然后尽量进逼，和本队一起形成夹击，一举解决战斗”。[《甲午战争史》引《伊东祐亨关于黄海海战演说》] 但坪井见到先后发出的两组旗号，理解成了命令自己回去救援“比叡”和“赤城”。本来正要按原计划右转，结果坪井又带领第一游击队向左180度大回转，掉头全速回航，回到了北洋舰队前头。然后左转，从己方的本队还靠外侧，就要横着经过北洋舰队阵前。 伊东明白出了岔子。名将的基本功就是因势利导，在大乱中，他突然灵光一闪，将错就错，干脆命令本队右转，自北洋右翼包抄，去完成原定的第一游击队的任务。 这仍然是要形成对北洋舰队的夹击态热，只是两队任务相互交换了。 ………………………………………… 日舰本队正在右转之时，北洋舰队停泊在大东沟港口的“平远”、“广丙”两舰前来参加战斗，港内的“福龙”、“左一”两艘鱼雷艇也赶到作战海域。 “平远”这个小编队从东北方向驶来，恰好处于日舰本队左侧。逼近到二千八百米距离时，“平远”盯住了“松岛”。 日军未料到“平远”舰竟相当勇敢，一马当先直冲到与“松岛”相距二千二百米的地方，突然发射二十六公分口径炮弹，击中了松岛的中央水雷室，左舷鱼雷发射手全部毙命。“松岛”连忙发炮还击，也命中了“平远”的前炮座，炸毁了主炮，下濑火药引起的大火，立刻熊熊燃烧起来。 真窝心啊，舰老个小，就是不行，交手一个回合，“平远”就要先扑灭烈火。 管带李和下令转舵，暂时退出战圈，在“广丙”护卫下，驶向大鹿岛方向暂避。 即便是这样的情况，“平远”的小型速射炮也没有停止战斗，直到借着浓烟退出战圈之外。 路上遇见“西京丸”，“平远”和“广丙”还发起了一阵攻击。 ………………………………………… 在这之前，假军舰“西京丸”打出“比叡、危险”信号，自己却陷入了危险之中。 本来“西京丸”在本队左侧，距北洋舰队较远，相对超然地观察战场，还插手一下指挥。本队被截断，“西京丸”就没人挡着了。正用力随本队前进，打算也向右转弯时，右舷一下暴露在北洋舰队的前方。 谁让它个大体胖，这“西京丸”怎么看也是一艘武装运兵船。很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西京丸”被盯上了。北洋海军可不知道这上面还坐着个日本海军的大官。 “定远”、“镇远”毫不迟疑地开炮了，一颗炮弹穿过“西京丸”的客厅，在客厅和机械室之间爆炸，将气压计、航海表、测量仪器等全部击毁，舵轮机蒸气管打断，蒸气舵轮机转不动了。 ㈧_ ○_電_芓_書_Ｗ_ w_ ω_.Τ_Χ_t_捌_０. c_c “西京丸”赶紧打出“我舰故障”的旗号，使用人力舵，勉强航行。不久又飞来一弹，击中右舷后部水线，立即出现一条可怕的裂缝，渗进海水。 “西京丸”拼力挣脱定、镇巨舰的火力。 不过，谁说以纵队对横队就是天赐一般的好阵形？ 想想一辆列车在行驶，前方，一站接一站，或者想象，每一站，还要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经过站台……下一站，“西京丸”这节“车厢”便遇上了刚和“松岛”交过手的“平远”和“广丙”，又被打了一顿。 ………………………………………… 好容易挨过这顿，烟火当中，又冲出一艘鱼雷艇——“福龙”号。 本来“福龙”四舰一同赶赴战场，“平远”先上去了，另一艘鱼雷艇“左一”停在行将沉没的“超勇”旁边，救援落水人员，“福龙”独自就冲进了硝烟中。 北洋舰队的“福龙”鱼雷艇冒着炮火，不顾自身防护力差和缺乏配合掩护，单枪匹马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鱼雷艇单舰攻击，就凭这股简直同“敢死队”一样发出的寒气，也足以把敌人凝固在空气中。“西京丸”眼看“福龙”以17节的高速赶上前来，在四百米的距离上，发射了一枚鱼雷。 “西京丸”吃力地将舰首顺向鱼雷方向，进行规避，鱼雷险险地擦着右舷划过。短短时间内，又一枚鱼雷射来，可惜从“西京丸”边冲过，又没打上。“西京丸”赌命般的这一转向，使“福龙”发出的“前拦后截”的两枚鱼雷全部射空。 可是，鬼子惊魂未定，便魂飞魄散。他们突然惊恐地发现，“福龙”仍然猛打也打不退，继续冒着炮火，不顾命地冲到将近40米的距离上，猛然一个左转，用后甲板露天鱼雷发射器对直了“西京丸”的左舷，又发射了第三枚鱼雷！ 这下，“西京丸”再也躲避不及了。 桦山资纪惊呼一声“我事毕矣！”其他将校也都呆若木鸡，眼睁睁看着鱼雷划出一道雪白航迹，刺向自己，一下子钻入了“西京丸”下面。 桦山资纪只能瞑目待毙。但是，没炸。鱼雷从船的下面钻过去，在远处冒出来冲走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可惜，北洋运气不佳。当然，那个朝代的鱼雷，水平不能与现代相比，鱼雷出现偏航、不发火也很正常，航速又慢，对运动中的目标命中率很低。在400米距离上，本身就已经到达射程的极限。而相距过近时，又因为鱼雷在深航阶段，还未上浮到预定深度，就从舰下深水处通过，未能触发。 天照大神保佑，“西京丸”侥幸保全，再也不敢耽搁，赶紧向南逃离。 据说，事后，死里逃生的桦山心有余悸地对伊东祐亨说：“你不知道，看着冒着白泡的鱼雷从船底下穿过去，相当吓人。” ………………………………………… 激烈的炮战之中，该逃的已经逃了，甩掉弱舰这个“大包袱”的联合舰队反而少了几分顾忌，伊东祐亨带领本队完成右转，绕到北洋舰队右翼后侧，与第一游击队逐渐形成了夹击形势。 由于日舰采取分队夹击的战术，北洋舰队陷入了背腹受敌的困难境地。 就差一点点，“乱战”的局面还没有完全达到，胜利的光芒一闪即逝。 形势，再次向北洋不利的方向逆转。 …………………………………………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致命的问题。 北洋打成了乱战，但耽误了很长时间，没有继续向日舰本队主力冲击。或者说，对几艘弱舰太过重视，“招待”有点高规格。如果分出一到两舰缠斗，其它舰分出去迎敌，才是个绝对正确的选择。 北洋舰队没有实现“乱战”的本质——彻底打乱敌人阵形。虽然本队队形被冲断，但敌人断而不散，本队和第一游击队，仍能相互配合。 如果仍然用阵线的原理来解释这个问题，那就是：北洋舰队仍然处在内线，被包围之中；敌人仍然处在外线，占有机动的优先地位。 敌舰处在外线的好处是：进可以继续战斗下去，回头咬上一口；退可以迅速撤离，凭速度优势逃离战场。 古今、左右，军事学上的原理是相通的。没有一个将帅不想跳到外线，占据有利地位。 这时候，我们就能再次看出数量上的重要性。北洋最终打不成乱战，也困于一点：船少。如果再有十艘军舰，北洋舰队完全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反包围，或者将敌人彻底分割成几段，分别吞掉。 ------------ 第六节致命的遗憾 装备相对落后，部分装备质量低劣，加上数量不足——是导致北洋战败的一个致命的因素。 还是那个不太成立的“假设”——如果北洋现在实力上再有十艘军舰，北洋舰队甚至不需要等到“中场”，直接按照邓世昌战前提出的那个设想，接阵中就展开两翼，将敌一包袱全部兜住。 当然，话说回来，如果再有这十艘军舰，估计都不会有大东沟海战，而日本人可能要再忍耐五年、十年的了。 整个历史可能都要因此而成为另外一个样子。 ………………………………………… 回到现实。大清军舰不但数量少，而且落后，航速低。 联合舰队除“西京丸”外，战舰11艘，排水量36771吨，平均巡航速度18节。 北洋舰队战舰12艘，排水量34420吨，平均巡航速度15节。 这还是理论上的。北洋舰队除两艘巨舰外，其余均比日舰小（清舰多是2千多吨，而日舰多是3千多吨）。北洋全是老舰，虽然战前进行了整修，但锅炉老化加上燃煤质量差等原因，连质量性能最好的军舰，航速也根本达不到15节的设计航速。 战场上运动速度快，决定了有较大的机动灵活性，较多的战术选择。唯有快速，才能有包围、绕击之一说，而且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还可以迅速脱离，逃之夭夭。这些好处自不待言。 速度慢，战术选择就少，只能打“阵地防御战”，只能等着敌人接阵，再实行“切断”。连变一个“雁行阵”，都变成了“V”字阵，我们还能要求海军什么呢？ 读史到此，每想到这些，都让人有一种抑制不住的痛心。大清统治者所作所为，对北洋舰队而言，无异于犯罪。 甚至我们也应该强烈谴责“买再多的舰也没用”论。我们不能完全无视基本的物质基础保证。很多人还是清朝“清流派”一样的作风，习惯于泛泛地从道德层面批判，将责任一概笼统地归结为将士无能，指挥失误。还认为，“对这样的军队，给他再多的军舰也是失败。”这个结论，不能说错，但看问题实属有点标签化了。 有时我甚至感觉，这类的话语还有几分冷血。 血与火的战场上，失去的是士兵们的生命。 口口声声讲“人文关怀”的人，能去关怀一个野生动物，能去“关怀”一个曾被历史认定的恶人，却在对待北洋官兵上，表现出旁观者的冷漠，甚至连想都不去想。 牺牲者，不只是封建阶级的牺牲品，他们不应被漠视。 ………………………………………… 其实反复看关于这场海战的各种记载，我感到有很多次，北洋舰队都捕捉到了敌舰，集中攻击，想要来个歼灭。哪一国海军不会追求这样的战果？ 可是结果，日本海军竟然一艘未沉。多艘军舰被穿透，四处透风漏水，都愣是不沉。 炮弹弹种和质量，还有鱼雷的质量，使北洋海军的战力再度打折，至少三成。 北洋舰队出海护航，在两国宣战、敌情威胁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 金一南先生告诉我们，大战之前，“定远”、“镇远”两艘战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所以，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大清主力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充当练习弹的，一般都是没有装药的，装点沙子泥土，作为配重。有时也用不能暴炸的穿甲弹来代替，而不是价格较高、制造工艺要求高的“开花弹”（爆破榴弹）。 这与实战记录的情况是十分吻合的。 为什么？谁之过？ ………………………………………… 北洋水师号称是一支新型的近代化海军部队，海军从来就是个技术兵种，也是富国的专属品。舰船投资与物资消耗量惊人，舰队运行及保养需要注入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及附属设施才能维持。 李鸿章愣是全盘筹划，整出了一套严密的体系。“凡筹饷、练将、修船、制器、铸造军火、置设天线，以及储备械具煤斤，无一而非急务……是以地方设清讼、发审、保甲、水利、筹款、车船、厘金、征信等局。海防则有设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建立水师、武备学堂及医院、煤厂，均专职专责以免贻误。” 李鸿章的这一套，十分接近近代军事后勤思想，曾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称雄亚洲的北洋舰队。 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进一步明确了水师各部门的职责。 船械局专管维修舰船的船坞和兵船一切器具的添置购买；天津海防支应局专管海军的军俸饷；天津军械局专管水陆各军军火的收发；威海卫水师养病院专管海军将兵战伤救治。 中日战争开战前的近十年中，北洋水师基本建成了较为完整的后勤保障体系。[宗泽亚《清日战争》] 可惜了啦，只是较为完整。 体系完整是一回事，但能够有效运转是另一回事。 如果有一个环节上螺丝生锈，就会因这个螺丝影响一场战争的成败，决定一个国家的兴亡。 据史载，李鸿章为了军备质量有保障，也免除有人中饱私囊，宁可舍“国产货”，而购买相对贵的“进口货”，还制定了严格的规章，甚至要求报告、各级批示、税务司款项进出、验收环节，都要完整地对上。够严密了吧，这应该可以了吧？ 但是，事实证明，装备采购还是可以做假的。 吃回扣，以次充好，在海军不是秘密。负责军购的，本身就是李中堂的亲戚故旧，连煤碳（军舰燃料）定点保障的供应商——开平煤矿，主管都是海军大臣醇亲王的管家。这样一个“煤老板”，怎么去监督？ 李鸿章设的这些专职专责的岗位，已经被当成肥缺，主管领导批条子、主管机关下派、各级还想安置点“关系”，“专员”都成了“专门安插人员”，这部机器，锈蚀的何止是一个螺丝！ 难怪李鸿章一再要求，要购买补充开花弹，一年竟没有人落实。 也难怪丁汝昌为修个锅炉这么点小事，都要大费周折，最后竟还不了了之。 ………………………………………… 私下的掣肘扯皮在进行，公开而且堂而皇之的阻滞行为也是可怕的。 前边朝廷（户部是始作俑者）停购外洋枪炮机器两年，北洋外购补充炮弹的想法也只当是画饼，总是以为过两年就能买了。 只好自己攻关。但铸个铁疙瘩，也不是件容易事。钢材也不过关，还有弹头有麻点（砂眼），学治金专业的同志都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大清解决不了。这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开花弹头，搞不好，弹头还没打出去就炸了。 事实上一个弹箍的问题，也没解决了。弹箍现在叫弹带，就是炮弹头上有两道箍，一般是铜的，相对比较软，用它卡在炮管子里边，保证既很好地密封，又不能跟炮管子挤死。你别看中国使了几千年的青铜器，四羊方尊、大方鼎这么巧夺天工的精品几千年前就造出来了，但大清也没把一个铜箍整明白。炮战的生死关头，大清还要用锉刀，把这道箍锉得跟炮膛合适了，这就是我们黄海大海战中的事实。 开花弹，内填炸药，前边弹头上还需要引信来引爆。这对大清来讲，这个引信纯属“高科技”，试制质量却总是不那么过关。这样的结果，出去能炸，就算幸运。加上我们的化学工业也不行，别说没日本人的胆量和疯狂，用极为敏感、一碰就响的下濑火药，我们也造不出来。 工业水平，工艺水平，归结在一起，叫技术。落后就要挨打，一点都不是虚的。 但我们能指责大清吗？好象也过分。技术问题看似简单，以致于现在很多人懒得讨论。但我们得感谢国家的工业发展，感谢国家军工发展，让我们觉得造个这玩意简单了。要知道，即使是今天，大多数的国家连一支枪、一颗子弹都造不了。 而在大清朝，就连自造的炮弹也难得，技术不行，加上没钱也造不了。 ………………………………………… 其实，洋务派官员也一直在努力。 大学士左宗棠早就对外购军械持有清醒认识，认为“购械外洋，以银易铁，实为非计”，一旦遇上战争，被敌船封住海口，或外国保持中立，那就会受制于人，购买运输均无从下手。而且，购买的枪炮和弹药型号不一，保障复杂，战时便会造成困难。所以，洋务派官员都梦想实现武器的“国产化”。 从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就上疏请示，“选派制造学生十四人，制造艺徒四人，由出洋监督带赴法国学习制造”。自此开始，新式机器，及砲台、兵船、营垒、矿厂方面所需技术人员，也不断派人出去培训，回来也成了技术骨干。 各地督抚也积极想办法建立枪炮弹药制造局（厂）。 在上海、江南、天津几个沿海制造局之外，丁宝桢、王文韶等人又积极主持，先后在内地建立了山东、湖南、四川三个制造局。由“清流派”急转向“洋务派”的干将张之洞主政两广，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也开始购买制造枪弹机器，准备设厂开办。正好广西巡抚李秉衡，也为广西购买枪弹机器一部，刚刚运解到粤，广西撤防，也没钱搞了，干脆就留在广东，给了张之洞，全当“赞助”成立了广东制造局（广州枪弹厂）。后来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到湖北任湖广总督时，又跟接任的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哥哥）耍个赖，随同将为广东制造局新购的机器运往武汉，建成了最大的综合性制造厂——湖北枪炮厂。 规模不断扩大，但效果如何？先说点让军事爱好者们兴奋兴奋。 从记载来看，这些厂子也一直在努力仿制试制枪炮。不但在前膛枪炮、火药的制造技术上有所进步，而且，也成功仿制出了后膛枪、弹，及小口径火炮的“开花弹”。早在光绪三年（1877年），湖南巡抚王文韶就报告朝廷：“湘省一年以来，先建厂，次制器，仿造洋式，规模粗具。后膛枪及开花砲子（炮弹），试演均能如法，与购自外洋者并无区别。……火药一项，督匠精造，与洋火药不相上下。” 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根据四川总督刘秉璋报告，“川省机器委员曾照吉等”能自教工徒，仿造外洋枪炮，并制造火药。历经数年，造出机器一千五百九十件，洋枪一万四千九百枝，火药二十八万馀斤，铜火帽一千三百七十五颗，后膛药弹六十八万五千五百颗，铅子六十万五千颗，还有洋砲三具。两广总督张之洞也报告：这年，刚刚建成的广州枪弹厂，就能仿造毛瑟、马梯尼、士乃得、云者士得四种枪弹。而且试办之初，每天就可造二千发子弹。熟练之后，每天可造八千发。 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省城初建兵工厂时，计划向外国定造枪机器，达到每年能造新式连珠十响毛瑟枪一万五千枝，每枪一枝，随弹五百颗，每年制成枪弹七百五十万颗。每年能成克鲁伯七厘米半至十二厘米口径的行营炮，及台炮共一百门，一般外国军队每门随带炮弹三百发，按最低标准，准备随弹二百发，每年须成实心弹、开花弹各种弹共三万颗。[以上均据《清史稿，志一百十五》] 这些成就，应该是很令人振奋的。 ………………………………………… 但是，我开始说但是—— 仔细在这些记录里寻找，各厂所造，仅限于枪械和小型火炮弹药，对于大型炮和炮弹而言，一直没有大的突破。 而且，即使是能造的东西，产能有了，还有一个经费问题。相比几百万两的建厂费用，日常生产的需要，却是一个长期的支出，需要长期稳定的财政支持才行。 朝廷采取从本地的税中留拨一部分，其余让各督抚自己筹办。这严重制约了制造速度和产量。 就以张之洞建的湖北枪弹厂来统计，要达到他所想象的产量（炮弹还是按最低标准算），一年经费约需银七十五万两。靠湖北财力自行筹措，根本拿不出。所以，开工之后，连一半的产量都达不到（“所有枪砲药弹，每年各造一半，约需银四十万两”）。张之洞再三请示朝廷，要求将湖北省每年的土药税银二十万两，川盐加价银十万两，共三十万两，拨给枪炮厂作经费。 结果就是，大清到处缺钱，也就经常难以全部保障。 根据大清有关部门的报告，上海制造局，岁用银四、五十万两，天津局岁用银二十馀万两。王文韶办的湖南制造厂，自光绪元年五月开办至二年十月，18个月，共用二万二千馀两，以后每月以三千两为度，实在是少得可怜。 就是说，这些厂子，根本连一半的产能都发挥不出来。 本来国产的东西，东西确实比外购便宜，按说拨给各省部队，可以收回成本。但朝廷拨给各省军费，大多是官兵工资，只管吃上饭，枪械费用不足的情况下，又哪来银两请厂子代造呢？ 都是国有企业，老实人两江总督沈葆桢，办江南机器局，供应南北洋枪炮弹药十馀年，钱没挣着，竟弄得入不敷出。 ………………………………………… 到了甲午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了，大清朝廷各部门面对军备的巨大“空洞”，加紧拨款，让各省现有局厂加工制造，以应急需。 张之洞再次报告，湖北厂于十八年（1892年）夏间，定购水陆行营各种炮架机器和克鲁伯砲弹机器全副到位，厂子每年能成六七厘米的至十二厘米口径炮的炮架炮车一百副，每天能制造同口径炮弹一百颗。其他开花弹、实心弹、群子弹、子母弹，均能自造。而且，还“购定小口径枪弹机器一副，每日可成枪弹二万五千颗，造铜板、造铅条、装药入弹、修理器具俱全”。紧急时刻见到这样的报告，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但是，还得说但是，制造枪炮需要的钢铁又成了问题——产量不够。“湖北新设之汉阳铁厂，先开生铁大炉一座，日夜出铁八次，共五十馀顿（吨），以后日见进步，有每日出六七十顿者。”另一座熟铁炉呢？为什么不开？ 要想达到全部炼铁的产能，煤还是问题。张之洞报告马鞍山煤井所出之煤，可作焦炭，能够符合炼铁要求，准备在原来一条煤巷的基础上，再进掘三层。 这等于还是得额外要钱，并且，“外洋之大洗煤机及运煤之铁挂线路，均已次第竣工。洋式焦炭炉十座，年内当可一律告成，足敷生铁一炉及各厂炼钢之用。参以（掺上）湖南所产白煤油煤，即可二炉齐开。”[据《清史稿，志一百十五》] 这如何能够救得了急？等到年内告成，中日战争早就不可收拾了。 ………………………………………… 任何事情，“平时不抓紧，关键时候就要紧抓”啊。 时局紧迫，各厂还是想尽办法，开工生产。 所以，研究者还发现一个细节，天津机器局在中日间对立形势点火就着的紧张情况下，奉令赶制了一批炮弹。可是，等运到大沽码头时，那边北洋舰队已经离开天津向旅顺集结，准备出发了。 就是说，本来应该有的临战补给机会，也已经丧失了。 这都证明一件事，我们一次又一次在做理想的“主动突击如何如何”之类的假设中没有想到的一件事——弹药不足。弹药不足，谈什么扫荡敌舰？ 北洋舰队就是在弹药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匆匆踏上了悲壮的黄海战场。 ………………………………………… 射速和火炮数量，加上足够的炮弹携带数量，这些数据上体现的意义可能不够直观，但在战斗中代表的就是够吓人的威力。 根据最新的统计，日本海战中共发射大小炮弹20921发，以打5小时计算，几乎每一艘中国军舰每分钟会遭到10次以上的攻击。[《甲午海战》]就是说，北洋舰队跟人家相比，这个差距不是一级两级，而是需要用“压倒性优势”来比拟。 在对方的优势火力压制下，即使是与对方相同的火炮，也无法发挥出与对方相同的射击速度，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记得数理统计学科有一道题，已知双方毁伤概率，甲打一轮，乙打一轮……当然这只是个相对简单的模型，这个过程能说明一点点问题。一道题就是一道题，计算者心理感觉上，连一场游戏的震撼都不如。它根本没有考虑到在对方的弹雨下射击这个情形。 劣势局面下，大清官兵能够坚守岗位，奋起还击，已经不简单。不但能在4个多小时的炮火下坚持还击，还保持了比日军高的命中率，这绝对够让我们肃然起敬。 但装备质量低劣，导致作战效能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 击之不中，双方都有这个问题，但“中之不沉”，就大不一样。 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就差一点点”。 差在哪，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前边提到的一个重要的指数——杀伤力系数。 如果哪方杀伤力系数低下，根据“任何数与零相乘，结果都等于零”这个原理，你杀伤力低下，效力就不要谈了。甲朝乙身上扔一把石子，命中率100%，最多能怎样呢？乙朝甲开一枪，完掉。 激战中掉队的日舰“比叡”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遭受弹雨洗礼，其中“定远”打中一枚爆炸弹之外，“镇远”也有一枚主炮炮弹近距离击中“比叡”，巨大的穿透力使这发炮弹从舰首到舰尾对角线穿过，但是，这是一颗永远不能爆炸的实心弹。洞穿“比叡”，只是给他造成一对大洞，还是让它逃了。 仔细史料，就会发现，实际评估的话，多艘日舰都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最后又回来了。 就连目标高大的“西京丸”就是一艘商船，临时加装了几门速射炮，这么好一个射击靶标，竟然也从暴雨雷霆的打击中侥幸逃走了。 真是遗恨千古。 ------------ 第七节幸有勇者在前 日本联合舰队在无法相顾的忙乱中，终于完成了阵形的调整，大清北洋舰队刚刚露出一点乐观的形势，便开始急转直下，陷入了危局。 战场上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北洋舰队的正面，是日舰第一游击队。 已经经过一次磨砺的第一游击舰队，发现了船快、炮快的好处，所以，更加注意发挥这两项优势，围着北洋舰队绕圈子似的高速机动，避开中间巨舰大炮，专门拣弱点攻击，用快速炮轰击左右翼的小船，“以快船为利器，而吉野为其全军前锋，绕行于我船阵之外，驶作环形，盖既避我铁甲巨炮，而以其快炮轰我左右翼小船，为避实击虚计”。[《甲午战争史》] 日舰本队则钻到北洋舰队的背后，使北洋各舰首尾难以相顾。 日舰两支“左右环裹而攻”，使处于内线被包围夹击局面的北洋舰队更加凌乱不整。 这样的情况下，北洋只能苦苦支撑。 虽然海战开始不久“定远”的信号装置被敌舰的排炮摧毁，基本上指挥失灵，作为旗舰“替补”（第二旗舰）的“镇远”舰旗号装置随同锚塔，同样也被击毁。但“定远”“镇远”两姊妹舰始终保持相互依持的距离，按照“随旗舰行动”要求的其余诸舰得以顽强支持。 日本舰队人员都很清楚，击沉“定远”和“镇远”，是胜利的关键，所以，在本轮攻击中，无不将这两艘巨舰作为重要目标。 就在艰难支持中，“定远”舰突然遭遇相当危险的一击。 一发炮弹击穿了“定远”装甲防护薄弱的后舱部位，引燃了速射炮炮位堆积的弹药，“击穿舰腹起火，火焰从炮弹炸开的洞口喷出，洞口宛如一个喷火口，火势极为猛烈”。 “定远”舰上不得不集中人力扑灭火灾，攻势顿时减弱。日舰第一游击队发现了这个难得机会，集中火力猛烈炮击。长久以来定、镇两舰在日本人心中留下的阴影太大，使日本人无时不想击沉它们，以消除这个阴影。 千钧一发之际，“镇远”首先急驶向前，掩护。 “致远”管带邓世昌见情况危急，便激励将士：“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也命帮带大副陈金揆“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迎战来敌，“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冲上截住敌舰，掩护了“定远”。 一位曾因做事“板正”、处事不圆滑，而给人清高之感的舰长，一位曾受刘步蟾这帮闽籍管带“小集团”孤立的舰长，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让人感佩，但这也确实符合邓世昌一贯的作人风骨。 “定远”火灾得以扑灭，转危为安，但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却顶着围攻，身受重伤。 邓世昌(1849—1894)，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青年时随父寓居上海，蓄志投人海军。投考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因岁数超龄，又是外省人，最初被拒。但由于英语功底好，按“扩招名额”被特别录取，终于实现宿愿。毕业后，留福建水师任运船大副，又调充炮舰管带。1880年，清政府大办海军，李鸿章留意海军人才，闻其“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就将他调至北洋。他是少数未留过洋的管带，但早早参加工作实践，功底厚。曾随丁汝昌赴英国接“超勇”“扬威”二舰，后又去英国接“致远”等舰。 据记载，他平时精于训练，治事精勤，时人称他“使船如使马，鸣炮如鸣镝，无不洞合机宜”。为人也非常忠义，经常“在军激扬凤义，甄拔士卒，有古烈士风。遇忠孝节烈事，极口表扬，凄怆激楚使人零涕”。 丰岛海战后，邓世昌“愤欲进兵”，并对部下将土说：“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表露了誓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决心。在激烈的战斗中，“致远”中弹累累，船舱进水，船身已经倾斜，航速也不断减慢。但邓世昌一定洞见敌舰肆行无忌的原因，也深知挽回北洋困局的关键，命令大副开足马力，以“吉野”为基准，对准横在前面的第一游击队，“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 第一游击队正一艘接一艘，横向掠过北洋舰队前面，别说“吉野”堪忧，一旦撞沉其中哪一艘，必然会打成第二个乱战时刻。 所以，第一游击队见“致远”奋然挺进，向前冲锋，登时恐慌。几乎全部瞄准“致远”，以炮火阻拦。有数颗榴弹同时命中“致远”水线，致使其舷旁鱼雷发射管部位发生剧烈爆炸，右舷随即倾斜，舰首随即下沉，有心杀敌，无力回天。 这一切，全被“镇远”舰的洋员马吉芬看在眼里，也以一名行家的眼光，看清了“致远”的意图。“不转瞬间，该舰即向一方倾斜。最以勇敢著称之邓舰长世昌，早经觉悟已迫于最期，能破敌一舰，斯可以洁此生，故毅然决然出于杀身成仁之举。第敌舰所发巨弹有如雨霰，加之自舰倾斜已甚，致功业成之际遽尔颠覆，舰首先行下沉，推进器直现于空中，犹在旋转不已。惜哉，壮哉！” 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同时沉海。舰上管理机务的英国人余锡尔先是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也与舰同沉。全舰仅有七名水兵生还。 ………………………………………… 邓世昌和“致远”的牺牲，切断了北洋急速下滑的趋势。 “定远”逐渐扑灭了这场火灾，重新组织战斗。与此同时，“镇远”舰三十点五厘米主炮，也重创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松岛”，基本将它送入了火海地狱。 在1700米的距离上，“镇远”双联装主炮2发炮弹，均惊人准确地命中了“松岛”。 开战便被击毁主炮，又被勇敢的“平远”舰击毁中央鱼雷舱的“松岛”，又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镇远”射出的一发炮弹从“松岛”左舷4号炮位（主甲板下第一层炮甲板）部位打入，横扫整个炮廊后又从右侧向上穿过右舷主甲板，打出一个吓人的大洞。但是，由于是实心弹，中弹后的“松岛”只是猛烈震动，却没有造成更大的破坏。 灾难在后头。紧接着飞来的第二发巨弹又从4号炮位位置穿入。这次，终于用上了北洋比较珍贵的开花弹！ 这发炮弹轰然爆炸，粉碎了速射炮的炮盾。无数钢片、碎块纷飞，巨大的气浪将120毫米炮震得飞起，炮管被扭成了弓形，又重重地砸下。 砸在了炮后方堆积的弹药堆上！ 亡命徒一样的日本人，为了爆炸威力，不顾自身安全，选择使用敏感度极高的下濑火药。这下好了，又该轮到他们品尝大爆炸和烈焰焚烧的滋味了。 象火药库爆发一样的爆炸，将“松岛”左舷和右侧主甲板各撕开了一个大洞，火焰喷发而出，海水随即灌入侧舷大洞，“松岛”开始倾斜。 “松岛”已成地狱，除当场被炸死28人，还有68人被大火烧死。在那一瞬间，整个战场仿佛如遇到一个“休止符”，双方官兵怀着不同的心情，喜悦或惊恐地看着“松岛”在地狱中挣扎。 被日本人要求设计用来击沉定、镇巨舰的“三景舰”之首，日本民族的骄傲，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反过来差点被定、镇给打碎了，日本海军的震撼可想而知。 还是差一点点，如果缺乏“开花巨弹”，再来一发，“松岛”就不需要灭火了。 基本失去作战能力的“松岛”一面自救，一面挂出“各舰自由运动”的旗号，退出战场。 据日本人回忆：重伤将死的水兵，口中喃喃，最后一句话，问的还是：定远，镇远……[参见《甲午海战》] ………………………………………… 那边，第一游击队还在与北洋左翼战斗再次展开。可是，北洋两艘战舰失去踪影，左翼崩塌。仅剩“经远”被划出阵外，势孤力单，中弹甚多，“船甫离群，火势陡发”。 “经远”管带林永升率领全舰将士奋勇搏敌，有进无退，“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第一游击队四艘日舰死死咬住“经远”，依仗势众炮快，集火围攻。在激烈的炮战中，林永升被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林永升(1853——1894)，字钟卿，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毕业。曾与刘步蟾、林泰增、严宗光(严复)等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归国后，在北洋任炮舰管带。1887年，林永升与邓世昌等奉命出洋，接回在英、德船厂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快船。史载，他在军中反对肉刑，认为当长官者应以身作则，循循善诱，以其“待土卒有恩，未尝于众前斥辱人，故其部曲感之深，咸乐为之死”。 林永升早知海军决战必不可免，“先期督励士卒，昕夕操练，讲求战守之术，以大义晓谕部下员弁士兵，闻者咸为感动”。还下令尽去舰上舢板及舰舱木梯，以表示自己誓死奋战，决不偷生，终以身报国。 随后，接替指挥的帮带大副陈荣不得不驾舰后退，向鹿岛方向，想驶入浅水自救。 但第一游击队紧追不舍，尤其是“吉野”，突然脱离本队，高速追击，其它各舰追赶不迭。原来，“吉野”舰长见“经远”伤重，想抢在同伴前面击沉“经远”，抢夺头功。因为这次抢夺，竟引起了第一舰队队形的一次混乱。 在对战中，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也先后中炮阵亡。“经远”舰在“船行无主”的情况下，士兵仍坚守岗位，虽然船身遂渐下沉，炮手继续开炮击敌，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时刻。全舰二百余人中，仅十六人遇救生还。 ………………………………………… 林永升的“经远”与第一游击队搏斗时，北洋舰队几乎只剩下“定远”、“镇远”两艘巨舰，仍然顽强地与“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等日舰对战。 虽然定、镇两舰频繁发生火灾，多数舰炮被炸坏或发生机械故障，炮弹已到了匮乏地步，两舰唯有且战且退，向西南方向移动，始终不忘把日舰引向远离大东沟的方向。 日舰集中所有炮火猛攻，却始终没有将其击沉以抹去长久以来笼罩在日本人心中的阴影。 “定远”“震远”始终屹立，坚不可摧，简直让敌人胆裂，抓狂。 “为什么还不沉？” ………………………………………… 硝烟外，残阳如血，染红海面。 “平远”，还有“靖远”“来远”先后脱离战圈，一边背靠浅滩，迎击敌人，一边抢修，终于恢复了行动。 大副刘冠雄建议下，“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驶近江口，急招所有鱼雷舰。“来远”“平远”“广丙”诸舰及“福龙”“左一”两鱼雷艇随之，尚在港内的“镇南”“镇中”两炮舰及“右二”“右三”两鱼雷艇也出港会合，赶上前参加战斗。 伊东祐亨见北洋舰队集合各舰，来的数量竟然还不少。 特别是，光线渐渐暗淡，是鱼雷艇作战的有利时机。伊东怕夜色之中本已疲惫不堪的舰队遭到袭击，下令发出“停止战斗”的信号。“松岛”升起旗号，不等第一游击队跟上，便带联合舰队本队向东撤离。 第一游击队看到信号，停止攻击，也向本队方向撤去。 ………………………………………… 联合舰队向东撤离的动作，也引起了北洋官兵注意。因为一时无法判断联合舰队的意图，而显得十分紧张。 会不会是冲着大东沟去的？极有可能。这是最直观的判断结论。 出于这样的担心，北洋舰队没有时间犹豫，迅速转舵，鱼贯列队，向联合舰队方向追去，并发炮攻击。 所幸联合舰队东行之后，便转向南方，依靠船快，脱离战场驶远了。 冲到大东沟前的北洋官兵，终于确认安全：护航任务，总算没有功亏一篑。 ------------ 第八节逃跑将军方伯谦 查阅记载，在海战的纪录中，仿佛有一艘船不见了。 当四舰围攻“赤城”时，“广甲”这艘不大的炮舰都上来了，但仍有一艘没有出现。 开始的时候，是第五小队。变阵之时，左翼就落在后头，后来的态势发展说明，那确实也不仅仅是船慢的原因。 谁？“济远”舰，方伯谦。 方伯谦从开始就畏缩在战阵之后，左躲右闪，自始至终，连对被打得抱头缩身的“赤城”都没敢上前欺负一下，可见他的懦弱。“致远”奋勇迎敌，不但没有激起他的勇气，看到“致远”沉没，反而吓破了他的胆，转身驶向西北方向。同一小队的“广甲”也跟着离去。 北洋左翼基本不复存在。 继上次丢下“广乙”、不管“高升”，方伯谦又一次丢下兄弟舰不顾，慌忙逃命。这次没有打白旗，而是打出“我舰受伤”的旗号。 日舰却一下子判明了他的意图。日方记录《吉野舰记事》内，老对手“吉野”舰人员称：“济远、广甲向西北方向逃走。”坪井航三的海战报告更指出，它们“想要经过沿岸浅海逃走”。不错，“济远”就是为了避开日本舰群，向西北浅海处绕行。 在逃跑的过程中，“济远”慌不择路，竟然撞上了在浅水区自救的“扬威”。 被惊吓能吓到“醉驾”程度，也真是奇闻。 面对自己闯下的祸事，方伯谦表现得毫无情义，连忙倒车，舰首带着撞击“扬威”带来的伤，匆匆逃离。 “扬威”却被拦腰一撞，裂开一个大口子，进水更加厉害，挣扎着向浅滩航行一段之后，终于含恨沉没。 没有被敌人击沉，疗伤未成，反而被自己人撞沉，“扬威”管带林履中悲愤交加，纵身蹈海，随波沉没。又有一位管带就这样殉国了。 ………………………………………… “济远”一路飞逃，于9月18日凌晨2时返回旅顺。跟随“济远”逃跑的兄弟舰“广甲”也没有得到“济远”的照料。在漆黑的大连湾外海上，对环境本不熟悉的“广甲”撞上了海中小岛——三山岛，触礁搁浅。 相隔近4小时，北洋舰队才返回旅顺。 虽然，丁汝昌并未立刻深纠，第二天，还派方伯谦带“济远”和另一艘海关船去施救，想拖拽搁浅的“广甲”回来。这其实是给方伯谦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好对上有个交待。 但，还能交待得过去吗？ 尽管在丰岛海战后，方伯谦创造出了一个“尾炮退敌”、“击沉吉野”的神话，但真相总是难以掩盖。朝官参劾不断，众人议论纷纷，逼得李鸿章质问丁汝昌“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副在天桥站立。请令开炮，沿迟不发，此间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他做的那些应该被谈论、被谴责的事何止这些。 黄海一战，方伯谦终于没有拿出本事证明自己在丰岛确实英勇战斗没有逃跑。面对曾被自己“击沉”的“吉野”神话般地出现，他也创造了十九、二十世纪的纪录——唯一一名在海战中逃离战场的海军舰长。 这次，他不可能再骗过大家了。 方伯谦是个相当聪明的人，聪明到他决不等回港再想对策，而是在路上，就已经开始制造借口。可惜，这些谎言却经不起北洋领导派人检查，当下都被一一揭穿。 他抢先给李鸿章打报告，称“济远”“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为自己提前返回编理由。 所谓“船头裂漏水”，其实正证明了“济远”撞沉了“扬威”。 就算按他所说，“济远”大小火炮全部被击坏。他肯定也知道，其他舰挂出“我舰受伤”旗号，只能算请示退出，退出也是暂时休整，抢修自救，而不能擅离战场。 但战后检查情况表明，根本没有方伯谦说的那么严重。而负责检查各舰伤情的洋员戴乐尔报告，有一处奇异的伤情：“济远”舰佐侧210毫米主炮的炮尾炮套上竟有一处类似铁锤砸出的痕迹。作为火炮的标准配备，各炮随炮工具中都是备有铁锤的。 这就是说，方伯谦为了圆自己的谎言，竟然有对舰上装备进行自毁的问题。 还是那句话——“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鸿章本来就很细心，一下就怀疑“此战甚恶，何以方伯谦先回”，等到群言汹汹，李鸿章也实在不敢相信方伯谦这些明显搪塞不了的话，连续追问丁汝昌检查情况，并责令严查，据实报告。 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接仗情形：“‘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并按李鸿章的指示，将方伯谦加以看管。 9月23日，李鸿章因而作出奏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 24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根本用不着等候多长时间，同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 翌日早晨5时，方伯谦被拖到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予以正法，时年41岁。据说，围观兵勇都拍手称快。 早知今日砍头死，还不如当初战死。战场纪律，就应该给贪生怕死者这样一个清醒的权衡，和正确的判断。不知道这个结局，能不能引起各将领的警醒。 还在不久前的丰岛海战后，清廷曾颁发谕旨，以“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着李鸿章传旨嘉奖”。 这一切，都象是一场闹剧，显得格外讽刺。 看照片，方伯谦浓眉大眼，称得上英俊，也有很高的悟性，对海军业务非常精通，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参谋人才。也许是天生懦弱，缺乏勇气；也许是在曲意逢迎、巧于钻营，使他适应了官场的规则，更练成了一身油滑功夫；还也许是置房娶妾、享受生活，消磨了意志，使他完全没有了一点军人的血性。方伯谦宁可管带不做，也不想放弃家业，被看管过程中，还自以为朝廷宽厚，最多给自己个革职处分，“朝廷岂有斩总镇刀也”，“如或苛求，尽以革职了事，虽一二品或难聚复，而每月薪水数百两依然也”。 呵，还幻想着拿着银钱，苟且偷生呢。 朝廷和国家凭什么要每月拿几百两银子，奉养一个贪生怕死的败类呢？ ………………………………………… 方伯谦死后，案子也不休。若干年后，有人又以“阴谋论”、“冤死说”为方伯谦鸣冤，翻案。这方面资料网上就有很多，大家可以去查，我也不想多说了。我仔细琢磨过，没看出所举有什么可靠可信的证据证明他被冤死。那些弄什么“方伯谦故居”的，还想借这个资源拉动旅游的人，不必为那几个小钱，非得整一个“功臣良将”似的东西才光荣，弄一个“逃将府”旧址教育大家也好。严肃地讲，这是一个基本的是非问题。 至于说“‘广甲’管带吴敬荣同样逃离，却只革职留用，没有杀头，所以方伯谦明显判重了”，我只能无言了。到死也要“攀”别人一下，这本应是方伯谦这等死人惯有的思维。论官衔，他是副将，论军舰，他是装甲铁舰，论战场职责，他是小队长舰，论待遇，他比人家高很多，这还没提他是“房叔”的事呢。吴敬荣好歹还冲上去打“比叡”了，算作一功，免死，可否？ 上阵即畏缩不前，被北洋管带齐骂，普通士兵们都清楚，还送他一个外号“满海跑的黄鼠狼”。他在关键时刻转身逃走，导致左翼崩溃，同时这对战场官兵的心理、士气的影响，得有多严重？难怪，朝廷旨意一下，有人主动向丁汝昌请示担任行刑人员，去砍他那一刀。 就算不追究（或无法追究）“扬威”被撞之罪，前边丰岛的老账，难道朝廷百官会忘了，不一起算吗？ ------------ 第九节沧海悲歌仍会继续 不能否认，黄海海战中，是一次处于劣势条件下的顽强战斗。 在敌人面前，除了两艘船擅自逃离战场，其他官兵，包括洋人雇员，都表现了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 不屈不挠，直至日本海军率先退出了战斗。 北洋舰队付出巨大的牺牲，但仍然完成了护航和警戒任务。 要知道，海战之时，铭军将领刘盛休在隆隆的炮声中心急如焚，卸载作业显得尤其拖拉，时间漫长难熬。 作为应急手段，他命令铭军炮队首先登岸，在江口设立阵地，准备与日舰决一死战。可一旦到那个关头，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唯有盼望大清海军能够战胜日军，为自己争取到生机。 遭到重创的北洋舰队，拖着残破之躯，回到大东沟，只是尽自己的职责，实际已无力再战。如果不是伊东胆寒，判断失准，结局仍然没法想象。 但北洋舰队仍然回到自己应该在的位置。 “查兵船开仗，运船极险，幸日船被创颇甚，退去修理，铭军乃能乘间起岸，日内不致游弋截夺……”[《中日战争》]李鸿章的电文，也不全是虚词。 仅凭“完成任务”这一点考虑，事后，朝廷也不应完全按交战失利来追究。 ………………………………………… 一支成熟的军队，胜不骄，败不馁。战事未休，应整装再战，不允许自甘败亡或斗志焕散。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 奇 书 网 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c 对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在如何对待战争胜负上，态度更加重要。 北洋海军，需要一段时间来抢修军舰，更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 但北洋面对的，首先是要应付来自上方的压力，需要给当权者一个“合理”的交待。 这是一个很费脑筋，很扯牵精力的事。 报告内容就颇费斟酌。评功摆好，推诿责任，保奖参劾，都是一门大学问。 时间紧迫，很多情况根本来不及核实。 但丁汝昌很快便将第一通电报发往天津了。 他只是讲述海战的过程，双方损失，对其他问题避而不谈，绕开了那些需要大学问才能摆平的事情。 这其中包括了作战不力人员的情况，对临阵脱逃者方伯谦，开始，丁汝昌也并没有打算把他推出去。 这种报告显然是无法令上级满意的，事关责任追究，只表扬、不批评，讲问题只讲原因、不讲具体人员，是交待不过去的。 李鸿章当然也要对上运用“大学问”，但在部属打“擦边球”上，既瞒不过他，也擦不过去。 一番来回之后，于是我们看到，随着李鸿章收到丁汝昌的报告，再上报军机处，有些本身就说不清的情况，甚至还有些“谎言”，也在层层向上传递。 本来，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经李鸿章的“润色”，成了“以寡击众，转败为功”，“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当然，有一舰是自己在家门口触礁的，不是海战中造成的。 打成这种结果的话，绝不算是败局，起码也是平手。 当然，北洋官兵确实认为被自己打得失去战斗能力、逃出战场的几艘日舰，是指定经不起波涛、回不到老窝的。客观来讲，接下来的战斗也说明，日军有几艘船已经“倒地十秒不起”，无法参加中日战争了。我认为，虽然所报不够准确，这和战损无甚区别。要真说当场看到沉没才算数，或者说要达到我们在后来一些时期坚持的“敌人被击倒三分钟没动，没有掉在战壕里，也没有被人救走，才算击毙”的严格标准，那时候也没有。 统计战果，不准确有之。但怀有“曲意回护”之意，故意夸大缩小，则是不容肯定的。 其实，小日本也惯会搞这一套，持续到抗日战争还是。伊东回去以后的报告，大家可以查一查，也虚报了大清的伤亡。对国内的宣传需要这个，对保护和激励士气也需要这个，谎言说一万遍，连说谎的人自己也都信了。现实情况跟理想状态是有区别的，很多问题就是这么吊诡。 当然，这些数字对后来的研究者，会造成很多干扰。还原历史真相是重要的，李鸿章的这些数字，也广受责备。 军舰庞然大物，不是小木桨船，知道自己的军舰数目不好隐匿，就转而从敌方那里上做“假账”，当然是要狠狠揭批的。 但很少有人具体考虑一个问题：大清的事，说不清。 ………………………………………… 于是，大清朝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给予大力褒奖。 10月5日，李鸿章根据海战报告，为英勇牺牲的邓世昌、林永升、陈金揆、黄建勋、林履中申请抚恤，其中陈金揆、黄建勋照总兵例抚恤，其余全部按照提督例待遇，并分别追赠称号、世袭官职。邓世昌的事迹尤为壮烈，还被赐予谥号“壮节”。 而且，因邓世昌、黄建勋、林履中等管带不愿独存，与舰一同沉海殉国，痛心之下，李鸿章建议并迅速得到了朝廷允准：今后各舰凡前敌冲锋尽力攻击而致船沉，或机器损坏，或子弹罄尽，或伤焚太甚者，准免治罪，仍予论功，以为海军保存人才。 这条对海军章程加以完善的重要规定，确实在对待官兵、看待成败上，具有了今人所称道的“人文精神”的内涵，是一个进步。通过这条，也是对邓世昌等英雄精神的再度肯定。 剩下的就是处罚了。 除了斩了一个，撤了一个，还有一个丁汝昌是最尴尬的。以“留用察看”处分的“戴罪之身”指挥这场战斗，虽然带伤，但指挥不力和领导责任两项，无论如何也推脱不掉的。 朝廷明确让李鸿章另择合适人选。正好，丁汝昌伤情严重，看东西两眼难睁，走路都迈步困难，所以也向李鸿章请假疗伤，并建议从两位总兵中选一人暂时代理提督职务。 李鸿章根据个人秉性、能力，权衡之后，向朝廷推荐了北洋舰队的第三号人物、右翼总兵刘步蟾。 这里，李鸿章一改不久前还在请功折中称赞的，“提督衔左翼总兵果勇巴图鲁林泰曾，整队迎攻，坚忍不拔”[《海战请奖折》，《李文忠公全集电稿》]，推荐时对舰队排在二号的林泰曾只字未提，可以看出他内心里对林泰曾性格上的柔弱始终不太放心。但值得玩味的是，李鸿章虽然在请功折中曾称“头品顶戴右翼总兵强勇巴图鲁刘步蟾，号令指挥，胆识兼裕，拟请旨以提督记名简放”[《海战请奖折》]，算是对刘步蟾认识较为一致，此时也降低了评价的调子，仅淡淡地以“经此战阵、稍有阅历”，算做回应朝廷的征询，也可看出李鸿章内心矛盾，而且仍有自己的打算。。 估计与敌周旋，积日累久，经此一役，丁汝昌也心力交瘁，只想图个“无官一身轻”，不想也没有心力再上阵复仇、一雪前耻了。 前前后后仔细思考，就会理解丁汝昌——这个位置担子太重，也太难干了。自己受了处理，其他英勇战斗的人能保全，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交待。 但他能激流勇退吗？不可能。 李鸿章还得依靠他。在自己已经被处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处分的情况下，李鸿章还给丁汝昌、刘步蟾发电报，温词慰勉。“禹亭伤痕渐愈，前虽据情奏令刘镇代理，旨令伤愈仍行接统。有此恶战，中外咸知，前此谤议顿消。望仍勉力视事，督催修理各船早峻。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倭犹有忌惮也。”这也等于对北洋舰队明确：丁汝昌仍实际督责。 李鸿章明白丁汝昌此前所担“避战行为”，一大部分是替自己背黑锅，这次海战，也比较了解情况，所以对丁汝昌仍曲为遮护。 原因可能还有很多。比如，闽党军官的防范问题。 是，但还不仅是这些。而且刘步蟾能顶得上来不一定，李鸿章要顶住的，还有其他人安排的另外的人。 ………………………………………… 即使是这样的方式和结果，对北洋来说仍然只是触及表面的。朝廷和舆论对海战的评价，对北洋的负面影响不小，北洋内部官兵也有“赏罚不明”的感觉。 其实，一场战争，往往有很多事情说不清。赏罚严明，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既是荣誉，也是利益。而一旦和利益挂起勾来，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不变得复杂的。 当然，还有制度上的原因。 “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濚就指出：“受伤虽住医院，而扶持之役，资派本船水手；阵亡者，衣衾棺椁出己之薪俸口粮。领恤赏之时，亦有幸与不幸。士卒一念及此，安得死敌之甘心？谁无父母妻子，使能给养其家，何有求生之念？”这一席实话，说出了这种制度缺陷带来的深刻影响。 大清战时没有充足的医疗，更谈不上有什么符合近代要求的战地医院，这与日本有专职军医，看护妇（护士）上前线救护伤员，差距很大。不但伤者要有本船出人去看护（也不管这样会占用战斗人中，削弱战斗力），战死之后，衣服棺材钱还要个人出资。加上抚恤也有差别，牺牲者无法养活妻儿老小。这些，当然会影响官兵杀敌的勇气。 ………………………………………… 北洋舰队战后，总体士气虽然低沉，但不能说是完全焕散、不可收拾。 我这么断定，是因为，除了几个敌舰数字上不够光明，舰队各级还专门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战场检讨。从各书上的记载来看，他们还找到了很多问题。这种状况，颇具“自我批评”精神，也说明从军心上仍然可用。 也是因为这个情况，我甚至对北洋在几条舰的数字上造假的故意，也有了几分怀疑。 但检讨中所道出的很多问题，舰速迟缓，炮不如人，弹药不足……这些解决的难度远小于对人员精神培养、士气振作、技能训练的问题，解决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 ………………………………………… 判断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不光看战场能打，也要看他战斗力的恢复速度。这也向来是制约一支军队成败的重要指标。 北洋舰队一回到旅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安排军舰修理。 旅顺港东澳，从没象这样拥挤，摆满了战舰。宽阔一点的西澳内，只有一个忍受着“逃兵”耻辱的“济远”号，带着几处说不清道不明的伤口，孤零零地待在那里，谁也不愿意靠近它停泊。 由于军舰伤损过于严重，旅顺港修理设施、工人都不够，修理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即使从天津、南洋各局商调工人，采取船坞外船只水上部分修理同步展开，官兵们都要动员起来，参加干活，仍然不足。看起来整个旅顺港口都沸腾了，夜间也灯火通明，成了一个超级工厂，但是，恢复速度还是严重不够。 很多火炮，因为是进口的，根本就不是自己能修理的。现在可以知道，依靠钱来买装备，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自我保障能力，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缺陷。 日本那边，情况就好多了。除“松岛”这样的重伤员们拖回了日本，人家派出了改装成工厂一般的维修船到朝鲜沿海修理，车床什么的一应俱全，工人也充足，干劲也大，没白没黑地赶工，有的轻伤的船，4天就基本恢复了战力。 弹药的问题对日本人也不是问题，日本国内储备充足，一下子拉来三运输船的量，各舰补充得足足的。 不需要再细说，两相对比，应该能说明什么了吧。 包括，对接下来几个月，甚至整个甲午年开始的这场战争，是否也预示了什么，也已经决定了什么呢？ 答案大家知道。可原因，却不容易被人看得到。 ………………………………………… 历史就是这样。对北洋来说，黄海的悲歌没有停止。 该奖的奖过了，但是迎接他们的，还有新一轮的打击。 该斩的斩了。而对将领的口舌讨伐之声并未停息。特别是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李鸿章、丁汝昌，责难四起。 北洋将领们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沉默。默默地干工作，同时抚平疮伤。 而且，对有些参加过生死战争的官兵，这种心理疮伤可能会伴随一辈子。 当然，把对方说得狼狈，自己的损伤加以掩盖，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不知道，会严重加剧对局势的误判。 很快，北洋就要被“出击”“与敌决战”的命令逼疯了。 ------------ 第二十一章战争升级无可避免 朝鲜之战尘埃落定。几百年属国，到大清手里丢失。从此一段时间，朝鲜将独自上演与日本的“悲欢离合”。 当日本人把起来反抗的朝鲜东学党起义军镇压干净以后，却迫于国际压力退回国内，有一阵子朝鲜还貌似独立，成立了名义上的“大韩帝国”。日本不惜与俄国开战，朝鲜被日本“保护”，后来日本实在不愿意再“装”下去了，把朝鲜并入日本，派来了一个总督――伊藤博文。再往后，韩国在中国上海成立流亡政府，组建光复军和义勇队，一部分朝鲜人则在中国东北参加抗联，发动抗日，中国和朝鲜（韩）才重新并肩作战。至今，又是一百二十年的恩恩怨怨。 甲午。目前，日军已经完全占领朝鲜，兵临鸭绿江。 日本海军在黄海海战的胜利，极大地刺激和膨胀了陆军的雄心。 就日本方面来说，将清军逐出朝鲜“只是征清的第一步”。 别忘了，其宏大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深人中国境内，攻占其首府，以迫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 按照日本预定的侵略计划，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经略满洲的战略目标了。 还不止于此，日本军方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实施“直隶大决战”的宏大计划。 ------------ 第一节可定“城下之盟”？ 战争打到这个份上，是否能想办法结束？ 历史着实令人感叹――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现在，不断有研究者给出这个观点――如果此时停止战争，也就避免了后面更大的损失。 照这个观点，大清此时确实“应该停战”。 当然，只是“乍一看”。我理解这个观点，站在战败后的损失――陆军损兵折将，海军全军覆没，还要割地赔款――来看，肯定有一定的道理。 但要说到办法，只怕也不过是和大清一样――求和。 我看也就是这意思：早知免不了打败，早知要白白损耗那么多人员资产，还是免不了割地赔款，不如早给点钱算了。 对吗？ 作出这种判断，是从结局出发，以败仗后的损失为前提的。 问题是，未到结束，谁也看不到结局，我们也不能要求大清官员对未来的结局，做出极为准确的判断。 说到这个观点时，很多人还用了一个很现代的词――“止损”，这个概念就是说，停止战争行为，以求得最小损失。 说实话，乍看还是有道理的，恭维一点讲理论上是这样。可惜，仍然只是“乍一看”。战争不仅是理论，战争也不是仅有一条理论在指导。 “止损”更适合什么情况？用于一般的生产生活还行。比如你投的一支股票被套牢，你明确认定它就要崩了，“牛”不起来了，你就不要再继续投了，让损失到此为止。你开厂子，生产的产品被市场淘汰，库里积压不少了，你就不要再继续生产了，避免加大损失……认栽吧，除非你愿意继续冒险。 在这些活动中，至少，你还有停止投钱、停止生产的自由。 但是，战争就不是这样了。 不要认为此时求和就能停战，更不要认为大清求和后就可以不给钱，或少给日本钱。那都是不现实的一厢情愿。 停战，是两方面的事情。只要有一方感觉收获还不够大、还难以满足胃口，感觉目前收获与损失的比例能够承受，值得继续，那就免谈。 别说大清此时还难舍这口气，就算大清自己想停手都不行，还要让日本人有这个意愿。 要让日本人有这个意愿，要么把日本人打得不想再打，感受到得不偿失，不想再付出更大代价；要么你出得起足够的价码，让日本人满意。 但是，还是那句话，谁能出得起那么大的价码？ 即使你答应给钱，也出得起钱，但你的兵马还摆在鸭绿江，你的北洋舰队还在，日本人会有心情收下你的钱吗？ 宝 书 网 w w w . b a o s h u 7 . c o m 总而言之，“止损”一说，观点很新颖，却是行不通的。 那就打吧。要订盟，那也是到北京城下定盟。 就跟当年英法联军一样。 ………………………………………… 其这，要以为大清没有一点寻求妥协的尝试，那就错了。 事实上，大清一直在寻求通过英美法等国出面调停，只是，日本根本不接受。 全日本唯一明白“战争经济学”是怎么一回事，还保持着一点清醒的伊藤博文也感到还不到收场时候。 兴致勃勃、战意盎然的日本人小瞧了大清，更小瞧了列强。 不过那也是后来的事。 ………………………………………… 海军在黄海的胜利，已经极大地激发了日本人的雄心。 甚至日本人都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 全日本都捏着一把汗，等到丰岛海战、平壤大战、黄海大战，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消息传来，日本国内沸腾了！ 皇军的荣耀感一步步达到巅峰，进取心也空前增强，到了精神颠狂的状态。 现在看来，整个渤海、黄海都是日本人的海面，可以畅通无阻。 按对清作战方案中第二阶段的第一案，“如海军主力决战获胜，则将陆军主力输送至渤海湾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条件已经具备。 对日本人来说，海军打成平手、确保朝鲜，或战败、退保本土，这些选项统统作废，终于能够实现新一阶段作战的构想了。 考虑到这些，我实在为差点信了那个弱到小本买卖层次的“止损”观点而羞愧。凭心而论，这个时候，怎么可能让这帮“军国主义”分子停下来？ 有一句话，可以让我们脑子顿时清醒：“战争就是一种迫使敌方服从我方意志的暴力行为，而迫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才是最终目的。”谁说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里。 要让敌人屈服，暴力的使用没有限度，必须打垮敌人，解除敌人的武装，使他们无力抵抗，或苦撑着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这个道理虽然冷酷，但颠扑不破。 对这个问题，只能等到了甲午战争停战时，也就是实在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分析。 目前，日本要做的，是将战争推进到新的阶段。 当然，大本营也调整了一下目标，制钉了一个冬季作战计划，决定越过鸭绿江，马踏辽东。 日本马上就要打出新的一拳―― 为实现这个计划，又拿出第一、第二师团和第二十二混成旅团，编成了第二军。赋予的任务是相机在辽东登陆，夹击清军，并攻占旅顺。 ………………………………………… 随着日军前锋在朝鲜追着叶志超“跑步”，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也率领司令部向北推进。 第一军后续部队也源源不断开来。 10月2日，日本第一军第三师团长桂太郎陆军中将也率部进入平壤。第一军已全部到达平壤，总兵力达到三万。 先前清军由北路进入朝鲜时，为后勤运输需要，沿途“修筑道路，削平险坡，开拓小路，遇水搭桥，完成了惊人的土木工程”，如今却方便了日军。 不过，因气候恶劣，驮牛死亡甚多，辅重运输极为困难。物资运不走，粮草供不上，军行十分迟缓。 日本人自己也承认：日军天天四处搜捕逃避的朝鲜百姓充当民夫，并强征马牛，“才得以应付急需”。[《日清战争实记》] 当然，这些困难都不叫困难，沿途没有清军阻击，就是最好的照顾。 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为先锋，大迫尚敏少将的第五旅团，第一军司令部，大岛义昌少将的第九旅团……各部队先后向中朝边境进发。即便是走得慢点，到了10月22日，日本第一军也全部到达义州，完成了集结。 山县有朋驻在义州城中坐镇。 步兵第十旅团驻扎城内，第三师团司令部与第五旅团驻扎城南所串馆附近，第五师团司令部与第九旅团驻扎铁山和宣川口，第六旅团驻扎顺安和肃川附近；骑兵第五大队也在义州城内，第三大队驻在城南所串馆；预备炮兵放在定州。 前线各部占领阵地，做战斗前的准备。 各部队按山县的命令，严禁向清军挑战，收起军旗，减少炊烟，隐蔽兵力，充分养精蓄锐，并加强侦察活动，以选择最有利的进攻地点。 被清军放弃的义州，是朝鲜北境的重镇、通往中国的要冲，西北临鸭绿江，与中国盛京省的九连城隔江相望，东南则有南山岘丘陵环绕。城东北角小山最高处有一座亭阁，叫做统军亭。 山县有朋抵义州的当天，便登上统军亭，以观察对岸的山川形势，顺便带着观光。 登亭遥望，鸭绿江两岸地势形胜，一览无余。 山县有朋友实在难以抑制激动之情，心潮澎湃，几乎要在部下面前失态了。 据说自“征韩论”起，在日本扩张主义分子中间有一句流行一时的“口头禅”，就是“饮马于鸭绿江”。[《日清战争实记》] 何止于此，日本人梦想的是一片坚实的大陆。不用担心地震，不用害怕沉下去，也不用再在那十几块加起来才一亩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精耕细作。 要知道，这个梦想跨度太长了，或者说长久以来也就是一个幻想罢了。 在这之前，历史上日本军队最远也就是进过平壤。当时的丰臣秀吉一度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谋划要在第二年打进中国，并攻占北京，迁日本国都于此，将其周围十县“贡圣上(天皇)御用”。[《丰臣太阁御事书》]可惜，他在平壤小炕头还没坐热，就被赶来的明军打出去了。 丰臣的未竟之志，看来要在今日，由山县有朋来实现了。 站在统军亭上，想象着渡过鸭绿江、放马辽东的情景，心潮澎湃的山县指点大清江山，挥毫写下七绝一首，诗以言志： “对峙两军今若何？战声恰似迅雷过；奉天城外三更雪，百万精兵渡大河。” 看历史，日本著名的人物大都喜欢汉文，参加甲午战争的日军将校们，包括一些尉级军官，也动不动写首汉诗，表达情怀。例子到处可见，可以看出这帮人文化功底都比较好，研究中国也够用心，很不简单。要不怎么拿“同文同种”来忽悠中国人呢？ 不过也都象山县这首诗，押韵差强人意，平仄就不讲究了，毕竟是日本人嘛。奉天，鸭绿江，有些颠倒。对于一首打油诗，语无伦次倒也没什么。不过诗还是略微表达了山县的豪气万丈，刚刚“饮马于鸭绿江”，还没渡河呢，他脑子里倒想着奉天了。难道日本人不是想攻下中国的京城北京，而是想的是大清发家的地方，留都奉天？ 嘿嘿，否也。诗嘛，山县是拿奉天代指北京。 面对奉省广阔、富饶、坚实的土地，大好河山，就已经足够让山县有朋，这个“军国主义分子”的鼻祖，带头陷入颠狂状态了。 ------------ 第二节鸭绿江防线 随着清军在朝鲜的败退，战火燃向中国境内。 但本土作战的清军依旧没有走出兵力不足，只能以数量劣势的兵力对抗数量优势日军的怪圈。 不是客气，大清一直是很努力的。 平壤战败后，清廷紧急调遣老将宋庆组织鸭绿江防线。一时间，以九连城为中心的鸭绿江地区汇集了大量清朝军队。 仔细对照各种记录，核算数量，这些军队较为准确的兵力为： 一、铭军：由总兵刘盛休统带，先开来步队十营4000人，后又从留守大连湾炮台的八哨中调步队一哨和马队一哨，共约4200人。 二、毅军：原守平壤步队四营及平壤后路步队一营，伤亡300余人，患疾百余人，可战者仅2000人，由总兵马玉崐统率；后随宋庆开来四营，共2000人，由总兵宋得胜统率；宋庆自率亲兵队400人。合计4400人。 三、盛军：原守平壤步队十二营一哨、马队一哨，约5000人，因伤亡减员十分之二，尚余4000人；原驻安州右军二营1000人，还有后调来的吕本元所带领准备赴平壤接应的马队五营一哨1300人。合计为6300人。（有的书上合减员和补入二营之数，仍计为步队12营。）统领卫汝贵被拿问，两个副统领谁接统，没有统一意见，便由聂士成接统，而仍由总兵吕本元、孙显寅（参加过平壤战役的）会统。 四、奉军及靖边军：原守平壤步队五营、炮队一营及马队二营，在战斗中左营步队和左营马队几乎全军覆没，其他各营均因伤亡减员四成，余2200人；驻安州的靖边右营步队，为500人，从大东沟新调来新右营步队和新后营炮队，共800人。合计3500人。奉军统领左宝贵在平壤英勇战死，由总兵聂桂林统带。（这一部分，各种书本记录出入较大。） 五、芦榆防军（牙山军）：因经成欢及平壤两次战斗，伤亡甚大，所余仅合四营2000人，由总兵聂士成统率。 六、仁字虎勇：多半由营口新募、补充，共五营2500人，由记名提督江自康统率。 七、盛字练军及吉字练军：盛字练军步队三营、马队一哨，约1500人，吉字练军二营，为500人。合计2000人。由副都统丰升阿统带。 八、齐字练军，步队四营约1000人，马队一营约500人。合计1500人。由侍卫倭恒额统带。 九、镇边军：步队四营，其中有猎户队二营，另马队九营，合计4000人。由依克唐阿直接统率。 以上清军各军共81营5哨，总计30400人。 也有其它资料上统计，清军共计80余营，员额为34000或28000余人。 更有甚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清军普遍编制严重不足，有资料考虑到这一因素后估算，实际的兵力可能只有20000左右。 但鸭绿江防线面对的日军也非平壤可比了。 日军在鸭绿江前线动用了两个师团组成的第一军，总兵力达到3万人。而相比之下，鸭绿江防线上的清军，悲观点说，只有日军的三分之二。 ………………………………………… 对这个防线，虽然地方变了，排布的形式也变了，但总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种感觉相当不好。 本来就兵力不足，清军还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分兵之势。 主要的原因，是大清再次犯了“军令不统一”的老毛病。 ………………………………………… 清军一个防御核心九连城，一下子来了两个“头儿”——宋庆，依克唐阿。 10月1日，朝廷命令除依克唐阿一军外，所有北洋派赴朝鲜各军及奉天省派往东边各营，均归宋庆节制。 10月11日和13日，宋庆和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奉旨，抵达九连城，成为守卫鸭绿江防线的两位最高将领。 宋庆（1820——1902），字祝三，山东蓬莱县泊子宋家庄人。自幼家贫，投奔安徽从军，统带练勇，积功至总兵，赏穿黄马褂。后授提督，加尚书衔。朝廷裁汰湘淮军时，接手安徽境内淮军三个营，后逐渐发展成为毅军。驻守旅顺十二年，共筑炮台九座，为巩固渤海海防，训练士卒，修建工事，竭尽心力，毅军当时被称为“诸军之冠”。奉命赴九连城督师之时，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临行前对部属说：“此行若不能奏功，一死殉国而已。” 宋庆受命于国家危急之秋，明知任务艰巨，难期必胜，而毅然不顾。他是清军高级将领中著名的抵抗派，虽已年逾古稀，仍然在战斗中“短衣帕首，践蹀冰雪中，与士卒共甘苦，人以为难”。[《清史稿列传》] 此后，宋庆率领毅军“身先士卒，前后七战，敌为之慑”。日本记载中也不由称赞：毅军“不愧为闻名的白发将军宋庆的部下，不轻露屈挠之色”。 宋庆的到来，让边防诸将，军心稍微安定。 依克唐阿(?--1901年)，字尧山，扎拉里氏，满洲镶黄旗人。早年以马甲入伍从征，积功累迁至副都统。史称“勇而有谋，性仁厚。”在1881年中俄改订伊犁条约期间，奉乌里雅苏台参赞之令，就近募猎户守珲春，在练兵、守边上有功，后来担任吉林军务的二把手，逐渐提升为黑龙江将军，一直在练兵、备战。 依克唐阿也是清军高级将领中著名的抵抗派。日本桃起战争后，他请求带兵开赴前敌。自谓“景近桑榆，沙场马老”，“今兹大敌当前，岂可袖手旁观，自耽安逸？”[《依克唐阿致盛宣怀函》]颇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劲。甚至平壤危急时，他还请求带兵入朝作战，“由吉林烟集冈直入朝鲜咸境道内，相机绕拊汉城之背”，这个建议体现了依将军的胆略，只是没被批准。他很喜欢从猎户中招募士兵，打仗的时候“善避击，伤者恒少”，屡以少击众，愈挫愈奋，“故依军声誉远出诸军上”。[《清史稿列传》] 都是能征惯战的血胆将军，两个强人在一起，按说是一件好事。 可是，恰恰是朝廷没有指明到底谁管谁，很多事情就不好办了。 ………………………………………… 13日，刚到九连城，两位老将顾不上鞍马劳顿，马上就见面，商量防守鸭绿江一线之策。但第一次见面，情形就不太对调。 原因，首先是宋庆心有顾虑，依克唐阿“分位较崇”，就是官位大、资格老。当然，恐怕还有满汉之间的老隔阂。 二人本来是第一次共事，过去没有交往，相互不够了解，宋庆说话比较谨慎。谈话间，依克唐阿告诉宋庆，他是“奉旨驻扎九连城”。这可能是无心的话，但就这一句话，让宋庆心里很不自然，小鼓乱敲。 会面以后，宋庆便致电李鸿章报告见面情况，略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恐怕依克唐阿将军未必能听”的意思，然后提出两事：一是部队全挤在九连城、沙河，太拥挤；二是政令不一，颇为棘手。所以，建议依克唐阿移防北路，自己保证能加以策应。（“初次觌面，筹商恐难见听。目今九连城、沙河兵集如云，而马队向不扎营，散出村庄，似太拥挤。一遇贼至，政令不一，亦颇棘手。似依将军移防北路为宜。纵兵力不逮，庆必亲督策应，义不容辞。”） 14日晚，宋庆与依克唐阿第二次会晤，谈得依然不很投机。 于是，15日，宋庆又致电李鸿章，重提前边会晤依克唐阿“奉旨防九连城”的话，并提出“若帮办、将军同驻于此，兵勇参杂，恐又蹈平壤之辙。”，仍然要求李鸿章电奏请示，安排依克唐阿专顾北面长甸河口一带。实在不行，自己守北段，让依克唐阿守中段和南段。 朝廷采纳了宋庆的意见，命依克唐阿于长甸、蒲河一带“酌度地势，移军驻扎”。 这件事情，也难怪宋庆有顾虑，有抵触。朝廷在安排上，没有明确谁是主帅，就是一个错误。两位将领一满一汉，一名将军、一名尚书衔提督，按说宋庆衔高一点，但清朝体制的先天因素，以满制汉，到了军情如火的战场上，到了该一致对外了，这种根子上带有的局限性仍不能消除，确实是中国的悲哀。 朝廷是想不到呢，还是习惯性动作呢？ 本来就不宽裕的江防兵力，这一折腾，又成了分兵把守，各管一段。宋庆所提“恐又蹈平壤之辙”的情形，不但没有变善，反而连平壤都不及。 两个敢战之将、有名的抵抗派，却没有发挥出，也发挥不出“1+1〉2”的效果。 ………………………………………… 别看大部兵马都在宋庆管辖之下，情况也乐观不到哪里去。 清军一部分是平壤溃败而回，士气低落，一万几千人，还有两千带伤未愈的。被战败的阴影笼罩着，各军惊恐未消，余悸犹存，避敌唯恐不及，已无抵御的勇气。恰如有人所说的，“军心已涣，若不持之以猛峻，断难冀其协力同仇。” 宋庆曾选中其中最大的一拨，盛军，也是考虑盛军统领卫汝贵被抓，影响不小，所以亲自到军中住了两天，以稳定军心，但是官兵始终是内心游离的，效果不大。 在一个群体里，人的心理是有传染性的。不光这部分平壤军的心理需要极力调整，恐怕还会给新到的部队造成阴影，带来恐慌。 尤其是，这部分人马是匆匆从各地调来的，很多是临战才招募的新兵，未经战阵，本身就难以依赖。 象刘盛休所带的的铭军，虽“素称劲旅，惟承平二十年，已非旧日士卒，近悉为刘氏族邻少年子弟，饷糈过厚，踵事增华，不听约束。”[《甲午战争史》]打仗打出来的老兵换了年轻人，这些人很多都是靠关系来讨生活的，看中的是丰厚的工资，动机不一样，以“族邻”优先，选拔标准也难保证，战斗力就很值得怀疑了。 这恐怕不是个别现象。 ………………………………………… 再者，清军的最大问题就是将帅平时不掌兵，临战了才往一块凑，各统领平时各驻一地，互不隶属，骄横已惯，突然交给宋庆管辖，除了他一直亲自统领的毅军九营外，多不服调遣，或者私下里各搞一套。所以，宋庆的将令能执行到什么程度，也令人担忧。搞不好，宋庆也只是空有个名头。 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盛京将军裕禄对情况非常了解，深知宋庆的难处，曾指出，宋庆“身临前敌，自无不激励士卒，力筹战守，但其所统各部(指毅军以外的各军)，或值新挫之余，众心未定；或系新招之众，战阵初经。”[《中日战争》] 这确实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宋庆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指挥这样一支松散杂乱的队伍，怎么能够抵御锐气方张的敌人强劲之旅呢？ 鸭绿江防线重蹈平壤覆辙，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了。 ………………………………………… 据记载，清军分为左右两翼，沿江分布： 右翼：以苇子沟为大营，宋庆率亲兵四百人驻守；刘盛休的铭军，驻九连城；聂士成统带芦榆防军，驻虎山至栗子园一带；马玉崐统带毅军一部，驻榆树沟至瑷河右岸一带；宋得胜统带毅军一部，驻苇子沟至瑷河右岸一带；吕本元、孙显寅统带盛军，驻安东县沙河镇一带。 另，聂桂林率奉军和靖边军，丰升阿率盛字练军及吉字练军，被安排到靠近鸭绿江口的大东沟。这两支队伍被放在了相对好守，却是比较次要的地方。很多史书上，竟然没有将他们算到右翼里面，一不小心给忽略过去了。这样的安排颇具意味。什么原因？主将的原因。特别是丰升阿的那些练军部队，战斗力弱，战场表现一向很差。在以后的战争中，一直表现很稳定，始终没有好起来。 左翼：以长甸城为大营，依克唐阿驻此；倭恒额统带齐字练军，分扎安平河口、鼓楼子及蒲石河口；镇边军，由依克唐阿直接统率，分扎东阳河口、苏旬河口，另有聂桂林所派奉军三哨，驻扎长甸河口。[《中日甲午战争》]所谓左右翼，在清兵的部署里，也就纯粹是个位置关系，体现不是军事部署的价值和意味。 兵法所谓，两翼互相支撑，防守能够互援，或两翼张开，进攻能够合围。清军在长长的鸭绿江防线上，一字摆开，西起海岸，东至鸭绿江上游长甸城附近，零零散散数十里。不管是哪一翼，还是左右两翼相接处，到处是薄弱环节。说狠一点，应该问：哪里是强点？ 这样防守，不但日军处处可以选择攻击点，清军一旦遭到攻击，如何增援，若抽兵赴援，是不是又造成了缺口？ 日军狗眼又没有瞎了，这些缺点，怎么能瞒得过日军的眼睛？ ………………………………………… 所以，这种排兵布阵的景象，让人感觉很不好。 从中可以窥见清军的战略特点。 这是从清军放弃义州开始，便明显表现出的“雨打千遍也不悔”的一个顽疾：被动固守。 被动固守，便无法固守。 雨季早已过去，冬天将近，鸭绿江开始枯瘦，愤怒的江水渐渐温顺，然后，只要有耐心等一等，就会凝固封冻。 清军手里的有利的条件，还在一点点的丧失。 ------------ 第一节“巧力”——联合舰队的新招数 这会儿，联合舰队也在海上打转转。 估计日本方面心情也不轻松。 有一个现实的威胁。联合舰队当前面对的是北洋舰队，背后还有一个南洋舰队和广东舰队。虽然这两支舰队弱很多，但别忘了日本人可是放着本土空虚，基本上倾巢出动。马蜂窝已经捅了，再一仗遇上，谁也不敢保证他们就不会抄自己的后路，两面夹击。或者趁着联合舰队全在朝鲜，抄自己的老窝，直接干到广岛、长崎，随便哪个地方，甚至直捣东京。几千公里的海岸线，同样是防不胜防的。 这，都不是借口。 ………………………………………… 当然更主要的是联合舰队自己的原因。 虽然是有一场大胜，但胜得惊心动魄。应该说，命运之神对联合舰队是照顾的，托天照大神的福吧，自己的军舰有多少靠侥幸，日本人还是清楚的。 公平说，日军的伤亡也是十分惨重的。 何况，打不沉的“定远”和“镇远”，这种景象太恐怖。 日本人率先退出战场，也就谈不上追击大清北洋舰队。这个结果说出去，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要说日本人在黄海大东沟一战消灭了大清北洋海军的主力，这个判断不太符合事实，顶多击沉了几艘老弱军舰。 说日本人胜了之后，就不可一世了，也过于高看他们了。那可能是看日本人的电影看多了的过。 联合舰队壮着胆打了一阵，跑回去，半天心还在怦怦地跳——哎呀，阿巴桑呀，太后怕了！这大概才是实情。 实际上，日本人跑回去，人和舰都要疗伤，没中弹的人还要医治精神伤害。需要“静养”一阵，才能缓过劲来。 ………………………………………… 对黄海海战心有余悸的联合舰队，愣过神来之后，又开始考虑拉点活——干运兵、护航的事。 若按大本营的冬季作战计划，确保黄海制海权足够。但如果为将来的直隶平原作战、进攻北京，那么到此为止，海军的努力仍然不够。 大本营觉得，为确保这个目标，海军有必要攻占大沽，作为登陆地点或补给港口。 但到目前，渤海的制海权——仍难以保证说就到日本人手里了。 被天皇和大本营一再催促之后，联合舰队实在不好再找借口搪塞了，只好出去。 去完成大本营“寻找北洋舰队决战”的命令。 伊东祐亨留下几个行动不便的“伤兵”，包括旗舰“松岛”号，换上“桥立”，又纠集一帮“打手”，一路狼烟滚滚，气势汹汹而来。 9月23日晨，赶到北洋提督衙门所在地——威海。 当派出的几艘军舰驶近威海卫侦察的时候，威海卫岸上炮台“发言”，侦察舰知道自己没有“发言权”，闭紧嘴巴匆匆退回。 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远远地在后面跟着，连驶近威海都没有。 到此处，有学者认为，联合舰队赶到威海，纯粹是伊东有意为之。这个观点，是十分有道理的。 因为，北洋舰队退往旅顺休整，更重要的是到那里的船坞检修舰船。这点，伊东祐亨不可能不知道，而联合舰队却奔着旅顺向南几百海里的地方寻找大清军舰。 当然，面对威海空港，他们也可以说——没有料到。 舰队取外线，不深入黄渤海，只能说，他想躲开任何与北洋海军可能的会面。 所以，可以认为，伊东率联合舰队赶到威海的时候，完全意料之中地扑了一个空。 ………………………………………… 很显然，伊东的这些行为和理由，并不合逻辑。 那么，仔细梳理和分析联合舰队在这段时间里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件不但很重要，而且是很有意思的事。 他在威海虚晃一枪，往回在黄海中绕了个大弯子，然后，驶向大连湾外海。 舰队仍然基本上保持在黄渤海中线以外，远远地派出两艘军舰，到大连湾附近侦察。 然后，转头沿海洋岛到大东沟航线，又沿朝鲜西外海巡视了一遍。 这个轨迹，略过了海洋海军的重要基地旅顺港。 这又说明，伊东根本没有实实在在下力气去搜索。 连走近中国海岸都很小心，来去匆匆，更象刺探一样。 ………………………………………… 只能断定，这小子是不想再来一次海上“遭遇”战了。 那样，不说是凶吉难测，至少也是难度很大。 有些外国学者说，在黄海，大清和日本的海战，是“两支无知的舰队进行的海战”，因为如果北洋舰队如果是内行，就不会打输；如果联合舰队是内行，就不会挑战北洋舰队。 我们也可以说，究其实，日海军战术思想较欧美仍显保守落后，仅略领先大清北洋海军一筹。 就差这一筹，也是“半调子”打败了“全落后”。 这就是甲午海战的“内里”。 现在，仗打过了，日本人可能是有点“内行”了。 所以，日本人才有点怕了。 但分析不能到此为止，要说联合舰队单纯在躲避，似乎太小看伊东了。 怕了，也可能表明是学“精”了。 如果按这个逻辑思考，就能更准确地理解伊东所作所为。同时，就会发觉：所有迹象似乎又表明，伊东应该有了新的想法。 ………………………………………… 我们来看看日本舰队这次巡视带来的效果： 就在北洋舰队因修船和弹药补给而忙碌的时候，海上却是警报频传。 北洋舰队得到一连串的消息： 八_零_电_子_书 _w_w_w_.t_x_t_8 _0._c_o_m 9月23日，日本军舰“浪速”和“秋津洲”突然出现在威海湾外。 24日，这两艘军舰又在大连湾和旅顺口一带的外海现身。 25日，日本军舰“鸟海”、“八重山”又出现在大连湾以东海岸……[《甲午海战》] 这些消息，足以让李鸿章敏锐地预感到“不日直奉必有大警”，也更加深了他对威、旅的担心，于是万分焦急地催促北洋舰队尽快完成修理出海。 一接到日舰驶至威海附近侦察，被炮台发现后击退的报告，李鸿章电令，“须设法预备支持，即不能远出，须傍口外游巡，使彼知我非束手也”。 从此后的记载来看，李鸿章又连续多次电令丁汝昌，限期修理各舰，早日出海，在威、旅附近和北洋各口巡击。详细电令不再细述，大家可以查对相关资料。 甚至，李鸿章还具体明确了雷艇应到大连湾的小平岛等处梭巡的要求，再三重申“均勿违误”，又命令“定、镇、靖、济、平、丙6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 10月16日，丁汝昌在腿伤未愈的情况下，率领刚刚修理完火炮，舰体仍未“痊愈”的“定远”“镇远”“平远”等6舰，包括广东水师来的“广”字“四兄弟”中仅存的“广丙”舰，由旅顺开往威海。补充完毕后，又在威海、旅顺间巡游。 龙旗终于又在渤海湾内飘扬。 只是渤海湾。 ………………………………………… 也许这才是伊东想要的结果。 仔细回想一遍，伊东的策略，仍然不是海上的会战。 而是，牵制——压迫——消耗。 首先牵制住北洋舰队主力，使其无力配合陆军参战，压迫北洋舰队于一隅，通过捕捉小股或单个舰艇，逐步消耗北洋实力，而后呢？ 就是等待。 这与击沉北洋舰队实际效果是一样的，黄海从此可谓波平浪静，畅通无阻。 ………………………………………… 如果将视点升高，再升高，视野覆盖辽东、山东，我们就会发现，伊东祐亨的策略极为“合算”，盘算得相当精准。 南北两端的辽东、山东半岛环抱渤海，旅顺、威海军港拱卫大沽，舍其两端，直取中间，攻向大沽，伊东确实不敢冒这个险。 而单打独斗杀向威旅，攻下这些重要基地，也仅仅是选项之一。 干嘛非要攻呢？只要将北洋舰队困在港里，对联合舰队来说，就是胜利。 伊东耍了一个滑头，用了另外一种轻巧的战术，一个既完成大本营赋予的任务，又不会让自己深陷险境的战术。 招数极为简单，但针对北洋海军的困境却十分有效。 战争是双方力量的对抗。伊东用了一种“巧劲”，一种投入小、风险小却收益很大的方法，却给大清造成一种“联合舰队无处不在、随时扑上来决战”的压力。 而这种“巧劲”，也正好借用了大清的配合。 北洋舰队既然开始就没有想到要以海上决战，争夺制海权，也就更不会想到要率先发动，将战火烧到敌人本土。 开战后，大清朝廷也始终将眼光锁在威旅之间，没有任何改变。哪怕是跟日本人现学现卖，或一次接战之后，便仔细研究对手，及时变更和修正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到黄海海战之后，北洋舰队既无力出海决战，更不可能远渡重洋打上门去，也就再没有别的战术选择。 李鸿章电文中虽然明确了傍口外、不远出、靠山巡查等要求，但使用的是游巡、游弋、游击等词。李鸿章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目的，是要“略张声势”，使“倭犹有忌惮也”。 这也是一种“虚张声势”，与伊东的手法如出一辙。 只是，人家在外线，北洋舰队在内线。整个舰队，被锁进渤海湾内，这就是差别。 整个黄海，已经是日本联合舰队的“天下”了。 对伊东来说，攻击鸭绿江的日本陆军，已经没有侧翼威胁，没有后顾之忧，联合舰队可以专心致志地保着第二军，跨过大海，向大清辽东半岛前进了。 至于旅顺，伊东是不会贸然闯入的。这个老“滑头”一定还有别的想法。 ------------ 第二节“牢笼”——双方关进同一困境 到此时，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前边未“见底”的一个问题：北洋舰队的主战、主守问题。 黄海之战已经结束，但这个问题仍然被反复追究。120年后，我们还在问一个问题：保船，谁之过？ 按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李鸿章一味“保船”——消极地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坚不出战，致使被动地挨打，直至全军覆没。 但我感觉历史记载到这里，明显地再次出现一个分野。 保船，李鸿章之过吗？ 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大致有二： 李鸿章首次亮出“保船制敌”的方针，还是在1894年8月29日，李鸿章在接到朝廷对北洋舰队行动不满、要求遴选将才代替丁汝昌的命令后，所回奏折中提出的—— “惟现在密筹彼此情势，海军战守得失，不得不求保船制敌之方。” 算作铁证的还有李鸿章同时提出的—— “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 我们知道，这一想法，十分符合李鸿章以北洋舰队为“战略威慑”作用的一贯思想，也十分符合李鸿章“以炮台护兵船”的既定方针，根本不需要质疑。 为这一道奏章，也为这一纸建议，李鸿章背定了“消极保船”的恶名。 加上有两次丁汝昌要求带队出海，寻机攻击日舰，更证明了李鸿章的消极避战。 其实这个情节，我们前边已经分析过。8月29日，甲午开战的一个多月内，正是李鸿章与丁汝昌此起彼伏，忽战忽守的变化之中。 况且听人之话语，当考虑所处语境。按照当时的情形，朝廷对北洋海军开战后的无所作为已是难以容忍。所以，这些话含有相当大的成分——李鸿章不得不曲意回护，针对朝廷的指责，为丁汝昌开脱。 而且我们也已看到，接下来，便是李鸿章也督促北洋舰队出海了。 ………………………………………… 当然，李鸿章确实有一个策略。 这牵扯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始终十分清醒：此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优势并不在大清一边。 这一点，从李鸿章向朝廷提出的制敌策略上，已经完全地反映出来。 我们从实力对比出发去认识，李鸿章的策略，就不到认为没有一点价值，至少可以认为那其实是唯一的可选之选。 即使不能消灭日本舰队，只要北洋舰队保持存在，就能时刻给日舰队造成压力。 日本舰队一样无法腾出手来，干其它的。这就是牵制。 黄海大战已经结束，事实证明，海上对阵确实不太理智。一场战斗拼光老底，遇到的就是最坏的结局。 ………………………………………… 但是，说是一样，做是一样。一个人的行动，有时候也会有变化和偏移。 实际上，回顾战争进程可以发现，从一开始，李鸿章并没有始终坚守这一“保船”策略。 相反，前边我们已经看到，他从决心开战之时，便派出军舰至黄海、深入朝鲜沿海，掩护牙山清军。丰岛海战后，又加大护航力量。 从战争开始直至黄海海战前致丁汝昌的一系列电文看，李鸿章一再命令北洋海军，所用词语皆为“出海巡游”、“相机攻敌”，对日本海军实施“迎击”、“截击”…… 这些行动，可以看出，在此时期内李鸿章不仅没有让北洋舰队“避战保船”，也看不出“不必定与拼击”的战略，反而一再令水师主动出击。 ………………………………………… 所以，再次回头对照李鸿章的“保船制敌之方”，仔细思考之后我断定，李鸿章的思想是“保船”，但更重在“制敌”。 保船是为制敌，制敌才是目的。这条无可厚非，因为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 “保船制敌”，更非“保船避敌”。 因为，对于同一个拳台上的拳击手来说，避是避不过的。 至于长期以来，有人关注于李鸿章保存实力，为自己留下退路——因为失去北洋，李鸿章就失去了赖以支撑的“资本”——这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讨论价值不大。 消极避战的行为已难有立足之地，即便李鸿章想干，大清朝皇上不允，朝中舆论也不许。 反过来说，船保住了，战争失败了，李鸿章被撤职查办，那个北洋还能是他的吗？ 失船事小，战败罪大。后果，李鸿章一定比谁都清楚。 ………………………………………… 战争开始后，身负对日作战的实际指挥官责任，由以谈求全，到以战保和，是李鸿章不能不做出的战略调整。 “保船制敌”这一战略的实际执行者丁汝昌呢？ 唯一能执行“保船制敌”策略的，是丁汝昌。反之，唯一能曲解李大人的意思、篡改这一方针的，也是丁汝昌。 仔细回顾一下就可以发现，从前期看，丁汝昌一系列“游击于海上”的行动，还算是贴近李鸿章“巡游”和“相机攻敌”的要求。 丁汝昌与李老帅两人彼此“一硬一软”交替变化，倒不是行动样式的问题，而是时机选择上的差异，导致了节奏上不合拍的问题。 巡游一无所获，除了因为不敢深入，此外也应加上一条，联合舰队根本就没有给丁汝昌“相机攻敌”的机会。 等黄海一战过后，情况变得严重，在策略上分歧便开始明显起来。 ………………………………………… 黄海战后，闻听日军似有袭击威海、大沽的迹象，丁汝昌不得已拉出来“大巡游”，又是以各军港“烽火警报”为号，沿着海岸线不远，划了一道航迹，从南往北追了一遭。 这是黄海战后北洋舰队唯一的一次主动巡海。 这唯一的一次，还基本是沿着海岸线，贴着边去的。然后，又一头扎进旅顺港。 为什么？保船为要！ 如果说前边还想着，也有可能寻机捕捉落单的敌舰，同敌人打消耗战，现在，连这个也不再敢想，能力也达不到。形势已经极为不利，唯一的选择，就剩下保船了。 所以，实行了重在“保船”策略的人，就是战场实际指挥者——丁汝昌。 到现在，丁汝昌完成了与李鸿章相反的转变。 ………………………………………… 为了这个“保船”，丁汝昌当然能待在港里，就不出去。 理由有很多，船只没有修竣，火炮仍有缺损，炮弹没有配齐…… 其实就一个说不出的原因——只有待在港里，北洋舰队的船才是安全的。 安全倒是安全了，可是，从此，北洋再无其它作为。 依托完备的海岸防御体系，依靠岸防大炮的掩护，海军就这样把自己困在浅海。 最后，困在了旅顺、威海。 ………………………………………… 现在再返回头去想想那边，即使伊东率舰队到了旅顺，到了也没撤。 大清的炮台，不是拿气吹起来的。 硬冲进港去，是没这个实力的。 所以，只要北洋舰队待在港里，“决战”是打不成的，而彻底消灭北洋舰队，只能是个纸面上的计划而已。 伊东只能派军舰在旅顺口海面，岸炮射程之外，远远地布下阵来。象是邀战，更象是监视。 “海上阵地战”，这真是海军史上的一大创举，前所未有！ ………………………………………… 不过，还是那句话，只要北洋海军不出来，护航运兵的任务就不受任何影响。伊东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大清北洋海军的舰队坚守旅顺、威海，坚不出海作战。 大清各方，仍然各守各摊，各保一方。 日本人设想中的海上遭遇战没有出现。 日本人“期待”中的“大清联合舰队”也没有出现。 看来日本人真是想多了，过虑了。 还是小川又次在《征讨清国策》中先期预测的比较准确。 伊东祐亨在综合各种情报，确定北洋舰队进了旅顺就没有出来，所谓南洋、广东舰队也没有调整部署的举动，才放松心情。 ………………………………………… 战争打成这个样子，突然在海上出现了一段平静。 看起来，大清和日本海军算是困在旅顺港同一个“笼子”里，“笼子”外面，俄国、英国闻讯派军舰赶来——观战。 以讹传讹地消息，竟说包括某个国家的舰队司令都亲赴现场，热热闹闹地围观。 就象狮子也会抢鬣狗的猎物，上去撕咬一口，他们还等着东亚两强相争，自己“鱼翁得利”呢。事情明摆着，不管谁赢了，西洋列强在亚洲都少了一个挑战者，同时，还可以参与“盛宴”，在失败者身上讹诈更多的东西，完全是不费一人一枪一弹的便宜事。 这种旅行和看热闹带抢东西的见习观察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坐视日本获得全胜，下一个十年之后，俄国首先尝到了苦果。 其实，真正工于此道的是后起之秀的美国。后来一战、二战的表现就是这样：站在一边观战，等双方都精疲力尽，一方露出艰难胜利的迹象时，就是高举道义大旗，加入优势一方的时候。在明确的结果前，以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最大的赢家。 当然，说这些也没什么用处，聊以阿Q式自我慰藉。 别人的成败，与大清何干，哪些，能改变大清失败的命运！ ------------ 第三节旅顺——天赐的形胜之地 九月的旅顺港，波光粼粼。游客三五成群，兴致勃勃，享受着丝丝凉风，纵情观赏着海天胜景。 登高望去，三面群山环抱，前有虎尾岛踞守，门户紧严，波涛不兴。背后山列屏障，峰峦蜿蜒起伏，山顶峻嶒，连络不断，呈半月之形，犹如天然城郭，拱环旅顺后路。 从防御上来讲，真是天赐地设的形胜之地。 这也是李鸿章和外国军事顾问一眼选定的战略要地，满洲的门户。 ………………………………………… 1881年，李鸿章亲自乘船至旅顺，察看形势，筹备建筑船坞、炮垒。 顾问们判断：若有外敌占据此地，便可作为侵占辽东的基地，特别是取得制海权、据有海港，便可自海上源源不断地补给，为军事行动提供不竭的持久力量。 旅顺对渤海湾的拱卫作用，决定了它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从战略方面优先考虑，这应该是大清建设旅顺的最主要原因。 确实是这样。甲午战争，日本人在设计前进路线时，首先就遇到了这个旅顺要塞。 日本欲进取北京，当然从海上最为快捷。而海上进攻，当然是大沽、北塘、山海关几处登岸最为便捷。但旅顺口雄堡坚垒，与威海卫共扼渤海门户，直接运兵深入渤海湾登陆，无异于异想天开。 双方的眼光是一样的，日本人的困难，正体现了李鸿章的战略眼光，体现了选择旅顺建设要塞的重要性。 敌之攻击要害，即我之防御要点。 攻敌所必救，守敌之必攻。 ………………………………………… 于是，海军初建，在德国和英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北洋海军修建了旅顺口、大连湾（此外还有重要的基地威海卫）永久炮台群，以及为舰队提供服务保障的船坞修理所、鱼雷制造局、栈桥等专用设施。 这些工程十分浩大，十分艰巨。 若自1879年11月汉纳根奉李鸿章之命建造黄金山炮台开始起算，1890年11月两期工程全部峻工，历时11年，先后有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袁保龄，总理北洋水陆营务处周馥，刘含芳，龚照玙等人监督或参与建设。 其中，袁保龄（袁世凯的叔叔）负责了最主要的工程阶段，是旅顺港建设贡献最大之人。 袁保龄在长达5年间，履冰践雪，登凭版筑，忍辱负重，无片刻闲暇。每夜“非交丑（凌晨1点以后）不能熟睡。”还自我宽慰，说是“幸筋力顽壮，每日奔走尚不知疲。”更可贵的是，他放弃了京官的资格，将仕途看作游戏三味，为建旅顺牺牲前途，也付出了健康代价。技术问题，改建问题，与各国交涉工程承包问题，还要跟掣肘者纠缠，其间艰辛无法计数，以致曾中风病倒。中间，只好换上刘含芳督工，但袁宝龄仍任防务，带病操劳而不稍停。最后离工程完峻还有一年多的时候，袁宝龄心力交瘁，年仅48岁，便病逝于旅顺任上。遗作《阁学公集》，十卷“公牍”，谈的几乎全部都是旅顺工程，筑坝挖泥，建坞修桥……事无巨细，一一考虑周全，不能不让后人对这位筚路蓝缕的先行者怀有深深敬意。 有了他们的努力和付出，那些堤岸、码头，还有一些设施，虽历经兵火战乱，历尽沧桑，至今天仍在使用。 走在海港码头上，真实地呈现在眼前的，是一艘艘雄伟的现代军舰。 岸边水不深，清可见底，一群群小鱼自在地游来游去。 远处的海面上，不时有军舰驶过。一声长笛，一艘灰色涂装的军舰返回海港，越来越近，骄傲的海军官兵，在甲板上整齐列队，在游人充满敬竟的目光中，在大家欢呼中，还有争先恐后的镜头中，致以崇高的敬礼，留下威武的英姿。 ………………………………………… 观察地势，依据前人的记载，想象这么巨大的防御要塞，揣摩当时的布置，也是很震撼的事情。 护卫旅顺港的，是沿山而建的一座座炮台。 如果前后来看的话，又分两层——对海上的海岸炮台，对后路的陆路炮台。 布置在旅顺港入口岸边的一连串炮台群称为海岸炮台，主要包括军港入口东侧的黄金山炮台、母猪礁炮台（摸珠礁炮台）、老蛎嘴炮台（唠律嘴炮台）、田鸡台炮台（后被日军称为人字墙炮台），港池入口西侧的老虎尾炮台、威远炮台、蛮子营、馒头山、城头山炮台。其中以黄金山、老蛎嘴、馒头山三处炮台为中坚，构筑坚实、工程宏大，火力猛烈。 资料显示，当年海岸炮台多装备了德制炮为主的远、近程海岸炮，大炮口径35厘米、28厘米、24厘米、21厘米、15厘米、12厘米不等，而且是以克虏伯后膛填弹钢炮居多，一些重型炮还配置升降机械辅助填弹装置。 炮台位置设计互成犄角阵势，能发射穿甲弹、榴弹等轻重型弹种，交叉攻击敌舰。 据记载，旅顺港后方主要山峰上皆设置炮台，以老虎涧山为界，划分为东、西两个方面炮台群，可算是绵密无间，“山顶峻嶒，连络不断，炮门尽皆向敌，实属形胜天然”。 东侧炮台群：松树山、二龙山、鸡冦山，以及位于松树山东侧、二龙山西侧、鸡冦山西侧、蟠桃山等多个炮台。西侧炮台群：椅子山、案子山、望台北炮台等。两个炮台群中，西侧炮台群是后路中坚。 用于防御旅顺口后路的陆路炮台，质量规模上略逊海岸炮台一筹，装备的主要是行营炮、机关炮一类的中小口径火炮。因为主要针对的是陆路来攻的马步军，所以武器配备以符合需要为准。 ………………………………………… 总体来说，防御体系不可谓不完备，看哪股敌人敢从东方靠近。 估计，做完这一切，大清官员和洋员顾问们拍拍手上的灰尘，长嘘一口气，环视四周，一定为这个杰作而自我陶醉，信心充盈。 旅顺，堪称远东一流的海军基地，得到不少西洋人的赞美，甚至被誉为“雄冦全球”。 白玉山上，原来有一座行宫，旅顺港第一功臣袁宝龄壮怀勃发，撰写了一副对联： 创四千年未有之规愿成渤海屏藩留都堂奥 环九万里无远弗届漫谈昆明池水汉武旌旗 ………………………………………… 可是，大清国运不昌，饱受欺凌，大好河山，饱经战火。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次次在这里燃起。 如今，周围的高地上，只有锈迹斑斑的几门老式铸铁炮，仍在叙说着往日的血雨腥风、无尽耻辱。 白玉山上，行宫也早已不存，只有日俄战争、日军重新占领旅顺后，在上面修建的一个据说放被俄军消灭的鬼子骨灰的鬼东西——招魂塔，起名“表忠塔”。 这个搞成一颗炮弹形状的玩意，从山下远远的就能看见，十分扎眼，十分刺人。 那是旅顺港后方的制高点，从那里可以俯瞰旅顺港，美景尽收眼底。 招魂塔，也就在这最高处。作为日本的一个罪证，也是我们民族耻辱的标志，保存在那里。巧了，竟然还有人——一看就是日本人，来到塔前，悄悄地合什、默念。 我们呢，把人家那玩意当成观光塔，进门从里面的旋梯上去，每人要收十块钱。 多少人细细地看过说明牌，把它当成教训呢？ 眼前情景，倒是让我想起参观旅顺“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也看到一些说鬼子语的老头老太太，在那参观、休息。一位中国老太太，领着一个小孩，可能是小孙子吧，特意从人家面前经过，朗声说：这都是鬼子犯罪的铁证！ ………………………………………… 远望海港东澳，脑中不由浮现出甲午时的一幕，仿费又看见：恶战归来的北洋舰队官兵，带着无可名状的伤痛，奋力地整修军舰。港口人员奔忙，灯光彻夜不熄，泪水，汗水，从悲愤的脸上流过…… 所幸这一切都已过去，掩藏到历史深处。 登白玉山，一路沿山路盘旋而上。 行至中途，小孩子们对爬山兴致索然，一个劲地问这有什么好玩的？ 仈_○_電_耔_書 _ω_ω_ω_.t x t 8 0. l a 因为前边参观“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这些小朋友都看得很认真，知道了日本鬼子——“这些坏蛋”曾打到我们这里。教育效果不错，于是，我决定抓住机会再搞教育。 我说：“等你们学历史就会知道，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小孩子顿时来了兴趣，认真地问：“那，能挡住日本人吗？” 同行的几个大人都面面相觑，面露尴尬，竟无言以对。 沉默久之，我悻悻地说：“你看这孩子，哪壶不开提哪壶。” ------------ 第四节金州地峡——困局之解在陆上 “天下没有攻不破的防线。” “天下没有守不住的防线。” 这两句看起来互相矛盾的话，都成立。 战争史上，无数的战例，都能证明这两句话的正确性。 只有这两句话中，才体现出一个真理：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人。 ………………………………………… “视察清国河海防御之力，其炮台数量虽然众多，其配置之炮也为不少，但其位置、构造之法，并不得宜。除一二之外，皆如无有，甚至反而有益于敌者。” “旅顺口，乃清国所恃者，北洋之门户，且设有机器局和船坞，以作修理军舰之用。是以，其防御能力不小。但其不顾后方有与大连湾、金州湾互为表里之地峡。故而，一旦扼此地峡，则只能不战自降。” 以上两段，谁说的？ 日本人，小川又次，还是在那个《征讨清国策》里。 所谓“位置、构造之法，并不得宜”，应该指的是，炮台多为敞开式，没有顶部防护。炮台、炮位多朝向前方，水平射界受限，极少能达到360度全范围射击，对后方的射击能力为零。 这意味着炮台一旦遭到来自后方攻击，则形势危矣。 一旦将这些炮台夺占以后，可以用来攻击港湾，“甚至反而有益于敌者”，正是小川策略的毒辣之处！ 第二段，则更黑。 “金州地峡”！ 狗日的日本人，又让我一次后脊梁发凉。近一百三十年后的发凉。 没错，这是旅顺天然地形的最大弱点，是无法用人力改变的天然弱点。 从地图上可以清晰看到，从旅顺口往东北看，仅以一狭窄的通道，经大连，与奉天（沈阳）相连。金州地区，尤其狭窄。 在这个通道上，大连旅顺之间，防御上唯一能凭借的，就是那连绵的几道山。 旅顺防卫区的命门，就是这里。 本来，依靠炮台能有效守卫港口，威胁海上敌舰，而由于港外也有山峰环护，按当时的舰上火炮特点，海面上的敌舰却攻击不到港内军舰，也无法与炮台的火炮相抗衡。所以，旅顺港可谓固若金汤。 但旅顺口的攻破之法，恰恰是从陆上开始——旅顺港的后路。 就是说，海战的结局，取决于陆战。 ………………………………………… 日本人在十年前就看到了，七年前就想到了。不知道李鸿章想到了没有。 也许想到了，但李大人又自恃“炮台坚固，有不可摧之势”。 除日本人想到的之外，旅顺三面环海，地幅狭小，可谓先天不足，不适合屯驻大量兵力装备。 战时的补给问题，也是一个难题。当时朝中已经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指出旅顺无内河通内陆，补给不便。 我走这趟路程的时候，旅顺有火车站，有数条穿越群山的通道，交通也很便利。但，那都是后来修的，其中一条过山隧道是日本人占领期间修成，与之并行的是一条新修的，不过十年。 可以想象，当时还没有这两条公路隧道的情况下，山势陡峭，通行有多么困难。 这种地形的有利之处在于，旅顺守军可以利用这片山地，组织防御，但这也决定着，旅顺驻军自给本身就十分困难。 而且，一旦山地被攻占，通路被切断，那只有困守一城、坐以待毙。 ………………………………………… 但是，天下几乎没有完美的事情。尽管有不足，但地形上的不利影响，只能从战术层面考虑，想法加以克服了。从大沽到旅顺，经海上走内侧海湾，从旅顺后路进行补给，也许能抵销无河流上行的缺陷。 山地的阻隔，对双方都是平等的，而它的战术价值，则随着形势变化而有所不同。战时，它不会利于千里迢迢前来的进攻一方，却绝对有利于早已占据地形待敌的防守一方。也就是说，它绝对有利于对旅顺港的自身防御，甚至是不可多得的条件。 所以，李鸿章的对策就是，在金州旅顺间布置陆军守卫，并沿东海岸修筑了一些炮台。 日本人的眼光固然毒辣，但却没有分析到这一点。 也许，他们的出发点是大日本皇军都是不怕死的，而清军则是战斗力低下的。不具备英勇精神、战斗力低下的军队，任何有利的地形、武器，在他们手里都是白费。而一支不怕死、攻击精神旺盛的军队，能克服任何艰难险阻。 ………………………………………… 揣摸日军的冬季作战计划之时，我一直琢磨一个问题：日军为什么非要从辽东半岛登陆？虽然我知道，日军战略上为直取塘沽的考虑，拿下旅顺势在必行。 1.海上运兵有风险，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个计划，是黄海大海战之后制定的，但它是否有一个不确定因素：日本海军能否压住大清北洋海军？ 2.分兵旅大，到辽东半岛南端，可以对辽东半岛实现夹击，这当然很有气势，但如果前一个前提不能实现，光计划宏大有什么用？打仗也不是为了壮观、好看。 3.为什么第二军不和第一军一起，并肩突破鸭绿江？从陆上平推，自安东、岫岩、盖州一线遮断辽东半岛，并向南攻击，占领辽东，不是安全一点吗？ 4.既然要大老远地把部队从国内调到朝鲜，并集结到北部，干嘛还要费这大劲从大同江口，运到辽东？ 5.既然有把握保证第一前提，为何不从本土，直接装船？或者汉城，或者哪个地方，只要是近一点就行。 也许是我想得太复杂，本来事情很简单。 小川又次在《征讨清国策》里，给出了这个建议，根据这个建议，日本人已经考虑很久了，应该也推演过很多次了。 日本人在思维上总是显得一根筋，好象这个战略构想既然有了，就不能抛弃。 另外，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已经把北洋海军压缩在了威旅一线以内，甚至封进了港口，作为前提的第一项已经实现。 日本陆军已经具备登陆所需的海上安全条件。 而从大同江口起运，只是因为，在海军未确保海上安全之前，第二军已经开始向朝鲜集结。这样周转一下，有助于避免“长途贩运”，但也可能是：如果海军仍不能实现任务，那完全可以毫不迟疑地在大同江口，甚至往北一点的鸭绿江口登陆，历史将真有可能变成第二军与第一军的并肩战斗，横扫辽东。 因为大本营的意图，是“第二军与第一军协同作战，分左右两翼入侵中国东北”，当然可以理解为陆上并肩突击。 历史真的很有意思，这样看来，谁说陆军那么相信小兄弟，谁说大本营那么信任海军的战斗力？ 证明这个推理，其实很简单，只需对照一下日军第二军的行动和时间。 9月29日，划归第二军的第一师团从东京青山练兵场出发，经昼夜兼程行军，已经全部到达广岛。此时，同为第二军的第十二混成旅团已经登船，被运往仁川。 15日，第一师团开始起运，19日下午到达仁川，按两天一批的速度，6天后，第一师团全部到达仁川集结。 这期间，伊东祐亨正在实施自己的威慑大巡游，给清军施加“压力”。 还好，伊东祐亨给了陆军一个满意的答卷。 ………………………………………… 到此时为止，我们可以如此判断： 对日本来说，要击破北洋海军，必须攻下旅顺港，要攻下旅顺港，必须破金州旅顺防线。 打破海军相持的困局，在陆上，海军决战的“钥匙”，掌握在陆军手里。 而金旅防线，日军能不能攻得下，关键看大清能不能抗得住。 战场部署，武器装备，战斗意志，牺牲精神……在大清官兵身上具有多少，将决定战争的胜负。 ------------ 第一节安平河口——防线被轻易撕破 大战前的鸭绿江防线，就那么一条河的界限，已经毫无掩护，也几乎毫无遮拦地暴露在骄狂的日军面前。 战争双方的博弈，在最激烈的情报战中展开。打仗嘛，就是猜对方出什么牌，我准备什么牌。找准机会，要瞅一瞅对方的牌面。 前边清军就是屡屡吃了情报的亏，但这次，还是不行。 这次的问题，不在情报太少，而是太多。 ………………………………………… 靠近边境，条件有所改善。所以，一段时间以来，清军积极派人侦探敌军的行动，一些朝鲜群众也往往自动过江偷送情报，加上巡哨官兵观察到的日军动向，于是关于日军的部署情报纷至沓来，愈发弄得扑朔迷离。 情报处理难度增大，于是各部判断也莫衷一是，多到了七八种。 先是10月上旬，铭军统领刘盛休探知日军有从安平河口和长甸河口渡江的可能。在主帅还未到位的情况下，清军只能由各部派出马队，分段沿江巡哨，以备迎敌。 之后，盛京将军裕禄又主张重点防守长甸河口一带，主动派部将倭恒额前往防守，“加意梭巡，遇有敌船来渡，即行迎击。”当倭恒额派队巡至蒲石河口，又发现日军“在附近义州江边，或十余人，或七八人，往来察看。并有朝鲜土人为之指划，踪迹诡密。”于是，防守的重点又向蒲石河口转移。 宋庆到位后，手下报行说不时有十几成群的日本人在九连城上游的蒲石河、长甸河口探视，考虑这里江水比较浅，加上“蒲石河、长甸河等皆通兴京之腹，又有路通沈阳”，是敌人最可能进攻的方向。所以，在前边向李鸿章建议请依克唐阿分兵“专顾北面长甸河口一带”的基础上，他又拐了个弯，发电报请定安、裕禄上奏，调依克唐阿移防该处。 另外，“前敌营务处总理”周馥也得到情报，鬼子沿江上行，到长甸河、小蒲石河等处，可能有扎筏西渡的意图。安东知县荣禧也向宋庆建议说，要防止“倭人多诡计，先围长甸以牵制我，然后自羊心堡出奇偷涉娘娘城(安东县下游)。” 从以上可以看出，各将领几乎全是按照得到的敌情来判断和下结论的。当然，这是最基本的依据。可是，这是远远不够的。 别看这似乎是个捷径，但局限于以鬼子的动向来判断，本身就不靠谱。 实际上，日本鬼子一向狡猾，“反侦察”的意识和侦察意识一样强，事先便散布了大量的假情况。 兵书曾经曰过：兵者，诡道也。虚虚实实，虚而实之，实而虚之。——就是说，让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丘吉尔也曾经曰过：战争中真理（真相）是如此宝贵，有时我们不得不用谎言来护卫它。（二战时，为掩护登陆诺曼底的行动，英军制订实施了战争史上最为庞大的心理欺骗行动——“卫士计划”。） 针对可能的“隐真示假”，情报工作的重要环节就是对各种情况进行筛选，去掉假情况、留下真情况，清军可能就在对敌人行动的情报筛选上，出现了问题。 ………………………………………… 几乎人人都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着容易，干起来谈何容易，不然，人人都成名将了。就这个筛选的过程，需要理论，也需要经验，有时，还要考虑心理。 而且，有这些仍然远远不够，遇到高明的对手，加上棘手的问题，再耍点花样……甚至到了最后下决心的时候，还是成了“赌上一把”。所以，这个过程才是最难的。 直截来讲，越是敌方明显的举动，越需要怀疑。因为，眼前的景象背后，敌人要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呢？ 但敌人要是利用你怀疑的心理，反其道而行之，大大方方地在你面前展示自己的行动，可就不好办了，识别难度就大了。 “飞将军”李广有次实底就是千把人，面对数万匈奴大军，李广叫人解甲、卸鞍，随便躺下休息，匈奴人愣没敢攻上来。单于判断，李广这么搞，明显是诱敌，背后肯定有埋伏，就等着自己上当呢！ 当然，他是真上了李广的当了。 战争就是这么有意思，生死的大事，偏偏让你猜。说实话，有时猛然上来一个傻缺，他啥也没想，反而可能会把引向歧途，因为，你必须得把他想得够复杂。试想，这样一个人和你对阵，就在那闷头不响地干活，那情形绝对非常瘆人！ 象曹操，司马懿这样的大将，不就常常考虑多了吗？ 可惜，象傻子赵括这种的，是运气不好，没有碰上一个多疑的人。结果，尽管他认认真真地扎营，干活，最后还是被人一捅就破了，闹了个“纸上谈兵”。 说这么多，其实就是说明一点：清军得到了很多情报却可能被误导了。其实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毕竟是个难度相当大的工作。 ………………………………………… 不过，从历史记载看，还有一点被大清将领忽略的：在这么多判断当中，就没有很好地考虑地形优劣、水深流速等因素。 一般情况下，容易通过的河段，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另外，就是选择防御重点上，哪些地方对控制防线作用大，一般也是要着重确保的。这些地方，有时别看攻击难度大，但对双方的价值都大，多费点劲、多付出些伤亡，攻下来也是值得的，敌人说不定就会到这些地方来试试。 好，到此为止，再分析下去，就太复杂了。 综上，各将领的意见，多注意到了长甸河口和小蒲石河口两处。 除了刘盛休押中，其他各部，都未意识到重点防守安平河口的必要性。 加上宋提督意识到了长甸河口和小蒲石河口有大路直通内地重要地点，这两处便成为清军的重要防守地段。 依克唐阿看来也持同样意见，移防之后，把重兵部署在了这一段。 ………………………………………… 清军之所以部署不当，除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太了解敌情，还受一个因素限制，一个己方的因素，前边说过——兵力不足。 实在不行，我就重点布防，同时控制强大的机动后备力量，这是正道。 我想宋庆是这么想的，也是这样部署的。 只是，他缺少的是足够的后备力量。 而且，就大清的机动能力、调兵增援的速度，机动增援，除了占少部的骑兵能派上用场，其他，都难以任用。 宋庆也有这点力量能用来应付战场瞬息万变的不利形势了。 关键时候，能不能堵住“决口”，防止“溃堤”，就看命运了。 ………………………………………… 其实，大清也有点把山县有朋一帮人想得太复杂了。 山县除了有点“疯”，还有点“彪”，论智谋，我实话实说，没看出什么来。自始至终完全是很符合规矩的布阵、打仗，进就搞个前后队，打就分个左右翼。 他手下那帮师团长、旅团长，此前也没有经过什么大阵仗，除了第五师团新近攻过平壤，表现前边也说过了。也就是那么一步步提拔上来的，也就是有股“疯”劲，一两次胜仗（如果那也算胜仗）雄心给鼓起来了（还不如说是被叶志超给鼓舞起来了）。论经验，还比不上大清这边一些将领打过的仗多。 大清偏偏就让这些“菜鸟”给治住了，更或者说吓住了。 山县确是扎实地玩了一些花招、虚招，来糊弄清军。阴险，使坏，是日本人的天性。其中，不排除个把朝鲜人故意弄假情报，也不排除正经朝鲜人认真（非故意）送过来的假情报。 此外就是不辞辛苦，隐蔽地反复侦察，把鸭绿江的情况摸透摸准。日军的战前准备还是很扎实的。 在整个清军防线上，山县首先选了一个突破点：安平河口。 理由很简单：从水口镇附近至安平河口一段江面，“江水至此颇散漫，水渐浅，流渐缓，处处便于徒步”，水浅、流缓，能徒涉过河，是极好的涉渡场所。 其它地方，安平河口往上，“至上游，两岸多悬崖峭壁，碧流如箭，湍声如雷，不能通舟筏”，就是岸陡不好爬、流急不好过；往下游，“自义州至海，其间两岸地土淤泥，萱葭郁茂，难以行军”，就是河边都是淤泥、草棵子，不好走。 简单直接——哪儿好过，过河好走，就奔哪儿去。 山县选择的第二个突破点：虎山。 虎山位于瑷河与鸭绿江交会处三角地带，西隔瑷河与九连城相望，南隔鸭绿江与统军亭相对，是一座一百多米高，四周陡峭的孤山，因山形似乳虎蹲伏，就叫做虎山或虎儿山。 山县盯住这个地方，是认为它是江北的天险，必定是清军防御的要点。而日军欲进攻九连城，必先拔取其左翼之虎山，以为立足之地。为了这个目的，渡过鸭绿江还得涉过瑷河，这些不利因素，都只能作次要考虑。 这就是我说的那一点，“攻其必守”，对双方价值都大的地方，就值得拼一下。 实话说，山县把这个地方考虑得有点夸张，虎山还是小了一点，就是上边有点人，围困也把他困死了；如果瑷河再大一些，相比之下它的战略价值还会进一步变小。被山县这么一弄，竟显得他神乎乎的，在有些人看来，故事好象更玄了。人为地为一场有点平淡的鸭绿江战役增加了点“色彩”罢了。 但拔取虎山似非易事，首先难在这段江不好过。好吧，那边先攻安平河口。 唉，直接上了鬼子的当了！ ………………………………………… 选择好了攻击位置，就是选人，分派任务了。 山县立即命令，步兵第十八联队长佐藤正大佐担任安平河口渡河攻击任务：“徒涉鸭绿江，出梨(栗)子园，冲清军左背”。 十八联队共出动七个步兵中队、一个骑兵分队，并携大炮两门，远离江边，绕道转向水口镇，接近安平渡口。 由于判断失误，安平河口这样一个好渡的地方，清军竟没有派重兵把守，只有倭恒额的齐字练军春字营二百五十人和骑兵一哨五十骑，另筑炮垒两座，各设有大炮一门，兵力相当单薄。 10月24日上午11时半，佐藤联队从水口镇东面的杜武谷，开始向安平河口涉渡。 炮兵小队列炮于徒涉点南面的高地，步兵一小队占领通往徒涉点道路两侧的高地，进行掩护。 然后，一个中队开始擎枪探水徐渡，大队随后继进。 当日军将达江心洲姜甸时，防守河口的清军便开枪射击。可惜距离太远，根本够不着。由此可见，他们是半点经验也没有。 枪声引来南岸日军炮兵小队的炮击。河口清军炮垒发炮回击，东面鼓楼子的清军炮垒也发炮支援。于是，双方展开炮战。 日军在硝烟弥漫中凭着一股疯劲，向北岸猛进。当进至距北岸约六百米时时，枪炮声却停了，防守的齐字练军已丢下阵地，弃炮而逃。 稀松的鸭绿江战役，更稀松的第一场战斗，就这样宣告基本结束了。 ………………………………………… 得到探马报告，知道日军已攻占安平河口，宋庆准确断定日军打算“由上游分股牵制，并图扰后”，马上派吕本元之马队二百余骑前去增援。骑兵队向日军先渡之部队猛攻，试图将其击退。但是，已经晚了，佐藤支队后渡各部又陆续到达，力量大增，马队终不能支。午后1时半，日军终于占领了安平河口的清军两座炮垒。 正在长甸城的依克唐阿接到日军抢占安平河口的探报后，也立即派马步各一营驰往援应，但在四道岭子，便受到日军的顽强阻击。然后，又派马队统领侍卫永山带队再次增援，终于突破阻击，一举收复蒲石河口和鼓楼子。 但接下来，日军退据安平河口要隘，再次展开阻击。两军形成了对峙。 山县的战术目的已经实现： 八*零*电*子*书 *w*w*w*.t*x*t*8 *0.*c*o*m 日军过江，并没再向下游迂回，而是就地阻击，切断清军两翼之间联系。河口往上游的依克唐阿，被“钉”在了原地，再也帮不上中段、西段清军的忙了。 日军从安平河口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统军亭上的山县有朋也得到了报告。 山县立即打电报向大本营“报喜”：“佐藤大佐率领之步兵队，于24日午前自水口镇渡鸭绿江……” ------------ 第二节虎山——一场决定性战斗 随着清军左翼被突破之后，日军向虎山方向的突击随即展开。 24日夜10时，工兵第五大队利用提前造好的扁底船，使用木材构筑桥柱和桥桁，开始架设浮桥。 此处江水分为三道。虽然多了两道，但好处是水量被分开了。工兵先在义州城下架起第一江的浮桥，而后开始架设第二江的浮桥。 第二江为主流，江面相对较宽，江水较深。要完成第二江架桥任务，必须先渡过150米宽的江面。 日军决定派人携带绳索，游到江对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日军到了这儿，却不用准备好的平底船了。为防止惊动对岸守军？可前边还有第三江啊。 10月下旬，鸭绿江地区已渐入冬季，气温降到零下，江面结着薄薄的一层冰。 一个“二货”司令，又派了一个“二缺”货，扛着一捆绳子，大半夜的，要泅过江面，去对岸搭建浮桥。 奇迹没有出现，“二缺”还未到对岸，就沉下去了。 但日本人接着再派两人下水……直到成功将系绳任务完成。天明前，距山县命令的时间超出了一个半小时，第二江的浮桥终于架好。 25日凌晨3点半，日军不等浮桥架成，就已经开始进行渡江的准备。浮桥架好后，桂太郎便率第三师团首先渡江，师团主力向虎山清军阵地正面发起冲击。 另计划，大迫尚敏的第五旅团占领虎山东面的高地，立见尚文的第十旅团进至虎山西面。 虎山，将一下子陷入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 ………………………………………… 防守虎山的将领，是以勇敢著称的总兵马金叙。 马金叙，字丽生，安徽蒙城人。原隶属刘铭传，为铭军将领，官至总兵，后调到宋庆部下。 马总兵守虎山，源于一次带有一定偶然性的调整。 先前，从各种迹象看日军渡河的苗头已经明显，23日早晨，宋庆带着聂土成、宋得胜、马金叙三将亲自查看防御。到达虎山，宋庆忽然感觉虎山控制鸭绿江和瑷河，占据此地，有利于清军爱(瑷)河的防御，只怕敌人突然在此渡河，再占据虎山，形势就会对我不利。所以，要抽选一名将领来加强防守，并激励说“能膺此险要者受上赏。”马金叙明知这个任务艰巨，但慨然请命，自愿守御此山，马上“选奋勇五六百人登山为垒”。 同时，宋提督也重新部署兵力，又令聂士成选精锐驻扎山边；再往后是宋得胜所部，为游兵策应（预备队性质）；刘盛休所部在瑷河西岸挑挖地沟，埋设地雷，以防敌人从江对岸架桥偷渡。为了便于往来，还设法在瑷河上搭造浮桥，以接应虎山驻军。他本人则居中调度，不管哪一方向上吃紧，便率同马玉崑一军（总预备队）前往支援。 在临战前的关键时刻，宋提督围绕虎山，调整部署，加强防御，无意之中，却与山县有朋对上“点”了。 ………………………………………… 可是，这根本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 按说关键时刻加强这个地方，让山县一头碰上一个“硬山头”，不是好事吗？ 对，应该是这样。但对清军来说，却绝对不是好事。 因为，清军的兵力不足，相对于日军来说，处于劣势。 因为，这个虎山的战术价值根本没有那么高。虽然扼住两条河流，也挡住了鸭绿江上游的敌人，但孤立突出，尤其是西面到九连城方向，相对平坦无险可守，只可作为临时支撑点，借用一下子它的威力，却不宜死抓不放，投入兵力死守。 那样，这里反成了清军的一个包袱，再无法机动作战，战术的弹性丧失殆尽。 一旦在这里投入主要兵力，与日军对决，等于战斗一开始便被提前拖入了决战阶段，形势将对日军大为有利。 那样，可能是日军求之不得的事情。 说这么多，综合起来，我的意思只有一点：死守虎山，会打出一场硬仗。但这场硬仗，迟早将动摇清军的整个防御战役。 那这场硬仗，就不是什么好事。 ………………………………………… 25日。 见日军已占领安平河口，宋庆知道大战马上就要展开，便召集各位将领开会，研究部置作战。 马金叙鉴于东路崩溃，日军已经过江，便留守阵地，没有参加会议。 这天黎明，他指挥部众加紧守御虎山要隘，并动员说：“今日之战关系甚大，虎山存亡全靠大家（悉赖尔等），须戮力同心，以御敌人。”士卒都大声喊道：“愿效死保守此山！” 史载：这一天，“晓雾浮江”。 日军乘暗夜和浓雾，架设浮桥，清军未能及时发现日军行动。 其实，也是清军没有对鸭绿江阻敌作用给予足够重视，而将重心放在了江后阵地。江岸上没有布置足够的兵力和工事，警戒也太过疏松。 等马金叙所部占领阵地，日军先头部队已经通过浮桥登上沙滩。 6时15分，清军向敌人发出第一炮，虎山攻防战斗打响。 ………………………………………… 日军第三师团前锋渡江完毕，随即向虎山守军猛攻。 马金叙虽然仅率五六百人独守虎山，但“顽强抵抗，毫无退却之色”。尽管日军一上来攻势便十分凶狠，但马金叙指挥部下将土英勇还击，在清军接应兵力未到之前，独自力战，猛烈还击，在短短的时间内，光炮弹就发射了一百八十余发。 终于挡住了日军一波接一波，潮水般的猛扑。 虎山四周陡峭，敌人仰攻十分困难。但是，虎山毕竟是座小山，地幅太小，根本无法有效抵御炮兵的密集轰击。它的弱点随着战斗发展，很快便显露出来。因为，日军不是傻子。 日军见久攻不下，便改用江南岸的日本炮兵队集中火力实施轰击。而且，日本人再次用上了无比“心黑”的炮弹——榴霰弹。 据日方记载：“清将马金叙据高拼死力战。时黑田(久孝)少将部下炮队在江左岸，以榴霰弹注射清军垒，以援桂(太郎)中将兵势。清兵亦善战，隔江望之，晨雾漠漠与硝烟相混，但闻其中轰轰殷殷之响。”[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清军立刻陷入弹雨之中。连指挥员马金叙都受伤十几处，马将军的弟弟也是一名军官，正在来回指挥督战，也英勇牺牲。 但官兵在苦战中决死不退，受伤了包扎一下再打，“抚创拒守，战益力”，先后打退了日军的三次冲锋。 ………………………………………… 随着日军源源不断地渡江，越来越多的清军也被吸引过来。围绕虎山的争夺战开始向白热化发展。 交战不久，日军右翼大迫尚敏旅团全部通过浮桥，并抢占了虎山东面的高地，从侧面向清军俯射。然后，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从东面发起突起。 驻守虎山北边的聂士成军腹背受敌，陷于异常困难境地。但聂军奋勇抗击，死死地守住阵线，保持着与马金叙军的相互联络，以保证关系马军存亡的后路通道。 接着，宋得胜和马玉崑率毅军步骑三千余人渡过瑷河，赶来增援，“皆踹过爱(瑷)河两道，拚命迎战，勇丁亦皆鼓舞奋发，枪弹如雨”。[《宋提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铭军部署在九连城凸角部位的炮兵，也派出四门野炮赶来，向日军急促射击。日军左翼出现松动，宋得胜趁势率队夺回三座山(丘)，马军也由南面夹击日军，日军阵形开始动摇，攻势受挫。 ………………………………………… 但是，清军的攻击已尽全力，攻势到达顶峰。 战场的逆转不可避免地渐渐到来。 桂太郎见难进一步，士气开始衰落，派人飞马向军司令部告急。山县有朋命令立见尚文第十旅团加快速度，过江加入战斗。 第十旅团过江以后，两个联队分左右两路，准备切断清军联系，并迂回穿插到虎山背后。 清军各部立刻陷入苦战之中。 对于这场激烈的拼杀，宋庆曾记述道：“至浮桥倭已毕渡，以大炮数十尊排列桥左，背水殊死斗，炮弹轰驰，声震数十里。我军伤亡鳞叠，犹相持不少后。”[宋庆：《大清敕建锦州毅军昭忠祠碑记》] 尽管虎山和周边阵地的清军坚持战斗，但仍无法改变局势。 宋庆急调刘盛休的铭军前来增援，但是，刘盛休圉于一隅，只考虑铭军大部队还有守九连城的任务，客观上又远隔虎山战场，所以，没有积极前进，“几番令其接应，仅至爱(瑷)河岸，未过河”。 清军虎山守卫部队的血一点点流尽，却再也补充不了。 虎山战斗的险恶结果已经出现——清军的鸭绿江防线，已经无法再组织起一次新的战斗。 而日军仅动用了一个师团，全部压在了虎山地区，还有一个师团，随时可能加入战斗圈子，或趁虎山两军缠斗之机，在其它地方渡江，开辟新的战场。 ………………………………………… 敌我众寡悬殊，清军渐渐被敌军分割，陷入各自为战，战场更难以久持。 苦战之下，清军的牺牲也渐渐增大。 毅军各能战之哨（相当于连），所存无几，营哨官（营连长）伤亡也达到了十分之六。聂士成所部仅剩七百人，阵地兵力单薄，再也难以抵挡日军的“攻击波”。 无奈，宋得胜、马玉崑，聂士成部先后撤退，至瑷河以西。只有马金叙誓与虎山共存亡，仍在坚持战斗。无奈寡不敌众，被部属说服，率残部突围而出，渡瑷河西走。虎山守军全部退往侧后，向凤凰城转移。 上午10时30分，虎山战斗终告失利。 ………………………………………… 到此时，我们可以设想：在人数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清军可以借助鸭绿江构置防线，即使不求阻住敌人，也要给敌人最大限度的杀伤。 但清军自身却必须保持机动。最佳的选择，应该是通盘考虑上鸭绿江后的广大地域，先择险要做支撑，并组成多道防御阵地，保持实力，消耗敌人，同时等待后方进一步的调兵增援。 直到敌人疲惫之时，可以在广阔的辽东丘陵地，与敌进行决战。 但是，由于太过拘泥于坚守鸭绿江任务，使宋庆和清军无法以“机动歼敌”为前提设计自己的行动部署。 清军将虎山作为必守之点，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的清军，特别是宋得胜所带毅军攻击顽强，马玉崑所带毅军和聂士成所带芦榆防军，朝鲜后二次与日军对阵，表现了很强的战斗力和无畏精神，这是值得崇敬的。 但清军也耗尽了仅有的机动力量。 问题还在战略上。 原本期待能通过虎山一战，彻底击溃敌人一部，扭转战场的被动局面。虎山虽然打准了日军的主要攻击部队，但是，在鸭绿江防线本身就是敌比我多，在虎山这个局部战场也是敌众我寡。所以，等能用的部队逐次投入之后，仍无法解决问题，这个期待也就落空了。 虎山失利，也意味着整个鸭绿江防线被打破。虎山战斗结束，清军在鸭绿江的战斗也就已经结束了。 ------------ 第三节安东——侵略者设立政权机构 瑷河在虎山北面的栗子园附近分为两道支流，记载中显示，当时“一宽百丈，一宽七十余丈”，隔河向西是九连城。 不过据日本人的记载，瑷河虽然“河底石滓水急，甚难渡”，但水深仅及马腹。所以，仅凭借瑷河，根本无法阻挡日军。 攻占虎山之后的日军人困马乏，又多被水浸泡过，当天就地宿营，放开管制，纷纷点起火堆，取暖和烘烤衣服。弄得整个鸭绿江亮如白昼，但除了清军零星的炮击，没有发生大的战斗。 日军并没有放松警戒，也不可能给清军偷袭的机会。 ………………………………………… 第二天黎明，日军分三路渡过瑷河，成扇形逼近九连城。 当时天降大雾，情况难辨，日军进到城下，便向城中发炮轰击。轰完一通，城中却没有任何反应。 日军大着胆攀城进去，仔细搜索，才发现已无一兵一卒。 守城的刘盛休铭军见左翼清军后撤，自己暴露在前敌，已经趁夜暗，弃城而去，不知所终。 八!零!电!子!书 !w!w!w!!t!x!t!8! 0!.!c!c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安东县。26日黎明，一直部署在安东对面的日军也渡过鸭绿江，以野炮两门轰击安东县。负责防守的盛军也早早地在夜间就撤走了，所以，日军占了绝对优势——安东县竟被日军—个大队不战而下。 聂桂林、丰升阿呢，到此时，把他们遗忘的史书上也开始提到他们了——早早就主动放弃了驻守的大东沟地段，也消失得没影子了！ 留下断后的两营奉军也不吃亏，看见安东失守，敌人出来压迫了一下，也一枪没放，便一路追赶着寻找主力去了。 依克唐阿所部呢，直到宋庆撤走一日之后，才得到报告。以现在的情形，日军必然随着清军向大清腹地运动，依将军担心自己孤立突出，“腹背受敌，势难兼顾，若株守一隅，恐于大局有碍。”于是，先命各营将辎重军火暂运宽甸，然后部队缓缓撤队，向宽甸以北逐渐次转移，“依山傍险，连环扼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 其实九连城也罢，安东县也罢，和依克唐阿面临同样的难题，自从上游被突破，一翼空虚，凭江而守的意义就已经失去了。凭几千铭军，也不可能阻挡住一个师团的围攻。弃城，不管是主动逃跑，还是主动撤退，都是一种聪明的表现。 因为，大清皇帝对鸭绿江失守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毕竟众寡悬殊。 而且，光绪也看出了清军战术上的问题，指示宋庆：“以全局为念，择地稳扎，相机雕剿”，“毋得株守一隅，不思变计。”[《军机处电寄宋庆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意思就是说，通盘筹划，择要地设防，不能再死守一个地方，不懂得灵活变化。 还是那个问题，算是被光绪抓准了：保持部队的机动性，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他当前，也改变不了大清捉襟见肘的残酷现实。在决定性的时候，这个皇帝也没法为清军及时地“输血”。 ………………………………………… 日军在鸭绿江初战告捷，连下两城，日本天皇睦仁也及时地赐书信给第一军，充分予以嘉勉，表达自己的高兴之情，兴奋而威严地说，“卿等忠勇，能排万难而进击，退敌于朝鲜国境外，遂入敌国，占领要冲地，朕深嘉赏之。” 然后，又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时方冱寒，卿等各自爱，期将来成功。”[桥本海关《日清战争实记》]睦仁的这个“期将来成功”，可谓是点睛之笔——日军都明白，天皇还希望有更多的好消息呢。 但日军并没有急着再接再厉，而是在占领安东县以后，便急迫地成立了一个“军管民政厅”。看样子真要在这过日子了。 没错。这是本次战争中的一个环节。 攻占一块土地，不等于占领。只要这块土地上的人不承认、不服从，你就不是主人。 甲午的日本，好象应该不是头一回面对如何支配被占领地的异族这个课题。但这次与劫掠琉球似乎不太一样，日本人没什么经验，但日本人却想到了。至少，知道这对于是否赢得民心至关重要。特别是，对赢得国际上的好评更至关重要。一定要树立一个“文明军队”的好形象，所以，山县有朋命令：“我军作为文明国军队必须严格军纪，尽快恢复民从的日常生活秩序，对良民和对抗分子予以分割区别。” 何况，东北连年遭灾，又遇兵火，稳定战场也是为战争服务，别闹起什么大乱子来。减少民众的抵抗，对切实拿下这个成果，还有日本下一步的军事行动，都相当关键，相当有意义。 这一点，美军是很有经验，最近的伊拉克战争能说明问题。当初估计，打败伊拉克军队，用20万人足够。而占领，维持住局面，需要多少？60万兵力。否则，白扯。果然，美军拿不出这么多人力、物力，每年几千亿的美元扔进去了，结果忙活了一场，还是得撤出来。 我们国家也不打算出去侵略人家，经验少，但我们在古代里经常见，不管哪方打下一座城，就要贴出安民告示，明确今后你们就听我的了，给我交税，其他的生产生活、日常活动照旧。 不过，那是在我们国内呀。日本人远道而来，不是为了抢劫，分明是还有其它的意图。 不错。对占领地的治安维持，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为了将来占领地领土化的长远战略意图。 这要提到当时国际上对占领地转化成属领地有不成文的标准：需要占领达到一定的时间；占领和统治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占领地住民对占领者的民众机构服从。[参见《清日战争》]这完全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浪潮下，列强协调彼此行动而立的“标准”，当时可没有什么“互不侵犯领土主权”这样的国际准则存在。 原来日本人急着建立这个民政厅，搞的这一套，就来自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成果。这么说，先前他们在台湾搞的那个“蕃地事务局”，也是遵循这一套的尝试。这和后来他们在满洲，在华北，在华东，以及在东南亚国家搞的那一套，本质上差不多，但方式上却是有区别的。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能力和实力不强。 在安东这块地上不一样，大清皇帝说了是不算了，日本人也不能让中国老百姓趁着机会起来，要防止他们说了算，争取自己说了算。 看来，日本人是诚心诚意，真想把东北弄成日本的领土啊。这些都是早就有所准备的，可见日本人做事的细密。 这确实是甲午战争中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事情。 ………………………………………… 日军要设立民政厅，找来了被驱逐的原驻华临时公使——“鼠公使”小村寿太郎，担任长官。 第一军也很快弄出了一个“第一军管民政厅组织及权限条例”，配备了人员，赋予恢复民众日常生活、管理、征募劳工，以及对占领地人民犯罪的处置。名字上带个军管，说明了它的性质。为了军队主导还是文官行政人员主导的事，山县还同伊藤博文打了一通官司，在皇军看来，还是谁拿枪杆子，谁腰杆子硬，最后山县占了上风，这个战地民政厅毕竟还是战地，只能以武官——军队人员主导。大事，还得报第一军批准。 山县有朋以占领军司令官的名义，发布“告谕”称：“我军所敌清国军队而已，至尔农商民无辜，毫不加害，却抚恤之如慈母视子。” 他们真把自己当主人，还要趁这个机会，显示一下皇军的体恤百姓。所以，山县还宣称，今年的税就免了——“今本司令官观察地方情况，悯兵力余害，民人涂炭，兹垂非常仁惠，命我所管辖地方吏，令勿纳今年租税。” 日本在安东县设个民政厅的电讯传到国内后，整个日本又激动了，掀起了一阵战争狂热。 日本舆论界先注入了“兴奋剂”，报纸大肆宣传，以煽动扩张主义情绪，“在日本版图之外设民政厅，是在任那设‘日本府’以来的快事，但那时日本府终未发展到朝鲜以外。今我军已占领鸭绿江右岸一带，并在那里实施日本法律，此乃日本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日清战争实记》。] 太让日本人兴奋了，不是吗？ 本书开头部分说过，公元4世纪末有一段时间，日本曾派兵渡海侵占了新罗的伽耶，改称“任那”，控制了朝鲜东南部的釜山、金海一带，并设置了个“任那日本府”，就把那当成日本的领土，一个州。史上又称“任那国”（注意，也就是和“四国”类似的单位），虽然这个“任那国”短命了一点，但日本人始终把那当成一个梦想。对得而复失的东西，日本人是不会咽下这口气的，更何况，现在拿下整个朝鲜是迟早的事，随时可以给它改名，又占了大清的一块领土，怎么能不振奋？ ………………………………………… 战地行政机构一成立，日本人确实开始想办法，组织恢复经济生活。 由于清军撤得早，战火未过多地波及九连城、安东，集市、商业，很多事情恢复起来还比较容易。 日本人发布了一个“汇率”指导，明确了日本的银洋（日圆）和大清铜钱的比价，方便日圆的流通。行政人员很认真地检查哄抬物价的行为，日本军人确实也按价给钱，好像公平买卖，从当地购买些鸡鸭之类的东西。 当然，日本军队需要从现地购买、补充军需。物价高了，要多花钱。白拿当然爽，但如果一抢，那这个民政厅的“忽悠”又要破了。受这个矛盾制约，所以物价必须保证稳定。 甚至，日本人还真干了一些开设施粥所，接济贫困百姓的事。当然用的是缴获的清军军粮。 这些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据记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和日军交往，满大街的大门上贴上“良民”的纸条，求得日军“保护”。甚至日本小商人也跑来摆摊，所卖的一些具有日本特色、异国风情的小东西，让当地百姓很好奇，还很受欢迎。 ………………………………………… 愚弄了百姓，还得愚弄读书识字的，愚弄自以为是的“精英”。 与施以小恩小惠同时，日军还在大清国土上打更高层次的“宣传战”——利用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挑动满汉民族矛盾，打起“推反满清政府、复兴汉人政权”这个类似于“反清复明”的口号，用心十分险恶。 如，日军所到之处，张贴一个《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开篇便揭满族的老底，揭揭汉族人的疮疤，刨去清朝政权的“合法性”——“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有非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至焉。” 然后，把自己伪装成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人与弃之固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把自己“特陈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这个目的巧妙掩盖起来。 最后，还号召所谓“十八行省豪杰”，“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 这份《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同《山县有朋告谕》一样，都是日本的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杰作”。遣词造句说不上精妙，但这家伙不愧为“中国通”，把中国的国情摸得“底儿透”，句句都很有针对性。 把日本侵略者装饰成中国人民的拯救者，把入侵中国说成完全是为了吊民伐罪，只是企图利用广大民众对清朝腐朽统治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削弱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以配合日本的军事行动，达到尽快地迫使清廷签订城下之盟这个策略。 花一些篇幅去分析日本人的这个“花式动作”，是因为，它是很毒辣，也很有迷惑性和煽动性的。 满族入主中原，史称汉族5000万人死于屠刀之下，这是汉族心头永远的痛。（岂不知有多少人是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帮汉人降将、大清“开国功臣”杀害的。）大清建立近300年（还得提某些人所谓“明亡清兴”），始终没有把民族融合工作做好，而是事事防备，设立鸿沟，加深了隔阂，却极为失策。看似清朝皇帝接受和推崇儒家文化，但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人几百年受打压，在文化上仍难以认同满族。 本身中国大地就有朝廷官府与百姓的矛盾，再加上有满汉之间的矛盾，汉族人一直有一种“驱逐鞑子”的原发性心结。按说一般在对外矛盾存在时，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会暂时居于次要，但这却需要具体分析。 当时的情况下，一部分汉族官吏和将领，确实是在极为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下，去迎战共同的外敌——日本的入侵。甚至一些接受了革命进步思想的官兵，私下里还认为清朝战败会带来意外的“红利”——朝廷倒下了。 这只是寄希望于外敌力量的软弱表现和痴心妄想，中国的革命证明，推翻满清和推翻封建王朝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即使太平天国成功了，也不会建立共和；中国革命也证明，成功绝不可能依靠敌人，而只能靠中国民众自己的力量。 直到今日，还有人认为甲午战争是“满清与日本”的战争，不是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更有甚者，还认为“日本打败满清，有利于中国发展”。历史都摆在那儿了，现代人还都是这种视野，更何况当时的人们？ ………………………………………… 日本这一招，确实迷惑住了很多人。 被入侵的战场上，渐渐恢复了平静！继之以热闹。 身处被侵占之地的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继之以渐渐开始和日军接触，而将大清与日本两国军队的战争，直接视为外部的争斗！ 日本人采取开放劳务市场的方式，活跃经济，也是为了现地征集民工，为日本军队服务。战地的百姓为了生计，跑去给日军干活，跑运输，有的还自备骡马车辆，很好地满足了日军军需物资的搬运输送。 日军终于不用再象在朝鲜一样，连个民伕、驮牛都征不到（找不着人），落个“四处搜捕”和“强抢”的坏名声了。 没办法，这就是数百年清王朝愚民政策、残酷统治的结果。一个国家保护不了自己的人民，今天我们就不要苛求和谴责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了。 但是，这种自然祥和的奇异景象不过是战争的“风暴眼”，是一种虚伪的表相，是日本为了现实需要而营造出来的。 被迷惑的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日本人的屠刀对准的，根本不分汉族还是满族，还是其他族。被屠杀最多的，还是汉族。 ………………………………………… 以后，这群豺狼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再三使用这些招数，而且还屡试不爽。 包括后来关于“大东亚共荣”的宣传，关于侵华日军宣扬的什么“膺惩蒋军，保护人民”，“皇军威武，反蒋爱民”之类的谎言，推行“地方自治”、“满洲独立”，全是欺骗。 此时日本人又开始扶持满族皇帝，建什么满州国了。大汉奸汪精卫这样的一大帮卖国精英也不顾万劫不复的后果，跟着鬼子去建设什么“皇道乐土”。针对的人不同，策略随时根据需要而变，日本人还真是随时都能找到鹰犬和帮凶。 日本一再提什么中日“同文同种”，也是有险恶目的的。 透过这些谎言，我还可以告诉你，日本确实认为满族对于汉族，是异族。而日本人在这个逻辑下，推理出一个问题，就是“满族能统治汉族几百年，大和族为什么不行呢？” 他们的逻辑起点就是，汉族是软弱的民族；他们的结论是，汉族也会任由日本人统治的。 我们一些读史的人，偏偏或有意，或浅薄，甚至是无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迎合了这些“满日战争”论、“解放汉族”论！ 也不想想，试问1945，抗日胜利，汉族又是谁从谁手里解救的？ ------------ 第一节花园口——日军从容登陆 日本联合舰队成功地将大清北洋舰队压缩在港内，并完成了对辽宁大连湾至鸭绿江口沿海的详细侦察、测量，就是登陆作战发起的时候了。 下一步，就是把陆军送上大陆，让他们打头阵、抢得头功，替自己把旅顺军港拿到手。 10月19日，伊东祐亨到达朝鲜大同江口的鱼隐洞海军锚地，去见第二军的司令官大山岩，商讨登陆事宜。 不料，在此后的会议上，陆海军双方在登陆地点上产生了异议。 海军根据“八重山”舰报告，认为花园口是登陆的最适宜地点。 海军首先考虑的，是有利于自己行动的条件。如运兵船能够尽可能靠近陆地，以便迅速登陆，还登陆点的潮汐情况，天候（关系到浪高浪低），登陆点的海滩情况，都要考虑到。这不是单纯的自私，而是专业角度，海上行动要受海运船只和海军装备限制。花园口海湾宽阔，为沙底，适于受锚，而且，恰恰是未布防的地区。不方便的地方，是大船泊地距海岸4海里，给卸载带来很大困难。登陆需换乘汽艇，拖带舢板，来往费时费力。湾内地形比较复杂，礁岸环立，退潮时，露出将近1.5公里的淤泥滩，所以，还必须乘着满潮时行驶运送。 海军一方评估，虽说有以上几个不利因素，但总体还是利大于弊。 但是，陆军所做的一切准备，是在登陆之后，发起金旅作战，这是确定的目标。所以，陆军希望尽可能在靠近清军驻地的地方登陆。花园口至金州城，不仅距离80多公里，要进行长距离的机动不说，还有三条河流不能徒涉。如果迟延数日，使敌兵完防御，会给进攻带来很大的不利。 所以，陆军提出，要把貔子窝附近作为登陆地点。 …………………………………………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日本海陆军这场争执是相当对立的。争执不下，还把这场官司打到了“大本营”。但大本营不做裁决，远离战场，也无法做裁决。于是，大本营指示：你们自己商量。球，又踢回来了。 海军“无奈又偷偷地测量了距清军较近的海岸，但发现除五海里以外的海岸外，都是运兵船无法航行的浅滩。”[《伊东祐亨在保勋会上关于黄海海战的演说》]而且貔子窝这地方，海岸全是难以通行的滩涂。 除了这些“有力的证据”，恐怕还有一点——越往南，离北洋舰队越近，危险性越大。登陆不可能一日完成，也不可能保证象班车一样，每天早上来，傍晚回。如果北洋利用夜暗出动鱼雷艇攻击，情况就极难应付了。 日本海军还有必须考虑的一个前提，是尽量避免敌人的抵抗，当然包括陆上。海军觉得陆军那个靠近攻击目标上陆的要求纯属蛮勇无谋，如果赶到清军防守点上，不仅仅是困难增大，一旦陆军上不了岸，或被赶下海来，有什么样的攻击计划也是白扯。 可这些说出来，对大日本陆军又象是一种羞辱，不好明着提醒。 只好再争。10月21日上午，伊东祐亨又亲自在旗舰“桥立”上召集陆海军参谋会议。又经过一整天的激烈争论，才勉强统一了认识。“至夕，舰队始行从花园河口(登陆)之议也。”[《日清战争实记》] 实际上，这个“统一”，是陆军勉强同意了海军的意见。 乘客当然拗不过船东，况且人家开船的说得很有道理。有困难，那是英勇的大日本陆军的事了，上岸之后自己解决吧。海军的任务，只是负责将陆军安全送上岸。 而且，大山岩还有一个考虑：时间。 时间不能再耽误了。 22日，大山岩发布命令，明确了以花园口为登陆地点。 同时命令：工兵进一步做好保障渡河的准备，另外，还要根据扩大的作战地域，延伸侦察区域，派出间谍上陆，到普兰店附近及盖平等地方，做补充侦察。 ………………………………………… 花园口（现在地名相同）是辽东半岛东侧的一个小海湾(今大连市所辖庄河市西南)，与大连湾之间隔着一片岛群——长山岛诸岛。 正是因为这一处海岸很浅，大船无法靠近，所以清军并未在此设防，连炮台都没有。 日本人自以为，这正好达到出其不意，更便利了日军的登陆活动。 但，日本人真的做到了人不知、鬼不觉，那么出其不意吗？ 不是，清军早就有个大概的了解。 日本海军搞这么多动作，频频在大连外海侦测，稍微动动脑子，也该预感到了。 非不知也，乃不为也。 更体会清军难处一点说，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 伊东祐亨在海上玩“巡游”是假，派军舰到近海侦察却是真，尽管他们搞得很隐蔽，还是露出了珠丝马迹。李鸿章敏感地想到：直奉将有大警讯。 早在日军登陆前的二十多天，李鸿章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基本确切地知道，日军将犯旅顺。 9月28日，他电告旅顺诸将及丁汝昌，说：“各国探报，均称日派大队分路北犯，尤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旅后路，毁我船坞，实在意中。”要求各炮台加强守备，海军加快修理船只。 10月2日，又电丁汝昌及龚照玙说：“日决意以兵船护运陆兵二万，或旅顺左右各岛，或山海关一带，上岸滋扰。” 15日，李鸿章电总理衙门：“迭接龚使照瑗电称：英、法水师提督屡电，倭欲由大连湾旁登岸，抄袭旅顺。” 驻英国公使龚照瑗不断转来的情报，使大清基本掌握了日军欲由旅顺口后路登陆的动向。 这说明，大清本来是有时间准备的。 李鸿章十分清楚，“大连湾尤为旅顺紧要后路，互相犄角，湾防不守，则旅防可危。”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强大连湾的防御。 但是，李鸿章能做到吗？ 不能。因为，海军已经无力再战，陆军，也已经不敷调用。 ………………………………………… 这期间，先是北洋舰队停泊旅顺船坞，尚在修理之中。后在李鸿章一再催促，尤其是朝廷上谕严厉的督促之下，丁汝昌率6舰勉强出海，也不过是按李鸿章的意思，“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寄希望于“我海军出巡威、湾、旅一带，彼或稍有避忌。”[《寄旅顺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本来就是打算做做样子，吓唬人的。 前边我们分析，丁汝昌的一切行动已经清楚表明，海军根本不敢，也没有力量再去硬碰硬地对阵，北洋舰队作为一支机动战略力量的作用已经不存在了。 海军靠不上，只能指望陆军在加强陆路防卫上做努力。无奈，驻守旅顺的宋庆、刘盛休所部，已经抽调鸭绿江，拆东墙、补西墙，还是住破房。 目前所能做的，也仅是命令天津的正定镇总兵徐邦道率拱卫军，乘轮东渡。 这等于是从京畿之地硬抽出来加强旅顺方面的防御，还是李鸿章下了最大的决心，因为“旅防可危，不得不并力于此，实无余力分扼他处。” 实际上，这些人马填进去，也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 日本陆军选择鸭绿江战役就要打响的时候，发起这场登陆作战，时间是相当巧妙，配合得恰到好处。 大清已经应接不暇，难以两顾。大清的军事，就是这个样子，即使其他地方有兵可调，也赶不过来。赶不过来，也就等于没有。日本陆海军跟大清要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所以，无论我们怎么样叹息，怒骂，批判，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假设……辽东海岸守卫就是那样，顾得了这边，顾不了那边。 就清军当时的机动能力，当时的武器射程，也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机动防御。 所以，就算加强了花园口，别的地方又弱了。日军有时间，总能找到一处薄弱的地方，登陆上岸。因为，进攻的一方本来就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什么时间，由哪里进攻…… 所以，基本可以这样认定：李鸿章即使早就知道也白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发起行动。 大清将士是永远规避不了挨骂的宿命了。 ………………………………………… 不过，危难时候，又一个忠勇之士有机会就此登场。 徐邦道(1837—1895年)，字见农，四川涪陵人。早年参加楚军（湘军一支，老上级是名将左宗棠），累迁至副将。后转入淮军，隶于刘铭传，后以提督记名。1880年，调驻天津军粮城。1889年，实授正定镇总兵。 甲午战争爆发后，徐邦道就奉命招成拱卫军步队三营，连同手里原有的马队一营及炮队一营，共有五营。一个实职总兵，带的这个字号很大的拱卫军，其实就这么点兵马。 黄海大东沟海战，一定让这位“冠勇巴图鲁”（意为勇将）灯下抚剑，悲愤难当。时年57岁的徐邦道壮怀激烈，整天就想着上阵杀敌报国。在他的督促下，拱卫军在军粮城连日操练，随时准备开赴前敌。 但是，这支新招成的军马竟然军服不齐，连武器都迟迟发不下来。 10月10日，大连湾形势渐渐紧张。徐邦道主动给盛宣怀发电报，请示任务，告以“招此勇队原为打仗而设，并无别有所怕”，要求速发枪支，“操练数日，将军装衣帽等件稍为布置，并发饷一关，即行开住”。[《徐邦道致盛宣怀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终于等到老帅的命令，13日，徐邦道率队乘船赴大连湾，驻扎金州附近，把守大连湾炮台群之中的徐家山炮台，填补精锐调走后留下的空洞。 戎马一生的他也许不会想到，这一战将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战役。 ………………………………………… 10月23日，日本第二军第一批登陆部队乘运兵船四十余艘，从渔隐洞向花园口进发。 旗舰“桥立”率日本联合舰队本队及重新编组的四个游击舰队启碇先行，做护航和警卫。 24日7时25分，第一批运兵船航近花园口。日本联合舰队各舰已经先期到达，在海上下锚，各自就位。 根据伊东祐亨的命令：本队及第一、第二游击队，除“秋津洲”“浪速”分别驶向威海卫、旅顺口，监视北洋舰队的行动外，皆停泊于远海，以防北洋舰队来袭；第三、第四游击队停泊于靠近花园口的海面，以掩护陆军登陆；“八重山”“筑紫”等六艘老舰的官兵则协助陆军登陆。 在陆军登岸之前，“千代田”舰先派舰上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从河口北面的海滩上陆，认真进行了搜索，以确认没有清军驻守。 而后，第一联队第一中队便作为先头部队，向登陆地点前进，以接替海军陆战队小队。然后，各部队及第一师团司令部开始换乘和登陆。 一切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 除了一艘俄国军舰经过，吓了一跳之外，没有任何意外和突然的情况发生。 当然，当天夜里，一艘运输舰“大乌”号不明不白忽然起火，然后沉没，损失了一些弹药、物资，伤亡了一些人员，但已经影响不了什么大事了。 接下来，26日，载有第二军司令部的第二批运兵船驶抵花园口。 到11月1日，随着长谷川混成旅团登陆，至此，日本第二军所属部队已经全部完毕。 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有运输炮、马及辎重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1月7日。 花园口海面舳橹相继，一派繁忙，人喊马嘶，热热闹闹，历时半个月，共约二万五千人登陆。 一场登陆（没有战，也没有抗登陆），就象出趟门旅行一样，毫无危险地就到了大清的地面上。 这种登陆（没有战，也没有抗登陆），又象一场认真的单方面演习。 所以，日本海陆军也就遗憾地失去了登上战争历史排行榜的资格。 ………………………………………… 读到甲午历史，这一节，又总是给人留下遗憾，心有不甘。 看过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朋友，基本上就算是见识了登陆、抗登陆作战的残酷与高难度。 战争史上从水上进攻陆地的战例不少，但随着近代火器的出现，这反而成为一种最惨烈的战争样式。登陆的一方在小小的船艇上，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一旦撞上严密的工事和防守兵力，那基本上就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所以，近代以后成功的战例，也就是进入二战以后，盟国（实际说主要还是美国）依靠财大气粗，有的是飞机、军舰，那是海军、陆战队、空军、空降兵齐搭伙子上，搞立体登陆，才取得成功，而且，还是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之下。 联合舰队再三强调，要避开有清军防御的地方，也在于此。 要知道，在抗登陆上，清兵也曾取得第二次防守大沽口之战和淡水防守战的胜利。如果有近似于鸭绿江那样的一支兵力布防，我想，日军只能对着辽东海岸做做梦。 可是，日军就是制造和抓住了这样的空档。 ………………………………………… 其实日军登陆花园口的第二天，清军便已探知消息。 到26日，旅顺营务处发给天津总督部院的电报上，便报告：“庆军（原吴长庆所部，现由总兵黄仕林统领）探马称：‘在皮(貔)子窝东北地名洋花园(花园口)，亲见倭船三十六只，带小划船百余只，在彼处上岸扎营，约有三万人。’”[《旅顺来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但也就这些。数字不太准，敌人登陆后的企图也弄不明白。据金州诸将推断，日军登陆后的行动只有两种可能：或是袭安东县后路，或是进攻金州和大连湾。 唉，除了南下北上，如果还有第三个可能，就只有鬼子原路返回了。 不过巧了，这时捷胜营马队营官荣安给金州副都统衙门送来捕获的两名间谍——也就是第二军派往貔子窝一带侦察的间谍中的两名，钟崎三郎、山崎羔三郎。 经立即审讯，钟崎、山崎供认，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其目的是进攻金州和大连湾。 连顺立即将审讯结果报知大连湾的守将，总兵赵怀业。27日，赵怀业致电李鸿章，报告：“金州连副都统报称：‘皮口(貔子窝)有倭船三十六只，拿获奸细二人，供称约三万余人，已登岸三千余人，驻杨花园(洋花园，花园口)。’军情紧急，湾防已严密预备。” 至此，日军登陆行动、此后的作战企图，已经全弄清楚了。 按说，情况已经完全明了了，该有针对性的对策了。“知彼”，这项高难度工作已经完成，还等什么？但是…… 还有“知己”——知道自己也不行了，人员不够，来不及了…… ………………………………………… 28日，总负责征东大军转运工作的盛宣怀先来电了，回复赵怀业、徐邦道等，却告以：“各路吃紧，无人可调，如自己添募，又无枪械。”[《旅顺金州去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就是说，现拉壮丁，也没有武器。 于是，连顺、赵怀业、徐邦道又联名致函盛宣怀，再次告急，并建议设法挽救： “皮(貔)子窝至洋花园(花园口)共长九十里，现在所踞地方尚不甚大……倘再听其滋蔓，该匪谲诈异常，且多民船及小剥(驳)船，凡浅水隘口均可登岸，万一分路来攻，设有疏虞，弟等固罪不容辞，而大局更难收拾。诚如傅相来谕，大连湾不保，旅顺更危。何妨乘此力图，尚易办理？”还特别强调指出：“倘不结实抵御，万一该匪串(窜)至金州，则各营均恐难守。”[《连顺、赵怀业、徐邦道致盛宣怀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29日，李鸿章回电，竟斥责赵怀业、徐邦道说：“倭匪”还没过貔子窝南来，你们只管各守营盘，沿路多设地雷埋伏，并无守城（指金州）之责。旅顺兵力单薄，同样吃紧，岂能分拨到大连湾？ 末了还来了一句“可谓胡涂胆小！”[《寄大连湾赵统领等》，《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李鸿章这一道命令，否定了从旅顺守军中抽调人员，增援金州和前出迎击的提议。 果然，李鸿章就是指望着旅顺后路那片山地——南关岭，企图以逸待劳，阻止敌军进攻旅顺的兵锋。 可惜啊。就那点兵力，也只有这样了。 ………………………………………… 陆军巴望着期待中的北洋海军呢？终于磨磨蹭蹭来了，来了也干不了活。 10月28日，日军登陆第5天，在金州诸将告急的时候，李鸿章才命令丁汝昌“酌带数船,驰往游巡,探明贼踪，以壮陆军声援”。[《寄威海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29日，丁汝昌才率舰抵旅顺，继续窝着。 11月3日，李鸿章又指示丁妆昌：“如贼水陆来逼，兵船应驶出口，依傍炮台外，互相攻击，使彼运船不得登岸。”这非常符合李鸿章一贯的战法：以港护舰，以船护港。 所以，也别怨丁汝昌“怯敌”，蹲在港内避战。这道命令对他来说来得太及时了。所说防止敌人“登岸”，而日军根本不会在旅顺口登陆。这实际上是让他将战舰当作“水上炮台”使用，护卫旅顺港，而置大连湾、花园口于不顾了。 八`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c c 不管军舰有什么困难，呆守在旅顺不出头，却让日本人在不远的地方从容地登陆，大摇大摆地上岸，真是一种羞辱，也是北洋海军洗不掉的耻辱。 丁汝昌能忍住耻辱。就是守港护港这项任务，丁汝昌也觉得太危险。 到了11月6日，丁汝昌以大连湾形势吃紧，提出舰队宜撤。他在电报中提出“三难”：一、若大连湾有失，日军必捣旅顺后路，军舰在口内，不能施展，无以为力；二、若敌船来攻，口门窄小，不能整队一齐出动，而且定、镇两舰还必须等涨潮时才能动，一旦危急，不容易冲出去；三、外海敌舰过多，如果趁夜间来攻，我船缺少速射炮，尤难防备。 提别的都不一定行，但一提军舰，李鸿章必然心痛、心惊。 李鸿章深知海军已经不可为，更怕铁甲有失，就立即复电丁汝昌，基本同意舰队撤出，以保军舰。还细心叮嘱：“船断不可全毁。口外有无敌船？须探明再定进止。故自妥酌。”[《复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走还要悄悄地走，小心点，别遇上鬼子。 这一天，光绪皇帝以“贼逼金州，旅防万分危急，其登岸处在皮(貔)子窝，必有贼舰湾泊及来往接济”，指示李鸿章，命令“海军各舰前往游弋截击，阻其后路”。[《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这道谕旨未免太晚，因为此时日军已经登陆完毕，剩下点扫尾的工作了。 就在这一天，日军攻陷金州。 我们看丁汝昌向李鸿章反复电请，考虑的不是截击和断敌后路，而是怕自己被截击、被断路了。 8日一早，丁汝昌遵照李鸿章“故自妥酌”的指令，毫不犹豫地首选撤退，率舰匆匆离开旅顺，返回了威海。 ------------ 第二节金州——孤军孤城 日军第一批上陆之后，开始向作战目标搜索移动，压迫金州方向。后续日军还开始向复州方向建立警戒。 按照日军第一军的作战计划，“第一师团由上陆第一日算至第六日起，向金州行进；第十日到达金州附近，第十一日实行金州攻击。但必须留置必要之守备队于假根据地(花园口)。……攻略金州，大连湾附近归我所有，即移根据地于大连湾。”[《甲午中日战争纪要》] 日军上陆后停顿6天，第11天开始攻击，这明显违背当初陆军争取时间、登陆后即投入攻击的想法。 原因是，日军对清军的防御能力估计过高，所以必须完成集结，建立有效的防卫，再向金州发展进攻。当然，小心一点总是好的。日军在整个战役中从不轻敌，始终扎实地做好自己的战术步骤，这是一种有良好战术素养的体现。 登陆第11天进攻金州的作战计划，在实际执行作战计划的过程中，又被推迟了两天。 主要是由于日军对辽东半岛清军的布防情况还不完全掌握。提前派出二批、六名受过严格训练的间谍，分往金州、普兰店、复州城等作战区域侦察，进行得也并不顺利。 派出的间谍中，猪田正吉、大熊鹏二人出发后，从此便下落不明了。掉到海里喂了鱼也有可能，反正是消失在了历史深处。 还有三人出发后，正碰上驻貔子窝的捷胜营哨长黄兴武率马队在花园口一带巡查，先在碧流河西岸捕获了钟崎三郎，又在貔子窝捕获了山崎羔三郎（已在前边讲到），后又在曲家屯捕获了藤崎秀。三人均被荣安派人押送到副都统衙门去了。 只有一名叫向野坚一的，比较狡猾、运气也好。他套上渔民的衣服，伪装成本地人，前往金州等地。途中，在碧流河边被当地群众识破，给捉住了。准备押送貔子窝兵营，中途向野趁看守不严，侥幸逃脱。因为迷路，不久又被清军骑兵抓住。可能是向野汉语能力更高（估计等于专业八级以上？），盘问当中，向野回答没有露出破绽，而且他还蓄了发、留有辫子，清兵上前一扯是真的，所以竟然给蒙过去了。 一日数惊，反复在生死线上徘徊的向野，一直坚定不移地向目标前进，终于进入金州城，仔细察看内外虚实，然后，还取道貔子窝，深入虎穴，刺探清军状况。大连晚报批露一个细节，说这个向野还积极帮一个前去为清军筑工事的男子扛材料，顺便混进了阵地瞧了瞧。不管怎样，向野赶回驻扎地，为日军进攻金州提供了重要情报。[参见《甲午战争史》] 其他被捕的几个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审问过后，虽然交待了日军的动向，还是被清军按间谍就地处决了。 钟崎、山崎、藤崎，在日本备受推崇。日本人取三人名字中共有的“崎”字，称“三崎”。据日本人记载，三人被按照清国斩刑典例问斩，斩首官命他们面向北京清朝皇帝方向跪拜，三人怒骂拒拜，转而面向东方，大呼效忠天皇而死。 这个情节，不知道日本人是从哪里知道的，肯定不是这仨托的梦。再查，还是向野坚一说的。向野在战后专程打听、寻找“三崎”的尸首，终于在西门外找到了埋葬地。 日军后来挖出了三人的尸体，重新厚葬在金州北城门外的山上，碑文刻“大日本志士舍生取义之碑”，还在山壁上用红色桐油写上“三崎山”三个大字。日俄战争后，日本重占旅顺，又为“三崎”立起了5米高的花岗岩石碑，刻上“殉节三烈士碑”。日本人不但无耻，还就是娇情。 对三人被处决，日本人大加渲染，整出一个“三崎事件”——又是一个事件，认为这是反映大清国非人道行为的事例，发誓要报仇。 日本人的复仇，是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 而且，后来日本人为自己的杀戮暴行辩解，就拿出了这个“事件”，作为一个缘由来讲的。 实际上，那不过是受挫之后，对抵抗者产生极度仇视，而不加区分地杀人以泄愤。 ………………………………………… 金州，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旅顺半岛为渤海咽喉，而金州城为旅顺口门户。“从金州向西南，愈趋愈狭，至南关岭而极，中宽不过六里，为旅顺后路要隘。逾南关岭而西南，则地势渐张，亘西南面东北，作三角形，山海依倚，磴道回旋，乃天然形胜。”[姚锡光：《东方兵事记略》]这段记录，比较透彻地说明了金州的地位作用，也道出了旅顺后路山地的战术价值。 大清当然也十分重视这个地方，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还早早就把这里的金州城守尉署升级，设立了金州副都统衙署，作为统领辽南驻防八旗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副都统全称为“管理奉天金州等处副都统”，为正二品官职，统辖盖州城守尉、复州城守尉、熊岳防守尉、金州城协领和金州水师营。 金州——金州地峡，因为这个关系，金州成为日本盯上的要害，当成打开旅顺大门的“钥匙”。 不但有《征讨清国策》的指点，在日本大本营看来，“欲扼制直隶省，先据金州半岛(旅顺半岛)；欲占有旅顺口，不可不先取金州城。”[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就这样，围绕金州的争夺，将不可幸免。 而大清在金州的防卫战，却象甲午战争中诸多战役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指挥不一，兵力不足。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金州清兵这个在计划上会来不少人。 只是，一直没到。 ………………………………………… 按说，既然双方都看出来这是一个要害之地，该有重点的照顾吧？ 不是，这么明眼的事，清军防卫兵力却非常薄。 金州城及其附近，驻防的清军仅有两支，一支是副都统连顺的制兵。 大清在金州设副都统，短短五十年，便时过境迁了。别看这个副都统、武职正二品，够高级，衙门够大，号称编制下应该统领6、7个“城守尉”，手下却够寒碜——只有洋枪步队200人，后又两次招募步队300人，凑足一营500人，驻金州城；马队两哨80人，驻貔子窝。 还有一支，就是正定镇总兵徐邦道的拱卫军了。拱卫军到达后，将步队三营，驻徐家山附近；炮队一营，驻金州城南；马队一营驻金州东北一带。徐邦道还经批准，在大连湾就近募集了步队一营，几乎都没有参加过训练。李鸿章在回复“徐赵统领”的电报中，还叮嘱“新勇未操熟，勿轻接战。”徐邦道对于自己的兵也充满忧虑，叹息“新募之卒，诚虑能守而不能战。” 可按说徐邦道从任务上来讲，也不是守金州的，只是驻扎的时候靠近金州。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杂七杂八、新兵老兵，加起来，驻守金州的（包括金州地面上的都算）清兵总共才3080人。 ………………………………………… 就这些人，也不是一个体系，这充分体现大清军事体制的格局：分属将军和督抚。 金顺和他的制兵是八旗军体系，往上头又归盛京将军裕禄节制，徐邦道的拱卫军这六营，直接隶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 连顺这个“专城副都统”，按体系是皇上任命的金州的军事长官，天然的金州防卫指挥官。但是，连顺却指挥不了徐邦道。 徐邦道虽然驻到了金州，但对于金州，他是远道来的“客军”。 就是说，他们之间其实是谁也管不了谁，一起守金州，也是配合作战，而不是谁指挥谁的问题。 到了这么危急的关头，大清皇上竟然还是不知道任命一个人来统领，仍然抱残守缺，忍着那个八旗与勇营分治的积病之痛，而无力改变。 …………………………………………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算最糟的，那么别急，更让人“窝心”的事还在后头，继续发生着。 本来裕禄要再拨给捷胜营步队五百人，不知为何，迟迟未到。裕禄还复电称山西大同镇总兵程之伟已率军从营口南下，可缓军情。但是程军，也未赶到。 其实，是永远也等不到了。事后我们知道，程之伟军从山西大同调往辽东战场，10月31日就已经到达了熊岳。但一到复州便不肯再向前一步，远远地观望。裕禄曾去信催促程之伟速带大同军前进，连催三次，不好使。还是——你管不着我。 别急，那边李鸿章也在催。大同镇原来就属直隶总督节制，后来，直隶省只热心于淮系防军，对它不愿管了。山西省接着，倒没放松，张之洞还认真抓过募兵、整顿、训练。这次，又是调到辽东了，怎么说李大人该管得着了吧？ 可是，一样没好使。程之伟还是没挪窝。 什么原因，我们看一下就能明白：大同军与众不同，这是一帮“双枪将”——比起其他的清军还多一样武器——烟枪。 资料记载这支部队的官长士兵没有不好这口的（“无人无烟癖”），军容之劣基本没有部队能比（“鲜有出其右者”）。“军装之外，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支，见者无不发噱（引人发笑）。”这就是程之伟哥带的正规军，凭这群“老烟枪”队伍，敢上前与鬼子血拼吗？ 这边盛京将军电催，那边李总督大人也在电催，左一个“形势危急”，右一个“十万火急”，程之伟明白了：搞半天，自己要去的地已经很危险了！登时就将程之伟“速冻”了。 裕禄又接连催促复州协领佟茂荫带捷胜营兵赴援，这是直接归他管的，应该好使了吧？然而，佟竟然也敢拖延，复州到金州短短的路程，却成了佟军永远走不完的漫漫长途。难道他还能向着北极星方向，打算绕地球一圈迂回不成？ 答案只有一个，复州大道，已经被日军部队盯上。而程军、佟军始终过不来，是因为已经隐隐望见了“鬼影”。这不是畏缩不前，还能是什么？ ………………………………………… 只苦了一个人：金州防卫指挥连顺。 连顺，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年轻起跟随哥哥征战。前边记述，马玉崑跟随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出嘉峪关，金顺，就是连顺的哥哥。清史记载，金家军是相当厉害，金顺征战新疆，接连收复失地，曾担任伊梨将军。卸任后，在返京路上至肃州便病逝了，一位官居一品的将军，年俸近三千两，身后竟不名一钱，丧葬都成了问题（几乎无以为敛）。幸因平素深受部下爱戴（这样的将军，一般无人不爱戴），还有二百多军士带孝扶柩，护送金顺棺木，竟步行了5000里返回京城。 连顺因有战功，授金州副都统，也是以清廉著称，颇有政声，镇守金州五年，走后士绅百姓还为他立“连公德政碑”，以记其功德。 可这位戎马一生的战将，征战生涯的终点，竟然是这样一个难堪的局面。 连顺当然知道这个形势的危险——一方面敌人在逼近，一方面自己又手中无兵。所以，他才屡次拉着徐邦道，给盛宣怀、给总督衙门发电报告急，请求增派援兵。前边说过，兵没有派来，徐赵两将还挨了李鸿章一顿训。 10月29日，日军前锋已抵貔子窝，荣安所部马队仅两哨，“以众寡不敌，退扎二十余里。”[《赵怀业致盛宣怀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金州形势危在旦夕。 为解金州危急，连顺又急电李鸿章、龚照玙请求援兵，毫无疑问，均被婉词拒绝。之后，他又七次电摧程军，并跑上门去紧急会见淮军统领赵怀业，请兵防堵。但是，非常不好意思，这些也都是白费。 实际上，赵怀业倒有6个营，近三千人马，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大连湾炮台群，散布在宽阔的大连湾正面，再加还要留两营在后方接应，老怀业自己都觉得尚显不足，哪还抽得出人马？赵怀业的眼睛，只是盯着大连湾海面，那才是分给他的任务，他根本不去想，如果后路有失，他那些炮台根本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也没有任何防护。 况且，他也只能认李大人的话。而李大人并没有放话，让他出去管金州的“闲事”。 而此时，李鸿章对前线的战术问题，一样束手无策，只是再三让盛宣怀转嘱金旅诸将，赶快在倭寇来路上，安置地雷、碰雷、炸药，坚守防地，不要轻易出战。兵力不敷，分散防守，也只能异想天开，寄希望于地雷、碰雷这些武器阻止日军的进攻了。 连顺跑来跟赵怀业说道理：“金州若失,则旅顺不可守,请分兵御之。”[《清史稿列传》，《徐邦道传》]这可是李大人也说过的话。甚至连顺都到了跪求增兵的地步，但赵怀业始终推辞，不是不行，就是不能。 徐邦道也一同跑来帮腔，讲些“金旅大连，唇齿相依”的道理，赵怀业一句“我奉中堂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等欲往貔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给顶回去了。经再三讲明利害，赵怀业才勉强应允。但派了多少兵马呢？ 推辞不过，既然有个前营营官周鼎臣自告奋勇，那就派他去，仅“抽拨二百人，预备接应”。[《金州来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这也算是配合作战？！ 体系不统一，各管各的，各守自己那一摊，好似听命令、听指挥，实际是寻找借口，偷懒、躲避，最后只能逐个被击破，谁也捞不着好。这正好再次充分显示出了大清指挥体系的“病症”。 ………………………………………… 连顺知道北洋援兵是难以指望了，磕头作揖转一圈，又转向自己的上级——盛京将军裕禄求援。 可是，金州电讯已被切断，他只好派幕僚王某带着自己的紧急书信，亲自去往盛京将军处告急。 书信内容大致是：“倭军逼近，局势日紧，徐总镇（邦道）矢志歼寇，而孤军无援。赵统领（怀业）观望，程军门（之伟）未到，各将意见不一，金州恐难固守。本拟电禀，因有不便，故驰书沥陈，恳请速派将领前来主持，以保金州。”这里还照顾面子，没说佟茂荫。临战无助，其心也悲，其言也哀，淡淡纸上，却无一句怨怼。读来，反而让人更生浓浓的悲忿之情。 不幸的是，王某于11月1日，在三十里堡与日军侦察兵遭遇，被日军拘捕。 敌人开始劝降利诱，见不好使，便施以酷刑拷问，但王某始终不肯吐露实情。后被搜出书信，知道事败，义不苟生，大骂敌人，头触石墙而死。[以上见《甲午战争史》引《旅大文献征存》，《金州副都统幕王君死难记》] 日本人的记载中，还说经过好言相劝，他就说了。但另一处记载又透露，日军把他抬进了医院救治。劝人能劝到抬着进医院，日本人也真是了不起。 这是一位宁死不屈、壮烈牺牲的书生，可惜却没有留下名字，在这场战役中，他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却尽到了自己的本份，保持了自己的名节，留下无名英雄的忠烈事迹，供后人景仰。 至此，连顺争取援兵的希望完全落空。 这位忠厚老者，曾经驰骋疆场、勇赴敌阵，如今，空有一顶大大的武官帽子，却几乎两手空空，拿什么去履行自己的“守土有责”？ ………………………………………… 在危急的时刻，徐邦道挺身而出，表示：愿与共守金州。 徐邦道是一位顾大局、有勇气的人。 他始终认为，大敌当前，应不分畛域，同心协力，尽一切力量，共同筹划战守，一起配合作战。 不止一人明白金州一失，大连难保，旅顺殆危的“唇亡齿寒”的道理，但只有他能争取主动抗击，而不是坐以待敌。 连顺对徐邦道的感激无以言表。 后来，他也曾对裕禄幕下的达融亭讲过自己面对的困窘，和徐邦道的大义：倭贼侵境，占领皮口(貔子窝)，本来应该与诸军会合痛击，但盛字营留在辽阳，捷胜营亦迄未至，金州仅有一营。若以之与客军联合进攻，纵使各军敌忾同仇，不存观望，我作为守备官员，对金州有守土之责，要我拿自己的本职、举攻守之责，向客军叩头依赖，实在难堪。幸赖徐(邦道)之壮义，允借军资，本想再招募一些马步队，以图联合进攻。”[《甲午中日战争纪要》] 虽然连顺说的招募兵马的计划因日军迅速发动进攻而成了“镜中望月”，他那个捷胜营也就凑足一营便打住了，徐邦道也就这点兵马，四分之三还是新招募的，本来他可以固守自己的徐家山阵地，也可以在危急的时候，直接退往旅顺后路山地…… 但是徐邦道没有逃走，而是决定站住。 他要与连顺共同守城，而且，还要伏击日军。 ------------ 第三节石门子——勇者无畏 “金旅陆战第一枪，悲歌一曲无从诉”。 这就是连顺、徐邦道金州之战的写照。 在能够找到的徐邦道的相关图片资料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 那个时代照个相本来就很金贵，三将又难得聚首，能保存至今，实属珍贵。 照片中非常清晰的三人，身穿官服，配着腰刀，并肩而立。左边是徐邦道、中间是马玉崑、右边是左宝贵。对照之后才发现，原来介绍左宝贵、马玉崑两位将军的照片，都来自于这同一张。 看了又看，让人不胜唏嘘。 照片中的徐邦道生得剑眉虎目，身材非常魁梧。稍圆的四方脸上，一脸的坚毅，一脸的英气。 左宝贵，已经为国捐躯，英勇牺牲在平壤玄武门城头。 马玉崑，平壤血战之后，又刚刚经历了鸭绿江血战。 他们，是淮军的老战友，估计是赴平壤前，可能在天津有过聚首的机会。甲午重逢，旋即分手，共赴国难。 这是三员勇将。可以肯定，都是勇将，一定志趣相投，决不是简单的同在淮军一系之下的关系。 如果有这两位血胆战友在，并肩作战，徐邦道不至于这么孤独。 就怕遇上猪一样的队友。 象在遥远的地方的程之伟，佟茂荫，还有近在眼前的赵怀业。 ………………………………………… 史书能给先烈以告慰的是：勇者，留芳青史。怯者，要遗羞千古。 读战争史，我为数不清的金州一样的战斗，还有无数徐邦道一样的勇者折服，也为那结果毫无悬念，却仍毅然发起的勇猛冲击而深深震撼。 本来，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但他们选择站出来，冲上去。 按我们一般所抱的观念，不禁时常要问，这值不值得？ 是啊，价值在哪里呢？ 许邦道和他的士兵肯定知道，他们的战斗，可能无法挽回战争的失败。 徐邦道久经战阵，肯定知道他这点兵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对抗，基本没有胜算。在如潮的攻击面前，这种战斗，只能是挡住一次算一次。在拼杀中，自己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倒下去。每战斗一次，就离死亡踏近一次，而离生的希望远一步。这次冲上去，就可能再也回不来。 但也许，只要撑一天，就能为兄弟部队赢得一天时间。 只要多消灭一个鬼子，就能为赢得战争增加一分希望，就能给敌人增加一分打击。 甚至只要拿起武器战斗，就是尽忠尽职，无愧历史，无愧国人。 其实，那么多甚至连书没有读过的战士，想法反而非常简单：谁侵入我的家园，我就要起身杀敌。杀一个够本，杀一双就赚一个。 他们是真正的士兵——只要战斗，不问成败。或者说，只要努力，不问结果。只选择承受，做到自己该做的，没有责骂时代，埋怨别人，更不为自己找借口。 就象平壤西门英勇冲锋的骑兵一样，每一个牺牲都是有价值的。 就象金州石门子战斗一样，这里的牺牲同样是有价值的。 他们败了，但坚信国家仍在，民族仍在。 他们守卫的，不仅是国民，不仅是国土，还有我们民族精神。我说过，在我们的历史上，危急时刻总有人勇敢站出来，冲上去，他们牺牲了，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五千年、一万年绵延存续，从未断绝。 那么，还有什么，比起背靠家园、挡在前面的勇士们，发起一次绝望的冲锋，更令人震动呢？ ………………………………………… 金州保卫战就在这种异样的氛围中拉开了序幕。 日军不断逼近，最前边的荣安报告，日军开始在大沙河架桥。 这清楚说明，日军即将进攻金州。连顺急忙报知徐邦道和赵怀业，共同会商防御之策。 最后决定：徐邦道率拱卫军防金州东路，截击来攻之敌，由赵鼎臣率怀军步队两哨助之；连顺率捷胜营及旗兵守备金州城；赵怀业率怀军专守大连湾。 本来，按徐邦道的意见，与其株守待敌，不如趁敌立足未定、等待粮秣运送之机，主动发起反击。他还是最后一次提出了这个建议。 但赵怀业却没有这个血胆，始终踌躇不决，默然不应。徐邦道孤军难胜，只好放弃进攻的计划。 回来，与老将军连顺再布置战守。 城防，连顺的人马全部上城，并把炮队还算有力的10门克虏伯行营炮布置在城头。 徐邦道兵马多，主动守城外。它选择貔子窝大道上的石门子为中坚，重点防守。 右翼依托大和尚山，在山北麓夹桃沟以西的高地，设置炮兵阵地。左翼占领卡住复州大道的破头山，修筑炮垒。徐邦道所部守中坚和右翼，周鼎新守左翼。 整个配置，应该是占领两侧高地，夹着大道（沟底），以多重阵地布防。 在查阅相关资料时，我赫然发现：阵地上，竟还有100人的抬枪队！ 金州保卫战中，徐邦道军用的是老式毛瑟枪，比起日军的村田步枪，已经落后了。徐邦道向盛宣怀打电报要新式枪，估计是没弄着，就给了这样的破枪。而金州副都统连顺所率的士兵中，还有这种抬枪。 这么说，阵地上这100人，正是连顺手下的抬枪队！ 什么概念？那是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时使用的武器，早已经是40年前的“利器”了！你可以想象一把重型鸟枪，2米多长，30多斤重。1860年代以前产的，靠黑火药和砂子杀伤目标，你说它是面状杀伤武器更准确，只是装药量、射程及杀伤威力远远大于一般鸟枪。甲午战争中，各制造局出品的国产货里，就有了打14.5mm子弹的，也有40mm口径类似于霰弹枪的，具体没有资料说明连顺兵用的哪种。这宝贝威力不小，就是操作麻烦点。为啥叫抬枪？因为一人弄不了，发射时必须两人操作，一人在前充当枪架，将枪身架在肩上，另一人瞄准发射。 小时候还看过有老爷子拿这种大火枪，捆夹在高粱杆子里，放在小推车上，推着“机动”，据说是拿来打大雁。时过境迁，真是当鸟枪用了。 当然，抗日的时候，白洋淀水上游击队“雁翎队”也用过类似的武器，叫“抬杆”，架在船上轰过鬼子。要是这么想，甲午之年用在金州，就不算落后了。 当然，还有一部分连枪都没发，手持刀矛的。所以，抬枪就是好东西。 这玩意有一定杀伤力，但明显的不便翻山越岭，就被徐邦道安排在沟底正面。 此外，他还派出马队沿貔子窝大道前出，到石拉子附近侦察，并担任警戒。另外，又在石拉子与石门子之间的刘家店赶筑了一处防御工事。 明知不可守，也不能便宜了这帮倭寇。 现在，这个石门子，就是倭寇小鬼子的头一个“鬼门关”。 ………………………………………… 11月2日，日军开始向金州进发。 最前边是一个大队的步兵和一个中队的骑兵，担任搜索任务。同时掩护一个工兵大队，修理道路。 3日，日军山地元治的第一师团主力从貔子窝出来了。 在最前边的部队第一旅团，领导是一个相当著名的家伙——乃木希典。 这位后来的军司令官，在日俄战争中，也是在这个地方，为争夺旅顺后方高地，一遍遍采取“肉弹”顶子弹，打算以“人肉战术”吓垮俄军，因而著称于世。还用日军的累累尸骨，外加搭上自己的两个儿子，打出了一个让日本人又尊敬、又心寒的“军神”。 乃木在辽东初次亮相，亲率步兵第一联队、骑兵一小队及山炮兵一中队，作为师团前卫，浩浩荡荡就来了。 ………………………………………… 4日，日军搜索队到达刘家店，与清军相遇。双方展开对射，打了一阵，清军退走，来不及完成的工事也放弃了。 小队长小崎正满少尉率骑兵九名，进一步到大和尚山附近侦察。当小崎等进到松树沟时，进入了拱卫军右营左哨队长童福霖布置的“口袋阵”——抬枪队埋伏正面，洋枪队分在左右山坡上，刀矛队位于山沟里。 敌人进入袋中，两骑中弹而倒，余下的向坡东转去，我清军洋枪队开火，敌人又向回转，往返数次，击毙六人，俘虏三人。只有小崎只身一人逃走。 5日上午10时，乃木希典率部进至刘家店，听取了侦察报告，了解到清军在石门子高地构筑炮垒，左右皆有步兵守御，决定以前卫兵力首先攻击。 11时，日军沿山谷公路向拱卫军阵地正面发动了进攻。乃木指挥各队进逼清军炮垒，拱卫军努力防战，“枪炮齐发，弹落如雨”。日军在清军的猛烈射击下，被压在沟底，只能“藏身于山谷，与之相应”。 激战三小时，至午后两点钟战斗暂时告一间歇。 午后4时，战斗再次打响。 惯使“肉弹攻击”的日军，又是在这一“武器”的疯狂爱好者乃木指挥下，日军的攻击一定前仆后继，排山倒海，场面骇人。 但日军有多猛，清军反击就有多猛，甚至只有更猛。据日方记载：此战“犹如轰雷闪电，弹弹相击，硝烟竞涨，激烈猛击，尤为雄壮。然而，敌军占据天险，由高垒俯射，我军则由低处仰射，本来难易悬殊，而失地利之宜。” 看这口气，就能知道，日军排山倒海的攻击浪潮，在清军阵地下，也象扑在沙滩上一样，扑上来，又退下。 日军无法前进，没有什么建树。到晚上8时，只好转移至金州大道与复州大道之间露营。 徐邦道带领新募之兵，大多数临战前才发给些步枪，激战七个小时，竟先后粉碎了日军的两次猛攻，连日方也不得不承认“清兵善防”和“巧发射榴弹”。[桥本海关：《清日战事实记》]如果全部是久经沙场的精锐，场面还不知怎样呢。 ⑧`○` 電` 耔` 書 ω ω w . Τ`` Ｘ``Τ ` 捌`零` . C`c 《战争论》，克劳塞维茨老师说：“在战争中，只有坚强的指挥官凭借伟大的指导精神，才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潜力。” 拿破仑老师当年的一句话，“一只狮子率领一群绵羊，可以打败一只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 看来，一支军队能不能打仗，还得看军士有没有打下去这个决心。 军士有没有决心，还要看将领有没有勇气和决心。 ………………………………………… 山地元治却有些道行，白天就登上山头，了望战况，弄清了问题：清军控制要冲，居高临下，日军沿谷底道路前进，始终被清兵瞰制。可以看出，对面的清军将领也是个老手。 山地又根据间谍向野坚一带回的情报，亲自沿着复州大道迂回到乾家子，沿途观察清军的防御配置，终于对证清楚：拱卫军的防御重点在金州大道，复州大道的防御较为薄弱。 清军就那么点人，阵地再强，规模却有限，阵地外全是迂回空间。 山地似乎没乃木希典那么热衷“肉弹战术”。正面不好打，就从侧翼啃啃试试。山地“决定采取拊敌之背的战术”。[《日清战争实记》] 于是传令乃木希典，“使一支队与石门子近傍清兵对峙”，师团主力悄悄绕道复州路，趁清军不备，突然冲击清军左翼。 ………………………………………… 6日，凌晨4时，日军各队由露营地出发。 拱卫军发现敌人逼近，又按老打法，枪炮齐射，把敌人压进山沟。 但是，光顾了眼前的乃木式“肉弹”，没看到山地这个老狐狸。 特别是，很可能就是向野间谍混进清军阵地那一手，让他摸清了情况，日军不走大路，爬两边山坡，清军在复州路沿途埋设的地雷、炸药，竟让日军全数避开了。李鸿章教的“地雷战”之法，没打成。 日军突然出现，进逼清军左翼炮垒，周鼎臣确实是一个硬汉，率部“殊死作战，连放枪炮，战斗非常激烈”。战至6时多，由于众寡不敌，清军死伤甚多，连周鼎臣膝盖都被枪打伤，防线终于被敌人突破。 拱卫军一下子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驻守陈家屯北方高地的拱卫军后营营官林治才，已经率兵打退了日军的第一次冲锋，随即修整胸墙，准备再战。日军依仗势众，又进行第二次猛扑。 但是不久，左翼破头山阵地又陷于敌手。拱卫军正面作战，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形势渐渐被动。 激战多时，清军林治才阵地仅余百余人，还凭借胸壁拼力射击。 徐邦道见敌人几面包来，不得已，命令先退至闯家楼本营，随后在三里庄集合队伍，撤回金州城内。 ………………………………………… 这天8时，山地元治率第一师团主力由复州大道，乃木希典率第一旅团由金州大道，突破外围之后，同时向金州城发起了猛攻。 拱卫军和捷胜营共同战斗，殊死抵抗。连旗民和地方官也都登上城墙，拿起武器，竭力堵守。 日军集中了11个炮兵中队36门大炮，首先对城防进行轰击。清军炮兵也开始反击。 “其声音如万雷齐鸣，山河为之震动，硝烟弥漫天空。清军架设于城墙上的克虏伯炮，时时放炮应战。”[《日清战争实记》] 当然，清军的炮兵数量少，无法有效压制敌人炮兵。 日军飘洋过海，远道而来，竟也舍得下本钱，一下子进行了长达50分钟的炮火准备。 不要小看了这个数字。整个甲午的陆战中，这也是罕见的。 内行人都知道，如果按一门炮平均每分钟打2发算（其实行营炮急迫时全速发射可达6发，我给它计入转移阵地、转换目标等断断续续的时间，作2发这个最保守的估计），一分钟日军能打出70多发。50分钟，就是3500多发。按骡马大车估算，得约八十到上百车，还得撂得高高的。 这就是战争中的矛盾，看着炮兵打起来很威风，可是，运东西却很痛苦，尤其是进攻一方。可能日军弹药比较充裕，更可能日军孤注一掷，算计着要拿下金州，攻下大连湾，后续的后勤补给，再通过大连湾上岸，当不成问题。 可以看出，如果听从徐邦道的建议，主动出击，找几个方向突过去，牺牲可能大一点，但即使偷袭敌人的后方不成，只要最大限度地压迫敌人的防御圈，炮兵推进到尽可能近的距离上，瞅冷子打中敌人的补给点，那它的战术价值就大了去了。 ………………………………………… 常说“被动挨打”，这是经验：被动，就要挨打。 弱的一方，只能靠出奇制胜。主动出去找机会，或许是扭转局面的唯一希望。 堂堂正正跟强敌对阵，老老实实等对方准备停当，一般是没有机会的。除非神助，天降大冰雹砸向敌阵，暴雨洪水泛滥冲垮敌阵……元朝时日本人就是靠一场“神风”挽救的。历史上有，但，非常罕见。或者说，获奖概率极微，那得需要多大的运气？ 当下，不作主动袭扰，只能任由日军炮火肆虐，给守城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恶果。 不但城头炮兵被压制，人员伤亡不断，而且清军200多骑兵从东西城门出击，一个营的步兵由北门出击，均因炮火猛烈，不得不退回。 炮火准备终于结束，首先从城东南面，乃木的“肉弹”又黑压压地逼上来。 守城的捷胜营清军并不屈服，从城垛的枪眼里用枪射击，城墙又高达三丈有余（日军记录高达8米），日军步兵无法逼近城墙。 现存一张照片，鬼子徒手攀爬城墙，登上城头，对比城墙正好五个小鬼子高，这样算，可能小鬼子还不到一米六一个。 注意，这张照片被很多人当成鬼子徒手攀城攻下金州的证明，实际上城头上还站着个鬼子官，看那个悠闲的鬼样子就知道，他还根本没入戏。日本历史上有记载，说是记者来不及拍照，后来专门补拍一些照片，作为鬼子英勇的记录。其实那十几个鬼子动作何止是没有美感，简直是丑态百出。 当时步兵根本冲不上去，于是，日军又派出工兵，趁乱迂回到城下，首先切断了清军通往城下地雷阵的电线，让地雷失去了作用。然后，又用炸药连续暴破，炸开了永安门（北门）内外两道城门。 随后，乃木部队又攻破了春和门（东门）。 城门一破，日军立刻蜂涌进城。 激战之中，赵怀业带着人马方才过来增援，还没到城门，见势不好，转身又跑回去了（“甫及城门，闻警复返”）。 徐邦道、连顺见城已破，只好且战且退，率余部从宁海门（西门）和承恩门（南门）突围而出。 破城之时，仍有一哨清军拒不退出，在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除14名因残伤被俘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 在英勇守卫金州的战斗中，连顺的制兵步骑580人宁死不屈，几乎损失殆尽。据日方记载：金州“敌军死伤甚多，或死于城外郊原，或跳入护城河自尽，或因进退无路而被俘。”原在城内的“敌军死者数十名，伤者不下百余名，俘虏二百名内外。”[《日清战争实记》] 上午11时，金州城全部陷落。 “此次金州失守，系因贼势过众，该副都统（连顺）与徐邦道等商令赵怀业拨兵救援，仅派营官周鼎臣带兵三百人（实为200人）前往接应。余兵（指程之伟、佟茂荫二军）屡催不至。将士受伤，兵勇伤亡大半，力不能支，致城被陷。”[《盛京将军裕禄奏报金州失守大概情形折》]裕禄转递的这份报告，基本道出了实情。 前边央求赵怀业，赵怀业也是畏缩不出。等徐邦道、连顺奔赴旅顺，再来求救兵，想反击日军夺回金州城池，旅顺诸将仍然“言战言守,众志不一”，更是无人赴援。 金州重地，彻底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 可恨的是，日军由于在5日进攻时受挫，在6日的进攻中又有民众帮助守城，便加以报复，滥杀无辜，进军途中，沿途遇人便杀。攻破金州城北门后，更是“进路上遇有难民，不分男女老幼，枪击刀斫，直杀至西门外始止。”[《甲午战争纪闻》，《旅大文献征存》]暴行又扩及全城，日兵在城内挨户搜查，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时人有诗：“曲氏井，清且深，波光湛湛寒潭心。一家十人死一井，千秋身殒名不沉。”记的是，西街曲姓家中仅剩姑嫂姊妹五人和五个儿童，见日兵闯入，欲施强暴，便拿起菜刀剪刀与敌相拚，最后连同五个孩子一起投入当院井中而死。 现在，这口井作为一个遗迹仍在，记录下日军的罪证，也记录下一个民族的血泪。 而且，这仅仅是一个事例，不甘受辱、投井而死，这样的事全城处处皆有。“城未破，井已满。”这句话反映的惨痛记忆，至今被金州地区的民众牢记。 从日本随军记者的笔下，也可以看出经日军洗劫后的金州城，是一幅多么凄惨的景象：“市街上到处可见兵士和市民的尸体，死猪、死狗杂陈，军旗遗弃在地，衣服、家具散乱各处，光景极为荒凉惨淡。”[《日清战争实记》] 日军的兽性已经完全暴发出来，所到之处，便是人间地狱。 ------------ 第四节大连湾——连锁反应 大连湾，具体位置，也就在现在大连金州区和甘井子区之间面海的地方。 由于对外开放和得天独厚的条件，现在的大连，已经是著名的商业经济重镇，也是北方著名的沿海旅游城市，海边分布着景色优美的广场、公园。由于城市发展对土地的巨大需求，近年很多地方猛烈地炸山填海，小平岛都成了内陆，大连一些原来靠海的地方，已经被填出了几公里不等。 当然，从前旅顺可比大连有名，当时大连这地方除了一座金州，也就只是一些村庄了，最大的叫大连湾镇。 大连湾湾面开阔，山形左右拱抱，东南面临海湾，三山岛屏障于前。湾底处中央有两座半岛稍微突出，伸入湾中，左边为和尚岛，右边为老龙岛。据说李鸿章到过旅大8次，4次来过大连湾，其中2次是考察——最早他想把海军基地建在大连湾，但发现“大连湾水深口宽，不易控制”，因而放弃。又觉得此地山势回环，形势扼要，关系渤海门户，应购置巨炮，建筑炮台……大连湾炮台，就是指北洋修建在这一带的海岸炮台群。 北洋当年首先集中财力建设了旅顺、威海军港，一有余力，便从1888年开始，在大连湾左面的和尚岛筑了东、中、西三座海岸炮台（现在已不明显，和尚岛北侧，也被填出了一个码头），在老龙岛，构筑了老龙头、黄山海岸两座炮台（现这两座炮台的遗迹尚在）。后路还建筑了徐家山陆路炮台一座。整个工程直到甲午前一年的1893年，才刚刚峻工。 从相关资料，以及残存遗迹和少量照片看，炮台都是用砂石水泥构筑，由上层炮位，下层子弹库，周边兵舍组成，四周还有高大的“土围子”，又当围墙，又可布置守御。 炮台全部采用克虏伯大口径要塞炮，和尚岛上每座炮台，装备210毫米和150毫米要塞炮各2门；老龙头炮台，装备240毫米要塞炮2门；黄山炮台，同和尚岛一样，装备210毫米和150毫米要塞炮各2门；而后路的徐家山炮台，则装备150毫米要塞炮4门，还有80毫米口径行营炮8门，4磅行营炮4门，专门用来防备陆上进攻。 加上整个湾口有三山岛遮护，南侧大山岛方向出口还算宽阔，北侧小山岛与半岛间窄窄的出口，水面仅3公里多，清军还密布触发水雷、视发水雷，再往湾底，就在严整排列的要塞炮宠罩之下，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什么军舰敢从这里突入海湾。 当时，这套海防体系由于地位作用十分突出，装备技术先进，又有前面海防炮台建设的经验，绝对够威力、够坚固。建成之后，受到时人高度评价。人称，“我海疆炮台，大连湾式最新，炮亦最利……以屏蔽南关岭，为旅顺口后路扁钥。”[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但是，这个对南关岭以及整个旅顺后路山地的“屏蔽作用”，只是站在大连湾炮台有效控制海面的角度去说的——有这样一圈炮台，对海面的防卫上自然是威力巨大。 而这也正是它从设计到布局上不可避免的重大缺陷。 就是说，它的巨大威力，完全建立在陆路没有威胁的前提下的。 反过来看，南关岭反而也是它的后路屏障。一旦敌从陆路进攻，后路金州、南关岭失守，那一圈向海的大炮，将一无用处。不但屏蔽不了南关岭，反而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 …………………………………………………… 对大连湾炮台的威力，小日本不可能不清楚。而对它的缺陷、要害，小日本同样不可能不知道。 就大清来说，对这么一个地方，应该有一个互为屏护、共同守卫的战略筹划才行。 可是，综观大连湾的战斗，却从一开始就低调沉闷，完全没有发出任何光彩。 本来战斗部署就含含糊糊、断断续续，竟然还在前线将领的理解执行上，又节外生枝，分岔了。 …………………………………………………… 大连湾炮台开始由提督刘盛休统铭军十三营驻守。甲午战争爆发，除留六哨兵力外，其余军队随刘盛休开赴大东沟接应朝鲜清军。随后总兵赵怀业带怀军六营两哨调补大连湾驻守，兵力上先少了一半。其中，和尚岛驻两营，老龙头及黄山各驻一营，后路的南关岭驻一营，苏家屯驻一营二哨。 还在敌人登陆，金州危急的时候，大连湾和旅顺的防御便迫在眉睫。 李鸿章对日军登陆无力阻止，只能置之不顾，对金州也力不从心，但对大连湾和旅顺又做何打算？ 实际上，李鸿章之意，已经变成以保卫旅顺为重点。 不是说“大连湾为旅顺后路紧要，互为犄角，不能不防”吗？还告诫过湾旅防守将领，如金顺所言“诚如傅相（李中堂）来谕，大连湾不保，旅顺更危”。 那只是早在获知日军登陆的情报，一直到日军上岸，李鸿章所思考的方案。 等日军推进到貔子窝，攻旅顺的迹象已经明显，而且在攻占金州之前，李鸿章的想法已经变了。 变成了宁要旅顺，不要大连湾了。 …………………………………………………… 于是我们看到，到了金州形势危急的时候，李中堂忽然又有了新的安排。分别部署如下： 一方面，11月2日，盛宣怀致电赵怀业等：“尊处分守各营，兵力散而不聚，恐难当大敌。帅意（李鸿章的意思）旅重于湾，南关岭有险可守，倘湾不得守，须带炮队退守南关岭，以保旅顺为要。”[《盛宣怀致赵怀业等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明确了老帅“旅重于湾”的新判断。 另一方面，就在同一天，李鸿章也电嘱旅顺水陆营务处道员龚照玙，迅速筹策部置旅顺的防守，“吾意宁失湾，断不失旅。”[《复旅顺龚道》，《李文忠公全集电稿》]这等于是告诉龚照玙，关键时候，为了加强旅顺的防卫，大连湾可以弃守。 这些命令，与前边他自己所明确的“守旅必守湾”的思想，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按一些史书所写，李中堂似乎又乱了方寸。 …………………………………………………… 是有点乱。但李鸿章大人还不至于乱了方寸，他很清醒。 李大人面临一个抉择。这种选择几乎天天都遇上，事事都是两难的境地。 打，不打。增援，不增援。增援走海上，还是走陆上。守，还是撤…… 当前，那么大的战场上，鸭绿江、金旅，先顾哪端，需要判断和筹措。 现在，一个大连湾和旅顺，先顾哪头，也需要仔细掂量掂量。 在南关岭与大连湾的取舍上，他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大连湾与旅顺的问题。 给赵怀业的命令，核心是“退守南关岭，以保旅顺为要”，这11个字，足够体现李鸿章的考虑。 至于弃大连湾而守南关岭，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鬼子从陆路上来，准确掐住了大连湾的要害，已经让海岸炮台威力尽失，无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南关岭是旅顺后路山地险要的起始，进旅顺后路，必经此处。 选这儿，简单一点说：不是南关岭山地重于大连湾，而是旅顺重于大连湾。 所以在必要时，必须调大连湾守军，向旅顺后路上布防。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李老帅顾此舍彼的原因，还有不得不取舍的无奈。 关键的制约因素，又是兵力不敷。 …………………………………………………… 从前边连顺、徐邦道、赵怀业请求增援旅顺，遭到李鸿章拒绝和训斥，已经可以认为，李鸿章就是指望着旅顺后路那片山地，来阻止日军进攻了。 此时，李鸿章已经下定决心，把陆路的重点放在南关岭，兵力也要向南关岭集中布防。 除明确赵怀业必要时退守南关岭外，他还通过盛宣怀致电湾、旅诸将，明确：“貔子窝至金州路皆宽，惟有南关岭起，土城子止，宽止十里。中有山岭，形如蜂腰，西人皆称可守。若调十营扼山岭，多安炮位，平路多设地雷，当可紧守。一面再调兵接应。” 此外，他还多次电催赶办，紧急在南关岭建设土炮台，做防守准备。 单纯从战术上来讲，据守南关岭，也不能算是无谋。相反，这还是可行的。 前边提到“金州地峡”，我们也已经讨论过。这片险要之地，所谓“逾南关岭而西南，则地势渐张，山海依倚，磴道回旋，乃天然形胜”的地方，形如细腰、正面狭窄，日军兵力再多也根本展不开，也就形成不了优势；迂回无路，只能一步步推进，沿途需翻山越岭、采取仰攻，有几道山岭山势还十分陡峭。 后来日俄战争，日军用了半年，还没通过这片山地，就能说明一点问题。 所以，按李大人的思路，如果清军依靠山地有利地形，层层设防，将极大消耗日军力量，改善旅顺防御。不敢说能打败日军，但绝对可以拖一拖。要是能挡上个十天半个月，或许，就会迎来转机。 可是，如果前线将领无能、军不堪战，即使有再好的设想，也会成为败笔。 李鸿章的盘算，就是因为这些猪一样的队员，迅速便落空了。 …………………………………………………… 在他那帮手下看来，既放弃了大连湾，南关岭也决不可能屹立无恙。 李老帅无法顾及的一点，恰恰是致命性的问题—— 至少，大连湾失守或弃守，将使本来就低迷的士气更被严重“锉低”。 而且，由于赵怀业未能准确理解（或者说就是曲解）李鸿章的命令，既不及时调整部署，向南关岭转移兵力，又不能约束部队、及时应变，致使金州失守、大连湾弃守，这两环加在一起，直接而迅速地引发南关岭山地也被弃守的雪崩性恶劣后果。 跟叶志超一路弃守平壤、安州、定州、义州，原理是一样的。 李老帅估计不足的，恰恰也成了致命性的问题—— 虽然说，反正日军已经登陆，眼前的威胁也在陆上、还有更北边，舍弃一个大连湾，又能怎样？一时之间，敌人也不可能再从那里上陆了，而借以运输物资，恐怕还需要很多工作。 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的估计而已。 后边的事，也完全出乎了李大人的所料。 …………………………………………………… 当然，李鸿章也使出了他领兵几十年，屡试不爽的那一招，激励大家道：“如能守住南关岭，不使（敌人）越过，统领、营官当邀破格恩爵，弁兵重赏银两，决不食言。” 因为这次他还有料，所以还威严地告诫诸将说：“卫达三（汝贵）已拿问。其势不能不拚，然舍南关岭不守，过此恐不能守。” 李老帅就是这样，不止一人批评他平时不象曾国藩那样注重教育，培养士兵的什么观念，也不象曾国藩那样，对部队管得很紧。看来他确实对曾老师的做法根本不以为然，总是以为，没必要有事没事那么约束官兵，只要给官做、给银子，大家自然都会拼上命去。再加上拿卫汝贵事例吓唬吓唬，看谁敢不出力？ 他没搞清楚，对内镇压农民起义，这一套好使，但面对外敌，特别是日军这样很凶恶，也很专业的敌人，更特别是这边还大多是新招募的兵，初上战场，要是没有了信心，不管靠官位和银子鼓舞，还是靠“严肃处理”来恐吓，都是无效的。 应急避险，本来就是人的本能反应，不是训练有素的部队，绝难以冷静应对危险局面。从军队群体心理上来讲，更是容易出现“越打胜仗越勇猛，越打败仗越胆小”的累加效应。如果关键时候，“保命要紧”成了第一选择，那不敢打的，想跑的，还是会毫不迟疑转身就跑。处理不处理，先躲过这一“劫”再说。 中日战争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没有被“打醒”。 …………………………………………………… “雪崩”就这样开始了。 回顾实战，我忽然觉得，从金州失守开始，大连湾就已经失去作用。 仔细看大连湾炮台与金州的位置关系，你会发现：金州以南，才是大连湾左侧和尚岛三处炮台的真正后路！而那地方，偏偏地势较平，几无险可守。也就是说，舍了金州，和尚岛便后路洞开。 其实，从金州危急，大连湾炮台守军已经感受到了压力。虽然守湾是他们的任务，但赵怀业却不能不顾虑金州的局势。 而在日军攻城之时，赵怀业终于也坐不住了，一咬牙，带领和尚岛炮台守军赶来增援。他一定是醒悟了，后悔没听徐邦道的话。 但是，一切已经太迟了。 眼瞅着城门失守，日军蜂涌而进，已经于事无补。他也根本没那个胆子冲上去搏杀，只好撤退。 退，回原地也不行了。金州一失，和尚岛马上也将被截断，半岛就会成孤岛！ 只好丢弃，向南溜走了。 当夜，赵怀业率和尚岛守军两营，移驻老龙岛。 这里，才堪堪与南关城东西对峙。 …………………………………………………… 7日，日军向大连湾进攻。 事先，日军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打金州时，本来日军已经攻入城中，徐家山炮台方向仍不知金州失守，还向金州东南日军集结地发炮轰击了好一阵子。这一手，也让日军十分惊惧。 包括派出侦察，对徐家山炮台进行周密侦察，发现炮台有土围子，还有200左右的清军活动，大炮也非常吓人，不能不认真重视。 日军不得不小心，对攻打大连湾作了充分的准备。 包括一去便回不来的准备。 “各级军官兵士决心死战，有的把行李托付给战友作为遗物，有的把卷烟分得一支不剩，也不带午饭和干粮，悲壮凛然无一想生还者。”[龟井兹明《甲午战争亲历记》] 凭日军手里的行营炮，是难以与炮台大炮对敌的。所以，日军决定悄悄进军，以偷袭为主。 根据山地元治的部署，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犯： 右路部队，包括步兵第三联队，骑兵一小队及炮兵两中队，由第二旅团长西宽二郎少将指挥，沿旅顺大道前进，向南关岭方向进迫，截断清军来援之路； 中央部队，包括步兵第十五联队，骑兵一小队及工兵一中队，由步兵第十五联队长河野通好大佐指挥，直插大连湾右面，攻击老龙岛炮台（日军记为大蓝山炮台）； 左路部队，包括步兵第一联队、骑兵一小队及工兵一中队，由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指挥，攻击和尚岛炮台。 其余部队，驻金州城南，作为预备队。 并且，还要求日本海军也赶来助战，作出从海上进攻的样子，以牵制炮台守军的火力。 …………………………………………………… 但是，清军的行动，让山地这一通郑重其事的部署显得十分滑稽。 日军向大连湾进攻时，一路上竟没遇到任何抵抗，行进极为迅速。 日军低调而正规地按偷袭要领，摸近大连湾炮台，又象乌龟一样，从几百米远的地方贴着地皮爬过来，所幸，雄伟的炮台内一直静悄悄的。熬过最凶险的阶段，一拥而入之后，才知道要塞内上演的，竟是一出空城计。 原来，清军赵怀业部已经趁暗夜全部撤离了大连湾。 等日军搜检炮台和兵营，发现空无一人，士兵们由令人窒息的紧张中一下子松驰下来，又“不禁自失良久”。 日军兵不血刃，一鼓而下。再接再厉，奋勇突进，战斗就象演习一样。上午9时左右，大连湾各炮台全部被日军占领。 日本海军派出几艘军舰，早晨趁海雾赶赴湾外，先对岸上试放两炮，竟毫无反应。至9时许，“筑紫”、“赤城”二舰正准备再打打，接着就发现，和尚岛炮台已悬挂日本旗，中国炮台的炮口全部指向天空——陆军得手了！ 在这里，日军还拣了大便宜。 在和尚岛柳树屯的水雷营内，日军惊喜地搜寻到了大连湾口水雷群的布置图。海军马上派人过来取走，按图索骥，一一扫除。“收布设水雷图，因得详其布设之状，即扫海以绝其忧。”[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撤退的时候连这样绝密的布防图都丢了，真是奇葩！ 细节决定成败。有多少这样的事，导致了战争的失败，甚至决定了国家民族的兴亡。李鸿章当然不会料到，自己的部置迅速被破，最后还是败坏在自己人手里。 接着，联合舰队散布在附近花园口、貔子窝海面的军舰集中到大连湾内。 此处有大连湾码头，还有清军在柳树屯海口内修建的栈桥，叫柳树屯栈桥，又敬称“李鸿章”栈桥。据记载，这座栈桥长约100米，宽5米，呈丁字型钢梁结构，十分坚固，下部铁板构成方柱，中灌水泥，直入海底，主要用于舰船燃料、物资弹药、粮食起御和军中饷械等转运。 现在，完完整整地交到了日本人手里。 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连湾要塞、码头，反成了日本继续扩大侵略的根据地。 “大连湾有海军码头,倭人据之,其大小军资从此得登岸地转输前敌，而辽东之祸愈烈矣。”[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 对大清更为雪上加霜，同时对日本雪中送炭的是，守军逃走之时，武器枪械弹药尽皆丢失。被“拾金不昧”的赶巧了，全部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这又是李鸿章始终没有交待，肯定也没有预料到的。 有一组字眼和数字十分扎眼：行营炮，枪，弹。看这段文字——“倭将方至时，我金州、大连湾储备军械，除了勇丁配执的兵枪以外，还有海岸、行营两种炮共一百二十余尊，大小炮弹二百四十六万余颗，而从沪局（上海制造局）运到的行营快炮尚未启封，华厂自制枪加德国枪共六百数十杆，枪弹三千三百八十一万数千颗；及马匹行帐诸式军需，所蓄甚厚。严城巨防，不料两日之间竟扔下跑了。”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所记的这些武器弹药数量，与《日清战争实记》日方所记的数量基本相同。 前边探讨过，按《清史稿》所记，各地枪炮厂已经能够制造新式洋枪，而且是连发快枪。唯一不足的是，银子。但从囤积的步枪弹药数量看，除加紧外购，开战后各局确实开足马力生产，以应付战场所需。我们由此可以看见大清为这场战争所付的努力。 从这些数字看，这里显然是支持北洋作战的一个补给基地，规模也够大。但到了战场上呢，一方面这里有多余的枪炮弹药，另一方面徐邦道却因缺乏这些急需枪械而连连申请，最后领些破枪上阵。这只能说明，大清的后勤保障真的是混乱和运转不畅，而作为总转运使的盛宣怀、辽东转运使的周馥等人，也有不清楚底数的问题。 此外，也不排除各部队间相互分割，有了东西却不肯相互支援，或者是不能拨付——如动兵一样，均是敏感问题，不见批文、没有条子是不能给的。真是死板得够高级。 这些“梗阻”到处存在，无一处不影响大清这场战争的结果。 …………………………………………………… 大清的军官竟如此昏馈，一边嚷着装备不足、军需物资不足，一边好不容易运上来了，却总是在仓皇撤离时轻易就丢弃，原封不动地赠给敌军。 这种事一再出现，平壤是这样，鸭绿江是这样，大连湾，仍然是这样。 非常遗憾，如果这些炮弹、子弹，在走之前通通打出去，会是什么效果？ 一而再，再而三，就要让人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撤退前总是不加破坏？ 都是时间紧急吗？还是没有这个意识呢？ 子曾经曰过：“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说的就是要夺取敌人的粮草物资，保障自己、削弱敌人，这是“拿你一分，等于我比你多两分”的军事算术，甚至会转换出十倍二十倍功效的辩证智慧。“因敌就食”是作战的一个古老原则，反过来讲，至少当然也是“我带不走，也绝不能给你”。虽然作战的对象，使用的武器不同，可基本的原则不会变。不可能没有一个将军想到这一点吧？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确实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中华老祖宗两千年前就明确告诉我们的事，我们却已经忘了。这毫无疑问地显示了大清军事素质严重倒退。军事制度弱，连军官成长的渠道也值得反思。 相反，日本人却在这上边运用得十分纯熟，发挥得淋漓尽致，毫无遗漏。 也许这才能解释，日本运气为什么这么好。也不能再仅仅说是，运气在日本人这一边了。 ------------ 第五节旅顺后路——没有了后路 日军的惊喜，还在后头。 沿旅顺大道向南关岭进迫的左路日军，也没有遇见敌人。 说好的旅顺后路山区，南关岭至土城子的狭窄走廊呢？ 旅顺后路，舍此无他途，敌必攻，我必守，地形狭窄，非攻破不能前进，两军在此必定会发生战斗。 然而战斗没有发生。 因为，清军跑了。 …………………………………………………… 现在想来，李鸿章泛泛的关于“若调派十营……”的指示，等于白说了，根本无人执行。旅顺那边情况，我们下来再说。 连李鸿章“赶办南关岭土炮台”的命令，也未曾执行。 而赵怀业的怀军呢？ 先是拱卫军及捷胜营败向旅顺时，在苏家屯和南关岭的两营怀军，不等统将过来，跟着溃军，一路随之而去。 统将赵怀业率和尚岛两营退下，于当夜移于旅顺炮台右翼的老龙岛。 预感到老龙岛也不安全，于是，又连夜向后路接应的两营靠拢，大连湾被轻易丢失。 当然没有可靠拢的了，南关岭早已成了“空城”，一看情况，顿时心凉。再接下来，一见日军，又顿时心惊，也只能望见旅顺方向，绝尘而去。 …………………………………………………… 李鸿章总是寄希望于依靠前线将领的能力。确实，前线将领能战，能够弥补战略上的不足。而无能的将领，却可能会拖累，甚至毁掉一个统帅的苦心诣旨的谋划。 至此，李鸿章的两个策略，均成为空谈。 紧守大连湾，金州已失。 舍弃大连湾，专守旅顺后路，后路也没守住。 无奈，只能做退守旅顺的打算了。 这就是前线将领能给李大人的回报。 …………………………………………………… 但关于赵怀业，还有一个问题，经常被谈起。它关系到这次退守旅顺的关键环节。 围绕甲午战争，总是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将领，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个赵怀业就很是令人惊异。 李鸿章的指示，必要时弃炮台而守南关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署。赵怀业弃台而走，见日军至，即率所部奔向旅顺。是什么性质？ 后来人们多数又将这个烂账记在李鸿章的头上，认为是他指导有误，谋划失策，错误地做出了“弃大连湾而守旅顺”的决定，导致了旅顺守军没出来，大连湾守军部队也全部退回旅顺。 言下之意，赵怀业就是奉的李鸿章的命令，当然赵怀业也是这样解释的。 但是，实情是这样吗？ …………………………………………………… 其实，我觉得问题还在赵怀业的身上。我找半天，找过很多资料，至今也没有替老赵找出一个说得过去的合适理由。 事情还应回到那同一天发出的两道命令上。需要提起注意的是，命令送达的对象。 仔细看看就知道，这两个看似矛盾、实则一致的命令，是分别给了两个人的。前一个命令，通过盛宣怀转达赵怀业——若湾不守，退守南关岭；后一个命令，直接寄予龚照玙。甚至它都不是明确的命令，而是作为一种指导意见，向龚照玙明确了自己的考虑。而且，丝毫没有令龚照玙传达给赵怀业。 鉴于龚照玙实际上负责协调旅顺的防卫，李鸿章的意思只能是——告诉他，旅顺守军应从速做好旅顺防守准备，包括做好大连湾失守的准备。这个意思也只能传达到现旅顺的防将。 也就是说，赵怀业那里，还是盛宣怀所传达的任务，并没有任何改变。 有人推断说李鸿章出了第二案。我认为，这仍然停在第一案上——守旅顺，必守南关岭，南关岭和旅顺防御是一体的。李鸿章的部署，从战术上，并没有什么问题，也根本没有什么第二案。 即使算作有守旅顺的第二案，那也跟赵怀业的任务没有任何关系。 但，赵怀业为什么会弃李老帅“倘湾不得守，须带炮队退守南关岭，以保旅顺为要”的命令于不顾，舍弃大连湾？ 按照很多书上的分析，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李鸿章“宁失湾，断不失旅”的指示，立刻使赵怀业不战而退出大连湾有了依据。 但，这个指示精神怎么传给他的（或者说他是怎么弄到的），都值得研究。 事实证明，他在理解李老帅的命令中出现了误解。 甚至极有可能是他故意曲解，为自己寻找到了撤退的借口。 有了这个理由（按他的理解），他连南关岭都不需要去守了。 …………………………………………………… 说来说去，实情只能是，赵怀业没有很好地执行老帅的指示。 如果说有“不可抗拒的因素”，那就是他根本就守不住了，也把握不住部队了。 他离开和尚岛，驰援金州之后，余下的兵士群龙无首，主动加入了南去的“逃难”大军。等大家纷纷逃离之后，赵怀业停不住脚，收拾东西也溜了。 不过这一跑，他可就说不清楚了。 据说，赵怀业在金州战事吃紧时，想的不是如何守土有责，而是急着搬家，在11月5日夜晚，徐邦道再一次书信向赵怀业求援时，他正在大连湾码头“自督勇丁运行李什物渡海”，拉足了逃跑的架势。 当然，这样说他，是有点误会了。 包括后来更有人说他无心守战，整天想着弄船，忙着把军粮都运到烟台去换成银子，自己揣起来了。啊，这就有点狠了。但这事，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 赵怀业惦记的，不光是自己的细软，还有自己部队的一点家当，重要的必需品——饷银。没这东西，搞不好士兵能闹起来。 但绝对应该批判的是，因为走得太急，只带走了饷银，却万万不该原封不动地将武器全留给日本人。 战场上，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对自己的任务不尽责，就是对战友的极大不负责。 …………………………………………………… 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就没有追究吗？ 目前没有。因为龚照玙等人，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 他们只记住了“宁失湾，断不失旅”，那么，他们又如何解释李老帅嘱付的“南关岭起，土城子止……若调十营，扼山岭，当可紧守”呢？ 龚照玙同样是选择性地理解和执行了李老帅的指示，这哥俩“五十步笑百步”，又如何去追究赵怀业？ 如果说他也有“不可抗拒的因素”，那就是他可能根本叫不动身边这些人。 把旅顺防务交给他，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 金州保卫战失败，清军称不上营，也不能称为队了，只能以“股”算，一股股清军纷纷撤至旅顺，都以为这个坚固堡垒是救命之所。一时间，旅顺简直成了一座大兵营。 原先防守旅顺的清军，有5支： 庆军（有些资料记为亲庆军），记名提督黄仕林率四营，记名总兵张光前率四营，共八营4100人。 姜桂题带桂军四营，程允和带和军四营，共八营4000人。 记名提督卫汝成率成军五营及马队一小队，共3008人。 此外，连顺、徐邦道及赵怀业全部撤到旅顺，又来三支。其实，也只能算两支： 徐邦道的拱卫军，在两天的激战中损失较重，以减员二成计，尚余1400多人。 赵怀业的怀军中，赵鼎臣二哨损失较大，其余六营在撤离大连湾时也有减员，还有1800多人。刘盛休部铭军6哨400多人。 这样，旅顺积聚的兵力达到了14700人。 人马杂沓，闹闹嚷嚷，将领也来来往往。 只有一位孤独的老者——连顺，所部人本不多，捷胜营经此战后所剩无几，金州丢了，当然也没有什么热板凳坐，整天黯然无语，嘿叹不已。 赵怀业则忙着与旅顺守将热络联系，估计也想着如何瞒过老帅的事。 只有一人，在这个气氛下，还始终不安分——徐邦道。 …………………………………………………… 徐邦道是不可能甘心的。 金州一失，自己防守的徐家山炮台也已失去。 南关岭后方山地，险要之地，竟尽被放弃，李老帅强调的旅顺后路，已经没有后路。 所以，徐邦道往众将堆里凑合，又兜售他那一套主动出去反击日寇的建议，甚至还鼓动大家一起杀出去，夺回金州。 但是，旅顺各守将只想固守炮台，谁也不想出去。本来按命令应撤守旅顺后路山地的赵怀业，也打定主意，下定决心——坚决拒绝再回到那儿。 见事不济，老将军连顺没了希望，于11月11日，乘船撤到复州去了。[《盛京将军裕禄奏报金州失守大概情形折》] 其实，从后来的发展看，清军如果意识到放弃后方山地这个错误，完全有时间挽回，只要组织人马，火速布防就可。 可是，眼看宝贵的时间一点点被浪费，又是十天过去了。 但徐邦道仍然舍不下这口气。不过，他终于有收获。 史载，徐邦道不顾新败之后，“固请于桂题，欲增兵与倭争后路，不许；乃请给枪械，桂题许之，令至军库自择（还算识大体，够意思）。邦道率其残卒行，而怂恿卫汝成并进。汝成为所动，从之。”[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这个有胆之人也真够烈性的，要兵要不到，就要枪枝，别人不上自己上，临走还拉上一个有胆的。 卫汝成，还是11月初带领部队乘轮船赴援，也就是刚刚到达旅顺的。所部，还基本都是新募之兵。 二人雄纠纠地出击了。接下来，徐邦道、卫汝成他们打出了日本电视剧《坂上之云》充分刻画和展现的惊人一幕。 这场战斗一定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没露脸的“领衔主演”——徐邦道。“主演”，卫汝成。 露尽脸的，却只能算“友情出演”——秋山好古。 地点：土城子。 …………………………………………………… 日军一占领金州和大连湾，便从11月15日开始，派出两支部队进行前敌侦察，为进攻旅顺做准备。骑兵第一大队长秋山好古率骑兵大队及步兵两个中队，准备至土城子侦察地形（注意此处为旅顺北土城子，非大连南关城北部的土城子）。日军的目的，是想寻找一条迂回旅顺的小道。 日本人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的一个最明显的战术特点，就是迂回，不管谁上来，就爱分几路进击，能迂回就迂回。战场上总是迂回、包围，或夹击，或翼侧攻击……几乎是一个固定模式。 旅顺后部山地连绵，沿西海岸山势稍缓，也能避开大道，日军想从这里钻空子。 秋山侦察队一路试探，沿途无事，渐次进入三十里堡。18日晨6时，秋山好古率领骑兵搜索队自三十里堡先发，西宽二郎旅团长率前卫继后，经营城子、双台沟向土城子行进。 18日，徐邦道率拱卫军先行，卫汝成率成字军继之，经水师营进抵土城子。 不早不晚刚刚好，上午10时，秋山好古率骑兵搜索队也到达土城子。 前卫骑兵中队其实已先发现清军，也就是步兵三百余人及骑兵四十余，占领前方高地。而且非常奇怪的是，清军一改看到日军就会狂奔的作法，一步也不后退！看样子是占据有利地形，还要在此阻击。 距敌一千米左右时，早已在此等待的徐邦道竟然下令——攻击！ 清军突然吹响了军号，冲下高地。何止三百人，高地后方仍然不断出现清军，向日军蜂涌而来。日军猝不及防，地势不利，连忙向土城子村西北撤退。 此时，日军骑兵大队也正在土城子村东北。遭遇之后，骑兵据守沙河土堤，下马徒步作战。清军一面以步队进逼，一面还以骑兵从土城子以西包抄日军后路。 秋山知道，就这么一道河堤可资利用，撤离后果更不可收拾，不得已就地坚守。双方刀枪相加，战况趋于激烈。 由于徐邦道的拱卫军和卫汝成的成字军都投入了战斗，在数量上占有极大的优势，而且士气旺盛，勇往直前。日军记载“清弹乱射，势不可当，骑兵全部陷于重围之中，面临进退维谷之境”。[《日清战争实记》] 日本人的英雄秋山好古见事不好，下令奋力突出包围，英勇地向双台沟方向奔逃。 清军占领土城子之后，徐邦道还不舍气，下令向北追击逃敌。正遇日军步兵第一大队赶上来增援，双方展开激战。 徐邦道率军毫不停顿、猛烈冲锋，一鼓作气，再次将日军援军击垮。 战斗再一次打成追击战。 日军来不及收拾尸体和运走伤员，只顾向北奔逃。有些受伤日兵不能行走，便举刀自刎，有的“在敌人尚未靠近的瞬间，自割喉咙而死”。 在步兵的救护下，秋山好古“万死之中得此一生，终于得以逃出战场”[《日清战争实记》]，侥幸逃脱。 二等军曹川崎荣助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这次战斗：“敌军举着红白、红蓝旗帜，潮水般地涌来。我中队立即射击，敌军反击，战斗数小时。炮声如雷，弹如雨注，硝烟迷漫，笼罩原野，彼我难辨。……敌军的旗手举着蓝色旗帜，距我仅仅有二、三十米了，其势难敌。……我军苦战之状，实非笔墨所能尽述。”[《川崎荣助军曹日记》，《日清战争实记》] 这就是甲午历史上的土城子伏击战。 徐邦道拉着卫汝成，带士兵们英勇的迎击日军，让日本人知道了——不要以为老子不会咬人！ …………………………………………………… 可惜，清军连战近六个小时，“饥疲甚”，“无接应”，且徐邦道拱卫军“新败，无行帐，其步卒非回旅顺不能得一饱，遂弃险而不守，仍退归”。[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书上是这么写的。没有吃的，没有住的，只能放弃险要，退回旅顺。 其实，原因不是这样简单。 本土作战，找老百姓弄点吃的，在清军规定里也没有严格禁止吧，好象只要给钱，别抢就行。从资料里看到，入朝开始，清军就一路租住老百姓的房屋，租用牛车的都有，不算违规，只是强调按价付钱（“照直给银”）。 除了天气寒冷，吃住有问题，其实真正对一支军队构成威胁的，是伤亡数字，和弹药数量。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一支孤军，没有兄弟部队支持，没有后援依靠，是支撑不了多久的。 所以，历史的记载，只有“无接应”更深刻地透出了实情。我们可以理解为：连一顿饭都吃不上……其它的，无需再提了。 土城子遇敌，清楚地表明，日军马上就要对旅顺发起攻击，宝贵的时间算是浪费精光了。 虽然遇见的是日军的搜索队，但旅顺后路唯一的险要之地——南关岭南部山地，基本可以确定已经在日军手里。放弃争夺，再往下基本无险可守，旅顺陆路炮台，就将暴露在日军面前。 旅顺，又向着险恶的形势下滑了一步。 …………………………………………………… 惜哉，这次战斗的胜利，无法扭转整个战局。 虽然徐邦道、卫汝成联手，再一次证明了，日军也不是铁打的金刚，他们也会逃跑，只要敢战斗，一样可以消灭敌人、击垮他们，把他们痛快地送进靖国神社；再一次证明了，如果占据险要，节节抵抗，其实是能够拖到这场战役的有利时机到来的；如果每一次战役都能够持久抵抗，甚至能将敌人拖死在朝鲜，也迟早会把日本拖垮在这场甲午战争中…… 但是，在清军将领中，头脑被株守阵地待敌来攻的消极防御思想占领，后路险要尽弃而不守，旅顺战事遂终不可为。 南关岭一失，再次彻底葬送了一场战役。 也包括，李鸿章在拼命的忙碌中，已经完成的一个新谋划，已经开始的兵力调动，和将要争取到的一个有利局面。 ------------ 第六节合击旅顺——夹击日军的构想 李中堂，一个七十多的老者，开战以后，便无一日不夜以继日操劳，面对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局面，竭力弥缝。 几乎想尽一切招数，从各处调动兵马，拿出了搜刮务尽的力度。 围绕金旅保卫战，其实几个战场都在动。 至少，还有两处人马调动被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必然联系，也极少有人想到。 因为，很少有人将两个战场联在一起考虑，而是主观意识上将他们分割成各个不相干的部分去观察。 李鸿章转寄湾旅诸将，明确南关岭至土城子防御部署的电报中，还有一句“一面再调兵接应”，一样被当成无关轻重的话，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所以，李鸿章的一个重要战役构想，也被忽略了。 辽东战场，宋庆等军。 山东，巡抚李秉衡所部，戴宗骞所部。 …………………………………………………… 辽东战场。 仍在复州驻止的大同军。程之伟奉调率兵赶至辽东，随着战事的发展，这支队伍本来有了几种行动可能——接应鸭绿江清军，增援金州。可他在复州按兵不动，那就只能让这些任务保持在“可能”状态。 现在，这块棋要想发挥作用，必须给他一个方向，而且要拉他出来。如果能出头或与其它部分连成一片，仍可能成为活棋。 鸭绿江防线那边，清军各自后撤，节节抵抗，屡次发生战斗之后，逐渐退至辽宁中部丘陵山地。 其中，宋庆率聂士成、吕本元、孙显寅等，先退至凤凰城。可是这儿地形不利，没有险要可以控制。正巧，宋庆接到光绪“择要扼防”的电旨，顿时“心头一片霍亮”，决定采纳东边道地方官宜麟的建议，把凤凰城让给敌人，组织部队交替掩护，逐次退至摩天岭设防。 聂桂林的奉军(包括靖边军)，和丰升阿的盛字练军，被日军跟随，一路赶到了岫岩。聂丰两军总算被逼急了，回过头来狠狠咬了日军一口，终于扎住阵脚。经过激烈战斗，也逐步撤至摩天岭，与宋庆所部连成了一线。 依克唐阿则经宽甸稳步后撤，主动寻找要地阻击，依将军最后相中了赛马集，停住组织坚守。 就这样，背靠奉省（辽宁）中部山地，清军在辽阳东路已经构成了一道新的防线，西起摩天岭，东迄赛马集，正面绵延几百里，对所有的险要地点，也都形成了有效的控制。 这条防线之后，是盛京将军费尽力量布置成的以辽阳为核心的另一道防线，纵深也有了。 对日军第一军的防御，已经有望改善。 取得这个成果，预示着清军换来一个更大的更为难得的有利因素——主动权、机动兵力。 在基本稳定当面态势之后，宋庆和刘盛休得以挪开身子，按李鸿章的命令，用于其它方向作战。 …………………………………………………… 李鸿章说“一面再调兵接应”，决不是安慰大家，而是含有深意。他还在多方设法调军赴援，实际上是自日军登陆花园口的迹象明显之时，便四处抽集人马，这次，他又想到了山东。 盛宣怀致登莱青道刘含芳的一封电报，即可看出当时调兵遣将急如星火的情况：“倭兵犯金、复，人数不多。但求夏（辛酉）、章（高元）两军速渡，守住南关岭。刘子征（盛休）已到海城，程魁斋（之伟）已到熊岳，电饬合师夹击，俟鉴帅（李秉衡）允准拨队。请公进电龚鲁卿（照玙），即派在旅之图南、海定、广济夜渡赴登。”[《盛宣怀致刘含芳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这封电报，又包含着相当多的信息。 联系东省调兵始末，整个过程则又是回复，一波三折。 …………………………………………………… 了解这个过程，首先，我们得了解山东驻军的所属问题。 防守威海军港及沿海陆路炮台的，是戴宗骞，总统绥巩两军各营，以及张文宣2个营。这些部队由北洋直接指挥。 除海军和威海后路炮台守军，其余陆军部队则归山东巡抚兼提督管。 从朝廷明确划分的职责看，包括威旅在内，整个北洋的海防，全由北洋大臣李鸿章管，而山东的防御，山东巡抚却责无旁贷。 理论上，北洋大臣可以管理北洋各口岸（过去就叫三口通商大臣嘛），节制包括山东在内的北洋海防部队，他那里还有一个登莱青道，当然可以绕开山东巡抚了。但动其他陆军（这就是前边说的“抚标”、巡抚辖各镇节制的军队“镇标”），却不能绕过。 从体系上说，山东巡抚兼提督不属任何总督节制，是与直隶总督平级的官员，因而李鸿章有涉及山东的事情都需要与李秉衡商量。 …………………………………………………… 涉及到山东的事情，无非是调兵。调东省之兵，就等于削弱山东的防御力量，这点不管是山东的海岸防卫，还是山东地面，没有一个情愿的。 当然，山东凸出黄海，也是战略要冲，谁也不敢说，日军不会窜犯这儿。 早先为增援牙山之时，李鸿章便打算调威海卫陆军统领戴宗骞的部队，计划抽调绥巩两军步队1000人（两营），但被戴宗骞拒绝了。（这事在讲到盛宣怀致牙山叶志超的电报时已经说过。）事实上戴宗骞自己这里还不够用，还忙着扩军招兵呢，哪能抽调人马？ 11月4日，军机处就令记名提督夏辛酉率领驻登州（蓬莱）的嵩武军4营渡海支援旅顺，后又命驻防胶州湾的登莱镇总兵章高元从卫军队中选调4营加入援旅。 但是，不管是夏辛酉，还是章高元（淮系将领是没错），此时却又归山东巡抚管。 戴宗骞能拒绝增援牙山，他李秉衡对增援旅顺一样不大情愿，以本省防务兵力不足为由，一再拖延。 这还是大清的军事体制问题。但即使朝廷最高指挥机关，如果出面说话，也总得考虑下面的意见和实际情况，谁让他皇上拿不出这么多兵马呢？ 战场上株守待敌，大清在整个战略上也是处处株守待敌。各管一摊，各顾一片。 站在山东防卫的立场上，李秉衡不能不为自己完成这个守土之责而考虑。 这倒也可以理解，其中内情，不是简单的一句话“相互掣肘”可以了结的。山东地面上的部队，多是李秉衡辛辛苦苦拼凑起来的，而且仍然在辛辛苦苦拼凑中。说拼凑，恰如其分——为了兵员，装备，为了饷银，东挪西借，李巡抚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而且，虽然经李巡抚左右前后努力，山东的防御却仍然薄弱。 …………………………………………………… 可是，我说的这个薄弱，是指把这些兵力撒开来看的话。但不包括，前面的海面上还没有敌人这个情况下。面对空荡荡的大海，那还有什么薄弱不薄弱？ 就是说，我仍然有一点不理解。 日本人对我大清兵力弄得清清楚楚，大清整天守着日本人，担惊受怕好多年，为什么就弄不清日本人的兵力呢？难道就除了害怕还是害怕吗？ 大清应该也基本知道日本军队的底数。日本人能派出的兵力，也不过那些师团。那接下来的工作，原理很简单。数字，各战场对当面的敌军兵力基本都摸到了，如果加一加，也能判断出日本已经几乎拿出全部血本，放在了辽东半岛。哪还有什么兵马来攻山东？好比他两个拳头，全都伸向了辽东，日本人还能有第三只手吗？ 相反，他李秉衡到处“搜刮”兵马，山东刮了一遍，又往南方，都刮到江苏湖南一线了，江南船运兵马赴山东的事，日本人全都清楚。 日本人怎么就能知道，连每天起运多少都清楚，连目的地在哪，怎么也判断得那么准确呢？还是情报问题，我们就缺乏这种意识。 我们从前打英国，打英法联军，就是吃这样的亏。那时是不知道洋人从哪个地方来，现在明明知道日军在辽东，上去打就是了，还顾虑那么多干啥？要是这种布防法，就是一千万军队，沿着大清海岸线摆开，那也不厚实。 迂腐。我还是说这帮人，“知己知彼”，“胜于庙算”，老祖宗的箴言都忘了，就盯着自己眼前，敌人不走到跟前，就是看不清楚。 失去了辽东歼灭战的机会，大清也失去了打赢这场战争的机会。被动地被日本人拖着打，这才是失败的根源。恶果很快就要降临山东，这个局面李秉衡可能没有预料到。 李秉衡也没有预料到，为了这个咬牙不愿增援的事，后人可是一再把问题归结到他和李鸿章的恩怨，或者说清流派跟洋务派的矛盾上。戴上这么一顶“帽子”，不知道李巡抚黄泉之下，可觉得冤枉？ …………………………………………………… 大家都有一只小算盘，那只能跟自己人较劲了。 不得己，盛宣怀才直接给北洋属下的东海关道刘含芳发电，一方面，只能跟他下指令。另一方面，也通过刘含芳再去与巡抚李秉衡商量商量，说说好话。 最后，李鸿章还是得通过朝廷和军机处出面，去做李秉衡的工作。 终于，李秉衡无奈，将嵩武军4营并入章高元军，由章高元率领以上8营，登船出发，一同带往旅顺。 可这时，已经是11月16日。 …………………………………………………… 战局逾趋紧张，北洋舰队被紧急召往旅顺，策应守军作战，原定的护航被迫取消，章高元军乘坐4艘运输舰，冒险走水路赶赴辽东。 但是，登陆的地点，却不是原计划的旅顺，而是改在了营口。 任务不再是守住南关岭，而是加强金州北路力量。 按11月12日，李鸿章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电报，嘱咐：“饬章高元整备，改赴营口，为宋庆、刘盛休等后继，雇用商轮，分起运往。”[《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这总算才明白说出了李鸿章的意图。 自打上了“辽东战场”这条船之后，就只能服从船主，由李鸿章说了算了。 章高元在威海登船之时，摩天岭一线设防的宋庆部毅军、刘盛休部铭军，也接到命令，经营口等地向旅顺方向增援。 章高元所部改在营口上岸，就是准备在这里，与宋庆等军会合。 到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态势——夹击金州。 …………………………………………………… 回看盛宣怀的电报，其实也已经明白透露给我们了——“电饬合师夹击”，而且也说明，“刘盛休已到海城，程之伟已到熊岳”，北路攻击力量已经在行动。 不知各将领领略老帅的目的没有。 李鸿章在苦苦的紧密的“穿针引线”中，编织成了这个旅顺半岛的反击战役部署。这个部署，从构思上说，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亮点，不应该被忽略。 假设清军行动隐蔽迅速，日军摸不到这个重要情报，把日本人蒙在鼓里，保证一声霹雳猝然而临之，再假设如果能有一支能征惯战、作风勇猛的能战之师，那么，它绝对能爆发出耀眼的光彩。 领略李鸿章的“合师夹击”构想，基本要点是四个字——“南守北攻”。 实现战役目标的关键，需要北路清军一旦发起战斗，必须快速攻击前进，切断日军补给，并从后路猛烈压迫和攻击日军。 处于战地南端的旅顺，则必须能够坚决顶住，确保日军短期内无法攻克。至少，要一直拖到决战发起的时刻。 总而言之，需要一个重要因素——时间。北边要争取“快”，南边要保持“久”。 在这个需要下去考虑，我们就可以更加理解徐邦道的坚持，看似毫无意义的坚持，它的价值何在。 徐邦道不一定清楚李鸿章整个战役的部署，但出于一个将军的责任感，而且坚信自己战术上的正确选择，始终抱定出击的思路。金州城的主动守卫，土城子的英勇进击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就是能够拖住敌人，迟滞敌人，持久抗击，能拖一天就争取一天，为夹击敌人创造战机。 这种努力，总体上太少了。 …………………………………………………… 可是，日本人还是有所觉察。 我倒没发现有资料证明日本人探知山东兵马北调，但日本人确实通过间谍人员获取了很多其它信息，并同样得出了一个结论——李鸿章正准备反击。 我在宗泽亚先生抄录的日本公开的情报事例中，赫然发现这样一条： 1894.11.17天津派员报告《李鸿章大攻击准备中》[宗泽亚《清日战争》第190页]。 虽然日本人的依据，是“李氏雇入外国人准备展开大规模对日攻击”，包括德国顾问汉纳根赴山海关，马格禄出任舰队副提督等，而实际上汉纳根在天津，出山海关的，确切说是准备去旅顺协助宋庆的唐仁廉，这些情况反而没被摸到。但是，阴差阳错，歪打正着，日军对李鸿章准备反击的情况却是捏准了，尤其又是在这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重合了。 毫无疑问，这肯定增加了日本人的紧迫感。就算歪打正着，也会对旅顺战局起到重大影响，而对李鸿章的“合师夹击”，影响将是决定性的。 这彻底揭破了老帅战役构想所缺乏的重要要素，也是几乎所有成功战例具有的重要特点——时间上的精准算计和时限的严格要求。 11月18日，宋庆率毅军10营3200余人前进至普兰店北，与刘盛休部铭军4000余人会合，并找到了还在支援路上“奋力前进”的程之伟部大同军3000余人。 合兵一处，以宋庆为统帅，后路的这支包抄军团基本形成。 这一天，旅顺外围的前哨战已经打响。 …………………………………………………… 就在12日当日，李鸿章与汉纳根、丁汝昌商谈援旅决策，还判断：旅顺“山径险阻，现有二十一营（单指驻旅部队而言）分守前后，可以暂支，即冒险添兵往助，似无大益。”事后看这个判断是高估了旅顺守将能力，但主观上也绝不仅是过于乐观这么简单，实际也是对旅顺守军寄予了很高期望。 而且，为解旅顺之围，关键在金州北路能击破敌人，或有力地牵制敌势。简单说，在同一场战役两个战场，北路打得越猛，对南路旅顺越是有利。为防“敌众我寡，难期制胜”，便改令章高元八营“由登州乘轮至营口前进，会合宋军，气力较厚”，求增加北路的力量。 这个部署，本身也并没有明显的错误。 只是，旅顺守军不战而放弃后路山地，首先便失去了与敌纠缠待变的机会，一步步走向被动。 现在，一切就看清军的战斗力，或者说，就看清军将领和士兵的意志了。 ------------ 第七节旅顺保卫战——一盘散沙 困守旅顺的各支部队，总数有14000多。看这个数字，不少。 但是，炮台也多。操作火炮、守卫炮台，就至少占用了6000人（海岸炮台3200人，陆路炮台2800人）。 还剩8000机动部队。好象，也不少。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到此为止，我们在记录中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一件事——招募。 数数看，旅顺部队当中，仅庆军黄仕林张光前的八营中，有六营是老兵，还有两营为新募；姜桂题的四营是毅军调走后，才招募来顶替的。程允和原为聂士成部将，清军退到平壤后，随聂士成回来招兵，才划拉起这几个营，没去朝鲜，被派到了旅顺；卫汝成的五营，赵怀业的怀军，全部为新募；徐邦道的拱卫军，也有三分之二为新募。 可以看出，原先大清并没有充分估计到战争会打这么大，会从朝鲜打到辽东，打到旅顺，这些部队基本都是来顶替被调走的精锐的。战火漫延，一线吃紧，形势所迫，这些二线、替补队员，也不得不上场了。 这也是旅顺保卫战与前边各场战斗相比，所具有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估计不到1.5万人里边，竟有1.1万多人为新招募的新兵，至少也占到了70%。前边战场上虽然也有新招之兵，但毕竟还是少数，到了这里，达到这样高的比例，着实是太令人震惊了。 …………………………………………………… 仔细研究清朝的军制，就知道这个“特色”有多特，又是怎么弄出来的了。简单说来，清朝的兵员来源主要有制兵和募兵两部分。 制兵——就是有编制，员额，有统一供应的常备兵。包括： 有满洲八旗，世袭制，世代当兵，由国家养着，不需要种地和做小买卖，按说，有事就要出征，那是他们的责任。 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征兵制。也有的属于指定的军户（有军籍的），同样由国家奉养，属于常备兵。 募兵——意为平时无编制，按需要征招。主要有： 勇营，临时招募，战时当兵，吃饷，无事解散。后来随着需要（什么需要，具体在前边专门讨论过），有一部分也变成了防军，常备兵，仍逐年征招补充，但员额常常不满，有事，还要临时征招、补充。 除以上之外，还有就是团练，这是个纯粹的民兵组织、乱世当中联防自卫的，连军饷都没有，必要时能在军械上得到朝廷一些接济，但根本不属军队序列。 前边已经讲过，八旗、绿营、勇营，防军，这些都是怎么回事了。这里，我们讨论一下所谓的募兵。 募兵，古已有之。但满清王朝建立之后，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很有效的制度，也打了一些仗，后来竟越用越多，越用越顺手。省钱，能战，尤其是平定内乱、镇压农民起义，好使啊。 最后，竟落到了本属制兵的那帮大爷们光拿银子，打不了仗，有事靠“募”了。 甲午战史，我看到最多的字眼，也是最恶心的字眼，就是“新募××兵”“募成××营”了。 开始出现“招募”字眼的几处，还叫“招旧部”，我怀着良好的愿望，希望这些朝廷命官们、那些平时戴着个空头官帽的将军们，能招来一些老部下、一些老兵，如果退伍不久，重操旧业，那样可能还顶点事。对大清来说，“老兵痞”“老兵油子”也行啊。可是，离上次大规模战争，已经十年，再上一次，都已二十多年，当年被朝廷裁汰的打过仗的老兵，都已垂垂老矣。 就是说，新招募的兵士，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当过兵，甚至也没有练过武。通过给点银子，招穷人进来，或通过“抽丁”方式，强制入伍，凑个数，能行吗？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国家为什么设常备军，因为那是一个专业技术行业。国家为什么要建武备学堂，建讲武堂，建军校，因为那是一个技术行业，也是智识行业。打仗，决不是打群架的层次，只要有点二，拎个瓶子就上去了。 况且，大清不断采取愚民弱民政策，最惧怕民间兴起武装，防民重于防外，恨不得把满人以外各民族的尚武精神统统磨灭，变成羔羊。当前呢？“明亡清兴”，“康乾盛世”，再加一个“同光中兴”，兴了三百年，把一个古老帝国兴成了只会挨打的老大帝国。这样的朝代，人人视行伍为末流，民间大致也出不了曹刿这样的军事家（有个把起来闹事，跟朝廷作对的，也被灭了），哪里又能抽得出强壮的兵员？ 兵圣曾告诫：在决定战争的战略因素里，人的因素，包括“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兵众孰强”“士卒孰练”，比较可知胜负。在这四条里边，大清哪一条能占据优势？ 没有熟练训练之前，甚至不经任何训练，就把青壮年百姓，夺下锄头塞给把破枪，直接从玉米地里驱赶上战场，让他们面对训练有素的杀人机器，这是毫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大清统治者犯下的一大严重罪恶。 ……………………………………………………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会清楚，这个旅顺口保卫战，除了具有各战役中清军表现出来的一贯弱点外，还面临着新募兵多，武器落后，数量还不够的独有特点。 另外，还需加一条：将不少，唯独缺少能战敢战之将。 就是说，无论按规模还是按实力算，这里能摆出的阵容连与平壤、鸭绿江防线相比都差一两个档次。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说那些困守的将领，看来简直跟叶志超一个师父教的：决不出去相迎，坐等客人上门。 当然，除了张光前、黄仕林有几个老营，其他全是新兵，毫无战斗力可言，也是一个因素，难怪除了两个有胆的，其他守将没有敢跳出来，主动迎接日军的。 这样的情况下，最直接的选择，还是躲在坚固的堡垒内比较安全。 其实一看到张光前，我就觉得够令人感慨的了。他大概足以代表了大清将领的情况：十年前，朝鲜甲申平乱，他就是总兵衔，彼时还算雄姿英发。十年后，唯一的变化就是年龄大了，官还是记名提督衔总兵，兵还是那些兵。一帮老将上阵，恐怕今非昔比——只能是“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了。 而且要命的是，开始的时候，这些将领还互不统属，都听一个司令——李鸿章的遥控指挥。 就是说，旅顺防卫这么大的战役，前线竟还是没有一个总指挥。 旅顺防务完全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 …………………………………………………… 据说，本来11月1日，李鸿章提出的建议，认为旅防“各军无人督率，号令不齐”，请派广东提督唐仁廉去旅顺督率诸将，“得唐去鼓励督率，定能同心御侮”。[《北洋大臣致督办军务处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日，以“旅顺势甚孤危”，督办军务处诸大臣正在束手之时，也想不出别的高招儿，只好同意，决定派唐仁廉“前往督率诸将尽力战守”。[《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唐仁廉，淮军老将，当年为淮军“十一军”之一仁军的统领。据说唐仁廉“勇气勃勃”，且“颇有远虑”，也下定决心去担此重任。 但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据说根本找不到船去旅顺，只好又被派去先和宋庆会合了。 怎么会找不到船呢？从后来我们了解一些事——还有送粮的船、还断不了有个别人员跑来跑去的，让我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个理由。 干什么去了呢？朝廷当唐仁廉为“霆军旧将”，千里迢迢召进京，仁廉“奋发陈方略，请募二十营当前敌，允之。”接下来，朝廷“冬十月乙巳（11月15日），命提督唐仁廉募勇二十营，会定安、裕禄防剿。”[《清史稿本纪》] 募勇，募勇，又派唐仁廉去招募新兵去了。如果不是李鸿章觉得旅顺诸将还能依靠，这也许是能找到的唯一的原因了。 那么旅顺口的统领任务这个事，实际上便落到，而且一直落在了旅顺水陆营务处官员龚照玙头上。 龚照玙（1840—1901），字鲁卿，安徽合肥人，富户出身。可能是读书不行，也吃不了苦、受不了那份罪，就花银子向朝廷买（由最高学府读书的监生直接捐纳），弄了个同知。后来1871年投效北洋制造局当差，竟干到了知府、道员。1890年经李鸿章推荐，总办旅顺船坞工程，并会办旅顺船坞营务处。 不过龚照玙应属能干之人，在旅顺港的后期建设，还有威海港的建设上，是立了大功的。 但是，龚照玙完全是一员文官。说他属军伍行列，他也就是管“营务处”这么个行政机构，哪里真正知道排兵布阵之事？按职责看，他也更像是一个技术干部，同时还管后勤工作——负责管理港口，修理船只，油料弹药供应之类。要说他官衔高，他也不高，四品的道员，其它将领有从一品（提督），也有正二品（总兵），让他管，这又只能说是符合大清封建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俗话说“见文官低一级”）。就算这在理论上行得通，可是大清，哪还再找到电视剧中表现的攻打台湾时，总督姚启圣和史琅将军那样的文武搭档了？ 但还没商量帽子就已经扣过来了，龚照玙一肚子苦水，也只好勉力而行。史书说龚照玙竭力在旅顺诸将间协调，但我想，也就这些了。至于确定战守之策，龚照玙既拿不出什么主意，不敢说了算，说了也不一定算。 关键的时候，这个“前敌总指挥”还凭空消失了一段时间。 龚照玙哪去了？答案是：跑了。 跑得比赵怀业他们来旅顺还早一步。 史书上说，11月6日金州失守后，他以粮饷不足、津旅电讯中断为由，既不请示上司，又不与诸将共商，便以“商运粮米”为名乘鱼雷艇（广济轮）逃往烟台，听说山东巡抚李秉衡要拘留他（还有传说是山东巡抚李秉衡以“临阵脱逃罪”把他扣压起来，并拟就地正法。他苦苦哀求，表示愿回旅顺出战，李才放了他。其实他哪敢上陆见李秉衡）又逃到天津去拜见李鸿章。 李鸿章得知后十分恼怒，即刻命令龚照玙回去指挥作战，并警告他，如果再离开旅顺一步，必将严加惩处。龚照玙无奈，只得硬着头皮返回旅顺。 以上史书所记，跑肯定是事实，但“逃跑”这个判断结论得出的依据，一方面，据说是李秉衡奏称，另一方面，是他在旅顺之战后的表现。所谓，既然战后能逃跑，那他先前的那次逃跑肯定也是真的，纯属于“一惯”，或“蓄谋已久”。 李秉衡且按下不说，至于以“人品”反推，完全否定龚照玙的理由，这可能有点误会。 首先，旅顺确实断粮了。 旅顺本来兵就不少，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人，按最低每人一天一斤半算，一天就要吃掉2万2千多斤。打仗、干活人多力量大，吃饭的时候，就显得嘴多了。 这样看，要不是日军急着抢时间攻城，即使只是团团围住，不用多久，饿也把清兵饿光了。 从张光前给盛宣怀的一封告急信函中，透露出了多重信息。“数日之间，难免水陆夹攻一场恶战。西岸由口门至双岛套等处，相去几百里之远，口汊太多，仅弟与程平斋（允和）数营分别扼守，地广兵单，万分焦灼。军米大家分食，不过仅敷月底，万一有缺，奈何？！奈何？！敬请我公速求中堂筹兵筹饷，饬兵轮护送到旅，以资战守，以安人心。……”[《张光前致盛宣怀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张光前的信函也证明，旅顺的粮食，仅能撑到月底。 其次，我的判断，电讯确实中断了。 虽然北洋历十几年，建成了连通统帅中心天津，到威海卫、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及辽东半岛各重镇间的电报通信网。但是，穿越辽东半岛的电报线架在荒野之中，年久失修，本来就有点不好用了。[相关资料可见《清日战争》之“野战通信”一章]而且，甲午战争中，随着清军连战连败，电线要地也相继失去，日军缴获的清国电报线路，长达数千里。别忘了，日军攻金州之前，金州就发不出电报了。“金州地峡”被日军攻占，即使无法利用来截获情报，日本鬼子岂能不加以破坏，割走电线，还让大清的电报畅通无阻？ 张光前以信函形式求救，也说明，此时旅顺守军的通信，只能从海上、由人冒险乘船来传递了。 电讯断了，龚道员还怎么请示上级？ 其实，还有一点：真要逃跑，离开烟台之后，往哪跑不行，干嘛老往领导那儿跑，又来见李鸿章？ 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个可能：龚照玙根本无力支撑这么大个重任，跑出去通报情况，找老帅要粮食外加搬救兵，而且最好是搬来一个将军，统领旅顺战事。那样，自己就可以解脱出来了。 可惜，他这一遭不但没有解脱，还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但他这一走，后果很严重。本已人心浮动、谣言四起的旅顺守军此时更是军心涣散，更让龚照玙可气的是，回到旅顺一看，他的办公室空了。 库房也空了。连布置水雷用的电线，也给割走了。 他的手下亲兵一看头儿跑了，竟开始动手抢劫公私财物。 这位“国营大厂的厂长”管辖下的各个修理厂，工匠也纷纷想法逃命，找大小鱼船，找能漂浮的任何东西，有能力的还要捎带点值钱货。估计那个时期，沿海渔民“跑运输”，能挣不少。 …………………………………………………… 龚照玙这一路奔波，回到旅顺还不知道要猴年马月，而日军随时都有可能进攻旅顺，总不能干等着他回来。于是，各路将领经过商议，论资排辈，公推姜桂题为统帅，旅顺驻军都听他指挥。 姜桂题临危受命，不得已担起这个责任。最重要的，还是要迅速把迟迟拿不定的战守策略，实落下来。 如何守，当然是坚守。 他基本采取分兵把守的策略。 海岸炮台部署未动：命黄仕林庆军四营，仍驻扎在旅顺口东海岸黄金山等炮台，张光前率庆军四营，仍驻扎在旅顺口西海岸威远、馒头山等炮台。 后路炮台：姜桂题率桂军四营驻扎在旅顺口东线，守松树山、二龙山和东鸡冠山一带，以徐邦道率拱卫军四营作为后援，驻扎在原毅军军营； 程允和率和字步队三营驻旅顺口西线，守案子山至椅子山一带。以卫汝成率成军五营和连顺捷胜营残军为预备队，并为程允和后援，驻守白玉山东麓和通往水师营的要道； 从金州、大连湾撤回的赵怀业怀军步队六营则留守市区。 这个布置实在说不上巧妙。而且，拿出旅顺地图相对照，还会让人大吃一惊：陆路这边半月形的防线，绵延将近50多华里，把一万多人（除去海岸炮台人员）零落地分布在上面，驻守点之间无人填扎。向前再无警戒，也就无任何遮护，炮台将直接面对前敌的冲击。 整个防线用两个字形容，只能是“单薄”。 这些兵力，要放在南关岭至土城子山地，那里“宽止十里”，效果又是怎样？可以再次看出，舍弃南关岭是一个重大失策。 11日，龚照玙返回旅顺，什么好消息也没带回来。用兵作战，他也不懂，也谈不上“联络诸军，同心固守”。于是他也认了，把这些事都交给姜桂题去忙吧。 不过，跑跑李老帅那边还是起了作用，13日，丁汝昌带舰队回到大沽，还一同护送着李鸿章雇用的“镇东”商船，运来了急需的粮食。旅顺守将们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 丁提督上岸会见众将，这位马上将军对陆战还是有见地的，了解了旅顺的布防情况后，立刻看出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这个北洋提督，对陆上防务也只能是建议）——必须抽出勇敢之士，组成迎击部队，大胆离开堡垒，或者主动出击，或者加强后路几个炮台间薄弱的地方。 非常正确，但非常可惜。兵不行，更谈不上勇，也就是没人去做这件事。 而提出主动迎击的丁提督，当晚突然听到“羊头窝、小平岛有日军鱼雷艇”出现，便匆匆跳上船，先率舰队离开了旅顺。 从此，旅顺便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成了一座孤岛。 …………………………………………………… 丁汝昌这一去，还将所有鱼雷艇也一并带往了威海。 本来，鱼雷艇队不属舰队编制，旅顺鱼雷营独立于舰队之外，直属北洋。 这说明，北洋舰队已经对旅顺战事不抱任何信心。而旅顺守军自己也已经没有任何把握。 最令人痛心的是，舰队此去并不顺利。在返回威海港时，竟又遇不幸。 本来，威海守军封锁了两个出口航道，仅在较窄较浅的东口靠近刘公岛，留下一个600码宽的通道。正赶上连日风大，将浮标吹动漂流，更可能是军舰推出的波浪冲击，出现了误差。“镇远”舰在14日凌晨进入威海军港时，不慎触礁。 海水顿时涌进“镇远”底舱。官兵只能一边抽水，一边驶向浅水区自救，以防止倾覆。 后来潜水检查，愈感伤情超出预想。总共竟有七条口子，弹药舱下撞出三条口子，分别长6.5尺、3.5尺和9尺。帆舱下也撞出一条口子，长17尺。煤舱锅炉舱下，也撞出三条口子，最长的一条达11尺。此外在水力机舱下，还有一道宽2.6尺、长3.9尺的裂缝。[据《寄译署》《李鸿章全集》] 威海没有大型船坞进行修理，在日舰步步紧逼下，拖回旅顺已无可能。整个舰队都陷入一片无助而冰冷的氛围。 “镇远”管带林泰曾性格内向，既为军舰重伤而痛心，又感到事故严重无法负责，又担心别人认为他畏战，故意制造事故，种种压力，终于压垮了这位舰长。 在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损管措施后，16日一早，林泰曾在“镇远”管带室服毒自杀，年仅43岁。 一艘铁甲舰受损，仿佛支柱倾倒，给北洋舰队投下巨大的阴影。林泰曾的自杀，使这次事故更象是一场悲剧的真正开始。 …………………………………………………… 在一片阴云笼罩之下，决定旅顺生死存亡的时候到了。 由花园口登陆的日本第二军，于11月6日、7日，先后攻占金州、大连湾后，歇兵十日，于17日进犯旅顺。 日军其实对旅顺很重视，从战略上重视，战术上，也很重视。 据说，日军判定，这次攻击势必要用到敢死队。开始副官先准备了500，人数一再增加，山地元治师团长始终面无表情。等增加到了1500人，山地元治才点头（颌之），意思是表示同意：可以了。[参见《日清战争实记》第12编] 这种重视，还有战术选择和武器装备的准备上。 有一个细节，说明了这个问题——日军占领大连湾，在那里整整待了十天。 这十天里，除了派人渗透到旅顺进行侦察，寻找迂回路线，摸清炮台守军情况，这是必须的。 还有，补充人员装备。 我们知道大连湾成了日军的补给港口，后续部队和所需军用物资，从此能够很顺利地由大连湾上岸，直接补充到部队当中。 但一般资料都没有提到一样东西：攻城重炮。 对，对付旅顺坚固炮台工事的大口径重炮。 原来，日本大阪兵工厂紧急研制了一批威力巨大的秘密武器——攻城重炮，口径有150毫米的，也有90毫米的，配给第二军20门，专门用于攻击炮台。另外，还有120毫米的巨型行营炮。这些攻城重炮，确实对于全世界还都是秘密，直到它们在日俄旅顺之战时以大阪宝贝的名字再度亮相，才震惊了世界。[《甲午海战》] 可能为了保密，日军给这些炮兵分队起了个“攻城炮厂”这么个与作战分队不同的名号，以掩人耳目。当年有多国武官被允许随同日军，进入战地观战，也看到了这个东西，但竟没有加以十分的注意，可见，疏忽大意者非清军独具。而直到今天，很多研究者在探讨旅顺之战时，都忽略了日军在攻击火炮上大大加强这个重要情况。 所以，大家都只是相信日本人宣传的日军如何神勇，如何……其实，没有一场战斗不证明，“武士道”也是凭着优势的武器欺负人的。而且数一数的话，毒气毒剂，细菌病毒……什么下三滥手段鬼子没用过？要是真不怕进那个靖国神社，那日本鬼子腰上都扎个叫“千人针”的这样的玩意干啥？ 日本陆军用上这个秘密武器，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发动甲午战争所下的苦心。还有，所有准备，在一个既定方针的引导下，一切工作都这么系统，高效。 第一次读到这些资料，感受是相当令人震撼的。如果大家对这些攻城火炮没什么概念，这种感觉可能会少一层。 虽然说，这类口径的武器，对现代军队来讲，是标准的配备，算不上什么“大哥大”，但在当时普遍装备80毫米以下较小口径的行营炮的军队中，这种炮的威力足以惊人，要不怎么用来对抗固定的炮台重炮呢？ 别忘了，在当时工业制造水平下，同样口径的火炮，决没有现在的这样轻便。准确点说，所谓重炮，可不能只侧重于炮弹威力，而是绝对不能忽略火炮的身量，那只能称为巨型炮。 日本人是疯子，把身量这么大，一般固定用于炮台的火炮，愣是安上了轮子，又没有汽车拖拉机，全靠马拉人拽，硬要推到陆战进攻当中。 为了等这个宝贝，日军还将进攻时间推迟到了21日。 观战的英军军官记录：日军炮车在只有两三匹马牵引下，需要通过最差的崎岖山路，于21日拂晓到达作战位置。18日日军出发前，我断言炮兵绝对无法按时抵达预定位置，结果炮兵比司令部还早到达，天明时分进入射击作战。[宗泽亚《清日战争》] ------------ 第八节沙堤崩塌——零散的战斗 日军已逼近旅顺之际，18日刚刚打过土城子一战的徐邦道再次决定主动出击，拉上卫汝成，于20日下午两点多钟，分两路向石嘴子进袭，一路约3000人，自水师营西的盘龙山前出，一路约2000人，自大道前进，进至石嘴子以南高地前，遇上了占领此地的敌人。 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参加完大山岩召集的作战会议，还正在返回师团本部的途中，突然发现“山谷里到处出现大大小小的红蓝军旗”[《日清战争实记》第12编]。 这一次实在出乎日军所料，清军竟然又一次主动发起了进攻。日军可能不清楚，带领这支清军的，正是此前土城子迎击日军的徐邦道、卫汝成。 日军步兵第二联队长伊濑知好成大佐带人仓促占领石嘴子高地，利用有利地形，阻止清军的进攻。 日本资料称：远方涌出大批中国军队，“数千敌兵犹如云霞升起，飘扬着青黄赤黑各色旗帜数百面”。[《甲午海战》] 清军已经呈三面合围态势，向石嘴子调包围过来。旅顺后路的中国炮台也纷纷开炮助威。 清军虽然射击水平差日军很远，但表现了极为英勇的精神。 日军在1000米之外便慌乱地开枪。这可不是很多资料上说的那样，日军武器射程远，所以这么干。别看日军村田步枪标尺刻到1400米，但实际这已经超出了步枪能有效射击距离，我仔细研究过，从它的初速看，子弹能飞到两千米就不错，到了也只能用“飘过来”、“掉下来”这样的词表述。初期设计者的追求带有盲目性，实际真正体现步枪优越性的，是300米以内的硬指标。现代步枪根本不考虑400米以外，因为，人眼不是鹰眼。实践证明在这个距离之外，别说子弹还受空气摩擦、风偏的影响，要依靠准星来瞄准，人的眼睛根本看不清目标。 相较日军的慌乱射击，清军却继续前进，一直逼近到距离日军前沿600米处才开枪射击。这已经表现了足够的冷静。 可惜，清军的武器操作水平实在不够，难以发挥出足够的杀伤力。 随着日军在高地架起野炮和山炮，据高猛轰山谷里的清军，第一师团本队及混成第十二旅团也分兵来战，清军的进攻被扼止在高地前。 …………………………………………………… 双方战至日落西山，暮色朦胧，徐邦道见以寡敌众，终难取胜，便下令撤退。日军不敢追赶，只是严加戒备。 这是徐邦道、卫汝成指挥的第二次迎击战。为改变结局、改善防御态势，他们做了旅顺外围的最后一次反击努力。 尽管清军在这次战斗中奋勇拚战，但已经无法挽回不利的局面了。 …………………………………………………… 21日拂晓，日军按照军司令官命令，向旅顺发动进攻。 对照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向各部队下达的，一个比较凌乱的进攻命令（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205页），仔细整理整理、再补充补充，可知日军依然是认认真真、中规中矩，分三路发起攻击。当前（只能算作当前）任务如下： 全军（第二军）于21日进兵敌军堡垒。共分三路，其中：中路，第十二混成旅团展开于土城子至旅顺大道之间，进攻二龙山炮台（在旅顺大道东侧）。并在炮击椅子山炮台期间，须实行佯攻。左翼纵队展开于旅顺东北，牵制敌军。 第一师团担任右路，任务是首先占领椅子山炮垒群。其中： 西少将率领第一旅团步兵第三联队(缺一个中队)、步兵第二联队第三大队、骑兵半个小队、山炮大队、炮兵一个中队及卫生队之半，明日拂晓炮击椅子山炮垒群（在旅顺大道西侧）。 炮兵联队(缺第三大队)于明日凌晨五时以前，在石嘴子以西占领阵地，做好炮击椅子山炮台的准备。攻城炮自明日拂晓时开炮。步兵第二联队(缺一个大队)、工兵第二中队的两个小队及卫生队之一半，负责警戒、支援炮兵。 其余各部队（包含第二旅团）作为预备队，属师团长直辖，凌晨二时集合于石嘴子西南，沿步兵第二旅团长的前进道路行进。 其他辎重队、野战医院和弹药运输纵队略。 …………………………………………………… 日军逼近炮台，并不急于发起步兵冲锋，而是停在一定距离上，先架起大炮，与炮台对轰。 这场炮战，验证了日军加强炮兵是十分识相、十分明智的。同时，也有意外情况，是日军没有预料到的。 日军只见清军炮台霹雳轰响，浓烟四起，阵势相当吓人。 但只是场面声势相当吓人。 按说从炮台发炮的壮观景象，推测打过来之后的结果，必定是摧枯拉朽。 绝大多数人只见过电影电视剧中的爆炸场面，其实最逼真的场景，也就是给人留下那么一个小炸点崩起些沙尘土块的印象。没见过真实的炮弹落地爆炸，是无法了解那个恐怖的景象。真实的炮弹爆炸，在人的视觉中，是冲击波先明显地沿地面爆开，瞬间，只是瞬间，到达五到十米半径，然后，浓烟向上冲起，扩散……然后，飞到高空的弹片碎石才落下，象冰雹打在水面，地上浮土上形成朵朵小烟花。 效果呢，几十米内的人员，如果碰上一块弹片碎石横飞过来，立刻就得躺下；暴露在五到十米爆圈以内的，那基本上全完。不挨上弹片，还有要命的气浪震波。 我说的这还是小型炮弹。 想想，被一群群炮弹覆盖下来，尤其是120厘米口径以上的大炮弹，将是何种惨状！ 不过可惜，很多日军没有机会看到清军炮弹在自己旁边落地后，那种纷纷爆炸的景象，感受到被气浪吹起的“销魂”。 有一发大口径炮弹，直接落到了日本人堆放炮弹的弹药堆附近，完了！ 但是，恐怖的景象没有发生，惊魂失魄的鬼子仔细观察，才发现仅仅是在地上钻了一个深坑。 日军《日清陆战史》记载，清军馒头山、黄金山炮台发射炮弹助战，“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亡很少”。没有别的原因，“大口径炮弹中大半填以泥沙故也”。 清军海岸炮台用上了打击舰艇的穿甲弹！这玩意打军舰都效率低下，拿来打陆军，不是碰运气吗？ 这又一次暴露了清军岸防部队与海军遇上的同样的困境——缺少爆炸弹（开花弹）。 这跟古时候的石砲，抛石机有什么区别？除了距离上有进步，但本质上绝对是退回到了同一个时代。论杀伤力，也有，但只能看日军谁碰上谁倒霉。 参战的日军军官记述：敌军炮弹虽为12、15、24厘米巨弹，落在地上也不会爆炸，多是空弹掠空而过。反之，我军精良的山炮，特别是野炮发射的炮弹，都在敌阵上开花，全部命中，恰如雷电之闪，流星之陨。 真是坑人哪。 …………………………………………………… 挟有大炮，日军又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对每个清军炮台都形成绝对的火力优势。 在日军多个方向同时动手，从外围炮台开始，层层推进、逐个击破的攻击下，旅顺保卫战，便被逐步撕裂、相互分割，成为一场场零星的战斗。 失败结局已经不可避免。 战前，日军队伍里有英法各国武官随同观战，在旅顺口外，各国海军的将校们也云集海面，带着各种复杂的心态，等着看清军旅顺要塞如何狠狠地教训小鬼子。 按照英德法这些参与过要塞设计建设的国家的军官判断，凭旅顺口的防御坚固程度，日军怎么也得拿出十万海陆兵力，攻打一个月，才可能有进展。 应该是这样。 也确实是这样，十年后日俄在旅顺口，非常好地重演了旅顺要塞争夺战，兵力，时间，恰好对上了这次的判断。 但清军与日军的战斗，结果却令人瞠目结舌。 …………………………………………………… 日军针对炮台的攻击策略，准确发挥了作用。 21日晨，日军开始对旅顺后路陆路炮台进行围攻。 到中午时分，便攻占了后路案子山、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等诸炮垒。 “据称，二十四日（农历）辰初（7时），贼由水师营后路山沟绕至韩家沟，卫汝成陆路行营炮台未及开炮，贼即闯进。次至程元和（即程允和，奏折中避讳雍正帝同辈名字中的允字，改元字）炮台开二十余炮，贼已攻入。徐邦道在操场接战，放三排枪，亦退。战至教场沟，被围。赵怀业见三炮台已失，发号出队，人未及齐，即向东行，各败队皆向东山冲打，未正棉药库被炮击燃，申初军械库、水师药库、毅军坐营及附近炮台营盘、村庄、旧水师营，皆火起。贼遇人即杀，东岸各台午前后放炮不断，西岸各台申初犹有炮声等语。”[《旅顺失守折（十月二十八日）》] 李鸿章在11月25日的这个报告中，基本说清了旅顺战斗的经过。 …………………………………………………… 6时40分，日军右路西宽二郎率领所部到达椅子山炮台西北。此时，“烟雾茫茫，不辨位置。未几，日光渐高，烟消雾散，始见椅子山左翼炮位位置。”[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日军首先用攻城炮、野炮、山炮共四十余门，围住椅子山炮台连环轰放。 清军椅子山炮台还击，东面松树山陆路炮台助战，东南面的黄金山、南面之馒头山两座海岸炮台皆以炮遥击。 炮击相持达一个小时。 观战的外国将校评说，清军的阵地位置明显高于日军位置，而且有良好的遮掩，如果清兵炮手的射周精度高些的话，就会将日军炮兵消灭。然而，清军只有来自西面炮火的猛烈轰击，东面和旅顺口附近阵地的炮势微弱。清军防御阵地设计上存在缺陷，相互间分离，无法统一指挥支援，结果被敌分割孤立。日军炮兵选择的阵地在战术上也非常不理想，但能巧妙运用射击距离和角度技法，以准确的弹着点有效压制清军火力，使得清军各个堡垒被完全孤立。[宗泽亚《清日战争》] 这些清楚地说明了旅顺各炮台作战的效能。炮兵纯是个技术“工种”，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甚至都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只能打出这样的效果，加上炮弹问题，再好的大炮，设计再好的炮台，也无法发挥威力。 日军右路一下子压上来近一个旅团（两个联队）步兵，利用炮火的掩护，渐次迫近椅子山炮台，黑压压的象蚂蚁一样攀援而上。清军竭力抵抗，从台上居高射击，并从山侧面逼近，近距离向日军侧射。 令日军没有预料到的是，虽然这些清军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甚至没有配齐武器，却敢于冲上前来肉搏，与日军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战。 山地元治急命预备队投入战斗。其中一股占领了椅子山西鸦湖河北岸的高地，被程允和的和军“据堤轰击”，前进不得。 日军第一联队山炮兵发炮压制，清军终于不敌。8时许，旅顺后路西炮台群的椅子山、案子山及望台北诸炮台，先后被日军攻陷。 和军撤出炮台后，在程允和的指挥下，还在继续抵抗，无奈四面受敌，死伤甚重，便一面抵抗，一面向西海岸退去。 …………………………………………………… 按计划，第一师团进占椅子山炮垒群以后，立即进攻二龙山的邻堡松树山炮台。与此同时，混成第十二旅团以步兵第二十四联队全力进攻二龙山炮台。 但是，第二军对这个任务的划分有点问题。日军忘了一点，椅子山与松树山之间有一条龙河阻隔，中间还有一个清军兵营，清军以枪炮据守，第一师团的部队无法顺利通过，延误了时间。 混成第十二旅团早已埋伏于二龙山以北，等待着发起进攻的时刻。上午8点钟刚过，旅团长长谷川好道看见第一师团已攻占椅子山炮台，便命令步兵第一大队和炮兵分队进至担任先头部队的第三大队的近旁。但直到九点已过，第一师团仍未对松树山炮台发动进攻。由于旅团埋伏的地点已经暴露，可能会陷于不利的境地，长谷川决定不等第一师团进攻松树山，便下令于9时45分，先对二龙山炮台发起进攻。 仍然是那一套，炮兵开炮，压制炮台守军。然后，借着炮兵的掩护，步兵两个大队向前推进，直至清军炮台堡垒下。从开战以来日军反复实施的这套固定的战术动作，可以看出日军在步炮协同攻击上，已经练到了炉火纯清，配合默契的程度。 防守松树山的清军同为程允和军，也不怠慢，立刻发炮还击，对接近炮台的日军，则用步枪射击。 据日方记载，清军努力防御，“炮声如万雷齐鸣，硝烟弥漫天地，咫尺不辨；机关炮炮弹落在我军部队之前后左右，战斗极为激烈，又特别雄壮。”[《日清战争实记》第14编] 由于第一师团未能及时向松树山炮击，清军三个方向的炮台全部对准混成旅团，一齐猛击，使日军处境极为困难。 这个时候，长谷川旅团长才想起司令官的命令——“佯攻”，于是派出一个小队向松树山前进，佯攻松树山炮台，分散清军炮台火力。 第一师团的野炮终于开始向松树山猛射，炮兵联队也用攻城炮发炮支援，日军的攻势大为加强，松树山炮台被日军攻陷。 在日军登上堡垒时，清军点燃了地雷导火索之后，又引爆了火药库，黑烟冲天而上，向日军显示了中国军人英勇不屈的意志。 …………………………………………………… 松树山失陷，第二十四联队也趁机向二龙山炮台发起冲锋。 姜桂题指挥桂军拚命抵御。二龙山炮台装备的克虏伯炮、格林炮发挥了威力，猛轰日军，守军还以步枪瞰射，两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 日军依仗人多势众，蜂涌而上，继续向炮台攀登。当登至三分之二的距离时，清军引爆了地雷，日军冲锋再次受阻。但是，日军在军官的督战下，布满山野，从四面攀登，足踏鲜血，跨过尸体，终于逼近了炮台。 姜桂题见伤亡太重，已无法阻挡，便率部撤离炮台，突围而出。 几名未及撤离的清军，冲入弹药库里点燃了地雷。当日军“攀上垒壁的刹那间，天崩地裂一声巨响，蒙蒙浊云弥漫于六合”[《日清战争实记》]，阵后观战的西方武官，目击了这一幕，无不称之为“壮举”。 …………………………………………………… 当椅子山炮台群失守时，从上面撤下的程允和部退至椅子山西南方向的方家屯时，又意外遇敌军。第一师团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指挥第一联队，正准备向旅顺街市方向的大校场攻击前进，与和军相遇，激战再起。经过30分钟激战，和军不支，再次被打散。 椅子山、二龙山及附属炮台，还有鸡冦山炮台先后失守，人字墙、炮台难以独立支撑，先后弃守。十年苦心建设的旅顺，一下子后路洞开。 日军占据炮台，设立炮兵阵地，居高临下一路向下冲击，驻守白玉山东麓，作为旅顺后路的总预备队的卫妆成部失去屏护，立刻被冲散。 而守在街区的赵怀业慌忙出来招呼整队，竟找不着几个人了，只好加入溃兵队伍，仓皇向东逃去。 只有徐邦道在毅军操场接战，边战边退，又被日军围困于教场沟，老兵作战经验较为丰富，也更顽强，“皆老队，死剩十余人，犹战不已”，终于冲出重围。 …………………………………………………… 旅顺后路崩塌，海岸炮台便更加危殆。 8时后，日本联合舰队按照事先约定，准时出现在旅顺口外，合击海岸炮台，配合陆军行动。 连日来，联合舰队一直在海上忙。14日早晨，北洋舰队跑回威海，当天伊东便得到了报告。15日，联合舰队便压向威海，将这个“威胁”封在了威海卫。 攻旅日期渐近，联合舰队在将诱敌出战、进攻威海的动作做足之后，留下两艘军舰监视，主力便乘暗夜冲向旅顺。 攻港的事，既然把陆军请上来了，海军当然也不能不露个头。 茫茫晨雾渐渐消散，联合舰队露出身影，“以兵轮横排一字阵于旅顺海面，包我东西各炮台之外，而距离甚远，盖以眩我将士耳目，牵我兵力，俾得专注陆路尽力来攻。”通过远远的炮击，吸引岸上火力，使海岸炮台无法支援后路炮台的战斗。 日本陆军攻破后路炮台，便乘胜席卷海岸炮台。 黄金山炮台首当其冲，由于防守步兵不足，难以支撑，很快陷落。其它大炮根本不能转向的海岸炮台，更是无力抵抗。整个东海岸炮台仅能算是略作抵抗而已，到下午一时便相继失守。 东海岸炮台守将、庆军统领黄仕林被日军冲下老蛎嘴炮台，跑到海边，一群日舰远远望见清军拥挤在岸边，发炮轰击。黄仕林又惊又急，投海自尽，被部下救起，急觅渔船，渡海逃命。 …………………………………………………… 21日入夜之后，徐邦道趁夜幕向东拼杀，然后突围北上，路上，程允和、姜桂题和西路海岸炮台的守将张光前部，也都先后加入了突围队伍。 溃军避开日军主攻，分别沿旅顺东西海岸，向金州方向撤退。 日军一方面由留驻部队层层阻击清军，占领炮台的日军也越过旅顺，发起追击。清军守将已无法掌握部队，各部暗夜之中，东冲西突，很多人又在逃亡路上失去了性命。乃木希典部队追击到金州湾头约一里长的断壁悬崖尽头，向被截住去路、已经放弃抵抗的清军射击，至少有500名清军走投无路，跳崖而亡。《清日战争》一书中刊有现存的一张日军新闻照片，记下了这悲惨的一幕。 万幸的是，经过一路上不断与驻守后方的日军发生拉锯战斗，最终大部分清军突围而出。“丑刻又接宋庆电称，徐邦道及桂军营官胡永清、庆军营官吴长纯、马步兵勇约二、三百人，零星闯出，面称，败退队伍共约万众，贼重重设防，遍布雷炮，尽被击散。”[《旅顺失守折（十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值得一提的，也应该感谢的是海上渔民，在清军败退求生之时，纷纷驾舟前来营救。11月，正值北方冬季来临，天气寒冷，“又值海潮骤涨，北风凛冽”，海上风急浪大，一叶叶扁舟载着从旅顺逃出的军民，沿途还要避开联合舰队的封锁，向烟台、营口等地冒险求生。 虽然徐邦道对在这样的险恶条件下渡海，估计“得脱者百不及一”。但因为渔民的英勇行动和牺牲精神，一部分清军官兵得以死里逃生。 旅顺陷落，清军死伤惨重，让李鸿章心急如焚。在对皇上的报告中惨然说道：接到刘含芳电报，派去旅顺探听消息的北河总督船只回来称，“二十六日（23日）午后三点钟，远望小平岛，尚在鏖战。”“现各将领惟黄仕林业经救出，徐邦道业已冲出，余尚不知下落。据孔玉祥等称，败退后俱向东山冲打。英船主称，二十六日（23日）犹见小平岛鏖战。该岛正在旅顺之东……”[《旅顺失守折》，《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根据清军报告，“小平岛”，那是清军向东撤退的方向。那地方还在战斗，也许是部队还在突围，又或者是李鸿章的一厢情愿。离日军攻击旅顺已过去两天，只是李鸿章老人对不知下落的部下将士，能否突出重围生还，还寄予的一点希望而已。 …………………………………………………… 日军摸到了（更准确说是猜到了）李鸿章发动大反攻的意图，赶到了清军之前急迫发起行动，将清军的战役部署全部打乱。 由于调兵上一再迁延拖沓，旅顺守军又抵敌不住，迅速崩溃，一个大胆而很有的设想，终于首先败在了时间上面。 实际上，就象平壤的迅速崩溃，使大东沟登陆增援变得毫无意义一样。 11月21日，宋庆已经率军前进至石门子、三十里台子，与日军前哨接阵。北路夹击之战打响。 宋庆统领各路清军大举反攻金州城。宋庆军中路，刘盛休军左翼，马玉崑军右翼，可是，从早晨战至日落，攻城不下。 由于鸭绿江之战，清军全部大炮几乎全被丢弃，攻城重火器不足，清军火力上始终处于下风，无法突破敌军。 当夜，清军退至四十里堡，暂做调整，准备再攻。但在这里，便遇上了许多从旅顺溃退下来的败兵。 22日，从旅顺转移的诸将与宋庆军会合，一同向盖平方向退去。 “合师夹击”的战役构想，终于付之东流。 ------------ 第九节血泪旅顺口——似海冤沉 旅顺防御崩溃之际，除了赵怀业，旅顺前敌营务处总办道员龚照玙和卫汝成两人，也乘船由海上逃走。“舟小风浪作，四日始达烟台”。从小平岛绕过旅顺湾日舰封锁线，那是多高的难度，渔民竟然做到了。 大清朝廷是不会反思自己的问题的，却会拿战将开刀，严厉追究责任。光绪对畏敌如虎，不战即逃之将领严加惩处。11月27日下旨，革去“擅离职守摇惑人心”的龚照屿之职。12月3日，革去失金州城的副都统连顺之职，撤“救援不利”的提督程之伟和“拥兵不救”的赵怀业之职，并交部治罪。 清廷还以“临阵弃军逃走”，下诏将卫汝成革职，并拿交刑部治罪。 然而，卫汝成、赵怀业却找不着了。 抵达烟台后，卫汝成立刻改装成船户模样上岸潜逃。 卫汝成是聪明的，虽然自始至终，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畏敌不战的行为。相反，在危难之时，还召募了一支成军，开赴旅顺。在无人出战的时候，他支持了徐邦道，两次主动出击。但他很清楚战败会有什么结果，自己的亲哥卫汝贵早就被“拿问”，他不会再重蹈覆辙。 当然，他还不知道，朝廷中的一帮言官和地方一些大员，早就对他不信任了，参他的折子也一道接一道。 也许还会有很多谴责，但都无所谓了。卫汝成成功潜逃，从此浪迹天涯。朝廷始终未能捕获到他，只好“乃籍其家”，任其“不知所终”了。 …………………………………………………… 龚照玙却没这么好过，乘舟顶浪漂行4天逃到烟台。到烟台海面后，因怕李秉衡捉拿（或许真是再次，而且这次就是真的了），没敢上岸，托人向前任刘含芳借了一件皮袍，转乘永顺轮逃往天津。被革职以后，朝廷又追加处罚，于1895年1月22日被成功捉拿，交刑部审讯。 大意了，他估计都没想到自己会被按上了个“统兵将帅失守要港罪”（一个四品道员，也就是管个营务处，也算是军人了，还能称将帅），判处其斩立决。幸好经李鸿章求情，改判“监斩候”，一候就是五年。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朝廷都跑路了，也就没人管他了，不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龚照玙被开释出狱。 伴随这个逃将的，除了朝廷“公论”，还有社会舆论的不停讨伐。 有人说，龚照玙以白银贿赂当局，死刑没有执行。其实，对这样的要犯，谁还敢收他银子，私下放掉他。 好不容易逃出一命返回故里，乡邻也不放过他。传说，他过60大寿时，同乡张陆打扮齐整，彬彬有礼地说：“六哥今日心情好啊，能容弟说一句话吗？”龚照玙说：“请见教。”张陆说：“兄弟我近来看了几本新书，才知道国民乃国家之主体。那么为弟也是国民了，这样说的话中国土地之存亡我也应负一份责任。请问六哥，当年你将弟弟的旅顺送到何处去了，今日能还给我吗？”龚照玙听后大窘，狂呼逐客。 又传说，次日早晨，又有一个和他有过节的人，结合他生日（六月六日）之数，和昨日的事情，巧妙构思，在他门前张贴一副对联。 上联：称六太爷，上六旬寿，欣占六月六日良辰，六数适相逢，曾听得张陆（音六）先生，大踏步闯进门来，口叫六哥还旅顺； 下联：坐三年监，陪三次斩，赚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愿已足，最可怜达三（盛军统领卫汝贵字达三）故友，小钱头不如咱洒（指卫汝贵用钱之术不如龚照玙，故被杀头），冤沉三字赴黄泉。 这种羞辱，可够辛辣。背负逃将之名，龚照玙也是“百口莫辩”了。 …………………………………………………… 但与这些官员、将领所受的（可能是）冤屈，甚至只是一点点委屈相比，百姓无辜亡命于敌军，冤屈又由何人去伸？ 难怪国人愤恨逃将。将士可以逃生，却扔下旅顺不顾，任由旅顺居民陷入人间地狱。 旅顺港失陷，日军进入旅顺，便疯狂举起了屠刀。 旅顺白玉山东麓有一座合葬大墓，是旅顺被害者一处最大的埋骨之处。日军还曾为其立碑，对外宣称为“清军阵亡将士之墓”。后来清政府委派直隶候补道员顾元勋接收旅顺，出面主持建立了甲午战争遇难同胞墓，并亲书“万忠墓”刻在一块石碑上。 何为“阵殁者之墓”？ 那不是抵抗日军而战死的军民。 是开城迎敌、被无辜屠杀的和平居民。 是日本人把他们杀死之后，又让他们享受了阵亡“烈士”的待遇，作战人员战死后的待遇。 为什么？为了掩盖事实，掩盖自己的恶行，掩盖日本的大罪。 本应是“旅顺大屠杀遇难者之墓”，清政府又加以“万忠”之名，看来满脑子意识里就是忠于大清朝廷，丝毫也没有反思朝廷官府的责任和失职。也许，这样能遮盖一下脸面，顺势掩盖一下墓中绝大多数为无由被害的民众的事实，也能减去几分所谓“为民父母”者不能保民的指责。 …………………………………………………… 旅顺大屠杀，日军大山岩是罪魁祸首。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旅团长乃木希典，西宽二郎，第一师团的日军，全是凶手。 为什么会发生大屠杀，应该是我们追问的重要问题。 从民族心理上分析，这其实是一直处于弱国地位的日本终于战胜了强大的邻国之后的一种变态发泄心理。长久被蔑称为“倭国”的小日本，终于攻下了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朝土地，为补偿被极大伤害的自尊心，旅顺大屠杀，也就成了终于战胜了“上国”后狭隘的疯狂报复行动。 而对于日本的军官和士兵而言，杀人越多功劳越大的规则让他们更是彻底沦丧了人性，变成了杀人恶魔。士兵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个也不放过，甚至还让随军记者拍摄自己杀人的照片。 还有一个，就是泄愤。日军的师团长、旅团长们，为了激起士兵的战斗意志，宣扬清军残杀日军，包括前边那些间谍的可怕情景，给日军种下复仇的意识。 另外有一个需要想到的是，日军想要灭绝中国居民，改造旅顺军港，作为日本人的军港。 所以，大规模的屠杀集中在旅顺发生。 这次屠杀，也已经被中外史学界人士证实，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大规模罪恶行动。[《中日甲午战争全史》(战争篇)] 最直接的证据，是日军的一个屠杀密令。 不管日军如何无耻地狡辩，据战后资料曝光，1894年11月19日，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默许下，主攻旅顺的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亲自下达了大屠杀密令：“非战斗员也要杀掉”，“我们养活不了那么多俘虏，既要给他们治伤，又要供吃供喝，这给我们增加了高额的费用和麻烦，是我军所无力承受的!” 而后来发现的向野坚一的日记，则为这个屠杀密令作了重要举证。 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他这样记述：我军由营城子向旅顺进攻时，军官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的命令。师团长(山地元治)表示“今后非不得已，不要对外讲。”1924年向野坚一在谈话中又一次透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人员也要杀掉……山地将军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向野坚一：《三崎山追记》，1932年油印本，大连图书馆藏。）实际上，这还为山地进行了遮掩，日军的凶残杀戮，是不分妇女老幼的。 …………………………………………………… 旅顺大屠杀是近代以来日军制造罪恶的先例。历史上，日军给我国带来的惨案，还有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其它规模小一点的，还有济南惨案、潘家峪惨案、平顶山惨案、厂窖惨案、下五家惨案等数不清的烧杀罪行。以及象为修建要塞工事（象虎头要塞、海拉尔要塞），所强征的民伕，不仅被劳累虐待致死，在完工后还会全部被杀害，人数也相当惊人，少则几万，多则上十万。 日本人对中国欠下的血债，罄竹难书。 旅顺口大屠杀，至今公认的数据：日军对旅顺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暴，估计死难者约达到2万人。 在日军留下的各种回忆录、日志里，凡有涉及“旅顺大屠杀”的，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都是触目惊心的“射杀”、“击毙”、“砍倒”、“刺死”，以及“尸积成山”、“死尸累累”、“血流成河”、“腥气冲天”…… “旅顺海陆要塞皆失，日军入市，风雨大作。其第一军团长（注，可能对敌编制名称不同。现在称师团长）陆军中将山地元治下令屠杀市民，不论工农士商，男女老幼，沿户搜杀，甚至医院之医师、护士、病人，亦皆刃之，破腹穿胸，血流成渠，历之三昼夜始止。……全市人民免于屠戮者，仅有逃在英国洋行院内之百余人，与和顺戏园演员八九十人，及深夜由山道逃出者四五百人而已……”[《孙宝田手记》，《旅大文献征存》]这段文字，来自亲历者口述，是目前最为准确的记录。 旅顺市街的居民，除了一些有钱人家雇船、雇车，于战前逃出死地，穷人们无钱也无门路可逃，逃出也没有地方落脚，只能接受命运。 甚至多数人还以为，就象历史上的战乱一样，那只是军队相互攻打的事。打完了，不管谁赢，老百姓的日子该咋过还咋过。 这只能说是思维太天真了。对异族，根本不应有什么幻想可抱。 而且，辽东二百多年的太平日子，也让民众渐渐放松了对战争的警惕，脑子里毫无杀戮概念。 不过，没想到清军竟然败了，更没想到清军败得也太快了，自顾自逃走，没有做好转移疏散工作，也没给老百姓留下一点点逃离的时间。 对这场大屠杀，很多书上都有相关的讲述和描写，那些灭绝人性的杀戮场面，惨绝人寰的屠后景象，那一笔笔的账都记得清楚，教育我们牢记前事，勿忘历史。 反思历史，如果说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抗战诗人田间的一首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说得清楚：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哪，这就是奴隶!”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些当年的凶手，包括那些无耻也无良的所谓右翼的继承人。但历史证明，只有战胜敌人，才能保证这些惨案不再重演。只有实力，才能将犯罪者绳之以法，最好战场上遇见了，直接将它们送进靖国神社。 …………………………………………………… 象后来一次次发生的罪行一样，日本人在疯狂杀戮之后，还要加以遮盖，欺骗世人，抵赖不了的，也要反复辩解。 为了掩盖真相，日军也违反红十字会公约，野蛮拒绝天津的红十字会进入战区、救治伤员的要求。 这是为了争取时间，处理犯罪现场。 11月26日，第二军司令部下令“尽快打扫战场，迅速处理清国人尸体”。 杀的人太多了，日本人没想到，处理尸体的事竟然很麻烦。 开始雇用日本军夫和召集幸免的中国百姓，组成战场清扫队来清理。天寒地冻，埋葬极为困难。只能到处找坑，将冻僵硬直的尸体象枯木一样横竖堆在一起，盖上一层沙土。 等日军在金州、旅顺成立了象安东那样的“战地民政厅”，这个任务又交给他们去办。后来，日军不顾中国的传统，决定采取火葬。又成立个“烧却队”，在旅顺市郊外找到一处砖瓦厂，利用窑炉代替焚尸炉，使用清军遗留的大量煤炭。政厅还请海军搜取破船上的引火木材和煤炭，每炉一次烧却五六十具尸体。金州那边，则用围墙围着，建成了一个临时火葬场。 1月下旬，天气变暖，原先浅埋的尸体又因为冻土化开，各处不断传来报告，有半枯骨骸暴露出来。21日，政厅又派人挖掘作业，对所有尸体进行火葬。 旅顺火葬处理的骨灰装进大口清式棺材，埋入白玉山东北山脚下，在掩埋死难者处，还树了一座“清国兵战殁者”的牌子，以为这下可以掩盖世人耳目了。 …………………………………………………… 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在国际上扮演好“文明军队”的假象，日本人编造了一串串的谎言，也准备了一套套的狡辩词。 先是说，天黑，分不清。 然后说，清军穿着老百姓的衣服。 再然后说，老百姓抵抗。 大山岩在第二军内部实行的统一口径，就是证明。 大山岩担心杀戮行为引起国际舆论谴责，特别制定了对事件的统一辩答要领。 一，当被问及“日军进入旅顺，为什么不区分兵士和百姓皆混同杀戮”时，答：“造成军民混同杀戮的原因，一是，旅顺口是敌人的军港，市街内民间人士大多是服务军队的职工，同属敌类。二是，我军受到敌兵从民屋内的射击抵抗，事实证明大多民家都有遗弃兵器弹药的现场。三是，旅顺战斗展开前，大多数住民早已离开旅顺，扫荡时市内薄暮黄昏能见度不良，无法判断是敌是民。” 二，问及“21日以降战斗已经结束，为什么仍然对没有战斗力的敌兵继续杀戮。”答：“俘虏中被杀戮者皆是顽固不化之人，或抵抗逃跑之徒，为防止意外故对敌施以惩戒。[宗泽亚《清日战争》] …………………………………………………… 日本人的逻辑，就是将百姓说成战斗人员。那样，战斗中杀死敌兵，当然不是问题。即使是俘虏，也不是“屠杀平民”这样的罪恶。 杀俘之事，其实是普遍现象，也是日本人的一贯传统。 因为战场上留下大批俘虏，管理难度大，看管费劲，占用兵员，还要供给粮食，还是杀掉省事。旧式军队，杀俘，甚至杀降，都不是什么。杀与不杀，全看胜利者决定，而算不算违反军纪，也只是看有权者怎样决定，是否违反命令而已。 部分俘虏被收拢、关押，是做给记者和外国人员看的，一种宣传手段罢了。 《东京朝日新闻》等日本国内媒体，全部都在侵华和屠杀上充当帮凶，异口同声将被日军屠杀的人员，称为“清军”。《读卖新闻》12月10日报道：“此战毙敌5000以上”，“今回旅顺之战杀敌数合计6000余”。而12月9日，第二军参谋长向大本营报告旅顺战斗结果，“旅顺口清军守敌死者约2500人；金州方面及金州和旅顺间敌军死者约2000人”。 日本军队的报告，与清军所记的数字，大体上是一致的。可见，有多少百姓，成了日本国宣传中的“斩敌数目”，成了日军赫赫的武功。 …………………………………………………… 当然，真相是无法永远掩盖的。 这世界，总还有具有正义感的人存在。 有三位西方记者和部分西方媒体，值得我们记住——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特派记者托马斯·克温，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旗帜》杂志记者威利阿斯。 12月3日，克温第一个以电报形式，在《泰晤士报》上披露：自己自旅顺前线回到日本，会见并质问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虽多方狡辩，但承认“日军开始在市内掠夺屠城，对放下武器的清军俘虏和平民百姓一律惨杀。事件后，大量的军民尸体被焚烧……” 12月12日和13日，《纽约世界》连续两天登载克里曼发回的电报，报道日军在旅顺“对包括老少妇孺在内的非武装住民肆意滥杀，屠杀场面和尸体惨状不堪言表，三日连续大量屠杀，市内居民所剩无几，日军令人战栗的与文明社会背道而驰的行为，玷污了日本自誉的文明，重新回到了野蛮的时代……”并以“日军的残虐行为”为题，社评日本人伪装的文明。 《旗帜》的记者威利阿斯，发表了《旅顺的真相》，回国途中，于1895年1月15日，在温哥华接受《每日世界》报采访，并举行清日战争演说会。后又与克里曼会合，在基督教青年会馆举行演讲。他的巡回演讲采用当时的最新技术“幻灯”，公开了自己拍摄的照片，展示了铁一样的证据。 日本无耻地举国行动起来，各国内媒体负责辩解，攻击这些正义记者。外交部门负责歪曲遮盖，以平息舆论谴责。还派人威胁西方记者，严格管制电报、防止信息流出。由于报道受阻，安全得不到保证，克里曼等人不得不离开日本。 日本还公开打起了国际宣传战，采取收买外国媒体、记者的卑劣手段，阻止媒体揭露真相。甚至还运用这些媒体，混淆视听、歪曲事实。一些大报，如《华盛顿邮报》、《旧金山纪事》、《纽约时报》等都被买通，做了不光彩的行为，帮助日本成功地从困境中脱出。 这些人给日本人打掩护也没事。用不了几十年，日本空袭珍珠港，在马来半岛、菲律宾对英军、美军战俘肆意杀戮，他们就会明白了。 面对歪曲和攻击，《纽约世界》奋起反击，加大版面、插入插绘和照片，详尽描述旅顺事件的经过。并曾经巧妙地转载日本报纸的辩解，配上“这证明克里曼的报道是真实事件”的标题，使日本的报告成为“自证”。《纽约世界》的这些报道被伦敦所有晚报等全部转载，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等国家的人们对日本文明的再认识。[引自《清日战争》等资料] 而大清朝廷，却似乎默认了日本人对旅顺人民的屠杀。大清驻英美等国的公使，竟好象面对的是其他国家的舆论新闻战，没有一个站出来发声。 旅顺虐杀事件以日本迅速处理虐杀现场、安抚救济住民、公开否定国际社会舆论，以及多数媒体三缄其口、清国朝廷始终沉默而告终。 …………………………………………………… 反观，在我们国内，这场大屠杀也没有留下多少人证和物证。我们已经有报纸了，但我们的报纸除了还在一个劲空洞地鼓吹“报国杀敌”，提出这样那样的近乎奇想幻想的“御敌之策”，另外的一大本事，就是攻击和讨伐战场失利的清军。不但没有照片、没有报道，清朝连基本的伤亡损失统计、报告、人员的证词，也都没有，仅仅以一个“万忠墓”而代之。 这些，都致使百年以来旅顺虐杀事件犹如云山雾罩，成为对外难以彻底清辩的历史事件。 直到1935年5月，一位勇敢的学者孙宝田，为民族义愤，冒着极大危险前往日军占领下的旅顺，开始着手实地调查41年前大屠杀罹难人数。他辗转找到了当年的收尸人鲍绍武。鲍绍武悲愤地说：“日军入旅顺，沿户搜杀，妇婴不免，历三昼夜始止。尸体随处掩埋。翌春乙未二月，日军令其组织扛尸队，将所瘗尸体抬至阳花沟焚之。” 经过调查，孙宝田得知：“当时除有家人领尸安葬者千余外，被焚尸体实为一万八千三百余。”[《旅大文献征存》] 这是勇敢的志士所做的“抢救式”的挖掘。除此之外，我们很难再找到更多的现时现地的证据。 目前我们所用的资料图片，很多是西洋人的记录，还有西方出版的不多的书刊、报纸。甚至，还有许多是来自我们的敌国日本的随军记者拍摄和记录的资料。 比较有名的，是那位爱好摄影的伯爵——随军记者龟井兹明。 倒是那个冒死进入金州地区侦察的间谍向野坚一，竟然留下了关于这场屠杀的较为完整的记述。包括他在《从军日记》中的记载的见闻，多成了最真实、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这些资料，与日本的官方军方档案一起，在旅顺之战很多年后，随着解密和解禁，才逐渐透露给世人。 除此之外，我十分怀疑，我们很多资料上引用的日本媒体站在敌国立场的报道，又能有多少公允的成分？ 由于封禁如此严密，日本的整个历史学界，也直到1980年前后，才刚刚开始探明“旅顺大屠杀”的存在。 我们还应钦佩和赞赏的，是一位日本作家井上晴树，勇敢揭开了这个被冰封的秘密。 1993年，井上晴树作为作家来中国访问，偶然在大连街头书摊见到一本《旅顺大屠杀》小册子，看到那些“日本兽兵”、“屠城之最”、“残暴绝伦”的刺目文字及照片，让他惊讶不已。细细研读书里翔实确凿的史料和不忍直视的图片之后，确认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他以一个日本人的良知和学者的责任，从1993年9月开始，费时两年，在尘封的史料中搜集整理出有关当年日军在旅顺野蛮屠杀以及日本当局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大量资料，包括那些直接参与了大屠杀的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官兵在战后写下的中日甲午战争亲身体验，留存下来的军营书信、日志等等，还有日本一些权威机构，如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等正在逐步“解冻”的部分文献档案。2年后，在收集了大量确凿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井上晴树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日本第一部“反映事件全貌的专著”《旅顺虐杀事件》。 而且，他把自己的专著邮到中国，使之能够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井上还不断为中文版增补了自己许多新的研究成果，2001年，在大连出版社的配合下，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旅顺大屠杀》。[《大连晚报》专题文章] …………………………………………………… 120年后再读史，日军“旅顺屠城”的罪行，却让我们不能不痛感清国的无能。 大清国，既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民众，保卫自己的国土，更谈不上有那个能力去为民众伸张正义。 当无辜的清国百姓遭到外来侵略者屠杀时，他们赖以依靠的皇帝、太后、朝廷大臣无动于衷，没有人站出来为民众喊屈叫冤，声张屈辱。最后，还是一些有良心的西洋人，在遥远彼岸向无助的东方民众，发出正义怜悯的呼声。 这个大清朝，确实已经是彻底没落了。 ------------ 第一节庆典——隔江犹唱后廷花 前边战事再紧，可是，关系到皇家体面和荣耀的事不能不办。 就如同当初太后辉煌出世的时辰谁也无法推迟，现在的隆重庆典一样要如期举行。 唯一令人扫兴的是，太后生日，只是太后的喜事，但不是中国人的好日子。 尤其是太后40、50、60、70大寿，十年一大庆，也是十年一大难，实在是中国的不幸。 每逢太后大寿，外国人必来“祝寿”。1874，日本攻我台湾。1884，中法战争，马江海战，福建水师覆灭，日军趁机挑起朝鲜事端。 1894甲午年，正赶上这场中日战争。 后来的1904，日俄战争。看字面就是纯外国人的战争，但这场外国人的战争竟是在我国的东北土地上开打，为的是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在日本要求下，中国竟然还宣布并严格保持了中立！ “大清中兴”，具有的竟是此等的豪华气象和大国气度！ …………………………………………………… 太后的生日，排场大，要跟乾隆爷的老妈相同。前期准备的耗费，前边已经讨论过。这还不算，除此之外，慈禧索取的贡品，不可胜计，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外有战争，内有排场，且看大清朝如何支绌，慈禧如何做作。 据《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文章中记载： 由于战局恶化，为了军事需要，清政府向英国、德国订购了几艘快艇，又向阿根廷订购了十三艘快艇，共计需款四百余万两； 为了应付战局，军队的开拔、招募和编练、沿海的防御，总计需款三百九十余万两。 如此巨大的军事开支，短期内集结在一起，令国库空虚、靠借贷度日的清政府难以为继。百般筹措，依然无果，不得已户部只得再举外债。 1894年7月（光绪二十年六月），也就是慈禧寿典的筹备接近尾声之际，户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借贷一千万两，年息七厘半，十年以后还本，十年中利息银四百二十万两。 前线战事愈演愈烈，军费的筹措尚且需要举借外债，一个败家的庆典，竟也要在这个大洞边上再添一个新洞。 朝中部分官员产生不满情绪，他们纷纷上书，呼吁停止庆典工程，将祝寿费移作军费。 在坚持庆典继续进行的同时，慈禧表面上对庆典的规模进行了限制。 八月二十六日（9月25日），慈禧发懿旨：“所有庆辰典礼，着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光绪朝东华录》）——其实只是减了去颐和园搞活动这一项。那又怎样，该建的园子也建了，该花的钱都已经花了。太后难道连颐和园昆明湖检阅水兵的工夫都没有了吗？ 八月二十九日（9月28日），慈禧又发懿旨：“一切点景俱暂停办。工程已立架油饰的不再添彩绸。”（《翁同龢日记》）就是说，该油漆一新的地方都描画完了，就是减去挂彩绸、悬横幅这一项。 这也许已经是慈禧最大的让步了吧。正当臣下还满足于这点小小的让步，为慈禧懿旨“额手称道”的时候，慈禧为敷衍舆论而采取权宜之计的策略暴露无遗。 该收的礼、该捞的钱，太后是一分不舍。 “压缩”之后，仍然搞了近一个月的庆典活动。 真是要多假有多假，无耻到了无下限、无底线。 …………………………………………………… 前线隆隆炮声，为太后庆典增添了无限喜庆，更为皇家增加了无限声威。 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在京各王公大臣以及外省各级官员开始呈进万寿贡物，拉开了慈禧六旬庆典的序幕。而紧接着10月24－25日，日军第一军已攻破鸭绿江，进占九连城，清军正节节抵抗，退向辽阳中路。同在10月24日，日军第二军已经登陆金州花园口。 从十月初一（10月29日）起，内外臣工“穿蟒袍补褂一月”，隆重的祝寿活动正式开始了。紧接着，11月2日，日军便开始向金州进发。 自此，宫里日日庆祝，夜夜笙歌。前线，已经战火连天。11月5日到7日，日寇接连攻破石门子防线，攻陷金州，并攻占大连湾。 与皇家的喜庆相映，是战地官兵的血肉相搏，百姓流离失所，接连陷入血雨腥风。 直到十月十七日（11月14日），叶赫那拉老太太的六旬庆典才告结束。 接着，21日，日寇攻陷旅顺，带给旅顺人民的，是四天的种族灭绝式大屠杀。 这样的统治者，还有什么资格统治国家。 …………………………………………………… 反过来看看，人家日本天皇几乎是一大家子齐上阵了。 丈夫亲自指挥，老婆和小老婆们提篮携筐，送水送汤。 按照日本人的报道，一条美子皇后前往各地医院，探望战场负伤入院的伤病员，寄予勉励慰语。她把御成婚25年进献的真棉（看来日本皇后收礼，也就是这个水平，远不及我大清皇家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捐献前线，赐假肢给在东北战场失去手足的士兵。 看看日本人就是好打发，把人真腿废了，换个“假腿”，人家还抢着说感谢。 报道说，日本国民高度赞扬明治皇后，称其为“国母”。 称皇后的言行，为明治天皇“仁慈博爱”的形象奠定了牢固基础。 有如此付出就会有回报。 皇家的军人们很快就将对天皇“仁慈博爱”的感恩，化为对大清军队和国民的凶残！ …………………………………………………… 看看我们大清的太后怎样关怀前线战事。 9月21日，慈禧匆忙发布懿旨： “着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出内币银三百万两，交由户部陆续拨用，以收士饱马腾之效。” 大清太后真是有才！而且是奇才！ 此时，清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一溃千里。 清军在朝鲜已经顾不上吃饭，或者就是有功夫也吃不上顿饱饭了，这个时候，太后再拿出银子来购买军备弹药、收买人心士气，还指望这些银子能立杆见影，收到“士饱马腾”之效？ 黄花菜都已经凉了多时了。 …………………………………………………… 看看时人对叶赫那拉老太婆盛大庆典的反映吧。 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针对慈禧贺寿的对联“普天同庆，万寿无疆”，在北京，很快便流传开这样一副对联： ——万寿无疆，普天同庆； ——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这还不够绝妙。 慈禧七十寿诞，有人巴结慈禧，献上一副对联：一人有庆，万寿无疆。 这对联有点小聪明，说不上文采，这是我看过的“拍马”联中最低档的了，但绝对够直接、够无耻。据说，还深为慈禧所喜。 后来，章太炎受这副对联启发，灵感大动，深入挖掘、加工，改成一联，内容如下：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这对慈禧不顾国家安危，出卖国家利益，只图个人享受的无耻行径，算是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痛心的怒骂。 当然，这得是接近上层的人才能够了解的真实情况。 普通百姓，远离北京的地方，有几人知道？ 辽东打仗，南方观战，恐怕不全是指责。这还只是指官家——南方的官府，装作什么也没听见，民间估计真不知道东北已经烽火连天了。 …………………………………………………… 太后皇上在庆贺，宫内一角的军机处却一片阴暗。一帮大臣也是强作欢颜，下来便惶惶无计。 日军攻陷金州，在城中大肆杀掠，皇宫内还在唱戏，皇太后最爱听的京剧。 慈禧是个超级票友，迷到什么程度？连慈安太后去世，还在服丧，宫廷里就开始筹备演戏了。释服的第二天，戏便开演了，从上午9时一直唱到傍晚7时，连唱四天。迷到舍生忘死的地步，一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慈禧仍在连日听戏。[《清代内廷演戏史话》] 慈禧听戏的时候，手里总要拿着“贯串”——演出剧本。戏演到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样的家伙点儿、演员该做什么动作，都详细记录在那个“贯串”上。慈禧太后 一边欣赏艺人表演，一边检验他们的对错。一旦发现表演有误，立刻追究，轻则训斥，重则打板子。她给艺人挑毛病，挑的也特别是地方，让艺人不得不服。 今天各位戏迷们有福，大家也都得感谢慈禧太后为京剧繁荣发展，成为国粹做出的杰出贡献。如果说唐明皇被尊为梨园始祖，慈禧是否也应算是京剧班头？ 当然，也有人因为在太后面前唱了一句“最毒不过妇人心”的戏词，被太后打了板子。 你说举国欢庆，这么重要的日子，这唱戏的能不卖力，陪着听戏的能不尽心吗？ 据说宫中大寿，国境大打，不知是有意无意，老太后点了一出《战太平》。主角谭鑫培在即将唱到“大将难免阵头亡”那一句，心头一激灵，把词改成了“大将临阵也风光”，慈禧太后听了很是高兴，当场打赏。 …………………………………………………… 且看这天翁同龢写的日记：初九（11月6日）午初二刻（大中午的），到宁寿宫听戏。皇上又不能离开，还要和军机大臣们商量事情、下达谕旨，非常着急，嘱付大臣不要下班就走。并说，听戏要三天，怕是耽误事，军机大臣尽可以不到场。军机处只有两位王爷在做主，这天得到前方电报，大连湾、旅顺万急，请示速调山东守军，并让汉纳根带海军赴援。都是请示王爷，立即办理，回头再奏明圣上。 第二天，大连湾炮台失守。这天农历十月初十，正是慈禧太后的诞辰。翁同龢日记又写道： 来自各地的电信极多，中枢大臣们忙得不可开交，七点多钟，大家还要随着光绪帝参加慈禧太后的祝寿仪式，过了一道门又一道门，经过一系列仪式（这里不再细言），经过一番折腾，已经快十点半了（巳正二刻），又要入座听戏。 但翁同龢实在坐不住，十几分钟后，赶紧出来。吃点饭到了军机处，等了一阵，两位王爷也没等来。三点多钟待到五点多，就回家了。这天，只知道大连告警，宋庆军已经开往复州、金州。 第三天，日军已攻下大连，正在休整，准备进攻旅顺。翁同龢又记道： 半夜快1点（子正），有人送来电报，旅顺危急。又过半小时，电报猝至，金州已失。赶紧前去报告，请示派唐仁廉赴旅顺……10点多，又入座听戏。叩头完毕，便退回，实在是无法安坐。下午，电报就来了，报告南关岭失守，徐邦道败退，旅顺仅半月之粮（还记得，是有个龚照玙跑路到天津要粮）…… 无需我多说，看看就知道了吧。前方急如星火，皇家忙着听戏祝寿，根本顾不上打理军事。军机处这帮人也撂下十万火急的军情，跟着讨赏、贺喜，就是上班的，也根本拿不出什么有用的计策办法。忙而无用，无所作为。这样的军事中枢，能有什么用？ 怪不得日本人断定，慈禧太后生日之年，大清根本没有心思应战。判断得真准！ …………………………………………………… 多少年来，我们在惊叹太后生日庆典的皇家气派时，也总在讨论，一直想弄清慈禧这个老太婆到底是如何想的。 大家认为：这其中有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需要，是为了确立皇家的威严，不然会影响统治者的政治秩序。 实际上，内政与外政不分，那边打仗、这边宴乐，才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我倒没觉得，停止国家的一切庆典，专心应付战争，统治秩序就崩塌了。而且这样做，不见得就会降低了皇家的威严。停止筵宴，上马，杀敌去，历史上这样的事多的是！没见哪家就此倒台了。 荒淫无道、昏庸无能被推翻的皇帝却比比皆是，这晚清皇家看来对历史真是没什么见识。 当朝者皇家当然不能表现得失魂落魄，那会动摇民心。但却实在没必要这么张扬，故做姿态、掩饰恐慌。 比起这个，还有比打了败仗更动摇军心民心的吗？还有比外国军队来了，就跑到承德“避署”（还有跑西安“西狩”）更威信扫地的吗？ 不过后来我突然想，我们猜测了这么多，怎么就没有怀疑：大清统治者有这样的“政治远见”吗？我怎么觉得，是我们替慈禧老佛爷想太多了，想复杂了。 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达的新闻信息，也没有什么网络，东北打仗，西南、西北不见得知道。对什么民意，慈禧太后就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倒是前线的将士们能不能打胜，还值得担心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情况不是还没那么糟吗？ 大清统治者已经习惯了奢华，习惯了穷奢极欲的生活。这样的排场，不过是一场再正常不过的享受而已。慈禧的七十大寿，又是日俄在中国土地上开战，赢了的拿走了辽东，慈禧的庆典，照样没耽误。 大清朝战时打不了仗，是多年积病造成的。朝廷穷奢极欲地享乐、铺排，也是积病之一，靠他们自己，根本不可能更弦改张、180度大转弯，突然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 事情，应该就是这么简单。 ------------ 第二节大戏——大清看不清 战争到这一阶段，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了。 那就是：帝党、后党、清流派。 按时下流行的做法，梳理出一个关系图，更清晰。 …………………………………………………… 但我总觉得所谓“帝党”，还没到那种规模和紧密程度，应属尚未成型，或者准确地说，是“开始有那么一群人”。 光绪的人——翁同龢、文廷式、志锐……还有，想靠近光绪的人。 慈禧的人——李鸿藻，孙毓汶，徐用仪……还有，额勒和布？张之万？ 有没有中间地带？ 我想基本没有。包括清流派。 …………………………………………………… 好象“清流”这顶“桂冦”，是始于汉朝的。大清也弄出这么一群人，是自许，还是大家给封的，不好查究了。反正他们先把洋务派视做不入流，即使入流也被他们称为“浊流”，然后，大家相应地就这么称呼他们了。 不过，我赫然发现，读晚清历史，还真越不过这群人。 至于为何成了气候，浅一点说，前清皇上强硬了，乾纲独断，下边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的。晚清皇帝弱了，就显出这帮人能了。 当然，往深里说，更大的原因则是历史发展到这个时代，中国面临着与世界的矛盾，也面临着民族危亡的险恶局面。这些，也就是李鸿章所称“三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列强不停地扣门，甚至前来踹门，如何应对，如何图强自保，迫使他们苦苦思索。 官员们在这里出现了分流。 站在那个时代角度去认识他们，才能更明白，不管是清流派还是洋务派，他们每个人都有迫不得已的困惑、难以言表的苦衷，极力挣扎又互为障碍。在充满惯性的历史长河中，每个人都显得毫无力量，但是他们所坚守，有所向往。[《致命的倔强》] 而且，他们不是天生的清流派。清流派官员的发展结局也说明他们不是永远的清流派。 最后，真正的干事的，都做事去了。象张之洞，张佩纶。 而且，这也让人不能不感觉他们前边的一些言行，追求的只是为了后来能当一个更大的官，至少上升到地方大员、朝中大员的官位。所谓不做事不知道难处，不面对实际问题不思考现实的方法。 清流派自身也从此便开始分野。 注意到这一点，对分析历史上的人或事，应该更为准确吧。比如象对李秉衡，他在山东，在这场甲午战争中，到底是什么样的。 还有张之洞，还有吴大澂。 …………………………………………………… 对于这个“清流”，我说不上来该欣赏还是该鄙夷。 他们一方面坚持，对国家对民族带有强烈的担当意识。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有着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士人精神。在李鸿藻、吴可读、翁同龢这些“顽固派”的身上，也鲜明地存在着。虽然没有象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还有其他那一大群洋务派官员一样，顽强地去实验，去寻找救国之法，但就是这帮士大夫，在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只是，他们近乎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理念，在面对西洋入侵面前，他们似乎唯一能做的，就是起来捍卫我们的文化。视任何变革为对儒家文明的背叛，不容许有什么外来思想进入，视打开国门、引进先进技术为风险，而努力地阻挡，多方掣肘。“洋为中用”“中体西用”的争论大抵是他们掀起来的，一边干实务，一边还要和他们辩论，生生把李鸿章他们逼成了理论家。除了这些，他们却找不到改变大清现状、使国家走出困境的有效方法。 当然，对这个课题，时至今日也许才敢说是找到了道路。开放的风险仍然存在，只是我们看得更清楚。而对晚清时候的人来说，这种局限性是相当悲哀的。不管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我们这个国家。 另一方面，他们一个个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还口口声声维护正统，动不动就要代表天下人，要除掉奸臣，以正纲纪，以谢天下……他们可不问别人为什么这样做，对大清有没有用，只问符合不符合道德或者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洋务派”就始终受他们的牵制，想干点事都难。 …………………………………………………… 他们还掌握着很厉害的一个武器——都察院。清流派的“打手”中很多人是御史，专业做监察工作，还有向皇上专奏的权力。 李鸿章当年在天津与伊藤博文谈治国之道，谈日本的政治构架——议会监督政府，面对伊藤“不改变政治结构，只谈洋务，是根本不适用”的说法，李鸿章还自信地讲：我们有这样的机构，就是都察院。 这个都察院，现在让李鸿章知道了它的厉害，尽管此前李大人还从没把这帮人放在眼里，尽管他这个直隶总督大人的一大堆头衔中，还有一个“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虚衔。 看来皇家有这么一帮人，在遏制权臣方面，还是发挥了作用的。 天天斗啊斗，也有利于皇上、太后控制局势。他们就是认真而负责地收集“弹药”，至于那些揭发、弹劾什么时候起作用，全看最高当权者的现实需要了。 …………………………………………………… 清流派的威力还在于：能调动舆论。由于站在正义的至高点上，虽然批判斗争相当过火，手中的笔就是刀，恨不得刀刀见血，但他们还是能引起足够的共鸣。在那个封建王朝日益没落的时代，有些事本来就很容易找到共振点。 厉害的是他们的一些观点，影响至深，深至今日，仍左右着研究者和读者的认识，立场和看法。不得不服，我们经常在他们划下的圈子里转悠，而忽视了这个圈子的局限性。 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受他们影响。对那个时代的人物的看法，也受他们的影响。李鸿章如何，淮军如何，他们的历史作用又如何，直到很多年后才有人以新的角度和深度去解读，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否则，我们根本得不到一个全面的认识。 我们对清流派本身的认识，也不会不受他们影响。 多少年来，研究者多从他们的政治理念，士人情怀，甚至性格等方面去研究。 但不能忘了一点：身份——他们都是官。 只要是官，他们就无法摆脱与权力捆在一起。加上这一层，他们的那些话语，就会让人产生疑问，更需要重新辨识真假。 清流不结党吗？清流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吗？清流是独立的个体官员吗？显然不是。 帝制时代，独特的社会结构，已经通过意识、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方式，将人们牢牢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权力体系下，无人能够特立独行。师生，派系……虽然湘系也好，淮系也好，被人盯得很紧，但不代表朝中的官员们就没有这方面东西。翁同龢就敢大大方方地把张骞的卷子推荐给光绪，让皇上点个状元。 所以，那些不约而同（或相约同行）参与“联合行动”的，或激于义愤、势不两立，卷子袖子就上的，绝大多数人不过是借一个机会，铺设一条上升的道路。而这条道路，首先就通向某人的门下。 往根子上分，当然是投身或依附于皇帝，或太后。 前清流就是李鸿藻从1865年底进入军机处，与奕?、沈桂芬相抗衡，逐渐拉起的一支队伍，并深得太后的欣赏和支持，也没少借重。 而后清流，以翁同龢为“统帅”，翁同龢是当今皇上的老师。要不这些人怎么会被称为“帝党”呢？ …………………………………………………… 猜一个人做什么，还不要忘记琢磨一件事：动机。 为什么那些“后清流”，多奔向了皇帝那个山头，跟着翁同龢一起，希望这个小皇帝能够接管天下，干出一番事业，重振大清国运。顺便，大家一起也跟着“干点事”（或谋个官当当）。 如果说还有一点正义，那就是对淮系作战的不力，如果还有其它一些感情原因，那就是对慈禧老太婆的怒与怨。 但是，他们所依赖的，是一个心高气盛的皇帝，却也是个毫无经验、略显稚嫩的皇帝。 在封建王权的架构下，他们除了依仗顶层权力，其他，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除了被太后皇上作为工具，利用他们挑起争斗、相互牵制，以更好地控制群臣，他们对清朝的体制等根本的东西，根本无力，也不要指望他们能加以影响和改变。 如果用一句现代的话，只能说，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慈禧太后这个老太太，竟然握有大清最高权力四十年而不倒。 …………………………………………………… 不论怎样，清流派始终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事实上，他们确实也耽误了大清朝很多事。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大清没有什么发言权的，象康南海（有为），只好在乡下思考变革的道路。当下的这帮人，手里有点权力了，却竭力发声，天天在那儿瞎搅和，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听着风便是雨。 整得一部大清历史，陷入了一团迷雾之中。 只能说，大清都看不清，清流更是不容易看清。而且这帮人，还巴不得把水搅浑。 …………………………………………………… 但是，他们对晚清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伤害也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凡属面临崩亡的封建政权，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长于内斗，拙于外争。 一般的判断是：外敌来了，内部矛盾便居于次要地位。 但这一条，从历史经验看并不完全适用。封建王朝，平时就斗，越是外敌来的时候，反而斗争更厉害。不但内部矛盾没有被压下，反而经常也跟着上升和暴发。 多少个王朝就是这么被斗倒的。 商朝。西歧大军都打过来了，商纣王和他的奸党们还在加紧迫害比干、黄飞虎，有一个算一个，不落一人。当然这是中的情节，但也是现实的反照。 大宋朝。奸臣一拨一拨的集中出现，不知为什么就那么多，基本登上中国史之最。唐朝时大官会打球，宋朝时会踢球的能当大官，这就是差距。 所以李纲被气死，岳飞被害死，猛男辛弃疾被贬到江西当了县令，老死。几乎是谁敢说收复中原，谁必将倒霉。最后大宋朝被赶到淮河以南，还被金朝皇帝隔河喊话问一句：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我金朝才是中华正统，你偏安东南一隅的地方小国，有不服吗？ 明王朝。奸党始终不绝，铮臣也层出不尽，组团相互“殴斗”。结果，坏人一般都死了，但好人也死了不少。孙承宗回乡远避，袁承焕打完仗就被杀。能打的不是战死，是被“围殴”死了，能打人的手下，跑到大清那边，个个都是有名的打手。你说大明为什么会败？ 到了大清朝。情况也还是那么复杂。清朝的言官们，也发扬了“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找事”的精神。 “清流”被利用完了之后，陈宝琛、张佩纶、吴大溦这帮人被慈禧太后或派往地方，或送到前线，接受实际锻炼，于是或品尝了办事干事的难处，或碰得头破血流，变得实际起来。象“两大牛角”张之洞、张佩纶已经急转向了洋务派。 “清流”从此成了“前清流”，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也因为“后清流”又出来了。 但“前清流”领袖李鸿藻仍然把握大权，翁同龢也逐渐掌握实权，拉起了一帮人，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志锐和“南通才子”张謇是骨干，还有一帮子御史、主事和编修作为健将，战斗力非同一般，战斗意志也日渐高涨。 仍然是拿着“道德批判”的武器，不问现实，只问胜败；“只论是非，不论利害”，而且别忘了，这个是非对错是以他们单方面认定的标准来判定的。 攻击洋务最多的也是前清流，而弹劾北洋最多的是后清流。 对担任了主力的淮军来说，进军慢了，就说你畏敌避战，一旦败了，就骂你将领无能。而甲午战争一败再败，李鸿章也越来越没有充足的“弹药”，来回击铺天盖地的攻击和污蔑了。 ------------ 第三节换将——还是权力之争 甲午之年，大清密集地发生了很多事。 比较显眼的，首先当属朝廷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 第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改组军机处。进的进，走的走。 “六月戊午（7月15日），命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总署集议朝鲜事。”忽然派李鸿藻参与研究军机大事了。 然后，“冬十月己酉（11月3日），命翁同龢、李鸿藻、刚毅并为军机大臣。” 接着，在“冬十月壬戌（11月16）”，不怎么管事的额勒和布，状元书画家张之万被赶出了军机处。能为老李说句公道话的，走了俩。 打一场战争，就要倒下一批人。 军机处改组，本是正常。年龄到了要退休，管不了事的让出位置…… 可是，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事，一个让朝中大臣们既意外又不意外的事情——被免职赋闲十年的奕?也重新出来上班了。 朝廷下达一系列命令，“九月甲戌朔（9月29日），懿旨起恭亲王奕?直内廷，管总署、海军署事，并会同措理军务。”总管外交、海军衙门。一个月后，为加强指挥和统一协调对日作战，又让奕?牵头，成立了一个督办军务处。“冬十月戊申（11月2日），诏恭亲王督办军务，各路统帅听节制。” “十一月庚辰（12月4日），懿旨恭亲王奕?复为军机大臣。”奕?再次踏入了军机处。 …………………………………………………… 需要注意的是，奕?复出，传递出好几种信号： 清史的记载中关于奕?的出山，一再出现“懿旨”，“懿旨”，这明明告诉我们，是太后的意思啊。 恭亲王奕?，咸丰帝一辈中最具雄才大略的，曾一直和太后对着干的王爷奕?，又复出了，几乎一下子回到权力核心来了。不过没事，此前一个月，他的老对头李鸿藻也回到了军机处。 当年因为对法开战开局失利、中盘遇险，导致军机处大换班，一下赶走四人。奕?被开回王府“家居养疾”，身为协办大学士的李鸿藻也被降二级，开出军机处。两位“老战友”当年同退，今年同出，这些棋，怎么看也有深意啊。 但是，此时已非当年为洋务而斗的时候了。而这位恭亲王已经老迈，也无力筹划对外的战守。 不过，李鸿藻也无力再拿与“西洋搞外交”这个问题，跟恭亲王挑起“争端”。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了。 那么，奕?复出，传递的第一个信号，就是议和。 恭亲王是近代懂外交的皇族第一人，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各国交往很多，在国际上还有些名声。对他的重出，洋人们首先读懂了这个信号，评论为“出来修补大清朝破碎的局面的”。 于是，重新联络西洋各国，对日本施压、调解，占据了他工作的重要部分。 但也许还有一个信号，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平息斗争。 恭亲王保持了克制。对前线的战事情况，他没有愤慨，也不会激进，也许只有他能看清大清面临的局势，艰难的状况。 他还能一如既往地保护李鸿章吗？ …………………………………………………… 清流派们早就已经左右开弓了。 皇上需要培养自己的习翼、巩固自己的地位，有一帮人还是要借这个机会往上钻的。 首先，战场指挥权就是军权，选将意味着军权的转移。 似乎，中日战场不是“烫手山芋”，而是“热饽饽”，香到足以让人们忘记了还有风险存在。获得指挥权，打个胜仗，便能巩固军权，甚至更进一步，捞取大的便宜。皇上大臣们也忘了搞不好这场战争可能就是大清朝“最后的晚餐”，反倒觉得是一场“盛宴”，要借这机会“整顿淮军”，重整权力地盘。 大清调动大军，派谁上，不光要从能力上考量。战场选将，一开始便掺杂着派系、枝干。 皇上和他的人已经“拔刀”，而李鸿章他们不会不保持高度警惕。 回头翻出前边“四路大军”进朝鲜增援平壤时，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增兵报告电报，可以读出一些意味。 李鸿章报告中先说，派出的几路人马，多是自己的老部下，那意思自己说了还是算的。接着就申明，“屡饬该统将等和衷商办。凡其力所能及者，当可无误机宜。”就是说，自己也已经一再命令这几位统将“和衷商办”，只要这几个人能做到的，一定都误不了事。 之后，李鸿章特地强调，“若分调素不相习之大员前往统率，有损无益，转不足以维系军心。现平壤以北电线可通，鸿随时往复指示，尚能周详，似暂无须另派统帅。”意思是，如果现在派一名不熟悉的大员过去统率，可能管不住，反而误事。反正平壤以北的电线还通，自己多指示一二，也还能够支撑，所以，也就不须再派统帅过去了。 这个强调颇有深意，甚至有几分霸气。 我总觉得李鸿章用心罗罗索索说这么多，一定有他的多方面考虑，有周密的思索。 淮军无将可选，别人过去又不好管（不一个系统），可能是现实顾虑。这样想的话，还是为战事考虑的。但，如果另选大员，要是皇上也有人选了呢？这是极有可能的，也是更需要预有准备、提前防止的。 根子上，还是“派系”的关系。 后来的事我们知道了，叶志超负责“总统平壤诸军”。 虽是朝廷下达的旨意，但一定也是李鸿章所选。 当然了，叶志超拿几份报告，又是大捷，又是苦战，糊弄了李老帅也糊弄了皇上，李老帅还跟着糊弄皇上，弄得象“合伙欺诈”似的，让人反复怀疑李老帅。 后来因为私心所致，影响了大局，老李当然该认下这笔账。但在此时，李鸿章却明显已经在打下伏笔了。 …………………………………………………… 读这段历史时，让我感到很不得其解的是，除了那个唐仁廉的调派，还有一位人物，多次出现在眼前，却似乎始终徘徊在战场之外。 他就是吴大澂。 前边提到过的，主动请战、帮办东征军务，结果被筹赈军粮“吓”住的那位吴大澂。 甲午之战爆发，担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不光自己积极要求从军，还征招了很多湖南子弟，勇赴国难。8月15日、17日连电“奏请统率湘军赴朝督战”（督战在当时的实际意思更多的是指挥），获朝廷允准，带勇北上，并被任命为帮办东征军务——比“会办”低一级，可以认为是李鸿章的助理。 原以为他真能去朝鲜呢，然而，8月25日，朝廷任命了平壤军“总统”——叶志超。 9月1日，吴大澂准备率军出关前，突然“自请帮办海军”，朝廷“不许”。 自请帮办海军——这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举动。可能他是为了统一指挥方便，所以不揣冒昧，毛遂自“践”。其实大清还真缺个协调整个陆海军行动的官员，而且以他曾经“会办”过北洋军务的经历，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但却不得不说这意味着——至少要一个在海军和李鸿章这个“会办海军事务”差不多同等的地位。 可惜，这次朝廷没有“允准”。而在驳回这个要求不久之后，海军北洋舰队便败于黄海。 不但驳回了帮办海军的要求，而且，接下来，还实质上改变了他帮办东征军务的任命，因为，“朝鲜军务”已经不复存在了。 接下来，朝廷还在9月21日，任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 宋庆——淮系将领，毅军统领。他被抽到辽东，具体过程前边我们讲过。 到这还没有完结。接着在9月23日，朝廷又命吴大澂军驻乐亭。 乐亭？关内，现属河北唐山市东沿海地带，山海关和天津之间。吴大澂离山海关又远了一步，要说加强京师防御还说得过去，可时间似乎尚早了一些。 这次，他连“督战”的责任都没了。因为，30日，朝廷“命宋庆节制直奉诸军”，组织鸭绿江防御。 吴大澂在乐亭这一驻，就是近两月。 直到11月21日，日军攻击旅顺了，吴大澂再次向朝廷请示，“请自任山海关防务，并俟各军会合，规复朝鲜。” 这次，看来朝廷允准所请了，不过，不知什么原因，是迟迟才批准还是迟迟未准备好，反正是迟迟到了第二年，1895年的2月1日（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己卯），吴大澂才得以出关，准备组织部队反攻，收复朝鲜。 我始终觉得，吴大澂欲进又止，逡巡不前，这个路线背后一定有什么秘密。 真让人费尽琢磨。也许这一串怪异的“轨迹”背后，只是一个简单的原因。 吴大澂，江苏吴县人，清代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留给现在人的最显著的影响，还是他的书画。因为，艺术价值很高，也因为，比较值钱。 其实历史上，吴大澂算得上是位能臣。治理黄河，中俄勘界，均有突出的表现。1884年，以左都御史任特使，赴朝鲜处理甲申之变，抵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活动。 有人披露，吴大澂，是翁同龢的至友。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可以揣测，有一个可能性极大的事： 吴大澂在外，翁同龢在内，一个自请，一个帮衬，唱的是一出“双簧”。 所以，有人据此认为，这是皇帝和翁同龢扶植湘系、压制淮系的一系列动作中的一环。 翁同龢拉进吴大澂，显然是有选择的。 而这一选择，遭到了李鸿章的抵制。 如果不是，为什么一次次在关键时候，“顶”走吴大澂的，都是淮系将领？ …………………………………………………… 但真的是这样一个原因吗？我看也不尽然。 若说他是湘军将领，其实他也就是曾经进入左宗棠的西行大营，任过幕僚（参谋人员）。后边的主要的军事经历，是1880年在吉林帮助吉林将军铭安练兵，共建防军马步13营，“悉成劲旅”，后统称靖边军——就是曾有部分营参加过鸭绿江战役的吉林靖边军，跟着聂桂林的奉军，一枪未放，从安东溜了。不过，他们总算在岫岩咬了日军一口，捞回了一点名声，看下边能否再扳回一局了。 看吴巡抚这大部分经历，也说不上他就是湘军系统。凭他新招的那支“湘军”，还有点杂牌的感觉，决难以与淮军抗衡。反而，许多人却未注意到，他早年也曾做过李鸿章的幕僚，与李鸿章私谊甚好，公开和私底下，称李大人为“师相”。1884年中法战争时，吴大澂奉命会办北洋军务时，跟李鸿章工作配合得也很好。 …………………………………………………… 所以，朝廷“以湘军牵制淮军”应该是成立的。因为不久之后，另一位更有份量的湘军老将——刘坤一，将北上参战。 但让吴大澂出征也属于其中一环的猜测，似乎不够服人。也就是叶志超总统诸军、宋庆出任主帅，硬往上靠，还能“自圆其说”一点。 所以这仍然只能是一种猜测。 不过有一个问题，却不是猜测。 历史明明地记载下了，吴大澂在慈禧太后那里，有“政治污点”，上了信誉“黑纪录”！ …………………………………………………… 这事说来话长，还是在同治归天、光绪继位上。我们知道，慈禧费尽心思立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为皇帝，围绕这件事，她跟一帮大臣斗了不少的回合。 成功立了光绪以后，麻烦事还是不少。 清史记载，1877年的8月14日（“光绪三年秋七月己未”），太后在与惇亲王等研究了穆宗（同治）帝后神牌在太庙中的位次如何安放之后，就势又研究了一件大事——“……并从醇亲王请，自今以往，不援百世不祧之例。”[《清史稿本纪》] 原来，醇亲王因为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咸丰帝，作为同治帝的弟弟继承大统，他胆战心惊，最怕惹出事了，想得十分周到，专门上了报告，意思就是只承认光绪是咸丰帝的儿子，亲儿子，不希望有人提起给自己弄封号（什么太上皇之类的）、还有将来死后的称号、位置，表示自己只想安分当个王爷。 可有人偏偏出来惹事了——就是吴大澂。 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二，“龙抬头”的好日子，担任河道总督的吴大澂上了一道密奏。 清史记载：河道总督吴大澂密奏，引高宗御批通鉴辑览，略谓：“宋英宗崇奉濮王，明世宗崇奉兴王，其时议者欲改称伯叔，实人情所不安，当定本生名号，加以徽称”；且言：“在臣子出为人后，例得以本身封典貤封本生父母，况贵为天子，天子所生之父母，必有尊崇之典，请饬廷臣议醇亲王称号礼节。”[《清史稿列传八》] 什么意思呢？吴大澂援引了高宗皇帝（乾隆）御批在《通鉴辑览》上的一段话，引出话题，说：我近来认真深入地学习了高宗皇帝的重要指示精神，他曾经讲过，“宋英宗崇奉濮王，明世宗崇奉兴王（注：宋英宗赵曙，是濮王赵允让之子，过继给宋仁宗为嗣。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朱厚熜，兴献王朱祐杬的次子。这两位皇上都是由王爷的儿子而非太子被选为皇帝的），当时议政的人想要皇帝改称亲生父亲为伯、叔，这实在是不近人情，应当定亲生父亲的名号，加上徽号（指皇帝和后妃生前所加的表示崇敬褒美的称号）”。 接着，吴总督便讲，“高宗皇帝的讲话对今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贯彻，体现在解决问题上。比如，一般臣子过继为别人的后代，还可以根据本身的封典，封自己的亲生父母，何况贵为天子，天子的父母，必当要有尊崇的封典。因此请朝廷下令众臣议定醇亲王的称号，以全礼节。” 有理有据啊。可乾隆光顾着对“孝”啊“礼”啊发表圣意高见，不曾想未来某一年自己家出这样的事吧？ 怎么封啊？真给醇亲王弄个“太上皇”，死后再上个“某某皇帝”的谥号，跟咸丰帝平起平坐吗？这让慈禧如何处理，不是怕啥来啥吗？ 还好，人家看似傻、实际非常聪明的醇亲王早想到了，不但上奏折提前反对，还让慈禧把当年奏章留着，谁提这事就给谁看，以杜绝类似的瞎起哄的（也是表示自己既无此想法，更跟这样的事无关）。 吴大澂智商也很高，就是情商不行，“书呆子”气十足，真是呆得谁见了谁被吓呆。 结果，很快，就“议定”下来了—— “十五年二月戊寅（初二），吴大澂请敕议尊崇醇亲王典礼，懿旨斥之，通谕中外臣民。”[《清史稿》]慈禧把密奏公开掷还，加以训斥“诫勉”，并“通报批评”。暗地里拍马，拍成了公开丢丑。吴总督想法也许是合情合理合礼，但在慈禧眼里，就是“不合法”。越加越长的，只能是慈禧太后的徽号。太后喜欢这个排场，喜欢这个荣耀，刚斥责了吴大澂的当月和下一月，每月加了一次。没别的，任性。 后来醇亲王去世，慈禧下懿旨，给他定称号曰“皇帝的亲生父亲”（“皇帝本生考”），然后，又下懿旨赐谥号曰“贤”（还是贤王）。 有这样一段“过节”，不难想到，皇帝和翁老师还能用他来牵制淮系？恐怕是越着急推荐越坏吧。 而吴大澂空怀一腔报国热情，带着深深的责任感，开始却总是上不了最关键的地方去，除了他的军事才能并不被看好，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慈禧在里边发挥了作用。 这说明，这段时间，慈禧老太太始终就没闲着。 ------------ 第四节内斗——子弹在飞 帝党左右开弓。一方面是大肆攻击，一方面是联络湘军势力，以压迫、牵制，替换北洋势力。 本需一致对外之时，朝廷上下内争并起。 要说帝党们盼着淮军打败仗，这有点夸张了。 但打了败仗之后，却是义正词严地批评，和大义凛然地换将的时候。 随着淮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机会来了。 帝党们的攻击逐渐加大火力。 使用的手段无非就是弹劾。 …………………………………………………… 当然，他们不会认为这种时候相互攻击，或攻击前方的将领是有害无益的，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 他们的道德观，他们的思维方式，不会想到这上面来。 恰恰相反，也许他们还认为，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铲除腐败无能者、作战不力者、战场失败者，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大清。 所以，清流派、帝党们刀光剑影，剑剑指向淮系。 他们所要的，就是拔除淮系势力，全然不顾自毁长城的后果。 …………………………………………………… 在这种内部高压的大气候下，走上战场的将领们，从战争开始，便要同时应付内部的攻讦。 被追打得最紧的是北洋提督丁汝昌。 回顾一下，开战前，就有人吵吵要换掉丁汝昌。翰林院侍读文廷式竟在奏折中尖锐地说“臣闻丁汝昌本一庸才，法越之役，避敌畏惧，至于流涕”，说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将在中法战争中，被打仗吓得哭了，这有点太夸张了吧。虽然北洋水师未及时救援福建水师，这是实情，但这笔老账也不能全算在丁汝昌头上吧？ 丁汝昌不明不白地被翻老账，也不明不白地被按上一些新“罪状”，不明不白地就引火上身。 其实，7月24日，丰岛海战前一天，清流新锐张骞在给自己的老师的信，已经透出了其中的秘密——“丁须即拔……似亦可免淮人复据海军……” “拔丁”的隐语不难理解，让人一下子便可看到清流派们发起这场攻击的真实目的：撤换掉丁汝昌，夺取淮系对北洋舰队的掌握。 而且，这种攻击，绝对是在有组织、有计划的部署协调下进行的。 说来讽刺，大家都不是傻子，在李鸿章安排丁汝昌以控制舰队的时，清流派也同时发现了这个“要害”，聪明劲全用在这上面了。 就北洋舰队来说，只有一个丁汝昌是安徽人、淮系将领，总兵以下管带除几位广东人，几乎全是闽人。撤换丁汝昌，就可顺利拿下北洋舰队，集中火力拔掉丁，似乎不是难事。这是清流派的盘算，也是丁汝昌被密集攻击的原因。 之后的事，我们已经看到，清流派便借丁汝昌避战大做文章，去除丁汝昌的声势越来越高涨，直称“我军之所以怯，非水师尽无用也，提督不得其人”。 8月26日，光绪帝在再三催促海军出战之后，便下令，革除丁汝昌北洋海军提督职务。后来，经李鸿章全力为丁汝昌辩解，推出一个个“猛虎在山论”，“遥为牵制论”，还不惜背上了“避敌保船”的名声，朝廷这才准许丁汝昌戴罪立功。 不知清流派又将举荐何人。但可以想象，丁汝昌既面临战备的种种困难，还要无端地挨着背后的黑枪，一再遭到攻击、弹劾，心中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愤懑。 这种情况，极易让一位将领为洗刷自己，而失去冷静和理智，轻于一掷。 丁汝昌曾在协调弹药煤碳等补给时，悲愤地与龚照玙讲：我早料到会惹起这一段公案。事已至此，只有带着舰队，出去搜索求战。不敢说捞什么功了，先堵住大家的嘴再说吧，生死由命成败由天。（“……惟有驱此一旅，搜与痛战，敢曰图功先塞群谤，利钝之机听天默运而已。”[陈悦《沉没的甲午》]） 兵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话，几乎家晓户喻、耳熟能详，大清的将领，却受到一大群大大小小“明白人”的牵制，还有数不清的冷箭、黑枪，这不是一种悲哀吗？ …………………………………………………… 还有一个悲剧主角——卫汝贵。 他接令走上战场，从出发开始，便接连受到不利的弹劾。 朝中纷纷接到奏折，首先是参劾卫汝贵的盛军军纪败坏；再后来，又有御史弹劾卫汝贵战前贪污军款，将28万两的军费贪污了8万；还起“底子”，参奏卫汝贵是通过行贿于李鸿章之子李经迈，而获得了盛军统领的位置。说卫汝贵与贾起胜都是盛军分统，卫汝贵“声望才略均不如贾起胜”，李经迈分别给两个人发私函，向两人“各索银三万两，许以总统盛军，贾起胜置之不理，卫汝贵独如数致送”，过了没几天，卫汝贵便被委任为盛军统领。也因为这个原因，卫汝贵又克扣兵饷，导致士卒离心，军心涣散。 还有一折弹劾盛军在平壤军纪败坏，盛星怀前往弹压，反而被杀。这件事，更使情况变得相当复杂，复杂得至今也没说清楚。 盛星怀是盛宣怀的亲弟弟，盛宣怀原本打算让这个弟弟到阵前立点功，谁想战死前线，所以，一般猜测盛宣怀怨恨卫汝贵，这事一定是盛宣怀所为。这就是一颗来自淮系内部的“子弹”了，当然更具杀伤力。 终于，“冬十月戊申（11月2日），宁夏镇总兵卫汝贵以临敌退缩，褫职（免去职务）逮问。” 朝廷在密谕将叶志超、卫汝贵解职、送京之时，倒是也一并转发了言官们揭发的罪名，密令宋庆核查。人命关天，宋庆当然不敢怠慢。我们通过宋庆给朝廷的报告，来看看这些罪名，和核查的结果： “……查，卫汝贵向来打仗尚属奋勇，其所部盛军勇队在小站一带屯田多年，耕种时多，训练时少。卫汝贵平时待兵寡恩，赴韩援剿，进兵甚急，后路押运车辆弁勇即无管束，未免沿途骚扰，以至声名狼藉……”看样子，部队纪律不严的事，多少是有的。这个，前边平壤之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查，卫汝贵前在平壤，恣意冶游，尚无其事。”关于有人反映卫汝贵“花天酒地”的事，宋庆核查是“没有的事”。只不过是朝鲜官府有“蓄官妓”的传统，平壤道官员宴请清军军官，也叫来陪酒、唱个小曲、跳个舞啥的。但大家都反映，卫汝贵他们都加以拒绝，所以想必是传闻有误。“惟韩官向蓄官妓，平壤道邀约各军统领筵席，例设官妓伺候。访问各军，公称拒绝，想即此事传闻之误。” 关于卫汝贵所部“溃勇纷然鸟散、器械军装全行撇弃”的问题，宋庆讲，与日军作战时，“卫汝贵持刀于枪弹如雨中，往来督战。”盛军坚守营垒，“尚非畏缩”，后来也是和其余各军一同退却，“亦非先逃”。并且，核查盛军兵员、枪械，至少还有八成在，所以，所谓全军溃散、武器装备全都扔了，全是传闻，言过其实之词。 至于盛宣怀的弟弟盛星怀在盛军办理营务处，是9月15日夜突围时，中弹阵亡，并非什么前去弹压被杀。宋庆部下亲眼所见，其他各军士兵也这么说。“前派往平壤督队之弁（当是马玉崑），目击其事，访问各军兵勇所说亦同……” 对于原奏内称卫汝贵行贿得官，克扣兵饷，士卒离心这件事，宋庆秘密向另一当事人贾起胜查证，据贾起胜讲，自己于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由盛军会统改调天津营务处，是奉了命令去的，“均系奉公而行”，并未接到李经迈的私函。 另外，宋庆也报告，专门派人密查天津各个商号，并没有姓卫的汇出八万两银子。询问盛军官兵，都说虽然在平壤时没有按期发饷，但回来后都已发放清结。 宋庆还保证报告所说句句是实，决不敢有半点徇私包庇，“所有奴才遵旨查办缘由，理合据实复陈，未敢稍涉徇隐……” 按照宋庆的密查，所有言官对卫汝贵的弹劾，全都是夸大、编造之词，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但宋庆呈上去的报告，终究却没起到什么作用。前边也已经说过，卫汝贵最终被坐实了“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克扣军饷”“纵兵抢掠”三项罪名。 大清对犯事和办事不力官员，一般在处理上有不同情况。 稍轻一点的，降职降级，削去爵位、夺去称号。 处在这之上的最基本的办法，是免职但留用，戴罪立功。你的官帽子先寄存在我这，甚至再高一级，你的脑袋先寄存在你脖子上，你看着办。如果办好了，这个官还是你的。这种用的是最多的，不过是做做样子，与其说是处理，还不如说是敲打敲打，敲醒就行了。 再往上一层，就是直接免职，赶走。意思是，你回家待着吧。这种情况，而且说不定遇上事情需要了，还有起用的可能。 再往上一层，就是免职，逮问。要抓起来，交有关部门（刑部）审问。 审问之后，根据罪行轻重，又有不同的处理级别，小则赶走，大则判刑。关个三五年，或发配充军，或秋后问斩，或直接拉出去砍了。 而且，处理官员一般也不是那么仓促，走完这个流程，也不是一时半会，本来一年半年都有可能的。 连本来对朝鲜之败负最大责任的叶志超都被弄成了秋后问斩，卫汝贵却“着即正法”。 不仅是这些，11月2日卫汝贵被“逮问”，两个月后，到1895年1月16日即被“处斩”，可见朝中官员弹劾、罗致罪名的疯狂程度，可见清流为达目的、必往死里整的丧心病狂。 卫汝贵被处理，怎么看都更象是一个斗争的牺牲品。 对淮系的战役就要打响，而且要争取大获全胜，宋庆的一封密奏，已经改变不了卫汝贵的命运。 …………………………………………………… 在这些攻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目标——李鸿章。 除了对淮军的领导责任，至少，告卫汝贵行贿买官一事，直接牵扯到他的儿子，李鸿章当然也摆脱不了干系。而且间接指向李鸿章把淮军当成私家武装的行为，这已不仅仅是银子的事。 但扳倒李鸿章这个大目标，决非易事。以李鸿章的地位，重量，说他是“不倒翁”都合适。 清流们选择了从淮系，包括淮军和北洋舰队的将领入手，逐步清除，最后达到削弱李鸿章的战果。要一点一点，将李鸿章整倒。 当然，他们也没有放松，抓住机会，便发起直接的进攻。 但他们的“弹药”，却实在是不太高明，不太入流，还有些下作。 尤其拿无聊当有趣的是，这么正规、这么严肃的朝堂之上，一些“花边新闻”、“路边社”消息，也开始被拿来“炒作”起来。 有讲李鸿章给日本供应物资的，有讲李鸿章握有日本公司股份的。 更离奇的，前边是袁世凯与大鸟公使约为“亲家”（当时袁世凯在朝鲜时就被弹劾），现在李中堂的公子又成了日本的“额附”。 指李鸿章为汉奸的言论从此产生，而且愈来愈玄。以至有人还讲，李鸿章闻日军战胜则喜，闻旅顺口陷落则面无戚容（悲伤担忧的样子）。对这一无中生有的污蔑，李鸿章的部属和至友吴汝纶痛恨地说：平壤之败，李鸿章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未闻其无戚容也”。[《答陈右铭》，《吴汝纶尺犊》] 据说翁老师傅还对“李经芳为日本额附”的奏章拍岸叫绝。这老师傅品味这么差吗？ …………………………………………………… 有一个人却被研究者划进“圈”来——山东巡抚李秉衡。 不过，开始就是他自己主动掺合进来的。 旅顺防务空虚，清政府令记名提督卫汝成新募成字步队五营，加强旅顺防务。就他在前往旅顺时，远在山东的李秉衡，不知从哪条道上得来的消息，竟然带头参奏卫汝成军“沿途纵勇殃民”。 不知道李秉衡等人是否想到，卫汝成乘船赴旅顺，除了几艘渔船什么人也看不到，又是到哪里去如何“殃民”的？ 这些道听途说、胡乱猜测的路边社消息，根本未经印证，也未经权威论证，还义愤填膺地递到皇上的案头，好似出乎正心、非常负责，实则相当不负责任。 旅顺失守，被弹劾的不仅是旅顺守将，丁汝昌也跑不了。 从甲午开战后以“畏敌避战”为第一波，黄海大战后以“败兵失船”为第二波，这已经是他们对丁汝昌发起的第三波大规模攻击，且势必要一举拿下。 11月26日，朝廷以救援不力，革去了丁汝昌的职务。 27日，御史安维峻一下找了六十余名言官，联名上奏，请诛丁汝昌。 奏折称：前方将士孤军捍垒，血肉横飞，而丁汝昌却晏坐于蓬莱阁重帏密室之中，姬妾满前，纵酒呼卢，视如无事。又称丁汝昌狂妄地自称朝廷内有人，就算是告状信堆满有关部门，也奈何不了他（“诞妄性成，自谓内有奥授，纵白简盈庭，绝不能伤其毫发”）。军中都说，丁汝昌私通日本，打败了，也可以投向对方（“而军中舆论，则谓其外通强敌，万一事机危急，不难逃亡海外”）。建议：将丁汝昌即行罢免，换人，将丁汝昌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中日战争》丛刊续编] 28日，李秉衡便奏称：“海军主将率兵舰望风先逃，以回顾威海为名，去之惟恐不速……”，强烈建议，这个时候，不杀几个退缩的将领，让大家搞清楚不死于战斗也要死于法办，不足以震慑畏敌避战思想，振作勇敢作战的士气（“非立诛一二退缩主将统领，使人知不死于敌必死于法，不足以慑将弁畏葸之心，作士卒敢死之气”。[《奏旅顺失守如何惩办将士请训示片》，《李秉衡集》]） 12月12日，他更指名请将丁汝昌、龚照玙以贻误军机之罪明正典刑。 …………………………………………………… 看来李秉衡在山东，是尽心皆力，在山东地面上的他也管，不在山东地面上的也要管，一边防敌人进攻，一边防北洋逃将。 他跟那些清流派的御史、翰林们配合得这么恰到好处，时间上又这么严丝合缝，起到了内外夹击的作用，大家不往清流那上边想，才怪呢。 于是，他到山东上任开始，便成了大家猜测的起点。 层层迷雾之中，李秉衡进京，受到光绪的接见。当然，封疆大吏上任之前，皇上召见，谈谈话，暗示或明说“你的进步是我发挥作用的结果”，提提希望和要求，这是正常的程序。但谁也不知道皇上嘱付了什么，交待了什么。 而且，李秉衡还受到了翁同龢的接见。当然，军机大臣交待一些事情也未尝是有什么猫腻，但也很可能有猫腻。更何况，李秉衡一向被认为是清流派的一员。但他们商量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还有另一个情节，就很不好了。李秉衡曾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在任永平府知府时，吏部考核翻出他在冀州知州任上办案不力这么一档子事，给了他一个降级处分，这事李鸿章确实曾为他上奏讲情，但最终未能成功。由此，或许李秉衡心生记恨。关健时候，又是清流派官员、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在向朝廷推荐优秀人才的时候，把李秉衡列上了，这次扭转了李秉衡的命运，李秉衡也转而成为张之洞的弟子了。 于是，综合判断——李秉衡作为清流派的官员，作为翁同龢的重要“战将”，从地方层面、外围，向淮系、北洋势力发起了凌厉攻势，形成了内外“夹击”。 不过，细细查看李秉衡，并未发现他与李鸿章、与淮系有什么怨、什么仇。 我认为这更多的还是李秉衡的思想和性格的问题。李巡抚从来就是思想相当保守，与“洋务派”格格不入，当然这不是私怨问题。而对北洋系的龚照玙、丁汝昌等人的举报，也不过是激于义愤。 至于有人猜测，皇上和翁同龢有让李秉衡取代李鸿章的想法，我看也只能是猜测，即便有想法也未必能实现。 因为，到目前为止，仍然难以确定一个重要问题。他家不要想着划分清流与否，而忘了那个问题：李秉衡到底是皇帝的人，还是太后的人？ 大家也不要忘了一点：在中日开战、山东吃紧之时，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也许更是因为李秉衡在广西巡抚任上，有力地筹划、支援了越南中法战争，与冯子材同有名声。 简单点去想的话，也有可能：于是朝廷和翁同龢都认为，这是一员可当重任的“大将”，而寄予了深厚的希望呢。 当然，这都是不同角度的判断。 关于李秉衡的猜测，仍然不会止于这个地方。 往后的整个甲午，还会有很多。他参劾败战的将领们是公心，还是私怨，这会影响到对他整个人生、政声的评价，后世的结论，也分成了截然的两种。 还是那句话，不知李秉衡生前是否知道，如果泉下有知，又会做何感想。 …………………………………………………… 这种情况之下，李鸿章一方面要躲避暗箭，但明枪明刀的直接打击，也仍难以避免。 他的一生之敌翁同龢，还有半个敌人李鸿藻，一开始便摩拳擦掌，清军溃不成军后，更是让这帮人迫不及待。 朝中也有一帮人在等着看老李倒霉呢。 朝鲜兵败，就是清流派们遇到的第一次难得的机会。 翁同龢在9月17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次研究处理李鸿章的会议：高阳（李鸿藻）抗论，谓合肥（李鸿章）有心贻误，南皮（张之万）与争，他人皆不谓然。余左右其间曰：“高阳正论，合肥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最后议定两层：一是从严处理，一是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报给皇上，恭候皇上择定。 高哇，没见军机处研究战略战术上拿出什么大本事，研究对老李的处罚问题，倒是很能耐、很来劲、很迅速。看意思，除了张之万还能为老李说几句公道话，李鸿藻和翁同龢这两人，本来就是李鸿章的老对头，是不会说什么对老李有好处的话的。 不过，似乎有几个人没有被翁老师记上。 孙毓汶，徐用仪啊。孙毓汶据说有些日子是经常申请养病，徐用仪呢？为什么没有参加呢？ 答案在于，从朝鲜危机之始，别看朝中一片喊打，军机处就在孙、徐主导下，一开始在解决策略上是倾向于李鸿章的，甚至有点上下“酬和”，简直相得益彰。 我还找到一件事，别看一度在军机处份量最重的孙毓汶名声不佳，但前期在此类的“研究会”上，却一直是为淮军说话、保护了丁汝昌等将领的。 这引起了光绪和时刻注意寻找机会出头的帝党的强烈不满。忘了？前边我说过，孙毓汶和徐用仪主张了一下“议和”，就到了回家抱孙子的边缘了。 再深究，答案还因为，他们是太后的人。 他们竟然没有（或没能）对李鸿章处理提出意见？ 这就极其微妙了。不要以为，孙、徐二人，都是按自己的意见独立行事的。 …………………………………………………… 光绪选择了不轻不重的，对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 李鸿章当然是毫不见怵，9月19日，立刻上折，不轻不重地为自己申辩：“惟衰病之躯，智力短浅，精神困惫，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据实陈奏军情折》] 其实，对付那么多苍蝇一样嗡嗡的攻击者，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谁告，让谁上。 我打仗不行，你能打，你上啊。 李鸿章当然没有负气辞职。如果那样，就真是一场鱼死网破的反击了。 李鸿章还没有明着反击。 何况，“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这句话，把这场甲午战争概括得十分准确，说得也确是实情。事情摆清楚了，目前已足够。 21日，慈禧太后降旨了：“日人构衅以来，办理军务为难情节，早在深宫洞悉之中。北洋门户，最关紧要，该大臣布置有素，筹备自臻严密。……近闻该大臣因军事劳瘁，体气不甚如常，著随时加意调摄，毋负朝廷委任至意，勉之！” 体谅，温暖，至情至理！慈禧太后虽处宫中，对人情世故的把握，对形势事务的洞察，仍然不一般。太后出面，对老李加以安慰，表示了深刻理解和充分的信任。 但是，这么明确的信号，竟仍然不能平息人们对李鸿章的抨击。 张骞更是进一步上书，直指李鸿章：自打当上北洋大臣，凡是遇到外国侵略，无不坚持议和，使天下人都以为是李鸿章“主和误国”，但从他的内心看来，二十年来破坏和平局面的，反倒就是这个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辱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诟病，以为李鸿章主和误国，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把破坏对外抗战、又破坏对外和平，这种矛盾的行为竟能全加在一个人身上，而且还是观察李大人的“心迹”，从心理学角度，得出的这样的结论。这种攻击水平，真的可以拍一部电影《无（聊之）极》。 …………………………………………………… 倒是很敬业，问题是，这种攻击还能起作用吗？ 清流派以为瞅准了机会，以为再追打一轮，即可大功告成。实际上，情况决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错判了形势，选错了时机，使用的手段也不够道德。 手段不说了，为了办成事，很多人本来就不择手段。但清流派一直是自以为站到了道德制高点的，这种编造、无所不用的手段，已经表明清流派的末落了。 时机也很重要，能决定一大半。不过，清流派这次，时机似乎把握得也不太对。 但是，错判形势，结果只有一个字——败。 在错误判断下，这些不计大局后果的攻击都将以失败收场。 清流派的错误判断，首先在于没有弄准，大清已经到了很危急的时候。 另外清流派可能没有注意奕?出场传递的信号：停止争斗！ 斗争，整天沸沸扬扬，已经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了。 …………………………………………………… 御史安维峻再次上书。表达了三个方面的意思： 先老调重弹，指责李鸿章“有私财寄顿倭国，所以并不欲战，（？）倒行逆施、接济倭贼军火（？？），日夜盼望日寇东来，而对我军前敌所需粮饷火器，则有意勒扣。（？？？）对言战者，动不动就遭到他的呵斥责难。” 又批评：“据说朝廷正在秘密商议议和计划，（！）市井流传和议出自皇太后、李莲英的意思。（！！）皇太后既然已经归政于皇上，若仍遇事就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李莲英是什么东西（何等人物），岂敢干政？如果属实，应当以祖宗之法惩治。（！！）” 最后，要求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以振士气。 这次，效果十分明显，而且反应速度非常快。 “十二月甲辰，御史安维峻以论李鸿章，坐妄言褫职，戍军台。”[《清史稿》] 完了。一看那道弹劾奏章，我就感觉，他这次肯定完了。 光绪将安维峻交刑部治罪，经翁同龢极力圆说，改为革职发军台效力。 安维峻骨头倒挺硬，有极大的勇气，不但指斥了李鸿章，还直接批评到了朝廷。 不过据说，有了这道奏章，安御史顿时名满天下，即使被发配张家口，也是访问者萃于门，饯行者塞于道，出大风头了。 不用问狠狠收拾安维峻的这个处理决定是谁做出的。安维峻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慈禧牵制光绪皇帝行使国家政权的隐私。 太后终于出来了。 历史上所提的帝、后两个集团，终于明朗。 ------------ 第五节家斗——朝廷地盘谁作主 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从平壤战败时起，清史稿的记载中，“懿旨”字样出现的频率开始增高。 这是一个重要标志—— 慈禧终于决定出来了。 对外战争的一败涂地，迫使慈禧这个老江湖出面收拾摊子。 光绪的很多安排，也令慈禧难以安心休养，越来越多需要操心了。 比如说，清史上，突然会出现一条似正又邪，读来十分有力，其实十分有趣的记录，类似于“八月丁卯（9月22日），命承恩公桂祥统率马步各营往驻山海关。”这样的。 简单的清史记载，寥寥数语一件事，往往深有玄机。 关键时候，皇帝竟派出了自己的老丈人（又是亲舅舅）到山海关御敌。 往深里寻找就会发现怪诞的地方：他这个老丈人，根本就不是一块打仗的料。 …………………………………………………… 这个要往前扯远一点。 桂祥的女儿，慈禧的侄女静芬，长皇帝三岁，长相真是一般（有照片为证），又是近亲，可慈禧不管光绪喜不喜欢，硬是作主，封了隆裕皇后。 桂祥当上皇上老丈人后，也是一路飞黄腾达，速度快到两次提升间隔短则数日，长则两个多月。任期最长的一个职务，是“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一个掌管铸钱的官，公认的肥缺。可惜桂祥大字不识几个，干了不满一年，便主动回去任武职。不到三年间，桂祥便一路由副都统升任为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两个多月，到1892年（光绪十八年）3月，再一次被委以重任，与镶红旗蒙古都统文秀共同管理神机营事务，也就是“皇家禁卫军”的统领。 桂祥一生中最有声有色的一幕，就是这次带领神机营去前线御敌。 日军大兵压境，而清廷防守极为空虚。尤其是山海关一带乃京师屏障，因此，主战派纷纷建议，应该赶快“厚集兵力，统筹防剿”。7月23日，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带头上书了，要求亲率劲旅，出关剿敌。 光绪帝颁谕慰留，没让他去，奕劻当然高兴地留在了京师。 两天后，桂祥也上书了，要求带神机营马步各队赴山海关驻守。 国难当头，神机营既然是清廷的精锐，当然应该上前线。桂祥作为神机营的统领，自然不能推卸不前。 不过，桂祥的奏折实属形势所迫，也是做做样子。他原本以为，他的奏章大概也会像奕劻上书一样，被皇帝挽留的。 没想到，光绪帝同意了，毅然决定，要桂祥带队出征。 清档还记载，桂祥在离开京师前夕，向朝廷提出，要要求带上游击袁祖礼。袁祖礼不但精通兵器制造，而且颇有韬略和心计，著有《战守心法》、《炮法演题说帖》等，因此，桂祥希望袁祖礼能帮上自己的忙。本来是神机营的部属，这要求应不过分，不料，却被皇上一口回绝了。 《清实录》记载：据桂祥面奏，候补游击袁祖礼，现在神机营当差，请饬随营前往山海关等语。袁祖礼仍着留京，毋庸随营。桂祥营中如有应需军械各件，着由神机营制造运往。 如果这还不够奇异，下面，就在光绪帝拒绝桂祥请求带袁祖礼出征的事件发生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样是率队赴山海关驻扎，刘坤一向皇帝提出请求，要袁祖礼随营赴山海关，光绪帝却马上同意了。 这明摆着是给桂祥好看嘛，诚心故意把老丈人拉出去蹓蹓？ 连个懂些技术、有些谋略的帮手都不舍得给，这让生于满族世家、御前侍卫出身、从来没有上过前线，更不懂兵法，靠着姐姐慈禧当上神机营领导的指挥官桂祥，带着一群惯于“提鸟笼，斗蟋蟀”的八旗兵，如何御敌？ 在京城享惯了福的神机营八旗子弟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向山海关进发。桂祥这支八旗“劲旅”，从北京南苑行军到了通州，尔后又坐船从通州来到天津。区区二百多里的水路，桂祥一行居然用了十天。在天津休整两天后，有铁路了，又隔了四五天才慢腾腾地来到山海关。 抵达山海关后，没有现成营房，这支老爷军就统统在客店下榻，还有的抢占民房，骚扰百姓。在山海关期间，神机营没有放过一枪一炮，却闹出不少丑事，弄得民愤四起，怨声载道。 这还不算事。关键是，神机营到达山海关不到一个月，战局日趋恶化。日军渡过鸭绿江，随即占领九连城安东，一个星期后攻陷凤凰城。 局势空前紧张，山海关终于真要成一线了。现在，不是讲究吃住排场，亲人们已经需要担心桂祥的安全了。 前线败讯像雪片一样传来，京师一片惊慌，光绪帝却突然下令，让本来是去山海关“御敌”的桂详撤退到离京师不远的蓟州。 …………………………………………………… 就在桂祥统兵由山海关向蓟州转移期间，紫禁城里掀起了一场狂涛。 战事如火，皇上的家事，也大起波澜。 11月25日，慈禧将二妃传到仪鸾殿，数落她们平日仰仗皇帝宠爱，对皇后多有冒犯的大不敬行为，并罗列二妃勾通外官卖官鬻爵的劣迹。年轻气盛的珍妃非但不肯认错，反而强词夺理，反唇相讥。慈禧怒不可遏，当即下令要太监即刻对珍妃处以严刑，“褫衣廷杖”。 事情就起在，光绪帝把老岳父派到山海关，出了一趟丢人现眼的苦差。长期受冷落的隆裕皇后，看到老父居然远赴边关，身临险境，于是向慈禧告了一状，诉说自己被欺负冷落，受了许多窝囊气，并揭出皇上宠信珍瑾二妃，利用手下太监，干了许多坏事。 这件事仍未停止，新的处理才开始。翁同龢又写了一篇《日记》，记载： 十月二十九日(11月26日)阴，欲雪而暖。……皇太后在仪鸾殿召见中枢大臣，先问了问旅顺的战事，随后竟提起宫内的事来。说瑾珍二妃受人所请，有干预朝政的种种劣迹，鲁伯阳、玉铭、宜麟几名官员升迁，都是通过走珍妃的门路，河南巡抚裕宽也通过太监疏通珍妃，想谋福州将军一职。太后指示：下旨降二妃为贵人，太监永禄、常泰、高万枝，全要处理。 接下来，就不太正常了。处理还在进一步扩大。 最后的结果是，一，撤志锐回京当差，招募团练均停办。二，令桂祥、祥普带神机营马步四队回京。 但这两项内容，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 这事看上去，是桂祥出征引发隆裕不满，慈禧借处理二妃，为娘家人出气、撑腰。 但实际上，太后的用意远不止这些。 慈禧一下掀出鲁伯阳等四名官员通过太监永禄等买官，这些丑事发生了也不是一朝一夕了，慈禧选择甲午11月底动手，也决非偶然。 还是梁启超看得明白，也说得清楚：西太后剪除皇上羽翼，“将瑾妃、珍妃革去妃号，褫衣廷杖，妃嫔而受廷杖，刑罚之惨，本朝所未闻也。二妃之兄志锐，因为皇上所信用，谪之于乌里雅苏台，至今未蒙召还”。[《戊戌政变记·二十年以来废立隐谋》] 对，剪除皇上羽翼，才是慈禧太后的真正目的。 平心而论，志锐也是青年才俊。虽然与珍妃是堂兄妹关系，得到了珍妃的推荐，但对于要培养自己人的光绪来说，他是一名难得的人才，也是光绪倚为支柱，就要成为重臣的。 教训了志锐，也敲打了珍妃的师傅、不可一世的文廷式。 …………………………………………………… 太后到底是名震青史的太后，出手老辣，象她这样的重量级拳击手，当然不会只是替侄女争风这个层次。珍妃犯下后宫干政，而且是徇私舞弊，做出卖官这样的事，确实是太不小心了。太后那么干，是没人管得了她。所以，遇上太后，当然一招就KO了。 慈禧不仅会听戏，还会改戏词，编唱本。 生日庆典的戏看过了，她也看清了朝廷上演的这一出出戏。 现在，该轮到太后唱戏了。 光绪帝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他那个“帝党”目前来看，仍然不堪一击。慈禧一把掌下去，扫着谁谁趴架。 …………………………………………………… 这是甲午战争以来，大清国家不幸之中，军队、人民、官员身上发生的悲剧同时，发生在皇宫中的一场悲剧。 是年轻皇帝光绪的一场悲剧。 外敌入侵、前线败绩，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打击，而皇宫内发生的这些事情，对光绪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自己宠爱的珍妃被处罚以后，一般常理来讲，皇帝本应有些异样反应。翁同龢前去探视光绪，问太监，回答说“皇帝意正耳”，发现皇帝竟然“意极坦坦”。 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左右不了命运，甚至连一个妃子都保护不了的皇帝，竟采取了这种漫不经心、没心没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遇到的不平和折辱。 这确实是令人同情的。 本来，光绪是一个勤奋努力，希望有所作为的皇帝。他更不希望大清败在自己手里，国家受到侵害。但最终，权力争斗不已，百官相互倾轧，把他拖了进去。国家遇到入侵，最需要做的是团结众臣，一致对外，全力筹措应对战争。但偏偏束手束脚，受到诸多掣肘。 他不知道前线实际情况，更不可能拿出御驾亲征的行动，一味靠催促、干着急没有办法，败了便偏听清流言官的一面之词，依靠严厉处罚来镇军心，孰知既不能稳军心，也难以提士气，无能者纷纷败逃，一片忠心敢战者也未得到有力的实质性支持。我们读到那一篇篇的战争记载，已经不难感到。 而且缺乏政治经验的他无力驾驭群臣，没有敏锐地制止朝内的争斗，被一帮所谓的帝党怂恿，急于求成，盲目培养扩充自己的实力，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对帝国的伤害和分裂，也是造成这种悲剧的重要原因。 …………………………………………………… 实际上，光绪帝自战争开始以来，对慈禧庆典颇有非议，已使太后心生怨愤。 光绪和他的那一帮人动作很大，御史安维峻、张仲炘、侍读学士文廷式、侍郞长麟其势汹汹，俨然已经成为一股势力。受了委曲的有一大帮老少臣工，其中，还有不少慈禧安排的人，志锐就公然参劾了她的心腹孙毓汶、徐用仪。 没有这一帮人，慈禧怎么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史书记载的种种行动中，透彻地说明了慈禧的这些基本的考虑。 但史书上未说出，还有一个问题，一个皇家政治当中最为重大的问题——护住李鸿章，未尝不是对光绪的保护。 ------------ 第六节反击——李鸿章老谋深算 这要回头看看淮系的发家史，与淮系的地位。 淮系军队是维护了大清朝的统治的。平定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平定回族叛乱。在此后的对外战争中，湘军、淮军，成了帝国的支柱。 如果说有问题，那最大的问题，就是承平生活，权位、金钱，不可避免地磨蚀了将领和部队的意志。 其次就是装备落后，训练不够，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完全改造成一支近代化的军队。 再就是兵力分散，调兵不及，来了之后弹药不足……可这也有朝廷的原因啊。 当然了，打仗露出的问题自然就多，但平时不搞检查，偏偏趁这个时候出来大揭其短，而且，还一股脑地把战败的问题全扣在淮系和前线将领的头上，就不够厚道了。 而且，这个时候要是撼动了淮军，是有能人代替，还是能请到更高明的人，拉出更强的军事力量？ 而打着整治军队的幌子，不加区分一起打，编造事实攻击，则是相当恶劣的行为。即使是在封建历史上，我也没见过其它象晚清这样，前线将士们不分高低大小还要受这种攻击。其密集程度，历史上简直无出其右者。 …………………………………………………… 慈禧在朝廷之争的烽火硝烟中，在极为关心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仍然敏锐地抓住了一点： 要连同李鸿章一起，一举除去淮军将领，改造淮军，绝无可能。 她已经看清，虽然自己也努力编练了那么多练军、防军，但战争检验说明，国已无战将，也缺乏能战之兵，如果再没有这些人，国之安危无人能守。 而且，稚嫩的皇上，还有那帮帝党没有充分看到凶险——这样，搞不好会引起乱子。 暂时保住李鸿章，处理一些淮军将领，还有可能。 …………………………………………………… 而李鸿章这个淮军统帅，在时刻琢磨保住自己的同时，也在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好自己的手下。不管他是好的，还是赖的。 但那帮人，实在不争气，实在让他痛心和气愤。 在卫汝贵的事情上，李鸿章并不是一味地袒护，他被参劾之初，李鸿章得知信息，也曾敏锐地予以提醒，严肃警告。这就是前边卫汝贵正忙于布置平壤防务，突然收到李鸿章来信，指责其所带盛军军纪败坏，惊忧百姓等等，语气极为严厉。 兵败之后，李鸿章本来对淮军的精锐“盛军”期望甚大，没想到战绩却如此惨重，内心也只能愤恨卫汝贵作为“盛军”二代目带兵不利。在扑天盖地的弹劾声中，即便了解实情，知道有冤情，他再也无心去为卫汝贵作辩解了。 对一个被公认为平素仁厚（连外国人的记录里都这样认为），对属下也比较宽厚的主帅来说，还有比这更令人痛苦的吗？ …………………………………………………… 朝廷的手还一次次伸向淮军，伸向北洋，这无法不引起老李的警觉，抵制，甚至反弹。 还是为北洋舰队的事，朝中那帮人既然认准撤换丁汝昌是“倒淮战役”的关健，李鸿便不能不面对这种反复的较量。 就在旅顺失陷后的11月27、28，朝廷内外掀起对丁汝昌的第二拨攻击之时，12月8日，北洋舰队迎来了一个钦差大臣——晚清著名的科学家徐建寅。 徐建寅奉皇上之命，到北洋查看舰炮位情形，以及机器局炮弹存库情况。这个突然的动作有检查的意味，当然也是找茬的机会。 他是一个技术专家，检查装备技术是行家，本也不算意外。但在短短的一天检查之后，徐建寅不但把威海基地的库存弹药量统计清楚了，回来后，还对北洋水师各主要将领的为人、性格、操守都做出了一个评估。 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仿佛此行的重点，是人事调整前的考核。 而且，当前管带中职务最高、最有希望接任提督的“定远”管带刘步蟾，被他给出的评语是“言过其实，不可用”。 不错，这一切源于一个动机——原来，是珍妃的堂兄志锐在光绪面前保举了徐建寅。 翁同龢日记透露了实底：“志锐面奏此人可带二铁甲捣彼海舰……伊颇自任，但恐炮弹不足。”不说保举的人有点夸大，看翁老师的语气，都好象不太那么相信。 但“可带二铁甲捣彼海舰”的保举之词，却说明他们的意图，是用此人代替丁汝昌。 果然，12月17日，皇帝发布上谕，要将丁汝昌交刑部治罪。[《清德宗实录》] 紧接着18日，又命李鸿章详细遴选，奏保海军统帅。但与以往推荐不同，这次皇上直接提出了李和、杨用霖、徐建寅三个人选供李鸿章考虑。其中，徐建寅赫然在目。 而且有一个显然不符合常规的地方，就是李和的职位仅是都司，从都司直接升到提督，平地一跃五级（中间隔着游击、参将、副将、总兵），似乎跨度也太大了些。杨用霖也是，比李和高一级，游击。为什么不提现时职衔最高的刘步蟾呢？ 这样的提名，说李和、杨用霖是“陪选”，“让他们来打打酱油”都行。 那皇上的用意，不就很明显了吗？ 20日，李鸿章回奏：三人均不合适。 皇上一次安插提督的尝试被顶了回去，徐建寅的事到此为止。 本来李鸿章、丁汝昌请求将他留在北洋，担任提督帮办，或担任监战大员也行，但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徐建寅回到京城，担任督办军务处章京。 当然，推荐他的志锐已经被发配了，而皇上基本无能为力。这无疑也预示着，皇上执意要让徐建寅出任北洋提督的事也同样会受到阻力。 …………………………………………………… 但皇上的动作仍然没有完结。 21日，皇帝进一步通知：丁汝昌既经拿问，海军提督就让刘步蟾暂署（代理），李鸿章再选人员保奏。丁汝昌一旦经手事件交接清楚，便迅速起解。[《清德宗实录》] 没想到，北洋系统海陆各员，竟空前一致——东海关道刘含芳、威海统将戴宗骞、张文宣、刘超佩，海军刘步蟾带各舰管带纷纷致电总理衙门和督办军务处，呼吁挽留丁汝昌。理由是临阵易将，不独水师失所秉承，即陆营亦乏人联络，军民不免失望，连洋将都以辞职相抗争——就是说，动了丁汝昌，不但影响海军、影响统一作战，还可能导致军心民心尽失。 从这个不平常举动中，与其说是丁汝昌真是那么得人心，不如说更多的是北洋系将领官员暂弃矛盾、抱团维护自身利益的努力。从中，不难看出李鸿章这位淮系大佬的影响力。 北洋系统的这一次反击，使皇帝感到棘手。虽然23日，皇帝仍下谕，“丁汝昌着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语气看似强硬，但已经没有原先那种严峻了。 而李鸿章向威海传寄这一谕旨时，抓住皇帝命令中“俟经手事件完竣”这个前提，附加作了个说明，生生给弄成了“活口”：经了解，提督经手的事很多，而且防务也包含在内，丁提督要照常尽心办理，交接清楚，不必急着卸任。（“查经手事件所包甚广，防务亦在其内，应令丁提督照常尽心办理，勿急交卸。”[《寄威海戴道张镇刘镇》，《李鸿章全集》]） 那意思简直就是说：慢慢搞，不用着急。甚至也可以理解为：别管他，该干啥干啥。 这已经象是在斗气。出现这各情况，恐怕是某种幕后活动的结果。从哪个渠道？ 除了一个人，还能有谁？分明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影子——慈禧。 …………………………………………………… 在舰队管带级的人事安排上，朝廷也一反常规，准备插手，所以也是一场纷争。 林泰曾死后，“镇远”管带暂由本舰副管驾、游击杨用霖暂行代理。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镇远”管带为左翼总兵，按照级别和顺序，中军中营副将、提督衔记名总兵邓世昌已经英勇牺牲、与船同沉，中军左营副将方伯谦畏敌选逃、已经正法。再往下，就应当由中军右营副将、“靖远”管带叶祖珪升任。 但是，皇上却再次指名由“平远”管带李和担任。说闻他“练达出色，且赋性忠勇”，还客气一下“如果属实，即可调充‘镇远’管带，以期得力。”[《寄丁提督》，《李鸿章全集》] “平远”在黄海大战中表现比较勇敢，就是拦击松岛者。 但是，这李和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终于犯了李鸿章的大忌。谁也瞒不过李鸿章这个官场老油子，显然是朝中有人越过北洋，向皇上保荐啊，这让李鸿章非常不痛快。 结果，李鸿章自有对策，在说了一大堆理由后，仍用杨用霖暂时代理，都是显示破格使用，鼓励士气。最终人选等“事机稍定，再择人简放”，以后看情况再定。这事就先这么挂起来了，对李和的任命，也撇在了一边。 …………………………………………………… 总体来说，在清流帝党的“枪林弹雨”中，李鸿章难免备受排挤。 而其他的淮系将领纷纷倒下。卫汝贵斩，卫汝成、赵怀业“浪迹天涯”，龚照玙、黄仕林收监，程允和、张光前革职留用，戴罪立功…… 但是，清流派帝党仍然低估了淮系的力量。对他们看似严密无缝的计划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不可弥补的错误。 特别是，翁同龢竟然小瞧了李鸿章。 对于易将问题，还是慈禧太后老谋深算。 在旅顺即将陷落的时候，清流派抓住了第二次时机，怂恿光绪帝革除李鸿章的职务。慈禧再一次出面，保住了这位老臣。 翁同龢日记记录：11月28日，太后在仪鸾殿召见军机大臣们，计议军事。先在他们面前把李鸿章斥责了一通，认为是他贻误战局。但接着，还是决定暂时维持李鸿章的职务。 为什么？不为什么。此时撤了李鸿章，谁来收拾局面？ 还是那句话，用最朴素的哲学去看——谁义愤填膺，谁喊打喊得最响，就让谁上不就得了。但无人可替。 更重要的，是因为李鸿章与淮军的关系。太后“深虑淮军难驭”，就是说，离了李鸿章，恐怕淮军这支精锐仍然难以驾驭。 换上谁去，也不一定好使。怕惹乱子，只能暂不可动。这就是近代军阀的厉害。 在这个前提下，朝廷只能逐步实施换将的计划—— “十二月甲辰（12月28日），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各军均归节制。” “十二月辛酉（1895年1月14日），懿旨，刘坤一驻山海关筹进止。” “十二月甲子（1月17日），命宋庆、吴大澂襄办刘坤一军务。” “十二月庚午（1月23日），命王文韶襄办北洋军务。”[以上四条记录，引自《清史稿》] 这一系列安排，尤其是湘军老将刘坤一，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任命，就把李鸿章的权力一步步移过来。 不过，刘坤一与李鸿章出身相似、一起在湘军混过，并无矛盾，王文韶曾得李鸿章的举荐，朝廷也考虑了李鸿章应当不会强烈反对。 不管怎样，即使到最终，李鸿章还是大学士，大家还得称他一声“李中堂”。这个编制名额始终在李鸿章手里，翁同龢戴上这顶“宰相”冦，是接了李鸿藻的班，而不是接他李中堂的。 谁是赢家？ ------------ 第一节日军出现战略分歧 日军虽然突破了清军鸭绿江防线，在数天内连拔九连城、安东、凤凰城。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日军的下一步作战将指向哪里？ 在第二军登陆辽东半岛，正准备攻取金州之时，第一军还在竭力扩张。但在下一步的作战上，日军在战略上产生了分歧。 分歧主要来自第一军，也就是山县有朋和大本营之间认识上的不同。 11月3日，受胜利鼓舞，认为一切“风调雨顺”的山县有朋向大本营提出了《征清三策》，极力主张不怕艰苦再接再厉，发动冬季作战，提出了如下建议： 第一，从海路至山海关附近再次登陆，建立根据地，以进行直隶作战； 第二，向旅顺进击，以便将兵站基地移至不冻港； 第三，立即北进，以攻取奉天。 自负的山县直接要求大本营从自己所提“三策”中取其一策。 然而，大本营一策也没选，选择了——原地设营，等待春季。 …………………………………………………… 大本营是作如何考虑的呢？ 关于第一策，山县认为：“此次之战斗，海陆两军均连战连捷，且常不失先发制人之机，今已占领若干要地，宜乘此时机进兵山海关附近，尽全力陷敌之首都，使彼结城下之盟也。”这本是符合日本大本营在战争爆发前夕所制定的作战方针——日本海军如能取得制海权，则陆军主力将从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进行决战。 但是，情况已经变了。原来是狮子大开口，现在大本营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肚量”，也正在逐渐在缩小“口气”。但好象那个宏大的计划很符合大山的“胃口”。 前边讨论过，日军决定由第二军进攻旅顺，就是因为不敢贸然进入渤海湾内。 别说仅登陆了辽东，还没攻下旅顺，即使攻下旅顺，日本仍然不敢说有把握畅行无阻。 最为头脑冷静的伊藤首相对山县的这个计划持反对态度。这就是伊藤进入大本营的好处，也是将来大本营想办法把首相赶出去的原因。 当然，趁着大本营还没有狂热得烧坏脑子这前，还要说服大本营的人同意。 按山县的《征清三策》，日军将“南迫京津，北略奉天”，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伊藤首先看出了山县头脑发热，开始只看到军事问题，看不到国际国内局势，军事上也只看到胜利的势头，而忽视不利条件。这就叫要犯“军事冒险主义”的毛病。 伊藤首相逐一分析，列出数条理由，来反驳这一策案。 首先，这个计划大得没边。“第一军留守于九连城，举其余之主力进袭奉天，进而向南攻击北京，第二军亦将守兵置于金州半岛，余皆渡海而叩山海关，循海岸陷天津，以使两军相应援呼？此虽壮则壮矣，又谈何容易耶！面临天寒冰结之气候，在渤海求运输交通之便利，乃至难之事也。” 第一军从九连城、奉天……第二军从金州半岛，山海关……这一路得留下守备部队，确保后路，那得有多少兵力可撒。别说天寒地冻，海面难行，就是登陆了，那边何时到山海关，这边何时攻到天津？越近京城，清军守备力量越厚，这是想都不用想的问题。 山县的传人们后来犯的不就是这样的错误吗？只是真可惜，伊藤没活到1937之后，否则第二次侵华战争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吧？倒是那名石原莞尔参谋提出的那个占领并确保东北，不再南下全面扩大战争的计划，确实挺瘆人的。可惜他份量不够，说了不算。 伊藤还认为，“且敌之舰队自黄海一败后，虽畏缩而无出战之勇，然并非全部丧失其力量。故欲将第二军之大部运至山海关，需大量海军之掩护，自不待言。” 以日军的力量，根本达不到这样的目标。即使是目前，也难以实现。因为大清舰队还没完全消亡，一切渤海内的活动只能是冒险。从最坏处着想，这也至少也是必须防备的问题。 …………………………………………………… 其次，这个计划无底线，无限度。 “即行此策，幸而达其所望，然彼清国必满廷震骇，暴民四起，土崩瓦解，终必形成中外齐声称之谓无政府状态。……若夫使清国一度陷于无政府境地，我方鉴于时机成熟，虽欲容彼之请而讲和，而代表彼国担当与我商谈任务之对手，又决不能求之于已土崩瓦解之清廷也。” 日本人此来，就是割地、抢钱来了。最省力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卖国的政府屈服，把东西凑齐了，给自己送上来。 如果把敌国的政府推翻了，那不更好抢吗？那可不是，那要直接面对中国举国人民的反抗，承受无穷无尽的烦恼和麻烦。所以，还是让他们的政府去征税的好。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就象后来日本利用满清后人赙仪的那个伪满洲国，利用汪精卫这帮人搞的汉奸政府，可以掠夺中国多少东西。谁反抗，甚至谁反对日本都不行，马上出动伪军、伪警察，打、抓。 所以，伊藤最清楚，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让大清朝廷屈服，求和，把日本要的东西双手奉上。 这场战争，是有限度的。规模要有限，时间要有限，一旦哪一边过头了，哪一边就承受不起，不是清国，就是日本，而最后失败的是日本。 …………………………………………………… 最后，山县的计划，根本无视国际环境，缺乏大的视野。 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伊藤博文不得不考虑外交方面的问题，担行引起列强的干涉。“若至斯时，尽管我国竭力避免西方列强之干涉，但列国在各自保护其商民方面，由于最为深切之利害关系，势必导致不得不实施联合干涉，乃属必然也。此岂非自我招致各国之干涉耶？”[以上见伊藤博文《机密日清战争》，《中日战争》续编] 侵入大清国土，一旦触及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会有直接抵触。 把大清推翻了，列强“代理人”没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列强不可能允许日本推翻大清朝廷。 中日开战前，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东奔西跑、东拉西扯，跟列强拉拢、许愿，为的就是让列强置身事外。伊藤知道“线”在哪，搞大了，越过那条“线”，后果不堪设想。谁知道列强是不是仅仅看着日本教训一下大清，而不是看着大清被打倒呢？肯定是的。 其实，伊藤这个明白人后来才明白，到目前，各国也等着跟日本要更大的“回扣”呢。下来，我们会看到。 不利因素，决不仅仅是伊藤所说的这些。但伊藤说的这些，已经足够。 根据伊藤博文的意见，日本大本营否定了山县有朋的第一策。 而且也就是说，从此时起，日本就根本上彻底不再打算提那个“直隶大决战，逼到北京城跟前”的事了。 …………………………………………………… 第三策，山县要求的北攻奉天，大本营认为兵站线将拉长，必然增加补给上的困难，能否胜利尚不可期，亦非良策。 前线的事，可能山县似乎更有发言权，但有些事，大本营对着对图和报告，也能估摸个差不离，比较战线、部署。还有些事，前线的山县不一定知道，但大本营知道。比如说全局上的，比如说粮饷、军火供应。 大本营认识到了兵站拉长的危险。 而这个危险，将由山县推动，去实践证明。只可惜，他把一个烂摊子给了别人。 至于第二策，山县明显是要求第一军向南攻击，与第二军合力占据辽东半岛。这一案虽比较容易实行，但是，全部兵力挤在那里，金州以东无足够的宿营地，且日军向南进军，根本没有力量守御从鸭绿江西岸，因而必须放弃一些业已占领的地区，将给士气带来不利的影响。 而且，这样会比第三策还要小。 这是愿意冒险的山县真心实意的提出的策案吗？让两个军的部队挤到一起，在辽东半岛上抱团取暖？ 双方分歧出来了：山县根本就没想要放弃鸭绿江这边既占的地方。他的心可比大本营大，清军一遇就走，地面大点怕啥？ …………………………………………………… 与其都到半岛上，不如保持现状。这就等于是采纳了山县的一点建议中的“精华”部分。 因此，大本营最后否决了山县有朋的冒险进攻方案，做出了冬季宿营的决定。 11月9日，大本营命令第一军退至九连城附近，在叆河与大洋河之间（也就是凤凰城、安东、九连城地区）建立营地，全军冬营待命，为明年开春发动攻势作准备。 但是奇了，这个方案本来感觉还好于山县的第二案，原地不用动，省劲省事。整体布局上，与辽东半岛第二军遥相呼应，两翼张开，形势更好啊。 但是，山县竟然对大本营的决定极为不满。 我是不太理解日本人的。可能，只有可能，那个“南攻旅顺”不过是山县拿来凑满三条的。或者可以猜测，他当时没想明白，后来想明白了，建议已经递上去了。不止一位研究者说，日本人是喜欢把自己的错误推给别人的。 这个自负的家伙，还自恃有天皇的宠信，认为“皇上知道我历来偏重军事”，“使今日之战斗半途而废的这种公开策划的意见是不对的，以致彼此间引起了不应产生的纷纷议论。”[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而把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归到大本营身上。 另外，山县认为：停止战斗会使士兵的士气低沉（看样子苦命的日军就不应该歇着）；清军会利用这段时间将加强自己的防卫体制（加强是会有，但确实有点高估大清）；为了断然进行直隶作战，确保后路的安全是必要的。[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 要依他的思路，他的士兵就该一路前进前进，快速前进，战斗战斗，而决不能停止。 所以，他准备围绕直隶作战的“后路”作文章，扩大占领区。 这位老将军一意孤行，抵制大本营关于冬季宿营的命令，独自实施北上策略，以“进逼辽阳、奉天”为主要战略目标，还叫嚣着要进奉天城内过年。 这个计划，对于扩大辽东日军占领地，消灭清军力量，是极为有利的。夺取更多的胜利，以建功立业，也是真实的想法。 …………………………………………………… 但是，战场情况真的变了。 此时，清军在辽阳东部，西起摩天岭，东到赛马集的防线已经形成。 摩天岭又是辽阳东路第一险要，仅有大岭、小岭二道可供通行大车。聂士成、吕本元、孙显寅等部便利用摩天岭险要地势，堵住日军东路进攻辽沈的通道。依克唐阿则驻守赛马集，牵制日军兵力，使其不敢全力直扑摩天岭。 这一点，与山县的判断正好相反。 而还有一点，与山县的行动相当相似。 在日军企图北进奉天的时候，李鸿章正组织实施“固守旅顺、夹击金州”的战略反击。 宋庆率毅军和铭军刘盛休的铭军，此时已向金州前进。 清军凭险据守，日军步步进逼，辽阳东路，即将展开一场新的阻击战。 这场阻击，对打乱日军的战略部署，稳固东北，将有重要意义，也能有力策应宋庆将军的作战行动。 ------------ 第二节辽阳东路坚守摩天岭 日军要进攻辽阳、奉天，只有两条行军道路： 一是由安东、大东沟或大孤山经岫岩，先到达海城，再经辽阳直趋奉天。 一是由凤凰城经过雪里站(又称薛礼站)、樊家台、通远堡、草河口、分水岭、连山关、摩天岭、甜水站等地，到达辽阳，再北上至奉天。 当然，这条道弯弯曲曲。你别拿今日的地图对照，现在那里到处是大桥和高速、等级路。过去那里有山，只能爬那几个垭口，有河而且有几个湖，还必须得绕。 山县的意图是，到这两条路线上都试试，碰碰运气。心比天高，眼大肚子小。 …………………………………………………… 岫岩是盛京省南方的重镇，西通海城、盖平，北连辽阳，东达凤凰城，南接大孤山，可谓四通八达的要冲。因此，山县决定先取岫岩，然后打通辽阳东路。 出乎意料的是，夺取岫岩竟颇为不易。 本来相比北边那些地方，这里是不太有利于防守的，所以，这算给山县提个醒。 14日，山县“朋友”规规矩矩使出老战术，抽调两部分兵力，两路分进合击： 步兵第三师团的大迫尚敏旅团长率一部兵力，由大孤山出发，从正面进攻岫岩。又从驻凤凰城的第五师团中抽调一个步兵大队及搜索骑兵一分队，从凤凰城北上然后左转，作为迂回攻击部队，经黄花甸、松树沟、兴隆沟，迂回岫岩之后，切断岫岩后路。 按开战以来，清军一触即走的情况看，一个大队也敢深入，足够了。 15日，大迫支队从大孤山出发，当天到达桂花岭。此处地势险要，岭道左右皆悬崖绝壁，足有二十米高，连绵一百余米。令大迫意想不到的是，日军到达桂花岭后，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的连续袭击。 有书记载：“岫岩州东南之桂花岭，其地有复来社，本属岫岩地，划入金州，后又拨归岫岩，故名叫‘复来’。居民多从事掏煤，俗呼为‘煤黑’，连村数十，自练乡团。贼来犯之，乡团极力抵御，以抬枪毙敌无算。”[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 跟日本作战的，是当地的团练，称乡团。 在战斗中，乡团中有一名乡民中弹牺牲。日军检查死者，竟没有发现军人符号，不知属于哪支部队，感到很奇怪。[《日清战争实记》] 由于团练的不断袭击，大迫尚敏多次增加兵力攻击，才得以通过桂花岭。中间一度认为得手不了，还另派骑兵一队，由土门子探路，进逼岫岩。 清军聂桂林奉军(包括靖边军)步队八营、马队四营和炮队一营，侍卫丰升阿的盛字练军步队四营，早从鸭绿江边一路跑到岫岩。在这里，岫岩城守尉嘉善仓促招募八旗子弟，组成马队二千人及步队七十人，也拨归丰升阿统带。 没想到很快，日军便分南北两路攻过来。聂桂林与丰升阿决定分兵御敌，一部驻守城北十里的黄岭子，抵挡北路之敌；一部分兵力赶往城南十里的洪家堡子、土门子岭，以防御南路之敌。 双方连续在土门子岭和洪家堡子，发生激烈战斗。 迂回日军也向城北黄岭子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全在山上，隐蔽于岩石之间居高临下狙击敌人。日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清军击退。 三原少佐选拔了四十余名日兵，避开清军正面，围着山转圈寻找，绕到山的西侧，发现了一处好爬的地方，手攀脚挠，偷偷地登上了山顶。 清军在日军的背腹夹攻下，终于撤离黄岭子，退到兴隆沟。 聂桂林、丰升阿都是很机灵的人物，见岫岩被围，立刻决定西撤。 总体上说，清军战斗比较英勇（比起他们自身的战斗表现，属于英勇，包括丰升阿在平壤那点表现），在撤退上也组织得比较严密。担任阻击的清军部队也没有含糊，殊死抵抗，胜利掩护了主力的撤离。 日方记载说：“此日，岫岩敌军开始陆续撤退。坚持战斗的部队都是掩护敌军撤退的，有数百名敌骑兵和四门火炮殊死坚守阵地。因此，支队主力不能顺利前进。我军不得不眼看着敌军撤退。”[《日清战争实记》] 17日上午8时30分，大迫支队先由南门进城，占领了岫岩。 …………………………………………………… 然而，在另一路上的尝试（走近路，不需要绕远），山县的部队开始遇上真正英勇的战斗，从此便无力再从此路向奉天前进。 摩天岭方向。 按照山县有朋的命令，日军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计划以凤凰城为根据地，以旅团主力，分兵两路进犯。还是日本人一个学校教出来的那个固定的打法——两路或三路进攻，迂回包围。 一路东趋赛马集。要保障作战，必须首先扫荡依克唐阿军，以解除侧翼的威胁； 一路西进连山关，想夺取辽阳东路第一险要摩天岭。 这一方向上，日军的进攻展开较早，但“试验”所用时间却长于夺取岫岩。 结果也不太高兴。 …………………………………………………… 11月9日，立见尚文便派足立武政大尉带领一个中队步兵，作为搜索队，由凤凰城出发，首先进犯赛马集。 13日，足立率搜索队经叆阳边门，向赛马集进发。 赛马集是依克唐阿精心选好的地方，早就有所准备，依军在赛马集以南占据要地，并布置了野炮四门，在此等候多时。 足立下令“据高发炮”，先轰轰试试。可能足立也认为稍稍摆个架势，就能将清军驱赶走。没想到双方战斗了三个小时，足立搜索队支持不住，平井信义大尉率队（看样子也就一个中队）从大西沟赶来支援，掩护足立搜索队后撤。 清军阵地上派出了骑兵，一路追击。日军仓促退到一高地，停住组织阻击。步兵靠两条腿跑，是跑不过骑兵的，找个山坡停下，卧倒战斗，可能是唯一办法。唯一死得慢点的办法。 平井据守大道东侧，令小队长柳原楠次中尉夹大道据守，以正面狙击清军。这道损人利己的命令直接把柳原送到了清军马蹄下。“清军骑兵猛进，突入其中间”[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日军防线登时被踏破，日军终于不敌，柳原以下14人被击毙，其余日军趁机逃回了马鹿甸子。 实际试探证明，赛马集的依克唐阿不是轻易好惹的。 …………………………………………………… 在派出搜索支队东犯赛马集的同时，立见尚文派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一大队自西路，进犯摩天岭。 11月11日，这股日军由凤凰城北上，经雪里站、樊家台、通远堡抵达草河口，又转道向西过了分水岭，突然向摩天岭以东的连山关发起了进攻。 连山关是摩天岭的前关，盛军派马队出战，但日军兵力较多，占据优势，清军马队抵挡不住，迅速撤回，连山关被日军夺占。第一回合，清军没打好，失分了。 聂士成闻知消息，再派兵驰援已经来不及，便牢牢扼守摩天岭，并“于丛林张旗帜，鸣鼓角，为疑兵”[聂士成《东征日记》，见《中日战争》]，使敌人一时未敢轻犯，化解了敌人的连续攻势。 日军随后扎营，守住连山关，以图进展。 攻占连山关后，立见尚文担心兵力太少，难以守住关口，便派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增援，并命联队长富冈三造中佐亲往连山关坐镇指挥。 相信日军将领神勇的朋友看看吧，日军一中佐联队长（团级）就不爱到前线去，我说他们的精神连后来的我国军都不如，是没错的。 富冈联队长接令，又接到赛马集日军败绩的战报，顿时感到右侧很不安全。又抽出一个中队东进，侦察赛马集的清军动静。 这还是比较聪明的，两个中队被打跑了，再派一个中队过去……反正也不是去打仗。 但依可唐阿可是认真跟他打仗的。这个侦察动静的中队到达草河岭，便遭到依克唐阿军的截击，当晚退到通远堡，派快骑至连山关向联队长报告。 富冈判断，自己已两面受敌，而日军“在连山关谷底，蹙处此地，摩天岭山脉三面环绕，才一径平路通东，三面不可置兵”[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人家在山上，他在谷底，颇不利于防守。坚持到23日，只留少数兵力驻扎，将联队主力撤至草河口。 富冈看中这里扼东西两路之咽喉，可以切断聂、依两军的联系。 同时给自己留出一点后路，防止被聂、依两军卡住了自己的脖子。 …………………………………………………… 但是，富冈三造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依、聂两军还是及时地取得了联系，已经约好11月25日为期，两军合攻草河口日军。 这一天，依克唐阿亲率敌忾军和镇边军向草河口日军阵地发起了猛攻。 依军担负主要攻击，共有马步十余营，计5000余人，携大炮六门，分两路进兵：北路由草河岭直进，南路由草河城从岭南进击。 聂士成军负责牵制和助攻。共派出马步三营，携大炮两门，从西路进击，以牵制日军。 聂士成于23日刚接到上谕，已经于阵前被任命（实授）为直隶提督，对前线将士也是一个不小的鼓励。24日，聂士成召集军事会议，激励众将：“我们若不力战，就会步叶曙卿(志超)、卫达三(汝贵)的后尘！” 这天夜里，雨雪霏霏。聂士成连夜提前行动，秘密通知盛军负责接应，自己亲自率数百骑，要乘敌不备，夺回连山关隘。 本以为天气不好、可以放心睡觉，敌人尚在梦中，被聂军一个冲击，一部分立刻被送进了靖国神社，还有一部分被冲下连山关。连惊带吓，逃窜至分水岭。 25日天明，盛军各队赶到集结地，便展开向分水岭攻击过去。 …………………………………………………… 富冈三造见清军东西两路来攻，立即组织分头应战。 草河口日军总兵力为步兵六个中队、骑兵三个中队及大炮四门。安满伸爱第二大队配以两门大炮，扼守草河口东边的坡路，抵挡依克唐阿军；今田唯一第一大队的两个中队，配以大炮两门，防守分水岭，以抵挡聂士成军；其余兵力为预备队。 日军兵力本来就不多，分兵之后，处境愈加不利。 上午11时，依克唐阿军开始向日军发起猛烈的进攻，双方展开了激战。 草河岭一带山路崎岖，但敌忾军将士无不奋勇直前，步队统领寿山带队“绕山越涧，披荆力战。”骑兵不能冲击，马队统领永山就下令下马，步行攻击。 依克唐阿在山头指挥，看着部队勇猛冲击，全然不顾牺牲。连统领寿山、永山也沿山脊冲锋陷阵，身边的护卫亲兵（戈什哈）不断伤亡，仍不稍停，率部猛攻。[见《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奏请奖恤伤亡弁勇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清军攻势之猛烈，使日军异常吃惊。日本的随军记者写道：“敌军似不使用其惯用的防御手段，而以攻势的姿态前进，真是奇中又奇！敌军一反常态，奋勇直前，攀岩石，冒弹雨，向我军冲锋。”[《日清战事实记》] 二十二联队只参加了平壤西南十分平常的一次战斗，还有攻击鸭绿江虎山阵地接替攻击的战斗，可以说，到今天算是经历了，也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激战。 这里还得为盛军说一句公道话，虽屡受诟病、主将被斩，但从激战平壤、虎山阻敌，到这次争夺战，盛军表现确不失为淮军精锐。 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日军死伤死伤枕藉，伤亡是清军的4倍以上。 幸而老天帮忙，黄昏后，下起大雪，咫尺不辨。恶劣的天候下，清军停止了攻击。 聂士成已达到牵制日军的目的，便引军回守连山关。 随后，依克唐阿也下令撤离战场，退回白水寺。 虽然日军苦撑下，清军未能将敌全部驱逐，但使日军受到很大震动。 开战以来，清军由守首次转向攻势，这种变化是很令日军恐慌的。 …………………………………………………… 26日，立见尚文接到草河口的战报，判断之后，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清军以赛马集为根据地，对日军右翼造成了极大威胁。 棋逢对手。依克唐阿将军当初从全局出发，选中这个地方，就是这里地势有利，与聂军连成一体，能有效地屏护摩天岭左翼，而且还能相互配合作战。 弄清形势，立见决定倾全力以攻占该地。 前期的战斗，同样吸引了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的目光。他也瞅出了门道，已经命令步兵第十一联队23日由九连城出发，再次向依克唐阿抵抗后又放弃的宽甸城前进，先击退宽甸近旁的清兵，然后转向赛马集攻击。[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立见立即率第十旅团主力倾巢出动，从凤凰城出发，取道大西沟，与西岛支队并进，准备对赛马集采取包围的态势。 这股日军以步兵第十二联队及部分骑兵、炮兵，及及卫生队和辎重队组成，按前卫、本队和后方次序，经过三天的连续行军，29日才赶到赛马集南。午后，日军前卫悄悄摸进静悄悄的赛马集，怪了，没有半个清军的踪影。 这个时候，草河城那边又出情况了。 突有飞骑来报：富冈三造二十二联队的辎重队在草河城附近，遭到了清军的袭击。死伤不多，但辎重却丢光了。 …………………………………………………… 找不着依将军的影子，摸不清当面清军的情况，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立见立即下令：本队变前队，骑兵和炮队跟上，前队担任后卫，撤退，向草河口靠拢。 当天傍晚，立见抵达草河城，组织驻扎。 30日，立见探到，清军在白水寺。这次摸准了，确实是依克唐阿军撤退的地方。 立见立刻命令转道向北，攻击白水寺。 可前卫友安大队到达白水寺，结果又扑了个空。 友安派出骑兵，四处巡探，才知道，清军已经在东北方向的崔家房布阵。 友安立刻率前卫进击崔家房。依克唐阿所部敌忾军、镇边军约四营，已占据村北最高山，对日军展开阻击。打到日暮，日军攻击不下，两军在山上形成对峙。[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12月1日，日军发现，对面山上清军又不见了踪影。 …………………………………………………… 这次攻击，日军所获甚少，却苦不堪言。 这地方山高路窄，还河流密布。更让日军吃苦的，是12月份的雨雪严寒天气。 而且奇怪的是，日军士兵竟然还穿着单衣，还有草鞋！ 日军是这么记载的。 立见尚文率第十旅团主力进攻赛马集时，“26日从凤凰城出发，涉河流十数道，草鞋悉冻，此夜宿于三家子。27日至马鹿甸子，涉河流又十数道。天寒雪降，入夜更大，全军彻夜围着燎火（才挨过来）。28日踏雪进入羊柳子，人马滑倒者颇多。”[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这样的天气下，不用清军来攻，日军冻伤的兵员已是“十居八九”。日军还记载：仅12月2日一天的时间，第十二联队冻伤的就达300名，其中150名“全休”，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草河口那边，没了辎重的第二十二联队也冻伤155名，其中不能行走者16名。 最终纪录没见到，但按这个速度，十天时间，日军基本就被天气消灭了。 可见，日军后勤保障困难。要不是盲目蛮干，按照大本营“冬营”的命令，暖暖和和待在帐篷里，民房里，多好。 坚持到5日，立见果然顶不住了，不得不率领各部队经草河口撤回凤凰城。 …………………………………………………… 日军准备缩手，但清军却仍不让他消停得了。 在日军第十旅团回到凤凰城的当天，聂士成看清了时机，立刻挑选了1000余精锐，分作三队，悄悄埋伏到分水岭，突然冲出，奋力突击。敌人遭遇袭击，弃岭而逃。聂军一举夺回分水岭，并一直追杀到草河口，才收兵回营。 此后，清军利用天寒气候，依托有利地形，在固守阵地的同时，不断派兵游击，出没于草河口等地，并相机袭击凤凰城。 到此时，这场辽阳东路争夺战，粉碎了日军原定经摩天岭直趋奉天的作战计划，是甲午战争中清军一次成功的阻击战。 …………………………………………………… 这次争夺战中，依克唐阿采取运动战的方法，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踪迹。抓住时机，突然袭击或攻击，给敌人猛烈打击。敌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而遭受很大的损失。 日方认真总结，认为依克唐阿这种战法的特点有三：其一，在运动中“避众击寡是他的唯一战法，我军侦察队为此而三次受到敌军袭击”。其二，“实行完全的攻势运动”，“他们在草河口战斗中从前后夹击我军”。其三，“神出鬼没，进退灵活”，“在宽甸城、赛马集附近收容各部队，派出后卫有秩序地后撤；在崔家房战斗中，派出千余骑兵殿后，以掩护作战，而主力在数天前就离开了白水寺。”并称赞依军“漂亮地实行了上述三种运动”。[《日清战争实记》] 不需要再解释，日军对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很认真的，认识很准、很深刻。 依克唐阿确实是一位作战特点明显的将军，从鸭绿江之后的一系列行动，也显出了他很深的军事造诣，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所率部队也不愧“依军声誉远出诸军上”的赞誉。 可惜的是，他所实行的运动战只是他自发的创造，引不起高层的重视，把它提高到战略的地位上来认识，也不会有人总结推广，形成全军的有效战法。清军的战斗，仍然还是依赖于前线各将领的个人能力。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得承认，我们在总结方面差日军一大截子，甚至还没有象北洋舰队一样，组织一个检查总结。 …………………………………………………… 同样情况的还有聂士成。 聂士成在摩天岭，也是坚固防守，并相机组织阵前出击，以山地游击战的形式与日军周旋，或袭击敌后勤辎重，或突袭敌人阵地。这种打法，也极具特色，使日军非常痛苦。 但是，非常可惜，这种作战样式，同样未得到高层的重视，也未在清军中得到充分运用。 …………………………………………………… 还是那句话：晚清的军事水平，确实是中国军事史上较低谷的阶段。 日本人看到了当前大清的虚弱，所以，日本鬼子敢于进攻中国，并得逞了。 直到四十年后，侵入中国的鬼子在后方战场，才真正领教了什么叫战略性的游击战争，也领受了广泛的运动战所带来的痛苦折磨。 历史会证明，在战略上，日本人根本没有达到登堂入室。在战争艺术上，日本人也仍然只能是中国人的学生。 ------------ 第三节辽阳东路反击凤凰城 眼看辽阳东路受挫，打通东路无望，“进奉天过年”的愿望，成了一场笑话。 加上第二军攻陷旅顺，战功显赫，让山县很受伤。 11月25日，山县又断然下令进攻海城。 山县盯上海城，还进一步信心膨胀，要在攻下海城之后，对山海关发起进攻。 这个明治元老、陆军大佬实质上要抛开大本营“单干”。这种不顾现实情况，过于自信（失去理智）而盲目蛮干，有可能破坏大本营的统一指挥，也有可能导致全盘皆输的恶果。这加深了大本营的忧虑。 大本营指出“此时以主力与清军交锋，对将来直隶作战不利”，试图说服山县，并下令重申，第一、第二两军各就原地待命。但山县依然不听。矛盾已经表面化，为维护统一指挥、制止山县的独断行为，大本营决定解除山县的职务。 据说，军方如川上操六等人还有些担心，如果公开罢职，让山县面子上过不去，搞不好他会“宁可狠心切腹自杀以保持武人面子”，就请求伊藤博文奏请天皇，以“养病”为名召回山县。 11月29日，天皇睦仁向山县下达诏书：“朕不见卿久矣。今又闻卿身染疾病，不胜轸念。朕更欲亲闻卿述敌军之全部情况，卿宜迅速归朝奏之。” 但在睦仁所派“敕使”到达之前，山县已经在“违命”路上越走越远，12月3日，在立见旅团未退回凤凰城之时，便命令驻安东的第三师团向海城方向进发，将“生米煮成熟饭”。 4日，山县才再次向大本营陈述进攻海城的理由，想以这种办法迫使大本营承认既成事实。 接到天皇诏书，被“生病”的山县明白什么意思，5日，针对自己的“病情”，山县认真地向大本营电告病已好转，康复在即，能够指挥进攻海城作战，又以临战易帅不利士气为由，要求转奏天皇，免其卸职回国。 但大本营再也不敢让着个危险分子牵着走，闹不好会把整场战争拖入深渊。所以，就以“敕命已下，势难收回”，拒绝了山县的要求。 山县被迫卸职归国。临行前，他与野津道贯、桂太郎两师团长道别，又挥毫写下一首诗： “马革裹尸原所期，出师未半岂空归？如何天子召还急，临别阵头泪满衣！” 想当初，兵临鸭绿江，突然写出一句“奉天城外三更雪”。这一“神来之笔”却种在了意识之中，诱发了山县的狂想，如今奉天成了他的伤痛。远没有实现建功的愿望，山县愤懑不平之情溢于言表。 大本营以野津道贯继任第一军司令官，又调近卫师团步兵第二旅团长奥保巩少将，出任第五师团长，一起来收拾摊子。 山县归国后，被任命为监军。这是日本陆军创立时，设下的“战时能充当军司令官”的职务，山县曾是第一任监军。 山县回去后，继续在大本营呼吁他那个进击山海关的伟大构想吧。 事实证明，日本撤换山县是明智的，也是正确的。如果任其一味强攻辽东，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结局，至少是很难说了。 …………………………………………………… 日军在辽阳东路的争夺战中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山县便想改弦更张，打通辽阳南路通道，便在海城开辟新的战场。 整个辽东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日军将战役重点转向海城，并不意味着辽阳东路就不是清军的重点。 请注意，辽阳东路和南路战场，是彼此分离却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围绕一座海城，摩天岭和营口两部分清军都被调动起来，参与到一场战役之中。 接下来，我们需要分开讲述。 …………………………………………………… 先继续看辽阳东路摩天岭方向。 为了配合和保障第三师团进攻海城，日军立见尚文第十旅团奉军的命令，准备再次向连山关进逼。这次的任务，是牵制摩天岭附近的清军。 不等立见尚文出动，清军已经在谋划主动进击，反攻凤凰城。 但清军也已经看出，凤凰城日军兵力不多，“惟陆续往凤城搬运器械食物，意在图沈”。12月4日，辽阳知州徐庆璋便向盛京将军裕禄提出了调集各军反攻凤凰城的建议，“若不趁此时进剿，后恐难以取胜。”[徐庆璋：《辽阳防守日记》，甲午十一月初八日]。 依、聂两军击退日军，胜利会师，而黑龙江新招之齐字新军及靖远新军共七营陆续开到，归依克唐阿指挥。依克唐阿也联系聂土成，决定乘机反攻凤凰城，打掉日军的这个前进基地。 9日，依克唐阿所部十八营至通远堡，聂土成率夏青云等马步五营赶到，进一步商定了“合力夹攻”[《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奏请奖恤伤亡弁勇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的战术。清军兵分两路：西路由依克唐阿和聂士成亲自率领，由通远堡南进，东路由寿山、永山率马步七营，绕道进逼凤凰城东北，以期两路合击。 10日，清军开始向敌进发。但西路由通远堡出发的依、聂两军进至雪里站以北约十二公里的金家河时，便与日军正面遭遇，在此发生了一场战斗。 也有一些中日有关论著认为此战发生于雪里站北17公里的樊家台，称之为樊家台之战。按照日本第二军司令官野津贯道发给大本营的电报，“十日上午9时过后，我军在雪里站以北约3里(日里，每日里合3.924公里)的金家河子与敌军遭遇。”(《日清战争实记》)而且聂士成《东征日记》记为“大战于金家河。”(《中日战争》)依克唐阿《奏请奖恤伤亡弁勇折》也称“十四日(公历11月10日)按仗，……此金家河失事之由来也。”(《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可见，此战并非发生在樊家台，确应为金家河。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战略战术的原则是相通的，清日两军的将领也想到了一处，日期很准，连路线都选的一样，就象约的，中途碰面在所难免。 在9日依、聂两军会师通远堡的当天，立见尚文留步兵第十二联队守卫凤凰城，自己率步兵第二十二联队，再次向连山关杀来。 当天，日军宿于雪里站。10日拂晓，日军由雪里站继续北进。不久，便有探骑回报：“敌军三千余人南进，已到达樊家台附近。”[《日清战争实记》]日军立刻做好战斗准备，但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向北进逼。 上午9时左右，日军行近金家河时，两军相遇。 其实，清军也已经发现日军，并在金家河抢占有利地形布置了阵地，等着日军过来。 此处东西两侧峰峦连绵，山峰高达250米以上，两山之间有相距1公里左右的一个缺口，为道路通行处，并有草河从山间流过。 清军分为三部，两侧山头上各布置五六百人据守，为左右翼。主力集中于草河东岸的柳树林，据守当面。 立见尚文观察清军部署，也分三部分。命第三大队列阵于右侧，进攻清军的左翼高地；第二大队列阵于左侧，进攻清军的右翼高地。第一大队作为预备队，埋伏在最后方。 10时，日军发起攻击，双方首先展开了激烈的炮击。 日军有两个炮兵小队，清军仅有两门火炮，在火力上大大处于下风。 11时，日军火炮集中轰击清军右翼阵地。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日军第二大队发起冲锋，突破了清军的一线阵地。清军退至二线阵地，防御火力更为炽烈。（“乘势遂夺清兵第一阵。清兵复集第二阵，拼死防战，炮弹迸空，铳响劈山，战愈益烈”[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立见尚文见两翼攻击一时难以奏效，便决定改变战术，采取中央突破。下令将炮兵转移到左前方山麓掩护，投入预备队第一大队对清军正面阵地发起冲击。 清军打退日军第一次冲锋，日军又发起了第二次冲锋，由于日军的炮火太猛，依、聂两军被迫后撤到二道房身村，又据守村右侧山头进行防御。打到下午4点多钟，清军才撤出阵地。 当晚，依克唐阿军驻守草河口，聂士成率夏云青等回守分水岭。 这场遭遇战斗从上午10点打到下午4点多，连续激战6个多小时。日军伤亡60人，第二大队长安满伸爱少佐以下50人负伤，清军伤亡较大，有110人阵亡。 …………………………………………………… 当依克唐阿和聂士成在金家河激战之时，寿山，永山所率各营也在向凤凰城迂回，由于道路遥远，还在进军途中。11日，清军到达赛马集大道上的龙安，依军统领扎克丹布、德英阿率步队三营赶到，清军兵力增加到十营。 可是，依克唐阿没有将军情及时通报到东路，协同不够，相反，东路行动却被日军事先探知，给东路造成较大损失。 留守凤凰城的安友治延联队长获知依军三千余人南下，已进至龙安，一面派搜索骑兵三个小队及步兵两个中队至清军来路上警戒，一面派人飞骑向九连城的第五师团司令部告急。大岛义昌旅团长立即令原驻汤山的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火速支援凤凰城，并另派一个大队至汤山城，接替守卫。 12日拂晓，日军搜索队分三路出发，中路沿赛马集大道，南路沿叆阳边门大道，北路沿雪里站小道，前出搜索侦察。 日军中路的搜索骑兵小队在长岭子与清军遭遇，双方发生枪战。日军急忙向后撤退，与足立武政大尉的步兵中队会合，企图挡住清军。但是，清军也采取正面压迫，两翼侧击的战术，三面合击日军。日军无法抵挡，只好撤回防地。 清军一直追到一面山，第二天黎明，又从一面山出发，向草河东岸前进。当清军进至草河与叆河围成的三角地带，便在河岸附近高地布置阵地，架设火炮，准备掩护部队渡河。 史书记载：是日，浓云密布，朔风凛冽，河水半已封冻。 午后1时，清军中央阵地燃起了三堆火，发出全线进攻的信号。 清军全线向前推进，先头部队进至草河岸，左翼部队已进至叆河北岸的小歪村。但是，日军阵地始终保持寂静无声。 其实，日军因增援部队尚未到达，故不敢回应。结果，清军不知河对岸日军虚实，在何处布置防线，所以犹疑之下，停止了进攻，原地组织宿营。 可惜，清军因为犹豫不决，错过了这次以众击寡的好机会。 …………………………………………………… 当天下午，日军从汤山城增援的山口大队抵达，兵力有所增强。安友治延为谨慎起见，不敢与清军正面交锋，决定实行偷袭。 14日拂晓前，日军担任偷袭任务的第一大队借着月光出发，沿叆阳边门大道涉渡叆河，包围了清军的宿营村庄，然后突然开枪射击，向村内发起突击。 清军未料到敌人偷袭，从朦胧中惊起，急忙向前迎敌，或据墙壁乱射。富田大队按照安友联队长事先指示，从上风头纵火，火借风势，迅猛异常地漫延开来。清军被猛火浓烟包围，联系困难，处境一时极为危险。 所幸，统领寿山、永山沉着不乱，一面疏散兵力，一面布置掩护部队，组织全军有秩序地撤退。 永山亲率部分人员抢占高地，担任掩护，“右翼队据高丘，犹放铣防战，半田大队不能拔之。”[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日军的进攻被阻滞。 日军原计划担任迂回拦截和偷袭炮兵阵地的山口、富田两个大队也赶过来，一齐向掩护部队进攻，清军全然不惧，继续“奋斗勇战，坚守阵地”。[《日清战争实记》]成功地把日军三个大队都吸引到了右翼，其他部队得以从容地撤退。直至掩护任务完成后，清军右翼部队才退向高处，攀着岩石越过山背而去。（“遂傅山背，攀岩角而退”。[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 但是，清军撤退的路上，又遇到了埋伏。 安友治延决定偷袭清营，也同时向旅团长立见尚文做了报告。立见便派三原重雄大队进至葱岭附近，在清军退路上再设一道拦截线。15日早晨7点，当清军退至葱岭时，日军三原大队突然出现，向清军攻击。[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日军相互之间极为注意联络和协同，清军却没有做好这一点，所以根本不知道西路敌情和作战情况，也就没有预料到这一招，突遭狙击，猝不及防，队伍大乱。在此紧急关头，永山再次挺身向前，率队突围。 永山（1868—1894），汉军正白旗人，本姓袁，是明末名将袁崇焕之后（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令人感叹）。因其父富明阿曾任吉林将军，以荫功授侍卫。永山自幼学文习武，深识忠义，而且身材伟武，胸有甲兵。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后，永山誓灭狂寇，在依克唐阿军中任马队统领。“大小十余战，阵阵军锋，无不怒马当先，摧坚执锐。有时山路崎岖，马队不得手，该侍卫即下马步战，奋不顾身。”[《依克唐阿奏侍卫永山力战捐躯请从优议恤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由于永山敢于冲锋陷阵，身先士卒，部下也奋勇敢战，所以日军比较忌惮，称“就怕马队”（有“深畏马队”之语）。 一面山战斗，永山为右翼，一直坚守阵地，直至全军脱离敌军的包围。葱岭遭敌伏击，永山率先冲杀，奋战中左臂和额头先后受伤，仍持枪参战，率众冲锋。不幸胸前又中一弹，顿时倒地昏晕过去。醒来后又大呼而起，被护卫（戈什）扶着，坚不肯退，直至牺牲，临终仍吃力地嘱付部下跟随寿山杀敌。永山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是甲午战争中壮烈殉国的一位年轻优秀将领。 永山率队拼死搏战，使敌人死伤甚众，不敢向前紧逼。在他牺牲后，寿山便率军突出日军的伏击圈，向赛马集撤退。 至此，反攻凤凰城的战斗结束。 这次战斗，清军正好与日军谋划的攻击行动顶在一起，东西两路之间没有很好地协同，所以导致清军失利，没有实现攻击凤凰城的目标。清军这一仗损失也比较大，依克唐阿失还去了一位得力的将领。 但清军也给予了敌军以沉重的打击，再次将日军推回到凤凰城原地。 ------------ 第四节凤凰城东路收复宽甸 当清军反攻凤凰城之际，也就是日军对辽阳东路实施牵制作战的时候，日军对辽阳南路的进攻开始了。 战场形势不断变化，清军的决策部署也有了多次的变动。 海城失守，辽阳危急。李鸿章准备调动营口的宋庆部和辽阳东路的聂士成两军，合击夺回海城。 12月18日，李鸿章电令袁世凯专马函告聂土成等“回军设法夹击海城(日军)大股”。同一天，宋庆也接到李鸿章的指示，命令聂士成等军出动，“向南夹击，合并一路，相机攻剿”。 但前敌诸将帅认识到这个计划有重大缺陷。一是聂军相距过远，西援必来不及。二是担心聂军转移，摩天岭兵力空虚，一旦遇袭形势必然转危。 前敌营务处周馥致电李鸿章，说明了以上担忧。 聂士成也深感摩天岭为辽沈门户重地，不能轻易放弃。接令后，他准备留一部人马驻守摩天岭，但事关紧要、任务艰巨，与盛军统领吕本元、孙显寅及新奉军统领耿凤岐等人商量，没有一个人敢承担。 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及辽阳知州徐庆璋也者飞速函告聂士成，“请留守，万勿轻动，致碍全局”。[聂士成《东征日记》，见《中日战争》(6)] 聂土成不得不电复李鸿章、宋庆，说明自己“万难回顾情形”。 27日，裕禄得知聂士成也反对将摩天岭兵力西移，便直接电奏朝廷，说明东路各军“所防皆紧要处所”，“均势难抽动”。当天，光绪降旨，同意裕禄所报实情，命令裕禄与宋庆再行商量，另抽调人马增援，“并饬知聂土成等仍严扼大高岭（摩天岭），以杜贼西窜之路”[《军机处电寄裕禄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裕禄、长顺等几经磋商，决定函请依克唐阿率军西援。 依克唐阿将军欣然应允，30日，依克唐阿经奏请朝廷，留下统领寿山率马步两营移到分水岭驻守，统领德英阿带步队两营驻守本溪湖。自己亲率其余的马步各营西移，支援辽阳。 …………………………………………………… 聂士成军仍得以留守摩天岭。 当时，日军的主攻方向已转至辽阳南路，东路日军分布于广阔的地带，兵力益显不足，只好缩小防区，最北只能伸到雪里站。 1895年1月2日，聂士成致电李鸿章和宋庆，提出：开战以来，只有敌人来，没有我去的，所以敌军敢无所顾忌、向前攻击。我打算严密布置摩天岭防守，然后率千余骑兵直出敌后，跟他们打游击。或者截断敌人的补给线，或袭击敌人的兵站，扰乱敌人，让敌人首尾不能两顾，敌人必然分兵，然后我正面大军发起攻击，或许能打胜仗。（“军兴以来，只闻敌来，未闻我往，此敌之所以前进无忌也。拟将岭防布置严固，率精骑千人直出敌后，往来游击，或截饷道，或焚积聚，多方扰之，令彼首尾兼顾，防不胜防，然后以大军触之，庶可得手也”。[聂士成《东征日记》，《中日战争》(6)。原电见《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聂士成的建议，核心就是“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自牙山与敌作战，聂士成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和对日军作战特点的了解，特别是对敌人弱点和困难的洞悉，提出这样一个创见，确实值得称道。前边多次成功组织袭击日军薄弱部位，也证明这是有效的御敌之策。和依克唐阿将军的运动战实践，又堪称双璧。 如果这两种战术结合起来，都加以实施的话，那么辽东战场又会是另一个样子，而整个甲午战争也许会是另一个面貌。 但是，在高层眼中，未到最后的关头，还有些坛坛罐罐不愿舍弃，总想稳妥而不敢冒险，更不会置之死地而后生。 所以，非常可惜，这个建议再一次被李鸿章和宋庆否定了。 李鸿章只担心敌人不易攻击，搞不好反而让敌反制，“倭防范严密，恐不易攻，转为所乘”[《复聂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宋庆则担心聂士成出击，摩天岭空虚。 这和中日第二次战争（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前期局势何其相似！ 事实证明，固守阵地，单纯防御，就会丢城失地。即使抱定决心死守，如果战术死板，往往人拼死了，还是守不住。 当然，甲午之年，那位真正懂得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敢于大踏步进退，用兵如神、纵横万里的伟大军事家，才刚刚降生于中国。 唯有他，才能让我们见识到什么是中国兵学艺术。 …………………………………………………… 我们也应该为聂士成可惜，象这种千人规模的战术性动作，前线重要将领仍要向上请示报告，实在是有违常理。 如果是严格要求，不得不如此，那只能说清军缺乏主动性、灵活性的重要原因，也在这里——前线指挥官的临机决断权不够，相比日军差一大截子。 不过，1月10日，聂士成接裕禄电报告知，依克唐阿、长顺、宋庆商定“合兵攻海城倭兵”，又命令大家同时在各战场采取行动，分散敌人的兵力（“饬各路同时大举，以分敌势”）。这个电报，对于摩天岭守军来说，自然又只能是主动出击，发动牵制作战。 早知这样，宋提督何苦发那个“该提督一动，岭防松懈”的电报呢？ 不过，对聂士成来说，这终于算是给予了一些主动行动的权力。 聂士成抓住机会，主动出击。只有采取主动，才能更好地换取摩天岭防线的稳固。 11日，聂土成亲率马步千余人，再次过通远堡、金家河，进逼雪里站，发动牵制性战斗。其部下盛军统领吕本元、孙显寅，新奉军统领耿凤鸣，以及仁字军统领江自康，也按照聂士成的统一部署，纷纷向当面派小部队出去活动。 在清军的积极行动面前，雪里站日军龟伏着不敢出来。 14日，清军与日军探骑相遇，击毙日军数名，余者逃回。 16日，日军终于挺不住了，从凤凰城增援雪里站。 23日，聂士成侦察到大批敌人来攻，于是将部队分散埋伏在雪里站以北十二里的陡岭子一带，安排几名号兵潜伏在山顶，瞭望敌军动静。并传令各营：一听见山顶号声，便四处开枪射击，同时注意变换位置，让敌人无法探清虚实（“闻山巅号声，悉吹之，即燃枪迭击，蛇行鼠伏，聚散无常，使敌莫测我军虚实。”） 24日早晨，日军果然到达阵前。山顶号声响起，各军顿时也纷纷吹响军号，四处开枪，敌人吓得狼狈逃窜。 25日，正是夏历（农历）除夕之日，聂士成料定，日军一定会趁着过年，清军松懈的机会，前来偷袭，便命令夏青云率队再后退十里，在陡岭子以北的土门岭设伏。 拂晓，日军步骑五百余人果然悄悄摸过来。一看没人，便越过陡岭子，大胆奔袭。一到土门岭，突然遭到清军伏兵的突击，被一阵猛打，缩回雪里站。“自此以后，敌坚守不敢出，惟探马相遇开枪互击而已。”[聂士成《东征日记》] …………………………………………………… 聂士成是甲午战争中非常突出的将领。不仅在反对列强侵略的战争中作战英勇，而且善谋略，有战略思想。 1893年10月，聂士成率武备学堂学生三人游历东三省和朝鲜，著有《东游纪程》，断定：俄国为中国之大患，“贪心不足，每思开扩土地”，“夺我利权，此俄之素志也”。还认为：日本为“心腹之忧”，对朝鲜觊觎已久，朝鲜“若有疏失，非独伊一国之危，亦我省之大患也。”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日本便发动了这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聂士成临战也善于用兵，有制敌之法。如在牙山提出班师回国，在摩天岭建议敌后游击，皆为明证。可惜均未被采纳。在辽阳东路的争夺战中，聂士成或攻或守，防御得力，终于使日军未能越雷池一步，更创造了甲午战争期间第一个比较全面体现“积极防御”原则的范例，也让日军知道了自己的厉害。 此后，日军不得不彻底放弃由东路进犯辽沈的计划，放弃攻势而转为守势。 …………………………………………………… 但是，在辽东战场还在拉锯的时刻，大清高层，又一次因循战略性的错误思想——重守京畿，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调聂士成入关加强军备。 而主要的直接决策者李鸿章以畿辅吃紧，“急需大支游击之师，非速饬聂土成回直（直隶）整顿不可”，电恳“朝廷主持，勿稍摇惑”，谕聂士成“即日拔队进关”。[《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 朝廷同意李鸿章的意见，不顾宋庆等人的反对，命按察使陈湜率福寿军十营移驻摩天岭，接替防御。2月12日，聂士成先行出发，至甜水站与吕本元、孙显寅研究布置防御，详细嘱付，夏青云与陈湜交接，带马队后行，启程入关，回直隶任职。 好不容易出现一位能战之将，辽东需要，直隶也倚重，这是客观情况。象聂桂林、丰升阿这样的，谁也不倚仗。不过聂士成一走，对辽东战场，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聂士成也失去了辽东这个继续发挥、创立战绩的一个重要舞台。 …………………………………………………… 聂士成一去，凤凰城北路的战事即趋于沉寂。 但辽东战场的官员和清军、民团却不甘沉寂，主动出来争取作战。于是，凤凰城东路的争夺战又起。 凤凰城原为清朝东边道驻地，九连城、凤凰城相继失陷，新任命的东边道张锡銮率定边军驻在通化县。 张锡銮将手下这支队伍汰旧募新，补充兵员，共有七营部队，让天津武备学堂学生出身的县丞商德正担任总练习，加以训练。正好奉天省城又运来毛瑟枪八百五十支，装备起了三个营，原有七点五厘米口径炮四门，凑了一个炮营出来。 于是，张锡銮率奉军新后营、靖边右营、新中营等三营，进驻宽甸城北25里的大川头，筹划收复宽旬。 而凤凰城、安东失陷后，署（代理）凤凰厅同知的章樾、凤凰城城守尉佑善及安东县知县荣禧也全部后撤到了凤凰城东边一带。这三位难兄难弟因为城池失守，被朝廷革职，官也当不成了，整天愧愤不已，“流亡”之中，也一心想攻回原地，报仇雪耻，于是邀请举人姜焕章等帮助，弄不了军队，就办团练。四里八乡拉起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个团——这名字起的，儒家味十足，就是没有杀气——“每团一二千人不等，筹备枪械，挑成堪以打仗炮(枪)手四千余人。” 于是，张锡銮决定趁着清军反攻海城之机，带领手下清兵，联络民团合力进袭宽甸，牵制日军，为清军反攻出一把力，也顺便捞一把试试。[据《盛京将军裕禄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 宽甸四面群山连绵，道路曲曲折折，进出道路通行不易。当时，宽甸城是凤凰城东边较大的一座城，城内却只驻有少数日军，形势吃紧之后，2月25日又调来一个中队，以加强宽甸城的防御。 26日下午4点左右，这股增援的日军到达宽甸县西南三公里的地方，忽然听见县城西面响起枪声，心知不妙，急速直奔县城。 原来，这天午时，张锡銮就已下令进攻宽甸守敌。 张锡銮布置得还比较有章法，以清军主攻，民团辅助。攻击上有攻城的，有打援的。 琢磨他的部署，他可能根据城中敌人的兵力，将重点放在了阻击和打援上：文廷顺率奉军新后营在蒲石河设防，阻击西面来援的敌人；岳元福率新中营由小道绕至城西十八里冈埋伏，准备截击城中逃敌。林长青率靖边右营至大亮子沟，伺机向敌发起攻击。民团则在分别在城东西扼守、助阵。 日军增援部队沿西南山间道路前来，正好扎进了清军和民团部署的“缺口”。 林长青率军到达大亮子沟后，突然侦察到日军一队由双山子急行而来，相距还有十多里，便主动直接迎上前去，在宽甸城西南的一撮毛与敌相遇，攻城变为阻敌增援。按照他事先的安排“与倭相距百步，始得发枪”，全营等敌人靠近以后，才举枪齐发，向敌射击。日军支持不住，急忙向东退却，路上又遭到民团的阻击，只得又奔逃回来，折向南面从宽甸南门入城。 日军判断，清军似乎知道城中日军兵少，所以主力自西南方发动攻击，想切断和包围日军。增援中队便与城内日军会合，由西门出城，企图绕道偷袭林长青后路。岳元福所率新中营早已布置好，迎头痛击。日军死伤甚众，向南突围狼狈逃走。 从下午4时打到7时，清军终于收复了宽甸，杀伤日军32人，还缴获不少枪械弹药。 日军于27日退至长甸，清军跟着便推进过来，28日，日军料想守不住，又放弃长甸，回到香炉沟。3月1日，清军收复长甸。 本来宽甸、长甸、香炉沟三处日军互成犄角之势，清军收复宽甸、长甸后，香炉沟日军也感觉难以支持，便再次放弃香炉沟，退保金厂、长冈。 至3月上旬，张锡銮又调马步各营陆续到宽甸集结，等宽甸防御稍固，决定于3月11日向金厂、长冈之敌发起进攻。 但由于事机不密，此计划被日军获知。3月9日，日军步兵第十一联队长西岛助义率其第二、第三大队的九个中队及山炮三门，自九连城增援金厂。 11日黎明，岳元福按计划冒雪到达红铜沟，准备进攻金厂。日军已有准备，一路由金厂东道岭出红铜沟阻击，一路由红铜沟岔绕到岳元福营之后。岳元福分兵迎击，激战两小时，伤亡数十名，前哨哨官王维选、哨长权福廷也中炮牺牲。左哨哨官刘开勋率队埋伏于山岗下，待敌逼近突然发射排枪，始将敌击退。 文廷顺营按计划绕金厂以西，自大安平河直捣长冈。将近长冈之时，遇到日军伏兵侧击，伤亡十余名。幸乡团跟至，与文营合击，敌人才退回长冈。 经过此日之战，日军虽未吃大亏，但知道清军必定还会进攻，担心自己孤悬于叆河以东，没有后援接应，陷于进退两难之中。 正在这时，又听到清军准备三路进攻凤凰城的传闻，日军一时人心惶惶，不敢不十分警惕，3月14日夜间，放弃金厂，偷偷渡过叆河退回九连城。 整个宽甸全部被清军收复。“自是，宽甸境内肃清，倭人阻河为界，叆水以东无倭人踪迹。”[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 …………………………………………………… 至此，辽阳东路日军全部龟缩于九连城、凤凰城等地，只求守住城池自保，无力再发动攻势。 日军驻凤凰城司令官立见尚文少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只听见别处传来捷报，为之抑郁不已，也学自己的老领导作诗：“留守凤城四阅月，每闻战捷剑空鸣。难忍功名争竞念，梦魂一夜屠清京。”[《日清战争实记》] 与中国的反映从军出征的军旅诗词多用“破”“驱”“逐”等词语不同，日本人的这些诗喜欢用“屠”这个充满兽性的字眼。（印象中汉诗中只有一句，“虽有屠城功，亦有降虏辈。”还是表达“绝对不能鼓励和追求这种目标”的否定态度。）也与中国军旅诗词常反映出征之苦不同，日本人的这些诗则很少表现这些思想，而更多体现的是掠地、杀人。或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军事思想，与汉家多是反侵略、制暴敌的军事斗争思想何其不同。这个好战的侵略分子在辽阳东路的争夺战中未能得手，便陷入哀叹之中，仍然恨不能“屠清京”，120年后读来仍觉瘆得慌，让人恨不得击杀此狂妄凶恶的倭酋。 可是，当时对清军来说，虽然看似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由于前线机动作战和游击战的正确战术被高层否定，依克唐阿调至海城参战，聂士成奉调回关内，辽阳东路防线清军也局限于守住防区，与日军相持，未能发起有力的进击。所以，这个机会白白丧失。 而对于张锡銮来说，他的兵力是严重不足的，扫清宽甸境内之敌，也是趁敌人无力分兵据守，这已经是抓住时机了。再进一步发展，已经没有力量。看出来了而没有力量实现的机会，根本不能算机会。 正如当时人评论的：若我们有劲旅，乘胜自宽甸横扫鸭绿江畔，收复沿江城池，断掉朝鲜和我辽东之路，辽东之敌必然回护。可惜锡銮兵力单薄，缺乏军械，而部队和民团难以持久，官府抚恤赏赐激励又不及时，士气好不容易鼓起来，又消沉下去，九连城和凤凰城就沦于敌手，不能收复了。（“苟我有劲旅，自宽甸乘锐扫荡，收复沿鸭绿江诸城壁，以截断朝鲜与我辽东相通之路，则辽东之倭必将返顾。惜锡銮兵势既单，军械既乏，而兵团以胜而争不相能，且吊死问伤恤赏又不时至，士气复沮，而九连、凤城遂沦于倭不可复克。”[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令人不胜惋惜之至！锡銮无兵，又何处再寻找劲旅。 ------------ 第五节辽阳南路海城沦陷 海城东接岫岩、凤凰城，西通牛庄、营口，北控辽阳、奉天，南达盖平、金州，为辽南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抛却这些理论上的话不说，简单点就是：过了岫岩，直逼海城；拿下海城，进取辽阳；夺下辽阳，进占奉天。 日本第一军谍报人员曾向山县有朋提出，若能占有海城，则“拔辽阳、奉天，逼山海关，亦非难也”。这个建议，正投合了山县的心思。 其实还是进取辽阳的两条道路上，两条路都试试。那边凤凰城攻不下去了，再回到岫岩这边试试。 于是，他向大本营报告，也就是前边所说陈述进攻海城的理由，说：“盖盛京首府在奉天，奉天锁钥在辽阳，而海城为辽阳锁钥，亦当北京要冲。若清军据海城，与西之牛庄，北之辽阳互相死守，则日军不能进。故欲早取海城。”[《日清战争实记》] 说到底，要北上攻取奉天，还是绕着大圈子经山海关去北京（当然那确实是非常遥远的事情），都不能不通过海城。就是这个道理，也是目前很令大本营吃惊和没底的道理。 山县虽然被“生病”罢职了，但山县愿望迫切，进攻海城的第三师团已经在行进途中，而且听说是第一军的将领们对此都甚是热切盼望，所以，大本营也就没有再坚决阻止。 把这个摊子交给野津道贯，先打打看看吧。 …………………………………………………… 这一段辽阳南路的海城战斗，是几乎和辽阳东路反攻凤凰城同步展开。这里是主战场，那边是牵制作战。 现在，我们再把叙述的主线，转到这个方向上来。 经岫岩北上，至海城，中间须经析木城。 当时，驻守析木城和海城的清军，首要一拨就是两个老搭档：聂桂林的奉军，有步队八营，马队四营，炮队一营；侍卫丰升阿的盛字练军四营。这俩难兄难弟哪儿也守不住，从岫岩一路跑到了海城。 盛字练军不说了，在朝鲜时，淮军盛军没准就是受他们牵连，弄了个“军纪涣散”的名声。实际证明，人家很能打。 奉军没法说了，跟着左宝贵，血洒平壤北城防线。主帅牺牲，换上这个聂桂林，从此……实际证明了那句话，“兵孬孬一个，将熊熊一窝”。只是无法理解，聂桂林经历几乎跟左宝贵一样，在淮军、奉军任职，参加过平壤大战，还有个“杰勇巴图鲁”的荣誉称号，怎么表现又跟叶志超一样，忽然就不行了。 第二拨，就是原牙山仁字军步队二营，现由总兵马金叙统带。这是个勇将，守虎山证明了的。 第三拨，就是希字军(大同军)步队七营，马队一营，由总兵蒋希夷统带。 大同军？这个番号不怎么的，一仗还没打，大同镇总兵程之伟就被革职拿问。换了蒋希夷，“双枪兵”能不能打，还有蒋希夷，到底如何？下边再看了。 就是这样，守在此地的清军共有二十八营，兵力不能算少。如果不看前边，肯定是觉得兵力不少，如能部署得当，指挥得力，是可以一战的。 但是，只是如果。 还是老问题：清军四统领不相系属，缺乏统一的指挥。协同作战，全靠高度的思想觉悟和自觉性。 这四支清军中，聂桂林、丰升阿二军战场发挥一直很稳定，战斗力已很让兄弟部队看不上，而且军纪也很让人侧目。 据说，蒋希夷和马金叙都赞扬他们：这样的军队……有还不如没有（称“此军有不如无”。[《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至于具体防御准备情况怎么样，看看日本间谍的报告就清楚了。“清军连战连败，士气沮丧，无复决战之勇。虎山大败以后，兵备未整，大孤山、岫岩弃而不守，海城之守备不甚坚。”[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为保海城，清军将前面析木城也作为重要据点。但清军并未认真构筑防御工事，只不过是每日远远派出马队，加强警戒。直到探悉日军由岫岩北进时，这才仓促在析木城以南和以东布置阵地。 然后，清军作了以下分工： 奉军，负责正面和左翼。主要兵力分驻于析木城南的龙凤峪、嘎大峪、樱树沟等处及山城子西方高地，并派出马队一哨在二道河子附近担任警戒；另有两营驻析木城东的东大岭和潘家堡子，为全军之左翼。 盛字练军，扎于奉军背后的姑嫂峪、朱家堡子一带，以备接应。 希字军，驻守下八岔沟，并派一部至小井子西方高地防守，为全军之右翼。 仁字军，驻守析木城。 布置上是看不出太大的问题，关键看接战能不能抵挡了。 …………………………………………………… 日军第三师团决定先经岫岩取析木城，然后攻占海城。 日军从安东出发时，正值严寒天气，只能踏冰雪行进。估计这支部队的遭遇比前边说的，在辽阳东路进行牵制作战的立见尚文第十旅团，也好不到哪里去。 同样，沿途河流甚多，一概没有桥梁。遇到河汊，步兵便踩着石头过河，而炮兵需要用铁棒打碎河面冰层，才能把炮车拖过河，所以行军非常缓慢。 12月4日，前锋抵大洋河岸。这是条大河，河水宽60多米，日军先用三四只小船横排联在一起，一次渡30人，运送600人足足花了五个小时。感觉不行，又改架桥梁。整整用了三天时间，才渡过河来。 同样，日军土兵雪中行军，有的鞋子磨破，双脚鲜血淋漓。由于补给困难，冬服没有。岂曰无衣？就是无棉衣，只能穿上白色的夏服裙，在寒风中瑟缩着身子行军，用冻成冰坨的米饭团和梅干（日本人用梅子腌的咸菜）果腹。 还有同样的，岫岩以南群山重叠，道路难行，土门子岭和万全岭尤为险峻…… 被山县驱赶上战场的日军士兵感到前程险恶，情绪十分低落。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清军能深入敌后进行袭击，占据险要设下伏兵，那么日军能否顺利北进，恐怕都是个大问题。 当然，守在析木城的几支清军是没有这个见识和勇气，能远远迎出来，阻击袭扰的。 …………………………………………………… 经一路艰苦行军，直到8日，日本第三师团才抵达岫岩。 9日，在这里，日军按颠扑不破的老办法，扎扎实实兵分三路： 右翼，第五旅团（第六联队和第十八联队各抽出一个大队，野炮兵大队抽出一个中队）担任，由大迫尚敏旅团长指挥，向北直插牛心山，再向西挺进析木城。 左翼，步兵第十八联队一个大队及骑兵第一中队担任，由第十八联队长佐藤正大佐指挥，进至析木城西南之下八岔沟附近，对盖平方向实行警戒，以掩护主力纵队之左翼。 主力纵队前卫，第七联队(缺一个大队)及骑兵第三大队第二中队(缺一个小队)担任，由第六旅团长大岛久直指挥。主力由桂太郎师团长亲自指挥，包括步兵第十九联队(缺一个大队)和一个大队，野战炮兵第三联队一部。过大偏岭，经小偏岭、小孤山，出于析木城之南。 正正规规的中央进迫，两翼迂回包围。 师团命令下达之后，各部分别出发。两翼迂回道路较远，因此9日当天下午即行开拔。主力纵队则迟至10日晨，按前卫和本队的顺序出发。 12月11日凌晨，第三师团主力从宿营地继续出发，原计划当天到达小孤山，12日再向析木城南清军阵地发起进攻。但是，日军侦察骑兵为前卫大岛旅团长带来一个好消息：析木城以南的二道河子没有清军，只在其附近的龙凤峪有数量不多的清军。 二道河子高地及西侧的山间要道，是析木城南部的主要险要，在战术上具有重要意义，为双方必争的地方。一旦占领此地，析木、海城将不战自溃。 大岛立刻决定改变计划，立即向清军发起攻击。 …………………………………………………… 日军前卫两个中队以急行军前进，抢占二道河子。 但实情没有象侦察说的那样好，日军在二道河子以南六、七百公尺处，就遇上了清军。双方就此展开对打。 不久，日军前卫部队陆续赶到，向清军阵地发起猛攻。 双方激战两个小时多，连日军第三师团的参谋长都被清军击毙了。 可是，聂桂林和丰升阿又感到够意思了，哥俩全部撤出析木城以南阵地，从析木城附近奔向海城。 守卫左翼的奉军两营，10日开始，就遭到日军右翼的进攻，坚持到11日下午两点半，也撤离阵地，越五道沟岭和蟒洞峪向西退却。 守卫右翼的希字军彻夜与日军遥相对峙。拂晓前，蒋希夷见其他清军全都撤了，自己已成孤军，难与优势敌军对抗，也向西撤至截子岭、石柱沟附近。 好了，部署上问题不大的析木城防御阵地，现在只乘下一个马金叙一座析木城，孤军孤城。 马金叙也没了办法，只好撤至海城西面的坡厂、八里河子附近。 日军头天黄昏侦察清楚情况，当夜又详细研究，准备第二天再战。 12日拂晓，日军起个大早，准备先从清军右翼发起攻击，有人报告桂太郎：清军右翼已空了。 桂太郎又改变作战计划，决定直接进击析木城。 于是，日军主力纵队按前卫、本队顺序，由大道直冲析木城，左翼插向析木城西，切断清军退路，右翼东路进逼，两翼展开形成三面合围态势。 日军认真扎实地做好一切战术动作，扑向析木城。 但是，析木城已无清军一兵一卒。 …………………………………………………… 日军占领析木城，一点也不疲惫。下午，又马不停蹄向海城方向前进。 当日，师团主力进至杨家店宿营。晚间，桂太郎发布进攻海城的命令。 基本按照前日的部署，主力和左右翼不变，仍分三路进击，包围海城。 这个是我按照自己的正解，给他补充之后的意思。桂太郎罗罗索索说一大堆，其实根本没有指明攻击目标，只明确了本队的路线，各单位出发的时间，整个就是一个行军命令。 带点战斗意味的，只是特意交待了本队前卫注意向营口方向派出侦察，加强警戒。 这样的战斗命令，不加上点东西，似乎对我们的清军海城守卫部队太不礼貌了。 …………………………………………………… 13日上午9时40分，日军前卫到达海城以南约八里的罗家堡子，前方发现清军阵地。 聂桂林的奉军和丰升阿的盛字练军，一溜烟退守海城，回头布防在城东南的荞麦山、城西的晾甲山和城里三处。 上午10时，清军自荞麦山发出海城防御战的第一炮。 日军前卫首先对养麦山发起进攻，荞麦山的清军见敌人来攻，冲下山抵御，并以三门大炮向敌射击，此时，城里的清军也开炮支援。日军记录里，也不禁称赞清军炮兵射击比较准确（“其距离测定颇为准确”）。 日军将十二门山炮依次排列，猛烈还击。“双方的炮击越来越激烈，黑烟顿时笼罩了乾坤。”[《日清战争实记》] 接下来……要说的战斗也就这些了。 猛打一阵，聂桂林、丰升阿哥俩再次觉得，已经够意思了。 开战半小时，等日军右翼抵达罗家堡子，向荞麦山清军左翼攻来时，荞麦山守军终不能支，首先败走。 奉军和盛字练军放弃海城，全部向辽阳退去。 上午11时，日军从东，南两门进城，完全占领了海城。 …………………………………………………… 日军占领海城之后，立即将第三师团司令部驻于城内，并组织在城外修建工事，婴城固守。完全是拿着这里当作攻击辽阳的前进基地作准备，弄成了一个坚固堡垒。 为加强对海城的控制，12月15日，日军又在海城县衙设立善后公署，以村木雅美中佐为署长。实际上，就是以司法为形式的军事管制机构。 这个善后公署发布了一系列的法章，特别规定了死罪四条：一、间谍处死；二、妨碍执行军务者处死；三、毁坏军用电线或其他军用物资者处死；四、杀人放火者处死。[《日清战争实记》] 海城是辽阳南部重镇，山县有朋说海城是辽阳锁钥，此言确切。 从现存的照片资料看，海城城墙有五、六人高，应该极为不好啃。但是，清军没有及时派驻有力部队，及早做好固守准备，只派了几支战斗不强的部队来守卫，特别是聂桂林和丰升阿，发挥稳定，稍战即退，一触即溃。 终于让山县如愿以偿了。 今天一旦丢失，再想夺回，可就难上加难了。 ------------ 第六节辽阔战场谁能主导 其实，指责清军对海城的防守失误，是应该的。但在诸多指责当中，有一些值得进一步细致探讨。 需要充分加以考虑的，是对战场全局的认识，乃至必须对甲午战争全局的认识。 唯有这样，才能更理解战场双方所面临的困境、险境，所做出的复杂博弈。从时间顺序上讲是一环扣一环，从互相联系上讲，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前边讨论中，我们的视野在辽东――辽阳东路摩天岭方向，辽阳南路，岫岩、海城。这是相互联系的。 如果把视野再扩大，到金旅半岛，会有新的认识。那里，是整个奉省战场。 那么，我们能得出的正确结论应该是――辽东唯一可利用之兵，应该在辽阳奉天。 或者，从关内其它地方调兵增援。 …………………………………………………… 在这盘棋局上，又属宋庆处境最为艰难。 宋庆军驻盖州，守复州营口等处，似乎能应援。大清朝廷军机中枢可能也认为，这是辽东战场能够机动的力量。 可是，此地北顾岫岩、海城，南面还有金州、旅顺的日军，还在虎视眈眈。 就是说，宋庆其实是处于两面受敌的状态。 驻金旅的日军第二军随时可以压迫宋庆，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毫无顾忌，没有后顾之忧地放手北上。或者客观地讲，宋庆就根本没有余力再向北发展攻势。 深入分析，就会明白宋庆的决定有多么艰难，而增援海城的行动，又遭遇哪些困扰。 …………………………………………………… 整个奉省战场，敌我双方均在通盘谋划，组织一系列军事行动。 综观各处，按照时间轴线来看： 日军攻击海城行动开始，依克唐阿、聂士城反击凤凰城的努力，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牵制日军，减轻海城的压力。 而在日军攻击海城的同时，宋庆已经准备北上增援。 12月13日，在海城失陷当天，宋庆毅然决定，收复海城。此时，南面金州日军开始向北迫近，威胁宋庆。 海城日军不甘被动挨打，南面日军也出击，宋庆所部先被夹击，陷入被动。 消除南面威胁之后，海城日军专力北顾，迎击清军对海城的反击。 这一段辽东战场虽然看上去很乱，中日两军展开混战。但从以上这条清晰的线，可以让我们看清双方的行动。 这就是辽东的战场实际。 …………………………………………………… 而到此时，我们还必须，不得不将视野再进一步扩大，越过渤海，覆盖到山东。 因为就在辽东争夺战之时，日本大本营已经决定，发起对山东的攻击。 选出这一目标的，是那个有战略思想，也深谙战争经济学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前边伊藤反对山县有朋的“征清三策”，实际上也是反对和制止了“直隶决战”、“进攻北京”的战略。特别是在他的反驳当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反对的理由。 而伊藤的反驳当中，也清楚体现了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割地，赔款。伊藤认定，受诸多因素制约下，只有这个目的才是最有现实可行性的，利益最大化的。 围绕这个目的，伊藤为大本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目标上，给出了一个选择：进攻山东。 在辽东战场胶着之际，同时北方冬季作战困难的时候，趁大清不备，再突然发起对山东的攻击，是有效摆脱辽东困境的选择。 进攻山东，能实现彻底消灭北洋舰队，解除敌人武装，并占领山东， 同时制造一种假象，让大清判断日本将依托辽东、山东，进攻直隶，威胁北京。 这样，才能给大清朝廷施以重压。 大清已经请人协调，发出求和信号。有迹象表明，大清快要支撑不住了。 所以，必须趁日本资源还未耗尽，再调集和增加兵力，发起对大清的最后一击，以达到迫使大清屈服的目的，同时，还能在索要的价目表上，再增加新的内容，再提高一些价码。 这是甲午一场“讹诈之战”的又一计重量级的讹诈手段。 …………………………………………………… 日本组建山东作战军，发起对山东的进攻，相应的，辽东战场又有新的变化。 日军抽调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和旅顺的第十二混成旅团，辽东半岛，将只有第一师团山地元治驻守。 为确保金州旅顺，第一师团放弃收缩固守的常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将重心北移，选择了更疯狂的进攻，打击和削弱清军宋庆部，扩大自己的地域，增加“安全界”。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疯狂的日军似乎从冒险和凶恶的本性上，天然懂得实施这个道理。 而辽东战场，也将有新的面目出现。 …………………………………………………… 清军辽阳东路的摩天岭一线，当面有凤凰城、九连城的第五师团。如前边所讲，双方对峙，谁也无力他顾。 清军辽阳南路，当面有海城、析木城的第三师团主力。奉天、辽阳的守军高度紧张，而日军却相对超然，掌握着主动权。 清军盖州地区，宋庆所部，北有海城之敌第三师团，南有金州之敌第一旅团，因而面临被钳击的风险。 总体来说，辽东战场大部保持着平衡，而辽南在危险的平衡之中却有向日军倾斜的趋势。 所以，现在来看，大清的选择，不应以反击海城为中心，相反，应该是首先顾虑宋庆这一支清军。 扭转战场局势，打破这种平衡，恰恰需要引入外部增援兵力。如果从辽东战场内寻找的话，最佳的选择，是出动奉天、辽阳守军，猛烈反击海城。 可是，大清从朝廷到盛京将军，始终将奉天这个大清发家的地方，所谓的第二都城，当成一块舍不得的“宝地”，投下重兵守卫，不愿、也不敢倾全力出去作战。 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严重占用了清军的力量，也使清军在整个战场的主动权丧失，灵活作战的可能性也无从谈起。 前线束手束脚，处处都是顾虑。仅有少数的将领，在小的战场上，发起机动作战，即使取得一些战果，也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 山县有朋这个狂热分子，下手的地方却选得很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是捏准了大清的弱点，也有效地利用了这个力量“倍增器”。要知道，地方跟地方不一样，选奉天这儿做支点，能撬动一大块清军。 于是，大清能抽出来反击海城的，也是微弱的力量，难以取得效果。 由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大清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结果也就不可避免了。 从现在起，我们需要在以上这些大背景下，来讨论辽东战场了。 ------------ 第七节缸瓦寨之战 可是，宋庆决心已下，已经开始按计划向海城移动了。 12月17日，宋庆首先派出多批侦察警戒队，到四台子、东西柳公屯、盖家屯一带警戒。然后，命令辎重队先行出发，刘盛休统铭军十营随后进发，宋庆自率毅军十营殿后，自大石桥经虎樟屯，缸瓦寨向牛庄行进。 18日夜间，铭军在缸瓦寨和石桥子宿营，毅军则宿营于虎樟屯。 这一日，铭军派出马步警戒队已经探到一个情况：海城日军屡次出城搜索，双方相遇并发生冲突。 这是一个十分不祥的信号。 按说，这些变化的迹象已经告诉宋庆，清军的行动已谈不上秘密，靠近海城通过的方案已经危险重重。可是，由于当天，宋庆还接到李鸿章关于拟调聂士成、吕本元夹攻海城的电报，而自己也按李鸿章的指示，发电报命令聂士成、吕本元、孙显寅各军急速“向南夹击，合并一路，相机攻剿”[《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 所以，宋庆没有犹豫不前，而是认为更要紧的是必须争取时间，快速赶到牛庄，与辽阳方向各军取得联系。唯有以快制快，方能夺得先机。 而且，只要海城东面、北面有清军活动，海城日军应该不敢大举出来。 …………………………………………………… 应该是。可问题是，辽阳方面清军并没有及时前出海城。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凭什么认定日军就非得打死也要守住海城？又凭什么认为日军守海城就是缩在城里死守？ 日军可没必要象大清看重辽阳一样对海城非守不可，如果把他们逼急了，他们愤然置海城不顾，全力南下寻找宋庆麻烦，与金州的日军合力夹击以求歼灭清军，都是极有可能。 别忘了，攻奉天本来就不在大本营的计划之内，而南攻旅顺却最初就在第一军的目标选项之内的。 …………………………………………………… 总之，取直线从海城附近通过，无异于直接压迫海城，等于改变了宋庆自己的计划。这十分冒险。 宋庆心细，冒险归冒险，对海城方面日军却没有忘记防备。所以，他又紧急命令刘盛休暂时据守缸瓦寨，构筑临时工事，防止敌人来袭，等待自己率毅军过来，合兵一处再向牛庄前进。 刘盛休也明白危险存在，立即下令，彻夜构筑工事，布置阵地。 在缸瓦寨村东树林构造多座掩体堡垒，作为第一道防线； 利用村东面围墙，凿出枪眼，作为第二道防线。 炮兵在缸瓦寨至下夹河道路两侧，沿缸瓦寨东围墙分别布置两处阵地，封锁海城大道。 此外，又分别向马圈子、香水泡子各派步队一营，担任左翼警戒；向于官屯派出马队一哨，担任右翼警戒。 19日上午9时，宋庆率毅军从虎樟屯出发与铭军会合。上午11时，部队行进至缸瓦寨附近时，忽然得到日军已逼近盖家屯附近，有进袭迹象的报告，连忙一面派飞骑传令蒋希夷率军由大石桥北上赴援，一面命所部向缸瓦寨急进。 11时50分，战斗便在下夹河村打响了。 …………………………………………………… 仍然是那个样子，早自宋庆军17日从大石桥一出动，紧盯清军动向、眼都不敢眨的日军便发现了这一情况，海城的桂太郎师团长随即接到清军“有进逼海城西南之势”的报告。 日军虽然一时还摸不清清军的意图，但无非有三种可能：一、向辽阳撤退；二、渡辽河奔锦州；三、伺机收复海城。 揣测再三，总之是对海城的威胁较大。桂太郎直截了当确认，打一下总比不打强。“无论敌军出于何种目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何况这样的大军在海城附近徘徊？”[《日清战争实记》] 于是他决定出击，解除清军对海城的威胁。 18日一早，桂太郎开始布置，命参谋官加强观察，加强海城守备，并派出步兵一中队和骑兵一小队至盖家屯方向侦察。 日军侦察队进至柳公屯，便与铭军警戒队相遇，清军退向盖家屯方向。 下午1时，紧蹑清军之后跟来的日军试探性地，向盖家屯发起了一次攻击。 这里驻守的是铭军一个营，立即从墙壁的枪眼里往外射击。半小时后，清军两哨从村的西侧迂回，向日军右翼包抄。这时，日军已有多名受伤，便撤出阵地，退向海城。 日军这次侦察，证实了清军的大致位置是在盖家屯以西地区。同时，其他侦察人员也报告，观察到上夹河、缸瓦寨等处都有清军活动。 根据这些报告，桂大郎坚定了“清军意在伺机收复海城”的判断。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桂太郎当天晚9时立即下达了明晨进攻的命令。 19日拂晓，日军从海城倾巢出动。 …………………………………………………… 按照桂太郎的部署（也是常用的部署），大迫尚敏第五旅团在左，从晾甲山以南前出，进击清军的正面，大岛久直事第六旅团所部从晾甲山以北前出，进攻清军的左翼。 桂太郎本人则率师团本部在两队中央后方跟进，至八里河子暂驻，等待消息。 上午11时，大岛旅团到达盖家屯后，未发现清军，便返回八里河子报告。 桂太郎起初判断清军已经远走，追也是徒劳无益。看来今日无事，纯是一场虚惊，便命令大岛收兵。 这时，第五旅团传令兵策马赶来报告：“大敌在缸瓦寨，大迫旅团即将对敌军发动进攻。”[《日清战争实记》] 于是，日军全部向缸瓦寨方向压过来。 …………………………………………………… 上午11时50分，大迫旅团部队逼近下夹河村，便与村内的少量清军发生了战斗。 然后，日军又发现了在马圈子和香水泡子，以及于官屯的清军警戒兵力。 此时双方相距过远，日军离了炮打仗太危险。大迫命令部队在下夹河村隐蔽，派飞骑向师团长报告敌情，并请求派停留于盖家屯的炮兵支援。 下午1时15分，炮兵开到下夹河村。大迫命令第十八联队第一大队进攻相距比较近的马圈子。 由于下夹河村在清军威胁之下，炮兵不敢展开，步兵直接攻击，在清军的坚决抗击下，日军难以前进，队伍陷于混乱。 这一时节，我们多看看日本人是怎么记载的。 至于为什么？一向不怎么谦虚的日军，难得表现得比较谦虚。 日军炮兵赶紧转到下夹河村西北端隐蔽处，一下子架起十八门火炮，猛击马圈子，掩护步兵前进。清军顽强抵抗，“弹丸雨注”，使日军“将校兵士伤亡颇多”，“鲜血淋漓，染红了满地积雪”。[《日清战争实记》] 由于敌人炮火太猛，清军死伤亦多，难以抵御，便向缸瓦寨退去。 在进攻马圈子的同时，日军第六联队第二大队攻向于官屯，击退警戒的小部清军骑兵，占领了该村。第六联队第一大队也从正面向缸瓦寨前进。 随后，日军炮兵便转向缸瓦寨猛轰，掩护步兵和骑兵进攻。 铭军炮队用四门速射炮回击，步队也举枪猛射。 铭军利用村庄设立的射击工事，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日军在平坦开阔的雪地里行动，无处遮挡掩蔽，目标也相当明显。而且，厚厚的积雪也给日军的行动造成了很大阻碍。日军多次陷入进退无据、被动挨打的状态。 但日军凭借顽强的意志，在伤亡严重、行将不支的时候，日军指挥官甚至违背了“150米以内才允许冲锋”的军事条令，在400米上发起冲锋，才避免了溃败。 据日方记载，“我骑兵和炮队都尽全力攻击缸瓦寨敌军，大迫部队的步兵亦急起猛击突进。两军交战正酣，彼我炮声如轰雷，天地为之震撼。敌军据缸瓦寨和香水泡子的民家墙壁，向我狙击。我兵没有可据之地物，只是在茫茫的原野上纵横奔驰，加以积雪达两尺余，军队的动作极不自在。……我军的确站在苦战的地位。例如，以一百二十名袭击香水泡子的一支部队，仅仅有四十名生还。各队的死伤可想而知。”[《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中日战争》] 不久，鉴于日军炮火太猛，清军炮兵暂时停止发射，转移到缸瓦寨村正南，重新布置阵地。但是，铭军步兵却打得更猛了。日军难以前进一步，只好潜伏在可掩蔽之物的后面，以等待增援部队到来。 下午4时，第七联队第二大队和第十九联队第二大队，作为总预备队，分别从晾甲山和八里河子开抵下夹河村，以增援大迫部队。 于是，日军调整部署，在12门火炮的掩护下，向缸瓦寨清军阵地发起了总攻。 清军炮队转移阵地后，再次发炮射击。日军惊讶而佩服地发现，清军炮兵“距离测定之精确为从来清军所未有”。 由于毅军也投入了战斗，清军士气更为高涨。总兵宋得胜身先士卒，中弹负伤，士兵仍勇往直前，出乎日军所料地冲出阵地，离开掩体，从侧向向敌发起反击。 据日方记载称：“若干敌军大胆地出现于炮兵的左前方。他们甚至不再凭借清军善于使用的障碍，而挺着身子前进，向我猛烈射击。这真是清军从来未有过的勇敢行为！第七联队左翼的一个中队和第十九联队的各个中队，夹于这条射击线与正面敌弹之间，受到交叉火力的射击，伤亡特别多。”[《日清战争实记》] 对于清军的英勇表现，据称日人不由得暗自称赞，并从此流传开来“敌兵亦不愧为闻名的白发将军宋庆的部下，不轻露屈挠之色。”[《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中日战争》] …………………………………………………… 战斗一直持续到日落。下午5时50分，日军从于官屯、下夹河、马圈子三面进逼，并且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才先后突破了清军的两道防线，占领了缸瓦寨和香水泡子。 清军在这场带有遭遇性的仓促战斗中，却没有预留预备队，致使日军在最后一击上，将清军击退。 这是日军遇到的一次猛烈的战斗。从上午11时50分打响，一直打了六个小时，双方的伤亡都很大。 据日方公布的数字，第六旅团伤亡254人，第五旅团伤亡140人。突击的分队伤亡更大，第六旅团第十九联队第二大队参加战斗的367名官兵，伤亡达160余名之多，第七中队十四名军官和士官，就有十三名负伤。 这个数字还未将因冻而死伤的人数计算在内。据日方记录，“部队自清晨在积雪中行动，迄于夜间，一直奔走于数里（指日里，每日里合3.924公里）的道路上，因而有冻死者，其人数惊人。”[《日清战争实记》] 清军伤亡约五百人。虽然占据了有利地形，构设了掩体，但炮兵处于劣势。清军伤亡，主要是敌人猛烈的炮火造成的。 清军撤出缸瓦寨后，退回田庄台。 蒋希夷由大石桥赶来支援，半路上便接到清军败退的报告，便向西转进，与毅军、盛军相会合，一起退到田庄台。 …………………………………………………… 在缸瓦寨战斗中，清军打得勇敢顽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却未能取得击退敌人的战果。 如多数的清军统兵将领一样，宋庆所部仍然存在着浓厚的单纯防御思想。 铭军虽是临时设立阵地，仓促防御，但兵力局促于缸瓦寨、马圈子、香水泡子三个村庄，防守的弹性严重不足。当大迫部队首轮攻击受挫，已出现动摇之时，这本是清军主动出击的绝好机会，但日军蜷伏待援将近两个小时，清军却没有及时采取阵前反击，白白错过了这次十分宝贵的时机。 此后不久，日军大股增援部队开到，特别是炮兵加强，清军凭借阵地工事击退敌人就更加困难了。 清军在总体指挥和部署上，也体现了战术上的保守和僵硬。 日军在战斗发起时，首先分兵攻击马圈子，从远处赶来的宋庆不能乘机夹击，而是直奔缸瓦寨，合兵一处阻挡，坐待日军击败我马圈子兵力之后，得以全力攻击缸瓦寨大营。 在战术上，也不敢分兵，实施敌人最怕的迂回侧击，如向下夹河村敌人的后路进行包抄。这与运用这个手法几乎成了惯例的日军形成鲜明对比。 还有，清军在编组上，不重视设预备队，急急地整体投入战斗，也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 从更大范围上看，清军不但相互配合上缺乏严密，屡屡出现漏洞，而且情报不准确的情况始终不能改变。 清军组织合击海城之时，未曾充分预料到、计划中也不曾列入海城日军南下，没有预案的情况下，就发生了这场战斗，以清军的通信和机动能力，拿出应变之策、及时将计就计打敌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非常可惜。即使我对历史书上那么多的假设和评论并不那么认同，但我觉得至少可以认为，当时日军全体出动，海城空虚，如果辽阳清军主动一点，发现情况便乘机出动，派聂桂林和丰升阿这哥俩过来，也能讨点便宜。 只能说，试过不一定成功，但不试绝无成功。 缸瓦寨战斗至此便成为了辽阳南路保卫战中关键的一战，“千古绝唱”，再无重演。 清军缸瓦赛之败，日军第三师团以孤军固守海城才有了可能。 而经此一战之后，宋庆虽然再想北上夹击海城，也基本不可能了。 时机已失。因为，南面金州的日军已经开始大举出动了。 ------------ 第八节日军侵占盖平 宋庆后路吃紧，缘于日军对海城的应援之手。 日军第三师团虽然占领海城，但从安东到岫岩、析木城等处，不得不分兵留守，实际海城的兵力不过半个师团，6000人马而已。 此时，北面的辽阳，南面的盖平，西面的田庄台，驻有清军数万，海城处于三面包围之中。 第三师团悬军深入，处境实在可虑，深感“三面受敌，孤军难守”[《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见《中日战争》]。 日本大本营也焦虑万分。赶在筹措开辟新战场的时候，被山县设下这么个“局”，把大本营给“装”进来了，自然让人感到有害无益，不如撤回来干净省事。 所以，在研究解决解救措施时，当时多数意见认为，第一军的进攻已经到了终点，应立即从海城和析木城撤退，以便对战线重新进行调整。 但是，回国担任监军的山县有朋对自己的这个“妙着”仍是非常得意，当然对大家的意见万分在意，极力反对撤退之策。这位陆军老大级人物与大本营人员争吵，说了一大串理由，什么这两个地方是多少人牺牲生命“排千难冒万险而攻陷的”，若放弃它们将“在内招致国民的谗言非议”，“在外增加敌人的势力”，这“必然会对前线士兵的士气产生很大影响”。[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等等等…… 不退怎么办？只能保。 根据目前态势，只有一个选择——日军大本营盯上了宋庆。 就是说，只有再次动用金州日军，抓住宋庆这个集团，解除这个对海城的最大威胁。 …………………………………………………… 大本营命令驻金旅的第二军“至少派一个混成旅团速向盖平方向前进，援助第三师团击退该敌”。 不过，随后，大本营又向第一军新任司令官野津道贯发出训令：“(第三师团)孤立于平坦之地，面对优势之敌，乃属不得已。且占领海城，并非作战大方针之希望所在，亦非派遣该师团之最初目的。但放弃占领地而退却，将增长敌之志气，大有不利之虞，故第三师团势不得不暂时保持该地。贵官应常将大方针之希望置诸念头，制止该师团远离海城作战，并应准备在希望之时机脱离该敌。”[日本参谋本部《明冶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 这道训令字里行间，几分无奈几会恼怒，透露出了大本营的微妙态度—— 不管这地方从局部来说如何好，从开始就不符合“作战大方针”，违背大本营的本意，那它的价值就要打折扣。更何况还要使部队犯险，再加上要牵动其他部队。只是从士气等方面考虑，又不得不守住海城，而且也是暂时的。 可见这个山县狂徒多么惹人生厌。 而且，在说明大本营企图之后，以少有的严厉语气，告诫野津司令官，要牢记大本营“大方针”，也就是要有全局观念，不必执拗坚持据守海城。“在希望之时机脱离”，是大本营再提出要求的时候，还是希望野津从现在起就寻找时机呢？ 大本营最恼怒的就是这种被前线将领“绑架”，倒过来牵着大本营鼻子走。 不过，从此只是开始，而不是终结，并且似乎成为日军的一种传统，经久不衰。 …………………………………………………… 按照命令，金旅日军即将北犯，以驱逐清军宋庆部，打开至海城的通道，以便与第三师团建立联系。至少也要从南面压迫宋庆，使之无力北顾，从而缓解海城孤危的处境。 不过，虽然主帅和部分兵力就要投入山东战场，忙中添乱，但第二军应该对这个任务还是十分乐意的。 赶走宋庆，给第二军带来的直接好处是能改善金旅防御的局面，减轻以后的压力，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 所以，第二军可不象大本营那么想，也不会当成累赘。 司令官大山岩接到大本营的电令，愉快地着手组织准备，以驻金州的步兵第一旅团为基础，再补充骑兵第一大队、野战炮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及其他部队，编成一个混成旅团，由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担任混成旅团长。 唯一不方便的，是第二军兵站在大连湾柳树屯，至盖平的距离至少有二百余公里，在运输上有不少困难。因此，直到12月30日，大山岩才向混成旅团发出了进兵的命令。 不过，大山岩比较谨慎，可没鼓动年轻一辈狂人乃木打通什么金州、海城通道，而是给他规定在占领盖平后不得擅进。 …………………………………………………… 战场终于向我们担心的方向发展。 甚至是形势逆转的开始。 30日，依克唐阿才率军出发西援辽阳。这里，宋庆却被牵制，那个会攻海城，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了。 1月1日，乃木混成旅团集结于普兰店。 日军搜索队进至熊岳城，当时就被毅军探马发现。 怕什么来什么，该来的迟早要来。宋庆判断，金旅日军“各路聚集，意图北犯”[《宋帮办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当即进行布置，命马玉崑率毅军进扎高刊，姜桂题率铭军（缸瓦寨之战后，刘盛休以“腿伤复发”为由请假。这个事现在成了一个疑问。李鸿章复电照准，并撤去统领，委姜桂题接统铭军[《寄宋宫保》，《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刘世俊率河南嵩武军，继毅军之后开进。 这个部署，真的让我非常感佩。 对照地图才会明白，在上次受挫、整顿部队之后，原来宋庆将军的意图，还是坚定地要向海城推进。他要一力承担两项艰难任务，分兵采取“南顶北攻”，阻击南路日军，主力仍然实施夹击海城的新的行动。 不过考虑日军“熊岳—支诚恐有大股在后，章高元、张光前兵力太单，难以抵御”，所以，宋庆又分出部分一支兵马，“留徐邦道之十一营暂扎蓝旗厂，为章高元后应，而顾营、盖。”[《宋帮办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徐邦道，勇将来了。旅顺口失陷后，赵怀业和卫汝成“消失在茫茫人海”，不见踪影，徐邦道奉命改编他们的怀字、成字两军，拱卫军扩大到了马步11营。这让勇将徐邦道雄心大增，宣称：有这十一个营，足以和日本人大战一场了。（“即此十一营亦足大战倭人矣！”[《徐邦道致盛宣怀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 宋庆的判断是正确的。 7日，乃木混成旅团麇集熊岳城，也进一步证实了他原先的判断。 但是，不知为何，宋庆后来又感觉“盖平尚不吃紧”，认为“章高元、张光前两军驻盖扼防，可敷防剿”，足够抵挡日军。 也许更多的的原因，是总兵刘凤清带新募的毅军四营正好开到高刊，使宋庆大受鼓舞，也可能是有侦察报告称海城日军“现惟专力御我”，采取了守势，使宋庆重新看到了海城可速战速决，结束战事再回防的希望。 于是这天，宋庆便“调徐邦道一军前来高刊合剿”[《宋帮办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这，却是一个十分错误的决定。 此时，徐邦道一军举足轻重，命其离开盖平北调，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错在太低估了南路日军的决心。 就在徐邦道北调的这天夜里，章高元发现情况，“飞函告急，请派徐邦道一军前往援应”，宋庆才取消徐邦道北行的命令，又令他“星速回援盖平”。[《宋帮办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就这样，徐邦道一军南北奔驰，昼夜兼程，白白地来回跑路，弄得疲惫不堪，还未能及时赶回。 9日凌晨，宋庆又接章高元飞报，说日军大股渐逼盖平。 日军终于没有给宋庆时间，南路熊岳的乃木旅团迅速发动了进攻。 …………………………………………………… 宋庆不得不急令毅、铭两军会合，回头南援盖平。 这一决定为时太晚。 战斗已经打响。 而且驻守盖平的章高元、张光前两军，实际上还未得到增援，便陷入了苦战。 …………………………………………………… 盖平守军，有章高元所统的山东嵩武军两营、广武军四营、福字军两营（或统称嵩武军），共八营。这也是他从山东带来、渡海在营口登岸，准备攻击金州的那支队伍，在城南设置防线。张光前所统亲庆军五营，是从旅顺败退回盖平的，现驻守城东约三里的凤凰山。 总体感觉力量单薄，从防线来看，也不敷使用。守军获知徐邦道已经回拔，士气为之一振。 8日，章高元派往南路的探骑与日军前锋遭遇，探知日军主力已向榆林堡开来，马上严加戒备，并飞报宋庆及徐邦道，请其迅速回援。 9日，日军便已迅速推进至城南四里处。 别忘了，日本人的情报能力是远胜清军的，这个时间拿捏得确实精准。乃木需要的，正是徐邦道北调这个时机。 而徐军还在回奔。章高元盼援不至，决心督军死守。 …………………………………………………… 10日晨5时半，日军发起进攻。 按日方记载，日军一上来，竟试图用声势压倒清军，“从左右两翼和中央三面进逼，齐声呐喊，向清军阵地冲击”。 但是他们可能弄错对象了，当面并不是此前那些一冲就垮、一打就跑的清军，所以，吱哇乱叫未收到什么效果。 嵩武军经验比较丰富，在盖平城前方大约三百米处，控制盖平河北岸，依托半月形掩体据守，严密守备。 据日方记载，嵩武军防守也十分内行，“我军在开阔的地面上进攻敌军，连可隐蔽身体的一草一木也没有。我军起立前进，敌军即从掩体后面射击；我军停止前进匍匐地面，敌军亦即停止射击。因地形不利于我军，处境十分困难。” 这一仗，嵩武军士气旺盛，精神百倍，皆怀有“奋不顾身，誓灭此寇”之心，“集中炮火，发大炮步枪，炮弹如雨”[《甲午战争史》]。主攻的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变成了奋力招架，到处乱窜躲避打击。 …………………………………………………… 章高元(1843—1912年)，字鼎臣，安徽合肥西乡人。早年投身淮军刘铭传部，不断擢升至总兵，还授了“奇车巴图鲁”的勇号。这可不是凭着与刘铭传同乡照顾混来的，据说章高元曾自云：“我章迂子岂畏死者乎。”因作战骁勇，军中素有“章疯子”之称。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章高元随军入台，布置防御。1884年，法军入侵台湾基隆，章高元又随刘铭传渡海守卫台湾，誓死请战，率部“乘夜蹈入法兵垒，短兵肉搏，锋利不可当，法兵多死”。在反击淡水之战中，章高元再次率部取得大捷。战后，他因功升署澎湖镇总兵，赏换“年昌阿巴图鲁”勇号，还开辟山区，为台湾立省做出过贡献。1887年，改授山东登莱青镇总兵。 这员淮军骁将率军赴援辽东，“军纪风纪之佳，为各军冠”[《盖平县志》，见《甲午战争史》]，甚得当地人民支持。 能得此种称赞的军队，一般是很能打的。 敌军以主力进攻嵩武军阵地，章高元身临前敌，毫无惧色，誓决死战，嵩武军上下“戮力同心”，无不“临阵当先，效其死命”[《甲午战争史》]。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嵩武军正面阵地。 于是，日军改变中央突破战术，用上老办法，重新从清军侧翼进攻。 …………………………………………………… 清军左翼，凤凰山上“旌旗飘扬，步骑兵约两千人排成队形”，张光前扎在一线，指挥亲庆军向接近山下的日军射击。 日军联队长隐岐重节在马上仰视，将凤凰山比作“天王山”。这有个小日本的典故，当年丰臣秀吉在与明智光秀的山崎之战中，抢先夺占天王山，因获全胜，并一举奠定天下大势。所以日本将决定两军胜负的关键地方称天王山，围棋里也用来指双方大模样（势力）消涨的要点，比喻决定胜负的双方必争之点。隐岐把这典故搬来，称凤凰山“此乃今日战场上之天王山，不速拔此山，我军将难脱困境。”[《日清战争实记》] 由此，日军基本上拼全力突击，势必要攻占凤凰山。 日军也不愧为乃木的部队，有“肉弹攻击”的优良传统，双方激战中，日军虽然伤亡甚大，但始终猛攻不退。 张光前终于坚持不住，阵地开始动摇。日军趁机发起最后冲锋，果然是“肉弹”威力大，日军士兵不顾一切，“跨过倒在前后左右的同伴的尸体冲击直前”[《日清战争实记》]。 亲庆军再次败绩，被洪水般涌上的日军冲下阵地。 日军冲上凤凰山后，日军随即投入一个大队向西渡过盖平河，侧面冲击北岸嵩武军的阵地。 日军还一路追击，张光前的亲庆军全部放弃抵抗，向西沿田间小道奔走。日军骑兵抢先进至盖平城南门外，亲庆军连回城的路都被堵死，纷纷逃散。 上午八时十五分，日军从盖平城东南角攀上城墙，并竖起了日本旗。 章高元见盖平城已被敌人抢占，不得不分兵回顾，命令分统、广武军统带记名提督杨寿山和分统、福字军统带副将李仁党，各带二百多名军士回头抢城。 清军又在南门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杨寿山，字人杰，湖南人。1866年，投嵩武军，1876年，随左宗棠出征新疆，平定阿古柏入侵。杨寿山“屡立战功，素称骁勇”。中法战争后，任广武军统带，驻军青岛。奉命援辽时，立即组织部队拔营启程，过家门而不入。据说，他的养子拦马，苦苦求他稍驻片刻以安置家事，杨寿山怒斥：“什么时候了，还有功夫顾家？”（“此何时！尚暇顾家？”）说完，扬鞭迳去。 广武军赶至南门后，杨寿山率先冲入敌群，短兵相接，一度杀入城门，却被敌军隔断后路陷入重围。嵩武军亲军营营官张奉先带队接应，才冲开敌人救出杨寿山，但随即又被城外敌人截断。张奉先再次杀回救援，不幸又陷敌阵。杨寿山连续杀敌，渐渐闯出，襟袖全部被血染红。此时，日军突然排枪射击，杨寿山正在指挥，被飞弹击中胸口，壮烈殉国。 李仁党原为山东巡抚陈士杰部将，1882年随陈士杰由浙江调至山东。积功至副将，任福字军统带。奉命随章高元援辽，在防守盖平东三十里的牵马岭期间，不顾“冰雪在地，不避严寒，与土卒露宿山顶十余夜”，屡次击退敌人骑队。 在抢夺盖平南门时，李仁党奋勇当先，高呼杀贼，不幸中弹牺牲。 杨寿山、李仁党牺牲后，福字军帮统、游击李世鸿继续带队奋击。 李世鸿(1842—1895年)，字海珊，安徽合肥人。早年以武童（武举童生）投到寿春镇总兵麾下，后改隶准军。1874年随章高元渡海赴台湾防日，1884年中法战争时，又以偏将随章高元援台，在基隆之战中，他于夜半率队突袭法军后营，大破法军并夺回炮垒。后在山东管带广武营。 甲午战争爆发后，李世鸿任新募福字军帮带，奉命援辽。临行写信，叮嘱其子“善事祖母”，并称：“今当前敌，生死置之度外！”[《甲午战争史》引《死事游击李君墓志铭》，《清甲午中东之役战殁李将军传志汇编》] 敌军陷城，全队也死伤殆尽，李世鸿仍然挥刀与敌搏战，最后冲入敌阵，英勇战死。 除了主将，游击贾君廉、都司张世宝，也全部中弹阵亡。争城部队四百余人，所剩无几。 …………………………………………………… 城池一失，章高元军腹背受敌，处境更加困难了。 日军从盖平河南岸也加紧了正面进攻。野战炮兵第二大队在河岸占领阵地，向清军的正面阵地轰击。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乃木希典这位“肉弹攻击”爱好者又出来了，亲自督令士兵不顾伤亡，过河进击。 形势危急，章高元依然坚持不退，激励部下抵抗，敌军伤亡惨重。 据日方记载：“在乃木旅团长的严令下，各部队一齐呐喊，跳到结冰的河面上前进。盖平河面的冰凹凸倾斜，脚下打滑，有不少人滑倒而受到清军狙击。” 万分危急时刻，徐邦道带领拱卫军赶到，立即加入战斗。 日军因徐军攻势猛烈，“肉弹”攻势的劲头竟然萎顿下去。（其“攻势甚为猛烈，一时使日兵踌躇不前”[《日清战争实记》]）。 徐邦道冒着敌人南北两面炮火的轰击，抢出章高元部，且战且退，退到了盖平西北十余里的贺家屯。 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攻占了盖平。战斗之激烈程度，据说连耐不住性子，亲自跑到前面督战的乃木希典大衣都被子弹击穿三个洞，侥幸保住了狗命。 而清军也付出重大伤亡，特别是营官以上统兵将领就阵亡五人，是甲午之战中最为惨烈的一战。 ------------ 第九节辽阳南路反击海城 在清军与敌反复攻战，杀作一团的时候，这期间，朝廷为改变辽东战场局势，也在努力筹调。 湘军老将刘坤一来了。 1894年12月28日，朝廷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光绪朝东华录》]。但刘坤一上任之初，主要精力放在筹措畿辅守备上，一时无法顾及，关外攻守事宜仍暂时由宋庆调度。 到1895年1月15日，光绪又命令宋庆、吴大澂共同帮办辽东军务。于是，吴大澂终于得以赶往关外。 前边讨论过，清廷打算起用湘军老将和旧部，以应国家之难。于是，帝党也想借此机会，实现“以剂湘淮”的构想——也就是拿湘系官员来平衡，甚至取代淮系。为什么？为了权力，需要掌控淮军。 没想到淮系老大李鸿章一时还难以撼动。但对于朝廷来说，改变淮系一家独大的局面，似乎也符合太后、皇上的利益。 双方在这上面，有了利益的交集。 除了有“重大嫌疑”的湖南巡抚吴大澂，朝廷确实早已密集调遣左宗棠旧部魏光焘、曾国荃旧部陈湜、湘军悍将李续宾之子李光久等募兵北援。 不过平心而论，站在大清角度去想，此时中国有兵可调即为大善，还管他什么淮军湘军，到这个时候，山西、河南、湖南兵马都投进来了，南边广东的粤军、西北甘肃的甘军也都开始调动，调谁也不是稀奇了。 再说，要老抱着一个淮湘军的认识，又怎么去看待辽东地方军有兵出兵，没兵的募兵，还有地方官员组织团练，奋起抗击？ 有战争即为武人效命之时，有功还有命者也可以晋身升迁，江山代有才人出，有一场战争就有一次涤荡，就有一代新人出现。 时势造英雄，历史不就是这样的吗？ …………………………………………………… 不过，战场屡挫，言官交劾，淮军确实够声名狼藉的了。原来是精锐之旅，现在“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几乎成了“败军”的代名词。不光官员们看出朝廷和帝党们对淮军有想法，所以纷纷避开，与淮系划清界限，拉开距离。而且虽然淮军仍在前线浴血奋战，但民间的名声已经不大好听了，所以也要撇清关系。 有一件事可以反映出这种微妙的形势。两广总督张之洞派人到广东募集粤勇，特地交待手下：我们一切都是按照湘军的营制，绝不能说是按照淮军的。这是粤军，可不能牵扯上淮军之名。 …………………………………………………… 为了驱逐深入海城的日军，扭转辽阳南路争夺战的局势，清军在军事行动上，始终是比较积极的。1月17日至2月21日，先后四次反攻海城。 早在盖平失守前，反攻的准备工作便已经开始。 自东路前来增援的依克唐阿，1894年12月24日带队抵达了辽阳。 吉林将军长顺所部原驻本溪湖，在摩天岭以北、为奉天内线防御部队。海城失守后，西移至鞍山站、腾鳌堡一带防御。 长顺也想与宋庆、依克唐阿二军同时进攻，所以依、长二将意见一致，拟定了一个与前期比较相似的“南北夹击”的反攻计划： 依克唐阿、长顺由北面，分左右两路，步步前住，相机攻击海城，并兼顾辽阳；宋庆由南面率队夹攻，并催促已经出关的陈湜一军由西面前来助战。[《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但在与宋庆商量时，宋庆回信言明：“因两军相距较远，难定师期。”[《吉林将军长顺奏报海城获胜并拟会合进兵各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于是，依克唐阿与长顺只能重新商量反攻之策。1895年1月6、7日，二人先后抵达鞍山站，“商定分左右两路，步步为营，相机进剿”的作战方针，决心以两军之力，独自由北面发起向海城的反攻。 1月11日，依军进驻耿庄子，为右路，长军进驻闵子山，为左路。两军均按计划稳步向海城进逼。 不过，宋庆确实又积极地向北移动，显示他始终有着进攻海城的决心。 可是，前节已述，就在宋庆调集徐邦道等人马北上会剿日军时，10日，日军发起对盖平的进攻，将宋庆军又拉回南边。 所以，又被鬼子抢了先机，这次差点就打成了的南北会攻海城计划落空。 …………………………………………………… 此时，日军攻陷海城已有一月。 在此期间，海城日军除了前出缸瓦寨，与宋庆打了一仗，其余时间就是在修工事，以比清军认真十倍有余的努力在修工事。 城西三里的晾甲山，城西南七里的唐王山，两处阵地控制营口大道。第五旅团驻扎于城西南部，第六联队长冢本胜嘉负责晾甲山，第十八联队长佐薛正负责唐王山，防西南来攻。 城北三里的欢喜山，城东北三里的双龙山，两处阵地控制辽阳大道。第十九联队长粟饭原常世负责欢喜山，第七联队长三好成行负责双龙山，防备东北来攻。 欢喜山又与晾甲山相望，又控制住牛庄大道。两处守军合力，防备西面来攻。 城东南一里的荞麦山清军阵地，也重新整修加固。既是城墙近防阵地，确保海城与析木城的后路联络。此外又可与晾甲、唐王二山成鼎足之势，以作应援。 日军各部加强了所属防区的守卫，并向各自负责的方向上派出前哨实行远距离侦察。 这么一弄，海城敌人的防守已经如铁桶一般，虽然三面受敌，却甚至比当时清军只防一面敌情的时候还要牢固，确实难以拔取了。 …………………………………………………… 11日起，依、长二军合计六十三营，约二万余人，开始向海城开进接敌。 此前，二人为防止辽阳东路之敌趁机窜扰，对进攻海城部队侧面构成危胁，提前商请盛京将军裕禄分别告知东路清军“一律大张旗鼓遥作进规凤城之状”[《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奏报抵辽布置及迭次打仗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前边讲过，也就在这一天，按照裕禄将军的电令，聂士成等人便向凤凰城方向袭扰进击，将敌人吸引在辽阳东路。 这两处的配合是相当紧密的，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不过从依、长两军南进之时，便与日军侦察警戒分队不断发生战斗，秘密性已基本不能保证，也难以达成奇袭的效果。 1月11日，欢喜山日军第十九联队的侦探队穿着敌忾军的号衣，伪装成清军到双庙子侦察，返回杨相公屯时与依军统领博多罗部相遇，被清军毙伤七名。 13日，依克唐阿经双台子到达了鼍龙寨。14日，长顺军抵达甘泉堡。 15日，依军前锋进至前柳河子和平二房村。 这一天，日军100多人到甘泉堡南山设卡，被长顺的靖边军和豫军精锐营合力击退。 清军行动缓慢，似进似退，竟一时起到了很好的迷惑效果。日军摸不准他们的来头，也不敢放松对其它方向的警备。 直到16日，日军侦察人员发现清军占领验军堡以北的沙河沿、长虎台、小王屯、大富屯等村，并在土墙上挖枪眼，桂太郎这才断定清军不可能是侦察或者牵制，而是要进攻海城。 清军确实按照依、长两将军“步步为营”策略，稳扎稳打，作好防御准备，如果日军被吸引冲到跟前，即可利用既设阵地杀伤敌人，搞得好，还能乘机反击，打一个防守反击。 不过，日军却没有象往常一样急吼吼地就出来。桂太郎一眼看清了清军的企图，鉴于清军在数量上本来就居于优势，下令禁止部队出击，就是不出来。 日军想的也是“把敌军引到我军防御工事近旁，然后加以反击”[《日清战争实记》]。 当天下午5时半，日本第一军司令官野津道贯率司令部人员，经岫岩来视察海城，肯定了第三师团的作战方案，并训示一定要固守海城。 …………………………………………………… 1月17日，长顺、依克唐阿兵分两路，打响第一次反攻海城战斗。 左路（东路）长顺军进至双龙山东北的二台子，右路（西路）依克唐阿军进抵欢喜山西侧的波罗堡子，对海城形成了弓形的包围线。 下午1时20分，左路的长顺所部从二台子缓缓前进，占领艾台堡子村，开始向双龙山射击。随后，清军高举旗帜，向双龙山前进。但在距日军阵地四、五百米的地方，日军的一个炮兵中队前来增援，日军枪炮齐射，清军受到拦阻，几次踏着大雪冲击都无法突进，“更番仰攻，扑及山腰，雪深岩高，枪炮如雨，未能遽上”[《吉林将军长顺奏报海城获胜并拟会合进兵各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一个小时之后，只好退入后面的洼地，然后缓慢地撤退。 西路依克唐阿所部在波罗堡子村南设置四门快炮，掩护步兵向欢喜山进逼。 据说，第一军司令官野津道贯和第三师团长桂太郎正在欢喜山上观战，“突然，一发清军炮弹掠着欢喜山巅飞来，其弹道非常准确。二位中将正手持报告交谈，炮弹从中间穿过，不禁愕然一惊。”[《日清战争实记》]所幸这颗炮弹飞到远处爆炸，使这两个侵略军头子保住了狗命。 当然，这个情节也有些传奇色彩，只能当来读。但欢喜山日军阵地处在清军的炮火打击和密集攻击之下，一度危殆。 日军便向波罗堡子炮兵阵地和清军前沿，同时加强炮兵轰击。清军坚持战到下午4时10分，依军伤亡已近百人，开始撤退。 日军十九联队发起追击，还从据守西面的第六联队和西南面的第十八联队抽出人马协助，三路追击依军。 依军且战且退，给最先逼近的日军第十八联队第三大队以重大杀伤。 战后，依克唐阿退回耿庄子，此时长顺已退向柳河子，各自依村据守。 于是，五天后又有了第二次对海城的反攻战。 …………………………………………………… 盖平失陷后，确保营口又成为当务之急。 宋庆把兵马围绕营口做防御部署，章高元的山东嵩武、广武、福字诸军及张光前的亲庆军驻大房身，徐邦道的拱卫军驻二道沟，刘世俊的河南嵩武军及姜桂题的铭军驻大石桥，宋得胜、马玉昆的毅军驻侯家油坊，“皆环营口东西北三面，或十数里，或二三十里”，“严备堵剿，力保营口”。[《宋帮办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清军能动用收复海城的军队，仍然只有依克唐阿、长顺二军了。 依长两军第一次反攻失败，退守东起甘泉堡西至耿庄子一线。接下来的两天内，双方前哨不断遭遇发生战斗。 桂太郎估计清军还会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为了安抚部下和鼓舞士气，19日，桂太郎在海城南小门内举行“招魂祭”，祭奠缸瓦寨惨烈战斗中伤亡的鬼子。他在祭文中称赞这些成为异乡之鬼的军士们，“夏则炎天，冬则冱寒，忠节尽国，不厌其艰”，“或死弹丸，或毙厉疾”，虽“魂魄在天，地无影迹”，却“氏名在牒”。最后，祈祷这些亡灵佑助，“我武之扬，此灵惟藉。”[《日清战争实记》]弄个海城阴风阵阵。 桂太郎估计得很准，这一边清军也在积极准备。 依克唐阿思虑如果不加紧进攻，如果敌人增兵，或出来抢占地盘，形势将更加棘手。 1月22日，两位将军约好，各自出击，夹攻海城。 两军仍分东西两路向海城进逼。但在战术上略有改变，即每路军又分成两路进攻。 …………………………………………………… 长顺所部，亲军统领明顺等为一路，自正北方向从双龙山和欢喜山两山之间进击，丰升阿、蒋尚钧、丁春喜为一路，绕过双龙山，直接攻击海城东北的双山子。 依克唐阿所部，庆德、韩登举等营为一路，自波罗堡子进攻徐家园子，札克丹布等营为一路，绕到苏家堡子从西面进攻，德英阿，乌勒兴额等营为后继，靠近本军左翼。 针对上次两路聚攻，攻击面过窄，敌人能够相应地集中兵力对付，且敢于大胆从西面和西南阵地中抽取兵力增援，这次清军总共分四路，虚虚实实，以分散敌人的兵力。 日军也重新进行了防御部署，主要是两位旅团长分段负责，以牛庄大道为界，北面，由大岛久直指挥，西面，由大迫尚敏指挥。 根据前次清军的进攻情况，桂太郎判断：清军主力在西路，而东路清军只是牵制兵力，目的是分散我军的兵力。所以，只要清军不从营口方向来，防守西南方向的步兵第十八联队和西面的第六联队，还可提前预备两个大队步兵和一个大队的炮兵，准备袭击清军的右翼。 …………………………………………………… 上午10时15分，依军经波罗堡子附近，向徐家园子进逼。 不料日军已在徐家园子设下埋伏，第十九联队第一大队正在村北和村西的防御工事里隐蔽。 桂太郎提前从西边抽调的侧击部队，在村西面和西南面隐蔽。 日军并不还击，只等清军进到近距离，然后再爬出业突然给以打击。 1时15分，当依克唐阿前军各营逼近徐家园子，冲到离日军阵线二百米处时，日军步兵第十八联队第三大队自工事两端冲出，将依军横队从中间冲开，分割成为两部。 随后，所有日军伏兵一齐发动攻击，依军被敌人的反击冲散。 依克唐阿见处境不利，一面命一营绕攻城南，以牵制敌人，一面派飞骑向长顺告援。 长顺接到依克唐阿的飞报，立即带队经沙河沿，自依克唐阿军后绕至城西，抢攻晾甲山。 长顺军对晾甲山进行三面围攻，由于日军炮火太猛，难以前进。 但在长顺军的牵制下，敌人对依克唐阿军的侧击手段未能完全使出。等依军撤退以后，长顺也下令北撤。 这次攻击战斗中，清军仍采取“步步为营，相机进剿”的老战术。这种战术曾被日人讥之为“防势进攻”[《日清战争实记》]，其弱点十分清楚。 最主要的还是清军缺少攻城的大炮，又不擅长攻坚，因而遭到了失败。 而且，由于日军又用上了心黑的榴霰弹，杀伤力很强，所以进攻的清军队形瞬时便被打得不能成形。长军伤亡120余名，依军伤亡也在500名以上。 改变战术，找到克制日军的对策，是清军的当务之急。否则，再多的攻击也是一样的结局。 ------------ 第十节反击海城的继续 第二次反攻海城之败，使依、长二军的元气都受到一定的损伤。 更主要的，恐怕是对士气的打击。 长顺深感蟠踞海城的日军防守坚固，但只是局限于从兵力着眼，认为若仅以现有兵力攻击，徒受损伤，难以取胜。长顺的报告里，就说到“此次倭贼占踞海城，据守险要，反客为主，我以潜师远攻，已殊劳逸，且各营大半新募，可胜而不可败，若使连日攻坚，非特多伤精锐，兵家所忌，设有疏虞，则一蹶难振，大局便不可问。”所以，“未敢遽议进兵者，正以稳慎进取。”[《吉林将军长顺奏报海城获胜并拟会合进兵各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依克唐阿也期待着“一俟调集统领寿山等十一营，即当再图攻取。”[《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续陈进规海城打仗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我估计实情，更让两位将军棘手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如何找到有效的战术问题。 两次反攻海城均遭挫败，使两人有束手无策之感。 依克唐阿又提出扰袭敌后的战术：“裹粮而行，卷旗急趋，扰彼岫岩、金、复，遇之则战，得之不守，如飘风疾雨之过而不留。如此则该贼在惊疑，首尾不顾，办理似易得手。”[《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奏报海城贼援已至请饬诸军会剿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从前期看，海城日军采取的是依托城池、阵地，坚不远出作战，说明了依克唐阿的战术是可行的。依克唐阿和聂士成均有过“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成功经验，提出这个战术手段，有很好的针对性。如果两人分兵出击，或者各出一部人马作为游击，向敌人后方去，估计情形会好过很多。 当然，这还是——只能是一个假设。而历史没有假如，只有史实。 依克唐阿战术设想所缺乏一个关键性因素支持：时间。 但攻击海城、扭转局面，偏偏又变得刻不容缓。 又加上，依克唐阿的建议也很难得到上层的支持，也就无法付诸实施。 所以，在此情况下，二人对长顺所忧心的局面并无挽救之方。 他们所能够采取的唯一办法，只是先厚集兵力，再订期反攻。 …………………………………………………… 与依克唐阿“敌后游击”策略的时间需要相违背，甲午战争形势大变，容不得拖拉。 日军已从山东荣成登陆，进踞威海，对刘公岛实行围攻。 就是说，战争基本已经被日军主导。 朝廷决定向日本乞和，并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东渡议和。 为了促使日本同意议和，也争取在议和谈判中占据主动，清廷把希望寄托在对海城发动第三次反攻，以期一举攻取。 2月7日，光绪紧急指示辽东战场：“此时各军俱到前敌，亟宜克期合剿。著长顺与依克唐阿同心协力，严饬诸将领奋勇进战，务期一举攻拔，再向南路与宋庆会合，节节扫荡，军事当大有转机矣。”[《军机处电寄长顺依克唐阿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吴大澂率军赶到辽东。11日，光绪又指示宋庆、吴大澂“会商进兵之策，速筹攻剿”[《军机处电寄宋庆吴大澂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到十三日，依克唐阿所调在下马塘的镇边军及靖边新军共五营由统领寿山带到。长顺所调在在连山关的吉林靖边军步队五营、炮队二哨由统领文元带到。兵力有所增强。 朝廷的一再督催，依克唐阿与长顺商定，并约会徐邦道、李光久二军，于2月16日，发动了对海城的第三次反攻。 …………………………………………………… 参加这次反攻的清军有三支： 左翼军吉林将军长顺所部。包括靖边军步队十六营、马队二营三哨、炮队四哨，吉字军步队八营、马队四营，豫军精锐营步队三营二哨、马队三哨。 中路军依克唐阿所部。包括敌忾军步队四营，镇边军步队四营、马队九营，靖远新军步队五营、马队四营，齐字练军步队四营、马队二营，齐字新军马队三营，韩登举民团三营。 右翼军，包括徐邦道的拱卫军步队十一营，李光久的老湘军步队五营。 …………………………………………………… 这次反攻，仍然采取“夺取山地要点”的攻击方式。 16日，长顺带所部主力攻向双山子，丰升阿为接应，丁春喜豫军镇东营由栗子洼进攻，防敌东面增援，威胁翼侧。 当进至距日军阵地约三百米时，日军伏在战壕里拼死抵抗，敌人的炮兵火力猛烈，清军猛烈的攻势立刻被阻于阵地前，无法突破。 猛烈到什么程度？孤军深入的日军下了血本，不计成本地猛打。这又是违反战争常规的现象。答案在后勤补给线。 日军炮火不断向攻击队形压下，“炮弹在头上炸裂，榴弹在周围迸散”[《日清战争实记》]，清军死伤不断增大，不得已而后撤。 中路的依军进攻晾甲山，西路徐、李二军进攻唐王山，也皆阻于日军炮火。依军进逼晾甲山数次，未能得手，只得收队后撤，据守抢占的各个村庄，防敌反击。 攻击进展最为明显的是徐邦道、李光久，两军“奋勇当先”，先占领了唐王山以西的高地。但是，唐王山西北两面全是断崖绝壁，不能攀登，只有东面和南面两面山势平缓，有登山的道路，绝对是利于守而不利于攻的地形。 所以徐、李军只能分兵，一部向唐王山东南侧迂回，另一部向唐王山以北的八里河子和唐王山后村的日军哨兵线进击。 但清军的行动被高处的日军观察得非常清楚，当清军进至距日军阵地七、八百米时，布置在唐王山上的日军炮兵突然射击——仍然是不惜血本地猛烈射击。 从双方记载判断，狡猾的日军几乎将整个唐王山全部用战壕围起来，还在山下村庄藏下兵力，清军一旦攻上来，山上据壕抵抗，山下出来夹击，所以，尽管清军多次发起攻击，却最终未能达到抢占山头的目的。 下午三时，徐李两军也向西退去。 海城战场又恢复沉寂。 …………………………………………………… 至此，需要一提的是，三次反攻海城，清军确实布置了进攻析木城的战斗，如果可能，这将是切断日军后路的努力行动。 但前两次，由民团等负责。第一次，民团由于地形和雪天，未能攻击。第二次，由于民团武器落后、缺乏攻坚力量，仅稍稍起到了牵制敌军的作用。 依克唐阿、长顺在三次反攻海城之战中，曾与辽阳知州徐庆璋相约，令驻吉洞峪镇东军各营于同日攻打析木城。但是，清军达析木城已是2月17日，比预定日期迟了一天。当清军进至城东桥头，日军守城的一个大队从城内突然冲出，两军发生互攻。双方“枪炮如雨”，清军虽然“奋勇攻击”，但终究不敌。 营官胡魁福及两名哨官的坐骑均被击毙，营官马振芳中枪落马，幸亏被抢回，可见战斗激烈程度。 由于兵力太弱和错过约期，战斗节奏上根本就没有合上拍，镇东军配合反攻海城又未能奏效。 ———————————————————— 清军第三次反攻失败后，稍作后撤，据村防守。各部驻扎地基本距海城十里八里不等，仍未远离。 时隔3天，2月20日，朝廷再次急切命令关外诸将“亟应联络各营，鼓励土卒，齐心并力，迅图克复海城”。[《军机处电寄宋庆吴大澂依克唐阿长顺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于是，依克唐阿、长顺共同商定，于接旨的第二天，2月21日对海城发动第四次反攻。 按照谕旨，这次攻击责任重大，吴大澂部赶到，宋庆也难以旁观。清军在兵力上有所增强，除依克唐阿、长顺、徐邦道、李光久外，又增加总兵梁永福的凤字军五营；同时吴大澂又派署永州镇总兵刘树元率其亲军四营前来助战。 清军仍分三路进军： 东路为长顺军，由东北进攻栗子洼，出双龙山之东，以为牵制； 中路为依克唐阿军，由正北抢占波罗堡子和教军场，再向东南直插双山子； 西路为宋庆和吴大澂所部，由西进攻晾甲山和唐王山。 西路宋、吴所部也进行了具体分工，李光久会合刘树元，由正西进攻晾甲山，徐邦道会同梁永福接应（二梯队）；拱卫军分统罗应旒先扫清龙台铺伏敌，然后绕出唐王山后，进攻唐王山。 …………………………………………………… 21日上午9时左右，各路清军开始向日军阵地进逼。 依军从沙河沿出发，经过验军堡至三里桥，又以快速的运动向东南行进，直扑欢喜山与双龙山之间的甜水沟。 与此同时，长军也从西艾塔堡子插向双龙山东侧，先“以偏师相挑”，率先打响战斗，吸引敌人。 10点10分，依军对甜水沟的日军前哨，长军对双龙山东侧阵地，同时发起了进攻。 在沙河沿的清军炮兵阵地也连连发炮，向双龙山轰击。在炮火的掩护下，依军和长军进至距日军阵地一千五百米处，开始一边前进一边猛放步枪和抬枪。 日本随军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说：“这时，炮击越来越猛烈，敌军企图左右夹击双龙山，颇为趾高气扬。……三里桥南端的一支敌军猛然向南挺进，以相当机警的动作向我前哨冲锋。”[《日清战争实记》] 但是，此时日军已经加固了双龙山的防御工事，并增修了碉堡，北部负责人大岛久直少将担心有失，还亲自搬到双龙山指挥。 日军还是简单地套用以前的那套老办法，不惜血本地拿枪弹炮弹阻击。当清军接近后，炮兵发炮，步兵也从碉堡里一齐射击。 这次，日军还专门寻找和炮击清军的炮兵，依军大炮开战不久便被击坏五门，炮力不敌，难以再进。 西路清军也按计划向晾甲山和唐王山发起攻击。李光久、刘树元两军先集中于二台子，由西抢占安村堡子，又向南进至团子山西侧和前后石井堡。日军从唐王山上观察，李、刘二军齐头并进，“运动非常整齐”，10时30分，清军战线由石井堡推向晾甲山西侧日军前沿阵地。 徐邦道督副将胡廷相、蒋顺发，并会同梁永福，从南面直攻晾甲山。各军奋勇猛攻，日军前哨抵挡不住，开始向山顶反奔回来。 处于西路清军最右翼、从战场西南面进攻的罗应旒判断晾甲山必将得手，便率队迂回，直扑海城，“挥队自唐王山后抄袭而下，欲攻人城”[《黑龙江将军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不料，日军第十八联队部分兵力由大石桥返回，出现在罗应旒的后路。于是，这股日军与驻守唐王山的日军，顿时对罗部形成了夹击之势。 徐邦道见罗部处境危殆，便合同梁永福转炮向西轰击，予以支援，将敌击退，并迅速督队渡过沙河布置阵地，列炮以待，日军夹击罗部企图终于落空。 但清军也无力再向海城发展进攻，上午11时，双方停止战斗。 ———————————————————— 从1月17日到2月21日的36天内，清军共发动了四次反攻海城的作战，却全部遭到了失败。 但清军在甲午开战后，由一路被动防御，到在战场上渐多地采取攻势行动。这种明显的变化，甚至使日军方面感到惊奇。 虽然军事斗争原理是一致的，日军大致能猜测清军战场行动与大清上层需要的关系，但前线将领在战术手段上的改变让日军注目。他们说：“清军先攻凤凰城，后又攻海城，这些行动之所以得到军人的赞赏，是因为清军摆脱了牙山、平壤以来实行专守防御的常规。敌军现在采取攻势，其志甚佳。”[《日清战争实记》] 这算是对清军战斗意志的一个称赞吧。 不过，攻势行动，需要精心谋划、战场的严密配合，和必需的攻击能力。 反攻海城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多数原因与其他战役失败的原因是共同的。但反攻海城，实际上是攻坚战，所以也有其特殊的原因。 归结起来，攻击预有准备的日军，对于此时的清军来说，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首先，用一句话来讲，是攻击力量不足。 这个攻击力量，不仅仅是兵力，或者说人数。 当时，日军实行阵地防御，利用工事和碉堡隐蔽，主要靠炮火取胜。而清军在进攻时不但无隐蔽物可言，而且清军攻城火力不足，尤其是炮兵数量，与日军相差悬殊，在敌人优势的火力面前，清军难以前进。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军在每次战斗中伤亡人数远远超过日军，顶多坚持儿个小时就打不下去了。 另外，清军攻击战术被证明欠佳。 清军使用的基本战术就是“先抢山头”，攻击要点。动机不能说不好，但其效果则不佳。 攻城能力不足，火力不够，这种靠硬拼的方式，并不适用。 火力占弱势，可用的办法，最好的应该就是袭击——奇袭，夜袭。 可清军每次进攻的时间都是在上午或者中午前后，以堂堂正正之阵，大摇大摆地行进，这无疑等于预先通告自己要进攻了，使敌人得以从容准备，结果每回都遭到重大的伤亡，不用说抢不着山头，连山脚也到不了。 而且，即使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之后，清军竟然也没有打出一次夜战，或者夜袭，甚至没有一次夜间行军。战术的呆板可算是到了相当顽固的程度。 反观狡猾的鬼子，在进攻中却多在半夜出发，拂晓打响，这几乎成了日军的定势。 第三，部署上局限于正面，局限于敌人城防。 清军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拥有众多兵力，却没有想到切断海城的后路。 攻城，断敌粮草弹药补给，这是三国演义里都反复使用的。有时，攻城的重点不在城墙，而成了粮道争夺战。粮道一失，连诸葛武侯都得匆忙退兵。虽然是，却揭示了这个不变的道理。 当时析木城的守敌仅一个大队，还算容易攻打。往南的日军运输线，也非常脆弱。如早加大兵力拿下析木城，并死守大石桥，即可使海城日军真正成为孤军。如果按依克唐阿的思路，大举袭击鬼子后方运输线，也可寻到断绝日军补给的机会。 日军敢不计成本地拿弹药砸，全赖这条运输线的完整。据统计，在迎击清军的四次反攻战中，日军就消耗炮弹约三千发，枪弹约十一万发。若能完全切断海城日军的供应，并多方扰袭之，仅弹药消耗一项就可使它难以久支。 但是，清军却始终未能切断日军补给线，甚至连海城日军与军司令部的军用电线都保持畅通。日军守城一个多月，防御力量不但没有日渐削弱，反而更为增强了。 …………………………………………………… 反攻海城失败，全歼日军第三师团，从而使辽东战场形势改观的愿望落空。以辽东大战牵动整个战局，支援山东作战的努力也化为乌有。 由于清军没有把握住可能扭转局势的大好时机，整个辽东战场开始陷入被动局面。 等日军出于与大清同样的考虑，向辽东守军发动进一步的压迫，局势便更加难以抵挡了。 ------------ 第一节两翼作战之东部战场 山东半岛。 人杰地灵，物产丰富。 中国较早开化之地，现称齐鲁大地。长久以来，山东在中国都算是丰地、宝地，当初周王朝分封诸侯，不管是按“公侯伯子男”的爵位高低，还是封臣的重要地位看，武王的弟弟周公之后封地在鲁，而第一功臣姜太公封地在齐，足以见其显要。然后，论文，鲁国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论武，齐国在“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中都有其名，而且约定俗成地排在第一位。 近代列强瓜分中国，趁大清式微，南北对进，逐渐将爪子伸向山东。尤其是日本，早有从东面动手的意思，对山东垂涎已久。 抗日战争起始是在1937年的卢沟桥吗？“九·一八”之后抗联的战斗如何算？ 其实，历史上日本两次入侵中国，皆自辽东、山东开始。 日本第二次夺占金旅、大连后，在这里成立的是日本的“关东都督府”，后来又利用大清不争气的子孙赙仪，扶持了一个伪满洲国，“关东州”依然独立，俨然一块日本的海外领土。赫赫有名的“皇军之花”——日本关东军，就组建在这里，又从这里出发。 1931年“九·一八”以后，又一路跟着英武的张少帅，把山海关以外的东三省全部占领。 山东地面上，日军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德国手中夺占了青岛和胶州湾，并获得了胶济铁路沿线驻军、采矿等特权。 就是说，在全面侵华战争暴发前，日本早已在这两处打下了钉子。 大清的拱卫之地，就这样被当成了“跳板”。 …………………………………………………… 在与大清开战的这场战争中，伊藤博文主导着，给陷入迷雾中大本营指明了今后的进军方向——日本军刀指向山东。（上一章第六节“辽阔战场谁能主导”内，已做初步讨论。） 日军为什么进军山东？ 日本真的是要夺取山东，为进击北京做准备吗？ 非也。 进击北京，这只是伊藤给日本大本营，给日本海陆军描绘的一个愿景，引他们上钩的。否则，便难以得到他们的认同。从这我们看出了伊藤博文的阴险、老辣。 这一手简单而直接。其实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奥妙。 伊藤是一位真正的战略家，也是日本政府唯一懂得战争经济学的人。 也是更理解“战争最难的不是如何开始，而是如何结束”这个道理的人。 为了日本的利益，他和日本的军国分子们一起推动了对大清的战争，这一点他们是相通的。但唯一不同的是，他时刻关注这场战争应该如何收场。 或者具体说，他懂得双方实力消长的秘密。 而他做的选择，正确之处，恰恰是他紧紧地把握了发动这场战争的本来目的——为了日本的利益，而没有被冲昏头脑，失去这个目标。 在作战的每一步，他都在为战争在确保最大收益下的收场作准备。 …………………………………………………… 山军发动山东作战，消灭北洋舰队是第一目标。 这一点，从日军发布的命令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至于下一步，要看实力。 但从相关的资料看，我确信伊藤其实有割占山东的想法。 还有一个潜在目标，打击大清的抵抗意志。 用这种“山东失陷”到“必攻京城”的必然逻辑诱导大清，增加大清朝廷的恐慌，直接逼迫大清屈服。 这是一个风险可控，相对保险，不超出日本的攻击能力的顶点，特别是不会挑战列强容忍底线的绝妙一招。 而且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相配合——大清对山东的防守，极为薄弱。 极为薄弱的问题，答案在于—— 清廷并不重视，重心不在山东。 京畿重于辽东，辽东重于山东。 清军被吸引在京畿和辽东这两个地方之后，于是，日本人又在山东方向刺出一刀。 一刀，便刺中了大清另一处十分关键、却又十分薄弱地方。 …………………………………………………… 日军的战略选择，让我思考：大明朝末期为什么将鸭绿江口延至锦州、山海关一线岛屿，至威海卫海防，全由一个人管，叫登州卫所。 为了加强这道环海防线，大明甚至在山东地界上划出登州莱州二府，单独设立了一个登莱巡抚，后来还进一步从山东分离出来，升格成为与山东巡抚同级别的军事行政机构。 秘密其实存在于一个共同的原理：海防。 山东、辽东，如同两个臂膀，守卫渤海，可以两个拳头打人。 但两个拳头打人，对于一个只有6艘主力战舰的北洋的规模，是不可能完成的。 如果北洋能扩大到18艘主力战舰，日军绝不敢到海上来找大清的麻烦。 可悲的是，大清本来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事后痛悔，又能向谁说？ …………………………………………………… 从记载来看，伊藤并没有费多大的劲，就让大本营同意了自己的意见。 为进攻山东，日军进行了长达几十天的登陆准备。 甚至，为了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北洋舰队完整地落入日本手中，不花钱地扩充联合舰队实力，日军还准备了劝降信。 针对威海卫作战，日本大本营重新改编第二军，组建了新的作战部队——“山东作战军”。 “山东作战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下属两个师团：第二师团，包括步兵第三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山口素臣)和步兵第四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伏见贞爱亲王)，陆军中将佐久间左马太为师团长； 第六师团，包括步兵第十一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寺安纯)和混成第十二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长谷川好道，部队参加了辽东半岛战役，正待在旅顺)，陆军中将黑木为桢为师团长。 为这支“山东作战军”的组建，日本抽调了国内仅有的两个师团现役正规部队，堪称倾巢出动。整个日本除了镇守东京、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基本已经成为空城。 这种拼尽全力的一击，当然对大清朝是一个巨大压力，但却使日军失去了战略回旋的余地，为下一步列强乘机抢夺“猎物”留下了空虚。 但这已是后话。 …………………………………………………… 12月14日，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便给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下令，要求联合舰队协同第二军攻占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并运送第二军在山东半岛登陆。 16日，大本营正式电令伊东： “一、目前敌舰队退缩威海卫，不出应战，成为我军日后进兵渤海湾头作战之障碍，应予消灭。为此，海陆两军须进占威海卫。 二，贵官护送第二军登陆，并与之协同占领威海卫，消灭敌舰队。”[日本海军军令部：《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下卷] 这些命令，明确了日军此次进攻山东要达到的首要战役目标——消灭北洋舰队。 其次，是进占威海卫。 甚至可以认为，敌人计划进占威海卫附近地区，也是为了消灭北洋舰队。 …………………………………………………… 为达以上战役目的，日军精心准备了两手。 一手海陆配合攻取，一手采用诱降的办法。 关于诱降，也是基于日军的情报判断。 日军在甲午战争中著名的四起情报评估案例中，其中著名的一起，是掌握列强干涉战争的容忍底线，回避过早进行直隶作战。 而另一起比较得意的成功的案例，就是解读清国舰队最高长官丁汝昌的个性，利用劝降信和军事压力瓦解北洋水师军心，成功招降，覆灭大清舰队。[宗泽亚《清日战争》] 对大清的武力逼迫，在战略心理战之下，竟然还有战术心理战手段，这多少为我们揭示了山东作战的幕后诸多策划的多维。 …………………………………………………… 日本作战方略确定以后，有参谋军官向伊东献计：为了达到尽可能不损伤我舰，最好还要全部俘获清舰，可采取先围困，防止他们逃逸，然后待他们弹尽粮绝了，再促使丁汝昌投降。（“覆其根本，宜备敌国舰队出击及其遁逸，务不损我舰，不使敌舰沉没。待及弹竭粮尽，土气沮丧，以令丁提督降。”[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伊东深受启发，便派参谋长鲛岛员规到金州城，向大山岩汇报诱降计划，大山岩大加赞同。12月10日，伊东和大山两人又见面商谈了诱降的具体办法。 接下来，就由国际法顾问、海军教官，据说也是有名的文士高桥作卫捉笔，分别用汉文和英文起草了两份致丁汝昌的劝降书。 劝降书嘛，当然是从侵略者的立场出发，颠倒是非，挑拨离间，极力劝诱。 在那份中文劝降书中，日本人打算劝丁汝昌“弃小节而全荣名”，效法李陵之降单于。据说这份处劝降书博得许多日本侵略分子的齐声喝彩，被点赞“情理兼备，洵为不朽名文”。 但大山岩这个“中国通”可能更了解，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投降的，李陵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是个不光彩的人物，所谓“弃小节而全荣名”又为中国人所鄙夷，恰恰相反，中国人尊崇的是“舍生取义，以全名节”，投降哪是小节问题？投降者只有贪生怕死，哪来的“荣名”？所以这样说其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几经斟酌之后，大山岩选定了英文的那份。 我看到的这份，是大多数人所看到的，流传下来的中文翻译版。 这份劝降书看似巧妙地改变了一下角度，拿中国历史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一雪会稽之耻的典故来说事。可这对于中日之间的情况，到底有什么可借鉴的？日本倒是针对北洋舰队，多次使用“卧薪尝胆”，看来是相当喜欢这个词和这个事，但我没法理解日本人的汉语理解能力。 接着又与此“驴唇不对马口”地换了一些例子，扯出法国总统麦克马洪（曾在普法战争的色当战役中被普鲁士军包围俘虏，获释后仍能任法军总司令和当选总统），扯出土耳其的苏里曼·帕夏（1877-18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中守卫普列文城，弹尽粮绝，率3万土耳其帝国守军投降俄军，获释后任土国陆军大臣），来证明投降不是坏事。 ——“末古末哑恒曾经投降敌国，以待时机；以后归助本国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国未尝加以丑化污辱，而且仍被推选为总统。土耳其的哑司末恒拔香，夫加那利一败，城市被攻陷自身成为战俘。等到归国的那天，即授军事长官的高位，成就改革军制的伟大功勋，也没有听到有阻挠他大谋的人。” 照日本人的意思，丁汝昌投身日本，或可东山再起，还能为大中国伟大事业做贡献啦。 劝降书还举出日本海军司令榎本武扬中将、大鸟圭介的例子（二人为旧幕府官员，曾结伙与天皇死抗），保证天皇会优待丁汝昌，高官厚禄不必担心。 ——“您如果来日本，我能保证我天皇陛下用大度优容的态度对待您。我陛下对待自己臣民的谋逆者，岂仅赦免其罪而已呢？如榎本海军中将，大鸟枢密顾问等，衡量他们的才艺，授职封官，类似的例子不少。现在，您非他本国的臣民，而且是传扬威名赫赫的人，其优待的隆重，自然必定更胜别人数倍了”。 实际上来讲，大山和伊东的劝降书，即使说得再好听，也不符合中国人的观念。那等于是为北洋引入一种新的战争观，甚至是为中国确立一套新的伦理道德。 这套好听的理论背后，哪一次投降，不是伴随着巨大的国家权益的舍弃，出卖？上山入伙还要带点见面礼呢。战败被迫放弃，又怎能不是予取予夺？ …………………………………………………… 但是，真正比较有杀伤力的，是信中详细地分析两国改革与保守道路的差异，说明大清必败、日本必胜的结局。 无法得知这位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刻与自己的战争对手谈论主题如此重大的国家政治问题。 日本军人从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开始说起，比照日本曾经经历过的辛酸历史，解剖中华帝国衰败的原因——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对于封闭的中华帝国来说，“更张新政”已是“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否则，这个巨大的帝国最终难逃覆没的厄运。 这段话命中了那个时期清朝的病根之一，即“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痼。 奇特的是，这些关于国家变革的理论竟然出自军人之口，由此可见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有着多么深刻的感受和认识，也可见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之深——本来日本的维新原因之一是剖析和吸取中国的教训。 不客气地说，这个论点，到现在还被一些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人不加辩别、不问时地地拣起来，或点头称是，或击节赞叹，甚至被一些人断章取义、恶意地运用（此类人和事还不少），以诱导一群人的随声附合。 更何况在当时，估计丁汝昌也找不到什么词来辩驳，仅因信中所言“保全自己以图大事”在所处环境下根本不可能达到，所以，被丁汝昌置于一边。但这封信，应该击中了丁汝昌的痛处，足以让他的信心崩塌，悲观绝望。流传开去，动摇清军军心。 ------------ 第二节跌进自掘的战略陷阱 读到甲午山东战场这段历史，象闯进了一个纷乱的“闹市”。不是迷雾，这里看倒能看得清，却让人头晕目眩。 各种行动，各种线索，交织在一起，就如一团乱麻。 这团乱麻之中，还纠缠着各种的矛盾。 山东省守卫的情况，本来海防、陆防便各归一家——海防，归北洋，而陆防，则归于山东巡抚兼提督。这是乱象之一，两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纠葛。 而在海防上，陆海军——舰队和岸防守军，也就是北洋内部，也产生了激烈的争执。这就是乱象之二。 于是，在大清的国土上，朝廷中枢——北洋，朝廷——山东，北洋——山东……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场。 要理清头绪，找到一条清晰的线条，说清甲午山东的战场，准确发现失败的原因，这个过程用轻松点的词语概括，也只能说是颇为不易。 …………………………………………………… 直到后来，我发现，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源自一个问题——北洋舰队的战略，何去何从？ 而问题的核心，又在于——如何保住舰队？ 就是围绕这个来选择，所有的战守问题才陷入了一个无解的循环。 …………………………………………………… 一切皆为保舰之需。 其实，这个舰队的存在于威海，才成了海陆军共同背负的大“包袱”。如若没有舰队，要威海港干啥？ 岸防炮台可以独自承担港口防卫，抗击敌舰队。甚至如果没有了北洋舰队，日本舰队都不会来攻，如旅顺。即使来攻，如果不敌，放弃即可。 没有港口所累，陆军可以进退自如，放手前出迎击登陆之敌。 如果抗登陆失败，陆军可迅速后撤，退守胶东半岛山地，还有扼守山东半岛的咽喉，制止日军深入内地，争取时间待援。 事情的发展，果然到了这个结局—— 威海失守，舰队覆亡，清军陆军最终还是退守到了胶莱这个险要的地方。 为了这个决策，李秉衡还再次背上了一个千古骂名。 …………………………………………………… 这个无解的循环就是： 为保船，船不能离港出海作战而必须依托港口。于是便必须力保港口。 为保港口，必须加强海防炮台。炮台一日不可无兵，必须原地死守，不能出去。 炮台不出兵，则陆路其它地方必须依靠山东地面兵力独立负担。 而山东兵力，本身就根本无力处处设防；舰队待在港里，单靠山东地面兵力无法完成反登陆作战。 到此为止。 我们可以开始反推，日军登陆——陆路失守——炮台不保——海港落入敌手，然后，就是不可避免的——舰队覆亡。 无解的选择，走向无望的结局。 …………………………………………………… 以上，就是山东战场的实际，也是导致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正应了那句话——在展开之初就已犯下的战略性错误，是无法在战役中加以改变的。 这决不是仅仅如多数史书上所归结的那样：山东战场失败，就是败在北洋与山东军之间的派系之争、相互分裂，还有北洋内部的矛盾内讧。 不可否认这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但那些在具体谋划和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只是让那个战略失误更加迅速、更加拙劣地表现出来。 …………………………………………………… 大清各战场都一直存在类似的问题，以为在中央的统一调配下，各系统能够通力合作，足以战胜敌人。 而等败了的时候，也顺理成章地把问题和原因统统归结到前敌“不够通力合作”上。 实际上，前边说过，这种落后得近乎原始的指挥体制，负作用远远大于正面作用。 最致命的，是它的指挥、控制能力欠缺。它在筹划组织上，根本不能满足军事行动所需的最为宝贵的精确、精准、精细。 在前线最需要最高层决定的战略目标上，大清恰恰没有定准，而是从开始便陷入了模糊和分裂。 那个把山东全部束缚住的“保全舰队”目标，或者具体说“保全铁甲舰”，就是大清中枢给确立的。 …………………………………………………… 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朝廷中枢都处于这种迷惘的状态。根本没有见到军机处那帮老爷们拿出一个完整准确的估价，一个通盘整体的考虑，有的只是在被动应付。 实际上，大清得到日本进军山东的消息并不晚。毕竟还有些朋友同情大清，从不同的渠道加以提醒，不定时地透露一些有用的消息。 1月9日，李鸿章接到来自伦敦驻英公使的一封来电，因此捕捉到了警报，综合判断日军即将有动作，急忙报告，“风闻日本不肯停战。日本派兵已赴山东各口侦探，如有可以上岸之处，即将陆军渡上。”[《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但大清朝廷的第一反应，不是庆幸早知道，不是冷静，而是大吃一惊，继而引起了极大恐慌。 恐慌的是朝廷近畿的安全。 恐慌的是铁甲舰的安危。 对朝廷来讲，北洋已经是支撑战局，更是支撑他们信心的重要支柱。 就没仔细地，好好地研究研究，小鬼子这次来，到底是作何打算？ 身为北洋统帅的李鸿章也未必能拿得准，日本人的真实意图，战略目标在哪，准备打多大。 但他不用想也知道，威海必然遭劫，北洋舰队必定危殆。李鸿章第一想到的，也是铁甲舰的安危。 …………………………………………………… 唯一最有心理准备的，我认为当是另一个悲剧人物丁汝昌。 虽然在旅顺危急之时，他带舰队匆匆脱离险境，但却不可能置身于战火之外。旅顺陷落，北洋暂时避免了覆亡，但接下来辽东的局势，并没有将日本人赶下海去，或者拖入泥潭。丁汝昌明白，生死一决避无可避。 所以，即使有传闻日军下步将直扑山海关，丁汝昌鼓励官兵，日寇想拿下山海关，绝没那么容易，“倭赴榆关，料不易逞志”，仍告诫舰队官兵，“铤而走险是其惯习，宜更防其回扑我境也。”特别指明要提高警惕，预防敌人玩弄“声东击西”的诡计。 连日来，他极力振作，与北洋和山东将领筹措水陆战守问题。要知道，他是身上背着纷飞的弹劾，头上顶着“革职拿问”的处分的，理论上讲，他已经连官都不是了。 这次，日军动向果然不出他所料。敌人水陆大军进逼，北洋舰队的处境他也十分清楚。 然而，实情却让他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 还是保船的问题。身为舰队指挥官，他一直在如何保船、又如何击敌上，艰难地判断、小心地选择行动。现在，朝廷希望保船，钦差刘坤一特地到天津，与北洋的主帅李鸿章交待，要以保船为要。这已经成为他所有行动的首要出发点。 为此，有些矛盾便无可避免了。 他甚至还要背上一项坚匿不出的骂名。同时，忍受着敌舰在家门口登陆却不出击的耻辱，还有坐视日军肆虐的痛苦。 …………………………………………………… 在“保威海、保舰队”这个保守的目标之下，山东军事力量的体系动转上，不能不受制于这一关键的制约因素，也增加了协调上的复杂。 对，复杂，思来想去，我觉得只有这个中性一点的词来形容比较恰当。 威海，直属北洋。 周边威海烟台一片，还有一个东海关道，体系上，也属北洋大臣。 威海港的北洋舰队，岸上炮台的守军，均为北洋系统，有的就出于淮军直系。 除去以上，其他的行政区，还有防军各镇，均属山东巡抚。 那么，山东省的驻军就是北洋威海基地赖以生存的拱卫部队，也是海军对决时的直接后援。 随着形势的日渐吃紧，从日本军队的部署，以及从大清和北洋的策略，都决定了此战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威海后路安全，在于陆上能否守住。 所以，此时北洋大臣与山东巡抚，抚军与北洋将领之间，能否配合默契，对于战守的成败利钝有直接影响。 …………………………………………………… 前期，山东巡抚福润与李鸿章相处还算容洽，商量事情也比较顺利。福润本人也积极备战，招兵买马，东省驻军得到了一定的加强。 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山东半岛局势日渐紧张之时，矛盾便更加突出出来。 尤其是此时，李秉衡上任，同时也是带着一串成见（包括后人猜测的部分）来的，阵势大不一样。一手抓防务，一手抓弹劾北洋，还负责起抓北洋逃将，吓得龚照玙在烟台不敢上岸、卫汝成上岸后赶紧化妆改扮。 这就是前文第二十章第四节所讲，李巡抚主动掺合进清流与淮系北洋的斗争，被研究者铁定划进“圈”来的那些事。 这是相当悲剧的事。 实际上，说清流与北洋的“战场”由朝廷打到了山东战场，仔细看有点夸大，而且还不够准确和深刻。 但这些事情，造成巡抚与北洋之间的隔阂，甚至出现裂痕，对山东战场的负面影响，却无论如何不能否认。 …………………………………………………… 特别是，12月12日，还被自己弹劾过“避至威海，以为藏身之固”的北洋舰队，真的是净琢磨着躲在港里保船了，不知道李巡抚又生出什么新的感慨。 军舰不出，击敌于海上或击敌于半渡的机会没了，大清陆军只能面对漫长的海岸线，去独自应付一场来自海上的登陆。 不过，从此时起的记载来看，这位山东巡抚反而缓和了“弹奏”。 或许，李大人虽然激愤和痛恨北洋将领，但北洋舰队毕竟是大清的支柱。山东地面的防御，重心向沿海转移，这是无法推脱的。丢城失地，毕竟还是山东的事。 大敌当前，更或者有更急切的事情，需要巡抚去办吧。 ------------ 第三节“局于一隅”的清流巡抚 旅顺援朝鲜，旅顺薄弱失守；山东援旅顺、辽东，山东又面临危险。 当然，原指望增援辽东能痛歼敌人，或拖住辽东的日军，没想到自己被拖住了。 现在可以理解，李秉衡的处境——他担心的事演变成了事实，终于发生了： 山东增援辽东，可却没人来增援山东。 求爷告奶，却打动不了朝廷，迟迟得不到增援，等日本人占领了辽东半岛，再腾出手来，打向山东半岛，可就一切都晚了，没人来救李秉衡了。中的日本人这一招，就叫各个击破，不知道李秉衡现在想想，会不会后悔？ 对他来讲，这真是悲剧。 …………………………………………………… 李秉衡(1830—1900年)，字鉴堂，奉天庄河（现大连庄河）人，祖籍山东福山。早年捐了个县丞，历任署理直隶完县，枣强县知县、蔚州知州、永平府知府。由捐官出仕而升至督抚，这种凤毛麟角的现象，说明他绝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查阅资料，记载中比较醒目的，是他为官廉正，有“北直廉吏第一”[《清史稿列传》]之称。在所任上，不乏兴利除弊，赈灾救恤的事迹。曾被朝廷委办安州水灾，一切工作都是绝对的身体力行，“不假手胥吏，户口必亲查，票必亲填，日历风霜冰雪，每夜归，膝至足皆肿”[《清史稿列传》]。不管是给朝廷办工程，还是主政一方，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自己不贪钱，所以也能给朝廷省钱——不虚报不冒领，还能把住关口，很多时候还要自己想办法筹钱。所以，李秉衡升任四川总督，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每年能给国家省下100多万两银子。 再就是，有一定的战功。中法战争爆发后，以臬司护理广西巡抚，实际上负责了后勤保障工作，对各军一视同仁（不象国军一样供给也要分出系统，有厚有薄），“于客主各军将领苦心调和，粮饷军火不分东局西局，但择其急者便宜应之。”[《甲午战争史》]为清军取得攻克谅山、镇南关大捷做出过突出贡献。 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军事才能，所以被朝廷倚重，在最需要有人倒霉的时候，委以山东军政大任。 要说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人是个极为古板的人物，顽固得不行。顽固到经常因此而丢官。前边越南、广西大胜，本来有功该升官了，遇上朝廷派人与法国人勘界，李秉衡“与议不合，因乞休”——因为不同意边界划分，辞职不干了。还有一次，就是升任四川总督，正巧此时德国以“巨野教案”为由把军舰开进胶州湾，要占青岛，老李觉得这是自己的事，“土地不可自我而失”，就坚持留下组织跟德国人干仗。但朝廷不打算跟德国人打，这次又是跟朝廷意见不合，李秉衡直接被朝廷免职了。 当然，这其实是为人“直”的表现。 李秉衡的顽固，主要表现在他与洋务派的格格不入。 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后来他得到了清流派张之洞的大力荐举，所以，一般李秉衡被认为是清流派。在甲午战争中的一些所作所为，包括前边讲过的增援辽东上的拖延、对北洋系官员的弹劾，更让他被认为是清流派、帝党。 甚至有人推断，在帝党的谋划中，李秉衡还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按计划，他将是接替李鸿章的人选（前边提到过），而且未来还将是接替翁同龢，成为帝党的领袖的头一个人选。我查了一下，这种推断，似乎仅仅是因为翁同龢对他十分看重，评价到了“文武将才，真伟人”的夸张的高度。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迷雾。李秉衡这位被历史加以此种定论的人物身后，难道没有更多可能吗？ 其实这些事发生在一个古板而顽固的人身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仇视北洋也好，欲置丁汝昌、卫汝贵于死地，是因为不察情况，实际也是缘于内心的正义感，认为北洋将领怯战、避战，临阵脱逃，有负朝廷，有负国人，理当该杀。 这位遇外敌必言战的官员，最终也是死于国难。 1900，八国联军攻下天津大沽，担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蘅率军出战，在杨村（今武清县）兵溃，退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服毒自尽。 不知此时，他可会理解丁汝昌？ 清史评价李秉衡，把他与这一年抵抗外侮的聂士成、寿山、荣光、凤翔等将领并列，赞扬说：“秉衡清忠自矢，受命危难，大节凛然，此不能以成败论也。联军之占津、海也，长驱而入，唯士成阻之；俄兵之侵龙江也，乘隙以进，唯寿山拒之：固知必不能敌，誓以一死报耳。荣光争大沽，凤翔守爱珲，虽已无救於大局，而至死不屈，外人亦为之夺气，何其壮哉！”[《清史稿列传》] …………………………………………………… 在朝廷眼中，李秉衡是一个“能战之人”，甲午战争爆发后，朝廷还以山东为畿辅屏障的原因，让安徽巡抚李秉衡和山东巡抚福润互换了一下。 9月11日，李秉衡到任，上来便开始整顿防务，撤换了一大批不称职或渎职的文武官员。 其次，就是亲临沿海重要口岸，用了一个月时间到登州、烟台、威海实地考察，特别是把办公地点搬到烟台，想办法加强烟强威海方向的防务。 但是，条件所限，他所做的事效果上实在有限。 如在烟台，他发现城西沿海有天恒山，城东海岸有绵延十里的沙冈，命令防营在天恒山顶赶修了土炮台，围以后墙，又沿沙冈赶挖长沟，筑避炮的土墙。 炮台修了，炮呢？李秉衡从烟台找到五六千斤的炮数尊，运往山顶安放。把从各地查访出来的五六百斤和千斤广炮，皆排列沙冈之上。 注意，这些找出来的大炮，可不是什么新式克虏伯炮，而是老式铁炮铜炮！面对海上的军舰，也就是壮壮胆吧，撑门面都不好意思说了。 难怪他自己也在奏折中，毫不避讳地讲，“期于毫无把握中力求守御之法”[《奏报驰抵烟台一带筹办海防折》，《李忠节公奏议》]。 就这几门炮，被后来不少人拿来证明李秉衡应付差事，甚至是故意给北洋舰队防务“使绊子”。冤枉吧？自古说别人都是上下嘴唇一合，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或者上来一口咬定。但不要忘了人家的困境，如果李秉衡手里有现代化大炮藏着不用，却拿这些老铁炮来充数，也算是这项罪名成立，可实际情形偏偏不是。 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李秉衡也只有这样了。 …………………………………………………… 按李秉衡的设想，他想干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建立“大支游击之师”，以巩固威海后路的防御。 李巡抚早就瞧出，“敌图威海，必先由后路登岸。”[《李秉衡致戴宗骞电》，《山东巡抚衙门档》]他的部将，烟台守将汉中镇总兵孙金彪也认为“威海既为水师根本，舰攻不利，或以陆队潜渡汊港，从后抄袭，则我全台俱难为力”，因此也强烈建议“非得大支援兵扼要屯扎，诚虑百密不免一疏。”[《孙金彪致盛宣怀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而这个大支游击之师，实际上，就是建立和保持一支强大的机动作战力量。 所以，李秉衡的认识是比较准确的。从抚军（山东巡抚的部队）将领与北洋将领的来往协调电报，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而且，建立大支游击之师，也就是保持强大的预备队和机动作战力量，是极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着。 …………………………………………………… 因为山东三面环海，光面向渤海湾一面，就有长长的海岸线要护。甚至连远至湾内的黄河入海口等处，全是大型军舰可以靠近的地方，处处设防谈何容易。 当时山东的驻军（加上北洋陆军）中有一半以上驻扎在山东半岛沿海一带，兵力为二十四营两哨，总计一万二千二百人。单从数量上看，兵力似乎还相当可观。但是，由于山东半岛海岸线绵长，地面辽阔，以二十余营分扎各处，显然无济于事。 保况，就是在烟台威海附近，据李秉衡判断，也至少有宁海、酒馆、威海西海岸、荣成成山头等四处，可能是日军进犯的地方。 所以，针对这个现实情况，唯有在关键地方布置一支机动作战力量，随时向日军进犯的方向驰援，才是可靠的解决之策。 可是，这支大支游击师，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原因，恰恰是在考虑成立它的最初需求上——兵力不足。 可见，认识和行动是有差距的，它基本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 造成兵力不足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朝廷。 嘴上说是对山东十分重视，视之为“畿辅屏障”，但现实中，在朝廷的整体布局上，它的地位要远远低于京畿。 这个战略指导，把十分倒霉的李秉衡填入了一个完全是悲剧性的地方。真是没有这么坑人的。 …………………………………………………… 山东全省陆军（含北洋陆防部队）共四十七营二哨，其中步队三十九营，马队七营一哨，炮队一营一哨。 到1894年6月间，形势渐趋恶化之时，时任山东巡抚的福润新练炮队四营，装备火炮三十六门。7月中旬，又增募步队四营，合原先添练之炮队四营，共八营，称福字军。其中总兵章高元带二营驻青岛，副将冯义德带六营驻济南。 中日正式宣战后，福润又令总兵曹正榜在烟台编成东字军三营。其他的，就是沿海十余州县筹办的民团了。 福润还计划编练十营，以补沿海兵力的不足，但尚未编成，便奉旨移抚安徽，由李秉衡接任。 李秉衡上任即发现山东半岛兵力严重不足，而且想招募兵马，又发现手里没钱，“筹办海防，款无所出”。 为了筹款，李秉衡釆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裁并局员，节省糜费”[《奏裁并各局片》，《李忠节公奏议》]，夺了一部分人的饭碗；一是清库挖潜，“移缓就急”[《奏分别筹款免借商本折》，《李忠节公奏议》]，就是东挪西借。在不到半月的时间内，筹集了三十万两饷银。 在得不到朝廷的支援情况下，这些，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再往下，就难了。总不能把所有人的饭碗都夺下来吧？ 局势危怠，对李秉衡有提携之恩的张之洞，也是大家公认的“清流”张之洞，拿着自己曾征收“赌博税”以扩充广东水师的经验，给他出了个主意：多方搜刮。变着法搜刮。 “……鄙人谓宜筹饷，未尝劝公扰民，请公访之相信之友人，或求之本省缉捕各弁，冒昧妄言，尚祈谅其无他，惶愧惶愧”[《甲午海战》引自《致山东李抚台》，《张之洞全集》]。理解这封含糊隐晦的信，一边再三表示说我不是劝你扰民，我这是这个意思，我也没别的意思，一边又告诉他要么让那些友人（指官绅商人罢）出点血，要么让手下去四里八乡勒逼（以捕盗为名抓人收赎身钱，还是以打仗为名层层摊派，还是收点特别税都可）。这种点拨，哪还是“清流”作风，已经近乎于流氓办法了。 但李秉衡确实没这么做。这个性格古板而固执的人，守着清廉名声，也难以做出这样的事。 …………………………………………………… 层层困难之下，李秉衡仍然—面积极添募勇营，一面调兵遣将，加强半岛的防御。 莅任之初，他即添募兴字军四营，驻防莱州，另添募练军一营，增防烟台。 10月上旬，将驻曹州之松字营马队和济字副中营东调，分别驻扎琅玡台和石臼所；又命莱州知府何鸣高招募莱边炮队四营，守备莱州海口。 11月，旅顺危殆，威海吃紧。李秉衡饬令青州驻防之步队一营、马队一营，以及驻济南之河成左营和河定右营，前往烟台；福字步队二营驻威海卫城西之田村(后移上庄)，福字炮队一营驻前双岛(后亦移上庄)。 所以，似乎也不能认为李秉衡对威海坐视不管、袖手旁观——这又是后人的一个揣测。因为从此后，李秉衡确实已无兵可调。而且，从现有资料，特别是当事的北洋系的电报当中，没有发现什么对李秉衡掣肘或坐视的抱怨言语。 …………………………………………………… 这段时期，李秉衡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到处划拉人。 然后，又只能拿划拉出来的人填进辽东、填进京畿。 就是说，他不但没有得到相当的加强，还不断地被抽调。 就在李秉衡加紧筹防的过程中，朝廷先是下旨，调走曹州镇总兵王连三，“统带所部马步练军北上”，还一并抽调了山东陆路劲旅数营，赴“津、通一带”（天津、通州）。而且非常恶心的是，人走了，还要“并由李秉衡拨定粮饷，配齐军火”[《奏总兵王连三遵旨北上折》，《李忠节公奏议》]，让山东地方支出了三个月的军饷，以及秋季底饷、公费和津贴，以及弹药。 王连三这部兵马北上，驻扎于北塘后路的军粮城，不但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还使山东的兵员减少，直接影响了山东的防务。 后来，我们知道的，朝廷又下旨调章高元四营和夏辛酉四营支援旅顺。李秉衡再三拖延，提出夏辛酉不宜远调。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派章高元带以上八营前往旅顺。这样一来，威海后路的防务更为空虚了。 调出的部队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减轻山东的压力，这是比较可惜的。而只有调出，没有补充，才是最倒霉的。 李秉衡的“悲惨”遭遇，从山东地面上的兵马数量消长上，可以一目了然。 …………………………………………………… 到12月28日，李秉衡在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也陈述了这种难为的情形： “现有先后调募共十六营，内只泰靖、精健两营系属旧营，余仅新募成军，未经训练，前订购外洋炮械亦急切未到。” “近已调扎酒馆三营、上庄三营，分布百八十里之间均系威海西面，后路兵力仍不能厚。又因荣成沿海地方空阔，不得巳抽拨泰靖、精健两营并马队一哨驰扎荣成，以顾威海东面后路。” “惟荣至威百余里之遥，实不敷分布，能得威海拔出两营，联络扼扎，声势稍旺。现合计备策应者竟无几营。其奏调之将领，并添募之营，年内未能到东。倘倭以大股来扑，力实不敌。惟有尽此兵力，勉为支撑。据实复陈。”[《山东巡抚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 这种局面，直到山东作战打响，仍未有实质性的改变。 随后我们会看到，即使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些大员纷纷出面呼吁，驻扎在京津地区的清兵也无一兵一卒支援山东。 而费尽周折才得到同意，从其他地区赴援的军队中转拨至山东的兵马，也因路途遥远，还有我们都知道的大清的交通状况和清军机动能力水平所限，未及时赶在威海陷落前到达山东战场。 李秉衡无奈，只能依靠现有的力量，勉强弥缝了。 因为陆防，就归他这个山东巡抚兼提督负责。而他也不能不背负起威海后路防御这个几乎难以完成的重任了。 ------------ 第四节北洋内部的战守争执 山东地区防务上分两块——北洋，山东。 而北洋负责的威海防御上又分成两块——舰队，岸炮。 威海岸防部队为威海港而存在。他们参与了威海港的建设，修建了炮台，又留驻成为岸炮队和卫队。 1887年（光绪十二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海军衙门会办李鸿章，奏准派绥军、巩军各四营到威海卫，以道员戴宗骞为统领，总兵刘树德、刘超佩任分统。 绥、巩军本是吴大澂在吉林帮助吉林将军练军时编成，后来调至山东，成为北洋系列。 1888年又调派护军两营驻刘公岛，总兵张文宣为统领。这支队伍，原是李鸿章的亲兵营，嫡系中的嫡系。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北岸的绥军，南岸巩军，刘公岛护军各增募两营。 驻威陆军达到了16营，一万多人。 这一万多人具体任务，还是全部围绕炮台。 而炮台，是护卫海港。与他们当初来到威海建设和守卫炮台时，是同样的任务。 可是，现在最大的威胁来自己陆上，也就是来自炮队和卫队的背后。 炮台守军的行动，应该最围绕舰队，同时考虑自己的具体处境，面临的实际难题。 而舰队呢？ 舰队也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法及时给炮台一个明确的答案——他们将何去何从。 …………………………………………………… 战争的实质，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唯有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 “消灭敌人，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 这些相互矛盾的原则，哪句对，哪句错？其实都是对的。在这一对辩证的矛盾当中，需要根据情势来判断，选择自己的行动。 是打过去呢，还是防守呢，还是……转身就走（当然不是单纯地跑了不回来了）。而且，我曾说过，进攻中有防守、防御中有进攻这个道理。 现在，大清、北洋，都面临这个问题。 …………………………………………………… 从清廷到内外臣工意见倒是一致了——保船为要。但是，如何才能保全铁甲舰呢？ 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彼此的意见分歧还相当明显。 光绪皇帝自己一度还主张主动出击。 这样考虑的理由嘛，非常符合军事原理：既然倭寇逼近，敌舰队必然会进犯威海军港。不如主动出击，联合海陆击退敌人。海军呢，既断敌退路，这样敌人也就无法靠近威海军港了。 用他在电寄李秉衡的谕旨中所说的，“现在贼踪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逞水陆夹击之诡谋。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威海一口，关系海军甚重。” 光绪还激励大家，“在事将弁兵勇，倘能奋力保全，将登岸之贼迅速击退，朝廷破格酬功，即丁汝昌身婴重罪，亦可立予开释。”[《军机处电寄李秉衡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从理论上讲，光绪的方法，绝对是个抓住全局关节点的招法，一招出去，解决两处问题——敌人别说靠近威海口，连岸都上不去，陆上也安全了。 可是……本钱呢？光绪所恃，是敌人畏惧的铁甲舰。 但在北洋海军舰只减少、镇远铁甲舰重伤的情况下，即使“乘间出击”，结局实在是难料。 如果再有完整的六艘主力舰，丁汝昌也敢冲出港去，海上迎击。不求有功，但求堵住朝中那些人的嘴，他也会干。 关键是实力。如果有那个实力，日本人也就不会来了。 既然没这个实力，只能采取守势。 丁汝昌所想的，正是依托岸炮，首先“保护自己”。同时在敌人来攻的时候，还能合力保港，做一点贡献。 …………………………………………………… 于是，丁汝昌提出了一个“水陆相依”的策略。 早在1月13日，朝廷命令李鸿章筹措威海的防御，“悉心筹酌，饬令海军诸将妥慎办理”。李鸿章判断，“查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采取水陆夹击之势。所以命令丁汝昌考虑“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做到“水陆相依，庶无疏失……”[《寄刘公岛丁提督刘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丁汝昌就抓住了“水陆相依”，与诸将合议，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 一、根据敌我舰队的力量对比，军舰与炮台互相依辅是唯一可行之法。 二、威海与旅顺港口情形相异，水面开阔、回旋余地大。（也特地表明，不会出现皇上担心的“若敌船逼近，困守口内，转致进退不得自由”的情况。） 三、威海后路地阔兵单，全靠后路有大股游击之师，防敌抄袭后路，庶几威防可固。 这个方案，到了李鸿章同意，“海军所拟水陆相依办法，似尚周到。”[《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 这俩人配合默契，真不够地道啊。 丁汝昌的计划中，竟然还管上陆军了，把球踢给陆上，全靠后路的“大股游击之师”。 当然，他也不仅仅是难为李秉衡。李秉衡那点人也不够。 丁汝昌寄希望的，是向皇上要来“大股的增援”。 …………………………………………………… 因为要保船，丁汝昌皆力反对关于舰队出击的命令，或任何离港的要求。 并且不惜称：若海军一走，陆军心寒…… 当然，后来让他突围，他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而另一方面，也因为要依靠岸上防线保船，丁汝昌皆力反对任何削弱岸防力量的方案，希望确保陆上的安全。 …………………………………………………… 从当时威海设防的情况看，尽管北洋舰队力量大为削弱，但日军要想从海上攻入还是极其困难的。威海防御的弱点仍在陆路，而陆上炮台则归陆军指挥。 都是为了守威海，在选择防御方式上，主动出击还是固守炮台？ 北洋提督丁汝昌自己困守一隅，当然只能寄希望于岸上火炮的支援掩护。 所以，他不希望戴宗骞主动出击。 恰恰在陆上炮台的防御问题上，丁汝昌与威海陆军主将戴宗骞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针对如何防御日军从陆路进攻威海，戴宗骞有自己的理解，提出了“御敌于境外”之策。 就是说，不能困守在炮台内，而应该出去，甚至到海边迎击登陆的敌人。 他认为：御敌于境外，还能以战为守，如果就这样纵敌深入腹地，那敌人一股锐气地围攻，我却被动困守，与其束手待毙，何如先发制人？ 他还准备将威海陆上防务一并交给丁汝昌兼管，自己亲自带队出去迎敌。 戴宗骞“御故于境外”之策并非不好，但抽调主力去打游击，后路炮台，却是非常冒险的一着。 …………………………………………………… 平心而论，丁汝昌当然理解前出迎敌，或许更能把握主动权。但兵力有限，却是最大的担忧。 所以丁汝昌坚持“游击之师不得不仰仗抚军”，并对挑选精锐，以备亲率出击的戴宗骞加以劝说：尊意万一倭寇登岸，便亲率精兵迎击，倒是能机动防御，得时得势。只是兵力单薄，你一走后路空虚。委以鄙人照料，我临战在海上分调船艇，都恐怕照应不过来，岂有余力指挥岸上战斗事宜？请念在威海陆路关系全局，全靠兄弟的份上，还要同心同德，合力固守。[参见《甲午战争史》引《丁汝昌致戴宗骞书》] 李鸿章也不同意戴宗骞率队远出。告诫戴宗骞牢记湾旅的教训，如果迎击失败，部队败逃，炮台必定失守，就会重蹈大连、旅顺的覆辙。所以严令“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但是，戴宗骞仍不愿改变主张。 丁汝昌又给李鸿章发电报，表明自己的顾虑，称：按照“戴道意，敌无论何处登岸，以抽绥巩军队驰往剿捕为重”，只是万一不支，后路炮垒若再有失，被敌人所用，那么各军舰就难保了。 但戴宗骞也是有自己的见解，既然说到湾旅教训，他却敏锐地看出，炮台失守，则港口不保，倒是实情。但炮台失守，恰恰是因为困守炮台、不远去迎击所造成的，此前大连湾、旅顺的教训就在这里，“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所以戴宗骞仍要求李中堂俯采自己的意见，让自己因地审势，在战守上既布署好炮台，也要把住外围的险要，“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据《戴道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事实上，我看到戴宗骞，脑子里又浮现出另一员战将——徐邦道。他的这种看法，与当初徐邦道的看法几乎一致。 而事后判断，出去迎击，它的价值不在于一定能立刻反败为胜，而在于，或许拖住敌人，迟滞敌人，用牺牲迎来一个战场转机。 相比之下，更高层的认识上，却缺乏一个变化的、动态地看问题的视角，既没有动员山东清军全部实行这一办法，大举迎击，也没有为戴宗骞出击带来的威海空虚找到办法，以提供支持。 按说前方将领能提出一个建议，哪怕有冒险的地方，只要可行，作为上级，就不能认直吸取，大胆支持，并为之弥补漏洞、创造条件吗？ 单盯着这些方案的优缺点，反复比较，难以取舍，试问，世上有多少方案能是完美无缺的呢？ 反观对面的日军，在这方面，却几乎都是我说的这种方式——大本营也好，上级也好，很少有截然断然地反对，而是让前方将领尽情挥洒。出彩的似乎不是大本营，而更多的是前线指挥官。 所以可惜，戴宗骞的处境和当初的徐邦道也是一样的。 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李鸿章的态度有所改变。 但事实看来更主要的还是在丁、戴二将关于威海防御之策的争论中，调和一下罢了。所以，只同意他派三个营到前路抵御。并称山东军还有三个营作为游击，“东军、戴道三营均打游击，只要真打，可牵贼势。” 这种折中式的处理办法，以山东陆军，加上戴道三营，区区六营之众怎么能“牵贼势”呢？ …………………………………………………… 戴宗骞在自己的防御策略的施行上，受到丁汝昌牵制，而在炮台布防问题上，丁汝昌没有答应代为照应，却还时常插手，二人又在这上面闹起了矛盾。 威海后路炮台，如两臂环抱海港，分别称为南帮炮台、北帮炮台。 深谙陆战之道，又有旅顺的教训在前，所以更加留意之下，丁汝昌已经发现威海南帮炮台的布防存在严重问题，不但只注重了对海攻能，而对后射击能力弱，而且自身防护上，也有重大缺陷。 特别是有一座龙庙嘴炮台，被隔在用作护卫的长墙外，也不在山头上，最容易被抄后路。所以，他与南帮炮台守将刘超佩约好，“水陆共护此台，倘万不得已，拆卸炮栓、钢圈底，归鹿角嘴炮台，免致为敌所用”[《丁提督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当日军行将迫近威海时，丁汝昌见情况危急，又“挑奋勇安插其中，暗备急时毁炮”[《丁提督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从电报和一些史料推断，丁汝昌所挑“奋勇”，一定是从舰队水兵中挑选的，“自己人”的观感强烈，而安插在炮台上的作用，是准备危急时，把炮炸掉，防止被敌人夺走。 戴与丁汝昌的矛盾，无非是观念方法之争。丁根本无力左右，就使出这么一招，戴宗骞前脚一走，丁汝昌还派人准备先将炮台备用的钢底、钢圈等大炮零部件收走，存放到刘公岛上。 在任何人看来，这明显都是一种极为不信任的表现。 而且这些动作，事先并未跟戴宗骞商量，好似故意瞒着他，这让他大为恼火。 这有点意气之争。本来戴宗骞就清楚各炮台在山顶，而兵舍弹药库在炮台背面山坡，有不利于防守的弱点，才提出前出迎敌的。这一闹，他又向李鸿章打报告，又是与丁汝昌、刘超佩争论，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情绪，以“宪谕特言台炮能回打，龙庙嘴台亦能回打，因甚轻弃？”强烈反对拿走炮台的东西。甚至还讥讽“威海还未见敌影子，就吓成这样！半年来，淮军所至纷纷披靡，又何足为怪！”[据《寄丁提督刘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攻击丁汝昌，“禹(廷)如此胆识，焉得不弹？” 大敌当前，而海陆主将交恶，一场官司又打到李鸿章面前，这轮到李大人大为恼火了，更加以严斥：“吾令戴与丁面商妥办，乃来电负气争胜，毫无和衷筹商万全之意，殊失厚望！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拚老命而已！”[《寄威海丁提督戴道等》，《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都把李老大人逼到这个份上了，也真是不够意思。 不过李大人虽然照顾戴宗骞有守炮台的责任，觉得丁汝昌方式上有些不妥，但还是认为丁汝昌的意见有道理，又叮嘱戴宗骞加以考虑，提前预备。 然而，是非难靠嘴辩清，实战中，却见真理还是缪误。事情果然不幸如丁汝昌所料，龙庙嘴炮台最先被敌占领，并为敌所用。炮台没有及时炸毁，钢底、钢圈也未及卸下，使海军及岛内炮台均受威胁。 无奈，为时已晚矣！ …………………………………………………… 淮系军队内部在威海防守策略上出现的这场争论，凭心而论也是正常的辩论，李、丁的意见，实际上也是出于无奈。而戴宗骞主动出击的方略，实属可嘉，但兵力单薄，以一两支小部队出去游击，估计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至于说威海海陆主将不和，不能和衷协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成为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却觉得有些言重了。 山东之败，威海之败，根本上还在于大清的战略不对和筹划组织不力上。 不过，单就北洋一隅来说，综观近代以来各国海军的常规做法，以一名主将统领岸防和海军，是更为有效的方法，更符合军事学原则，也符合领导学、管理学的原理。 战后，有海军将领总结教训，认为应该使“沿海各带炮台，水雷营等处，须归海军提督节制，作为一气，不啻唇齿相依。”[《曹嘉祥、饶鸣衢呈文》，《盛档．甲午中日战争》]却是一个鲜血换来的极为深刻的见解。 ------------ 第五节日军乘虚登陆荣成湾 成山头，传说当年徐福这个方士骗了始皇一大把银子，外加两千童男童女，入海求长生不老药的地方。据说，日本人自己也说，徐福东渡就是去了扶桑——日本别称。后来中国有时称日本为扶桑，日本人也很乐意认，因为扶桑树是中国传说中太阳神、三足金乌休息和升起的地方（《说文》所谓“神木，日所出也。”） 这可能是最早的中日之间有过温情的例证。 徐福走后，秦始皇等之不来，亲临东海，就在成山头，翘首期盼。 2000年之后，没想到，迎来了一群群倭寇。 而且，这次的可不同于明朝时候的日本海寇了。 …………………………………………………… 日本人选择成山头南侧的荣成湾不是偶然的。得益于前辈倭寇的经验，还有长期的努力。 这里的地理形势早就被日本军部所注意，并同中国很多地方一样，被日本人详细勘察过。 1888年12月，海军大尉关文炳奉日本参谋本部密令，赴威海卫及胶州湾侦察，往返历时七十天。回来后，写了一份《关于威海卫及荣成湾之意见书》。 日语“意见”一词，更多是“建议”的意味。意见书中讲述：“荣成湾位于山东半岛成山角之西南，西距威海卫水路约三十海里。……本湾甚浅，湾口宽阔，并非好锚地。但此处能避北风、西风，底为泥沙，适于受锚，无论遇到何等强烈之西北风天气，舰船亦可安全锚泊。” 就是说，这里的条件非常适合登陆作战。 所以，关文炳建议，“故欲攻占威海卫，必先取此湾以为基地。”[《甲午战争史》] 联合舰队接到接到军令部命令后，伊东于12月23日又派“八重山”舰长平山藤次郎海军大佐带领数人，到荣成湾附近海岸侦察，选择理想的登陆地点。 25日，平山藤次郎乘“高千穗”舰到到达荣成湾，进行了详察。还派出一艘小船尾随渔船靠近海滨，把几名村民诱到船上，伪装成观战的英国人，询问岸上情况。“即用为向导，视察湾内，审得其山川形势及民俗情态而还。”[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纪》] 26日，平山回大连向伊东递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认为荣成湾内龙须岛以西一带海滩，是比较理想的登陆地点。 首先，“海湾宽三千余公尺，长二千五百公尺，湾口水深五寻，愈近岸水愈浅，湾内可停泊大船几十艘。东、西、北三面都是大陆环绕，惟南面向海，故在此季节，几乎不必担心风浪。……底系沙地，直至岸边，水深适宜，用舢板和汽艇可以靠岸。若事先准备栈桥材料，人马皆易于登陆。” 其次，“滩头有十五六棵松树，有道路通行，埋有电线杆，近岸处可容纳舰船。其地形基本上不便于敌军之潜伏。”[《八重山舰长平山藤次郎海军大佐的侦察报告》，见《日清战争实记》] 日本大本营很快便批准了从荣成湾登陆的方案。 日军侦察到荣成湾地形适于登陆，此处清军部署薄弱，而且，正符合日军从后路进攻威海卫的战役构想！ 正如关文炳所说，“从荣成湾到威海卫距离不过十七里（日里），先在荣成湾备好远征陆军由陆路前进，拊威海卫之背，舰队由正面进逼，以击威海卫诸炮台，海陆配合，前后夹击，使彼腹背受敌，进退失据。此余设想攻占威海卫之最易方法也。”[《甲午战争史》引自关文炳《关于威海卫及荣成湾之意见书》] 好一个建议，与小川又次攻击旅顺港的建议如出一辙，异曲同工。这才是最主要的。 为实行这个计划，日本陆军也几次乘船至龙须岛附近登岸，深入半岛进行现地侦察，不仅了解了到威海卫的道路情况，而且“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 山东清军一直把威海烟台北海岸作为防御重点，却没有想到，日军却在成山头登陆，横越山东半岛，向威海侧后迂回。 …………………………………………………… 对日本人来说，一切已准备就绪。 根据日本大本营的部署，新编成的第二军自1895年1月10日开始，分两批向大连湾集中，至16日，“山东作战军”所有部队已全部在大连湾集结完毕。 东北大地，白雪铺地。太阳旗飘扬的大连湾、旅顺口，顿时船泊云集，热闹非常。日本将士对即将到来的作战充满热情，“貔貅勇士皆踊跃待命。” 大清也捕捉到了这个异常变化的信号……虽然是这样。 在此前10日，乃木希典混成旅团疯狂北扑，清军丢失盖平，宋庆正努力组织营口防御。 16日这一天，依克唐阿和长顺两军击退日军侦察队，迫近海城，准备于第二天的17日，发起对海城的第一次反攻作战。 但这一天，朝廷上讨论的，却是对卫汝贵的处罚。热热闹闹两刻钟后，在中枢大臣们的极力主张下，很快决定了一名将领的生死。 这个组合，还有时间上的“巧合”，事后看来，真是别有一番讽刺和苦涩意味。 …………………………………………………… 在第二军向大连湾集中的同时，日本联合舰队也重新将战舰编为五个游击舰队。海军还制定了周密的掩护陆军上岸和协同陆军作战的《联合舰队作战大方略》，包含《护送陆军登陆荣成湾计划》、《鱼雷艇队运动计划》和《诱出和击毁敌舰计划》，等一系列具体方案。 这一套计划方案，按照登陆前期战斗、登陆作战、威海卫作战等阶段，详细规划了各阶段的行动，并对各游击编队任务进行了明确，以达到精确协同。 特别是，还针对大清陆海军可能的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应对方案。 第二军则同时编制与海军相协调的航渡计划，登陆和陆上作战方案。 海陆两军最终计划，是从进攻南帮炮台开始，陆海协同，对威海卫实施水陆突击。 我估计这个计划，他们已经想了很多遍。在作战发起起，他们肯定也在图上推演了很多遍。 …………………………………………………… 山东半岛作战的第一声炮声，却是在登州（蓬莱）响起。 这是根据作战计划，在登陆荣成湾之前，日舰第一游击队先对登州进行的牵制性炮击。 这种“声东击西”的手法，目的就是制造向威海进攻的假象，以牵制山东半岛西部的清军。 1月18日，第一游击队司令官鲛岛员规率“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拂晓时自大连湾起航，午后3时，驶近登州海岸，日舰十五公分炮开始炮击，炮弹落入城内造成两处起火。 清军立即备战，从府城东门外海岸发炮还击，但因射程不够，多数炮弹落入近海。4时5分，炮声停息，日舰向北过长山岛，驶向鼍矶岛停泊。 警讯猝然在登州响起，当天，李秉衡接到报告，电饬“各营连夜整队严防”。[《李秉衡致李楹电》] 19日下午1时45分，日舰再次炮击登州。 这次，登州守备愈严，反击也猛烈了许多。 日舰人员观察，“丹涯(崖)山炮台俄发大炮，诸炮台皆齐发射，势颇猛烈。”炮弹飞来，“过吉野舰侧，远落海中，高扬波涛”。[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原来丹崖山旁水城上有明代防倭铜炮一尊，乃抗倭英雄戚继光所铸，这名“老战士”还有一个响亮的爵位“镇海侯”。总兵夏辛酉命令拿这门巨炮再抗倭寇，声势果然非同凡响。 “吉野”受此一惊，急回旋舰身躲避，第一游击队随即后退，并停止炮击。 潦潦草草的打了两阵，日军判断牵制的目的已经达到，还要尽可能避免军舰受伤，便在2时30分合队东驶，撤出战斗。 …………………………………………………… 20日凌晨，雨雪霏霏，陆上白皑皑一片。 “八重山”等三舰作为登陆先遣舰，抵达荣成湾。5时30分，各舰放下一只舢板，侦察队换乘之后驶向岸边。 但侦察队方向太靠西，首先误入了落凤沟（现落凤岗）南嘴以西的海湾中，劫持渔民进行盘问，才弄清预定登陆地点的准确方位，转舵绕过山嘴，向东北驶至划子窝岸边。 原来，山东半岛的成山附近地势复杂，暗礁潜藏，怪石嵯峨，是出了名的海道极险之处。过成山头而西行，有一个小小的半岛，由成山大西庄村至卧龙村之间向南伸人海中，就是龙须岛。龙须岛东、西、南三面礁石林立，不可靠岸，只有后面大西庄村以西至落凤沟村（现落凤岗）以东的一片海岸，地势平坦，全是沙滩，被称为“划子窝”的地方，才是登陆的场所。 自明朝初年，倭寇就屡次在此登岸骚扰。据说当地人都拿一句“倭子上岸了！”来吓唬啼哭的儿童，被日本人后来了解到，还不知羞耻地记下，称“大和民族的兵威早已为整个中国所熟知。中国的海防几乎全是为防御倭寇而设置的。”[《日本新闻特派记者素川战地通讯》，见《日清战争实记》] 从历史上看，荣成湾就是海防的要地。但是，长期以来，清政府并未在成山一带设防，落凤沟村原有一座南嘴炮台也被废弃。 日军登陆以前不久，才有清军东来驻防，但却不足两营。 清军在判断上，有很多可能地点，完全没有预料到离威海最远、处在半岛另一侧的荣成湾，恰恰是日军登陆的地方。 …………………………………………………… 侦察队驶至划子窝，先令一舢板靠岸，去切断大西庄村的电线。 没想到，日兵上岸后，在这里遇上了戴宗骞派出的巩军小部队。 日军也没有想到，巩军在这样的寒冷雪夜，能保持警惕，彻夜不眠。 上岸后的日军当即被巩军哨兵发现，“齐发小铳，铳丸如霰”。[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清军还带有行营炮四门，就架设在落凤沟村东的小岗上，于是行营炮也向侦察队开炮。 日兵急忙奔回船上，一面以火箭向本舰报警，一面驾船逃离海滩。 …………………………………………………… 掩护登陆的日军舰队第四游击队各舰已驶进荣成湾。共有“八重山”率同“爱宕”等七舰，从记录的舰名上看，基本上是些老舰了，但用来对付岸上薄弱的防御、压制几乎是空荡荡的海滩，还是够用。新式的军舰都编队去监视北洋海军，或守护翼侧去了。编组和任务分配，是与能力相当的。 于是，第四游击队八艘老舰排成一字横阵，向岸上猛烈排击。 当时，驻落凤沟村的清军是河防军一营。看似万幸有人守护，但说出来就让人感到悲摧了——要知道，这河防军本来就不是受过正式训练的部队，是汛期便根据需要集合起来筑堤防汛的。“河防营者，河涨则集，涨平则散，无常饷，知畚跼，不知行阵，盖土夫，非战兵也。”[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这河防营名义上每营五百人，实际上只有三百余人，平时才带着旧式枪一支（我说的是每营，非每人）。基本是杂役，所以并无其他御敌的武器。也不懂作战，临时发给一些用来防守打仗，会不会使都需要怀疑，又哪能顶事。 这样的所谓军队，怎能抵御强敌的进攻？当日舰的炮弹一落到落凤沟村，这营河防军马上就仓皇西逃。 戴宗骞极为不放心，超越防守范围，从威海卫巩军中派出3哨同驻大西庄村（其中两棚还驻扎远在2公里以外的成山头始皇庙）。这点兵力，却是有心杀贼，无奈太单。队长戴金镕见势难抵御，率队西撤，走时还嫌行营炮拖累碍事，弃置不管，一溜烟沿北海岸退回威海。 此时，成山一带已无清军一兵一卒，但日军还是不敢贸然上岸，又向岸上认真扎实地排轰了两个多小时，才开始实行登陆。 …………………………………………………… 针对日军的登陆活动，清政府始终拿不出果断而切实的对策。 10日日军一动，12日，朝廷便已获悉日船近五十艘聚泊大连湾的情况。 更令人惊讶的是，清朝甚至已经得到了日军在成山头登陆的消息。 具体说，是东海关道刘含芳已经探知。 自旅顺作战开始，刘含芳就不断派出侦察人员，甚至托付外国船主，去旅顺打探，很早地报回了旅顺战况，后来又时刻关注日军动向。 14日，刘含芳发现英国海军提督（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率领8艘军舰离开烟台，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探听得知，他要前往成山头，等着观看日军登陆。15日，又从英国驻烟台领事处确认了“日军将由成山头登陆”的重要情报。 报告打上去，层层报给朝廷，朝廷回话，让加紧防备（“水陆各军严密防守，力与相持，毋令乘隙登岸”）。 接着就是日舰炮击登州的消息。朝中竟还有人聪明地认为，要小心日本人“诡谋叵测，威海之防不可一日稍松”。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1日，日军登陆的消息得到证实以后。 …………………………………………………… 这个时候，朝廷真着急起来，但意见分歧也出来了。 中枢一度希望要截击日军。22日，朝廷电谕李鸿章，明确地指示海军出海袭击：“闻敌人载兵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后路，此亦救急之一策。”[《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3日，又命李秉衡迅速联络海军，合击上陆之敌，并让海军“乘间出击，断贼归路”[《军机处电寄李秉衡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李秉衡以守土有责，急欲扫清敌人，当然非常赞成朝廷的主张。也更加积极地请示：“伏查倭人既经登陆，其船上必无重兵，我若以兵船奋力攻击，毁其运兵及接济粮械之船，则水路受创，陆路亦易得手。如谓保护铁船，恐其战败毁伤，万一威海有失，则海军根本已废，铁船从何处保全？此理甚明而易见。”[《奏请饬海军轰击倭船片》，《李忠节公奏议》] 截击道理很对，困守的后果也被他言中了。但，截击的理由却不应该是倭人登陆，“船上必无重兵”，就可以打空船了。李秉衡果真不懂？没了运兵船这个顾虑，海军战队打起来，不更轻松吗？ …………………………………………………… 以署南洋大臣张之洞为代表的一种意见，则是迅速增援威海后路。 理由是，威海“台坚炮巨，炮手亦好，敌船不能攻，故袭后路。此攻旅顺之故智也。”说对了，敌人怕的是炮台，军舰不敢从海上来攻，所以才从陆上袭击后路。这是攻旅顺的翻版。 逆向思维，我就应把主要精力用在陆上增援，力保炮台不失。 特别是，敌人已经登陆，截击已经是空谈了。 按说，此时朝廷确实应该立刻尽力增援威海。 正好，朝廷此前先后从南方调来二十五营，正在北上途中。其中，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苗兵五营；徐州镇总兵陈凤楼马队三营，并率清淮马队两营；皖南镇总兵李占椿果胜练勇五营；记名提督万本华长胜军五营；总兵张国林健胜军五营。 张之洞认为：山海关一带军情趋于缓和，“诸军尚多”，此二十余营“似非急需”。因此，他建议：即令此二十五营取道莒州（临沂）等处，直趋烟台，探明威海后路情况后，相机增援，待威海保全后，仍然可以再让他们赴山海关[据《署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刘坤一与张之洞意见一致。所以，他一面亲见李鸿章商量北洋战守事宜，要决定威海出击还是坚守；一面电令“所调江南马步诸军，由山东迅赴烟台或威海，探悉倭人所向，全力截击”。另外，他还上奏朝廷，提出：军情既然已有变化（意思是敌军已经扑向山东，天津附近明显不会有敌军上岸），所以可令已调至近畿防御的总统皖军马步二十营的提督程文炳和总统甘军马步十八营的提督董福样，“即日率老营启行，由德州、济南一路前进，以期迎头堵截”。[《钦差刘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按说，这是一个比较有可行性的方案。反正京津一带揽下那么多部队，白白在那耽误工夫嘛。 可是，朝廷只批准了刘坤一改调江南马步诸军“由山东境迅赴威海助剿”的建议，对令程文炳、董福祥二军赴东省合力堵截的意见，却断然予以驳回了。 驳词为：“贼之踞荣城(成)、逼威海，其意似在占据海口，窥伺近畿，程文炳、董福祥两军未便轻议移动。”[《军机处电寄刘坤一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明白了。大清确实乖乖如伊藤博文所希望的，被装进了“进占京畿”的逻辑之中。 原来朝廷一直说的防止“敌人诡计多端”，是这个意思。 日军玩的是“声东击西”，示以登州而阴赴荣成。大清朝廷却还在提防中了小鬼子的“调虎离山”，示以登州、荣成，而偷渡天津。 还是皇家的命值钱啊。 …………………………………………………… 北洋内部，在李鸿章犹疑不定之时，丁汝昌仍然坚持他的固守待援、寄希望于后路援军。他向李鸿章提出：“威防如能支，尚须曹军门及吴宏洛来援，他军恐难靠。”[《丁提督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曹军门，就是广东陆路提督曹克忠，按照朝廷的命令募勇守山海关。此时也统领着新募洋勇三十营驻天津新城南小站，其中还有四营就驻渤海两岸之祁口(一作岐口)。吴宏洛为前澎湖镇总兵，统领宏军六营一哨驻大沽、北塘间的新河镇。 读史越读越开眼，皇上往这京畿一带，到底调驻了多少兵马呀。 在丁汝昌看来，曹、吴两军驻地距山东比较近，前来增援的话，或许还不难如期到达，其他各军就是“远水不济近火”。 但他提出的这个要求，也是动京畿之兵啊，皇上能同意吗？ 前边调程、董没有同意，李鸿章明知朝廷决不会批准曹、吴东援。所以，也就连奏请都没有奏请。 坚守吧。靠自己的力量。 …………………………………………………… 就在这样的乱哄哄、犹疑不定之中，荣成湾热热闹闹，日军络绎不绝、源源不断地上岸。 20日上午8时许，舰炮忙活了两个小时，日本海军再次派出侦察队，乘舢板从“八重山”舰出发，直抵岸边，确认清军早已溃走。 9点多钟，日本海军舰艇护卫十九艘运兵船陆续抵荣成湾，开始做登陆的准备。 从此时起，日军开始分批登陆。 21日拂晓，第二军司令官率第二批十五艘运兵船到达，下午4时，日军第一批部队登陆完毕。23日，第三批十六艘运兵船到达。 这一天，战斗部队全部登陆。但辎重驳运费时，又花了两天的时间。 连日来，“大雪满天，朔风劈耳，数(只)运货轮往来，使人马辎重上陆，五日不绝。至二十五日，皆尽上陆。”[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共有34600人(包括夫役)，3800匹马上岸。 前后五天，清军再无攻击、阻击。甚至都没来骚扰一下。 又是一次很不成功的登陆战——我是说，只是登陆，根本不叫战。 整整五天。 海军无动静。 陆军无反攻。 联合舰队又失去了以“蒸汽机时代第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而登上战史的机会。 ------------ 第六节陆防崩溃屏障尽失 日军登陆当天，第二军司令部立即进入大西庄，设立临时指挥部。 第二师团司令部则进入落凤沟村以西约五里的马家疃。 日军已经解除后顾之忧，于是便派前锋继续西进。 ……………………………………………… 日军毫不等待，几乎是环环相扣。 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清军虽然事先探到了消息，但迟疑不决，还是让日军做到了。 处处抢得先机。 日军最怕的也是清军反应过来，所以，必须以快制快。当务之急，是马不停蹄，穿越半岛。 目标――荣成。到县城里住着，比在村里强。 旧荣成县城在今成山镇的东北，非是现今在此地西南海边的荣城市。 当天下午，第二师团长佐久间左马太马上派步兵第四联队为前卫，向荣成进犯。 由马家疃至荣成县城仅十五里，但由于大雪塞路，日军步兵第四联队一面搜索一面前进，直到下午7时才进抵城下。 荣成县以前本来没有防营驻守，知县杨承泽以海防吃紧，曾令县内绅民筹办防团，称荣成县海防总团。名头倒是响得很，可是，团勇有的仅是长枪――每人手持一根长矛。 后来呢？清军来了。来的是那支擅长修堤筑坝的河防军。 副将阎得胜率五营河防军开到。这五营分驻在荣成周边，只有参将赵得发的河成左营和巡检徐抚辰的济字右营驻扎县城南门外。不久，赵得发一营移驻城东沙寨和落凤沟两处（现在正挨舰炮呢）。这样，荣成附近就只有徐抚辰一营了。 还是等于没有。 日军登陆的当天中午，杨承泽闻知日军在划子窝上岸，便下令紧闭城门，率团勇登城巡视。 接着便正好看到，城东败回的河防军已奔至城外，见城门关闭，便绕过城池，蜂拥而西。 再接着，守城的团勇被这种气势吓破了胆，打开城门，也纷纷四逃。 下午7点多钟，赶到城下的日军第四联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从东门进入了县城。 县官杨承泽呢，跑到城东南隅的秀才孙绍峰家里躲藏起来了。几天后，他又化装混出城外，逃往济南。 ……………………………………………… 进了城的日军随后打探到南门外还驻有清军一营，前队便冲出南门，从清军背后发起攻击。 这简直不叫交战。只是一次短暂的交火。 不久，济字右营便秩序大乱，争先恐后的向西奔去。清军战死没几人，步枪却遗弃了四十支，弹药七万二千五百多发。而清军仅取得了“日军则无一人伤亡”的战果。[《日清战争实记》] 李秉衡扩军，连河防营都用上了，这“水分”也是够大的。 虽然他得知日舰开到荣成湾，当即命令阎得胜等三营折回荣成防守，并警告说：“何营不前，即惟何营是问！”[《李秉衡致阎得胜等电》，《山东巡抚衙门档》]等电报到达，为时已晚。 阎得胜一伙得知敌人已进县城，返回到中途，便绕道西去。 不跑，这河防营也没啥作用。威海东路要冲的荣成县就这样失陷了。 日军进入荣成占领了电信局，竟然还收到了威海发来的一封电报。 日本电信技师破译了电文，内容是询问“近日见倭船在近海游弋，多达数十艘，是否有倭兵登陆之举？” ……………………………………………… 清军还是没有大举东来的反应，只有西去的。 第二天，大山岩率日军第一批登陆部队亦至荣成，并在城内设临时司令部，然后就是等待。 因为他还是没把握，必须要等待第二、三两批登陆部队的到来，所以直到25日，日军全都上岸，才下达了进兵威海卫的命令。 清军，仍然一直没反应。 ……………………………………………… 在当时的情势下，清军究竟应陔采取何种对策？ 事后看来，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一面急令威海后路诸军迅速救援威海，一面调本省他处和外省的驻军继续增援，填补留出的空白。 用这种“翻垄”的方法，这才是解决外省援军增援不及的唯一办法。 有史料认为，日军登陆时，威海后路的登莱二州(包括烟台)驻有清军三十二营一万六千多人，完全可以抽调二十余营赶赴东路迎敌。这将会使威海后路的防御情况大为改善，起码可使日军的行进受阻，而推迟其进攻威海卫的时间。 继之，还可从胶、青二州及本省西部抽调若干营，增援东路清军。 然后，再调京畿南部曹克忠等军和江南马步各军来援，以厚威海后路的兵力，填实留下的空洞。 若如此层层布阵，即使不能很快地做到驱逐倭寇下岸，但必可使日军进占威海、消灭北洋舰队的图谋一时难以实现。 只要能把日军拖住，形成胶着，这么拖下去，日军的最后一击落空之后，就能拖到逆转的那一天到来。 回想日本人计划这个山东作战的意图，就不难想到了。 可是，在战略层面的高度上，大清始终被日本压着一头。局势不明，或者说得不到列强的支持，便陷入了绝望之中。连日本的情况，都无法做出一个准确的估价。 清廷就是缺乏这个战略眼光，始终不愿改变重京畿轻山东的战略部署，多次驳回了一些官员关于抽调近畿劲旅东援的请求。 所以，以上所言，全部都是令人可惜的假设…… 负责威海后路防务的李秉衡，我就不攻击他更多的是一名文官了，尽管朝廷以为他“颇为能战”，实际上，他对战局上完全缺乏正确的估计。 他始终担心的，是日军“难免不从西面乘隙上岸”。 他更不具备一个将领应有的胆略，一种敢于冒险的精神。 大清大多数将领都已经是一派官僚了，还能要求李秉衡什么呢？ 李秉衡始终认为防御的重点在烟台威海一线沿海，始终面向大海、背对敌军，端着架势等着更大规模的日军上陆，好迎头痛击。这种策略，难以避免地造成了布置上平均使用兵力的结果。 虽然，他也曾“电饬威海西面后路各营，各抽五成驰应”[《甲午战争史》引《李秉衡致总理衙门电》(1895年1月20日)《山东巡抚衙门档》]，但可派的军队本来就有限，还要打5折，所以先后派往东路的兵力总共才十营。 象这样添油似的，以区区之弱军，迎锐气方涨之大敌，怎么能阻止其长驱直入？ 直到后来，李秉衡才后悔，因为害怕那个想象中的“声东击西”，“嵩武等营未能全趋东面，（以防）转致西面全虚”[《甲午战争史》引《李秉衡致总理衙门电》(1895年1月22日)，《山东巡抚衙门档》]，使敌在东路，始终如面对一座空城。 ……………………………………………… 日本第二军占领荣成后，大山岩的司令部移驻城里，连日召集参谋人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 下一个目标――威海卫。 参谋官会议分析，几乎无人怀疑，清军必定采取“恃坚垒雄堡，欲防日军”的战术。这是成欢之战以来清军的惯用战法，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的战例都证明，这正是清军自取败亡之道。 同时，参谋官们也判断：清军绝不可能把全部兵力集中于威海卫，无沦如何，也要有一部兵力担任守备，另外还要有其他驻防的需要[《甲午战争史》]。 这决定了日军在前进中必须一路战斗，突破层层阻击。 所以，参谋官们保守估计：日军从荣成湾登陆到占领威海卫，可能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 按照这个时间来计算，参谋官们还确认：在此期间从各地集中到威海卫的清军不会超过一万六千人。因此，以现有的第二师团全部和第六师团之一半对付清军，日军仍然居于优势。 既然占据优势，还是要抢时间进攻。 关于由荣成至威海卫的道路，有关文炳的察报告，对于沿途的地形及道路情况，已经做了详细记录，也有此次陆军的补充侦察，就比较容易选择了。 从荣成到威海卫有两条路：南路，经桥头、温泉汤、虎山等地，北至威海卫，称为芝罘大道，道路状况较好；北路，经北港西、鲍家村、崮山后等处，穿过威海南帮炮台后路至威海卫，称为威海大道，难以通行，特别是根本不可能用车辆运输。 根据上述情况，日军还是老一套打法，决定分左右两路进兵威海卫：第六师团带领已到达的第十一旅团，由北路行进，称右路纵队，任务是由东面进逼威海南帮炮台，担任主攻。第二师团由南路行进，称左路纵队，其任务是绕至威海南帮炮台西侧，切断其退路，并与右路纵队形成夹击之势。 ……………………………………………… 1月26日，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日军可能也庆祝了旧历春节（日本已改用公历），该磕头拜年了。第二军主力自荣成出动，分路西窜。 有一点，日军“在威海后路可能集中一万多清军”确实是估计过高了。 侦察的结果表明，清军“并未从各地向威海卫集中，只有三营新兵于上月到达威海卫，还有一营(应为两营)正在途中”。[《日清战争实记》] 虽然清军在登州以东的兵力，除去威海的绥、巩、护三军不计外，也还有四十五营两万二千多人[《甲午战争史》]。但由于李秉衡顾虑日军从山东半岛西部登岸，因此在日军登陆划子窝的20日当天，仅派驻酒馆的嵩武军分统总兵孙万龄，率嵩武左营和游击谭邻都的福字三队，“往合戴统领(宗骞)，步步驰应”。[《李秉衡致孙万龄电》，《山东巡抚衙门档》] 随后，才又派驻上庄的总兵李楹率福字军三营“整队赴援”。 清军援军在桥头镇，在日军主力出动前，已与日军前锋展开了交战。 ……………………………………………… 孙万龄（又名孙万林，1843-1905），字寿卿，安徽利辛县人，据说身矮力大，三次投军，却因为身高不足没人要。后投嵩武军张曜麾下，积功至总兵，以提督记名。统嵩武军左营，并任陆军分统。其为人，气度豪迈，身材不高而浑实，故有“孙滚子”之绰号。李秉衡曾称：“兵固单，尤苦无将。前敌敢战之将，仅一孙万林(龄)。”[《李秉衡致张之洞电》，《山东巡抚衙门档》]但是，他官衔很高，却仅属嵩武左营一营官。加上福字三队，也就1200来人。 孙军接令便冒雪东上，21日过羊亭集10里，与从荣成西退的阎得胜等营相遇。可能是得知了荣成失陷的消息，又没有别的部队支援，于是又返回羊亭集。 阎得胜等五营河防军，从此便按命令隶属于孙万龄。但是，以河防军的情况，聊助声势罢了。而且，这个阎得胜从未得胜，孙万龄还因他而倒了一次霉。 此时，戴宗骞也应李秉衡之约，派其分统刘树德率绥军两营东援，进至羊亭集。 两军会师后，决定继续向东进发，迎击敌人。 一路上，大雪纷飞，路滑难行，然士气旺盛。沿途各村群众积极支持清军抗敌，踊跃地帮助军队拉炮和运送粮草。[《甲午战争史》] ……………………………………………… 23日，孙万龄、刘树德等军插到桥头镇北面的五尚地村，陆续遇见溃兵，探悉连日有小股日军已尾随而来向西窜扰。 桥头镇因石家河上一座石桥而得名，以往史料中，将此河称为白马河。依据海军史专家陈悦精心研究、考查的结果，对照现地地图，威海石家河的资料，此河确应是石家河。只是桥头镇沿河往南有一村庄，为白马村。 此处正好拦在了荣成至威海的南路。虽然河水已经冰冻，但除此别无险可守，于是，孙万龄与诸将共同商定就地阻击。 孙万龄率嵩武左营及福字三队，依白马河西岸埋伏，正面阻敌西犯。 阎得胜率河防五营移军桥头集，相机出动从旁截击，并包抄敌军。 刘树德军仍驻守五尚地附近，以备接应。并在桥头北山（北阜）和孟家庄北的兴隆山，连日修建临时炮台两座，各设行营炮两门。 等到24日，日军前锋进入东豆山村，骑兵半个小队约六七十人，深入到石家河东岸的观里村，在村西遭到孙军探骑伏击，被击毙一名。 敌军后撤，孙万龄立刻率军踏过冰面，渡河追击，直到在下午1时，追到宋家店，眼前出现大批日军。孙军无奈停止追击，转回原阵地。 而日军又转而尾随孙军追来。当天傍晚，再次下起大雪，日军才停止追击。 ……………………………………………… 25日，农历腊月三十日，初夕日。 日军已经全部完成了登岸。 黄昏时候，日军前卫部队知清军兵力不多，便派出步兵一个大队和一个中队，准备进占白马河东岸各村。 远在北京的紫禁城，气氛毫无喜庆可言。 26日，大年初一，取消了宴乐，“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癸酉朔，停筵宴”[《清史稿本纪》]。 此日黎明，桥头镇清军阵地的炮兵，向占领牙格庄的日军前卫部队第二大队猛烈炮击。 双方在这里展开激战。 上午10时30分左右，伴随着炮兵的掩护，500余名清军从桥头方向渡过河发起冲锋，其余清军也纷纷开枪射击，一时声势颇大。 然而，清军阵地的掩护并无效果，冲锋的清军很快被挡回西岸。[据《甲午海战》] 午后，清军再次发起攻击。据记载，清军大部队倚仗猛烈的炮火支援，步兵1200人（应该主要是孙万龄部），向日军阵地杀去。另约300步兵攻向孟家庄南侧高地，还有数百步兵向孟家庄北侧高地迂回。[宗泽亚《清日战争》] 双方在大雪中展开激烈的枪炮战，进攻的清军暴露在雪地中，无法隐藏，攻击不利，被迫后撤。 石家河之战（此前有记为“白马河之战”，或记桥头之战）是威海保卫战的一次前哨战，被赞为清军获得了“小胜”，算是保持了嵩武军的荣誉。 此战战果是迟滞了日军前锋，并未起到阻击敌主队的作用，但孙万龄等将领在战场上显示了极大的勇气，是值得赞赏的。 ……………………………………………… 可是，这场战斗之后，正准备大干一场，27日，孙万龄却找不着友军了。 阎得胜此前既未按预定计划包抄敌人，却再次跟着自己的“筑堤军”撤得没影了。 刘树德军装备较好，且配有四门行营炮，应该是清军的主力，说好负责接应的，却突然于前日夜间，也弃孙军而西去。 连声招呼也不打，确实不够朋友。至于理由，查找资料，据称是奉上边的命令。 再查找，原来是威海守军感觉到威胁，将出击的绥军召回。 孙万龄真成孤军一支了，战意顿失，随后也撤出阵地。 据说，孙也是奉了李秉衡的命令。也可能，是那一句“往合戴统领(宗骞)，步步驰应”关键时刻起了作用――既然戴统领已经不打算阻击了，那还配合啥呢？ 各种记录把情况弄得扑朔迷离，是真是假便再弄不清楚了。 北洋系与山东守军之间的合作，竟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进攻之军，顿时便自己化为无形。 唯一可以准确认定的是，白马河一战之后，威海东路洞开。 日军两路并进，战火很快就燃及炮台。 ―――――――――――――――――――――――― 仗打到这儿，清军在山东战场的整个反应，是相当令人气结的。 除了总体指挥调度有问题，就是清军的表现――意志、勇气，很有问题。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玄妙东西，如现在我们经常讨论，什么“国民意识”之类的玩意。我认为，几千年贯穿中国人精神的，应该是“国家”意识。别说大清没什么国民意识，比之早七十年的拿破仑时代的军队，又有什么国民意识？法军早年横扫欧州的勇武（我是说遇到莫斯科之前），更多的是连续胜利的鼓舞，对荣誉的重视，还有就是对将帅的信赖吧。 但有一个计算题，好象没人想到。 面对敌人，冲上去，阵亡的可能性为百分之五十，但可能整体上百分之七十的人能活下来，迎来胜利；跑下去，每个人生还的几率为千分之五。为了这千分之五，我们往往转身就跑。于是，迎来的是失败，和绝大多数的人毫无体面地死亡。 胜利和失败的情绪，都是可以传染的，是可以累加的。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就象多米诺骨牌，不，更象高山上滚下的石头，越落越快。 在失败的预期面前，没有了必胜的信心和战斗的精神意志，人们就会被本能所完全控制。 一点小聪明，就可能误了大事，丧失的是全部人员生命，还有胜利。 不说战争，拿经济中的一些常见例子，也能说明这种劣质的心理并不是稀缺品种。 比如，海上的渔民人人都想多捞一点，不惜违反禁令偷偷捞小鱼，结果最后大家无鱼可捞；养奶牛的想偷偷掺点化学品，养鸡的想偷偷喂点添加剂……最后，大家一起动手，影响了甚至是毁掉了本是自己赖以生存的整个产业。 轻易地就把责任推给别人，自己舍弃责任，是一种始终存在、随时可能逃出笼子的根性意识。 大清军队的败，也败在这里。 所以，我们应该对那些敢于战斗的中国军队充满敬意。 没有牺牲的勇气，谈不上敢于战斗。 不是所有的部队都能象我们在以后的抗日战争、直到朝鲜战争中经常看到的那样，能够战至最后，哪怕只剩一人，还能大喝一声冲入敌阵。 在此前，中国精神的回归，经历的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近代史。 ------------ 第一节困守威海——龙困浅水 威海。 海防重镇。 它的存在，代表着中国对朝鲜、日本的控制力，对国家安全的屏障。它的存在，也几乎与倭寇始终联系在一起。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为防御倭寇的侵扰，中国就在此处设立卫所，所以称威海卫。 还有一位名将，戚继光以世袭担任了登州卫指挥使的两大副手之一，正四品的登州卫指挥佥事（正三品都指挥佥事、正四品卫指挥佥事，一般分掌训练、军纪）。十七岁，一下子就成了四品武官。戚继光的抗倭事业就是从这里起步，走向东南沿海。 谈起北洋旅顺、威海，也应谈到其实李鸿章曾实地考察的青岛胶州湾。其实这里控制黄渤海，地理位置、战略地位更为有利。“东省形势，以威海、胶州为要口，于海军屯泊尤宜。”[《清史稿》]不止一人上书建议修建青岛港。 由于财力问题，大清只能先建规模小得多的威海港。 实际上，就是建成青岛港，北洋也控制不过来。一句话：财力。 不仅是建海港的财力，还需要建舰队的财力。 世界上，凡是强国，没有一家是仅保有一支舰队的。包括日本，那都算不上强国。也鲜有靠一支舰队就能纵横四海，称霸一方的。 退而求其次，北洋建了旅顺、威海。 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抱渤海，守京师门户。“故创练海军，以威海、旅顺为根据地。欲守津、沽，先守威、旅。齐、鲁关山，遂与畿疆并重矣。”[《清史稿》]一头一个海港，构成了北洋的重要基地支撑。 但就是相距300公里的距离，大清手中难以控制。 话说还是那个意思——要是有两支北洋舰队，6艘铁甲舰，12艘巡洋舰就好了。 双手，合掌当胸，紧守门户；一掌当胸而立，一拳出手击人；或者双拳齐出，左右开弓，或合兵一处，直捣敌心脏……还是那句话，要是有这个规模，大清很可能根本不会到达这个结局。 …………………………………………………… 而处在海湾中的北洋舰队，自身已到了一发千钧的关键时刻。 去，还是留？ 来自陆路的危险越来越大，形势急转之下，似乎应重新考虑“战、守、走”这一问题。 事实上，李鸿章确实也对“固守”产生了疑问，开始改变主意。 他似乎开始倾向于令海军退至烟台。只是丁汝昌仍在以受敌威胁较大不接受。在日军登陆的当天，他在回复丁汝昌的电报中带有几分斥责地讲：“成山一带虽有日船，自威至烟何至一步不能行！”[《复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几天后，他又指示丁汝昌，明确要求突围：“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退至烟台。希与中外将弁相机酌办为要！”[《寄刘公岛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但是，当他与刘坤一会商，决定调兵增援威海后路，之后，他的想法又变回了坚守待援。他在致登莱青道刘含芳电中说：“只要威防水陆合力坚守，以待援师。”[《复烟台刘道》，《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此前李鸿章征求丁汝昌的意见，丁汝昌复电李鸿章，认为“万无退烟之理”，而出口决战则“陆军将土心寒，大局更难设想”，皆不可行。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前边所讲的，大清驳回了调京畿之师来援。 李鸿章唯一能办的，就是指望南方军队能迅速来援。还有就是将固守威海的意见电告李秉衡，“鸿（李鸿章）迭饬水陆将领力图保威，以待援应。”以争取东省的积极作为。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极为错误的。 回想这支舰队创建之时，大清海军的作战思想（见第八章第四节），再回想马汉的那句结论性话语，“一支被限制在港口周围的舰队不过是浅水困龙，不足以有效地行使海权”，真是如同灾难的预言。 现在不仅是行使海权的问题，而且是舰队存亡的问题！ 丁汝昌所谓死守，海上自有把握，但要能成功，最终还看陆上。 随着战局的发展，陆上已连续失利，显出败迹，应该及时放弃“固守”一说，改变策略，至少要转为“突围”。 本来，“相机退往烟台”，已经给丁汝昌留下了一条后路。 …………………………………………………… 说实话，读史之时，不能不时常为北洋舰队的悲惨命运扼腕叹息。 让人叹息之余，又长久地思考海军的困境。 不敢出战，困于一隅。你怕，你倒是跑啊！ 为什么不跑到长江，跑到南洋水师地盘。那里也是大清的地界，对日本人来说更重要的，那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 退向南方，与福建、南洋水师合兵一处，卷土重来？ 或者，舰队北撤，向烟台，向天津。 甲午之战，很少被人讨论的是天津大沽口。大沽也有着完备的海岸防御炮台体系。 只可能，将战火引向大沽，是李鸿章、丁汝昌不敢的，也是目前朝廷所不允许的。 但奔向烟台，仍有可能。此处也有岸防炮台，是山东军的重要防御之地，还有此处是通商口岸，英国人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北方母港。 实际上我们后来知道，日本人就是怕北洋舰队跑到烟台，或冲向上海吴淞的。 只是等危急时刻，朝廷才后悔听从了李鸿章、丁汝昌的意见，下令北洋舰队突围，可一切为时已晚。 一拖再拖。等敌人封住海口，撤退已是困难重重。 可相比来讲，留下，更是一个无望的选择。 种种因素，都指向一个悲剧的结局。 …………………………………………………… 1895年1月25日，丁汝昌收到了劝降信。 登陆之前一天，日军煞费苦心弄出来的劝降书即由大山岩和伊东祐亨连署之后存档，以示共同负责。又另以伊东祐亨单独落款的形式，以伊东的名义致书丁汝昌。 其实日本人也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正巧英国军舰塞文号等舰至成山头“观看”日军登陆，伊东即托英国人转致丁汝昌处。 丁汝昌接书后，不屑一顾，也未回信，并特意将日本劝降书转呈李鸿章，表明了自己的意志。 事后回想，这种“能奈我何”的不屑，确有几分取胜的信心，此外，便是与倭寇最后一战、决不苟活的决心。 有史书批露：丁汝昌早将家小送回老家，只留自己的次子代禧。临行之时，丁汝昌叮嘱二儿媳张氏，要好好抚养自己的孙子旭山，“吾身已许国，汝辈善视吾孙可也”。 此语，已与生死离别、最后一面的嘱付无异。 丁汝昌多次向李帅和同僚部属表示，“惟有船没人尽而已”，“自顾衰朽，凯惜此躯”。 加上丁汝昌于威海未围之时，便将北洋舰队的档案文卷资料全部送到烟台，交付刘含芳。此举更让刘含芳判断，丁汝昌已经“誓以必死”。 回想丁汝昌参战经历，以“戴罪之身”，率残破之师，在这样的处境下，即使抱屈含冤，一肚子怨愤，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唯有一死以履其责，同时也更想以死来洗白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当然。 人一旦有必死之志，难道还会屈从于一纸劝降书？ 而这，也许是丁汝昌不愿再带舰队逃避的个人因素吧。 至于外援，开战以来种种目睹现状，丁汝昌不会不了解。这一切，似乎又是听天由命吧。 …………………………………………………… 往日象征着北洋舰队、甚至北洋军队荣光，寄托着大清强国梦想的威海军港，在山东半岛的怀抱之中，却又象形只影单、孤灯挑尽。 大清、北洋在威海的建设上，曾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对李鸿章来说，也可谓不遗余力，使之一步步成为一座要塞。 “光绪七年，威海设鱼雷局、机器厂，并设屯煤所。 光绪十二年，李鸿章于威海卫南北岸筑砲台，布水雷。 光绪十七年，于威海黄泥岩增筑新式砲台，又于南岸龙庙嘴砲台外，增筑赵北口砲台。刘公岛新筑地阱砲台，设后膛巨砲于隧道。 其西之黄岛，水中之日岛，亦设砲台，与南岸相应。刘公岛又设大铁码头，为海军寄椗上煤之所，防务益周密。”[《清史稿》] 参与领导威海基地施工的官员先后就有刘含芳、戴宗骞、龚照玙、张文宣等人。 1883年，李鸿章命候补道刘含芳主持，在威海金线顶建鱼雷库及学堂，并在刘公岛设水师机械厂、鱼雷营料库、雷厂等。1887年，威海的海防工程全面展开，李鸿章奏派绥、巩军驻威海，以道员戴宗骞为统领，参与炮台建设，开始在威海港湾南北两岸、刘公岛、日岛等处修筑新式海岸炮台，到1890年，威海共建成十三座海岸炮台。 威海建设起步较旅顺晚一些，但技术上却有后来居上之感。主持威海港建设的官员中，至少有三人曾有过建设旅顺港的经验。这些炮台全部为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大尉设计和指导修建，所用大炮全部购自国外。除刘公岛西北端的公所后(麻井子)炮台和威海南口的日岛炮台外，皆配备以德国克鲁伯厂制造的大炮。 让人叹为观止的，恰恰是被“除外”的公所后炮台和日岛炮台，属于“暗台”，采用英国阿姆斯特朗厂制造的大炮，使用蒸汽动力升降式的炮台。按资料记载，此台“藏炮地中，俗名地阱炮。敌人无从窥，炮弹不能及。其炮以水机升降，见敌至则升炮击之，可以圆转自如，四面坏击，燃放之后炮身即借弹药坐力退压水汽，徐徐而降，复还阱中。其法先掘一阱，藏炮于中，上施钢盖，适与地平，所用炮手两人亦伏地中，以防敌弹飞堕。距阱稍远，多筑土堆，阱东土西，使敌疑惑。开炮之顷，烟焰迷天，不能辨炮在何所。又备小望台一座，略出台面，探视敌情，测量准的。”[《甲午战争史》] 就是说，大炮设于地下阱中，有敌情就升炮轰击，可以四面环击；发射后借弹药坐力退压水气，降回地阱，完成装填，再升起进行下一次射击。 不过这对日本人来说也不是什么秘密。宗泽亚所著《清日战争》一书，载有日军间谍在甲午前刺探到情报，绘制的日岛半隐藏式炮台内部机械构造的精确剖面图。（其实这不是难事，如果从大清得不到，还可以从西方着手，毕竟这东西是中国引进的西洋设计，原型在人家手里。没有独立的国防，哪来的军事科技机密）。观看可知，炮台上有球形顶盖，实际竟如一座封闭式炮塔，加上一套简单而巧妙的压筒结构，作跷跷板式的前后升降，达到了以上所记的效果。 这一点被日军充分重视和重点准备。 相比旅顺，威海防御体系的设计布局也更具有近代化、大型化特点。 海湾北端通称北帮炮台，包括北山嘴、黄泥嘴（黄泥崖）海岸炮台。海湾南端的称为南帮炮台，包括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海岸炮台。 湾内的炮台有刘公岛、黄岛（与刘公岛相连）、日岛炮台，为威海卫核心炮台。 1891年后，威海南北两岸又建造陆路炮台两座，以护炮台后路。战争爆发后，更在威海南北两岸炮台后路增筑临时炮台多座。至此，威海共修筑了各类炮台二十五座。 …………………………………………………… 但战后证明，炮台布局的设计是有缺陷的。 这很可能是炮台不是一期建成，也不是一人设计、按一张图纸建成。而是根据需要，不断增建、扩充而成。 在初期，就有人发现威海卫防御存在炮台缺乏保障，容易被攻击等缺点。负责工程的汉纳根辩解说“惟炮台形势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惜有胶执成法者，妄谓但须于台后树立木栅，已保无虞……”不知是真是假，但我觉得大清一些大臣真能干得出来，虽然我们知道，一圈极为省钱的木栅栏，挡个狗闯入还行，挡日本鬼子，纯粹儿戏。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对后路产生过担心。 后虽建成一圈陆上后路炮台，增强了岸防炮台的护卫。但这些炮台规模较小，依然存在着自身防护问题。以同样的思路，在解决问题中，就不可避免地又产生了同样的新问题。 我觉得以上还不是最大的隐患。战争结果证明，最致命的缺陷是：陆路炮台向外，岸防炮台向海，背对背形成防护。但相互之间却不能对射，就是说岸防炮台打不到陆路炮台！ 我们建炮台又不是为了打自己，干嘛要相互对射？ 是啊，这样考虑的前提还是陆路炮台永远不能被攻破——事实上这点不应该被忽略。而可能就是这种思维上的缺陷，最终造成了敌人一旦攻入后路炮台，岸防炮台却不能对占领后路炮台的敌人做出有效反击。 就是说，后路炮台一旦失去，岸防炮台还是会一下失去后路防御能力。 而这些情况，同样被办事精细认真又执著，早就怀有险恶用心的日本人探测了个清楚。 …………………………………………………… 对待威海作战，辗转发出的劝降虽无回音，但日军并未放弃“务不损我舰，不使敌舰沉没，待及弹竭粮尽，土气沮丧”的作战原则。 日军进攻威海卫的基本战术，采取了“利用第二军所略取诸堡垒，与舰队相策应，欲以击清国舰队。即以西部半岛诸炮垒(指北帮炮台)悉破坏，不复用之，独修理温泉汤诸堡垒(应指南帮炮台)，以攻刘公岛。诸队(指日舰本队及各游击队)即据阴山口(皂埠口)为根本，连朝出诸舰于港门(指威海卫南北两口)，更互监视清军举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后来，日军就是靠这种围困的办法达到了预定的目的。 …………………………………………………… 于是，当年法国舰队与福建水师在马尾军港初期相似的一幕，在威海港外重新上演。 或者说是日俄战争中旅顺港的一幕提前在威海预演。 在登陆开始之际，伊东祐亨就派军舰严密监视大清海军的动静。 这既是对登陆行动掩护的一环，同时也等于封锁了威海港。 等着大清海军出战，实施“诱出并消灭之”的方案。 不，是防止海军全军出战，或者出逃。 一拨一拨出来是不怕的，正好能逐步消耗敌军。 可是港内毫无动静。北洋舰队，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就在这跟联合舰队耗上了。 …………………………………………………… 但这种平静很快就会被打破。 同样为保卫舰队而困守陆路炮台的守军形势已经十分不妙，两路日军正向威海合拢而来。 前期战斗，日军左路第二师团前卫部队在桥头镇驱走孙万龄等部，一路向威海前进，主力随后跟进，于29日抵达虎山前沿前的温泉汤一线。 原预计一周时间的攻击前进，变成了3天的一路行军，唯一伴随始终的“阻击”，是冰雪严寒。 荣成威海北路上的右路日军第六师团虽行进艰难，却无阻兵，也于29日深夜到达南帮炮台前沿。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知是过分依仗北路道路难行，还是什么原因，反正相当不应该地，清军连警戒和哨探都没有向北路派出，所以，对北路日军的行动竟毫无觉察。 按照李鸿章的判断，日军也一定自威海南面进犯。 而对于威海防御战的整体思路，就只能采取将防御要点定在威海南帮以南，在通往荣成的道路上，依托山路左右有利地形，阻止日军前进。除此之外，也没有其它选择。 所以，早在1月21日，李鸿章就威海防守之策，电令北洋水师丁汝昌、陆军守将戴宗骞等人，要求加强威海南帮炮台防务。驻守北帮的绥军抽调数营赶往南帮，“扼要截击”，为南帮陆路炮台再添一道防线。北帮防务上留下的空缺，则由戴宗骞与山东巡抚李秉衡协商，由山东军帮助协守。北洋舰队舰船则分而在威海湾东西入口，随时准备抵御来自海上的攻击。[《甲午海战》引《寄威海卫丁提督戴道刘张各统领》，《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 日军已逼近威海后路，戴宗骞仍怀信心，尽力布置战守。 根据现有的力量，他此前已派了绥军两哨至南路要隘虎山附近警戒。但因兵力单薄，又自桥头镇招回刘树德两营，并增拨一营共守虎山，充当南帮炮台前卫——这件事发生在力主前出击敌的戴宗骞身上，反映出了客观条件下形成的“两难选择”，他的矛盾心态和窘迫现状。又命令巩军统领总兵刘超佩从巩军中、前两营中挑选八百精兵，前往北虎口防守。 至28日，南帮炮台后路布防匆匆就绪，大体上——只是把手头能用的兵力按比例分配一下。处处有人，处处薄弱。 以两千五百人防守南帮炮台西南一路，本巳不敷分布。北帮炮台守军支援南帮炮台南路，北帮炮台势必成为“空城”。 而且东南方向无兵可派，门户洞开。 原计划的东南一路呢？戴宗骞只记得，应该还有山东军在哪里沿途阻击呢。 …………………………………………………… 戴宗骞随即将兵力布置情况电告李秉衡：“今夜集合三军，若倭大举来攻，以刘树德为先头，派巩军八百人为应援。现巳派勇兵两哨，埋伏虎口山外，以挫敌之斥候骑兵。”戴宗骞还满怀希望，“孙(万龄)、李(楹)俱已到达，明日决前进三十里，依据险隘，坚持不退。望速补充粮食。”至于威海北帮炮台的空洞，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戴宗骞也协商由东省军队来填守，“敌若驻营与我相对，即拨嵩武(孙金彪部)、曹(正榜)军来会。援兵纵缓，亦必能支。”[《甲午中日战争纪要》] 但是，对此时威海守卫战斗来说，除绥、巩军自身兵力外，其他外援其实全都不可靠。 江南马步二十营及丁槐五营正在北上途中，什么时候到达，很难预期。 他可能不知道，孙、李两军早已一路退回了原驻地酒馆、上庄，远在威海以西几十里外，此时下令，也势难到达。 至于孙金彪、曹正榜的几营清军，但愿能及时移驻威海吧。 威海陆路战斗，终于落到了“以寡兵而御强敌”的境地。 ------------ 第二节薄薄的“外壳”——外围被撕破 至此，情况已经很明显。虽然大清有着庞大的军队数量，但不幸的，在威海的局部战场上，仍然打成了以寡击众。而且这又是一场日军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战役。 满打满算，整个威海的陆路和炮台守军12营，7000人。日军光直接参与威海攻击的部队，却近2万人。 其中，守备后路的绥军2500人，加巩军抽调的800人，面对的是日军第二师团。 一腔热血的戴宗骞并未意识到将要面临的结果。 威海后路三十多公里，南帮炮台正面也达十几公里，如此广阔的地域，清军兵力何其单薄。而对日军来说，却可以充分展开，全部投入攻击。 就是说，即使不算兵器对比，兵员训练素质，单讲人员数量，清军也完全处于下风。 而清军的防御力量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被“抻开”，不具有任何弹性――防御最需要的是多层的防线，和每一道阵地的顽强支持。 那么，这些阵地能扛得住日军一次全力的重拳攻击？ 事实是根本无法寄予希望。 …………………………………………………… 30日，日军计划会攻威海的日子。 凌晨3时，日军第二军皆从宿营地出发，分别向南帮炮台进逼。 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也配合出动，派出“筑紫”、“赤城”等八舰，向南帮炮台、刘公岛东泓炮台及日岛炮台炮击，以牵制炮台火力。 大清北洋舰队毫不发怵，也加入了战斗，一面反击联合舰队，一面以舰炮火力支援南帮炮台的防御战斗。 从此时开始，围绕保卫威海卫，进入了以陆海协同防御作战，迎击日军陆海协同进攻的时刻。 不过，细数一下日军派出的这八舰舰名，会发现一个问题：全是些老舰。掩护了登陆之后，又跑到这里来打头阵。 联合舰队其余几支游击队的新锐之舰，似乎全在暗中隐藏着。 没错，派老舰们出马挑战，“一石两鸟”――除了配合作战，还有叫阵的意思。 如果北洋舰队冲出海港，远离了岸炮掩护，那么，就在后方不远处等待的联合舰队主力便将一涌而上。 这就是那个――将北洋舰队“诱出作战”的设计。 …………………………………………………… 威海后路。 没有一层层的阵地阻击与突破。 第二师团所属两个旅团两翼张开――左翼支队，以伏见贞爱的第四旅团为主，攻击虎山；右翼支队，以山口素臣少将的第三旅团为主，攻击虎口山。 日军两翼齐出，平行推进，压迫陆路阻击的清军，准备迂回至威海港西面，切断威海与烟台的陆上联系。 威海后路清军各阵地几乎同时受到了日军的攻击。 上午6时许，日军左翼第四旅团前锋率先逼近虎山，企图首先抢占山口东面的高地。清军立即发炮轰击。 据日方记载：“(我兵)欲夺敌兵的炮兵阵地，敌兵据住便利的阵地，猛烈向我军瞰射，我兵甚是苦战。” 但不久，日军在汤河对岸的栾家店附近架设山炮，以掩护步兵作战，有利形势向日军偏移。 而且，日军在对威海炮台的进攻中，使用的绝大多数炮弹，是对炮台守军威胁最大的榴霰弹。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日军推进至虎山南麓。 虽然绥军统领，也是整个威海陆军统领的戴宗骞已经亲临前沿，指挥战斗，但绥军战斗力低劣、士气低下的恶果还是迅速显现。 …………………………………………………… 也根本没有出现来回拉锯、反复争夺。 负责守卫虎山的刘树德见敌兵无法阻挡，迅速靠近前沿，竟首先弃军北走，三营绥军随之溃散。 日军光在虎山上就缴获了被遗弃的四门行营炮。追击中，又缴获了清军丢弃在半路上的四门行营炮。作为这支清军主要支撑的火炮，有多少算多少，就这样轻易地落入敌手！ 上午9时30分，日军左翼前锋追至宋家洼村时，受到湾内北洋舰队军舰炮火拦阻，未敢继续前进。 “此日严寒，号兵要吹传令号，亦因管口冻冰不能吹。”[《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中日战争》] 冰天雪地之中，双方在极大的困难中作战，严寒却未能阻住日军的攻势。得手之后的日军仍然遗憾，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 …………………………………………………… 几乎同在上午6时，日军第二师团右翼第三旅团也进至南虎口山南麓，展开阵势，随即发起攻击。 此处在虎山以北，更靠近南帮炮台。 山上守军为绥军正营和副营，由戴宗骞亲自率领，就是在一天前刚刚奉李鸿章之命自北帮炮台前来支援的。 开始的时候，绥军也是占据有利地形，使用行营炮向敌炮击，一时使日军步兵难以前进。 至9时以后，日军在虎口南面的高地布置好炮兵阵地，开始炮击。然后增加冲锋兵力，在炮兵掩护下重新发起攻击。 步兵冲，炮兵轰，炮兵轰完步兵冲，日军一成不变的战法，在清军面前却一再奏效，屡试不爽。 清军阵地开始动摇。 史书记载说，戴宗骞见日军攻势变猛，便率两营绥军撤出阵地。 但是，这次撤退的组织上出现了问题。甚至可以认为，这种撤退已无组织、失去了控制，纯属争先恐后的败逃，根本没有史书上所记的那种“率什么”之类主动从容的样子。因为当这两营绥军经老北集、杨家滩向长峰寨后撤之时，士兵大多已经溃散，基本与那三营绥军无甚差别。 戴宗骞只带少数部众回到了北帮炮台。 开战几个小时，六营绥军竟已经散了五营。 合着被倚为重要支撑的绥军在甲午之战中，从桥头镇参战开始，就是炮兵打了打？这着实令人吃惊。 …………………………………………………… 翻阅资料可知，在开战之前，绥军其实在精神上就已经垮了。 新募之勇，根本无作战之勇。再加上，戴宗骞还克扣了这些兵勇两个月的饷银，以作“抵押”。 这些钱，要等打完仗之后再给――就象过去一些企业招聘新员工，要扣半年工资做押金。防止跳槽，企业白花工夫，甚至白花钱给你培训成一个熟手。 这本来是一种老做法，一种旧军队的陋习。但这次戴宗骞故伎重施，却引起很大的反弹。这事能通过弹劾的奏折告到皇上跟前，可见风头不小，波涛汹涌。除了朝中弄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戴部兵勇人心已散。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面临险境，则是根本不听吆喝了。 打仗这样的事情如果仅从经济收入上来算计的话，是很扯的。别说这点小钱，就是金银遍地，如果被打死了，也没命花那个钱了。与命相比，那点“押金”可以忽略不计。 甚至，还有诸多原因，使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结局终会出现，与戴宗骞使不使这一招，都没有根本的关系了。 …………………………………………………… 10时30分，得手之手的第二师团第三旅团又乘胜向北虎口发展攻击。 防守北虎口的是巩军中挑出来的士兵，冒着敌人的炮火，前仆后继。但未料日军漫山遍野，势如潮涌，属于巩军精锐的八百人已死伤大半[《日清战争实记》]，难以抵御。在日军猛烈攻击下，巩军散兵向凤林集退却，北虎口也很快失守。 第十六联队第二大队，紧随清军之后越过北虎口山，又沿海岸向杨家滩，对清军实行追击。 日军这次却因胜利情绪高涨而有些冒失，自己的行动在海岸上暴露无遗。毫无防备之下，又是北洋舰队十余艘舰艇，突然驶近海岸，向这支追击的日军开炮猛击。日军猝不及防，急忙向后倒奔。 在北洋舰队的这次突袭中，日军死三十八人，伤五十一人[《日清战争实记》]，遭到意想不到的惨重损失，不得不退向凤林集。 …………………………………………………… 第二师团向南帮炮台前卫的虎山、虎口发起的攻击，意在驱离和阻断。即使追击行动被阻拦了一下，当前任务也已经完成。 在第二师团开始行动之时，真正担任主攻的日军右路纵队第六师团，也向南帮炮台发起了攻击。 同样也兵分两翼，一虚一实： 右翼，以小部兵力――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一大队及山炮兵一个小队，首先沿海岸佯攻南帮陆路炮台东侧，以为牵制。然后，向百尺崖方向发动攻击。 左翼，以大寺安纯的第十一旅团主力担任，集中大部兵力，先攻占南帮炮台之陆路炮台，开辟道路。然后，兵锋便直指南帮海岸炮台。 …………………………………………………… 第六师团显然对炮台的地形和布置十分清楚，首选目标，是集中力量抢夺摩天岭。 在中国的山名中，摩天岭这个山名非常普遍，无非是本地山岭中拔尖的山峰吧。巧了，这和聂士成率军坚守的辽阳东路摩天岭同名。不同的是，威海南面的摩天岭，标高不到200米，而战斗的结果，也大为相异。 摩天岭毕竟是南帮炮台群的制高点，而一旦将其占领，即可控制威海南岸诸炮台，清军在南帮炮台的整个防御体系将随之瓦解。但这么重要的地形上，摩天岭炮台却是战争爆发后才临时修筑的小炮台。所做工程，仅是于岭巅平坦处，修整地面，周围筑上环形土墙，这个平台上根本没有来得及构筑弹药库和兵舍。 所以，守军巩军新右营营官周家恩和他的士卒，就是在这冰雪覆盖、寒风凛冽的山顶露天驻守。[《甲午海战》] 但同是新募之兵的巩军新右营，却表现了与其他新营截然不同的战斗气概。 尽管时间仓促，守军还是认真地，尽可能地构筑了作战工事。现存的照片清楚显示，炮台位每隔十数步留一垛口，以备炮手瞄准射击之用。胸墙掩体最高处足有两个炮车轮直径，类似北方常见的两面坡起脊三角形屋顶，高宽而厚实。掩体内侧还堆垒了装满泥土的麻袋，对炮手和装备形成双重保护，说实话，光这一项工程量就大而复杂。守军还将炮台四周挖出深堑，沟外堆积鹿砦，深堑与鹿砦之间遍布地雷。 要知道，这样的工事，是在寒冬天气里，一稿一锹挖成的。这一点，又充分可以看出周家恩和手下官兵的战斗作风之严。 拂晓时，第六师团左翼主攻部队进至摩天岭南侧山脚。据日本随军记者记述：“摩天岭是群山中的最高山峰，为陆地防御最险要之处。炮垒峨峨，高耸入云，仰头才能望到。”夸张过后，便是几分揶揄、讽刺，“附近有炮台数座，皆以胸墙相连，蜿蜓曲折，沿山构筑，其长度连万里长城似也要退避三舍。敌军据守炮垒，实行其擅长之防守战术。”[《甲午战争史》] 这无非是指清军只善于躲在炮垒内、不敢出击的一贯消极防守策略。 日军虽小看了清军的落后战术，但却也一点不敢小看当面炮台的防御杀伤力，战术行动上仍然做得扎扎实实。 第六师团右翼一个大队沿海岸绕至邢家庄，按计划首先炮击摩天岭东面的杨枫岭，自东侧实施佯攻和牵制。7时30分，日军左翼在窄窄的正面上一下摆开三个大队步兵，在一个大队炮兵的掩护下，开始便用上了漫山遍野齐上的战术，越山谷，攀高岭，向摩天岭前进。方法很简单，就是企图来个一涌而上。 但日军还是轻视了清军的火力。 顿时，摩天岭炮台首先开火还击，“清军以巨炮从山上炮台齐射，炮弹如同雷电落地，在头顶和脚下一起爆炸”。[《日清战争实记》] 战斗打响以后，北洋舰队严格执行了“水陆相依”的策略，根本不出海口。只是竭力地支援着岸上战斗，从海上“相应，频开炮轰发”。 “清兵守杨峰(枫)岭者，自侧亦射炮丸”。[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处于摩天岭东侧杨枫岭的守将陈万清深知摩天岭的重要价值，组织炮台从侧面支援，向摩天岭山腰位置射来炮弹，也给日军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开始时候，清军有效地运用了多个阵地集中和交叉炮火打击，日军死伤累累。 …………………………………………………… 在大寺的亲自督战下，日军漫山围来，终于爬过了鹿砦，却进入了清军的布雷区。突然雷轰不断，地动山摇。日方记载说：“我军立即进逼垒下，敌发大炮防战，我亦乱发山炮应战。两军战正酣，山动谷鸣，地轴为倾。敌兵在垒下预设地雷，我兵误逾其上，爆然燃炸，黑烟冲天，我兵势稍沮。”[《日方记载的中日战争》，《中日战争》] 虽然清军使用的黑火药杀伤力有限，但却十分骇人，日军退下之后，士兵皆面露惧色，不敢大胆向前。 日军进攻受挫，便改变战术，决定先占领摩天岭西侧的山头。这样可以避开一点东面杨枫岭炮火，减少对自己的杀伤。然后再向相连的摩天岭发起冲锋时，还可以减少一点爬坡的不利。 这一招，确实起了作用。日军得以更快地逼近摩天岭峰顶。 周家恩指挥全营连续三次打退日军冲锋，依靠肉搏战，全歼了爬上炮台的敌兵。 最后，日军依仗兵多，又从三面合围，不顾一切地同时向摩天岭发起冲锋。工兵冒死爬近炮台，用炸药炸开了炮台一角，日军蜂拥而入。 巩军新右营土兵毫不退缩，在激烈的搏斗中，全部英勇阵亡。在“垒内已无一兵一卒”[《日清战争实记》]的情况下，日军左翼支队才占领了摩天岭炮台。 营官周家恩连中数弹，身负重伤，已无法行走。他以惊人的毅力向西南爬行了三里多，到达壁子村西北的山沟，终因流血过多、天寒地冻，牺牲在覆雪的沟内。 他成甲午战争中牺牲的为数不多的守台将领之一，英勇事迹在当地众口相传。 …………………………………………………… 8时30分，摩天岭失守，南帮炮台被日军撕开了一个致命的缺口。 日军终于占据了一个良好的出发阵地。 从此，以这里为支撑，穿着黑色军服的日军形成两股黑流，源源从这里流出――一面，向其它陆路炮台卷击，一面，向摩天岭后的海岸炮台疯狂攻击。 请注意，这是同时展开的。 8时55分开始，日军集合炮兵，并用上了摩天岭的清军火炮，居高临下对陆路的另一座炮台――杨枫岭实施了近一个小时的炮击。 9时55分，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工兵大队，便以摩开岭为出发阵地，向杨枫岭炮台进扑。同时，右翼佯攻的那一个大队，也继续在野战炮兵第六联队第三大队山炮的掩护下向杨枫岭发起牵制性攻击。 杨枫岭炮台的守军为巩军左营，在营官副将陈万清的指挥下，英勇抵抗。 海军“定远”等舰及各炮艇，也都驶近南岸，竭力支援南帮炮台守军。 双方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炮战。 一个日本陆军记者写道：“我陆军虽称英勇，不惜生命，岂能抵挡住如斯之巨炮？我等只好袖手藏在炮垒里。” 战至11时50分，杨枫岭炮台的弹药库忽然中炮，爆炸起火。此时，巩军左营伤亡逾半。 陈万清见已不可守，遂率余部撤离炮台。 此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指责守军的撤退。陈万清是一员勇将，据说陈万清在战斗中还大义灭亲，刀劈了建议逃走的侄子(也有一说是表弟)，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狠角色。杨枫岭以西的摩天岭、小莲子顶一带已被日军遮断的情况下，他却能带领一队溃兵成功向西突破至沟北村西，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到达杨家滩以北的沙滩时，陈万清等人又遭到日军两个中队的追击、合围，陈万清护兵倒下，乘马都被击毙，但最后，北洋海军舰炮掩护下，陈万清换乘一马，终于成功突围。 当然，陈万清要比自己的老乡周家恩灵活得多。或者说，他不象周家恩那么“死心眼”。跟南帮溃散的绝大多数绥巩军一样，陈万清根本没回威海，尽管当时威海防务极其需要人手。 他彻底逃离了威海这一凶险之地，从此，走上了人生另一个轨道――脱下军服经商去了。 …………………………………………………… 双方战斗还在进行，被节节推进的胜利所鼓舞，大寺安纯旅团长按捺不住喜悦和激动心情，“与部下共徒步登炮台，自观战状”。[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随行的还有《二六新报》随军记者远藤飞云。 到至岭顶，在记者的镜头面前，身材不高、长着一张胖墩墩圆脸的将军有意识地往高处站一站，摆出一个威武的姿势，准备留下战胜者的影象。突然，炮弹呼啸而至，猛烈炸响。 威海港内的“定远”等舰观察到了插上岭顶的太阳旗，齐向摩天岭发炮，以舰上炮手的良好素质，轻易便准确地命中了这个目标。 黑烟散尽，日军发现大寺倒在地上，胸部被炮弹洞穿，当场报销（日本还有一说是抬下阵地，挣扎到2月9日受尽痛苦才飘进靖国神社）。一边忙于捕捉镜头的记者也同时中弹，当场“腾飞”了。 大寺安纯是甲午战争中第一个被清军击毙的日本将军，据说在日本国内还被誉为“一代良将”。日本人写下悼诗：“宁测骥足忽屯蹶，将军马前铁弹裂(指大寺安纯)！将旗裂处笔折处，六尺之躯云变灭(指远藤飞云)。” 壮哉，好好的一篇宣扬大日本军威的报道，成了一篇讣告。 ------------ 第三节先失一臂——南帮炮台陷落 随着陆路炮台被攻陷，海岸炮台眼看着便岌岌可危了。 当初，李鸿章曾听丁汝昌汇报，命令戴宗骞和刘超佩加强守卫，组织“回防”。但看来，除了被认为是丁汝昌“打小报告”，跟李大人一通解释，戴、刘二将仍然坚持“外围御敌”，炮台的情形未有明显改善。 实际上，鉴于清军的兵力和实力，我实在判断不出重前还是重后，哪一方案更可靠。甚至可以说，都不可靠。 由于实力的原因，原本就无法有效达成“外围御敌”的策略终告落空。派到前边的清军没有节节抵抗，转回海岸炮台，而是一哄而散，被削弱的海岸炮台更为不济。 这个连锁反应背后反映出的差异，无非是过程上的差别，而改变不了炮台陷落的结局。 …………………………………………………… 打开陆路通道的日军也根本不会给清军任何喘息之机。 当日军合攻杨枫岭炮台之际，就已经有一股敌人——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也由摩天岭出发，朝西北方向突进，直逼海岸炮台之一的龙庙嘴。 龙庙嘴炮台一下子暴露出了它的弱点——被隔在长墙外，地势较低，无地沟保护，很容易靠近。 而且兵力不足——战前，兵力最少时仅40余人把守，而且，主要是操作大炮的炮手，缺乏对日军有效的速射炮和步兵火器。 日军先占领其最南端的高地，然后从左右夹击过来。 激烈的相互射击中，指挥作战的巩军统领刘超佩左腿中弹。负伤之后，刘超佩被几名手下抬离炮台，乘湾边小火轮离开。 受此情景影响，南岸水雷营管带李荣光和一帮学生以为炮台失守，也随之逃散。 但龙庙嘴仍然有几十名勇士死守不退，最后，全部牺牲。 9时30分，龙庙嘴炮台失守。 …………………………………………………… 龙庙嘴炮台陷落，更象是第一张骨牌翻倒，从此南帮炮台接二连三地加速失陷。 从第一座海岸炮台失守，南帮炮台的最高指挥官刘超佩便脱离阵地，其责任也无法推卸，虽然他确实已负伤。 据说，刘超佩之前就因布置不力受到李鸿章严责：“闻威海南岸布置旱雷太少，汝亦无固守志。将来如有失事，定即正法，凛之!”但，威海南岸“后路空虚，布置末及”的情况仍未避免。 后来，李鸿章又因炮台报告弹药不足，加以怒斥：“枪炮子弹均少，何以不于封河前请拨预备？足见汝毫无筹画，安心要走，可恨！”并告诫他：“只有死守一著，无退步!”“如不战，轻弃台，即军法从事!” 其实，炮台守备状况，兵力、战力也好，兵器、弹药也好，不是一个原因造成这样一个结局，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的事。 细致翻阅这些电文，正是战前丁汝昌、戴宗骞与刘超佩出现争执时，老帅一再催促戴、刘二人回守南帮炮台的电文，敌情日近，老帅言词尤其急切、严厉。 然而，老帅的一再训斥，严厉警告，最终却没有止住刘超佩的逃亡。 于是，便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成了朝中大臣言官的愤怒声讨和弹劾中的有力证明。很多人认为，有种种迹象表明——从战前开始，刘超佩看似备战，实际已毫无斗志——我早就看出来了。 而且奏折来得非常迅速，快过指挥作战的反应所应有的速度。 在南帮失守第二天，朝廷便获知情况并下达了谕令，命令“予以正法”。“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戊寅（1895年1月31日），又谕，电寄李鸿章等：叠据电奏，倭攻威海南岸龙庙嘴等处炮台俱失……该处布置防守，为日已久，何以贼至竟不能固守。刘超佩先行走入刘公岛，显系临敌退缩。并此外弃营逃走各员，著李鸿章、李秉衡即行查明拏获正法。”[《清实录》] 不过，刘超佩并没有象自己的部下陈万清一样逃得远远的。 言官掌握的情况是，刘超佩先藏在同乡林琅斋家里，2月18日又化装成兵勇，随北洋降军逃到烟台，随之便被拘押。我们在大多数的史料中看到的，也就是这样的记录。 李秉衡最终并未将刘超佩“即行正法”，而是请示朝廷如何处置。 22日，谕旨：将刘超佩押解天津，由代替李鸿章的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查明失守炮台逃避情形，请旨办理。 经会审，判定：刘超佩诡称自己在指挥战斗时，“腿受枪伤，昏迷不省人事”，才被勇丁送到刘公岛医院养伤的。但查验伤情，不过是“系被枪子击伤左腿，由膝上穿过”。 因此，王文韶立刻奏报审讯结果：“查验伤痕，并非致命部位，何至不省人事？显系饰词避就。诘之刘超佩，亦无可置辩，俯首认罪。是其受伤虽非谎，饰而逃避亦属真情。相应请旨饬下刑部，查照现讯供情，按律定拟，以肃军纪”。[《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讯明总兵刘超佩失守炮台逃避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炮台失守，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吧。 可是，最后呢？虽然还据说，在得知刘超佩脱离阵地当天，李鸿章即愤怒地下令“应遵旨就地正法”；虽然，王文韶在上报中给他定拟了个死刑，但，刘超佩并未被处斩。 从盛怒中冷静下来的朝廷，给了刘超佩“革职遣戍新疆”的处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夏四月丙辰（1895年5月9日），以威海失守,受伤潜逃,已革总兵刘超佩遣戍新疆。”又让他戴罪立功去了。 接下来，他突然之间又继续风光起来——几年之后，袁世凯小站练兵、拉起著名的“北洋六镇”时，刘超佩恢复官位（开复衔翎记名总兵），又当上了驻扎河北迁安的第二镇步队第二协统领，相当于旅长。 时间在这里跳跃了，好象电影剧少了几集……中间的细节缺少记载，也无人细究。刘超佩这个“临阵脱逃”的名声是无法洗去的，最终的版本只能是各派斗争的结果。被指认的“逃跑者”竟还能得到这样的“褒奖”，这戏剧性的结局，也只会是大清朝廷昏聩不堪的又一个佐证。 实在是……象是一场儿戏。 …………………………………………………… 自龙庙嘴炮台失守，丁汝昌此前异常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眼前的事实——巨炮落入了敌人手中！ 前边说到，早在日军进攻之前，丁汝昌为防止岸防炮被敌所用，威胁北洋舰队，曾和护军统领张文宣商定，“挑奋勇安插其中，暗备急时毁炮”。但为戴宗骞所阻，炮台守军也不允许舰队兵勇进入，只好作罢。 可悲的是，丁汝昌预感十分准确，或者说，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本来是很好判断的。 日军在进攻威海之前，确实早就计划利用南岸海岸炮台以攻击清军。 所以，早就将舰上的炮手调来，跟随陆军占领炮台。而且，预料到火炮在战斗中有毁损，或被清兵自损，因而提前准备了足够修配需用的零件，甚至还大老远地从旅顺往威海炮台运炮。 英国政府派来观战的炮兵司司长蒲雷所说可以证明：“东人(指日人)亦预思得炮以攻船，故先调舰内水师搀入陆军队中，以备一得炮台即用华炮以击华兵。又早虑及华兵如不得守台，必预将要件拆去一二，炮即无用，故从旅顺带炮前来，以备装用。” 可是，丁汝昌的计划却并未得到实行，给了日军比预料中还好的结果。 蒲雷叹息，“而丁之所料，则可谓不幸而中矣。”[《甲午战争史》引自《英兵部蒲雷东方观战纪实》，《中东战纪本末三遍》第2卷] 北洋舰队遭到了自家炮台的攻击。 在激烈的炮战中，还有一艘单薄的军舰，“广丙”。来自广东水师的“三兄弟”中，“广甲”、“广乙”已经沉没，只有“广丙”还在不屈地战斗。 帮带大副都司黄祖莲(1863—1895)，安徽怀远人，是留美幼童之一，考进美国海军学校学习航海驾驶。史书说黄祖莲熟读战史，颇具谋略，并以政言见称，是在甲午开战之初主张海军主动寻机作战，“攻其不备”的舰队指挥员之一。 牙山之战前，“广丙”负责侦察联络，幸于方伯谦派其先行，全身而还。黄海海战中，“广丙”配合“平远”舰，英勇击伤“松岛”，重创日舰“西京丸”。 威海卫战斗中，“广丙”竟被龙庙嘴炮台发炮击中，正在指挥战斗的黄祖莲英勇牺牲。 …………………………………………………… 日军攻下龙庙嘴，随后便沿着海边小道向东，攻破了鹿角嘴炮台外面的长墙。 鹿角嘴炮台情形相似——既无小型快炮，又无步枪，除了大炮炮手，基本也没有什么守卫部队，而专用于对付军舰的巨炮对于近距离冲击的日军起不到任何作用。 一切已毫无悬念。 日军再次用工兵炸开长墙。 12时50分（日军有记载为12时20分[宗泽亚《清日战争》])，很快地便占领了鹿角嘴炮台。 …………………………………………………… 目睹南岸炮台接连失陷的北洋舰队，不甘束手，奋然发起了一次勇敢的登陆行动。 登上鹿角嘴炮台的日军喘息未定，突然有人发现，在龙庙嘴与鹿角嘴之间较为平缓的沙滩上，一群身着红色制服、手持毛瑟步枪的北洋海军陆战队士兵，乘舢板登岸，灵活地凭借着山上的巨石，神出鬼没地冲上南岸炮台。 日军档案中记载：“有哨兵自海岸急急忙忙跑来报告：敌水兵三百余人正在登陆，其目的大概是要收复陆地炮台。” 海军陆战队按照丁汝昌的命令，迎着溃兵，冒着日军的子弹，拼死发起反击。这支北洋舰队的精锐像尖刀一样，一度杀到日军的前线指挥部。意识到事态紧迫的日军,立即组织兵力阻击。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这支部队的战斗精神和素养要远远超过之前遇到的任何一支中国陆军。日史中如此描述北洋海军陆战队的英勇：“不久，枪声大作，敌水兵与我军的战斗打响……登陆的水兵气焰非常猖獗，像是都有拼死一战的决心。”[《日清战争实记》] 北洋士兵英勇的作战，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深深的心理震撼。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收藏的甲午海战日本兵丰田隆城后代捐赠的战时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这次悲壮的反击中，300勇士撒下一路鲜血，小部分突入了鹿角嘴炮台清军营房，还有一部分人到达龙庙嘴炮台附近。最后，在日军的集中阻击下，且战且退，被合围至海边，全部战死。“使人感慨的是有的中国兵知道不能幸免而剖腹死去,从炮台里出来的败兵和登陆水兵几乎无一人逃脱。海岸上积尸累累，不可胜数。有的敌兵在海中遭到狙击,二间平方（注:间，日本长度单位，一间约合1.8米）海水完全变成红色，像蜀锦一样好看。”[《日清战争实记》] 使后人至为可惜的是，这次反击未能夺回炮台，但北洋海军陆战队义无反顾的勇气，决死一战的牺牲精神，永值得后人牢记。 …………………………………………………… 日军攻陷鹿角嘴炮台后，海军陆战队长丰岛阳藏炮兵中佐随即进入炮台，他指挥炮兵装配好了第一、第三及第四号炮，然后利用这三门二十四公分口径克虏伯炮，以榴弹射击清军目标。 “清兵亦应之，定远、济远、来远三舰与刘公岛东方二炮台猛烈应射，声震山岳，硝烟蔽空。定远泊日岛西方，济远自日岛北方航行东西，来远在日岛炮台正面海中。定远渐次航向西，共来远以巨炮纵射。”[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不久，鹿角嘴炮台一号炮被炮弹击伤，不能使用。日军将炮栓移到二号炮上，然后，又一颗北洋军舰射出的炮弹击中二号炮，正好命中炮管，巨大的力量竟使长八公尺有余、粗达两人合围的炮管“折断，飞去六、七间远（约合十一二米）”。[《日清战争实记》] …………………………………………………… 几乎在日军攻击鹿角嘴炮台的同时，清军手中的所前岭和赵北嘴两座炮台，也陷入了战火之中。 按时间推算，负责佯攻的第六师团右翼一个大队，在配合攻占杨枫岭之后，腾出身来，迅速沿海边攻向百尺崖。 从位置上看，所前岭在百尺崖所北面，赵北嘴又在所前岭之北二里处，所以要从背后进攻这两座炮台，必须通过百尺崖所。 第二军作战命令中也突出指明的右翼攻击目标百尺崖所，实际是一座周围不过二里的石砌小城，只有南北二门，是明朝专为防御倭寇而设。守军巩军后营，是不久前招募的新兵。营官何大勋登城指挥，组织士兵用抬杆(抬枪)射击敌人。东西城墙角上的两门旧炮也配合射击，日军多次冲锋失利后，便调来大炮轰击，南城门终被轰塌，城上的大旗杆也被击毁。 何大勋率部边战边退，在所城西北与巩军右营会合，共同抵御进攻的敌人。 激战中，何大勋和右营帮带张友志皆中弹阵亡，两营清军只剩八十余人向西突出重围。 …………………………………………………… 日军攻陷百尺崖所后，便猛扑所前岭（又被称为谢家所）陆路炮台。 所前岭炮台是南帮炮台群中最小的炮台，不仅炮台范围小，而且炮又少又小，仅有十二到十五公分口径的克虏伯炮三门，故当时习惯上称之为“小炮台”。炮台守兵仅为一哨，由徐帮带指挥。他原为哨官，因帮带鲍义璧借故规避，才被临时提为帮带。 在徐帮带的带领下，一哨清军顽强抵抗，伤亡殆尽，徐帮带英勇战死。日军杀害了这位英雄之后，又搜遍炮台，发现了他的家属。当时，徐帮带的妻子怀抱刚满周岁的儿子芸生，奔向高崖，但未及跳下就被日兵追上。疯狂的敌人夺过芸生，在岩石上摔死，又用刺刀刺死了孩子的母亲。 不远处，力战阵亡的徐姓哨官双目未瞑，怒火熊熊的目光里仿佛也看到了他的妻儿惨死的这幕人间悲剧。[《甲午海战》] 日军惨无人性的暴行，永远铭记在威海山水之间，不能掩盖。 …………………………………………………… 后路炮台尽陷，赵北嘴海岸炮台背后洞开。 赵北嘴（有史书记载为皂埠嘴）是威海所有炮台中最大的炮台，突出雄立于威海湾南岸岬角，封锁着威海南口。因山上不长树木，群众皆称之为“秃子头”炮台。炮台上有五门大炮，其中二十八公分口径克虏伯炮两门，二十四公分口径克虏伯炮三门，威力相当骇人。在这样的炮火面前，日舰一般是不敢单独驶近赵北嘴炮台的，在此之前日舰多次扰袭失败的事实即可为证，日军绝对是惮于它的厉害。 事实也证明，日军从陆上攻击威海海岸炮台是极为明智之举。 对于南帮炮台群中仅剩的这座炮台，日军一面在炮火的掩护下，从几个方向发起猛攻，一面抽冷子从海上用舰炮轰击。在付出重大代价后，才登上了炮台。 面对来自海上和背后的两面夹攻，在处境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炮台守军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刻。 时间下午1点多钟，赵北嘴炮台失陷。 …………………………………………………… 赵北嘴炮台危急时刻，丁汝昌再次派鱼雷艇队管带兼“左一”管带王平，率护军前营帮带洪占魁、定远炮手头李升及25名英勇的士兵，停泊于炮台下，专等事急时炸毁巨炮。 日军登上赵北嘴炮台，刚把日本旗竖起，“炮台突时坍塌，台上日兵飞入空中”。[《中东战纪本末》第4卷，见《中日战争》] 清军舰队勇士以敢死队精神，及时攀上炮台，设置炸药，在日军攻入炮台的一瞬间，点燃了导索。 在执行这项殊死的任务中，仅有八名奋勇撤回到鱼雷艇上，“余尚未知下落”。[《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近二十名士兵战死，以生命的代价，不屈的精神，完成了令日军胆寒的壮举。 爆炸的巨大威力，一下子将炮台弹药库完全摧毁。威力波及海岸，碎石纷纷落下。一块巨石落入海中，差点将清军的鱼雷艇也一起击毁。“艇亟退，而巨石盘空下，当泊艇处坠水，激波入空际，退稍缓，人艇并碎矣”。 当时在威海口外“观战”的英国海军官兵，目睹中国水师这一奇勇和壮烈场面，也无不感到“惊心动魄”。[《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 威海南岸所有炮台已经全部陷入敌手。 但战斗并未停息，反而开始了最激烈的炮战。 日军消耗榴弹245发，榴霰弹1074发（请注意榴弹与榴霰弹的比例），步枪弹84483发。[宗泽亚《清日战争》] 双方的炮战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半，“战愈剧。清兵炮丸雨下，猛火轰然，弹皆坠地，爆裂四散，摧石壁树木，势颇惨烈。左翼墙破坏，墙下交叉小铳皆尽损伤。日兵仅有大炮两门，众寡不敌，遂停止。清兵亦休战。”[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北洋舰队尽了最大的努力支援陆路，在南帮炮台失守后仍然进行了顽强的破坏射击，但陆军已退，无法挽回。威海的防御体系，两翼之中已折去一翼。 30日晚的威海港，渐渐进入了短暂的寂静。 ------------ 第四节陷入绝地——北帮炮台弃守 1月30日（正月初五）这天夜晚，威海南帮炮台已落入敌手。 李鸿章致电山东巡抚李秉衡，直接转发总理衙门寄发的旨意――质问李秉衡从桥头退走的孙万龄部究竟去向何方，要求即刻调回，同时要求将驻扎在烟台一带的孙金彪部嵩武军增援威海。 然后，李鸿章再次要求李秉衡“核饬遵办”。 1月31日（初六），李秉衡回电李鸿章： “天津中堂钧鉴：东案现扎阮家口，近长岛，可与水师夹击，扼其大队犯北口。如能竭力相持以待援军，北台或可保……旧属李秉衡谨肃。” 又往威海发电报给戴宗骞，请他转达命令。 “刘公岛送戴统领鉴：鱼电敬悉。孙李两军已扎阮家口，可与水师夹击，扼其大队犯北。请即将此电送交孙李两统领，代弟转饬严备紧扎，抄截来路为要。衡。”[以上，见《甲午海战》引自《李秉衡集》] 而对孙金彪部嵩武军的调动，李秉衡只字不提。 倒是一个“竭力相持以待援军”，又把球踢回到了北洋陆军脚下。 退至威海的戴宗骞手头的兵力，已经无法与日军“相持”。经过虎山和虎口两次战斗，已有五营溃散。 也就在31日，即南帮炮台失陷的第二天，丁汝昌亲至北帮炮台，见到了戴宗骞。 据有人考证，实际也在这里见到了另一个难兄难弟，后人传言中已经逃到刘公岛的刘超佩。实际上，这才能解释，如果他轻伤逃走，或闻风便逃到刘公岛，应该早被丁汝昌按令“就地正法”了。 据戴宗骞说到的北帮守卫情况，是“绥、巩军均向西散去，派人四出招集，所剩只绥军一营，守台及保长墙等处。” 可就在当天夜里，这仅剩的一营绥军也溃散了。戴宗骞已经只剩下光杆一条。 北帮炮台，实际已无任何留下的价值。 李秉衡的山东军没有前来接防。 李秉衡所谓与水师――主要指北洋陆路守军――的夹击，也已是根本无法实行的“画饼”。 两军配合作战，竟是这种状态。自始至终，有先到有后到，有正战有先退，最后不是你未到就是我已无法赴约，始终没有配合在一起。 大敌之前各怀异心、各有算盘，这已是显然无法否认的事情。不说这个，单就这种依靠协调、商议而实施的指挥，也只能说，形式太古老了，效率太低级了。 …………………………………………………… 孙万龄、李楹、阎得胜军后移至酒馆一带，接到命令，再次往威海西路靠近。 到达羊亭集以西的孙家滩一带，敌情已经很明显，便停下来，冒着严寒，又继续赶修工事。 荣成失守和桥头镇阻击战后，威海卫陆路战情每况愈下。巡抚李秉衡心急如焚，他在对上的报告中，罕见地严厉指责前线将领（那可是包括自己的手下啊），“与倭接仗，虽互有胜负，而各营将领不齐，接仗未能得力，致倭人渐向西进”，并咬牙讲到，“非斩其退缩之尤者，不足以警众。查各军退缩者不止一人，而以阎得胜为最怯。”[《甲午战争史》引自《山东巡抚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这已经等于是打招呼了。 而且说干就干，1月29日，李巡抚电令孙万龄，“阎得胜临阵退缩，即军前正法”。[《甲午战争史》引自《李秉衡致孙万龄电》，《山东巡抚衙门档》] 然而，孙万龄并未按上司的电令办事。估计他可能担心将阎处斩会更加引起那五营河防军的骚动。凭心而论，正规作战部队绥军都逃得不剩几个了，河防营还能硬撑着，已算勇敢和严格了。 日军已进逼羊亭，孙万龄是想多点人多一份力量，但阎得胜对孙万龄的命令就没有认真执行过。即使阎得胜肯听孙万龄的，他那帮河防军也不济事。 …………………………………………………… 1月31日，日军第六师团移驻虎山、温泉汤地区，第二师团改驻凤林集、曲阜等村。 第二军司令部移至虎山，大山岩立即发布命令：第六师团自长峰寨、竹岛村进入威海卫城；第二师团绕至孙家滩，以切断威海清军的退路，并警戒由烟台东来的援军。 这天，威海陆路枪炮声皆无，一片大战前的寂静。 日军正全力进行进攻威海卫的准备，并对清军进行侦察。 …………………………………………………… 2月1日，第二师团所属各部队开始西进，准备右侧一个骑兵中队进至鹿道口，向酒馆集地方搜索，左侧一个步兵中队进至孙家滩，破坏鹿道口附近的电线，并向前双岛和初村方向警戒。 中间，是师团主力，以第十七联队在前，沿威海卫大道，经艾山庄、曲阜村向羊亭集攻击前进。 左侧队很快报告：孙家滩及其附近有清军集结。第四旅团迅速转向左面，离开本队主力，向孙家滩进击。 …………………………………………………… 孙家滩附近地形，从防守条件上讲比桥头镇还不如。也是除了有条由东南向西北的羊亭河，散落着几个不到百米的小高地。 清军在港南至港头南北一线部署，组成一个正面不大的阻击阵地。 瞅瞅地图，这个阵势仍然是不禁让人摇头。鉴于绥巩军已经溃散（就算孙万龄不知晓，也没有看到散兵游勇），给人的感觉：在这个离海湾最近直线距离也有12公里的地方阻击，这12公里空隙中可以通过多少万大军？与其说是阻挡日军向威海进攻，不如勉强说是阻止某股日军向烟台的道路，还能起点作用。 按照孙万龄的安排，仍由他本人带头担任最重的任务，率嵩武左营和福字三队在中央，防守孙家滩村东的羊亭河长堤，正面堵击敌人；李楹部福字三营驻守港南村后海拔一百多米的小高地，为右翼，预防敌人迂回和包抄；阎得胜精健等五营驻守小西庄和港头村，为左翼，预防日军直插威海卫，并时刻准备接应正面战场。 以不到2800人的这点兵力，阻挡敌人一个完整旅团，无疑，又是一场众寡悬殊的战斗。 与桥头镇极为相似的地形、布署，恐怕，还是一个相似的结果。 …………………………………………………… 2月1日，农历正月初七。 北风呼啸，仍是漫天大雪。 日军仍然热情百倍，冒雪前进，执行遮断任务，只需要出动一个第四旅团足矣。其他的呢？奔威海抢功。 日军越过羊亭河以后，直向羊亭河护河大堤扑来。 这时，还是按照桥头镇那一套打法，埋伏在大堤树丛中的孙万龄军奋起抵抗，用步枪和抬枪勇猛射击敌人。 据夸张一点的记载，在七八个小时的激战中，清军击毙敌军五百余人，缴获枪械479支，中国军队仅伤亡87名。 然而，这次孙军还不如上次有巩军炮队相助。等到日军加强炮兵力量后，清军立刻败象显露，支撑不住。又是阎得胜，见日军炮火凶猛，第一个下令西撤了。 孙万龄两面受敌，不敢恋战，再次后撤回酒馆。 …………………………………………………… 2日上午，孙万龄在酒馆集隆福寺召开各军将领紧急会议。这次，绝不能再给逃跑将军机会了。一仗未胜的阎得胜当即被擒，军前正法。 其实当这个副将真不容易。带着一帮“河工”，愣让去打日军，也确实比较冤枉。但谁让他非要领这份俸禄吃这碗饭呢？ 从前后的战斗来看，孙万龄倒是很有勇气的。但他的兵不也是一阵之后，便攻不动了吗？再勇敢的将领，也无奈于清军与日军战斗素质、武器装备的双重差距吧。 孙万龄还是倒了一个霉。 有人说，还是因为这个阎得胜――甲午战后，不知为何，孙万龄被阎得胜临阵脱逃牵连上了―― 个中原因，有的说是对阎得胜败逃有领导责任。 还有的说，是孙万龄以山东巡抚的命令为依据，杀掉了阎得胜。但在朝廷上下看来，这是擅杀之罪。 而且早不执行晚不执行，战败后斩了阎得胜。一群人都没有受到追究，却单单拿阎得胜开刀，怎么看也有把人家作为“替罪羊”之嫌。也有人说，此时，还是应该交给上级处理比较得体。 其实，杀一员副将，而且是两军交战的战场上，就山东巡抚的权力应该能够做主。李鸿章也曾命令将刘超佩阵前正法。只是，实情是一个有顾虑，一个没找着。 孙万龄因有顾虑，给了阎得胜一个机会，应该比较可信。 而阎得胜竟然被处分了两次，他才称得上是倒霉透顶呢。 被斩之后的第二天，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李秉衡在奏报中竟然又提到了他的名字。结果“光绪二十一年已未，春正月辛巳（1895年2月3日）”这天，光绪一天两谕旨内提到了阎得胜。先是，根据李秉衡“特参荣成失守救援不及各将弁，请旨惩处”的奏折所列名单，以“该处所驻各营或迎战不力，或救援不及，均属咎无可辞”，命将“候补副将阎得胜……（还有另外四个人一起），均著暂行革职，仍令戴罪图功，以观后效。”如果按这个处置，阎得胜还能活命。可是，倒霉到底的他已经死了一天了。 还是一日之内的事，光绪似乎又记起来了，再下谕旨专门询问：昨天的电报中说有一个阎得胜已经被下令正法了，是两个人吗（还是同一个人）？“又谕……本日李秉衡摺所参失守荣成各员，内有副将阎得胜。前日电奏中又有一先饬正法之阎得胜。是否两人。著李秉衡电覆。”[两电见《清实录》]死了的不能活过来，又能到哪里查去？ 这样重大的疏漏，怎么说也是出在李秉衡身上，没有说清楚。 所以，虽然相比来讲东军之中抵抗最为有力、最为积极的孙万龄没有因有功得到嘉奖，反而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壬午（1895年2月4日）”被革职（留任），似乎有点免枉，但却决不是因为处决阎得胜。 是因为私自带队跑回酒馆（所谓“就食”，找饭吃的理由，理所当然被光绪质疑，并在电报中严辞质问），是因为，后来又没有按朝廷的命令赶往威海北帮炮台，而是选择在羊亭集以西的孙家滩阻击日军。而这就再次出现违令和避战情节。因而，也对威海炮台的失守要负重要的责任。 史记，“谕军机大臣等：威海失守……提督孙万林（万龄）、总兵李楹救援不力，均著交部严加议处”。“兵部奏：提督孙万林、总兵李楹均议革职。”李秉衡也因“调度失宜”，被吏部奏报加以“降二级留任，不准抵销”的处分。[《清实录》] 从记录看，后来孙万龄倒是很不平，两军停战之后，他又来劲了，不按停战协定划的线让出阵地，后退至威海“四十里外”驻扎，且有过激的倾向，皇上不得不出面警告制止，“饬令孙万林照约办理”，“严饬孙万林等毋得孟浪开枪轰击，轻启衅端”，防止他捅出乱子。这种“逞英雄”搞得确实不是时候，早干什么来？ 再后来，孙万龄得到了一个比留任更严厉的处分，“发往军台效力”。 但要注意，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春正月”而不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 那就更远远不是阎得胜的“关系”了。是因为，“分统防营管带缺额扣饷”被查明，孙万龄也不免有清军通犯的“老毛病”，被张汝梅查实“该营实有缺额扣饷情事”，所以又由革职加上“永不叙用，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的处分。 看似没有希望了，可“永不叙用”也是一句空话。 到了这年（1898年）的12月，皇上便命令祥麟再去看看，“十月丙午。又谕：已革提督孙万林、已革副都统丰升阿前因获罪，发往军台。该二员年力是否精壮，尚堪效用”。祥麟详查的结果当然是“还能用”，所以，“十一月乙卯（12月18日）”这两员“战将”又被“加恩释回，交荣禄差遣委用”了。 孙万龄跟着新贵荣禄（请注意这是新晋的太后的红人）混，还担任了正吃香的武卫中军的前路前营管带。 再接着便遇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又开始打仗。孙万龄改任武卫中军前路统领，恢复原官衔，与洋军交战……然后，摊上了最风光的任务，上演了一出护卫慈禧太后“西巡”的大剧。 护驾有功，官运来得比打仗还快，到了大同，孙万龄便被授以南阳镇总兵了（实职啊）。 不靠谱的大清啊。 …………………………………………………… 威海后路已经被日军切断，威海基本已无清军，空城一座。 2月2日上午，日军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与第二师团分出来抢功劳的第三旅团会师威海城，争先恐后分别派人从东西两门进入城内。 日军主力并不停留，又立即分兵进攻北帮炮台。 …………………………………………………… 北帮炮台，包含祭祀台、黄泥崖、北山嘴炮台，坐落于威海卫城东六里的丘陵地带，地势陡峭，仅有一条小路可通，形势极为险要。 因为北帮炮台又与刘公岛隔海相望，相距仅四里，故对刘公岛的防御关系极大。 守，则相互掩护。失守，则是极大的威胁。 北帮炮台绥军调至威海南路，虽经协调，但实际上留下的空缺并未有山东军前来填补。还是丁汝昌派已经失去了坐舰，被革职留用察看的“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带二百多名水手，张文宣派护军两哨，前来助守。可是31日夜绥军最后的一营溃散时，吴敬荣“所带协守水手亦随绥军西去”。 2月1日，一点也不放心的丁汝昌再次前往北帮炮台与戴宗骞议商，戴无可奈何说：“所散兵勇招集不回，并台、墙守兵亦溃西去，全台只剩十九人。” 丁汝昌彻底心凉了：“孤台不支，恐资敌用，我船及岛将立见灰烬。”[《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决不能再出现南帮炮台的恶果！丁汝昌决定，既然不能守，就将炮台自毁。 所以，他便先劝戴宗骞转移到刘公岛上。戴宗骞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有南帮炮台的教训在先，满心愧疚，自然也无话可说。长叹一口气，又激越起来：守炮台是我的职责，炮台失陷，我还能到哪里去。此地才是我的死地，只有一死以报朝廷了。 但事情由不得他，丁汝昌一挥手，护兵上前架起戴宗骞就上了船（“挈之行”)。 一身硝烟灰尘的戴宗骞，在刘公岛水师公所前的官码头下船时，望了丁汝昌一眼，惨然一笑。对搀扶他的水手说：“老弟，谢谢了。我的事算完了，单看丁军门的啦！”[《甲午战争史》] 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句话语义双关。当天夜里，戴宗骞在刘公岛仰药自尽。 2日这天，丁汝昌忙着派舰队水兵进入北帮炮台，将火炮、火药库尽数炸毁，大火连烧了好几昼夜才渐渐熄灭。 当毁炮的舰队官兵刚回到艇上时，日军便平行而至，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已无炮可用的北帮炮台。 …………………………………………………… 威海陷落，也陷入了黑暗之中。 尽管在有些记载中，日本第二军曾下达了不戮一人的命令，但从另外一些记载中，包括搜集到的口述记录，民间悼文内容，可以看出日军罪行的冰山一角。加上大山岩所领导的第二军恰恰是金州、旅顺屠杀的凶手，我实在无法相信身为侵略者的小鬼子，能性情大变，还能在异国的土地上与居民和平相处。 我相信的事实是，踏上威海土地的日军，立刻露出了贪婪的本质和嗜血的兽性。 日军不但四处烧杀，还挨门逐户搜寻财物，遇到店铺更是动手抢劫一空。有诗说，“民间鸡豕竟吞噬，器皿钱财一掠空！” 由于威海百姓对日军充满反抗情绪，征集民夫等工作无法开展，连日方记载也不得不承认：“山东地方以不可通车辆，多募人夫，到处劝诱土民，又多遁亡，应者甚稀，是以搬运甚困。”[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这样的情况下，日军不可能不对反抗的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实际上可以说，威海和周边地区村庄，没有群众被害的地方几乎未有。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带来的苦难，也是无力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大清之罪。 ------------ 第五节死守待援——援军在何方 联合舰队按照“配合陆路攻击”，适时“诱出作战”两种稳拿的作战目的，积极地加入到对威海的攻击之中。 虽然是确定舰不离港、固守威海，但按照“水陆相依”策略，北洋舰队一开始，就积极面向两面作战。 从威海作战的第一天——1月30日起，至2月11日，北洋舰队与日军进行了十几天的血战。 …………………………………………………… 1月30日凌晨2时，黄鼠狼一样超喜欢在夜色下行动的联合舰队便早早动身，乘夜自荣成湾起锚，沿海岸缓慢地向威海卫海面航进。 作战编队序列为：本队——“松岛”“千代田”“桥立”“严岛”四舰；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第三、第四游击队——“赤城”“武藏”“葛城”“大和”，“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八舰。 第二游击队——“扶桑”、“金刚”、“高雄”三舰，在成山角海面担任完警戒任务后，也驶向威海卫海面。 上午10时，“筑紫”等八艘老舰第一批驶近皂埠海面，开炮支援进攻南帮炮台的日军。 “本队与第二游击队向东口(即南口)，第一游击队向西口(即北口)，各横行二十海里间，以张威势，以窥清舰队动静。”[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日军以弱舰在“门前”叫阵，主力在后的布势，正是引诱北洋舰队出战的一个精妙算计。 但北洋舰队未认真搭理它们，而以主要火力参加南帮炮台的战斗。“筑紫”等日舰惮于海岸炮台和威海刘公岛、日岛炮台的威力，并不敢深入，远远挑衅一阵，悻悻撤回。 中午12时，日舰本队及第一、第二游击队诸舰又变为单纵队，轮番向威海口靠近，“合为单纵阵，频进挑战”。 北洋舰队仍然置之不理。 在这个艰苦的一天内，北洋舰队几乎以全力支援岸上的战斗——多次拦截露头追击的日军，解救清军兄弟。向摩天岭进行炮击，还取得了打到一名日军大官的成果。在海岸炮台失守后，又通过舰炮轰击，并派出多批人员争夺和炸毁炮台…… 瞬息万变之间，北洋舰队做出了相当快速的一系列应对。 只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帮炮台的战局。 …………………………………………………… 接下来，日军又换上较弱的第三、第四游击队，拿出不惜牺牲弱舰的架势，以更近的距离逼近威海南口。 如果北洋舰队再不出来，那就趁机闯一把试试。 “筑紫”老舰冲在前面，突然，“刘公岛炮台放大炮、小炮，清舰亦发弹，势颇激烈。筑紫舰烟突根为巨弹所中，伤水兵四人。”[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威海岛上岸炮和舰队合力突然反击，日舰急忙后退。 等日军全部占领南帮炮台之后，侧面威胁已经消除，伊东雄心大起，命令舰队直冲威海口。 下午3时许，日本第二游击队首先炮击日岛，旗舰“松岛”率本队及第一游击队随后进至口外观察战况。 刘公岛和日岛炮台发炮阻击，猛烈的火力让日舰仍然未敢冒进，匆匆结束了尝试。 当天夜里，联合舰队第二艇队的四艘鱼雷艇还“伺机以快速突击港内，因港内防守严密而未能达到目的，无功而返”。[《日清战争实记》] 鱼雷艇队夜间出动，表明伊东开始谋划使用新的战术手段。 确实如此。黄海大东沟，大清鱼雷艇队冒死攻击之下，联合舰队数舰，包括桦山海军部长的座舰都是死里逃生。这次经历，让伊东祐亨看到了鱼雷艇的价值，一改过去“鱼雷艇不适合海战”、只能当配角的旧认识。所以，伊东将散落各处的鱼雷艇集中起来，编成艇队，集中使用，在这次的攻威之战中，还专门为鱼雷艇队制订了计划。 关键看怎么用，什么时机用。 …………………………………………………… 31日，威海战场异常的平静中，日本陆军正做着攻击威海和北帮炮台的准备。 海面上的平静，则是因为天气突变。 本来这一天，联合舰队还在按计划继续从海上对威海的进攻。 “筑紫”未至，这个情况大致说明“筑紫”受伤不象历史上记录的“伤了个烟囱”那么轻。这次试探性的进攻，便改由黄海海战中逃出生天、当上了第三游击队的旗舰、在前几天的战斗中一直跟在“筑紫”身后的小炮舰“赤城”号，来当排头兵。 伊东还是打算用前一天的阵势，这次轮到倒霉的“赤城”来当这个诱饵。 不过，北洋舰队仍然紧守着湾口，不时往南帮炮台开炮，但就是不出去。 刘公岛和日岛炮台对海面严阵以待，准备迎击任何敢于靠前的日舰。 上午9时，鬼头鬼脑的“赤城”退回，向“松岛”打出旗语，号称当天晚上再偷袭，夺取日岛。 伊东祐亨算是批准了这个请示。 不料上午11点，风云突变，一场寒流首先袭击了威海卫地区——包括准备偷袭的联合舰队。 …………………………………………………… “风雪大作，海浪高起，寒威亦甚，炮门往往结冰不能使用，舰队不得已退到荣成湾方面，只留第三游击队守住港口。”[《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中日战争》] 这可不是日本人歌颂的“神风”了。狂风夹着大雪，在海面卷起一片怒涛，联合舰队的舰只在风浪中漂荡，不得已留下一部分舰只在威海附近，主力全躲回荣成湾躲避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 暴风呼啸之中，气温罕见地降到了可怕的零下21度。 根据我的一些经验，日军遇上的应该不纯是暴风雪，而是还没有暖冬这个概念之前，山东地区常见的“冰凌”天气——雨夹雪一起下来，落地迅速成冰，气温的骤降，往往造成更严重的雪凝灾害。 于是在2月1日，雪虽然停了，但日军官兵突然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奇观——他们几乎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军舰了。 一艘艘军舰全被冰雪包裹，大炮上也包上一层坚冰，炮膛冻住，炮闩都无法打开。 由于海浪扑上军舰，立刻结冰，所以，军舰侧舷被包上了厚达一寸的冰甲，弄得整个军舰更象一座冰雕。 一些水兵好奇地在主炮塔等处，留下了反映那个情景的照片。 在这样的天气里，舰队只好锚在荣成湾这个避风的好地方，焦急地等待。 奇寒的袭击，也让日军十分狼狈。据记载，“由于天气酷寒，日本士兵没有足够的保暖服装，不得已将行军毯胡乱裹在身上，再在外面设法套上外套。军官们的待遇较水兵为佳，一些从岸边老百姓家抄来的狗皮帽子、皮坎肩，都出现在了日本军官身上，整个舰队里到处都是怪模怪样的狼狈景象。”[《甲午海战》] …………………………………………………… 1日这一天，日本陆军也在风雪中击退了清军孙万龄等部。清军进一步退向烟台方向，离威海越来越远。 坚守待援的丁汝昌，还在为威海北帮炮台的无力守卫而心情惨然，不得不做出炸毁炮台的艰难决定。 这天夜里，戴宗骞吞金自尽，更加增加了刘公岛阴沉、凝重的气氛。 先前号称重点防守的烟台，现在处在了海上和同样来自右翼侧后的威胁。李秉衡终于明白，此前几乎寸步不离烟台的筹划是多么可笑。 不错，至目前，烟台形势仍是一种危在旦夕的样子。英国人明确表示，想止住日本人，不许日舰攻击开放口岸烟台。但狡猾的日本人更会下反手棋——虽然不敢真打烟台，却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继续制造假象、牵制清军，所以嘴上始终不吐口，反而始终做出攻击的姿态，经常派几只船过来放上几炮。直到最后，只答应日舰入烟台，不发炮，但是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清军也不能发炮。 两国开战，断无不开炮就让其占领的道理。李秉衡断然拒绝了英国驻烟台领事转达的日军要求，表示：如日军进至烟台，必当开炮轰击。 在日军进入北帮炮台之后的第二天，2月3日，李秉衡按照一般规矩，痛心疾首地请旨将自己“交部严加议处”。 但是，他在上奏朝廷时，称威海已失，登州、烟台必为日军所争，“深恐贼乘锐西犯”，那就不仅是烟台的问题。所以，“秉衡即死守烟台，于大局毫无补救，获罪滋大。”请示，自己要退到莱州一带，统筹全局，“催集援兵，自西而东，节节进规，以固省城门户，以顾南北大局。”。 失去的只是威海城，威海湾和刘公岛还在大清手里，还有被困的5千多北洋海陆官兵，被朝廷倚为“颇为能战”的李秉衡不是迎着“西犯”的日军，急如星火前去拼斗、解围，而是以固大局为由，准备后撤了。 2月9日李秉衡至黄县，12日退驻莱州。 随之，集结在烟台周围的数十营山东军也纷纷调往莱州一带，“扼莱境而东，以固省垣门户”。 这等于是抛弃威海，又抛弃烟台而去。 …………………………………………………… 那些间道（所谓为抢时间而抄近道、小路）而入山东的南方援军，仍在路上磨蹭着。 据说，此前，李秉衡还在积极地筹备粮草弹药，以迎接援军。 近在烟台的山东军，却不对威海施以援手。 整个威海的战役，自始至终都象是你一手、我一手，被七手八脚弄得一团糟。 这种情景，怎不让人痛恨？ 揣测李秉衡的这个筹划，又不能不使人心生感慨，甚至愤慨——威海，那是老李的事，李秉衡肯定会这样想，犯不着为威海拼上血本。 有这个因素实属自然。而且，天津也是老李的事，朝廷和老李不也在琢磨天津的守卫吗？ 当然，开始已经错了，接下来，对李秉衡来说，现实一点的选择却确实是——守住莱西。 我们可以骂李秉衡不够意思，也可以骂他出于成见或个人恩怨，对威海卫坐视不管。 可朝廷在日军下一步的行动上，也出现了严重误判：当前，要防止日军自东省入直隶，直逼京畿。 从战术上来讲，陆防，首要是守住要道，目标，自是为了防止日军深入内地。 从山东的地形上看，莱州，的确是在半岛通往内陆，特别是京师的咽喉要道上。 而龙口（黄县）、栖霞到海阳间，有“胶东屋脊”之称，正是几乎无险可守的山东半岛上，勉强可称为险要的山地丘陵地带。 理论上，清军部署于此处，还是挺象会打仗的那么回事的。 …………………………………………………… 1日这天，坐镇在烟台城的，还剩一位双重身份的官员——登莱青道兼东海关道刘含芳。 曾参与旅顺港建设，也是威海基地建设者的刘含芳，实际上重病在身，一目近盲。为北洋舰队和威海战役用尽力量，万般艰难，积极奔走、筹划战守之后，他没有离开烟台，而是四处募集威海溃败下来的绥巩散兵，重新编组，一心准备坚守烟台。 甚至他也拒绝了英国领事邀请，为了职责和尊严而坚决不入租界躲避，“此我死所，出一步非职也。”夫人郝氏亲手备好一杯毒酒（复手鸩一盂），夫妇二人合心，矢志不屈。 这天，刘含芳致电李鸿章，话语苍凉而镇定，向老领导表明心志，“……事在危急，烟吉凶亦未定，芳夫妇当与地共存亡。随侍三十四年，未有此次之难也。”[《甲午海战》引自《寄译署》，《李鸿章全集电稿》] ------------ 第六节孤军抗敌——孤独的北洋 2月2日，威海陆地炮台全失。 四面受敌，孤立海中的刘公岛成为唯一的依托。随着威海被占，电线中断，这里已成孤岛一座。 北洋舰队已经陷入孤军作战，也到了生死决战的时刻。 只是在沉重压抑的气氛中，丁汝昌和舰队官兵仍然决心全力一战。 他们相信，只要能抗住敌人的进攻，援军就会到来。 …………………………………………………… 2日，风煞雪停，天气转晴。 除了有的舰只大炮尚未“解冻”，形势大为有利。焦急等待的伊东祐亨又迫不及待地决定，于次日发起第二轮海上进攻。 伊东确实精明，这次的目的，是直冲刘公岛，毁掉威海港的重要支撑。 3日，又是在拂晓，日舰第一、第二游击队与本队会合，驶向威海。 上午9时，三队全部以单纵阵，到威海口挑战。 见北洋舰队仍坚不出口外，10时，第二游击队仗着是新锐之舰，首先向刘公岛东泓炮台发炮。 更为不利的是，第二军炮兵派人修好了五门南帮炮台的大炮，连同先前装配好的鹿角嘴炮台二十四公分口径炮,共有七门大炮可以参与对海港的轰击。 日本陆海军从东、南两面，对威海口形成了夹攻。 …………………………………………………… 重围之中，北洋舰队全然不惧，等日舰在海上完成一个转向，用侧舷炮攻击时，刘公岛和日岛炮台首先发炮，北洋舰船也往来还击。 在激烈的炮战中，第一波冲击的日舰竟未能占得上风。“巨弹交迸，坠入海中，猛响如百雷齐发，飞沫高及数丈。”[《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中日战争》]第二游击队一时淹没于腾起的水烟之中，完全不见踪影。 日军未料到有如此猛烈的火力，连忙转舵驶向外海。 …………………………………………………… 下午1时，第四游击队的“筑紫”又出现了，带着几个老哥们又驶向威海南口。 估计伊东面对威海卫的防御，确实有点技穷之感，但这么草草收工，又实在心有不甘。 让我琢磨不明白的，是为何这些老舰又上前挑衅。 诱敌，已经“屡试不的”了，强攻，未必有新锐的能力。 估计，答案在：南口。 我没有找到日军企图强行破坏威海口防御设施的记录，但南口处作战，对日军来说好处很多。 向“日军的”南帮炮台靠近，远离躲在刘公岛后的大清军舰，寻找战机。 转移目标，强攻日岛。 …………………………………………………… 南口海面宽阔，日岛钉在湾口，象日军的“肉中刺”，此前就曾一度被日军作为强攻的目标。 日岛炮台较小而孤立，原由巩军守卫，人员较少且没有营官。丁汝昌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便派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带领三十名水手上炮台助守。舰上炮手的军事素质，本身是比陆军炮兵要高一个档次的，这使日岛的战力大为增强。 开战之时，在日舰密集的攻击下，日军眼里小小的日岛炮台竟然全然不惧，火炮威力惊人。“定远”也带领诸舰，冒着南帮炮台打击的危险，转移到南口海面，抗击敌人。 与上次3日的作战相似的境况再次上演。不久，“筑紫”便被一颗炮弹击中，“左舷穿透中甲板，未爆炸，由右舷落入海中，打死士兵三名，伤官兵三名，舰体损坏”。[日本海军军令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 也许是一颗臭弹，更可能又是北洋军舰上常用的实心穿甲弹，打得离水线高了点，使“筑紫”侥幸得以保全。 战至下午2时39分，“葛城”接替“筑紫”，继续带第四游击队强攻日岛。但不到半小时，“葛城”也不幸中炮，桅杆几乎断折。 炮战终日，日舰始终无法靠近威海卫口，更未找到任何夺取二岛或突入港口的机会。 …………………………………………………… 诱击不成，强攻也不成。逼迫得日军另想别的办法，或者回到老路上去试试。 伊东祐亨又想起了此前计划的一招——偷袭。 但不管是闯港，还是偷袭，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是破坏威海湾入口的水雷防材，史书上又称为“防口拦坝”的防御装置。 防口拦坝，是以长约丈许五寸见方的方木编成，每两根之间距为三尺，对口外纵向排列，上敷三条三英寸钢索，再以四英寸铁链连接钢索，使之不能移动，为防止因波浪或潮水而流失，还每十根方木下一铁锚，以五英寸锚链相连。这个设计既巧妙又牢固。[《甲午战争史》] 从当年日本人留下的示意图看，南口的拦坝位置在刘公岛东鸿炮台—日岛—南岸龙庙嘴连线上。这道漂浮在海面的“栅栏”后面，还密布着一道水雷区，覆设了大量的电发水雷。 这些防御设施是甲午战争爆发后，丁汝昌按照李鸿章的命令而设置的。临战时，又将北口（又称西口）预留的出入口封闭，确实是一道十分严密的拦阻线。 此前，如果不是这道拦坝，“镇远”舰也不会在返港时因出入口浮标漂移而触礁。 此时，这道拦坝却有效地防堵了日军，至今没有一艘军舰敢冒险冲击。 以前读到一些资料，可能是作者误解，以为这道“栅栏”是固定在海中的，涨潮时便没入水下，于是也相信了日本人的“神勇”记载，跟着描写了一幅日军鱼雷艇借涨潮时机，趁着一个大浪一跃而冲过了拦坝的场景。 后来看，那确实是中的情景。 但清军的水雷，却多数是用重物和钢索固定在海底上的，叫海底雷，不是漂雷。所以，这种方法对付水雷却是有针对性的，只要加上能骗过掌握水雷引爆人员的眼睛的话。 不过，我也始终没有看到联合舰队用岸炮密集炮击这道拦坝，加以破坏的尝试。估计是因为，炮弹对线状目标的命中概率理论上就很低，而日军对自己炮手的水平并不相信（黄海海战统计数据已经显示），特别是在能见度低、双方炮火横飞的情况下，效率当然更打折扣。所以，日本人自己放弃了这个想法。 最有效率的，还是日本人擅长的耗子打洞式的夜间偷偷破坏。 有趣的是，不择手段的日本人对这个见不得光的行为，事后仍然不忘大吹大擂，称之为“断然实行大胆奇谋”。 …………………………………………………… 时间到了2月4日，正月初十。 这一天，伊东祐亨命令日舰本队和第一游击队继续到威海卫海面“横行洋中，以张声势”。 傍晚，日军鱼雷艇悄悄潜伏到威海卫南口右侧的阴山口。 午夜时分，银月半盈。海上正处于低潮。 在南岸山影中，日本一艘鱼雷艇从阴山口偷偷摸进威海卫南口，靠近龙庙嘴山脚，又放出几只小艇，摸索着划近防口拦坝，开始搞打砸破坏。 果然如日军所设想的，拦坝破坏起来并不太难。日本水兵用铁斧砍砸，四五下就可砸断一根钢索。没用多大工夫，三根铁索全部被砸断。 于是，龙庙嘴山脚前一百多米的一段拦坝，顿时失去维系，随潮水而漂去。 威海卫南口的拦坝终被砸开了一个缺口。 成功完成任务的日军迅速撤离，回去报功了。 整整一天。 北洋舰队对这个隐蔽的行动毫无察觉，由于很黑的日本人下手的地方靠近南岸，北洋舰队也无法再派人巡视，失败，就从这个缺口开始了。 …………………………………………………… 5日凌晨1时，盈月西沉，“夜气沉沉，星斗满天，冥色蔽海”。 第四游击队的日舰“鸟海”、“爱宕”突然炮击刘公岛及日岛炮台。北洋舰队以为只是日舰在例行侦察，没有重视，仅仅是对海上发炮，示威性地作了还击。 日军认为已经成功地实施了牵制。 凌晨3时左右，明月落于山背，海上咫尺难辨。日本鱼雷艇第一舰队警戒威海卫北口——真实意图很明显，第二、第三艇队趁机进入了南口的拦坝缺口。 第二艇队的二十一号(司令艇)、八号、九号、十四号、十八号、十九号六艇，第三艇队的第二十二号(司令艇)、五号、六号、十号四艇，共十艘。 虽然是一次偷袭，但对于缺乏防身武器的鱼雷艇，在狭窄的海湾中，又是密集出动，难以保证顺利实施“冲上去打了就跑”的战术，所以这极为冒险，甚至是有去无回的自杀性举动。 紧张的情绪始终压着日军艇队官兵，几乎喘不过气来。 开始便不顺利。十四号艇距岸过近，在南帮龙庙嘴附近暗礁处搁浅，十八号艇船艺欠佳，竟未能通过缺口。最终，只有八艘成功进入。[《甲午海战》] 为了防止北洋官兵发现灯光或听到引擎声音，日军鱼雷艇全部遮撇所有灯光，采取微速，爬行一样前进，时间显得漫长而难熬。 两个艇队终于全部在杨家滩海面会合，接着便按第三艇队在前、第二艇队跟进的顺序，沿西海岸向北“爬行”。 但是，可能由于日军艇队变阵、准备展开攻击，弄得动静大了一点，日军艇队还是被北洋舰队警戒的小艇发现了。 二十二号艇行驶在最前面，当接近北洋海军军舰时，突然对面火箭冲天，探照灯光大亮，北洋战舰速射炮纷纷开火。二十二号艇感觉偷袭失败，匆忙放出一枚鱼雷，未中，接着又乱放一枚鱼雷，然后转舵向龙庙嘴方向急逃。途中将舵叶撞坏，误触暗礁搁浅在龙庙嘴附近。艇员改乘舢板，舢板又倾覆了，有一人中弹，多人落水，第三艇队司令今井大尉也险些丧命。 …………………………………………………… 在北洋舰队的剧烈反击中，偷袭变成了强攻。 日军鱼雷艇冒着炮火，继续寻找和攻击。少数鱼雷艇亡命徒一样，冲过火网，逼近目标发射。 慌乱之中，六号鱼雷艇竟然在发射前，将鱼雷滑出了鱼雷管。只好转身背着“定远”机关炮的弹雨亡命逃跑，带着六十多处弹痕，终于跑出了海湾。 灯光、火光照耀下，加上“定远”自身的探照灯光，也暴露了“定远”的身影。于是，它便成了日军鱼雷艇的首选目标。一艘接一艘的日军鱼雷艇不断向“定远”袭来。 五号鱼雷艇冲近，射出一枚鱼雷，便加速撤离。 紧跟着上来的十号鱼雷艇，“本艇继续北进，敌军发射的大小炮弹愈来愈多，两注于我艇近旁，有不少击中了本艇。”[《中村大尉家书》，见《日清战争实记》] 在300米距离上，十号艇立刻发射，失败——鱼雷连鱼雷管都没有脱离，只露了半截脑袋在外边。高速左转以后，又用甲板中部露天鱼雷管发射，可惜只是击中了“定远”的舵尾。 逃跑出很远的十号鱼雷艇日军，没有听到期待的“定远”被击中引发的爆炸声。 全速南驶寻找出口逃离，十号艇慌乱中还撞上了防口拦坝。 紧跟第三艇队之后的第二艇队大部分鱼雷艇运气也不算佳。包括领队的二十一号在内，基本或是搁浅，或是射偏。 只有九号艇，成功逼近“定远”，获得了战果。 在相距200米处，九号鱼雷艇发射艇首鱼雷，但是不知所踪。九号艇拼命向前，靠近、左转，在50米距离上，射出了甲板中部发射管的一枚鱼雷。 这个勇敢的举动，让九号艇吃了“定远”一炮，机舱被命中，机舱人员全被击中，轮机师以下3人当场死去，另4人受伤，其中二人伤势极重，命在旦夕。九号艇最后靠十九号艇拖带到南岸，在岸边搁浅。 但这一趟九号艇还是赚大了。它射出的鱼雷成功击中了“定远”，在左舷后方造成了一个长4米、宽约半米，直接延伸到船底的破口。 海水立刻滚滚而入。 “定远”舰水兵奋力关闭水密门，同时砍断锚链，挣扎着向刘公岛浅水开去，终于在倾覆之前，到达刘公岛东部抢滩搁浅了。 对“定远”来说，这是此时唯一的选择了。 …………………………………………………… “定远”伤重，已经无力作战。甚至连丁汝昌当初期望的当固定炮台使用，都难以负担。 从后来丁汝昌托人带给刘含芳的信中，可以看出：“初十夜，月落后倭雷艇数只沿南岸偷入，拼死专攻定远，旋退旋进。我因快炮无多，受雷一尾，机舱进水。急将定远驶搁浅沙，冀能补救，作水炮台用，后以受伤过重，竟不能用。”[《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定远”“镇远”铁甲舰是北洋实力的中坚，也可谓是精神上的支柱，然而开战以后，却先后受伤搁浅，这两根支柱已经摧折。 可以想象，这对大清水兵的士气，无异于崩塌性打击。 眼看着座舰一片狼藉，刘步蟾悲愤难禁，自责说：“身为管带，而如此失着，实有渎职之罪。今唯一死谢之！”丁汝昌极力劝慰：“此乃余之罪也！切莫存有此念。”[《甲午战争史》] 这次偷袭，虽然混乱一片，日军鱼雷艇队损失惨重，但在日军看来，却不亚于一个得意之作。 流传下来的记录中，也有了日军偷袭时，恰巧遇到北洋鱼雷艇队，便成功混入其编队之中，实施攻击的说法。 当然，中日两国的鱼雷艇都是英国、德国货，甚至有的原本就是姊妹艇，但大清鱼雷艇队为什么在凌晨移动，却没什么说得通的理由。这种传奇色彩很浓的说法，估计又出自日本人的丰富想象。 由生性浅薄的日本人的表达方式，却可以体会，曾经无比畏惧的铁甲舰遭受重创，使日本人看到了胜利希望的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 这天，深受巨大战果鼓舞的联合舰队，根本不顾兵法所忌，也顾不上顾虑大清必会加强警戒，又在酝酿着故伎重演，如法炮制，不惜血本地发动更大规模的鱼雷艇夜袭。 …………………………………………………… 5日，白天，联合舰队根本不给北洋舰队时间，又发动了第三次进攻。 联合舰队按本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游击队，共二十二艘战舰，走马灯似地环绕于威海卫南、北两口之外，并进行着日舰钟情的侧舷炮炮击。 北洋舰队诸舰与刘公岛、日岛各炮台，仍在喷出怒火。 在这场攻击掩盖下，北洋舰队大概没有注意到，日军鱼雷艇第一艇队的全体艇长和主要作战人员，于下午3点换乘舢板，在阴山口登岸，沿海边道路至龙庙嘴，仔细观察了威海卫港内形势和北洋舰队各舰的位置。 第一艇队的二十三号(司令艇)、小鹰、十三号、十一号、七号五艘鱼雷艇，已在准备再次进港偷袭。 根据经验，时间仍选在月落以后的黑暗阶段。 而且伊东根据战果，明确了将目标扩大到北洋全舰队，也就是见到大型军舰即行攻击。 …………………………………………………… 6日，凌晨2时45分，月亮没于山后，满天暗晦如墨。 日军五艇成单纵阵，逐次摸索到了威海南口拦坝缺口处。 这次，前边的二十三号，还有跟着的“小鹰”、七号，摸黑前进的时候，竟全部先后撞上了防材。七号受伤严重，舵叶链条断裂，立刻成了漂荡的树叶。不过，有四艇进人港内。 不断出现的响声还是惊动了北洋舰队的官兵。 凌晨4时，当日艇开始向北洋舰队接近时，北洋舰队开始用探照灯来回扫射。 但可惜的是，灯光两次从日艇上方扫过，却没有发现日艇，日艇反借探照灯的灯光看清了北洋舰队各舰的位置。 除此之外，北洋舰队也没有采取更多的警戒措施，应该出来、或许还可以挡一挡的大清鱼雷艇队反而没有出来（看来日本人的想象力比我们要丰富很多）。 这样的稀松防御，成全了日本人，这次鱼雷艇偷袭竟然再次成功了。 日军各艇组紧盯着前方的军舰身影，从容又紧张。 从容的是，日军咬牙屏息，缓缓逼近。 紧张地是，各艇到达近前，突然发射鱼雷，然后转身就跑。 慌乱中，大部分携载的鱼雷来不及发射，发射后的鱼雷又大部分失去了准头。 紧张的十三号艇不知什么原因，在茫茫夜色中与本队失散，没有向前突进，在威海弯游弋一番，无功而返，回来后，据称是“十三号艇欲击镇远舰，频搜索之不得。”[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但日艇的攻击仍然给北洋舰队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 首先遇难的是来“远舰”。巨烈爆炸之后，“来远”舰体翻转，露出红色舰底，下层甲板中的三十余人遇难，只有露天甲板上的管带邱宝仁等五十人落水遇救。 紧接着，训练舰“威远”及差船“宝筏”也先后中雷，直直沉没于海中，只有一截桅杆和烟囱还露出水面。 天亮之后，威海海面一片惨景。 接连损失几艘战斗舰，北洋舰队的局面更是雪上加霜。 ------------ 第七节艰难支撑——战斗仍在继续 偷袭得手后，6日当天下午，日本联合舰队以刘公岛为主要目标，发动了第四次进攻。 此次进攻，日本陆军预先在威海北岸架设快炮，与其舰队配合，夹攻刘公岛及中国军舰。 北洋舰队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开始最艰苦的抗御阶段。仅有的战舰不得不分开对敌：“靖远”“济远”“平远”“广丙”四舰与黄岛炮台配合，向北岸回击；其余各舰与刘公岛、日岛各台配合，以封锁威海南、北两口。 日本联合舰队的进攻再一次被击退。 …………………………………………………… 可是，6日的进攻行动，可能是由于规模、时间的原因，在相当多的史书上被忽略了。 它更象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也往往是大规模进攻的前奏。 果然，2月7日，伊东祐亨便下令对刘公岛发动了第五次进攻。 这也是联合舰队计划中对北洋舰队的总攻击。 …………………………………………………… 陆军奏功，但北洋仍然不屈，受到两方面刺激的伊东无法再冷静等待，决心一举攻下刘公岛，以全歼北洋舰队。 这次，联合舰队采取两翼进攻的战术：以第二、第三、第四游击队为左军，炮击日岛，以本队及第一游击队为右军，专攻刘公岛炮台。 日本陆军也加入战斗，从威海南两北岸炮台开炮，支援海军战斗。 从上午7时22分，本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四舰在前，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继后，进至距刘公岛约四千五百公尺处。 同时，第二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四舰，第三游击队“大和”“武藏”“天龙”“海门”“葛城”五舰，以及第四游击队“筑紫”“爱宕”“摩耶”“大岛”“鸟海”五舰，则进至距日岛约四千五百公尺处。 …………………………………………………… 陆海协同进攻，南北两翼的战斗几乎同时打响。 7时34分，本队“千代田”舰发出一声号炮，本队以“松岛”为先导，先用舰首主炮射击，前进至距刘公岛2600米左右时，本队向右转弯，用侧舷炮射击。随后，第一游击队跟进，循环炮击刘公岛。 虽然在被袭中遭受重创，北洋舰队仍与刘公岛、日岛炮台相互配合，开战便打出了密集的反击炮火。 仅仅5分钟（至39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即被“击中前舰桥，打穿烟突，伤航海长高木英次郎少佐等官员三人”。至50分，“桥立”也中弹受伤。8时05分，“严岛”“三斤速射炮炮盾中炮碎裂”，“损坏上甲板及几条传令管，打死水兵二人，伤四人”。第一游击队的“秋津洲”被刘公岛炮台击中，两名水兵受伤。8时20分，“浪速”“六号煤库中弹，七号煤库被击穿”。 …………………………………………………… 日本联合舰队左军也同时向日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日岛炮台上，“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带领三十名水手殊死反击。 萨镇冰(1895—1952)，宇鼎铭，福建福州人，蒙古族。毕业于福州船政后学堂，并被选派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学习。1880年毕业，先任南洋水师“澄庆”炮舰大副，后调北洋，历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威远”舰管带。1887年，改任“康济”练船管带，副将衔，实授游击。在萨镇冰传奇般的一生中，还担任过清朝北洋海军副统领（副司令）、海军统制（总司令），因同情国民革命而拒绝镇压起义，后当上了民国海军总长，是民国的海军元老。 这位北洋海军老将，后来更亲历并投身抗战，终于得见日本人投降。至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后打进了汉城，捷报传来，萨镇冰回想起57年前的甲午悲歌，当即作诗一首： 五十七载犹如梦，举国沦亡缘汉城，龙游浅水勿自弃，终有扬眉吐气天。 萨老是幸运的，有生之年，终于看到国运沧桑从残破的地方得以圆满。 连日来，萨镇冰指挥水手在日岛炮台英勇战斗，使这个孤立的小岛成了南口的重要支撑。 在这天的战斗中，日岛正面，是联合舰队三支游击舰队、十四舰军舰的轮番轰击，还有威海南帮海岸炮台加所前岭四座炮台的猛轰。 这种悬殊的武器对比，还有对于一个东西长约120米，南北宽约80米，面积仅为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岛礁来说，承受的火力密集度，估计在整个战争史上均无出其右。 这种恐怖的炮火，我不知用什么词语才能形容。 日军这种志在必得的超常兵力使用，绝对称得上是疯狂。 但日岛炮台在北洋军舰和刘公岛炮台的支援下，依靠地阱炮，并力回击。负责观察、测距的士兵，虽然暴露于炮台之外，却始终冷静坚毅，全队坚守炮位，不露一点屈服，让战地采访的英国记者肯宁咸极为敬佩。 最后，以火力支援的刘公岛东泓炮台一炮击中“扶桑”舰首左舷，“刹那间一声巨响，舰身猛震，甲板被打烂一尺多的洞，三分厚的铁梁和梯子皆被击断，弹片纷飞，击毁左舷内侧，击到指挥塔的铁壁又弹回甲板，死伤达七人之多”。[《甲午战争史》] 接着，“筑紫”舰也被命中，死伤八人。 日舰竟然一时停止了进攻，退向阴山口。 …………………………………………………… 顶着敌人水陆两路的夹攻，日岛炮台虽然打退了日舰三个游击队的进攻，但就在这小小的地幅上，更显得尤为密集的炮火下，炮台本身损失严重，终于失去了战斗力。 由于一座地阱炮被掀倒了，沉重的巨炮根本无法恢复。而这门倾倒的炮又妨碍了另外一门炮的使用，而且，连弹药库也已被击中爆炸。 无力修复也无法再战，萨镇冰和水手们不得不放弃这座已经失去作用的炮台，并在第二天按照丁汝昌的命令撤回了刘公岛。 …………………………………………………… 这次战斗中，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个令北洋海军倍感挫折的情况，也是至今仍在争论的情况。 在两军激烈的相互炮击时，联合舰队右军突然发现，在威海卫北口，升起煤烟簇簇，竟是中国鱼雷艇队驶出。 在大白天，还是单独出动鱼雷艇攻击，这是一种比夜间袭击还疯狂的冒险行为，对于熟知海军战术的日军来讲，这绝对是个极为不合常理的行动。 那么，北洋鱼雷艇队冲出港外，目的何在？ 一时，这个行动让伊东祐亨也难以理解了。 多数的意见认为，这纯粹是一个逃跑行为。而且是在管带率领下结伙逃跑。甚至这次行动被认为是早有预谋的有组织的大规模逃逸。 …………………………………………………… 起初，伊东祐亨把这个反常行动认定为必是北洋舰队准备最后决战的前奏，故意先放出鱼雷艇扰袭敌舰，以便乘虚突进。 伊东急忙下令防卫，组织一心与刘公岛炮战的本队和第一游击队转到北口，去堵“缺口”。 不料中国鱼雷艇竟然纷纷左转，沿海岸向西逃逸，于是伊东改令第一游击队追击。 航速不及日舰、火力上悬殊，鱼雷艇船纷纷被击沉，剩下的多触礁或搁浅，士兵上岸逃跑，又被占领北帮炮台的日军俘获，多数被残暴的杀害。“为日第二师团兵所捕获，多被斩囚”。[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福龙”管带蔡廷干也被俘，后送至日本关押，直到换俘才回国。 而鱼雷艇管带兼“左一”管带王平成功逃到了烟台。 …………………………………………………… 故事到这儿，还不算完。 面对孤注一掷的鱼雷艇队，既然情形反常，伊东有必要这么紧张吗？既然前边再三想把北洋海军诱出决战，现在北洋实力大减，为什么不放出来？ 连到底有多少艘鱼雷艇，都没有定论，有十五，十四，十三，十等说法，令人难以信服，真伪也让人难以辨别。 实际上，经学者考证，当时威海卫有13艘鱼雷艇，当日实际出航的为12艘，其中有一艘“镇二”由于一次撞船事故，早已翻沉在港内。 根据日本现存的海军参谋官神尾对“福龙”管带蔡廷干的审讯笔录录内容见宗泽亚《清日战争》]来看，实际情况基本是： 首先，鱼雷艇队确实是按照丁汝昌的命令，出海袭击日舰，但行动被发现，这个任务实际不可能完成。 （问：今晨受到炮击时，鱼雷艇向港外突围时接到怎样的命令？ 答：得到丁汝昌的命令，若见到日本舰队就击沉它。） 其次，鱼雷艇队确实逃了。不是返回威海港，而是左转向烟台方向逃逸。 （问：身负击沉敌舰的使命，为何不履行职责逃走？ 答：因为“吉野”舰发现了我艇，袭击目的已经无法达成，不逃走就会被击沉。 问：是逃走还是准备再度返回港内？ 答：我鱼雷艇速力18节，不敌贵国军舰速力，故没有再度返回的考虑。） 所以，事实说简单，也很简单：鱼雷艇队出击不成，在进退两难的匆忙和慌乱中，受逃避思想主导，竟不约而同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逃走，远离威海。 速度低是真，回到港内固然要费时，可如果避向外海，速度就不低了吗？这让人十分费解，好比短跑跑不过人家，就跟人家比长跑吗？ 可能是想浅水中能避开日舰，能跑多远跑多远，绕开日军占领地上陆就行。可是，正是由于选择近岸浅水航行，结果反而自己纷纷触礁，不得不弃艇登岸，投入了岸上日军布置的罗网。 …………………………………………………… 有一个关键人物，王平。 此人被许多史料认定为和蔡廷干一样，早有逃离的打算，且到处串联、私下商量。 史料中确实引用了一些水手的口述材料，倒是第一手的资料，除了属于水兵等人员个人的理解，同时不排除也有其他人会持相异的看法，当然不能轻易否定。 但这个私自行动、趁乱结伙逃离之说，却无法解释一个问题：西口（北口）紧锁的水门，艇队是如何打开的？ 此前为防止陆军或舰队一家离开威海，丁汝昌已经与守炮台的护军统领张文宣订立了一纸生死文书。“刘公岛陆军统领张得三闻海军将出与敌决战，乃急趋见丁统领，与议水陆二军协力同心，死守刘公岛，以待外救。” 双方立约，约定：“若陆军先出，则水师轰炮击之；若水师先逃，则陆军开炮轰之，各无悔言。”[《甲午海战》引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 鱼雷艇队若私自出口，又是为何未遭黄岛炮台的拦阻？ …………………………………………………… 混乱中，王平成功带艇逃到了烟台，并带出了威海的消息。 2月7日这天，李鸿章也收到刘含芳的电报，内有——根据王平等人抵烟台带去的消息，刘公岛、日岛尚在，而大部分舰艇已丧失。 王平是否确实为送出消息突围而出的？ 可能是王平忽略了一些什么。因为，接下来—— 9日，李鸿章刘含芳的电报，听说突围的鱼雷艇全军覆没。[《龙旗飘扬的舰队》] 时隔两日的电报中，才报出鱼雷艇“全军覆没”，而且鱼雷艇的行动又变成了“突围”。 看来王平是吞吞吐吐，一直在为自己的借口，好洗脱罪责。 …………………………………………………… 可是，一个“突围”之说，又给这件事蒙上一层迷雾。于是又有人根据李鸿章和朝廷曾指示北洋舰队突围，认为鱼雷艇队可能就是奉丁汝昌的命令“突围”。 可丁汝昌令鱼雷艇队单独突围，这个又似乎不符合常识。 而且，丁汝昌的电报和信件中，连续出现一个字——“逃”。 丁汝昌在给刘含信的信中说，鱼雷艇队擅自由西口逃出——“十三晨，敌全力攻扑东口（即南口），炮声一响，我小雷艇十（三）只畏葸，擅由西口逃出西去，倭分队尾追，被其获去九只，全被击沉。以我艇资敌用，其害与南台同。……”而且恨恨不已，请刘含芳等将逃跑官员捉拿正法——“各艇既不得力，且复擅逃，其官弁人等必由浅沙登岸，务请各师严拿正法。”[《丁汝昌致刘含芳函》，《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这些，足以说明艇队出逃，根本不是什么奉命突围。 而同时丁汝昌只字未提有“早有预谋”这个情节，而这个“逃”字，并不代表认定他们是早有预谋，事先商定好的。 除了史料上为自圆其说，认为的“早有预谋，而终于等到并利用了丁汝昌的一道出击命令”，剩下的一个可能，只能是——鱼雷艇队奉令出击，袭击日舰。被发现后，却私自逃离了威海，逃离了战场。 …………………………………………………… 另外，直到联合舰队对威海卫发起总攻的同一天，突围命令才辗转到达烟台。 7日上午（巳刻），李鸿章密电刘含芳：“水师苦战无援，昼夜焦系，前拟觅人往探，有回报否？如能通密信，令丁同马格禄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致赍盗，正合上意，必不致干咎。望速图之。”[《寄烟台刘道》（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巳刻）《李鸿章全集》] 这是牵挂北洋舰队安危的李鸿章第一次下定决心，命令舰队突围南上吴淞口——或可寻求利用“国际口岸”来庇护，并可与南洋会合。 接着，朝廷又一次密谕李鸿章通知丁汝昌设法突围，电报再次转到刘含芳手中。 此时与四面合围的威海口之间，通信联络只能派勇士冒死传递了。 刘含芳接电后，回报说前已分三路发信未回，现派人将密谕抄作密码再送。 这个记载也清楚说明，7日鱼雷艇队出击之时，丁汝昌根本还未接到李鸿章的命令和上谕。 所以，那个凭这道命令而命令鱼雷艇队突围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 有些史书中记载了一件事：一同出港的，其实还有两艘汽艇——“飞霆”“利顺”。加起来，才正好符合14艘这个数字。 但，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个细节，至于这两艘汽艇为什么跟着出动，结果如何，几乎没人再提及。 仅有一处提到的，还是鱼雷艇队人员的叙述中，将带头逃跑的责任推给了他们。 陈悦先生精心细致研究，发现，正是这两艘汽艇，才肩负着乘乱突出口外，往烟台送信的重任。 而鱼雷艇的任务，实际上是吸引敌人、掩护这两艘汽艇的行动。而送信的信使之一——北洋水手教习李赞元在“利顺”沉没后，被英国军舰救起，历尽九死一生到达了烟台。 这解释了鱼雷艇光天化日之下大张声势地出去攻击，这个违反原则的行动的合理性。 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极有可能的情况：危急关头，鱼雷艇队违反了返港的命令，也没有选择与敌鱼死网破地最后一击，而是选择了跟随两艘汽艇向西逃离。 …………………………………………………… 总之，关于这件事，存在好多种观点。但说实话，每一种观点，都存在疑点，或者不能全部涵盖，总有无法解释的地方，或者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120年前的那一幕，还在层层迷雾中，包含了很多内情，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思索。 可以肯定的是，虽经千难万险，刘含芳和丁汝昌之间，仍有几次成功的通信。 11日，刘含芳派出的人员成功将密码信送到，但不亚于千难万险。此时离7日已有4天。 但即使此时明确可以突围、弃港，也为时已晚。 宝贵的时机已经失去，在大清上下曲折蔓延的决策与执行中，战，没有组织好，走，机会也被白白地葬送了。 在已经遭到严重损失之后，单凭北洋舰队的力量，更不可能安全突出重围。 10日刘含芳转来丁汝昌的最后一份告急文书：“自雷艇逃后（这里再次用了逃字），水陆兵心散乱。如十六七日（阳历2月10日、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寄译署》（光绪21年正月十七日酉刻），《李鸿章全集》] 鱼雷艇的逃跑，打乱了北洋舰队的防御部署，造成极大的危害。 北洋舰队以弱敌强，击退日本联合舰队的多次进攻，并伤其多艘舰只，已经将要用尽全力。 现在，唯一的解救之法，是陆上援军火速到达，打退敌人，以解威海之围。 时间——按丁汝昌估计，是最迟在2月11日。 ------------ 第八节援兵无期——最后时刻到来 2月8日，又一场恶战之后的威海奇怪地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日岛炮台被摧毁，又有南帮炮台的掩护，联合舰队近乎明目张胆，夜里便派汽艇，使用炸药、水雷等器材，将南口拦坝破坏出近400米的缺口。 9日，日军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总数上，这已经是第六次了。 丁汝昌亲乘“靖远”，带领“平远”，驶至日岛附近，堵住日岛被毁后留下的防御“破口”，防备日军突入港内。 日军第三游击队五舰完全没有了侧翼的威胁，全力向刘公岛倾泄炮弹。南帮炮台的日军也据高临下，对北洋军舰和刘公岛不停发射大口径炮弹。 弹雨火海中，丁汝昌站到了露天甲板的主炮旁边。这位早已被部将察觉到临战必至前线，暴露在敌人炮火下的最高司令官，正以一种但求牺牲于阵前的心态挺立在船头。也许对他来说，阵亡反而是一种最好的归宿，一种彻底的解脱。 激战当中，“靖远”舰被赵北嘴炮台日军炮弹击穿左舷。 这艘黄海英勇击敌，最后关头升起提督旗组织向敌反击，严重带伤尚未完全修复，又经与日军连日血战的英雄军舰，再无法承受重炮的打击，逐渐下沉。航向浅水区急救，也未能挽回。 海岸炮台失守，从海军的感情上来讲，始终脱不出“以巨炮资敌，被自己的炮台打击”的双重打击。 丁汝昌、“靖远”管带叶祖圭两人悲愤不已，拒绝离舰，明显是准备与舰同沉。但水兵拥上来，救援到炮艇上，转移到了刘公岛。 …………………………………………………… 随着“靖远”沉没，战场上竟又重新归于平静。 日军并没有乘势发起冲港作战，反而见好就收，这是一个极不寻常、极为反常的举动。 北洋水师的战舰，实际只剩下了“平远”、“济远”和“广丙”。 而且，弹药已经告急。 可以说，只要日军乘势进攻，刘公岛的陷落也是危在旦夕。 丁汝昌预感到了日军的用意。 不错，日军正是要按照尽量保存自己的力量，逐步耗尽北洋的力量，“待及弹竭粮尽，土气沮丧，以令丁提督降”的战略，实施最后的围困、打击。 血已快要流干了的北洋舰队，很难说能不能再经受住日军一次全力的攻击了。 …………………………………………………… 10日下午，丁汝昌下令，派“广丙”向搁浅的“靖远”发射鱼雷，将其彻底击沉。 刘步蟾也下令，设置炸药水雷，将“定远”击沉。 无法形容身为舰队司令，还有铁甲船长，下令舰船自沉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壮心情。 当天下午，刘步蟾仿佛是告别，遍见同僚，来到卢毓英住处，恰好见自己的枪炮大副沈寿堃写下了“千古艰难唯一死”——著名诗人邓汉仪《题息夫人庙》诗句。刘步蟾推案一笑，朗声吟出下句“伤心岂独息夫人”，推案大笑而去。 当晚，刘步蟾服鸦片自杀，痛苦弥留至11日凌晨离世。 虽然黄海海战后，朝廷已经颁布旨意，“凡前敌冲锋尽力攻击而致船沉，或机器损坏，或子弹罄尽，或伤焚太甚者，准免治罪，仍予论功。”不许舰长等官员与船同沉。 但，视军舰为性命的刘步蟾仍然选择了这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职责，也实践了自己“舰在人在，舰亡人亡”的誓言。 …………………………………………………… 百般艰难之下，丁汝昌渐渐无法支撑的，还有北洋士气的垮落。 随着战况的恶化，噩耗一个个传来，却没有出现北洋最需要的令人振奋的消息。北洋舰队内部，刘公岛内，日益陷入了混乱局面。 2月8日，一些士兵“哀求生路”，丁汝昌“晓以大义，勉慰固守”，并宣告：“若十七日（阴历）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 以“十七日”为期的许诺，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生路”又作何解？ 被视为“生死线”的十七日（公历2月11日），指向援军预期中到达的日子。 …………………………………………………… 自1月22日和23日，廷旨准奏三路兵马迅速赴山东，支援威海烟台。李秉衡估计，威海如能支持二十天，这批援军当可赶到。他在致广西巡抚张联桂和浙江巡抚廖寿丰的电报中说：“电奏允留丁槐一军，并准截留北上二十营助剿，如威能二十日无事，添此兵力当可挫贼。” 李秉衡与李鸿章、刘坤一，对这个日期也认识一致，来回电报中，都肯定地认为，“刻惟力图保威，以待援应。”“如威能二十日无事，便大有转机。”还“迭饬水陆将领力图保威，以待援应”，告以“外省必有援兵大队前来”。[见《李秉衡致刘坤一电》，《李秉衡致田镇台电》（《山东巡抚衙门档》）及《复李鉴帅》、《复刘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23日，李秉衡也将援兵情况致电戴宗骞，告知戴、张统领“旨调丁镇(槐)二千五百人速救援威海”，及“皖南镇李占椿等止队十五营，徐州镇陈凤楼马队五营，现至清江，亦令改道由沂、莒一带赴威海救援”。 从1月22日奉旨算起，过20日，就是2月11日，即阴历正月十七。 这就丁汝昌许诺以“十七日”为期的原因。 也是丁汝昌判断威海能支撑的最后期限。 …………………………………………………… 威海海陆军已经基本完成了任务，坚持了下来。 然而，说好的援军呢？却在各种情形（主观以及客观原因）之下已经成空。 李秉衡坚不实行先以东省军队援威的策略，此后的行动，明显看出他始终将守住莱州一线，保证不把鬼子放进直隶作为重中之重。 他把增援这个重任推给其他援军。 李秉衡恳请刘坤一电饬那二十营增援部队“迅速兼程来威，俾得协力堵剿”。[《李秉衡致刘坤一电》，《山东巡抚衙门档》] 为迎接援军东来，李秉衡筹备粮械，调拨车马，不能不说是竭尽全力。 可是，在赴援的过程，清军各路兵马又出现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行动。 陈凤楼五营是马队（骑兵），近在徐州，按说能够很快地东来。但他迟不启程，到1月26日（正月初一）过完了大年，才令两营先行。李秉衡致电陈凤楼，话语十分恳切，用词卑谦到都已不符合一般的官场规矩了，“威待援甚急，盼公来如望云霓，恳公迅赐起行。” 2月9日，陈凤楼的人刚到潍县，10日，朝廷又来了命令，据说还是李鸿章的主意，莫名其妙地又将陈部马队调往天津。理由呢？近畿是平原地区，适合骑兵作战。——“倭人注意窥窜京畿，沿海地势平阔，须有得力骑兵”。[《甲午海战》] 李秉衡简直要呼天抢地，致电刘含芳说：“陈凤楼到潍，傅相（李鸿章）电止，奏调回直。奈何？岛、舰无兵救，真堪伤痛！”说明这个情节当属不假。 还有一拨——李秉衡早就致电丁槐，催他“飞速东来”。 丁槐，贵州古州镇总兵，中法战争名将，带了5营苗兵万里迢迢赶赴山东。2月5日，丁槐率先头部队两营好不容易到达潍县。后面三个营到达诸城境内，突然发生哗变，把营官给杀害了。 有研究者认为，丁槐实被李秉衡截留，加强登州防御去了。 但据李秉衡所说，“仅丁(槐)二营到省，催两日无东来耗（消息）。又三营到诸城，即滋事戕营官。”[《李秉衡致刘含芳电》，《山东巡抚衙门档》] 未遇战先生乱，丁槐估计得回去镇压士兵哗变的事件了。 还有皖南镇总兵李占椿果胜练勇五营，记名提督万本华长胜军五营，总兵张国林健胜军五营了。 这支数量可观的增援部队却永远在路上，“李、万、张三军入东境，迟迟不前”[《李秉衡致刘含芳电》，《山东巡抚衙门档》]。 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因素——畏战退缩，徘徊不前。威海陆地连场战斗，正验证了当年曾国荃的那句“早去早败，晚去晚败，不去不败”。谁都知道，威海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短时间内，援军已经赶不到威海了。 ……………………………………………………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9日，丁汝昌又派营弁夏景春偷渡威海，冒死穿越“敌占区”，从旱路潜往烟台，带函给刘含芳（也就是上节讲到的10日刘含芳转给李鸿章的告急信），仍然期待着“十七日”能出现奇迹：“十六七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 另外，丁汝昌又给自己在铭军的老战友陈凤楼写了一封信，一并由夏景春带出，请刘含芳给陈凤楼。此信内容又由李秉衡电寄给了已到达潍县的陈凤楼。 “修五仁兄大人阁下：此间被困，望贵军极切，如能赶于十七日到威，则船、岛尚可保全。日来水陆军心大乱，迟到，弟恐难相见，乞速援救。如弟汝昌叩。”[《李秉衡致陈凤楼电》，《山东巡抚衙门档》] 此时，陈凤楼想已接到朝廷关于转调天津的命令。其实不必寄予希望，就他此前的速度，也实在看不出他这个老战友的情谊在哪。 正月十七日，这是丁汝昌本人在内，威海官兵的最后一个心理底线。 可以想象一下，在丁汝昌约定的时期内，一旦威海陆地发生战斗，出现援军的踪迹，对于苦守海中的陆海军将士，必定是重要的鼓舞，给他们以继续战斗的希望，或许尚能延缓覆灭的时间，等待正在进行的外交谈判的转圜。[《甲午海战》] …………………………………………………… 11日，正应了丁汝昌的预感，日本陆军突然加大了对刘公岛炮台和军港的炮击。 原来，此前一天，第2军司令部收到了最新情报：淮系李鸿章部下张将军率6000人，山东李秉衡部下步兵10000、骑兵3000，正在接近威海。[宗泽亚《清日战争》]十分重视情报的日军弄到这样一份不够准确的情报，可能是对外围清军部队集结过于小心了。出于对援军的担忧，大山和伊东决定炮击昼夜实施，不给清军以喘息之机。 日军联合舰队也以一个游击队的规模，象试探猎物一样，对威海港搞了一次突袭。 这已经是联合舰队的第七次进攻了。 这天，威海北洋官兵拼尽力气，与联合舰队进行了最后一场血战。 日军原以为到此时，可以轻取刘公岛，而后便可一举拿下北洋舰队。但绝对出乎日军意料的是，仅剩刘公岛和几艘战舰的北洋官兵竟然打疯了。 从上午7时30分，到中午11时15分，上门攻击的的联合舰队第三游击队在两个波次的冲击中，未捞到任何便宜，还受伤累累：“葛城”左舷被一发炮弹撕开，左舷170毫米炮被击毁；领队舰“天龙”左舷又被命中，120毫米炮被摧毁，主桅被打坏，大副中野信阳当场毙命；紧接着“大和”舰又被一发击中飞桥，一发横穿舰体前部…… 北洋仅有的三艘战舰还趁势向南帮炮台发起了一轮挑战，以回复他们的攻击。[《甲午海战》] 这是否可以看出，“十七日”这个最后的期限，给北洋带来的最后一点鼓舞呢？ …………………………………………………… 在四面被围、补给断绝的孤岛之中，北洋舰队先后共打退了日军的七次猛烈进攻。 第七次的进攻中，北洋舰队最后的“反冲锋”，成了最后的绝唱。 11日夜，丁汝昌得到确切消息，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由烟台移师莱州，近援已经远去。 同时，他又收到刘含芳派人转送的李鸿章命其突围的电报。 这说明，北洋望眼欲穿的陆援已彻底绝望。 在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荒唐的统一调兵，也是空前的敷衍塞责和相互推脱和拖延误事中，大清国组织的威海支援行动宣告失败。 ------------ 第九节北洋沉没——沉默的北洋 朝中终于确切得到了威海失陷，北洋海军尽没的消息。 在此前接连几天，也反复得到的一串虚假消息（加上一些妄加猜测的判断），希望数次灭掉又燃起。但这次是真的。 “……又破威海卫，袭刘公岛，降提督丁汝昌，海军舰尽熸。”[《清史稿》] 北京朝廷获得前线情况往往滞后，而指令尚未发出，往往便成了马后炮。这个时间差，看起来是如此讽刺和令人无奈。 与战场上组织救援的混乱和迟钝相比，朝中官员们对北洋和淮系的新一轮攻击，却来得无比迅疾而有力。 甚至之前有关威海陷落的不实消息传来之时，以文廷式为首的大臣们便已经早就义愤填膺，立刻将责任归结到前敌将士无用，归结到李鸿章的无能…… 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注意孤岛冷海中浴血奋战，苦苦盼望朝廷救兵的几千将士。这个时候，仿佛北洋的救援不力等问题，也已经不重要了。 丁汝昌忧心的一件事，或者说这个结果真是来得太准确了。 …………………………………………………… 11日夜间，北洋舰队的士气终于垮了。 据说，先是由护军开始，威逼簇拥着张文宣找丁提督“要活路”。接着各舰也纷纷开始喧嚷闹事。 晚上的会议，丁汝昌按照传来的命令，试着提议突围奔向烟台，无人应答。大家十分清楚，毕竟7日鱼雷艇队的下场摆在那里。丁汝昌心里也十分明白，这么多人，仅凭几艘战舰，和一些小炮船，突围绝无成功希望。要在铁桶一船的围困和日军炮火中逃出生天，简直比登天还难。 丁汝昌决心已定。此前，还想再做一些事情—— 既然无法再战，他又几次派人用鱼雷轰沉“镇远”，避免落入敌手，然而，竟无人动手。有史书上说，这是各舰官兵害怕这样做惹恼日本人。 抗命不遵，这是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提督能指挥的机动力量——洋枪队（海军陆战队），已经在攻夺被日军占领的炮台时，全部损失。北洋提督，竟如一位光杆司令，他的话毫无作用可言。 可是，丁汝昌威信殆尽，有亲兵卫队就行吗？ 他失去的不是一支卫队，而是赖以作战的人心。 当其率舰队攻向日军的时候，在坚持下去的信念鼓舞下，舰队还能齐心放手一搏。 当战胜无望，孤立无援，最后的期限终于过去。全舰队弥漫着被抛弃的怨怼中，人人只思存命，人心一散，便再难复收。 大家期待的是老提督曾经给大伙画的一个美好的前景。 谁还会听这个主帅突围或自沉的命令呢？ …………………………………………………… 该到了丁提督兑现自己诺言的时候了。 据说，丁汝昌早就问询过亲信幕僚陈恩焘，若按西法，海军投降的情况和应受待遇。 保全部属的性命，只有接过联合舰队递过的劝降信，举舰队投降日本联合舰队。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也决不可能还有活下去的奢望。他已经特地请了工匠打制好棺材，甚至本人还躺进去试了试大小，感到满意，多给了每个木匠两块钱赏金。[《龙旗飘扬的舰队》] 虽然他可以一死了之，决不投降，但现下情势，却必须要他这个提督承担这个千载骂名。 昏暗的灯光下，丁汝昌和幕僚按大清官方平级间行文的格式——咨文，写好一份以个人名义给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的“通知书”——实为降书： “革职留任北洋海军提督军门统领全军丁，为咨会事： 照得本军门前接佐世保提督（丁汝昌率队访问日本时，伊东任佐世保镇守府司令，信中使用旧职相称）来函，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复。本军门始意决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因欲保全众生灵，愿停战，将在岛内现有之船舰及刘公岛并炮台、军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水陆之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命，并许其出岛归乡，是所切望。如彼此允许可行，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作证，为此具文。 咨会贵军门，请烦查照，即日见复施行。须至咨者（公文结束语）。 右咨伊东海军提督军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丁汝昌看过，签字。 然后，又亲笔给李鸿章大人写了一封绝笔书信。 “……吾意虽决意与舰同归于尽，然人心溃乱，大势已去矣。” 时间已是1895年2月12日。 丁汝昌唤来营务处道台牛昶昞，交代完后事。叹息一声：“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 请降信签署之后，丁汝昌可能觉得已不需再等回复。返回内室，端起早已备好鸦片的酒杯，一口饮下。 …………………………………………………… 11日还遭到北洋舰队殊死抵抗的联合舰队，突然在12日，发现事情有了转折性变化。 上午，北洋舰队“镇北”蚊炮船悬挂白旗，载着“广丙”管带程璧光，驶向日军联合舰队锚地。 日军看此情形，瞬间已经断定：北洋是真的派人来投降了。 程璧光竟能代表北洋出面、向日本联合舰队往来递交书信，这是一个始终让人觉得可疑，却没有找到什么具体资料说明的情节。牛昶昞为什么会派他，是因为他南洋水师舰长的身份？ 可疑之处的重点还在于，程璧光是否与牛昶昞合谋了投降一事。这在记载中同样没有提及。但可以确定，做出向敌舰乞降这样的事情，必定会承担更大的罪责。 无法说清程璧光为何甘冒风险，去走这一趟的。 在日军五号鱼雷艇引导下，程璧光登上旗舰“松岛”号，向等在军官会议室的伊东转交了书信。 说奇异也不奇异，伊东似乎也非常相信丁汝昌，并不怀疑有什么诈降。 对于丁汝昌提出的保证水陆军民安全，并准予离岛的条件，伊东召开会议研究，并说服日军各头目不以俘虏相待降服官兵——“丁提督为清国海军名将，其任职北洋水师苦心经营，十年如一日。此次战争以来，观其所为，绝非可以轻侮者。今力竭势绌，不得已寄来降书，其心境令人同情。”[《甲午海战》] 日本人也担心，再打下去，或把北洋官兵逼急了，恐怕一艘完整的船也捞不着。 日方终于同意丁汝昌的条件。伊东命令以自己的名义回信，约定派员联系洽商接降事宜。并保证信守承诺，无须英国海军司令出面担保。随同书信，还为丁汝昌附带上了柿子、葡萄酒等礼物。 下午3时，“镇北”离开时，“松岛”舰上挂出一串旗语，“敌军就刘公岛之炮台、武器、弹药和港内军舰全部移交日本军队事，派降使至松岛舰，并请求救助人命”，并特意告知，“丁提督平安无事”。[《甲午海战》] “镇北”身后，联合舰队各舰欢声雷动，连日恶战，日本人终于取得了胜利。 此时，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已经与世长辞。 …………………………………………………… 刘公岛一片沉痛，而又愧疚和压抑。 继丁提督之后，护理左翼总兵、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吞枪自杀。 随后，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也饮下鸦片自尽。 在沉默之中，并不属于最高官员的营务处道员牛昶昞——跟那个旅顺营务处道员龚照玙相似，是否这也注定牛道员将有一个悲剧的结局呢——受丁汝昌委托，接替了北洋的重责。 他以丁汝昌的名义回复了伊东，针对回函中要求次日接收军械炮台船舰，请求将日期宽限至正月二十二日（2月16日）。 虽然丁提督已离世，但丁提督提出的要求被日军允许，应是出于对丁汝昌的尊重。所以，牛昶昞继续以丁汝昌名义办理，似乎无不妥，这样也避免出现其它变故。 …………………………………………………… 13日，仍由程璧光出海，乘“镇中”船驶抵联合舰队，递上回函，同时告知丁汝昌自杀殉国的消息。 伊东同意了北洋海军的请求，并要求于第二天将舰船、人员编制成册，派足以代表北洋的高级别官员赴联合舰队洽商受降和接收事宜。 “镇中”离开后，伊东命令将信息报知第二军，并命令舰上停止奏乐，以示哀悼。 日本军队始终对丁汝昌这位对手的勇敢战斗，给予了应有的敬意。 此日下午5时，牛昶昞作为代表，到达联合舰队。 日方会谈人员首先再度保证刘公岛海陆军的生命安全，方式是予以遣返。此后就投降程序、海陆军官兵出岛方式、时间、路线等进行会商。至晚上11时，基本达成共识。 14日下午2时，牛昶昞再度至联合舰队，献上名册，最后签定了《威海降约》。 日军同意将“康济”舰解除武装，归还中国，用以运载丁汝昌等人灵柩，以及乘载陆海军人员离港。 …………………………………………………… 15日，漫天阴云，劲风大作，威海口外，一片怒涛。双方交接不得不推迟。 2月16日，北洋陆军三千多人由日本海军驾驶中国的蚊炮船运至威海湾北帮北山嘴栈桥上岸，再由第二师团日军监送至威海、宁海州交界处日本陆军线外遣返。 2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驶入威海湾。 北洋舰队的基地落入日本手中。 “镇远”“平远”“济远”“广丙”四舰，“镇东”等六艘蚊炮船，接连升起了太阳旗。 代表北洋海军威名的“定远”“镇远”铁甲舰，“镇远”被拖回日本，“定远”也被打捞和拆解，直到彻底毁掉。 日本还把“镇远”、“靖远”两舰铁锚竖立于东京上野公园，又将“镇远”舰主炮弹头10颗置于舰锚周围，弹头又焊上“镇远”舰锚链20寻，以环绕陈列场地，同时在一旁立碑向世人炫耀，也向中国展示着那屈辱的历史。 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些铁锚方才索回。 下午3时，被解除武装的“康济”舰载送中国海军两千多人，在日军的欢呼声中，黯然驶离威海卫。 北洋海军沉没于大洋。大清数十年的强军梦想，似乎也一同坠入了漆黑的深渊。 也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难以抚平的巨烈伤痛。 …………………………………………………… 此前，我一直觉得北洋之败，确实太窝囊。 甚至看丁汝昌，印象中那就是一个没有本事却非要去揽那顶官帽的投机分子，对他那副尖嘴猴腮的样子，都十分厌恶。 是，舰队将领有自杀“殉国”的。可这也叫殉国？ 狼牙山五壮士弹尽跳崖殉国前，都砸碎手中枪支。 北洋军舰，竟可耻地投降并送给日本人。尽管我们仔细看，北洋战舰本来家底就不厚实，且多已在战斗中沉没，那些剩余的舰船，大多是被证明连远洋作战都难以胜任的几百吨的小炮艇——被称为“蚊子船”的炮舰。 丁汝昌选择一死来承担罪责，并不入日本寻求庇护，也算是保留了气节。但所谓殉国——死了而已。价值何在？ 我为清国海军将领不解：既然值得为之献身，为什么不战斗到最后一人？既然有决心去死，为什么不出去拼死？ 没文化的莽汉都知道：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了。这些读过书、留过洋、识得英文，一肚子文化的人，怎么就不能象一个汉子？ …………………………………………………… “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将军一去，千古毁誉不定。 历史长河沉淀下的，有每个民族的情感和是非准则。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看法，但也应承认历史的情节往往是复杂的。 细读史书，今人只够体味当时艰难于万一。不管怎样，北洋之败，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一个不容后人以现世的精明加以轻薄的话题。 北洋做了该做了，有不屈和牺牲，也留下了遗憾和教训，我们本来需要记取，不必刻意为之开脱，事实更不容扭曲、美化，那同样是一种污名。 我最恶心的就是有人虚无地谈什么人性，还有什么人性化。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否定人还有牺牲，还有“舍生取义”这种大义，直到把人降低到了动物性层次，还有某些人的奴性上去。 我们再次取得对日战争胜利的抗日战争，七十年都过去了，那时的先辈都知道，“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亡国奴，做狗都不如，还谈什么人性化？ 牺牲，成了“反人性”，这种逻辑让我无语。我只想说，幸而每一个时代中国都有自己的脊梁，但不是汪精卫。幸亏有起来抗日、敢于牺牲的人们，现在的人才有这种可能，顶着一个中国人的身份，骨子里全是奴气地谈什么“人性化”。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上：只有每个人都能顽强战斗到最后的精神，才能让外敌不敢欺负。 …………………………………………………… 本来，在北洋大臣的调查报告中，称丁汝昌“见事无转机”，决定实践自己的诺言，以“一身报国”。[《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复奏查明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北洋战败而亡，非战之罪也。 两国相争，胜败岂止是在战场？而在这场战争，引起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岂在前线？ 很大程度上，把他们裹入深渊的，是那个早已沉沦的大清王朝，晚清时代。 北洋大臣的调查报告，当然会讳言这一背景，不过也有其“识时务”的一面，在对北洋战败之情节的认定上。 但是，百年来，围绕丁汝昌之死，却引起旷日持久的争论。 两种对立观点的人群，引用各自有用的话语、资料，去加以分析论证。 最对立的问题在于：降书是何人所写，这关系到丁汝昌是先降后死，还是死去以后，别人让他来顶这个黑锅。仿佛与将军的死难相比，这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关于北洋海军在弹尽粮绝之时与日本签署的降书，一个多年来的定论是：在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用酒服下鸦片一夜苦熬，早上7点才气绝。此后部下牛昶昞盗用了丁汝昌的提督印，以丁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刘公岛降约》。导致日军长驱直入威海港，北洋海军就此瓦解，罪魁祸首就是牛昶昞了。 其实，这样说的话，整个北洋舰队只有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和张文宣是坚决不投降的，其他人全是投降派，而不仅仅是牛昶昞他们几个人的问题。否则，单凭一个牛昶昞和几个管带也搞不成。 史书上说——召牛昶昞至，对他说：“吾誓以身殉，救此岛民尔！可速将提督印截角作废！”[引自陈诗《丁汝昌传》]牛佯诺之——这句话里，本身就有矛盾。能救岛民的，只能是投降一条路，岂是丁汝昌一人身死即可免去的？将提督印作废，根本阻止不了大家的投降，只是避免大家以自己的名义投降，就是说，投降是大家的事。 如果这样，丁汝昌又如何躲得过朝廷的追究？ 其实，这个说法，还是无法解释丁汝昌为什么死？ 他是局面失控以后，畏罪自杀、一死了之吗？这恰恰降低了丁汝昌的高度，这样死得太窝囊，太没有意思了。 …………………………………………………… 这是不符合丁汝昌做出如此选择直接指向的目的。 实情是，丁汝昌“十七日”的许诺，还有那条“生路”意思，是此处需要认真加以注意的。 十七日，是指望朝廷援军到达。十七日，我给你们一个交待——生路。 这个“生路”，除了朝廷的救援，就是允许大家投降，以求得保全。而且这个生路包含着，还要由自己负担这个罪责，而让大家少受，或免受处分。 现在研究发现的资料中，能够看到降约的确是丁汝昌签署的。 而且，这一说法在很多人的回忆录中也存在。至少我们不能忽视了这种说法。 无粮无弹无援，等于已被抛弃的情况下，北洋毫无胜计，再战也只是丧失更多的生命。即便是围困，断粮断水，港内也将到达生存极限。 即便他不签署，他死后，各种责难也是洪水滔天。 此时在朝廷看来，他早已是一介草民，所有职务在战争中早已被革除。反正，他也早已决定以死殉国。 诸多权衡，何如以一人名誉换回数千人生命，甚至还能减轻部下的罪责？这是一个选择。 当然，难就难在，封建社会，一般将领更多的是考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作为一位将帅，没有取得战争的胜利，在指挥上，也犯了一串犯误，该负的责任，当然应该由他负。但作为统兵将领，从人格上来讲，他没有把部属丢下逃亡、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选择以自杀为部属开脱，却令人感佩。 这还有什么需要隐晦的呢？ …………………………………………………… 还有，哪种说法最先出现的呢？ 朝廷最早认定的丁汝昌降敌。这是根据北洋大臣王文韶核查，又经李秉衡复查的结论。 李秉衡虽对北洋怯战逃脱的人和行为大加弹劾，但对身殉者，却至少无意追迫。他称刘步蟾“船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含生取义。”[《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查明丁汝昌死事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称张文宣“其致死之心，蓄之有素，卒能舍命不渝，亦属忠烈可嘉。”[同上。]而对此前自己曾多次痛加弹劾的丁汝昌，李秉衡也提出：若死事属实，对丁汝昌过去的问题和过失可以不究——“只可宽其既往之愆，此外无庸深论”。其他死难军官按照阵亡例从优给预抚恤，对丁汝昌就不再给了——“业已革职的丁汝昌无庸置议”。这等于是也不追究过错，也不表彰奖励了。 但以这种方式，“光滑墙”仍然抹不过去。战败之罪，应受惩罚，却是朝廷上下，谁也无法给予洗脱的。 朝中弹劾声浪之下，朝廷仍然对死去的丁汝昌加以罪责。据有资料说，朝廷虽允许丁汝昌灵柩返回故土，但仍然下令将棺材漆成黑色，外加三道铜箍捆绑，不得入土下葬长达15年之久，以示对其的惩罚。 …………………………………………………… 事实上，关于那场战争的还原均带有猜测的成分。 那场战争的实际参与者，在战后却基本上都选择了沉默，似乎集体的禁口了。真实的情形，讳莫如深。 或许无论怎样提起来都是一种耻辱，以及，各位将领与世人心态上矛盾所致。 有一个问题很少被人提及。 ——海军将领所受西洋教育。 接受西式教育的管带们某些观念可比有些人产生得早。比如，对投降的概念。 东方传统上视为耻辱。而按西方力尽而降的标准，却是为道德上所允许的。日军煞费苦心地在劝降书中所提的事例，不见得不能打动一些人。 丁汝昌曾问自己的亲信幕僚，关于降服一事如何看法，这本来是石破天惊的事情，但丁汝昌问的却是曾经留学英国的人员。 更关键的是，伊东确实按这一套西方标准办事了，坚持将投降人员放回，给予了比较宽仁的条件，网开一面，也是促使北洋投降的重要因素。对很多人来说，只要能保命，这个机会是必须抓住的。 作出投降决定的人已经死去，负首责的人已经不在，其他人责任追究上不致于到方伯谦的地步，是丁提督以死为他们创造了这个转圜的余地。 …………………………………………………… 这些归来的人员先在烟台安置，军官暂留，兵勇发饷遣散。25日，刘含芳还请示准备开河以后送往天津，但李鸿章没有同意，以“海军有编制的官员，本随船支薪俸。今船失官亦虚悬，均应斥革”，指示原地解散回籍。 在朝廷的编制中，这些人先是被开缺，反正舰没有了，舰长这个官要也是虚名。 除此之外，并没有给予投敌的处分。 而那个不知为何，竟能代表北洋往来递交投降书信的程璧光，仅受到很普通的处理——革职。没有追究投递降书的事，罪名仅是“私登敌舰”。 随后，北洋舰队被整体裁撤，还是那句话，反正舰队已经没有了。最后，连海军衙门也一块撤掉了拉倒。 不过，北洋败后，在外国紧急定购的军舰开始陆续抵达大清。 虽然甲午失败，一帮蠢人不去反思准备不足，在一场军备竞赛中被抛在后面，一时间人人痛诋海军误国，似乎营建海军本身也成了错误，这也一度让大清有着“白花钱、建了也没用”的错误思想。但在战战兢兢几年后，也是形势需要，没有真不行，大清再次鼓起勇气建设海军。新海军的骨干力量，几乎全在“康济”号运出的舰队官兵2800多人中。 这倒是一个看似多少挽回对丁汝昌认识的结局。 因为，人才是最重要的。不用他们，还能用谁呢？ 但是先不忙鼓掌。此后，重建的大清舰队，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日俄战争当中，再次避战。似乎甲午战争的经验，让这些人更加精明、更加灵活，学会充分运用所谓“国际法”准则，一律选择了置身事外的姿态。 大沽炮台与联军舰队血战，就在旁边的大清舰队选择了沉默，尔后奔回烟台。 日俄战争，大清是“中立国”。但大清舰队根本保证不了“中立国”的权益，甚至保护不了按“国际法”向“中立国”投降的俄国军舰，也不敢得罪日本海军。真是颜面何存。 它对大清的作用之弱，简直弱到不值一提，难怪乎除了一些专业性的研究书籍中还有记录，在此后的史书中，也几乎不再提起，仿佛他们没有存在过一样。 所以，他们人虽然回来了，但灵魂和血性，却没有回到海军。甚至从甲午降服之时起，那种曾有过的英勇战斗的精神，就早已永久地沉入了威海卫。 假设丁汝昌有保留人才的想法（也可能只是想保住这些人的命，并无更长远打算），这是否实现了丁汝昌的苦心？ 这是否又能充分证明，一些研究者所谓“人性”的成果，是多么正确？ 现实给出的答卷，其实是极具讽刺的。 …………………………………………………… 直到1910年，在载洵、萨镇冰等的努力下，清廷恢复了丁汝昌的名誉。1912年已是民国，他的灵柩才得以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 这说明不了什么。 历史结论经常就这么被掰来掰去。逝者已去，也许扶起丁汝昌的碑，是为了扶起更多人。 “投降”，不管是对丁提督还是北洋海军，这个耻辱的记号，无论怎样抹，也已经无法抹去。 被认为“盗用丁提督名义投降日军”的牛昶昞，在甲午战争结束一年后便已经抑郁而死。 ------------ 第一节结束战争的努力 大清晚期，中国这条巨龙跌落尘埃，真的就象侏罗纪时代，一个庞大而动作缓慢的草食龙，不但被一群肉食恐龙包围着，现在连一只个子虽小却灵活凶残的盗龙也加入进来。 大清急切要寻找机会，停止这场战争。 不能在战场上把敌人干趴下，就只能谈和。但是，谁先提出来，谁就要忍受苛刻的条件。 但这些，朝廷已经顾不得了。 …………………………………………………… 战争，实质就是两个字：博弈。 有句名言说，最难的不是发动战争，而是如何结束战争。 败者如此，胜者也费周折。 对日本人来说，发动对清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是政治经济利益：重塑东亚格局——谁当老大；纳入世界霸权体系的阵营；扩大日本梦寐以求的稳固地盘；捞取日本人急需的银子…… 但与无限的欲望相比，力量的使用却不是无限的。什么时候是达到了最高点，这些当然是日本当权者，或者说是战争发动者需要判断的。 …………………………………………………… 在双方作战之时，大清便一直寻找机会结束——求和。 第一次，就是朝廷重新启用恭亲王奕訢之时。前边说过，那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恭亲王是大清公认的懂得外交的亲王。他上来，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寻求国际力量，列强的干预和调停。 按现在的话说，大清要引入列强的力量，而列强实际上也乐意介入。 需要回头看一下，时间在1894年的11月3日，在辽东半岛登陆的日军攻向金州，旅顺危急的时刻，大清向列强发出了予以帮助的请求。 列强虽然表示可以出面，但提出：大清最好应当首先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 这有点扯淡。或者说，多数列强实际还想看到最后的结局，做出判断之后，再决定怎样介入，介入多深。 大清只能按照这个建议去寻求办法。没想到，最先表现出积极性的竟然是德国。 …………………………………………………… 除了各国公使之外，大清还请了很多人来帮忙。 包括，李鸿章热心肠的德国朋友——此前曾做了18年驻华大使的冯·勃兰特。 在李鸿章的运作下，勃兰特先生自9月份便接到中国政府的委托，以中国特别大使的身份，奉命将中国当前的局势告知世界各国，以期各国进行干涉。 对这项特殊使命，勃兰特热心地充当中国政府在柏林的机要顾问和通信者，凭着自己的旺盛精力和影响力，发挥了足够的外交技巧，调动德国的舆论，他所撰写的有关远东局势的文章不仅在德国发表，还在英国和法国新闻界反复转载；他不断会见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象克虏伯公司的领导人。 尽管此前德国与自己的对头俄法联盟关系紧张，勃兰特利用曾在俄国担任公使的经历，也让德国了解了俄国的想法。 在英国人看来，他已经成功地让德国人将原来对俄国的怀疑之心和对日本的同情之心，全部转换过来。 而且，他还使德国和法国逐渐地走到了一起，准备联手俄国一起干预日本。[相关内容见布兰德著《李鸿章传》] 当然，将俄国“祸水”引向东方，是德国的心愿，也是德国放弃与法国的对立，暂时协调立场的根本原因。 而且，德国早想在远东获得一个海港，这正是千载堆逢的机会。 …………………………………………………… 随后，美国人开始表现出比较浓厚的兴趣。当然，他们是以公正的面孔出现的。 在与晚清打交道上，或者在对待大清的态度和手法上，美国与俄国堪称“双璧”。 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刚刚搞完内部的事务，开始迈上国际霸权舞台之时，美国表现比较特殊——或者说是采取了与英法不同的手段，与大清打仗少，不那么令人厌恶。在中日战争中，美国受大清委托，负责担保在日华侨的保护。实际上，美国在国际关系上是一个更为厉害的玩家，始终巧妙地运用时势，来获取与其它侵略中国的列强所攫取的利益——“利益均沾”，“最惠国待遇”，这些原则都是它的发明和创造。 俄国人也表现出足够的精明，非常善于运用谋略和欺诈，他们是讹诈的高手，所以虽然然俄国与大清作战互有输赢，但它还是荣登攫取大清土地最多的国家。 到这个时候，早已成竹在胸的俄国人并没有着急出手。尽管他们是很早就收到李鸿章的信号的。 美国人接受了大清的邀请，暗示日本人，愿意做中日之间的调停人。 …………………………………………………… 再后来，由美国人驻日公使出面，传递回了与陆奥宗光的谈话结果，日本点明要中国先提出讲和。 条件似乎成熟了，同样是德国人的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受李鸿章的委托，接到了赴日寻求和谈的使命。 在派遣这一任务的时候，除了携带着清政府的照会，李鸿章还以个人名义修书一封给伊藤博文，说明“德璀琳可将我的意见向您转达，并使您清楚地了解我的观点”的意思。“请问贵国命意之所在与夫停止战务重订和约事宜。”表示在停战与订约问题上愿意听取日方的意见。信中特别恳切地讲到，“和局中辍，战祸繁兴，两国生灵同罹兵燹，每一念及，良用惋惜！本大臣日夜苦思，冀得善策，俾水陆之战一切暂时停止。”[《李鸿章致伊藤博文文书》，见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以为中国政府服务的外国人出面，这个匆忙中被赋予的使命，主要目的就是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在行和谈之实时，不失大清的威严。 就是说，李鸿章企图靠中间人，以间接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无非是为慈禧太后、光绪为首的一帮人遮遮羞，留点面子。 这本来也是国际上通用的做法，这点李鸿章还是清楚的。 可是，这份好意却弄了个里外不是人。 日本人根本不接受。日本人不承认李鸿章对德璀琳的授权。而且，日本人认为，此举是对日本的侮辱行为。 大清也有人不接受。因为行前，德璀琳请头品顶带，李鸿章权宜授之。事后，李鸿章才致书奕訢和奕劻说明此事。以翁同龢为首的一帮人，还认为这是极大的越权行为，深为不满，直称“可诧也！” 包括现代人，也跟着说派一个外国人代表大清去求和，是无耻的行为。对这个观点我实在难以理解，而且觉得根本不值得一驳。亲自去求和，才不叫无耻，而是“有耻”吗？ …………………………………………………… 不要紧，这种“无耻”行为根本没机会施行下去。德璀琳的使命突然之间无疾而终。他到达日本神户之后，便停留在那里。根本没有见到伊藤博文，几经要求之后，反而被命令限期返回。为完成使命，他只好通过德国驻日使馆，将大清的文书，包括李鸿章大人的书信转递给日本外务省。 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是，旅顺得手在即的日本，是不会在此时中止战争的。 而且，日本人敏感地认识到，这样可能会造成列强插手干预。在日本人的策略中，必须避免这种情况。日本外相陆奥在给伊藤首相的电报中明确说，“在目前情况下，除非中国政府预先发出通知，并派出合适的、有资格的全权代表，否则是不能与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接触的。如果德璀琳带着任何受我们鼓励的迹象回到中国，则要导致德璀琳本人或赫德被任命为将来谈判的全权代表。而任命外国人为全权代表，无论如何都必须拒绝。因为这样做不仅不合适，而且可能给列国一个间接干涉的机会。” 但是，日本人的做法缺乏外交礼节，却不可避免地丢分了。 在德国看来，日本人以相当无礼的态度对待德璀琳先生的到访，外务省无关紧要的官员与德先生会面时，还有意地将德国国旗挂在了不太光彩的地方，没有给予足够的礼节待遇……这何尝不是一种侮辱？ 德国人有了一个新的光明正大的理由。 …………………………………………………… 第二次，日本人假称准备和谈，却再次破坏了和谈。 日本政府实际上也认为，“中日战争不能无限期延长下去，媾和谈判的时机迟早必会成熟”，而且似乎感受到列强开始表现出更强烈的干预意愿。为了防止第三国插手，不久又转而主动向美国驻日公使谭恩表示：如果将来中国愿意开始媾和谈判，日本并不反对。 这就是说，要和中国直接谈判。 日本人其实对谈判条件早有准备。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经过洋细讨论和周密策划，早就拟好了媾和条件的条款。但是，却不愿首先提出来，或公布于众。伊藤反对公布条件、以求得各国默认的主张，认为：“一旦把中日媾和条件向外发表，则难免遭受外国的一些干涉，这一点必须认识；同时，我国先向各强国公开发表对中国要求的条件，本为取其默认，但却反有诱发他们事先干涉的机会。” 所以，这个条件，最好还是首先逼迫清政府主动提出，这样就防止各国对日本施加压力。 日本人简直太坏了。 先是在1894年的12月2日，以备忘录形式通知美国驻日大使谭恩，指责清政府“似尚未痛切感到有媾和的必要”，重申“如果不经过具备正式资格之全权委员会商以后，日本不能宣布媾和条件。若中国政府对此不能同意，则此次之商议，即可暂告中止。”[陆奥宗光《蹇蹇录》]提出中国要派正式的全权大臣来谈才行。 按照日本“在日本政府任命该全权委员以前，中国政府应先将该国全权委员的姓名、官位通知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清政府无奈，决定“著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会商事件。”[《上谕》，《朝鲜档》] 而后，日本又否定大清“在上海或烟台择地谈判”的要求，提出要在广岛进行和谈。 …………………………………………………… 几经周折，1895年1月26日，春节午夜，张荫桓、邵友濂率领的第二批中国使团出发，前往日本广岛。 美国人毫不隐瞒：这是美国从中斡旋的结果。 在中国和日本的美国外交机构和慈善团体纷纷给这个使团发表公开的声援。 但是，实际上中国使团尚未出发，便注定这次和谈以流产告终。 这次和谈动议，又被日本人暗地里破坏了。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伊藤博文努力纠正大本营，特别是前线日军将领的盲动，为日本确定了攻占山东半岛的战略目标。要是凭着山县那帮人胡作非为，可能仗打到最后却没了目标，白白丧失兵力、浪费资财，最后什么也拿不回来。 这个时候，正是威海作战的关键时刻。辽东，山东，大清与日本在两大战场上展开作战，都是为了获得最佳的结果——大清希望能挽救威海和北洋海军，日本人希望彻底攻占威海，消灭北洋舰队。 往战略上说，随着战争的推进，日本人受到节节胜利，甚至有点出乎意料的鼓舞，野心渐渐变大了：除了开始向国际上打出的那个“为朝鲜争取独立”这个幌子，赔款，赔更大数目的军费，割地，都已经强烈地涌入日本人的脑海。 即便是还保持着一点理智的伊藤博文来说，也看到了这个诱人的目标。 1月27日，日本大本营召集当时在广岛的阁员及大本营的高级幕僚，就两国媾和问题举行御前会议。新补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小松彰仁亲王，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此次中日两国开战主因之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及将来帝国臣民在中国通商航海之利益等问题为重点”的媾和条约方案。明治天皇阅览后，即批准这个谈判条件。 所以，日本人开始玩弄花样。 首先，日本人根本不想休战，停止在山东的进攻。可是，按照国际惯例，开始议和谈判就要实行休战。怎么弄呢？日本人开始抛开“公法”，耍赖。 日本人对热心调停的美国人提出的休战问题，答复谭恩说，“至于休战条件，纵使日本政府许诺休战，亦须在两国全权委员会商后，始能明言。”就是要在谈判中再商量，“停战时间应经各自全权代表在会议上同意”。 然后，又宣称，张荫桓、邵友濂没有全权出使大臣的资格。 当日本政府获悉张荫桓一行由上海起程后，才连忙于1月31日，任命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为全权办理大臣。 但这两个家伙根本不打算展开和谈，而是认定“详细观察目前国内外形势，不能不说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实际上，他们在等威海作战取得成果。 经过他们二人的进一步密谋，最后想出了一个很下流的办法：双方会晤后，“第一步先查阅他们携带的全权委任状的形式如何，如有不符国际公法一般惯例的规定，在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即拒绝与之继续谈判，宣布此次谈判失败。这样，就可在不暴露我国媾和条件下使谈判决裂。”[陆奥宗光：《蹇蹇录》] 这真是机关算尽！在双方使节还未会晤之前，他们就挖空心思要破坏谈判了。 于是，伊藤与张荫桓见面后，互换授权敕书时，见清廷颁给张荫桓、邵友濂的敕书“著前赴日本，与日本所派议和全权大臣妥商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抓住“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一句，坚称张荫桓“非全权大臣”。 实际上，天皇颁给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的敕书，“受命为全权办理大臣，与大清国全权委员会同协议，便宜行事，缔结媾和预定条约，并予以记名调印全权。其所议定各条项，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里面“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与清朝“转奏裁决”完全是一个意思。照这样抠字眼，伊藤也不是日本的“全权大臣”。 就怕流氓有文化。但日本人就是这么无耻无理。 日本人玩的这套把戏，其实根本瞒不了世人。作为大清使节团顾问的美国人科士达明白看出，日本拒使的原因之一，不过是“日方已经派出一支军队去攻袭威海卫炮台，击毁或捕捉在那里避难的中国海军的剩余部分。当着使臣在广岛举行会议时，在该炮台正进行着激烈的战事。无疑，日本人感到在这一仗胜利结束后，他们可以处于一个较优越的地位来签订和约。”[《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 对于美国人的热心，日本一直心存戒心，担心美国人从中加以干涉。日本不惜抹了美国人的面子，当然会引起美国人的不满。但目前，狂妄的伊藤是忽略了这点的，或者说，是不太那么担心的。 以胜利者的姿态，玩弄公理，伊藤就这样无赖地拒绝了与大清使臣的和谈。 非但如此，日本人严密监视中国使团，竟不允许使团往北京发电报，交涉后答称：发可以，但把密码拿来阅看后才能发。 中国使节团蒙此耻辱，头等参赞官伍廷芳不禁长叹，无战场胜利，哪来使团的威严，“我将卒苟能奋勇于疆场，不容其猖披，何致就彼而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其在将与兵焉！和局易成与否，亦在战争之胜负判也！”[《伍廷芳致盛宣怀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 日本出尔反尔，下达逐客令，中国使团蒙羞受辱。 伊藤特意单独与伍廷芳谈话，托其代向李鸿章致意。实际是隐晦地提出，“贵国何不添派恭亲王或李中堂(鸿章)同来会议，郑重其事？”又说：“现在兵攻威海卫，南边一带已得，但海面及刘公岛各炮台现尚鏖战，胜负未分，大约指日可全取。军情万变，时刻不同，早和为宜。”[《伊藤博文与伍廷芳问答节略》，《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一则胁以兵威，一则指名要奕訢或李鸿章到日本议和。 明明是可以明确提出的事，伊藤却与非全权大臣的伍廷芳的单独谈话，还被认为是日本在广岛会议中的最得意之笔。陆奥颇为自得地说：“这虽然不过是一次谈话，但后来李鸿章之所以能出任中国全权使臣亲赴马关，未尝不与这一席话有关。”[陆奥宗光《蹇蹇录》] 对这种肆意玩弄，大清朝廷也无可奈何。 …………………………………………………… 2月17日，日军占领刘公岛，俘获北洋舰队全部舰船。 日本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也感到终于获得了谈判桌上的优越地位。 当天，日本政府便公开声明：中国另派大臣，须有允偿兵费、朝鲜“自主”、商让土地及与日本日后办理交涉能画押之全权。 无奈，大清被日本人的攻势和胜利吓破了胆，慈禧太后急于求和，只能召回李鸿章，委派他赴日乞和。 这是第三次，和谈终于成行。 ------------ 第二节辽阳南路之战继续 即便求和之时，大清朝廷上下也清楚，“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这个道理。 尤其身在前线的将领们，更为奋力征战，不断发起新的战斗。 时间移回一点，张、邵二人准备出使期间，朝廷正调湘军出关，以期挽回颓势。 1月9日，准备出发的吴大澂特意在天津会见张荫桓，“嘱展缓行期，以俟捷音。如果连获胜仗，直可坐待彼来”。张荫桓也认为以吴大澂所言“不为无见”，“和议之难易，必视战事之利钝为转移。现在各路大军云集，一闻和议，恐将土为之迟疑。” 朝中很多大臣并不赞同此时派使求和。各地对朝廷求和之举，也是充满反对的声音。 等13日张荫桓抵达上海，与邵友濂会合时，发现很多“大字报”，骂朝廷求和的，“匿名揭帖，遍布通衢，肆口诋諆，互相传播”。所有这些，都使他深切感到“人心思奋，具见同仇敌忾之诚”。[《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登奏请饬下关内外统兵大员实力防剿勿以议和意存观望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便上书朝廷，将民间的反应“委婉”告知，并请下令各军加紧作战，不能因朝廷议和而意存观望，有所松懈。 张、邵二人在上海滞留，清廷上下也寄希望于战况有所好转。 14日上午，军机处按照光绪的意思，拟了一道电旨，准备“谕张荫桓等即赴广岛，毋庸再候电旨”。还未寄发，反倒是让慈禧给挡下了。这天的午正三刻（大约12时45分），慈禧召见枢臣，询问情况，对这道电旨颇不以为然，借口说：这事皇上怎么没告诉我呀？（“上未尝启知也。”） 可是，前线并无好消息传来。先是辽东盖平失守，然后又探知日军欲犯威海。大清中枢那帮大臣们，也是相对默然，一筹莫展。 此时出使，也许还能救威海吧。 16日，慈禧又同意了张邵二人出发，指示：张荫桓如果没有新的电报来，明天就让他们动身吧。（“明日如无张电，可降旨趣令起身。”[《翁文恭公日记》]） 这时，清军探知：日军山东作战军已经云集大连湾。 明明局势急如星火，这回，军机处却又怪异地拖了拖，磨蹭到19日，张荫桓接到了“克日出洋”的电旨。 这一日，日军开始向山东航进。登州，遭到了日军先期掩护部队的炮击。 …………………………………………………… 实际上，中日议和之际，双方在战场上的争战一直未停息。 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夺得战场胜利，获得主动权，为谈判桌上取得有利地位。 与山东作战同时，辽东战场清军不断反击海城，后来便是带着解救威海局势的希望，反攻一次紧过一次。 但威海终于陷落。随后，双方又继续在辽东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战役。 …………………………………………………… 日军在海城不断遭到反攻之时，第一军司令官野津道贯也在为扭转前任山县司令官冒险进攻海城所造成的被动局面而苦想，他找到一个办法：还是要进一步扩大战争规模。 山县燃起的登陆大沽或山海关，发动直隶决战的冲动被伊藤博文抑止，但前线日军头领们并不想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被动防御，那就对当面发动新的攻击，至少要改变战场局势，扭转被围攻的被动局面。 野津一帮人建功立业的“事业心”很强，很膨胀。而从他的谋划来看，不能不承认，仅就他在前边平壤之战的那点表现来评价，还真是小看了他了。 野津道贯选定的下一步的目标是：攻取鞍山站（现鞍山），驱逐牛庄、营口、田庄台清兵。 既然打到直隶是不切实际的，那就在上边划定的“圈”里想办法，在辽东战场动手，寻求驱逐或歼灭清军，扩大占领地。 这个计划，总算得到了大本营的批准。 …………………………………………………… 于是，一直奉命驻扎于九连城及凤凰城附近的第五师团突然集结于黄花甸，经三家子向吉洞峪进犯。从日军动向上看，显然对向鞍山站。 鞍山在海城与辽阳之间，日军所选目标极为有效地调动了清军的防御。 2月24日上午9时，第九旅团以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和炮兵第一大队为前卫，突然向三家子进犯，并击退了此地驻守的辽阳知州徐庆璋所部清军四营，占领了三家子。 25日，日军一个步兵大队由三家子北进，作为疑兵，以牵制摩天岭的清军。这是一招极为高明的战术行动。 26日，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便由三家子西进，越人面山，攀潘家堡子北山，向兴隆沟进犯，沿途击退驻守兴隆沟的清军定边营和乡团，27日，占领了吉洞峪。28日，抵达金厂。3月1日，又经把会塞（现名八会），向八盘岭前进，击退埋伏在山顶上的清军一部。 2日，日军第五师团攻向鞍山站。 …………………………………………………… 对于第五师团的突然攻击，清军一时判断不清日军的企图。 最初，徐庆璋判断日军占领三家子，是为了解救海城和析木城日军。徐庆璋想组织本部反击，夺回三家子。为此还函请吕本元、孙显寅攻击五师团后方凤凰城，以作战役性牵制。但是，又被日军抢先一着，由于反被一个大队鬼子的佯动牵制，驻守摩天岭的吕本元、孙显寅受到压力，愣是未敢轻动，结果，反攻三家子的计划未能实施。 与第五师团占领三家子同时，24日，南面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步兵第三联队也由大石桥向海城开来。 实际上，这是日军藏着的一套连环动作：第五师团的进攻，是为了配合第三师团发动一次新的攻击行动。大石桥日军前来，正是为了接替第三师团守备海城。 而在清军看来，日军解海城危局的目的十分明显。 正在四台子养病的湘军前敌营务处户部主事晏安澜，闻听日军千余人从南路开至海城，认为与其待敌来袭，不如主动攻敌，便与诸将商定，加紧合攻海城。 27日，清军分三路进攻： 左翼，刘树元率亲军三营，会同李光久两营，自二台子进攻晾甲山，依克唐阿所部德英阿等三营自大富屯南下应之； 中路，徐邦道率拱卫军十营自柳公屯南出，进攻龙潭堡，粱永福带凤字三营自柳公屯东出，截击晾甲山敌人援军； 右翼，由刘树元另派三营进攻八里河及戴家堡。 晏安澜会同副将郭长云率亲军，策应各路。 这一日，清军各部奋勇齐进，接连攻占小八里河、戴家堡、龙潭堡等村，又将二台子、安村堡日军击退。 日军依旧占据山头阵地，发炮还击。并调兵反击大富屯、小富屯，但被前来策应的依克唐阿部将德英阿所部伏兵村内迎击，顶住了日军的进攻。 中路清军逼近唐王山，徐邦道拱卫军在八里河村东布置炮兵阵地，向唐王山轰击。在炮火的掩护下，湘军副将衔参将营官刘桂云“临阵争先，奋不顾身”，“欲乘势争山，麾兵自沟中入”，不幸被敌炮击中，英勇牺牲。 清军对海城的攻击，仍然未能奏功。 …………………………………………………… 28日凌晨3时，日军第三师团突然出动。大岛久直少将率步兵第六旅团大部从北门出发，大迫尚敏少将率步兵第五旅团从西门出发，出城之后便沿辽阳大道北进。 大迫旅团经罗家圈子、教军场进至验军堡，“冒弹雨向大富屯进逼”。冰天雪地中，依克唐阿所部德英阿、寿山等率军与敌力拼，“力与相持，枪炮互轰，声震天地。加以雪雾迷离，数武外不能见人，又击坏炮三尊，伤亡营哨官及兵勇甚众。” 依军共伤亡约六七百人，只得后撤，大迫旅团随后占领了大富屯。 大岛旅团也占领了沙河沿、长虎台及东西烟台。 3月1日，日军集中兵力，又击退当面的清军长顺部，攻占甘泉堡。 2日，第三师团进至鞍山站，发现清军并无一人，随即占领鞍山站。随后，第五师团也进入鞍山站。 日军第三、第五两个师团终于在鞍山站会师。 清军呢？ …………………………………………………… 日军一连串迅猛的行动之下，击退了对海城形成半包围态势的清军，解除了对海城的威胁，并进而迅速向北发展，辽阳受到了进攻的空前压力。 这下清军更加认定，日军北犯的目的是进犯辽阳。这下子可是触动了大清的神经，因此，朝廷于3月1日急忙下令，命长顺“先固辽沈之防”，“就近移扎要隘，助守辽阳，以保沈阳门户”。[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依克唐阿也接连收到辽阳知州徐庆璋的告急信函，称“辽阳万分吃紧，迟则无济”，于是率队长驱，一路奔向辽阳。 3月2日，依克唐阿与长顺全部到达辽阳。由于事态紧急，援辽为重，长、依二军此前北上途经鞍山站时，全都弃险而不顾，才致使鞍山站无清军把守，被敌不战而占领。 “鞍山站者，为牛庄至辽阳州孔道，山势蜿蜒横亘，中有缺口，形如马鞍，双岭夹峙，惟一线大道，最称险塞。”[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放弃鞍山站，既使辽阳南路失去重要屏障，又断绝了辽阳与牛庄之间的联系。 …………………………………………………… 至此，清军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日军的这一系列行动，实际掩藏着一个目的——“示形逼辽阳，实将袭我牛庄。”[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就是说，日军压迫清军至辽阳，造成进攻辽阳的假象，实际上是声东击西，另有所图。 真正的目标，是牛庄、营口、田庄台。 怨就怨在大清朝廷对自己的老家——辽阳奉天太过敏感，太过重视。这一点心理，被日本人摸得透透的。 终于，又上了小鬼子的当了。 ------------ 第三节血战牛庄、弃守营口 牛庄空虚。 清军由于被日军的行动所迷惑，对其主攻方向产生了误判。 而攻击海城失利之后，清军稍微后撤，驻在海城西北方不远的地方，有魏光焘的武威军驻三台子，徐邦道统拱卫军十一营驻柳公屯，李光久统老湘军五营驻三台子中阳堡（现中央堡），刘树元统亲军六营驻四台子。 按照清军的总体计划，目前海城日军主力北上，时机难得，正要发动第六次反攻海城的战役。 海城方面的四将仍在连日会商反攻事宜，没有想到日军会虚晃一枪之后，反过头来抄袭自己的后路牛庄。 所以，牛庄仅有武威军一个营兵马驻守。 而野津道贯的目标，正是连续奔袭、夺占牛庄。 而且这个战役计划之中，最终是一个更大的动作——与第一军共同行动的，还有第二军第一师团，两部日军分进合击，夺占牛庄、再进占营口，一直到达海边，完全截断通往锦州大道。 如此，不仅辽河下游清军宋庆所部有完全被包围之危险，日军还可扫荡辽东半岛，夺取攻击锦州的前进基地，打开辽西的大门。 日军这个战役计划气度不凡，用心却相当毒辣。 …………………………………………………… 日军自鞍山站绕过海城，向牛庄急速突进。 3月2日，清军几位将领正在商议，决定于明日再次进攻海城。忽有探马报告：“贼马队七十、步队数千，绕出耿庄子、古城子而去，恐袭牛庄也。” 这问题大了。各将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被反包围、夹击的危险。 然后，便敏锐地想到，田庄台也有危险——那里，是湘鄂诸军前进基地，重要的转运之地，失去这个基地，前线补给立断，不攻自溃。 魏光焘当即下定决心死保牛庄。投入日军尖锋之下无异于扑火，魏光焘却不惜犯险，急忙率武威军赶回，布置防御。 魏光焘（1837—1916），字午庄，邵阳县金潭乡（今属隆回县）人。早年入湘军随曾国荃，办老湘军营务。后隶左宗棠军，远征收复新疆，立下不小功绩，累迁当上了甘肃新疆布政使。不仅在主管财政上善于理财，而且为改变新疆教育落后的局面，还在1891年一手创办了新疆博达书院，并担任第一任校长，为新疆近代教育开创了先河，还称得上是全国开办较早的大学。当朝廷下令征召湘军时，他以老湘军将领身份，应诏随吴大澄，率武威军六营赴辽东，与日军在海城作战。 回防牛庄，显示了魏光焘是一员有经验、敢牺牲的老将。这一战，也是他军事生涯中的重要一战。 牛庄位置重要，却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市镇，不易防守，武威军只能就地改造地形，在市街的入口处修筑—道厚约一尺的土墙，并在市镇内利用官衙和民房的墙壁作为防御掩体，凿出射孔，就这样仓促修筑了部分防御工事。 魏光焘所部合6营3哨，仅有3300兵力，面向北面进行布置：左、右、中三营防守西北面；前、后两营防守东北面；大营炮队、马队及卫队防守中路。 在史料中可以看到一张照片，注明是牛庄清军，一名严肃的军官和十几名略带几分顽皮神色的年轻士兵，看不出畏惧的样子。令人诧异的是，除几名士兵背着火枪之外，竟还有四五根大长杆子，上端伸出了镜头之外。是“丈八长矛”之类？无疑，冷兵器可能占了这支湘军装备的三成。 这样的装备，难怪只能近战。 清军就是凭着英勇，把牛庄之战打成了甲午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肉搏战。 …………………………………………………… 4日拂晓，狼窜而至的日军第五师团便率先向牛庄发起了攻击。 担任前卫的大岛义昌旅团进攻牛庄的东北角。 魏光焘采取诱敌深入、发起近战的方式相对抗，武威军前、后两营士兵“伏河沟间，恃土墙为障，诱贼及近”[《魏光焘禀》，《甲午战争有关折奏史料》]，等日军走近，才突起射击。 日军突然遭受打击，未料到清军火器虽然落后，火力竟然很猛。“清兵改穿铳于屋壁，装填无烟火药以击，或备速射炮于凸角部，以急射炮邀击，如骤雨一时来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日军处于开阔地带，无隐蔽之处，伤亡甚众，嚣张气焰一时被打了下去。 大岛指挥第九旅团全部投入，连军预备队也加入战斗，炮兵用上了大“毒器”榴霰弹猛烈轰击，日本随军记者写道：“此时，枪炮声如百雷齐鸣，万狮齐吼，震耳欲聋。数百云朵在牛庄上空飘游，是我军发射的榴霰弹在空中爆炸，烟霞浮动于杨柳深处，是敌军发炮后的余烟。”[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从硝烟看，清军与日军的火力差距相当明显，但是，武威军利用民房建筑坚决反击，决不稍作屈服。 激战中，清军击毙了曾参加平壤之役和进攻摩天岭战斗，以“勇敢”即将晋升中佐的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一大队长今田唯一。 在蜂涌而上的日军面前，清军“马步肉薄鏖战”，展开激烈的肉搏，官兵发扬了敢于近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前营龙总兵恩思项头及足重伤，扶送附近民房躺卧，所部仍抵死拒战。后营罗副将吉亮，伤颏及足，帮带魏游击极富阵亡。罗副将督战不休，裹入贼围，仍于枪林弹两中冲出战地。”[《魏光焘禀》，《甲午战争有关折奏史料》] 战至中午12时半，武威军前、后两营退人市街，继续据民房坚守。 …………………………………………………… 日军第三师团的行动较迟，上午10时，才赶到牛庄，随即加入战斗，大迫尚敏旅团从北方，大岛久直旅团从西方，分头进攻牛庄。 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向庄内突袭，防守的清军采取同样的方法，将日军“吸引至最佳射击距离”，“俄据民家土壁乱发小铳，极为剧烈”。攻击中，大迫旅团前锋步兵第十八联队联队长佐藤正手腕被枪弹击中，裹伤再战，不久又被清兵炮弹弹片穿透左膝关节，被抬下战场。 日军不断增加兵力，战斗更趋于激烈。但武威军不顾伤亡，与日军决死拼杀，“左、右营接战，中营继之，伤亡虽多，士气仍壮，纵横荡决，力不稍疲。”战斗中，官兵损失渐重，营哨两级军官大多阵亡或带伤，“左营余总兵福章中伤坐地，犹持刀督战，随复炮中要害阵亡。右营沈提督宝堂两臂中弹皆折，帮带陈参将胜友战死。中营总哨弁亦伤。士卒伤亡犹众。” 日军又用上了榴霰弹猛烈射击，掩护大队步兵潮水一样突进，试图合围清军。“忽贼另支围我驻扎之所，前后受敌。贼党（日军）愈积愈厚，伏首钻进，炮雨横飞。大营肖总兵有元中炮伤重，左哨、右哨、正(哨)、副哨弁登时阵亡，卫队哨弁重伤，亲兵伤亡过半，万难力遏，突围且战且退。”[《魏光焘禀》，《甲午战争有关折奏史料》]魏光焘军炮兵营官重伤，哨长竟全部阵亡。武威军寡不敌众，伤亡剧增，又失去了炮兵支援，近中午时，也只好退入市街继续抵抗。 …………………………………………………… 日军四路冲进牛庄市街。双方随即陷入了激烈而残酷的巷战。 清军据守民房向外射击，顽强抵抗，敌军纷纷倒地。靠近者也被冷不丁冲出的清军刀劈枪刺，连逃回的机会都没有。日军发现冲锋皆毫无效果，便改变战术，派工兵用炸药破坏墙壁，与清军逐屋争夺。 最后，日军又发现穿墙破壁攻击清军，枪械装备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付出的代价太大，便开始疯狂纵火，将牛庄烧成一片火海。有的地方则推近火炮，逐屋轰击，最后，大火延及清军弹药库，引起爆炸。 双方官兵就在熊熊火海中来回拼杀、争夺。 …………………………………………………… 武威军血战牛庄之时，李光久心急如焚，未及商量，火速率老湘军自三台子回援。 前敌营务处晏安澜闻讯，在中途迎着老湘军。本想劝止，李光久反约晏安澜同救牛庄。晏安澜考虑，自己相当于海城前线的总指挥，决不能擅去，否则海城前线便可能崩溃，“我去，则诸营散，大局不堪问。公能保牛庄，我尚思下海城也。”[金兆丰《晏海澄先生年谱》，见《中日战争》]决心分兵救援牛庄，其余仍按计划攻击海城。 实际上，这种情况下，清军能与海城对峙，防止日军再出来向清军捅上一刀，也是对牛庄的支援。再说，能阻住日军出来就不错了，哪有余力攻击。 李光久独自率军赶往牛庄。“士卒疾行二十余里，至牛庄，未及造饭，已被围。”遭到阻击之后，李光久才弄清牛庄外围防线已经被敌冲破，武威军正退守市街。 先救魏光焘吧。李光久立即命各营分为二路向庄内进击，前、左两营为右路，向关帝庙等处攻入，右、后两营为左路，向海神庙等处攻入，中营及马步小队为中路，向牛庄土城一带攻入，试图杀开一条血路，与武威军会合。 李光久率老湘军突入重围，立即陷入巷战，被日军层层阻击，冒着“枪炮雨密”，血战竟日，“各街口被贼纵火，断我出路。”老湘军官兵也伤亡渐增。后营管带提督谭桂林冲至海神庙前，忽遇大股日军窜出，“头中炮子，登时阵亡”。左营管带提督贺长发伤腹甚重。前营帮带提督邓敬财“督队力战，胸膛中炮阵亡”。中营游击王得志“右手伤重，伏往复力战，旋即阵亡”。 当地官员守土有责，参加了反攻战斗。知县黄光楚、云骑尉谢克松等“各率亲兵往来策应，俱力战阵亡”。[《帮办军务湖南巡抚吴大澂奏报牛庄失事情形并查明阵亡员弁请交部议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这些记载，可以清楚表明清军在牛庄血战中，其英勇顽强程度不输给敌军。 清军付出了巨大代价，所幸，战至日落以后，在李光久增援冲击下，魏光焘也率残部冲开敌阵，与李光久各从牛庄西区突围而出。 断后的一部清军仍在市街继续与敌胶着，宁死不退。 入夜以后，日军由北而南，逐家搜索。牛庄市内，“路旁伏尸相枕”。据日方记录，死者共二千一百余人。 此仗武威军“阵亡900余人”，老湘军“阵亡700余人”，这个报告实为减员数字，包含被俘失踪者，日军记录为俘清军300人。据此计算，清军实际阵亡者约1400人，另700余死者，实际皆是平民，将近死者的三分之一。 侵略者殊为可恨，每至一处，擅杀平民，已成习惯。凶残横暴程度，百年之后仍令人发指。 …………………………………………………… 日军还分出第三师团，对魏、李两军进行追击。 清军退却三十里，天已昏黑，日军仍然疯狗一样急追不舍。到一村时，李光久下令停下，“驻此再战！” 军士立刻利用村中矮墙，架起抬枪，伏击日军一个“回马枪”。 果然，日军追至，猝然响枪，被毙伤多人。黑夜之中不辩虚实，果如李光久所料，再也不敢追击，收兵退去。 …………………………………………………… 牛庄之战，惨烈异常。对清军来说，这是一次以弱抵强的战斗。 日军进攻的兵力合计一万一千八百余人。而清军防守部队为魏光焘武威军六营三哨和李光久老湘军五营二哨，共六千人，仅及日军兵力之半。但清军的战斗精神，却让日军感到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不得不称赞武威军“其能久与日军交锋者为武威军，奋死决战，力守至一昼夜，实清军中所罕睹也。”[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魏光焘在此战后不久，便被任命总统辽东湘鄂诸军（清史记载“二月癸亥，命吴大澂解军务帮办来京，湘、鄂诸军以魏光焘领之”），更后来，魏光焘历任巡抚和多地总督，成为继张之洞、刘坤一之后的重臣，晚清政治、军事、外交上的重要历史人物，自应不是泛泛得来的。 李光久闻警后率老湘军回援，发现敌人已攻入牛庄，但仍奋然决然，杀入重围，“直前搏战，兵已陷入死地，无不以一当百”，也应青史留芳。 甲午大清败绩，当条约签订时，长沙城内一位愤激青年谭嗣同，闻之捶胸长恨，感愤于湘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无功，又对国人不能同仇敌忾而痛心疾首，大呼“甲午的战败，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其实，牛庄之战，湘军面对强虏，不惜肝脑涂地，表现了英勇无畏的爱国精神和慷慨壮烈的英雄气概，有此一战，足慰国人。 …………………………………………………… 与第一军袭击牛庄同时，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与按照事先约定，开始出动，准备攻占营口。 这是前边所说日军作战大计划中，隐藏的那只手。 本来，乃木希典率第一旅团占据大石桥，与清军在大平山战斗之后，暂未西进。 当面，清军宋庆部仍驻扎老爷庙、姜家房（江家房）、东西白庙子，部分人马推进到西七里沟、小大平山等村，与日军相持。 看地图就清楚了，清军重兵正好处于大石桥与营口之间。仅乃木一个旅团，一时并无力量发展进攻。 第一师团按照计划，将第二旅团调到大石桥，等全师团集地完毕，进攻营口的计划，却实际上已经被清军侦知。 …………………………………………………… 说到营口，这里已经是一个国际口岸。 当年（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英法可能对中国还不太熟悉，要求中国开放牛庄为通商口岸。条约定了，却发现牛庄远离海岸，只有辽河的一条小小的支流在旁边经过，根本不能行船。英法实地查看后，就赖里八唧地在辽河入海口、靠近海边的营口建港卸货，营口逐渐发展成了列强在东北的重要通商口岸。 营口西区为商业区，称西营子。有很多外国人居住在营口东区，称东营子的地方。 日本人要进占营口，并不敢贸然突袭，提前照会英国代理领事谢立山：日军将在两三日内，攻击营口的清军。意思是：请英国人谅解，还要注意自身安全。 这就无法做到保密。3月4日，营口税务司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奉锦山海关道善联，善联当即又密报了宋庆和吴大澂。 宋吴两帅从整个战场形势判断，估计一旦日军南北齐出，清军有被击破和包围于大石桥、营口地区的危险。 最后决定，后移一步确保田庄台——在营口以北、辽河北岸，与海城、营口略成等腰三角的地方。 驻守此处，可防止被日军兜住，又能更有利于确保辽东至锦州大道。 所以，5日早晨，宋庆留总兵龙殿扬率新毅军5营驻扎于营口附近，清军大队后撤向田庄台。 可是，营口便门户大开，一下子成了对日军的前线。 …………………………………………………… 随着清军能战之营北上，营口兵力单薄，且几乎全是战斗力低下的部队。 最大的一支，是总兵蒋希夷的大同军5营。 其他就是，营口道所统辖（所谓道标）的兵马——都司衔尽先守备徐广林的马队—营、记名总兵马占鳌的中营步队一营、游击衔都司王得意的道标步队一营、及团勇三哨。 另外，还有统领、副将衔尽先游击乔干臣的海防练军步队一营、都司衔尽先守备袁珍的水雷营兵一哨。这些属于海防的人马，其实打不了陆战冲锋，因为他们是守炮台的。 从1882年开始，清军在市街西南方、西临辽河口处修建炮台，历时三年而成，为五边形高大土垒式炮台。1891年，又在河对岸修建小炮台两座。 营口炮台设克鲁伯炮十二门，其中21公分炮二门，十五公分炮二门，十二公分炮四门，四公分半炮四门。另外还有旧式炮数十门。 不过，炮台在设计上，除主要对海射击外，还能纵射辽河下游河段，对陆上东、南、北三面也能射击，还是有一定的陆战支援能力的。 …………………………………………………… 奉锦山海关道善联，作为地方官员，只能将营口守军尽可能地布置，做了一个非常薄弱的防御部署。 不过，问题又来了，派令防守市街的蒋希夷大同军，并不属于海关道统带。 与牛庄之战湘军的表现相较之下，营口的失陷则实在让人汗颜。那才是堪称害国。 日军3月4日攻下牛庄，宋庆军一走，6日早晨5时，第一师团两个旅团便同时出动，向营口进发。 按原计划，第一师团将等待第三、五师团到来，于7日一起，对营口发动总攻。但是，逼近营口的第一师团发现，根本不需要等待。 除了清军营口炮台老远便向接近的日军频频开炮，颇有震天动地之势，给日军前卫造成了很大威胁，日军派出侦察的骑兵小队追着几名清军骑探（侦察兵），竟一下子冲进了营口市街，未遇任何抵抗。 日军逼近营口东门时，善联命令蒋希夷迎击。可是，没人出来迎击。 这支大同军“双枪兵”，自前领导程之伟因遇敌迁延不前，被拿下，作战风格未改。换上蒋希夷，表现也一直非常稳定，就是善于长跑。析木城，大石桥，到了营口，仍然一如既往地“借词迁延不前”。 然后，向着营口北面攻击前进——趁北面没有敌人，逃了。 日军大队人马简直刹不住脚，一下窜入了营口东街。尖兵小队占领营口各城门和电报局，其余部队则集结在东门内，准备与清军交战。 善联又命哨官齐永升率团勇前往抵御。正规军都不行，这帮民团又能干啥？团勇见日军麇集，根本不敢上前接仗，转身也跑了。 随后，马占鳌、王得意、徐广林各营也纷纷渡河北上——不战而逃。 此战清军伤亡不少，全是被日军两个中队渡辽河上游追击，一路跟着用排枪射击造成的。 到中午，营口城内已无清军一兵一卒，日军不费一弹即全部控制了营口市街。 龙殿扬新毅军五营近在咫尺，自始至终未来救援。 就这样，日军比原定计划提前一日，便完成了任务。 …………………………………………………… 日军突进营口市街，前卫一个大队的鬼子越过营口，向西海岸炮台前进。 此前，清军水雷营发挥专业特长，在炮台周围以及市街西面和西南一带遍布地雷，将地雷导线综结于水雷营，连火药库也设下了爆发装置，准备必要时引爆，将日军一起轰上天。 日军由街市接近炮台时，必须越过雷区。突然地雷爆炸，两名日兵“立刻化为齑粉，飞向天空”，另有一名日兵负伤。此时，“五门海岸炮从坚固的炮台连续射击，其弹着极为准确”[《日清战争实记》]。 日军只好退缩在炮台南北两座被清军放弃的兵营内，其余利用洼地进行隐蔽，进攻一时受阻。 但是，狡猾的日军派出工兵勘查，发现了清军布置的地雷区，成功切断了火药库附近的地雷导线。 消除地雷威胁之后，日军考虑天色已晚，急于进攻不利，决定明日再行攻击，一举占领炮台。 7日拂晓，日军连滚带爬，悄悄向炮台进逼。但是，爬近之后却发现山顶寂静无声。 原来，乔干臣与炮台守军已于昨夜乘微雨之际退走，袁珍与水雷营兵也同时俱退。日军冲进炮台，四处搜索，不见一人踪影。 就是说，整个战斗下来，日军只损兵二名，毫不费事就占领了营口。 炮台内的大炮四十五门、步枪一百五十支及“堆积如山的弹药”[《日清战争实记》]，全部奉送给了日军。 清军不战而溃，率先逃走的蒋希夷还跑回去向盛京将军裕禄禀报“战绩”，称“在营口拒守炮台，连日血战”。善联也称率团勇北奔的齐永升“遇贼接仗”，“受伤堕马，团勇伤亡五十余名”[《盛京将军裕禄查明营口等处失事情形并参文武各官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对照日军的记录，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那基本上全是谎报。 这些谎言瞒不住众人，也瞒不了裕禄。裕禄一本奏折上去，严肃处理。其中，深失朝廷所望的蒋希夷被撤职，逮捕查办（清史载，“三月戊子，褫提督蒋希夷职，逮问”）。 ------------ 第四节最后一役——大战田庄台 营口虽失，但从整个战役来讲，宋庆与吴大澂的判断和部署乃不得己，却是十分正确的选择。 5日，牛庄失守的第二天，清军便进一步探知，日军大股向田庄台而来，更加促使宋庆率军回援田庄台的决心。因为，“牛庄各军既己溃回，若仅派数营，断不能支。而全队拔回营口，亦不能保。即使徒防营口，指日冰解，水陆受敌，且后路运道一断，粮弹不济，亦难支持。今后路被扰，惟有全队回顾。”[《帮办军务处四川提督宋庆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而事实证明，吴大澂判断十分准确，但此前武威军、老湘军牛庄阻敌，陈湜福寿军远驻摩天岭，由此湘军各营皆已派出在外，自己“仅率卫队二三百名，断难冒险前进”[《帮办军务湖南巡抚吴大澂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焦急万分，除给宋庆发电请求援兵，自己能做的，只有先移驻双台子，以护田庄台后路。 对吴宋两帅的判断和行动，朝廷是肯定的，连电指示，“宋庆率全军回顾西路，是此时第一要著”。并指出：“锦州之防，实惟宋庆、吴大澂专责，务须同心合力，保此一路。”要求宋、吴“互相联络，力顾西路”。 实际统管关外战事的钦差大臣刘坤一也认为退保西路是唯一可行之策。 经过一系列作战，刘坤一对日军惯用的迂回包围战术，对日军和清军的战斗力也有了清醒的认识。日军显然是故技重演，一旦被日军得手，清军难免失亡粮械，损将折卒。所以，“吴大澂现退双台，以期重整，良非易易。宋庆知营口难守，先行移扎田庄台，自系老成主见。倘该军迟留，空为倭败，东三省将不可为。现在唯有北固沈辽，西防宁锦，以保大局。不必急于争锋，俟我蓄锐养精，而后与之决战。亦当出奇制胜，不可一味攻坚，使倭伺间乘虚以袭我后，至蹈今日覆辙。”[《钦差大臣刘坤一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 一百多年以后，重新审视这次战役，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对清军来说，退守田庄台，实是正确的选择，也是无奈之选择。 能清醒地看清日军的战术，却无其它良策。明知日军目标，却无力确保，只能眼睁睁放弃。 这正是“公子哥”野津道贯用兵的厉害之处。让对手无可选择，只能按自己给出的选择去选择，是相当高超的技术水准。 野津似乎已经算准了，清军必然会进一步退守辽河以西，辽河以东兵力空虚。 野津搞出这一系列迅疾的动作，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直接击中了清军的痛处。 当时，有人建议（包括现在也有人认为）：应乘虚返捣牛庄，进而长驱直捣海城。 远在后方的战略家们，往往不是不懂装懂，就是一厢情愿。咱们中国人传统上自古到今从上到下，小到村里的那点事，都喜欢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就是缺乏针对性的方法，细节的盘算。 实际上，这是既不知己、亦不知彼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个建议好是很好，但要实现，却需要两样具体的东西：机动力，攻击力。 但清军缺少的恰恰是这两样东西。当时的实情是，清军与日军展开机动野战，更有可能被日军捕捉到。这是日军求之不得的事情。 如若不然，从大的战场上来看，海城在辽阳前线，日军主力南下，无力北上之时，辽阳形势缓解。如果真要反击，辽阳清军南下，越过鞍山直取海城，或许才是正确之选。 而在更大战场上，摩天岭守军全线出动，扫荡日军于鸭绿江西岸，以摩天岭为轴，扇形横扫凤凰城、安东，直达岫岩，不是更波澜壮阔吗。 但，问题是我们还是缺乏这几项——战略上的决断和组织，战术上的机动力和攻击力。 打仗不是对着地图就划拉清楚的。老祖宗的兵书上也没这样教我们，相反，兵书上首先讲的是“知己知彼”，就是说，任何行动，都不能不从我们的装备、战斗力等实际条件出发，去做出选择。 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十几万清军，对着三万日军，逃避固然不行，但拼死决战的也有，付出很大伤亡，却仍然不行。 …………………………………………………… 包括，在海城前线的徐邦道军，似乎可以掉头夹击牛庄，踢日军的屁股。 但，徐邦道背后也有日军。实际上牛庄成了日军的集结地，海城的日军正好一时闲着，都能轻松地钻出来晒太阳了。如此，徐邦道反而成了“夹心”。 以他的实力，都没有可能一对一地与海城那一千多守备日军争夺。惹急了，日军牛庄加海城人马，拿出一天时间，都可以将徐邦道赶远，或打扫干净，再回头专心对付田庄台都行。 作为一名能征惯战的将军，徐邦道不光有勇。他不会不清楚眼前的处境，还是先想想如何钻隙转出来，别当这个“夹心”了的好。 …………………………………………………… 不管怎么说，无论如何保，当前最急眼的，处在通往锦州大道上的田庄台一线，却是不能不保的重点。 日军攻占营口之后，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正是田庄台。 田庄台，早于营口的辽河航运最大码头，东北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清康乾年间，田庄台成为辽河下游商贾辐车奏之地。八百里河道帆樯林立，往来如梭”（《清实录》）。牛庄开市，更促进了商贸发展。甲午战火延至辽东，田庄台逐渐成为辽东清军转运之地。 田庄台本与牛庄、营口相依托，牛庄屏其东，营口障其南。现在，处在等腰三角形底端的牛庄、营口两地先后失陷，只剩顶点的田庄台，便处于日军第一军、第二两第一师团的钳形攻击之下了。 田庄台确实是要点，但是，此处地形却非常不利——处在平原之上，唯一的屏障是一道辽河，可惜，是冬天，“无山险可扼，惟倚辽河以为固，时值冰坚，策马可渡”。[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 不管多少有利和不利因素，甲午战争中最大的一场陆战不可避免，即将在这里打响。 集结于田庄台的清军有：马玉崑毅字右军九营，宋得胜毅字左军五营，龙殿扬新毅军五营，李永芳新毅军五营，李家昌新毅军五营，程允和新毅军五营，刘凤清新毅军五营，姜桂题铭军十一营三哨，张光前亲庆军五营，刘世俊嵩武军八营三哨，梁永福凤字军五营。合计六十九营一哨，两万余人。 日军进攻部队，第一军第三、第五两个师团，第二军第一师团，共有约两万人。 但是，日军一下子集中了各种炮一百零九门，是清军炮数的四倍。在炮弹技术方面的差距，就不用说了。 而且，日军将炮兵集中使用，由第一军炮兵部长黑田久孝少将统一指挥，在炮兵战术运用上，也较清军高一筹。 …………………………………………………… 很不幸地，田庄台，日军明显占了优势。 本书多次分析说明：日军总体上兵力不占优势，但踏入中国作战，没有什么顾虑，大清却坛坛罐罐一大堆，处处设防，处处薄弱。在某一作战正面上，日军往往成功地实现了兵力、火力的优势。 最大的问题在朝廷战略有问题。朝廷决不可能轻易动辽阳守军，就算变换思路，短时间内，也做不出这样的决策。十几万清军中倒有十万在辽阳，就那样耗着。 京津地区，还有二十万清军，在等着可能出现的那个直隶平原攻击呢，不是一样的吗？ 这些账，都应记在无能、低效的朝廷头上。 如果大清不是顾此失彼，敢于扔下辽阳那几座祖坟不管，置京城于度外，大不了迁都再战……按宋庆、聂士成、依克唐阿、徐邦道等将领的意见和作战特点，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甚至按李秉鸿的水平，我估计都不会出现这种局面。 ……………………………………………………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用兵作战，兵贵神速。快速的机动和突击，始终具有重要的战术价值。这一点，野津抓得非常牢，不打算给清军任何喘息机会。攻破牛庄和营口，立刻挥师田庄台。 7日到8日上午，日军派部分兵力，连续向田庄台发起小规模进攻，被清军击退。但是，经过侦察和试探性攻击，日军大致摸准了清军的部署：清军主要沿辽河摆开，向东面做主要防御。 8日下午3时，辽河南岸的张家沟，野津向各部队发布命令：明日7时，从三面合击田庄台。第三师团为中央队，攻击田庄台正面；第五师团为右侧队，从赏军台迂回，截敌退路；第一师团为左侧队，从西南逼敌右侧。 9日，战斗首先在辽河两岸展开。 凌晨，日军集中九十一门大炮，排列于辽河东岸，与清军展开激烈炮战。由于日军占有绝对的火力优势，激战一个小时，清军炮火便大大减弱。 依靠炮兵掩护，日军第三师团进至辽河东岸的立棵村。日军炮兵瞄准清军阵地，猛放榴霰弹。清军约二十营列队西岸，或在民房墙壁上挖枪眼，或登上河滩旁的木船，或利用成堆的木材隐蔽，以连发枪向敌人激射。日军展开为散兵，抢占辽河东岸之小堤后隐蔽，举枪与清军对射。双方在田庄台正面辽河防线上形成胶着。 日军第五师团也进至赏军台，准备由此处抢渡辽河，迂回清军之后，与第一师团合围田庄台。大股日军的集结被清军发现，宋庆判断敌人将施行包抄，便命马玉崑、宋得胜两军由东面迎剿。在激烈的炮火中，日军成功渡过辽河，但在蔡家屯、曹家湾子附近遭到毅军的狙击，第五师团未能按预定计划对清军实行合围。 …………………………………………………… 但是，坚固的防线总是在最薄弱的地方被攻破。 此日早晨3时，担任日军左翼队的第一师团留一个联队守营口，其余三个联队自大房身出发，于黑营台以西辽河下游渡河向田庄台西南进逼，以断清军后路。6时，前卫西宽二郎率步兵第二旅团渡过辽河，向田庄台前进。 8时，第二旅团进至距田庄台二公里，炮兵列阵于田庄台以西，向田庄台西南炮击。 完了。驻守田庄台西南的正是营口逃回的蒋希夷等十营！ 不能不说，老将军宋庆还是对这帮“长跑运动员”实在是太信任了，加上他判断有误，把主要防御方向定在南面，战斗打响后又被敌人吸引到了东面，西南面出现了漏洞。 大同军这帮人一向很不经打，抗击不到半小时便纷纷向西北撤退。 日军跟进，绕到田庄台以西，逼近通往双台子的大道，截断了清军北退之路。 清军更加混乱，或沿辽河南逃，或冒弹雨夺路北走。在日军追击下，蒋希夷等营伤亡甚众。 宋庆正在田庄台东北指挥，发现了战场形势的变化，“登高瞭见倭已趋重西南，急调宋得胜飞驰接应。”[《帮办军务四川提督宋庆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但在此时，辽河正面清军防御又被突破。 日军第三师团炮兵集中火力，用上榴霰弹，摧毁了辽河西岸清军的防御工事，步兵乘机越过小堤发起冲锋，飞速拥上西岸。 位于正面阵地的清军挡不住日军的强大攻势，立脚不住，“且战且退，枪炮如雨，彼此伤亡无数”。 宋庆“见事急，躬亲驰回督战。所乘之马亦中炮毙，易马督战，军皆思奋。无如贼已据险，抵敌不住。”新毅后军前营营官副将唐宗远、后营营官蓝翎千总何占魁“奋勇督战，中炮阵亡”。 …………………………………………………… 日军左翼的第一师团渡过辽河，迅速攻入市街。从左翼抽调前来增援的宋得胜未及冲入市街内，敌人已经合围而来，只得将退向市街的清军救出。 马玉崑仍督军与日军第五师团鏖战。但自宋得胜抽走后，马军“独立难支，当令一并撤退”。 上午10时。日军三路兵马，从三面全部突入了市街。 此时，仍有相当数量的清军来不及撤退，便退入民房防守。野津道贯鉴于牛庄巷战的教训，“下令将可疑的房屋全部烧毁，镇内到处起火，黑烟笼罩了整个市街”。 战斗虽已结束，但大火还在燃烧。而且“越烧越大，火舌迅速向四面卷去，烧了整整一夜。到10日早晨，这座数千户居民的繁华市镇终于变成了一片焦土”。 日军烧得彻底，连停在河里过冬、明显没有清军隐蔽的几百艘民船，都一起烧了个精光。 田庄台的居民和未撤退的清军，大都葬身于火海之中。 日军采用“烧光”政策，使清军受到较大的损伤。野津道贯的行为，在国内受到了很多批评。日本的某些评论写道；“此火扫荡了辽河对岸，清除了敌军据点，对我军可谓有利。然而，不计其数的粮食、军器等战利品，却都被烈火所吞没，多么可惜！”[《日清战争实记》]这还未提，如果那些这个商业重镇的商户没被烧掉，而是拿回来的话，那是一笔多大的收获。 看来，此后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实行的先杀光、抢光再烧光的“三光”政策，是吸取了这次的经验教训的。 …………………………………………………… 田庄台失陷，宋庆率军退至双台子，后又退向石山站。 日军基本上达到了战役的目标，改善了辽东战场的不利局面。 辽东战场清军虽不至于全线崩溃，但一定程度上，作战更加困难，尤其是在兵力和物资的运输上。 “自田庄台沿辽河而东，自鞍山站而西，皆为倭据。辽阳、锦州声援梗阻，必出石山站绕奉天会城，崎岖始达。”就是说，自锦州到辽阳的平坦大道断绝，须经西部的山区小道转运，那就更加费事了。 费事也不可能是完全隔绝啊，看地图也知道，无非是绕个远嘛，有弊必有利，山区更有利于防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这次战役对朝廷和清军的精神打击更大。朝中悲观者认为，仗已经打不下去了。“于是辽阳斗绝，根本动摇，海陆交乘，畿疆危遇，而议款益亟已！”[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最失败的，也是日本收获最大的，是经此一败，朝廷乞和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此后不久，李鸿章终于无可奈何，踏上了东渡日本求和的屈辱之路。 ------------ 第五节持久——赢得战争的秘诀 可惜，大清没有很好地察看日本的虚实。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昏了头，贸然相信日军能从辽东推过山海关、直推到直隶大平原，估计，“大潮”还不等漫过山海关，浪头就消失在辽东土地上。 一直嚷嚷着要“早打、大打”的山县有朋友被召回日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说明，其实日本有高手，一直小心地把这场战争维持在局部范围和可控强度以内。 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已经开始感受到日本先天存在的不足，制约日本战争的“魔咒”已经开始露出爪牙。（此前本书第三章第三节“先天失衡的经济转型――殖产兴业”有过讨论。） 当时，日本打向威海时，已经因国内困难重重[《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国外列强虎视眈眈，正陷于极端窘困之中。连陆奥宗光也不得不承认：“内外形势，早已不许继续交战。”[《甲午战争史》引《伯爵陆奥宗光遗稿》]首相、外相，愁颜相对，陷入忧心忡忡。 因此，这时就可以判断，如果战事能够持久下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见前一章威海战斗。） …………………………………………………… 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军力。 日军始终摆脱不了兵力不足这个弱点，所以，始终更象是在机动作战。不但占领地难保，要发动更大的战争，特别是要攻向直隶，必须从其他战场抽调回军队。 第二军攻下威海后，便不停打报告，要求撤回辽东，就是又一个明显的例证。 以后，日军大本营同意山东日军陆续撤军。在山东重点确保的的地方，仅有威海一地。 撤走之前，日军曾向烟台方向发展过进攻，以扩大威海占领地，但日军一去，随后山东清军便开始反攻，收复牟平、文登、荣成等地。 继续打下去，时间，肯定在大清一边。 至于直隶大决战，如果辽东的日军抽调登陆山海关，辽东清军随后可以收复失地。估计，日军拼死，也只能确保大连和旅顺作为基地。 即使日军集中全部兵力，能否攻破清朝重兵防守的京津之地，实在难以预料。 或者说，胜算不大。 仅依赖大连、旅顺，加上威海，作为日军后方保障，也是一件很悬乎的事，一旦这里再失守，日军便会陷入重围。 所以，所谓直隶决战，那还不如说是一种姿态，一种虚张声势。伊藤为大本营选择了一个目标――澎湖，就是再一个例证。 打来打去，日军始终是在远离京师的地方打转转。最后，一场精心策划、砺兵秣马十几年充分准备的战争，连一个省城都没有打下。 参加了甲午海战并撰写了《黄海海战松岛舰战况纪实》的日军联合舰队“松岛”舰鱼雷长、海军大尉木村浩吉，就曾撰文“忠告”国民，“那些相信攻陷帝都，必是其屈服之时者，恐怕忘了清国之庞大。此外，以为彼将因不堪我之roulin而屈服者，均是忘了其乃大国之人。今试观清国全图，将实际被roulin的部分涂上墨汁，然后挂在墙上，离开一点仔细看看，是否果真有降服该国的能力？” …………………………………………………… 所有的战争，最后都化为两个字――“经济”。拼的是经济、科技，综合的实力。而经济，是基础之基础。 直接说，打仗，就是烧钱。 在伊藤博文心里，战争已经快到顶点了。本来国库可以用于战争的全部资金只有2340万圆（银洋），日本政府拼着对“赤字”的最高承受能力，筹集了2.25亿圆的款项（称确保战费），包括四次发行公债，筹得1.25亿圆，通过银行借款外加一点民间捐款，筹得1亿圆。（每1.5圆折合白银一两，大家可以自己算） 甲午战争开始后，日本不仅投入了本国几乎全部的陆海军，国内兵力空虚，还有更重要的是――日本快没钱了。 为了维持这场战争，日本已经花费了临时军费两亿圆。 而当时日本全年财政收入约6000万圆。也就是说，为了打这场仗，日本把未来几年的钱都花完了。 整个国家也变成了一个为战争服务的机器。在战争正式爆发后仅仅三个月内（至1894年11月），日本全国工业生产就减少了一半（51%），商业减少了三分之一（31%），农业生产减少了13%。为了继续打下去，日本已准备向汇丰银行借款。而天皇咬着牙不同意借款，因为他知道那样很可能会使日本成为英国的附庸。 日本人的血已经快流光了。 大清还在不紧不慢、反应迟钝，但却仍源源不断地发出后劲。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打成持久的消耗战，是伊藤博文最恐惧的结果。 …………………………………………………… 况且，日本国内民众也快到了承受的顶点。 虽然前线一再发回捷报，随军记者也不遗余力地描写皇军战绩和英勇事迹，一大帮画家夜以继日地描画着想象中的壮丽动人场景，日本的宣传机器也疯狂开动，进行宣扬甚至欺骗……但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实际上甲午之役，日本人还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人民的狂热程度，也绝对没有后来侵华战争和二战时那样疯狂。 生活的艰难感觉却是切身地随之而至。随着国债的发行，物资的稀缺，就是物价的上涨，民众赖以生存的米粮、砂糖、石油、酱油、醋、大酱、药品……无一不涨，连酒都贵了。[参见宗泽亚《清日战争》]（后来政府的还债，是靠印钱，就是说――货币贬值，没有其它秘密。物价还会进一步上涨。这决不是某些人所以为的，大清的战争赔款――白银发给日本民众。下来我会详细说明。）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捷报再多，但命是重要的。胜利是用官兵的生命码出来的，捷报越多，战事越久，悲惨死去的人更多。 对政府来说，能用的人马都用上了，再征兵，说着容易。日本人民决没有宣传中的那种天生俱来的勇敢精神。平民参军，改变了旧藩阀的军事体制，还有武士打仗的传统，初期确实调动了平民的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来自于为了提高阶层等级等好处，而不是战争。征兵令施行日久，征集兵役日益苛刻，采取对合格平民抽签确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强制服兵役。 大家也就纷纷想办法钻空子。比如，以纳捐（日本称为替代料）代替服兵役，为中等以上富裕家庭逃避兵役敞开了合法门路。 但“替代料”战时不适用，怎么办？按照规定，给无子家庭当养子可以免服兵役，甲午战争时，就出了有多个孩子的人家到处寻找养父的事。参拜神社、求神祈祷，踏破了神殿门槛，不光祈祷自己不合格，还得诅咒他人中签，着实难倒神明。日本国内出现了很多谣传，如忽然有人说：有老婆的适龄者可以免服现役，也就不用上前线。于是，一夜之间，城市乡村，光棍们又纷纷送彩礼、求亲，有的一村中无论“颜值”高低、美颜丑貌的少女，全被娶尽。这倒是一个很新鲜的史实。 这些荒唐事说明，还没有那么多人想上前线，为天皇去送死！ 总而言之，情况很危急。否则，战后日本也不会不无侥幸地称：甲午战争，是日本赌上国运的一战。前线则称，百年国运，在此一战。一群赌徒，赌上的是整个民族的身家性命，整个国家的兴衰成败。 …………………………………………………… 反观大清，要真正赢回这场战争，根本在于“持久”二字。 开战以来，虽丢城失地，北洋海军尽失，在陆上看，中国军队损失大于日本，但由于庞大的军队基数，大清仍可支持。 一地败，中国未必全败。 以“大而弱”胜“小而强”，胜败的秘密，在于一个因素：时间。 拖，义无反顾拖下去，就能把小日本拖瘦、拖死。 刘坤一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不久之后又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建议： 据报，日军新兵多数以老弱充数，粮饷不继，我们只要坚忍不拔、艰苦斗争，或者据守工事、严密防御，敌人悬师在外、远来作战，如何能长久支持？“近得探报，倭新卒多以老弱充数，饷亦不继，在我只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防御，倭人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圜之计。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钦差大臣刘坤一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他所说的“‘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是在经历了许多重大失败之后才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四十年后，与刘坤一老乡，同是湖南走出来的一位中国伟大的战略家，理解和实践得更加彻底。老人家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科学地、系统地、透彻地分析了强弱优劣，并写出了光辉的《论持久战》，为中国战胜日本指明了道路。 …………………………………………………… 可是，虽然“持久战”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好的方式、唯一的胜著，但清廷并不打算打一场持久战。 原因有很多，皆出自朝廷的担忧。最根本的：战争打下去，会动摇国本。 大清有一个一切不得人心的反动政权具有的通病――防内甚于防外。朝廷害怕的，是国内不稳，这个担心始终悬在头上，这也是朝廷在调兵上始终迟疑不定、小心翼翼，最终也未敢尽数调动全国军队的原因。如果在外敌入侵的艰难时候，国内再闹起一场“太平天国”，甚至只是“捻子”那样规模的反抗，内外交困，大清国危矣。 实际上，在甲午之年前后，大清内部反而有了一个较为平静的时期。除甘肃撒拉族回族起义，攻下循化（循化厅，现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规模不大，旋即被镇压（清史载，“夏四月，甘肃撒回叛，陷循化，雷正绾剿之”），其它地方并没有发生什么起义反抗。 但大清朝廷是不相信群众，也不敢发动群众的。 …………………………………………………… 朝廷，还有一个割舍不掉的京师。 老京师奉天不用说了，那是清朝皇家发家的地方，也是旧既得利益者长眠的地方。 新京师北京，是大清政权的核心，也是现在既得利益阶层享受生活的地方。 这两者，在大清眼里，是必须死保的重地。惊扰了老祖宗的清梦，或动荡了权贵阶层的安乐生活，降低了幸福指数，都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决不能舍弃，于是这两个地方牢牢“粘”住了清朝重兵。 日本人就是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不断拿威胁京师来说事。 大清有识之士也看清了这一点，在提出与日军持久作战策略上，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迁都。 文廷式记述了主战派们私下里讨论迁都之议：甲午期间，张之洞、李文田都主张皇室迁出北京，到西安去。我也认为朝廷如果不再顾恋北京，日本人便没有什么可以要挟的，如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把一座空空的莫斯科让给拿破伦，这是个好办法。沈曾植、蒯礼卿则主张暂避襄阳。――“至甲午之役，张孝达（张之洞）制军，李芍农（李文田）侍郎，皆主西狩之议，余亦以为不顾恋京师，则倭人无所挟持，俄主保罗之败法主拿破仑第一，空都城以予之，是良法也。沈子培（曾植）员外、蒯礼卿检讨，皆主暂避襄阳。” 但是，既得利益者反对，朝廷也不敢随便迁都。 北魏孝文帝拓拔弘迁都洛阳，这样一位强势的皇帝，面对大家群起反对，用尽办法费尽力气，连蒙带骗加吓唬，才得以成功，这阻力可想而知。 历史上被动的迁都，多是因为躲避战乱和天灾，而且，鲜有不出乱子的。 朝廷恐惧的，还是政权的稳定。一旦迁都，说明这事就大了，全国人民知道了，朝廷的威信怎么保持？恐怕只能用来扫地。 是啊，想得也对。 不过，没过几年，八国联军一路攻进北京，西太后扮成农村老太婆，挎个小包袱带着一大帮子人逃出北京。 不跑也得跑了。 这下也顾不上体面了。说好的“皇家的威信”呢？ 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 总而言之，大清朝廷已经被吓破了胆。眼里只有不利，没有有利的地方。 一连串的失败，使他们已经完全无法相信会取胜。nuer哈赤的子孙，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哪里还有那种年年奔山海关死磕的血性？ 急于摆脱这种危机，办法，就是和谈一条途径。 从前边第二次派使来看，急着寻求和谈的，反而是开始就吵吵着开战，声音最高、决心最大的主战派，帝党们。事情好象调了个“个儿”，两派人马前后出现这个微妙的差别，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本来，慈禧和光绪也知道，求和的一方就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所以，才打打看看，犹犹豫豫，出使时，还寄希望于战场上能有转折。 面对甲午战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等人也并非无动于衷。慈禧后来就对刘坤一说，“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战事进行中，接替李鸿章的直隶总督王文韶奉诏进京，看到光绪帝“词气尚能镇定”，慈禧则“忧愤形于辞色”。应该说，面对事实，他们同样是痛苦的。 可是，他们面对中国老百姓的那种凶霸霸的狠劲荡然无存，换以面对日本时的那种脆弱的心灵，已经经不起稍久一点的战争，更没有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的勇气。 大清官员也知道俄国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坚壁清野打败拿破仑的著名战例。可是，“就是让你占了，也是一个没用的废墟”式的决绝，对大清来说，也是“臣妾做不到”的事了。 …………………………………………………… 历史证明，一个有战争潜力的国家，会在战争中将潜力激发出来，成为现实的力量。国土、人口、资源各方面占优势的国家，终究会在战争中越战越强。 这种“浴火重生”的例子，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 可是，有人分析，大清却怕这个结局出现。 淮军受挫，这是好消息。奇怪吗？不奇怪，有人高兴。原因前边已经说过了。 如果再打下去，淮军可能还会慢慢恢复，湘军也可能东山再起…… 赢是赢了，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的局面，不又回来了吗？地方强，中央弱，这格局还是不妙啊。 担忧也非完全不可理解。很多的资料上说，大清朝廷是有这种政治考虑的。 因此，花钱买个平安，大家你好我好，整个世界都太平了。 谁还管它国运，朝廷关心的，到头来只是皇家贵族们的权利和富贵罢了。 更何况，“宁与友邦，不与家奴”，说他们有这种阴暗心理，好象也不完全是委曲了他们。 …………………………………………………… 没办法。晚清，那就是一个窝窝囊囊的时代。一个窝窝囊囊的朝廷，留给我们一个窝窝囊囊的悲剧。 我们不得不怀着屈辱的心情，去读那段屈辱的历史记录。 ------------ 第一节谁将不避艰难祸福 前方打仗，后方议和。 一场战争无非是和战两端，但对大清来说，时机，却实在不对。 目前的战场表面形势，让日本人心满意得。 当然，这是悬崖边上的冒险。 停战——如何结束战争，获得最有利的谈判地位，日本人看得比较清楚，又押对了一局。 那么，是时候见好就收了。在军事力量的顶点到来之前，日本该想办法，结束这场战争了。 否则，一旦翻盘，或其他玩家加进来，到手的东西说不定就会白白吐出。 虽然往前一步，再往前一步，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但事情不能过头，过了，就是过犹不及。 如何找到和把握住这个最佳平衡点，绝对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伊藤博文变得越来越焦虑。 …………………………………………………… 伊藤时刻关注和焦虑的，有两个点：首先是日本还能不能撑下去，扛得起这场战争。 答案是，情况不太乐观。 此时停战，还能在“尿泡”被戳破之前，挟胜利之威，狠狠地敲大清一笔。 一旦呈现败像，就无法讹诈了。 此外，伊藤敏锐地思考着国际局势变化，列强的反应，是不得不考虑的。 最担心的，是列强插手干涉。而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此前，伊藤与外相与大清的接触中，一再想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一再要求与大清直接交涉，回绝第三者居中调停，也是毫不给列强留下任何插手的机会。 日军攻占威海之日，正是日本人准备和谈的时机。 伊藤明确地通过与伍廷芳的谈话暗示，需要一位有名望有地位的重臣，最好是恭亲王奕訢，或是李中堂鸿章大人亲自为全权代表，赴日谈判。 他不是不知道，李鸿章大人已经被摘掉花翎、脱去黄马褂，革职留用查看。但伊藤更知道，李鸿章仍然有这个实力，有这个份量。 只有他们出面，才能确保谈出来的结果，定出来的和约，能够在大清得到落实，而不是一纸没用的文书。 他看得确实很准。 …………………………………………………… 一夜之间，备受攻击和冷落的李鸿章，本来都到了被讨论“论罪问刑”中的地步了，突然又红起来了。被朝廷“赏还顶戴花翎、开复革职留用处分，并赏还了黄马褂”。 现实面前，可以看出那些“清流派”是何等无奈，又是何等的无聊且又无用。 李鸿章对这个结果，不知是喜是悲。李中堂当然知道，这个时候恢复职务待遇，或者可能是暂时的，决不是什么好事——是有些不好的事需要他去办了。 朝廷命其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 十年前与法国和谈，不是李鸿章非常赞同、并一力承担的吗，而且还谈得不错，法国人最后都没要赔款。 但甲午已非昔日甲申可比。大家也清楚办好这趟差事绝非易事，没有荣耀，只有屈辱。有人劝李鸿章激流勇退，没必要再去打磨这张老脸了。 但深受儒家精神熏陶，属于传统士子的李鸿章，还是再次以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担当意识，毅然决然接下了这副担子。 诚然，无论谁去签约，必被千古唾骂，指为汉奸。但这个时候，就要有人忍辱负重，岂能因个人祸福和荣辱而避之？办了这么多年的洋务和外交，也避无可避。 他已决心担此重任，准备迈向屈辱的求和之路。 但对面临的政治风险，他同样很清楚。 所以，李鸿章离开天津，于2月22日进京面圣。 这一趟，李鸿章除了摸清朝廷的意思，还要讨要一个执照。亲自出马可以，但有些重要的责任，决不能背黑锅。退到什么程度止，必须得到授权。 …………………………………………………… 我觉得李鸿章大人更多考虑的，是前往日本的和谈之路，必定艰难。朝中众臣也有共识，大家猜度日本可能提出的和谈条件，认为非割地、赔款不可。 李鸿章上奏，“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假若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 一提到钱，李大人还不忘和翁同龢老师斗一番嘴。 翁同龢倒也是大儒，祖宗之地不可卖，坚决不同意割地，宁可多赔款，地也绝不能割。可对于如何打赢日本，基本没什么妙招，对如何对付日本，他又一筹莫展。 于是，养心殿皇上面前议事的时候，对翁老师的一番高论，李大人将了他一军，提出：这么重要的使命，还需要翁同龢一起前往日本。 翁同龢立刻慌了。他可不想去背这个黑锅，于是赶忙推托：要是我办过洋务（意指外交），决不推辞，但让我这个生手去办这么大的事，怎么能行呢？（“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 不过翁老师也是被将得窘态毕露，购买军备的时候，他总说没钱没钱，家底光了，太后皇上面前一提到赔款，马上又有钱了，说可以想办法。这不禁让人上火：有钱，早干什么去了？ 又回到关键事上，李鸿章表示，割地是不可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 …………………………………………………… 真要解决问题，是需要理智的。 面对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恭亲王对光绪皇帝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请给鸿章以商让割地主权。”光绪帝只好答应。 3月2日，李鸿章又一次上奏，又将了皇上一军。说：听说皇上给我以商让国土的权力，我感到无比害怕（因为会招致诽谤和骂名）。可是，谈和又是万不得已的办法。我深受皇恩，具有天良，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怎么能躲避那些诽谤和骂名呢？我尽力去做，倘若日本人要挟过重，我决不过分迁就，以名为以后留下祸患；也不敢在谈判时犹疑不定，加剧目前的危急局势。 ——“顷军机大臣恭亲王等，传奉圣主面谕，予臣以商让国土之权。闻命之余，曷胜悚惧。……伏念此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苟有利于国家，何睱更避怨谤？惟是事机之迫，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鉴之中，臣自应竭心力以图之。倘彼要挟过甚，固不能曲为迁就，以贻后日之忧；亦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目前之祸。……”[《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3月4日，朝廷下发全权敕书，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同商议，便宜行事，订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所订条款，朕亲加查阅，果为妥善，便行批准。特饬。” 至于有人说，光绪是不同意割地的，但他说了不算，作出批准割地的决定的，是慈禧太后。 理由是：有记载在讨论割地的争执中，慈禧太后突然病了，说是肝气发作、臂痛腹泻，病得不能见人，只表示“一切遵上旨可也”。皇帝坚持不割了，到了3月2日，太后没法，密召李鸿章，授权“以辽东或台湾予之，如不肯，则两地均予。” 此后，4日，光绪召见李鸿章密谈，估计是老佛爷有言在先，他这才同意了割地的。 慈禧一向是名声不好的，一些人拿慈禧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来为光绪开脱，我只能淡淡地说，可惜了你们这一番好意。 …………………………………………………… 不管李鸿章如何想法将责任上推给朝廷，落在他头上的诽谤和骂名是无法避免了。 在京的那帮大臣们，不但没人出来顶缸，还时刻准备表示自己的忠君爱国呢。这光景，连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都能看出，“大臣们不准备承担给李鸿章指示的责任，而是坚持必须让李鸿章特使采取主动，而大臣们将批准他所作出的任何决定。” 推得是一干二净啊。 心情复杂的李鸿章于3月13日晚自天津登轮，14日晨起碇，开始了他赴日和谈的历程。 这一趟，照历一些史书上非常简略的说法，也就是可简化成：去卖国了，签了一个条约。最公允的说法，也不过是加上点：代表大清去卖国了，签了一个条约。 本质上是这样。但，只是这些吗？ 厚厚的一本《中日议和纪略》，岂非记录了很重的一段血泪历程否？ 在日本语的用词里，这属于两国和谈。日本明治神宫有幅藏画，记录明治天皇的“文治武功”的马关谈判，注明的却是“下关讲和会谈场景”。 “讲和”，包含着日本人的多少重复杂喻义？ 说实话，对李鸿章此行，我觉得不可轻侮。而对小日本，却无法不仇恨。 那种折辱，一百年后我辈读来犹自不堪，几次掷卷。而主办者、亲历者，又是何等的难堪？ 李鸿章首次出国，跨越大洋，谁知要经受多少艰难和辛酸。 …………………………………………………… 对此，李大人应该是做了充分的估计，也进行了精心的准备。随同赴日的，是一个三十三人的随从班子，从中也能窥见他选人上的用心。 朝廷特设参议一职，其位高于参赞之上，以其养子李经芳充任。这时就不必羡慕了，傻子都知道这可不是“上阵父子兵”的事，但李经芳曾出使日本两年，李大人是看他“熟悉情形，通晓东西语言文字”，英语日语都说得好，必要时可以倚重。这个“出使日本两年”，本来就已让李大人父子二人备受罗织和攻讦，李经芳都成“日本额附”了，这一趟出使，还要更惹许多骂名。 其他人中，参赞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罗丰禄在英国出使多年，精通英文，熟悉国际外交事务。参赞二品顶戴候选道马建忠，也是多次与日本打交道的，处理朝鲜甲申事迹危机的就有他，一位颇有智谋的人。 另，参赞二品顶戴候选道伍廷芳，随员同知衔候选盐大使陶大均，皆是外交人才，陶大均也精通日语，后曾任外务部左丞（副部长），伍廷芳不久便任大清驻美国大使，至民国时候，还出任了外交总长。 李鸿章此行仍聘请了前美国外部律师科士达、前美国副领事毕德格，作为顾问。 3月14日晨，李鸿章乘坐德国商轮公义号，悬挂仿英国旗式新制成的的加绣青龙团式的黄龙国旗，科士达则乘坐德国商船礼裕号，同时驶离天津。 在此以前，经美国驻日公使田贝转电东京，“李中堂愿与所带随员等，均在两船上居住。日本可以不必费事多备住处。”[《甲午战争史》引自北京美国公使馆《节录中日议和往来转电大略》，] 航行途中，因遇风浪，在荣成湾停泊一天，到19日晨才抵达马关——日本地名“赤间关”，也称“下关”至今。 将至时，李鸿章满腹苦楚化作了无奈诗句： “万顷云涛立海滩，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那识伤心地，遥指前程是马关。” 这是中国历史上刻骨铭心的一个地方。 日本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带数人到码头迎接，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再次被任命为日本全权办理大臣，提前抵达马关。 日方选定马关红石山下安德天皇祠旁的春帆楼为会谈场所，漏夜准备，从正厅到二楼的楼梯铺上了华丽的地毯。为了方便，伊藤住在春帆楼附近的梅坊，陆奥住大吉楼。 准备供李鸿章下榻的引接寺（原日本接待朝鲜使节的地方），也装修一新。 李鸿章抵达的当天，双方先用书面通知各全权大臣的到达，并规定于次日举行第一次谈判。 双方谈判前，首先是繁琐的相互验证“授权书”，互换“介绍信”那一套。 这次，虽然李鸿章持有的敕书中仍有“所订条款，朕亲加查阅，果为妥善，便行批准。”伊藤这个老狐狸也不再纠缠什么“全权”不全权了。 那一套，本来就是虚的。 ------------ 第二节漫漫马关路 中日谈判地点，选在春帆楼。 这是伊藤精心的选择。这样能达到多重目的。 春帆楼是下关有名的日本料理旅馆，以烹调河豚闻名，伊藤成了高官，有钱了，多次在这里大快朵颐。据说年轻时的伊藤胸怀大志，常发弘愿（估计也包含将来有钱了，想啥时候吃啥时候吃的志愿），如今志得意满，将此地记入史册，别有一种特殊意义，也满足了伊藤个人的一种虚荣心吧。 此地面朝大海，风景不错。 表面上，看似是让李大人欣赏下日本的风光，以示尊重。但实际的目的，是让李鸿章看到海湾里冒着煤烟的舰船，一片忙碌的样子。 眼前风光刻意掩饰着一个实情：日本已外强中干。 没有这方面资料，谁知道那些舰船是不是伊藤特意调来，不定时在李大人的眼皮子底下流水走一遭，以达到欺诈的效果呢？ 大清竟然没有一个成功的情报系统，能侦测到日本的实际情况，以致于任由敌人上下其手，肆意耍弄。 …………………………………………………… 伊藤与李鸿章见面，场面应是比较尴尬的。 伊藤假惺惺地提到，“两国停战，重修睦谊，所系匪轻。中堂阅历已久，更事甚多，所议之事甚望有成，将来彼此订立永好和约，必能有裨两国。” 李鸿章不忘进行一番“教育引导”，“亚细亚洲我中东（以东洋称日本）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有益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我中东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洲。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马关谈判话语，均引自《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并对照《中日议和纪略》] 伊藤还主动向李鸿章提起十年前在天津那场称得上推心置腹的交谈。两位有过相当交情的人，彼此竟同为大清的尴尬处境互道了一声抱歉。 时过境迁，强弱易位。无非是，大清国不知变革，才有今日之败。这并不是伊藤“变法”改革和学习“西学”的建议不中用，也不完全是李鸿章一人之过。 而李鸿章带有相当诚意的劝诫，在这样的境况下，日本人又有几人当真，几分认真？换来的不过是一场耻笑。 日本人急切的是尽快充分变现战争的成果，即使考虑什么长远的和平和友谊，那也是先捞到眼前的利益再说。 …………………………………………………… 谈利益的时间，友谊只适合放在一边。 伊藤以自己的狡猾，肆意玩着讹诈手段。 首先在第一个程序上，按“国际公法”首先要议到停战时宜时，伊东仍然置什么公法于不顾，玩花样，让停战的议题议不下去、定不下来。 对李鸿章提交的停战节略，伊东抛出自己的要求。不是在现有战场态势基础上，而是得寸进尺的要求——日本强求中国撤兵，让出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而日军将派兵占领。只有这样，两军才能停战。 对李鸿章的惊异——现在日军并未至以上三处，“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竟欲占据？”伊东毫无愧色地讲，“凡议停战，两国应均沾利益。华军以停战为有益，故我军应据此三处为质。” 就是说，既在大清主动提出停战，是有求于日本的。日本要点好处，也是应当的。 而且，伊藤声称日本索要的几处占领地，是用来作为抵押，防止大清将来不按合同办事。 至于清兵去哪，大清的官府衙门怎么办，在天津的外国人，那根本不在伊藤的考虑范围。这已经近乎是耍流氓嘴脸了。 李鸿章当然不可能答应。你上来不费一枪一弹，先占了大清死保的要地，这便宜可占大了。如果和谈未成，这些要点被日本占据，兵临京城，这仗还怎么打？换句话说，只要这地方被占，不谈也得谈，不论什么条件下，也得谈成了。 伊藤高傲地称：我们还准备多打下一些地方的，现在突然停战，将给日本军队造成很多麻烦。只有占据这些险要地方，作为质押，才能不吃亏。——“当此两国相争，日军备攻各处，今若遽尔停战，实于日本兵力有碍，故议及停战，必须有险要为质，方不吃亏。” 而且还要胁道：如果占到哪里才算数，那山东可是在日军手里的。 …………………………………………………… 恐怕李中堂事先预想了很久，也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出。李中堂推崇的“公法”之内，普天之下，恐怕也没有这样的先例。但，这就是日本人。 这种无理要求，任谁来，也不能答应。 估计，伊藤也料定李中堂不会答应，也没指望李中堂能答应，事情从头至尾本来就要是给李中堂一个刁难。 伊藤所要的，是不能停战。 只要不停战，两军尚在交战条件下，李大人的压力必然大。这又是一个“心理战”战术。 而且，日本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也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起新的攻势。 或许，攻向哪里，伊藤已经在心里盘算好了。 下面我们会知道，果然是这样。 …………………………………………………… 如前边二十多年来跟日本多次谈判早已领教了的，日本人一向机关算尽、巧于设计，特别是脸皮超厚、字典里没有羞耻和畏惧这样的词，只一味地玩弄诡计。这次，伊藤又抛出这种一石三鸟，或说是环环相扣的问题。 双方争执不下。几次坚持之后，伊藤果然成功地逼迫李鸿章放弃了停战要求，越过这一节，先谈和谈的条件。 但接下来的环节中，情况依然还是这样。 求和之难，也在这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躺在肉案子上任人宰割。 一上来，伊藤就占据着主动权，他还想攫取更大的主动。 …………………………………………………… 又隔几日，3月24日下午3时，中日全权大臣举行第三次谈判。 双方决定，越过停战条款，先议和谈条款。 在此日的会谈中，伊藤博文突然询及台湾之事。虽然语气极为轻松平淡，但却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日军已经攻向台湾。 伊藤：“我国之兵已向台湾行进，但尚未接来自南方之消息，情况难明。不知台湾之民如何？” 李鸿章答，“诚如贵大臣所知，台湾居民有客民与土人两种。客氏多来自广东，占十分之四，最为强悍。土人居十分之六。” 突闻“台湾”二字，还是立刻引起了李鸿章的警惕，马上质问：“几日前议及停战，贵大臣不肯轻许，盖为出兵台湾之故欤？” 伊藤又故弄玄虚地播撒烟雾：“决非如此。” 李鸿章不信，就大谈如日本占台湾，英国将如何如何，想用英国来吓住日本。可是，对伊藤来说，这未免太天真了。 伊藤平静而傲然，“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 …………………………………………………… 伊藤决不是虚言恫吓。因为，日本联合舰队已经攻向了台湾澎湖。 对。日本就是要占领台湾。 中日双方正在和谈之际，先攻占澎湖，以逼迫中国在谈判桌上同意割让台湾；即使达不到割取的目的，也可利用澎湖作为进攻台湾的跳板。这就是日本人耍的刁滑手段和险恶目的。 这个行动，其实早有预谋，早在准备之中。日军划拉了能划拉到的士兵，编成了包括步兵三个大队和炮兵一个中队，共约五千人的一个混成支队。 攻占威海之后，陆军第一军急着将主力撤向旅顺，联合舰队也不能闲着，去哪儿？跟着去旅顺大连吗？还是回本土？ 不，也让他们去澎湖。 3月9日，日军海陆军攻台部队在佐世保港会合，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主持制定了进攻澎湖的作战计划。 3月15日，日本联合舰队及运兵船由佐世保出港，20日下午2时45分进至仓岛。16日，伊东祐亨便在这里下达了预定22日进攻澎湖的命令。 23日，在伊藤有意无意地告知李鸿章的前一天，攻击澎湖的战斗已经打响。 对这些具体的情况，李中堂还无从知道呢。 此后得知，至24日下午，日军完全占领澎湖列岛。这对李鸿章的对日谈判，又给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 …………………………………………………… 这就是马关议和的第一阶段。 从3月20日至24日，中日共举行了三次谈判。 日方终于以酷苛的条件使中国方面自动撤回了停战的提议，达得了不停战而和谈的目的。 伊藤本答应在第二天出示和款，却又急不可待地露出要割占台湾。日本人的要价，肯定不会低了，也肯定不会再轻易压价。 …………………………………………………… 悲情李中堂。 就在结束第三次会谈的当日，发生了极为卑劣的事件——李中堂在光天化日之下遭遇暴徒暗杀。 在返回驿馆的途中，一名日本青年突然分开拥挤着争看大名鼎鼎的中国全权大臣的人群，冲到轿前，冲轿中开了一枪。 坐在轿中的李鸿章被枪弹击中左眼下方。庆幸的是，或许是有天佑，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子弹深入面颊两寸，却未造成致命伤害。李鸿章一时眩晕，血出如注，依然竭力保持了镇定和威严。日本人还记载，“李以手掩创口，血出驾轿，而还引接寺旅馆，神色自若，徒步登阶入内”。[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作案者被中堂的护卫当场抓住，经查，为自由党系的小山丰太郎。 事情的起因完全在于，与日本政府这帮狂人相比，日本社会上有一群更激进的分子。这帮人认定战争战果仍然捞得不够，过早与中国讲和对日本是极大不公平。而且此时将和平拱手给予大清，等于养虎为患。 所以，小山丰太郎的作案动机就是通过暗杀大清全权大使的黑暗手段，来阻止和破坏两国的和谈。 …………………………………………………… 大清特使被刺，顿时震动了各国，也让日本陷入被动。 日本天皇和政府内阁深受震惊，倒不是内心多么愧疚不安，而是唯恐被国际社会指责为卑怯狭隘、丧失文明的野蛮国家。 不用担心，这件事已经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还用说吗？ 作为大国特使的李鸿章，不但没有受到相当的保护，反而遭到暗杀，严重违反了保护外交人员的安全这一“万国公法”。 而且日本是有“前科”的，这种事屡屡发生，十年前就有日本鬼子刺伤了来日本旅游的俄国皇太子。 各国一时纷纷对日本政府放话，施以谴责和忠告。 日本人知道这祸闯得不小。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表示愤慨和忧虑，大清使团收到了大量日本国内各地的慰问信、电报、慰问品，引接寺前也集聚了众多的慰问群众。 当然这种火热的场面中，其实也有很大的水分在里面。 由倨傲到如此关心，这种转变是如此之大，只能说日本人做得有点过火了，显得十分虚假。这一点，日本陆奥外相也是承认的。 不过仍让人感叹的是，一些日本民众认识竟非常一致，主动站出来慰问，分担凶徒造成的恶果，以期减轻造成的不利局面，人家站到的层面也是相当高的。 …………………………………………………… 本来，对于中日和谈，日本各媒体就纷纷报道。一直以来，以主导大清洋务闻名的李鸿章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人物，在敌国日本也是格外受到尊敬的开明人物。作为大清重臣，政治家、军事统帅，自然成为日本各类新闻媒体追踪报道的焦点。 比较讽刺的是，此前《东京日日》3月21日刚刚以《春帆楼清使节满意》为题，报道日本政府为迎接李鸿章所做的周到安排，特意写到：春帆楼周围配备警官宪兵严密警卫，伍廷芳对日方之安排表示满意。不料话音未落，便发生了刺杀李鸿章的恶劣事件。 于是，各家新闻媒体几乎一致谴责暴徒。不过，绝大多数的不是为使用残暴手段伤害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而痛心、自责，不是为日本没有负起外交上应有的责任而检讨、反思，而是嫌小山丰太郎坏了日本的大事。 手头资料中，有摘录的当时日本媒体的文章，读来可以清楚发现。[见宗泽亚《清日战争》] 事件出现后，媒体首先不忘揭这家伙的老底，象《凶徒小山的本性》（东京日日），就揭出“小山本是长男，由于品行颇为放荡，父母亲戚禁其归宅，甚至废弃长嫡改次男为嫡子。”“多与浪人狂汉交往，艺名谓之‘痴狂’”。一切仿佛都成了孤立的单个事件，和一名狂徒的个人行为。 当然啦，知道“痴狂”是什么意思吗？这是很有意思的，再往低里贬，是有点“疯癫”。这可是个减轻处罚的情节啊，日本媒体与政府真是心有灵犀，口径出奇的一致。 然后，日本山口地方法院的《判决书》又对小山行刺的动机定性为：“被告(小山)丰太郎，因我帝国与中国启衅，致动干戈，皆中国现任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暗为主持，思非绝其生命，则我国不能得志，难保东方之平和。适闻其奉命来我帝国山口县赤间关（马关）议和，遂决意行刺。”[《使相遇刺纪实》，见《中日战争》]这哪是判罪，简直是辩护，看不出是卑劣，而是很光明很悲壮的样子。 3月30日，日本山口地方法院终于以“预谋杀人未遂罪”判处小山丰太郎无期徒刑，山口县知事及巡捕长则受到了革职的处分。 到1907年，小山就被恩赦释放出狱，蹲了十二年牢（估计在里边的生活也不会太差了），成了日本激进派赞誉的“壮士”。 再往下看，就是大量痛惜这件事造成的损失的分析报道了。 象《李鸿章遭难事件和欧美新闻评论》（日本），报道了各国舆论的不平，又将俄国皇太子遇刺事件搬出，再驳日本之假面……《小山痴汉的妄动使帝国处于不利谈判立场》（官报），《重要休战条件成了水泡》（东京日日），均报道暗杀事件的阻碍，日本只好主动提出休战，十分惋惜前边伊藤提出的“重要休战附加条件也成了水泡”。 当然，也有不看形势在里边瞎搅和的媒体，企图使用老办法，歪曲李鸿章遭日本人暗杀事实，如《艺备日日新闻》就报道《李鸿章自杀未遂》。这种脑子进水的行为，不是帮忙而是添乱子，所以报纸刚印出来，就被政府立即命令县警察阻止了发行。当然，始作俑者也被批为“实乃缺乏待客道义的狭隘民族败类”，但却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 一阵吵吵之后，日本媒体很快就开始纷纷关心和详细报道李鸿章大人乘坐的大清青呢四人抬官轿了。 日本媒体的表现一向令人慨叹，人家从甲午之前时起就知道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分得清谁远谁近，就只知道自己的民族利益。相比今日我们网上到处充斥着名为揭秘实为扭曲真相的、名为发现历史实为抹黑历史的、名为重塑典型实为歪曲英雄的，还动不动就攻击别人“五毛”的那些文章，真不知有多远的差距！ …………………………………………………… 躺在病榻之上的李鸿章，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力争停战协议的达成。 身系大清国家利益，李鸿章几乎用尽了毕生的智慧。 本来是一贯高傲的老人，在一群诡计多端以强凌弱的倭人面前，终于显得苍白无力而无可奈何，甚至遭到日本人的暗杀，还决心用血的代价给大清赢得喘息的机会。 被动之下，天皇和日本政府同意休战，并签署了无条件休战敕令。 这算是对李鸿章的一点补偿，也算是给国际社会一个“文明”的交待。 但犹是如此，让日本媒体备感痛心和遗憾的这个“无条件休战”敕令中，仍然满满包含着日本人的卑劣和不老实。 陆奥“除去请将休战范围扩大到南征军，即台湾诸岛之要求外，其他不重要的条款，完全接受了他的提案”。[陆奥宗光《蹇蹇录》] 这根本就不是日本毫无愧色地宣称的“无条件”。这个休战条约中，其实仅放弃了伊藤提出的进占大沽、天津、山海关这类本来就属无理取闹的要求，只同意在大陆休战，而没有包括台湾。 那里的战争正在进行。 休战，也根本不是无限期停战，而是暂时中止。期限定在了三个星期，“有效期至4月20日正午满期，倘若期间谈判破裂，休战即刻无效。” 这就是被媒体称为“小山痴汉之妄动，实乃无谋之举”给日本带来的“损失”，让日本人备感吃了大亏的“让步”。虽然说还有国家糊里糊涂、例行公事一般对日本此举给予了好评，但仍然让日本人高兴不起来，“却感到对清国过分恩惠，内心矛盾而苦涩难言。”（《东京日日》文章《无条件休战获美国好评》）。 …………………………………………………… 日本做出这点让步，让中还不忘耍诡计的让步，是迫于一点国际舆论压力，更多的，是害怕李鸿章真的停止谈判，打道回国，也害怕列强趁机插手干涉。那就真的是骑虎难下、玩到精光了。 陆奥宗光的书中，又对当时日本政府内部的担忧做了明白的供述： “我观察内外人心所向，认为如不乘此时机采取善后措施，即有发生不测之危机，亦难预料。内外形势，已至不许继续交战的时机。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它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而在此时，如一度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而况位高望重之李鸿章，以古稀高龄初次出使异国而遭此凶变，显然容易引起世界的同情。故若某一强国想乘机进行干涉，固可以李氏之负伤为最好的借口。”[陆奥宗光《蹇蹇录》] 不错，当时的确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日本决定做出一点退让，给一点好处，以拴住李鸿章。 但李鸿章，这位倔强的老人，最终并没有因此而中断谈判。 此时回去，就是中止使命。保和局是大局，避免谈判破裂是要著，能做的，只是争取一点利益。 李鸿章利用自身被刺受伤，打起悲情牌。借养伤将谈判推迟几日，也可以说是他使出的一种战术。 根本原因还在于情报的缺乏、不灵，所以李大人没有摸准日本人的真实底细。但李大人的心思，却全然被日本人给透视清楚了。 日本人不断地派人探视，很多细节都注意到了。几天后的4月10日，便有媒体报道：李鸿章已起床走动。前五天马关西部渔业组合赠给李鸿章大人一个大鱼缸，放着活鱼七十余种，李鸿章愉快至极，经常下床欣赏槽内游鱼，面带喜色。有时跟李经芳他们商讨要事，还爱用一柄细杆挑逗章鱼…… 老小孩的天性暴露，也让日本人看出了细节隐含的秘密。 其实李鸿章被刺不久的3月27日，陆奥经过仔细观察，即已断定李鸿章不会借故回国。 他致电伊藤说：“李鸿章之情况大为好转，此际不仅无归国之意，而且似乎已下决心，必须在缔结条约完毕后回国。此事无论按李经方（芳）所言，或就以前密码电报观察，其意均甚明显。”[《甲午战争史》引自《日本外交文书》] 除了观察大清使团的反应和行动外，这段话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日本其实始终掌握着使团与国内的电报通讯内容。 秘密在大清的那套密电码。 此前已述，甲午开战前，日本已经通过“钓鱼”手段，基本破译和掌握了大清的电报密码。 可悲的是，大清竟丝毫未察觉到异样，更可悲的，大清在国家发生战争这种生死存亡的重大变故时，竟也没有想到要及时地更换这套破电码。 ------------ 第三节泣血春帆楼 李鸿章极为看重的停战协议既已缔结，心情似乎轻松不少，便主动旧话重提，促日方“开示和款节略”了。毕竟，停战还是有期限的。 3月30日，即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李鸿章提出续开和议谈判，照会日方：“停战条款现已画押，本大臣甚愿即将永远和局事宜从速开议，俾停战期限未满之先，和局已可成议。” 李大人拿出足够的坦诚，讲明希望在停战期限未满前达成和局。所以，不顾身体不便，“拟请即将所拟和局要款开具节略，送到本大臣，以便查核。” 但是，日本人的退让是有限度、有策略的，愧疚或同情之说已经拿停战揭过了。日本所提出的条件，要价之高，还是几乎让李鸿章大人惊呆了。 …………………………………………………… 和谈进入第二阶段，这才是真正的攻坚阶段，大清使团无异于推进到了更艰难的地段。 4月1日上午10时，陆奥宗光邀李经芳在春帆楼举行第四次谈判。 一开始，在商谈关于议定和约的程序方法上，陆奥又开始玩阴的，提出逐条进行商议。 对陆奥这一出，李经芳驳斥说：“缔结和约，兹事体大。除非全部条款，不足窥其全貌，从而难有分别讨论细目之便。诚如欧几里得所云：凡事物均由部分组成，若不就其整体而思，亦无从决定其部分。和款各条相互牵连，今不全部条款，如何能逐条表明意见？” 陆奥一时语塞，只好同意在全部条款阅毕后再逐条进行议商。但又提出日方出示和约底稿后，中方须在三日或四日内答复，“或将约内各款全行承允，或将某款更行商酌”。[《马关会谈纪要》，《日本外交文书》] 下午2时，李鸿章照复陆奥，接受日方的提议，陆奥即令人送来了和约底稿。 李鸿章接阅日方提出的和约底稿，一下子惊呆了——“为之愕然”。 日本开出的和约条件主要是：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二、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国；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万万两；四、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更开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国臣民运进中国各口货物减税，免除厘金，并得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 根据这个约稿，日本将向中国割取大量疆土（在俄罗斯之后，排第二），此外，还远远超出西方曾有的先例，勒索巨额赔款，开放口岸，还要在进出口货物上减免关税，并且，第一个提出了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设厂。 这里边，很多都是闻所未闻的，小日本倒是对经济的研究也胜过其老师，胃口也比老师更惊人，过惯了穷日子的日本人一伸手，其欲望之贪，野心之大，别说李鸿章未料到日本“所欲甚奢”，竟苛酷到如此程度，连同列强都大吃一惊！ …………………………………………………… 自此，李鸿章就逐条逐条与日本据理力争，讨价还价。 这个难度丝毫不比前一阶段差，只有更难。光靠嘴皮子，结局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 李鸿章非常清楚。所以，谈判桌的背后，另一场斗争也在上演。中间的惊心动魄，足以拍出一部大片。 可惜，多数记载或影视作品都从结局出发，只注意了表现大清的软弱与卖国。 历史如此波谲云诡，而那些反映“暗战”的“大制作”，却专注于用编造险情和巧合，局限于人为制造“惊心动魄”的紧张气氛，另外好象除了搀上点“虐心”的感情纠葛，再没有别的能水。这样的小“台面”上，争来斗去，胜了的，也透着一身的小家子气。 不应忽视，李鸿章除了面对面的争锋，还采纳顾问科士达建议“请总署密告英、俄、法三公使”。这一句话很关键：将日本的条件电告总理衙门，并将日本的苛刻条件、期望获得的利益，密告三国公使，以积极争取各国出面施压。要知道，这也正是日本一再拖延，不肯出示和谈“要价”的原因。 赴日前，李鸿章已为朝廷定下这一策略，并连日走访各国公使馆，企图通过联络列强限制日本的贪欲。虽然当时各国表态仍一副“公正”和不冷不热的模样，凭几十年的经验，李鸿章敢肯定，各国一定会对日本开出的条件有所反应。 此时对于日本，李鸿章建议朝廷在表面上还要一致做出强硬姿态，“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同时请总理衙门对这些情节，也一并密告知三国公使，利用他们的口，将朝廷的态度散布开去。 老到的李鸿章知道这些家伙的嘴就象风箱一样，两头漏风出气。所以他料定，这些也一定能很快传到日本，传到伊藤等人的耳朵里。 李大人也在竭尽可能地与日本大打舆论战，心理战。 …………………………………………………… 答复的期限将近，而朝廷的回复却久等不到，李鸿章只能相机而动，先对照日方的和约底稿，拟好一份说帖，把条件内容捋了捋，分为朝鲜自主、让地、兵费及通商权利四项。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其余三项都据理予以反驳： 针对“让地”一项，不客气地揭露日本的谎言：“日本与中国开战之时，令其公使布告各国曰：‘我与中国打仗，所争者朝鲜自主而已，非贪中国之土地也。’”并告诫日本当局：“徒恃其—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 对“兵费”一项，指出日本在数字上即属超额勒索：“日本所索赔款，既名为兵费，似即指此次用兵之费而言，其迄今所费详细数目，未睹官中簿籍，虽非外人所能周知，然较之日本所索之数恐不及其小半。”“且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 对“通商权利”一项中日本实际上要求的资本输出，他则敏锐地申明保护本土企业不受冲击的底线，称：“中国如准洋商在华造土货，势必尽夺小民生计，于华商所设制造厂所极有妨碍，国家自不能不出力保护。”“如果中国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各国皆援一体均沾之例，则华商之制造厂所立即挤倒矣。”[《使相徂东公牍》，见《中日战争》] …………………………………………………… 面对李鸿章或大讲道理，或陈述情理的说帖，擅长耍赖的陆奥外相有点气短。虽不无几分戏谑地认为“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却也一时不知如何回绝。 但伊藤就更高一筹了，不光会耍赖，还擅长讹诈。 沉思良久，伊藤决定：不跟老李讲道理，就跟老李讲“事实”。 他很清楚，反复辩驳讲道理，本来日本做得就比较过分，时间一久、事情弄大了，还会使“局外第三者”的列强产生“日本虽胜于力而屈于理”的感觉。所以，最有效的就是拿武力说事，靠实力说话，以迫使中国屈从。 “事实”就是：日军占着战场的主动和优势。再不断加以恫吓、威胁，不怕老李不答应。 于是，日本回复大清使团，意思是：停战和谈是基于战争的结果，不能象一般外交通商谈判一样讲那么多公平（你吃了败仗，当然需要出血）。道理不用讲了，就说答应不答应，有意见就正式以条款形式拿出来。——“应知由于战争结果所要求之条款，自不能与在通常情况下谈判某事件相提并论。故日本全权大臣对于我方所提出之媾和条约案，再请中国全权大臣明确答复对全部或每条允诺与否。若条款中有希望修改者，亦希逐一开明条项以约文之体裁提出。”[陆奥宗光《蹇蹇录》] …………………………………………………… 面对武力讹诈，李鸿章退无可退，仍然重新拟定了一份“商改约稿节略”，据理力争，声明意见和理由，并对日本人的要求逐条予以辩驳。 如：“查日本约稿所拟请让奉天南部地方，内有辽阳州等处与台湾全岛，皆日兵所未到者，未便请让。又欧洲向例，险要之地虽为敌国兵力所据，仍应让还。旅顺口、大连湾乃北京渤海最要门户，应照法国俾路佛之例，让还中国。” 面对日本强要领土行为，李鸿章坚不答应。这一点，在李鸿章给朝廷的报告中也可以说明，“昨接唐抚(景崧)电，（指台湾）敌未来犯，军民心固，似可坚守。鸿断不敢轻允割弃，已于另备节略中驳论及此。” 又如对赔偿军费上，李鸿章又有了新论，声明：“此次兵端，并非中国先开，亦未侵占日本土地，论理不应认赔兵费，即使赔费，亦只应算至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认明朝鲜自主之日止。其款既以兵费为名，即应查明用兵所费实数。”[《增补中日议和纪略》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即1894年11月22日，这一天，清政府以朝鲜自主、赔偿军费为条件，经美国公使向日本提出议和。那么按日本人所宣称的，“为朝鲜争独立”的目标已经完成。李鸿章坚持将这一天作为核定赔偿军费的截止时间，而且要拿出真实的战争费用数据。 李鸿章坚持这一点，也试图以此表明：日本人向世人标榜的“为朝鲜争独立”达成后，继续进行的全是扩大战争的行动，是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按说，李大人是按“公法”来说理的，但日本人是不是按这个“公法”办，却是极有弹性的。伊藤对公法的态度已经显示出一种绝对实用性的不恭，符合日本利益的就用，不符合的就删改。别忘了，“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福泽谕吉的这句实话，恐怕更能得到伊藤这帮人认同吧。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才是国际政治的本质，任何时候都不会变。这就是现实。 弱国想靠“公法”保护自己，是绝对不切实际的。“公法”保护不了正义，正义只能依靠力量来维护。 这也是李鸿章大人在对日谈判中遇到的最大的劣势。无法改变的劣势。 最难的，是当前战场态势，军事上不争气，打仗失掉的土地，在谈判桌上靠嘴皮子要回来，确实是难为之事。再理直气壮，也难以做到。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到了这种艰难境地。 “但窥日意，仍逐日由广岛运兵出口，恐添赴台，将有南北并吞之志。皆饬让地以一处为断，极是正论，自应如此立言，不知将来能否办到。” “日原图所划奉天经纬线度，竟连辽阳、田庄台、营口均包在内。辽阳未失，尚易辩驳。此外日兵已据之地，彼已设官安民，极力争论，未易退让。可俟会议时，察酌妥议，似难由我预为决定。总之，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复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甲午开战之前，李鸿章也曾若口婆心，对日本加以劝说、教育，但没有起到作用。现在再说，更是没有用的。 日本人对李鸿章带有几分诚恳的说词，直认为是装腔作势，根本不理那些高谈阔论。 历史一再证明，对日本人，只能打，劝是没有用的。自古至今天，自中国到外国对日的事例无一不清楚说明一个事实：豺狼一样的日本人只认利爪和尖牙。 …………………………………………………… 这期间，李鸿章只能一再地向朝廷发电，对如何应对（关键是这些条件答应到什么程度）进行请示。 有人说，李鸿章巧妙地通过与北京间的请示报告，避免自己因为擅自作主、承担割地赔款的“汉奸骂名”，也避免以后被朝中攻击，承担罪责。 不错，事实如此。但，这就是废话。哪位大臣能一个人说了算？ 谈判与打仗，朝廷都是总指挥部，马关不啻前线，需要前方后方协调一致地行动。 否则，日本何必坚持要大清派使团？主场优势！除了心理上的，还有地利——日本能随时就近商量，此外，就是掌握大清的来往电报——这是李鸿章与国内联系的唯一途径。 相当年大清满朝文武都唯恐避之不及，里边就没有几个能人吗？我的意思很简单，换位思考，即可明了。Youyouup，就这么简单。 可是那不争气的朝廷，就是乱成一团，有的借病或装病躲开，剩下的就天天争论不下。 …………………………………………………… 从4月4日，大清朝廷获知日本的和谈条件起，一样地陷入割地、赔款的两难境地，朝堂上再度掀起了一场风波。 光绪召见枢臣议商，想尽快统一意见。翁同龢力言台湾不可弃，与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发生了龃龉。 恭亲王奕訢卧病在府，给出的意见是：交大家“廷议”，意思是大家商量看怎么办，我都同意。孙毓汶再次表示此时必须言和，“‘战’字不能再提。”奕訢似乎也同意这个看法，握着孙毓汶的手说：“是啊。” 不能战，只能和。和又如何（割地，赔钱）去和？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 6日议事，继续争论。翁同龢激昂慷慨，力陈台湾决不可弃。其他大臣多数主张弃台湾而保奉天南部。翁同龢讲：“恐从此失天下人心。”众人都说：“陪都重地，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翁同龢登时又没了理由反驳。 最后，只能按“弃台湾而保辽南”的决议，准备给李鸿章发道电旨。 然而，8日，奏事太监却传来了慈禧太后的旨意：哪儿也不给，就是谈判破裂，两国再战也在所不惜，“两地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翁文恭公日记》] 不知是慈禧的气话，还是故作姿态。但大家都知道，慈禧的变化向来也是很快的。所以，既不能不当回事，也没必要非当成什么大事。 最终，总理衙门给李鸿章发来一封语义含糊的电报，说道：台湾辽南，朝廷一样视为重地。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没有办法了，怎么能轻言放弃？所以，就算倭人胃口很大，实在不能全部拒绝，也应把哪里绝对不能给，哪里实在不得不给，对敌人说清楚。——“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纵敌意太奢，不能尽拒，该大臣但须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己见，详切敷陈。”[《译署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最有意思的是，接着竟然以一句“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也”，来指责李鸿章，就是说，决不能不跟敌人争执，而一味矛盾上交，坐等朝廷的旨意。 对割地无肯定指示，反责李鸿章“不得退避不言”。互相推诿，其情可见。 “极尽驳论而不能得”就可割弃，那台湾、辽南两地，假如靠嘴皮子都无法“说服”日本人呢？ 说了这通废话，朝廷才指示李鸿章：预期目标——割地一处为底线，赔款以一万万两为底线，“先将让地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 …………………………………………………… 然而，朝廷和李鸿章均未料到，由于密码失泄，来往电报的内容，完全掌握在了日本人的手里。 随着档案解密，真相完全得到验证：当年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之间的电报，一封不落地被日本人复制和破译。对照国内文档，虽然有些出入，个别地方还有字词错误，显得磕磕拌拌（估计是密码掌握不全的问题），但关键字眼，却没有差错。联在一起，也不难准确把握大清朝廷与李鸿章的真实意图。[相关抄录见宗泽亚《清日战争》] 而且，有些重要的电报，日本电报局还故意拖延。那伊藤等人拿到的，比大清使团还早。安排得相当周到啊。 伊藤等人始终清楚大清朝廷的底线，掌握着谈判的主动权，既保证了在大清可承受范围内达到最高的要价，又不至于扯断拉线、使谈判破裂。 李鸿章就是按照朝廷的旨意去办，与日本人竭力争取。双方会下交流，会上辩驳。 而伊藤等人始终能够预料李鸿章的策略，预有准备，处处狙击。 接下来的谈判过程，便变得没有什么奇特可言了。 唯一考验日本人的，仅仅是耐心而已——日本急需尽快达成协议。 因为，已有德国等国的公使劝告日本：不要索要过多赔款和割地，让中国为难。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信号。 通过获取的种种情报，日本人敏锐地意识到：必须要争取时间了。 …………………………………………………… 当然，不到最后一刻，李鸿章决不会屈服，轻易撒手。 伊藤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于是，日本人一再加紧地施出恫吓、威胁手段，施行外交讹诈。 4月8日，伊藤博文即派专人邀中国新任全权大臣李经芳至其行馆谈话。 伊藤在这种半正式的会见氛围下，“不无为难”地透露：停战和谈的事，是自己力压军方意见才达到的（此话有三分真）。军方的将军们始终要求攻下北京才算完（此话也有三分真。大本营那帮冒险派确实还在谋划扩大战争，3月7日还任命了参谋总长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征清大总督，计划调集全国7个师团搞那个直隶大决战）。意思是，本人很为难，如果再谈不成，就压不住了。——“此次停战，由伊力持乃允。各武员预备兵马粮械齐足，必欲分道直攻北京，再行议和。现期已迫，断难再展。” 又再一次申明日本的要价，表示决不可能再让步。“尊意欲将奉境全行收回，万作不到。南北两处均要割让，仅让一处亦断不行。该国已用兵费，实系太巨，所索三万万，即欲减少，能减无几。此我国上下文武熟商而定，特据实密告。”[《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最后，就是厉声恫吓，说，中国还认不清日本是胜者、大清为败者这个事实，如果谈判破裂，日军必将继续进攻。北京难保，恐怕中国使臣也难以承担谈判不成的后果吧。——“尚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前者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此岂吾人尚可悠悠迁延会商时日之时期乎？” …………………………………………………… 日本在谈判桌上的挤压也加紧进行。 10日下午，中日全权大臣在春帆楼举行第五次谈判。李鸿章以伤势渐愈，亲自参加。 闲谈片刻后，伊藤即转入正题，并拿出准备好的改定条款节略，霸道地说到：这次的条件，中堂只说同意还是不同意。“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日方提出的条件，割让土地：中国的下属领土皆永远让与日本：一、盛京省南部地方，从鸭绿江口起，溯江抵安平河口，从此划线而抵凤凰城、海城及营口，以上指名之地亦在所让境内；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三、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四、澎湖列岛。 在赔款上，则减至库平银二万万两。 前后比较，日本第二次提出的改定条款节略，在奉天省南部的割让土地上适当收缩，另在赔款一项上，减去了一亿两。 这是因为，清政府向列强求助的事，日本政府当天便得到了情报。而决定做出这样的调整，还是顾及到列强的反应，减少对俄国的刺激，缓和一些西方国家的不满而已。 这些底细，伊藤是决不会和盘托出的，李鸿章也只能猜到几分。 伊藤只是在谈判桌上“送顺水人情”，假装是“已深知贵国情形为难，故减至此数，万难再减”，说些“所减之数即为留别之情，初约本不愿改，因念中堂多年交情，故减万万”，“我与中堂交情最深，故已多让，国人必将骂我”，如此之类的话，李鸿章也就当这点让步，是他“力与坚持，多方开导”[《钦差大臣李鸿章奏中日会议和约已成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的结果，当然自己几乎是苦苦哀求的情节，不方便提起罢了。 …………………………………………………… 李鸿章虽只能猜到几分，尚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策略作用到底多大，但日方节略的中文本后，决定再接再厉，就赔款和让地两项上再搏一搏。 但是，这次对形势是完全误判。 伊藤抓住大清想尽快定约的心理，对李鸿章强硬地说道：“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目前最需我等努力者，乃速定和约。” 进一步施行威胁，“我国在广岛已做好出征准备，有六十只运输船随时可解缆出航。昨夜至今晨，渡海之运输船已达二十只，其所向之地盖距天津不远。惟在停战期内，须严守停战之约耳。一旦时机到来，当即刻进发，而无可犹豫也。” 最后，伊藤再次强硬要求，“今日之事，所望于中堂者，惟‘允’与‘不允’之明确答复而已！”[《马关议和纪要》，《日本外交文书》] “中堂只说答应不答应吧”，这已经等于是强硬的最后通谍。 …………………………………………………… 完了。大清的底线，实际上已在伊藤手里。伊藤有很大的把握，李鸿章会签字。 13日，李鸿章接总理衙门转来电旨称：“伊藤连日词气极迫，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闻，一面即与订约。该大臣接奉此旨，更可放心争论，无虞决裂矣。”[《译署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中间一次正式会谈，双方还几次约请见面，伊藤利用各种机会，操纵舰船摆出架势，特意透露小松宫亲王将要出发前往旅顺的消息……用尽了各种表演、各种手段，不断加压。 对李鸿章关于免除辽东割让、减少赔款的商请，伊藤紧紧咬定不放松。终于最后收网，再博一把，下达了最后通牒，规定14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经李鸿章要求，才延迟到15日。 伊藤的这套“组合动作”，终于起了作用。 14日，李鸿章再次致电总理衙门：“伊（伊藤）谓‘……姑候至明日四点钟晤面定议，过期即作罢论。’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李鸿章全集》(3)电稿]朝廷闻讯，顿时绝望，皆惟恐京城不保，急忙复电李鸿章，指示即可定约。可能是怕误事，竟在14日、15日连发两条内容相同的电报。 为等朝廷回复，特意将时间推迟到15日，李鸿章最终等来了内容相同两封电谕：“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译署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李鸿章既奉最后谕旨，马关谈判缔约一事到此便成定局。 15日的谈判长达5个小时，李鸿章仍逐条力争，但终因伊藤在主干和关键问题上寸步不让，耗时良久，也不过是在时限、赔款利息、日军驻军人数等等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有所修改。 李鸿章最后的努力，未取得新的进展。 ------------ 第四节薄海惊心的伤痛 清史载：“三月己亥（4月22日，此时期实为文本送达大清朝廷之日），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马关会议。和约成，定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割辽南地、台湾、澎湖各岛，偿军费二万万，增通商口岸，任日本商民从事工艺制造，暂行驻兵威海。”[《清史稿》] 4月17日上午10时，双方全权大臣在春帆楼举行第七次谈判。 实际上，谈判已没有什么可谈的，这次会议不过是举行一种签字仪式而已。 中日两国全权大臣签订《中日讲和条约》，也就是《中日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议订专条》三款及《另约》三款。 《讲和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三、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详细规定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等等。 《另约》则规定：一、遵和约第八款所订暂为驻守威海卫之日本国军队，应不越一旅团之多，所有暂行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二、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及威海卫口湾沿岸，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约合中国四十里以内，为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区。三、在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地，凡有犯关涉军务之罪，均归日本国军务官审断办理。 通过这项条约，日军继续占据威海，在保证大清履行条约上，有了一个“质押”。大清还得给占着中国领土的日本军队提供军费。 《停战展期另款》二款： 第一款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1895年3月30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订约停战，从此约签定日（4月17日）起，得更展二十一日。 第二款此约所订停战，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1895年5月8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八日，夜十二点钟届满，彼此无须知照，如在期内，两帝国政府无论彼此不允批准和约，无庸告知，即将此约作为废止。[《中外条约汇编》，见《中日战争》] 这一所谓“停战”的《另款》，实质只是在上次签订的“休战和约”基础上，更自马关条约签订之日起，再延长21天。至5月8日夜12时止，如果在此期限内，两国政府无论哪一方不批准条约，停战便自行作废。通过延期休战而不是无限期停战，继续为大清履行条约保留了一道军事威胁作为束缚，可见日本人的心思缜密。 …………………………………………………… 《马关条约》，是一个枪炮顶着脑袋签下的、无法谈及任何平等的条约。 在中国人的心中，它带给中国的残害程度，可以荣登一个排行榜，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标志之一：中英《南京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的开始，而《马关条约》，将中国进一步推向了半殖民地化。其后的中国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则完全使中国变成了关殖民地社会。 签字仪式结束，李鸿章一颗惴惴不安的心放了下来，伊藤博文一帮人更是松了一口气。 经过绞尽脑汁的斗争，和约签订，为日本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诚然，伊藤终于有理由制止军队“冒险家”们不顾一切、扩大战争的企图。特别是避免了将日本拖入持久战争的泥潭，挽救了一场灾难，更是值得庆幸。 这种感觉，恰如陆奥宗光所写，“……经过几次谈判，终于克服外交上的种种困难，签订了媾和条约。我国得以发扬国辉，增进民福，在东亚天地间再开太平盛运者（实际上是庆幸日本不再与中国继续打下去吧），悉赖我皇上之德威所致。”[陆奥宗光《蹇蹇录》] 所以，伊藤显得特别兴高采烈，继续跟李鸿章攀关系：“中堂与余此身，恰似连结两国之一缕丝线，即将断绝之两国脉络，仅赖此一缕丝线才得保持。”他仿佛又忽然想起十年前与李鸿章天津会谈之事，不无得意地说：“谈判结束之日，两次均为四月十五日，亦可谓奇矣！” 李鸿章作为签订降约的战败国使臣，实在难以领略伊藤的机智幽默，只内心“哼”了一声，生硬地应付了一句：“实属奇也。”[《马关议和纪要》，《日本外交文书》] …………………………………………………… 我们可以理解李大人的处境。日本人的荣耀，恰恰是李鸿章的屈辱。 这场战争对他是一个几乎致命的打击，三十年洋务事业、二十年富国强军梦想，马关惊醒，竟是一场梦魇。 此种痛楚，借用6年后他代表大清国与11国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之后给朝廷奏章里的一句话，可以形容：“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创深痛巨，薄海惊心。……” 甲午之争，战场上，他是战亦罪，不战亦罪。谈判桌上，他几乎未能改变任何现实。伊藤可以向天皇报功，而几乎可以肯定，他回去以后，还要承受朝廷上下的责难。 倒是第一次谈判之时，李鸿章与伊藤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语，包含对日本的警示，也是对中国未来的深切期望。 “我相信我朝今后也会改革，然，我国地广人多，有二十一省大行政区，改革比日本要花费更长的年月。我意中的改革愿望并未破灭。……”“我认为今回的战争得到两个好的结果，……第二是记永眠的中华开始觉醒，日本给予清国的刺激，相信对我国将来的进步会发生有益的影响。我国人民对贵国抱怨之场甚多，然，与抱怨之感怀相比，我个人也许应该感谢贵国唤醒了中华国人。” 一百多年后再读李鸿章的话语，应有多少感慨系之。当时这些话被日本人轻视为虚张声势，但沧海桑田，河东又转河西，现实才会让一些日本人懂得这个道理。然而，伤痛远去，一百多年后，承平盛世中我们又有多少人已经忘记其中的教训？ 一个蕞尔小邦，竟能给大清带来深重灾难，而洗雪国耻，只能留待后人，真令李大人抱恨终身。 “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何意马关盟会日，眼头铅水泪千行！” 此恨之深，致使李大人从此未曾踏上日本的国土一步。 1896年，73岁的李鸿章出访欧美诸国时途经日本转船，为了践诺明志，这位老人坚决不上码头，不踏上马关土地，坚持命人在两船之间搭上木板（一说是搭乘舢板），冒着葬身大海的风险，跳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 …………………………………………………… 谈判桌上丧权失地，这在朝中与地方引起的震动与愤怒可想而知。 几十年宦海沉浮，李鸿章也深知，不厚道的是大清皇家。 所以，签订《马关条约》的第二天，李鸿章一行登轮回国。船至大沽，李鸿章先派随员尽先副将杨福同星夜赴京，赍送约本至总理衙门。 他自己则留在天津，给皇上写报告。 20日，他报告签约经过的奏章递上去，一并向朝廷请假二十天，准备养伤。 李大人猜得不错，此时的朝廷，又是新一轮热浪滚滚。 国际风云变幻，俄、法、德三国起而干涉，廷臣议论纷纷，全国舆论哗然，悔约再战之呼声颇高。[《甲午战争史》] 后世的史书里边，较少有人注意，大清朝廷上下发生的这一变化，一个重要的前导因素是：俄德法三国终于出头了。 这应该也在躲在天津的李鸿章意料之中。或者说，是他赴日成行前就期待出现的一个局面。 …………………………………………………… 现在来看，这些意见当中，最有价值的，也就是关于“持久战争”的建议。 日本野兽的要价，绝对是“中国历史新高”，前所未闻，让人大受刺激，大为惊惧。权衡之下，再战之声又起，实属正常。恰如刘坤一所言，“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 加上国土呢？那是无法计算的。 道理再简单不过：把这些钱给日本，还不如发给将士，发兵跟日本人干。 所以，一时间，各种反对批准《马关条约》的奏折如雪花般递到朝廷。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认为若答应日本的条件，很可能把大清勒垮了，“若照倭索逐条，更是自困自危之道”；刘坤一、宋庆等人也上疏，痛斥条约的苛酷，表示清军可以与日军再战，坚决要求废约。 这一轮主战者，以各地督抚和前线将领居多。按说，这些人既有理论功底，又有实践经验，很多是前线参战人员，应该更有发言权。 在这些声音中，有一种声音更是泣血含悲，那就是来自台湾的声音。 中日签订条约，割台的消息传来，“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 进京参加考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等人上书，言语愤激几乎已是质问：目睹全台惨痛情形，难道不够蒙圣上加以顾虑？当政者一说要统筹大局，便是以京畿为重，以海疆为轻。不知抛弃台湾百姓，天下人心瓦解，以后谁还肯为皇上出力！整个国家的大局必然出现变化，危害恐怕不止在京畿！——“睹此全台惨痛情形，岂有不上廑圣虑？但以议者必谓统筹大局，则京畿为重，海疆为轻耳。不知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敌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此后谁肯为皇上出力乎！大局必有不可问者，不止京畿已也。” 诚哉斯言！勇哉斯言！这已经是对大清的深刻警告了。此后的情形，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如前边所言，那帮奴尔哈赤的子孙们，已经没有那个胆量再打下去了。 他们害怕的是日本人给的期限，还悬在头顶。 当然，当时很多人热血上涌，提出的很多建议却十分荒唐，象什么割新疆给俄国，给列强银钱、好处，换来他们对日本采取行动，也就是“宁可把肉骨头扔给它国，让他们狗咬狗”，这根本无助于解决危机。甚至，这种“以夷制夷”的办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实际上，列强的干涉，确实也不是什么心地善良，而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绝不白给大清干活。事后，总要有代价的。所以，当朝人们被列强的“国际精神”鼓舞，实在是对他们的作用估计过高了。 包括现代人的一些观点，也含有这方面的不科学成分。 但是，这只是方法上的问题。如前章节所分析的，只要坚持下去，我相信，大清必能摸到一条道路，聚拢人心，重整军备，最终拖垮日本，战胜日军。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经受日本更为疯狂地侵略杀戮。 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清非但与国无罪，还与民有功。 …………………………………………………… 可是，历史没有假设。不争气的大清朝廷，那些说了算的人已经决定不再打了，任谁说也改变不了现实。 光绪的心情当然是忧愤异常，却也是害怕异常。面对割地赔款，光绪帝悲愤地说：“条约要割台湾，而台湾一割，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但是，除了痛哭流涕，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一方是换约期限的催逼，一边是群臣要求再战的奏章和台湾官民的质问，他也成了两头受挤压的主。 六神无主之下，光绪又准备让太后说话，“应先请太后懿旨，再作定夺”。 可是，慈禧老娘们突然又病了，病得不能见人。——内监传旨“今日偶感冒，不能见，一切请皇帝旨办理”。第二天，又传旨“和战重大，二者皆有弊，不能断。令枢臣商量一策以闻”。 靠那些多数主张批准条约的枢臣们，还能商量出个什么策？ 万般无奈，光绪帝只好批准条约。召见军机大臣后回到书房毓庆宫，见到了自己的老师翁同龢，两个人“战栗哽咽”，“相顾挥涕”，师徒二人痛不欲生。 …………………………………………………… 清史记：“夏四月……庚戌（5月3日），命道员联芳、伍廷芳赴烟台与日本换约。” 25日，清廷决定派二品顶戴候选道伍廷芳和三品衔升用道联芳为钦差换约大臣，同往烟台换约。伍、联二人当日由京城启程，磨蹭到5月5日，见再无变化，便由天津乘公义轮出海，6日抵达烟台。 7日下午6时，与当日晨乘横滨丸到达烟台的日本全权办理大臣伊东已代治，在顺德饭店会见。 8日下午4时，伍廷芳、联芳接奉“准令换约”的电旨。除此，还是一直没有任何令人欢喜的好消息——列强干涉见效，或者什么外交新进展所促成的变化。 晚上10点，捱到限定的最后时限到来之前，双方在顺德饭店完成了互换条约手续，《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清史又记载，8日这天，光绪明发朱谕，通告换约，宣示自己万不得已批准和约之苦衷—— “乙卯,谕曰：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当仍废约决战。其言固出忠愤，而未悉朝廷苦衷。自仓卒开衅，战无一胜。近者情事益迫，北可逼辽、瀋，南可犯畿疆。”[《清史稿》]首先大讲形势凶险，已不允许再战，而将“战无一胜”的原因归结为“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坛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甲午战争史》版引《朱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丝毫未触及朝廷的责任。 接下来，便进入更让人的来气的部分：进一步诉说不得已的苦衷——其一，沈阳是大清皇室祖先的陵寝所在，北京则是宗室社稷重地。其二，太后在北京颐养（或者可以直接说享福）二十余年，备受尊崇，要是突然受了惊吓，我（这小皇帝）如何过意得去？其三，老天在向我们示警，最近海啸水灾，救灾还是打仗实在难以两顾。所以，战还是和，我在痛苦中权衡利弊，最终才痛下决心，批准条约。其中万般艰难，无法详说。（“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慈闱颐养廿馀年，使徒御有惊，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战守更难措手。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难情事，言者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特宣示前后办理缘由。我君臣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清史稿》]） 所谓“天心示警，海啸成灾”，不过是5月5日天津、秦皇岛沿海的一场自然灾害，皇上大臣竟竞相把这件事当成天意，为己开脱，生生把一场“人祸”给掩盖在了洪水当中。 而光绪“保祖陵，保京师”之言，仅道出了实情的一部分。这已经比较牵强了，而他认为更重要的，也是大家认为更扯淡的，是不能让慈禧这个老太婆受到惊吓，所以既不能迁都，也不能让日军打到城下。这竟然成了大清乞降的冠冕堂皇、比天还大的理由，到底是皇家气派啊。 不错，中华传统是以孝为先，皇家也以孝道治天下，但光绪可能忘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命有常，唯有德者居之”，也是中华的传统思想，不行就该换人啦。皇朝虽是一家天下，但家国不分者便是害国，为庆祝生日便不想也不准备打仗，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皇陵，皇太后，那是你的家事，再说，奴尔哈赤家的所谓皇陵，也不是天生的…… 估计，可能还是有愤怒青年加上愤怒老臣，不依不饶不舍地不断上书，太后皇上也烦了。于是，戊午（11日），皇上再次下旨，简短而直截地“谕军机大臣及诸臣工”——事情已经定局，大家别再说了。“和局已成，勿再论奏”。 勿再论奏！天下汹汹，何以止论？一百年后读到此处，真是让人气为之结。 …………………………………………………… 何为腐败，什么是最大的腐败？ 仅《马关条约》所勒逼的赔款，对这个古老国家来讲，负债率几近破产。 大清朝竟敢连这样的结果都能承受，中国还有什么是大清朝不敢卖的？ 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正当性存在？ 一个屈膝投降的统治政权，是没有存在的资格的。 当发现为之沥血、舍命保卫的大清政权竟是这样一个软柿子货色，失去人心又有什么意外？甲午一战，民众被唤醒，而醒来的结果，是加速了大清朝廷的衰落，向心力、凝聚力的丧失，便在此时埋下了新的火星。 从此，各地督抚与朝廷虚与委蛇。在似听又不听之间，竟找到了平起平坐的感觉。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英国策动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 朝廷当政的慈禧还奋起神威，向十一国宣战，但随之，刘坤一、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又和各参战国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定，称东南互保，坐看中央朝廷与世界宣战。 据说，在一纸征集军队勤王的诏书到达以后，张之洞用大家私下常用的一个代称，轻蔑地说：让这个“老寡妇”也受点惊吓去吧。 “北方开战，南方观战”，终于真的成了现实。只可悲的是，也任由京津之地的人民遭受苦难。 历史曾经给过朝廷机会。可朝廷选择了投降，割地赔款，变卖祖宗的家业，而不是奋起抗争。 历史也曾经给过朝廷变革的机会。可慈禧为首的一伙人一味弄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声称支持变法然后又尽将之破坏务尽，先杀一批阻止变法的，又杀掉所有变法的，手段极其血腥。她可能太自信于还能象往常一样蒙蔽住大清官民了。 甲午战后，光绪似乎也殷切期望上下一心，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练兵筹饷重整军备，厉行改革革除积弊，铺下身子大干实事，迎来中国的强盛——“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鹜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覆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甲午战争史》引自《朱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希望终于碎了一地。 ------------ 第一节三国联合武力“劝告” 大清的一举一动，都在日本的掌握之下。一切都不是秘密，包括大清求助于各国的事，几乎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一动，第二天，情况便会传递到伊藤案上。 当然，李鸿章也在等待各国做出反应――这是他策略的一部分。 这一手，也拨动着日本人紧绷的神经。 所以，日本不断地做工作，争取赶在各国出来之前，把定约的事拿下。 然后，就等条约批准和互换之后，生米便煮成熟饭。 …………………………………………………… 在国际的角逐场上，向大清勒索的东西，日本能不能拿到，还得看列强同不同意。 当然，这一点，日本人始终是清楚的。开战前，日本就动用全部的外交力量，费了好大的劲，来获得列强的谅解，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日本人似乎是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也相当有信心。 甚至1894年的12月间，西方八国派兵进入北京，保护使馆，伊藤也没有更多担心，因为这虽然属联合行动，但更象是不约而同的行为。伊藤以为，只要不触动大清京师，自然无须对各国额外担心。 此后伊藤和陆奥始终坚持与大清直接谈判，把各国隔在谈判场之外。这些办法似乎也卓有成效，日本基本胜利地达成了目的。 但很不幸，伊藤仍然没有完全准确地弄清此时俄德法英的真实想法。 一切事物都是动态之中的，事情实际上已经在悄悄地变化――如风平浪静的海面下，其实是汹涌的暗潮。 虽然是四面海洋的国家，但在国际间的大斗场上，日本仍然是一个不会水的船员，不小心就会淹死。 …………………………………………………… 日本这一把，可是玩大了。 已经大大超出了战前与列强达成的谅解，也就是“合同范围”――将大清势力赶出朝鲜、为朝鲜争取独立权的许诺。 不但进入朝鲜，还打到了辽东、山东，打到了澎湖；不但索要赔款，还要割占大清的土地。 列强终于有理由出来干涉，以一副正义的嘴脸。 特别是，日本得到的东西之多，回报之丰厚，让列强瞠目结舌，继而强烈嫉妒。 没有一家看不清楚或预料不到日本所做所为将导致的后果，那是要改变国际关系格局，或者说，改变既有的利益格局。 虽然4月17日，日本终于逼迫大清使力签下了《马关条约》，以为这样就可以堵住列强的嘴。 但是，刚刚庆幸“好险”，风暴却很快就来了。 没有任何虚伪的客套，没有拿出对胜利者应有的尊敬，德俄法三国仍然象大佬对待小弟一样，直截了当地显示出不高兴――对东亚和平局面（以世界为己任的精神），对欧洲和本国利益受损（欧洲是不忘排在前边的，这是一种情怀），各国政府极度担心、极为不满。 …………………………………………………… 伊藤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4月20日晨，德国公使哥特斯米德突然到外务省说，根据本国政府的指令，准备与其他国家公使一起，将重要事件直接通知外务大臣。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凶兆。 这也是一个很让人发疯的突发事件。 有证据说，伊藤和陆奥一时高兴，为了巩固成果，将《条约》内容宣示了出去。而条约，还没有呈交天皇睦仁，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 随后，陆奥就收到了驻德公使青木周藏的报告：“德国声明反对日本，将与其他国家一起采取共同行动。”[《日本外交文书》] 是和各国的意见一块报上去呢，还是……尴尬是肯定的，问题是以后还怎么让睦仁相信其实他是“一家独大”的呢？ 只能跟天皇推说“没来得及”了。后头，还有很多没想到的。 4月22日，又收到驻法公使曾弥荒助的报告：“确知俄国政府已决定反对《马关条约》，并正准备与几个欧洲国家共同进行干涉。法国好像与俄国一起行动。” 同日，驻俄公使西德二郎也接到了俄国政府的通告，“如果日本要求的割地范围扩大到鸭绿江，欧洲诸国就会联手强力干涉。” ？！！大家都知道了，在《马关条约》内，日本向大清索取的领土范围，正是包括从鸭绿江下游的平安向西延伸至凤凰城、海城、营口的广大地域。 到这天午夜，柏林来电报告，德国外相已经向青木公使言明：“德国反对日本领有旅顺口，陆奥的秘密外交刻意隐藏和平条约细则的行为引起各国猜疑。《马关条约》使得日本在通商条件上取得过分不当利益，德国不但反对而且要联合诸国采取行动。” …………………………………………………… 结果已经清楚：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德俄法终于就插手干涉达成了一致。 就在4月17日，也就是《马关条约》签字之日，俄国外交大臣罗波诺夫对德、法两国驻俄公使表示：“俄国政府决定以友善方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如果日本不接受友善的忠告，俄国希望与德、法两国在海上对日本采取共同军事行动。”他正式邀请德、法两国参加共同对日干涉的行动。并告知俄国的计划是：“如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其立行的标的为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上与本国一切的交通，使它孤立。”[《甲午战争史》，引自《俄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开端》，《中日战争》] 同一天，德皇威廉二世下令“将装甲舰一艘、巡洋舰一艘派往东洋”。[《日本外交文书》] 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也向其驻日公使哥特斯米德发出电训，指明“现在日本的和平条件是过渡的”（目前还不算数），“它们损害欧洲和德国的利益，虽然后者的范围尚小”（话说得多光明正大）。“因此，我们现在不得不抗争，必要时，我们知道怎样予以必要的强调。日本必须让步，因为对三国斗争是没有希望的。”（这态度，比俄国似乎还要强硬）。 19日早晨，法国驻俄公使蒙得培罗将法国参加俄国计划一事正式通知了罗拔诺夫。 俄、德、法三国的联合正式建立。 …………………………………………………… 原本，大家商定，由三国的驻日公使于20日在东京“共同行动”。[《俄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开端》] 然而，20日，除了德国公使哥特斯米德的突然造访和预先告知外务省，并没有采取其它的行动。这个平静不是有变故，只是由于三国政府还在期待英国参加进来，所以推迟了。种种迹象表明，英国人被孤立之后，有些焦躁，而且英国开始感觉它误断了和平条约的经济后果，直到20日，大家还判断，“英国加入列强行动之可能性，至今仍未消失。” 此时的英国政府，还在骑墙。这无关道义，实际上是还在评估站到哪边获利更大。 终于，英国这个“老牌流氓”决定把宝押在日本身上。靠日本来阻止俄国南下，是英国的既定策略。这一点到目前没有改变。从根本上说，英国人估计，大清要倒了，英国人必须要做新的安排。这个新的方案，就是使日本成为英国在远东抗拒俄国的盟友，多数内阁成员也认为“日本最足以代替瓦解的中国担负抗俄的责任”。 坏坏的英国人还准备搭乘日本这趟“顺风车”，因为，“马关条约对于英国是更有利益的，因为新埠口的开放和更巨大的便利的让与将给国际贸易带来好处，而且日本的胜利将阻碍俄国政策在满洲和朝鲜的进展。” 所以，在23日的英国内阁会议上，英国人决定挺日本，看热闹。 当然，英国人没忘通过伦敦的《新闻日报》发表文章，向日本喊话索要东西，“假如日本果能承认英国确有应在北方得一舰队支点之必要，则英国便可成为日本之友。” 德俄法三国与英国共同行动的期待落空了。于是，他们决定不再等待，才电令其各自的驻日公使按原计划采取行动。 …………………………………………………… 事件的发展完全超出陆奥的“脑洞”，无法想象，风暴来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 4月23日下午，俄国公使希特罗渥、德国公使哥特斯米德、法国公使哈尔曼（一译阿卢曼），在外务省与外务次官林董单独面会，递交了外交备忘录。据日本的记录，三国公使的文件内容基本相同：“清国战败，我国政府可以容忍日本占领台湾的要求。但是日本占领清国的辽东半岛，实质上对清国首都构成威胁，而且日本以朝鲜国独立为名义的出兵，已经变得有名无实，这给远东的安定与和平带来了障碍。对此我国政府向日本天皇的政府表示诚挚的劝告，日本政府应该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上述劝告日本政府须在15日内给予明确答复。” 现场，俄国公使希特罗渥还作了简短的讲话，意思是：日本“永久占领辽东半岛”，“恐有招致冲突之虞”，并希望日本政府“善体此意，采取保全名誉之策”。 德国公使哥特斯米德也现场发表声明，指责日本政府未曾接受德国政府先前的劝告，不能不共同提出抗议。并毫不留情地放话：“日本必须让步，因为对三国开仗是没有希望的。”[《日本外交文书》] …………………………………………………… 我十分惬意日本这只欺负人的狗，被别的猛犬给欺负了。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日本到现在才真正看清：列强，有的是坐等日本不顾艰险把果子摘了来，之后再来分赃。有的是看着日本表演，寻找出手的时机和理由。 我估计，日本人刚刚因战胜大清而建立起的“迈入列强行列、成为世界体系优等生”的自信心会在瞬间崩塌。 外务次官林董终于听懂了三国公使的劝说和警告，有些惊慌地问：“如暂时占据半岛，至赔款交付时为止，也要抗议吗？”[《德国干涉还辽文件》，《中日战争》] 对大清象毒蛇一样凶狠、豺狼一样阴险的陆奥外相，接到林董的报告以后，立刻慌了，着急地复电询问三国公使的“脸色如何”、“口气怎样”了。“一、三国公使所提出之备忘录是否同文？二、三国公使之热心程度是否相同？对其言语及面部表情，贵官有何感受？三、德国公使再三请求会面而又拖延日期，是否因与法、俄两公使之间有何磋商不妥之事？四、日本政府如不接受三国政府之劝告，是否有立即开始进行武力干涉之迹象？”[《日本外交文书》] 至于最重要的武力动向，那还用说吗？ 精于情报刺探的日本人很快就得到几项简明的情报（别人是不怕他们知道，就怕他们不知道）：俄国为了应付万一的事变，正向远东边境派遣了一支二万九千五百人的军队。海参崴已被宣布为“临战区”，黑龙江北岸一带也正在进行战争准备，侨居海参崴的所有日本人都被集中在大约日本里数一里半的地方，等待撤退的命令。 俄国已下令停泊在日本港口的所有舰艇，在24小时内做好随时起锚出港的准备。并在神户和烟台各聚泊数舰，进行示威。 德、法两国在远东的军舰也开到黄海活动，增派的军舰正在赶来。 这可不是前边各国海军观看中日两国海战的情形了。 各国不光是出言吓唬，还真亮出了牙齿和爪子。这才是日本人认识的东西，正沉浸在胜利中的日本犹如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再没有前边对大清的那股嚣张气焰了。 陆奥宗光回忆，此时日本国内一片恐慌，好像日本就要受到三国炮击一般。即便平素属于对外强硬派的人物，也不敢轻言抵抗西方。 日本政府当时有两怕：一怕中国不批准《马关条约》；二怕战争持久的打下去。 这在陆奥发给驻英公使加藤高明的一封电报中，有很清楚显示：“……三国正在策划的干涉，可能使中国产生希望，从而不批准媾和条约。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大战再起，并一直打下去。” 而日本还有两个困境：国内空虚，前线告急。实际上对大清，形势都已经不允许日本打下去了，又谈何对付列强。 当时，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全部开往辽东半岛，联合舰队亦都派往澎湖列岛，不仅国内“几成空虚，而且从去年以来经过长期战斗的舰队以及人员、军需等均告疲劳缺乏”。[陆奥宗光《蹇蹇录》] 日本情报史上，关于甲午战争的著名情况评估案例，有三个是成功的：一是外务省电信课成功破译大清秘码，为日本取得朝鲜初期作战优势，以及马关谈判优势提供了决定性情报；二是解读大清舰队最高长官丁汝昌个性，利用劝降信和军事压力瓦解北洋水师军心，成功招降、覆灭大清海军；三是掌握列强干涉战争的容忍底线，回避过早进行直隶作战。直取威海卫和澎湖列岛，彻底击垮大清继续作战的决心。 但第三个就已经有点牵强了。是成也第三条，败也第三条。最终，日本的情报系统还是根本没有完全把准列强的底线，一下子跨过了头。于是有了第四个―― 完全失败的案例：为向大清施加压力，日军倾巢出动征清，前线支援补给困难诸多，使日本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外交和军事上的冒进不但造成了国内防御空虚，还招致列强的干涉，迫使日本无奈归还辽东半岛领土。 这个案例被评价为最愚蠢、最无谋的情报失误和决策失败案例。 ------------ 第二节日本合纵连横失败 看似胃口很大的日本还是被撑着了。 4月24日，原准备得胜还朝，并驾临京都的日本天皇，在广岛召开了御前会议。 一部分人已经先期到京都打前站，陆奥则因患结核病在舞子休养，还留在广岛的重臣，除伊藤博文外，也就是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和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二人。 伊藤提出了三种方案，以供与会者选择：“第一，即使不幸增加新的敌国，仍断然拒绝俄、德、法之劝告；第二，召开国际会议，将辽东半岛问题交该会议处理；第三，完全接受三国劝告，以恩惠的方式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 第一案……当然最好的了。但，唯一问题就是难以实行。大家认真深入地讨论，都感觉从力量对比来看，日本是难以同三国抗衡的。 伊藤在御前会议上问道：“抵抗这些国家启开战端，是否确有把握？”不等大家说话，又自问自答地说：“无论如何，现时是不可能的。” 理由，伊藤说：“他们的舰队有十二万吨，而我方的军舰连缴获的都算上才八万吨。不仅吨数不及，而且我舰在一年间连续奔波于海上，大部分受了伤。况且，他们还有四艘铁甲舰，如用来切断我之后勤供应，无论如何也不能打仗。”[《甲午战争史》] 别说三国联合海军，就是单独对抗俄国舰队，也决没有什么把握。 第三案吧，“虽然足以表示气度宽容，但未免过于示弱”，[藤村道生《日清战争》]实在是心有不甘。 讨论到最后，也拿不出别的良策，只好决定暂从第二方案，即召开国际会议来处理这个问题。 …………………………………………………… 御前会议后，伊藤博文当晚离开广岛，连夜赶往舞子。恰巧，此前没有参加广岛御前会议的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内务大臣野村靖亦由京都来到舞子，便与伊藤一起围坐于陆奥病榻之旁，再次议商对策。 因为这是日本政府“四巨头”，或许也因为它推翻了御前会议的决定，按日本人一贯推崇结果的价值判断取向，这次会商就被称为著名的“舞子会议”。 伊藤向陆奥等人征求意见时，陆奥敏锐地反对召开国际会议，把这帮人请来，能谈出个什么好结果？“这种问题一旦交付国际会议处理，则各国要主张自己的切身利益，这是必然之势。会议能否真能只限于辽东半岛一事亦成问题，在讨论中可能节外生枝，各国互提种种条件，很可能使《马关条约》全部归于破灭。这和我国招引欧洲大国新的干涉同样是失策。” 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将问题国际化”，导致外部势力介入，这一手只会有利于企图将水搅浑的国家，日本现在希望的是千万别捣乱了。 日本人还在另一个风险上达到了共识：日本当前除面临着俄、德、法三国干涉的棘手问题外，还存在着与中国和战未定的问题，倘若与三国的交涉旷日持久，搞不好中国会乘机不批准条约，《马关条约》就成了一纸空文。 经过反复斟酌，会议最后决定，“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本此方针贯彻到底，这是目前的急务。”[陆奥宗光：《蹇蹇录》] 这个决议得到了睦仁的裁可。 …………………………………………………… 何为“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伊藤等人的意思，是挣扎一下，拖延拖延。 陆奥连日绞尽脑汁，已经想到了一个“反干涉构想”——准备两手，一手分化瓦解俄德法的联盟，另一手拉拢英美意等国对抗俄德法三国。 首先是正面出击，破解俄德法联盟。 陆奥宗光当即发一电训给西德二郎：“中日媾和条约现已经我皇上批准，放弃辽东半岛实难办到。希贵公使请俄国政府对此项劝告重加考虑，如俄国政府不欲损害日俄两国间一向存在的亲密友好关系的话。且望告以日本将来虽然永久占领辽东半岛，亦不致危及俄国利益。关于朝鲜独立，日本政府一定满足俄国的要求。” 这就是给俄国开出一张空头支票。俄国人又什么时候与日本“一向亲密友好”了，现任的尼古拉二世是皇太子的时候，还差点把命丧在日本。再说俄国怎么会相信这种虚假的承诺？ 陆奥当然知道。他这么做，这只是先稳住俄国、争取时间，施展纵横捭阖之术罢了。 就在同时，他还指示林董，通过德、法两国公使探明两国政府的真实态度。找到一条缝，选好目标，才能从中离间，撬开“三国联合”。 但林董终于领会到，德国行动特别积极，实出于其策略的需要，即“取悦于俄国，使其矛头转向东方，并将欧洲之灾祸转嫁于日本”；法国公使虽然假惺惺地表示“法国本来对日本始终怀有友好之情，乞将比意密告外务大臣”，但因为有俄法同盟关系（本来是，而且将来还是对付德国）的义务，法国实际必须“追随其后”。 而处于核心位置的俄国政府，态度却丝毫不变。4月27日，西德二郎回电，称已经按陆奥电令与俄国外交大臣进行了辩论，但该大臣今日声称，“俄国皇帝以日本之请求并无撤消俄国劝告之充分理由，故不能予以同意。”不仅这些，西德还传回了“风闻俄国政府目前已将运输船派往敖德萨，正在准备运送军队”的消息。 日本政府企图瓦解三国联合的计划破产了。 …………………………………………………… 另一手，是稳固防守，极力拉拢英美意三国，以图组成反干涉的联合阵线，对抗三国干涉。 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从甲午战争中对日本支持最大的英国开始。早在23日，陆奥已发电报给驻英公使加藤高明，指示加藤摸清英国的反应：“由于俄、法、德三国磋商对我施加压力，驻日德使在其政府指示下，正与驻日之法、俄公使一起活动。而驻日英使似对此事保持冷漠态度，命你以尽可能最秘密的方法，探听并弄清英国政府的真实态度。如你觉得有一定把握，你要尽最大的努力劝说他们，为东亚之和平而挫败三国的阴谋。” 特别有意思的是末了一句话，“对于执行上述命令之费用，你不必犹豫，必要时即将款项寄上。”[《日本外交文书》] 费用？这封电报暴露和印证了日本在此前几次“危机公关”，包括针对为大清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击沉事件，还有就“旅顺大屠杀”事件游说拉拢各国政要、媒体还有学者，甚至在争取英国支持日本发动战争上，都用上了金钱手段。为了拉拢英国，此时只好寄希望于施展屡见奇效的贿赂外国权贵的惯伎了。 实际上，如前边所述，英国内阁已决定挺日本，至于力度多大，关键看日本人的开价大方程度如何了。 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完全象个索贿的老油子，隐晦地点拨日本公使加藤，“目前英国政府所遵循的唯一方针，是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事态的发展。因为此事关系英国的利益要比三国大得多。日本必须自己决定，根据以往的事实，看起来日本是可能做到的。” 其实意思很明白，就是看日本够不够意思，但日本人对“看起来日本是可能做到的”没有领会清楚。日本政府竟然产生了错觉，相信英国是能够援助日本的。 于是，陆奥于26日向加藤发出了《关于对英政策之训令》。其中，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作出如下解释：“一、日本政府对于朝鲜国独立，如其事仅限于本国，将真诚地使欧洲各国得到满足。二、日本政府将于辽东半岛以营口及另外一港，作为自由贸易港口。其国境通过税之税率，将比普通海关税低廉。且另一港口终年无封冻之虞，船舶自由进出。因而辽东半岛之占领，对欧洲商业之利益不容怀疑。三、对该半岛之占领，不能认为威胁北京。退一步说，即使威胁北京，或与清国之生存攸关，但清国如能铺设铁路，则足以防御其危难而有余。四、虽然与清国国境相连，而征诸区划清楚、分界正确之欧洲各国经验，亦无威胁东亚和平之虞。因此，只要正确划定国境线，则日本政府不认为有与清国难结善邻之交和难保和平之理由。” 完了。看到这份训令，不禁让人为日本的“真诚态度”感到捧腹。 这一、三、四条保证，与英国人有鸟的关系？那些关心“世界和平”的话不过是列强的作态罢了。日本唯一的给出的“意思”（这才是英国人最关心的）是第二条中，在日本人占领下，继续开放营口（这本来就是原有的大清开放口岸），另开放一个不冻港，但“意思”也仅为各国可自由进出。 这就是日本投给英国的新鲜“渔饵”了！但这点东西也太不大气了吧？连对英国人“独霸一海港”的希望都没有满足，估计，满怀期待英国人的第一感觉应该是被“涮”了。 极为狡诈极为贪婪的日本人，在同样狡诈贪婪的老手英国人面前，竟没有拿出足够的尊敬。 所以，完了，尽管加藤向英国外交大臣秘密提交上述“让步提案”后，又按陆奥的特别指示，表明日本政府承认英国利益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利益的事实，而且在“第二项中，特别努力调整此等利益。”但，一切都完了。 陆奥还满怀期待地急切命令加藤“探听英国政府之真实意见”，问明究竟“日本能够希望从英国得到何等援助”呢，29日，英国政府对日本作出正式答复，把话往明白了里说：“英国政府此前已经决定守局外中立，此次也欲维持同样意向。英国对日本抱有最诚笃的友情，同时也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利益。因此，不能应日本之提议，而援助日本。” 同时英国还不忘进一步点醒日本，“日本之此种让步，不足以使各国满意。并且俄国似已确实下定决心。” 这个答复，终于让日本人听明白了：组织反干涉联合阵线的最大的希望也归于破灭了。 …………………………………………………… 还有美国等国家呢。 26日，在给驻英国公使发电的同一天，陆奥宗光也发电给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要求他向美国政府转达以下意旨： 首先，是感谢——“当此之际，日本政府对美国的友好意向深为感谢。” 然后，解释——“日本政府虽然丝毫不想将友邦合乎情理的异议置诸度外，但目前放弃辽东半岛实属至难。因为由清国割让该半岛之条约，不仅已经我国皇帝陛下批准，而且日本政府视其情况也不能认为有放弃的必要。”看见没？对俄国说的是为保全日本的面子，辽东先割让，再另外定条约还回去。这里，又变成“双方都已经办了”，意为既成事实。我很怀疑日本人的智商，这一套，到现在的日本政府还在用，也没有耍出什么新鲜花样。 再次，是希望——“若美国能借以前曾为和平进行友好斡旋之便，进一步特别劝告俄国对永久占领辽东半岛表示异议一事加以重新考虑，日本政府相信该事件将得到完满结束……”凭什么？就凭前边那点理由吗，还是交情深？ 这种司空见惯、毫无创意的“三段式”，在无耻的日本人嘴里都能说出花儿来，利益一步不让，责任还都是别人家的。即使对于战争的危险，也不忘歪曲事实，打扮自己，“日本政府惟恐俄、法、德三国的活动将诱使清国毁弃条约，以致再开战端，欲尽可能避免此种结果，日本政府切望美国给予友好援助。”这么一说，日本反倒成了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了。 看看小泉纯一郞也好，安倍晋三也好，现在的日本右翼政府在掩盖侵华和二战的历史上，简直如出一辙、几百年不变，看来是继承了同一套逻辑的——不问破坏和平的作恶者是自己，不承认战争的发起者是自己，好象责任都是别人的，日本都是被动的、受害的。 对这种混蛋逻辑的话，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竟然对栗野表示说，“只要与美国之局外中立不相抵触，将援助日本。”还明告栗野：“将指令驻华美国公使劝告中国政府批准条约。但其细节需要与总统商议。” 这无疑是扔给落水的日本一根稻草，助长了侵略分子的信心。 与此同时，日本驻意大利公使高平小五郎根据政府的指令，也在大肆活动。 不久前，高平同意大利外交大臣布朗克曾有过一次十分深入的交谈，布朗克还答应说：“外国干涉至不可避免时，我将努力使意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加以防止。”当然，国际关系的准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布郞克特意明白地强调，“但以上所述之事，必须看日本国在清国所割让的土地上，奖励有关意国利益的工商业发展，从而给与意国政府以方便条件而定。”并补充说明：“意国对东亚并非抱有任何有关领土要求之意，只希望得到通商方面的奖励。” 有这些话，高平对于争取意大利政府的支持充满了信心。27日，高平同样受命于日本政府，再访布朗克，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布朗克极为秘密地对高平说：“德国希望与意大利合作，而意大利对此加以拒绝。德国此次策动之真实用意，在于从战略上切断欧洲大陆之法俄同盟，而最终使法国处于孤立地位。然而，（我们）又不能允许德国与俄国的合作逞其威力，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他们的势力。在此种情况下，如能使英、意、美三国联合起来，站在日本方面，那么干涉问题将不至成为严重的大事，而会得到解决。”然而布朗克却有一个前提，“但日本必须首先请求此三国与之合作，然后意大利也将乐于劝诱英、美两国。” 分析了一通形势之后，布郎克却又指出，这里还有一个阻碍因素，就是意大利还不能与德国“彼此立于反对之位置”，那会与一个早就有的三国同盟(德奥意同盟)相抵触了。 不过，布朗克对反干涉的态度总体上十分积极，甚至表示；“在必要时，意大利可将其军舰派往远东。” 这些左顾右盼、缺乏逻辑的话语碎片竟让日本人欣喜异常，自以为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态度，陆奥赶紧致电伊藤博文，“据昨夜高平之电报，欧洲各国之争论似终于趋于一致。现今如果由此再进一步，德国或将与俄国分手，亦未可知。”并重申自己的观点说：“本大臣认为，我们可坚持到底；待到最后万不得已时，才改变我之外交政策。如此方为上策。” 好不容易拉到了一个“同盟”，拿到一个砝码，就要发挥它的作用，让天平向自己的一方倾斜。 随后，陆奥便进一步指示高平小五郎，请求意大利的外交大臣将德国政府之真实意图告诉英国，促使英国下决心帮助日本，请意大利尽力劝告清国迅速批准条约。另外，他还想把这件事秘密地通知驻英公使及驻美公使，抓紧再做做工作，促使英美进一步转变。 但是，他过高地估计了意大利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意大利在欧洲列强中始终是二流，哪有那么强的号召力。高平28日第三次访问布朗克时，布朗克谈话的语气变了，变成了“现在一切事均须看英国的意向如何而定。”“如果英国决定主动给予援助，意国参加当亦无妨。然意国如作为发起者，恐无任何效果。” 完了，被布郎克那张不把准的臭嘴给忽悠了。 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眼里全是豪夺来的利益，实在丁点也不愿放弃，还在想方设法玩弄诡计，猪油蒙住心的日本人就活该得到这样一个结局了。 ------------ 第三节“对中国一步不让” 瓦解俄、德、法三国联合和组织反干涉阵线这两招都失败了。 连日来，俄、德、法三国公使不断至外务省，催促日本对“劝告”作出答复。完全不顾及人家的自尊心，小日本简直快要抓狂了。 希特罗渥还警告林董说；“希望日本政府不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制造新的困难，与三国对抗。” 法国公使哈尔曼也说起了硬话，措词十分讲究地提醒说：“日本在伪装的局外人（不参加干涉的，理论上就被划到局外，这当然是指英美意各国）的好意冲昏头脑之前，应该三思！” 这已是在警告日本：当前的事，不是用一个“拖”字可以了结的，也别打什么歪主意。 挣扎是没有用的。 但日本仍不想束手就擒。驻俄公使西德二郎还从彼得堡发来一封电报，建议为和平解决这一事件，可放弃永久占有辽东半岛。 西德所谓的“上策”关键妙处在于：作为赔款的担保，可暂时占领该半岛，而日本可以大大增加其款额，使中国永远无法清偿。 为什么这样做？这就可以变相地永久占领辽东半岛了。 不知道这个数目是多少，大清才还不清。不知道俄德法这些老油条，怎样才会被日本这点小聪明蒙住。 除非全世界都象日本人一样到了神智不清的地步了吧。 …………………………………………………… 这纯粹就是个歪主意，陆奥却深受启发。他只是略作修改，使这个方案更具一点可行性，做出以退为进的让步。 然后，就是再来试探一下。 于是，他于30日电令西德，再向俄国政府递交备忘录： “日本帝国政府业已再三考虑俄国皇帝陛下政府之友谊的劝告，兹为再度表示重视两国间之亲密关系，故在交换《马关条约》批准书使日本国之荣誉与尊严得以保全后，同意以另外的附加条约方式，作如下的修改： 第一，日本政府对于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权，除金州厅外，完全放弃。但日本与中国商议后，当以相当款项作为放弃领土之报酬。 第二，但日本政府在中国完全履行其媾和条约上之义务以前，有占领上述土地以作担保之权利。” 日本打算只是缩小占领地，避开与朝鲜接壤的部分。聪明的日本人以为这样可以避开与俄国的冲突，实现自己的目标――日本仍然企图永久占领金旅地区，而且还要求获得补偿金，并以此为由暂时占领辽东半岛。 同样内容的备忘录也同时递交给德、法两国政府。 而俄德法三国不打算跟日本讨价还价，直接声明：不行。 …………………………………………………… “醉翁之意不在酒”。俄国政府认为，“辽东半岛之重要，主要的是它拥有旅顺。” 所以，俄国的意见是：原来的要求必须坚持，即必须半岛全部放弃。 5月3日，俄德法三国已经就日本的备忘录达成了一致意见。当日，俄国便通知日本政府，告知对其备忘录“不能满足”，并称：“昨日曾召开内阁会议，国务大臣一致议决，日本国占有旅顺口于事有碍，须坚持最初之劝告，决不动摇。该决议业经我皇帝陛下裁可。” 看来俄皇还是比日皇大。陆奥玩的这一招又没有灵。 仿佛到此他才明白，日本“如无以武力一决胜负的决心，单凭外交上的折冲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 5月4日，无可奈何的日本内阁及大本营重臣在京都举行会议。 经过一番吵吵，会议终于认清了形势，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得到睦仁裁可，决定完全接受三国劝告，先割断外交上一方面的纠葛，另一方面，毫不犹豫地执行与大清交换批准书的手续。 次日，陆奥即电驻俄、德、法三国公使，向三国提出复文：“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的忠告,约定放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 三国接到复文后，便转身逼迫清政府如期换约。这样做，既满足日本“荣誉与尊严得以保全”的要求，也为了赶紧了事，自己好摘果子，向大清讨自己那份好处。 8日，中日双方在烟台完成了互换条约手续，《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10日，睦仁宣诏，容纳三国之忠告，放弃对辽东的永久占领，安抚日本激动到沸腾的臣民们，别闹出什么乱子。 开始先告知还辽由来，源于列强阻止――“然俄、德两帝国及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以日本帝国永久占领辽东半岛之壤地，为不利于东洋永远之和平，以勿永久保有其地域，怂恿朕之政府。” 然后，再给侵略战争涂脂抹粉，打扮漂亮一点，不忘表白天皇和政府始终完全从“和平”出发――“顾朕恒眷眷于和平，而竟与清国交兵者，洵不外以永远巩固东洋和平为目的，而三国政府之友谊劝告，意亦在兹。朕为和平计，固不吝容纳之。”同时表明体谅民生疾苦――“至更滋事端，致时局益艰，治平之恢复益迟，以酿民生之疾苦，而沮国运之伸张，实非朕之本意。” 然后是进一步安抚民众，说明“伸帝国荣光、布国威于四方”的第一次尝试，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且清国依媾和条约之订结，以致渝盟之悔，使我交战之理由及目的，炳然于天下。今顾大局，以宽宏处事，亦于帝国之光荣及威严无所毁损。”“朕乃容纳友邦之忠言，命朕之政府以此意照复三国政府。”并“特命政府与清国政府商订”“关于交还半岛壤地之一切措置”。 最后，总结这样决定的好处――“今媾和条约既经批准交换，两国和亲复旧，局外之国亦斯加交谊之厚。”并殷切希望“百僚臣庶其善体朕意，深察时局之大势，慎微戒渐，勿误邦家之大计。朕有厚望焉！”[《东亚关系特种条约汇纂》，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虽然是谎话连篇，又是在列强的逼迫下的决定，但人家该说得官冕堂皇的，该说得高尚正义的，一样也没落下，读来竟也是不怒不激、不怨不艾，丝毫没落下风。相比起光绪那道“软鼻涕式”的告示，真不是一般水平。 …………………………………………………… 以俄国为核心的三国联合干涉，暂时告一段落。 但日本人不会忘记，“对俄德法三国完全让步，但对中国一步不让”。 到了该实行的时候了。具体方法就是――要钱。 按日本此前提出的，中国必须以相当款项作为放弃领土之报酬。 在价码问题上，俄德法三国又同日本进行了长时期讨价还价。 列强倒是有耐心陪着日本人玩。而日本人则立刻变得象精明的商人，或者说象当初伊藤他们到英国，到处打听哪儿有船卖，找到了就一角一毫地讨价还价，被英国人埋汰“如同沙滩上做小买卖式的”，那个样子。 不，当初伊藤买船的事，是值得敬佩的。日本就是凭着这股精神，胜过了大清。 或者说，陆奥也值得敬佩。为了日本的利益，认真细致地摸底细，开价码，作为敌人，值得尊重。 而日本人一旦发现自己还是弱者，立刻便舍得陪上一张笑脸，这个特性却值得记住。 面对强者无可奈何，还要受人家的奚落，被人家戏弄，也不怎么在乎。 据说陆奥宗光想摸三国的底，在同三国公使会见时，用试探的口气问：“按阁下等估计，清国能付出多少赔款？” 俄国公使希特罗渥便指指德国公使哥特斯米德，很不正经地戏谑道：“前些天，德国公使阁下曾在做梦的时候梦见了，据说大清出一千万两至一千五百万两。” 陆奥嘿嘿两声说：“如有买主愿买辽东半岛，便卖给出最高价格者。”明明是明火执杖抢劫绑票的，却完全又是一副买卖人的样子了。 希特罗渥忽地又正经起来：“辽东半岛土地贫瘠，恐无支付巨额代价者。” 哥特斯米德却沉思了，以德国特有的认真，板正地说道：“辽东从战略上来讲，价值是无法估算的。” 这话，充满了挑拨的味道。德国公使不忘初衷，辽东问题说到底是日俄之间的事，矛盾越大越好。 德国公使的话，也撩拨着日本人被煎熬的心。 …………………………………………………… 当然，日本是不会放弃向中国敲诈巨额赎金的机会的。 6月4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归还辽东半岛问题。本来手指缝里溜银子无比心疼，咬牙准备向大清要一亿两库平银赎金作为补偿。后来又感觉，如果真的索取一亿两，未免过于出格，三国恐怕也难同意，还得被奚落（要不说西德二郎的歪主意简直就是没脑子）。所以，不得不又决定将赎金减半，要库平银五千万两。 这个数目报过去，还是被俄国人戏弄了一回。 7月31日，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通知西德二郎：俄国政府认为“此次所提之金额，未免过于庞大”。 而且，罗拔诺夫依然似开玩笑似认真，说了一句很有深意、很需要掂量的话：“在那个地区，让俄国长时间地保持海军和陆军，耗费太大了。” 日本人当然明白什么意思。这种话很耳熟，类似的话，不久前伊藤、陆奥就一再对大清使团说过。 一向严肃有余的德国人则板正地向日本询问：“五千万两白银是否最终的要求，没有任何减少的余地？” 8月9日，西德二郎又跑去见罗拔诺夫，进一步探听俄国对赎金数额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上次建议中总额的一半(二千五百万两白银)是合理的。” 日本政府抱定多争一两便得一两的主意，继续争辩，声称：“日本政府相信，此次所提赔款之金额并非过多。” 俄、德、法三国政府经过协商后，再次命令各自驻日公使共同行动，于9月11日到日本外务省递交备忘录。这次确实是打算不再费话了，已经不容辩驳地直接替日本人决定了，“三国政府相信，日本帝国政府愿意减少已经确定的交还辽东半岛的金额，确信日本所要求的此项赔款应不超过三千万两白银。”并要求日本政府“确定一个准确的尽早撤兵的日期，并能在上述三千万两白银交付后立即撤兵。” 完了，挣扎到此为止。日本虽然贪得无厌，但也只好在三国给予“相信”以及“确信”的数字上取其最高者了事。 在取得三国做出的中国必会交出三千万两赎金的“担保”后，日本于10月7日正式答复三国政府：日本决定“将补偿金额减至三千万两”，并“自中国将上述赔款三千万两全部交付完毕之日起，三个月以内实行撤兵”。 历史上一笔著名的买卖就算是做成了。 …………………………………………………… 10月14日，李鸿章再次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新派驻华公使林董谈判还辽事宜。 不知道这个结果，在他的预料之中，还是出乎意料。 不，应该是在他的预料之中。这是他期待中的，也是为之努力的。虽然这个结果出现的晚了一些，但终于还是出现了。 连没打算帮助大清，只是保持一边看热闹的姿态的英国政治老手们也认为：本来，对那些始终对《马关条约》的出台过程予以关注的人来说，显而易见，中国（战败国）特使这一身份将身为特使的人处于一个完全受辱的地位，而最后得到的结果必定是灾难性的。不过，依据李鸿章对俄国将会出面干涉这一结果的认识，我们再回顾此次谈判，我们就会发现李鸿章所具备的那种坚强的品格和幽默的个性，对于良好局面的形成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就是说，由于李鸿章预料到了这个结果（英国人强调他本人也没有否认），所以他能够在是否割让领土上放下心之后，就将目标设置在一个能将敌对状态结束，同时还可以将日本所要求的赔款数量尽量减少的预期上。在这一方面，他再次获得成功。 英国人的观察和分析，观点与我们不一定一致，但也为我们认识李鸿章的马关谈判打开了一个新的侧面。[据布兰德《李鸿章传》] 这其实是极有可能的。如果再回想前边身为德国人的中国雇员德璀琳被李鸿章任命为对日谈判的特使，并毫无悬念地遭到了日本的拒绝（而德国人认为这是羞辱），事情就更接近这个答案了。也许在李鸿章的安排中，这本来就是联合能联合的国家采取行动，将日本的胜利果实予以剥夺的第一步。 甚至于，包括英国部分学者在内的一些人，还进一步认为：李鸿章有一个更长远的设计――辽东这块肥地迟早会引起日俄之间的争斗，直到战争。那将是中国完全收回辽东权益的重要时机。 我相信这有极大的可能。因为果然，十年后日俄战争爆发。只是可惜的是，本来被料定不是俄国对手的日本战胜了，而大清在这场战争中无所作为，最终不但一无所获，还让辽东土地得而复失。李鸿章的设计，在他去世之后均付诸东流。 在日本，一大帮李鸿章的粉丝，还有学者普遍认为，“三国干涉还辽”的胜利者是李鸿章，他用过人的胆识和机敏，游刃于各国之间，激化列强与日本的矛盾，把身陷险境的大清从被分割的事态中解脱出来。 李鸿章赴日谈判前就向朝廷提议，清国必须联合美、英、法、德、俄、意等列强干涉和谈，向贪婪的日本施加压力。朝廷动用了所有外交运作手段，不惜引狼入室也要保住清国的国土利益。最终，日本中了李中堂的设计。 李鸿章将日本推入了险恶危机，趁势把失去的领土赎了回去，借列强势力孤注一掷保住了大陆版图，其卓识在伊藤之上，其远见在陆奥之先。 日本人还由此相信，还辽的谈判，其实是他在《马关条约》签字之时就已准备好了的。 甚至有人还不知从哪儿得到的信息，说李鸿章在离开签约的会场时，眼中闪过了一丝笑意！ …………………………………………………… 但他们哪知道，8月28日，光绪皇帝召见李鸿章，竟相当冷淡，让这位老臣膝行入殿，甚至痛责他没有尽到责任，赔款太多，割让台湾则大失民心。[布兰德《李鸿章传》]很不厚道的大清皇家似乎忘了，这些条款均非李鸿章自作主张。 朝中还有人在指责和攻击，一帮人穷追不舍，要求结束李鸿章的政治生涯――免官治罪。不杀他就算不错了。 幸好，太后对这位老臣给予了保护。还有那位经常与老大人作对的帝师――翁老师，在这样的关键时候，竟然出面力挺了李大人。 因为只有他能深刻理解到老李的艰难。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如下反映国难当头、万事凋敝，还有老李在战斗的文字： 连续几天没有奏折，电报也稀少，只有李相（鸿章）频频来电，全是议和中被要挟的条款，让人不愿记、不忍记。“数日无封奏，而电亦稀，惟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 他在国内犹是“不欲记，不忍记”，在外面谈判的人，又该是何等的“不欲谈，不忍谈”，加上“不易谈”，而又“不得不谈”呢？ ------------ 第四节一笔后患无穷的交易 现在，责任又落在了李鸿章的肩上。 就目前这一局，虽然日本人是不得不退步，但对李鸿章来说仍不轻松。 还想更进一步压缩日本的要价，这依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 依仗列强力量，并不如表面那么美好。联盟，需实力相当。否则，就是仰其鼻息，脱不了被人宰割。 但大清其他人未必会这么想。“三国干涉还辽”对急欲减少战败损失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个喜讯。清政府转而希望这个由俄国发起的外交干预升级为对日本的武力威胁，从而废除《马关条约》。 光绪帝曾电令许景澄切实探明俄方态度，询问俄方能否以兵舰相助，表示若俄方用兵，则中方愿与俄方密订条约。可见，大清高层已经将俄国视为共同拒日的可靠盟友，并希望通过订立秘密条约的方式使中俄同盟关系在外交上得以确立。 光绪帝还希望三国共同干涉的范围扩大到即将落入日本囊中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具体细节下步我还会提到。 但是，列强的干涉是有限度的，始终把握着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行动，绝不会在额外的地方提出更大要求。 而且从战略上说，三国毕竟还要考虑这些要求，即便不超出自身实力，也要看能否承受得了代价。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三国绝对没打算真的与日本在东亚大打出手，那将需要另作全新的筹划，一个大得不知多少倍、而且结果还很难保证的大计划。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均衡”（本文前边曾作出叙述），三国实际上采取的是“武力吓阻”，有限度的武力（包括显示武力），就要有适度的目标相匹配。 这一点，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一直到当前还经常被讨论的，大清可否抓住时机，再跟日本打下去。 确实，清政府确曾试图借助三国干涉之机，对日本毁约再战。 4月25日，辽河前线的刘坤一和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上奏阻止批准条约，军机处奉旨复电，“新定和约，让地两处，赔款二万万，日人坚执非此不能罢兵。连日廷臣来奏，皆以和约为必不可准。目前事机至迫，和战两事，利害攸关，即应主断。”要求他们“体察现在大局安危所系，及各路军情战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见，据实直陈，不得以游移两可之辞，敷衍塞责”[《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已经可以看出，清政府不甘失败的心理在三国干涉还辽这个意外转折的影响下，被提升为扭转时局的一个又一个希望。 朝中官员又开始有人充满乐观地出主意：应该问问各国，要是不批准这个条约，违反不违反公法。估计各国深嫉倭人，此时肯定会说不违背。那就可以令李鸿章告知倭人要么重谈、要么再打，谅他们也“万不敢撄众国之锋，又必为之俯首帖耳矣”。[据部分奏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 当然，这又是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商议的结果，各方面的反应均未如清政府所愿。 俄方向许景澄表示拒绝中方参加干涉，也不同意对日动武。武力压迫是可以的，真发动武力打击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仅靠大清自身力量，虽然大可再战，但朝廷没人敢战。刘坤一倒是还有信心再战，但军机处对刘砚帅却已经没有信心了。 事实就是，过分的依赖，导致如果没有列强的行动，大清再战和保台，就成为一场空。 历史证明，依靠外人，终究是靠不住的。不但达不到目的，还让列强扣上一顶“得寸进尺”的帽子。 所以，真正打下去的依靠，是中国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列强。打不下去的根本原因，不在俄德法三国，而在大清朝廷自己。 …………………………………………………… 既然这些都不成，清政府只好又想在减少“交辽给费”上挽回一些。朝廷曾多次致电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和驻法参赞庆常，让他们与驻在国政府商议，希望将金额减至一千五百万两至二千万两。但是，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似乎在事关大清的土地上，却根本不需要大清参加这样的讨论。因为，那已经是割让给日本的了。 日本因为已经有了俄德法三国的保证，当然更不会理睬中国的请求。 所以，我们应该能理解李鸿章处在看似轻松、实为辞锐气绌的困境。 无论他怎样努力，日本已毫无后顾之忧，“坚决对中国一步不让”。 欧洲巨兽面前乖巧的狮子狗，转头回到亚洲俨然又成了狮子。同样崇尚龙文化，连头儿都争“皇”的称号和“天子”名份，数千年来终于压过中国一头，日本确实是赢得酣畅淋漓。现在它要在大清的赔款上争回自己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对中国的确是“一步不让”。 …………………………………………………… 20日下午2时半，李鸿章与林董在总理衙门开谈。 任你如何说，日本对赎辽费一文不减。 李鸿章25日的一道奏折中，说到其中的原委――三千万两的价码是早已由他国议定的，处于此等地位的大清根本没有发言权，“此时再以减少相商，三国必不肯协从，日本更无所畏忌，殊于朝交国体有碍。”他猜得一分不差。 “且恐耽延日久，另生枝节。……臣仰蒙特简，际此财力艰难，原冀争回一分即有一分之益，乃徒劳唇舌，无补纤毫，瞻顾彷徨，莫名愤疾。”他猜得也十分准确。 日本巴不得大清不答应呢。 那样破坏谈判的就是大清。 狡诈的日本人再使出什么招数也未可知，交还辽东半岛的事，难保不会有其它的变故。 无可奈何，皇上允准，双方于11月8日下午在北京签订了《辽南条约》。 主要是：日本国将中国让与日本国管理之奉天省南边地方，在日本国军队全部撤回之时，连同该地方内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交还中国；中国迨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即明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将库平银三千万两交与日本国政府，作为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的酬报；中国将所定酬款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日本国军队从该交还地方一律撤回。 11月29日，双方在总理衙门完成了换约手续。 根据《辽南条约》，中国于11月30日收回海城、凤凰城、岫岩，12月10日收回复州，21日收回旅顺，24、25两日收回金州、大连湾。 被日本侵占的辽东领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收回了。 …………………………………………………… 赎还辽南，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屈辱等级更上一级的记录。 在沙俄一手导演的“三国干涉还辽”闹剧中，中国始终处于受人摆布，宰割的地位。 输家只有一个――大清。 借列强的力量来干预，无异于“前门拒一虎，后门进三狼”。人家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来考虑，而且是为了谋求新的好处才出手相助的。所以，接下来，列强该上门来收取“好处费”了。 此后不久，俄国便顺理成章地以加强对东北的保护为“红利”，获得了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利，并从大清手里租借了旅顺港。俄国太平洋舰队终于如愿以偿地，拥有了一处不冻港。 德国则在更后一些的1897年11月，借一个“巨野教案”事件，武力强占了离巨野千里之远的胶州湾，然后从大清手里拿到了“租借合同”――《胶澳租界条约》。 两面三刀的法国虽然一直跟着俄国跑，没单独说出什么硬话，甚至私下里还“唱白脸”，跟日本道了一些颇有几分苦衷的话，但也借着促成“还辽”有功的名义，积极争取包揽中国南方各省的贸易、筑路和采矿权。 骑墙的英国人，则左右逢源。因为大清在重建海军上有求于己，同样拿到了从日本人那里没拿到的东西。1898年，更名为“复济”的“康济”舰从日军手中接收回威海港，威海卫随后便升起大英帝国国旗，成了英国的租界。威海军港虽然回到重建的大清海军手中，但也因置于英国提供的保护之下，自然而然地成为英国海军的停泊地，跟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特别是夏天，这里可比南方的香港凉快和舒服。 这些，基本都是“三国干涉还辽”这笔交易的“附加产品”。 …………………………………………………… 单就还辽这件事（又被日本人坚持称为事件）而言，受害最大的是大清，但似乎心灵最受伤的是日本人。 从中日马关谈判开始，很多日本人就很受伤。现在，又一块到嘴的肥肉不得不吐出来，日本人心中普遍感到无比的酸楚。 评论家三宅雪岭接连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串厥词可以作为日本言论的封面。他的《我对辽东时局的看法》中写道：“归还辽东既有损面子，又丧失一半胜利成果……百战百胜反而招致了外来的侮辱，其责任到底在哪里？”愤怒的他甚至要求外交当局引咎辞职。 没想到，兢兢业业、顽强拼搏，直至躺在病榻上还在坚持工作的陆奥，还有这么落魄的时候。 莫可名状悲愤更是充斥日本朝野。充满委屈的伊藤，还找天皇“求安慰”。天皇揽过了决定还辽的责任，抚慰自己的首相：“永久获取辽东半岛不那么着急，也许以后还能有机会，那时候再取朕不会反对。”[宗泽亚《清日战争》] 甚至很多日本人认为，日本无奈之下还辽，使日本甲午战争的胜利尽毁。 日本政治史学者木板顺一郎曾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政府所实施的‘大陆政策’最根本目的就是从军事上占领和统治朝鲜及中国的东北地区。”这一政策在初次的尝试中无异是遭到了挫败，对照《征讨清国策》集中体现的一贯思想，这次作战，也远没有达到策案确立和灌输给日本人的目标和步骤。 什么“为了东亚永久和平”，从天皇到普通日本人，有哪个会相信，有哪个是为了和平？ 日本人又一次接受了教训――还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 说它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与俄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也不算过分。所以，新的目标已经标定，新的“十年卧薪尝胆”的口号又提出来了。 俄国巧妙设套，步步深入，捞了不少好处，但不幸又埋下了此后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大打出手的导火索……双方不断积聚炸药，就看什么时候点燃。 1904年，日本卷土重来，使用一贯手法――偷袭旅顺港的俄国海军第一舰队，引发日俄战争。经过不惜代价的疯子一样的撕咬，日军在对马海峡打败了俄国第二舰队，重演甲午战争的故伎，攻占旅顺、金州。从此重新将辽东半岛纳入囊中，成立关东都督府，总算是遂了狼子野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趁机派兵加入协约国作战，不去欧洲打，单对“租住”在胶州湾的德国军队动手，等于以武力侵占了青岛这个眼红了很久的地方。 …………………………………………………… 历史经常上演这样的故事：养狼者反被狼咬。我想俄国德国一定很后悔当初既然趟了这趟混水，却为什么没把事情做得绝一点。英国人的后悔，来得晚一些，那是更后来的事。 当然，也不一定。美国人就对日本上演养狼、被咬，咬还之后再养狼的戏。他们以为自己驯出了一条狼狗，至少目前让人看着是这样。 历史也经常上演这样的故事：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让人概叹几十年就如同走过一场轮回。 李鸿章对日本的劝说和警告没有感动日本人，也没有警醒日本人，两国之间的事情发展看上去几乎全部被他言中。 当然，作恶到头的日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新的罪恶种子是不是在日本人心里种下，值得明察。 倒是我们万万不能忘记，只有时刻保持强大，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 第一节轻于一掷的台湾 要说没了台湾，大清“崽卖爷田不心痛”，那是假的。 要说大清没想办法保住台湾，那也不符合史实。 4月10日，马关谈判第五次会谈。这天，总理衙门发出电报，转告皇上的期望：“……彼既垂涎金州之矿，台湾此利尤巨。该大臣既与力争两地土地，能允固善；必不得已，或许倭以矿利，而土地人民仍归我有。此姑备一说，无非为保全境土起见。”[《译署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意思是，试一试，看能不能把采矿权让与日本，而保留对台湾的领土主权。 由于日本人故意拖延，李鸿章4月11日才收到这封电报。 李鸿章只能据实复电相告：“金州已据，固难争回；彼垂涎台湾甚久，似非允以矿利所能了事。”[《复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所猜不差。实际上伊藤比李鸿章还早拿到电报内容，已经连夜研究，当然清楚大清皇帝的意思。为一举使光绪就范，打掉这种幻想，伊藤便在11日这天，给了李鸿章一个最后通谍。 日本人不傻，只要拿走土地，什么都是自己的，做什么都方便。凭什么还要留块地给你？开个矿不还得到大清来办土地使用证、采矿证，以及这证那证？ 被夺走的要不回来，未被夺走的也已经中了伊藤毒辣的奸计。澎湖失陷，联合舰队在海上巡弋，与大陆之间的通路已经被隔断，台湾已成日本囊中之物。 对大清来说，无力反抗，予取予求，这才是世上最“虐心”的事情。 …………………………………………………… 说实话谈判中，李鸿章从敏锐地发现日本人的企图起，就极力阻止，拿台湾靠近南方英国在大清的势力范围，英国人可能会干涉，想吓退伊藤。 但伊藤全不在意。因为伊藤有把握，英国与日本早就坐在了一条长凳上。 然后就是前边已说到的了，大清一度将希望寄托在“三国干涉”上，想扩大干涉还辽的战果。 5月13日，光绪帝通过总理衙门电谕许景澄：“辽东地方借三国之力，倭允归还，大有利益。现在和约已换，三国视事已了结。惟台湾众情不服，势将变乱，难以交接，此中国最为棘手之事。闻台民不愿从倭，意在他国保护。著许景澄将此情形密商俄外部，能否仍联三国，设一公同保护之策……”[《李鸿章全集》] 这个策，就是将台湾交三国或某一国来予以保护。而且，这一度看来是可能的。 但在保台问题上，三国一致表示绝不参与。 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对许景澄称：“俄国不顾台，亦不能再向日本说话（向日本施压）。”[《李鸿章全集》]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代表法国政府告知奕劻：日本已经允让辽东，法国对日本占领台湾不便干预。 而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更是以充满戒备的语气向德国驻俄大使指出：“中国这个阴谋的显明目的是要使列强卷入与日本战争，因为没有战争，日本是不会放弃台湾的。”[《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 大清仰人鼻息自取其辱，遭到了无情的嘲弄和拒绝。 跟日本人一样，大清也不是这场交易的主角，所有的事情，都得听从三国的安排。 …………………………………………………… 除此之外，一些官绅也已经早早行动起来，试图运用“远交近攻”之策，“以重利求大国力助”。实际上，同样是幻想依靠欧洲各国来保住台湾。 可惜，他们也错误地在求助的对象上首选了英国。 在4月22日，《马关条约》送达朝廷之日，张之洞就曾致电署理（代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提出请英国军队帮助守卫台湾——“守口聘英将，巡海乞英船”，以“庇英自立”。[《张文襄公全集》，见《中日战争》]当天，唐景崧就与英国驻淡水领事金璋进行了商谈，提出将台湾交与英国保护。 对自己的这一举动，唐景崧在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解释：“方今中外局势已成，非借西法联络各国无以自立。必先去我疑忌，且必有利与人，始肯助我。”27日，他便正式建议朝廷，将台湾归英国保护，“土地政令仍归中国，以金、煤两矿及茶、脑、磺三项口税酬之”。[《台湾唐维卿中丞奏稿》，《中日战争》] 多方均想到了这个最大的“砝码”，但我们知道，精明的英国人完全无法依靠。 时间上看，“三国干涉还辽”刚刚开始，英国内阁会议决定乘着纷争捞取利益，已经确定把宝压在日本身上了。 甲午之战前主持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雪中送炭地鼓励了日本的战争行动，日军击沉“高升”号后，又阻挠英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斐里曼特“我应被授权实行报复”的要求和采取的一些动作，转而做出公然偏袒日本的事件认定结果……在日本人巨额贿赂“活动金”无法说清去向情况下，显得比较可疑的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又继续发挥了作用。 他不但坚决以“办不到”回绝了大清公使龚照瑷，还电令英国驻日代理公使劳瑟主动向日本外务省“辟谣”，而且，还无耻地出卖了中国，将清政府的行动内幕密告日本，提醒“中国已得悉贵国将要求占领台湾岛作为和平条件之一，而欲预先杜绝日本之要求”，一再表明，为英日两国友谊，英国已经“断然拒绝其提议”。[《日本外交文书》] 这跟英国在“三国干涉”中对日本的恩惠可以看作是一体的，英国此时正想如何从日本人那里换得好处呢。 …………………………………………………… 其实法国人倒是有点动心。 法国人感到面前有一个机会，想捞一把额外的好处，而且已经拉拢西班牙跟自己联合。 但是，对于迫日还辽的“三国联合”，一国行动牵动其它国的利害关系。法国的独自行动，无异于是对三国联合的过分借重和谋取私利。 不要忘了，德国的初衷，只是抵消俄法国盟的压力，可没打算让自己的死敌法国趁机捞油水。 所以毫无疑问，法国人的企图遭到了德国的坚决反对。 非但如此，德国还暗地里使坏，为日本出谋划策，来抵制法国。很简单，外交大臣马沙尔只需给青木周藏一个“定心丸”，说：“如法兰西或西班牙致送照会，可以明确答复，日本将决心占领台湾及澎湖岛。”[《日本外交文书》] 面对德国反对和暗中阻挠，法国占领台澎的图谋无法实现，只好忍痛放弃了这个好机会，稍稍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 在这些肮脏的“国际交易”中，大清根本不可能实现“暂弃实利、以保国土”的幻想。 …………………………………………………… 大清舍弃台湾的结局已定，无法挽回。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加紧做割占台湾的准备。5月10日，即烟台换约的第三天，日本政府便将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晋升为大将，任命他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然后，又成立了一个事务局，任命了全套的官员。 时隔二十年，这个机构再次成立。恰如当年一般大张旗鼓地，这次，真的是更象集体去上任了。 历史真是不负有心人啊。 当年不顾身份低微，敢向高层请愿出征台湾的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官、陆军少佐桦山资纪，如今已官至大将，是日本的重臣。当年率先潜入台湾侦察的马前卒，二十多年后终于被委以最高长官的重任，接替西乡从道，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在日本的催促下，这一边，大清朝廷委派李经芳赴台交割。 倒霉事总是落在这对父子头上。这算是什么样的差事？据说，李鸿章闻听朝廷决定之后，竟连说：这是要把我们父子推上绝地。 当然，这个绝地，也不是说台湾多危险。而是更严重的，还要再背上一个千古骂名。 但是，明知是骂名也没有办法躲开，李鸿章纵有一千一万个不乐意，最后还是得同意。 因为皇上也急了。 李鸿章耍了一套把戏，借口李经芳生病，想推回这个任命。皇上的反应是：实在是在奇怪了！ 皇上对李经芳突然得病根本不信，肯定明白这套把戏，于是电谕李鸿章，连同李京芳未来京交差反而返回任上（不管是真是假）一阵数落，“李经芳随同李鸿章赴倭，派为全权大臣，同订条约。回津后尚未覆命，何以遽行回南？昨派令前往台湾商办事件，又复藉病推诿。殊堪诧异！李鸿章身膺重任，当将此事妥筹全局，岂得置身事外，转为李经芳饰词卸责。”最后严厉地吓唬，“现在倭使将次到台，仍著李经芳迅速前往，毋得畏难辞避。傥因迁延贻误惟李经芳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5月30日，李经芳带着道员马建忠、顾问科士达等，乘德国商轮公义号由上海启航，于6月1日抵台湾海面。 2日下午，日本政府所派“台湾民政局长”水野遵也到达了公义号。 史载：“政府乃派李经芳为交付台湾大臣。经芳之澎湖，与桦山指交于舟次。自是台湾属日矣。”[《清史稿》]双方在海上进行了台湾的交割。 这种交割，其实纯粹是一个形式，无所谓在哪里。 李经芳没有踏上台湾土地，历史上说是由于害怕“见到”台湾人民。也许，这个时候到台湾土地上，真说不准被群情汹涌的民众打成什么样子。 有人由此展开丰富想象，说桦山奇怪大清使者为什么不去台湾，这是顺杆溜的推测。桦山根本就没亲自出席，也没功夫来见大清使者，更不会现在登上台湾。 这充分说明这个交割仪式，也不过是给日本的军事占领提供一个所谓合法的依据罢了。 因为早在交割的四天前，日军已经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 这又是因为，台湾内部起了变化，让日本人非常着急的变化。 …………………………………………………… “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指日本）。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黄遵宪的这首诗，写出了失台的痛彻心扉。 中华开台湾之土，明末荷兰侵入，郑成功驱逐异族出境，至康熙朝施琅攻台，郑克塽降清，台湾回归大一统。可惜开始朝廷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后看到法国、日本先后伸出狼爪子，准备好好建设一下，大清此时已把一个国家治理得民贫国弱，列强纷纷分割我领土，大清终以“京师为重，台湾为轻”，以至轻于一掷，将台湾弃于“蕞尔小邦”倭寇之手。 在台湾官绅百姓的一再陈情和抗议声中，署台湾巡抚唐景崧两月之内上奏电陈达二十余次之多，最后哀求朝廷“台湾属倭，万众不服”，“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4月19日，接总理衙门复电，朝廷仍然老调重弹称：“割台系万不得已之举。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然后便冷冷地命令：“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 此电一出，台北立即鸣锣罢市，绅民拥入巡抚衙门，哭声抗议声，声震天地。 当此情况下，处在非常关头的巡抚唐景崧备受煎熬。 唐景崧（1841—1903），字维卿，桂林灌阳县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这曾被认为是个极有前途的起步。但三年后派往吏部任候补主事起，唐景崧却空怀着“治国平天下”的壮志，在吏部过了15年的打杂生活。 1883年初越法战争中，唐景崧冒出个大胆的建议（这可是犯朝廷之忌，确实是大胆）：资助和招安黑旗军与法军作战！这样既可避免中法直接开战，又可打击法军的气焰，清廷则能保持决策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并毛遂自荐，请求前往越南招抚刘永福。这顿时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刮目相看。 唐景崧孤身抵达越南保胜，劝刘永福投身朝廷，为刘永福出谋献策、参与指挥，连续打赢了河内、山西两战役，以功赏四品卿衔。 1884年越法战争终于打成了中法战争，双方扯明了动起手来。唐景崧奔走于援越桂军、滇军、黑旗军和抗法越军之间做协调工作。特别是亲自跑了一趟，将法军的克星、退休老将冯子材请出山领兵上阵，东线战场大获全胜。唐景崧还奉张之洞之命募成景字军4个营，亲自率军入越会同黑旗军、滇军作战，与云贵总督岑毓英联手，组织和指挥了宣光攻坚战，在西线战场上取得了临洮大捷和宣光大捷，法军遭遇亚洲“滑铁卢”，好战的法国茹费里内阁轰然倒台。 怎么看，这些也不全是白给的，唐景崧应该是有两下子的。所以，中法战争结束后，唐景崧便以功“赏花翎，赐号迦春巴图鲁，晋二品秩，除福建台湾道”，当上了巡视干部。后来台湾建省，又任台湾布政使，成了实职的副省级地方大员。客观说，唐景崧初到台湾，便办书院、兴科举、劝农桑，倡导修建铁路，发展生产，教化台南少数民族，做了不少造福台湾人民的事情。 但在战云密布的时候，担任台湾巡抚，确实算不上幸运。 为反对割台，唐景崧甚至到了不顾君臣纲纪质问皇上、公开声称抗命的程度，“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今见割台已无可挽回，又针对朝廷任由人民去留，无异于撒手不管，而苦谏告诫：“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台海思痛录》] 这个警告，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部应验。 …………………………………………………… 台湾的声音，在中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共鸣，一时间地方声援台湾、反对割台呼声四起。 清政府在这片声浪中，不断丢失本身就已岌岌可危的威信。 1895年7月15日，上海《申报》以《论台民义愤亦足以震慑人》为题，发文严正指出：“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 仍处于封建时代、受到晚清政府严格限制、为满清愚民政策围困的报纸，被李鸿章对外评价为“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申报》发出对日本，也似对朝廷的怒喝，不亚于第一声惊雷，足可谓是惊世骇俗。 而台湾官绅军民所干的，更是前所未有的壮举。 ------------ 第二节沧海横流显英雄 求朝廷不行，寄希望于外国也不行，已经无望的台湾人民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家园，实现自己的忠烈誓言： “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抗日保台，必定战火连天。连日来，一些重要的官绅不断聚会协商，要成立机构，统一组织指挥台湾军民行动。 这是一件大事。所以，台湾绅民5月15日电告总理衙门及各省大吏，作预先声明：“台湾属倭，万民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 请注意这关键的几句“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里边透露着重要的信息： 一个，台湾将要一“岛国”的形式，独自起来拒倭自保；另一个，实质上不独立于大清。 16日，唐景崧也电告总理衙门：台民“愿死守危区，为南洋屏蔽”，“此乃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其拒倭与中国无涉。” 台湾人民在“事难挽回”的情况下，决心要自主拒日保台了。 5月25日，士绅丘逢甲率台北民众拥到巡抚衙门前，组织被大清抛弃的官兵民众，正式成立自己的政权。 这种绝地自保、不惜孤注一掷的勇气十分可嘉。还有引人注目的是，台湾绅民宣布成立的是一个有别于大清体制的政权――“台湾民主国”。 这个“民主国”虽不完备，但也有向共和国家学习的影象，这说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已经开始在大清国土上悄悄播种和发芽，而台湾以地理优势，率先接触并开了“先河”。 这样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有些史书只注意到了台湾民主国其实并不完全，而争论此举算不算得上是独立建国，其实，这根本没明白台湾官民采取此法的真正用意，也没有抓着问题的关键。 此前在商量保台之策时，前驻法参赞陈季同先提出了“民政独立，遥奉正朔，拒敌人”的策略。大家更认为：“万国公法有‘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之条，全台生民百数十万，地方二千余里，自立有余。”[《台海思痛录》] 这说明台湾有明白人。 历史充满辩证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去看，形式上的“独立”反而是为了保全国土完整。 台湾官民采取的，是以公法为支撑，以“自立民主之国，谋求列强的承认”的手法，转而将日本推到“再次侵略一国”的地位，配合列强的干涉，以拒止日本占据台湾的策略。 大清朝廷虽然也认为，“台湾民变，将劫唐景崧、刘永福守台，”但也明白看出，台湾官员民众此举实际是“别求各国查照公法，从公剖断。”[《清史稿》] 这一手棋，实出乎日本的预料。 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才是令日本人震惊和万分着急的。也是前边所说，日本军队在交割前便开始攻台的原因――扑火。 决不能再让洋人插手进来。 …………………………………………………… 不管本人愿不愿意，在向北哭拜中被拉起来，怀中塞上一个大印、一面国旗，大清巡抚唐景崧被推举担任大总统。这个称呼也许就是此时创立起来的，比中华民国实际设立总统还早了16年。另外，台湾改布政使司为内务衙门，改筹防局为外务衙门，改全台营务处为军务衙门。在三个衙门之外，还设立了议院。 当然，尽管硬话该说的都说了，大清朝廷命官唐景崧还是无法也无意与朝廷决裂。 这个“台湾民主国”也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是如电报申明的“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也就是仍然“遥奉正朔”。 民主国在告各国的“独立宣言”，同样申明了“今须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 这也表明在精神上，他们坚持永远是中华的一部分。 这一点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朝廷可以轻掷台湾，台湾却从未自绝于中国，采取此法的先辈们早就一再清楚地说明了。 不必再去争论什么“台湾民主国是不是独立建国”了，说“台湾早已独立”的，至少是忽视了那一封封电报、一件件文件所表达的这两层意思。 甚至还有些畜牲是故意视而不见、混淆视听，对保卫台湾的官绅军民的初心恶意中伤，或对历史史实恶意地改造和利用。这些畜类就是“胎毒”分子们，吕秀莲血盆大嘴一撇，“‘民主国’为台**立之始”，还有那个“前半生知道自己是日本人，后半生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的李登辉，不管是“民主国”还是“日据时期”，一样都拿来作为“胎毒”的理论支撑。提起这帮玩意，心头简直立刻有千万个不文明用语滚滚而过啊。 所以，不可将史上“保台”之策与独立等同视之，也不能任凭小丑玷污先烈。 台湾成立三个衙门，任命了大臣，只是方便对外联络交往所用。“所有应办事宜，即着该衙门悉心核议，呈请抚台核夺。其余地方民事，仍由道、府、厅、县照旧办理。抚台于外洋各国称台湾民主国大总统，而于本省文武属员仍照衔相称。” “台湾民主国”所制的长方形“蓝地黄虎”国旗，尽寸比大清黄龙旗略小，虎象征的地位本来就在龙之下，加上特意使“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也是表示了臣服于中朝的。而所改年号“永清”，也寓有永远隶于清朝之意。 …………………………………………………… 只是中朝更可认为是中华。可惜那个满清皇帝，却没有这样的胆魄承担重任。大清从此再没有这个资格来继续担任中华正朔，事实上已经很清楚了。 对于台民成立“台湾民主国”、组织抗日自保，大清朝廷的反应竟然是一片慌张。 自此前听说日本人已经准备大举进攻台湾的消息之时，朝廷已经不敢存一丝挽回之念，只要眼前能保持苟安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只谋求保辽东半岛，一切关于保台的外交便偃旗息鼓，不再声张。 十分可惜而令人心酸，台湾人民满心希望借成立新政府来获取外国的支援，却最终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各国的承认，连同情都不会有。地球上什么时候有国际间的公义，什么时候能求来帮助？ 直到现在，一些小国小民族的命运，还不是掌握在大国强梁的手中，你想独立就独立，你想统一就统一？霸权仍然可以打着人权幌子侵入别国，或为“消除威胁”不远万里迢迢地去灭掉一个“鞭炮厂”，却一边指责我们在自己家的土地上“盖房子”……而大国之间呢，面对桌上高喊和平合作，桌子下面“踹脚”，我们国家又有多少天不是在惊心动魄中度过？ 对当时的台湾来说，中央朝廷都已经视之为弃地，视参与保台的爱国官兵为异己、为悖逆了，哪国还会在这个时候为台湾而与大清政府产生芥蒂，与日本发生龃龉呢？更不要说介入这场战争。 而且，为了“免致日人借口”，朝廷早就一面电令唐景崧开缺“来京陛见”，“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内渡”，一面指示李鸿章催促李经芳迅速“前往商办”，搞好交割，以示“中国并无不愿交割之意”。[《清德宗实录》]早脱手省得被烫着，完全是一副害怕被台湾连累的样子。 现在台湾又搞出这么个“民主国”，还非得“遥奉正朔”，估计大清吓也要被吓死了。 所以，台湾人民“固守以待转机”，终于没有等来大清。直到五十年后，才等来了1945，中华民族历尽艰难牺牲缔造的抗日战争（中国第二次对日战争）的胜利。 这是全民族未忘记台湾同胞、在救亡中也为台湾奋斗的艰苦努力之果。 …………………………………………………… 而在1895这场悲壮的斗争中，台湾人民只能拿起武器、拼出性命，与侵略者周旋。但却无法避免孤军奋战，并步步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保台从开始便遇到了很多困难，很多又是相当不利的因素。 首先，不是所有人都能与台湾并肩战斗。有一部分官员留下，但多数的官员根本没那个胆，能舍出性命。再说官员忠于的是满清朝廷，富贵荣华要依附腐朽的皇权赐给。留下，不被扣个反叛的罪名，也要问个抗命不遵。 所以，得到朝廷电令之后，这些官员如遇大赦。台湾的府、道、厅、县官员及将领一下子去了一大半。 民主国一成立，要干的第一件事，竟是立即任命新的官职以填补空缺。 当然，这个时候出头的，可不是争权夺利、谋取好处的。不过还好，台湾抗日的领导体系才得以维持，没有因大批官员内渡而趋于瓦解。 反割台武装斗争，至少从一开始，仍然还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另一个不利因素就是随着割台，防守台湾的官兵也大为减少。 台湾原有的驻军仅二十余营。甲战争爆发后，巡抚邵友濂为备战，陆续招募了一些新营。后来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奉命带兵赴台。有意思的是，邵友濂虽然调到了湖南任巡抚，但还通过关系，帮台湾从广东拉来了大队清军加以支援。旧有的加新募的各勇，一度达到八十个营（“统计当在八十营之数”）。 唐景崧署台湾巡抚后，对编制义勇的工作更加重视，认为：“湘、淮勇丁到台不服水土，又虞吃紧之际，难于隔海招军，惟有就用台民之一法。”[《收署台湾巡抚唐景崧文》，《朝鲜档》]于是更加紧了就地征召义勇的工作。 后来的事情证明他的这些决策是对的――不仅仅是“不服水土”的问题，而更是由于备战打仗的责任终于解脱了，清政府饬令一下，驻守台湾的一些将领，包括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及统兵官廖得胜、余致廷等将领先后回到大陆，走了当然要带着所属的清军一并撤走，所以在台清军营数大为减少，于是义勇作用更加明显。 民主国成立后，大总统唐景崧立即着手整合力量，部署各处防御。能用上的全都用上了。 除由全台义军统领丘逢甲统十营义勇外，又任命吴汤兴为台湾府（台中）台军统领，统六营义勇。其后，已经转型为“正规军”将领的刘永福又当上了义军统领，带十一营协防台南。 台湾防御上就成了爱国清军与义军的联合体制。 这是台湾军民在当时形势下的一个创造，为反割台武装斗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说它是一个重要支撑也不为过。 但，守台还存在一个重大的内耗性因素，就是内部矛盾未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 守台的清军本互不隶属，联合作战也是比较松散，这是整个大清国防力量与生俱来的根子上的劣势。后期作战基本上是捏合在一起进行，效果如何，也全凭临时指定的指挥员的本领，以及各将领的良心和胆气了。 在生死存亡、最需要团结一心形成整体力量的情况下，清军内部特别是将领之间也带着成见、矛盾，始终不能消除，并经常在关键时候成为破坏战局的因素。 比如，台湾北部重镇基隆附近要地狮球岭本来由道员林朝栋率栋字十营驻守。林为抗法名将，当年随刘铭传守台，就在基隆这地方与法军作战，战功卓著，“所部将土皆前随征之人，地势险要甚悉”，“且训练有法，颇负时望”。此外，林朝栋还负责大湖与东势两地抚垦局的事务，实际上是台湾中北部地区的开垦与抚番工作，多年来恩威并施，很多闹过事的番社头领转而服从林朝栋，这对组织原住民力量是不可多得的条件。 但是，他与基隆守将提督张兆连不和，唐景崧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将两人分开，于是把林朝栋及所部调往台中。从后来的战局看，这一招“俗手”整坏一盘棋，削弱了台湾北部的防御力量，帮了鬼子的忙。 保台“布局阶段”就出现的类似的“恶手”、“俗手”还有很多。 黑旗军首领、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军支援台湾。这本身是难得的一支力量，但台湾巡抚邵友濂、蕃司唐景崧却忌惮刘永福，便奏调黑旗军驻防台南穷荒之地，他们则坐踞台北富庶之区。唐景崧升了台湾巡抚，战事也越来越紧张，据说，刘永福建议合力守卫台北冲要之地，提出唐管政务，自己管军事，但唐巡抚，这位曾拉黑旗军为朝廷效命的老哥们拒绝了所有这些极为关键的建议，把刘永福钉在了台南。 当然，这是后来人的判断，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要说仅仅是“为俩钱”这么简单，那可就过于浮浅了。 可能，刘永福的建议让被朝廷认为、自己也认为“颇为知兵”的唐景崧感到很不痛快。 最为可能的是，唐景崧对“天地会”出身的刘永福，实际上仍然充满戒备，谁知道他会不会再趁这个时候，在台湾反一把？ 但唐景崧很自信地将大量清军布置在了台湾北部，由自己直接掌控，担负台北的防御，而将台中分给丘逢甲、林朝栋，台南的防务交刘永福负责，这个却是事实。 事实还有，唐景崧实际上根本无法掌控多数是从各省调来的清军。事情也坏在这些正规军身上。 这件事也让我们很悲哀地看到，至少在对情势的认识和战略部署上，主要官员和将领之间也发生了分歧，出现了裂缝。 虽然丘逢甲也认同刘永福的主张，极力斡旋，仍不能促成唐、刘合军，台湾抗战因而种下又一大祸根。 台湾的防御竟然最终还是保持着原状，形成了分区把守的部署格局。于是，力量分散又导致“逐次抵抗”几乎成为唯一的战术选择。 ------------ 第三节身世浮沉雨打萍 保卫台湾之战，绝对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一部分。包括日本也一般是这样看的，如《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可在台湾研究者的著述里，一般另称为“乙未之役”（1895岁次乙未）。读来总觉得这其中颇多意味。 起初可以理解为满含被弃的悲凉和怨意。后来也愈加明显带了一些想拉开距离的政治色彩。 和约已成，台湾已割让，甲午那场战争似乎随着大清朝廷与日本停战而结束。朝廷，置身于人民与日军的战争之外。 所以，这场斗争也被有的研究者愤而称为“没有满清的甲午之战”，这一点倒也不委屈大清英武的皇上。 但台湾人民，当然也包括部分爱国清军官兵的英勇抵抗，厚厚一部巨书也难以写完。这段历史，读来胸中总会悲情与豪气交织。 这是在没有外援、孤立作战中，英勇牺牲的勇士们续写的光照千秋的甲午抗战巨篇。不说规模，从给敌造成的巨大损失上讲，反割台、保台湾的战斗，足令满以为可以轻取台湾的日本人哀叹。单从精神层面上讲，也足以令鬼子的“武士道”相形见绌。 这种英勇不屈、宁折不弯的气节，也让那些因自顾保命、纷然逃避，主动投敌、以保富贵的人，更显渺小、更显可悲。 …………………………………………………… 5月29日，未等中日双方交割台湾，日本便发动了对台湾的攻击。 桦山资纪在上次侵台时，组织和带领侦察人员，先于日军大部队第一个登上台湾，晚于日军大部队很久最后一个撤退，充分进行了探查活动，算是对台湾情况最熟悉的鬼子官了。他采取的策略，当然会有很强的针对性。 日军选择从台湾北部登陆。从战略上讲，那里是台湾的经济中心、富庶之地，又是台湾的政治中心、省城所在地，按日本人的如意算盘，迅疾攻击、直取台北，大局可定。 鉴于上次西乡从道偷袭台湾的教训――当然那也是没办法，日本人想先占据土蕃之地，按日本人的逻辑――那里尚未开化、不服王化，不能算大清的领土。结果，虽然杀人放火、干了些坏事，但也被山地凶悍好斗的原住民缠打得焦头烂额、损兵折将――这次是大清转让土地了，就不必顾及国际观瞻评论，直向开化的地方去行了，正好先不跟土蕃们斗。 如果台湾民众还不服，就以这里为基地，采取从北向南步步推进的策略。这不是日军多笨，而是有点懒。台湾地幅窄长，日本人从祖上起便熟悉和擅长在这种战场作战，日本所谓战国也不过双方打上几次最多几万人规模的决战，便可奠定乾坤。相信凭现在的实力，可以一举扫荡全台。 日本人登陆战术上似乎并未大意，象模象样地安排了佯攻和牵制。联合舰队先向基隆的金包里猛烈炮击，摆出攻击的姿态，实际上陆军突然出现在基隆东南五十里的三貂角湾。 参加攻台的日军部队已经增加为两支。 起先，日军组建的是总督府直属部队――由比志岛义辉率领，从第一、第六、第四师团抽取兵员组成的一个临时混成旅团，共有将校228人，士兵6494名，随军役夫5636名。 这支部队曾攻下了澎湖，但由于伤亡，更多的是挤得象牲口一样密的运兵船上暴发霍乱，减员严重，竟达1100多人。加上日本人已经发现岛内形势不好办，以现有兵力肯定不够用。所以，日本决定增派近卫师团，让天皇的亲军上阵。 于是，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率所属近卫步兵第一旅团(旅团长川村景明少将)、近卫步兵第二旅团(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共有将校360名，士兵14209名，役夫700名），首先出动，于29日登陆三貂角湾的澳底。 还是如一场旅行一般，从容登上了台湾土地。 清军零星的反击让敌人胆气大壮。气势汹汹的日军不等全部上岸集结，便迫不及待发动了台北地区作战。 …………………………………………………… 虽然，伊藤给了日军一个很绝妙、很得意的选择，占领澎湖，便停下不动。已经割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剩下的就看他在谈判桌上怎么使手腕，没必要让士兵去送死。 他的计策完全成功了。台湾被割给日本，剩下的工作就是去接收罢了。 但，他们还是过于乐观了。 桦山资纪选择台湾北部作首要攻击地区，这也是个相对不错的主意。但一鼓而下、进占全台的打算，却大错了。 伴着日军对台北地区的攻击，台湾武装抗日斗争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5月30日黎明，日军先头登陆部队经一夜休息，便以近卫步兵第一旅团为前卫，向西进犯。 日本人的头疼才开始。 日军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台湾山地复杂的自然地形。 澳底向西北到基隆的五十里地，沿途重峦迭嶂，山势险峻，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崎岖难行。这让本身来自穷山恶水的日本兵也感到难以应付。 轻装的步兵还好一点，日军炮队就只得“将炮身和炮车分解，由土兵分别肩扛”。就是这样，一路上“驮马由于过度疲劳，或倒卧中途，或坠落涧底，军需均靠人肩运送。”不时还有士兵“误从悬崖坠落”。 日军随即便遇到了第二个麻烦，就是彪悍倔强的台湾人民。 日军强令群众搬运物资，并向他们征收粮物，但沿途人民都拒绝与敌人合作。皆“倔强不肯从命。以土人做民夫，中途逃亡者甚众，无奈系绳于其腰间，由士兵监督，鞭打使役。”当日军上前询问道路时，多数回答是“不知道”。日军“欲以小惠结其欢心，反招其轻侮”。 穷凶极恶的鬼子便对手无寸铁的群众以杀戮相威胁，还毫无羞愧地称是“故不能恩威并行，宁可以威势使之屈服。”[《日清战争实记》] …………………………………………………… 即使动用毒辣手段，日军也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才到达了三貂岭。 史上说该岭最为险峻，是日军必经之路上的防守要点。可是，日军虽然累得要命，所幸这里却无防兵把守。 捉襟见肘的唐景崧失算了，闻听敌人上陆，急忙派兵补漏。临危受命防守三貂岭的，是新近从广东赶来的吴国华率领的700粤勇。因仓卒部署，诸事不齐，30日上午吴部清军出发时，三貂岭就已经被敌占领。 敌情已明，唐景崧又急忙派出营官胡连胜，并急调顶石角营官陈国柱、金包里营官记名提督陈得胜、狮球岭营官知县包干臣等，各率粤勇数百人前出迎敌。 第二天，31日，日军前卫侦察分队遇上了清军。 短暂的接触战斗之后，因为摸不清底细、自身力量有限，日军未敢妄动，于是，继续向三貂岭集结部队。 到了2日拂晓，日军前卫、近卫步兵第二联队自三貂岭宿营地出发，以大战前的姿态，向基隆杀来。 上午7时50分，日军在瑞芳发现了守卫的清军。 清军各部集结在瑞芳扼守，除前边几队，还加上了1日拂晓才赶到的广东守备刘燕带来的炮勇及5门格林炮。好不容易把大队人马集结齐，本来准备2日早晨整队出战，正遇上日军攻来。 双方就在瑞芳展开激战。 这一仗，清兵灵活利用地形，拼死抵敌，或“隐于村落的土墙后”，或“潜于茂密树林之间，巧妙地利用地物猛烈射击”。[《日清战争实记》]日方也记载：“敌人的抵抗意外顽强，或仅仅以数十名前来逆袭，或单独潜伏房屋竹丛中，待我通过后加以狙击……我方死伤较多。”[《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 但清军的火力根本难以与日军相比，只能以血肉之躯抵挡。激战中，清军也伤亡惨重。提督张兆连重伤，记名提督陈得胜战死，日军两路包围威胁较大的清军炮兵阵地，刘燕督率炮兵与日军近战，死伤甚众。亲临指挥和督战的刑部主事（时任台湾布政使）、督办全台营务处俞明震，率亲兵上前助战，加入了战斗，也被弹片击伤。 尽管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瑞芳终于没有保住。 …………………………………………………… 3日上午，近卫师团进犯基隆，远远地便首先受到狮球岭炮台清军的炮火迎接。 但日军有军舰支援，能够不断地从海上向基隆炮击。正午时分，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川村景明指挥八个中队向基隆市街发起猛攻。清军冒着倾盆大雨，在咫尺难辨的云雾中与敌人苦战五个小时，直至下午5时，街市终被日军突入，随即又与敌人展开了巷战争夺。 基隆陷落。但惨烈而英勇的抵抗也让日军胆寒。 两名清军士兵神色刚毅地看着敌军冲近，从容引燃了火药库。爆炸使日军死伤近50名（炸死军官一人、士兵二十人，炸伤军曹一人、士兵二十余人），并炸伤夫役一百余人，其中重伤十七人。[《日清战争实记》] 在进攻基隆的同时，日军分兵向基隆市街西北、扼台北通路的狮球岭发动攻击。 但是，一类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的玩意――败类，又出来了。奉令前去防守狮球岭后路要地八堵的中军副将黄翼德，一到八堵，便立即回返，谎称狮球岭已失，加上大雨不能扎营，唯恐省城内乱，唐巡抚安全为重…… 狮球岭只剩下知县胡友胜的粤勇四营，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支孤军。 没有援应，胡友胜和这支孤军浴血苦战，顽强抗拒。日本随军记者描述：“我军虽集中射击，而守军却巍然不动。风雨愈急，日近黄昏，枪炮声与风雨声相合，相当凄厉可怕，真不知何时才能攻占！我军再合力攻击，而炮垒后面仅有险峻之栈道相通，前面亦仅可攀，难以发起冲锋。在炮垒与市街之间，是水田与竹丛，且相距甚远，我军架设在炮垒下面的一门山炮亦不能奏效。”[《日清战争实记》] 日军占领基隆市街后，四面包围狮球岭。已无逃生希望的守军奋力杀敌，战至下午6时，伤亡殆尽，狮球岭终被攻陷。 确保全部占领基隆，跟随日军前进的桦山随即将总督府大本营设在基隆城中。在此之后，他却忽然停止了进攻。 连日的战斗中，清军的表现一时令日军胆寒，日军在战场上一直敢于实施的小股多路突进的打法，放在此处似乎显得太过冒险。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勤跟不上。 据《日本侵略台湾档案》辑录的日军档案记载：“在三日完全占领基隆之前，大家都很忧虑，因为我们携带的口粮已经完全吃完了。道路险阻，没有运输能力，后方完全不可能有粮食补充。” 日军冒着弹尽粮绝的危险全力占据基隆，不得不暂时停止攻击，就地稍作休整。 …………………………………………………… 可是，清军又开始犯甲午开战以来惯见的毛病：只能打一阵，然后便急转直下，而且一溃就是全溃。 日军攻陷基隆的消息传来，驻守台北的清军却未见敌踪先丧失了斗志，不打自乱了。 6月4日，前线退下来的俞明震等进见唐景崧，会商结果，是兵力空虚台北难守，只能弃守。 弃守在战略上有时是为了重整兵力、防线。俞明震力劝唐巡抚暂时退守新竹，与林朝栋、刘永福二军联合，以图再举。 但唐景崧却默然不应。这一突然的变化让俞明震心中一沉，知事不可为，便不再强求。于是，长叹而退，自往台中撤去，最后寻路返回了大陆。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又字启东，号觚庵，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斗门，生于湖南。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中进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刑部主事。此段经历与唐景崧十分相似。中日甲午战争前由唐景崧奏调赴台，掌管全台营务（军事工作），1895年接任台湾布政使。之后仅数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俞明震与唐景嵩、邱逢甲等人组织台湾守军抗日，并出任内务大臣。 内渡之后，俞明震任过几地的道台，戊戌变法期间，俞明震积极支持康、梁，并参与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当地推行的新政。变法失败后，转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兼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总办（校长）。后来，他可是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 鲁迅先生在自己的《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恪士师”、“恪士先生”，就是俞明震。1898年，18岁的周树人（鲁迅）进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成为俞明震的学生。鲁迅还在《朝花夕拾?琐记》一文中回忆：“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被鲁迅称为“新党”，出的题目是世界性的知识，超出了教员的认知范畴，由这个有趣的记载中可见俞明震学习和选择的道路，已经基本不同于满清的那一套了。 经过那段历史，还会有很多人选择这条道路，成为俞明震的同道。 …………………………………………………… 俞明震离开台北，走后曾又致函唐景崧：“天不佑中国，无可奈何，公心迹可告无罪。惟计不退守新竹，公宜自为计，不可贻笑天下。”[俞明震《台湾八日记》，见《中日战争》]俞明震知道唐景崧已经动摇，台北局势已非他能掌控，实际是在劝唐离台，不能落入敌手。我理解“贻笑天下”的特别含义是，决不能当叛徒降兵，再向敌人献一次台湾。 其实根本不需要说，他的猜测是对的，唐景崧见前线抵抗失利，自己手忙脚乱安排的防线又这么快就崩溃了，原本就不那么坚定决绝的心便立刻动摇，确实已经在重新估量形势和安排自己的退路了。 果然，当夜前敌溃兵入城时，不知是溃兵还是谁点燃了巡抚衙门。 说法颇多，真真假假，难以辨清。对唐巡抚鄙视的，说是粤勇统领入城后闯衙门找唐巡抚请命，要求再战，而唐的卫队、抚标营的土勇们与粤勇发生误会，相互火并；对广东兵败退十分不齿的，则说是乱军想哄抢府库银两，打砸了衙门……局势无法控制倒是真的。 反正唐景崧趁乱在护兵的护卫下“微服出行”，由抚署后门悄悄出去，先躲藏进德国洋行内，寻机潜行到沪尾，两天后乘德船鸭打号内渡，跑回厦门去了。 被台湾人民寄予厚望的民主国总统最终还是弃职而去，回去向朝廷“请罪”，寻求富贵去了。 这是绝大多数封建官僚的通病，或激于一时义愤，但意志决心不坚，经不起任何颠簸起伏，形势一旦不利，急剧变化也属不意外。很多时候，英雄与懦夫仅仅是一念之差而已。 贻笑天下，这个结果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了，挨骂，也是自取其咎。可能因为他是全台最大的“官”了，份量不一般，查查史书和各种资料，后世对唐景崧可谓恶评如潮。 “想当年”的英雄事迹，顿时黯淡无光，保台以来的一系列安排，也屡遭质疑。清军作战不力，战略安排失当……后人查找教训时几乎没有一条不提到他的。 最为中肯的一句评价，莫过于“半截抗日”，有始无终。但五十步与百步并无差别。 大清没有了台湾，唐景崧自然也失掉了“巡抚”，他被追究抗旨罪责，路上接到圣谕，皇上意思是“不用来了，直接回家吧”，悻悻地回到灌阳县江口村，闭门当起了寓公。 仿佛心灰意冷的唐景崧请来戏班，终日靠听戏消磨时光。不愧是才子，听戏也要听出个名堂――这一听之下，他竟成了桂剧的开创者。 他不光听，还要创演，把桂北地方戏和流传甚广的皮黄戏曲相融合，定曲牌，谱乐曲，在表演、唱腔、化妆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创造。毕竟当过京官见多识广，便仿照京戏的样式，建戏台、搭戏棚，招募艺人乐师，办起戏班“桂林春班”，培养了一批名角，还亲自撰写、改编成《看棋亭杂剧》40出。融南北戏剧特点为一炉的广西桂剧，便在他那个园子里诞生了！在丰富文化艺术上，唐景崧功不可没。 唐景崧邀请好友看戏、下棋，以为精神寄托，他的剧本集叫《看棋亭》，他的寓所里有一座“听棋亭”。亭上一副自书对联：“纵然局外闲身，每到关怀惊劫急；多少棋中妙手，何堪束手让人先。”园内戏台上也有自撰联：“眼前灯火笙歌，直到收场犹绚烂；背后湖光山色，偶然退步亦清凉”。 这两联联面说的是棋和戏，细细品味，却让人感到清楚透露着比单纯的一片萧然更复杂的心态。 观棋一联，隐然是表白自己仍然关心国家命运，不甘心将责任付与别人承担。听戏一联，叹的实际是自己半生辉煌骤然失色，没有把英雄做到底。 但……正是还有一份“每到关怀惊劫急”的情怀，让唐景崧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一条与当时许多士人官员相同的道路――变法。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极大地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马关之耻，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 亲历割地之辱的唐景崧更有切肤之痛，明显倾向变法图强，与康有为结成莫逆之交，慷慨解囊捐钱协助，到处呼吁维新变法。还和广西另一位维新干将岑春煊一起创办“圣学会”和《广仁报》，设立广仁学堂，宣传维新思想，使广西成了维新派的重要据点。 百日维新期间，广西有识之士筹办“新学”，唐景崧同时担任起桂山书院和榕湖书院的山长。1898年，广西巡抚黄槐森在桂林创办“广西体用学堂”（后来的广西大学），又聘请唐景崧主办堂务（当校长），兼任中文总教习。 昔日的唐巡抚，后来的唐校长、唐教授从此便在课堂上，用他亲历的中法、中日战争为例激励学生奋发图强，为振兴国家效力。教着教着，有一些学生便走出去实干起来了，最著名的如邓家彦和马君武，与孙中山共同创立同盟会，参加了革命，去推翻清王朝了。 谁料，这位清朝官员，竟是以这种方式，完成了他悲喜人生的另一个转折。 问此心谁解？有次康有为在唐景崧那里看完“黛玉葬花”后，借题发挥赋诗一首，前半部“妙音历尽几多春，往返人天等一尘，偶转金轮开世界，更无净土眷无亲。”似是叹息人与万物不过皆为世间一尘，开导老唐看开一切、无须挂怀。后半部则实指老唐的尴尬处境，所谓你的心情我最懂了：“黑风饮海都成梦，红袖题诗更有神，谁识看花皆是泪，雄心岂忍白他人。”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大浪淘沙，也将退缩者淘汰出局。用这么笔墨来叙述唐景崧的结局，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极具戏剧色彩，或者很多历史人物本来就很复杂，而唐景崧的人生故事也很具代表性，正是那个时代浮沉者的写照。 往事不堪回首。 …………………………………………………… 巡抚一撤，官兵一散，台北几成空城。基隆那边还在辛苦搬运给养、积攒物资准备再战的日军，从洋人和一些甘为汉奸的（记住这是主动的）乡绅那里获知情报，赶紧派两个中队人马赶过去接收，半夜时分到达城下，只遇到部分未撤的清兵据城射击，对峙到天亮，城头零星的枪声也没有了，日军大呼小叫地攻进城去，清军已退向淡水。 10日，驻淡水的清军主动放下武器，11日，总兵余清胜也率部下五营投降，降兵全部被日军送往福建省海坛岛遣散。 11日，北白川能久率近卫师团司令部进驻台北。人们纷纷逃散，日军则占民房，掠鸡牛，搜军器，好一通忙活。台北一时如鬼入城，“风云惨淡，日暮则道路无人。有闻扣户（敲门）声，则阖室皇皇，相惊以番兵来矣。其骇异之情如此！” 15日，桦山资纪也率幕僚自淡水乘火车抵台北，17日，主持了所谓“始政典礼”，宣布台湾总督府正式成立。 后来，日本政府更是把这一天订为“始政纪念日”，以示鬼子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开始。 但是，这个总督椅子没有一天能坐安稳，因为台湾人民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不会停止。 ------------ 第四节不屈的土地 省城失陷，特别是近5000名清军放弃抵抗，台湾北部局势顿时恶化。 前后左右看看，台北后路仅剩了丘逢甲一支义军。 丘逢甲（1864—1912年），字仙根，祖籍嘉应州镇平（今广东蕉岭），生于台湾苗栗县铜锣湾，25岁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据说丘逢甲无意在京做官，所以返回台湾，到台中衡文书院担任主讲，后又于台南和嘉义教育新学。成立民主国一事，可以看出丘逢甲对西学思想接触很深，从这点又可以猜测，丘逢甲实际上是排斥封建科考，当初有点舍官职而取理想，身体力行推行西式学科，虽然他也在“八股文”教育上取得了成功。 割台消息一经证实，丘逢甲便代表民众，领衔上书抗议，质问朝廷：“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无负朝廷……何忍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 其实，台湾的这些“上书”，多通过都察院转奏，因为言辞激愤、不顾避讳，很多估计都到不了光绪那里。据说，台湾举人汪春源等人联名上书求为转奏，“裕寿田总宪挑剔避忌字样，不肯代递”，还是徐颂阁（徐郙）坚持入奏，才递上去。[此事见《说倭传》]这虽是文人所记，也不可能出现在官方史料，但也比较可信。再说皇上日理万机，忙得很，哪有功夫这些来自下层的呼声呢，何况还句句那么辛辣？ 丘逢甲不讲空话，一手拿笔，一手拿起武器，积极协助自己的老师唐景崧筹划守台，1895年5月23日，被委任为义勇军统领，按唐景崧的安排，与林朝栋配合，负责起台中的守卫。 丘逢甲本以为凭台北清军重兵把守，足以抵挡日军一阵子，争取到时间。基隆失陷，丘逢甲急举义军赶赴台北增援，孰料途中便得知，台北已轻易沦陷，大批清军随即不战而降。 战局发展到这种地步，丘逢甲才认识到，看来大家的估计是过于乐观了。 台湾北部门户大开，丘逢甲势难支撑，只好退回台中根据地。 这一退十分可惜。本来，他可以以更辉煌的事迹登上史册。 因为，他所带的义军，还有名义上归他统领的全台义军，还有更多新近拿起武器的义军，并不问形势如何，只要能战斗和杀敌，他们会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坚持，并马上开始在新竹地区不断地寻机袭击敌人。 …………………………………………………… 日军占领台北后，也感觉形势大好，急不可耐地兵锋南指，要拿下新竹。 新竹，1879年设县，属台北府。1888年，台湾建省，又将新竹分为二县：中港以南为苗栗，隶台湾府；以北为新竹，仍隶台北府。新竹城墙以砖石筑成，高约三丈，宽丈余，有居民近两千户，是当时台湾北部仅次于台北的大城市。 义军大规模加入战斗，就是从保卫新竹开始。 初时，最早驻扎新竹的有姜绍祖一营义军。 姜绍祖(1875—1895年)，年方27岁。幼名金韫，号缵堂，新竹北埔人，原籍广东陆丰县。家称巨富（真是“富X代”），关心国事，散家财募勇，招起来五百人，称敢字营。姜绍祖就率这一营义勇北上增援，原打算守卫沪尾，但省城乱了、官兵跑了，只好退返新竹。 此后，苗栗铜锣湾生员吴汤兴、苗栗头份塾师徐骧、丘逢甲义军诚字正前营邱国霖、苗栗生员吴镇洸等，各率义勇赶到新竹城，一起商量着要收复台北。 除了义军，还有不少清军。先前，台中地区林朝栋的栋军以防军营傅德升、栋右营谢天德为前锋，开出彰化北上，准备增援台北。抵达新竹后，便被知县王国瑞留下来帮助守备。前台湾镇总兵吴光亮一营及提督首茂林、傅宏禧二营，也赶来会合。 一时间，各路义军及清军诸营“不期而会者万人，遍山漫野”。虽然有官兵有民间武装，我们且将他们统称为抗日军。 队伍庞杂，总得有个头儿统一指挥，大家推选吴汤兴为抗日军首将。他有这种才能和威信，同时也有一个官方的正式任命——本身就是台中地区义军统领。 吴汤兴(1860—1895年)，字绍文，原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高思乡。论起来与丘逢甲同乡，还是远亲关系。据说他平时“读书力田，负坚毅之气，冒危难，不稍顾”，“以义侠闻里中”。虽然读书种田，但性格坚毅不惧危难，面对甲午战况，生出了敢于担当的志气，颇有曹刿勇于自任的精神。他的一首诗可以说明，“闻道神龙片甲残，海天北望泪潸潸。书生杀敌浑无事，愿与倭儿战一番！”[《甲午战争史》引自《民族英雄吴汤兴文献》，《台湾风物》] 现在倭儿打上门来了，正应复仇和保台一并行动，当然不能光嘴上嚷嚷“灭了小鬼子”了。 经丘逢甲的举荐，吴汤兴被唐景崧正式颁给“台湾府义军统领”的关防（印信和委任状）。 大清在急需时号召组织团练，一般是由有头面的人物，至少也有个生员、秀才官方身份的人领头。现在保台不分官民，义军又得到官方承认和倚重，吴汤兴立刻回乡号召乡人抗日保台。当地生员邱国霖、吴镇洸闻声而至一起张罗，乡人“各搜器械，具饍粮备应用”，自备干粮刀枪打鬼子。几个人各拉起几营，组成了一支队伍，日夜加紧操练。 台北失陷的消息传到苗栗后，吴汤兴立即率这支义军北上，因他的弟兄全部来自新竹、苗栗二县，所以就被称为新苗军。有史书称吴汤兴为丘逢甲部将，按丘逢甲领全台义军统领一职，这一说也成立。实际包括吴汤兴在内各路义军虽在一面大旗下，但独立战斗的特点也十分明显，何况丘逢甲此后已无意作为，正是吴汤兴担当了大任。 就这样，吴汤兴由义军统领担任了官兵和义军的“总头”，相当于担任了新竹作战的总指挥。 6月11日，即日本近卫师团集结于台北的当天，吴汤兴也集众列营，祭旗誓师。12日，吴汤兴又发布告示，揭露敌人罪行，表示抗敌决心，并申明纪律，号召人民投入抗日斗争。 “……当此台北已陷于倭夷，土地人民皆遭荼毒。闻倭奴占据后，则田园要税，房屋要税，人身要税，甚而鸡犬牛猪无不要税。且被发左衽，凿齿雕题，异服异言，何能甘居宇下？……尚祈各庄各户，立率精壮子弟，须修枪炮戈矛，速来听点，约期剿办倭奴。本统领开诚布公，甘苦共与，断不敢妄自尊大，但军令宜严，方能杀敌致果。并望众志戮力同心，一团和气，不可互相戕杀，不可挟衅寻仇，并不可观望不前。”“如有倚强欺弱，妄杀无辜，或肆行掳掠，纠党劫财，定按军法严办，决不姑宽。……”[《日清战争实记》] 告示一出，当天，吴汤兴便率部由新竹沿铁路线北上，迎头截击南来日军。 义军纷纷起来，这场斗争具有了大清对日作战以来所没有的新景象。 因为人民群众已经广泛地被发动和组织起来了。 因为，他们知道为自己的家园和土地去战斗。 热情和怒火一旦被点燃，便会形成不熄的熊熊火焰。 …………………………………………………… 李鸿章曾告诫伊藤，台湾人彪悍、原住民更是凶悍，恐怕不会接受日本管理。更告知台湾民意，“闻将让台湾，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 朝廷官兵不行了，想起拿“人民的力量”来压日本人，就算是实话，也有些气虚。伊藤当然不当一回事，冷冷说道“听彼鼓噪，我自有法。” 伊藤自负日军兵强马壮，挟胜利之威，从内心里蔑视台湾军民。 所谓的“有法”，凶残的日本人有武器，有对付反抗的经验，对不服从者无非是杀光、抢光、烧光。 这位所谓接受文明开化的智者始终脱不去日本人的兽性。此人后在朝鲜担任总督，也是坏事做绝残酷镇压朝鲜人民。最后，在哈尔滨火车站被人民送上死路，只可惜，在中国地面上，却是被朝鲜勇士安重根所杀。 这就是为什么中韩两国共同在哈尔滨为安重根立义士碑，而日本政府抗议，死硬污蔑安重根为“恐怖分子”。这其实是日本对历史的死不认账，其实，日本侵略者才是国家恐怖分子。 侵略者高举屠刀，在侵入台湾时，几乎每次临战，从桦山资纪到各将领，都要下令“若遇顽民抗拒，即迅速扫荡，严惩不贷”。 可是，他们还不了解自己遇到的最棘手的麻烦——这些民众，是天生的山地游击战专家。 新竹、苗栗二县境内多为闽、粤移民，有习武之风，开始是防原住民的袭击，后来又防过英法侵略军，再后来防盗贼……村民武装战斗力颇强。 各乡都纷纷起兵自卫，让敌人初步理解了什么是人民战争的海洋。日军几乎步步都遇到强烈的抵抗，“村妇助磨刀，耕农自裹粮”的全民抗敌情形到处可见。日本侵略军面对如此局面，曾哀叹道：“举凡新竹、台北间一带土地，若说它山河草木全是土匪，也未为不可。” 本来在日本人眼里，这就是些农民军，甚至是乞丐军，却用实际行动，让日军领教了他们所具有的有力武器——勇敢，不屈。 而且，他们懂得战法。 …………………………………………………… 近卫步兵第二联队第四中队出动侦察新竹方面情况，首先遭遇打击。 12日黎明，侦察队沿铁路线经桃仔园至中坜，强征台民担任夫役运送辎重，继续向南侦察。14日，进至头亭溪，中坜所征夫役全部找机会逃走了，只好再去强捉村民服役。沿途村庄多“家家闭门锁户，只影不见”，情况十分异常，让日军感到心惊肉跳。不安的日军分出部分人员返回中坜，以便为侦察队充当后援和确保联络，其余人员再向南继续前进，到大湖口火车站前扎营。 这时，日军突然发现与后方的联系已被切断——他们遇上了进驻大湖口的吴汤兴与姜绍祖等人。 义军步步逼近，从四面八方猛烈射击，日军被迫死守营地。从这天夜里到15日，日军多次派传令骑兵突围北上向师团报告情况，但全都遭到义军截击，被堵回营地。 日军还发现对面义军多为山民，却善于狙击，弹无虚发。拼死坚持到16日凌晨一时，日军趁义军进攻暂停，向北突围，狼狈奔回中坜。 19日凌晨3时，近卫步兵第二联队为主的大股敌人再次南侵。20日，抵达中坜，夜间，联队长阪井接到侦察骑兵报告：“大湖口西南高地有身着当地居民服装之守兵”。 21日，日军沿铁道向大湖口方向搜索前进。早晨6时，日军前队进至杨梅坜，便与部分义军遭遇。 日军依仗武器精良，一遇上就用山炮向义军猛轰，迫使义军后退。下午3时，日军主力进至大湖口车站，义军的抵抗更加猛烈。 日军正规军的攻击第一次在农民面前被挫败。 据日方记载：“位于停车场右方海岸上的村落里有兵营，第一中队第三小队向兵营逼近射击，虽然数次发起冲锋，但敌军据垒壁顽强抵抗，我军不易攻占。第二中队第一小队向前助攻，炮兵亦前往支援，直至次日晨仍未攻陷。” 本以为义军不难一举驱散，联队长阪井重季根本没用力做出象样的攻击部署，只下了个基本上数条全是“搜索前进”的命令。现在，打了半天加一宿，连个湖口车站都拿不下，只好下令停止进攻，重新组织。 日军拿出老办法，就是悄悄绕过湖口，迂回进攻新竹。 22日上午11时，日军出现在新竹城下，以机关炮队掩护步兵发起冲锋。 危急关头，败类出现——战前还信誓旦旦的新竹知县王国瑞却跟着提督首茂林二营早早跑路，弃城内渡了。 这种坑人的玩意还不如没有，关键时候总是搞自己人一个措手不及。守军只剩下吴汤兴义军据城奋力抵抗，但终抵不住日军的猛烈轰击，牺牲五十余人，为避免过多的伤亡，只好暂时撤出城外。 新竹就这样被日军和败类合力攻下了。 …………………………………………………… 日军以为占据新竹城，台湾北部局势可定。但事实上，侵入新竹日军反倒已处在义军的包围之中。 桦山资纪和北白川能久都被连日胜利所鼓舞，更加认为义军也不过是乌合之众，不难一举荡平，“以为台湾不过手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大槻正秋《台湾征讨史》]。24日，北白川便命令近卫混成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继续南进。 令桦山和北白川都没有料到的是，日军不仅难以进兵新竹以南，而且连新竹以北的局面也难以控制了。 日军铁蹄踏过的地面上，不代表就没有火焰燃起。 23日，即日军占领新竹的第二天下午，日军设在中坜的兵站部突然遭到义军的袭击。 义军三百多人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日军兵站部，勇敢地突进至150米距离上进行射击。日军第三中队把机关炮都用上了，义军都没有后退。兵站部派骑兵突围赴桃仔园请求增援，也被义军堵击。相持至下午七时，义军才停止进攻，撤围退去。 兵站虽然保住了，但这一场战斗却是极为罕见的，令日军相当震撼的。这种震撼实如《东京日日》报特派记者所记：“去年日清战争期间，兵站线长达五百余里，所没兵站亦不少，却从未遭遇敌军如此猛烈之袭击。”[《日清战争实记》] 看来，后方补给兵站线以后再不能平安无事，得战战兢兢地过“后方”的日子了。 前方作战部队也不安全。25日，北白川能久发布“南征”令的第二天，日军又遭到两次袭击： 一次发生在头亭溪。近卫骑兵小队加上步兵第一联队第六中队，算得上是出动重兵，自台北护送粮食前往新竹。进至头亭溪村时，忽然遭到竹林中火力的猛烈射击。 日军包围竹林，冲进去，义军又进入民房，利用墙壁上的枪眼射击。日军再向民房发起冲锋，但以砖石砌成的墙壁十分坚固，枪弹根本打不透。后来日军纵火焚烧民房，才将义军驱走。 南行两公里，又有一批义军拦截，仍然是利用民房墙壁的枪眼打击敌人。土石垒成的墙壁十分厚实坚固，枪打刀劈没用，骑兵和步兵对之毫无办法。见伤亡增多，日军再次使出毒招，纵火焚毁民房。 一路上，这支日军护粮队步步被阻，只能缓慢地向新竹移动。 义军并不止是藏着等鬼子上门，他们也会找上门来的。 25日这天，新竹那边也受到了袭击，义军竟然敢来攻坚，打鬼子的阵地。 这是义军第一次反攻新竹。大约有五、六百人向日军前哨逼近，虽然形式上还有些原始，“扛旗敲鼓”，但枪法准确，“猛烈射击。(日军)哨兵知众寡难敌，以信号求援。”[《日清战争实记》]近卫步兵第二联队长阪井急派一个中队应战，使用了优势的机关炮队向义军排击，但对占据有利地形巧妙隐蔽的义军毫不奏效。日军赶忙又调山炮前来轰击。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多，义军才停止攻击退去。 …………………………………………………… 仿佛无处不在的义军让鬼子陷入了游击战的迷宫，处处小心、但还是把不定在哪儿就会冲出一拨人、打来一阵子弹。 这种战法的厉害，让日军初次品尝到滋味，便有些首尾难顾。直到抗日战争之后，日本人才有了一个准确而深刻的定义性描述—— “游击队，自古以来是在心理上给敌人造成压力的势力，往往会被估计过高。”[陆战史研究普及会《朝鲜战争》]这才是鬼子经过长期的切身体会得出来的“很痛的领悟”吧。 由于义军行动踪迹难以捉摸，所以，无处不在的危险，心理的震撼，被放大的恐惧，使少数兵力便可形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效果。 这种恐惧可能是自与大清开战以来最强烈的一种。 ------------ 第五节不灭的火焰 义军游击为主的作战虽杀伤有限，但它巨大的牵制效果却显现出来。 接连发生的袭击，后路不稳，让日本侵台军感到步履维艰，开始明白要想一下子占领全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来，日军眼看推进不利，为加速占领全台，还准备调集兵力，在台湾南部如打狗（高雄，平埔族语‘takau’，意为竹林，与中文‘打狗’音相近，故高雄也被称作打狗）、安平（今台南海边，荷兰入侵时筑城，就是史上著名的赤嵌城，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改称安平城，亦称台湾城）或哪个港口来一次登陆，先捣台南，再南北夹击。 但现在北部这么乱，打乱了日军的企图。 接受教训的桦山资纪决定改变“南征”计划，暂缓南进，先完全控制台北新竹间的局势后，再全力南侵。 桦山组织重新制定了一个扫荡台北新竹间抗日力量的计划。 整个作战分两期实施：第一期，清剿台北至大嵙崁和中坜的义军；第二期，驱除和追击大嵙崁至新竹间铁路线右侧的义军，并向新竹以南进兵。 桦山一面加紧派兵在台北新竹间进行扫荡，一面还加紧对台北人民施行残暴的统治，以稳固占领区。这个不难理解和想象，对待中国人民，鬼子的方法五十年延续的始终是这一套。 桦山以所谓“钦命台湾总督”的名义公布了《台湾人民军事犯处分令》，其第一条便规定了“八项死罪”，包括抵抗、破坏、投毒、帮助抗日军、侦测日军情况等，俨然将自己视为“正统”，贼喊捉贼地将台湾抗日军民污蔑为贼寇、反叛者。[据《日清战争实记》] 残酷的镇压根本吓不住以牺牲为荣的反抗者。怕死的人，也根本不会组织起来抗击倭寇了。 …………………………………………………… 当时，台北新竹间的抗日义军主要有三支，让敌人屡遭痛击。 第一支义军，以胡嘉猷为首。 胡嘉猷(1839—1920年)，又名阿锦，号甫臣，新竹安平镇人，原籍广东梅县。其父胡珠光从军来台，留居新竹城。甲申年法军侵台，胡珠光为清军修枪械，以功授粮总官，所以胡嘉猷袭封父亲官职，赏戴五品蓝翎。台湾民主国成立后，胡嘉猷起而响应，组织义军备战。日军占领新竹，胡嘉猷以安平镇为根据地，所率义军擅长的是利用居民房构筑工事，屡屡袭击日军兵站补给线的就是他们。据日军森田工兵少尉致东京友人书称：“其队伍之剽悍，与一闻炮声即逃之清兵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丛林中实行坚固的家屋防御，经常袭击我兵站线，夺我粮食，杀戮我兵。我先头部队有此后顾之忧，而不能向新竹以南进兵。”[《日清战争实记》] 日军决定进攻安平镇，但打了三次才得手，总算是勉强攻下。 第一次，败回。 6月28日，凌晨4时，近卫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从中坜出发，向安平镇前进，行进途中便多次遭到义军袭击。面对敌人攻击，义军“以竹丛中的家屋为据点，顽强地抗御”，日军往往防不胜防，腹背受敌，攻击毫无办法，隐蔽也无处藏身，连伤员都没有安全的地方进行救治，仗打得十分狼狈。大队长三木一少佐见久攻不下，便施出纵火的惯伎，命令士兵“收集茅草，在竹林中放火，但不知何故，火总是烧不起来”。[《日清战争实记》] 从上午8时战至10时半，三木技穷，下令撤退，抬着伤兵回到中坜。 第二次，再度败回。 经过28日之战，三木有了心得，发现义军防御的特点是“以家屋为阵地，周围有土垒、堡垒或竹林环绕，加之四面全是水田，敌军只从墙壁上的墙眼里向外射击，难攻易守。”所以，他增调了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工兵中队，于7月1日，又率队卷土重来。 上午7时半，日军炮兵中队首先发炮轰击。胡嘉猷就用旧式大炮还击敌人，沉着应战。战至下午3时，义军气势毫未减弱，而日本“炮兵已将炮弹全部打光，攻击却毫不奏效”。三木命工兵上去爆破屋墙，费尽力气终于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是，义军弹如雨注，难以近前，而且三木只注意了他所谓的家屋，未料到义军还会从日军背后进行抄袭。打到5点，日军丢下死者的尸体，“背负着轻伤的十一名伤员”，“用担架抬着剩余的八名重伤员”[《日清战争实记》]，撤回中坜。 第三次，终于攻进了安平镇。 7月6日，日军步炮联合部队重整旗鼓，再次强攻，然而竟发现，安平镇空无一人。日军迅速进入镇子，取得了烧毁全部房屋的“辉煌战果”。 …………………………………………………… 实际上胡嘉猷只是因水井被炮轰塌，没有水吃，“汲饮维艰，乃退龙潭陂”。然后又把这里作为根据地，继续“时而袭击中坜，时而破坏沿途交通”，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 然而不幸的是，败类中败类——汉奸，及时地向敌人报告了胡嘉猷的行踪。于是，北白川能久立刻增派军队，由近卫步兵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亲自出马，率步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炮兵第四中队及工兵中队等人马，组成一个混成支队，于7月12日自台北出发，前往镇压。 对一部民间义军来说，这种“待遇”也是够高的了，按兵力对比看，肯定是高于对同等数量的正规清军能享受到的。 山根混成支队按日军惯用的战法分两路进兵，山根旅团长率支队主力沿铁路线经中坜到龙潭陂，实施主要攻击。 坊城少佐率第三联队第二大队为左路，沿大姑陷河（大汉溪）右岸前进，到龙潭陂与支队主力会合。分出这一路，主要是沿途还要扫荡三角涌、大嵙崁两处，防止义军威胁支队的翼侧，或实施包围攻击。 山根少将还仔细研究，下达了正规的龙潭陂进攻令，针对他所称的“少数土匪”、“土匪百余名”，认真安排部署了任务和行动，可见日军的重视程度。[命令见《日清战争实记》] 14日上午7时，日军前卫抵达龙潭陂村东，又被义军“隐藏在竹丛间的家屋里乱射，因而不能前进”。日军混成支队主力赶到后，将村庄包围，用六门大炮轰击，发炮五十余发，全庄几乎被夷为平地。义军死伤甚重，难以抵御，只好突围而走。 日军得手，向上报告打死了胡嘉猷。 实际上，胡嘉猷率余部突围转移，继续坚持抗敌，这年除夕还出现在了进攻台北的战役中。失败后，才内渡广东梅县，健康活到82岁。 而“击毙”他的对手山根少将，就很不幸了。 …………………………………………………… 日军主力部队作战顺利。 但这次的分路前进，却没有奏效。相反被义军抓住了薄弱之敌，左路日军的遭遇，实在很悲惨。 按计划，坊城大队所需粮食也由大姑陷河运送，包括大米一百五十余包和梅干（日本人腌了当咸菜吃的玩意）三十余桶，分载于十八只木船，由樱井茂夫曹长带挑选出来的部分健壮者担任护运任务。 7月11日黄昏，运粮队先于大队本队，由台北出发溯流而上，12日下午抵达三角涌。 三角涌系沿河的一座街市，超过两千多户人家，“地近内山，与生番邻，人皆蓄火器，善战斗”，“山箐丛深，径路险曲”。从这个记录我们就可以知道，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也不在日本人这边，此行，注定凶险。 日军运粮队的行动早已被掌握，义军就在三角涌附近选好了地形，静静等着他们。 一次著名的伏击战即将打响。 13日晨，运粮队从三角涌出发，一切并没有什么异样。但前进约四里路，一下子落入了义军的伏击圈。 义军有五六百人，在火力上占有优势。护粮队三十五人分为两组，樱井自率一部抵挡左岸的进攻，军曹江桥勇次郎带一部抵挡右岸的进攻。劈头盖脸的打击下，樱井中弹穿胸，士兵纷纷倒毙。江桥率残兵突围，最后只冲出九人。江桥等五人已受重伤，知道势难逃脱，下令自裁。鬼子神情“黯然”，“二人取剑互刺，继之二人自刎。江桥军曹……亦取出刺刀自尽。”[《日清战争实记》]仅存者四人，在逃回的途中还有一人失踪了。 运粮队遇上的，是以苏力为首的本地第二支较大的义军。 苏力，就是淡水县海山堡三角涌人，略读诗书。靠开山煮樟脑，辛勤劳动过上了较好的日子，据记载他平时爱赒济贫困，见义勇为。清廷割让台湾，苏力敢说出“朝廷割地，也没告诉我，那就不算”这样的话（“朝廷割地未我闻，是以抗也！”），可见为人的豪爽。说抗就抗，苏力变卖家产，筹集粮饷，号召乡人起兵，没几天，聚众千余人。一家子齐上阵，儿子根铨，年方二十岁，随父抗敌。姑表弟陈小埤，自幼习武，有胆识，曾随刘铭传“开山抚番”，也参加了苏力义军。 日军由台北南下，苏力义军也不断袭击日军的后方。 他所擅长的，是选择和利用地形，伏击敌人。 …………………………………………………… 运粮队残余士兵间道逃回台北报信，坊城大队仍毫不知情，实际上本队也在苦战中前进，与运粮队的联系早已被切断。 坊城大队12日出发，分成两路分别沿大姑陷河岸南行。当天，也在三角涌街宿营。 13日这天，大队出发，沿途也不断遭到义军拦击。本来按原先的估计，最迟于上午8、9点钟即可到达大嵙崁，与守备这里的第一联队第七中队会合，再掩护前进。但由于义军节节阻击，行进缓慢。进到福德坑，彻底走不动了——苏力所部义军主力突然从四面包围上来。 据日方记载：突然“一发空炮为信号，在四面的山腰、山顶出现了约有二千余名的敌兵，一齐向我射击，枪弹恰如雨霰，或打碎岩角，或打折树枝，山谷响应，如万雷齐发。” 此处地名很多带个“坑”字，估计是由地势而得来的形象叫法，现在成了坑敌的绝佳地点。“敌人据地物从上瞰射，我军全队都陷入研钵形的谷底中。”“这样，陷于敌圈之中，遭受敌袭两次，移时日斜，仍无暇吃饭，各兵都忍饥战斗，其间的困苦，殊非纸笔所能尽述。”[《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 原来，日军钻进了义军依地形巧设的包围圈，困在“研钵形”谷底，被义军据高临下，围着猛打。 由于义军枪械弹药不足，攻击直到14日凌晨1时，才暂时停止，日军得以移向字底坑北方一高地上露营。 拂晓，日军看看动静，决定赶紧脱离此地。天明时，顺利进到娘子坑，没想到，更多的义军早在此处等候多时。义军“包围如昨，进行猛烈射击，兵数比昨天大见增加，而且追蹑益急”。[《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 赶上了以江国辉为首的第三支较大的义军。 江国辉(1844—1895年)，字耀明，号明亮，南雅厅大嵙崁人，原籍福建平和县，先祖随郑成功从军来台。江国辉本是武秀才，“好武能文，性急好公义。”当时乡人共议捐金雇勇，以保地方，募集了一千余人，就以江国辉为统领，吕建邦为副统领，李家允为帮带，简玉和为营官，组建了这支队伍。 另外，南雅厅乌涂窟的黄源鉴也拉起一支抗日队伍，一直与江国辉相互呼应。 黄源鉴(1851—1905年)，字晓潭，是淡水县学出身的贡生，为人“朴诚勇敢知书”。日军自台北南侵，黄源鉴组织乡民自保，“以兵法部勒乡人，设授方略，屡败倭寇”。 江国辉与黄源鉴相互配合，还同三角涌的苏力建立了联系。日军所遇到的，正是各部义军的“联合作战”。 史载：14日这天，江国辉“率大嵙崁义民阻击于分水岭，苏力父子率三角涌义民进围福德坑，黄晓潭等率众起自乌涂窟,四乡义民亦各率子弟军参战。日军四窜无路,死伤尤多。”[《台湾人物志》，《江国辉传》] …………………………………………………… 此时，那边坊城大队护粮队悲惨覆没的消息也已随逃回的残兵传到台北。 北白川能久决定派出骑兵队侦察情况。7月15日这天中午，一股22人的侦察队蹑坊城大队路径，向出事的三角涌前进。尽管一路上，日本骑兵小心翼翼，仔细搜索着，但还是再次落入了苏力的埋伏。 日军平安经过三角涌，向南走了约十里时，地形变得复杂起来。按日军的记述，是在一处右有河流左有山脉，中间夹着分散的稻田，小路纵横曲折，稍大的宽仅六尺余，到处是岩石的地方，日军侦察队迷失道路，转进了一条不可通行的狭路。 正当日军困顿路上徘徊踌躇时，忽然间枪声四起，响彻山中，日军只见一些农民不知从何而来，拿起预先藏好的步枪，四面齐向日军乱射。一时间，日军“……已经是八方受敌，两方都陷入重圈，无可措手了。刚才在浓雾淡烟中杳然含笑的小河，现在变成充满杀气，四面草木皆成敌人了。”“妇女童稚，全都勇敢地手携长枪，向我追赶而来，似乎老幼妇女都要当兵和我对抗。” 日本骑兵侦察队几乎被全歼，只剩下中士村松精一郎等三骑，“在万死中得一生机”[《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于16日逃回台北。 …………………………………………………… 这边，坊城大队已完全陷入了义军的包围之中，豚突狼奔多次试图冲出去，都宣告无效。 还好，鬼子缩回来合成一团儿后，义军却没有攻上来。 可能，因看到日军后无援兵，义军想采取增兵围困的办法，专等有利时机再行攻击。在缺少枪支弹药的条件下，这不失为一个减少牺牲的办法。 但在日军看来，这简直是在坐等日军粮尽自毙。 担任后卫的第七中队粮食完全断绝，直接连一粒饭、一块饼干都没了。开始还得到了坊城大队一点接济，到15日，坊城大队也到了“粮食不接，弹药将尽”的境地。虽然“在行进的路上屡次向民家征发鸡豕，但不足以多人充饥，所以在午后将从两三所民家收集而来的带皮大米磕开作粥，无奈其分配比例却是每二升分七十人，一碗里的米数聊聊可数，多的亦不过六七十粒，少的仅有二三十颗。”[《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 日军濒于绝境，突围无望，就挑选四名士兵化装成当地居民，潜逃出去求援。 除一人被义军截获外，有两人到达中坜，一人到达龙潭陂，终于送出了“陷入重围”的消息。 …………………………………………………… 16日上午，龙潭陂的山根信成一直没见到坊城大队的影子，却等来了求救报告。 山根不敢再迟疑，立即率混成支队向大嵙崁进发，前往解救被围的鬼子。 部队紧急行进至下午1点半，抵达大姑陷河。日军主力在左岸展开，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突然冲过河去，向右岸义军扑来。 义军未能乘势向坊城大队发起连续攻击，错失了时机，又未防备敌人援兵袭击，防线被突破。 但义军仍退守市街，与敌人继续战斗直到下午8时，夜暮降临。最后日军又使出了火攻的毒计，纵火焚烧义军据守的家屋。大嵙崁市街顿时被笼罩于大火之中。 这一仗形势陡然逆转，义军被迫卷入残酷的阵地战和巷战，与优势之敌争夺，伤亡惨重。年轻的苏根铨在与敌拼杀中英勇牺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黄源鉴数度负伤，裹创再战。残余的义军不得不趁夜杀开一条血路，突围撤离。苏力几乎仅以身免，南下后再无力组织队伍，只好含恨内渡。黄源鉴乔装成渔夫，辗转潜渡鹭江，才躲过了鬼子的追捕。 但义军首领江国辉却未能突出日军包围，不幸落入魔掌。一同被俘的还有江排合、林万得等一百五十余人，被敌人押至田心仔村。 既然投身抗日，生死早已等闲视之，只可惜有心杀贼，无力归天。 面对侵略者的刺刀，江国辉和他的兄弟们宁死不屈，慷慨赴死。 抚卷追思，那一夜，熊熊火光照着江国辉他们凛然的脸庞，侵略者想以杀戮来恐吓住台湾人民，但是，人们回报鬼子的不是蔑视，就是眼中燃烧的怒火。 ------------ 第六节顽强争夺新竹 义军连日的英勇战斗激励着全台的人民。在鬼子的全力围攻下，暂时归于沉寂的只是一时一地，但台中地区抗日烽火仍在继续燃烧，战斗此伏而彼起。 而且台中抗日军民没有退缩，还一度采取攻势，盯着新竹组织反击，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争夺。 新竹是台北联系台中地区的重地，也极具象征意义。新竹在，台中尚稳，新竹一失，对台中抗日军民的心理也是一大冲击。保持新竹，就成为保持与台北的维系、更兼保卫台中地区的主动选择。 台湾民主国任命的台湾知府黎景嵩，先前曾派副将杨载云率一营自台中北上支援，未及救援新竹已陷，部队便驻扎在新竹以南。 台北失陷，但义军却风起云涌，不断袭击敌人，有力迟滞了日军进攻，也让黎知府感到恢复新竹有望，便抓紧时间召集所属台湾、彰化、云林、苗栗四县官绅会议，筹款守御，并开设筹防局招募义勇。 很快，台湾县知县史道济募勇五百人，署苗栗县知县李烇募勇千人，署云林县知县罗汝泽募勇一千五百人，“营制、营规一依湘、楚旧章，约略变通之”，按湘楚军的营制，编成数营，杨载云也添募陈澄波一营，黎知府又把栋军傅德升（曾参加保卫新竹战斗）、郑以金二营也划给杨载云指挥。 这样，在部分老湘楚军的基础上，竟然编成了一支颇有规模的军队，成军后，也借湘楚军名号扩大影响，就命名为“新楚军”，命副将杨载云担任统领。 杨载云（也有记为杨紫云或杨再云的），原籍湖北，从军来台，积功至副将。善于带兵，作战英勇，加以积极地编练新楚军，让这些新募之勇很快学会了基本的阵法战术，士气也很高，有了一些战斗力。 吴汤兴的新苗军也有扩大，已发展为六营，除卫中队营一营随身差遣外，其余徐骧一营扼扎北埔，邱国霖一营扼守尖笔山沿山一带，张兆麟一营分守三环水流东，陈超亮一营驻防深井，黄景岳一营仍守苗栗。 黎景嵩对待义军一视同仁，还下令将苗栗县库存不多的钱粮作义军粮饷，并发给军装。县库见底，就发布告示筹饷，命士绅富人借款暂济燃眉之急，承诺“一俟筹有巨款，即如数备还”，鼓励大家增强信心，支持抗战，“现已派新楚劲勇数营开往前敌，会同义军，共图恢复，力扫倭氛。” 经过努力，这一时期，新苗军与新楚军终于能够比较紧密地配合作战，史称：义军与清军联舟抗日的形势，再度在台湾府一带形成。 …………………………………………………… 当然，支持长期抗战，需要持续的财力物力保障。光粮饷一项，台湾府就很难有这个力量承担。何况，义军还缺少军械弹药。 从当时起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新竹日军一千余人，处于新苗军、新楚军和新竹以北各庄义军的包围之中。假如黎景嵩能够主动与台南联合，集中台湾、台南二府的抗日力量，请刘永福全面主持作战事宜，不仅收复新竹指日可期，而且战局必有转机。 其实，这是对形势的不正确估计。 即使能打下来，打下来怎么办？ 日军决不是孤立的的一支，而是随时可以从台北增援。日军总数可是两万多人，从人数上都不在下风。何况，如果从军械装备数质量、兵员战斗素质上，皆不可同日而语。仅凭抗日军的血勇，是难以一战而定的。而且，那只会让鬼子高兴。 大支义军围困敌一个大队，却被优势之敌突破解围，反而遭受重大损失，说明了这一点。集中兵力决战不是以弱胜强的有效方法，“拖”才是要点，持久消耗敌人才是正确战略，在打法上，游击战才是真正发挥优势、克敌之短的有效战法。从后来我国的抗日游击战，到近年中东某些国抗击入侵的战例，都表明了这一条。 后又有人批评黎景嵩未能与台南黑旗军及时地联手，致使收复新竹之战功败垂成了。特别指黎心胸狭窄，担心刘永福占功，又夜郎自大，不愿求援台南。 其实，未能及时联合，绝对是个错误，但至于为何，恐怕还是战略指导的错误，还有过于自信（下节我们再讨论）。 客观说，联合起来尚不见得能一战成功（甚至仍然可以认为可能性很小），何况是将抗日力量逐步投入战斗呢？ …………………………………………………… 侵台日军只以为大批正规清军退走以后，台湾唾手可得。但仗往后越打竟然越艰苦。 日军也没有想到，义军不光是神出鬼没打游击、搞袭扰，他们还会集中起来打大仗，敢于向日军占据的城镇主动发起进攻。 在日军将主要力量投入到台北新竹间，攻击此地的抗日力量时，新竹日军确实取守势。此时，黎景嵩抓住时机，命令抗日联军各部克期收复新竹。 于是7月10日，北面几支义军即将与台北出动扫荡的日军打响时，南面抗日联军又对新竹发动了距上次时隔半月的第二次进攻。 但是，黎景嵩对形势的估计更加过于乐观，以为新竹指日可下。 而且，由于部队不注意保密，被汉奸获取并报告日军，造成机密失泄的重大失误。 一切只缘于抗日军军事素养还是不足，个别军官疏忽大意，违反了一般军事行动常理。 本来台湾已经是鱼龙混杂，新楚军营官陈澄波还提前通知沿途地方供应，“驻稍后，冀香山接待，先使告香山总理（查清代陈朝龙纂辑《新竹县采访册》等史籍，总理为掌管一村庄之职，相当于村长。香山在新竹西十里）。总理则告新竹人，转报日军。于是，师未行而期泄。”[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 一个人的过错，可能毁了一场战斗。由于陈澄波的不慎，结果，让一名村长与县城的汉奸合伙给鬼子透风了。 能这么快组织起一个深入到村级的汉奸网，也可见鬼子还是专门做了不少工作。 新竹防守的近卫步兵第二联队长阪井重季得到这份重要情报，立即派出侦察队，加强戒备，严禁四门出入。然后四门内外加强部署，严阵以待，专等抗日联军来攻。 …………………………………………………… 10日，联军凌晨出发，分三路接近新竹城。按预定计划，各路分别自东、西、南三面攻击：傅德升攻东门，陈澄波攻西门，吴汤兴攻南门，杨载云继后策应；吴汤兴部将徐骧、赶来参战的姜绍祖则各从间道（抄小路、钻隙突进）先进，阻敌增援或迂回攻击。 有攻击、有策应，还有穿插部队，这个进攻部署，显示出义军在部署和协同上还是很符合章法的。 上午八时，抗日联军开始攻城。 陈澄波泄密坏事，带兵作战也一般。本来他这一路自虎头山一带向西门进攻，进至隙仔溪，首先尝到苦果——陈军所部突然遇敌埋伏，双方就在那里相持到傍午，陈澄波毫无进展，麾军退去。 杨载云作为后应，率新楚军从驻地经大埔前出，吴汤兴军则自鸡卵面山出动，合军进攻南门。 日军早有准备，等杨、吴军越过城南山头，大部分下到山腰时，日军炮兵猝然发射黑心的榴霞弹，这对正面山坡上的义军杀伤力极强。杨、吴军只有为数不多的火炮还击，根本压制不住敌人，始终无法靠近南门，只好退回，转而会合傅德升军从东南路进攻。 日军也已抢先占据了城东二里的十八尖山。吴汤兴率先出战，杨载云、傅德升军左右并进，冒着日军炮火奋勇争先，一举夺下十八尖山，据山用抬炮向城中射击。日军再用大炮轰击，趁义军至山后坡避炮，敌人冲上来，重新占领十八尖山。义军又沿山两侧冲出，击敌半腰，日军抵挡不住，再次退下山去。 山头反复易手，“新竹人从屋上观，错愕叹两军壮烈。……谓：‘来军有大炮，则克矣！’我军卒以无大炮，乏子弹，被驱下山。”[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 由于武器上的劣势，无力固守相持并发展进攻，争夺止于十八尖山，这两路义军终未突过外围高地。 在杨、吴等军抢攻十八尖山的同时，徐骧率一百人绕至北路，将要攻城，便听见枪炮声交加，徐骧登高观察形势，望见杨、吴等军在城东激战，徐军转而迂回到城南，拊敌之背，以牵制日军兵力，保障城东的义军战斗。日军果然出城，想夹击城东，不想黄雀在后，正巧迎面遇上徐骧，只好展开迎战，无法再侧击杨、吴。徐军利用竹林树丛与敌周旋，灵活射击敌人，直至日暮，敌人退回城中，徐军才停止战斗。 另一支间道行进的姜绍祖军此战中更为英勇灵活。前边大湖口激战将敌人打回中坜后，6月20日，日军增兵南下，姜绍祖又在枋寮和敌人打了几仗，但终因力量悬殊而战败。败了回到北埔，继续增募义勇，补充兵力，称继字军，积极联络新楚军及各路义军，准备再战。这次便赶来参加了收复新竹战斗。 在杨、吴军与敌争夺时，姜军从侧翼越过十八尖山，英勇穿插到了新竹东门下。可是，姜军兵力有限，攻击城门时，“将夺城，城上兵吹号发枪，城下军骤至”，日军准备从三面对姜军实施包围。 姜军退至车站，队形被敌人冲断成为两段，有一百七十余人随姜绍祖退向枕头山竹林中，进入一无人居住的空宅。日军发现后，便“麾兵将其包围，以猛烈炮火射击”。姜军固守宅院，对靠近的日军猛射。最后，日军又纵火烧房，姜军“被烧死及枪杀者有五十余人，另有一百一十九人被俘”。[《日清战争实记》]当天，被俘义军将士关押在新竹县监狱，姜绍祖也在其中。 本来日军并未知情，夜里，又一名汉奸——新竹街市的总理（村长）马玉花向日军告密：“姜非寻常匪徒可比，必须将其捆绑，严加看管。”日本人急忙到狱中查找姜绍祖，但为时已晚，他已趁夜同其他七名义军战士“越狱而逃”。[《日清战争实记》] 逃出后，姜绍祖继续跟鬼子战斗。然而不久，在一次遭遇战中，姜绍祖冲锋时不幸中弹，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台湾这片神圣的国土。 国破身死，殊为痛惜。年仅21岁，青春年华，本应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相比来讲这个年龄，尤其还是“富二代”来说，也就是还在上网打游戏耍酷的时候。 青年姜绍祖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一条足以光照后人、永志史册的道路——“闻台北一破，慷慨散家财，募团勇，不顾成败利钝，与日军接战，身先士卒。虽曾被擒而脱虎口，然其志百折不回，再接再厉，竭力抵御，身中数枪阵亡。以翩翩贵胄妙龄，敢冲锋破阵，纵身化为猿鹤，故乡父老至今犹能道其轶事，啧啧称其能军云。”[《甲午战争史》引吴德功《让台记》] 有这样一群先烈，谁还敢说中国无人，谁还敢说大清人民无国家观念？ …………………………………………………… 义军第二次进攻新竹失利后，仍然坚持在新竹附近活动。 7月16日之后，日军完成了第一阶段对大嵙崁、中坜的扫荡作战，基本上控制了新竹的后路。义军损失惨重，更增加了新竹方面作战的困难。 但杨、吴等军一直在与新竹日军作战。 史书上记载，7月25日，又对新竹发动了第三次进攻。 而根据日军记录整理的最新资料显示，这期间，义军可不止是一次反攻，实际是连续不断地对新竹发动攻击，而且攻击力升级，最后发展成由大炮和步队协同攻击。阪井支队防守到23日，不抵抗义军攻势，放弃新竹镇败退而去。[宗泽亚《清日战争》] 25日之战，则可能是攻守逆转，日军卷土重来，重新占据新竹的一战。 战斗从午夜开始，抗日联军虽然“炮击相当准确”，“在长达三千余公尺的战线上，枪声与炮声相合，战斗一度非常激烈。”但敌人的火力太猛，抗日联军虽奋力抗御，然处境不利，伤亡惨重，仅牺牲者即达一百三十余人，战至第二天上午8时多，抗日联军向南撤退。[《日清战争实记》] 这些表述，其实更符合敌攻我守的状态。 所以，关于抗日军能够收复新竹的判断，是有道理的。但牢牢据有，并进一步向台北推进，却是不现实的。 此时，日军已经增兵台湾，并组织兵力，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扫荡作战。 …………………………………………………… 目前的局势是，到7月中旬，日军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第一期作战的目的。 但是，义军以有限的武器装备，拖住日军将近一月，这本身就创造了非常好的记录，远胜过此前清军打的一些防战。 日军虽然勉强占据了大嵙崁，但后方补给线薄弱、频频受到攻击的情况仍然无法解决，占领的地盘非常脆弱，桦山资纪痛感兵力不足，不得不向大本营请求向台湾增兵。 7月14日，大本营派遣第二师团伏见宫贞爱少将，率混成第四旅团登陆基隆，增援台湾日军。[宗泽亚《清日战争》]侵台日军一下子又增加了近13000人，力量更为增强。 近卫师团依仗增援强势，便决定实施第二期作战计划了。各支队于7月25至27日全部返回集合地，补充粮食和弹药，等解除了后顾之忧，29日，近卫师团便再次疯狂出动，兵分三路，再一轮扫荡台北至新竹间的抗日力量。 司令部率师团本队，包括第二联队第二大队长松原晙三郎少佐率领的松原支队自台北出发，沿铁路之兵站线南进。 步兵第四联队长内藤正明大佐率内藤支队自海山口出发，为右侧队，沿铁路线右侧前进。 31日，驻守在大嵙崁的步兵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率山根支队为左侧队，经龙潭陂向新埔前进。 8月1日，近卫师团司令部和松原支队到大湖口。2日，山根支队和内藤支队占领新埔。3日，内藤支队将骑兵和炮兵留给停留于新埔的山根支队，余部与师团司令部和松原支队一起进入新竹。 日军此番南进，可不是仅为行军，沿途任务非常繁杂，是名副其实的扫荡。日军采取的是“烧光杀光”的政策，见房屋就烧，见不服或反抗的群众即杀。据日军自供：“我军所到之处，烧光家屋，逐杀敌兵，集结于新竹县。”[《日清战争实记》] 日本资料记录：近卫师团开拔南下进行扫荡抗日军，对于在台地逐渐扩大的战事上，当时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曾经谈论过对于征讨这些抗日军的不二法门，是以公认的战争法则断然加以处置，但究竟怎么处置呢？就是彻底加以歼灭，以确保日军兵站线的安全。因此，在7月份针对大姑陷河（大汉溪）两岸的抗日军，除绵密搜索各聚落外，施行全面殄灭敌抗日军的败兵。[许佩贤译《攻台见闻——风俗画报．台湾征讨图绘》] 跟随师团司令部行动的松原支队“战功”累累，可以为例。有记录：在攻破大姑陷河右岸时，曾捕获3名土勇，上前审讯后，拒不答实，将之枪决。不久后，在7月24日，又捕获1名土贼，讯问后加以斩杀。7月25日往板桥塘街转进搜索时，歼灭土贼80余名，伤者不详等。[许佩贤译《攻台见闻——风俗画报．台湾征讨图绘》] 类似如此的记录相当的多，难以全数罗列。 难怪日军的作战命令，对某一部队或某一地区不仅使用“攻击”、“攻占”，还经常出现“攻灭”这个用词。 为一举灭绝反抗行为，日军采取了血腥的手段，经过这一阶段的扫荡，台北、中坜、大嵙崁、溪河孟一带抗日军根据地遭到毁灭性打击。数千家屋被烧，大量平民百姓惨遭杀害，抗日军所剩不足千人。 日军在行军途中，也处处遭到义军的狙击，损兵折卒。特别是在日军重兵攻陷并破坏过的龙潭陂，义军与日军再次发生激战。 每一寸土地都不是让出的。抵抗，如同烧过的野草，遇雨又重新生发。 至2日，剩余的抗日军被迫后撤至客仔山南方一带山地，构筑堡垒战壕，继续抵抗日军进攻。 ------------ 第七节联手增援台中 打仗，就看谁更能支持。 台湾军民军械不精，缺饷少弹，苦苦支撑。那头日本人也经受着后勤不足，人员不足的折磨，困难远超预想。 日军遇上了第三个麻烦，一位老对手，如影随形，让鬼子苦不堪言——疾病。 日军跨这么大纬度南下，一个多月的作战，因不适应台湾气候、水土不服而患病增多，又死了1108个。[宗泽亚《清日战争》] 虽然日军对医疗救护相当重视，有远优于清军的医疗体系，资料显示：军队在编制上配有卫生队或是野战病院，且兵站所中也配有相关医疗人员，协助相关的救护活动。在派遣来台湾的近卫师团第一批部队，就层层编配卫生队、第一野战医院、及兵站部（当中部份为卫生预备员、卫生预备厂、患者输送部等），之后第二批运送的部队中，又加入第二野场病院等，都是作为伤病士兵的治疗及后送负伤者等任务。[《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初期之研究》引自《攻台战纪：日清战史——台湾篇》] 不过，由于当时台湾的陆上交通状况相当不便，再加上战场形势复杂激烈，日军往往并不能轻易地安排这些救护机构。再者，疾病的侵袭也常使军队士兵，甚至医疗人员自身都陷于死亡的边缘。就是说，军医也会病死，即使日军部队已经十分注意减少他们的战场伤亡。 超过想象的医疗需求，军队医生已经不够用。日本不得不征召大批的医疗人员，日本“赤十字社”（红十字会）也跟着进入台湾战地，救护日本伤病员。 一边侵入别的国家杀人，一边自己的红十字会还跟着进去救人，怎么看怎么觉得悖谬。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这个“赤十字社”仅套用一个名字好显得“文明”一点而已，不是什么无差别地实行人道主义救援的组织，而是完全类似于军队医院性质。日军有关对日本赤十字社救护员的使用，就规定“赤十字社就医员、药剂员、看护员、及医疗相关物品等进行准备，并依野战卫生长官的指挥提供使用之；就进行活动的地域上，包含兵站所管内的病院、患者集合所及内地（日本）的预备病院中。” 当时日本赤十字社担任战地救护活动者，称之为“救护员”，主要分为“医员”、“看护人”、“输送人”、“看护妇”等四类，并且当时医员（医生）及输送人多由军医及陆军的步兵来充任。[《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初期之研究》] 现役军人充当赤十字社的主干，说到底，还是军队。 如果统计时加上这些人员，那侵入台湾的日军，还有前边与清军作战的日军，到底总数是多少？ 这些明的暗的措施，包括掩人耳目、做给“文明世界”看的幌子，一样挽救不了该死的鬼子的命。 …………………………………………………… 但日本政府，还有“日本人民”能承受这些代价，疯子一样不惜代价地侵占别人的土地。 集中于新竹的日本近卫师团一面派出前哨，加强戒备，一面在积极进行出击前的准备。 北白川盼啊盼，8月8日，从基隆登岸的日军第二师团混成第四旅团，终于在伏见贞爱亲王的率领下进入台北城。 这样一来，新竹的近卫师团已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 就在8日这一天，近卫师团立刻全部出动，对台中地区发动了新的攻势。 …………………………………………………… 台湾北部完全失陷，形势立刻恶化，彼时起，台中开始直接面对鬼子的兵锋。 台中的局势，直接决定台南的安危，台南也已经感受到了越来越强的压力。在此形势下，台中与台南的联合已经到了不得不实行的地步。 对此最忧心的是台南的刘永福。 甲申年中法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抗法名将、黑旗军首领刘永福。 1885年，刘永福终于下决心率三千黑旗军由安南（越南）撤回国。 这期间，其实朝廷还是很在意刘永福的贡献，并考虑到法国进占越南涉及到黑旗军特别是刘永福的安危，谕示岑毓英等大臣征求他的意见（估计更多是做说项），因为刘永福还受封于越南。但归国，也许是他当时情况下的最好选择。刘永福因功被朝廷授记名提督简放，顶戴花翎，回国后又被赐予“伊伯德恩巴图鲁”名号和“三代一品封典”的恩赏，1886年授南澳镇总兵。 很多人说，这不过是给这位曾经的“反贼”头领一个官职养着他。朝廷千方百计拉拢劝诱这支被“招安”的军队回国，十年内，一再裁撤，最后只剩300余名老兵，著名战将亦多星散，一支英雄劲旅被清朝政府无形之手摧残殆尽。 实际上，战时募勇扩军，大战之后裁军，是大清的一个通行做法。面临裁撤的何止是一支部队，再说按清朝兵制惯例，多数总兵也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在平时拥有大量部队。 战争造成的巨大财政负担也使地方大员们饱受重压，中法战争刚刚平静，岑毓英地方督抚就急急地建议裁撤勇营，被朝廷申斥。“惟条目尚未议定，事变殊难豫度，越南地方未靖，尤易横生枝节。各路防军断不可因有可和之机，稍形松懈。仍著岑毓英严督各营，择要驻扎，认真操练，以备不虞。”并特别指示，“所有裁并勇营，著照所议办理，务期汰弱留强，以资得力。刘永福一军，前经打仗著绩，不无微劳。此时该军退扎大滩保胜一带，著该督妥为拊循，并详察该军现在勇数若干，若何安置之处，妥筹具奏。”[《清实录》] 因此，遵照汰弱留强原则，和对黑旗军功劳的考量，还是进行了奖励和妥为安排。特别是张之洞十分看重，为保留这支作战力量，也给予了相当加强。 但黑旗军连年征战，已是牺牲很大，大量老弱伤残需要安置，回国时旧部止有五百强兵，还是张之洞从拟裁撤的奥勇之中挑选精壮，给补齐了2000人。 可是，十年之内，整个国家文恬武嬉，黑旗军亦所难免再度凋零。 1894年中日战争即将爆发，台湾孤危，朝廷急需知兵之将，于是又想起了他，“六月丁卯（7月24日），命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赴台湾。”[《清史稿》] 刘永福受命援台，前赴危区。 “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花甲之年又蒙召，一股再赴沙场、为国杀敌的豪情肯定充塞了这位老将的胸膛。 但，别看是奉王命干正事，刘永福从开始便备受种种掣肘。 据说渡台前，他要求闽、粤总督准其回粤西、桂南招集旧部，重建黑旗军。但被婉言拒绝了。 究其原因，也是一声叹息……这还了得，按封建官僚们的逻辑，被招安了也是“贼配军”。你那些骁勇能战的部下，最好还是老死田间吧。就是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总督们也深谙朝廷防内甚于防外的心思，谁也不敢做主，没人接这个茬。于是刘永福的要求被阻，而且连钱粮也不给，按规矩，你去台湾，军费该找台湾巡抚要。 悲愤之下，刘永福还上书朝廷，痛陈“当此之时，既无粮钠，何能招军？言至于此，不禁痛哭！此皆福平日有统军之名，无统军之实。”（刘水福《乞总署代奏下忱书》）其实，让他成了空衔将军、光杆司令的正是那个满清朝廷。 所以，朝廷只是一再催他起快起行，而只答应暂时先招募部分新兵。 尽管困难重重，但刘永福守台心切，想尽办法立即就地补足四营人，后又续招两营，于8月1日成军（这一天，中日双方宣战），9月2日在汕头乘轮东渡。 这一去，别说招旧部，连回粤招募新勇的机会都没了。 …………………………………………………… 按朝廷的意思，刘永福是和唐景崧一起辅佐巡抚，从军事上加强台湾防卫的。但一到台湾，他就被巡抚邵友濂奏请部署在台南，直到唐景崧当了代理巡抚，直到日军登陆台岛。 个中原因正史中概无所提及，但刘永福确实卷入了一桩“公案”。 朝中官员鸟嘴一天也不闲着，战事渐紧，一封“台浙两省防务紧要，抚臣均难胜任”的奏折又摆上了皇帝案头，其中说到唐景崧一向不太服从邵友濂，刚刚署理台湾巡抚，便开始整人了。“据称台湾现署抚臣唐景崧与邵友濂素不相能，甫接署任，即欲将邵友濂所派各军统领全行更换。”并担心倘若抚将之间不和，何谈制敌，“傥与杨岐珍、刘永福不能和衷，安能制敌。”[《清实录》] 抚臣将军不和，已有风声。而主要问题，又出在唐景崧身上。 这事，查也只能得到个含混的结论了事。再说，一个是福建水师提督，一个是提督衔总兵，都是朝廷派来守卫台湾的，岂是说撤换就撤换的了？ 但唐景崧对刘永福到底是何种态度呢？ 估计，虽然在越南也曾共过事，但如何才能共成事，昔日情况下，怕是有些委屈成分。唐景崧应该了解刘永福，敢战的将军必然有很强的个性，自己的那点水平恐怕难以驾驭。 如今时过境迁，唐景崧好赖已是巡抚大员了，无须委屈求全，倒是志得意伸。 甚至还有资料分析，他还很担心刘永福会影响自己这个署理巡抚成为正式的巡抚——当然，这都是因为唐景崧出了“逃跑”这档子事，各种分析就出来了，不管可信度还是实际可能性都不大。 但刘永福没有计较，至少没有公开发生矛盾。接到唐景崧送来的台湾民主国大将军印，立即出布告激励军民共守危疆，并慷慨陈词，不惜丢官和把命搭上，“自问年将六十，万死不辞”，“抗不奉诏，弃职而为”。（《中东战纪本末》卷四）殚精竭虑组织部下认真准备，据《台湾战记》载：“刘永福守台南，尤民望所归。自安平至旗后各港，重重布置，百姓咸恃以无恐。” 台北陷落后，民主国总统跑路，台南绅民商议再立民主国，寄希望于这位老将，想推举刘永福来当大总统。据说一次上书，一次直接进呈大总统印，刘永福都未接受，仍坚持以帮办台湾军务名义主持大局。 刘永福对这个官衔是不以为然的，不如实实在在关注打仗没有便不行的钱粮武器。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嫌疑，毕竟这个总统不是随便称呼的，而且为了防止引起内讧，这样做也符合自己“客军”的身份，尽管巡抚已经没了。 从这些表现来看，刘永福其实是顾全大局、考虑事情非常周全的武将。 于是军民又推举刘永福为军统，台南总兵杨泅洪为分统，指挥台湾的军事。刘永福也勇于任事，擢选了一批忠勇之士担任黑旗军、镇海军，以及台南义军的统领和管带，尽心组织抗日之事。 另外，他确实也实际上负起了行政责任，主持政事，委任了一批自愿留台的文官，充当府道县的官员，台南成为抗战中心。 …………………………………………………… 除了在台南地盘上加强海岸守备，刘永福不能不关注全台的战事发展。 抗敌登岛，要么在前期便集中力量，从第一批敌人上岸开始，就将敌人赶下海去。——当然，刘永福的建议，已经被唐总统画上了句号，彻底终结。 如果力量达不到，那么就必须节节抗击，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消耗疲惫敌人，然后抓住机会，集中力量吃掉一股。如此类推。 刘永福感觉时机到了。严格说，是不能再等了。 派军前出，加强台中，当务之急。 其实派出人马增援的事本来是越早越好，人选早就有了——吴彭年和易顺鼎。 吴彭年(1857—1895年)，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还是十八岁的生员时，便工诗文，赋气豪迈，常拿西汉“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的傅介子和班超两位英雄激励自己，“欲追傅介子、班定远之志。”1895年4月，刚刚当上了县丞，到台北县赴任，便赶上了割让台湾。因为愿内渡，辗转南下滞留在台南，被刘永福请来当了幕僚，掌管地方文卷，并参赞军务。刘永福看出他“韬钤谙熟，胆略过人，甚器重之”。 道员易顺鼎，另一个很值得写一写的人，在新竹失陷后，自南京来到台湾。 易顺鼎（1858－1920年）字实甫、实父、中硕，号忏绮斋、眉伽，晚年号哭庵（悲怆！）、一广居士（失意！），龙阳（今湖南汉寿）人，清末官员，但最出名的是文学成就、诗人。据记载易顺鼎应属于神童，5岁能作对，15岁考上县学，便写了一部诗集《眉心室悔存稿》，又属于少年作家之类，有“龙阳才子”之称。光绪元年中举人，但之后考试却不顺利，6次应试落第。到30岁时，以同知候补河南（就是在那等啊等，等着空缺），无奈捐了个道员。后来任三省河图局总办，才以实绩证明了“考试不行，不一定做官办事不行”，搞水利和治河防比较得力，授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 这个时候，他来台湾，确实是稀罕事。仔细查来才知道：这是个决心与日本人一战到底的人。 这段时间他的特点就是一直在跑。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易顺鼎就跑去当了刘坤一的幕僚，等于和鬼子打仗了。马关条约签订，他兼程跑到京城，两次上书要求“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事”，还要和鬼子打仗。上书没起任何作用，愤而投河自尽，被人救起。听闻唐景崧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国，准备率军死守，易顺鼎又找到了战斗岗位，别人内渡他要赴台，决心“以只身人虎口，幸则为弦高之犒师，不幸则为鲁连之蹈海。”等他跑到了厦门，唐景崧却跑回来了。然后幸又得知刘永福在台南领导台湾人民坚持战斗，易顺鼎不顾友人和刘坤一力阻，葛衫布履，行李一肩，就跑到台南来了。 跑来跑去，其实就是为了和日本人打仗。 台湾道陈文騄内渡回籍，正好易顺鼎跑来帮忙，刘永福就请他先暂署台湾道。易顺鼎没有接受这个非正式任命（“以未奉朝命辞之”），只提出：“闻倭氛已逼台中，愿统一军往援，兼谋恢复台北。” 刘永福便命易顺鼎统领福军先锋左营、镇海中军副营、道标卫队营，以吴彭年为营务处，准备增援台中。 易、吴二人商酌已定，准备克日挥军北上，开往彰化，会合台中诸军，联络台北各庄义首，进扼大甲溪南，然后传檄台北，共图恢复。 然而此时，台湾府黎景嵩来电，“报言台中寓民尽去，无饷可筹”。[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 …………………………………………………… 台南支援台中，未成行，先留下一桩“官司”。 说，台中绅民早就建议向台南请援了，黎景嵩未答应。 新竹失陷，大家又起来力请，这次刘永福答应了，但说明台南准备两个月粮饷，以后靠台中支付，这下大家又不敢答应了（拟“自备粮饷两个月，以后欲就台中支给，绅富不敢答应”）。 于是就有分析说，黎知府以“无饷可筹”为由，其本意大抵是阻止黑旗军北上。 前边已经提到过，因为一直以来新竹地区战斗互有胜负，黎景嵩是不愿黑旗军来争功。 甚至更有一种猜测，说他“冀旦夕复新竹，即可称台民主(总统)焉。”，“黎府有顾盼自雄之意，尝云新竹破，即欲称为民主(总统)，有轻视刘(永福)之意。” 这简直是高估了黎知府的雄心。 这些猜测仅见于部分书本，也多属事后反推型，未必可靠。 至于“争功”一说，新竹既失，形势大急，还谈什么不愿分功？要说虚词推托，看看台湾府为了供应义军的军饷，掀翻了库底又向富绅借银子，似乎也不是怕出钱的事。 恐怕还是出不起。大家都缺银子缺粮，这确实是实情。台南也没有更多的军饷来源了，也在艰苦支持。 但这些事直接导致了易顺鼎和吴彭年热情虽高，空谋划了一套策略，却一直未能成行。 易顺鼎虽仅统三营，高兴的是终于能领兵打仗了，痛苦的是却军饷无着，于是又甘当重任渡回内地筹饷。等到辛苦筹得饷银5万两，跑到涵江又折回厦门，苦寻回台之路，在清政府的关照和帮助下，台湾却再也登不上去了。 易顺鼎终于没法再跑了。 只能是望洋兴叹，顿足捶胸了。 …………………………………………………… 其实就在与日军争夺时，台中府县与抗日军内部就已矛盾重重，纠纷不断，还有一桩“官司”出来了：具体细节未记，只知苗栗县知县李烇府库被挖空，又因为筹饷的事与新苗军发生纠纷，攻击吴汤兴“徒博虚名，全无实际”，并请知府收了他的统领关防。吴汤兴备文申辩，“指李烇短处，请派员代换”。黎景嵩左右无法决定，却令苗栗的士绅出来调解。 于是，官员士绅们又再次请求台南支援和请帮办军务出面协调处理矛盾。这两件事，一块报给了刘永福。 刘永福答应，等派吴彭年到台湾府地，查明情节后核办。 就这样，直至7月中旬，为调和苗栗县和新苗军的矛盾，刘永福才决心派黑旗军北上，以吴彭年为统领，副将李维义为副统领，带队赴台中。 …………………………………………………… 7月19日，吴彭年抵达彰化，台中人民欢呼雀跃，阖城出迎，都感到恢复有望，士气为之一振。 然而，吴彭年所统黑旗北援军只有七百人，实质性帮助不大。 而且，“副统领李维义职居副将，官阶甚高，降之为副，心怀不平。”（《台湾通史》记其为总兵衔），这位几种官方正史资料中都未提及的人物，这个时候还要争个头高头低，也根本没把吴彭年当回事。 所以，吴彭年等人的到来，初时并未能明显改变局面，台中的矛盾仍然存在，还酝酿着新的矛盾。 台中军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再反击新竹，至遭遇日军大举反击之时，黎景嵩认清了形势，也谈不上“争功”了，不得不借重黑旗军。 但他开始看上的是副将李维义，撤掉杨载云，让李维义来担任新楚军统领。李维义当然一百个应允，还带走了黑旗兵三百余人。 前边就说到黎知府排斥台南分功，此时又有人分析，这一套动作纯属“又欲赖黑旗之威以克敌，故将吴彭年副带李维义诱为新楚军统领，以接杨载云之任”。[《甲午战争史》引吴德功《让台记》] 趁机拉拢李维义进自己的“山头”，更显示“黎府有顾盼自雄之意”，而“欲称为民主(总统)”，这下可是坐实了。 …………………………………………………… 十分遗憾，苗栗县与新苗军的矛盾没解决，吴汤兴仍然没饷备军械、募义兵。屡挫敌锋的得力将领竟被无端撤职，又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杨载云本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战将，两月间出战十余次，即使因为反攻新竹失利，也不该随意换将。 “杨统领之名大震于中路，敌人闻之，皆有惧心。”[《台海思痛录》]这个记载虽稍有夸张，但能体会到杨载云对台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新楚军的支柱作用。而这句恰恰出于撤换他的黎知府之手，时为台湾失去多年之后。这又代表着黎景嵩的何种感情在里边呢？ 而换上来的李维义，从他的种表现，只能说也是个争权夺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 本来大敌压境，该团结一心筹划战守，台湾府这边内部却自己分化瓦解，战局的发展也就更不容乐观了。 …………………………………………………… 充分准备的日军很快便主动发起了台湾中部战役。 8月8日拂晓，日军近卫师团兵分三路出新竹： 右翼队，由山根信成少将率领，包括步兵第二联队加山炮、机关炮中队等，沿海岸大道，攻向虎头山。 左翼队，由内藤正明大佐率领，包括步兵第四联队(缺一个大队)加野炮、机关炮中队等，沿山路进攻鸡卵面山。 预备队，由川村景明少将率领，包括三个步兵中队和机关炮一队，在左右两翼之间一同前进。 海军派出吉野、秋津洲二舰，向这些山头猛轰，支援第一师团作战。 防守的义军警戒仅数百人，在猛烈的炮火下无法支持，向南撤退。日军左右两翼随后追击，分别进至达香山以东高地，尖笔山前面高地。 义军重兵防守的尖笔山高地暴露在日军面前。 …………………………………………………… 尖笔山北距新竹城二十余里，其间山岭连绵，沟壑交错。此山“虽不如直立尖笔之险峻，然峰峦起伏，宜守不宜攻”。 新楚军已编为七营，即陈澄波的仁字营、廖清轩的楚军左营、蒋为先的劲勇前营、杨孝思的劲勇炮队营、梁鹏翊的劲勇卫队营、梁国桢的劲勇副前营和郑以金的栋字营。新苗军原有六营，屡经战斗，人员多有伤亡，来不及补充。合计两军人数约5000人。 日本近卫师团则有15000余人，用于此次攻击的兵力也有，双方兵力对比悬殊，而且武器装备更是天差地别。 而且，将领的才能和勇气，在关键时刻显出了它的重要作用。 内藤支队一到，便布列炮兵阵地，对尖笔山腰的大埔实行炮击。“炮声在山谷里轰鸣，自山顶望去，炮弹爆炸，火光闪闪，黑烟笼罩着山头。……发射的山炮和野炮，弹弹命中大埔，不久引起火灾，火焰冲天。”[《日清战争实记》] 但日军并未立即攻山，而是准备等三路会合以后，三面合击尖笔山。 9日凌晨2时，日军三路攻山，如临大敌，等进入大埔，只见一座空庄，才知道抗日军已于昨夜撤离。 日军这么重视，这么重要的高地，抗日联军却很大重视，轻易弃守，无疑是个极大的失误。要说是李维义不想打阵地战，而准备与日军打运动战，这选择也行啊，可后面的战斗看，联军并没有出现在敌人的翼侧、后方，作战的布置竟恰恰是舍高地而选低地，继续打阵地战。 从这一点上看，抗日联军的战术水平简直降了好几个等级。 8月10日，日军便越过险要的尖笔山，以优势兵力，从四面向新楚军大本营所在地头份街发动了进攻。 李维义终于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既乏运筹帷幄之才，又无临敌拚战之勇”。也回答了为什么刘永福不用他而用吴彭年为主将，而黎知府撤换杨载云用上李维义是多么低级的决定。 主动权全部拱手让人，有利的条件也全部送给了日军，新楚军和新苗军集中在市街，地形不利，数面受敌，劣势全部暴露。 “时日军放开花大炮，子如雨下，铳烟散布，不见人面。”不久，李维义大营先被日本骑兵踏破。李维义也不管全军如何，首先逃脱了。 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之下，联军抵挡不住，纷纷溃退。 杨载云虽被撤统领之任，仍然奋不顾身誓死拚战，撤退中又主动殿后掩护，不幸身中数弹，带着未能尽驱倭寇的遗恨逝去（“惟杨载云力战，不避铳火。日军前后夹攻，回见大营已破，尤复奋勇为殿，身中数铳而毙。”） 台中抗日军中，又失去了一员干将。本来，他应该也许能够有更大的作为。 这是一位勇者，也是一位忠厚之人。令人叹息的是，他的牺牲不是在豪气干云、意气风发“横扫敌军如卷云”的进攻中，而是葬送在将领无谋的失算中。更可恨的是，这样的事情还一再反复出现。 当然，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也不能稍微削弱杨载云为国献身的光辉。 但令人痛惜的是，自此新楚军锐气尽丧，一蹶不振，台湾府的抗日力量更为削弱了。 ------------ 第八节浴血的黑旗 日军占领头份后，乘势扑向苗栗。 13日，川村景明率领师团前卫从中港出发，北白川亲自率领师团本队随后跟进。山根信成则率领左翼支队从头份出发，向乱黾山前进。“出发前，将头份街全部烧光，使之变成一片焦土。” 日军原计划在田寮东西一线聚齐，然后于15日一齐向苗栗发动进攻。但是，13日上午日军前卫接近苗栗时，却发现抗日军的主力都集中于苗栗东畔山上，构筑堡垒，设立数处阵地，防御进入苗栗的要道。 日军指挥的灵活性又显现出来，村川景明当机立断决定不执行原命令，在左翼支队到来之前，便以师团前卫对抗日军阵地发起进攻。 阪井重季联队自正午12时开始攻击，在炮兵掩护下，接连攻下了两座堡垒，在第三座堡垒前，吴彭年率部拚战，使敌人的进攻受阻。 日军不断加强正面攻击兵力，并使出迂回侧翼的手段，但抗日军顽强抵御，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 黑旗亲兵营管带袁锡清和帮带林鸿贵“身先士卒，屡冲敌锋”，不幸倒在弹雨中，“枪炮中满身，鲜血洒鞍辔”，双双阵亡。吴彭年“亲督诸军力战”，至下午4时，见伤亡已重，便下令南撤。 被指为搞了一通内讧的苗栗知县李烇早就奔逃到梧栖港，随后“带印内渡福州”。 一天的战斗打下来，村川不知虚实，没敢贸然进入苗栗，就在乱黾山以南的高地露宿。 14日上午，日军会齐人马，11时，才占领了已无义军防守的苗栗。 …………………………………………………… 头份失守后，新楚军残部也退到台湾府城彰化，黎知府终于明白谁最能打，将新楚军交与吴彭年兼统。 吴彭年整军驻守大甲，前自台南带来的两月之饷已经用完，又兼领新楚军，款项更为支绌。幸好，靠当地群众热情支持，“城内外人民皆蒸饭到营，供给三餐”，各军才不至于饿肚子。 但对面日军正准备南下，台中局势不断恶化，一时也没有办法扭转。 未给义军更多喘息时间，8月22日，日本近卫师团开始进攻大甲。 日军换了战术，以步兵在前，马炮队随后。一旦步队受阻，就用马炮队排开猛轰，步兵再进。这种战术，让义军无法支持。 吴彭年根本打不起阵地战，但他也灵活对敌，选好地形，避敌锋芒，伺机打埋伏。这一招比较有效，特别是对敢于孤立突出的小股鬼子。其中就打出了一个青史留名的大甲溪伏击战。 这一仗，义军先沿大甲溪静伏，等一队鬼子刚刚过河，突然四起猛击。日军猝不及防，向回败退。吴彭年麾军追杀，一直将鬼子赶往对岸。 鬼子渡河当中，早已在对岸埋伏的徐骧率义军又自林中冲出，杀向敌人。 接连的突袭下，敌人死伤无算，仓皇逃窜，被义军夺取了不少的军服枪械。 得胜之后，吴彭年收队转移，途经海口，又发现了几艘日军的粮船停泊港内，当即命令黑旗军精锐七星队直扑敌船，灭掉护送的日兵，顺手又把运粮船夺了下来。 …………………………………………………… 事实证明，游击战才是对付日军的最好战法。打阵地战，保守一城一地，恰好中了鬼子下怀。 23日，日军集结兵力，再次猛攻大甲。 黑旗军福字先锋营当其冲，与敌相抵，徐骧等率众左右迂回，攻敌两腋。由于战法可行、布置得当，本来日军已经开始退却。适在此时，逃将李维义，那个对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五德简直一条也不具备的无能之辈，又一次砸了抗日军的锅。 原来，李维义虽然弃军奔逃，却没有受到严厉制裁。乱军之中，情况不明，他率先逃跑的事情可能没有完全暴露。所以，李维义虽然统领当不成了，却还能够继续参战，担任了大甲溪后继。 这个部署却牵乱了整个战斗。 小鬼子非常聪明，早摸清了这个李维义“畏葸怯战”，就花重金收买汉奸，到处嚷嚷说日军从小路过来，好像就是奔李维义袭击（“间道往袭李营”）。就这样，一个兵未派，只是吹出一阵风，李维义闻听立刻崩溃，又一次不战弃营而逃。 前边正要追击敌人，忽闻后路大乱，传言大营陷敌，不禁震骇，前敌各军因担心后路为敌所断，被迫撤出，大甲随后被日军占领。 …………………………………………………… 大甲失陷后，刘永福知道，下一步，日军的目标必定是台湾府城彰化。 吴彭年仅率黑旗七星队一营及新楚军四营驻彰化，新苗军也补充募成两营，由吴汤兴统领，徐骧分统。这点兵力，根本无法与兵人重兵对抗。 彰化府县官员们已经惊慌失措，纷纷要求弃城。 吴彭年便将彰化情况电告刘永福，并电请刘永福增派援军。 刘永福复电：“兵来御之，死守无恐！” 这个简短的电报，其实背后有着很重要的缘由——其时，刘永福既忧且愤，忧的是局势恶化，恐将回天乏力，而愤的是内援不至，愤的是他竟在此时接到了桦山资纪托人转送的一封劝降信！ 吴彭年不知此事，但也知刘帅之难，不禁接电长叹。自己不过是一小小县丞，却担起台中之战的责任，一腔热血冲锋陷阵，只为保卫疆土。现在，自己的生命估计是要留给这片土地了。罢了，也算是对刘帅报以肝胆。（“吾与台事毫无责守，区区寸心，实不忍以海疆重地，拱手让人。今刘帅谕我死守，诚知我也！”[《台湾通史》]） 吴汤兴和徐骧也力主再战，决不后退，“不战而退，何颜见刘帮办乎？” 三人决心死守彰化，便尽力布置，昼夜戒备。 27日，刘永福所派出的援军——黑旗七星队王得标、刘得胜、孔宪盈、李士炳四营及旱雷营孔搏一营，自台南紧急赶到彰化前线。 不容易。抽出这些兵马已是不易，要知道，此时日军舰船不断在台南沿海港口出现，制造着紧张气氛。台南军队被牵制，日夜戒备，本身也是很困难。抽人增援，也是需要冒风险，需要下很大决心的。 彰化守军兵力稍有增强，但是，算一算，总共不过三千余人，仍然不敷使用。 加上彰化城小，难以防守，唯有城东八卦山可作依托，守山即足以守城，“彰城小如斗，八卦山在其东，俯瞰城中，山破即城亦破”，[《台湾通史》]也是必争之地。所以，吴彭年将八卦山作为布防重点，派吴汤兴、徐骧所统新苗军两营，李土炳所带黑旗七星队一营，沈福山所带黑旗军亲兵队一营，共四营兵力在山上驻守。 另外，黑旗军守备王德标、孔宪盈守中寮和茄冬脚，作为西部阵地。彰化知县罗树勋及其子云林知县罗汝泽，率防军营守大竹园、中庄仔一带，为中央阵地。 吴彭年则亲自驻守茄冬脚指挥。 由于兵力较少，联军只能成一线排列，防御部署上缺乏必需的弹性。特别是没有办法向前控制大肚溪（乌溪），不能不说是彰化保卫战中的一大缺憾。 …………………………………………………… 此战，日军志在必得，仍然费了多日的功夫，进行战前侦察。还多次派人泅渡大肚溪，抵近黑旗军兵营观察动静。最后，连主要领导都亲自出来勘察地形了。 26日，北白川师团长甚至亲自率旅团长山根、参谋长鲛岛和十几名参谋，到大肚溪北岸崁仔脚附近，就近侦察八卦山阵地。 南岸守军发现了动静，就纷纷往这里放炮鸣枪，一时整个树林枝叶纷飞，烟尘四起。鬼子慌乱躲避间，由于坐骑受惊，搞得北白川跌落马下。惜哉，此时台南援军尚未赶到，如果联军能有余力派出小股游击队捕捉敌人的侦察人员，就能有效掩护阵地情况，说不定能捞到大鱼。鬼子官急忙后撤，惊魂甫定，终于确定守军没有派出人员追击，只是让北白川等人空受了一些惊吓——鬼子的宣传里只拍北白川的马屁，说什么亲王如有神助，却不说受伤与否。 但日军终于在距黑旗军驻营约一千五百米的大肚溪上游，发现了一处水深仅一米左右，适于大部队涉渡的河段，也基本印证了抗日军防守的大体部署。 …………………………………………………… 经过一系列准备，北白川能久制定了周密的进攻方案，并于27日中午下达了“28日全线进攻”的命令。他的部署是： 右翼队，川村景明少将率领，午前五时三十分攻击正面之敌；左翼队，山根信成少将指挥，担任主攻，于黎明前从汴仔头上游约一千五百公尺之涉渡点过河，与右翼队配合，攻击敌军第一线，并以一部分兵力向八卦山炮台前进……。 日军实行的是置右翼队于正面，实行牵制运动，而让山根的左翼队迂回，实际是担任主攻，以优势兵力直逼八卦山炮台。 28日凌晨开始，日军趁夜色悄悄涉渡大肚溪，到达指定位置。5时30分，右翼队炮兵开始炮击黑旗军的正面防线，一线攻击的各中队以全速向八卦山前进。 随后，左翼队也已渡河完毕，立即从联军的东侧插进，包抄联军后路。 …………………………………………………… 就是说，增援的黑旗军几乎是刚到，紧急部署完毕，尚在连日行军的人困马乏之中，便投入了一场血战。 八卦山上有一炮台“以石垒壁，有可容一营多兵力的兵营，设置重炮一门，山炮一门及后装炮二门,并有军械、弹药库，惟对后路未曾设防。”[《日清战争实记》]炮台守军见日军来攻，即发炮抗御。双方在炮台上下展开激烈争夺。 虽三面受敌，吴汤兴毫不退缩，手持短铳，足登草履，帕首束腰，在连天的炮火往来指挥，大呼杀贼激励军士。徐骧也麾军力战，与黑旗军勇士们一起顽强拼杀。 在日军炽烈的炮火下，黑旗军李士炳、沈福山两位营官先后阵亡。吴汤兴与敌死战，敌人围上来的时候，部下架起他要走，他怒斥挣脱，仍迎向敌阵，不幸身中数弹。 迷漫的硝烟中，抗日军士兵的身影跃向前去，喊杀声渐渐弱下去……吴汤兴仆倒在地，鲜血洒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 “汤兴固好男儿，不臣倭，不屈节，执戈制梃，授命疆场，其心嚼然而不滓，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吴剑清《台湾民族英雄吴汤兴传》] 八卦山守军伤亡殆尽，弹药打光，仅徐骧率残余的二十人走后山突围而出。 …………………………………………………… 此时，中路却首先崩溃，战斗已经结束了。 罗树勋、罗汝泽父子二人俩知县，初时也矢志留守台湾，募集兵勇、筹集粮饷还努力干了点事，但带营打仗却半点不顶事。连日本人的“鬼影”都没望见，便败下阵来，向后狂奔到鹿港，找船跑回福建了。 知府黎景嵩也就是仗着气盛，对打仗也基本是一窍不通的，根本无法有效约束部队，致所属官军战场逃离，中路一溃，彰化城洞开，以致连同自己都暴露在敌前。眼见日军涌进城来，黎知府立脚不住，也在自己的“知心人”李维义的护送下，匆匆向鹿港转移，乘船向台南漂去…… 其实历史对黎景嵩的评价还不算差。一来他任内勤政清廉，抚平民间矛盾，颇有政声；二来割台之后，他不愿内渡，积极抗争，组织力量拒敌，还是“唯一能发军饷”的知府，一时被称为“抗倭名臣”。要没这个，他也不会被台湾省那个“故宫博物院”列入台湾的“三十七先贤”之一，这至少还是说明一点问题的。 黎景嵩南下，还准备到云林募兵再战，但号召力已经不如从前，形势恶化、内部矛盾积怨难消，黎景嵩无颜退向台南，只好于9月24日黯然渡海，离开了相处半生的台湾土地和人民。这以后，他因抗旨被革职，好在张之洞还比较理解他，请他做了幕僚。虽然个人损失较大，但他却只有对台湾的愧疚而无悔意，晚年写下《台海思痛录》，署名思痛子，记述保台之事，抒发失台之痛，“满腹牢骚何处写，斯民水火总关情”。 …………………………………………………… 彰化将破时，左翼阵地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 王德标、孔宪盈两位黑旗军将领率军与川村景明的右翼队力战，挡住了日军的进攻。 吴彭年正在来往督战，忽然见八卦山已竖起日旗，便亲率黑旗七星队三百人来夺八卦山，想抢回这个要地，稳住彰化防御。 然而，在日军猛烈的排炮阻击下，七星队伤亡甚众，难以向前。敌人居高临下，山上敌弹密如雨落，激烈的争夺中，吴彭年身中数弹，仍然奋力向前冲击，但终于渐渐不支，斜倚在部下怀中，手指八卦山顶，双目恨恨圆睁，壮烈殉国。 又一位英雄血洒台中，以生命实践了自己死守彰化、不离疆土的誓言。 “公故不顾成败利钝，效死弗去，直欲以身报国，不敢畏缩不前。卒至身中数枪，与马同阵亡。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此哉？”[吴德功《让台记》] 吴彭年牺牲后，彰化落入敌手。 八卦山的炮声激起了勇士的怒火，左翼的王德标还在坚持，裹伤再上，与敌拚战，“身被数创，望敌兵坚立不退，麾军截击不少挫。”“而回顾八卦山火起，炮声如雷，探哨报彰化失矣，左右强挟之行。”黑旗军直到彰化被攻破，才被迫撤出，杀红了眼的王德标还是被部下强行拖着下的阵地。 …………………………………………………… 彰化一破，立刻被恐怖的阴云笼罩，如成地狱。 日军兽兵从东、南、北三门攻入彰化城，随即满城搜索，逢人则杀，再次制造了一场惨剧。日本人自己承认：“彰化城内，尸体到处可见。”据日本宪兵队调查，仅在街面上，即发现“尸体二百五十余具”。[《日清战争实记》] 其实这还仅是被害者的一部分，还是一个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遇害者，几乎全部是普通百姓。 上午10时，北白川能久登八卦山炮台，俯瞰台湾府城，遥望尚在刘永福黑旗军守卫下的台南，不禁得意洋洋，决心乘胜南进。 这位凶残的敌酋还写下《帅师将向台南有作》一诗，毫不羞耻地给自己脸上贴金，称“啊，太阳光芒就要照耀台南大地（是膏药旗吧？），杀了那帮大头目保百姓平安（百姓能平安吗？）”——“旭光将被台南地，歼彼渠魁安万生”。[《日清战争实记》] 在他的指挥下，川村景明率右翼队迅速占领鹿港，骑兵大队长涩谷在明大佐率骑兵向嘉义前进……鬼子。 但是，随同黑太阳带给台湾的噩运，连日的作战，伤病也折磨着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鬼子，减员迅速增加。 到9月份，患达霍乱、痢疾、脚气等病的鬼子达四千二百多人。“彰城设野战医院，初止患者二百余人，后数日疫症流行，忽千余人。患者(多在)市内铺户，病人呻吟。至九月中旬，病势益烈，师团中健者约五分之一。山根少将、中冈大佐、绪方参谋及其他将校多入鬼籍。行军困难，于此可见一斑。”[《甲午战争史》] 让日军胆寒的疾病不断扑上来，将他们一批批送回国内，或直接将这些魔鬼送进靖国神社。 有日本人悲怆地写道：“出征不归，客死千里。待彼门者，茕茕无倚，涉彼岵者，瞻望长跂。痛恨深憾，哀莫穷已！” 出征，死了。谁让你来的？活该。 …………………………………………………… 台中失守，抗日军遭受巨大损失。在激烈的战斗中，著名的义军将领纷纷陨落。残部终因“饷尽弹尽，死伤过重”而撤退。 虽然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局势越来越黯淡。许多人认为大势已去，失去了抵抗的决心，开始另谋他途。 一个被人指摘的事是，在唐景崧逃走后不到两个月，这年秋天，丘逢甲辗转离台内渡。据说，是因为日军以台湾民主国为丘逢甲所首倡，“嫉之甚，严索之”。 实际上，在战前丘逢甲就对台湾的防御布置看得很清楚：“景崧虽号知兵，而防敌御寇远不逮永福。全台形势尽集于台北……景崧一人守台北，无永福以佐之，恐守之非易。台北一破，台南将孤守无能为矣。”[江山渊《丘逢甲传》，见《中日战争》]开战后他的预料被一一证实，失台已是早晚的事情，估计这才是他离台的最终原因。 临行前，他还写下了抒发满腔悲愤的《离台诗》六首，内有“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不忘再把老李骂一通，还有“卷土重来未可知……海上谁来建义旗”之句，仍然对台湾之回归祖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丘逢甲内渡之后，定居祖籍镇平，往来潮、汕、广州之间，一度赴港、澳、南洋等地。诗歌救不了台湾，丘逢甲也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一条那一代知识分子、有志之士共同的道路——与康有为、梁启超协作，兴办教育，倡导新学，支持康梁维新变法，先后担任两广学务处视学、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咨议局副议长等；后逐渐倾向革命，利用公开身份掩护同盟会员搞起义之类的反清活动。民国成立，以广东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筹组临时政府，被推举为参议院议员。有生之年，始终不忘恢复台湾，只所以投身新政和转向革命，也是因为只有国强，才有台湾回归的可能吧。 一个人遭遇一个那样的时代，身世随大潮浮沉，也在努力抗争。 回顾保台，对丘逢甲来说，至少“爱国诗人”的评价相当恰当。 虽然有人很不以为然，感觉他说得多，做得少，终于内渡。多方查阅很多资料，自新竹一战之前，至他离开台湾之后，对他这一段的记录多数是了了数句。个中缘由，不用想，那是因为只有他的弟子和部下还在一直战斗，而他却悄然离开了。 所以我在前边说过，丘逢甲从台北一退，便失去了光照史册的机会。 但台湾有逢甲大学，有逢甲路，以纪念这位抗日义士。也许和同盟会的关系，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后来的国民党内一定也有相当的地位。有这渊源，是“胎毒”们奈何不了的。 不过有意思的是，拿丘逢甲推动的台湾民主国为自己立论的也是“胎毒”分子，埋汰丘逢甲“逃离”的始作俑者和最出力的大致也是“胎毒”那帮人。把丘逢甲划入“满清割弃台湾”一流，再置换成“中国割弃台湾”一流，用心何其阴鸷。如果丘逢甲死于保台，估计就是“胎毒”用来打旗号的英雄了。 ------------ 第九节台南的艰难支撑 困难，越来越大。 台南，黑旗军难以为继。 能战之兵不足十营，军械粮饷俱缺。“局储军械，惟云者士得枪二千数百支、毛瑟枪数十支、林明敦枪数百支，余土枪土药半遭湿蒸，不堪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1）] 这些内情日本方面也掌握得很清楚，详细到“刘永福内无粮饷，外无援兵，仅用功牌送功名，以系将士之心而已。”已经到了靠“给军功章、许功名”维系军心的地步。 因为还有一些汉奸被收买，包括黑旗军中接触核心军情的要害人员，如李维义营中就有一名叫高慧的文书向日本人告密：“刘永福缺乏军饷，是其败之一端”；“兵力不足，是其败之二端”。[《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 台湾内外交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经济。 战前唐景崧迭次上奏，请求拨款，朝廷指示由南洋暂行拨给五十万两。有记载“藩库尚存六十余万两。然自军兴以来，糈饷浩大，旋奉部拨五十万两。南洋大臣张之洞奏请续拨百万两，划交驻沪援台转运局，以资接济。”[《台湾通史》]但实际上，后来这一百万两多数是无法运过台海了。 而且，有管钱管物所谓有实权的官员丧尽天良，趁火打劫（这不是比喻，是真的这么干，甚至省署府库失火的疑案，就是这些人所为），内逃前竟席卷藩库，回来后继续瞒报朝廷，从中贪墨，发国难财。朝廷查出的，如候补同知、藩库厅兼善后局支应任如芬，候补同知机器局苏绍良“朋比为奸，乘台北失守私盗公款”案，将其“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虽弹章所举“任如芬得银三十万两，苏绍良得银二十万两”等数字上未能证实，也未记载，可能没这么多（否则就不是革职处分了），但边宝泉所奏“查明贪劣局员罔利营私，声名甚劣”，还是说明有这些劣迹的。[据《清实录》] 可见台湾抗日军民实际并没有全数获得这些资费。开战后，饷需“犹恐不足用，林维源首捐壹百万两，息借民间公款二十万两，而富商巨室倾资助军者，为数亦多。”[《台湾通史》]依靠发动官绅捐款，出钱出力，才算勉强支持。 一旦开战，耗费巨大，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台湾省本来就不发达，加上还算得上财富之区的台北丧失，连同藩库、军械局、兵工厂尽落敌手，台中、台南贫困，根本无法养战。况且，本来台湾饷械就须仰赖于沿海官民的支援。可现在孤军孤城，各种物资消耗无力补充。 先期，在一片保台的呼声中，沿海督抚如张之洞、谭仲麟、边宝泉等相继函嘱刘水福坚守，答应源源接济饷械。 但后来，刘永福连电告急，并屡次派人，包括他的幕僚罗绮章，还有易顺鼎道台都看不下去了，主动出来，冒险渡海向两江、浙闽、两广总督求援，却没有任何成效。 读到刘永福发给各地的求援告急电报，“台北义勇甚得力，台南饷械极支绌。”“……饷械奇绌，恩赏多少，祈速接济。”“闽、粤饷无济，台南已无法可筹。”一封比一封焦急，看得出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让人喘不过气来。“恩赏”“多少”，出现这些用词，入眼极为刺目。 后来的电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痛哭求告的地步，“民不许行，我公不救，兵民皆乱，福死何益？痛哭乞援，望切望速。”“今饷械俱绝，民兵将乱，何以战守？”读来，让但怀忠直之心的人有如箭穿心之感。 可怜这一切，考虑的只为中国大局安危。大清朝满朝那么多“忠臣”，竟不如一个当初的“乱军首领”，刘永福再次背负“抗旨不遵”的恶名，在形势最危急之时，仍不忘“福所以死守台南，为大局，非为私也”，“我建孤忠所在，诸公必有以图之”，寄希望于坚持下去，为大局形势能有转机争取时间。 那么多内渡的台湾官员，也还不如一个为大清服务的外国“公务员”税务司麦嘉林，尽职尽责守在台湾，还为刘永福出主意，“请设邮政局，未旬日而征银五千余两”，税务司竟办起邮政局，挣点银子接济抗日饷需。 但是“饷械不至，俄师渺然”，希望中的饷械没有着落，幻想中的俄国外援也没有出现。他还为大清朝廷担心，一旦台湾一失，各国瓜分中国的贪欲恶念会随之而来，“福死奚惜，恐屏藩一弃，各国狡然生心。” 锥心泣血，让人不忍卒读。 除台湾通史上记载的“唯闽粤总督各贻旧枪一二千杆弹药数万粒而已”，督抚们许诺的支援再也不敢也没法兑现，全部食言，无一例外。 这一切，还是因为那个大清卖国朝廷把坏事做绝。自日军进攻基隆之前，清廷即以“现在和约既定，而台民不服，据为岛国，自己无从过问”为由，命令东南沿海各省督抚“饬查各海口究竟有无私运军械勇丁之事，设法禁止，免滋口实。”[《军机处电寄张之洞等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加上日舰拦截、封锁，各地对台只能少量暗济，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后来朝廷还有那么两次指示采取“偷运”的法子，“著张之洞再拨奥枪一万枝，设法解往。”因“惟和约已定，此时运解军械，务宜慎密，免致藉口生事，是为至要”。及至后来，因怕有碍他那个中日友好“大局”，加上被英德等国使坏阻挠，“惟近据英德使臣言上海广东均有军机解往，并有勇丁由粤往台，疑为中国暗中接济，登之洋报。”竟采取登报纸批露的方法捣乱，朝廷怕情况暴露，“而此等谣传，实于和约大有妨碍”，即将前令作废，指示停止解运。[据《清实录》] 一向不讲国际信誉的小日本，竟能用遵守“合同”的国际信誉将大清牢牢束缚起来，如此窝囊，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 于是，包括保台喊得最响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后来竟也以“台向不归江南管辖，来便越俎”为辞，把自己摘了出去，推了个干净，还在电报中暗示刘永福“朝廷命令官员内渡，也包括你”[《张文襄公全集》，《中日战争》(5)]。 罗绮章、易顺鼎筹款的遭遇，就是刘永福的遭遇。 与易顺鼎千辛万苦募集的款项类似，内地组织的捐款最终全部被截留，无法再运上台湾。 想当初康熙“十全武功”之一，何其壮也，虽然“收台”回来只当是装点门面，长期疏于治理，朝廷只知把爪子伸向大陆富庶之地，但毕竟还有一个主权的明证。今康熙的不肖子孙竟如此不争气，严令采取“海禁”这种政策手法，竟是玩起了康熙朝之前、台湾还是郑家经营时，大清曾使用过的那一套。 被自己人背判、让自己人坑，比被敌人攻击还让人心寒窝火。 黑旗军难，真比丁汝昌、比北洋舰队、比威海的遭遇有过之而无不及。 …………………………………………………… 经过彰化之战，黑旗军折损大半，已是元气大伤。 这个时候，部下又有很多人失去希望，纷纷逃离。 逃跑将军李维义自彰化奔回后，再三提出要到布袋嘴一带据险扼守。这确实是个比较紧要的地方，日后一部日军就是从这里登陆台南的。刘永福于是相信了他，于拮据中发给饷银，让他统镇海中军左营前去防守。然而李维义一到布袋嘴，即“将银席卷，并连各枪支变卖”[《甲午战争史》]，雇船逃往厦门了。 兼护台湾道道台和台南府知府的安平县知县忠满，一直不积极作战，彰化危急时，借故违令不去增援，[事见《台湾通史》]接着也弃军逃往厦门。 部下的叛逃，更使刘永福内外交困，而台南的形势就更为严峻了。 …………………………………………………… 尽管如此，刘永福仍不放弃，力撑危局。 黑旗军宿将王德标正在嘉义县养伤，“英气不衰，誓吞敌”[洪弃父《台湾战纪》]，刘永福命他在嘉义据守。 采纳文案吴桐林保举，起用杨泗洪统镇海中军正营、后营、前军右营、武毅右军右营兼吉林炮队共五营，“节制黑旗前敌诸军，及各地义勇队，咸归调遣”。[吴桐林《今生自述》，见《中日战争》(6)] 接受文案吴桐林、罗绮章的两项建议，采取“议抚”，招抚各地抗日的义军首领共同抗日；并实行“仿内地保甲,行联庄法,令各乡自近及远，渐次举行。”[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实际上就是发动村庄联防联保，“一庄联十，十庄联百。由合南联至台中，由台中联至台北。倭至则协力攻倭，倭去则严查土匪。”[《甲午战争史》] 除了从彰化突围而出到达台南的徐骧，直接接受黑旗军指挥，继续战斗，台南各地的义军首领纷纷起来响应，其中非常著名的的嘉义大莆林的简成功、简精华父子，嘉义中埤庄的黄荣邦，和恒春阿缑的林义成。 9月1日，刘永福任命简成功总统义军，重新在台南恢复清军与义军联合抗日的体制。 …………………………………………………… 稍有恢复，台南军民主动迎战，继续北上御敌，以求将战线尽可能推进到台中。新任前敌指挥杨泗洪积极准备，克日率军前出，以期驱逐倭寇。 杨泗洪(1848—1895年)，字锡九，江苏宿迁人。出身于拳技世家，早年投效湘军，积功保至游击。1874年随刘铭传赴台，担任营官。沪尾一战中，杨泗洪“率部挫其锋，敌为却”。累升至记名简放提督，赏“硕勇巴图鲁”勇号，署台湾镇总兵。1891年，邵友濂任巡抚，尽废前任之政，裁撤防军，竟将杨泗洪降为营官。 及日军侵台，杨泗洪决心守土不去，现在又奉命节制黑旗前敌诸军，杨泗洪对刘永福的知遇和信任感泣不已，对推荐自己的吴桐林说：“我当以身报大将军知遇之恩，庶不负先生牙齿力（推荐之功）也。” 9月初，杨泗洪率黑旗军和义军拔营北上。 3日，黑旗军进至嘉义北打猫庄，打探到日军占据大莆林街内。下午1时半，杨泗洪下令将大莆林围住。 驻守大莆林的日军近卫骑兵大队和近卫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突然“遇警”，急忙商讨对策，敏感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须确保后方的交通”，黑旗军若袭击他里雾，则此处“与后方的联系必定完全断绝”。 步兵第八中队立刻突围奔向他里雾，以回护后方，但途中即遭到黑旗军的堵截。日军伤亡多人之后，只好伏在水田里，待日落后逃出，连夜奔向他里雾。路上遇到三名他里雾奔来的通信骑兵，才知道猜中了：杨泗洪正是釆取声东击西之计，佯攻大莆林，而派黄荣邦乘虚袭击他里雾，包围了日本通信骑兵队。日本骑兵“知寡不敌众，便锁住神庙大门坚守”，[《日清战争实记》]被黄荣邦亲自用大斧劈开大门，义军冲入猛烈击杀敌人，仅有三人活命逃出。第八中队得知他里雾被占，慌忙乘夜又返回大莆林。 4日，没了吃的，第八中队又出动到各村抢粮，抢完后即杀人烧庄。然后，绕过他里雾，与莿桐港的第六中队会合。会合后互相壮壮胆，再组织运输队，由莿桐港往回运送，不料还是在他里雾附近遭到黑旗军和义军的袭击，除二人逃回外，悉数被歼。[《日清战争实记》] 至5日夜，在大莆林的日军已被围困整整三昼夜，与后方的联系已断，半点接济全无，只好决定北撤。 6日晨，日军刚作好撤退的准备，黑旗军和义军即对大莆林发起了总攻。 据日方记载：黑旗军“从嘉义城运来山炮(两门)，以炮击激励士气，弹着亦甚良好。” 激战两个小时，日本士兵携带的子弹几乎都已打光（据统计，当天日兵发射的子弹平均约为每人三百六十发），慌乱向北突围。 杨泗洪率军追击，欲生擒殿后的日本军官，脚部中弹，仍奋力追击不停，不幸腹部又中一弹，被部下救回后，延至8日，溘然长逝。 杨泗洪一惯“每战必先”，刘永福感到极不放心，临行前，告诉他要注意保护自己，“诫其自重”。杨泗洪说：“我如驱饥羊，搏饱虎，利在速战，机在勇决。我苟不先，士气少沮，无能为也。” 将军一去，终于以生命回报了知遇之恩，尽了守土保国的天职。只可惜终于能统军杀敌，却壮志未酬。本来是一将难求，而黑旗军痛失一员勇将，再遭一大挫折。 …………………………………………………… 管带朱乃昌抢回受伤的杨泗洪，回身力战，继续组织追击，黄荣邦、林义成也带队来援，乘势一举攻过大莆林，众人前仆后继、不顾生死，杨乃昌也在这场血战中阵亡。 此战之后，日军经他里雾奔回莿桐港，又渡过浊水溪，直至北斗镇才停下脚步。分散于前线的其他日军也大面积地后退，以至连台中的云林县都不敢待了。 此后，双方就在浊水溪隔溪对峙。 都司萧三发接替担任前敌指挥，黑旗军巧妙利用地形，暗筑工事设立障碍，敌人数度窜犯均告失利，才知道厉害。“溪中一带沙漠（沙滩），数里无人居处，中多蔗园、林投、芦苇，可为埋伏之所。沙埔暗埋竹钉，桶上铺竹木，马军多陷于泥淖，人马死者甚多。” 近一个月，日军只是“日间越溪而战，夜间即退驻北斗”，不敢过分前出或停驻。 而黑旗军和义军也不断前出袭扰，一度深入到彰化附近，弄得日军十分紧张，以为要有反攻。 但是，台南的粮饷不继，兵力也得不到补充，已经无力再进一步发动攻势。十月上旬，日军开始大举进攻，台南的形势便急转直下，毫无挽回之术了。 …………………………………………………… 当黑旗军与日军相持于浊水溪之际，日军组成了南进军司令部，任命副总督高岛鞆之助中将为司令官，策划大举南侵。 除近卫师团，日军调来了第二师团全部。著名的“肉弹攻击专家”乃木希典来了。4月份，乃木刚刚晋升为陆军中将，特封为男爵，由第一师团的第一旅团长升调为第二师团长，这个疯子的干劲当然是十足了。 到此，保守估计（除去病员外）日军用于南进的总兵力达到了四万，并有联合舰队配合。 请注意：这个规模，都已经接近辽东奉天南路的用兵数量了。要来对付的，还不是那十几万清军。 日军制定的计划是： 一部为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全部，一万五千人，自彰化经嘉义县，由陆路直扑台南的正面。 另一大部，为乃木希典中将率领的陆军第二师团全部，主力约二万五千人，由海路开向台南。 其中，伏见贞爱率第二师团第四旅团，从基隆登船，在台南前侧面布袋嘴港登陆。 山口素臣率第二师团第三旅团，从现驻地大连湾登船，从台南的后背面枋寮港登陆。 乃木师团长及第二师团司令部也从基隆登船，在中部的中港或枋寮港登陆。 总指挥高岛中将率领南进军司令部，从中部布袋嘴港登陆。 海军准备炮击两所登陆地点，并预定攻击安平、打狗各要港。[《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 …………………………………………………… 根据南进军司令部的部署，近卫师团先行一步，向台南府的嘉义进兵。 9月29日，师团即发布命令，兵分三路： 中路，以川村景明少将率步兵第一联队及骑兵大队部分人马为前卫，从北斗出发，经莿桐港、他里雾、大莆林、打猫堡，向嘉义前进；北白川率司令部及本队，在前卫之后跟进。 右翼，坂井重季大佐的步兵第二联队主力和部分骑兵炮兵分队，经西螺街、土库、新街，从西路进逼嘉义； 左翼，内藤正明大佐的步兵第四联队主力及部分骑兵炮兵分队，经树仔脚、云林县、火烧庄，从东路包围嘉义。 但是，由于连日风雨大作，鹿港溪水深，不能涉渡，浊水溪更是大涨，平地几成泽国。近卫师团无法出彰化南进，日军只好改变第一次作战计划，推后数日，等待天气稍晴再继续出动。 这期间驻扎在云林的黑旗军经常出来袭扰，“每夜暗渡，谋袭北斗，夜间铳声迭响。” 直到10月3日，近卫师团才出彰化南下。 南进途中，遭到黑旗军和义军的节节抗击。 但是，日军以优势兵力，优势的装备，黑旗军和义军难以抵御，损失甚大，黑旗军都司肖三发和义首黄荣邦牺牲，却无法阻止日军。 到8日，近卫师团逼近，从北、东、西三面包围了嘉义。 …………………………………………………… 嘉义，古称渚罗，南距台南府城一百三十余里，负山面海，为府城北路之屏障。城墙高两丈有余，厚约一丈二尺，城外有宽三丈的护城河环绕，河堤上遍植竹林。 此时，云林一带黑旗军也在层层阻击日军后，全部退至嘉义，归王德标率领，据城固守。 日军四面围城，临战时，北白川能久晋升坂井重季为少将，接替已死的山根信成为步兵第二旅团长。 此番率近卫师团倾巢而来，南攻嘉义，心下自是志在必得。但回顾侵台以来，历时将近半载，多次苦战，将士伤亡将近一半，自己也伤病在身，北白川不禁心情黯然，再无占领彰化时的兴奋，还有那份建功立业的雄心。 有当时的一张照片，一片竹林中，一顶行军帐篷前，部下不知从哪儿给他弄来一个很考究的沙发，贵为亲王的北白川就坐在上面，黑色军服衬着满头满脸的花白，似因疲惫而显得十分老态。 那时候，他的诗也不复有先前的豪气，而转以黯淡。其中一首诗中写道，“远伐荆蛮百事辛，难堪恶水与炎尘。去京半岁君休笑，忽作白头黑面人！”[《台湾偶作》《甲午战争史》引自川崎三郎《日清战史》] 数语之间尽写征战之苦，颇觉意态苍凉，似将死之人的哀鸣。 这次嘉义之战的十九天后，北白川即以伤病死于台南。 官方公布是染病而死，也有人说是他在大甲溪被击中坠马，已经负伤中。反正，都是不治而亡，未得善终。 …………………………………………………… 10月9日，日本近卫师团向嘉义发动了总攻。 黎明，日军各部队从宿营地出发，分三路逼近嘉义，各自做着攻击准备，欺负黑旗军缺乏重武器，日军步兵最前的锋线竟已直抵城门七百米处。 11时30分，炮击开始。炮火之炽烈，“恰如万雷落地，天地为之震撼”。 嘉义城墙虽然坚固，但近代火炮出现以后，所有的城池已经无法抵挡大炮轰击，几乎失去了作用。 一时间，弹片、碎石纷飞。 黑旗军冒着炮火，以血肉之躯奋勇抵抗，舍命“自城墙上进行非常猛烈的射击”。 城门楼不断被轰毁，日军亡命地冲近，依靠竹梯，越河登城。黑旗军和防军虽然顽强抗御，不断以抬枪还击，但终究抵挡不住潮水般涌上来的日军。 到12点15分时，日军已经先后占领了西、北、东三门，并突进城内。 在付出巨大伤亡后，王德标率余部退至曾文溪。嘉义失陷。 …………………………………………………… 在近卫师团正面推进，吸引抗日军同时，日军登陆台南部队已经全部在澎湖集结完毕，最初便在计划中的登陆夹击作战终于可以实施了。 10月10日上午6时，日军运输船十九只，载着南进军司令部及混成第四旅团，在“浪速”“济远”“海门”三舰的护卫下，自澎湖岛出发，舳舻相衔而进，于10时50分，抵达布袋嘴外三海里处。 11时40分，“济远”舰——没错，这艘被方伯谦保护得比较好的北洋海军战舰，于1895年3月16日被编入日本海军，列为三等海防舰，舰长平尾福三郎。连名字都没改，这里边含有太多意味。在方伯谦手里，只会用来逃跑，在日军手里，却成了攻台的先锋——首先向岸上开炮，“浪速”“海门”二舰随之加入。海岸附近的村落房屋全部被炸燃烧，“火焰冲天，一直烧到半夜仍未熄灭”。 几个小时充分的火力准备之后，下午2时半，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登陆。 此处只有少数清军，稍作抵抗，即向南败退，首批日军得以顺利地完成了登岸。 11日早晨，混成第四旅团前锋从布袋嘴出发，途中与近卫师团的松原支队相遇，遂一起向东南进发，于上午10时半占领了盐水港。 在此，混成第四旅团与近卫师团两支部队建立了信息沟通联络，下一步，就是并肩作战，合击台南。 …………………………………………………… 黑旗军和义军闻听日军登陆，迅疾赶来，对混成第四旅团后继登陆部队进行了英勇的狙击。 乡民为保家园、避免被敌伤害，反而皆拼死力战。日方记载说：“我军在布袋嘴登陆时，此地人顽冥不解事理，只认为敌兵一来于自己有害，须抵抗以保持自己的安全，似欲以死力防御到底。一方面刘永福亦利用其无知剽悍，企图借此防阻我军登陆，让其部下大肆煽动。因此，我军东西南北，到处无不战斗。”[《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 说的很正确，其实这种局面应该全是日本人疯狂入侵、烧杀作恶造成的。 占领盐水港的日军南进时，便遭到林碧玉所率义民的激烈抵抗。 林碧玉(1832—1895年)，字尔音，号昆冈，嘉义将军乡西甲村人，祖籍福建泉州晋江县，中了秀才以后，就一直在乡里教学。“生平尚武好义，精拳术”，“喜为人排难解纷，里众倚重之”[《甲午战争史》引自《台湾人物志》]能领头的一般都是有很有威望的。台南岌岌可危，林老已经63岁了，仍奋臂一挥：台湾要亡了，你们会怎样？我率子弟保家乡，谁跟我上？（便集各庄群众曰：“台湾亡矣！若等将何往？吾欲率子弟卫桑梓，若能从吾乎？”）应者一百几十人，可惜火器不多，只有旧火铳数十杆。 10月11日，这支仓促组成、军械破烂的民间义军，就在盐水港南十余里之铁线桥列阵迎敌。林碧玉带领众人踊跃向前，奋力突击，日军前锋竟被逼退。如同一粒火种投入积薪，这支小小的义军激起了四里八乡的斗志，义军追敌至沟仔头，沿途庄民不断持械加入进来。 直追至与日军大队碰面，激愤的义军并不稍退，林碧玉指天而誓：如果老天不帮我，就让我先战死在今日吧！（“天苟不欲相余，今日一战，当先中弹而死！”）众人喊声震天，英勇与敌博斗。 此战，林碧玉中弹穿胸，壮烈牺牲。他的长子也一同战死，为保卫家园献身。 …………………………………………………… 日军后续登陆部队也不断受到袭扰，小股部队出去更是危险重重。 12日，步兵第十七联队黑松良光大尉率其中队，从布袋嘴出发，向东石、下湖方向侦察。13日下午，进至东石村时，被义军包围。 根据日军的记录，此处一面靠水，日军猛然发现义军“兵力约一个半营，即七八百人，自北、东、南三面进逼东石”，自己完全被挡住去路，“为彼诱入所设的圈套之中。” 义军“于相距三百至五百公尺的距离上进行激射。……今我不仅处于背水之战的境地，而且众寡不敌”。 日军只好拼力抵挡义军的攻击，“陷于苦战之中，欲向布袋嘴主力部队求援，但无法脱围；欲杀开一条血路，又未能如愿。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敌军射击不停。黑松中队之弹药快要用完，口粮将尽，无论如何也不能久持了。”[《日清战争实记》] 日军整整被围攻了7个小时，渐渐危殆。要不是附近鬼子听到枪声，派出一个大队前来援救，这队日军可能就被全歼了。 …………………………………………………… 另一部登陆的日军也成功上岸，遭到的抵抗同样激烈。 10日，在混成第四旅团登陆布袋嘴的同一天，日军运输船三十只，载第二师团大部，在“吉野”“秋津洲”“大和”“八重山”四舰，还有桦山资纪爱极了的那艘“西京丸”（估计是当桦山总督专用座舰用吧）的护卫下，从澎湖岛集结地出发，向枋寮方向航进。 第三旅团长山口素臣率步兵第四联队部分兵力及工兵分队，作为先头登陆部队，于11日上午7时70分起，在番仔崙、枋寮间成功登上台湾土地，随即按上岸顺序，派第二中队沿海边道路向东港前进，到达刘盐仔附近，对东港实行戒备；第三中队占领北面的加冬脚，对东北方向实行戒备。第一中队在第一大队长山田忠三郎少佐指挥下，沿海岸向顶寮前进。 按照乃木的命令，这些部队主要负责先在登陆点附近占领阵地，掩护师团登陆，并以工兵在登陆地为师团架设栈桥。乃木本人亲率师团主力，登陆后在指定地点进行整顿，做行军的准备。 乃木确定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加冬脚。在乃木看来，“加冬脚是东港、枋寮间的中枢，并且是通向蕃地的十字路口。若不能攻占加冬脚，则进不能入东港，退不能守枋寮，故该处实为战略要地。”[《日清战争实记》] 步兵第四联队第三中队按命令向加冬脚前进，接近村庄，便看见村里黑旗迎风飘扬——有黑旗军在此防守。 第三中队分为两个梯队，穿过水田，向前进逼，以图一举占据此地。 黑旗军静默无声，等日军近至五百米距离时，黑旗军抬枪才发出第一声轰响。 随着日军继续进逼，靠近跟前之后，黑旗军枪声大起，火力开始逐渐变密，“从胸墙枪眼里发射越猛，眼看着有七、八名士卒(日兵)倒下去了”。[《日清战争实记》] 日军强行通过水田，越过壕沟，接近村头，才弄清这里周边筑有高墙堡垒，门上筑一座高楼，只能攻破这里才能进入加冬脚村。 但攻破却不是很容易的了。日兵几次夺门都未成功，反有多人被击毙。而且士兵处在围墙之下，进不得退不能，左右和头顶不时有枪弹射来，七名军官，被击毙一名少尉，击伤五名，全中队五十二人伤亡，陷入了死地。 直到10时40分，依靠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第十二中队的救援，第三中队才脱离险境。 中午时分，日军从上风纵火烧庄，黑旗军才不得不撤离该村向北退去。 12日，山口素臣驱使部下沿海岸地带向东港前进，因驻守此地的中字营在管带吴光忠带领下向北遁去，日军不战而占领东港，并等待工兵在淡水溪上架桥。 14日，急于建功的日军派出一个大队和一个中队，这样一大股的兵力到桥沟溪一带搜索，企图寻找涉渡地点时，猝然遭到一营清军的伏击，这一下付出了伤亡九十四人[《日清战争实记》]的代价，不得不缩回宿营地，耐心等待到15日桥架成。 而后，第二师团立刻渡江北进，至16日，连续占领了奉山和凤山县城。 而在此前的14日，日本海军还独立作战，对打狗炮台发动了进攻，先用优势舰炮完全压制住了打狗炮台的火力，至下午1时，大小汽艇二十余只装载着陆战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海岸靠近，驱走了炮台守兵刘成良（刘永福第三子）所部。4时18分，完全占领了打狗炮台。 …………………………………………………… 日本陆海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实施的一个庞大计划，到此时渐渐明了。 从日军的行动可以看出，他们是采取南北夹击，然后合围台南抗日军。 18日，乃木希典第二师团（主力为山口素臣第三旅团）从凤山出发，主力向台南前进。同时另派出两个支队：一个支队去台南以东的关帝庙，与近卫师团取得联系，以防台南防军逃往内山；一个支队沿海岸向台南前进，与海军取得联系，以防台南守军从海路逃跑。[《日清战争实记》] 北面是近卫师团和第四旅团，南面是第二师团主力，中间有海军占据的打狗炮台据点，海上还有海军巡航，张开一个巨大的“网”。在这个网的中心地带，就是台南城。 台南地区的抗战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 第十节五十年耻辱百年的沧桑 日军动用了两个师团和海军的兵力，煞费苦心地编织了一张大网，来对付台南抗日军民。 日军从南北两面，不断压缩台南抗日武装活动地域，扩大占领地。 黑旗军和义军的顽强抵抗，已经无法阻止台南的限落。但他们仍在战斗。 南面第二师团。 10月19日，前卫步兵第十六联队第一大队，占领台上庄后，又继续北进。上午7时，当行至二层行溪南时，遭到郑清所率领的义民的伏击。 郑清出身绿林，手下有七百人马，踊跃出来响应刘永福“议抚”政策，参加抗日，而且连军饷都不要，自备干粮打鬼子。（“郑清者本凤山绿林豪，其侪七百，应刘帅(永福)募来谒，不愿受饷，愿杀敌，领一军守凤山路。至是，遇敌骑齐踊跃伏而击之。”[《甲午战争史》引自洪弃父《台湾战纪》]） 但义民战斗力毕竟有限。郑清采取伏击手段，虽然一时能给鬼子造成威胁，但却无法阻挡鬼子大部队正规战，特别是以劣质武器难以抗衡鬼子步炮协同。 据日方记载：“敌军潜伏在甘蔗地里，待我军来到，突然从十几公尺外射击。部分敌兵退至二层行村头，以民舍为地物，顽强抵抗我军。我尖兵一个小队正面和侧面皆受敌。交战片刻，又派两个尖兵小队从左右两翼包抄，合力向甘蔗地里之敌兵激射，始将其驱逐。我又进至二层行溪岸，猛烈射击河对岸之敌。但敌军顽强不动，枪声益烈。”[《日清战争实记》]在短暂受阻之后，日军马上加大兵力，加派两个中队渡河，向义军进逼。炮兵也占领阵地，向二层行村义军阵地猛轰，义军既无力还击也无良好隐蔽，以血肉之躯根本无法支持。 激战三个小时，义军战士有四十余人战死，伤者更多，郑清不得已带余部退回山内，依托山地继续打游击去了。 南路日军渐渐逼近台南，开始不断前进侦察附近地势，研究制订进攻台南的作战方案。 …………………………………………………… 北路日军，近卫师团和第二师团第四旅团。 由于行进途中处处被袭，步步受阻，直至15日，混成第四旅团前锋才进至急水溪北岸。 按照计划，10月18日，伏见贞爱命令步兵第五联队渡河向王爷头发起进攻，扫清旅团南进路上的一大障碍。 王爷头前面有急水溪，有广漠的平野战地，但地处沿海，只有为防潮水或区划盐田而设的、高两三米的堤坝十几条，可作为依托。刘永福命李翊安统带翊字军左、右两营在此守卫，就沿这些堤坝构筑掩堡，还配备了克虏伯野炮及山炮，控制通过台南的海岸道路。 此外，义军经常出没于布袋嘴一带，袭击日军守备队，威胁日军的粮道，也配合着翊字军作战。 所以，日军急于夺占王爷头，尽快南进。 18日凌晨4时，步兵第五联队兵分主力和右侧翼两路，盐水港出发。上午六时，主力前卫集合于铁线桥，准备向西4公里的地方渡过急水溪，迂回至王爷头翊字军的侧背。但翊字军和义军一部抢先渡过急水溪，据守铁线桥西方约十二里的村庄，以阻止日军前进。 日军不得不首先应付守军的阻击，以保障渡河。 双方相遇，立刻展开激烈战斗。 8时40分，日军冲入庄内。翊字军与敌人展开了肉搏，“刀枪交加，呐喊互扑，白刃飞火，奋击突战”。最后，日军又是使用老办法，放火烧毁村庄，才得以逼退守军，渡过急水溪进至南岸。而南岸翊字军炮兵阵地上，六名中国炮兵至死不退，直至被包围。 日本人也不得不赞叹：“其炮兵直至我兵突入阵地时尚不退走，炮手六名终死在炮侧，虽为敌人，其勇敢真值得赏叹，可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 敌军渡河迂回，王爷头侧后出现敌人，很快陷入两面夹攻。 决战中，据敌人记载，“敌兵的一队决死防线，一步也不退，终有七十余人以身殉职，这亦是华兵中绝不可见的勇兵！”[《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 翊字军和义军顽强抵御至下午5时，牺牲了三百多人，才脱身离去。 日军占领了王爷头。从这再往南，曾文溪就成了台南府城北路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 曾文溪，台南城北三十四里。 溪之南岸有一条高丈余的长堤，北岸为沙地，甚不便步行，刘永福只能利用这一点稍可依托的地势，进行最后的抗御。 总兵柏正材率所部驻守曾文溪，一并指挥王德标的七星队，以及林义成、简精华等义军。 徐骧奉刘永福之命，到卑南招募了700义民，编成先锋营，也赶赴曾文溪。 统共算来，守军总兵力约四千多人。但守军投入的几乎是全部兵力，而且凭这些军民，无法与优势之敌相拒。最后的决战到来，这也将是许多忠勇之士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徐骧(1858—1895年)，字云贤，台湾苗栗头份人，后移居台南屏东。祖籍广东。史记他“年十八举秀才，文武兼能，居身清廉。”一直担任塾师，执教于头份。 徐骧关心国事，眼光深远。自日本挑起甲午战争之初，徐骧即为台湾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他深知日本觊觎台湾已久，“被之馋涎滴滴向吾台落者，已非一日矣”。所以，“今日事端已启，燎原难遏，势必出于战；战则吾国必败，败则必割地以求和，求和则必首以吾台为馈赠品。” 朝廷果然将台湾割与日本，徐骧义愤填膺，爱国之心爆发，决心“愿吾血随吾台俱尽，吾头与吾台俱碎。”毅然投笔从戎，号召乡人“人自为战，家自为守”[《甲午战争史》]，组成义军一营，带之奔赴前敌。从此从台北新竹到台南，转战各地，几乎每战必与，出生入死，艰苦备尝。仗打败了，整军再战，人打光了，回头招人再上，不屈不挠，意不稍衰。 徐骧甘愿抛去身家，每战必身先土卒，一到曾文溪，曾对人说“此地不守，台湾亡矣！吾不愿生还中原也！”[《甲午战争史》引自洪弃父《台湾战纪》]显露了与敌决死一战的意志。 …………………………………………………… 19日凌晨3时，伏见贞爱率混成第四旅团从茅港尾出发，向曾文溪前进。 根据侦察骑兵的报告，曾文溪的正面防守非常严密：“在左岸高地筑有防御工事，沿岸有完备的掩体和炮兵阵地，设有加特林炮。四千名黑旗军携带着毛瑟抢。在曾文溪右岸埋有三十九个地雷，于各处设置陷阱，并且还在涉渡点水下敷设水雷。敌军之精兵尽集于此。” 伏见知道从正面进攻，必定会招致重大的伤亡，于是依仗自己兵力多的优势，而抗日军阵地局促的弱势，耍出一招：正面牵制，迂回包围。 先以步兵两个中队携带火炮四门，自大道前进，佯攻黑旗军的正面阵地。 趁守军无暇他顾，伏见亲自带领七个中队，携带两门大炮，从曾文溪上游涉渡，绕攻右翼。日军过溪后，乘着朝雾，天未亮便逼近了黑旗军右翼。 战斗一开始，日军便猛放大炮，掩护步兵齐攻。 黑旗军和义军两面受敌，分兵与敌拼战，冒着炮火拼命射击，被敌人突入，则勇敢与敌白刃相接。 徐骧冲锋在前，率先锋营跃起向敌反击，一颗炮弹飞来，徐骧不幸被击中头部，临终仍大啦“丈夫为国死，可无憾！”[《台湾通志》]死后怒目而视敌方，似激励部下继续杀敌。 烈士虽去，但英雄事迹永载史册，而且成为台湾抗战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时人曾评之曰：“蓬荜下士，闾阎细民，而能提三尺剑奋袂以兴，弃父母，捐顶踵，以为国家争尺寸之土。若徐骧人者，尤可敬矣！”[《甲午战争史》] 黑旗军再次表现出英勇本色，在炮火弹雨中顽强抗击，抵死不退，拼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包括曾文溪阻击战的总指挥、总兵柏正材，也在战斗中阵亡，老将王德标下落不明，从此再无音讯，估计难得生还。 而义军林义成和简精华则突围而出。后来，林义成回到凤山，继续领导义军抗日，简精华则投奔云林大坪顶，与柯铁联合抗日。 曾文溪之战，为黑旗军保卫台南的最后一战，力量已经耗尽，从此再也组织不起来有力的抵御了。 …………………………………………………… 到此时，日军南北合围基本达到，马上就能会攻台南府城。 全台陷落，仅在旦夕之间。 苦苦支撑到当前，说实话，刘永福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经无力抵御。 英雄末路，总是令人同情，相比早早弃台而去的人，刘永福已经做了很多，当不负台湾，不负后人。 似乎不应该有其它纠葛，可是，读史到这，我仍然不可避免地赫然发现一个分岔： ——乞降。 对，有人说，刘永福乞降。 无耻地乞降。而且，似乎保台以来的功绩，艰苦努力，全都黯然无光。 这一切，其实缘于一封劝降信。 日军止于新竹，苦于不断被袭击，桦山资纪知道刘永福坐镇台南，是全台抗日军的支柱，为摆脱困境、早日拿下台湾，在向国内请求支援之前，先想出了劝降一招。所以，早在6月25日，桦山便写下一封“劝降书”。 信中，桦山先以中日定约交割台湾、刘永福违背圣旨相责，并替刘永福分析形势，“独以无援之孤军，把守边陬之城池，大势之不可为，不待智者而可知已。”劝刘永福“速戢干戈”，保证奏请日皇“待以将礼，送还清国；如部下将卒，亦当宥恕其罪，遣还原籍”。 但战火连天混乱不堪，直到8月23日，北白川能久的近卫师团开始围攻台中重镇彰化的这天，这封信才通过英国军舰转送至台南。 桦山所言形势并非虚言，此时形势的发展也已经相当不利，但刘永福不为所动，于25日复书桦山，斥责日本“弃好崇仇，无端开衅”，表示“奉令守卫台湾，将在外有所不受”，“当与台湾共存亡”，“守效死勿去之义，以守兹土，以保此民”。[《甲午战争史》引《台湾前期武装抗日运动有关档案》] 信中义正词严，一一揭露桦山所谓实施“善政”的谎言，最后反警告桦山“及早改图，将台北地方全行退出……否则，余将亲督将士，克日进征，恢复台北，还之我朝。” 很有气势，充满可贵的民族气节，根本没有读出任何屈服之意。 另外以行动回答日本人的，是指示吴彭年“兵来御之，死守无恐！”是几乎派出了黑旗军最后的精锐前去增援。 但是，总有后人捕风捉影，竟然就称之为乞降了。 一个英雄，又成了“惜富贵、恋妻儿”的孬种。 痛哉，当时总有些人，不去讨伐那些闻风退回的官员，坐看别人牺牲，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起而围攻。这种遭遇，与北洋何异？ 以及后世之有些人，又如何呢？ 有人最多不过是从道德上自以为很高，即使看待诸多原因之下力竭而退的英雄，也如同道学家责怪“寡妇改嫁，不能从一而终”的层次罢了。 他们所争论的，是刘永福的一封回信。所依据的，也是这封信——的只言片语。 10月9日，嘉义失陷，台南府城实际便已成了一座孤城。外援既断，粮饷又复告罄，进退失据之下，10月10日，即日本第四混成旅团登陆布袋嘴的当天，他给桦山资纪写了一封信，准备接受谈和，并托英国军舰皮克号向日军转交。也正是因为这封信，让后世对刘永福的评价褒贬不一，让道德家们得到了证据。 信没有到达桦山手中，而是于11日转送给了南进军司令高岛鞆之助。 信中说：“现在本帮办意欲免使百姓死亡受累，故本帮办亦愿将台让与贵国。”但提出要“先立条约两端”：一、要求日军厚待百姓，不可践辱，其台民不拘何项人等，均不得加罪残害，须当宽刑省法”；二、对其本人“所部兵勇以及随员人等，亦须厚待，不可侮辱，将来须请照会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或南洋大臣，迅速用船载回内地”。 有人就抓住了一个“愿意将台湾让给日本”，便认为这是刘永福的投降信、乞降信。 但就是不愿看那两条要求，实际上，这是有先决条件的讲和。 连日军南进军司令高岛都不认为这是乞和，而感觉这是对等国家间将领的协商。 所以，高岛当即代表桦山复书拒绝刘永福之请，指责“汝似欲具条件乞和……今大军逼在咫尺，命庄旦夕，仍靦然乞和，且具条件，拟一如对答国将领相接议事之式，此本职所最不解者也。” 在日本人眼中，台湾早已割让给日本，即“依下关条约本岛归我日本版图”，台湾抗战，已非两国交战，刘永福没有这样的资格。况今非昔比，胜券在握的日本人收起当初的所谓“好意”，根本不会同意什么平等讲和还是乞和了，尤其是对无视日本人“好意”的刘永福，还“窃据南部台湾之地，以至今日。况嗾使当地匪类，悍然抗我王师，久致本岛于扰乱者，汝实其魁也”，更是不能容忍。 连刘永福来往所用“大清国钦差帮办台湾防务记名提督军门闽粤南澳总镇府……”这一称呼，都表示不能容忍。 所以，高岛踞傲轻蔑地要求“汝若悔前非，欲诚意乞降，唯有面缚自来军门乞哀而已。” 刘永福接书之后恼了，14日再写一信给高岛，反问：前看桦山“既肯商议和好，今忽附言投降，将何以明信于天下耶？”——这说明，是日本人刚刚变卦，要求刘永福投降——进而指明“双方攻战，其胜败之数不可预期，徒害生灵面已。本帮办为爱恤人民起见，始有此和议耳。”最后，干脆说出了自己的打算，特别警告说：“若本帮办战不能胜，即率旧人退入内山，亦可支数年，而不时出战，决不令安居此地也。” 从这些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此刻刘永福要的是有条件的和，而日方则要的是无条件的降。难怪日军不答应，双方也从言语温和到厉声相向。也正因如此，双方根本谈不拢。 而且，刘永福确实有过“进山打游击”的考虑的，也已经开始向山中秘密运送辎重、装备。易顺鼎发来电报，劝刘永福内渡，刘永福回电：“誓不走，如万难支，决入内山作草寇，与遗民共存亡。”18日，刘永福召集部众，意见有二：一是出城作战，二是进山坚持。最后议定还是退入台南城东的大山之中。 对于刘永福绝境之下最后的抗争，绝大多数人表示了理解。但在一部分人眼里，怎么就成了乞降了呢？ 袖手旁观、坐而论道、让别人顶上去，这种事从来不断绝。“精致的利己者”向有根源，有知识无良知的野蛮人也始终代代相传。如果，一旦有难，还能指望这些人上阵扶危救困吗？ 我只能说，这类人对中国历史发展唯一的贡献，就是不断让历史表现出病态的精彩。 …………………………………………………… 能称英雄的毕竟是少数人，是时代的精华。人人都考100分，多数是出的题不够难。 所以英雄难做，做英雄难。自古英雄多凄凉，这是事实。 在刘永福做出进山决定的第二天，消息传来：台南府北部最后一道屏障曾文溪失守！这肯定是促使刘永福改变主意的重要原因。 最后时刻，如同“德高者”所百年来“痛惜不已”的，是刘永福“意志不坚决”，放弃了进山的选择，而决定冒死内渡。 侥幸躲过日军的严密封锁搜捕，回到大陆以后，刘永福却躲不过皇家的追究，问罪处罚。“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一月癸丑（1896年1月1日），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开缺回籍。以前福建台湾镇总兵万国本为广东南澳镇总兵官。”[《清实录》]刘永福被免去总兵职务，打发回家了。接替他的，正是战前从台湾逃回的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大清皇家办事，让人何其无语。 还好，要是日本人索要的话，大清为了“中日友好的大局”，会不会将刘永福引渡给日本人？ 直到的4年之后，1899年11月29日，刘永福又被任命为总兵，“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月辛丑。以前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为河南南阳镇总兵官。”为啥又想起这位老将来了呢？ 史料中未讲。但是，记载却明明显示：自甲午后，除了忙着裁汰勇营，官兵就一直忙着剿灭各地大大小小的流匪，却越剿越多，史料中皇上处理的这类奏折的记录越来越稠密，此前一天的28日，皇上又担心啦，地方上竟然闹起了大刀会、红拳会等民间组织，“十月，庚子。谕军机大臣等，近闻山东地方有大刀会、红拳会，各种名目，多系不逞之徒，藉闹教为名，结党横行，欺压良善。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清实录》] 实际上，对大清王朝的挑战又来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一场巨变。 …………………………………………………… 刘永福乘英国商船离开的第二天，10月20日，日本吉野、浪速、大和、秋津洲四舰进入安平港内，发现炮台并不发炮还击。21日凌晨1时，台南东门外教堂的英国传教士巴克雷等，至二层行村日军第二师团前哨报信：刘永福已经离台。同时，沿海岸前进的右翼支队派人送来海军所得的消息，也证实了巴克雷等的报告。 本来日军还在研究和准备，决定23日发动总攻，这下省了。 乃木希典把一大堆计划图表卷起来，命令前卫司令官山口素臣提前占领台南。 21日黎明，山口率队自二层行村附近的宿营地出发，从小南门进入台南府城。 台南陷落。 全台陷落。 存在了一百四十九天，抗争了一百四十九天的台湾民主国，终告灭亡。 大清王朝早就忙于裁撤仓促动员起来的数量庞大的勇营，无暇顾及而由台湾孤身延续的中日甲午之战，终于落下了帷幕。 …………………………………………………… 台湾，隔一道海峡，孤悬东南。 直到近代，大清王朝在外敌四面入侵的情况下，才发现台湾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意识到“台湾稳，则东南安”这个至理。 然而，首任巡抚刘铭传建设台湾的宏大计划刚刚实施十年，一切刚刚起步，便被日本人打断。大清虽然先后击退过英法日各国的侵略行动，但全国的国防上驰怠，台湾又有什么建树？有事几乎主要靠内地，无事则少有人筹划，台湾没有建立起相当强固的防御。 实际上，是没有建立起能够充分自给、独立支撑的防御。 到甲午战败，台湾被迫割让。 台湾陷入了五十年的被异族统治的亡国奴地位。 日本这个年轻暴发户的轻易得手，更刺激了列强的巧取豪夺，这使得中国版图进一步陷入被瓜分的境地。 从长远看，这还使得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打下一个巨大的基地，直接窥视中国软腹部。后来的侵华战争，相当一部分军队、物资是从台湾转运的。 但台湾失败了吗？抗争停止了吗？ …………………………………………………… 实际上，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实现了据有台湾这个长期以来的梦想。 为了台湾，日本先后动员了5万多人，死伤无数，至今说者不一。据有关研究结果，侵台之役中，“日军所公布阵亡的人数为4806人，其中战死者仅占164人，其余的4642人皆为因病而死亡的，除此之外更有21748人送回日本就医，留在台湾医院的亦有5246人。”[井出季和太《日据下之台政——卷一》] 况且就是这个“公布的数字”，也有相当大的水分在里边。日军的战报，向来有缩小己方损失，夸大敌人损失的优良传统。 10月27日，兴冲冲的桦山资纪发布告示声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11月18日，桦山又正式向参谋本部报告“台湾全岛平定”。 但是，他高兴得未免太早了。 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整个台湾，但是从台湾各族人民中兴起的反抗斗争仍然接连不断。领导群众起义的著名人物在最初几年间就先后有林大北、陈秋菊、柯铁、简大狮、詹阿瑞等人。 不过，这些起义斗争全部被残酷镇压下去，而且使用的是无差别烧光杀光的恐怖罪恶手段。从1895年的5月26日至翌年3月，据日人估数，抗日军死亡的人数大约7万8千余名，这和日军战死的人数简直有天壤之别，就可以知道日军在镇压抗日军中普遍存在的屠杀虐杀行为。[据《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初期之研究（1895-1906）》] 日本人不得不采取更为残暴的手段，始终无法建立什么与内地相同的制度，也就是说，无法完全将台湾同化和纳入日本社会，虽然李登辉、吕秀莲之流十分想念和涕零日本的奴役。这都源于台湾人民的不断起义、反抗，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日本人自己也予以承认，“第一次中日战争（注：即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政府在台湾面临着汉族的强力反抗，就不得不首先确保自己的军事警察的统治。最初实施军政，凭借军队的力量执行一切政务，同时对反叛军队进行讨伐，但这并没有获得成功”。在1898年后“完成了特殊的警察制度，台湾才告‘平定’”。在所谓“特殊的警察制度”下，“和人民直接接触的官吏只有警官”，同时还实行“保甲制度”这种“利用居民连坐负责来维持治安的封建办法”。[小山宏健《日本帝国主义史》] 这还没有提，日本人一直努力实施的“奴化”和“日化”教育。 实际上，这种研究结论，还在遮掩着一个事实：第二任总督儿玉源太郎的“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的创意，仍然无法消除起义的火种。不时燃起的大火，迫使日本至少两次从国内调集正规军师团，前来镇压。 到第三任总督、“疯子”乃木希典都有些灰心丧气，竟然建议干脆以一个和适的价格把台湾倒手卖掉算了。 …………………………………………………… 五十年的苦难，印记在中国身上的耻辱。 但有这些抗争者在，足以为后世引为光荣。 ------------ 甲午战后风云 甲午战败，李鸿章不再辩解，而是承担着该承担的责任。 传说，有人告诉李鸿章，“大家指摘甲午战争是三人挑起的，上有李鸿章，下有袁世凯”。李鸿章问：“中间呢？”说，“是盛宣怀”。李鸿章听罢大笑，“嗯，因为他在中间，提供了不少日本人将要发动战争的信息。” 王伯恭也在书中记载了一个很严肃的事：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引发甲午战争），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蜷庐随笔》] 但不管怎样，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在被革去一切职务的时候，日本人点名要他去进行谈判。于是属于他的职务待遇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马关条约》签订后，一时间，各省在谴责这个条约的同时，也指责李鸿章为“腐败的卖国者”、“汉奸”，但是，一旦被划入“后党”，这个认定反而保护了他。在帝后党斗争中，各种弹劾奏折最终被“存档以资参考”。 皇帝将他召入军机处，保全他的脸面，实际上是闲置了他。就当他无事可做，备受攻击的时候，俄国大使向慈禧太后说，沙皇尼古拉二世点名让他去参加自己的加冕礼。而这一使命，本来总理衙门打算是让王文韶去执行的，但俄国大使声称去的人级别不能过低。李鸿章出发前，英法德美四国的官员们都受各自国家所派，跑来指导李鸿章大人的行程，一起为他举行隆重的欢送宴会，并发出顺便访问欧美的邀请。[布兰德《李鸿章传》]我怀疑，这还是在大清朝吗？ 不管怎样，1896年3月28日，李大人在大批随员陪同下，离开京城这个是非窝子，前往外面的蛮夷世界去亲自领略一番。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他将沉重的负担抛弃，也将33年的艰难历程忘掉，就如同一个充满好奇的学生一样，踏上对全球的巡游旅程。一路上，他是一个成熟有威望的政治家，又不时暴露出老顽童的天性，各国无不纷纷报道他在愉快的访问中与各国重要政治人物、宗教首领的会见，还有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要是大清早三十年安排这样的出访，会是怎样的呢？ 当然，他还要代表大清酬谢，去给予俄国对干涉还辽应得的报酬。 这一切其实都在预料之中，而英国人仍然认定，是他的安排下，俄国与日本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抗，最后导致了战争的发生。从那一天起，日本人就开始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做准备。 虽然这一切，并没有为中国赢来时间。 在这段落寞时光中，李鸿章始终未退。 他以阅尽风雨之后的旷达胸怀，度过了一段落寞时光，“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甲午之后，北京城出现了很多奇妙的对联，讽刺朝廷战败割地。据说，李鸿章在拜访各大员的路上，就在某家门前看到了一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合肥为李鸿章，常熟为翁同龢），细想之下，理亦不谬，竟呵呵一笑，称：民间之人看得还是很清楚啊。 面对朝中官员的攻击，他还手书一联，挂在书房，“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把曾国藩老师的“挺经”又推上了一个层次。 究其原因，似乎有很多。《清史稿》载：他至老不曾告老还乡，还曾认为自己的老师曾国藩晚年求退为对国家无益的行为，受国大任就当死而后已。即使是马关定约、抨击不断，有人劝他辞官回家，他说“对于国家来说，我实在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今日事败，我便求退，国家又将依靠谁呢？”（“自壮及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谁更赖乎？”） 这些话语里面，有作为需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担当意识，当然，也不是瞎吹的。 他的老部下吴汝纶给他出主意，虽然是劝退，但也只是让他“追东山绿野遗躅”，以暂时自保，并断定，国家遇到艰难的时候，百官没有办法，还得请您出山。那样，还是为国尽忠。（“一遇险难，群公错愕相顾之会，犹可出绪余，解分排患，自效其忠荩，为国之素。”） 但不料这种担当，是更一步的承受耻辱。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攻下天津，麻烦事来了，慈禧太后又想到了李鸿章。朝廷谕令李鸿章北上，随后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当然想到了马关之辱，心情灰暗。但随之，慈禧太后远避西安凉快去了，北京局势不可收势。李鸿章只能北上，受命担任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和列强公使周旋。 无论怎么说，又一个招致骂名的事是不可避免了。据说，在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之后，李鸿章返回府内，便大口吐血。但还是坚持着给朝廷写报告（即《和议会同画押折》），提出了那段著名的警示之言： “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 岂料他一心扶持的朝廷已无可救，他也已耗尽了精力。最后，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昼夜劳作，收拾残局，这段时间内给朝廷的奏折几乎是一日数上，从各种史料记载可以看到。 两个月之后，他背着汉奸的骂名逝去，弥留一日，目不能瞑。 而李鸿章一逝，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 在回銮北京的道上，慈禧太后得到了李鸿章的死讯。“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太后终于说了一句的“公道”的话：“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李鸿章去世之后，对于这位曾令日本畏惧也被日本人折辱的大清重臣，日本的报纸仍予以足够的尊重，称“李鸿章自从退出总理衙门后，或是被派去查勘黄河工程，远出于山东，或是出任商务大臣（1900年初还署理两广总督），僻居于两广，直到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华），又再次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与庆亲王一起担任议和全权大臣。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结局，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为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 …………………………………………………… 甲午之败，一批淮军将领倒下，但另一批淮系将领、北洋系统、出身李鸿章门下的人，逐渐走上了督抚大员的职位。 去世之前，李鸿章向朝廷推荐了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李鸿章这次眼光很准，袁世凯确实是能知兵之人。自辽东战场担任后勤指挥、负责十五处兵站的运转起，袁世凯就瞧出了清军败退的原因。他的机敏干练体现在了对新军事技术的领悟中，“在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凭借这个和现实需要助力，他从山东编练武卫右军，借镇压义和团扩充军队，一步步实现了编练新式陆军的构想，创设直隶军政司，作为常备军的管理、训练和教育机构，规划了完备的军事教育体系，陆续开设了陆军小学堂、高级军官学校以及不同兵种的专科学堂（1903年于保定建成“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即为民国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有谁能想到，一批从这里结业的学生，日后成为抗日战场的将领。） 以此为起点，袁世凯开始了新一轮的练兵事业，直至练成北洋六镇。 估计朝中琢磨“倒淮”的人不曾料到，袁世凯编练新军，骨干竟然仍是淮军，最后仍然是北洋系。很多人也不曾料到，北洋六镇本来被朝廷倚重，而他又挟这支新军之威，成功逼大清皇帝退位。 这支军队，几乎成了近代几大军阀的摇篮。一批北洋六镇的干将，走上了政治舞台的高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还有在建军初期加入并依托北洋六镇成长为骨干的，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再加上曾依附于一大帮人，一朝星散，成为北洋军阀分裂后祸国混战的大小头领。 功也，过也？ …………………………………………………… 洋务运动三十年，清王朝有了重大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有了近代工业的起步。 最主要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思想加快传播，渐成风气，这已经是清王朝无法关门遏止的了。 李鸿章晚年，有些许变化，就是倾向于施行新政。 早年他就有“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认识，但兴办洋务而不以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文化等内容的变革，在旧有官僚体制下，根本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实际上，甲午之败即是证明。而且随着办洋务的深入，他已经看出“变法”的实质，并笼络和使用了一批有维新思想的人才。 维新开始之后，他同情康梁，暗地里支持和保护维新派，也经常给太后那儿敲敲边鼓。维新失败、维新派遭难以后，有人弹劾李鸿章是康党，有次太后也旁敲侧击地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答：“臣实是康党，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何止是康党，李鸿章甚至一定程度上同情新党。 甲午战争的战败，中国遭遇了薄海惊心的伤痛。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它也给中国社会强烈的冲击，“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随后有了戊戌变法，有了清末新政。 更厉害的，是有一些读书人更为激进，萌生了革命的念头。前边说过，保台的人员内渡后，便纷纷投入了这股力量之中。于是有了辛亥革命…… 甚至，由于内忧外患，外部威胁严重，根本没有留给中国足够启蒙和缓慢改造的时间，从那时候起，中国一发而不可遏止地开始进入激进的轨道，轰轰烈烈去完成社会、文化、经济的改造。 风云激荡，中华历史才揭开面纱，真正显露它的峥嵘。 其实可以说从甲午战败之日起，大清王朝便进入了崩溃倒台的倒计时阶段。 北洋舰队覆没，黄龙旗飘落。 其实在那一刻，已经昭示大清的命运。 大清黄龙旗也将永远降下，而中国将开始新的道路。 …………………………………………………… 甲午之战，留下无尽余响。 它引发了中国国家和无数个人命运的大改变。 而对岸，日本则借赔款带来的红利，尝到了甜头，更加自信地走在扩张的道路上。此后再赌一把，赢了日俄战争。 再此后，决定赌一把大的。全面侵华，吞没东亚，跟世界开战。 有7千1百多万人口的岛国，竟然动员起最多时达730多万军队（二战日军投降时，陆军164个师团又127个旅团，总数5681600头。海军总数1693000头。[《日军侵华战争》]） 16岁的娃娃就要入征，没死的重新送上战场，有的老兵复员，又多次被征召入伍。什么是穷兵黩武？这就是疯狂的穷兵黩武。10个人里一个兵，这是什么概念？还说是什么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的事吗？ 日本再努了这一把力，终于把一个震动世界的大国彻底唤醒了。 ------------ 结语—— 甲午以来，中国在激荡中前进。这成为一个明显的特征。 虽然有诸多因素作用，但外部威胁空前严重，是最大的压力。在这种外部压力下，激发和促进了中国内部力量的剧烈变动。 中国有志之士强国的努力——洋务运动的虚假繁荣景像，被日本撕得一干二净，除了另谋他途，还能有什么机会？ 近代中国备尝苦难，唯有甲午最让人椎心，几千年刀光剑影，都相逢一笑，唯有日军历次侵华战争的伤痕，历久不愈。 非为别的，自甲午年起，日本五十多年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半个世纪的血泪仇恨。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胜了就掠夺中国土地），扶立“满洲国”等汉奸政权，分裂中国；发动全面侵华，一次次变本加厉，中国，几乎被日本所灭。 看它那国土的样子，要是个霸王龙庞然大物也就罢了，偏偏是个以前从不起眼的毒蜥蜴。 但它就是贪婪地盯着中国，得空就咬一口，咬多了毒液就致命。甩也甩不开，离中国还这么近。 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警惕？ …………………………………………………… 真正的警惕，还在于吸取教训，引以为戒，避免悲剧和创伤再次发生。但论史大军之中，简直是鱼龙混杂，一些“黑军”混迹于媒体充斥于网络。 读甲午史，纠结于各种观点的混乱。不客气地说，在这个领域便让我初步领略了各种史观的集中和交混。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随手拈来： 其一，有持历史阶段论的，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评价断层，割断了甲午战争与此前、此后的承接相继联系，也割裂了大清与世界的普遍互动联系。 否认联系和发展，无可避免地，结论就缪以千里了。 有些观点不是一般的偏见，完全是以偏盖全。 一谈甲午之败，全以腐败“一言以蔽之”，或以朝廷无能以笼盖之，又或以军队无能怕死气短以简言之。说来，有些研究者看问题眼光很窄，所以简单而浮浅，深一点说，是脱离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交困，内部矛盾和外部威胁严峻。 国力强弱、机制优劣、军事实力对比、国际环境如何，准备充分与否，策略是否得法，应该深入分析，才可能找到借鉴。孙子说：“经之以五事：道天地将法”，合在一起，国家间斗争就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战争是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的最终表现形式。这五事我们不去一一研究，只盯住一项，那不是“一叶障目”吗？ 还有人信奉“赤者足赤，墨者尽墨”。 一说甲午之败就是先进文化打败落后文化——这本是当年日本拿来为自己掩盖的话啊！问题是，这样说怎么解释军国主义从何而来，日本二战之败又是什么引来的？ 我中华百年耻辱是事实，知耻而后勇，敢于向胜者学习是应该的。但照某些人的观点，几千年中华文明在一些人眼里就一文不值了吗？ …………………………………………………… 其二，有逆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史学家奉为“经典”的理论，生硬套用现代事物和概念来解读历史的。比如，有人将今日“全球化”纯洁为一场平等的街头买卖，反推至晚清，竟得出中国不该妄动干戈的结论。 出发点就是错的——既不知（或无视）全球化之本质，又掩盖晚清世界已进入资本输出、市场争夺，兴起全球殖民地瓜分掠夺这一事实，更无视今天的合作中充满斗争和陷阱的险恶局势，无视今日平等合作之基础，实乃无数先辈以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平等比肩地位，并需要时刻以强力来维护。 结论自然是错的——抹杀了列强瓜分中国之事实，抹杀奋起抗争救国的功绩。按一些人的言下之意，不如我替他说出来，就是——仿佛受害者的反抗竟然成了战争的起源，祸害是咎由自取。 照这样说，对老蒋的“不抵抗”政策，步步退让，又该如何看待？ 于是，我是越看越糊涂。“不该妄动干戈”，这本来应该是严肃地分析，掷地有声地扔给挑起战争的行凶国，让他们认识到错误的。 以上是道行高深的人的研究成果，很能迷惑人。还有一帮人根本没有这种道行，就是生硬地提出自己的“奇特成果”，什么“放弃朝鲜便不会有甲午战争说”，“没有甲午就能强国说”，“主动‘开关’通商便不会有侵华说”……不值一驳。 按这样的研究，如何给未来的发展提供方向和启示？ …………………………………………………… 其三，解构历史、篡改历史、抹黑历史，痕迹简直无处不在。 与对抗战和解放战争实施的“历史虚无主义”手法相类似，篡改的目标何止是某一段，简直是针对整个中国历史，随处发起。 对甲午战争也有，奇闻怪谈什么样的都有。 有些人根本不知从哪儿捡来的东西，什么八国联军入侵，市民怕清兵不怕外敌，有寻求日军保护的，还有说是寻求俄国军队保护的。还有什么，“五四运动”众人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山东人竟不同意，组团进京抗议（收回山东）……你这么说经过山东人同意了吗？俺们山东人什么时候这么贱过？ 对细节的探究与争执本值得赞许，但别忘了一个总体形态，一个基本的判断：侵略者。他们会是来帮我们的吗？ 在这里我要提提那些故作神秘的揭秘者，整天揭秘揭秘，他有什么秘可揭，躲在无人角落凭空想象编造出一些离奇的东西，拉开窗帘就兴奋地嚷嚷有新发现。刚从那个年代穿越回来的吗？ 研究历史、寻找真相，对一些资料尤其需要谨慎判别，无法判断真伪则须存疑，以待考证。这是应有的严肃态度。 但胡乱捡拾的就太多了。有些观点，纯粹是侵略者的自我美化宣传。甲午战争期间这种假新闻还少吗？严肃的学者是引用来揭露敌人，注明出处、分析它的虚假，我们要警惕的是一些无知无耻的人则断章取义，有意隐去出处，拿来矮化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人。 更不用提，很多人纯粹就是心甘情愿地充当人家的搬运工，把针对我们制造的“污言”“脏水”，提回来便倒在我们自己人头上。 充满网络的抄袭，不加思索的转发，不断扩大和浸润，又有多少人不知不觉、一分钱不要地帮助人家传播了对我们的流言和攻击？ …………………………………………………… 一方面，学生的教科书条目化，知识零碎，讲不清楚。台湾民众抗击日本侵略的宏大画卷，压缩成不到一页的“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总共用了四个关键词“刘永福”“徐骧”“黑旗军”，还有“袁标清”（黑旗军营官），外加几处时间加上“台湾民主国”“唐景崧”等几个名词，用于填空。触及细节的，只“大甲溪”“嘉义”“曾文溪”三场战斗，不光选不准，用的还是直接抄来的记录，全是“日军遗尸甚众，溪水为之不流”、“大摆地雷阵，炸死炸伤日军七百余人”，此类章回和评书式的语言，艰苦卓绝的战争、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就是这样简单被轻松道过，能告诉学生什么？能震撼心灵吗？ 另一方面，新时代里，快节奏的生活，使很多人根本无暇去细细完整地读历史，而网络时代又提供了获取知识的快捷渠道，随时方便获取知识，更代替了艰苦学习。可如海的信息，代价是泥沙俱下，考验学习者的眼光和运气。遇师不佳，容易被误。一旦先入为主地接受一个不正确的观点，就如吃了这种带有各种添加剂的快餐泡面，不仅营养不够，恐怕还有害。 倒行者倒是很快适应并迅速应用了现代传播手段的。网上争吵特别多，不是站在学术研究探讨上，而是专门扣大帽子。舆论环境中，主流不壮大，跪舔洋人政府的光荣，反说迎合主流的人可耻，还说得理直气壮。时下观点分歧特别多，几乎无事不产生分歧。有的研究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知，反正提出来的观点已经错误，却拿来误导别人，这就不是添加剂，而是直接下毒害人了。难怪几乎在任何事情一出现，人们都会立刻被撕成不同的认识群体。 有这样的历史教育环境，只言片语，便轻松地迷惑了一些自称为“会思考”的人，意识里就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更不用说遇事能清晰地判断，而这不正是某些人希望看到的吗？ 质疑英雄、否定英雄，无知到坐在红军战士雕像头上拍照之类的事一再发生，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否认历史人物的贡献，同时引伸到贬低当前奉献的价值，这样的事反复出现，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如果我们的英雄我们不去崇仰，我们民族还凭什么站着说话？我们国家的军队我们不去关怀，一旦有事，我们还能依靠谁？ …………………………………………………… 我从来不认为哪个研究者没有立场或能够不持立场，常说的政治立场、阶级立场。也从来没有哪个研究者能超然人类之外，没有倾向，不偏不倚。标榜奉行自由主义的学者，是给自己披上一件伪装衣。还有几个所谓大V，好象啥都懂，仔细看看充其量就是挑起门帘就变脸、东家长西家短的长舌妇。 这涉及到群体，涉及到国家民族，有人就是不敢承认他到底站在哪里，是为谁说话。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爪牙必露，咄咄逼人，哪还有什么独立观点和不带倾向？别被他们那套“言论自由”吓着，实际上，看紧对我们自己历史的解释权，不放弃对历史的话语权，才是正当的。 断层的历史观，历史虚无主义，解构历史，抹黑英雄……一轮又一轮的调侃和戏说，从有人悄悄放出点风来，直至有人大张旗鼓地大放厥词，还发展到对敢于声讨他们的人语言包围和辱骂攻击，谁给了他们这样的胆量。 倒是忘了立场，跟风似地以这种方法，或以这种出发点研究历史的人，这样对待历史的人，是要对这个民族负历史责任的。 事情都是两面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也如此。从全面科学的角度出发，发现正面、指出背面，你不能无视或遮住积极一面、只放大或翻出阴暗一面，你应寻找供人向上的梯子而不是在别人向上攀的时候把梯子抽走。以知识者的良知出发，汲取发扬中华民族的向上精神，为这个社会、为民族增加正能量，积聚前进力量，这才是干正事。 不信翻翻历史，翻翻书本，光耀后世的都是什么样的著作？每个时期的小丑都比比皆是，又有多少人的糟言能流传千古？ …………………………………………………… 回望甲午，对待英雄，也应该充满敬意，怀以责任。 外侮逼到眼前，英雄效死，烈士赴难，舍弃性命为保家国。所幸中国有其人。 绵延半个世纪的抗争，无数军人走向最后一战之时，遗言声犹震耳。古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哀”，纾国难而留余恨，许多将领最后一息，仍然此心耿耿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 甲午英烈高呼“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慷慨悲壮之行，实践着真正的民族精神。 抗日将领一句“我活国亡，我死国存”，一句“局势如何收拾”，或者一句“中国托付诸君”，朴实无华的话语中捧示着真正的赤子之心。 半世纪之后读来，仍使人热血上涌，眼前朦胧。 没有他们，中国能撑到反败为胜的一天吗？ ……………………………………………………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再被列强侵凌。但毫不自惭地讲，自甲午始，民众积极起而抗争，一个民族逐渐被唤醒，一个大国猛然被惊醒。 历史的轨迹可循，有甲午，所以才有百日维新，才有辛亥革命，才有乱世中救亡图强的力量积聚，才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伟大的力量，蕴藏在民众之中。以台湾四百万民众、几万义勇之力，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坚持达四月之久。如果可以假设，设若大清能组织起全国的力量，各地为国而战，为家而战，日本何能逞强？ 可惜，大清根本不能。 日本以为可以趁中国四分五裂、分而治之，逐步鲸吞，可惜，小鬼子又打错了算盘。 因为，大清政权不能，但不代表没人能。虽然是直到几十年后，才有一支真正能焕发这种潜能，组织这种力量的队伍出来，但这支队伍，终将率领人民，发动全民族抗战，让耻辱成为过去。 …………………………………………………… 回望甲午，还有一群人不能忘记，就是在这场战争中逝去的小人物。 甲午有逃兵，更有勇者在。若无勇者在前，局势何止是败，而是一战崩溃。 每一个牺牲都是有价值的。为国而死的，不论是将弁还是士兵，是官兵还是义勇，均不应被忘记。他们战斗了，更不能因为战败而被自己国家的人轻视，被遗忘在历史深处。 在此撷取这样一段史实：甲午战后，死难清兵的亲属纷纷漂洋过海来金州“扫边”。金州、旅顺博物馆收集的资料中记录，“有的山东人和南方人是老婆孩子一路要着饭来金州找男人、找父亲。可是要到哪里去找？无奈之下，大部分是在西门外或西海头抓了几把土背回老家。体面一点的，备点酒菜，在西海头空祭一下。老婆孩子嚎啕大哭一场，当时南方人来这儿当兵一个月挣铜钱一吊二，死在这里，家也就完了。一直到我十好几岁时，还经常看到来扫边的人。” 整个甲午，每战死伤枕藉，国破家亡者又不可计数。 自古以来，战争带给普通民众的历来是数十载难以平复的创伤，虽说青山处处埋忠骨，可是留下家中严慈、娇妻稚儿，仅仅一抔土，怎能寄相思？ 想到此节，才能更加理解牺牲的至重与至伟。 如果你在踏遍河山，看波平浪静、美景宜人，请别忘那一处处战场、一处处战争遗迹，仍然在叙述着120年前这里的炮声轰轰，战火纷飞。 碧血丹心，必定青史留名，今人永以为纪，战火才不会再起。 …………………………………………………… 史上曾有言：死者有知，亦可无憾；后之君子，可以观焉。 如今，天安门广场，高大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 老人家亲自起草、周总理亲自书写的碑文字字千钧：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甲午英烈，当受此殊荣。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